但是这样做也不无困难。俄国战俘的身体往往衰弱得连上刑场都走不了。为此，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提出了抗议，此人短小精悍，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他说：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5 ％到10％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迭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丝毫也不在乎，他们遗憾的只是每死一个战俘就使刽子手们少一个行刑的对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德国人民看到倒毙于途的惨象，因此“秘密警察缪勒”——他在德国以此著称——下令：自即日起（1941年11月9 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
[954] 死了的战俘不能劳动自不必说，甚至饿坏累坏的战俘也都失去劳动能力了。到了1942年，德国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也已看出，他们的后备劳动力十分缺乏，被俘苏军已成为德国后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粹放弃了屠杀战俘的政策，而采取利用他们从事劳动的办法。1943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人员作了一次讲话，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这项政策的道路。
当时[1941 年] 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
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到1944年12月，已有75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分配了20万人）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军官。他们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总算可以活命。甚至凯特尔元帅建议在战俘身上打烙印的办法也废除了。*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特别是英美战俘，比对待俄国人相对地来说好一些。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也偶然发生过，但一般都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1944年12月17日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杀71名美国战俘，便是一个例子。
希特勒也曾亲自下令杀害西方战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杀50名英国飞行员，这些人于1944年春被俘，后来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逃跑未成。戈林在纽伦堡说，他“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1943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上述事件实际上似乎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德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1944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里宾特洛甫主[955] 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但希特勒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1944年5 月21日，他在与戈林会商以后，只是发布这样一项命令：英美飞行人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紧急着陆的德国飞机者，可不经军法审判即予枪决。
被俘的空军人员有时则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
1944年9 月，约有47名美英和荷兰的飞行人员（全都是军官）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惨遭杀害。集中营中有一个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击者之一，他在纽伦堡叙述这次屠杀的情况时说：47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60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21具尸体，另外26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常用的“处决”方式，也是杀害无数俄国战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从1942年起，亦即战争的趋势开始对希特勒不利以后，他便下令杀害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被俘的苏联游击队员被立即枪决，自不必说。）元首在1942年10月18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是被缴获的纳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俟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服也不赦免。
同一天，希特勒又发布一项补充指示，将他所以发布这个绝密指令的理由对司令官们作了解释。他说，由于盟军突击队获得成功，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
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956] 这种特殊罪行是严格保密的，约德尔将军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补充说明，下边还打上重点：“这项指令只供司令官阅读，切勿落人敌人手中。”他们还得到指示，在及时记下内容后，全部文件即悉数销毁。
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都已贯彻执行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当然事例还多得很。
1944年3 月22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六七特别侦察营的2 名军官和13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阵地后方很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人员一律身着军装，并没有携带便服。3 月26日，即他们被俘后的第3 天，一队执刑队人员就根据德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东·多斯勒将军亲自颁发的命令将他们处死，刑前未经审问。战争结束后不久，多斯勒将军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说，他只不过是遵照希特勒的突击队命令行事。他争辩说，他如不服从，自己将被元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1945年1 月在斯洛伐克跳伞降落的15名英美军事人员，其中有一名美联社战地记者，全都身着军服，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处死刑。这是根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的命令执行的。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继海德里希之后任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这个屠杀罪行如果不是集中营中目击他们处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来，恐怕永远也无人知道，因为这个集中营中大规模处决战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经销毁了。
纳粹在占领区的恐怖统治
1941年10月22日，法国《灯塔报》刊登了下列通告：10月20日上午，受英国和莫斯科雇用的懦怯的罪犯暗杀了南特的战地司令。凶手至今尚未捕获。
我已下令先枪决50名人质，作为这个罪行的抵偿……如果从现在起至10月23日午夜，凶手仍未捕获归案，将再枪决50名人质。
这一类通告常常出现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的报纸上，或者写成红底黑框的海报张贴出来。德国人公然宣称，偿命的比率一律定为100 ：1 ——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枪杀，就[957] 枪决100 名人质。
虽然抓人当人质是古代的习惯，例如罗马人就十分爱用这种办法，但是到了近代，一般已不采用这种办法了。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印度和布尔战争时在南非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陆军却大规模地抓人当人质。凯特尔元帅和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司令官都曾签署过逮捕人质和枪杀人质的密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提出许多这样的密令文件。1941年10月1 日，凯特尔下令说：“人质当中必须包括著名头面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这一点至为重要”；一年以后，驻法德军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也强调指出，“被枪决的人质的名气越大，对凶手所起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一共处决了29660 名人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瘐死”在法国监狱中的40000 人。波兰是8000人，荷兰是2000人。在丹麦，他们用一种所谓“肃清暗杀”制度来代替公开宣布枪杀人质。希特勒明令，德国人在丹麦如遭杀害，要秘密采取“以五顶一”的报复办法。由于德国人采取这种办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孚众望的人士之一、丹麦牧师、诗人兼剧作家卡伊·门克被残酷杀害了。他的尸体被抛弃在街头，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猪猡，你还是为德国效了劳。”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供称，在他不得不遵照希特勒命令行事而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中，以根据Ｎａｃｈｔ ｕｎｄ ＮｅｂｅＩ Ｅｒ1 ａｓｓ——《夜雾命令》所犯的罪行“最为严重”。这项奇怪的命令是希特勒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的无辜居民于1941年12月7 日亲自颁布的。正如这项命令的奇怪名称所显示，它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其家属，即使所谓下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1941年12月12日，凯特尔发布一个指令，对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释。
“在原则上，”他说，“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但是，如果对这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
1942年2 月，凯特尔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958] 人被捕后8 天之内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1 ）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2 ）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
受命执行这个可怕任务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在缴获到的保安处文件中充满了有关“ＮＮ”（代表“夜雾”两字）的各种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求对被害人埋葬地点严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欧人士消失在“夜雾”之中，纽伦堡国际法庭根本无法确定这项数字，但是看来难得有人逃出虎口。
但是我们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文件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关于他们在占领区中用在俄国的另一种恐怖行动所杀害的人的数字。这种特别的恐怖行动是德国人称做特别行动队干的。从其活动情形看，称为灭绝队更合适些。他们所杀害的人的头一批整数是在纽伦堡偶然查清楚的。
有一天，在开审前不久，美国检察官、年轻的海军军官惠恃纳·Ｒ·哈里斯少校向奥托·奥仑道夫盘问他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人们知道，这个看上去年纪颇轻（38岁）而又漂亮的德国知识分子当过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处处长，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经济部任对外贸易专家。他告诉哈里斯少校，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务员，只有一年是例外。当被问到这一年离开柏林时干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当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
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在你任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9 万！”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1939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了4 个特别行动队：Ａ支队、Ｂ支队、Ｃ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1941年6 月到1942年6 月之间领导的便是Ｄ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说：“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
“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Ｉ·Ｔ·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
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1942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令，要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 毒气送到车厢里，10分钟到15分钟便使人致命了。
“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
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请注意：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
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操作技术。
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
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
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15到25个人，这完全不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动队官方报告，仅仅1941年9 月29日、30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33771 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月5 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5000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800 到1000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15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1 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
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20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23岁。”
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2/3 ，我估计里面有1000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
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962 ］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约30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Ｄ支队杀害了90000 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的Ａ支队于1942年1 月31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决了”229052名犹太人。Ａ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了41000 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136421名犹太人；另有34000 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1942年夏天又忙得不可开交。到7 月1 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55000 多犹太人。10月间，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16200 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11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8 月到10月底在俄国已杀死363211名犹太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963 ］据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 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1943年3 月23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的633300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婉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100000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最后解决”
1946年6 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3 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1946年5 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在一个农场劳动。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辞汇里和文件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964 ］天害理的意思，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如果犯罪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
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1941年7 月31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1939年1 月30日，他在国会讲话时就说过：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
他说，这是一个预言，他后来在其他公开讲话中又一字不易地把这句话重复了5次。其实，把欧洲推进武装冲突深渊的并不是“国际犹太金融家”，而正是他自己，不过这个问题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现在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征服了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广大地区，从而使他有机会执行他的“消灭”计划。到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时，他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了。
纳粹高级领导人物所熟知的“元首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显然一直没有写成明文——至少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没有找到一份［965 ］成文的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这项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头上告诉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再由他们在1941年夏秋时候往下传达的。不少证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听到过”这个命令，但是谁都说未见过文件。后来，德国总理府长官、顽固不化的汉斯·拉麦斯出庭作证时，在被追问之下回答说：我知道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但是拉麦斯跟许多被告一样声称，他在纽伦堡听到盟国律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以前，真的不了解这项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1942年初，据海德里希的意见，应该是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加以澄清的时候了，以便这项工作可以最后得到贯彻和结束。为此，海德里希于1942年1 月20日在柏林郊区风景美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记录对后来纽伦堡的一些审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德军在俄国正受到挫折，纳粹官员仍然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德国眼看就要统治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整个欧洲了。因此，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15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然后他就谈了各国犹太人的数字。在德国旧有版图上，只剩下131800名犹太人（1939年有25万人）。
他说，但是在俄国还有500 万犹太人，在乌克兰还有300 万，在波兰总督辖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75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言外之意显然是要全部消灭这1100万犹太人。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966 ］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
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换句话说，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来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250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
［贝勒博士最后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这个老实的国务秘书，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纳粹高级领导人的急躁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1942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太晚了。早先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是在1941年夏天入侵俄国之初采用的。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死在他们手里的有75万人。
希姆莱于1943年10月4 日在波森对党卫队将领们作报告。当时他心中盘算的就是这个实现“最后解决”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100 具、500具或1000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这个戴眼镜的党卫队领袖为了寻欢作乐，曾经要人枪杀包括妇女在内的100 名东方的犹太人给他看，当场却几乎晕倒过去；因此，他在看到党卫队军官们在灭绝营的毒气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时，想必把这种杀人法看作德国历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营中，“最后解决”获得了最骇人听闻的成就。
灭绝营
纳粹设立的30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虽然集中营当局都有记录，每个集中营都有正式的死亡登记簿，但并不完整，而且在胜利的盟军逼近时，许多登记簿都被销毁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1939年1 月到1945年4 月死亡了35318人。1942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下面这项报告时大不高兴：从1942年6 月到11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136700名囚徒中，死亡者约70610 人，处决者9267人，“转移”
者27846 人。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4 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有一个时期，用何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曾有过不少竞争。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述了他所使用的毒气是优越的。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1941年6 月，我奉命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3 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西克……
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年之中已经消灭了80000 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
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Ｂ”。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里去，这样杀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3 分钟到15分钟，视天气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把门打开，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以后，我们的特别队人员就从尸体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2000人，而特莱勃林卡的10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200 人。
接着霍斯又说明送往毒气室去的死难者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所以要挑选，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要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我们有两名党卫队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迸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
霍斯先生总是不断改进大规模杀人的艺术。［969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特莱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我们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当然，他们也常常看出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骚乱和麻烦。妇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说我们一发现就把孩子送去处死。
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要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是在进行灭绝工作。
霍斯解释说，有时候对少数“特别囚犯”——显然指的是俄国战俘——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我们的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奥斯威辛幸存的囚犯和看守也叙述了当年集中营中人们被杀害和被处置的情景。他们的叙述可以补充霍斯的直率的供词。“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因为许多人是从法国、荷兰、希腊那样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虽然在这时出现了夫妻、子女被强行拆散的悲惨情景，但是正如霍斯和幸存的人所说，他们谁也想不到自己将落到怎样的下场。事实上有些人还拿到印有注着“瓦尔德湖”字样的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要他们签上字寄给亲人。明信片上印有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
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么也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
演奏的是轻音乐。据一个生还的人回亿，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
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
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
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磨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氢氰化物或称“齐克隆Ｂ”的结晶药物投下去。“齐克隆Ｂ”原本是作为强烈的消毒剂制造出来售卖的，而现在，如前所述，霍斯先生却自鸣得意地发现了它的新的用途。
有些曾从附近房屋里目击当时情景的幸存的囚犯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向勤务兵们发出讯号，要他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莫尔中士。“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马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据莱特林格说，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
莱特林格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这是今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都是战略物资，接着，便开始了这样的旅程：先用电梯或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灰末，最后，用卡车把它们运到索拉河，撤入河中。
许多记载表明，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
在集中营的档案中找到的连篇累牍的信件，暴露出这家公司的商业经营的情况。从该公司在1943年2 月12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一斑：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5 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设备。
但是，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的，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提出另外两家公司的名称和它们的一些信件。其他许多集中营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菜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们建议只要在滚动的圆筒上安装一个金属叉子。
每座焚尸炉的炉膛只需24英寸高、18英寸宽，因为棺材是不用的。从贮尸处将尸体运往焚尸炉，我们建议用轻便的有轮子货车。随函附上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
另外一家钻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4 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5 座，而且它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曾在口头上和你们谈过关于提供构造简单的焚尸设备，现再送上我们的已臻完善的焚尸炉的设计，这种焚尸炉用煤做燃料，使用情况迄今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建议给你们计划中的建筑物装置两座焚尸炉，但请你们进一步研究，两个焚尸炉是否肯定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们保证这些焚尸炉效率高、耐用，并且用上等材料和精湛技术制造。
等待你们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你们效劳。
希特勒万岁！
Ｃ·Ｈ·科里。
科里公司总经理。
最后，即使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1944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它每天要焚毁6000具的尸体（据霍斯提出的数字则多达16000 具）。例如，1944年夏天的46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25万至30万名。甚至毒气杀人室也赶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
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埋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
首先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Ｂ”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3/4 吨。它们的提货单曾在纽伦堡拿出来作证过。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辩解说，他们出售这些产品只是供消毒用的，并不知道被用来杀人，但是，这种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从已经发现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的一些信件来看，这些信上谈到不仅供应产生毒气的结晶药品，而且还供应灭绝室的换气和保温设备。而且，那个与众不同的霍斯一旦开始供认，就供认得相当彻底，他还证明，特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的毒物足以杀害200 万人。英国的一个军事法庭在审问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布鲁诺·特奇和卡尔·威恩巴赫尔时确信这一点；这两个人都在1946年被判死罪并被绞决。第二家公司，德骚的达格奇公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惩罚较轻，德国法庭只判处了他5 年徒刑。
战后，在德国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的栋梁。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250 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Ｑ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113.5 万人。
1945年1 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400 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受难者的数字“连75万”也不到。他估计有60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还要加上大约30万或30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
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后，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就从尸灰中拣出来。这些金子被熔化以后，同其他从罹难的犹太人身上搜到的贵重物品一起运给德国国家银行。根据希姆莱和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士签订的一个秘密协定，这些东西都存在党卫队帐上。帐户用的一个假名字叫“马克斯，海利格”。从这些灭绝营中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除了牙齿上的黄金以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甚至还有眼镜框子——因为党卫队欺骗犹太人说要“重新安置”他们，鼓励他们把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带在身边。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特别是金刚钻和银器，以及大叠大叠的钞票。
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满谷。早在1942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9 月15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154只金表，1601个金耳环，132 个金刚钻戒指，784 只银质怀表和“160 个各种镶金假牙”。到1944年初，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档案和赃物的一些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3 个大保险库。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1943年11月送来的第10批货物中出现的。金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1943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约6 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6 万人是1940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40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这个德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75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近2 英里半长、1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 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10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病死，因此他在1942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7 月22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10月3 日，一共有310322个犹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1943年1 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60000 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2 月15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
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3 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4 个星期。
在上年30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976 ］墙的隔离区的范围。当1943年4 月19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1000码长、300 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这个4 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2090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335 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机每天发出报告，其中第一篇报告说］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德国人重新进行了攻击，但是，遇到很大阻碍。
约在17点30分，我们遭到一排建筑物中敌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机枪射击。有一个突击队击败了敌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犹太人和罪犯们从一个据点到另一个据点且战且退，进行抵抗，最后逃走了……在第一次攻击中，我们损失了12个人。
起初几天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大炮的攻击下，武器少得可怜的守卫者节节败退，但仍然坚持抵抗。施特鲁普将军表示不能理解“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这是他对那些被围困的犹太人的称呼）为什么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报告道］在几天以内，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安置，而是决心要反抗疏散……开头几天还能捉到相当数量天生是胆小鬼的犹太人，但是，在行动的后一阶段，要抓到匪徒和犹太人就越来越困难了。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鲁普写道，妇女们都是先锋队，惯会“双手开枪”和投掷手榴弹，这些手榴弹藏在她们穿的灯笼裤里面。［977 ］战斗打到第5 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莱命令施特鲁普“用最严酷和无情的顽强手段”“扫荡”隔离区。
［施特鲁普在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因此我决定用烧光所有的房子的办法把整个犹太区摧毁。
接着，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情况。
犹太人留在大火燃烧着的屋子里，直到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才从楼上跳下来……即使骨头已被摔断，他们还是尽力想爬到街道对面尚未着火的房子里去……尽管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犹太人和匪徒们往往还是宁想回去葬身于烈火之中，而不愿冒被我们活捉的危险。
施特鲁普这一类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宁愿在烈火中战死，而不愿在毒气室中平静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杀害的俘虏送到特莱勃林卡去。4 月25日，他打了一个电传打字电报给党卫队总部，报告他抓到了27464 名犹太人。他说：我正在设法搞一列火车车皮，明天开往Ｔ2 ［特莱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话，就只好明天在这里清算他们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进行的。第二天，施特鲁普向上级汇报：“有1330名犹太人被拉出战壕，立即消灭；有362 名犹太人死于战斗。”只有30名俘虏被“撤走”。
到暴动将近结束时，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鲁普想往下水道总管里灌水，把他们淹出来，但犹太人设法把水挡住了。有一天，德国人从183 个下水道探洞往里投烟幕弹，但施特鲁普懊恼地报告说，他们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最后的结局自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陷入绝境的犹太人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斗争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施特鲁普在一次每日汇报中是用另一种不同的口吻说的，他抱怨“犹太人和匪徒们使用种种狡猾的战斗方法和诡计”。到4 月26日，他报告说，许多抵抗者被“热、烟和爆炸”弄得“快要发疯了”。
这一天，又有好几排房子被烧成焦土。这是迫使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来的唯一的和最后的办法。
5 月16日是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鲁普发出了最后一天的战况报告。
180 名犹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灭，过去的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20点15分，炸毁华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行动至此结束……
总共处置了56065 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证实已被消灭的犹太人。
一星期以后，总部要他对这个数字作一说明。他回答道：在这56065 人中，有7000人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在前犹太人隔离区中被消灭。6929人被押送到特莱勃林卡后消灭了；因此，被消灭的犹太人的总数是13929 人。此外，有5000—6000名犹太人是被炸死或在烈火中烧死的。
施特鲁普将军的算术做得不十分清楚，因为还有36000 名犹太人没有交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装的最后报告中说的确是实情：他抓到了“总共56065 个犹太人，他们确实已被消灭”。毫无疑问，有36000 人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的。
据施特鲁普报告，德国人的损失是：16人被杀，90人受伤。从这个将军亲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战斗细节和逐屋争夺战的残酷性质来看，真正的数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为了不去刺激希姆莱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数字报得很低。施特鲁普最后说：德国的军队和警察“本着忠诚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全都是士兵的好榜样”。
“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
这个数字一直在争论中。据两个党卫队中目击者在纽伦堡供述，仅仅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人。艾克曼是从事这种罪行的纳粹大专家之一，在“最后解决”创导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进行这个工作。
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570 万，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一致。莱特林格对“最后解决”曾作过详细调查，他推断的数字要少一点——在4194200 人到4581200人之间。
1939年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1000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他们肯定已被德国人消灭了将近一半。这就是纳粹独裁者的神经错乱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和付出的惊人代价；［979 ］这种神经错乱是他早在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患上的，而且又传给了他的众多的德国信徒们，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患这种病症。
医学试验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是不到200 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
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980 ］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
［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 目前囚禁在德国的300 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1941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了以下的说明：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作科学的测量。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许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织。据西佛斯说，它有55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981 ］“纳粹蓝胡子”——“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1943年6 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胳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处理了115 人，其中有79名犹太男子，30名犹太妇女，4 名‘亚洲人’和2 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震一时，后来被一个英国法庭在卢纳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1943年8 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作证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80名囚犯都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为人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
而且，我正足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体……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56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1944年9 月5 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80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3 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 ）全部收藏都保存下来；（2 ）销毁一部分；（3 ）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1944年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48岁以后还生育了3 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3 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1941年5 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1 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 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 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6 分钟到第10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11分钟到第30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对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200 人中约有80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1942年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1942年10月10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1942年9 月10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53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60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3 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活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5 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以后，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试验的办法。于是这3 个医生就给空军写了一份长达32页的绝密报告，题为《人体的冷冻试验》。1942年10月26日至27日还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德国科学家会议来听取和讨论他们的试验报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根据“医生案件”中的证词，当时有95名德国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医学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虽然这3 个医生使大家毫无疑问地知道试验杀害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霍尔兹洛纳教授和芬克博士这时退出了试验，但坚持不懈的腊彻尔博士仍然独自坚持下去，从1942年10月一直进行到第[988] 二年的5 月，除了其他试验以外，他还要进行一种他所谓的“干冻试验”。他在写给希姆菜的信中说，在奥斯威辛进行这种试验要比在达豪适合得多，因为那里更冷，同时因为那里地方大，在集中营内引起的骚动可以少一点。（受试验者在挨冻时要大喊大叫的。）
由于某些原因，改变地点一节未能实现，因此腊彻尔就在达豪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巴望着来个真正的严冬天气。
[1943 年初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 感谢上帝，达豪又出现了一阵突然的严寒。一些人在户外21度的气温下呆了14小时，他们的体温落到77度，身上出现冻伤……
在“医生案件”中，证人奈夫又用外行话描述了他的上司所进行的“干冻”试验。
晚上，一个囚犯被赤身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身上盖一条被单，每小时往他身上泼一桶冷水。这个受试验的人就这样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都记录了下来。
后来腊彻尔博士说，给受试验者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将来，受试验者身上绝不要盖任何东西。下一次又用10个囚犯来依次进行试验，他们一个个都被脱得精光。
当囚犯们慢慢冻死的时候，腊彻尔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断记录着他们的体温、心脏活动和呼吸状况等等，受难者的悲号不时划破夜晚的沉寂。
[ 奈夫向法庭解释道] 起初腊彻尔禁止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这种试验。但是受试验者的狂喊乱叫，使腊彻尔不对他们施行麻醉就无法继续试验。
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的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冻死——希姆莱说，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如果是勇敢的德国飞行员和水兵们（这些试验表面上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中，则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于是，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腊彻尔博士便在达豪对那些“活人豚鼠”进行所谓“回暖试验”。他想知道，要使冻僵了的人回暖起来，并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么办法最好？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他那伙忙忙碌碌的科学家提供“实际”解决办法方面，从来是不落后的。他向腊彻尔建议，可以试用“动物的体温”来回暖，但这个医生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他写信给这个党卫队头子说：“用动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莱坚持要说服他。
[ 他写信对腊彻尔说] 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结果。
腊彻尔博士虽然有怀疑，但他不是一个敢漠视党卫队头子的建议的人。
他立即动手进行所有试验中最荒诞的“试验”，并且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详细记录。4 个女犯从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集中营被送到达豪来给他。但是，在这些被列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个使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上司汇报说：在指派给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现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欧民族的特点……
我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情愿当妓女，她回答道：“为了脱离集中营。”当我表示反对说自愿做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时，她对我说：“在妓院里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里关半年强……”
当我想到一个外表看来纯系北欧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种族的集中营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时，我的种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为此，我拒绝用这个女孩子来进行我的试验。
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头发不那么金黄、眼睛不那么碧蓝的女人。他的研究结果于1942年2 月12日写成一份“秘密”报告，送呈给希姆莱。
受试验者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冻——穿着衣服或是脱得精光——他们被浸入不同温度的冷水里……当他们肛门温度到86度时，就被从水中移出。
在8 次试验中，我们把1 个冻僵的男人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中间。指示这两个女人尽量紧挨着蜷伏在冻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后用毯子把3 个人盖起来……
受试验者一旦苏醒过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失去知觉，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贴近女人的裸体。
然后，他们的体温逐渐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紧裹下的回暖速度几乎完全一样……有4 个受试验者发生了例外的情况，他们在体温达到86度至89.5度之间时，进行了性交。性交以后，他们的体温迅速上升，同用热水洗澡差不多。
腊彻尔博士发现，一个女人使冻僵者回暖的速度比两个女人还要快，他对这一发现颇感惊奇。
我认为这是因为用一个女人来回暖，就避免了那种个人的抑制，她会更紧地贴近冻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知觉特别迅速。只有一个人没有恢复知觉，只是稍稍有点回暖。这个受试验者出现脑溢血的症状后死去，解剖的结果证明确实是脑溢血。
概括说来，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得出结论说，用女人来使“冻僵了的”男人回暖，其“进程非常缓慢”，用热水洗澡的办法更有效些。
[ 他总结说] 在受试验者中，只有那些身体状态允许进行性交的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回暖，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从“医生案件”中的证词看来，有300 人被用来进行了约400 次“冷冻”
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除极少数例外）后来都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腊彻尔博士本人没有出席这次审讯作证。他继续进行他的血腥的新试验，为数之多，不胜枚举，直至1944年5 月同他老婆一起被党卫队逮捕时为止。他们被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为了他那些杀人的“试验”，而是因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们的子女的出生问题上进行了欺骗。这种欺骗行为是崇拜德国母亲的希姆莱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经真的相信，腊彻尔太太是在48岁那年开始先后生育3 个孩子的，当他知道这些孩子是拐骗来的之后，他大为震怒。于是，腊彻尔被关进了他所熟悉的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牢房，他的老婆则被押往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这个医生曾经从那里得到许多妓女来进行“回暖”试验。夫妻两人都没有活下来，据信他们是希姆莱本人下令处死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否则，他们可能成为尴尬的证人。
这样尴尬的证人，确实有一些活下来受审了。其中有7 名被判死罪并已被绞决，他们直到最后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杀人试验是为祖国服务的爱国行为。“医生案件”中唯一的1 个女被告赫塔·奥伯休塞博士被判20年徒刑。她承认曾给五六个被关在腊文斯勃鲁克的波兰妇女（一共有几百人）注射致命的毒针，使她们受到各种“试验”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尔尼那样想使千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医生被宣告无罪。有几个人表示悔罪。在第二次审讯这些医界败类时，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艾德温·卡成仑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大声说：“你已经在我的前额刻上了该死的标记。任何一个医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应当处死。”
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发生了一件报复行动：新秩序的匪首们因为屠杀被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报复。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领、38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杀。这个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对冷酷的眼睛的恶魔警官，是“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占领区中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
日夜图谋取得更大权力并且阴谋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莱的海德里希，在他的其他许多职务之外，又谋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的职位。前任“保护长官”，那个可怜的老牛赖特于1941年9 月被希特勒用长期病假的名义赶走了，海德里希代替了他，占据了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古堡——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所在地，但是，他在这个宝座上没有坐很长久。
1942年5 月29日的早晨，当他乘坐敞篷的曼赛德斯牌竞赛用汽车，从乡村别墅驶往布拉格的古堡时，一颗英制炸弹向他投来，把他的汽车炸得粉碎，把他的脊椎骨也炸断了。这颗炸弹是两个捷克人投掷的，他们一个叫扬·库比斯，一个叫约瑟夫·加拜克，属于当时在英国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空投下来的。他们有执行这个任务的良好装备，在施放烟幕后逃走，并且得到了布拉格的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神甫们的掩护。
海德里希于6 月4 日伤重身死，接着，德国人就进行野蛮的报复。为了他们的英雄之死，按照古老的条顿民族原始仪式，一场地地道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根据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有1331名捷克人，其中包括201 名妇女，被立即处死。真正的刺客和120 个隐藏在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的捷克抵抗运动成员一起，被党卫队包围起来，杀得一个不剩。然而，由于这个反抗主宰民族的行动而受害最深的，还是犹太人。他们之中有3000人被赶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照顾的”犹太人隔离区，运往东方被消灭。在爆炸的当天，戈培尔就在柏林的少数尚未被捕的犹太人中逮捕了500 人；在海德里希死去的那天，枪决了其中的152 人，以示“报复”。
但是，在海德里希之死所引起的后果中，离布拉格不远的克拉德诺煤矿城附近的利迪斯村的命运，也许是文明世界所最难忘却的。在这个和平的小村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野蛮屠杀，原因只不过是为了杀一儆百给被征服的人民看看，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杀害一个征服者。
1942年6 月9 日早上，有10辆大卡车满载德国保安警察，在马克斯·罗斯托克上尉的率领下，到达了利迪斯，包围了这个村庄。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这个村庄，只许外出的村民回来。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因为吓怕了，想偷偷逃走，当场被枪杀。有一个农妇跑向村外的田野里，背后中了一枪身死。全村的男子都被锁在村长霍拉克的谷仓、马厩和地窖里。
第二天从天亮时起一直到下午4 点钟，他们被押到谷仓后的花园里，10人一排，被保安警察的执刑队枪决。在那里处决的共有172 个男子和16岁以上的青年，此外还有19个男村民在大屠杀时，正在克拉德诺矿场里工作，后来被抓到后在布拉格处决。
有7 个妇女在利迪斯被捕后，被押到布拉格枪决。这个村庄的所有其他妇女，一共195 人，都被运往德国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在那里，7 人被毒气毒死，3 人“失踪”，42人被虐待致死。有4 个将要分娩的利迪斯妇女，起初被送往布拉格的产科医院，她们的新生婴儿被杀害后，她们自己又被运往腊文斯勃鲁克。
留下来要德国人处理的只有利迪斯村的儿童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都死了，母亲都被囚禁起来了。必须说明，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也枪决掉，甚至男孩子也未枪决。他们都被送到格奈斯瑙的一个集中营。他们一共有90人，其中7 个不满1 周岁的孩子经过希姆莱的“种族专家”的适当检查以后，被纳粹挑选出来送往德国，取了德国名字，准备培养成德国人。后来，其他孩子也得到同样的处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提交纽伦堡法庭的一份关于利迪斯的官方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已完全没有下落了。”
幸运的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些人后来被找到了。我记得在1945年秋，我在当时盟军管制的德国报纸上看到一些侥幸没有死亡的利迪斯村的母亲们所发出的可怜的呼吁，她们要求德国人民帮助她们寻找她们的子女的下落，并把他们送回“老家”。
实际上，利迪斯这个村庄本身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在屠杀了男人、运走了妇女和儿童以后，保安警察立即烧毁了村庄，炸光了断垣残壁，并且把它夷为平地。
虽然利迪斯村成为纳粹所犯的这类野蛮罪行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但是，它并不是德占区中得到这种悲惨结局的唯一的村庄。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这样的村庄，勒扎基；在波兰、俄国、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有几个。甚至在新秩序的屠杀罪行较少的西欧，德国人也曾一再重演利迪斯这样的惨剧，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挪威的塔勒伐格，他们只不过是在将村中所有房屋夷成平地以后，把男子、妇女和儿童分别送往不同的集中营。
但是，在1944年6 月10日，亦即利迪斯大屠杀后两年零一天，法国里摩日附近的格拉尼河畔奥拉多村，又发生了恐怖的屠杀惨案。以在俄国进行恐怖行动出名而不是以战斗出名的德国党卫队“帝国师”的一支特遣队，包围了这个法国市镇，勒令居民到市中心的广场集合。司令官在广场宣布，据报村子里藏着炸药，必须进行搜查和核对身分证。于是，全村的652 个居民都被监禁起来。男人被赶入谷仓，妇女和儿童被赶入教堂。整个村庄都被纵火焚烧。然后，德国兵就来处置居民。关在谷仓里而尚未烧死的男子，都被机枪扫射身死，关在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机枪扫射，未中弹者也在德军纵火焚毁教堂时葬身于大火之中。3 天以后，里摩日的主教在已被焚毁的讲坛后面发现有15具烧焦的儿童尸体堆在一起。
9 年以后，1953年，一个法国军事法庭确定，在奥拉多的大屠杀中，一共有642人罹难，其中妇女245 人，儿童207 人，男子190 人。只有10个人幸免于死。尽管当时被烧伤得很厉害，他们靠装死而逃脱了出来。
同利迪斯一样，奥拉多也始终没有重建起来。它的断垣残壁成为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一个纪念碑。内部全毁的那个教堂在一片和平景象的田野里十分令人注目，使人记起那个收获前夕的、美丽的6 月的日子。那一天，整个村庄和它的所有居民突然消失了。在教堂原先的一扇窗户那儿，有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洛芳西夫人，当年教堂内唯一生还者，在此窗户脱逃”。
前面有一座小小的、钉在生锈的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本章所述，便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开端，便是“纳粹匪徒帝国”在欧洲初显身手的情况。对人类说来，幸运的是，这个新秩序在婴孩时代就被摧毁了——不是被德国人民反对这种野蛮倒退的起义所摧毁，而是由于德军的战败和其后第三帝国的垮台。现在剩下要谈的就是这个经过了。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在大战初期，有连续3 年之久，每当夏天到来，德国人就在欧洲大陆上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现在，到了1943年，形势却倒转过来了。
那年5 月初，曾经一度横行北非的一支轴心劲旅的残部在突尼斯被俘，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下一步显然就要进攻意大利本土了。正是这种恶梦，曾经在1939年9 月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安，也曾经使墨索里尼迟迟不敢让意大利参战，直等到毗邻的法国已被德国人征服，英国远征军又被赶到海峡对岸。现在，这个恶梦又来了，但这一次，它很快成为现实。
墨索里尼本人心力交瘁，幻想破灭；被这种恶梦吓得胆战心惊。在他的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当齐亚诺伯爵于这年年初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而被派到梵蒂冈去作大使时，德国人就怀疑他到那里去是想与盟国单独议和，正如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已经在怂恿的那样。
几个月来，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他认为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入侵大陆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于1943年4 月7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词令之下。后来希特勒向戈培尔谈到了他取得成功的经过，戈培尔把这件事写在日记中：[996] 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而[ 在4 天以后] 离开这里时，又是精神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
但是，实际上，墨索里尼对随后即将迅速连续发生的事件，并未作好准备。5 月间，盟军占领突尼斯，接着在7 月10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胜利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不久，希特勒获悉意大利军队已经处于他在最高统帅部向他的顾问们所说的“崩溃状态”。
[ 希特勒于7 月17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 只有采取像斯大林在1941年或法国人在1917年所采取过的那些野蛮的措施，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必须在意大利成立某种法庭或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子。他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于7 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正好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会谈的情况同不久前举行的几次一样。饭前3 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领袖竭力想使他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颓丧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很大效果。他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
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它要给英国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施密特博士觉得，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低沉已极。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要求施密特把笔记给他看。会议正在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昼对罗马大肆轰炸的消息，意大利领袖的绝望心情更加深了。本尼托·墨索里尼还不到60岁，却已非常疲惫衰老。他曾在欧洲舞台上昂首阔步了20年之久，这时已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回到罗马时，他发现情况比第一次大轰炸所造成的结果严重得多。他面临着法西斯党统治阶层内部他的某些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也包括在内的更广泛阶层的人物所策划的、企图推翻他的阴谋。
以狄诺·格兰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那些法西斯谋反头子，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自1939年12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997] 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委员会终于在1943年7 月24日夜间召开了会议，墨索里尼在作为独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猛烈抨击的目标。委员会以19票对8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决议还要求把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
这些法西斯反叛者，看来并没有什么比这更进一步的打算，可能只有格兰第例外。但是，某些将领和国王策划了第二个更大的阴谋，而且现在已发作了。墨索里尼本人显然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惊涛骇浪。意大利的事情毕竟不是由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票决定的，而是由领袖个人决定的。因此，当7 月25日夜晚，他被国王召到宫中，立即被撤除全部职务并被一辆救护车押往一个警察局时，他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就这样不光采地垮台了。这个在20世纪中一贯进行好战叫嚣的人物，懂得如何从混乱和绝望中取利，但是，实在说来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作为一个常人，他不是没有头脑的。他博览史书，自以为懂得历史的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德国人不同，他们太文明，太世故，太讲实际，不是这种虚妄的野心所能迷惑得了的。意大利人民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衷心拥护过法西斯主义，他们只是忍受着它，知道它不过是一个就要过去的阶段，墨索里尼到最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权力又必然娇纵了他，腐蚀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断力。这便导致他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把他自己的和意大利的命运部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当丧钟开始为希特勒的德国敲响的时候，也开始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敲响了。1943年的夏天来临时，意大利领袖已听到这个钟声。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到了这时，他已成了希特勒的俘虏。
没有人放一枪来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团也没有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来替他作辩护。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他被装在一辆救护车里，从国王面前押走，送到监狱里。[998] 相反，大家都对他的垮台额首称庆。法西斯主义也像他的创始人一样，轻易地瓦解了。彼得罗·巴多格利奥陆军元帅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撤除了重要的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希特勒的大本营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的反应是可以想像的，虽然无须乎作这种想像，因为有连篇累牍的秘密记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这一次强烈的震惊，甚至纳粹人士也立即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某些类似的情况。
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使戈培尔感到非常不安。7月26 日，他应召急速前往腊斯登堡大本营。我们从他的日记中获悉，这个宣传部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德国人民解释墨索里尼被推翻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问着自己，后来，他决定暂时只能告诉他们，意大利领袖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而辞职的。
[ 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以想像，德国某些颠覆分子知道了这些事件以后，他们可能更加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重演巴多格利奥及其追随者们在罗马干过的同样的勾当。元首命令希姆莱，这种危险如在德国一触即发，就采取最严格的警察措施。
但是，戈培尔接着又说，希特勒并不觉得这种危险在德国已达到一触即发之势。宣传部长最后安慰自己说，德国人民不会把“罗马的危机看成是一个先例”。
还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在双方会谈中，德国元首已经看到墨索里尼正在走向崩溃的一些迹象，但是，当7 月25日下午大本营开始收到罗马的消息时，他还是感到完全出乎意料。第一个消息只不过是说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已经召开，希特勒不明白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他问道：“召开这种会议究竟有什么用处？除了说些空话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天晚上他担心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在9 点半钟开始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他那些吃惊得目瞪口呆的军事顾问们宣布：“意大利领袖已经辞职。我们的死敌巴多格利奥接管了政府。”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曾数度以极其冷静的判断力对待意外的消息，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如他早先在比较顺利的时期遇到危机时所表现过的那样。当约德尔将军主张他们应当等待罗马的更全面的报告时，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
[ 他说] 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仍应当预先作好计划。毫无疑问，为了叛卖，他们必定会宣称他们仍将忠于我们，但是，那是叛卖。他们肯定是不会继续忠于我们的……虽然那个人[ 指巴多格利奥] 立即宣布要把战争继续下去，但那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不那么说，可是叛卖终归是叛卖。我们[999] 也要采取同样的手段，同时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下子把全部党羽都抓过来，把这些流氓一网打尽。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念头：把推翻墨索里尼的那些人都抓起来，使意大利领袖复辟。
[ 他又说下去] 明天我将派一个人去，命令第三装甲步兵师师长率领一支精选的部队开往罗马，立即将整个政府、连同国王和全班人马，都逮捕起来。首先要逮捕王储，并且把整个集团、特别是巴多格利奥和全部党羽都抓起来。然后，迫使他们屈服，两三天内就会发生另一次政变。
希特勒转身对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说：希特勒：约德尔，起草命令……告诉他们带着进攻武器开进罗马……逮捕政府官员、国王和全班人马。我首先要的是王储。
凯特尔：他比那个老头更重要。
包登夏茨[ 空军的一名将领] ：那要先布置好，以便把他们装进一架飞机运走。
希特勒：直接装进飞机就起飞。
包登夏茨：别让那个小孩子在飞机场上走失了。
在午夜过后不久召开的又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何对付梵蒂冈的问题。
希特勒作了这样的回答：我立刻就到梵蒂冈去。你们以为梵蒂冈会使我有什么为难吗？我们马上会把这个地方接管过来。全部外交团都在那里……那些贱骨头……我们要从那里把那群猪猡抓出来……事后我们可以再道歉……
那天晚上，希特勒还下令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山口。为了这个目的，从法国和德国南部迅速集结了大约8 个德国师，编成Ｂ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意大利人炸毁了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和桥梁，那么，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给养来源就会被切断，其中有些部队在西西里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在进行激战，它们就不能维持多久。
但是，意大利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转身过来反对德国人。巴多格利奥必须首先和盟军取得联系，看看自己能否和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得到盟军的支持来抵抗德军。希特勒正确地估计到这[1000]正是巴多格利奥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这件事会拖那么久。的确，7 月27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的讨论就完全是在这种设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纳粹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显要人物，包括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隆美尔和新任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他是在1 月间雷德尔海军元帅失宠以后接任的。以隆美尔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力主谨慎从事，对意大利的任何行动计划都应进行周密准备，三思而行。希特勒想立即有所行动，甚至不惜从俄国人刚刚开始（7 月15日）发动第一次夏季攻势的东方战场撤出一些主要的装甲师。将领们的想法这一回似乎总算占了上风，希特勒接受了他们的暂不采取行动的劝告。同时，把手头能集结起来的德军尽量派去，越过阿尔卑斯山，开进意大利。戈培尔对将领们的犹豫不决采取了一种不赞成的看法：[ 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考虑敌人正在准备做什么。毫无疑问，在我们考虑和准备行动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袖手旁观等待一星期的。
他和希特勒其实用不着担心。盟国不但等了一个星期，而且等了6 个星期。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计划已经确定，执行计划的军队也已布置就绪了。
事实上，在7 月27日召开军事会议时，他已经在自己忙碌不停的头脑里匆匆忙忙地想好了这些计划。计划分四个部分：一、“橡树计划”——如果墨索里尼是在一个岛上，就派海军去营救，如果墨索里尼是在大陆，就派空军伞兵去营救；二、“学生计划”——突然占领罗马，使墨索里尼的政府在那里复辟；三、“黑色计划”——这是对意大利全部领土进行军事占领的代号；四、“轴心计划”——用以掳获或破坏意大利舰队。后来，最后两个计划合起来称为“轴心计划”。
1943年9 月初的两次事件使德国元首的计划付诸实行了。9 月3 日，盟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9 月8 日，意大利和西方[1001]国家于9 月3 日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开宣布出来。
那天，希特勒飞往乌克兰的扎波罗日耶，企图使一蹶不振的德国战线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据戈培尔说，希特勒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因此于当晚就回到了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大本营。他一到就听到了他的主要同盟国已经投敌的消息。虽然这事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也为此作了准备，但是，实际发生的时间仍然使他感到意外。大本营有好几个钟头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德国人首先是从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的。当约德尔从腊斯登堡打电话询问当时驻在罗马附近法拉斯卡蒂的凯塞林元帅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时，这位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司令官承认这对他也是一个新闻。凯塞林的总部那天早上正被盟军炸毁，他也正忙于调集军队，以便去阻击在西岸某地新登陆的盟军，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轴心”
这个代号。解除意军武装和占领意大利的计划开始执行了。
那一两天内，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情况是十分危急的。意大利有5 个师在罗马附近同德国的两个师对峙着。如果9 月8 日在那不勒斯港外出现的强大的盟军入侵舰队，像凯塞林及其幕僚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开往北方，在首都附近登陆，再得到占领附近机场的伞兵的增援，那么，意大利的战局就会有不同的发展，第三帝国就可能提早一年遭到最后的灾难。凯塞林后来说，在9 月8 日晚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已经把他的8 个师的全部兵力作为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一笔勾销”了。两天后，希特勒告诉戈培尔，意大利南部已经丢失了，必须在罗马以北的亚平宁山一带建立一条新防线。
但是，盟军司令部并没有利用它的完全制海权，而靠了这种制海权，它本来是可以在意大利东西两岸的几乎任何地点登陆的；它也没有利用它在空中的压倒优势，而这正是德国人所担心的。而且，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似乎也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利用大批意大利部队同自己的军队配合行动，特别是在罗马附近的5 个师。如果艾森豪威尔那样做了，德国人就会陷入绝境。至少凯塞林和他的参谋长齐格飞·维斯特法尔事后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打退从意大利的“靴子”南端北上的蒙哥马利军队，击退在任何地点登陆的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入侵部队，同时对付在他们阵地中间和后方的大批意军。但是美国的第五军团不是在罗马附近、而是在那不勒斯南面[1002]的萨累诺登陆，盟军的伞兵部队没有在罗马机场上出现，这使这两位将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意大利的军队毫无抵抗地投降和缴械时，这两位将军就更觉得放心了。这意味着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罗马，甚至暂时占领那不勒斯。这样，他们就占领了意大利的2/3 地区，包括北部的工业区，那里的工厂都被开动起来为德国制造军火。希特勒近乎奇迹地又延长了一段寿命。
意大利的退出战争，使他十分恼火。他再一次把戈培尔叫到腊斯登堡，对他说，这是“一件极其不要脸的事”。此外，墨索里尼之被推翻也引起了他对自己的地位的担心。戈培尔在9 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采取了最后的措施，以便一劳永逸地防止在我们这里发生类似的事情。”
戈培尔曾再三要求希特勒，“在这困难的关头，应该让人民从元首那里听到一两句鼓励和慰藉的话”。9 月10日晚上，希特勒向全国作了广播。但他在那次广播中，却以毫不在乎的口气谈起下面的问题：有人妄想在这里找到卖国贼，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性质；他们以为他们能在德国制造一次“七·二五”事件，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个人的地位、对我的政治合作者和我的元帅们和三军将领的态度有着根本的错觉。
实际上，正如下文将要叙述到的，有几个德国将领和一小撮过去的政治合作者，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际，开始再一次产生反叛的念头，这种念头到第二年7 月就将发展成为一种比推翻墨索里尼一举更为猛烈、虽然不那么成功的行动。[1003]希特勒为了防止任何正在酝酿的叛变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下令撤除所有德国亲王在国防军中的职务。黑森的菲利普亲王过去一直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作通信联络工作，常到大本营来，这时便被逮捕，交给秘密警察去发落了。他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也遭到逮捕，并且同她的丈夫一起关进集中营。意大利国王像挪威和希腊的国王一样，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希持勒以逮捕他的女儿来泄愤。
有好几个星期，元首每天召开的军事会议都以大量时间来讨论希特勒心中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营救墨累里尼。读者还记得“橡树计划”是这个计划的代号，在大本营的会议记录上，墨索里尼常常被称为“宝贵的对象”。绝大多数将领，甚至戈培尔都怀疑这位意大利前领袖是否还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对象，但希特勒却仍然这样认为，而且坚决主张去营救他。
他不仅想为这个他仍然有着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帮一次忙，他还想让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脑，以减轻德国人管理这部分领土的负担，并且帮助他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防止怀有敌意的意大利人民的破坏，因为人民中间，现在已开始出现令人头疼的游击队了。
到8 月1 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向希特勒报告，海军相信已查出墨索里尼被囚在万托特纳岛上。到8 月中旬，希姆菜的密探肯定领袖是在另一个岛，即离撒丁岛北端不远的马达累纳岛上。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准备派遣驱逐舰和伞兵进攻该岛，但是，这个计划还未执行，墨索里尼又被转移了。根据停战协定的一个秘密条款规定，应当把他交给盟军，但巴多格利奥由于某种原因迟迟没有执行这个规定。到9 月初，这个“宝贵的对象”被偷偷地带到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去了，到这个地方只有一条铁索铁路可通。
德国人立刻获悉了他的下落，就派飞机到那山顶上空侦察，并且判定用滑翔机运载军队，大概可以登到那个顶峰，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一架小型费赛勒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这个大胆的计划于9 月13日执行，领导者是希姆莱的党卫队里另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暴徒，一个叫奥托·斯科尔兹内的奥地利人。[1004]他还将在本书末尾的另一次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行动中出现。斯科尔兹内绑架了一个意大利将军，把他装进自己的滑翔机里。当他率领空运部队在距山顶旅馆100 码的地方降落时，他发现领袖正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往外看着。大部分意大利警卫一看见德国军队就逃入山中，少数没逃的也在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劝阻下没有动用他们的武器。这个党卫队头子把他抓来的将军推在自己队伍前面，大声叫警卫们别向这个意大利将军开枪。同时，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意大利领袖也在窗口高呼：“谁都不要开枪！不要流一滴血！”果然一滴血也没有流。
那个法西斯首脑欣喜若狂。因为他曾经发誓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到盟军手里，被送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公园去展览（这是他自己后来说的）。几分钟以内，他就被塞进一架小型的费赛勒怪鸟式飞机里，从旅馆下边一小块尽是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他们先飞到罗马，当晚又换乘一架德国空军运输机飞到维也纳。墨索里尼很感激希特勒营救了自己。当他们两天以后在腊斯登堡会面时，他热烈地拥抱了希特勒。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个垮了的人了，意气颓唐，以前在他心中燃烧过的火焰已变成灰烬。而且，使希特勒十分失望的是，他看来并不想在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恢复法西斯政权。将近9 月底时，德国元首在同戈培尔进行一次长谈时，毫不掩饰他对他的意大利老友的失望心情。
[ 这次谈话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这位意大利领袖没有如元首所期望的那样，从意大利的灾祸中得到教训……元首希望意大利领袖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用一切报复手段惩处背叛他的人。但他没有作这种表示，因而就显出了他的真正无能。他不像元首或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作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
还有一件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十分恼火的事情是，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取得了和解，而且似乎是完全在他的女儿、齐亚诺的妻子爱达的操纵之下。当时齐亚诺夫妇正在慕尼黑避难。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墨索里尼应当立即将齐亚诺处死，至于爱达，应该像[1005]戈培尔说的那样，狠狠地抽她一顿鞭子。
他们不同意墨索里尼把齐亚诺“那个毒蘑菇”（戈培尔这样称呼他）放在新的法西斯共和党的首要地位。
希特勒坚决主张意大利领袖立即建立这样一个党。墨索里尼9 月15日在德国元首的怂恿下宣布成立新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这个新政府从来没有什么作为，墨索里尼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上面。也许他还保有足够的现实感，看到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他和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国元首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授给他们的某些权力以外，并无任何真正的权力，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永远不会再接受他和法西斯主义了。
他再也没有回到罗马。他住在意大利极北部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加尔达湖畔加尔那诺附近的加米纳特堡。他的住所周围由党卫队元首警卫队的一支特派部队严密守卫着。为了把墨索里尼的臭名昭著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护送到这个幽美的湖畔胜地。特地把塞普·狄特里希这个党卫队老打手从俄国前线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调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第三帝国，事情常常是这么办的。潦倒的独裁者由于情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似乎都漠不关心了。情妇不止一个的戈培尔，说此事使他大为震惊。
[ 戈培尔在11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 意大利领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护送来的女友的私生活，引起了许多疑虑。
戈培尔在几天前就注意到，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勾销这个领袖了”。但是，应当补充说明，德国元首在勾销他之前，先已迫使他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南提罗耳“割让”给德国，双方并取得谅解，将来还要加上威尼斯。对这位曾经骄横一世的专制魔王，可以毫不留情地使他蒙受种种羞辱。希特勒竟然逼着他在11月逮捕了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并于1944年1 月11日将齐亚诺在维罗纳的监狱中处死。
到1943年初秋，阿道夫·希待勒很可以认为，他已度过了第[1006]三帝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关键性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曾经担心，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无条件投降，很可能使德国南部边界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并为盟军开辟了从意大利北部进入防御薄弱的巴尔干半岛的道路，而巴尔干恰恰位于正在俄国南部拼命作战的德军的后方。意大利领袖乖乖地离开了罗马的权力宝座，对德国元首在国内外的威信是一个严重打击，正如随之而来的轴心联盟的毁灭一样。然而，在两个月之内，希特勒以一次大胆的行动，使墨索里尼复辟——至少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如此。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区，免除了遭受盟军攻击的危险。这样的攻击，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预计在夏末随时可能发生。但那里的好几个师的意军都乖乖地投降，成了德国的战俘。
元首满意地看到凯塞林的部队不但没有像德国元首当初设想的那样已被一笔勾销，不但没有撤退到意大利北部，这个元帅的部队反而在罗马以南布下了阵地，轻而易举地阻挡住英美法军队在半岛上的北进。不容否认，希特勒以他个人的胆识和他的军队的勇猛，已使他在南方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在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却继续在逆转。
1943年7 月5 日，他对俄国发动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大攻势。德国陆军的精华——将近50万人，加上配备有新式重型“老虎”坦克的17个装甲师，向库尔斯克西面俄国阵地的突出部分进攻。这就是所谓“城堡计划”。
希特勒认为这一攻势不仅能置俄国最精锐的百万大军于死地（就是这支大军曾在头年冬天将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赶出来），而且能使他再向顿河流域推进，也许甚至于能推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然后从东南迂回攻陷莫斯科。
这一攻势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俄国人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到7 月22日，装甲部队的坦克已损失了一半，德军攻势已完全停顿，并开始溃退了。
俄国人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们不等德国的进攻结束，就在7 月中旬向库尔斯克以北奥勒尔的德军阵地突出部分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攻势，并且迅速地突破了德军阵地。这是俄国人在这次大战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势，自此以后，红军再也没有失去过主动权。8 月4 日，他们把德国人赶出奥勒尔，这个地方是德国人在1941年12月攻打莫斯科时在南部的一个枢纽。
现在，苏军攻势已扩大到全线。8 月23日，哈尔科夫失守。1 个月后，9 月25日，德国人被赶出了哈尔科夫西北300 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进攻俄国的初期，德国人曾经像拿破仑的大军那[1007]样，十分自信地从这个城市踏上通向莫斯科的大路。到9 月底，希特勒在南路遭到步步进逼的军队退到第聂伯河一线和北自第聂伯河河曲的扎波罗日耶南到亚速夫海一线。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区已经失守，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七军团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中。
希特勒相信他的军队能够守住第聂伯河和扎波罗日耶以南的要塞阵地，这两条防线联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冬季防线”。但是俄国人甚至没有稍微停留一下进行休整。在10月份的第一周内，他们在基辅的北面和东南渡过第聂伯河。
11月6 日，基辅失守。到这个决定命运的1943年末，南部的苏军越过了希特勒部队1941年夏向俄国内地进军时轻而易举地取得初期胜利的那些战场，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事情还不止于此。
那一年，希特勒的命运遭受到另外两个挫折，它们也标志着形势的转变：其一是大西洋战役的失利；另一是盟军加紧对德国本上进行破坏力极大的、夜以继日的空袭。
正如上面说过的，德国潜水艇在1942年击沉了盟军船只共计625 万吨，其中大多数是开往英国或地中海的。要弥补这个损失，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但是，到1943年初，由于利用了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特别是由于有了新技术，在海面船只上装设雷达，可以在敌军潜水艇尚未看到自己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因此盟军在对付潜水艇方面已占了上风。潜水艇在尚未驶近盟军护航舰队之前就遭到伏击而被炸沉，数量之多，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兼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起初怀疑是否有人叛国。但他很快就知道这并非有人叛国而是雷达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在2 月、3 月和4 月这3 个月内，被击沉的潜水艇正好是50艘；而在5 月份1 个月内，就达37艘。这样迅速地损失下去，德国海军是受不了的，于是，还没到5 月底，邓尼茨就自作主张下令将潜水艇全部撤出北大西洋。
9 月间，它们又回到北大西洋，但在这年的最后4 个月内，它们只击沉了67艘盟国船只，自己却又损失了64只潜水艇。这个比例决定了潜艇战的未日，并且决定了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德国陆军陷于困境时，它的潜水艇曾经逼得英国几乎屈膝投降。
1942年，它们眼看要实现使英国屈膝的目的了；这一年，希特勒的军队在俄国和北非也已被阻，而美英为了一面要阻止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一面又要集中人力、武[1008]器和给养来攻打西方的希特勒欧洲帝国，也弄得焦头烂额。
1943年，他们在破坏北大西洋航运方面遭到了失败，虽然失败的确实消息使希特勒大本营的人们感到气馁，但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正是在这决定战局一年的12个月中，大量武器和给养几乎毫无阻碍地运过了大西洋，这就使来年对“铜墙铁壁的欧洲”的进攻成为可能。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德国人民尝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滋味，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尝到的。公众都不知道潜水艇的战况如何。虽然来自俄国、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消息越来越坏，但它们涉及的毕竟是远离本土几百或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可是，夜里有英国飞机、白天有美国飞机来进行的空袭，现在已开始摧毁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他的工作的机关或工厂了。
希特勒本人从来不肯去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看来这个任务对他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戈培尔为此苦恼不堪。他抱怨说，他源源不绝地收到来信，“质问元首为什么不去视察那些遭受空袭的不幸的地区，为什么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戈林的面”。这位宣传部长的日记权威地描述了空袭给德国城市和工业区造成的日益惨重的损失。
1943年5 月16日……美国轰炸机的白昼空袭正在造成异常重大的困难。在基尔……海军的军事与技术设施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面临到头来无法忍受的严重后果……
5 月25日……英国飞机对多特蒙德的夜袭，是德国城市所遭受的空袭中特别严重的、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来自多特蒙德的报道十分可怕……工厂和军火厂受到极惨重的破坏……有8 万至10万居民无家可归……西方的居民开始逐渐丧失勇气。这样的地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晚上我收到[ 又一篇] 关于多特蒙德的报告。该城几乎全部被毁。几乎没有一间房子能够住人了……
7 月26日夜间，汉堡受到一次严重的空袭……给居民和军事生产都带来了十分惨重的后果……
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7 月29日夜间，汉堡又遭到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800 至[1009]1000架轰炸机……考夫曼[ 当地纳粹党领袖] 给我发来第一份报告……他谈的惨祸，规模令人难以想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被摧毁了，其毁坏情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几乎无可解决的种种问题。必须为这100 万人解决吃住的问题。必须把人口疏散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必须给他们衣服穿。总之，我们在那儿面临的问题，在几星期以前是丝毫没有想到的……考失曼淡到约有80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无以为生……
虽然德国的某些军事工厂，特别是制造战斗机、轴承、海军舰只、钢和新式喷气飞机的燃料的工厂，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希特勒寄予极大希望的、设在皮奈蒙德地方的那个十分重要的火箭试验站，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铁路和运河运输不断被切断，但是，在1943年英美加紧轰炸期间，德国整个军备生产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其部分原因是没有遭受轰炸的德国占领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的工厂增加了生产。
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说明的，英美空军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害，是在德国人民的家庭和精神方面。本书作者还记得，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关于德国空军轰炸对敌人、尤其是英国人所造成的可怖后果，有过许多报道，使德国人得意洋洋。他们当时相信，这种轰炸能使战争早日胜利结束。现在，在1943年，他们自己开始尝到空袭的充分滋味，这种空袭的破坏力远比德国空军对别人，甚至比1940—1941年对伦敦居民的任何空袭都要厉害得多。德国人民像英国人民曾经表现过的那样，勇敢地、艰苦地忍受了这一切。但是，在4 年战争以后，频频遭到轰炸就越发使人感到是严重的负担了。这就难怪在快到1943年年底时，随着德国人在俄国、北非和意大利的希望的破灭，随着第三帝国从南到北各处城市都被炸成一片焦土，德国人民已开始绝望，开始认识到败局已定，目[1010]前的遭遇就是这个败局的开始。
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哈尔德将军后来曾这样写道：“至迟到1943年年底时，人们已明确无误地看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了。”1943年11月7 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的前夕，约德尔将军在慕尼黑对纳粹党的各地领袖们发表了一篇不准公开的、调子低沉的演说。他虽然没有说得像哈德尔那样严重，但对战争第五个年头开始时形势的描述也够暗淡了。
[ 他说] 今天，在国内战线最令人头痛、从而对前线有最严重影响的，是敌机对我们的家园和妻儿的恐怖空袭。在这一方面……战争具有了这种方式，完全是英国的过错。自从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以来，人们曾经认为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战争的方式了。
这些恐怖空袭在心理、精神和物质上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减轻——假若不能完全制止的话。
1943年的失败和轰炸给德国人的民心和士气所造成的影响，由这位代表元首发表演说的权威人士作了生动的描述。
颠覆的鬼影在全国各地徘徊着。所有的胆小鬼都在寻找出路，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寻找政治解决办法。他们说，我们应当趁手里还有点东西的时候进行谈判……
不只是“胆小鬼”有这种想法。戈培尔博士本人，希特勒最忠实的和狂热的信徒，像他在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也想在1943年年终之前寻求一条出路。他所苦心思索的不是德国应不应当谈判和平，而是应当同谁谈判的问题——同俄国，还是同西方？他不像某些其他人开始做的那样，背着希特勒谈论寻求和平的必要性。他勇气十足，毫无顾忌地直接向领袖倾吐自己的想法。
1943年9 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可能进行和谈的问题。那天他正在腊登斯堡元首大本营，他是在得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之后奉召去大本营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转向哪一边：是转向莫斯科方面，还是转向英美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两方面同时作战，要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他发现希特勒对盟军在西方入侵的前景和俄国战场的“危急”局势“有些担忧”。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丝毫不知道斯大林留作后备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东方调出若干师兵力到其他欧洲战场上去。
戈培尔在他那机密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几个月前肯定是会被他自己认为是叛国性质的失败主义的想法的。写了以后，他就开始对希特勒道出了这些想法：我问元首，我们迟早是否可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说暂时还不行……但元首认为，同英国人打交道要比同苏联人容易些。元首认为，到了一定时候，英国人会清醒过来的……我却比较倾向于斯大林更为容易接近、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比丘吉尔更为实际的政治家。丘吉尔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家，跟他谈话是谈不出什么道理来的。
当他们的事情搞得漆黑一团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抓住这样一线希望：盟国内部会发生纠纷，英国和美国会害怕红军席卷欧洲，终于会和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使之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8 月间，希特勒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邓尼茨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可能性，现在，在9 月间，他又和戈培尔讨论了这个问题。
[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一旦他们认识到……他们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放松一些，这两者中选择其一，那么，他们无疑会对我们表示出愿意和解的意向……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都忘记了，是谁首先同莫斯科合作的，是谁迫使俄国作战的。在同希特勒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以后，戈培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迟早我们就将面临倒向哪一边的敌人的问题。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从来没有得过便宜，这一次我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
但是，到这时才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太迟了吗？戈培尔在9 月23日回到大本营。他在早晨和希特勒散步时，发现元首对于同一方和谈以便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要比两星期前悲观得多了。
元首不相信目前进行谈判能够取得任何结果。英国还没有被打得晕头转向……在东方，目前的形势自然是相当不利的……斯大林正处于有利地位。
那天晚上，戈培尔单独和希特勒一起进餐。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和丘吉尔进行谈判……他不相信同丘吉尔谈判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丘吉尔充满敌意，再说，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宁愿和斯大林谈判，但他不相信谈判会成功……
我告诉元首，不论形势如何，我们必须同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和解。德国从未在两线作战的战争中取得过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使自己摆脱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这个任务远比他们似乎认识到的要困难得多，虽然十分轻率地把德国投进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的正是他们自己。但在1943年9 月的那天晚上，至少有一会儿，这个纳粹统帅终于流露出他的悲观心情，并且沉思着和平的味道该是多么甜蜜。据戈培尔的记录，希特勒甚至说他“渴望”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