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面，除了继续表达因为五十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另一方面，当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应接不暇时，他始终以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保守与创新、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民族等重要问题发出拨乱反正的声音，并因此在“反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中国现有的美学史或者文学史，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的著述一点儿篇幅，或者只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干脆连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等，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却肯定会远远比他辉煌和隆重。
我对高尔泰的敬意还不止于此。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从海外复刊的《今天》杂志陆续读到高尔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散文。杂志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过把瘾，一口气读完，再读第二遍，然后从心底里感叹：高尔泰就是高尔泰！
所以当吃完了阮太包的饺子，说打电话给高尔泰时，我又高兴又忑忐。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这个人有点儿怪！不知道电话那边都说了些什么，总之，阮太说他读过我的文章，很愿意与我见面。这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尽管见面必须在晚十点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邮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时正在休息。
早听说高尔泰瘦，现在还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长的头发扎在脑后，一副仙风道骨的隐士模样。他迎出来，讷讷的，有几分拙，加上听力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大。也像是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点儿所谓知识分子驾势。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里去过的朋友说，那时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么家具都没有，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数他的经历，出生和读书都在江苏，毕业后工作在兰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结束劳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八二年，四年间他在兰州－北京之间打了个来回，然后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动荡的生活，怎么容得下一个安稳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几呀的地方，房间仍然是空荡荡的。他说，这样方便画画。我恍然，噢，他不只是美学理论家、作家，还是个画家。后来读了书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学画的，可偏偏在美学上出了名，歪打正着地，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画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离了夺命的夹边沟。
我们之间惟一的联系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散文，对于他的文章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寻找家园》第二部，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带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经有几个人与他联系，但出于信任，他愿意由我做这本书的代理，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因为不用电脑写作，稿子只有一份，我们商定，第二天由阮太开车去复印并寄到我下一个落脚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通读了《寻找家园》的全稿。本来难以忍受的行程，因为阅读的投入变得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在这本书两年多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寻找家园》，也反复地读高尔泰这个人。他的著作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
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夹边沟农场的日子不用说了，“文革”中，他从敦煌被抽调到酒泉办展览，体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病倒了无法医治，当他用了三天时间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妻子死时怀着八个月大的胎儿，留下个三岁大的女儿。从此，他带着女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这个苦命的孩子最终没有逃离母亲的命运，重点中学免试保送的成绩，却上不成大学，九十年代初死于非命。母女俩死时都只二十多岁。高尔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维持了十五年，其中为离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时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一共八个月。离婚后两个女儿跟母亲，如今女儿已经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码有十五年没见过面。中年觅得知音，再婚却困难重重，婚后虽心心相印，但贫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险些丢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当作命运的恩赐领受下来。
世俗生活的孤苦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绝对孤独。《论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与苦闷写信给傅雷，让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书记打通思想：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因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于是奋笔成就了《论美》。完成之后，他曾就教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院长徐褐夫，这位来自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态度极为诚恳，但是观点却让他无法苟同。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刊出后，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宗白华、侯敏泽等美学权威都发表了批评意见，直至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与唯物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怎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
第五部分：没有父亲的男孩儿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2
中国几十万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压垮的有之，劫后辉煌的有之，辉煌之后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尔泰，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他，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与我们需要经受觉醒的镇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十五岁，带着山里少年的野性本色，他从家乡封闭的山里走进一个个同样封闭的边远小城。他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拒绝会成为一个“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居然和别人说一样的话。十六岁，读《大卫·科波菲尔》，他评价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理由是，密考伯最后当了印度总督，但没一个英国人问一问，英国有没有权力统治印度，如果是俄国作家，一定会弄一个人出来问一问的。十九岁，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二十岁，他挑战权威，开拓了中国美学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的少年，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导师，他的精神家园是自给自足的。为了偷吃几颗沙枣，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却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正则艺专》《唐素琴》《论美之失》《沙枣》）他始终梦想的，是与世界同一的自由。自由对于他来说不是政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也不是打压后的反弹。 “美是自由的象征”——他在审美的层面上追求自由。自由是超越一切的。他并不想与谁或与什么对抗，但不屑的高傲，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
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愤，也没有伤心欲绝的大哀怨。与他的美学理论一样，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历的自传，更有别于在意识形态框架下批评意识形态的庸俗社会学文本。
他写饥饿：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沙枣》）
他写寒冷：“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冷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风暴》）
他写死亡：一个为凑数而被打成右派的独生子，瘦得衣架似的，顶着守寡的母亲寄来的引人注目的蓝色大皮袄，下摆空荡荡的直透风，怕磨出白印，不舍得捆上根绳子。“……看到他在前面走，居然在腰间束上了绳子。到底还是想通了！我很高兴，赶紧追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已经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又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几易其主了。”（《蓝皮袄》）
他写麻木:为了避免抵触而挨批，夹边沟的人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笑 ——“眼睛眯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 还有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从这怪异的笑容和姿势中，“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幸福的符号》）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太多凄惨的故事，因此有了太多催人泪下的文字。然而，静夜读高尔泰，觉得血管胀得鼓鼓的，血液被激荡起来，仿佛能听到到撞击心脏的声音。但是，眼睛却是干涩的。面对如此诉说，泪何以堪！情又何以堪!!
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不管是被尊为“旗帜”，还是被贬为“靶子”，他原本不应该是默默无闻的。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迭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同时，高尔泰的甘于落寞也是实实在在的，有他从“反右”到“文革”以至到八十年代长达三十年非凡的际遇为证;有他从九十年代初至今长达十几年隐士般的生活为证。但是，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惟美，但并不苛刻。
《寻找家园》里描写的人物，有一直爱恋他，却时刻让他觉得“正确得可怕”的唐素琴；有为了保护他，烧毁了他的日记，在私下里与他串供的管犯人的犯人安兆俊；有先揭发了他，随后也成了右派，跳楼自杀的上海人孙学文；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有省公安厅有恩于他的政工干部丁生辉和东林……在高尔泰的笔下，每一个都像一幅肖像画，在我所看到的写实性描写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真实更准确地通过一瞬间极小的细节，把人物活生生地刻画出来。
他忏悔，在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的时候，他却在画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对于他的忏悔，你不由自主地想为他辩护。一边是作为物质的生命的极限，一边是作为精神的尊严的极限，有谁能够恰如其分？然而，你意识到，当你试图为他、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这样辩护的时候，清白，圣洁，高贵，这些本来就难以企及的品质、品格、教养，就会离我们更加遥远，成为了昨日的精神。
在这样的阅读中，我理解了在北美与他亲近的北岛、李春光这些朋友，何以接受了高尔泰的“怪”。正是绝无哗众取宠之心与谄媚之态，成就了他卓而不群的品性，也注定了他绝然的孤独。他的听力不好，每次通电话，对我都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说，他的妻子小雨听，再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地转达。着急的时候，他会抢过话筒，但我的应答他还是听不见，更着急，又把话筒再传给小雨。完全可以想象，他的与世隔绝，他的不通世故，他的任性，怎样使朋友们哭笑不得。像是历史的疏忽，转眼间高尔泰已经是一个老者。但不是返老还童，他一直就像个孩子。如同不忍亵渎赤子的纯粹与率真，朋友们也不能不原谅他的不食人间烟火，虽然时有抱怨，却又情愿被他累着。
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因为在那个夜晚的零点时分，他对我热烈的鼓舞和殷切的重托。但又不仅于此，还因为，他承受了无边痛苦的生活，以及追求真理的言说。即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寻找家园》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在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感叹的时候，但愿，同时作为美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而存在的高尔泰，以及高尔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
二○○四年
第五部分：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与久违的读者重逢 1
很有可能，读过北岛诗歌的人，或者仅仅是知道北岛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想读读他的散文。长久以来，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所谓蒙胧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视野背景之中。当然，根据个人的喜好，每个人还可以在他之后填上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芒克，比如多多，比如顾城，比如舒婷，等等。尽管在世界甚至仅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是一份值得炫耀的名单，但是，能有这样一份名单，作为同时代人，我们已经可以为此而骄傲了。不同的是，或者因为传奇的消息，或者因为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因为频繁在媒体出现，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公众熟知，变得不那么神秘了，而北岛却因为他本人的缺席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从我们的视线消失，更准确地说，他从来就没有正式出现过，这成为他如今向着我们走来的前提。
神秘带来的可能是光环，也可能是阴影，那么对于北岛来说是什么呢？我们巴不得通过对于他个人言行举止的报道来了解他的生活、创作和个性，但遗憾的是，读者并没能得到满足。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媒体总是持有怀疑和保留，但是不能否认，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媒体，而不愿意花点力气从他的作品下手。
近十年以来，散文，当然还有界定极其广泛的随笔，在中国几乎取代了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挤满了每一个书籍热爱者的书架。有不少人为此而感叹中国作家创造力的低下和中国读者的懒惰。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之中，对于书籍，趣味和情调的欣赏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实用所取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非虚构性，虽然仅就文学的品质来说，我们不能说虚构与非虚构相比，哪个更好，或者更难，或者更纯粹，但当你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时候，比起小说，散文肯定更加“文如其人”，更别说与抽象而隐晦的诗歌相比了。
因此，读者对于诸如北岛、高尔泰这样的作家，阅读的期待，首先不是作为文学的文本，而是文本背后的作者本人。人们试图通过作品进入作家的世界，进而通过作家进入历史。
第五部分：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与久违的读者重逢 2
想知道北岛在国外的日常生活，只需看看《失败之书》第三辑中的篇章。从搬家到赌博，从朗诵到喝酒，像是豁出去了，北岛把自己一锅端了。我们仿佛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朴实和自然就行！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家的后院，像灯一样突然熄灭的玫瑰，巨大的蚂蚁王国，多少有点像哲学家的蜘蛛……（《后院》）知道他曾经在六年内换了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在一无所有地漂流的日子里，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搬家记》）还知道他是个酒胆比酒量大的饮者，只要旁边有沙发，他就敢连干三杯，他最不敢冷落的是酒，这个最忠实的朋友，陪他打发那漫漫的长夜（《饮酒记》）。通过这些琐屑的细节，北岛把个性带进了散文，其中穿插着一些好笑的遗闻轶事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失败之书》的第一辑，或许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北岛把金斯堡、帕斯、特朗斯特罗姆等等国际知名的作家带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他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由于他个人在国际诗歌界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像当年与芒克、多多这样的哥们儿一样与这些名人交往和相处。但是，他写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世人承认；他写逝者（不只是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与他一道站在舞台上朗诵。北岛写他们的癖性，写他们个性上的真实之处，因为他知道，仅仅高尚、博学和才气，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或一个能够被别人记住的人。其中写得最传神的，是“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斯堡。北岛写道：艾伦像个仆人似地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纽约袜子大王身后，因为这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是他的赞助人，艾伦许多诗歌活动的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这或许会让我们的诗人感叹，中国的袜子大王，或者胸罩大王、卫生巾大王、方便面大王、房地产大王们，什么时候也能变出点儿艺术活动来呢？北岛还写道：艾伦用一只眼睛看你，用另一只眼睛想心事。在描述了作为摄影家的艾伦的一幅自拍照之后，作者发问：“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文章的结尾是，“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而事实上艾伦已经在九天前死了。这种表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北岛散文的诗性，也可以看成是他在偷懒。相对于诗歌来说，散文是加法，当他使用减法的时候，他又折回到了诗人。
《失败之书》的第四辑写了几个城市，巴黎、纽约、布拉格，以及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加州小城戴维斯。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旅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作家的城市，是诗人艺术家们活动着的城市。地铁，街灯，鸽子，航空港，出租车，死去的卡夫卡，活跃着的桑塔格，还有新知与故交，行色匆匆的北岛在其间穿行，一会儿吃地道的上海菜，一会儿喝匈牙利牛肉汤；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中文；和某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狭路相逢。北岛的生活中多是前无来处、后无去向的际遇。一个“在路上”的人，行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是剪接后的蒙太奇，有场景而没有剧情。
第五部分：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与久违的读者重逢 3
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但是，到了《我们仨》，还是散淡，却通篇透露出着一种刻意的游戏氛围。
再回到北岛。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个重哪个轻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哪个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那个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落差。
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有人问：所谓“虚无的压力”指的是什么？有人问：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些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有些人注意到了北岛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这与传说中严肃得不苟言笑的北岛似乎有所不同；另一些人注意到了北岛散文中的怀旧与怀乡，这与大家熟知的英雄般的诗句北有后的北岛也有所不同。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无处不在的，惟有无可奈何的落寞。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我们能不能说，“狭小”恰好是他的生存处境的本质，而“琐碎”正是他的心理支柱？如萨特所言,“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了他真实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与其说他用文字换取生活，不如说他用生活换取生活。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读者的落差正是来自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即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他和我们不是以同一个坐标观照生活。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人都可以说北岛的散文好看或不好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好与不好。我是想说，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是我或者你，将怎样面对那样一种生活——孤独，落寞，绝望，拮据，隔绝的屈辱，荣誉的折磨……
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看成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违了的读者重逢。
第五部分：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与久违的读者重逢 4
这本书的书名也是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失败之书》？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曾试图说服他用他早期的诗作《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我觉得，那不但可以唤起人们对于作者的记忆，而且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以“失改之书博大精深”的诗句说服我，我认为以此诠释书名反而过于通俗。
北岛是以失败来概括他文中的人物吗？还是以失败自况？
历史上，不乏因失败而获得成功的伟大人物，有的被失败所造就，有的主动地选择了失败身后却获得了功名。金斯堡生前虽然也狼狈过，但与像卡夫卡、本雅明、梵高这种生前无比失败的人相比，没有什么失败可言。当然，不是失败者并不意味着就是它的反面--成功者。李尔克也说过，“没有什么成功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但是，像洛尔迦这样优秀的人民诗人，死得又是何其荒谬！可见，失败与成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更经常是互为悖论的。
有记者问，《失败之书》是不是“（北岛）生活的堕落”，北岛的回应是：“在一个追求物质化全球化的完美之夜里，我的书是一种沉沦，一种堕落，在其中留下了对完美之夜显得多余的动作与阴影。”这可以理解为是他在抽象的诗人语境中、在西方的语境中对于失败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阐释。但在我看来，在并不完美之夜，说《失败之书》中的“沉沦”与“堕落”“是多余的动作与阴影”却显得过于诗意了。
《失败之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书城》杂志记者2002年在波士顿对北岛进行的专访，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他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那些诗“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如果北岛仅从文学的角度否定自己的前期诗歌，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这多少伤害了甚至冒犯了那些一直热爱着他的读者。
不愿意接受对他前期诗歌的否定，与其说是出于文学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历史的理由；与其说是出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情感。因为，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些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观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诗歌本身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而北岛却改变了，或者说北岛对于诗歌的价值判断改变了。诗人自然会更多地从诗歌本身评价诗歌的好与不好。但是，诗人有诗人的一厢情愿，读者有读者的一厢情愿。北岛的成名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不负责鉴定诗歌的好与不好，历史只管一种文学现象的重要与不重要。所以，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的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我不知道文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情况，这本质上应该是作家与生活、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文学史家研究的一个课题。
诗人从来是与社会和读者保持距离的，往往距离越大，其作品的成就也越大。北岛早期的诗歌之所以影响巨大，正是因为他的超越性。当年，北岛从共同走上诗歌道路的同时代诗人中，曾经完成了时间的超越，因此，被记住的是北岛而不是别人。如今，北岛面临的挑战则是，是否能够完成空间的跨越？如果说，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作家、诗人，在自己的美学追求之外，该如何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呢？毕竟，他“得天独厚”地满世界跑了一大圈，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
在同一篇访谈中，北岛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然而，在摆脱革命话语之后，如何建构“非革命”的话语呢？这是我和很多人的难题，我相信也是北岛的难题。我猜想，否定早期诗歌的北岛，也许不习惯再谈“使命”，但事实上，他已经向自己和整整一代人提出了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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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篇《永远的五月》，徐晓叙述的是一种生死间无能为力的悲壮——这死的缘起就因为一次误诊，一次误诊引发一场长达30年的苦难。让丈夫这样一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越来越丧失自理能力，让一个最节俭的人承担必须每天耗费几百元维持生命的折磨，更要命的是这一切连环着全是悲剧因果——不仅是他自己浸泡在炼狱中，他妻子越是以自己的意志要去卫护这生命，就越是降临给他一次次失败和一次次更深的痛苦。她以她的意志要求他的生，他的生是他无法摆脱的对痛苦抗争的折磨。要活着还是要痛苦？她必须以牺牲她自己来拯救那生命，她说她天经地义只有为他选择生的权力，所以无从选择，一种善良与另一种善良之间永远是冲突的。这一切实在太过残酷:好像真就变成了两颗善良心灵的受难过程，在受难中才有了真实而催人泪下的崇高。 在《永远的五月》后，她又写了一篇续，这就是《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是徐晓在“五月”后深一步对自己的拷问。在我读到的这篇文字，记叙那悲剧中一个更真实的女人——感人的不仅是为了让他能活下去，她那种甘愿泯灭自己的疯狂。一个人活着的价值在这个人所维系的尊严，尊严究竟是什么？他被病痛摧残的瘦弱与丑陋后是一种尊严，她为获得那脂肪乳因一杯咖啡的价格离开那酒店、在厂门口像上访者一样拦截轿车，那般蓬头垢面、忍辱负重当然也是一种尊严。她以她全部的力抵抗在他的生死之间，这种意志力，用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爱。那么除了爱还有什么？还有忏悔。除了忏悔还有什么？她说是他成全了她，使她能拥挤出所有女性的能量，而她所有被榨出来的力变成一种她的意志压倒他的意志，在这意志关系中，他又变成了一个被动而被她意志控制而强加的弱者。更折磨人的是，她守护他3年，他最痛苦的时候她却恰恰缺失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能追问的，追问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给自己强加痛苦，可徐晓偏偏就是要追问。她追问自己最冷酷的问题是：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在她给我看的那个原稿中，最痛苦的自责是她面对他病体时曾产生过那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排斥与他睡在一起。我以世俗观点理解她的痛苦，这可能完全否决她对他爱的所有努力，她无法躲避这追问中对她自己的伤害。因为这追问，她更恐惧她对他的情感所凝铸成的思恋究竟能有多久——她期望他永远是她精神的全部，寄托的全部。”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作者试图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使许多人着迷。在书中，这些文字如同耳语，当我们凝神细听，它们就消失在风中；这些面孔如同倒影，当我们伸手碰触，它们就碎裂为层层涟漪……它们出现在我们的梦中，令我们辗转——它们碰触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读了徐晓才意识到，同样的人生，可以细细品味，也可以尽情挥霍。而区别仅仅在于，你是否愿意诚实地面对生活。人类试图解开时代与人生之谜的努力足以汇成一条大河，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徐晓关注的支流有特别的意义。 是对历史的礼赞，还是对逝者的悲悼？是对一代人的反思，还是对自我的救赎？你无法定义徐晓的写作，如同你无法定义人、岁月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