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别忘了买点黑鬼娃娃来！”她会隔着半英亩大小、拥挤的用餐人群冲我叫道，一百多名吃饭的客人抬起头来，让我羞得无地自容。
五分钟后，我拿着糖果回来，悄悄地贴着墙走，不想让她看到，可一切都是徒劳，她还是会侦察到我，然后大叫：“噢，你在那儿啊，比利。你记得买黑鬼娃娃吗？因为我很爱那些……黑鬼娃娃！”
“奶奶，”我恶狠狠地小声说，“你不该那样说。”
“不该说什么--黑鬼娃娃？”
“是的，它们叫甘草娃娃 。”
“叫‘黑鬼娃娃’有点无礼，”母亲会这样解释。
“噢，对不起，”奶奶会说，对城里人的雅致感到很惊奇。可是下次我们再上毕肖普吃饭时，她会说，“比利，这儿有二角五分钱，去给我们买点那些--怎么说来着--甘草黑鬼！”
可以买到一分钱糖的另一个地方是格伦德小店，这是英格索尔街上的一间小杂货店。格伦德是市里、当然也是我们这附近的最后一间夫妻档。经营者是步履蹒跚的格伦德老夫妇，可爱的不起眼，捉摸不透的老古板。该店大约自打1929年就再也没有进过新货品，或再也没卖出过东西。自从葛罗莉亚?史旺逊 让人着迷以来，那里有很多广大零售世界里再也找不到的东西--奥森牌皮肤漂白剂、菲尔斯-纳普萨牌肥皂、一盒盒野根养发水，前面还贴有乔伊?布朗 的相片。所有东西，连同格伦德太太都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我相信她可能已死去好多年了。
不过格伦德先生还很有活力，每当门上铃铛丁呤作响，宣告有新顾客到来时，他总是很开心，即使进来的总是孩子们，即使他们来这儿只有一个可恶的目的：偷他那些上了年纪的一分钱糖果。
这可能是童年时最令我羞愧的一页了，可这是我和当时一万二千名其他孩子一起干的。人人都知道你能从格伦德那里偷东西，而且从不会被逮住。星期六，整个中西部的孩子们全出现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包旅游巴士来的，为周末囤积货物而来。格伦德先生对这些胡作非为视而不见，态度安详。你可以取下他的眼镜，解开他的领带，轻轻脱下他的裤子，他也不会有任何怀疑。有时候我们买点小东西，可这只是为了让他转身，让他去古老的收银机那里忙活，让一百个飞来之手伸进他那特大号罐子里，随意抓取更多的糖果。有些大孩子干脆把罐子拿走。可是，不得不说，是我们照亮了他的日子，直到他歇业为止。
至少糖果还给了我们真实的快乐，而有许多本该好玩的东西却一点也不好玩。比如，模型制作。制作模型号称非常有趣，可它真的只是一份你少年时代不时得经历的苦差罢了。模型零件看上去很好玩，盒子上的图片画得很美，也很详细，战斗机的翼炮喷射出红红黄黄的火焰，正是战斗机混战正酣时的情形。背景上总有被击中了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盘旋坠落的场面，驾驶舱里还有个沮丧的德国人，透过挡风玻璃正在破口大骂。使你迫不及待要重现这样活生生的三维场面。
可是当你买一套回家，打开盒子，发现里面可能有六万个一模一样小部件,全是铅灰色或橄榄绿的，有的比质子大不了多少，所有部件都以一付器官式的、不可分割的样子连着一根调酒棒样的塑料管。相比之下，胶水管大得像大号挤花筒。不管你怎样轻轻地摁一下，总会吐出一品脱左右的粘胶，它们的本能便是把自己粘在某个外来物体上--人类的手指、起居室里的窗帘、偶经此处的动物皮毛--变成无限长的一串。
任何想打破这一长串的尝试，其结果只是变成更长的长串。片刻之间，你会附在上百条下垂的长线之中，全都联接到与模型飞机或二战无关的某样东西上了。真有意思，唯一胶水粘不上的东西，便是那塑料模型；接下来，它就成了滑溜的润滑剂，让两件模型彼此间不停地滑动，永远都不干。结果，经过四十分钟的高强度但麻烦的努力之后，你连同周围许多事物已被罩入亮闪闪的胶水蛛网之中，蛛网中间的便是灰色机身，一侧机翼冲下，飞行员的飞行帽意外地，但无法挽救地给粘在驾驶舱顶上了。幸好此时，你正为胶水如醉如痴，根本不在乎什么飞行员、模型或其他什么东西。
五十年代娱乐时间虽令人失望，可其中真正有趣的是你永远不会有什么失望，因为广告总是那样精彩。广告商从来没有这般狡猾过，他们随随便便就让庸俗废物听上去也奇妙无比。广告吹嘘哄骗如此滑溜顺口，轻车熟路地用些简单事物刺激感官快乐，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现在我仿佛仍能看到《男孩生活》杂志上的广告，康涅狄克州纽黑文的A.C.吉尔伯特公司承诺他们独创的化学试验器材、全套显微镜、世界著名建筑安装设备能提供最健康的快乐。说白了，这些东西是些拼装玩具，你可以用它们制作各种工程奇迹--桥梁、工业起重机、摩天轮、机动机器人--用小小钢梁和其他颇具男子气慨的部件。这可不是那些你可以建在桌上，玩完后往抽屉一放就完事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坚固的底坐和大量空间。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这种广告展示给男孩的是，二十英尺高的梯子上伸着一个摩天轮，而他的弟弟已经享受过一次试坐了。
广告没有告诉你这个行星上只有六个人--大概是A.C.吉尔伯特公司的孙子们--有足够多的钱和足够宽敞的豪宅才能享受到图片中组件。我记得，一个圣诞节，父亲看了一眼洋克商场玩具部展示的巨型拼装玩具上的价格标签后，大叫道：“天啊，这价格几乎可以买一辆别克了！”然后他开始随意拦住其他男性过路人，不久就聚集起一小群惊讶的男人。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套拼装玩具。
相反，我想要化学试验器皿套装，我曾在《男孩生活》这本杂志上看到过迷人的双色双页广告。根据这广告，那一流的、科学的先进套装能让我做兴奋的原子能试验，用隐形笔让成人世界惊惶失措，成为FBI指纹技术专家，制造出最称心的恶臭味。（实际它并没有承诺有恶臭，但每套化学试验器材出售时明显含有此意。）
这套化学器皿，在圣诞节早上被打开时，却只有香烟盒大小--而画在杂志上的同一套东西的尺寸差不多有旅行箱大--可我得说它包装巧妙,颇让人期待：试管和精巧的试管架、漏斗、镊子、软木塞、二十个左右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化学药品，有几种气味难闻，还有一本圆乎乎的指导手册。不用说，我直接翻到原子能那一页，指望到吃晚饭时我的试验台上能升起小小的蘑菇云。实际上，这本手册告诉我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就是：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所有原子都有能量，因此万事万物都有原子能。将任意两种东西一起放进大口烧杯里--任何两样东西就行--摇摇它们，然后，快！变！你就有了原子反应。
所有试验或多或少与此有点相像。唯一有点作用的试验是我自己设计的，将架子上所有化学药品连同巴伯牌去污粉、松节油、某种发酵粉、两勺白胡椒、少量有一定年代的辣根调料、相当多的雷克特克牌剃须水混合在一起，当这些混在一起时，体积立即膨胀了一千倍，溢出烧杯杯沿，流到我家崭新的厨房台面上，立即咝咝作响，沙沙起皱，冒烟，沿着富美家防火板留下了一道略带粉色的条痕，之后那成为父亲永远的痛，对他来说也是永远的神秘。“我搞不懂，”他扫一眼厨房台面边缘后说。“我一定是在混合粘合剂时弄错了。”
然而，那十年间最糟的玩具，可能有史以来最糟的玩具，莫过于电子橄榄球了。电子橄榄球，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有男孩有时被迫接受的圣诞礼物。它是个小盒子，里面有常见的令人兴奋、给人误导的说明图，以及一块小金属板，大小与早餐盘相仿，涂画得与美国橄榄球场一样。打开电源后，这块板会激烈地振动，让二十二个小人异常僵硬、疯狂地四处移动。你永远在设置一场比赛，因为这些人极为机巧，他们不断地跌倒；也因为你与对手就哪种队形有效、谁该布局最后那人等吵个不休。很显然，等待有好处，等到最后一刻，突然把你的带球跑动的进攻后卫移至边线，那里没有后卫骚扰他。所有这一切总以激烈争吵而告终，或被你越过界，用手指轻轻一弹，撞倒对手心爱的球员而打断。有时候这种行为还要反复几次。
他们到底怎么摆成什么样并不怎么重要，因为电子橄榄球球员从不会按预想的方向行动。实际情况是半数球员立刻跌倒，四肢剧烈抽搐，好像得了某种严重的肠胃紊乱，而另一些球员则朝多个方向流散，方向之多与直立球员的数量不相上下，最后球员们一起撞到某个角落里，与夜总会着火后，受害者聚集在被锁住的出口处，拼命推硬墙如出一辙。唯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带球跑动的进攻后卫，他在一个地方哆嗦了四五分钟后，慢慢转动，继续朝错误球门区滑行，直到两码线上被他垂头丧气的玩家用根手指撞倒，招致更多口角。
这时，你关上电源开关，把所有跌倒的球员都扶起来，辛酸地重复游戏过程。这样玩过三场后，你们中有谁说，“嘿，你想不想拉开软弹簧打松包科瓦尔斯基一下？”你立即把这游戏往床下一扔，扫到一边，永远不再碰它。
真正刺激的是连环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真是连环画的黄金时代。五十年代中期几乎每个月能创作出一亿本连环画。你无法想象它们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心中占据了怎样的中心位置--实际上许多不再年轻的人心中也是如此。那时的一个调查显示，这个国家中12%以上的教师都是连环画的忠实读者。（当然那还只是承认了的数字。）
作为霹雳小子，我读连环画的方式和医生读《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般--及时了解本领域中的最新动态。可是我只是个全身心投入的追随者，即使没有让我的超自然技艺得到磨练、持续创新的职业需要，我也总是贪婪地阅读它们。
可是正当我们一头扎进连环画里时，危机来了。销售开始不正常，在不断攀升的成本和电视的竞争之下，销售持续萎靡。许多孩子觉得如果你能在电视上看到超人、佐罗，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去阅读一页一页的文字呢？坦率地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儿童天地里那些薄情的支持者走了，可这是对这个产业的致命一击。两年内，连环画书目的数量从650种下降到250种。
连环画的制作人为重燃大家的兴趣，采取了不顾一切的做法。女主人公突然不知羞耻地性感起来。第一眼看到石棉夫人时，不知哪位天才画家把她画成有炮弹一样的乳房、强有力的腰身，身上几乎没有几缕布，那种突如其来，却完全愉悦的荷尔蒙温热之感现在还让我记忆犹新。
这个新时代没有伤感的余地。美国上尉十几岁的同伴，布基在有一集里受了枪伤给送到医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至于他死了没有，是不是恢复过来，虚弱地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余生，我们都不知道，坦白说也不关心。相反，那之后，美国上尉身边多了个长腿、苗条的金色女郎，不久又加入了太阳女郎、芙蓉夫人、黑发幽灵女士，还有其他一些柔滑的魅惑女人。
然而好景不常。纽约一位德裔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博士为了清除连环画的危害，毫不保留地围剿连环画世界。他名为《纯真的诱惑》一书大受欢迎、造成令人沮丧的影响。在此书中，他说连环画推崇暴力、酷刑、犯罪、吸毒，还有无节制的手淫，虽然没说一次可以同时造成这么多危险。他严肃地指出，与他面谈过的一个男孩承认看过连环画后，他“想成为一名性狂人，”可他却忽视了，对大部分男孩而言，不管有没有连环画，“性”、“疯狂”、“想”这些词用在一起都很舒服。
沃瑟姆牵强附会，几乎在每个阴影下都看到了性。在一幅动作漫画里，他指出一个男人肩膀上阴影部分，用带有想象的斜视，换个角度看的话，就像一个女人的阴部。（事实上确实如此。这点没什么好争论的。）沃瑟姆宣称，从精力旺盛、亲吻女孩子这些方面来说，许多超级英雄不能说是百分百男人。我们大部分人心里都知道，可是不愿承认。特别是蝙蝠侠和罗宾，他把这两位拎出来，说他们是“两个同性生活在一起的梦想。”这是无可辩驳的控诉。你只要看看他们的紧身衣就行了。
沃瑟姆在一个调查青少年犯罪的参议院委员会上作证时，巩固了自己的名声和影响。也是那一年，巴尔的摩心理学家罗伯特?林德认为由于摇滚音乐的影响，当代青少年正罹患“集体精神疾病”。现在沃瑟姆又指责连环画是他们可悲的、青春期缺陷的罪魁祸首。
“到1955年，”根据詹姆斯?T?帕特森在《盛大前程》一书里所说，“十三个州通过立法，对连环画的出版、发行和销售进行监管。”担心进一步的监管打压，连环画产业放弃了曲线宝贝、血腥屠杀、斜视阴影及其他一切刺激的东西。这真是无情的一击。
让追随者沮丧的是，儿童天地里开始充斥着消遣连环画，如亚齐与壶头，或迪斯尼人物唐老鸭和他的侄子休伊、杜威和路易，他们穿着衬衣、带着帽子，可腰部以下则什么都没有，这似乎有点不妥，也不太健康。儿童天地开始吸引小女孩了，她们坐在那里叽叽咕咕，说着最近一期《小露露和友好精灵加斯帕》，好似她们在开茶会。有几个十足的大傻瓜甚至把经典连环画放在那里--用经典名著改编成的连环画。当然，这肯定被直接扔掉了。
不用说，我蒸发了沃瑟姆，可太晚了。破坏已经造成。很难再找回以前的快乐，那种我们最需要的快乐最难得到。我当然指的是色欲。可那是另一章的另一个故事。
第六章性及其他娱乐
英格兰，伦敦（美联社）--周三，高等法院陪审团就《伦敦每日镜报》诽谤一案，判给艺员利布拉奇8000英镑（22400美元）的赔偿金。陪审员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商议后认定，《镜报》记者威廉N康纳在1956年的一篇报道里暗示了这位钢琴家是同性恋。利布拉齐在审判时的陈述里，认为康纳提到他时用了“他、她或它能要的一切。”康纳还把这位演艺人员描述为有“水果香味。”
--《得梅因纪事报》 1959年6月18日
1957年，本年度最色情的电影《冷暖人间》，或其宣传片坦白直率让我们这样想，开始向期待已久的全国人民公映，我姐姐决定要我和她一起去看。为什么把我也算作这项冒险必不可少的一分子，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我可以提供某种借口。也许只有在她照看我时，才能溜出家门而不被发现。我所知道的就是，星期六午饭后我们将步行至英格索尔剧院，对此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真是非常刺激。
一路上，姐姐告诉我影片里一些人物--可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有性行为。姐姐那时候是性方面的世界最高权威，至少我这样认为。她的特殊专长是发现名人同性恋。萨尔米涅奥、安东尼珀金斯、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蝙蝠侠和罗宾、查尔斯劳顿、鲁道夫斯科特，劳伦斯威尔克乐队中第三排的那个人，虽然对我而言，他看上去很正常--在她敏锐的目光下，所有人的面具都给剥掉了。她告诉我，罗克赫德森在1959年就是个同性恋了，早在任何人猜到之前。我相信，在理查德张伯伦还不是同性恋之前，她就知道他会是同性恋了。她敏锐到不可思议。
“你知道什么是性吗？”有一次，我们一前一后走在树林深处的狭窄小道上，她问我。那天很冷，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穿着一件漂亮的红色新羊毛大衣，戴着顶毛茸茸的帽子，还用帽带系在下巴上。她看起来非常漂亮，对我来说，她就是个大人了。
“不知道，我想我不知道，”我答道，或者说了类似的话。
因此她语调庄严、措词谨慎地告诉我，让我明白这可是特别恩惠的信息，是有关性所要知道的一切，虽然她那时候才十一岁，对我来说，与百科全书相比，她可能也只些微差点。不管怎样，就我的理解，这事的关键是男人把他的东西放进女人的东西里，在那里放上一会儿，然后他们就有了孩子。我记得当时还模糊地想，这些未说明白的东西是指--他的手指放进她的耳朵里？他的帽子放进她的帽盒里？谁能说说？总之，他们干了件私密的事，光着身子，接下来，你知道，他们就成了父母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在乎孩子是怎么造出来的。我对我们在进行一次父母根本不知道的秘密冒险，而且是穿行在树林里--黑森林有点无边无际，位于榆林大道和格兰德大街之间--兴奋无比。六岁时，大家偶尔冒险走进树林，在从街上看得见的地方玩战争游戏，然后再欢欢喜喜地出来（通常是伯比斯蒂姆森碰到毒葛，哭了起来后）--坦白说，是欣慰地--走进明亮的空气和阳光里。树林里让人紧张。那里空气凝重，有点让人窒息，声音也不同。你可能走进树林就再也出不来了。人们肯定从来不会把树林当作大路，树林太大了。所以在被一个自信而聪明的人领着穿过树林，同时还授之以私密信息，即使对我毫无意义，这也太刺激了，语言难以描绘。走路时，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崇拜树林的黑暗威力，不停地四处看看有没有姜饼屋和狼。
似乎那还不够刺激，当我们来到格兰德大街，姐姐把我带进两座公寓楼之间的一条秘密小巷，经过英格索尔街上的宝德药店--我从来没想到过宝德药店还有后面--从那里出来我们就置身于剧院的对面，差不多是正对面。这简直太棒了，我几乎受不了。因为英格索尔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姐姐牵着我的手，很在行地把我带到马路对面--又一桩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我相信我从没有因与另一个人的关系而这样自豪过。
在售票窗口，当卖票女士迟疑不决时，姐姐告诉她我们有个表兄在加利福尼亚，他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了个角色，我们的妈妈，一位非常重要、工作十分繁忙的女人（“你知道，她是《纪事报》的专栏记者”），我们向她保证过我们会代她去看这场电影，事后向她详细报告。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不太可信，但姐姐有一张天使般的脸、热切的神态，还有那顶毛茸茸的清纯帽子；这是让人无法不信的组合。所以售票员心绪不宁地迟疑片刻后，还是让我们进去了。姐姐的这一壮举也令我深感自豪。
经过这番历险后，电影本身给我虎头蛇尾的感觉，特别是姐姐告诉我，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表兄在电影里，也没有表兄在加利福尼亚。电影里没人光着身子，没有手指在耳朵里，也没有脚趾在帽盒子里之类的。只有许多不快乐的人对着台灯灯罩或窗帘说话。我起身离开，在男洗手间里把所有隔间都锁上，可英格索尔里只有两个，这也有点让人失望。
不久后，我有次意外地经历，让我对性多了点了解。一个星期六，我玩后回家，发现妈妈没有在她常待的地方，我心血来潮，决定去看看爸爸。那天他出完长差刚刚回来--拉下了许多事，所以我们有事可干。我冲进他的卧室，以为他正在打开行李。让我惊奇的是，窗帘拉下来了，父母在床上被单下扭作一团。更让人惊异的是，母亲竟然赢了。父亲显然身体不舒服，他发出某种困兽才有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我问。
“啊，比利，你妈妈只是在检查我的牙齿，”父亲的话虽不让人信服，但却答得飞快。
我们沉默了片刻。
“你们在那下面是光着身子的吗？”我问。
“啊，是的，我们是光着身子的。”
“为什么？”
“嗯，”父亲说，好似那是个可以好好讲一讲的故事，“我们有点热。这活很热，牙齿、牙龈什么的。你看，比利，我们这差不多就要完了。你何不先下楼去，我们很快就下来。”
我相信你可能会被这类事情伤害到。但我根本不记得有什么困扰，虽然很多年后我才再次让母亲看我的牙齿。
当我最终明白，意识到父母是在做爱时，很吃惊--当然，性发生在一个人的父母身上，总是有点难以接受--可也很安慰，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性行为很不容易。只有在婚姻内，男人在上面，女人咬紧牙，这才是合法的，几乎其他一切在美国、在那个年代都遭到禁止。几乎所有的州都有立法禁止任何形式的稍稍出格的性行为，虽然那远谈不上什么不正常：当然口交、肛交是非法的，显然同性恋也是；即使是正常的、文明的、发生在双方自愿的未婚人士之间的性行为也是禁止的。在印第安那州，你会因帮助或怂恿任何未满二十一岁的人“手淫”被判十四年监禁。印第安那州罗马天主教教会同时宣布婚外性行为不仅有罪、肮脏、有再生孩子的危险，而且促进共产主义。干草堆的蓬乱如何有助共产主义的持续进攻从未有过具体说明，但没有关系。问题在于一旦某个行为被认定为促进共产主义，你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接近它。
由于立法者不能亲自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常常无法辨别什么遭禁止。堪萨斯曾经（就我所知，现在还有）有部成文法誓要惩罚、而且是严惩任何 “对人类或对野兽犯下令人憎恶的、恶劣的、违反自然的罪行”的人。但并没指出，哪怕是含糊地指出令人憎恶的、恶劣的反自然罪行可能是什么。铲平热带雨林？鞭打你的骡子？就是不告诉你。
几乎与发生性行为一样坏的是考虑性行为。当《我爱露茜》里的露茜鲍尔在1952-1953年整个这一季中几乎都在怀孕时，剧集里却不允许使用“怀孕”这个词，以免招惹那些抵抗力不强的观众在沙发上进行与圣约翰街上我们邻居基斯勒先生一样的静力锻炼法。相反，露茜被描述为“即将分娩”--显然没那么感性的一个词。再说离家近一点的事，1953年，在得梅因，警察突袭了洛卡斯特街1311号露茜酒廊，指控酒廊主人露茜路西尔方汀尼从事淫秽行为。这行为让人如此恼火，以致两名副警官和警察队长路易斯沃尔兹特意前往查看--就像得梅因许多男人时不时会去光顾一样，或看似如此。后来发现，所谓的淫秽行为不过就是露茜被一屋子快乐的酒鬼哄着，把两个玻璃杯放在她毛衣紧裹的胸部，保持酒杯平衡后，再往杯里添满啤酒，再一滴不洒地把酒杯转到围着一圈欣赏、盼望的人们的桌上。
看起来，风华正茂的露茜有点不太好管。前《得梅因纪事报》记者乔治米尔斯在《从窗户里看进来》这本精彩的回忆录里提到，“她与九个男人结了十六次婚。”米尔斯报道说，露茜有段婚姻只维持了十六小时，因为露茜一觉醒来发现新婚夫君正在翻她的钱包，找保险柜钥匙，于是这段婚姻结束了。在用火箭投递信件的年代，她用胸部当托盘的习惯只不过是二流天份而已，可还是令她家喻户晓了。韩国有两座山脉以其名命名，称为“露茜”山脉，好莱坞导演西塞尔B德米尔去过露茜酒廊两次，观看过她的表演。
这个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法官哈里格伦德驳回了这项淫秽指控，改为庭外和解，露茜闻名全国，最后嫁给了一个名叫弗兰克比斯干洛的好男人，安定下来，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过上宁静的生活。最终，报导说他们幸福地一起生活了大约三十年。我爱想象每个晚上她用胸部给丈夫拿番茄酱、芥茉或其他调味品的样子。当然我这只是猜想。
对我们那些有兴趣看裸体女人的人而言，《花花公子》和名气稍小的其他男性杂志上的图片当然可以满足他们。但这些几乎不可能合法弄到手，即使你绕着东边一个看上去更绝望的货架转来转去，声音降低两个八度，对着冷漠的店员向上帝发誓说你是1939年出生的也没有用。
有时候，在药店里，如果你爸爸正和药剂师忙着（这一次我真心地感谢静力锻练法的复杂机制），你可能飞快地乱翻一气书页，可是，由于从各个不同角落都看得到杂志架，它暴露无遗，所以这过程可能是种精神折磨。而且，它正对着药店入口，从街上，隔着平板玻璃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精神高度紧张。正当你疯狂地想要找到金诺瓦克慵懒地躺在毛茸茸的小地毯上晾干皮肤的那一页时，你妈妈的一个朋友可能正巧路过，看见你，于是摁下警铃--前面电话亭那儿就有一个报警盒，可能正是为此才安放在那里的--或者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店员从后面拍拍你的肩膀，大声公开指责你，又或者你爸爸出奇不意地来了，所以这个练习实际上并无多少快乐可言，也少有教义。别忘了，这是个你可能因用胸部送酒、或犯下未明示的反自然罪而被捕的年代，如果在家庭药店里手持裸体女郎的照片被捉，这会是什么下场，简直不敢想象，但你可以肯定的是会有闪光灯拍个不停，你会上WHO-TV的流动犯罪现场节目、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还有几千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等着你。
总之，你只得用邮件定购目录中的内衣宣传图片或那些纸张光滑、图片众多的杂志广告对付一下，虽然这肯定让人绝望，但至少安全合法。美顿芳，胸罩制造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著名的印刷广告系列，广告里，女人们想象她们在公开场合下半裸着。“我梦见身穿美顿芳胸罩在珠宝店里”是某一条广告的广告词，随附的照片上有个女人头戴帽子，穿着裙子、鞋子、配着珠宝，还有一件美顿芳胸罩--总之，什么都有，就差一件上衣--站在蒂芬妮，或类似地方的玻璃柜台前。在这些图片里有种强烈的--我想是不健康的--色情成份。不幸的是，美顿芳有着一贯准确的直觉，在挑选模特时总会用稍有年纪，初看去不会特别吸引人，而且无论如何，那个年代的胸罩更像手术用品，而不具幻想诱惑力。你对浪费这样一个有望挑起情欲的概念绝望不已。
尽管有缺点，这方法还是被广泛效仿。一家束身内衣生产商“沙笼”，它的内衣结实得有如防弹服，在一系列广告中采用了相同概念，广告中女士们在奇风的吹拂下，露出里面穿着的束身内衣，让她们自己惊恐不已，让五十码以内的所有男性不怀好意地斜视、乐不可支。现在我面前摆着一份1956年的广告，一位女士正从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走下来，她的貂皮大衣不合时机地给风吹开了（这是一股特意定位在她脚下和两腿之间的热风），露出她穿着型号为124的绣花尼龙薄纤维沙笼牌束身内衣（各地好的内衣店都有得卖，13.95美元一件）。可是--自打1956年以来，这件事让我烦恼--显然这个女人在束身内衣和大衣之间没穿裙子或其他任何东西，引出一系列迫切的问题，诸如她上飞机时是如何穿着的，难道整个飞行中，从塔尔萨到明尼阿波利斯，她都没穿裙子吗（让我们讨论一下），或者在飞行途中把它脱下来了--这又是为什么？
沙笼广告在我的朋友圈里还有些拥趸--我朋友道威洛比就是它的崇拜者--可是我总是觉得它们很奇怪，没道理，色迷迷的。“那女人不可能没穿裙子就横穿半个美国，肯定不可能，”我会重复评说，甚至有点激动。在这点上威洛比完全让步，没有异议，可他坚持正是这点让沙笼广告有魅力。总之，你所能找到的最挑逗的东西，就是母亲杂志上一张依稀看得到束身内衣的受惊女人的照片，你会同意那真是个悲惨年代。
偶然之下，得梅因有了全国最色情的雕像。它是这个州大型国内战争纪念碑的一部分，就在国会大厦附近。这座雕像名为依阿华，刻画了一个坐着的女人，双手呈杯状，从下方托着赤裸的乳房，煽情的姿态令人震惊。我们得知，那姿势象征着哺育，可是她真的让经过的每个男人很想爬上去，紧紧握着。以前我们常常星期六骑自行车到那儿，从下面盯着雕像。雕像上一块薄金属板上写着“建于1890年”。过去我们总是讽刺说，“自此就招风惹蝶。”可是只为看看铜乳头，你得绕上好大一个圈。
还有一个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那便是偷窥别人。有个名叫洛基科柏尔的男孩，他家从哥伦布搬到得梅因来，有一阵子住在康曼德酒店地下室的一套公寓内，他发现他卧室衣柜后面墙上有个洞，透过那个洞他可以看得到隔壁房间的女仆换衣服，偶尔还看得到她急切地与某个看门人交换体液。从那个洞里偷看，科柏尔每次收费2角5分，但没多久就失去大部分生意了，因为街上流传说那个女仆长得像阿德莱史蒂文生，只是少些毛而已。
你知道你在电影里永远看不到裸体女人的肌肤。当然，电影里的女人偶尔也会脱衣服，可她们总是走到屏风后面脱，要不就在漫不经心地取下耳环、解开上衣最上面一颗钮扣后，慢慢踱进另一间房。即使摄影机停在那女人身上不动，关键时刻它总是害羞地垂下视线，结果你只看到浴袍缓缓发滑落到脚踝，只看到一只脚伸进浴缸里。这不能说是失望，因为你根本没有打算失望。裸露是从来不会发生的。
我们中那些有哥哥的人，知道1955年发行的一部名叫《矛矛党人》的电影。片首一开始，电视新闻评论员切特汉特莱冷静描述，说明这是一部值得尊敬的纪录片，讲述的是肯尼亚矛矛党人的起义。可是电影发行人唐索尼认为这部电影不够商业化。因此，他雇了一批当地演员和技术人员，在南加州桔子林加拍了一些场景。这些画面上看得到坦胸露乳的“土著妇女”在手持大砍刀的男人面前迅速逃走。这些额外的场景经他剪接后随意加进到现有的镜头里，使电影有点活力。结果该片在商业上造成轰动，特别是在十二至十五岁的男孩中间，有了商业感。不幸的是，1955年我才4岁，错过了那十年中唯一一次裸体胶片抖动。
有一年，我大概九岁，我们在树林里建了一座树屋--非常好的一座树屋，用的是从橡树河大道的建筑工地上偷来的一流材料--房子一建好，差不多自动就成了当着彼此的面脱衣服的地方。这并不是非常刺激，因为这群人里有二十四个小男孩，仅一个女孩，帕蒂赫佛曼，而她以七岁的年纪，体重却与大型挖土设备持平（最后人送外号“牛肉帕蒂”），即使怀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她也决不会是任何人心中的爱神。然而，给上两三块奥利奥饼干，只要有人有此想法，她愿意让你从各个角度观察，多长时间都行。这多少让她还有点人类学价值。
在我们这一带，唯一一个大家真的愿意看她裸体的女孩就是玛丽欧黎瑞。她是一万亿星系中最漂亮的孩子，可她不愿意脱衣服。如果游戏好玩、健康，她会开心地在树屋上和我们玩，可是当情况变得疯狂，她会顺着梯子爬下来，站在下面，紧握拳头，气得大叫，说我们下流、无耻，差点掉眼泪。这让我很敬佩她，非常非常敬佩，通常我也会离开那里，（说真的，帕蒂赫佛曼不能看太多，看多了就吃不下我妈妈做的饭了），陪她回家，热情洋溢地赞扬她的美德和端庄。
“那些家伙真恶心，”我顺口说，不管自己通常也是那些家伙之一。
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拒绝加入，成为整个经历中最具挑逗性的一件事。我崇拜且仰慕玛丽欧黎瑞。我以前常常陪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偷偷凝视她的脸。那是我曾见过的最美好的东西--如此柔软、如此干净、随时准备微笑，充满玫瑰色光泽。自然界没什么比得上她瞬间绽放微笑的脸更美好、更令人愉悦的了。
那年夏天七月，我们全家去爷爷奶奶家过国庆节，在那里我又经历了一次沮丧气馁的观看过程，看着迪叔叔把干净食物变成飞扬的灰泥。更糟的是，爷爷奶奶家的电视也坏了，在等着更换新部件--当地电视机维修人员快活却白痴，他连一个基本道理都不懂：仓库里要存放些真空管备用。不用说，一时疏忽就让他吃了一剂霹雳小子的碳化剂--就这样，这个长长的周末我只能在爷爷奶奶家简陋的图书馆里找书看，那里有许多《读者文摘》精华本，一些沃里克迪平的小说，一大纸箱《妇女之家》，有的还是1942年的。这真是个难熬的周末。
我回来时，巴迪杜伯曼和亚瑟伯根正等在我家附近。他们几乎来不及跟我打招呼，就急切地把我拉到一边说起悄悄话来。他们气喘吁吁地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玛丽欧黎瑞上到树屋里，脱掉了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她做得那般随意，有一种梦幻般的放纵。
“好像她精神恍惚，”亚瑟柔情地说。
“快乐的催眠，”巴迪说。
“真的很棒，”亚瑟说着，还回味无穷。
当然我拒绝相信这些话。在我准备稍稍收回理所当然的怀疑之前，他们只好以庄严的态度向上帝起誓十二遍，希望他们的母亲死在一堆《圣经》上，还有其他什么的。首先，他们得详细描述每个细节，亚瑟说得异常清楚。（多年后他还在吹嘘说，这是他的色情记忆，过目不忘。）
“好吧，”我说，急切之情你可以想见，“我们去找她，让她再做一次吧。”
“噢，不，”巴迪回应说。“她说她不会再那样做了。我们只好发誓不再向她提出这种要求。我们说定了的。”
“可是，”我气急败坏，震惊沮丧地说，“那不公平。”
“好笑的是，”亚瑟继续说，“她说她早就想这么做了，但要等你不在时才做，因为她不想让你生气。”
“让我生气？让我生气？你们在开玩笑吗？让我生气？你们在开玩笑吗？你们在开玩笑吗？”
到现在你还看得见路边的那个坑，那是我后来连续十四个小时撞头的地方。玛丽欧黎瑞说的是真的，之后她再没走近过树屋。
事后不久，在一次神灵启发的时候，我打开父亲壁橱里的所有抽屉，看看藏着什么东西没有。我以前每年总要搜查两遍他的卧室，春、秋各一次，春天他去报道春训，秋天报道职棒联赛。找找拉下的香烟、零钱以及我是从电子行星来的证据--也许是沃尔顿国王的一封信或电子星球议会的慷慨许诺，因安全抚养我长大许诺给父母的奖赏，或许诺保证我最微不足道的古怪念头都得到满足。
这一次，由于我比往常用的时间都多，我就把抽屉全抽出来，看看抽屉下面或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结果发现了父亲色情画报的谨慎藏匿处，两本薄薄的杂志，一本是《纨绔子弟》，另一本是《黄金》。它们质量低劣。书里的女人看上去像帕特尼克逊，或玛米艾森豪威尔--这种女人你宁愿花钱也不要看她的裸体。我呆若木鸡，惊奇不已，倒不是因为父亲有男人杂志--当然，这完全是个很受欢迎的进步；应该给予任何可能的鼓励--而是因为他的品味太差。这似乎是父亲极度地贪便宜的可悲写照，甚至在他选择男人杂志时也不例外。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它们展示了没穿衣服的女人。我把它们带到树屋里，玛丽欧黎瑞不在的时候，它们被视若珍宝。十天后，也许更晚些，刚好在父亲春训回来之前，我把它们放回原处。两本杂志明显看得出翻过的痕迹。实际上，一看而知它们曾被广大读者欣赏过。一本的封面没有了，几乎所有有图画的页面现在都有了页边评注和汽球对话框，大部分都坦率、毫无保留，出自许多年轻的手笔。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常常想父亲如何对待这些热烈的修改意见，可是不知怎么，似乎总没有合适的机会一问。
第七章砰！
阿拉巴马州，墨比尔--昨天，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批准了55岁黑人杂务工吉米威尔逊的死刑判决。去年吉米威尔逊在埃斯蒂尔贝克太太家抢劫了1.95美元。贝克太太是白人。
虽然抢劫在阿拉巴马是死罪，但目前该州还没人因低于5美元的偷窃行为被执行过死刑。一名法院官员说贝克太太向陪审团陈述威尔逊对她说话时态度无理，暗示陪审团受这一事实的影响作出判决。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发言人称这项死亡判决是“这个国家可悲的污点，”但该组织说他们无法给予这名获罪者帮助，因为阿拉巴马州禁止这样做。
--《得梅因纪事报》 1958年8月23日
当地时间1952年11月1日上午7点15分，美国在南太平洋马歇尔群岛的艾尼威多克（或艾尼威太克或其他类似名称）爆炸了第一枚氢弹，但它真的不算一枚炸弹，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它无法携带移动。除非敌人体谅地站在原地不动，同时我们要建造一个八十吨的冷却装置，来冷却大量液体氘和氚，在方圆几英里布好导火索，再连接上许多电子雷管，否则我们无法用它炸掉任何人。需要11000名士兵和平民才能让这个装置在艾尼威托克岛爆炸，所以你几乎不可能在红场干这活却不惹人怀疑。恰当地说，这只是“高热原子核反应装置。”然而它威力很大。
由于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试验，没人知道会产生多大的爆炸声。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五百万吨的冲击波，这是比二战各方火力之和还要大的破坏威力。某些核物理学家认为爆炸可能高达一亿吨--这次爆炸规模空前，无法测量，科学家们只能猜测随后的连串影响。一种猜测是它可能把大气层的所有氧气点燃。然而，不入虎穴，焉能杀敌，五角大楼这么说。11月1日清晨有人点燃了引信，而且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亡命狂奔。
这次冲击波略高于1000万吨，相对可控，可还是足够从地球上抹去比广岛大1000倍的城市，当然，地球上没有那么大的城市。几秒钟之内，艾尼威多克上空升起五英里高，四英里宽的火球，巨浪翻滚成蘑菇云，直冲上离地面三十英里高的同温层，然后朝四周扩散到约一千英里之外，所到之处喷吐出黑色粉尘，像下雪一般，然后又慢慢消散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大件事了。九个月后，苏联爆炸了自己的热核装置，让西方世界感到惊讶。消灭生命的竞赛开始了--那还用说。现在我们真的成为死神，成为世界的毁灭者。
这一切发生时，我在依阿华州得梅因市，安静地坐着拉屎。我没有选择。我只有十个月大。
在氢弹研制中可怕的不是炸弹的研制过程，而是掌控炸弹研制的人。在艾尼威多克测试后的几周内，五角大楼的大人物们正在积极思考如何把这婴儿投入使用。有一种想法，一种严肃考虑过的想法，在靠近韩国战线的某处建立一个装置，引诱大量北朝鲜和中国军队过来查看，然后将其引爆。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詹姆斯E范赞特，毁灭的主要提倡者，许诺说不久我们会有一个至少一亿吨的炸弹--那炸弹可能会消耗掉全人类的氧气。同时，爱德华泰勒，半疯癫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氢弹研制中的幕后领军天才之一，正梦想着和平年代核装置令人兴奋的用途。泰勒和他的助手在原子能委员会上描绘蓝图：将氢弹用于规模空前的市政工程设计建设--在从前是高山的地方造个露天矿，按我们的意愿改变河流的流向（比如，确保多瑙河只流经资本主义国家），炸掉商业和船运上的可恶障碍，如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他们兴奋地报告说，只要沿着巴拿马地峡连续安置二十六个炸弹，差不多可以一次性开掘出一个更大、更好的巴拿马运河，而且景象壮观。他们甚至建议通过调节大气中的灰尘，用核装置改变地球气候，从而把美国北部的冬天永远驱逐出去，永久流放在苏联。泰勒还顺带建议我们可以用月亮作为测试弹头的巨大目标。从地球上可以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爆炸，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健康娱乐。总之，氢弹的创造者们希望将地球包裹在无法预测的核辐射之中，将整个生态系统一笔抹煞，不留痕迹，抹去这个行星的外观，不放过任何机会激怒我们的敌人，与我们的敌人对抗--这就是他们的和平梦想。
可是，真正的野心当然是制造一枚巨大凶猛、可移动的氢弹，只要能让我们高兴，我们可以把它扔在俄国人头上，或激怒我们的其他国家头上。这个梦想在1954年3月1日成为迷人的现实，美国在马歇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这个地方让人开心，所以我们竟用女士泳衣来为它命名）上引爆1500万吨的试验炸弹。爆炸远远突破了所有期望。远在二千六百英里外的冲绳都看得见闪光，掀起的原子尘方圆七千平方英里内肉眼可见--全部朝与预料相反的方向飘移。我们不仅擅长制造真正的巨型爆炸，而且还擅长制造我们解决能力范围之外的后果。
驻扎在夸贾林环礁上的一名士兵在其家书里描述道，他以为爆炸会把他的营房炸掉。“突然之间，天空成明亮的桔黄色，并维持了几分钟……我们听到隆隆声，十分巨大，像打雷一样。接着整个营房开始晃动，似乎发生地震了。还有一阵狂风随之而来，”让每个在场的人都得抓住某样坚固的东西，牢牢地抱着。这里距爆炸现场差不多二百英里，所以天知道那些离现场更近的人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中有许多是邻近朗格拉普岛上温顺的土著居民，他们只被告知早晨7点之前会有明亮的闪光和巨响，再没接到其他警告，更没人提及爆炸会震塌他们的家，让他们永久耳聋，也没指示告诉他们如何对待这样的后果。放射性灰尘下雨般落在他们身上，迷惑不解的岛民们尝了尝灰尘的味道，想看看它是什么做的--显然有咸味--然后把灰从头上掸去。
几分钟内，他们感觉糟透了。暴露在辐射尘里的人那天早上吃早餐全没胃口。几小时内，许多人严重呕吐，接触过辐射尘的裸露皮肤长出大量水泡。接下来几天里，他们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有人开始内出血。
一艘日本渔船上的二十三名困惑的渔民全都未能幸免，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船名叫“幸运龙”。到他们返回日本时，大部分船员健康状况已很差。船上捕捞的鱼还是靠他人卸下来，运到集市上去的，那些鱼消失在当天日本港口成千上万的其他捕捞物中去了。无法分辨哪些鱼被污染，哪些没有，日本消费者连着好几周不吃鱼，几乎毁掉了这个产业。
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对此类事十分恼火。不到十年，原子弹、氢弹首批受害者这令人不快的名声都让他们得到了，自然他们有点生气，想寻求道歉。可我们拒绝道歉。相反，刘易斯斯特劳斯，从前卖鞋的，现在蹿升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就是那个年代），却暗示日本渔夫实际是苏联间谍，以此作回应。
慢慢地，美国把它的核试验移到内华达州，正如我们所见，那里的人们对此十分感激，尽管我们并不仅仅只在马歇尔群岛和内华达作测试。试验初期，我们也在太平洋上的圣诞岛和约翰斯顿岛爆炸核弹，在南大西洋的水上、水下爆炸，在新墨西哥、内华达、科罗拉多、阿拉斯加、哈蒂斯堡、密西西比（的所有地方）进行爆炸试验。1946到1962年间，美国爆炸了约一千个核弹头，其中约三百个在露天爆炸，向大气层猛投了无数吨放射性灰尘。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也爆炸了不少。
结果证实：孩子们，他们健康的小身体、爱喝牛奶，特别容易吸收锶90--辐射尘中的主要放射性产物，并使其停留在体内。我们与锶如此亲密接触，1958年的普通儿童--可以说我及其他三千万小人儿--携带的锶比仅一年前他们身上的要多十倍。毫无疑问，有了那东西我们浑身烧得通红。
于是核试验被移到地下，可那也不总是管用。1962年夏天，国防部官员在内华达州的“法国人平地”沙漠的地底下爆炸了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如此巨大，周围的泥土上升到三百英尺高，再像一锅滚开的水爆发开来，留下一个八百英尺的大坑。炸弹残片散落一地。“到下午四点，”历史学家彼特古德切尔德写道，“内华达伊利市，从地面零点至二百英里的空中放射性粉尘云十分浓厚，结果只好打开路灯。”肉眼可见的辐射尘飘到西部六州，加拿大两省--可没人正式承认这次惨败，更没有发布公共警告，告诫人们不要触碰刚落下的尘埃，或别让孩子们在尘埃里打滚。实际上，这起事故的所有细节保密了二十年，直到一名好奇的记者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起诉才发现那天发生的一切。
当我们等着政客和军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连环漫画很高兴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每月一期的《原子大战！》和《原子时代的战斗》开始出现，受到儿童天地里行家们的狂热追捧。这些连环画背后，梦想家们富有创造力地把核武器从将军、其他高级将领手中拿走，交到普通步兵手中，让他们用核火箭、核加农炮、核手榴弹、甚至是配有核子弹的核步枪驱散一群群杀不完的中、俄士兵。
核子弹！多么绝妙的概念！大屠杀真让人毛骨悚然。直到石棉夫人偷偷闯入我的心房，俘获我年轻的心和蠢蠢欲动的欲念之前，原子战争连环画是各种娱乐形式中最令人满意的。
不管怎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还有一些比核消灭更糟的事情要担忧。他们得为小儿麻痹症担心；得为与邻居攀比烦恼；得为黑鬼可能会搬进他们小区闹心；得为UFO担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得提防青少年。没错。青少年成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公民的头号恐惧。
当然，远古以来，半大不小、有着不健康肤色的人类一直就让人非常讨厌，可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十来岁青少年是一种全新事物。（“十来岁青少年teenager”这个词1941年才被造出来）所以当十几岁的孩子有点像那年头著名科幻电影中的突变异形似的登场出现，大人们开始心神不安。青少年们抽烟、顶嘴、在汽车后座上搂搂抱抱。他们对长辈说话不敬，如“老豆”、“爹地-欧。”他们做作的假笑。他们开车绕着附近的商业区兜上许多圈。他们一天花上十四个小时梳他们的头。他们听摇滚乐，一种夸张的音乐，明显想把年轻人带入通奸和吸大麻的情绪中去。大受欢迎的《美国秘密》一书的作者写道：“我们知道许多留声机唱片转盘都是瘾君子，”骄傲地炫耀他对街头文化的掌握。“还有许多人是赤色分子、左翼、或社会习俗的拷问者。”
像《飞车党》、《无因的反叛》、《黑板丛林》、《中学机密！》、《少年犯罪波》、《堕落女生》，还有（如果可让我说出自己的珍爱）《外太空来的少年》之类的电影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年轻人都处于某种黑暗不安的狂躁中。《星期六晚邮报》称青少年犯罪为“美国的耻辱。”《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以封面文章报导了这个国家刚冒出来的青年恶棍。参议院青少年犯罪附属委员会的埃斯蒂斯基福弗就上升中的街头帮派和团伙犯罪举行了一系列感人的听证会。
就实际情形而言，年轻人从未这般优秀、这般虔诚保守过。根据J罗纳德奥克莱在《上帝的国度：五十年代的美国》一书中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人相信手淫是有罪的，女人应该待在家里，进化论不可信--这些观点，他们的许多长辈都会热烈地鼓掌赞同。青少年也努力工作，在周末和放学后打工，为这个国家的幸福安康做出重大贡献。到1955年，普通美国青少年的可支配收入与十五年前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收入一样。若把他们的收入加总起来，他们一年对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贡献是一百亿美元。所以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青少年都不坏。不过，这倒是真的，现在你再回头看他们，无疑他们本该受到压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只有一件事比得上对青少年的恐惧，那当然是共产主义。五十年代，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是件让人筋疲力尽、劳神费力的事情。到处潜伏着红色恐怖--在书本杂志里，在政府部门里、在学校教学里、在一切工作场所里。电影产业尤为可疑。
1947年，新泽西州国会议员J帕内尔托马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主席庄严地吟诵，“好莱坞出品的大量电影走的都是共产主义路线，”许多人点头称是。尽管据回忆，根本没人能记起有哪一部好莱坞电影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丝毫同情。帕内尔也没指明他心中所指是哪部电影，可是他也没有机会明说了，不久他便因虚构雇员盗用公款而获罪，被判在康涅狄克州监狱服刑十八个月，在那里他与两人快乐地不期而遇，同时服刑。他们是莱斯特科尔和小林拉德纳，他们因拒绝作证而被他的委员会给关了进来。
沃特迪斯尼不会让别人专美于前，他向HUAC宣誓作证说，好莱坞漫画家协会--他报告说，被效忠于赤色分子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所控制--在1941年的罢工中试图接管他的工作室，意图把米老鼠变成一名共产主义者。可他从未拿出过任何证据，虽然他指认一名前雇员是共产党，因为那人不上教堂，还曾在莫斯科学习过艺术。
这是白痴聒噪的精彩时代。比利詹姆斯哈吉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萨帕尔帕，是个脑满肠肥、态度粗暴的福音传教士。在每周挥汗如雨的布道里，他警告这个国家，说共产主义已逐渐滋生，并有效接管了联邦储备系统、教育部、全国基督教会联合会，所有的国家机构，只要你说得出名字的，共产主义几乎全都渗透进去了。他的声明通过五百个电台、二百五十个电视台传播出去，吸引了无数追随者，就像他的多本书一样，他有本书名叫《共产主义：谎话连篇以及学校是教育原始性行为的合适地点吗？》
尽管哈吉斯没有任何资历（他被欧扎克圣经学院除名--难得的荣誉，人们该这样想），他却创建了几所教育机构，如基督教圣战反共青年大学。（我很想听这所学校的校歌。）当问及他的学校里都教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反福利国家、反俄罗斯、反中国、对圣经和国家权利的文意解释。”哈吉斯最终给毁掉了，有人揭发说，就在他不可一世的狂热时期，他曾与几名在校学生（男、女都有）发生过性关系。据《经济学家》报导，这是一对夫妇在新婚之夜，相互羞愧地承认自己的罪行时发现的。
在红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四十八个州中的三十二个州有这种或那种宣誓效忠。据奥克莱所记，在纽约，只有宣誓效忠后才能领取捕鱼牌照。在印第安那州，职业摔跤选手也要宣誓效忠。1954年的《共产党管制法》规定，无论以何种形式，包括旗语，传播任何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一种联邦犯罪。在康涅狄克州，批评政府、或说军队、国旗的坏话皆为非法。在得克萨斯州，你可能因是共产党而被判二十年。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仅仅被人看到与共产党人交谈就算违法。
HUAC散发了上百万份标题为“关于共产党你应该了解的一百件事”的传单，详细说明如何留心邻居、朋友、家人的行为举止。比利格拉海姆,受人爱戴的新教牧师，宣称一百多家听上去体面的美国组织实际上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前哨。鲁道夫弗莱彻，畅销书《为什么约翰尼不会阅读》一书的作者，坚持认为学校未能教会学生读音法，这削弱了民主，而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位联合专栏作家，建议一个人，不论何时，只要曾是共产党，就该判处死刑。根据戴维哈伯斯坦回忆，当时已敏感到如此地步，当年通用汽车公司雇佣了一位名叫诺拉阿库斯-丹托夫的俄罗斯汽车设计师,在新闻通稿里，甚至不敢如实介绍他，只说他具有“比利时血统。”
没人能像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那样把这种恐惧发挥到极致。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惠灵顿的一次演讲上，他宣称在他的衣袋里有一份205人的共产党名单，这些人全在国务院工作。第二天，他声称有另一份57人的名单。接下来的四年里，麦卡锡挥舞着许多份名单，每份上都是不同的共产党间谍。在他情绪高昂的长篇大论中、离题万里的演讲中，他作为帮凶摧毁了许多生命，却未曾出示过一份允诺过名单。莫须有已开始成为某种潮流。
另外一些人扩大成见。约翰兰金，密西西比州的资深国会议员，哲人般地随意评说：记住，共产主义便是意第绪。我知道斯大林身边的政治局每个成员，要么自己是犹太人要么就娶了犹太人，包括斯大林自己。与这些人相比，麦卡锡貌视要节制得多，相对正常点。
如此歇斯底里，即使没有做错什么，也可能惹祸上身。1950年三位前FBI密探出版了一本名为《红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上的影响》的书，指控151位名人--他们中有伦纳德伯恩斯坦、李J科布、伯吉斯梅瑞迪斯、奥逊威尔斯、爱德华G罗宾逊以及脱衣舞娘吉普赛露丝李--有各种煽动行径。在他们令人震惊的罪行中，艺人们受到的指控是，胆敢说宗教偏狭、反对法西斯主义，还有支持世界和平、支持联合国。没人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没人流露过一点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即使这样，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多年后仍然找不到工作，除非他们（像爱德华G罗宾逊那样）同意作为友好证人在HUAC前露面、指名道姓供出其他人。
只要做了一点对共产党有帮助的事，都被视为违法。欧内斯特钱恩博士，英国人，因六年前开发盘尼西林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奖，1951年入境美国时受阻，理由是他不久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去捷克斯诺伐克协助开办了一家盘尼西林工厂。人道主义援助似乎只有在被援助对象相信自由贸易时才获允许。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一样被禁止旅行。利诺斯鲍林，后来两度获得诺贝尔奖，准备去英国接受皇家学会授予的荣誉，在纽约爱德怀特机场登机时被阻，护照当场被没收，因为他曾有一、两次在公开场合里表达了自由思想。
对那些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人来说，情况更为艰难。获悉一位芬兰裔公民威廉海基林在青年时代曾短暂加入过共产党后，移民局官员在旧金山他上班的路上找到他、逮捕他，立即把他捆送上飞往欧洲的飞机，当时他只有一美元零钱和一身衣服。直到第二天飞机降落后，移民局官员才通知他急得发疯的妻子，告知她丈夫已被驱逐出境。他们拒透露她丈夫被送往何处。
可能最离奇的要数剧作家亚瑟米勒，他因拒绝背叛朋友和戏剧协会，面临国会谴责，并有可能入狱。但有人告诉他，只要他愿意让HUAC主席法兰西斯E沃特尔与他的妻子、著名而迷人玛丽莲梦露合影，有关他的指控就能被撤消。但米勒拒绝了。
1954年，麦卡锡最终自取灭亡。乔治马歇尔将军，马歇尔计划的幕后人，一位绝对可信的正直人士，麦卡锡却指责他犯有叛国罪。不过这项指控很快就显得荒谬，随后麦卡锡与整个美国军方对抗，威胁说要揭发几十名破坏分子，他们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指控军方有意包庇他们，把他们藏匿在军队里。1954年春天，在长达三十六天的电视听证会上，该听证会被称为军方--麦卡锡听证会，麦卡锡向公众展示了他自己原来只是个会恐吓、咆哮的小丑，拿不出一丝证据证明任何东西--虽然实际上他一直是这付面孔。可惜整个国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
那年年末，麦卡锡受到参议院严厉的公开指责--这是个耻辱信号。三年后他失势死去。其实，如果他再聪明些，再亲切些，他本可以成为总统。不论如何，麦卡锡的倒台--并没有缓解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晚至1959年，根据肯尼思欧莱利的《胡佛与非美国人》一书，FBI的纽约总部还有400名特工全职工作，目的是根除美国社会中的共产党。
由于对国内外共产主义的过分关注，美国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在和平时期建成了战争经济的国家。五十年代年平均国防开支约在400至530亿美元之间--比五十年代初政府的全部开支还多。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在国防上的总投入约3500亿美元，而且我们对外援助的90%用于军事开支。我们不仅想武装自己；我们还想确保其他所有人也全都武装起来。
通常，如果你妨碍了我们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必然会赢得我们的敌意，并让自己深陷麻烦之中。1950年，危地马拉选举了一个改革派政府--按照历史学家霍华德齐恩的说法，这是“危地马拉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府”--总统雅各布阿本兹，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善良的地主。阿本兹的当选给美国公司--联合果品公司一计重击，因为从十九世纪以来，联合果品公司一直把危地马拉当作私人采邑。该公司几乎拥有这个国家所有的重要东西--港口、铁路、交通网络、银行、商店以及55万亩农田--纳极少的税，可以安心地依赖一连串强制独裁者。
联合果品公司80%的土地差不多永远闲置。这可以维持水果的高价格，但却让危地马拉贫穷。阿本兹是瑞士移民的后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认为这不公平，决定采用更民主的政策来重建国家。他建立了自由选举、结束种族歧视、鼓励新闻自由、引进四十小时工作制、使工会合法、结束政府腐败。
不用说，许多人爱戴他。他尽一切办法减轻贫穷，计划以公平的价格将大部分闲置土地国有化--包括他自己的1700亩土地--以小农场的形式重新分给10万户无土地的农民。此举导致阿本兹政府将联合果品公司的40万亩土地收归国有，支付给联合果品公司赔偿总额即是该公司为这些土地纳税时申报的价值--118.5万美元。
这时联合果品公司却认为这些土地实际价值为1600万美元--一个危地马拉政府无法承受的价格。当阿本兹拒绝给予联合果品公司更高补偿后，该公司向美国政府抱怨，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支持政变。
1954年阿本兹逃离他的祖国，一个更听话的新领导人卡洛斯卡斯蒂罗阿马斯被扶上台。为帮助他上任，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多达7万人的“可疑人员”名单--教师、医生、政府雇员、工会组织者、牧师--他们支持改革，相信危地马拉实行民主是件好事。他们中几千人从此消失了。
让我们从这般清醒的记录里回到儿童世界中去，那里的居民可能卑微，通常还十分愚蠢，可是相比之下，至少还比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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