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场至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从头至尾都站满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高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跳上汽车的踏板，捶打着玻璃，把手伸进车内与我握手”。整个英国似乎都要向他祝贺并感谢他。“没有一个从沙场得胜回朝的征服者”，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曾获得更荣耀的桂冠。”
在唐宁街１０号前，他被人群包围了。人们尖声欢呼，不愿散开。张伯伦无奈，只好走至一敞开的窗户前。欢呼之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他是个大好人”的喊声。他站在窗前，满面红光。这扇窗户恰好是１８７８年迪斯勒里从柏林会议回国后宣布“光荣的和平”时所站立过的窗户。他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光荣的和平。两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
然而，在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上任并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时，布拉格并未举行庆祝。他说，这是“领土之减少与国家之死亡”之间所作出的选择。
（７）
墨索里尼也受到了盛大欢迎。这次欢迎，他自己认为，是他整整２０年法西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盛大的一次。在每个火车站和交叉路口，不计其数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列车并尽情欢呼。许多人还下跪迎接。在罗马，他乘敞篷车沿国家大街缓缓前行，从用枝叶搭成的凯旋门下驶过——他受到了只有凯撒才配享受的欢迎。车队进入威尼斯广场时，人们齐声高喊：“领袖！领袖！”当他最终在阳台上出现时，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此情此景表明，他也许从未如此受欢迎过。
尽管如此，在慕尼黑会议的参与者中，最受世界推崇的仍首推张伯伦。他的消瘦身材和那个鹰钩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和平的象征。前继位王子威尔士亲王秘密致函于他，感谢他“拯救了和平”。退位德皇也致函玛丽王后说，他毫不怀疑，首相避免了“一次最可怕的灾难”，“既有天示又有上帝指引。”大部分德国人均有同感。１０月１日早晨醒来，人们均在祈祷：在他们的军队跨进苏台德时，切勿受到阻碍。拂晓时，希特勒的专列驶抵捷克边境。第一个向希特勒表忠的将军——莱希瑙——向他报告时所使用的语言，令魏德曼大吃一惊：“我的元首，今天，陆军正在作出一次士兵们所能为他们的最高统帅作出的最大的牺牲，那就是，不发一枪地向敌人的领土挺进！”
魏德曼不相信一个德国将军竟会讲出此等荒唐话来。另一个将军插话说：“不错，我的元首，今晨我到了我旧时呆过的团。由于禁止进攻捷克的平房，许多士兵都在哭泣！”
希特勒说：“失败主义者一直在向我嘀咕，说什么我的政治会导致战争！”这种话，且又说得如此尖刻，使站在他身后的魏德曼大吃一惊，他所指的失败主义者是谁？在首相府，过去几小时的紧张和疲劳已使张伯伦精疲力尽。“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那样过。我的精神差点儿垮了”，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承认道，“我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在议会里我还得再经受一次酷刑。”１０月３日，星期一，议会开幕了。至那时，许多人的兴头已过，耻辱取代了幸免一战的轻松感。在下院，达夫·古柏提出辞呈，辞去了内阁职务，挑起了关于慕尼黑问题的辩论。他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必然导致一场欧战。“首相一直相信，用合情合理的语言可打通希特勒先生。我倒相信，他更爱听的是铁甲拳头的语言。”
既疲倦又愤怒的张伯伦起身回答说，他与希特勒在元首的寓所签订的协议，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双方均有诚意和良好的愿望；希特勒曾一再着重说明这点，他要自食其言是异常困难的。人们朝他鼓了掌，但缺乏热情，原因是整个议会笼罩着一种内疚的情绪。辩论持续了３天，丘吉尔雄辩的谴责，使辩论达到了高潮。“一切都过去了”，他说，“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地、悲哀地沉进黑暗。它被抛弃了，且支离破碎。”忠诚而勇敢的英国人民，在得悉这一条约的消息时，自发地兴高采烈并觉得宽慰。这，他并不嫉妒。“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应该知道，长期以来，我国的防御力量不足，且又大遭忽视；他们应该知道，即使未发生战争，我们已蒙受巨大损失，其影响深远……别以为事情就此告终，这仅是算帐的开端。”
在此之前，张伯伦及其迁就他的同僚曾就东欧中部（希特勒将作出保证）问题提出过修改后的解决办法。但是，时至今日，事情已很明显，元首的计划与此完全相反，且无法进行调解。张伯伦及其保护伞正在变成怯懦的象征。这令他担心。他于是便求助于阿道夫·希特勒。他秘密致函希特勒，询问元首在当晚于体育馆发表的演讲中，能否“在引导英国的公众舆论方面给首相以某种支持”。希特勒欣然同意，对张伯伦议会内的恶毒攻击者发动了猛攻。然而，这一抚慰和援助其实是不必要的。次日，１０月６日，下院匆忙批准了张伯伦的政策，凭这一政策，在新近的危机中，战争被避免了。投票结果是３６６票赞成，１４４票反对。３５名背叛者——包括古柏、艾登和丘吉尔在内——弃权。
上述三人的攻击在柏林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希特勒把他们攻击张伯伦的每个字都看作是人身攻击。在签订这项协议后，他高高兴兴地从元首大楼出来——他的副官和随从等均同意这点——相信捷克问题已一举永久得到解决。他也有心承担在这桩买卖中他应承担的义务。
英国的齐声谴责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威廉大街，人们已听到窃窃私语，说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趁希特勒烦恼之机对他说，在慕尼黑他并未完全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对战争的恐惧心理，英国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日后装备较好时发动进攻。
弗朗斯瓦·本塞在了解到有此不满情绪后，极力使希特勒冷静下来。为此，他特别建议希特勒与法国签订一项类似与张伯伦签订的协议。“我想在他眼前展现签订更多协议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它们或许能导致欧洲组织起来。我也希望能将他的思想引向非暴力的前景和方向去。”
然而，希特勒却相信，或假装相信，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大英帝国的原名—译注）已欺骗了他。１０月９日，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一篇刻薄的演讲中，他流露了这种想法，把英国的态度比作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态度。他继而攻击了丘吉尔、古柏和艾登这心怀恶意的三架马车，所用言词较在体育馆的演说更尖酸刻薄得多。
３天后，希特勒的谩骂产生了效果。其时，专为实施慕尼黑协定而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不举行公民投票。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即以１９１０年的人口普查为准，以决定哪些地区该割让给帝国。事情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协定已受到歪曲，捷克将被剥夺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１０月中旬，弗朗斯瓦·本塞最后一次呼吁希特勒要讲道理。那是在他调任罗马前向元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的。希特勒向来喜欢这位大使。为了对法国大使７年来在柏林作的服务表示感谢，希特勒特邀他前往建在克尔斯坦山顶（高出地面一英里）的茶馆。这个茶馆是在鲍曼孜孜不倦的指挥下建成的，据说耗资３０００万马克。从工程学上来讲，它是个创举。从贝格霍夫通向山顶长５英里的柏油公路也是如此。这条公路弯弯曲曲，完全是从山间炸出来的一条通道，还有几个人为此丧生。弗朗斯瓦·本塞坐着车子，沿这条公路上山，进了凿于峰底的地道。到了走廊的尽头，他被带上一座用黄铜镶嵌的扶手电梯。电梯的梯座完全是从岩石中挖掘而成的。在上升约４００英尺后，弗朗斯瓦·本塞发现自己已进了一条过道，其柱子全是罗马式的。在通道尽头是一座圆形的玻璃大厅。在敞开的火炉中燃烧着大块大块的木头。大厅的周围群山环抱，使这位法国人有置身于太空之感。沐浴在秋日黄昏的阳光中的这个景色，壮丽辉煌，几乎到了令人幻想丛生的地步。
法国大使和元首就是置身于这奇妙的环境中——希特勒曾来过此处数次。它的富丽堂皇已开始令希特勒生厌——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希特勒脸色苍白，神容疲倦。他说，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他很失望。危机还远没有结束。事实上，若局势没有好转，危机可能更加深化。他抱怨说，大不列颠“正在高声威胁，号召拿起干戈”。
大使指出，在和平得以维护后，人们过度兴奋，这必然会产生某种反动。还有，希特勒自己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严厉的演讲也散布了这种印象，即捷克的牺牲仅增加了德国的胃口，因而加强了慕尼黑公约的反对派的地位。
希特勒进行了反驳。目前的麻烦首先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他并未讲过反对法国的只言片语。当希特勒继续为其对待捷克人的方法辩护时，弗朗斯瓦·本塞打断了他的话，告诫他勿对过去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未来。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均也表明，他们能和睦相处，”逐渐引导欧洲朝更稳定更正常的方向”发展。对打断他的话之举，或对这一概念，希特勒均未予以反驳。他说，为此努力他是作好了准备的。
下山时，弗朗斯瓦·本塞重温了这次会谈。“我知道，他是朝三暮四，装聋作哑，矛盾重重，举棋不定”，他向巴黎报告说。“他温文尔雅，酷爱大自然的美景，在饭桌前讨论欧洲政治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同一个人，他可以变得极度疯狂，如醉如痴，并野心勃勃。有时候他站在地球仪前，恨不得将各国、各大洲的历史和地理一古脑儿推翻，活像是个发了疯的造物主似的。有时候，他又梦想做个和平的英雄，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竖立最雄伟的纪念碑。”
元首身上这些明显矛盾使许多外国人认为，他不外乎是个疯子。其中之一是现已安居在伦敦的西蒙·弗洛伊德。“疯子会干什么，你是很难断定的”，他对美国一名追随者说，”你知道，他是个奥地利人，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多年。”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他似乎头脑发昏。
希特勒先前的一个信徒，在汉夫施坦格尔从德国出逃后曾与其多次议论元首的卡尔·古斯达夫·容格博士，却又另有一番理论。那年１０月，他对刚从布拉格返回的Ｈ·Ｒ。尼卡博士说：“在医学上，希特勒属于不可思议的人物类型。他的身躯并未显示出力量；他的相貌突出的特点是他那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照的照片尤其令我有这种印象。他的双眼有预言家的神情。”听了这话后，尼卡博士便问，希特勒为何能使几乎每个德国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外国人却对他不屑一顾？“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在潜意识中对德国命运的想法和感受告诉每个德国人的人，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失败后，使每个德国灵魂都染上色彩的是典型的德国的嫉恶观——德国劣于他人，是老二，是参加宴会常常迟到者。希特勒的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它是魔术般的。”希特勒的秘密在于他容许自己受自己的潜意识支配。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能集中精力倾听某个神秘的小声建议，“然后便依此建议行之。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即使我们的潜意识有时也在梦中出现，但我们的理性太多了，大脑太多了，因而不服从于它。但是，希特勒不但听了，而且还服从于它。真正的领导人是常常受领导的。”希特勒唱的是纯粹的条顿调，德国人听来顺耳，于是他们便选择他为代表。他是一个能煽动原始人的煽动政治家，是他们的部落历史的回声。
容格断言，英法两国是不会履行其对捷克作出的新的保证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遵守诺言。国家是一个盲目的大可怜虫。跟随着什么？也许是命运。国家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它没有诺言可守。”所以，为何要企望希特勒遵守其诺言？“因为希特勒就是国家”。
第十八章 “水晶之夜”
１９３８．１１—１９３９．３（１）
希特勒德国的反犹道路是曲折的。１９３３年首次对犹太人的限制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好像元首是有意拿其原则去作妥协似的。这是否是一个用合理的方法即用那些只希望将犹太人控制住而不是将其迫害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解决犹太人问题一个尝试？此后，党内的种族主义激进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事部门中的温和派之间便发生了斗争，这一斗争于１９３５年夏季达到了高潮。此时，温和派采取的是攻势，公开反对继续虐待犹太人，理由是对生意不利。反对犹太人的“不法行为”必须结束——帝国银行总裁沙希特对一群有影响的人物这样说（这群人物包括内政部长弗里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和教育部长罗斯特）。否则，他警告说，他便无法完成重振经济的任务。例如，联合保险公司在埃及的犹太代理人，由于不断受到惊扰而辞职，把市场丢给了英国人。许多大犹太进口商都取消了订货。一个国家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允许犹太人经商，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沙希特并不反对公开挂出“不要犹太人”的牌子，因为这种招牌甚至在美国也有，但他坚决反对施特莱彻尔之流挂出的诸如“谁买犹太人的货，谁就是人民的敌人”的路牌。这群有影响的人一致认为，“野蛮的单独行动”必须停止，让犹太问题通过法律解决。
几星期后，元首本人便采取了第一个立法步骤。在纽伦堡大会上，元首颁布了《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把一系列镇压措施合法化。官方的天主教的“圣职者报刊”立刻将这些措施合法化，认为这些措施“是保护日耳曼人民之质量的无可争辩的”措施。这样连施特莱彻尔也觉得满意，因为犹太问题正在通过德国的最好的法律系统“一件一件地”获得解决。“我们不把窗户砸碎，也不把犹太人砸碎”，他吹嘘说，“谁要是单独进行那种行动，谁就是国家的敌人，是个挑衅者，甚至是个犹太人。”
纽伦堡法律是否是希特勒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比较温和“可能接受的”方法？还是说，他是等待时机，实现其灭绝犹太人的梦想？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最少是在目前，已从党内移至法律。结果，纳粹党内的激进的种族主义者便怨声载道，仇恨越来越深。此后，由于希特勒执行发展计划，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但是，三年后，１９３８年，他们的仇恨终于爆发了。在慕尼黑、纽伦堡和多特蒙德，犹太教堂被捣毁，一个蹂躏犹太人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在库尔户斯坦达姆”，柏林来的外交官兼记者贝拉·弗朗姆写道，“全城贴满了漫画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口号。门上、窗户上和墙壁上全用防水的油彩涂上了‘犹太人’一字。在穷苦的犹太人开设小商店的地区，我们发现，情况更糟。冲锋队把该地糟埸得不成样子。那里到处都悬挂着犹太人被斩首、被吊死、被施重刑、被断肢的血腥的图画，其说明词下流已极，不堪入目。窗户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沟里，到处扔的是从这些可怜的小商店里掠夺的财物。”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一名叫赫尔切尔·格林兹本的犹太青年在巴黎枪杀了德国外交部的一名小官，这件事为反犹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林兹本的父母已被驱逐至波兰；他潜入使馆的目的原是要刺杀大使，却碰上了恩斯特·冯·腊特领事。腊特本人是反犹主义者的仇敌，受到盖世太保的调查。然而，原拟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弹却打在他身上。
“当犹太人并不犯罪”，格林兹本哭着对警察说，“我不是一条狗。我有权利活着。在这个地球上，犹太民族也有权存在。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被人像追逐野兽似地追逐着。”
１１月９日下午，腊特与世长辞。其时，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厅参加党的干部会议。腊特的死讯传到了希特勒耳中。
他离开了会议室，与戈培尔交谈了片刻，然后便踏上了他的专列。戈培尔回到会议室后宣布，腊特之死在库尔赫森和马格德堡——安赫尔特地区激起了反犹的骚乱。他说，元首已决定，若骚乱自发地遍及全国，不必加以阻止。
党的领导人把这一指示理解为，既要组织示威游行，又要弄得好像与己无关。然而，冲锋队头子卢策如果不是误解了戈培尔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这一指挥权。他将在场的队长集合起来，令他们不准参与任何反犹行动。在冲锋队的官员们传达卢策的指示（在某些地区被置之不理）的同时，党的领导人也用电话向各省传达了与此相矛盾的指示。
开始时，党卫队并未参与捣毁商店和焚烧犹太教堂的行动。在得悉戈培尔下令集体屠杀犹太人后，希姆莱还令其手下不得过分抢掠，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命令是以宣传部的名义下达的。我本人怀疑，长期以来就对权利梦寐以求的戈培尔，为争权故，并出于头脑空虚，在国外政治局势严重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一行动。”这一谴责之词也许只供存档使用。几小时前，希姆莱本人曾在为党卫队将领们作的秘密报告中猛烈地攻击犹太人。他说，犹太人一心想将德国毁灭，因此，必须用“空前未有的残酷手段”将他们逐出帝国。德国在这场反犹的全面战斗中若不能取胜，“真正的条顿人便不会有藏身之地，人人都会被饿死或杀死。”
如果说希姆莱是反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恐怖主义的话，那末，他的主要助手却在尽全力火上加油。深夜过后不久，海德里希便向党卫队保安处和警局各总部和分部发出电话传真指示，令他们与党和党卫队领导人合作，“组织示威游行”。“目前监狱能容纳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犹太人，特别是有钱者，“眼下只抓年纪不太大的、健康的犹太人。一当将他们逮捕，便需与适当的集中营联系，尽快将他们关进集中营。”
对德国犹太人而言，这是个绝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坏和殴打的袖手旁观的见证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发现一警察在一被洗动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来，他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但事与愿违，他一筹莫展。按官方的统计，８１４家商店、１７１个家庭被捣毁；１９１个犹太教堂被焚毁；３６名犹太人死于非命，３６人受重伤。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认，这些数字“肯定被大大缩小了”。
奥托·托利许斯致电《纽约时报》说，他刚目击一场“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从未出现过的如此严重的毁灭浪潮。“几乎在每一个大小城市，从一早开始，便出现了烧杀抢掠，整整持续了一天。众多的人群，但往往是沉默不语的人群，在袖手旁观；警察只在指挥交通，并‘保护他们’在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
国外立刻对此作出了反应。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个难忘的名字——因窗户大量被砸而得名——“水晶之夜”。德国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被称为野蛮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人同意此说；党的许多官员与希姆莱一起，谴责戈培尔的暴行。经济部长的夫人丰克太太听见自己的丈夫在电话里骂戈培尔：“你是不是疯了，戈培尔？把事情搞得如此乱七八糟！作德国人真是羞耻！我们在国外的威信扫地了。我日日夜夜在为国保存财富，你却随心所欲往窗外扔。此事如不立即结束，你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戈林当面向元首抱怨说，这些事件使他无法完成他的任务。“为四年计划”，他后来证实说，“我尽力将经济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向全国作的多次演讲中，我要求全国人民将每个牙膏瓶、每一个锈钉、每一块废料都收集起来使用。现在，一个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毁坏了如此众多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另方面又在经济生活中闯出如此多的乱子，从而打乱了我的如此困难的计划。这是不能容忍的！”据戈林说，希特勒听了此话后，“他为戈培尔开脱，但从总的看，他也同意，这些事是不该发生的，日后不允许它们再发生。”
希特勒已在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他本人对“水晶之夜”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在抱怨。“太可怕了”，他对特鲁斯特太太说，“他们把一切都给我毁了，好像象群进了瓷器店一样……比这还要糟糕得多。我愿抱有伟大的希望，要与法国达成谅解的。而现在！”但是，被从伦敦召回慕尼黑参加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的弗里茨·赫塞说，在“水晶之夜”开始行动之际，他曾听希特勒亲口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在晚餐中间，当元首在吹嘘他如何在慕尼黑恫吓住了英法两国时，有个副官在戈培尔耳边嘀咕了几句。他转身对元首也嘀咕了几句。开始时，赫塞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同桌的人都不做声，他才听清。原来，宣传部长是在向元首解释他和冲锋队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发动的一次袭击犹太人的店铺和教堂的大规模行动。赫塞回忆说，毫无疑问，元首是批准了这一行动的。
“希特勒高兴得尖声笑了起来，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也从戈林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当波比茨说，“水晶之夜”的肇事人应受到惩罚时，德国元帅冲口说道：“亲爱的波比茨，你是否也想惩罚元首？”）次日，赫塞拜访了里宾特洛甫。对于未被请去参加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里宾特洛甫仍忿忿不平。首先，他将慕尼黑会议称为第一流的蠢举。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将敌对行动推迟一年，到那时，英国将强大得多。“请相信我，战争不如现在就打才好。我们拥有军事上的所有王牌。谁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最糟糕的是，元首自以为已将英国人吓住了。“多年来，我一直想使他明白，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英国人，因为他们很危险。但，他就是不信……反之，他却到处瞎走，发表言词激烈的演说。昨天，你亲耳听到了！至于戈培尔那个小杂种，你有没有听说他那一伙到处在胡作非为？这些笨蛋把犹太人的店铺砸了——而这些店铺历来是雅利安人的财产。他们把我的好戏给破坏了。”
（B战后，有人宣称戈培尔与“水晶之夜”无关。在为此作出回答时，戈培尔的私人顾问里奥波尔·古特勒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书大致说，戈培尔承认自己在１９４２年与一小部分人有牵连。据报道戈培尔曾说过：“持坚定立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充其量只能做到目前这种地步。所以，我们便决定：‘好吧，我们把大小街道一齐动员起来，用那种方法在２４小时内解决问题。’”）
尽管希特勒一再向温和派表示抗议，集体屠杀却仍在继续。至１１月１２日，估计被运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就达２万人。同一天，曾以经济原因为由反对破坏财产的戈林，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以便决定由谁负责赔偿。他一开始便宣布，此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接着说的一番话意义有多大，是听众当时无法量度的。“我收到鲍曼一封信，是奉元首之命送来的。信中要求将犹太人问题现在便用某种方法一举永远加以解决。昨天，元首来电话再次向我指出，应协调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在这一指示的鼓舞下，与会者一致同意，损失应由犹太人负责赔偿，所采取的形式是：向犹太人罚款１０亿马克。
“我当然不愿当一名德国犹太人！”戈林说。在长达４小时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戈林作了一个阴郁的预测：“在最近的将来，若日耳曼帝国与外国发生抗争，不消说，它首先要在国内与犹太人摊牌。”另外，元首也即将向那些关心德国犹太人的处境的外国建议，将犹太人押解到马达加斯加岛上去。
“１１月９日，他对我作了解释”，戈林最后说，“他还想对其它国家说：‘你们为什么老在谈论犹太人？把他们拿去好了！’”
正当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全部消灭的计划在得以实施时，其它德国人，包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内，都在私下里对“水晶之夜”之过火行为深表关切。政府的官僚和党的领导人深知，这些暴力行动历来是控制不住的，他们便抗议说，集体屠杀的代价太昂贵了，在反对犹太人的战斗中几乎不算取得什么成绩。其他人则对此种行动的非人道表示反感，但除小心翼翼地发几句牢骚外，什么行动也未采取。例如，格哈特·霍普特曼向一友人抱怨说，希特勒把德国给毁了。“这个渣滓将给世界带来战争，这个可怜的小丑，这个纳粹的刽子手，正把我们领入战争的世界，领至毁灭！”既然如此，霍普特曼为何不像鲍曼和茨威格那样，用移居国外作抗议？“因为我是个懦夫”，这位著名的剧作家答道，“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
那些人，除了未用报复手段外，破口大骂希特勒已无所不用其极。在美国，几乎每家报纸、电台的每一篇评论，都愤怒地对“水晶之夜”作出反应。狄克霍夫大使自华盛顿给外交部写信说，他“希望目前席卷整个美国的风暴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平静下去，使我们得以再次工作。”直到“水晶之夜”前，他报告说，大部分美国人对反德的宣传都置之不理，现在呢，连美国的日耳曼人都怒不可遏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一些例外，那些彻头彻尾反共思想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反犹的、颇受尊敬的爱国团体，也避我而去。犹太报纸比先前言词更加愤激，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迄今为止仍与我们保持合作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同情德国的杜威、胡佛·赫斯特等许多美国人士，也公开对德采取强硬的态度，这却是个严重问题……近来，从总的气氛看，抵制德货的思想犹如火上加油。眼下，贸易谈判是不能考虑的。”
罗斯福总统难得地对此进行的谴责，使全国的愤怒达到了高峰。在１１月１５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美国的公众舆论深为震惊。“我本人也难相信，此事竟然会在２０世纪的文明下发生。为了取得德国局势的第一手资料，本人已令我国驻柏林大使立刻回国述职并磋商。”但是，官方的谴责仅限于口头；美国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贸易关系。
也许，国外的抗议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效果。在“水晶之夜”后一周，希特勒支持了文职人员任用制——该制度保护半犹太血统中的“日耳曼血统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国社党那样，把半犹太血统看作是“犹太影响”的传播者。他的支持表现在他签署了“帝国公民法首项规定”。这项公民法把所谓的非雅利安人纳入肯定的范畴。根据该法的定义，至少祖籍三辈是犹太血统的，或祖籍两辈是犹太血统且信奉犹太教或与一犹太人结婚者，才算是犹太人。
接着又出现了奇特的一类：半血统。这系指祖辈只有一人系犹太血统，或祖辈双方有犹太血统但既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的那些人。这实际上，非雅利安人被分成两类，“半血统”者不再受到镇压措施。希特勒将大笔一挥，便使被他所憎恨的敌人中的一大部分人从他的愤怒下死里逃生。是他灭绝犹太人的决心有所弱化了呢，还是又在等待适合的时机才当机立断地行动？或者，由于在他的祖辈中，有一方可能有犹太血统，他便有意无意地企图拯救自己？“半血统”的规定还救了耶稣，因为，按希特勒的论点，耶稣虽是上帝之子，但祖辈都有犹太血统，他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
（２）
自青年时代起，希特勒便对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本领嗤之以鼻。因此，对１９３８年整个下半年西方发出的抗议，他不像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那样关切。例如，鲁道夫·赫斯就异常沮丧。１２月２３日，他便与元首早期的追随者布鲁克曼一家坐了两个小时。他告诉他们，他曾哀求元首阻止集体屠杀，却徒劳无功。
对这些老一辈追随者的变节，希特勒想必是知道的。但在新年前夕，他仍兴致勃勃，穿起燕尾服，出席在贝格霍夫举行的除夕庆祝晚会。“我姐姐”，伊尔塞·勃劳恩在日记中写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穿得像样一点儿。‘你看看墨索里尼’，她常说，‘他还有一套新制服。你呢，戴的是邮差帽！’”他吻了伊尔塞的手，并说，他们姐妹俩都是美人儿。
“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胸前的汗珠大个大个地冒出来，我连说‘非常感谢’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我曾下定决心要发一大通议论。”
在接受了客人和手下的正式祝贺后，希特勒参加了条顿人的一个古老的仪式。人们将熔化的铅倒入一小盆水中。据说，盆中的铅是何形状可决定人们的前途。“希特勒对结果似乎不满意，因为事后他坐在扶手椅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炉火，整晚都几乎没有开口。爱娃为他担心极了。”
数天后，一群银行家群起而攻之，反对希特勒之庞大的重新武装的计划，这使他的情绪更坏。“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开支”，由帝国银行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起草、由各银行总裁签署的备忘录写道，“是对货币的最严重的威胁。开支的巨额增加使我们无法作出正常的预算；即使加紧税收，它也使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同样，它也破坏了帝国银行及我国的货币。”沙希特警告说，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我国的货币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停止这种做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沙希特知道，希特勒肯定会怒不可遏的，因为他这一说实际上是要结束军事冒险。他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了施威林·冯·克罗希格，并说，他准备被解雇（他业已丢失了经济部长的职务，由瓦尔特·丰克接替了他。丰克的权力立刻便被戈林以四年计划主任的名义吞并）。财政部长说，如沙希特走人，他就主动要求解职。然后，他便草拟了一份类似的备忘录，送给了希特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９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９时往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３时前上床。据沙希特说，元首当时开门见山就说，“我叫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
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假若我先知道这些都是您批准的”，沙希特终于说话了，“我便可能保持沉默。”
这个回答似乎令希特勒吃了一惊。“反正”，他愤慨地说，“我太伤心了，不想跟你再谈下去。”两人于是同意，沙希特出国作长途旅行。此后不久，他便去了印度。搞掉了他，希特勒如释重负。“若是搞强硬措施”，后来，希特勒对其内层人士说，“沙希特是颗无价珍珠。”但是，每次叫他拿出性格力量来时，他总是拿不出来。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处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我之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一些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之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之失宠系他寻花问柳的行径使然。“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头狼似的，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的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到后来，到１９３８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是，对于党的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他拒绝了，并提出辞去其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它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１１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１９１８—１９３３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１９３８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１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决不会像１８年１１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１０万多一点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１月２９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６周年的大会上，在向国会作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得以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末，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迫我杀你们！”
（３）
在过去一年中，希特勒毁灭了一个主权国家，瓦解和瘫痪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１９３９年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征服。１月１日，墨索里尼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德国在去年秋天所作的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从只起宣传效果的条约变成不折不扣的军事联盟条约。“在这个月中”，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他计划让公众舆论接受他的观点——对公众舆论，他不屑一顾。”理由：墨索里尼生怕与西方发生战争，现已是不可避免了。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政府的希望只有一个：“……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能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作出贡献。”在他的“和平”计划中，下一个步骤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时候以来，对慕尼黑条约他深觉后悔，因为，很明显，他原可把整个捷克吞并而又不会遭到报复的。现在呢，他却要寻找某种人们接受得了的借口，以便向捷克进军，把残留部分拿到手。
２月，他令戈培尔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政府的宣传攻势：它仍在信奉异教的日耳曼公民中制造恐怖，在苏台德边境集结军队，暗中与苏联密谋，并粗暴地虐待斯洛伐克的居民。最后的一项指控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斯洛代克的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对此诱饵跃跃欲试，并开始提出实行完全独立。这种局势是爆炸性的，若捷克政府中某个经验不足的高级官员稍有不慎，另一个危机便会随即出现——授希特勒以他所需之柄。
在伦敦，由于德国外交部官员埃里希·科尔特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反绥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科尔特密告一英国官员，说希特勒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轰炸伦敦（这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故作之举，目的在于使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这只是科尔特及其他与这一阴谋有关的外交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的假情报之一）。张伯伦对轰炸之说很是认真，特为此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虽然未有纳粹飞机出现，但怀疑的温度仍在上升。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也奉召回国述职，并就希特勒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作出汇报。汉德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大臣贾德干相信，德国人“并未考虑立刻进行冒险，他们的指针正指向和平。”狡猾的贾德干并不那样乐观。他说，希特勒的意图是“极可耻的”，但他也不太相信希特勒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
汉德逊回到柏林后，继续发来乐观的估价时局的报告。他报告说，关于纳粹要在乌克兰或者荷兰进行冒险的谣言已消声匿迹。“虽然某些人士说，目前的平静可能是另一次风暴的前奏，但，我本人目前并不持如此悲观的观点。”
然而，到次晚，希特勒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宴上的行动，却令他担心。“在这次晚宴上，在汽车展览会上表现出来的友好，已明显地消失了”，汉德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双眼紧盯着我的右肩，只讲一般的话题，但也强调一点：中欧，没有英国的事，别老干预德国。”元首的态度虽然令汉德逊“模糊地感到有点不安”，在下一次给伦敦的报告中却也未提到这点。
德国的阴谋很快便昭然若揭了。３月６日，英国驻捷克大使牛顿从布拉格发回的报告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似乎朝危机的方向发展。”由于斯洛伐克要求财政援助，事态便发展到了赤热化程度。“在这件争执中，德国起了什么作用”——德国若插了手的话——”这还有待人们去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商业部长和交通部长，在专家的陪同下，于上星期访问了柏林。”
因为某种原因这封电报被耽搁４８小时。至此时，汉德逊已从“模糊的不安”中苏醒过来。３月９日，他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表示坚信，希特勒和德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希特勒本人曾在世界大战中作过战，强烈地反对流血，或导致德国人死亡的任何方法。”纳粹的极端分子虽有可能吵着要继续进行侵略，但，作为煽动政治家的希特勒，却倾向于讨好多数，而不是讨好疯狂的少数。“因为我无法找到可以证实希特勒已发疯或处在发疯边缘的理论的论据，这也是我为何会认为他今天想的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之一。”
（４）
当晚，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艾米·哈查——他曾承认自己不太懂政治——终于犯下了希特勒一直在坐等的一个大错误：他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令部队准备开进斯洛伐克地区。次日，星期五，哈查宣布实行戒严。
希特勒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取消了前往维也纳参加德奥合并的庆祝活动的计划，以便为下一次入侵作好准备。他原怕苏联会匆忙援助布拉格，但这小小的恐惧也几乎立即消失了。即使哈查已不得不求助于戒严令，斯大林却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西方利用苏联为它们火中取栗。这是与苏联的政策相一致的：他们公开宣布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忠实盟友，却一点儿险也不愿冒。
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是：根据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只要在法国采取行动后，苏联才能提供援助。
星期六，即希特勒最喜欢起事的日子，他以通常的灵巧采取行动了。首先，他指示凯特尔将军起草一份最后通牒，强令捷克不准抵抗，服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军事占领。接着，他又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土内的特工人员发出了破坏的指示。与此同时，汉德逊正在给哈利法克斯打电话，要他谨慎行事。他怀疑“希特勒先生此时是否已作出任何决定。所以，本人认为，在本周末不在国外说任何话或发表任何文章是极可取的，因为这会促使希特勒匆忙采取行动。”
什么也不需要。当晚，希特勒派遣两名奥地利傀儡领导人，在五名德国将军的陪同下，乘车过了多瑙河，进了布拉迪斯拉发，冲进斯洛伐克新内阁的会场。他们让阁僚们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但新内阁企图拖延时间，声称他必须首先与布拉格政府讨论局势。前任总理约瑟夫·提索——原是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原被扣押在一寺院里；现在，他突如其来，戏剧性地出现了。原来，身体肥胖的提索神父（“我性子一起便要吃半磅火腿，这才解馋。”）越狱脱逃。他要求斯洛伐克新内阁于３月１２日即星期天上午开会。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提索透露：他已获得“邀请”，去见希特勒于柏林。他说，他是在不是德军就是匈牙利军占领的威胁下接受这一邀请的。３月１３日晚７时４０分整，里宾特洛甫将提索领进希特勒的办公室。元首表情严峻，忿忿不平；两名最高军事领导人即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分列左右；命令业已下达给陆军和空军，令他们作好准备，于１５日早晨６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指责说，“是多亏了德国才未被进一步肢解。”可是，捷克对德国表现出来的巨大自制力并不领情。他提高嗓门（不是发怒就是表明他发怒）问，他们玩得是哪一种把戏。他认为，斯洛伐克是想独立，他之所以阻止匈牙利占领这块领土，原因也就在于此。有个问题他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澄清。说这几个字时，他一声比一声高；然后，他把问题直接向提索提了出来：斯洛伐克想还是不想独立？“明天中午”，他说”我将采取反对捷克的军事行动，由冯·勃劳希契将军完成。”他指了指这位总司令。“德国并不想将斯洛伐克纳入它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立刻宣布斯洛代克独立的原因。否则，我就对它的命运不感兴趣了。为了让你选择，我把时间定在明日中午以前。到那时，捷克就会被德国这架压路机压碎！”
提索迟疑了片刻，然后给布拉迪斯拉发的内阁挂了个电话。并用德语说，他是在元首办公室挂的电话。他要他们明日上午召开斯洛伐克议会会议。当他确信不知其所以然的听电话者明白了他的话时，他便把电话挂了。他及时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向议会宣读了由里宾特洛甫起草的独立宣言。反对宣言的势力垮掉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新斯洛伐克便宣告诞生。
当天下午，在伦敦，张伯伦单枪匹马在下院英勇地回答关于政府为何不与希特勒对垒的各种愤怒的质问。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跑到哪里去了？一个批评者问。他反驳说，那个保证只在无缘无故受到攻击时才适用。他说：“未发生此类的侵略。”
正当张伯伦在议会里寻找各种借口时，希特勒采取行动了，而且，与通常一样，把它弄得好像是反行动似的。这出戏的最后一节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被过去几天来的事件搞得昏头昏脑又糊里糊涂的哈查，此时要求紧急会见元首——这是苍蝇自己要求进蛛网。
在吊了哈查的胃口数小时候后，希特勒终于同意见他。心理上已被粉碎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女儿和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由于心脏衰弱，他不能坐飞机前往。
正当哈查离开布拉格时，一个曾常常在近处看见过希特勒的英国记者来到了布拉格。此人就是塞夫顿·德尔默。他发现，在文塞斯拉斯广场附近咖啡店的常客们，依然在悠闲自得地喝咖啡，不知外界有何事发生。黄昏时分，脚穿白袜的苏台德日耳曼军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六人一排，列队进入广场，打着纳粹旗帜，口中高喊：“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跟在他们后边的，是打着捷克的三色旗的法西斯合作者。开始。
人们听从命令，向纳粹旗敬礼。后来，工人们涌到广场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给游行者让路。斗殴爆发了。警察支持的是游行者，他们边行进边高喊：“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元首！”如果说，布拉格只是象征性地失陷给德国，那么，捷克的工业重镇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位于波兰边界——却在事实上已落入德国之手。希特勒卫队的精兵已在天黑后不久占领了这个地区，目的在于保护这个现代化钢铁厂，防止被波兰人占领。
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正集中在总理府的客厅内看电影《大势已去》。坐在希特勒身旁的是凯特尔将军。如果必要的话，凯特尔将随时发出入侵的执行令。晚１０时４０分，布拉格开来的火车抵达了安哈尔特车站，但直到午夜后一个钟头，希特勒才召见哈查。他对凯特尔说，他之所以要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他要让这位老先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然而，这个拖延却增加了哈查的不安。待他与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打党卫队的仪仗队前走过、进入希特勒的书房时，他的脸“紧张得红了起来”。
哈查向希特勒作了个私人呼吁，声言他从未与政治混在一起。他卑躬屈膝，请求希特勒饶恕。“他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已在元首手中”，德国的官方记录这样写道，“他也相信，只要在元首手中，它就安全无恙。”
即使如此奴颜卑膝，哈查也免不了要受希特勒一顿呵斥。在将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等人所谓的胡作非为重复说了一遍后，希特勒攻击说，“在新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精神仍然活着，虽没有表面化。”在希特勒的进攻下，哈查这个可怜虫步步退缩。突然，希特勒——出于同情或改变战术的需要——补充说，他并不是不信任哈查，他的“结论是，总统虽然老迈年高，此次来德，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大有好处，因为过不了几个小时德国就要干预了。”
哈查及其外长好像成了石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希特勒继而说，对于任何国家，他都不怀敌意，他依然相信哈查的忠诚。这就给了他们一点希望之光。但是，随着希特勒宣布贝奈斯精神依旧在发扬光大，这点希望之光也就熄灭了。希特勒说，在星期天，大局已定了。令德国陆军入侵的命令业已下达，将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帝国的命令也已下达。
这两个捷克人目瞪口呆地坐着。希特勒宣布，他的军队将于清晨６时，从各个方向开进他们的国家；德国空军则将占领捷克的所有机场。
希特勒软硬兼施，又是威胁又是许诺。只能作一简单的决定，哈查便可为捷克斯洛伐克服务。他必须迅速行动——不然，到６时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就要行动了。“如我将此威胁付诸实施，我将不可弥补地要丢脸”，几年后，希特勒回忆说，“因为在我提到的时间里，我们的机场上空将大雾弥漫，没有一架飞机能够出去。”
他建议，哈查及其外长两人先私下商量一下，看事情该怎么办。哈查说：“问题已相当明显了。”此语一出，希特勒松了一口气。他承认，抵抗是蠢举；然而，在不到６小时内，他怎能控制全国？希特勒回答说。这好歹也得做到。接着，他又满怀希望地说，他已看到了“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的曙光。
如果你们决定抵抗，他声色俱厉地说，他看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被消灭”。
希特勒说完这番带恶兆的话，会见便告结束。当这两个六神无主的捷克人被带至邻室时，里宾特洛甫在给布拉格挂电话。由于线路出了故障，译员施密特被令再次拨号。拨号时，他听见戈林在邻室喊，说哈查已昏过去了。于是，人们连忙传话让莫雷尔医生进来——原来，莫雷尔医生早被叫来值班，以防年迈多病的捷克总统随时需要他。旋密特暗想，哈查若有不测，明天全世界都会说他是在总理府被谋杀的。就在此时，布拉格的线路通了。施密特前去叫哈查，惊奇地发现他已醒转过来——这该感谢莫雷尔医生打的一支维他命针。哈查来到电话机旁。在将发生的情况转告内阁后，他建议投降。
与此同时，施密特在打一份官方公报的清稿——公报是事先草拟好的。公报说，捷克斯活伐克总统满怀信心地把捷克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日尔曼帝国元首。这份公报实质上是一分投降书。哈查要求莫雷尔医生再给他打一针。注射后，哈查精神好多了，拒绝在公报上签字——尽管里宾特洛甫和戈林不断在旁催促。据法国的官方报告说，两人于是便无情地追逐那两个捷克人。“公报就放在桌上，他们绕桌子追逐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不断把文件推到他们跟前，将笔塞在他们手中，口中不断在说，如果他们继续拒绝，在两小时内半个布拉格就会被炸成废墟，而这还只是开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正在待命起飞，一份命令将于早晨６时发出，假如你们不签字的话。”（B戈林在纽伦堡承认，他曾对哈查说过：“如不得不轰炸美丽的布拉格，我将觉得遗憾。”但他并不想这样做，因为“不进行轰炸，抵抗力量较容易分崩离析。
不过，我想，像那样一件事或许可作为一个论据，加速整个事态的发展。”）
哈查最终让步了。他脸色通红，双手发抖，于凌晨３时５５分签了字。签完后，他转向莫雷尔医生，感谢他为他治病。
签字笔刚从哈查麻木的手指中间掉落，希特勒便急忙离开会议室，冲进自己的办公室——室内，两名中年秘书正在等候。
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回忆，他当时脸部变形，喊道：“快！孩子们，吻我吧！快！”施洛德和乌尔夫亲了他的双颊。“哈查刚才签了字”，他兴高彩烈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凯旋！我将作为一个德国伟人载入史册！”
尽管夜已很深，希特勒仍无睡意，还在品尝这次胜利。
“我为这位老先生难过”，他私下对霍夫曼和其他心腹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动感情是不合时宜的，还可能会危及成功。”
莫雷尔医生插嘴说，要不是有他，公报恐怕签不了。“谢谢上帝”，他说，“好在有我在场，及时给他打了针！”
“滚你他妈的针的蛋！”希特勒喊道。“你把老先生弄得精神奕奕，我还怕他会不签字呢！”凯特尔把这个庆祝会暂时打断了：他报告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执行令已发下去了，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除非遇到抵抗，否则不要开火，即使到此时，在诉诸武力前，也可能还会有谈判的可能的。他请求希特勒允许他退场。希特勒指示他几小时后前来报到，以便陪同元首登上开往捷克边境的专列。
（５）
３月１５日拂晓，两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吓得脸如土色”，来到布拉格美国公使馆，要求避难。据他们透露，他们是在德国的捷克特务，被当地的盖世太保查明。“我把他们打发走时，他们的脸在抽搐，嘴唇在抖动”，乔治·凯南回忆说。片刻后，根据上极的指示，他不得不将这两个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难民解到被大雪覆盖的大街上去。在那里，”他们不过是受人追逐的动物罢了。”接着前来的是一个相识的犹太人，使馆只允许他呆到能令自己镇静时。“很可怜，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整个上午都是如此。”
在伦敦，首先听到入侵消息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他是从驻布拉格大使那里听来的。数小时后，汉德逊从柏林打来电话，要他的上司推迟贸易署总裁访德的行程。“在我看来，阻止德国‘恢复秩序’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本人反对在此紧要关头有任何英国内阁部长来访。”
不到一个钟头，汉德逊又打来电话，宣读了希特勒与哈查签署的协议。上午１１时，他用电话口述了希特勒刚发给德国人民的公告内容：自星期天以来，公告说，在捷克的许多村庄里都出现了反对日耳曼人的“野蛮的过份行为”，受害者和受迫害者提出的呼吁与时俱增。
大受震惊的汉德逊至少应明白，这是他出使柏林“最终翻了船”。“我把去柏林看作是伤害灵魂的工作，这你怀疑吗？”
他匆忙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非正式的信。“希特勒又在铤而走险了。”
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直到那值得记念的３月１５日的中午才醒来。“我必须第一个到布拉格”，他一边穿衣一边对男仆说。越接近边界他便越紧张。大半晌后，希特勒一行在边境附近下车，转乘汽车前往。希特勒坐的是第一辆车，坐在司机肯普卡身旁。由１０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冒着大风雪，缓缓前行。车队从双方空荡荡的海关驶过，不久后，他们便碰上了在风雪中挣扎着前行的德军。
肯普卡把车子驶离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泥泞旁道前行，直到黄昏后才驶抵布拉格。车队驶抵赫拉德欣宫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希特勒一行决定在堡垒内宿营，便派人进城去搞点布拉格火腿、面卷、奶油、奶酪、皮尔斯纳啤酒等食品和饮料。凯特尔见希特勒喝啤酒，这还是首次。
德国的最新侵略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英法两国群情愤激，为了对此作出反应，英法两国政府答应向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保证。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主动与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会谈。连希特勒自己的盟友也火冒三丈。当晚，齐亚诺在日记中辛辣地写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把在慕尼黑建立起来的国家毁灭了。
希特勒早已派菲力甫·冯·赫塞亲王携解释信前往罗马。他希望，墨索里尼能予以谅解，并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最近发生的事件。墨索里尼虽对齐亚诺抱怨“意大利人会笑话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就给我写一封信”，他仍决定，尤其是现在，与胜利者结盟是至关紧要的。“我们现在不能改变政策”，他说，“毕竟，我们不是政治娼妓。”但，与此同时，向这个年轻的伙伴臣服却又是个耻辱。齐亚诺从未见其岳父如此垂头丧气过。
对国内外的批评，希特勒似乎已忘得一干二净。到３月１６日，他的洋洋自得似乎又是不无理由了。当时，他处身于波希米亚国王城堡，城堡四周的城垛上飘扬着“卍”字旗帜。
他站在城墙上，一方面视察被他最近征服的国家，一方面为占领了一座有如此众多纪念条顿人的历史古迹的古城而感到高兴。１６２１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徒起义的２７名领导人，就在市政厅前被正法。在共和国广场，德皇威廉、俾斯麦和毛奇在普法战争期间曾在著名的“蓝色的星”旅店下榻。
布拉格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其中许多系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顿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日耳曼人才能建筑这样的城堡、桥梁和其他建筑物！一个副官打断了希特勒的遐想。副官通知他，英法两国均未动员。“我知道”，他说着，又作了个预言：“再过两星期便不会再有人谈论它了。”有报告说，亲纳粹的捷克人已走上布拉格街头，用彩色大字“ＪＩＤ”或“ＪＵＤＥ”，将犹太人的店铺标出。这才是更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报告！当日晚些时候，提索神父电告柏林说斯洛代克已独立，并请求德国保护。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便真正解体了。希特勒的军队毫不犹豫地开进了斯洛伐克。卢西尼亚省，也要求将它纳入他的轨道，但希特勒更感兴趣的是抚慰匈牙利人。他允许匈牙利部队涌过边境，占领卢西尼亚省——一直占领至波兰边境。在仅仅独立了２０年后，捷克斯洛代克全境再次成了被奴役的国家。
英国虽未总动员，却怒不可遏。“我完全了解希特勒先生用不流血的办法取胜的口味”，哈利法克斯警告德国大使，“但用不了多久，他将发现自己面临的将不是不流血的东西！”
好些时候以来，他以及直言不讳的贾德干都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某些方面，但出于忠诚，他们还是支持了他。不过，采取某种立场的时刻已经到了。外相找到了张伯伦并作了明确表示，全国、全党和下院均一致要求，公开地、积极地谴责希特勒的侵略。
张伯伦注意了这种劝告。１８日，汉德逊大使奉调暂时离柏林回国。当晚，即首相７０岁生日的前夕，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一举改变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警告说，人们若认为大不列颠（尽管它憎恨战争）“没有骨气去尽力抵抗这种挑战——一旦这种挑战被作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不能算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但由于此话出自妥协的象征性人物之口，它便激起了听众的热情，因它的确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结束。
它也表明，希特勒首次大大失算。不错，希特勒用武力威胁的方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拿到了手，但他未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捷克斯洛伐克也终会和平地纳入他的轨道的。而且，由于他撕毁了他的政府自由地参与的国际协议，他便完全扭转了英法两国的官方和公众的舆论。张伯伦及其追随者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了。希特勒已违反了游戏的规则——且不是很值得去违反。
那末，元首为何会犯如此明显的一个大错呢？首先，他未料到他的行动会惹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奥地利问题上，他借口恢复法律与秩序，这西方不是也接受了吗？在慕尼黑，他们不也对那似是而非的论点满意了吗？他认为，趁他体力尚好、德国的军力强于其敌手的机会，他必须占领德国所需要的领土，以保证条顿民族的未来。
当他跨进捷克斯洛伐克时，下一次将在哪里打和打谁，他心中是无数的。他只想到，在进一步采取（或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前，他必须拿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他并未犯什么大错，只是在公共关系上受点挫折罢了。他关心的是下一步。
第十九章 狐狸与熊
１９３９．１—１９３９．８．２４（１）
希特勒在赫拉德欣宫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行托管的当天，罗马尼亚大使便警告英国外交部，在今后数月内希特勒将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久，英国驻巴黎大使又发回一封令人大吃一惊的电报，更把伦敦仓促地重新制订对外政策的人们引入歧途。这封电报错误百出。因为，为了保密，它是由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亲手打印的。“希特勒自己的愿望”，他写道，“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增尔和莱希瑙等人的支持下，是要在六七月间对大不列颠发动战争。”这个风大概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放的，因为他们极力要挑起武装冲突。事实上，元首根本无意打英国，所称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占领，也仅限于经济领域。他的眼光其实是放在解决德国与波兰的令人烦恼的分歧上。这些分歧是在世界大战后由盟国造出来的，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侵略。德国不但丧失了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省份，而且还沿维斯杜拉河开辟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走廊，为内陆国波兰提供一个出海口。位于这条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了自由港，以便作为波兰的一个海港。这条所谓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省与祖国分开，是最能激起德国爱国者的一件事，而矛盾的焦点又在但泽上，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几乎全是日耳曼人。
奇怪的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及其早年的演讲中，希特勒这个最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耳曼人，却未给它以多少篇幅。这倒不是说希特勒对波兰人怀有友好感情——根据他的标准，波兰人是低人一等的下人——而是因为他被苏联这个唯一能满足德国的生存空间的国家所困扰。从他上台伊始，希特勒就将波兰问题降到最小的程度，并于１９３４年与华沙签订了有效期为１０年的互不侵略条约。在公开场合，他炫耀德波友好，而且，人们还记得，他邀请波兰人参加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波兰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他们并不明白，这种宴会的帐最终是要由客人来付的。在慕尼黑会议后一个月，帐单被送来了——里宾特洛甫邀请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与他共进午餐。里宾特洛甫说，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建议——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波兰将但泽归还德国，允许德国建造联结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部分的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允许波兰使用但泽这个自由港，保证其目前的边界不变，并延长双方签订的条约。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建议，两国在对波兰犹太人实行移民的问题上实行合作，并“在反对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对俄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由于许多有影响的波兰人士也与希特勒一样，既害怕赤俄又仇恨犹太人，和平解决这一分歧似乎不乏希望。但，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上校，一再拒绝希特勒要他访德的邀请，而暗中却极力加强与俄国的联系。１９３８年年底，两国发表了苏、波友好的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也得以开始。
对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两面手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玩弄下去的。贝克终于被迫接受希特勒的邀请。１９３９年１月初，贝克来到了贝格霍夫。如果他害怕像许士尼格、提索和哈查那样，受到大声呵斥，那他就错了：他又愉快又惊奇。没有威胁，只有引诱，希特勒只暗示可能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则将给予更多好处。这套手法失败了。贝克大耍外交辞令，连归还但泽一事都不予考虑。
数星期后，里宾特洛甫来到华沙，意在重提德国之建议。波兰人请他跳舞、看戏、打猎，以及没完没了地请他吃鱼子酱和喝绿色的伏特加酒。在谈判桌上，除了得到更多的波兰人的迷人的诱惑力外，他什么也未得到。威廉大街有谣言说，由于贝克一再拒不接受他认为是最慷慨的建议，希特勒高喊说，对付波兰人的唯一办法是威胁。那年３月，用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身上如此灵验的办法，便确立下来了。里宾特洛甫警告华沙，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暴行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接着，戈林的报纸《日报》便开展攻势，攻击说，日耳曼妇女和小孩在波兰的街头受到骚扰，日耳曼人的商店和房屋都被涂上了柏油。贝克不但未被吓倒，反而于星期二把德国大使找来，发出了自己的威胁：任何企图改变但泽现状之尝试，均将被看作是反对波兰的侵略行为。
“你想在刺刀尖下谈判！”德国大使喊道。
“那是你们自己的方法”，贝克说。
波兰此次以及在其它场合表现出来的勇气，获得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报答：伦敦主动提出，若波兰遭到纳粹侵略，英国将给波兰提供军援。贝克“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在３月的最后一天，张伯伦“形容憔悴”，步入下院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后，他起身宣读一份声明。他读得很慢，语调也很平静。他把头放得低低的，好像看不清楚字似的。“若发生任何明显地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他说，“而波兰政府也认为有绝对必要使用其全国的力量抗击这一行动时，英国政府将立刻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他补充说，在此之前，关于这点，波兰人已得到保证，而法国也授权他宣布，法国参与英国作出的这些保证。他坐下后，厅内自发地响起了欢呼声；自他从慕尼黑返回后，这是首次表示真正的同意。无条件的支持是张伯伦真正放弃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物证。英国终于团结起来并承担了义务。
次日，４月１日，德国元首发表了一篇演讲，对英国进行讽刺，作为对英下院团结一致的回答。他问，英国有什么权利对德国的生存权进行干预？“今天，如果某个英国政治家要求将每个有关德国权力的重要问题都得首先拿到英国来讨论，那末，我同样也可要求，英国的每个问题也必须首先与我们讨论。当然，这位英国人也许会回答我说，巴勒斯坦就没有德国人的事嘛。我们不想与巴勒斯坦有什么来往。然而，就像我们德国人管不着巴勒斯坦人的事一样，你英国也管不着我德国的生存空间的事。”假若英国认为德国人做这无权做那也无权，你英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在巴勒斯坦将只要求保卫家园的阿拉伯人枪杀？
他从讽刺转向威胁恫吓。“日耳曼帝国”，他说，“决不想永远容忍恐吓，连包围的政策也不能容忍。”这威胁，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想来他必花了不少毅力才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得如此出色。私下里，他却慷慨激昂。那天下午，当他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口中证实英国确向波兰人作出保证时，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脸都变了，在室内咆哮不止，以拳击大理石桌面，口中骂声不绝。“我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他是否有意与斯大林签约？
当晚，希特勒又发表演讲。在讲演过程中，他表现得风度不凡。这大概系源于自认从实力地位出发的信念。马德里已落入佛郎哥之手；西班牙的内战刚正式结束。此外，由于当天“传来新的谣言”说“意大利已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英国的注意力正在转移——这一转移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他把凯特尔召来，对他说，波兰问题亟待解决。他还说，与他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狡猾的老师毕苏斯基死得过早，这是多大的一个悲剧！不过，此事随时都可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这个有关德国前途的问题，这个在地理上把东普鲁士和帝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问题尽早解决的原因。他不愿将这项工作往后拖，也不愿交给他的继任人去处理。”他接着说，他坚信，只要英国看到了德国的决心，英国就会不理波兰的。
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绥靖政策，于是，希特勒便于４月３日发布了战争“绝密”令，由专人送往高级将领。“由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该令写道，“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即“白色战役”，将定在９月１日。
西线若发生冲突，要让英法首先动手，把发生敌对行动的责任推给英法两国。如英法为报复而进攻德国，陆军应尽量在这个地区保存力量。“下令反攻的权力应绝对由我掌握”。是否空袭伦敦，决定权也在他手中。
这一招说明，对于英法向波兰作的保证，他是不太相信的。盟国为挽救面子，充其量只宣战，如德国不发动反攻，讨价还价还是可以的。各国的命运也就因此失算而决定了。这份战争令由凯特尔合签。凯特尔，与他所磋商过的将领一样，反对与波兰发生任何冲突。大家都一致认为，德国还未作好战争准备。
希特勒攻击说，与波兰实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贝克上校不但避而不与希特勒会谈，而且还跑到多维尔与英国签约。他受到了官方和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享受了感情的款待，特别是还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但由于他生性傲慢，隐密而多疑，所以在进行正式会谈时，他就不那么能接受意见了。英国和波兰同时与苏联一起建立反希特勒阵线，遭到贝克的激烈反对。贝克更怕俄国向波兰进攻，拒绝参与可能突然导致与希特勒交战的任何事情。在这点上他是纹丝不动，所以，在４月６日他与英国签订的暂时的互助条约中，苏联便被排除在外，不准它插手。
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大部分国家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炉中有两块铁总比只有一块好”。苏联也不例外。其时，它正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开谈。苏联亟需寻求盟友，其原因，乃与两年前斯大林血洗（顺便提一句，系受希特勒清洗罗姆集团一举的影响）图克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从而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有关（B后来，海德里希吹虚说，红军的此次肢解，系他的功劳。在得悉图克切夫斯基集团在密谋推翻斯大林的情报后，海德里希便通过贝奈斯总统，将这一消息以及伪造的证件转给了斯大林。不久，苏联便派代表前往柏林就证据问题与海德里希谈判。苏联向他支付了３００万卢布的支票。想来这些支票是做有记号的，因为德国特务每使用一张，便立即被捕。将钱打上记号并不是俄国人耍的唯一的欺骗手段。是斯大林本人将原始材料披露给未起疑心的海德里希。图克切夫斯基的权力过大，威胁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德国秘密地加强在红军中的力量已快达２０年之久，但此事并非路人皆知。在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中，德国和苏联双双被排斥在外。由于被抛弃的国家，因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倾向于彼此，所以，苏德便暗中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缔造人系战后德国小小的军队的指挥官汉斯·冯·西克特将军。１９２０年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柏森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贝索尔——合资股票公司，也在萨马拉省制造毒气。更有意义的是，德国派出２０名技术专家以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兵工厂，另派出６０名文武指导员，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红军空军飞行大队。同样地，德国的坦克军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谓”重型车辆测试站”内受训。
人们记得，这种有利于彼此的秘密安排，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于１９２２年的复活节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确立。这是反对凡尔赛条约诸国的有力的联盟。一方面，它向苏联保证，德国不参加任何国际财团，对苏联经济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国受包围的威胁。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却成了德苏关系的转折点，至１９３８年，德苏的友好关系已实际上完结。在未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慕尼黑条约，又使情况急剧产生变化。
由于西方对它置之不理，苏联再次转向德国。１９３９年初，苏联接受希特勒的建议，邀请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贸易条约一事开始谈判。数天后，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斯大林正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斯大林置信不疑。在向第十八次党代会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斯大林宣布，苏联决不会被西方拖进对德的任何战争中去。“我们赞成和平，赞成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德国报纸抓住”所有”两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帝国作的新建议，苏联报纸则对它们能予以识别而表示祝贺。
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专家彼得·克莱斯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克莱斯特怀疑，这是否是剧烈改变外交政策的前奏。数天后，克莱斯特带着复杂的感情，陪同一东欧经济问题的德国专家前往设在“菩提树下”的豪华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蔼，看上去像个苦行僧——请他们喝茶。显然，这是件不平常之事；没有另一个俄国人在场。他们就法国印象派闲聊了一阵后，阿斯塔霍夫建议谈正经事。他说，德国和苏联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小分歧而打架，这是荒唐可笑的。为何不制订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莱斯特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挥，不予置听。他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个现实的创造者，但从不让自己受现实统治。
离开大使馆时，克莱斯特好一阵沉思。显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转给里宾特洛甫。但是，让克莱斯特奇怪的是，令他唱这场戏的开场白的里宾特洛甫这时却让他避免与阿斯塔霍夫再接触。“我并不认为元首希望这个对话继续下去。”
斯大林采取了下一个步骤。４月１７日，苏联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访了里宾特洛甫的主要下属冯·威兹萨克男爵。这是１０个月以来俄国人的第一次来访，以一件原由较低级官员处理的事为来访的借口。谈话快结束时，梅利卡洛夫问威兹萨克对苏德关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德国历来希望与俄国建立双方均满意的商业关系。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俄国没有理由不与德国在正常的基础上共存。”从正常这点出发，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苏联又在讨好另一方。但是，张伯伦并不愿意匆忙与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他无法相信苏联也怀有与英国同样的目的和目标，更谈不上对民主有什么同情。首相坚信，与俄国结盟会分裂巴尔干各国抵抗德国的力量。于是，在与苏联玩弄“很难得到”的同时，张伯伦用答应援助罗马尼亚的办法，加强了支援波兰的保证。
４月１９日，罗马尼亚外长格里戈伊里·加芬库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从希特勒口中了解到了关于他对这一建议作何反应的第一手材料。一提到英国，希特勒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喊道，英国人为什么看不出他所希望的无非是与他们达成协议？英国如果想要战争，那就让它要吧！“这将是一场破坏力大到无法想象的战争”，他警告说，”战场上连两个武装齐备的师都凑不出的英国，怎能看到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
次日，４月２０日，是希特勒５０岁寿辰。近日来他常怒形于色，说明他已没有耐心了。时光在飞逝；他相信，自己只还有数年有健康的体魄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与通常一样，１９３９年希特勒的生日是通过盛大的阅兵来庆祝的。场景雄伟壮观——国防军三军以及武装的党卫队均有代表——目的在于警告敌人。应希特勒的明确要求，表演了最新式的中型炮、重型坦克炮、高射机枪和空军的探照灯。一队队战斗机、轰炸机从头上轰鸣而过，又多又吓人。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使节，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各有自己的印象。他们也没有忽视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作为主宾、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意义。
此次阅兵虽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但是，见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德国人均引以为自豪。５０岁寿辰也是掀起另一次颂扬希特勒的宣传浪潮的借口。
对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德国的救星：“元首是本世纪唯一能掌握上帝的霹雳并为人类而重新改造它的人。”对其他人而言，他胜过弥赛亚——上帝本人：“我的孩子们把元首看成是为万物发号施令，安排一切的上帝。在他们眼中，元首是万物之主。”
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
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
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
为希特勒而生，
为希特勒而死。
上帝就是希特勒，
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
希特勒甚至禁止使用“第三帝国”这样的字眼。对于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情形，他也曾对内层圈子里的人抱怨过——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崇拜的情况已发展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在党新近布置的学习班上，一个女老师十分认真地讲述过她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头会说话的狗。当被问到“希特勒是谁”时，狗回答说：“我的元首”。有个纳粹分子当场大怒，插嘴喊道，“你竟敢讲这样荒唐的故事，太可恶了！”那女老师作答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个聪明的动物知道，不准活体解剖。犹太人做宗教仪式时不准宰动物的法律，是阿道夫·希特勒叫通过的。所以，出于感激，这条小狗的狗脑便认出阿道夫·希特勒是它的元首。”
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也对他的５０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连教皇也给他发来了贺电。
这些荣耀丝毫未减少希特勒对罗马尼亚大使的愤慨，也未减少他对英国的怨恨。特别令希特勒愤怒的是，不久前，在美国出现了《我的奋斗》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未经许可便排印成书，且收进了人人认可的美国版本中删去的各段落，以及由艾伦·克兰斯顿撰写的，提醒读者注意希特勒的歪曲的评论文章。缩写本以袖珍本成书，定价为１０美分，１０天内便销售了５０万册。封面上印有这样的字样：“不给阿道夫·希特勒一分稿费。”（B元首的代理人立即上诉，理由是，他的版权遭到侵犯。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判决，勒令出版商停止印刷和发行克兰斯顿的版本。“这是在实际中民主的漂亮一例”，现当上了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的克兰斯顿于１９７４年说。他承认，法律上，希特勒是对的，他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所销售的５０万册书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使他们看清了希特勒的恐怖政策是何等的错误。正是这些政策不久便把我们抛进世界大战中去。”）一次冒犯来了，另一次又来。这一次的冒犯者系罗斯福总统：他同时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刚侵略阿尔巴尼亚），呼吁他们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您曾一再断言，您与德国人民并无战争的愿望”，罗斯福对希特勒说，“这如果属实，那就无需战争。”
这可惹了希特勒。４月２８日，他对此作了回答。他的演说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听众——不但在全德和欧洲进行广播，而且还通过主要的广播网在美国转播。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景况相比，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时，希特勒愿意给任何愿意听的人讲演——假若树木能听，他也愿意。那时，他的听众常对他之所云置之不理，或取笑他。现在，世界在发抖。
听众如此之多使他受到了鼓舞。威廉夏伊勒就发现，元首从未如此雄辩过。讲演一开始，他便为他的外交政策辩护。
他不但辩护得很成功，而且还转而谴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他攻击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废除了他们１９３５年的海军条约的基础。这是没有想到的：他自己当年如此急于求得的条约，一下子被取消了。接着，他又对波兰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取消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是，波兰人“单方面侵犯了”它。
希特勒撕毁了两个条约后，又在继续宣称，只要条款平等，他欢迎重新谈判。“想到这个情景”，他说，“谁也没有我高兴。”
这阵大脑体操确实做得非常出色的，却又被他对罗斯福的攻击所超过。这个攻击——至少是为了取悦于德国听众——是讽刺和挖苦的杰作。这是早年的希特勒，是酒吧间侍者和辩论者的希特勒。他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逐点予以反驳，像中学校长那样，逐点将之抹去。他的重重的讽刺和挖苦，令国会内人人听来顺耳；每次反驳后，笑声和鼓掌声一次高过一次。带头捧腹大笑的是会议主持者戈林。（B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把这个讲演的电影再次放给戈林看时，他再次大笑不止。）当元首最终接触到总统要求德国应保证不再进行侵略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嘲笑和反击——这使人笑得更加开心——却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否会侵略波兰？
这篇演讲的目的，与其说是说服敌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的手下。他所需要的是时间，以使波兰问题获得有利的解决。他觉得，自己的讲话已达到了目的，便跑进他的半官方别墅贝格霍夫隐居起来。在尔后的酷夏中，他一点儿也不愿触及波兰，但对于俄国，他却张口就来。克莱斯特一边喝茶一边狡猾地提出的初步友好的问题现正发展为真正的热恋。在爆炸性的国会演说后不久，在苏联报纸的后版上出现了一条似乎不惹人注目的消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职务已由Ｖ·Ｍ·莫洛托夫接替。这是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最欣赏它的莫过于德国大使馆了。当晚，德国的临时代办便打电报给威廉大街说，外交委员会未对此事做出解释，但李维诺夫（他的夫人爱维是英国人）之被解职看来是他与斯大林之意见分歧的结果。李维诺夫本人系反对轴心国的集体安全的象征，他的下台因而意味着斯大林已放弃了这条路线。犹太人李维诺夫被非犹太人替换一事表明，对英国之初步建议业已不相信的斯大林，已将大门向其在柏林的反犹伙伴打得更开了。然而，有件难堪的事不但俄国人对希特勒瞒着，就连他自己的外交官员也对他瞒着：莫洛托夫的妻子是犹太人。
听到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替换的消息，希特勒如同“中了炮弹”。希特勒与斯大林，两人均强烈憎恨和恐惧犹太人，这是共同的。此外，长期以来，希特勒就对斯大林的残忍多少有点儿佩服。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不相信与斯大林合作是明智的。５月１０日，他将一名俄国事务问题专家召至贝希斯特加登，研究斯大林是否准备与德国达成真正的谅解一题。具有２０年对苏经验的古斯塔夫·希尔格，现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经济随员，他听了这个问题后，不禁多少吃了一惊。希尔格“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自１９３３年以来德苏关系的小结。他提醒希特勒，在斯大林上台后的头几年中，苏维埃政府曾常表示希望能维持旧日的友好关系”，但又有所节制。他无非是在提醒希特勒注意斯大林在两个月前，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苏联没有理由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声明罢了。令希尔格奇怪的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里宾特洛甫，谁都记不得斯大林讲话的内容。
希尔格长篇大论地说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军事威胁，因为她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去搞经济建设。希尔格一走，希特勒便说，他自己已“有点儿俄国味道了”，还可能听信于俄国的宣传。“不过，如果他是对的，我便不能同意斯大林的和平建议。我必须尽快中断那个巨人内部巩固的过程。”他令里宾特洛甫在对苏关系中原地踏步。
斯大林则令阿斯塔霍夫恢复对德的贸易谈判。５月２０日，莫洛托夫插手这一谈判，把德国大使冯·舒伦堡请到克里姆林宫。平常脸孔冷峻的莫活托夫，此次却成了和蔼可亲的主人。但是，在亲切的外表下却埋藏着一副铁石心肠。正式谈判一开始，他便抱怨说，希特勒显然不太愿意签订新的经济协议，这给苏联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德国人并非真心诚意，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谈判中玩弄花招。
元首更关心的是加强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至少目前是如此。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突袭虽然使他难过（希特勒要的是取乐，而不是真干），但自那时以来，他一直在与意大利谈判，以缔结一个更有约束力的轴心条约。此条约于５月２２日签订，仪式还相当隆重。它被称为《钢铁条约》，把意大利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地捆在一起。对希特勒而言，这项条约系外交胜利的产物，因为它保证，在战争期间一方“将用其海陆空三军的全部力量”支援另一方。令人难于相信的是，由于急于取悦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未让其内阁或政治和法律专家们去核对条文内容——此条约甚至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遭敌进攻时本条约才有效。这样，墨索里尼便大意地把意大利的命运置于他的伙伴的掌心。
这条约的签订，好像使希特勒拿到了冒险发动战争的许可证似的。次日，信心十足的元首便把高级军官召至总理府内的书房。他解释说，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与德国和波兰的分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目标。这是我们向东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也是取得食品供应和解决波兰的争端的问题。”
因此，波兰（尽管与德国有友好条约）必须被消灭。“我们不能重复捷克事件”，他警告说，“那会出现战争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只有在西方不参战的情况下，对波兰一役才能告捷。因此，他把发布进攻令的最后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这若办不到，那还不如进攻西方，并同时将波兰解决。”
他的矛盾言辞，令听众摸不着头脑。正在此时，忠实的凯特尔自我解释说，元首的意思不外乎是要向各将领表明，他们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战争不会真的爆发。希特勒还说，他作一勇敢预言，要与英法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可轻易逃脱的想法是危险的，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同时，这也不再是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千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基本的目标是让英国屈服。“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战争”，他说，“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一场战争。”
这决不是着了征服迷的某人的胡言乱语，而是一次招供：不进行战争，德国不能再作为一个大国继续下去。只有东方无穷无尽的资源才能拯救帝国；另一个选择，即与西方将就下去，却包含着各种风险，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向世界暴露真相，就是说，他一直在恫吓和逃避战争的较量，那末，德国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像泄气的气球，很快消失。
众人步出冬园时，凯特尔和雷德尔可能除外，大家都非常震惊。元首呢，则神彩奕奕地跑到上萨尔茨堡躲难去了。中途还在奥格斯堡停留，观看了当地演出的《罗安格林》。即使在贝格霍夫休息，希特勒也在探讨与东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对英国在莫斯科谈判一事，虽然他令舒伦堡“要坐得住”，自己反而坐立不安了。假若他们先行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协定，那该怎么办？果真如此，德国入侵波兰时，斯大林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他必须搞清楚。５月２６日，里宾特洛甫向舒伦堡发出指示，要他通知莫洛托夫，如果希特勒能得到保证，即苏联已在事实上放弃了反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如同斯大林在最近的讲演中表明的那样），那末德国将放弃其先前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如果作到了这点，那末，“考虑使德苏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平稳而正常”的时刻便到了。
希特勒是愿意延长其生存空间的梦想的。他要舒伦堡说服莫洛托夫，让他相信德国根本无意扩张至乌克兰。对新近签订的《钢铁条约》，俄国人也用不着恐惧，因为它完全是针对英法两国的。舒伦堡又进一步获得指示，要他向莫洛托夫说明，如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对波兰动武，苏联也不会遭难。再者，与德国签约要更加实用得多，这一建议是诱人的。因为，在外交辞令后边，还明明白白地邀请苏联去瓜分波兰。英法两国不能或不会及时援救波兰的论点，对斯大林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说来，也是有吸引力的。
由于这个建议是如此自发地提出来的，以致使威廉大街也出现了一些小惊慌。首先，里宾特洛甫将希特勒建议之内容通知了日本大使大岛，催促他向东京发电，请日本也同意此建议。在日本，批评大岛将军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应声虫。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变得非常顽固不化的，他连电报都拒绝往家里发。他辩解说，任何一个轴心国若与苏联（虽未宣战，苏联的步兵和坦克却在满州——内蒙战线上与日军进行残酷的战争）达成协议，必然会使日本参加日德意同盟条约的全部机会丧失净尽，而日本的参加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
里宾特洛甫没了主意，连忙打电话给阿托利科大使征求意见——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俄国问题专家。阿托利科同意大岛的看法，认为轴心国若与克里姆林宫接近，俄国人便更容易在巴黎和伦敦“把货物吊起来卖”。
苦恼的里宾特洛甫想必与身在贝希斯特加登的希特勒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并取得了新的指示。当晚。里宾特洛甫便向莫斯科发出另一封电报，取消了先前主动向俄国人作的建议。冯·德·舒伦堡大使若未收到新的指示便不准轻举妄动。
希特勒认为，接触的俄国人级别太高了，便令威兹萨克去探听阿斯塔霍夫的口风。３月３１日，他按指示执行。从内容和语调上看，他们的谈话都让人恢复信心。元首于是便于当日晚些时候发电给舒伦堡。指示他一定要“与苏联进行谈判”。这封电报刚一发出，另一封又发了出去，建议恢复与俄国人进行的经济谈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过了希特勒的疑心。到６月底，由于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谈判。双方似乎都急于要共度的密月也就告吹。
斯大林所追求的西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并不比希特勒更有所进展。在伦敦，由于克里姆林宫不愿认真谈判，哈利法克斯勋爵已忍无可忍。他向迈斯基抱怨说，什么都说不行，这并不是谈判。它“酷似纳粹对待国际问题的方法”。苏联于６月２９日通过《真理报》对此作了回答。《真理报》的这篇题为《英美政府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文章写得非常辛辣。苏联在迟疑的真正原因是，它积极地怀疑英国的目标是将它卷进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中去，而自己则将军事上的损失减至最小。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日本驻伦敦大使向东京报告说，据自己的印象，英国又与通常一样，在耍两面手法：用与苏联进行的条约谈判威胁希特勒，用与德国保持和平的计划反对斯大林。
与此同时，希特勒整个夏季都躲在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也不发表重要的演说。这段的沉默也许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使然，也许与其信念有关：大部分问题，你若不管它，它们便自行解决了。不管属何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对手混乱的事情来。这是个被动消极的季节。他耐心地倾听着墨索里尼写来的书面警告——是由一位将军亲自送来的。墨索里尼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说他们两国都需要和平。“要到１９４３年后战争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胜利前景。”当将军念到墨索里尼不大愿意参与欧战时，希特勒并不想与之争辩。他自己的意图还是孤立波兰，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至于如何做到这点，他并不需要听一个意大利人的高见。
在他的几个副官看来，他明显地轻松多了。他于７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专场为他演出的《汤好色》（Ｔａｎｎｈａｕｓｅｒ，德国１３世纪时，一武士兼抒情诗人，裨史载其在维纳斯堡一山洞里与维纳斯纵情淫乐，后忏悔。瓦格纳据此写的歌剧也叫Ｔａｎｎｈａｕｓｅｒ，中译为《汤好色》——译注）。这部歌剧还有个新的特点，是专为这位国家元首希特勒增加的情节：两名全裸的姑娘，一名演欧罗巴，骑在公牛上；另一名演丽达，带着天鹅。
一星期后，他到了白莱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这次音乐节除演出了《戒指》外，还增加了扣人心弦的《崔斯坦与帕西法尔》。每次演出他都邀请他中学时期的朋友库比席克前来观看，但直到８月３日，即《歌德达马隆》末场演出后一天，他们才相见。那天下午，党卫队一名军官陪同库比席克来到万弗里德旅馆。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右手；库比席克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库比席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叠印有元首的照片的明信片，想让希特勒签名，以便带回奥地利去分发给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镜——他很小心，遇有拍照都将眼镜取下——热心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名，库比席克则在旁小心翼翼地将墨迹一一弄干。之后，希特勒便领库比席克到花园瞻仰瓦格纳之墓。“我很高兴”，他说，“能在同一地方再次碰到你。这是我们俩过去最崇敬的地方。”
由于当了元首，肩负重任，希特勒的私生活已难得有趣，而这一小插曲是罕得有的私生活的一个例子。给爱娃·勃劳恩的时间也很少；直到１９３９年年初她才住进总理府内的卧室。她睡在兴登堡生前的卧室里；室内的主要饰物是一幅俾斯麦的大像。元首有令，窗帘永不准拉开。这间忧郁寡欢的卧室（及一梳妆室）可与元首的书房相通。但他却要她通过佣人专用门进出他的房间。
他们虽然过着夫妇生活，但两人都尽力跟工作人员打哑谜，说他们不过是好友而已。上午，她叫他“我的元首”，但久而久之她用得习惯了，据她对好友们说，即使在私下里也这样称呼他。然而，知道他们的稳私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说来也荒唐，他们最少有一次防范不严。这事刚好发生在魏德曼上尉被解职前。一天早晨，魏德曼到元首房里去送急电，惊奇地发现爱娃的小巧玲珑的维也纳鞋竟呆在元首的皮鞋旁边——好像住旅馆时让人擦鞋似的。“我不禁想起了拉丰田的寓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边下楼梯，一边笑个不停。”
在贝希斯特加登（在那里，爱娃的住房很舒适，与元首的紧紧相连），或在总理府，每逢重要客人来访，她便被关在屋里——这是她最难熬的时刻。她渴望能见到霍尔蒂海军上将、胡佛总统、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阿加·汗和其他要员。然而，她却像孩子一样被关在房里。她私下对友人说有一次，她求希特勒让她见见温莎公爵夫人，因为，她想，她们俩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却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是最令她难过的。
但她也明白，来自全世界的伟大人物都敬重他的情人。这，她很高兴，但也只能以此聊以自慰，使她的热切地等待着的生活好受些。另外，这怎么也比早年孤单和狐疑的生活要强，那种生活曾两次导致她自杀未遂。
政治战线方面，在希特勒在白莱特欣赏《崔斯坦》的当天，里宾特洛甫批准恢复与阿斯塔霍夫的谈判。谈判结果虽然令外长高兴，但彼得·克莱斯特却警告他勿让斯大林看出德国急于求成，尤其不能为一条约而搞特殊姿态。他们应该等待，也许用不了半年，便可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里宾洛特甫笑了。两星期内他们便可签约！他对克莱斯特劝他要有耐心的忠告置之不理。为了急于完成条约以对付英国，里宾特洛甫令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并建议认真进行政治会谈。这次会晤于８月３日举行。德国大使报告说，此次会谈所得的印象是，苏联决心与英美两国签约，“如果他们能完全满足苏联的愿望的话”。肯定地，这印象是莫洛托夫所希望散布的。他与斯大林两人均注意到了威廉大街的焦急情绪；他们一方面在引诱德国，另一方面又牵着英国的鼻子走。
到此时，希特勒已比里宾特洛甫还焦急了，原因是，他为波兰战役所定的截止日期只还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他仍要得到斯大林的保证——苏联红军将不予干涉。就在这节骨眼上，他若不是运气亨通就是强使之然。在舒伦堡与莫洛托夫会谈后一天，波兰出现了一次危机。但泽的纳粹通知波兰海关官员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受稽查。波兰作出了反应：它愤怒地要求取消命令，但泽自由市参议院总裁也愤怒地否认曾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并攻击说，波兰是在寻找借口，威胁但泽。这真是小人得势。他并迅速地于８月９日夺过指挥权。同日柏林警告华沙，它若再向但泽发出最后通牒，“必然会使德波关系更加紧张”。原来是一场小小的风波，现却被弄成一场严重危机——波兰反驳说，德国若出面干涉，波兰将视之为侵略。
受控制的德国报纸已在大喊大叫。“波兰！注意！”报纸的大标题在提出警告：“华沙以轰炸但泽相威胁——波兰自大狂的宣传不可信！”另一标题在狂吹。正当戈培尔在大喊大叫时，外交部却以较低的调子发动攻势。里宾特洛甫的经济专家尤利乌斯·施努尔向阿斯塔霍夫保证，德国在波兰的利益真是非常有限的。“它与苏联的任何一种利益都不发生冲突”，他说，“但我们必需知道是些什么利益。”
希特勒虽然躲在山上，但也亲自过问此事。他将自己的专机派往但泽，把国联驻此自由城的高级专员卡尔·布克哈特接来。８月１１日。布克哈特抵达了上萨尔茨堡，并立即驱车上了克尔斯坦山上的茶楼。
希特勒正忙于另一件事。“某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也许很快就会发生”，在乘电梯上主要会议室时，他对斯佩尔说。他好像自言自语地提到，他要派戈林出差。“不过，若需要我会亲自去的。我把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了。”他所指的是与斯大林签订条约。待布克哈特走进室内时，希特勒已火冒三丈，正为波兰问题大发雷霆。“在事先未得警告时若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喊道，“我就要用他们梦想不到的全部机械化部队，像闪电一样，把波兰人砸个稀巴烂！”他大声喊道，“你明白我的话吗？”
“很好，总理先生，我很明白这意味着一场大战。”
希特勒脸上闪现出痛苦和愤怒的表情。“很好”，他说，“假如我被迫打这场战争，我宁愿今天就打，不愿明天再打，我不会像威廉二世那样打仗。在全面战争开打前，他总是忧心忡忡，小心翼翼。我呢，则将无情地打，粉身碎骨也要打到底！”
像泄了蒸汽一样，他安静了下来，心平气和地对他的客人说，他并无进攻英法两国的愿望。“我并无罗曼蒂克的热望”，他快活地说，“没有当盟主的胃口。首要的是，我并不在西方寻求什么，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但是，在东方，他可要放开手脚干。“我必须为德国搞到足够的小麦。”为取得木材，他也需要在欧洲外搞个殖民地。他的野心就只有这么大。“就这么一次”，他阴郁地说，“重要的是，你应明白，我随时准备就这些事情与人谈判和讨论。”
他一再重申，若在东方得到自由，他将高高兴兴地与英国签订条约，保证英国的所有属地。显然，希特勒是想将这项保证转给伦敦——也想把接着提出的威胁一起转过去。“我心里想的全是如何反对俄国。如果西方竟笨到连这点也不懂，那末，我便只好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先将西方砸碎，然后再倾全力反对苏联。我需要乌克兰，我们才不会像在上次大战那样被征服。”
（３）
布克哈特所不知道的是，不久前，英国已通过张伯伦的一名高级顾问，向希特勒提出一项秘密建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与里宾特洛甫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在肯辛顿前者的家里进行过一次会见。在这次密谈中，威尔逊说，首相准备建议与元首结盟，为期２５年。它的内容将包括给帝国提供经济好处和“在适当的时候”分期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作为报答，希特勒必须保证不再在欧洲采取侵略行动。
赫塞说，他听到的不知是否正确，要求霍拉斯爵士再详细解释一遍。他解释了。“我要是希特勒”，大吃一惊的赫塞说，“就会接受你的建议。不过，他是否会这样做，这就谁也说不准了。”赫塞将此建议发回外交部后不久，他便带着威尔逊用打字机打好的文件——该文件总结了建议之主要各点——坐上专机，飞返德国。里宾特洛甫虽然对此印象深刻，但也不知如何才能让希特勒相信，此事需认真对待。赫塞是否真的相信，如苏联进攻德国，英国将站在希特勒一边参战？在与德国谈判前，他们是否会在莫斯科中断对话？赫塞认为他们会的。
有个目击者告诉赫塞，希特勒第一次听到有此提案时高兴得像什么似的。“这是多时以来未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他喊道。喊完，他便像孩子似的想入非非。他毕生的梦想，即与强大的大英帝国结盟，就要实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他又心存恐惧，指责威尔逊设圈套，使波兰人免受应得的鞭挞。“希特勒想要什么？”赫塞问向他透露消息者——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的联系人瓦尔特·赫威尔。回答是：元首一心想迫使波兰人屈服。
那一星期里，里宾特洛甫问过赫塞，他是否“完全相信”英国会为但泽而战？赫塞回答说，他们所有消息来源都表明，张伯伦舍此无他。对波兰领土的任何入侵，结果都是战争。“元首一点儿也不相信这点！”里宾特洛甫喊道。“有些笨蛋告诉他，英国人只会恫吓，只要搞点反恫吓，他们就会跪下。”被里宾特洛甫表面一套、暗中一套搞得莫名其妙的赫塞忙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英国人在搞恫吓。这位外长说，他曾警告过元首：看样子英国认为，欧洲的力量平衡有赖于它；或大英帝国受到威胁时，英国人是不会软弱和低三下四的。
两天后，里宾特洛甫告诉赫塞，说他已将他们全部论点转达给了希特勒。但他仍相信，如英国果真为但泽这样一件小事便投身战争，那末，与英国开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里宾特洛甫答应再找希特勒谈谈。在考虑赫塞的意见时，元首“镇静得令人惊奇”，这使里宾特洛甫赞叹不已。但是，希特勒仍心存疑惧，生怕这纯是愚弄他的一招。有什么可保证英国人不自食其言？“元首”，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只愿意考虑实实在在的保证。”这样强硬态度，也在８月１１日里宾特洛甫在萨尔茨堡会见墨索里尼的女婿这一外交行动中反映了出来。齐亚诺是带着墨索里尼的指示前来的：墨索里尼强调，必须推迟对波兰的任何入侵。这件事必须通过会谈解决。
与元首一样，里宾特洛甫对意大利总理不亲自出马，只派使者前来的做法也很不满。据说，齐亚诺每次前来德国，他都要酗酒和搞女人。为此，元首和里宾特洛甫都鄙视他。会谈时，里宾特洛甫忠实地将他主子的想法转告了齐亚诺。也许，这位外长自己也有这些想法。反正，他的行动与希特勒的一般无二，齐亚诺口若悬河，要求和平解决，但里宾特洛甫全然不听。最后，齐亚诺问里宾特洛甫要什么：走廊还是但泽？“已不是这个了”，他答道，”我们要战争。”
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之间的冷淡也扩至秘书间。午餐时，他们几乎未交谈只字。其间，齐亚诺脸色苍白，对一意大利人耳语说：“我们几乎要打起来了。”
奇怪的是，乖乖地受里宾特洛甫恫吓的齐亚诺，竟敢于次日在贝格霍夫与希特勒对垒。午餐时，齐亚诺还拿花饰开玩笑——译员多尔曼猜测，这是爱娃·勃劳恩布置的。正式讨论开始后，齐亚诺机智而有力地反驳希特勒。他警告说，与波兰的战争不可能只局限在波兰。原因是，这一次西方肯定会宣战。齐亚诺用最明确的语言指出，意大利还不准备打总体战，它的战略物资不敷数月战争之用。希特勒温柔地建议，会谈于明日上午继续，趁天未黑驱车去克尔斯坦山。齐亚诺同意了，但明显地缺乏热情。希特勒拉他至一窗前，向他详细介绍窗外的自然美景。齐亚诺不自然地打了个寒噤。接着，他便一杯接一杯地喝热茶——他很不喜欢这热茶。山上之行使齐亚诺觉得凄凉。当晚他打电话给其岳父说：“情况严重。”
到了次日上午，齐亚诺已一蹶不振。与希特勒进行第二轮会谈时，对意大利无力参战一事他只字未提。他那杰出的辩才一下子不翼而飞了。令译员施密特惊诧的是，“他像摺合小刀一样给摺了起来。”昨日之冷静而决断的政治手腕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向他保证，英法两国决不会因为波兰而打仗。对此，齐亚诺只洗耳恭听，无动于衷。“从前，当我们的看法与你的相反时，你常常是对的”，齐亚诺说，“这一次，我想，你也许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几小时后，齐亚诺便没精打彩地坐飞机回家了。“我回罗马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德国人，对他们的领袖以及他们办事的方法反感透了。现在，他们已将我们拖进一项我们并不需要，且有可能连累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冒险中去了。”
齐亚诺走后不久，赫塞便被令在萨尔茨堡的一家旅馆里与里宾特洛甫见面。外长呆呆地看着写字台，足有十分钟，然后才抬头阴郁地对赫塞说：“我刚从元首那里来”，他说，”不幸的是，他不准备讨论张伯伦的建议。”他此处系指威尔逊的建议。“他的意图完全不同。张伯伦的建议不会被抛掉。到时我们再提它。”他指示赫塞立即飞返伦敦，并把耳朵放灵点儿。
“元首意在玩险牌。他能否成功，这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不想与英国开战。危险严重时要及时递个信号给我们。”
希特勒向齐亚诺流露出信心十足，但这实在是演戏。实际上，他对斯大林迟迟不愿达成协议之举深感忧虑。有报告说，不久前，一英法联合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与苏联人举行的成功的谈判即将结束。这又加剧了他的疑虑。实际上，俄国人并无心进行谈判，因为他们怀疑盟国是在玩弄他们。首先，英法这个代表团，本可以在一天内抵达莫斯科的，结果却花了６天时间：他们坐的是客货两用轮和火车。其次，一个高级英国官员带的证件又不全；当谈判最终走上正轨时，英国人又似乎没有心思：建立共同防御纳粹的战线，苏联主动提出，它将提供１３６个师，而英国只愿出１１个机械化师和５个步兵师。
由于全然不知这些，德国元首便令里宾特洛甫给克里姆林宫增加压力。舒伦堡与莫洛托夫匆匆进行了会见。８月１５日晚，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对德国大使舒伦堡之所云洗耳恭听，却对问题未作出迅速回答。首先，他说，有几个问题应该明确。例如，德国是否愿意向日本施加影响，让它对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德国是否愿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愿意，有什么条件？
希特勒急不可耐，未再深思熟虑就令里宾特洛甫立刻与莫洛托夫达成谅解。这样，他便把为事态的发展定步伐的主动权交给了对手。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他通过莫洛托夫之口回答说，在签订政治协议前，必须首先签订经济协议。里宾特洛甫以再次请求舒伦堡速办作为回答，并指出，经济协议的第一个阶段业已结束。他的指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他说，下一次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必须“着重地……为早日实现本人的俄国之行作出努力，并恰当地反对俄国人可能提出来的新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你必须牢记这个决定性的事实：德波之公开冲突极可能早日发生，因此，我们便对我之立刻访问莫洛托夫具有最强烈的兴趣。”
斯大林明白，每拖延一小时，对希特勒而言都是痛苦的（也许，斯大林的探子已探得了９月１日希特勒这个限期）。于是，他便令莫洛托夫在下次与舒伦堡会谈时（８月１９日），与通常一样，采取拖延战术。这样，尽管舒伦堡一再恳求采取行动，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依然逐点进行冗长的辩论。但是，在舒伦堡走后半小时，苏联人突然改变其战术：莫洛托夫又想把舒伦堡请回克里姆林宫。他于当日下午很晚时才来到克里姆林宫，但一进门他便明白，莫洛托夫有好消息给他。在向舒伦堡表示歉意、不该为他带来诸多不便后，莫洛托夫说，他刚被授权将一份互不侵犯的条约草案交给他，并将在莫斯科接待里宾特洛甫先生。当然，他并未解释说，英法苏之军事谈判已陷入僵局，斯大林已失去了对西方的所有耐心。也许，他历来就有意与希特勒结伙，只是把与英法之谈判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更有利的条件。
即使如此，俄国人还是小心谨慎地从事。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只有在他们的经济协定签字后一星期，他才能接待里宾特洛甫；如今天签字，那就是８月２６日，若明天签，那就是８月２７日。希特勒想必曾带着复杂的心情阅读舒伦堡的报告——对可能签订这份条约表示高兴，对斯大林坚持先签经济协定表示愤慨。这比讹作好不了多少，但希特勒又没有别的法子。这份经济协定匆匆于凌晨２时签订。根据这个协定，德国将贷给苏联２亿马克的商品贷款，利息为５厘，以购买机床和工业设备。“广义上的”军用物资，例如光学仪器和装甲板，也可得到供应，但相比之下数量较小。苏联将用原料偿还这一贷款。
希特勒曾用计战胜了奥地利和捷克，这一回却是斯大林胜了他。莫洛托夫建议他等待一周，他是不能等待的。他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以私人名义于８月２０日下午４时３５分发出。在电报中，他对德苏协定的签订，对将它作为重新安排德苏关系的第一个步骤表示欢迎。他也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虽然内中有几个问题需尽快得到澄清。然后，他便提到了问题的关键。他说，由于德波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变得不可容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速度便极端重要了。危机可在“任何一天”发生。
在舒伦堡将电报交给克里姆林宫后两小时，斯大林将他召到克里姆林宫，亲自向他作出回答：“谢谢您的来信”，他说，他希望，这份条约将成为他们的政治关系已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标志。“我们两国人民需要彼此建立和平关系。”他同意８月２３日会见里宾特洛甫。
２０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一声不响地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消息。他脸上的表情之可怕，使谁也不敢打扰他。他期望这一条约能很快签订，已将小型母舰《格拉夫·斯佩》号派往大西洋待命；２１艘Ｕ型潜艇也在英伦三岛沿岸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进晚餐时（据斯佩尔说）希特勒收到一封电报。读完电报后，他脸色通红，两眼空虚地望着窗外。猛然间，他双拳猛击台面，连玻璃都嘎嘎作响。“到手了！”他高喊着，声音中充满了感情。“到手了！”喊完，他一屁股坐回原位。谁也不敢问一声，继续默默进餐。
喝完咖啡后，希特勒以和谐悦耳的语调告诉客人们，德国正与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儿，你们看看”，他说，“是斯大林来的电报。”据霍夫曼回忆，元首当时高兴已极，猛拍膝盖——这是摄影师霍夫曼从未看见过的。总管康能堡端来香槟酒后，众人忙做一团，互相碰杯庆贺，为外交上的一次大胜利而干杯。一会儿，希特勒领大家进了地下室的小型电影院，观看斯大林检阅红军的大型阅兵游行。元首议论说，多么幸运啊，如此强大的军队已被中和了。
霍夫曼担心，在曾与赤色分子数十年如一日进行斗争的忠诚的国社党人中，会出现反响。“党和全世界一样，都会大吃一惊”，希特勒故意答道，“但，我的党员了解我，也信任我。他们知道，我绝不会脱离我的基本原则。他们将会明白，此次冒险一赌的最终目的，是要扫除东部的危险，并在我的领导下——使欧洲更快统一。”
从表面上看，希特勒与斯大林是最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呢？其实，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佩服彼得大帝，一个把自己看作是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两人都主张使用暴力，都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的意识形态下行动。共产党与纳粹，两者同是伪善者和教条主义者，同是极权主义者。两者都相信，只要目的正确，便什么手段均可使用。两国都以国家和进步的名义，使非正义的东西变成神圣。
多时以来，希特勒就佩服斯大林，把他看成是“世界历史上非凡人物之一”。一次，他对一群亲信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人都出身下层阶级。内中有人不同意元首将自己与先前的银行劫贼相提并论时，他回答说：“如斯大林真的抢过银行，他也不是为了填腰包，而是为党、为运动。你不能把那看成是抢银行。”
元首也不把斯大林看成是真共产党。“实际上，他与沙皇俄国融为一体，只不过复活了泛斯拉夫主义罢了（也许，希特勒是在不自觉地谈他自己和德国）。对他，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外乎是个手段，是用以欺骗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一种伪装。”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觉得有把握利用对方。这两个独裁者都错了，但在１９３９年那个忙碌紧张的夏天，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某种错误观念指导下行动的。欧洲是互不相信、互相欺骗和两面手法的一口大锅。即使在里宾特洛甫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时，斯大林仍未完全放弃结成英法苏三国军事同盟以反对希特勒的希望。当英国人半心半意地搞这一条约时，他们还秘密地邀请戈林前往英国。无论何处，一国背着一国在暗地里与另一国搞交易，嘴里不是喊着真诚这个陈词滥调就是满嘴恐吓威胁。
（４）
表面上，得胜者是希特勒。８月２２日，他一早醒来，觉得信心百倍。里宾特洛甫带着给驻莫斯科的德国外交使团的最终指示离开贝格霍夫后，元首召见了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参谋，在宽阔的接待室内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由于坐在大桌后的希特勒搞一言堂，这实在是讲演，而不是开会。“把你们找来，目的是要把政治局势向大家描绘一下，这样，你们才能看清我赖以作出行动决定的各种因素，同时也是为了增强你们的信心。”他说，与波兰的矛盾迟早总要爆发的，有许多理由可证明最好是立刻行动。“首先，有两个个人的因素：我自己的个性和墨索里尼的个性。主要的是一切均靠我，靠我的生存，因为我有政治天才。也许，将来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对德国人民充满信心。所以，我的生命是大值里的一个因子。但我可在任何时候被一个罪犯或笨蛋消灭。”第二个个性因素是意大利总理。他若有个长短，意大利是否仍忠诚于他们的联盟，这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那里都没有杰出的人物。“我们的敌人只有水准以下的人。没有个性、没有师傅，没有搞行动的人物……”另外，政治形势也有利，地中海在竞争，东方局势紧张。目前的所有这些有利形势两三年后均将不复存在。“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还是现在就打为妙。”
接着，他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了。他说，与波兰的关系已无法忍受。“我们面临的决择，不是打便肯定被消灭，或迟或早。西方有什么作为呢？不外乎是从马奇诺防线发动进攻或对帝国进行封锁。前者是行不通的，后者也不会奏效，因为现在苏联会向德国供应粮食、牲口、煤炭、铅和锌。怕只怕到头来哪个猪猡又要提个调停计划出来！”
戈林一带头，其他将领也跟着热烈鼓掌（B有篇花絮说，戈林跳上桌子，像野蛮人一样，趾高气扬地手舞足蹈。这若属实，可称洋相十足了。但这不太可信）。“我的元首”，戈林元帅说，“部队会尽其责任的。”掌虽然鼓了，但戈林和其余将领都一致反战，因为大家都相信，德国还未作好发动战争的准备。弹药只够６个星期之用，钢铁、石油和其它重要物资也奇缺。
与其将领一样，希特勒对此也是了如指掌的，但他考虑的是一种不同的战争：闪电战，即用足以保证迅速取胜的兵力和战斗强度，全面发动突然袭击。这既是战略概念也是战术概念。他曾发誓，永远不让长期战争带来的苦难重新在德意志的国土上出现。对部队，他只在广度上而不是在深度上进行武装，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常备武器的生产率较高，不为长期战争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德国经济的这种组织方法，是希特勒有意这样搞的。他的目标在于迅速地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兵工厂，或改组兵工厂的结构。
一系列的闪电战——靠短期的生产爆发力维持——将使希特勒看来好像很强大。他避免为常规战争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毁灭。他的哲学是穷汉的哲学，只有靠胆识才能成功。用战争冒险的办法，他已取得了一系列廉价的胜利，而这个战争冒险正是他的较富裕的敌人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闪电战不但与其赌徒的天性吻合，而且也与其独裁者的地位相适应。一个民主国家是经受不起这种经济突发力的，例如，在集中生产坦克后，立即又转向民用生产。可能会伤害一个民主国家的东西却不适用于一个具有奇特的经济弱点和力量的国家。
希特勒的闪电战，使其将领也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的理论仍源于过去。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明白，论战斗，德国的准备要远较英法之准备为好。这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到，他能迅速取胜于波兰，永远无需与英法两国交手。奇特之处就在于，他们会觉得报复是徒劳无益的。他必须用某种方法将西方中和——或恫吓、或动武——以便到１９４３年时，他能实现自己的真正目标即征服苏俄。阿道夫·希特勒张开大眼，准备迎接命运。
８月２２日上午听过希特勒讲解入侵蓝图的军人，未提过片言只字的批评意见，午餐后被带进来听训话的野战将领也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元首劝他们不必发慈悲。“强权即公理。”他说完后便宣布入侵波兰的时间有可能定在星期六即８月２６日的拂晓。
当晚早些时候，里宾特洛甫及其一行分乘两架“康多尔”飞机前往莫斯科。总的气氛非常紧张。彼得·克莱斯特回忆说，“谁也不敢保证在我们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人不会突然给我们端出个英法协定来。”谁也不敢预言，里宾特洛甫是否会被迫进行苏联人惯于举行的”冗长、绞尽脑汁的谈判”。
里宾特洛甫的莫斯科之行，使日本大使大岛惊奇万分。当晚深夜，他专程前往柏林威兹萨克家拜访他，当面向他表示不悦。原是泰然自若的大岛，此时板着脸孔问，这样一个向后转，他怎样才能向东京解释清楚？次日下午，８月２３日，汉德逊将张伯伦的信交给了元首。
信中，张伯伦斩钉截铁地宣布，英国决心履行其对波兰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他又再次呼吁和平。为何就不能签个停战协定，让德国和波兰坐下来讨论他们的问题？“此时此刻”，他在信的末尾说，“我承认，我找不到可以避免一场会把欧洲卷入战争灾难的其它办法。”
希特勒用强硬的语言作答，且很激动。汉德逊表示，只要两国合作，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希特勒简短地反驳说，早该这样做。汉德逊抗议道，英国政府已经下了保证，它必须遵守。“那就遵守吧”，元首咬了一口，“你若是发了一张空白支票，你也得付款。”
汉德逊顽强地为英国的立场辩护。他用的是德语——一种其微妙处他尚未掌握的语言。希特勒将汉德逊的论点撂在一边，开始了威胁恫吓。他说，波兰若有风吹草动并胆敢在反对德国人或但泽方面再向前挪动一步，他便立刻进行干预。还有，西方若总动员，德国也将用总动员作为回答。
“那是不是个威胁？”汉德逊问。
“不，那是个保护性措施！”
汉德逊妄图令希特勒相信，张伯伦历来是支持德国的。“直到今年春天我也是相信这点的”，希特勒几乎忧愁地说。接着，汉德逊便冲口说道，他个人从不相信英法苏三国条约。他个人倒倾向于由德国而不是英国与苏俄签约。希特勒的回答是不吉利的。“错不了”，他说，“会是个长期条约。”这个话题汉德逊是不会随便放过的。他辩论说，与他一样，元首也明白，俄国人总是在制造困难。不管属何种情况，他坚信，张伯伦并未改变其对德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用行动去判断。”希特勒说完，重又反唇相讥。汉德逊威胁说，德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战争。一听此话，希特勒又几乎歇斯底里发作。他喊道，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德国没有什么可输，大不列颠可有许多东西会输掉。他没有战争的愿望，但也决不退缩。比去年９月，他的人民此时更加支持他了。他突然宣布，他会给张伯伦一个书面答复且于下午交给汉德逊。说完，会晤便宣告结果。
威林萨克是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斗的沉默的证人。与汉德逊一样，他也坚信希特勒真的是震惊了。但是，汉德逊刚一走，门刚一关上，希特勒便拍了一下大腿（已成了习惯），笑了。“张伯伦熬不过这场对话”，他趾高气昂地说，“他的内阁今晚就得倒台。”
趁等待书面回答的机会，汉德逊返回萨尔茨堡，给在柏林的下属挂了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伦敦，希特勒“全不妥协，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在拿到书面答复之前，我不能再说什么”。一会儿，他又被召回贝格霍夫。据汉德逊的报告说，这一次，希特勒恢复了平静，“一次也未提高嗓门”。但他的顽固并未见减分毫。他攻击说，“英国已下定决心毁灭德国。”
汉德逊抗议说，两国若交战，受益者是世界上较次要的民族。希特勒回答道，为较次要的民族而战的恰恰是英国，而他则只为德国而战。这一次，德国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１９１４年他若当总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波兰若再挑衅”，他继而道，“我就要行动了。”他将上午的威胁重述了一遍，但这次却未装模作样。“但泽和走廊的问题总得解决，方法可能这样或那样。请记住这点。相信我，去年——１０月２日——我本来要进军的。这，我敢向你保证！”
那天下午，两架德国“康多尔”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机场上，看到“卍”字旗与“斧头镰刀”并排在空中飘扬，里宾特洛甫非常高兴。在检阅空军仪仗队后，里宾特洛甫外长乘车前往下榻处——先前的奥地利使馆（是否是俄国人的讽刺？）。冯·德·舒伦堡公爵通知他，克里姆林宫于下午６时与他会晤，但说不准是莫活托夫还是斯大林见他。“莫斯科的怪风俗”，里宾特洛甫暗想。
舒伦堡和希尔加汇报完后，双双劝里宾特洛甫不要给人以急于求成的印象，要慢慢来。里宾特洛甫听得不耐烦，把手一挥，打断了他们的话。他叫大使通知俄国人，说他必须于２４小时内赶回柏林。他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地吃饭，然后便奔克里姆林宫去了。
下午６时，里宾特洛甫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和蔼可亲，莫洛托夫却不动声色。首先讲话的是里宾特洛甫，他表达了他的国家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德苏关系的愿望。从斯大林的３月演说中，他了解到，斯大林先生也有同感。斯大林把脸转向莫洛托夫，问他是否先讲？外交委员顺从地回话说，首先作答是斯大林的特权。
他回答的方式是里宾特洛甫从未碰到过的。“多年来”，斯大林简洁地说，“我们往彼此身上不知泼了多少桶粪。那也不该阻碍我们取得谅解。我３月讲话的主旨就在于此，它的意义你已完全明白了。”他打开一本笔记本，继续不断地谈论实质性问题：划定了在苏联与德国之间的那些国家内苏德各自的势力范围；芬兰，大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比萨拉比亚被纳入俄国轨道；若德国与波兰发生战争，他们将在明确的“分界线上”开打。
显然，斯大林到这间屋子里来是谈生意的，不是来玩的。３小时后，除斯大林坚持要纳入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两个港口外，其余各点里宾特洛甫均已同意。关于这两个港口，里宾特洛甫说，他得首先征求元首的意见。于是，会谈暂停，好让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磋商。
希特勒也急于要与斯大林达成交易。不过一小时，威廉大街便打来电话，作了言简意赅的回答：“答案是可以。同意了。”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又在下榻地急急忙忙进餐。他一边吃，还一边热情洋溢地谈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返回克里姆林宫时，里宾特洛甫外长神采飞扬。他不但口袋中装着希特勒的肯定回答，而且还带着一大帮随员，包括两名摄影师在内，浩浩荡荡赶赴克里姆林宫。当德国车队缓缓驶进神秘的城内时，秘密警察连忙从黑暗中出来护送。车队从它所处时代最大口径的大炮——因为大，谁也不敢放它——前驶过，还从许多小木房和大教堂前驶过，最终驶抵一座现代化的行政大楼。斯大林在那里等候。很快，双方就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达成了最后协议。这是一份简明扼要的合同。
双方不对对方采取侵略行动，不支持进攻条约一方的任何国家。条约有效期１０年，期满后，将自动延期５年，除非签约的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宣布不再续约。
这是一份常规的协定，但是秘密议定书却不然了。它瓜分了东欧。同样不寻常的是，斯大林竟愿意在签字时允许拍照。他精神奕奕，导演了签字仪式上最好的一张照片的拍摄。
他向里宾特洛甫的党卫队副官里查德·舒尔兹招手，要他与众人一起照相，但年轻的舒尔兹不敢想象斯大林是在叫他。最后，斯大林抓着个子高得出奇的舒尔兹的胳膊，把他拉到里宾特洛甫身边。也许，斯大林有意要为照片增添些青春的气息；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舒尔兹的弟弟是希特勒的党卫队的军官。
双方频频举杯，祝酒词讲了一篇又一篇，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那篇，也是从未向苏联人民透露过的那篇：“我知道日耳曼民族何等热爱它的元首”，他说，“所以，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竟在几个小时内签妥且未发生争论。这件事本身证明，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都需要这份条约；两人都明白，为取得自己之所需，他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两人都希望速战速决。
对希特勒而言，条约是他的胜利，不是斯大林的。显然，他已将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作的预言（即，德苏联盟必导至战争，而这战争必“令德国完蛋”）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作此预言后数年，他曾私下向鲍曼透露过，说打那以后他已改变了主意，希望与苏联人签订的条约是“真诚的，但并非无保留的友好”。他想，在经过多年执政后，这个斯大林现实主义者，会摆脱那模模糊糊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将它当毒药留下，以供外用。他对待犹太知识阶层的残酷方法更令人有此看法。“根据双方的残酷现实，我们原本可以签署长期协定的……总之，这是一份被一只鹰眼所监视、一只手指已扣在板机上的协定！”
一听到条约已签订的消息，希特勒从餐桌旁跳了起来，喊道：“我们赢了！”他虽然放弃了夺取整个波兰的机会，却中和了俄国。现在，他可放开手脚去对付波兰了。没有苏联在他们那一边，英法两国充其量只口头威胁威胁罢了。另外，他也得到保证，他可从东方取得那些因英国封锁，可能被剥夺的原料。
希特勒是在出钱让斯大林去办原可不用签订条约便可办到的事情。苏联的经济及其军事效能，自清洗以来，仍未恢复元气，斯大林连想也不敢想去进攻德意志帝国。事实上，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建立反对希特勒的保护性同盟。他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最希望获得的乃是中立。与德国签订条约不但获得了中立，而且还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间挑动战争的目的。在斯大林看来，纳粹德国只是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已。
约在８月２４日凌晨３时，希特勒领着他的随行人员上了贝格霍夫高地。北方和西北方天际烧起了的彩虹五颜六色。在山谷那边，发自这种“北方之光”的一道吓人的红光洒在一座名叫温特堡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山上。“戈特达马隆的最后一幕”，斯佩尔回忆说，“也没有如此精彩。同样的红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和手。”
希特勒突然转身对其空军副官贝罗说：“看上去像许多血。这一次，不用暴力可成功不了。”
第二十章 “史无前例的灾难”
１９３９．８．２４—１９３９．９．３（１）
８月２４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它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７０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去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身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倒叫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８月２５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１小时——延至下午３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１时３０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
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３时零２分，他批准了于佛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３时２０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５时３０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声，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那末”，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６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１９４１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
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
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７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７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８月２５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６００万吨煤、７００万吨石油、２００万吨钢材和２００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３时零８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９月１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之类，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６时４２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８月２７日零点３０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人。
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作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她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８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一会儿，外长便亲身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斯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斯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作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２００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１０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
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位中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１１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
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１时３０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它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２）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９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地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条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
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点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静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她“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庐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１２５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份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点儿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似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６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孔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着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们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１９３９年８月３０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２４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斗。”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星期已白白被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作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回驳说，无论是发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不听。
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要吧！英国那一点都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消逝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带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
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首相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取得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３０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甫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似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２４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９月１日凌晨４时３０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１０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作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在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视，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脑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奇里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下来了。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１６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需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特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
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划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作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３）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尔后２至３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１５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８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Ａ·Ｉ·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
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确定于次日，星期五，即９月１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４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泡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４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５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６时３０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曾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作出正式答复”。他直接了当地说，从下午１时起，他就力图作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末，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１６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受领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讯切断。他们并没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７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８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个小时后，所有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１６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１１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作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宫廷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已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４）
９月１日，星期五，凌晨４时４５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８８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无别的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作出了一个明智但又是个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９时４０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党服。他声音宏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的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作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拿得出去见报，狄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拚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要不我就不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听众尽情的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作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２５年前，８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１９１４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Ｄ·Ｈ·罗伦士在写到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活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
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划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１年，我就打１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３年，我就打３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１０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作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１０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作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８时后夏季于晚９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９时３０分前，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应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５）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百分之一。”两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