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遭到清洗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如同对指责冲锋队犯下了暴行一样，罗姆显得若无其事。“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表现粗暴，是急性子，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不过，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将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秩序井然。我的职责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产党影响的失业工人不受其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有秩序的公民，保护德国，以反对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敌人。”这番话是罗姆在４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苏醒吧，德国！”“让犹太人灭亡！”之类的高声怪叫，似乎不像严守纪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义去理解这些口号，你只能听一半。”接着，他说了一些引起了记者注意的话。“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人从党卫军中清除出去。对这样的军队，搞点大扫除是有些好处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领导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疯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权威提出挑战。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分子已被镇压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星期后，在罗姆的建议下，德尔默前往“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承认他有两条要求：取消战争赔款债务和“在东方自由行动”。他并不热衷于恢复旧疆界或归还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扩展至苏联。德尔默问，你希特勒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总会有法子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闯了进来，激动地宣布，在１９３１年的头４个月中，有２４００名褐衫党徒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格斗中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毫无疑问，这是内战。”在确信希特勒是个极端残暴的人后，德尔默便开始撰文。该文于５月３日见报，并预言：“德国正加紧加入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６）
１９３１年夏季，希特勒忙于巩固党的斗争，并针对斯登尼斯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重新整顿党卫军。与此同时，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那座寓所里，行动受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主意是元首这位媒人给莫里斯出的。“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他敦促这位青年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跟别人一样，我非常爱她。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时候以来，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不幸的爱情”公开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职务。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操心的亲戚而已。“他的爱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坚持说。“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是个朝三暮四的姑娘，谁她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想保护她罢了。”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给。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坚持要派他信得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坚持要她陪同前往。这令她很难堪，特别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反对她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另外，这也使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接触。”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吃夜宵。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厌倦，常左顾右盼看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觉得，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是逼出来的。”汉夫斯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这姑娘受到压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够格的……她对谁都那样轻浮，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姑娘。”
毫无疑问，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他们的桌子总是被爱慕者团团围住，其中许多是女人。她们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讨纪念品。同样明显的是，元首喜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喜爱。“他爱她”，莫里斯断言说，“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承认迷恋女色的弱点。”
也有人说，两人有桃色事件。奥托·斯特拉塞尔还将听来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有越轨的两性关系。这当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人才会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爱得很深，但是，发生两性关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金屋藏娇，将情妇放在寓所——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毁灭他的政治生涯。
到９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个青年，奥地利人，画家。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希特勒的秘书）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谈到了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认自己与一奥地利画家相恋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说：“哎，如此而已！你我都无能为力。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强迫她与那位画家断绝来往。这很明显，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许的。
９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不再上课了，准备去维也纳。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来的电话，约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但，当她得悉他即将离开慕尼黑前往参加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间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９月１７日，两人在进午餐时（吃意大利面条）仍在继续争论。在厨房里的文特太太听见，他们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当吉莉冲出餐室时，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满脸通红。
吉莉一直呆在房里。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楼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莱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又重上了楼梯。他爱抚着吉莉的脸蛋儿，还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动不动，怒气冲冲。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毫无共同之处。”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沉默不语。突然，他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责任是让元首高兴——告诉他，这大概是阿尔卑斯山特有的南风所致。希特勒没有答话，他们继续朝纽伦堡驶去。
在寓所内，莱舍特太太在厨房里听见有东西被摔破，便对母亲说：“吉莉肯定是取梳妆台上的香水瓶不小心，把它打破了。”这可能是在吉莉掏希特勒的外衣口袋时打破的——她发现一封信，是用蓝纸写的。这封信原来是爱娃·勃劳恩写的。几个月前，希特勒恢复了与她的联系，因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当日晚些时候，安妮·文特亲眼见吉莉将信撕成四片。喜欢寻根问底的管家将信拼在一起。信的内容大致是：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谢您请我看戏。那是值得回忆的夜晚。对您的感情，我着实感激。我急待再次相见。
你的爱娃
吉莉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说不要打扰她，她虽发了脾气，但文特太太并不担心。当晚，她与通常一样离开公寓回家。莱舍特太太与她的女儿睡在公寓里。晚间，她们听见沉闷的响声，但不以为然。她们也习惯了这位“任性的”姑娘。
但是，次日清晨，莱舍特太太发现吉莉的房门仍反锁着，便大吃一惊。她连忙给梅克斯·阿曼和弗朗兹·施瓦茨挂电话。二人找来锁匠。吉莉躺在地板上，靠近睡椅，旁边放着一支６．３４毫米口径的手枪。她的心脏中弹。
那天上午，在纽伦堡，希特勒与霍夫曼离开德意志旅馆，前往汉堡。“麦塞蒂斯”汽车出城后，希特勒发现有辆车在跟踪他们。他怕遭到袭击，便让施列克加速。后来，他醒悟到，后面的是辆出租汽车，坐在司机身旁的是德意志旅馆的一位服务员，那人还在比比划划，示意停车。服务员告诉他，赫斯先生从慕尼黑打来电话找他，电话还没有挂。希特勒便立刻返回旅馆，把帽子和鞭子往椅子上一扔，便进了电话室。由于电话室门未关，霍夫曼听见希特勒在说：“我是希特勒。发生了什么事吗？”停顿片刻后，他喊道：“啊，上帝！多可怕呀！”接着，他几乎尖声喊道：“赫斯，回答我——真还是假——她还活着吗？”很明显，线路不是被切断便是赫斯把电话挂了。
“希特勒的狂乱也感染了别人。”霍夫曼回忆道。“司机将油门踩到底，小车呼啸着疾驰回慕尼黑。从后座镜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面孔。他双唇紧闭，目光迟钝地望着挡风玻璃，视而不见。”回到寓所后，吉莉的尸体已被移去。因为是星期六，各报均未作报道，直到星期一此事才见报。有人影射说，是希特勒将其外甥女抛弃的；也有人说，司法部长古尔纳毁灭了证据。社会主义者的日报《慕尼黑邮报》发表长文，详尽地报道了吉莉与希特勒经常争吵的情形。它甚至宣称，她的鼻梁曾被打断过，身上还有受虐待的痕迹。吉莉不可能是希特勒杀害的。因为他身在纽伦堡；也不可能是希特勒或*？同僚，为避免丑闻下令将她干掉。倘若是如此，那末，杀害她的地方应是在别处而不是在元首的寓所。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说，吉莉之死纯属偶然：或许是某种声音使她受了惊吓，在惊慌中杀了自己。也有一种理论说，她是玩手枪走火。然而，从证据看，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她自杀了——也许是出于绝望，或出于嫉妒，或出于不明的原因。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亲对汉夫施坦格尔说过，”家里人对吉莉自杀的原因都很清楚：林嗣的一位犹太人——绘画教员使她怀了孕。”
１９３１年，在一次会见中，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希特勒垂头丧气又受到了羞辱，对弗兰克说，“他无法再看报了，因为那诽谤运动令他无法忍受。他想步出政界，从此洗手不干，不再抛头露面。”在绝望中，他与霍夫曼逃至乡间——他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在特格恩西的别墅里。抵达目的地后，司机施列克小声对霍夫曼说，他把元首的枪藏起来了，因为怕他自杀。希特勒一进屋，便倒背着双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霍夫曼问他想吃什么，希特勒摇了摇头。他一小时一小时不停地踱步，直至深夜。天快亮时，霍夫曼轻轻地敲他的房门。没有回答。他径自进房，发现希特勒仍在走来走去，手还是倒背着，双眼望着远方。
霍夫曼给家里挂了个电话，询问意大利面条——元首最喜欢的食物——的做法。但希特勒仍拒绝进食。他不吃不喝，又踱步了两天。他听了一次电话。弗兰克在电话里说，他已采取措施，通过法律阻止报界的下流攻击运动。他用疲倦而微弱的声音说：“我谢谢你。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消息终于传到了米勒的别墅：吉莉已在维也纳安葬；在中央公墓出席葬礼的有罗姆，米勒，希姆莱，以及自封为国社党维也纳长官的青年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弗乐德。由于他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国，但他决定冒被捕的危险。当晚，他便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麦塞蒂斯”汽车前往奥地利。霍夫曼独自坐在后坐上。他们无声无息地朝奥地利边境驶去，后边跟着一辆大汽车，坐的是卫兵。抵达时，天已快亮了。
在维也纳城外，弗劳恩弗尔德早已为希特勒备好一辆小车——因为“麦塞蒂斯”太显眼了。他们一声不吭，来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搁了鲜花。墓碑上写着：
我们的爱女吉莉
在此长眠
她是我们的阳光
生于１９０８年６月４日
卒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
拉包尔家族
在前往弗劳恩弗尔德寓所途中，希特勒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问，他们是否要从剧院前走过。弗劳恩弗尔德说，得绕些道。“啊，请绕吧”。希特勒说“进不去也不要紧，打旁边过也好。”在弗劳恩弗尔德家中，希特勒好好地吃了一顿早饭。然后，他便平静地开了腔，谈的不是这个悲剧，而是德国的政治前途和他自己。他声音坚定，充满了信心。他对弗劳恩弗尔德说，最迟在１９３３年，在波兰人占领但泽以前，他就会取得德国的政权。一回到自己车里，希特勒又双眼发直，直视前方。后来，好像在出声思考似的，他说：“就这样，现在让斗争开始吧——一定要赢得这次斗争，一定会赢！”
大概在一两天后，他驱车北上，前去参加长官会议。一行人在一家小旅店里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时，希特勒拒绝吃火腿。“像吃尸体似的！”他对戈林说。此后，他怎么也不肯再吃肉。（这样的话他先前也说过，也曾打算吃素；据赫斯太太说，这次他是说到做到了。她说，打那以后，除了吃肝馅饼外，他未再吃过一块肉。“突然的！在此之前他是吃肉的。这很难理解或解释。”）
在汉堡，他发表了演讲。听众很多，也很热情。与先前一样，他的演讲既有力又精彩。与先前两次一样——一次在帕斯瓦尔克，另一次在兰茨贝格——希特勒再次闯过了自杀性的愁苦关。也许，这是一种更生吧，因为，每次他都从深渊中弹回，重新振奋精神，朝新的方向前进。这是他第三次复活。
第十章 “真像一场梦”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１．３０（１）
希特勒从吉莉之死带来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后，参加了在北方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次会议对该党很重要，只准党的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标志着党的改组已结束。“我们的党”，几天后他说，“今天已团结一致，地方长官和政治领导人本能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之一是，党将“所有懒汉，腐化分子和废物”清洗了出去。精简了党的机构，巩固了党的体制，加强了希特勒的个人权力。
内务得到整理后，希特勒便放开手脚投身全国的政治活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４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心腹顾问之一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安排，希特勒会见了“老头子”。在兴登堡跟前，希特勒显得手足无措。兴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声音洪亮而低沉，是个势不可挡的人物。希特勒讲话冗长，令这位陆军元帅好不生气。据说，他后来曾向施莱彻尔抱怨说，希特勒是个怪人，永远也当不了总理，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莫过于邮电部长。此次会晤虽然令人失望，施莱彻尔仍对希特勒抱有希望。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在新近大选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他的国家主义纲领。“他是个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按他的计划，他上了天。要让他脚踏实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莱彻尔——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阴谋家”——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物，但是，热情却有可能将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左右从前的任何一个下士。
希特勒习惯于被人低估。政府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失败，令许多德国人清醒过来，而希特勒在尔后数月内便在这些人中建立群众支持的基础。为了取得国外的支持，他试图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是空前之举。他拟于１２月１１日（星期五）晚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解释他的党的“道路、意义和目标”。但是，在最后时刻，德国政府取消了这次广播演说，但他的讲稿译文却见诸赫斯特各报。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极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讲稿中，他希望美国人民，出于自卫的内心激情，会在“反对世界瘟疫”，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与他站在一起。
１９３２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讲。他对听众说，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斗争中，上帝是站在他一边的。《圣经》不是说过，冷淡者应该被吐出去么？几乎就在此后，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种胜利——兴登堡的顾问们邀请他前往柏林。他们请他协助延长兴登堡元帅的总统任期，但这却与希特勒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说，这样一来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鲁宁总理的各项政策。他的拒绝表明即使公开与兴登堡竞争是一种赌博，但仍准备将整个政治前途拿出来冒险，进行总统竞选。“老头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会赢得右派的许多选票，而他公开保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像希特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又必然会将温和派和民主派吸引过来。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争夺政权的棋开局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险。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为竞选运动搞到足够的资金。希特勒在德国的钢铁中心迪塞尔多夫的公园饭店作了一次讲演，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新近作出的“在有影响的商人中系统地开展工作的”决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１月１７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讲演。
在迪塞尔多夫讲演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３００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１９１７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讲演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５０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２）
２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它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２月２７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１５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了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刹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对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仇视；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评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６００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起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冥思苦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讲演日程。在３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二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３月１３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７００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３５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作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讲演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两性人”。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牲！连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又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讲演。
在此次讲演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作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仑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
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讲演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时，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还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品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讲演，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史本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４月１０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２００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１３４１．８０５１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７０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５３％。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强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史本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３）
大选后几天，勃鲁宁在别人劝说下，同意颁布法令，宣布党卫军和冲锋队为非法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毁灭政治上幼稚的总理，但是，它不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右派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正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冯·施莱彻尔将军渴望已久的时机。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而又不给纳粹权力的右派政权。毕竟在施莱彻尔眼中希特勒下士及其追随者，“不外乎是要大人领着手走道的孩子而已”。
那年５月，他秘密会见了元首，并保证，如希特勒不攻击新的右派政权，他就解除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交易谈成了；５月下旬，施莱彻尔挑选了一位既有钱又温文尔雅的骑师弗兰茨·冯·巴本，作为他的政权的象征性总理。巴本是前参谋总长，又是普鲁士州议员。巴本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合适。”但是，只几分钟的劝说，他便成了合适人选。巴本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发现自己已站在兴登堡面前了。
“哎，亲爱的巴本”，陆军元帅慈父般地对他就，“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他只知道，巴本曾当过骑兵军官，经济上不依赖人家，是跑马场上的名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经验。但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却令兴登堡高兴。巴本再次说，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这次，兴登堡只说上几句话，便把他说服了。“你是个军人，在战争中你尽了军人的天职。祖国召唤时，普鲁士只有一个回答——服从。”
希特勒在梅克伦堡度周末时，戈培尔打来电话说，兴登堡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元首连忙赶回首都。总统告诉他，巴本将被任命为总理（因与施莱彻尔早有协商，对他，这并不是新闻）。他问希特勒是否支持他。“支持”，希特勒说。说完，简短的会见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施莱彻尔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他认为，勃鲁宁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希特勒。与许多军人一样，他深信，陆军不但对付得了这样一个激进人物，而且还能利用他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主义的军队。旋莱彻尔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如同常常发生在那些试图超过马基维利（马基维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家，善谋——译注）的人们身上的事情一样，他聪明过头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很快便发觉，希特勒支持新政权的承诺是暂时的。他说，除非巴本言行一致，将国会解散，并取消镇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否则，支持一事他将不予以考虑。巴本果然这样做了，但希特勒仍不予以支持。相反，他重又批准在街头与赤色分子殴斗。暴力的浪潮又席卷了德国全境。仅在７月内，殴斗致死者就达８６人，其中有３０名赤色分子和３８名纳粹分子。双方均同样好斗。在酷暑中，小打发展为大斗。７月１０日，星期天，１８名警察被打死；７天后，当一群纳粹分子在警察的监护下游行通过阿尔托纳工人住宅区时，一排子弹从房顶和窗口射来，把队伍打散。游行者开枪还击。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有１９人丧生，２８５人受伤。
三天后，巴本动用了总统的紧急权力——魏玛宪法的第４８条。这条宪法条文曾被动用过多次——在１９２３年的经济危机中，埃伯特曾用它取消８小时工作制；勃鲁宁曾数次动用它去关闭报纸。巴本以普鲁士政府已无力对付赤色分子为由，任命自己为普鲁士的帝国总督。这意味着该州的议会、政府业已结束，同时也预示了在每个州，只要坚决果敢地动用宪法赋予的在紧急情况下得以使用的权威，人们便能有所作为。
（４）
国会选举的日期定在７月３１日。这又是一场旋风式的运动，也是希特勒的二度“飞越德国上空”。希特勒再次租赁了一架飞机，并用了同一个飞行员。经验证明，汉斯·包尔是个全天候的能干的驾驶员——他们曾几次在暴风雨中和大雾中强行着陆——现在，希特勒拒绝乘坐别人驾驶的飞机。他也有了第二个汽车司机专为他开车——２１岁的埃利希·坎姆卡。坎姆卡在德国西部等候希特勒的座机，施列克则在东部恭候。在这次大选中，这两位司机共跑了５万余公里，且大都在土路上奔跑。希特勒对待坎姆卡有如家人。对包尔，他也同样亲热。经一周的苦战后，希特勒领众人在魏玛稍作休息。他带包尔出去逛公园——离他的住地贝尔维德尔旅馆不远。希特勒把其他随行人员甩在后边，仔细地询问包尔在战争期间当战斗机驾驶员时的经历，整整问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令地方长官绍克尔将众人拉进城内，并叫他在下午喝咖啡时找１５个姑娘来陪客。此时，希特勒在贝尔维德尔餐厅内用餐的消息已传了出去，于是，穿着漂亮衣裳的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前来偷看他。希特勒兴奋地捅了捅坐在他右边的包尔，“你看，包尔那边有个小姑娘真漂亮，是个美人儿！”包尔对元首表示同情，说元首只能在远处而不能在近处看女人。“你说得对，包尔”，希特勒风趣地说。
城里来的１５名姑娘到了，但她们全将自己的侣伴抛开，如痴似呆地瞧着希特勒，看得他很不好意思。他于是建议全体到“艺术家咖啡馆”去。人们列队上了车。除元首外，人人怀中最少搂着一位姑娘。可是，过了不久，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们又把希特勒团团围住了。一阵骚扰后，希特勒忙令汉夫施坦格尔弹钢琴。但是，只听完两支曲子，希特勒便借口要准备明日的讲演，溜之大吉。
在大选的最后两星期内，希特勒在５０个左右城市作过讲演，所到之处，皆激起狂热。一次，在施特拉尔松，他竟让１万名左右听众在雨中等候了整整６个小时——因包尔在黑暗中找地方强行着陆费了时间。听众之所以能如痴似呆地倾听他的冗长的讲演，原因之一是，经济瘫痪症蔓延到了全国。
１１岁的埃贡·汉夫施坦格尔曾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帐篷内听过他对一大群听众作的讲演。“他掌握了人们的全部感情，群众中掀起阵阵狂热。”听众中既有穷人，也有富翁；既有教授，也有工人。开始时，大家都因为有对方存在而觉得周身难受，但是，过了不久，大家便成了一个整体疯狂地鼓掌，高喊着。埃贡看见一对匹配不当的夫妇——一位教授和一位女佣——离开帐篷。“在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们兴奋地、亲热地交谈着。阿道夫·希特勒就有这种力量。”后来，埃贡被父亲带至“褐色大厦”。“好啦，孩子”，汉夫施坦格尔就。”找个地方坐下，不要闹，找点东西看看。”通讯员将一捆打字稿交给戈培尔。“是希特勒的演讲记录稿，刚打出来。元首离开了众人，在办公桌前坐下，戈培尔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他们似乎在一同审稿，以便发表。希特勒一边用铅笔作记号，一边在自言自语：‘这点好……这很有力……这点得删掉……’不到一小时前，他刚作完一次在他的生涯中最富感情的讲演。他在宣讲，在请求，在发怒，在咆哮。现在呢，他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平静，一样通情达理。”
在竞选运动中，反犹主义并未被当成一事件。希特勒仇恨犹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许多人都置此予不颂——只要希特勒将其偏见置于合乎理智的水平上即可。大部分德国人均认为，当律师的犹太人太多了。他们也反对犹太人垄断百货商店和娱乐行业。战后，犹太人如洪水般从东方涌来，带来了东方犹太人的衣着和习俗。许多德国犹太人也为此叫苦不迭。其中，有两位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业已向新任劳工部长请求停止东方犹太移民，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势必加剧潜在的反犹主义。犹太人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他们与德国经济血肉相连，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社会偏见。毕竟，即使在开明的英国和美国，犹太人也是被排斥在最好的俱乐部和旅馆的门外的。容忍国家社会主义的也不只限于德国的犹太人。不久前，一群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曾宣布，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外，纳粹运动是可以接受的，它将救德国于水火。
７月３１日（尽管维也纳一家报纸以“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为大标题，发行号外，泄露了希特勒的身世），（*１９３２年初，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曾敦促维也纳星期天与星期一报的编辑着手调查希特勒的身世。他们发现了证明希特勒的生父是私生子的文件，于是便发了上述的专号，希望对德国的选举有所影响）纳粹得选票１３７０．２７７９万张，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和还超出５０万张。在得票数占总投票数３７．３％的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向党提出建议，由他去竞选总理。
戈林反对。斯特拉塞尔亦然，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与其它右派政党联合夺取政权的政策便全被破坏了。但希特勒急于掌权，无法说服。于是，他们便立即派人送信前往柏林，将希特勒之要求告知施莱彻尔。这个将军并不太相信，因为他认为，兴登堡是决不会将此荣誉赐给这位前下士的。他抱着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放弃其计划”的幻想，把他请到梅克伦堡会谈。８月５日，两人在首都附近的弗尔斯登贝格兵营会晤。希特勒不但要求出任总理，而且还要求通过法案，使他有权以颁布条令的形式统治全国——实质上是建立独裁统治。会见很成功，连希特勒也相信兴登堡会回心转意。在兴高彩烈之余，他建议在墙上钉一块板，以纪念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他将其幸福感带回了上萨尔茨堡，但戈培尔却不以为然。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他一心一意要搞行动，不是搞暧昧的妥协，而他的热情感染了纳粹集团。”全党已准奋夺取政权”，他在８月８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此，冲锋队已离开各自的单位。”８月１０日，当兴登堡离开乡间别墅前往柏林时，首都已处于半包围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巴本主动提出辞职，但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兴登堡七窍生烟。这位奥地利暴发户自食品言，取消了对施莱彻尔许下的种种诺言；另外，希特勒也无治理政府的经验，连自己党内的头脑发热分子也控制不了。兴登堡总统甚至拒绝邀请希特勒赴会。
次日上午，８月１３日，希特勒住进了当作柏林总部的凯撒霍夫旅馆。客厅里的电话几乎终日不断，使这地方更像是战斗指挥所。旅馆的转门从未停转，大厅也开了锅。在主楼里，在为元首的副官和参谋开设的紧急办公室内，打字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当地和外国报纸的代表们将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还有汉夫旋坦格尔，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希特勒这位风云人物发表意见。
中午，希特勒会见了施莱彻尔。施莱彻尔告诉他，兴登堡只答应让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希特勒大怒，指责施莱彻尔不遵守诺言，并怒冲冲地走了出去。片刻后，他来到巴本总理的办公室，指责政府宽容旧制度。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巴本大吃一惊。“总统并不准备让你出任总理”，他说，“原因是，他觉得对你还不够了解。”希特勒是不想吃半块面包的。他说，他将倾全力消灭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除非他掌握政权，并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否则他是无法做到这点的。他接着又说，人们是无法躲避流血的。这是历史教训。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总理府后，直奔戈培尔寓所。在这里，他一面怒气冲冲，一面又无精打彩地等候兴登堡召见。下午３时，巴本的国务秘书终于来电话了。希特勒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兴登堡是否让他当总理？国务秘书只回答说，总统有话对元首讲。会见是在总统府的书房内举行的，简短而正式。兴登堡决心不委派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去担任那样一个要职。不过，他愿意让他与巴本合作，“再次满足其爱国主义”之要求。他小心谨慎地说，他欢迎国社党参政。希特勒也同样客气地回答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他坚持要组成新内阁，由他自己出任总理。
“不行！”兴登堡喊道，“无论是在上帝面前或在良心和祖国面前”，他都无法承担”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由一党掌管的责任”。希特勒对别无选择表示遗憾。“那，你要当反对派是不是？”“我别无选择”，元首说。
兴登堡动了感情，对纳粹与警方近来发生的摩擦表示抱怨。他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在国社党内有人是控制不了的。然而，他却准备接纳希特勒进入联合政府。接着，他便将希特勒斥责了一番——是元帅对下士的斥责。“我必须叫你注意，你当反对派要有武士风度，不要忘记你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热爱祖国，这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如果像锋冲队先前那样，再搞恐怖活动或暴力行动，那我就会使用严厉手段的。”
这话讲得虽然严厉，但兴登堡在会见结束时讲的一番话却又将其严厉程度减轻了。他说：“你我都是老军人，也希望共事，因为我们的道路也许会再交叉。所以，我向你伸出一只战友之手。”老元帅的人格使希特勒大惭；但是，书房门一关，他又把火发在巴本头上去了，今日之受辱完全是巴本使然。希特勒警告说，这一切的结果，也许会导致总统的倒台，对尔后发生的事情，他希特勒将不负任何责任。
希特勒回到戈培尔的寓所后，汉夫施坦格尔发现，他“脸色惨白，几乎一声不吭，好一阵子情绪很坏”。之后，很奇怪，他突然打起精神，开始左右权衡是否接受副总理一职。”在某方面说来，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这我能想象得到。战时他也是个军人，是个相当鲁莽的家伙。”他沉思着说，看来，巴本总理像个真正的同志。“请注意，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
大街上，报童在高声呼叫着报纸号外的大标题：《可怕的自负——希特勒自食品言——希特勒遭帝国总统斥责》。报纸说，希特勒要求得到全部权力——这是根据会见后发表的公报写的。公报之发表如此神速，这肯定是早有准备的。此举惹怒了希特勒，也打破了兴登堡抛在他头上的符咒。他觉得，他被军方和政治家“欺骗了”。一位敌对的传记作家同意这一说法。“国社党人已进入了权力的前厅”，鲁道夫·奥尔登写道，“他正在参与政治谈判，却遭到鄙视和平*？，又被人待之以傲慢，倘若最终不能取胜，他们之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许多大门朝他们敞开，虽然许多人与他们握手，却没有‘受尊敬的人们’接见他们。这些‘受尊敬的人们’，并不想利用他们，只想蒙其他们。”
巴本的公报也使施莱彻尔几乎同样目瞪口呆，因为他依然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让纳粹参政。他连忙传话给元首说，签订协议的机会还是有的。他还要求与元首会晤。希特勒断然拒绝与他会晤，此举令原来镇定自若的将军大为震惊。当晚，有位朋友发现，施莱彻尔脸色惨白，心神不定，语无伦次。他的话终于被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能将权力交给阿道夫·希特勒。”
在全市，冲锋队早已咬牙切齿，但党又长时期按兵不动；现在，他们再也按奈不住了，吵吵嚷嚷，要求立即行动。此时，希特勒已醒悟过来，恢复了平静。他将冲锋队的指挥官召至戈培尔寓所，据理说服他们，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此时起义，结局定是灾难无疑。他们居然接受了希特勒的见解，希特勒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所有部队均休假两周。
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南下，回到上萨尔茨堡。施列克摸黑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希特勒则一言不发。后来，汉夫施坦格尔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等着瞧吧，也许这样更好。”“他那昏昏欲睡又听天由命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切本色均不翼而飞了。”元首毕竟比其部下精明冷静，不时用诸如“由我们开始的事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我宁愿围困一个堡垒，而不愿当它的俘虏”，“日后我们会说，事情就该这样干”的话去鼓励部下。这也许是因为，其他人只看现在，而他则放眼未来。在兴登堡面前虚张声势取胜的赌博已失败了，但希特勒坚信，命运会让他度过难关的。
（５）
不到几天的功夫，希特勒便从逆境中恢复过来，且恢复得很好。但是，凡是在这危急的时刻在贝希特斯加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又不同。内中一人是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是巴本的朋友，他之贝希特勒加登之行的目的原是要修补总理和元首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在抵达后不到一小时，他就成了希特勒的信徒。“当时，确没有讨论或谈判的余地”，他回忆说，“他只依实陈述，使在场者人人皆能接受。他不受他人影响，毫不妥协。”前来充当说客的里宾特洛甫，在离开该地时业已坚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共产义义中拯救出来。他于是便加入了国社党。
数天后，８月１７日，数名美国记者会见了希特勒。按原计划，路易斯·洛茨纳、赫·Ｖ·卡尔顿波恩和卡尔·冯·维甘德三人是要一起采访元首的，但是，代表赫斯特报纸的维甘德却坚持要单独采访。１５分钟后，维甘德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下榻的小旅馆——就在瓦申弗尔德大楼附近。“那家伙不可救药”，他对两位同行说，“每次见他我觉得他一次比一次糟糕。从他口中我啥也没有掏到。你提一个问题，他便发表一通演说。这次采访完全是浪费时间。”
正当卡尔顿波恩和洛茨纳走向门廊时，希特勒刚好从前门出来。卡尔顿波恩劈头便提了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您是持敌对态度的，请问，您是否将德国犹太人和从*？它国家迁徙来的犹太人加以区别？”
希特勒的明亮碧眼，似乎看穿了卡尔顿波恩。“我们相信为德国的门罗主义”，他喊道，“你排除了未来之移民——你们不接受的移民。你们调节移民的数量。你们要求移民者非达到某种身体水准不可。”其它国家的犹太人他毫不操心，只关心他国内反对德国的分子。“我们要求得到用我们认为适当的办法去对付他们的权力。”
洛茨纳把话题拉回到眼下的政治形势上。希特勒先生是否真的曾向兴登堡提出过要建立权力相当于墨索里尼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彻底否认曾有过这种交易，但接着又硬说他有“得到全部权力的权力”。他的谈吐，似乎他已掌权，并谈到了他将在德国建立统治的情形。它必须是某种权力主义的政权。议会制并不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与他们的传统不符。“然而，我们却不能用野蛮的力量予以代替。”政府必须有群众的支持。“你不能在真空中建立专政。力量不是源于人民的政府，一遇外来危机，就会失败。”
在新国会的开幕大会上，国社党的代表们的举止是很得体的。反对派发言时，他们静坐着；在选举议会长官时，他们也充分合作。这种模范行为也得到了报酬——在中央党的支持下，戈林当上了国会总裁。人们在平静而有建设性的活动中度过了几天。德国的政局终于稳定了——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不到一星期，他突然又改变方向，很明显，是心血来潮使然。共产党提议向巴本政权投不信任凭。希特勒令他的代表们不予反对。
这次会议变成了叫喊比赛。当巴本——他匆忙离场让兴登堡在一份解散议会的文件上签字——回来要求发言时，戈林总裁装作没有看见。巴本大怒，将文件扔在主席台上，戈林对此视而不见，要求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巴本彻底失败——５１２票对４２票。
意外政变之成功，使希特勒得意忘形。他满怀信心着手准备大选。在讲台上，他又表演了惯用的伎俩。目击这场魔术的有一个是他的敌人——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儿子。在柏林举行的一次露天大会上，奥托·冯·哈布斯堡与一群一直在咒骂希特勒的共产党人一起，站在人群的边沿。希特勒出台了。他还来不及开口，那些咒骂他的人们便被吸引住了。”在开口前他就将他们抓住了。他有某种磁性天才。”演讲快结束时，年轻的哈布斯堡大为惊讶，因为他周围的共产党人正与其他欣喜若狂的听众一起欢呼。
尽管希特勒有吸引群众的天才，他的竞选运动却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党的财力和人力已严重枯竭，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似乎永无终结的选举也使德国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戈培尔再也无力掀起先前选举时的那种热情，参加大小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以史本格勒为例，永无止境的选举使他怒不可遏；原来对希特勒半心半意的支持此时已变成了讽刺。那年秋天他写道，德国没有真正的凯撒，而货真价实的元首必须“是个英雄，而不是英勇的男高音”。
正当希特勒试图为竞选运动注入生命时，他本人再次遭受不幸。１１月１日，数月来一直作他的情妇的爱娃·勃劳恩，也用手枪自杀，一如吉莉·拉包尔之所为。她疯狂地爱着他，而他又忙于选举，没多少时间与她相伴。他原也给她寄短信的，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加剧，连短信也越来越少了。令她更难受的是，有个不怀好意的争风吃醋者，又将元首在竞选时与漂亮女人一起照的相片拿给她看。
万圣节（１１月１日）晚午夜后不久，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诀别信，然后朝脖子上开了一枪打断了大动脉。她踉跄地走到电话机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外科医生气拉特大夫说，她朝自己心脏开了一枪。
希特勒顾不上大选一事，带着一束鲜花，赶到私人医院——她在那里养伤。“你觉得”，他问普拉特医生道，“勃劳恩小姐自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你的病人和把我吸引在她身边吗？”医生对元首说，看来她是真心想自杀。她觉得没人理她，不如了却残生算了。医生走后，他转身对同伴霍夫曼说，“你听见了，这姑娘自杀是为了爱我。可我并没有惹她，她没有自杀的理由。”他一边在不安地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很明显，我得照顾这位姑娘了。”霍夫曼反对。谁会因此事拿他试问呢？“你想想，谁会相信呢？”希特勒说。希特勒对人性是比较了解的。谁又能保证她不再自杀？
竞选运动本来就在恶化，可这个偶然事件却又分散了希特勒的注意力。两天后，他又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戈培尔主动与赤色分子一起，搞了一次未经工会允许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要求每小时增加一起芬尼左右的工资。这两个党的目标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党共同战斗，这也不是首次。在尔后的数天内，天气阴湿而寒冷，国社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警戒线上一起露宿风餐。他们肩并着肩，向破坏罢工者投掷石块，拆除电车铁轨，还修筑路障。
希特勒无法公开谴责他的鲁莽的信徒所采取的行动，但在私下里，他却为赶跑了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的选民而火冒三丈。他于是便下令结束罢工。“报界在发我们的火，称我们是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我们却是出于无奈”，戈培尔在日记中解释说，“对此次罢工，倘使我们置之不理，那末，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戈培尔鲁莽之举，使资产阶级为竞选提供的资助也减少了。星期日那天，１１月６日，希特勒丢掉了２００多万张选票，在国会内也丢掉了３４个席位。与中央党的简单的联盟再不能为他取得多数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希特勒洪潮业已退去，企图通过投皮箱取得政权的战略也已失败。
有议论说，希特勒再次以自杀相威胁。在绝望中他会说这番话，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失败后重振其鼓的这种方式又再次重演。不到几天，希特勒又从沮丧中脱身出来。待他同意让塞夫顿·德尔默再次采访他时，他似乎已完全恢复了信心。会见是在魏玛的“大象旅馆”的一个后室里举行的。交谈中，希特勒突然把话题从政治转到一个谣传上——英国希望在德国重建君主制——使这位英国人惊奇不已。德尔默说，这种说法他还是首次听到。“英国政府仅对能使德国建立秩序和稳定的措施感兴趣。”
“很对，很对”，希特勒喊道，“若有人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德国将在火焰中复兴。我快要掌权了，一点也不想当一匹赛马，让王室的骑手骑在我背上。”希特勒这番恶语，可能是针对新近受的一次侮辱而发的——在波茨坦，他曾与继位公主塞西里埃会见并受辱。会见结束希特勒准备起程时，他的随员听见公主喊道：“快把窗户打开，这里品味不好！”元首无法控制之浮誇继续令他难堪。
（６）
希特勒的失败也安慰不了巴本什么，因为在国会中他的得票数远远少于他人。他将个人的不悦搁在一边致函希特勒说，新近的选举为团结全德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心须将竞选运动中出现的痛苦置于一旁，将你我两人均想方设法为之效力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８月会晤的回忆太痛苦了；希特勒的答复是一封指责信。以元首讨论会导致误解为由，拒绝了巴本要与之会见的邀请，在最后一次会晤后，你巴本不是公开宣布我希特勒要索取全权，而实际上我只要领导权吗？另外，他也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重演８月１３日的一出”——你巴本不是坚持要与兴登堡分担责任吗？“不幸的是，劝你承担你应承担的责任，你却不听。我却承担了我那一份。反之，你总理阁下却使用了欺骗的伎俩——不顾我的愿望，也不听我的解释——成功地诱使我与帝国总统单独交谈……我不想让这种把戏重演。”
遭斥责后，巴本于１１月１７日下午向兴登堡作了汇报。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搞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次日向休根堡征询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意见。休根堡已不再信任元首。“我认为，从他处理政治事件的全部方法看，很难将领导权交给他。不管怎么说，我对他有严重的怀疑。”元帅又征求他的顾问梅斯纳的意见，问他，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当过油漆匠一节是否属实？未待回答，他又转问白发苍苍的休根堡。“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你可算讲出了我的心事！”他说。接着他便着手使这一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不能让油漆匠去坐俾斯麦的这把交椅。”
次日上午，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两人私下进行了交谈。谈话一开始就很糟。兴登堡斥责希特勒，说纳粹青年在东普鲁士为所欲为。“不久前，他们在坦能堡高喊什么‘快醒！快醒！’但我可没睡觉呀！”希特勒解释说，他手下人之此举并无恶意；他们不过是在喊国社党的口号“快醒吧，德国”而已。
约在一小时后，梅斯纳进来了，谈话更是唇枪舌剑。希特勒拒绝步入非党内阁，除非由他出任总理。“为祖国之利益故”，他说，“我党必须保持，就是说，我必须当总理。”纳粹与共产党搞在一起，在柏林搞运输工人罢工，这又为何？“即使对我手下的人曾有所遏制”，他坦率地解释说“罢工也同样会爆发，而我却会失去工人的支持。这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兴登堡虽然很不信任这位“油漆匠”，却在尽力争取与他合作。“我只能将我的要求重述一遍：助我一臂之力。”这是公开号召向他本人尽忠。“我确实很欣赏激励你本人和贵党的理想，希望你和贵党参政。”但是，他又不能让希特勒出任总理。当然啰，如果取得了多数，希特勒便可随意去建立他的国社党政府。
希特勒捏紧了放在双膝上的拳头，喊道：“元帅先生！为了与其它政党谈判，首先授权予我，元帅先生，这是合乎逻辑的！”他无法再掩饰愤怒。
兴登堡讥讽地笑了。
７０４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一生上室内鸦雀无声，气氛很是紧张。“元帅先生”，希特勒终于开口了，“您似乎认为我会进行独裁统治，其实，我无意这样做。如果您坚持要我在国会内取得多数，那末，我就要向国会提出法案，授权我去处理特殊、紧急的事务。”他能让国会通过一法令，问题也可获解决。
这，兴登堡是无法接受的。他再次求助于希特勒之军人责任感，试图将问题私下了结。他试图以在战时把他们联在一起的“老战友之情”打动他。“在这件事上，各自让步一半，使你我能够共事。”希特勒走了，与先前一样毫不妥协，但兴登堡却以为他已打动了这位前下士，他对梅斯纳说：“好，看来这位希特勒已一点一点地明白事理了。”
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向兴登堡不断涌来。两天后，他觉得有必要再次见他。这次，希特勒带来了一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声明。声明说，议会制业已失败，它已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只有国社党人才能阻止共产主义。声明要求兴登堡委任他为内阁总理。
兴登堡再次建设，希特勒需在国会内寻求多数，才能出任总理。希特勒的反应是冷淡的。这次１０分钟的会见，再次以总统提出友谊为重而告终。
在尔后的数天里，希特勒与梅斯纳交换了冗长的信件，但试图达成协议的努力成了徒劳，因为希特勒一再坚持要出任总理，且要与巴本一样拥有全部权力。这个僵局引起了一群具有影响力的商界头面人物的关注，他们决定向兴登堡元帅直接施加压力。这些头面人物历来是国社党的资助者。他们觉得，国社党上台后，他们能左右经济政策。例如，希特勒曾向依·格·法尔本保证，他的政府肯定会支持他生产合成煤油。当年早些时候，在向凯撒霍夫一向被称为“友社”的团体发表的一次秘密演讲中，他曾答应取消所有工会和其它政党。
１１月底，３９名商界名流（包括赫加尔马·萨希特，前总理古诺，以及像克虏伯、西门子、狄森、波希、霍尔曼和霍格勒那样的实业巨子在内）联名致函总统，请求他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这些实用派人物把赌注压在纳粹党身上了。他们坚信，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是个骗局，一旦上台，他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具（*此时，希特勒尚不是受益于德国实业界的主要人物，“在推敲了各种事实后”，赫·埃·图恩纳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实业界的财政津贴之绝大部分是为了反对纳粹的。”纳粹党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党费）。
议会制政府的各种机构给德国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兴登堡发现，他无法组成能与处于僵局的国会合作的新内阁。“我准备随时卸任”，他向中央党主席——他敦促兴登堡舍弃巴本，他的风度也令兴登堡高兴——抱怨说。“倘使我得不到理应得到的国内外人士的信任，我绝不想将自己强加于德国；对此，我是很自豪的。”由于各方令他沮丧，兴登堡便于１２月１日将巴本和新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召至他的办公室。他们约于下午６时抵达，与梅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一起，在总统办公桌前，依次围成半圆形而坐。巴本指出，希特勒只有出任内阁总理，才愿意承担责任；他建议，他的政府仍暂时执政。他明白，他不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因此必须终止国会一段时间。这一程序会牵涉到总统违反宪法的问题，但由于局势严重，采取这一行动是有足够理由的。警方若无法维持秩序，陆军便会出面。
“用刺刀是能办许多事情的”，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说，“但，有件事你是办不到的——长期骑在他们头上。”国防部长说，巴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一项计划：由他自己出任总理，代替巴本。此举将导致纳粹分裂成两部分，而他也能在国会内获得多数。他将让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及其一二个心腹在新政府内任职，这便能获得纳粹代表的６０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
几星期来，巴本注意到，施莱彻尔“已不像先前那样坦率和襟怀坦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明显地变得冷淡”。即使如此，曾助他上任的将军竟提出让他下台之举，确令他瞠目结舌。对巴本实施的政策，施莱彻尔历来都给予支持，有些政策还是他提出来的。巴本懊丧地辩解说，他的国防部长的计划，意味着放弃总统为改善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所制订的长远规划。
从早晨开始，讨论几乎未中断过，这使兴登堡筋气力尽。他一言不发地端坐着，直到辩论告终。之后，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要你立刻开始商讨建立新政府一事，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施莱彻尔目瞪口呆。与巴本一起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巴本建议他留任数月，以待修改宪法和恢复国会的和平。“那时，我便辞职，由你接管政府。这样，你便会有一开始便万事如意的希望。”
施莱彻尔冷冰冰地进行了反驳，就像路德离开“沃尔姆斯会议”时那样：〔在１５２１年举行的“沃尔姆斯会议”（Ｄｉｅｔｏeｗｏｒｍｓ）上，马丁·路德被判为异教徒——译注〕“小和尚，小和尚，你选了一条险路。”
在次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此事变得既痛苦又公开化了。巴本将昨晚与总统会商的情形作了一番介绍后，他点名叫施莱彻尔起来。施莱彻尔站起身来并宣布，若在巴本领导下建立新政府，必然会使全国产生混乱。若发生内战，警察和陆军也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他说，在对此事作了一番研究后，总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像警察和紧急技术部队那样的地方部队已被纳粹份子渗透，陆军无法控制希特勒起义。
由于没有哪位部长对陆军的估计提出异议，巴本连忙跑进总统办公室。被日前各种事件搞得筋气力尽的兴登堡，一言不发，听由巴本抱怨。“亲爱的巴本”，兴登堡的声音已失去了他先前的信心感。“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你定会说我是个下流汉。不过，我年事太高了，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只好让施莱彻尔先生以上帝的名义去碰碰运气。”
兴登堡扶着拐杖，缓缓起身并走到巴本跟前，与他握了握手。巴本很受感动，看见“两大滴眼泪”滚下老头子的双颊。数小时后，他派人送了一幅照片给巴本，作为诀别的礼物。照片上写着：“我有一位同志！”——这是一首著名的军歌的歌名。
当施莱彻尔来到总统跟前，总统叫他组织新政府时，他表示抗议：“我是你马厩里的最后一起马，理应保留。”兴登堡以自己辞职相威胁，施莱彻尔这才接受委派。他是这样说的，也许他真是很勉强。他淡然一笑，表示祝贺，并引了人家一句话——这次用的是拉丁文：“我们这些垂死者向您致意！”
于是，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日，库特·冯·施莱彻尔便成了自１８９０年俾斯麦之职被取代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请到家里（他们曾在一牙医住处相遇），请他出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总理之职。这个提议迫使斯特拉赛尔感兴趣，但他又忠于希特勒。于是，他便说，他要与他的头头磋商后再议。他没提及的是，元首身边有一层保护圈，圈里人都是些阿谀奉承者和溜须拍马者，且控制了元首，而这层保护圈对此问题已有风闻。不久前，他曾在弗兰克跟前抱怨说：“兴登堡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真心实意地让他在政府内任职。可是呢，罗安格林——希特勒周围却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家伙。弗兰克，我看事情不好了：戈林是个残酷无情的自私家伙，他要是当上了什么，德国的事情他才不管呢。戈培尔是个瘸脚魔鬼，两面派。罗姆是一头蠢猪。这就是元首的老‘卫队’。太可怕了！”
施莱彻尔—斯特拉赛尔会晤的秘密，被巴本办公室的人得悉了。他将此事泄露给了一位记者，记者告诉了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又告诉了希特勒。这样，巴本——或曰巴本之同谋——在施莱彻尔问题上，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首先受害的却是斯特拉赛尔。他原是代表元首忠实地与施莱彻尔打交道的，他的信念是，使党不致于分裂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立即掌权——即使要以联合政府作代价。
希特勒对斯特拉赛尔原已有怀疑，此怀疑是戈培尔煽起的。可以理解，希特勒自然将此事看成背叛；较温和的顾问们则倾向于考虑施莱彻尔的最新建议——让元首出任副总理。１２月１５日，党在凯撒霍夫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在此暴风雨般的会议上，斯特拉赛尔哀求元首接受此职。然而，戈培尔和戈林却强烈反对这桩交易，而希特勒又同意他们的意见。斯特拉赛尔警告说，如国社党不予支持，施莱彻尔就会解散国会。但是，被斯特拉赛尔的”背叛”刺痛了的希特勒，拒绝对此事作进一步讨论。
两天后，斯特拉赛尔在凯撒霍夫再次会见了希特勒。这次，希特勒公开指责了斯特拉赛尔的背叛行径。据称，斯特拉赛尔回答说：“希特勒先生，要说是背叛，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位自愿送信者更够格。我的计划是要阻止而不是要使党进一步恶化。”在盛怒下，斯特拉赛尔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转身甩门而去，坐上出租汽车，奔回埃克塞尔西奥旅馆去了。回房后，他独自忿忿不平。次日，１２月８日，他致函希特勒，辞去党内的一切职务，理由是，元首已不再信任他。信中，他并未号召公开反叛，而是敦促党的全体官员坚守岗位。斯特拉赛尔不好亲身将信交给希特勒，于是就付邮寄去，然后便守候在电话机旁。
用戈培尔的话说，这封信“像一颗炸弹”投落在凯撒霍夫。希特勒大为震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不好拿起电话向斯特拉赛尔恳求。肯定地，斯特拉赛尔是让谈判的大门敞开的，但他既不愿交出在国会中的一席之地也不愿放弃党籍。由于凯撒霍夫未有消息前来，斯特拉赛尔使打叠起行装，往火车站走去。与友人一起喝了啤酒后，他坐上夜车，奔慕尼黑去了。
当晚，希特勒呆在戈培尔家里。“我们想高兴也高兴不*？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全都情绪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党正在四分五裂，过去的一切工作都成了白费。”凌晨两时，罗伯特·雷伊打来电话说，在党内人士中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和不安。他敦促元首立刻赶回凯撒霍夫。希特勒立即赶了回去。但是，早报一到，党部里像开了锅——报上登着有关斯特拉赛尔辞职的大标题！希特勒坚信，消息是斯特拉赛尔泄给“犹太报纸”的。他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格里戈尔“在最后胜利前５分钟在他背后插了一刀”。然后，他流着热泪，沉默了。
“如此卑鄙的行径居然也躲过了我们大家”，戈培尔写道，“背叛！背叛！背叛！……多少个小时呀，元首在旅馆房里踱来踱去！……一次，他停住脚步说，‘党如果分裂，我就在３分钟内用手枪了结一切！’”
后来，有人建议，如今之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把斯特拉赛尔召来，将争吵平息。于是，希特勒便令他的司机施列克，“不惜任何代价”，立刻将斯特拉赛尔找来。但，此时他早已在慕尼黑的寓所里了。他匆匆叠起行装，前往意大利休假。那时刚好有个朋友前来探望，他对友人坚决地说：“我是个打上了死亡记号的人。”他告诫他的友人不要再到他的寓所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记住我的话：从今以后，德国将落入一个奥地利人之手，此人是个天生的谎言家，当过军官，是个堕落者，畸形者。我告诉你，最糟的是末一项。他是披着人皮的魔王。”虽然在内层人物中，像斯特拉赛尔那样用此等言辞谴责希特勒这最少是第二次，但对元首他还是崇敬的。不久前，他还对卢森堡说过：“我生是希特勒的人，为他而战斗；我希望有朝一日作为他的人而进入坟墓。”
同日，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在国会总裁的官邸内集会，谴责斯特拉赛尔。希特勒依然感情冲动，抽泣着说，斯特拉赛尔的背叛，令他震惊。据戈培尔说，与会者“自发地向领袖欢呼。人人皆与他握手，并保证战斗到底，不管发生什么，都决不放其他们的伟大理想。斯特拉赛尔完全孤立了，成了死人一个。”
斯特拉赛尔的激烈行动并不是反叛。他只试图将元首从像戈培尔那样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不代表任何派别，也没有重要的党员跟着他一同被人遗忘；也没有必要进行清洗。希特勒只宣布：斯特拉赛尔休病假去了，为期三个星期，是经过批准的。但是，一旦党员们得知元首不再信任斯特拉赛尔时，大家也不再信任他了。
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为台柱的走失而悲伤，极力将斯特拉赛尔从记忆中抹掉。１２月中旬，他发出了两份冗长的备忘录，将后者的行政的权力下放。他永不再允许个人在党内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斯特拉赛尔的大部分权力落入了赫斯之手，因为赫斯“最熟悉（希特勒的）基本思想……和意图。”
元首虽然重新获得了党的控制权，广大党员仍然忐忑不安，士气低落。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凄凉的。“要使冲锋队和党的干部们保持明确的航向是困难的”，戈培尔在１２月１５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１２月２４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我独坐于此，为诸事担忧。困难的过去，黑暗的未来。无望和可怕的孤独令我困窘。一切希望和可能性均已消失。”
希特勒也陷入沮丧。其沮丧情绪，毫无疑问，又被迫圣诞节期间通常出现的意气消沉所加剧（后来，希特勒对其仆人说，他无法随俗，搞圣诞装饰。他解释说，他母亲就是在亮着灯的圣诞树附近去世的）。“我丧失了一切希望”，他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对她送来圣诞礼物表示感谢后写道：“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一旦我发觉一切均已失去，你知道我会怎样做的。我历来都决心如此行事。失败，我接受不了。我会遵守我的诺言，用子弹了却此生。”
他的敌人认为他欺骗了自己，正在庆祝他的政治死亡。“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一个具有进取心的少数派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可能的独裁者。”在写给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长达１１页的报告中，威廉·布里特写道：“希特勒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政府已不再害怕纳粹运动的发展。”
据穆伦·施安豪森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再次求助于哈努森。这位闻名遐迩的占星学家为他算了一次命，且算得很准。他卜出，虽然希特勒的星象在不久的将来对希特勒有利，但要掌权，官途仍受阻。据报道，哈努森曾告诉希特勒，只有一件东西能为他排难，这就是曼陀罗花（其根呈人形），此花在希特勒出生地之小镇的一个屠夫家的院子里，需靠圆月的光辉才能找到。哈努森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一奇特的任务。据说，他于１９３３年元旦那天返回上萨尔茨堡的瓦申弗尔德大厅，回禀了元首。在庆典上，他将此曼陀罗花和一首诗呈给了希特勒。诗中预言，希特勒将于１月３０日开始上台掌权。
诗云：
“通往目标之道尚未畅通，
合适的助手尚待集中，
有道是三日内，从三国中，
通过银行，一切皆变通！
在月底前一天，
君定达目标——君之转折点，
不靠雄鹰通途，
只靠白蚁开路！
叶飘零，腐叶纷纷坠，
桁将坠，吱声已可闻！”
如果希特勒相信这一预言——在报上已发表，遭到讥笑——他也不是认真对待此等事的第一个欧洲名人。卜星家路易斯·戈力克曾告知罗马教皇里奥五世，他定能登上教皇宝座；诺斯特拉达木斯曾准确无误地预言亨利一世之死；据说，普埃尔·勒·克勒克曾令拿破仑坚信自己会当皇帝。不管如何，哈努森预言诗之第三、四句肯定令元首大吃一惊——因为，他刚接受邀请，于３日内秘密会见前总理冯·巴本，地点是银行家库特·冯·施洛德男爵家里——施洛德是请求兴登堡委任希特勒为总理的３９人之一。预见之所以能如此明晰，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哈努森（如同他之更加玩世不恭的同时代人相信的那样）是个聪明的骗子。他的预言是以从可靠的来源处获得的消息为基础的。请注意，“通过银行”是按“ＤｕｒｃｈｄｉｅＢａｎｋ”逐字翻译过来的。这也是个成语，意思是“全盘”，由之，这行字可理解为：“一切均会彻底改观”。也许，狡猾的哈努森故意选用这一含混不清的成语，以包括几种可能性。
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了“诗歌会”，同行的有赫斯夫妇和爱姓·勃劳恩。之后，他们在汉夫施坦格尔家中喝了咖啡。“希特勒非常和蔼可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使我们想起了２０年代首次见到他时的情形。那晚的乐队指挥是汉斯·克纳伯茨布希。希特勒不喜欢那个节奏和解说，不停地评头论足。他确是评得不错的，许多段落他都能哼出来或用口哨吹出来（歌词他也倒背如流），以表明它们是什么意思。”元首以迷人的姿态回忆过去。后来，在离开剧院前，在留言簿上签了名，还郑重其事地写上了日期。之后，他抬头望了望汉夫斯坦格尔，压抑着激动说：“今年是属于我们的。我会在信中向你保证这点！”
（７）
希特勒依期于１月４日在科隆冯·施洛德男爵家中会见了巴本。会见原计划是要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尽管各方事前曾周密计划，消息却泄露了出去。那天，柏林一家报纸的记者（他买通了希特勒的一名卫士），在希特勒和巴本分别进入施洛德公馆时拍了两人的照片。会谈进行了两小时。开始时，巴本建议成立希特勒——巴本政府，以代替施莱彻尔政权，巴本与希特勒两人则完全平等。对此令他吃惊的建设，希特勒作了冗长的回答：如果他当总理，他就得在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他将接纳巴本的一些人去当部长，条件是，他们应同意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从领导职务上铲除出去的政策。据施洛德说，两人“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离开该地时，两人客气地握了手。
施莱彻尔见到两人握手的照片后。怒气冲冲地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他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也在场。然而，老头子却对这个勇敢的前骑兵特别垂爱，不相信他会行骗。相反，他竟授权巴本让他继续与希特勒非正式地进行接触并令他的秘书将谈判情况对冯·施莱彻尔保密。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施莱彻尔的形象。施莱彻尔计划在东德没收破产的容克的庄园（即地主——译注）；兴登堡反对这项计划，支持容克。不错，他是被兴登堡作为下级对待的，但他却犯了一个可悲的政治错误——反应过火。他不但拒绝与叛乱的容克再来往，且公开向他们宣战。这样，兴登堡的客厅里便挤满了容克家属的代表，愤怒地要求解散施莱彻尔政府。不仅如此，施莱彻尔还把军方的愤怒招到自己头上。施莱彻尔将军理应记住，共同的事业把容克和军官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已有两百年了！
施莱彻尔之蠢举的受益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很巧妙地利用了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利珀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运动当作全国大选，把党的全部力量投了进去，目的在于取得较大胜利，以便靠实力与兴登堡和巴本进行谈判。为了能从１１月失败中东山再起，重新在群众中获得威信，他孤注一掷，几乎在利珀的每个城市和乡村发表演说。所到之处，他都受到热情欢迎。１月１５日，他获得了３９．６％的民众选票，增加了１７％。这证明，他个人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选那天，希特勒来到魏玛，“神采奕奕，高兴得象孩子似的。”他称这次成功“是一次其重要性无法估计的胜利”。他满怀信心，竟于次日将他与斯特拉赛尔（他已从意大利度假回来）的矛盾公诸于世。在长达３小时对地方长官发表的演讲中，他攻击斯特拉赛尔背叛，还要让众人知道，他不但已与斯特拉赛尔一刀两断，而且还准备“扭断党内所有失败主义者的脖子”。听众的反应是“狂喜”。党内虽有一批分裂主义者准备追随斯特拉赛尔与元首摊牌，但元首本人却无意斗争。由于关系破裂，斯特拉赛尔放弃了在国会内的席位，开车回慕尼黑去了。
斯特拉赛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后，希特勒觉得安全了。他准备妥协。１月１８日晚，他再次与巴本会晤。这次，他们是在柏林郊区时髦的达莱姆的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家里见面的。为了绝对保密，巴本是由里宾特洛甫的司机拉来的，而希特勒的车子则直接开进车房。他，罗姆，还有希姆莱，蹑手蹑脚地从花园里进去。
“希特勒坚持要当总理”，冯·里宾特洛甫夫人在此次会议记录中写道，“巴本再次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对兴登堡的影响力还不仅于此。希特勒未作进一步会谈的安排。约希姆初步建设，由希特勒会见兴登堡的儿子。”讨论毫无结果便结束了。希特勒的顽固态度令巴本很为难。女主人却不然，与丈夫一样，她对希特勒也产生了深刻印象。她觉得希特勒”这人真了不起，是个正人君子”。
（８）
施莱彻尔的地位已日趋无法维持。到１月２０日，他几乎敌视每个政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的极端正是巴本的机会。自他辞职以来，这位前总理便定期探视他的邻居——兴登堡父子，把快乐带进他们的阴郁的家门。但是，今天他走过这被大雪覆盖的总统府花园，是有具体目的的。他没让总统开心，劈头便将与希特勒会面的情形详细向他作了汇报，还说各保守党派有可能合并。他劝说似地建议说，为何就不能让希特勒当总理呢？——只要政出你手就行嘛！
最大的障碍不是总统本人，而是总统的儿子——他公开鄙视希特勒。但是，奥斯卡的此种感情是出自妄自尊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岐，奥斯卡接受了邀请，于１月２２日星期日晚在里宾特洛甫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会面。
他们决定，由奥斯卡带领他父亲的国务秘书梅斯纳一同前往。为了对冯·施莱彻尔总理保密，当晚，他们首先到*？鲁士州立歌舞剧院观看演出——那里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早期作品《艳遇》。一行人抵达剧院时，刺骨的寒风正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吹来。在帷幕升起前，他们的话题之一是数小时前纳粹在共产党总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施莱彻尔准许２万名褐衫党徒游行，却禁止赤色分子的反示威，到后来，自己不得不派出警察部队，用铁甲车和机枪去保护游行者。
幕间休息时，奥斯卡和夫人与许多熟人打招呼，故意把自己搞得很显眼。但大幕落下，为最后一场作准备时，奥斯卡与梅斯纳便从旁门离场，夫人们则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车后才将地址告诉司机。由于未发现有车跟踪，他们便认为已瞒过了施莱彻尔的探子。为以防万一，他们在离里宾特洛甫家还有一段路便下了车，踏着雪步行前往。经一番周折，他们才找到里宾特洛甫的住地。
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兰克已在客厅内等候。气氛很紧张。一阵尴尬寒暄后，希特勒突然向奥斯卡建议，两人到隔壁房间去。梅斯纳还来不及开口，两人已双双走了出去，里宾特洛甫已将房门关紧。据小兴登堡说，希特勒垄断了话题：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赤色分子手中解救出来；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当强有力的总理，因为没有国社党的支持，任何其它政府都站不住脚。
一小时后，两人返回客厅，脸色庄重。然后，大家便一同步入餐室用便膳：戴着手套的仆人，给每人送上一个银碗，里边盛的是豌豆和腌肉。希特勒喝矿泉水，其他人则喝香槟酒。来得最迟的小兴登堡和梅斯纳走得最早。夜幕中，大雪纷飞。出租汽车上路后，梅斯纳发现他的同伴“异常沉默，只说了一句：没有办法，只好让纳粹参政。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已成功地迷住了他”。事情可能比这更简单。希特勒可能已以一件公开的秘密要在高层人士中制造丑闻相威胁：早在６年前，为了帮助容克保住财产，政府拨出了一笔“东部援助资金”。凭这一法案，冯·兴登堡总统不仅捞到了一大笔油水（据报道，数目是６２万马克），而且还将其资产转到奥斯卡名下，以逃避重税，连转让费也未交付。这些都是构成弹劾的理由，即使被判无罪，兴登堡的名声也会扫地。
巴本已看出了希特勒给奥斯卡留下的印象。奥斯卡走后，巴本便向元首表忠。他答应支持元首当总理，还发誓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自己都不接受这一职务。秘密会见结束后，希特勒一行蹑手蹑脚地走进车房。但是，施莱彻尔的探子并未被瞒过。翌晨，施莱彻尔给梅斯纳打来电话，提了一个讽刺性问题：他是否喜欢昨晚一人一碗的晚餐？施莱彻尔将军是搞阴谋诡计的大师，他明白，他必须快速采取行动。他对兴登堡说，为了控制纳粹，他需要实行“军事专政”，并试图说服兴登堡去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但是，对施莱彻尔之没完没了的计划早已厌烦的兴登堡，拒绝采取这种紧急措施。
当施莱彻尔建议实行军事专政的消息泄漏出去后，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双双说施莱彻尔是人民的敌人。他的计划不仅不符合宪法，而且是“公开的大叛变”。为了抚慰这些唱反调者，他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原无意违反宪法，这不仅徒劳无功，且是个大错。这激怒了休根堡及民族主义党，他们立刻抛弃了施莱彻尔。
鉴于事态突然转而有利于希特勒，他便于１月２７日回到柏林。由于首都的阴谋几乎立刻使他大为失意，他便对里宾特洛甫说他要走。“约希姆建议与休根堡联合，组成民族阵线”，里宾特洛甫夫人写道，“希特勒说，该对元帅说的他都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约希姆劝希特勒，最后那个措施还是要采取的，局势并非完全无望。”
希特勒勉强同意当晚与巴本会谈，但是，待一切均安排好后，他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是，他无法自由交谈。他试探着宣布，他真的要离开首都，但又同意由里宾特洛甫代表他与巴本会面。当晚，里宾特洛甫好歹说服了巴本：唯一解决办法是让希特勒当总理。次日上午，巴本将这一意见转达给了兴登堡。元帅拿不定主意。几个月来，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如洪水般涌来。不久前，他的儿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他对这位“捷克下士”——他坚持这样称他——仍与先前一样强烈反感，看来，很明显，老头子终于愿意接纳希特勒了。
此时，施莱彻尔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他对阁僚们说，他提议再次请求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将国会解散；如果不成，他便不得不辞职。为了会见兴登堡总统，他暂时休会。这次会见只有１０分钟。兴登堡是否同意发布解散国会的法令？“不行！”既然如此，施莱彻尔说，唯一办法只好由希特勒组织政府。兴登堡说，施莱彻尔政府未能得到多数，他自己或许能找到足以令德国稳定的多数。他接受了内阁的辞呈。并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说，关于这点他不想再争论了。
兴登堡似乎六神无主。“我即将所为者是否正确，亲爱的施莱彻尔”，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了上边后，很快便会知道。”他指了指天空。“我已一脚步入坟墓，上天后我是否会对我之所为后悔，我也没有把握。”
“在此次背信起义后，阁下”。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回答说，“您是否能上天堂，我还不敢肯定。”
天黑前，巴本与奥斯卡和梅斯纳又一起来到总统办公室。
兴登堡再次建议由巴本出任总理，但三位顾问一致重申，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这么说，尽管令人讨厌，我只好委任希特勒这家伙了？”老头子嘟囔道。不过，他又坚持，新政府必须由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称他是“一位举止可爱，不问政治的炽烈的军人”）但任国防部长，由巴本担任副总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法让希特勒接受这些人选。
次日上午，星期天，巴本会见了希特勒，他同意了——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举行新大选，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过先前的凯撒的权力的总理权力。时至下午，巴本向兴登堡汇报说，各方已同意这个新政府。只在此时，巴本才提到希特勒之新大选之要求，并说得听来合情合理。他强调了希特勒的承诺：这是最后一次大选。
戈林闻讯后，大喜，连忙跑到戈培尔家中（希特勒在那里喝咖啡），第一个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元首。据戈培尔的日记记载，三人喜得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之后，他们起身，热烈地互相握手道贺。正当三人围成圆圈握手时，玛格达·戈培尔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果馅饼进来，增加了舒适的气氛。突然，施莱彻尔派人送信来说，如果兴登堡提名让元首当总理，有可能会出现军事起义。庆祝立时结束了。希特勒和戈林顿时惊慌失措。谁也没想到应找波茨坦和柏林兵营内可靠的追随者核实一下，部队是否已处于警备状态。相反，希特勒立即打电话给柏林冲锋队司令，命他马上让当地的全体冲锋队处于警备状态。还应警告谁呢？希特勒问。他自己作了回答：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梅斯纳。当戈培尔和戈林慌忙出去执行任务时，希特勒给一纳粹警察少校挂了个电话，指示他“用６个营警察部队，准备随时夺取威廉大街”。最后，他通知从日内瓦乘火车前来的当选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让他在柏林火车站下车后，立即赶赴总统府宣誓就职——这样便可随时准备镇压任何叛乱。
军事政变的谣言很快便在政府内部传了开来，使首都整晚惊慌不已。次日上午——星期一，１月３０日——在惊慌之余，巴本公馆内又出现了大辩论。民族主义党主席休根堡强烈反对希特勒之举行新大选的要求，看来，新政府又注定要夭折了。休根堡久久纠缠不放，巴本绝望地喊道：“如果到１１时新政府还成立不了，军队就要出动了。施莱彻尔可能会建立军事独裁！”休根堡问，消息从何而来？巴本不耐烦地喊道：“是小兴登堡说的！”
就在此时，巴本别墅外传来“万岁”的喊声。希特勒与戈林进来了。那时已是上午１０时３５分。巴本建议，众人与他一起去总理府。他们踏过被大雪覆盖的总理府花园，上了梅斯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碰见了其他部长候选人。在众人等候进入总统办公室期间，巴本提出了大选的问题。
“大选？”休根堡试探着宣称，他认为此问题已获解决。希特勒把他拉到一边，但，元首的劝说反而惹得休根堡大声反对。希特勒拉起这位老人的手，试图让他息怒，并向他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均不再更动。回答还是“不行”。
就在此时，梅斯纳出现了。“先生们，已超过指定时间５分钟了”，他说。“总统是喜欢准时的。”巴本发现，在成功的关头他的联合正在分裂。“内阁大臣先生”，他请求说，“您是否想拿经过千辛万苦的谈判才取得的国家统一去冒险？您大概不会怀疑一个德国人的庄严的保证吧！”
休根堡在继续陈词力辩，直到恼怒的梅斯纳拿着手表匆匆出去时方才住口。“总统请你们再勿让他等待了”，他宣布，“现在是１１时１５分了。老头子随时都可能离开办公室！”
希特勒再次执起休根堡的手。此次，他保证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相商，以保证国会多数尽可能有最广泛的基础。休根堡说，这事留给兴登堡作决定吧——大概是梅斯纳手中的表诱使他这样说。希特勒仓促表示同意，但戈林却喊道，“现在，一切就绪”。于是，众人便列队进入总统办公室。
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总理之职——如此看轻总理，这还是首次。他也未发表欢迎辞对新内阁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未陈述。宣誓仪式极其简短，其风格也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却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他发表了演讲，令众人很是惊奇。在庄严地宣誓他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他保证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还有，他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把被痛苦和争吵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结为一体。他停了一下，以待兴登堡作出恰当的反应。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说，“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
哈努森的预言，如果算是预言的话，实现了。那个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人，那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那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现在，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却当上了德国总理。正当他心神恍惚地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希特勒瞧见了霍夫曼——是希特勒带来为宣誓典礼拍照的。希特勒以手击头，喊道：“我的天呀，我把你全给忘了，霍夫曼！现在恐怕太迟了！”由于要急忙赶回凯撒霍夫，他未给新阁僚讲话。他站在车内，缓缓通过欣喜若狂的人群——这些追随者把嗓门都喊哑了。
“我们赢了！”他对等候在旅馆的心腹们趾高飘扬地喊道。人们蜂涌围了上来；他与女佣男仆，与大亨和富人，热烈握手。
消息传出，德国各阶层人士反应不一。温和派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般德国人都认为，比去年之国会大混乱，不管怎么说都要好些。青年理想主义者、失去产业者、苦难深重的爱国者、以及种族主义者、他们都欢喜万分。他们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在慕尼黑，埃贡·汉夫施坦格尔冲进教室，高声宣布了这一消息。“库特！”他朝一友人喊道，“我们胜利了！我们掌权了！”之后他才想起，库特是个犹太人。库特淡淡一笑，回答说：“我为你高兴。我真希望我是你们中之一员。”
阿道夫·希特勒之突然高升，最惊奇的要算是柏林的褐衫党徒了。多年来，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首都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又与元首的愿望相违。现在，他们的梦想一举得到实现了。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当晚要举行火炬游行。
每个身强力壮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成员都穿着制服外出。不少人原以为又会与警察发生麻烦的，可他们惊奇地发现，连警察也面带笑容，有些人还佩上了卍字章。冲锋队员们举着火炬，于黄昏从提埃加登出发，踏着军乐，以良好的秩序，列队从布兰登堡大门下走过。数以千计的国防军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们仍高唱着《维塞尔森林之歌》和其它战歌，列队沿威廉大街走过。他们首先向兴登堡致意——他站在总统府的一个窗前；片刻后，他们才向希特勒致意。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的一个窗前，深情地俯视着他们。
威廉大街两旁的树上爬满了青年小伙子；孩子们则像“一串串葡萄”挂满了铁篱。在寒冬的夜晚，火流照亮了黑夜，令人陶醉；鼓声雷动，震耳欲聋，热烈的气氛越来越浓。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表演大师戈培尔排练过的。连希特勒也莫名其妙地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从哪里变来这几千几万支火把？”那个小个子博士也控制了电台。通过现场广播，全德国都欣赏到了火炬游行的壮景。
巴本站在希特勒身后，观看了火炬游行。他发现，当队伍接近兴登堡时，人们向他尊敬地呼喊；一看到希特勒，他们便疯狂地欢呼。“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似乎突出了从一个垂死的统治向新的革命力量的过渡……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那永无止境的欢呼胜利之喊声“欢呼！欢呼！欢呼胜利！有如警钟，在我耳中回响”。希特勒转身与巴本交谈时，声音哽咽。“冯·巴本先生，我们的任务何等艰巨呀，大功未告成，你我永不分手。”
在那个醉人的夜晚，律师汉斯·弗兰克也站在希特勒身后。“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天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在他被绞死前不久，他曾说过，“假若有人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谁也不会相信。最不会相信的是我。那是光荣和幸福的一天。”在窗下，欢庆胜利的人们高兴得泪流满面。“大家的感觉都相同——生活会更好”，一个曾与斯登尼斯一起叛乱的褐衫党徒回忆说。“从现实看，虽然没理由相信生活会改善，但他们却又相信。他们重又有了希望。我认为，德国找不出另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时一样，给我们带来希望、信任和爱。”
“那晚的奇怪感觉，有些一直伴我至今天”，曾跟随父母参加游行的梅丽达·玛希曼写道。“那非凡的脚步声，那红黑相间的旗帜所构成的盛景，人们脸上跳动的火光，还有那先前是如此活泼，如此多愁善感，今天又是如此悠扬的歌声……”在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看来，这是个不祥之兆。“火河从法国大使馆前流过”，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写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和预感，观看了这个火流。”
希特勒与赫斯、戈林、戈培尔、罗姆和弗兰克在一间小屋里吃夜屑。他禁不住说个不停：“今天，有些外国人说我‘反耶稣’”，他说，“我的唯一‘反’的是列宁。”据弗兰克说，希特勒进而说，他希望将兴登堡拉到他那边来。“今天，我对他说，我今天当总理会像当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是他的士兵时一样效忠于他的。老头子听了很高兴。”希特勒说个不停，一口气把话题转到了共产主义。“今晚标志着所谓的‘红色柏林’的终结。只有在没有出路时，人们才‘红’的。那些常依靠所谓人民的智慧的人们，又总是对群众无礼。人民的感情或多或少，像女人的感情。”大家踱过花园时，希特勒还在说个不停。“这座总理府’，他说，“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们得将它全面改观。”
当晚，满心欢喜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像一场梦……像个神话故事……新的帝国面世了。１４年的努力，一朝取胜。德国革命开始了！”那晚，德国人很少醒悟到了这点。也许谁也没有想起，海因里希·海涅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写下的一段预言性的话：“德国之雷声是真正德国的；它需要时间。但，它会到来的；雷声响时，它将空前绝后，似乎历史上从未响过。这个时刻定会来临……将演出的一场戏剧会使法国革命看来像即景诗……用不着去怀疑它；这个时刻定会来临。”
第十一章 “失足”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６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１）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呆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划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消。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４８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政府是围着休根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从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２月１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４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２）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６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２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７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２月２１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２月２４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２月２６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３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２４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４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３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２月２７日——带上４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９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２楼阳台。
晚９时３０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１０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２０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６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ｎｅｒ（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１１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２０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１００磅引火材料改成１０００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１０个甚至２０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Ｇ．（”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３０００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３月２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３）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３月３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２５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１０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１００万马克（约值２５万美元），Ｉ·Ｇ·法本的代表认捐了４０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３００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４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４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４３．９％，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３月９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１９１９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１９２３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１９２４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敬堂作为３月２１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３月２１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卑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２时５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词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词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４４１票赞成，９４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５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４）
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它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帐了！
“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那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其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等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万口千人进行反驳。”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等，真是层出不穷。
在希特勒劝说选民投票选他的努力失败后一月，他采用渐进协作的方法，暂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这些友善的公民们，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这些年轻人“脚穿大皮靴，大摇大摆地穿街走巷，决心推翻凡尔赛条约，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夏季又快到了，因为希特勒曾保证保护小商小贩，因为他们的报纸告诉过他们好日子正在来临……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偷偷地快乐和激动，因为他们的买卖对手犹太人，以及被称为少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者，犯有使国家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罪行，且要受到惩罚。”
自政权更迭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系统的迫害。由于在室内发现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断地说成一把凶器——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银行存款便被没收。在德国，这些都被诬为外国的宣传，而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对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保证说，对德国犹太人的人身迫害“实际上已结束”。即使如此，国外自由派人士的呼声仍使希特勒更加烦恼。他宣布，除非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停止他们的恶意宣传，否则，德国的犹太商界就要大吃苦头。
然而，呼声并未终止。４月１日，希特勒用这句话予以抵制：“我认为，本人今天的行动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对犹太人是为上帝而战。”这仅是一个试探性步骤。希特勒好像在试探，看他的同胞会让他走得多远。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鲁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劝他软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希特勒回答说，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总统并不了解犹太人的问题，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已从各个角度作过多年的研究，谁也没有这样研究过”。他“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在每个国家受到崇敬，“因为此人一举将犹太人从全球永远消灭”。
在大部分犹太商店和办公室门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冲锋队员们在提醒顾客他们光顾的是一家犹太商店时，也大都彬彬有礼。“围观的一群群行人——觉得有趣，好玩或无动于衷。”伊舍伍德对一家百货商店进行了观察。许多人进了那家百货店。他自己也走了进去，随手买了一个豆蔻粉碎片，挥舞着包裹，走出门来。有个年青的冲锋队员，向他眨了眨眼，作为对他这种挑衅行为的回答。虽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农民支持他们），却抵制不了大百货商店和银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结束了。
兴登堡本人对继续采取反犹措施也表示反对。他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谴责对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进行歧视。“如果他们值得为德国而战和流血，他们也值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而献身。”然而，老头子却不是那人的对手。希特勒回答说，垄断了法律界和医务界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现正朝政府部门钻。“古老的普鲁士州之所以如此干净，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务部门只允许有限的犹太人栖身。军官团几乎是绝对纯洁的。”这个论点是无法不使这位老元帅信服的。这点，以及他对战争老兵会作某些考虑的含混的许诺，使他得于在４月７日实施法令，解除犹太人在各公务部门的职务，并限制他们在法律部门任职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诉医生联盟，他本人了解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尤其是青年医生。这样一来，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双重的世界观。“恰恰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才有必要用强硬的镇压异族的办法，为他们行医就业创造生存空间和可能性……这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净化工作，也许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几个星期后，根据《反对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高等学校里的犹太人的数目减少了。在与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员施泰因曼阁下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为此举辩护。他提醒这两位牧师说，教会曾禁止犹太人散居，只允许他们聚居，且不允许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工作。接着，他解释说，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国家和教会的恶敌，他要驱逐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将他们从学术部门和公共职业部门逐出”。他不外乎是在有效地做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试图要做的事情而已。
许多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人则觉得，反犹计划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用随大流的方法生存了下来。曾产生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民族会拿他们怎样呢？另外，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东方的犹太人。
国社党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本身却不团结和组织涣散。它取得政权时，其干部结构是脆弱的，关键职位上的“老战士”也太多。党在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已达１５０万，还有１００万人申请入党待批。但是，看到党变得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５月１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结束讲演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在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全部被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卍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５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１８６７—１９３５，波兰将军及政治家；１９１８—１９２２任波兰总统，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及１９３０任波兰总理——译注）。因为他们清楚，要在国内巩固*？政权，麻烦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国来往时，凡像是麻烦的事情，他们都设法避免之。很明显，希特勒并不想要战争。”
这篇演讲不但抚慰了西方，而且也进一步向兴登堡证明，新总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时，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讨好老头子了。对老头子，他既彬彬有礼又谦顺可恭；他的论点之力量和逻辑，已把老头子对他不相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了。“不到三个星期”，希特勒回忆说，“由于我们进展极快，他对我已像慈父一般亲切。”
由于兴登堡已在他之影响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权的道路上，他已没有什么阻碍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确定了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根据旨在“维护无法解决的血汗关系”的农场限制继承法，首先屈服的是农业组织。结合“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政策，这就为希特勒在征服东部地区后，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办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当政府通过在国社党的地区和州政权（不适宜地称作《帝国营养地产》）领导下的农民政治组织，牢牢地控制这块土地时，希特勒本人则致力于征服德国的经济。５月３日，《帝国地产贸易与手工业法》得以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它便起到了“德国工商会”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６月１日成立了“德国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使工业界和纳粹党双双受益。这样，由于控制了市场和价格政策又有组织管理，德国的工业便走上了对政府完全奴颜卑膝的道路。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采取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消灭政敌。共产党早已被消灭；６月２２日，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理由是它“敌视民族和国家”。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开除，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则与其他异端分子一起被抛进新近建立的集中营。几天后，民族党自动解散；两星期后——正当希特勒在对其各帝国总督说“现在，我们必须将民主的最后残余消灭干净”时——德国人民党也解散了。
至此时，希特勒已在内阁内增加了５个纳粹成员，所以，当希特勒提出将德国变成一党专政的国家时，反对者便寥寥无几了。这个新建议不但无视宪法，而且也无视授权法本身，因它剥夺了国会的所有权力，歪曲了国会制度。“我们在内阁讨论这一措施时，几乎未遭反对”，巴本回忆说。希特勒宣布投票——一致通过。在７月１４日法国革命纪念日那天，它变成了法律。
与苏联一样，德国成了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受一人控制，而控制党的人又梦幻迷心。
（５）
在德国的每个村镇，红黑两色的卍字旗与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一起飘扬。希特勒之用兼收并蓄的办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个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的国家内产生作用。现在，人们已把元首的冲锋队看成几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个关键部门差不多均由纳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堂里，褐色革命均受到赞扬和祝福。
希特勒继续在说，动荡是暂时的。“革命并不是永远如此的”，在宣布国家由一党专政的前夕，他对各州总督说，“必须将革命所产生的激流引进安全的进化渠道内。”掌权的唯一标准是才干，不是党员与否。
希特勒并不要流血的起义，也不想搞将普通公民或工业家驱除的全面改革。他给自己的地方长官订下了指导原则。“为了取得权力，我们就得迅速地一举而征服之。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的行动必须由其它发展原则来决定。在这里，进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基础的。”这些话，在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即冲锋队员们听来甚为反感，几乎惹其他们动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他们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个享受战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他从下而上挫败了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经济革命已经结束，并将党员经济专家撤换，换上来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会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且服从于他的秘密目标。他之有组织的经济概念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颇为接近，但是，只有当它能为更伟大的目标服务时，他才愿作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对私有财产的蔑视是波希米亚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够的资本以重建武装和恢复经济，使德国享受到适当的命运。他是凯撒，不是列宁。他只将社会主义用来调动群众。假如他认为；资本主义能推动群众，他很可能会举起那面大旗。对希特勒说来，只要能拯救德国，可以不择手段。
从表面看来，他好像在创造一个工人的社会。在工人们看来，他既是兵又是劳工；他们还在宣传这一形象。这样，战时回战败而受辱、平时又因经济处于崩溃边沿而受苦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便极易与这种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领袖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一个家。接受希特勒关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不同的定义是一点儿也不困难的：“德国之社会主义是由德国人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则是犹太人的工具。”
到１９３３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资产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权力腐蚀人——这历来都是一条政治原则；但它也能使人变得神圣。一年前还是街头暴徒的希特勒，却也被他的职务带来的权力变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国人是被贪图方便引诱，但更多的人却是被理想主义的浪潮引诱。改革似乎在席卷全国。再者，经济业已好转；大城市的街头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追随希特勒，连剧作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脚下，虽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７月，斯宾格勒与希特勒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对法国的政策展开了争论。两人对新教会领导之平庸均表示鄙视。分别时，希特勒对这位作家说，他认为，“将党外人士争取到某项政策上来是非常重要的”。斯宾格勒同意这一见解。元首虽然平淡无奇，却也“是个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带着这种感觉告别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并不是元首最宠爱的作曲家。他宣布，对德国之变更，他是满意的。当《罗生卡瓦利亚》在柏林首演时，元首前往参加，中间休息时在包厢内接见了施特劳斯。这使他喜出望外。
教会的“王子”们更是急于向希特勒献媚取宠。“希特勒知道如何驾驶航船”，新近被宣布为非法的天主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牧师在晋见教皇后宣称，“在他当总理前我就常与他见面。他思维清晰，既坚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对现实。他给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维持，谁来统治都可以。”*？
乌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样的原则。这点可在７月２０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订的宗教协定中得到证明。教会同意不让牧师和宗教界人士参政；希特勒则同意给予全国的忏悔学校完全自由——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对希特勒的代表弗兰茨·冯·巴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说对德国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首脑，他是多么的高兴”。
梵蒂冈对被承认为一个十足的伙伴感恩不尽，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国。更实际的是，他令德国的所有主教向国社党政府表忠。新的誓词是以含义深刻的话结尾的：“在尽本人之神职时，在为德意志帝国的福利而静默时，本人将尽力避免危及帝国的行为。”
在德国社会的每一阶层，人们均在寻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众中大受欢迎；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证明。他们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时代度暑假的农舍。他们爬上房顶拍照，在院子里的木槽内洗手，好像里面盛有圣水似的；他们敲下小块堆谷仓的石头，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以留作纪念。现在的主人从地里回来时，他们常常受到游客们的包围。“简直像赶集一样”，约翰·施图茨回忆说，“他们在牛身上画卍字，一边高唱希特勒的赞歌，一边游村。不久，那个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废墟。”
１９３３年７月下旬，希特勒偷空再次拜访白莱特，在理查和科西玛·瓦格纳以及他们的儿子品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自他担任总理以来，这是首次拜谒瓦格纳的故乡。他在设在万弗里的图书室内漫步，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前您就是在这儿接见我的”，他对威尼弗里德·瓦格纳说。说完，他便阴郁起来，“那次起义如果不遭失败，一切都会大不相同。那时我的年纪正合适。我现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阴太多了，必须加倍努力。”沮丧情绪来得快也消失得快，一会儿他便预言他将在位２２年，“到时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权力，省得再找内阁的麻烦。目前，他们认为完全有权过问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事务。”在进素食午餐时，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权，他就将寺院解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时间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消夏。他邀请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前往瓦申弗尔德度假。汉夫施坦格尔脱不开身，便派赫仑纳和埃贡前往（埃贡已１２岁）。他们从慕尼黑乘车出发，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车抵罗森海姆附近一崎岖路段时，突然发生急剧的爆裂声，停了下来。７名卫兵，端着自动步枪，立时将抛锚的车子团团围住。司机凯姆卡连忙检查发动机——由希特勒打手电。“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机解释说，“不知是哪个共产党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块。”希特勒令卫兵加强警戒，兴致勃勃地观看司机拆下一个零件。司机又吸又吹，还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与其他自豪的家长一样，希特勒领着赫仑纳和埃贡参观瓦申弗尔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楼，正对着上萨尔茨堡，与其它房间一样，陈设简朴。“室内只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好些简易的书架”，埃贡回忆道，“我特别注意寻找，看元首消遣时看些什么书。”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是卡尔·梅依所著的描写荒凉的西部的书籍——这些书更适合于埃贡阅读，而不是总理。
汉夫施坦格尔母子是请来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党员也会来看元首。“戈林与元首形影不离。他们常在花园的小砖路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密谈。走来走去都是那块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们走过时，也可听到一些谈话内容。说话的总是戈林：‘我刚签完２０份死刑书……’据我记忆所及他说的大概只是这些。我母亲也听到过。我们俩都觉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国家政策后边，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们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设在楼下，简朴大方。埃贡吃不惯安吉拉做的奥地利饭菜，尤其是豆荚，因为这菜要与牛奶、面粉和些小糖一块吃。不过，餐桌旁无拘无束的谈话却令他神往。“他们谈音乐，谈政治，还谈中国艺术——实际上，什么都谈。按其标准，希特勒是够开恩的。我是说，他并不让你老觉得他是个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与人交谈的，他不是听就是长篇大论，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权威。但在这里，在他的‘乡村别墅’里，他经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样，举止得宜，是个普通人。他谈得很多的是汽车，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技术的事情。”
到此时，元首在瓦申弗尔德别墅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全国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萨尔茨堡。他闭门不出，以免被人看见。
一天，一群人将埃贡叫来，问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来。１２岁的埃贡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说：“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诚的人在门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声大笑，跟着埃贡走出去与众人打招呼。“他们差点儿晕了过去。他进去后，他们大大谢了我一番。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还把希特勒踩过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药瓶里，欢喜若狂地塞进胸前。”后来，门廊里又来了一群人。埃贡向他们收集了一叠明信片、照片和纸片，一声不响地将它连同一支笔放在元首面前。“我的上帝！孩子”，他笑着喊了一声，“你也不放过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后，准备以同样和善的脸孔去面对世人。那年８月，希特勒批准埃贡的父亲出版一本反对希特勒的漫画集，这些漫画系集自德国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画集书名叫《白纸黑字》，封皮上画着希特勒，他善意地对他的批评家放声大笑。这些漫画是经汉夫施坦格尔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些是讽刺画，有些是恶意中伤的画，是近１０年来最好的。汉夫施坦格尔在序言的开头，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话：“小册子应挂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释说，本书是区分真假希特勒的一个尝试。
这种宣传吓破了戈培尔的胆。汉夫施坦格尔的理由是，这样才能使英美人获得良好印象。这便改变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觉得，希特勒是寻开心的对象，而不是惧怕的对象。“当领袖的神话在德国迅速传开时”，《文学摘抄》评论道，“欧洲某些独立的日报和周刊却着重强调德国独裁者可笑的方面。他们将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严肃令他更加可笑。”对斗争中处于劣势者历来深表同情的英国人，在元首就赔款与边境问题与法国人打的交道中，帮了希特勒的忙。罗提安勋爵辩解说，国社党人在国内的残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受外国迫害的反映。”英国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仅次于德国。
希特勒带着这种善意开始修订其对外政策。统治他的对外政策的，是他的双重理论，即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偶尔他也会拐弯抹角，但最终总离不了归结到东方生存空间问题上。希特勒总想诱使英国作为一个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为此，他必须使英国人相信，帝国已放弃了世界贸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简而言之，德国将控制欧洲大陆，成为反共的堡垒，海洋则由英国去统治。在东征前，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为意大利同情纳粹之原则，又由于墨索里尼对地中海存有野心，与德国同样敌视法国。
希特勒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得来的外交人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对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惧，但是，大多数外交人员却也同意其大多数的基本目标——原因完全不同——并自我解释说，他们可利用他和他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并希望”，职业外交家赫伯特·冯·迪尔克森回忆道，“不可救药的革命党人会被及时消灭，而他们的继承者，在尝到了权力这杯美酒的甜头和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舒适生活后，会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会变得保守些。”于是，想法与迪尔克森类似的同事们都“觉得，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进行帮助”。
希特勒在操纵外交事务方面，与操纵工业家和军方人士一样狡猾。他允许所有官员留任原职，包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与犹太人结婚的官员在内。他并宣布，帝国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只要他们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他之反对土生土长的共产运动并不表明他们也敌视俄国，同时，为了表示诚实可靠，他秘密地允许苏联根据在他上台前达成的长期贷款协议，延期付款。
到１９３３年秋，希特勒觉得，小心翼翼的国际游戏已玩到头了。他决心退出国联——别的不提，国联对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乱的。“我们必须退出”，他差不多兴高采烈地对巴本说，“其它考虑均完全无关紧要。”当兴登堡询问退出国联是否明智时，希特勒辩解说，为求得德国之完全平等，这势在必行。老头子违心，勉强同意。两块大地产的礼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头允诺，即从帝国和平鲁士的资金中给每块地产拨款４０万马克以资修缮——可能影响了他。
１０月１４日，希特勒通过电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国不参加会议并退出国联。“在一个没有这样的平等权利的组织内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对一个有６５００万人民、热爱荣誉的国家和热爱荣誉的政府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
这个攻击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之退出一个歧视战败国的组织，是拒绝凡尔赛条约的象征，而不是对西方的挑战。他破例向法国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国与法国和解。
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是赌博——然而，由于声言和平，这又是包赢不输的。不出所料，英国人同情多于谴责。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在上议院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１５年来，我们和其它国家均未将明智的公平正当手段交给德国，而这种手段，当德国从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将发动战争的政权交出去时，德国是理应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将把自己的决定交给订于在月底举行的公民投票。这是希特勒处理问题，在国内争取广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时，祝贺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办公室涌来。“天主教行动”组织还拍来电报，“一致”支持他们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国联的并非野心”，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对他的学生们说，“也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的固执，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无条件地为掌握我国人民的命运而明确地负责的愿望而已。”（海德格那时是个纳粹党员，数月后退党。）
希特勒绝未放弃其两面的外交政策。１０月１８日，在会见《每日邮报》记者华德·普顿斯时，他的讲话既温和又入情入理。虽然德国人“决不再容忍继续歧视德国之举，但他们绝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新闻记者发表的保证言辞，在外交界却意义甚微。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致电外交部说，墨索里尼“对我采取之步骤甚为不安，并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认为德国之退出国联是对他之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而且“觉得无法摆脱目前局势，也不知道德国将如何动作。”
墨索里尼的愤怒虽然使元首感到关切，但他仍集中全力，为在行将到来的公民投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处之如同竞选，利用党的财力人力，力图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伐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条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１２月１２日，即停战协定签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收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选举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的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９５．１％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９２．２％的选票支持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营内２２４２人中，２１５４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而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的普格菲（*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波尔战争时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贴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权的镇压性也是条顿式的典型，但这两都却是经济、地理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同一结果。这些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拍子前进的德国人，在热爱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残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
（６）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讯”，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４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Ｄ·Ｎ·普里特和美国的阿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肖伯纳——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肖伯纳拒绝入陪审席，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６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４个被告共产党人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汉斯·莫姆森所列举者相同。莫姆森的权威文章，是由当代史研究所发表的，而这个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纳粹的解释的。再者，对卢勃的历史及审判记录所作的审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纵火是一个喜欢单独行动的流浪汉的行为。
莱比锡审判的判决虽受外国舆论的影响，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独立性。戈林牢骚满腹，说法官的行为丢脸（“你简直可说，受审的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希特勒的回答却泄漏了天机：“我亲爱的戈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让那帮老傢伙讲我们的话的。反正，他们都该退休了，到那时，再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不过，只要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
汉夫施坦格尔说，他是在总理府进午餐时偶然听到这番话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试图让希特勒走上一条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给美国大使的女儿、娇媚动人的玛尔塔·多德打了个电话，说：“希特勒应有个美国女人——一位可爱的女郎能改变欧洲的整个命运。玛尔塔，你就是这个女人！”（与众多元首的心腹一样，汉夫施坦格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个情妇即爱娃·勃劳恩，但被弃置）。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凯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之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作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１９３４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２月２１日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当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３０％，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６０％。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３月１４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７）
希特勒关于削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安下心来，但他们的领导人却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装的计划只是为了防卫。“英国人急于求成”，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回忆道，“他们一份接一份给我们发来照会，敦促我们说明，需要什么保证才足以使我们同意让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然而，英国人在私下里却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德国迅速发展的空军，但对新帝国之处境仍公开表示同情，许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战争的说法。
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国作出让步的意见。“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装，比无限的、不受控制和压制的重新武装要好！”他觉得，有协议，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协议，总比没有好。他于是便极力争取他的上司。４月初，他亲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总理杜美尔会晤时，“却不准说一个字”，几次三番想转入话题，都被总理打断。法国的决定是，在东部建立反纳粹集团，以遏制德国的野心。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这一长链中的一环，统统由“法国母亲”卵翼。
那年春，苏法达成协议。希特勒害怕这是包围帝国的开端。为了与建议中的集团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领导人自１９２４年拒绝借给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来就一直对这一联盟没有多少兴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骄傲不得不向需要让步。他再次作出努力。希特勒压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对阁下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又期望以真诚友好之精神与阁下合作。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紧紧相连，若适当地注意一致的利益，两国则为欧洲的稳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辩解说，由于德国已被解除武装，他有权要求其它国家裁减军备。接着，他便详尽地列举了他通常的论点。为了提高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数星期后，希特勒的国外新闻秘书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汉夫施坦格尔也往访墨索里尼，并建议他与元首会晤。“你们两人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这就给了你们共同的出发点”，汉夫施坦格尔记得曾说过，“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请到威尼斯瓦格纳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广场，那该有多大意义！从您的长期经历中，他能得到好处，得到迫切需要的从德国国外去观察欧洲问题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发出了邀请。希特勒表面上推辞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据意大利新闻社驻柏林代表菲力波·波加诺说，墨索里尼的动机主要是想见见这位全欧都在议论的政治家。“希特勒是个头脑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对波加诺说，“他脑子里塞满了政治和哲学的标签，且全是毫无条理的货色。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把政权拿过来，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竞选，搞什么合法掌权。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意大利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个空谈家。”
由于这一轻蔑态度被传了出去，意大利报界倾巢而出，“看看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６月１４日，当他在里多机场步出“容克”座机时，身穿毛哔叽服，外披旧军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在作绝望挣扎的推销员。到机场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则穿一件黑衬衣，一双高筒马靴，还系了闪闪发光的金穗带，身后还有身穿整齐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个罗马式的欢迎礼。这一甩，刚劲有力，记者Ｈ·Ｒ·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胆怯地侧身出来，将手轻轻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纳粹抬手礼致谢。很明显，墨索里尼的这一表演着实令他狼狈不堪。在阳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的理想中人物握手。“他们离我不过３码远”，尼克博卡写道，“他们的脸部表情让我着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边。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愤怒。”当主人领他打那排军队前走过时，他的窘迫感并未减轻，他的举止就像小学生首次参加正式晚会一般。对那顶新软帽他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他先是脱帽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然后想戴上，却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时他已开始交谈，讲的是怪腔怪调的德语——一起行进时，他把帽子来回倒手，好像它是个滚烫的马铃薯似的。
去威尼斯时还有一桩笑话。上游艇时，希特勒慌里慌张，谦让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当主人的墨索里尼却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断挥手让他过跳板，好像赶鸡入笼似的。在旅馆内，他从电梯里跳出来，低着头前行。“墨索里尼风度翩翩出来，他明白他是众目之的。他抬头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总理呀。”
一进房，希特勒便破口大骂他的几个顾问，为何竟让他穿便服来，说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众。他心绪烦乱，首次与主人交谈时，又碰到一场灾难。墨索里尼主宰了会谈，内容是奥地利问题。他讲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语，希特勒有时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误解了许多希特勒的奥地利德语。
次日，两人在圣马尔科广场检阅法西斯部队。两队士兵争论谁该从检阅台正前方走过。两队各不相让，同时前行。这时，乐队开始像猫叫春似的吹打起来。后来，他问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这样的军队军事价值有多大。战时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团当过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说，战斗力与游行毫无关系。“然而，这句话并未使希特勒产生什么印象。特别是就在那时，他往窗外瞧了瞧，发现有艘军舰，桅杆上挂的不是舰队的旗帜，而是水兵们的五花八门的衬衣和内裤之类，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剧大师才会把独裁者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尔夫球场。“我注意到”，被加诺回忆说，“希特勒不停地说话，且很激动。墨索里尼则在听着，一声不吭，脸有不悦之色。”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波加诺很少看见墨索里尼开口。“希特勒之唾沫横飞令他生厌。当晚，在正式招待会中间，他匆匆起身而去，离开了小湖，宣称他任何人都不见。”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认奥地利（他将它看作是帝国的一部分）完全独立，但他得到的却是墨索里尼对裁军问题并未作肯定支持的保证。这样，当外交部长牛赖特向各外国使团散发一份通知时，各外交官员都怀着好笑的心情读这份通知：
“……帝国总理访问威尼斯时，受到了破格的热情接待，气氛和谐，公众对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１９３４．２—８（１）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４００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
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８０００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呆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１９３４年２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８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事事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１８岁至２１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２１岁至２６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准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４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长。
（*秘密警察一词的德语文是Ｇｅｈｅｉｍｅｓ 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ｚｅｉａｍｔ方便邮递，某邮局为这一新组织刻了印章，将之缩写为Ｇｅｓｔａｐａ，若按此音译为中文则是“盖世太巴”，但在口语中，它成了Ｇｅｓｔａｐｏ，中文译为“盖世太保”——译注）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６月４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５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６月７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３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