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５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１１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明白，“这是个有关生死或许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神经病医生！”
　　（４）
　　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２０００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８时４０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继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疾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齐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撒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３０００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斯特拉塞，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置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和军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尼林总理、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要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试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有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起誓言的！
　　上午１１时，随着１０００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卍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士官生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先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汇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尼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１９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１９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特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作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１２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八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３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１０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１０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１９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２时５５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
　　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冯·洛索夫
　　在１９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５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由被废黜的步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之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雪。士兵们明白，情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５）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雪仍在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浪漫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茄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续作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１４６０５百万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不对劲。”
　　“看看再说”，斯特拉塞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所作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那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划脚，用肮脏的语言和宏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自的岗位。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楼——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９时３０分抵达警察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卍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安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得以安全上车。”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卍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气扬。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撒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联接市中心和平酒馆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１０人小分队腼腆地奔回啤酒馆去了。
　　在伊撒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卖！”他们的恐惧不是不无道理的：上午１０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动手。邦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在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齐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作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１５０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公众舆论的反应如何，然后再看看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毕竟，这些先生们还不致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放机关枪的程度。”向城内进军的决定就是这样作出来的。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是不会阻碍游行队伍前进的。不久前，他曾向一位友人保证：“巴伐利亚国防军要是反对我，那天都会塌下来。”希特勒也同样坚信，无论是国防军还是邦警察，都不会向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开火——游行时，他将在前排率众。于是，希特勒便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绝望、最大胆的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下达了命令。与此同时，在啤酒馆外，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开始集合游行队伍。１１时３０分许，正当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埃卡特旋即从外面走进来了。从前，他们是心腹之交；现在呢，希特勒“脸色难看，生硬地说了一声‘你好’。”在会议室外，这位受冒犯的作家，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了冷遇。将军只朝他“漠不关心地歪了歪帽子”。
　　游行队伍迅速地组成了。由于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的乐师们既没有吃早餐又没领到工资，在履行公事式地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游行队伍没有乐队开路。为首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打着卍字旗和黑白红三色旗。跟着旗手的是起义领导人：希特勒在中间，施勃纳·里希特在旗右，鲁登道夫在旗左。旁边是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他头戴涂一白色大卍字的钢盔，身穿一件漂亮的黑皮衣，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上去，既威武雄壮又罗曼谛克。他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的主意被否决了。元首拒绝了这个计谋；他不想要什么烈士。
　　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是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彼此并肩而行。左方是希特勒的百人卫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身上还挂着手雷；右边是“奥贝兰联盟”；中间是经过战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接着便是穿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有的穿制服或世界大战时期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有的穿工作服或商人服。步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学生、店员、中年商人和脸孔严峻的流氓中间。队伍的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上的卍字臂章。大部分人都手持步枪，许多还上了刺刀。其他人，特别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戴着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执着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很不妙”，之后，他阴郁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苍白而严峻。在寒冷中，他手持垂帽，身上穿的是那件人们所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狩猎茄克，外加一件大衣。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中午时分，散兵游勇式的队伍出发了。１５分钟后，两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碰上了一小队警察。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的指挥官迎上前去，下令他们停止前进，否则就开枪。他转过身去，令手下子弹上膛。他正在说话，那边传来号角声。精选的尖兵端着刺刀，朝警察四下围了上来。喊道：“别向自己的同志开枪！”警察犹豫了一阵。这样，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赵义部队便通过了。过桥后，他们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街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人在欢呼，并在挥舞卍字旗。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情鼓舞了游行队伍；他们不由得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他们自动唱起了最喜欢唱的《冲锋之歌》。当队伍来到伊萨托尔时，作家埃卡特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第一排的脸孔严峻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在说，‘你在哪儿呢？’”
　　寒冷的人们，口中吐着白气，继续前行，未再受阻。１５分钟后，涌进了马利安广场。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广场上依然飘扬着众多的卍字旗。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依旧在迎风招展；一大群人在唱着爱国歌曲。此时，游行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觉得应返身回啤酒馆；其他人则认为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拯救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右走，进了威因大街，朝奥德昂斯广场走去。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对自己说：“鲁登道夫那样走，我们当然与他一块儿去。”鲁登道夫将军原未作此筹谋。“在生活的某些时刻，人们只凭本能行动，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到罗姆那里去，把他弄回来。”
　　身披深棕色大衣、体格魁伟的鲁登道夫，出于一时冲动，向右走去，却把起义部队带至与政府军劈面相遇的地方。不到几分钟，游行队伍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地方之一——议会大厦。这里，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了去路。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高”，勇往直前。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下望，发现她崇拜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并肩沿狭窄的统帅府街走去，觉得很是惊奇。前面，在奥德昂斯广场，一小群一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士兵，正争先恐后进入阵地，拦阻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容纳８人并肩前进。希特勒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昂首阔步，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正前方，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挥的邦警，封锁了去路。面对正在前来的队伍，戈丁喊道：“二连，跑步，走！”
　　邦警慢跑向前，但起义队伍并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端*？刺刀或举起手枪。戈丁用步枪将两把刺刀拨开，“高举的枪把他们后边的人打倒了”。突然一声枪响。戈丁听见，子弹从他头顶飞过，打倒了一名下士。“我的连队立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住。接着，我还来不及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了，一排子弹扫了过去。”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游行队伍和旁观者四散奔逃，秩序于是大乱。第一批倒下去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弹。另一个倒下去的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前，挡住了射向他的五六颗子弹。倒下去时，格拉夫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他拉倒在地，造成后者左膀脱臼。在另一旁，施勃纳·里希特也尽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的忠实仆人（曾被令回家），正躺在柏油路流血。他的朋友埃格纳，即正在死亡的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连忙朝他爬去。他已丧生。有人从他身上跨了过去——那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一手插进衣袋，昂首阔步，朝交火线前进（*多数报告都把鲁登道夫描述成一个无畏的勇士，说他是站立着，而希特勒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原因是他跌倒在地——即使他脱臼之臂可以说明他是被拉倒在地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原可以就地卧倒的，因为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罗伯特·墨菲作证说，“鲁登道夫与希特勒两人的行动一模一样，像千锤百炼的战士。两人同时卧倒，避开了雨点般打来的子弹。”另一个目击者，一个守夜人称，他也看见鲁登道夫卧倒在地，“以一具尸体或伤兵”作掩护。另一个守夜人证实，一排枪响后，无人还站立着）。
　　希特勒躺倒在地，以为左臂已中弹。同志们纷纷前来掩护他。１８人被射杀在街上，其中，１４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４人是警察。这１８人，顺便提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在前排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拥挤在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响起了鞭炮声。接着便传来谣言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双双被射杀。起义者争先恐后地后逃。
　　鲁登道夫大步走过封锁线，与一中尉迎面相遇。中尉逮捕了他，将他押至统帅府。一进入大楼，片刻前还像小说里的英雄的鲁登道夫，此时却成了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有个上校提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很安全，他暴躁地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称他“阁下”。此后他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仍穿制服，他将永不再穿戎装。
　　希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他妻子的表兄弟（是个学植物的学生，名叫舒斯特）叫来，让他将孩子背走。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利安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格托尔广场开去。在这里，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戈林所显示的“荣誉勋章”，并未能使他幸免于难。他大腿中弹，躺卧在人行道上。人们将他抬至帅府街２５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了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林是否愿意收留伤员。“当然，我们愿意抢救并收留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住的是犹太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后，戈林被允许留下，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犹太人可怜了他，他才得以逃离铁窗。
　　（６）
　　在马利安广场，以战斗姿态开始的运动却以人们疯狂地四散奔逃而告终，好像某种自然灾害袭击了该地似的。一群起义者躲进一所青年女子中学，有钻床底的，有躲进厕所的。另一群人闯进一家厨房，四下藏匿武器，或藏在灶下，或藏进面粉口袋里，或藏咖啡桶里。警察到处搜捕叛乱分子；数以百计的人在街上被缴械。留守咖啡馆指挥部的，被这一灾难吓得魂飞魄散，一枪未发便向警方投降，把武器堆好后，回家悔过去了。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因省悟到顽抗已属无益，遂缴械投降。起义虽告结束，但从啤酒馆得胜回朝的警察部队却遭到市民们的唾骂。他们高喊：“去！犹太保护者！卖国贼！猎犬！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
　　在统帅府前当惨败的消息传来时，兰舒特的冲锋队仍在坚守阵地。谣言传开了：鲁登道夫已死，希特勒受了重伤。格里戈尔·斯特拉塞收拾了残部，队伍“在痛苦中，在对卡尔的出卖的失望中”开离了战场。在一座林子里，他们发现一支慕尼黑的冲锋队竟往树上摔枪。斯特拉塞下令停止这种行为。枪将来还是有用的。兰舒特冲锋队团结一致，高唱着换了新词的《卍字旗与钢盔》，趾高气扬地朝霍班诺夫前进。他们唱道，我们被出卖了，但仍忠于祖国。
　　公路上还有另一群冲锋队。他们乘着小车押送着抓来的慕尼黑市议员——他们坐的是卡车。在通向罗森海因的公路旁的林子里，车队停下来了。队长把俘虏领进林子，吓得他们脸色惨白。他们觉得“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但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只不过是与冲锋队换穿衣裳而已。这样，冲锋队员便可扮作市民返回慕尼黑。冯·尼林总理及其他主要人质也获释。赫斯成功地将他们运至特根西的一间别墅里，但当他在给慕尼黑打电话询问情况时，看守他们的青年战士竟被说服，用车送他们回家。赫斯不但丢了人质，还把交通工具丢了。
　　藏好武其后，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穿上借来的便装，潜回屠杀地，探听主人的情况。到统帅府即被拦住；埃格纳向一名警官说明了身份。“经我多方求情，他才领我进去。在进口处附近，摆着一具具尸体。我简直快疯了，我得在死尸堆中寻找他。”埃格纳发现，主人躺在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仆人身旁。“我伤心极了，希望完全破灭。我于是便回到维登梅尔大街的寓所。”施勃纳·里希特太太问她丈夫在哪里。埃格纳连忙撒谎，却瞒不过她。“我还记得她的话：‘太可怕了，可我为什么要做军官的骗子。’”
　　汉夫施坦格尔失掉了一切行动的机会。他在家里。妹妹来电话说，起义部队正开进慕尼黑中心。在街上，他碰到一个熟识的、筋气力尽的冲锋队员。那人说，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戈林均已牺牲，国社党已经完了。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转身回家准备逃跑时，一辆敞篷小车呼啸着在他身旁停住了。车内坐着阿曼、埃塞、埃卡特和霍夫曼。他们一同前往照相师家中，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他只身前往奥地利。
　　希特勒从未想过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但由于所发生的不幸之事，使他被迫这样做了。在离慕尼黑１０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了弹。“发烧吗？”舒尔兹大夫问，“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什么被打断了。”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医生困难地将希特勒的皮茄克、两件毛衣、领带和衬衣解下来。舒尔兹发现，他的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无帮手，且又是在车内。他用一块手巾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固定在身上，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继续南行。快到慕尔瑙时，希特勒说，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他令司机将“塞尔夫”藏好。之后他便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他们于下午４时许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教堂不远。赫仑纳将三个筋气力尽的来客领至楼上的客厅。这时，希特勒开始痛惜鲁登道夫和他的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地。他越来越激动。他说，正因为鲁登道夫可靠，他才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格拉夫之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接着，他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出卖行为，并“发誓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赫仑纳建议他先睡一睡，因为他很可能被发现，需要力气拒捕。舒尔兹医生和急救员扶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室，试图帮他将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肿得厉害，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再次复位时，希特勒脸呈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胳膊和肩膀绑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在呻吟。
　　关于慕尼黑起义，外国报纸纷纷作出歪曲的报道：在纽约市，它被说成是武装起义，希特勒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罗马（库尔特·卢德克再次代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磋商），午间各报均说，皇太子卢伯莱希特已加入了革命党。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起义者不是被捕就是在逃。被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没有车，最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通了电话，把走失人质的事告诉了她。她能否给他找辆车来，将他送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离慕尼黑有３０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他的主意）。他们终于到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虽然教授认为这次起义“荒唐可笑”但还是同意收藏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有其局限性——“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在于他的心肠和性格”——教授仍然喜欢他。赫斯非常沮丧；人质若未走失，起义就不一定会失败。他想自杀。但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却让他去投降。这个忠告赫斯是不会接受的。几天后，他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身去了。不久后，他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伊尔塞——她病了。
　　（７）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无法成眠。希特勒把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找来，并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去寻找贝希斯坦，希望能把他的车子弄来送他去奥地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将希特勒的膀子治好，他要把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的细心的助手带回来。
　　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连女仆们也紧张得无法进餐，只有不足三岁的埃贡才与平常一样。人们将埃贡严格地看管起来，以免他朝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里。快到中午时，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他。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两个医生走后，希特勒一再对他的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安全。接着，他便坐立不安，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了一会儿，那末，次日清晨邻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把他的精神粉碎了。那天是１１日，星期天。希特勒直到午饭时才出现。由于吊着夹板，他无法穿衣，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浴巾。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自己着实像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５时一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太太的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接着，他便直接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马上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衣，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静自若地说，“你怎么能离开你使之相信你之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起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她偷偷溜了出去藏手枪。在隔壁房间，她首先瞧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便把手枪插进白花花的面粉里。她匆匆赶回房，发现希特勒仍闷头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你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一一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相反——“这场运动此后由你领导”。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了。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最令人吃惊的——警犬的吠叫声。又过了片刻，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突如其来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大跳，竟不敢靠近他。她招呼叫他们前来。众人进房后，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的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９时４５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尼黑以西约４０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７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里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复视力；这里，在南德，与他作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岐途”，莫勒写道，“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结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１）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５００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７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７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１小时又４５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７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１２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Ｂ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１９２４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４８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５％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２）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１月８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１４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１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１０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２月１２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４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３月４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４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３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３月１１日和１４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我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１１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卍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３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６个月内将我赦免。”
　　４月１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１０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１７０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５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６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４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３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１１月８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７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３）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８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９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６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８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２０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１０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１５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４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４时４５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６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１０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３２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４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１９．１９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２００万张选票。３４名候选人中，有３２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５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７月７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老让我讲演，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有人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当赫姆利希到一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他的讲话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那组改编的歌词：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便让他的人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１０多个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黑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７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去了。”
　　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斯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８３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７月１６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１９２３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７月２９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４）
　　整个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获释。９月１８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本机关之官员。”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９月２２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务于１０月１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故，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从早到晚”，赫姆利希回忆说，“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领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１１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他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一位最有声望的追随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馆，企图设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笔款子，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体未愈，尚需重剂服药，但仍竭尽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联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２００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应在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的承诺。作为报答，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此举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怀疑一个在学习“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是否能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呐喊。“从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戈林与纳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发现，由本·埃·斯维林根译成英文。它不但为现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这一时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早期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们不应该相信国社党没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会执政。他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党由于支持像南第罗尔那样失去民心的事业必然会面临的窘境；他也指出，仅仅用２００万里拉墨索里尼将会获得多大的好处。“为此，你将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吹大擂。另外，这２００万里拉最迟在５年内便会被归还。”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１１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承诺（恐怕从未借出２００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１２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
　　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１２月１９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２８２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全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两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狱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给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怎么办，想干点儿什么。“我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多高兴呀，又坐上车了！”）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坚决想再活２５年！”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桂花圈。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起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作出估价。在１２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１９１．８万张下降至９０．７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１２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岐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将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也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这个印象，即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时来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这个思想仍在缠绕着我！”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便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为了重新取得一个公民的沉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圣诞之夜访问汉夫施坦格尔夫妇。他们已迁至伊撒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宽敞多了。这个区靠近赫尔佐希公园，环境可爱，住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声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进钢琴室后，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然后几乎恳求般地说：“汉夫施坦格尔，给我演奏《利贝斯托德》吧。”在汉夫施坦格尔“使劲地演奏完经李斯特加工后的《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才开始放松。赫仑纳将新添的女儿赫尔达带了进来。希特勒朝婴儿哼唱了一阵，然后为发生在乌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边说，一边环视琴室。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转头后望。“对不起”，他解释说，“监狱给造成的，不论何时何地，总他妈的有狱卒站在身后监视你。”他解释道，在兰茨贝格，总有人透过门洞在察看他。“真可怕，那！我确信，他们在寻找借口将我送进疯人院。你知道，我绝食了两个星期。他们想以此作为指控我发疯的理由”（这也许是他结束绝食的原因）。
　　晚饭后，他们分发了藏在点着蜡烛的圣诞树下的礼物。之后，赫仑纳、希特勒和４岁的埃贡围着钢琴而坐。汉夫施坦格尔用“斯坦威”弹了一曲又一曲。一首《军队进行曲》鼓舞了希特勒。他倒背着双手，像军人似的，在室内来回踱步，脑中想起了大战中的情景。他还为埃贡模仿战场的情况，有火箭炮声，７５ｃｍ口径的大炮声和机枪声。有时单项模仿，有时所有声音一起来。
　　接着，他谈论了政治，慢慢地又演变为反犹的长篇大论。汉夫施坦格尔认为，他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种族味道。他相信，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接着，他的思想——他的话——猛然转到兰茨贝格他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啊，我的卢迪，我的赫塞尔”，希特勒满怀深情地喊道。“想到他还在那里，多可怕啊！”
　　在他离开前，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呆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双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
　　“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
　　“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她想，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几乎是在１７年前的这天，她母亲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那可糟了”，赫仑纳回忆说，“会羞辱他的。他在冒险，确实是冒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第八章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１９２５—１９２８（１）
　　新年前夕，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除夕之夜。希特勒拒绝了。晚会开始后，一位姑娘叫这位摄影师再给元首打个电话试试。出于霍夫曼的意外，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呆上半个钟头。”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宾们特别赏识他的小胡子。
　　一位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檞寄生树下，吻了他（按英国风俗，檞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节那天，凡走过檞寄生树下的女人，谁都可与她接吻——译注）。“我永远忘不了希特勒脸上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他一抵达，使室内本来就有点拘谨的气氛此时立刻冷下来了。”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岁数较大的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于是，他便与众人客气地、冷冷地告别。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发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１０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４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２月１６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１０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２月２７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８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６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４０００名听众，而门外还有１０００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３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１９２４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７８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３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３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３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７．５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４月１６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３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４月３０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启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作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２）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他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他从前就是在零下１０度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莫里茨公寓”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座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３００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缉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父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斯坦格尔的苦口气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３至４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分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１６岁的妹妹大２０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
　　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２０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引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７月１８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１９２５年底，已售出１０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帐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　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３）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史本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运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斯特拉塞尔对工人阶级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９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斯特拉塞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２９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斯特拉塞尔的秘书。他身高只５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尔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１９２１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１１月４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２４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２月１４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尔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２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１９１９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３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４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３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３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６０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２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１９３２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４）
　　１９２６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５月２２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２５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６月１０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７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７月４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３５００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１．５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４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７月２５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１１月７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５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３辆汽车和２５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８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１９２６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２５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维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译注）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１９２０年７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６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　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６００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１９０６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７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盅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１９２４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１９２７年３月５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４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８时３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
　　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２００名褐衫党徒，在２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卍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１０００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敌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２０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５）
　　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１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１０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２，６００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５００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５０００。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６２００万人口，面积却只有４５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３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戈尔德旋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１９２７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
　　警方施行反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惊慌失措。他办起了周刊，恰当地取名，《冲击》，于纪念美国独立节当天出刊，但是，现实却与其梦想大相径庭，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胡说八道的刊物！”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只售出几份。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于是，他便抄袭共产党报纸的装潢和内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互相激烈地争吵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为７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带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气氛。党在城市里的发展率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并未在会上谈论这种危机，只泛泛而谈，而将其矛头对准贝格勃劳内一个谁也不会为之辩护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来所作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东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假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３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约２万名党员，其中８５００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正步入会场。８月２１日，星期天，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由于他含糊其词，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桩下贱婚姻有何意义。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然后，他指出，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取得新的领土的基础。但是，他说，德国已被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权力因素：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创造吗？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合为一体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摸索已接近大功告成了。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虽然，在德国的某些最豪华的家庭里，他好像英雄一样受到上宾接待，他的生活标准仍是苦行僧式的。邻里间传说，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与别人共用。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来自全国的崇拜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表现出他审时度势，和蔼待人。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终身对他的忠诚；强有力的握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１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起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起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６）
　　到了１９２７年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２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岐。“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５月２０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１１名代表。在过去２年中，纳粹丧失了１０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只提“凡尔赛条约”和“１１月罪人”再也赢得不了选民了。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
　　希特勒于深夜前后才到达。他置沮丧的气氛于不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起富于哲理的、几乎是超然的演说，使大家好生惊奇。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不外乎是个失败的领袖的评论。但希特勒却大谈其他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贬低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纳粹党的失败，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温和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很高兴，虽然高兴得有点奇特。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政治前途甚为光明。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伯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１００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２０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论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
　　他们的年龄相差１９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不多。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呯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４年来他的讲演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平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它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品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１９２８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３２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品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１９１８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九章　家人去世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１）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１９２８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３*？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１０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１８至２０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ＳＳ。听众约有１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１０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１０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１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２）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１９２９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９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９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１６号。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２１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致“常常围着她的屁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１１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１７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你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１７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１０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３）
　　１９２９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２１００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６００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１９２４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１９３０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２１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原歌词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２月２３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１２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３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４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７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年轻的斯特拉塞尔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支持将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党。６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斯特拉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２４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他弟弟永远是个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岐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使自己出党似的。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９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４）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他的广泛的兴趣的共同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次危机是１９２９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使德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３００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产党人的词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戈培尔的《抨击》报是这样宣布的。对农民们（由于世界农产评价格的下降，他们的利润正被化为乌有），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有工会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希特勒给的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的斗志昂扬而又忠贞的干部。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私自利、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一支为实现社会主义、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他们一个个听得着了迷。他们相信，希特勒将创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高呼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新兴起的一代“觉察到，事物正在发展，可怕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过来。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威廉（“奥威”）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从心底里愿意”告诉他，他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力气·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孙子。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我们感觉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６个星期内，竟发表了２０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评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尔组织了６０００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操纵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然可笑，却是可行的忠告。“开玩笑地做，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３５００万；比１９２８年多出４００万。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６６个席位！”自１９２８年以来，他们只占有５４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１００个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了１０７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我们的席位从１２个增加到１０７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６３７．１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２年，希特勒的党便从得８１万张一跃而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１３２．６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去了６万张票。这一情况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为他们带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但是，使他们走上投票站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使希特勒疏远，但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却使汉夫施坦格尔重新受宠。赫斯在电话中对他说，元首急于要见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前途事业极伟大，用不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我们便要全面掌权，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广，能为我们作出伟大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３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９月２５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凌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１９１８年的１１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人头将会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起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末，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１０月１３日，１０７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按旧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在首都街头发生的事情，却为未来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业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
　　（５）
　　对希特勒而言，紧跟着９月大选的国际宣传，既好又不好。随着希特勒声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来访。１９０９年，在都柏林当待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断变更谋生的方法，他们的日子过得既紧张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普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买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贩。布里吉过不惯这种艰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争吵得更加厉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教条，认为对孩子们从小就得严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婴儿。威廉·帕特里克长到３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阿洛伊斯抛弃了他们，自己只身返回德国；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师私奔，还把孩子带走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这是搞钱的好机会，便同意让赫斯特报纸的记者采访。”阿洛伊斯毕竟从未寄钱来养家！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１０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国的报纸上相继出现。照片的解说词说：“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普，对叔父的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他的确知之甚少，不得不写信给父亲，询问这位新政治首脑的生平。“父亲回信了”，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说，“信中说，阿道夫要求开家庭会议，现随函将车票寄去。”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发现，希特勒“怒火满腔”。在有安吉拉·拉包尔和阿洛伊斯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希特勒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你们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骑着我出名。”他说，由于小阿洛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给赫斯特的报纸，这种做法会毁灭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历来是多么小心谨慎，不把自己的私事泄露给报界！”他说，（据威廉·帕特里克９年后在《巴黎晚报》上发表的一起文章称）“我的身世切不可让这些人知道，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书中，关于这些事情，我都只字未提，确实只字未提，现在呢，我的侄儿偶然被发现了。他们在搞调查，还派出间谍去挖掘我的身世。”据《巴黎晚报》的那篇文章说，说到这里时，希特勒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连一位亲属都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小阿洛伊斯（他在场听到了这些，未发表评论）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养的义子。他与他母亲（据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称）应立即返回伦敦并通知赫斯特的报纸，纳粹党的领袖是另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亲属。这种解决办法使希特勒“很高兴”，在敦促母子二人“尽快返回英国，现在和将来均断绝一切关系”后，希特勒给了阿洛伊斯２，０００美元，作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费用和返家的路费。阿洛伊斯支付了费用，买好了车票，并答应将余额如数邮寄出去，因为这样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发誓说，钱压根儿就未收到（奇怪的是，在此后不久，纽约的赫斯特刊物《美国人》便发表了由小阿洛伊斯·希特勒署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报道。文章中，小阿洛伊斯在文章中称他的弟弟是个既讨人喜欢又慷慨大方的孩子，还是个梦想家，其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如天地。在他母亲死后，阿道夫曾将妹妹带至维也纳，在那里，兄妹二人与无情的穷困作了艰苦的斗争。阿洛伊斯写道，为了养活保拉和他自己，阿道夫不得不去扫街和干其它体力活。后来，他便去了慕尼黑，当了房屋油漆工和装修工）。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亲回英国后不久，希特勒将其律师召至普令茨雷根坦广场的寓所。希特勒指着眼前的一封信说“这封信与一桩‘可恶的’讹诈案有关，是他的一位最讨厌的亲戚搞的，还涉及到他的祖宗。”据汉斯·弗兰克的回忆，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此人“暗示”，报界对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很感兴趣——就是说，他有部分犹太血统。于是，元首便令弗兰克秘密调查此事。
　　他从“所有可能得到的来源”收集的报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的父亲看来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一个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厨娘的私生子，她受雇于格拉茨的一家人家。这位厨娘“为犹太人弗兰肯伯格工作时生下了一个儿子。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弗兰肯伯格代表他１９岁的儿子给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女人的儿子支付了一笔从生日起至１４岁止的‘父道津贴费’”。弗兰肯伯格与厨娘（希特勒的祖母）还长期通信，“通信中谈的大致是，当事人心里都明白，施克尔格鲁勃怀这个孩子的时间、地点，使弗兰肯伯格不能不付出这笔津贴。”
　　弗兰克的报告得出了遗憾的结论：希特勒的父亲是半犹太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对弗兰克的推论提出了挑战。他狼狈地解释说，他祖父贫困不堪，伪称弗兰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诈了一笔津贴。希特勒发誓，这情况是他父亲和祖母亲口告诉他的。弗兰克的证据肯定使希特勒胆战心惊，否则，他怎会撒出这个弥天大谎来：他出生时他祖母已去世４０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祖母确曾收过犹太人的钱，这样一来，他的血统不纯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机会是极小的。格拉茨大学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维奇所作的研究对弗兰克的证据提出了某些怀疑。在格拉茨（奥地利）的犹太人会员登记册中，他未找到有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的记载。这些登记册由１８５６年，即希特勒的父亲出生后１９年开始记载。但，那是因为犹太人于１４９６年被逐出斯苔尔马克，于１８５６年才获准返回该地之故。据普里拉多维奇说，在此之前，格拉茨“无一犹太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犹太血统；为了确信，他此后曾至少调查了两次。据从１９１７年起便认识希特勒的内科医生舒赫回忆，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怀疑：他有还是没有犹太血统？他常与我们谈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别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证明文件来，而自己却拿不出。这便可说明他为何要对威廉·帕特里克说：“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
　　尽管私事如此烦恼，希特勒１９３１年的预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自出版以来，《我的奋斗》年销量不过６，０００余本，到了前一年，销量猛增至５４，０８６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尽期。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厦”又于新年的第一天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购买和装修的大厦，代表了纳粹党的实体和义务。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斯特拉塞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棕色，相当漂亮。窗户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内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进行高级谈话。１９３１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贴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被逮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７条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７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１９３１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１月４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６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依然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抗拒地倾向元首。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０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们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政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３月３１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不到２４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义毁灭。”
　　４月４日，《抨击》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斯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斯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动用了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其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的追随者去接替。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它不是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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