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课常常保留这些传统课题，同时还增加其他有关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发展的课题。最后结果是，世界历史课负担过重，成了一门既不是专门讲述欧洲历史又不是专门讲述世界历史的课。因此，从新开始，将这门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样做了，显而易见，西欧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阶段中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展。在 15世纪末，欧洲仅仅是欧亚大陆四个文明中心之中的一个，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到18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谋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此，这一阶段作为从1492年以前的诸地区彼此隔绝到19世纪西欧建立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这一观点评价近代初期阶段，那么显而易见，有关欧洲历史的传统课题与世界历史是不相干的，必须抛弃。因此，本书中取代欧洲历史课的传统课题并予以强调的是以下三大课题：
1．欧洲扩张的根源（为什么进行扩张的是欧洲而不是欧亚其他文明中心）。
2．欧洲扩张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基本状况、制度及其影响欧洲扩张的性质和进程的方式）。
3．欧洲扩张的阶段（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阶段）。
这一结构使这些世纪里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显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结构不比欧洲历史课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结构更难于理解。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 19世纪和别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纪，非西方世界开始反对欧洲的霸权。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正如出于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数千年里，以中东为中心，在中世纪的若干世纪里，以蒙古帝国和伊斯兰教帝国为中心一样。为什么本书的结构实质上以欧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胜利为基础呢？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书的章节标题所反映的那样，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后两者是富有意义且能立足的世界历史课所必不可少的。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一章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本篇谈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 1500年开始？为什么是西方人在16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叶作出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问题在第一章中予以回答；后一问题是本篇余下各章要讨论的题目。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作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划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道理的，尤其是如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会率先从事至今仍可感到其影响的海外事业呢？第二章将分析西方社会的推动力，其后各章将考察穆斯林世界、儒家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社会。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综观世界历史，我认识到：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史连续不断地朝请民族均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将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来讲过它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本身，而是与一个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一系统。
——阿克顿勋爵
世界史若就其确切意义而言，并不是由所有各自独立、彼此间缺乏普遍联系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国家史汇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时常以枯燥无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堆积而成的。……尽管世界上诸民族或者为时间、事件所分隔，或者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须将所有民族的历史集合为一体，将它们统一成一个协调匀称的整体，并将它们谱成一首壮丽的诗。
——尼古拉·果戈理
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 1500年开始？人类及其祖先已在地球上生存了二百多万年。为什么要挑选这仅占人类全部历史的百分之一的一小片断历史，予以特别注意呢？
回答是， 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
因此， 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如果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元发生说是正确的，那么，在人类历史开始时，就存在一种统一性或共同的起源。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人类逐渐分散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陆地上。后来，冰期的结束使各大洋的海面升高，从而将非洲和欧洲隔开，将南北美洲和东北亚隔开，将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隔开——这里仅提及几次主要的分隔。
从此以后，人类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孤立中。有些人沦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境地，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他们最后几次由东南亚移居澳大利亚到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澳大利亚，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达3000多年。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几乎同样与世隔绝，他们最后几批从西伯利亚渡海至美洲的时间是在哥伦市航海之前约10，000年时。其后，虽然挪威的探险队曾抵达北美洲的东北海岸，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曾到达南美洲，但都没有对印第安居民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沦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因为那时的撒哈拉沙漠已变得非常干燥，成为阻止人们迁移的一个巨大障碍。不过，尽管如此，非洲黑人实际上仍与外部世界有着有限的、断断续续的联系。多半是由于这些联系，他们享有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没有的某些有利条件。东南亚的航海者带来了甘薯和香蕉，中东人传来了开矿、冶炼和锻铁的技术，而阿拉伯人则将其文明以及宗教从他们在北非和东非的根据地传播给黑人。这些和另外一些进步使黑人能更有效地开发自然资源、更大量地生产食物，从而使其人口相应增长、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世界的其余部分由欧洲、亚洲和北非组成。北非在整个历史上与地中海北岸地区的联系比起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些。为了方便起见，这块从摩洛哥到堪察加、从挪威到马来亚的大陆可称为欧亚大陆。正是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占有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文明的发源地。 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正如这里所阐释的，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欧亚大陆，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的巨大的、持续的相互影响。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生活在半孤立状态中，达数千年之久，但欧亚混血人却相反，在这期间一直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各种技术、思想、制度和物品。
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影响在 1500年以前比1500年以后要小得多，因为1500年以后，各地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在1500年以前，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影响因时代而异。一般说来，早期数千年里，这种相互影响最受限制，以后，其范围渐渐扩大、速度渐渐加快。公元前的数千年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局限于各自范围有限的所在地。当然，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往；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的真正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各种技术的传播来说明。不过，事实仍然是，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绿洲，四周为大片大片的野蛮状态所包围，越过野蛮状态而发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在古典文明的数世纪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公元 100年即古典时代臻于极盛时，罗马帝国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帕提亚帝国伸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贵霜帝国征服了印度西北部，中国汉帝国囊括了东至太平洋的所有余下的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实体占有的是完整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大河流域；文明世界象一条连续不断的带子从苏格兰高地伸展到东南亚。结果，各地区间出现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的交往。在这一时期里，各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开始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宗教影响，还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时，以希腊文化著称的混合的希腊－中东文化也从地中海东部向四面八方传播——传播到西欧、北非、印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里，地区间的贸易也大大增加。贸易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交换的货物有：罗马帝国的亚麻布、铜、锡和玻璃，印度的棉织品、香料和宝石，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其中，丝绸居首要地位。
后来，到中世纪时，欧亚大陆诸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比过去更大，因为这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区的庞大帝国。 632至750年间，穆斯林攻占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大帝国。在以后数世纪里，伊斯兰教还进一步扩张到中亚、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内地。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13世纪的蒙古帝国，它囊括朝鲜、中国、中亚的全部、俄罗斯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这使人们大开新的眼界，当时一些著名旅行家的业绩可表明这一点；他们利用穆斯林市国和蒙古帝国境内的和平与安全，来回横穿欧亚大陆，周游各地。西方最闻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 1254-1324年）。他曾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效劳，任中国某城市的总督，那城市有居民百万；当他出游25年后返归故里、将自己的种种奇遇告诉同胞们时，他们都惊讶不已。游历范围更广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参拜圣地麦加，然后经撒马尔罕旅行到印度；在那里，他当过法官，也出使过中国。后来，他回到摩洛哥，又继续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后抵达延巴克图。景教僧侣拉班.
巴·索马的闻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于北京，他的旅行是由东往西，横穿欧亚大陆。1287年，他抵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蒙古朝廷，然后经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他曾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接见。
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一体化和相互影响的进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诸帝国盛衰不一，时兴时亡；交通渠道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畅通，有时阻塞。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曾繁荣一时，但随着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崩溃，衰萎成一道涓涓细流。同样，欧洲商人由于蒙古帝国过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长久地步马可·波罗的后尘。不过，事实仍旧是，在整个 1500年以前的时期里，与非欧亚世界诸分散、孤立的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是一个生气勃勃、不断自我更新的整体。
欧亚大陆内部各地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世界历史来说，最为重要。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曾发表评论，指出这种根本差别的意义。他说：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如果将这一假说应用于全球，那么，所有较大集团中发展最迟缓的应是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是发展最不受阻碍即最先进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它们相互间不断交往，而且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当然， 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亚的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又有高度发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非洲黑人呈现了相似的多样性，不过其总的发展水平更高；最后，处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欧亚大陆的非常先进、复杂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说仅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 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马姆斯伯里的）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 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这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胆怯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始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尤其是若考虑到他们早先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仅一般而已？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 阿诺德·J．汤因比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 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 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 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 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 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 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 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 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 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 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 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 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 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 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约增长了50%
；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 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 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 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 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 .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汙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 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 1200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 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 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水道中间，但航向应朝着东北海岸，因为那里可以抛锚泊船。谨防船航行时过于靠近最近在东面发现的暗礁浅滩。驶入港口时，应保持船离大陆的两船头之距，因为那里水深 6至6.5寻。……
从帕拉莫萨可以到方位东、东东北 12哩处的阿克卡弗雷达的抛锚泊船处。船离陆地的距离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1.5哩。这一港湾的陆标是陡立于海边的光秃秃的高山和远处的岛屿。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清高度发达、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时，他们具有一叫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造一优势大约只是在他们开始海外扩张时才取得，因为中世纪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 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而且。它们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因此，他们对于攻入敌船这种传统的海战战术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补充。当时，陆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火炮非常笨重。无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说架置在船上、进行发射了。
在 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虽然更易操纵，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这些发展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装备自己的船，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梁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它们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 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五、新的经商技术
造船、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处理商业事务的新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颇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方济各会修道主兼数学家卢卡·佩西奥利在 1494年发表的《数学概论；几何学及比值比例》，是一部专论复式簿记的经典著作。佩西奥利在这部曾用作全欧洲的教科书的著作中，极力主张商人们应将每笔帐在借方与贷方均登记一次。这种簿记方法使欧洲商人任何时候都能确定商业经营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货币观念。
商业方面的另一重大发展是，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其起因：部分在于商业增加，部分在于矿产量上升，为铸造货币提供了更多的金银。佛罗伦萨城于 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纷纷仿效。具有标准的、可靠的价值的货币的出现，对商业极为有利。
这时，还出现了原始而重要的银行和信用票据。虽然支票、汇票和有限公司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那样，直到 17至19世纪间西北欧大举扩张时，才发展起来，但是，意大利人开始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为时要早得多。他们早在12世纪时，便已研制出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热那亚的圣乔治公会已担负起银行的职责，使帐单和票据流通。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将下述三个世纪里一些杰出的金融家族的财产（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数全及其位置方面的发展趋向：
1300年——佩鲁齐家族（佛罗伦萨）$ 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罗伦萨）＄ 15000000
1546年——富格尔家族（奥格斯堡）＄ 80000000
金融活动的惊人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基督教放弃中世纪时它对利息的强烈谴责和排斥。本来，在一个贸易．活动不多、投资牟利讥会相应少的社会里；对利息持嫌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纪后期，情况起了变化，随之，教义也有了改变。在早先数世纪里，教士们一直猛烈抨击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但是，到 1546年，法国的法学家查尔斯·杜穆林却在恳求承认“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他说：
……日常的商业实践表明，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使用之后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有助于说明，钱独自不会生钱：因为即使田地，假如没有钱财的花费、劳动和人的勤奋，也不会独自给出果实；钱，同样如此，即便钱是借来的，过一段时间后仍须归还，但在此期间，由于人的勤奋，它也会生出相当多的钱。……而且有时，钱借出后使债权人的所关与债务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对高利贷的一切憎恨、谴责和惩罚，应被理解为：仅适用于过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贷，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
最后，欧洲的扩张在最初的伊比利亚阶段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这些合股公司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合股性质限定了投资者的责任，使投资所起的作用与经营管理的职责相分离，同时，也使人们有可能动员大量资本以从事种种商业投机。任何想用少量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他们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们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不用进一步负责任。而且，各投资者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也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
六、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中世纪后期朝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欧的扩张。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当时，起作用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国家有时结成教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势力，即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程度的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同盟和联盟。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教皇帮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在两个多世纪里，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士征税者逐出教会。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他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 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治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 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 150呎，长370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呎、长120呎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 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布朗特，1634年
尽管西欧 15世纪时的推动力是由多种力量结合而成的，但是，这一推动力并非促使西欧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张的唯一因素。要充分了解这一扩张，还须考察欧洲即将侵入的世界。海外诸社会的状况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扩张主义的趋势和种种结果。本章和以后两章将论述这些海外社会 —— 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东亚的儒家世界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非欧亚世界。
在回想大约 1500年前后的世界时，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伦布、瓦斯科 · 达 · 伽马和麦哲伦。回顾起来，那时的西欧乃世界之富有生气、积极扩张的部分。当时，敢于从事性命相关的航海探险的不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欧人；是他们，驾着前程远大的浪潮 —— 最终将吞没整个世界的浪潮 —— 前进。
然而，如果当初火星上有一位观察者，在观察约 1500年前后的世界，那么，给他印象更深的将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在某些方面，穆斯林确实比欧洲基督徒更先进。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那种设想只有在作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米看1500年时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一、约 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当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之广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穆斯林于 7和8世纪在中东进行了最初的迅猛扩张后，又在1000至1500年间进行了另一时期的扩张。到末尾阶段，他们已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内地；因此，穆斯林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不仅 1500年左右，穆斯林世界是占地面积最为广阔的，而且那一时期以后，它还继续大力向外扩张。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陆上进行扩张。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不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闯入中欧，蹂躏匈牙利，并于1529年围攻哈普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地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信仰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诸 “ 原始 ” 民族中间传播。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象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然而，有部 15世纪的穆斯林编年史记载道，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 “ 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地道的穆斯林。他坚持走正义和公正的道路，而且不懈地作出种种努力，以致在他神圣的统治期间，蒙古人的大部分部落都成为穆斯林。他在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时所采用的严厉措施非常有名。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谁不戴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愿真主赐福酬报他。 ” 同样， 18世纪末叶考察尼日尔河的苏格兰人芒戈 · 帕克也叙述道，有位穆斯林酋长给他的异教徒邻居送去这样一封信： “ 如果达梅尔信奉穆罕默德的信仰，阿卜杜勒卡德将屈尊用这把刀给他剃头；如果达梅尔拒绝信奉，阿卜杜勒卡德将用另一把刀割断他的喉咙。何去何从，任你们选择。 ”
但是，比起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的温和的布道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常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商人到达异教徒村庄后，由于他一日数次按时祷告和跪拜，而且祷告跪拜时，似乎正在和某位隐身人交谈，所以总是很快就引起异教徒们的注意。他只要摆出一副在智力和道德上非常优越的样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此外，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为了孩子们而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他们学习《古兰径》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其中有些孩子甚至还进而去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求学，然后成为传教士，回到本国的异教徒居民中传经布道。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自它创立之时起，在争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远为成功。基督教目前在信徒数目上的优势仅始于欧洲海外扩张时，这一扩张为基督教打开了整个非欧亚世界。尤其在 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技术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物力中获得了巨大动力。然而，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是做到不被打败而已，因为它不只极好地顺应了当地人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站在外来白种主人一边的认识，还独特地适应了非洲的土著文化。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约 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 —— 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 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为什么它们会在这一特定阶段里崛起，现在并不完全清楚。火药的发明以及利用它造火器和火炮，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是发明、应用火药的先驱者，不过，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率先对这一发明作出种种改进的则是后来的欧洲人。各种新武器大大地帮助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君主政体的发展，因为此时封建贵族再也不能躲在石头建的城堡里公然反抗配备着火炮的王室军队，而且，这些新武器很昂贵，只有金库充裕的王室才购置得起。
火药和火器不仅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力量，也加强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力量。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获胜，主要因为他们是最先大规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开炮能手的穆斯林。在波斯，萨菲帝国杰出的统治者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国冒险家安东尼·谢利和罗伯特·谢利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队。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布尔干 1523年侵入印度时，也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榜样，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架连接起来，以粉碎骑兵的冲锋。
不过，火器决不是可以说明这三个穆斯林帝国何以会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领极有才干，当时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他们去征服各自的帝国，这两点与火器同样重要。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结合起来、使这三个穆斯林帝国得以崛起。
二、近代诸穆斯林帝国的崛起
奥斯曼帝国 建立这一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入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 8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当雇佣兵。10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往突厥人。这些新移民于1055年攻占穆斯林首都巴格达，从而建立了一个辉煌然而短暂的塞尔柱帝国。
这些塞尔柱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恢复活力。他们再一次将这片东起印度边界、西至地中海海岸、中间穿过波斯的广阔地区统一起来，并在圣地成功地击退了十字军的进攻；而最重要的是， 1071年，他们在决定性的曼齐卡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的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 —— 这条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庭达 1400年。这一胜利成为小亚细亚的历史转折点。大批突厥移民尾随着他们得胜的战士向北迁移，而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则接受了伊斯兰教，并突厥化。到13世纪，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有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庭人。
不过，塞尔住帝国后来也经历了与较早的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区相似的衰落。它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 13世纪后期，一伙伙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扶帝国的西北最边缘地带，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50哩。1299年，这伙人的首领，一个叫做奥斯曼的人，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开始，以这位原无名气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大帝国发展起来。
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剩余的拜占庭地区。较为原始的突徽部落民之所以能战胜历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宗教的重要影响。奥斯曼及其后继者的力量大部分来自源源而来的伊斯兰教勇士，他们不断地从中东各地前来与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敌人作战。而信基督教的农民因受到不法地主和教会官员的残酷剥削，也大为不满，他们接受这些土耳其人，甚至向土耳其人欢呼致贺，把他们当作将自己从无法忍受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救助者。
到 1340年，整个小亚细亚已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设置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恰好一个世纪后，他似成为包括君士坦丁堡这一堂皇的帝国首都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在那以后，他们又耀武扬威地闯过匈牙利平原，逼抵维也纳城下。
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土耳其人为数较少，如何能保持进攻的锐气、长驱直入欧洲的中心地区呢？回答是： 14世纪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已非常衰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去了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力动弹（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1338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战争结束于1453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全都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在巴尔干半岛与在小亚细亚一样，基督教农民的不满情绪已达到使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甚至不加抵抗的程度。
土耳其人如要侵入欧洲，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此时更有利的时机。到 1362年，他们已夺取阿德里安堡城，进而侵占了马其顿平原。1384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的领地所团团包围。1453年，这座经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穆斯林富国叙利亚和埃及。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他们于 1516年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年后，苏里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骤雨阵阵，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以后仍取得了一些不大的进展：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得克里特岛；在此后10年中，又占领了波兰的乌克兰。
奥斯曼帝国臻于鼎盛时，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地跨三大洲，拥有人口 5千万，而那时英国只有人口5百万。无怪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 “ 一团日益增长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紧紧抓住，并进一步燃烧下去。 ” 萨菲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穆斯林大帝国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前面提到过，波斯和小亚细亚一样。曾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亚细亚突厥化了，而波斯却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种族和文化。结局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波斯与从前曾为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之一部分的小亚细亚不同，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波斯没有象小亚细亚那样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躏，波斯社会也没有在人数较少的突厥行政官员和士兵的统治下发生根本的变化。
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从约公元 1000年维持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时。这些新来的蒙古统治者称为伊儿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约1300年前后，变为穆斯林。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当长久的破坏；但是，这一苦难到1500年伊儿汗王朝为萨菲王朝所取代时，也终止了。
萨菲王朝的君主们是数世纪里波斯最早的土著统治者；沙·伊斯梅尔一世是这一新王朝的缔造者。他在位 24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统一了整个波斯。他宣布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为国教，并无情地镇压敌对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两派之间的分歧早在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时就开始了。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最初的三任哈里发都不是穆罕默德的亲属；直到第四次选举时，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堂弟）阿里才当选为哈里发。什叶派坚持主张选举必须在天赋之权属于穆罕默德家族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只有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而逊尼派则相反，他们认为哈里发只是 “ 信仰者社会的首领 ” ；凡是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哈里发，他们都接受 —— 因此，他们承认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几位继任者。教义上的分歧也使这两派相对立。逊尼派将传统的《古兰经》教义和由该派学府中有名望的阿匐们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作为他们行使宗教权力的依据。而什叶派则予以拒斥，认为这样做就是提倡凡事都依赖穆罕默德以后几代人的互相矛盾、难免有错误的意见。对于《古兰经》上未阐明的问题，什叶派以独立的个人判断来代替传统。
这种教义上的争论对于当时的波斯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统一波斯、发展某种民族感情奠定了基础。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什叶派；这就将他们与基本上是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区别开来。实际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一系列战争，是由这简个相毗邻的强大王朝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竞争引起的，同样，也是由它们宗教上的分歧引起的。
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国王阿拔斯一世（ 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别的人以外，他还雇佣了两位英国冒险家谢利弟兄。当时有位作者描述了这一政策的结果：
这位颇有势力的波斯人 [阿披斯一世]学会了谢利弟兄的战略和战术。以前，他不知遣使用大炮；现在，他已拥有
500 门大炮和6000名滑膛枪手。 …… 因此，这位阿拔斯已从土耳其人那里夺得七个大行省，包括从杰尔宾特到巴格达之间的地区；现在，他仍瞪大着眼、张大着嘴、展开着双手，企图搜寻、吞咽和获取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波斯在萨菲王朝的统治下确已成为一大强国。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波斯，请求与波斯结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就是一个明证。实际上，那些年代里，这两个穆斯林国家在欧洲各国的外交上据有突出地位。例如，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曾与苏里曼一世合作，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开战；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又与波斯人合作，反对他们的这两个共同敌人，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这些关系在当时被谴责为“不虔诚”和“渎圣”；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已成为欧洲任何外交家都无法予以忽视的世界强国。莫卧儿帝国 正象萨菲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在波斯创建了一个 “ 民族 ” 王朝那样，莫卧儿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巴布尔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缔造了一个 “ 民族 ” 王朝 —— 这对在印度教占优势的地区中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泊穆斯林掀起，他们于 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队
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约公元 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开境内的根据地不断侵略印度之时。这些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使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最后结果是：在北印度，有许多穆斯林王国被建立，而在南印度，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种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们并未象小亚细亚的人那样伊斯兰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于，从北方下来的突厥人与印度原有的千百万人相比，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能填满的只是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种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要靠他们的印度教臣民来充当。确实，在某些地区，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兰教，尤其是一些低级种姓 —— 他们想通过这一新宗教摆脱剥削。然而，当 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随着莫卧儿人的到来而开始时，印度事实上仍是一个印度教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这些新来的人也是突厥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别名为‘跛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引人注目的巴布尔。巴布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在突厥斯坦的费尔干纳小公园，但他早年便将它丧失。以后，他曾占领帖木儿的华美异常的故都撒马尔罕，但又很快地失去。此后，他又进行了多次的冒险、征服和逃跑，直到他本人承认他对这种“象棋盘上的王在格子之间移来移去”的流浪生活已十分厌倦时为止。 1504年，意外的幸运突然降临，他率领300名衣衫槛褛的部下攻占了阿富汗的喀布尔。从那里，巴布尔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南面的印度肥沃平原。大约20年后，胜利来了：他在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操纵的火绳点火滑膛枪和火炮的支援下，竟奇迹般地以12，000人的小部队打败了印度的10万大军。他乘胜占领德里，作为他的新首都。四年后，巴布尔去世，但他的儿子们继续走他的道路，帝国迅速发展。在巴布尔的孙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莫卧儿王朝最杰出的皇帝。他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达纳和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几个小国，使帝国领土大为扩展。当时，莫卧儿人的统治已从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扩大到德干高原，后来，在奥期则布（ 1658 — 1707年在位）的统治下，更进一步扩大 —— 几乎扩大到半岛南端。除了赫赫战绩外，贝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极为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未受过教育，但多思好问、智力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火力更大的枪炮的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爱好音乐，是打马球的好手，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 —— 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
阿克巴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尤其浓厚，他不断地寻找一种能满足他个人及其臣民的需要的教义。最初，他的思考局限在伊斯兰纸范围内；但 1575年，33岁时，他修建了一座礼拜堂，在那里，他与各种宗教的学者讨论神学。阿克巴被印度教徒、印度袄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讲解的教义强烈地吸引住了。耆那教徒使他不食肉、禁止杀害动物。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使他派人将《福音书》译成波斯文、使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圣母玛利亚大像章和参加集体圣礼。此时，耶稣会会士认为阿克巴可能会皈依他们的宗教，但最终他却创立了良己的一种全新的宗教 “ 丁一伊拉赫教 ” ，即 “ 神圣宗教 ” 。其主要特点是：含糊的一神论；阿克巴为神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是教义的唯一解释者。这一新家教的教义是折衷主义的，它揉合了许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
阿克巴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想提供一种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联合起来、能锤炼出一个新印度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无论“神圣宗教”多么满足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它对国家没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过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众，甚至在宫廷，也没有多少皈依者。但是，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在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获得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让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看作是敌国。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开始出现。
不过，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莫卧儿帝国与无疑是穆斯林的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大不相同，其上层建筑是穆斯林的，而基础则是印度教的。统治国家的王朝和宫廷是穆斯林的，一般的艺术和高级文化大多受到波斯模式的影响，波斯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在这莫卧儿统治机构和居支配地位的波斯文化的底下，流着一股强大的印度教的潜流。大部分人依然忠于与严格地信仰一神的伊斯兰教极其不同的、刚开始发展的、信仰多神的印度教。乡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与统治集团的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外国人所知道。有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说，“ 1700年时，莫卧儿帝国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印度人的，就象19世纪时，满族帝国在居住中国的外国观察者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样。 ”
三、穆斯林帝国的辉煌
军事力量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 1525年12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1526年作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兰西斯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和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 —— 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军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似乎有悖常理。反过来，波斯人通过与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对他们共同的土耳其敌人，也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波斯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奥斯曼帝国无法以全部力量攻击欧洲；这一做法颇同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对付德国的手段。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穆斯林帝国来说，并不存在。穆斯林军队可获得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象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的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纵。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较 1914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 · 吉斯莱恩 · 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 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行事谨慎。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纪律无人注重、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们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拿不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 16世纪时，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里曼、阿拨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例如，在波斯，有位英国旅行者说， “ 这位国王 [阿投斯]登基后，彻底制服了这一国家；一个人只要手执棍棒，无须携带其他武器，便可安然无恙地在这一国家旅行。 …… 同样，在印度，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晋升，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从国外来的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之类的弊病，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诸国。税收工作由一位有资格直接觐见皇帝的大臣掌管。税务部门不受各省总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负责估定和征收土地的收益，也负责征收关税和营业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官吏们有权在新开垦荒地的地区减少赋税。
由于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同样证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考虑每件事，并仔细调查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这一制度保证了各种职位仅仅分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间，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懒惰或租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阶梯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思想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着的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公共事业中得到晋升的唯一的关键所在。
经济的发展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穆斯林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为了远远地抵达传说中的印度和香料群岛，愿意面对任何艰难或危险。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经济单位。它范围广阔，气候多样，这就保证它实际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匈牙利、瓦拉几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肥沃平原生产了充裕的粮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其他古老城市的熟练工匠制造出大量手工业产品。帝国还拥有巨大的木材资源和重要的矿藏，尤其是铁、铜和铅。奥斯曼帝国辽阔的边地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货物都可以在那里畅通无阻地买进卖出。帝国地处陆、海会合处。这一战略位置也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
帝国的繁荣也在国库里留有大量的剩余物资上反映出来． 1526至1550年间，苏里曼的岁入总数约达600万个达卡银币；他的岁出总数约达450万个达卡银币。当时，帝国繁荣的另一迹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他们只须缴纳小额的人头税和约占农产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税；至于封建领地上的佃户，还须为封建领主尽少量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沉重。当时的旅行者常评论说，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负担的税不太重，他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地比邻近的基督教国家的农民要好些。实际上，马丁 · 路德也曾说过， “ 一个人在德意志地区会发现，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宁可隶属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愿受皇帝和诸侯们的统治。 ”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细纹棉织品；这种绵织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印度，还充当从香料群岛向西运送的货物的集散地，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正是印度，从罗马帝国早期起，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这一事实是那一时期里注重金银的欧洲人极难以忘怀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货币，同样地运走了商品；而这些货币到了印度就给埋藏起来，不再外流。”确实，当欧洲人能直接看到印度农村时，他们不免会注意到实际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农民群众的悲惨境况。但是，那时的印象不如今日那么深刻，因为当时，欧洲的农民也过着接近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有关莫卧儿统治者极其慷慨以及朝臣和最高行政官员财产惊人的传说更富有吸引力。这些传说是正确的；后来，当英国人从衰落的莫卧儿人那里夺得对印度的控制时，证实了这一点。罗伯特·克莱夫在到达印度后的几年里，曾写信告诉父亲，他得到的财富使我能在祖国过上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生活。…我已给姐妹们每人汇去 2000英镑，并将在适当时候照顾弟兄们。我想劝拉斯姐妹尽快结婚，她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你没有必要再当律师。 …… 你现在可以吩咐教区长作好修缮旧斯泰克 “ 克莱夫一家在什罗郡的住宅；过去，他们因贫困而被迫离弃了它 ” 的一切准备工作。 …… 如果我能进入议会，我会非常高兴的。 ……
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与穆斯林帝国的财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香料贸易尤其重要；香料一词在当时包括各种各样的东方物产：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妇女们极为欣赏的树胶脂格篷香胶；龙诞香、樟脑、苦艾和象牙；诸如锡兰肉桂、肉豆蔲干皮、肉豆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道得很少的世界里，是极受欢迎的。好几个世纪里，香料与其他许多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由人们沿着南、北部的商人路线来回运送；南部的路线是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沿着印度洋、再上溯波斯湾或红海而抵达叙利亚和埃及诸港口，北部的路线是从远东穿过中亚而进抵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诸港口。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 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顺海路运往各地。
这一贸易大大促成了穆斯杯世界的繁荣。它不仅以关税形式提供了政府税收，而且还为与贸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成千上万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者和码头工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印度商品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按成本涨价 20成以上；这事实可说明牟利程度。开罗从这一贸易中获取了厚利；15世纪的旅人在描述开罗时说，其规模有巴黎的三倍之大，人口有五倍之多，城内设有街道照明系统、一所很大的公共医院和几家孤儿院，此外，还有学校、学院、庄严的清真寺、豪华的宫殿和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葡萄牙人于 1498年闯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这一可获厚利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优良或者经商技术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境况窘迫，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涌来的大批金银才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
宗教信仰自由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于宗教狂热。但 16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热很可能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这是个宗教战争不息的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残杀，而且两者都不断地迫害、劫掠犹太教徒。确实，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宽容或残酷的迫害。然而，事实依旧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从属地位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欧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无可怀疑的。
这一点可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运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他们在那里遭到残忍的蹂躏，不得不逃走。但是，人们不十分清楚，大批犹太难民逃到奥斯曼帝国后，却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宽容。犹太移民常是些身怀技艺、颇有办法的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新祖国作出了大量贡献。实际上，有位奥斯曼苏丹曾说过，他无法理解西班牙国王为何会愚蠢地准许如此宝贵的臣民离开自己的王国。“这位斐迪南，怎么能说是‘英明的’——他让自己的国家贫困，以便使我的国家富裕。”下面这段话也值得注意，它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于 1717年写的，描述了犹太教徒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况：
我注意到，绝大部分有钱商人都是犹太教徒。在这国家，犹太教徒势力惊人。他们享有所有蒙昧的土耳其人所享受不到的许多特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团体，由他们自己的法律管辖；他们控制了帝国的全部贸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有着牢固的联盟，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人生性懒散、不够勤奋，而他们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每个帕夏手下都有犹太教徒，他是柏夏的管家，参与帕夏的所有机密，经管帕夏的一切事务。不管是订立契约、接受贿赂，还是转让商品，都要经过犹太教徒之手。他们是达官贵人的医生、管家和译员。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非穆斯林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徒一样，可以自行按自己的愿望做礼拜，受到的限制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是圣经的臣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奉有一部暴典——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是不够完全，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颇为宽容，允许他们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价的情况下奉行其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也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恰当规定。它是一部宗教法典，也是一部民法典。因之，伊斯兰教在宽容非穆斯林的宗教时，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政策是通过准许非穆斯林臣民组织成米勒特即拥有自己的教会首领、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得到落实。各宗教团体都有各自独立的米勒特：希腊东正教的、由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创立的亚美尼亚教会成员的、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以及新教徒的米勒特。这样，土耳其人便使他们的非穆斯林臣民能比较自在地管理自己。
诚然，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享受不到完全的宗教平等。他们不得骑马或携带武器，必须穿独特的服装以和真正的信仰者区别开来。他们的住宅不能高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可以修缮自己的教堂或敲钟，除非经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很难得到。他们必须缴纳额外的人头税，这种税在印度已为阿克巴所免除。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公平待遇，不遵奉国教者在苏里曼统治下的境况比在查理五世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境况要好些。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的宗教，可以去自己的教堂或犹太教堂做礼拜，可以有自己的牧师；他们只要接受苏丹的统治，便可在管理自己社团的事务时很少受到土耳其官吏的干涉。
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岛屿上的希腊人，比较起来也都更喜欢早先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让他们的公社享有自治权，并给他们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则使他们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并让天主教神父不断地劝诱他们改变宗教信仰。 1710年，法国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腊西海岸的莫顿登陆时，发现市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即大约11年前赶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极其仇视。当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说， ” 他们的神父到我们跟前来攻击我们的宗教，还老纠缠着要我们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事，土耳其人可从来没想到去做。正相反，他们给了我们本想要的全部自由 ……” 文化成就
穆斯林世界在文化上和在宗教政策方面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 16世纪时，诸穆斯林帝国的文化已很丰富、复杂、多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在中东和南亚曾繁荣一时的诸伟大文明 —— 拜占庭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诸穆斯林国家地处中心地区，从来自外界 —— 欧洲和中国 —— 的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中获益匪浅，促使它们的文化虽然也许不象古希腊或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那样生气勃勃、富有独创性，但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时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因地而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附近地区的影响。今天，耸立在开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清真寺礼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礼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轮廓优美，而后者则呈方形、较厚实。在印度，莫卧儿人将波斯和印度建筑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采用球形穹窿顶（即将其穹隅的顶点支在细长住上的圆屋顶）和高耸的拱门。可代表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出纪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丽壮观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宫殿；还有沙 .贾汗在德里所建的、内庭设有著名的孔雀宝座的宫殿以及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为著名的泰吉 · 玛哈尔陵。
这一时期的波斯建筑具有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特点：将色彩鲜明的建筑物造在有着池塘溪流、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里。萨菲王朝的君主的许多宫殿都建在这样的大花园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也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世界闻名的锡南帕夏的了不起的一生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最初是一名打仗时负责架桥筑渡口的军事营造官，不久，受帝国统治者和高官显贵们的委托，专门从事建造清真寺和宫殿。在他长达 90年的一生中，他工作起来总是干劲十足、成绩卓著，所以，他赢得了 “ 土耳其的米开朗琪罗 ” 这一国际声誉。帝国各地，从波斯尼亚到麦伽，他都留下了显露自己才华的标记。到 1679年去世前，他至少建造了343座建筑物，其中包括81座清真寺、55所学校、50座小教堂、34座宫殿和33所公共浴室。他有两个弟子还是印度泰吉 · 玛哈尔陵的设计者。
历史和传记类著作在穆斯林国家也很流行。埃及人在编纂将过去的知识分类编排的百科全书性著作方面，尤为积极。社会科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要数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他在自己的大部头杰作《通史导论》一书中，试图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论述，概括地提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由于他研究了伊斯兰教帝国的盛衰，所以他能对所有帝国的兴亡作出概括。他特别强调了诸如民族的团结精神、奢侈淫逸的腐败影响以及缺乏过危险生活的机会之类的因素。赫勒敦思考的范围之广泛，使人不免会联想起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 reed和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 “ 圆脸 ” 、 “ 丝柏状身材 ” 和 “ 鲜红鱼嘴唇 ” 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 “ 夜莺 ” 给提到了， “ 玫瑰花 ” 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除这些主要的文化活动领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绘细密画、编织地毯和纺织品、烧制瓷器、鞣制皮革和制作珠宝饰物等方面。
四、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突然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落后。
一个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 1566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里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然而，他的腐化堕落还不如他以后的许多可耻的继任者那么严重。这一时期，有位奥斯曼帝国的朝臣曾写道，易卜拉欣一世于1649年成为苏丹后，便“落入后宫的亲信和同伴、侏儒、哑巴、宦官及女人们的手中……他们一道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这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波斯；在波斯，阿拔斯的继承人于1629年登上王位后，也受制于后宫的影响。
在印度，帝国的衰落始于奥朗则布（ 1659-1707年在位）执政时。奥朗则布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出色的行政官和一位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缺点：不能容忍其印度教臣民，尤其是在他漫长统治的后半阶段。他将阿克巴制定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视作恰恰是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否定。1669年，他下令“废除异教徒的所有庙宇和学校。”10年后，他又向印度教徒重行征收一世纪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头税。奥朗则布还尽可能完全地把印度教徒赶出军队和官僚机构。这种种歧视手段自然引起广大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抗。战争爆发了，并延续到固执的奥朗则布91岁去世时。奥朗则布把印度留在紧张、虚竭的状态中，而他的后继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家伙，根本无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曾产生过杰出的巴布尔、阿克巴和同样杰出然而误入歧途的奥朗则布的王朝，此时又出现了“无头脑者”巴哈都尔沙和“快活人”即“贪图享乐者”穆罕默德沙。所以，18世纪，随着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进犯以及欧洲人窃据沿海立足点，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这种王朝的腐败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尤为严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本人之手。土耳其谚语道：“鱼烂头先臭。”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国家遭摧毁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王室都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对于穆斯杯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较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的动力。它未经历过前章所提到的、这些世纪中正在使欧洲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变化。
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农业、工业、金融方法或商业组织，均末发生根本变化。如果 17、18世纪中，有位旅行者进入穆斯林国家，那他一定会看到早500年时十字军战士已目睹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事实上，17世纪末，有位英国人确访问过君士坦丁堡；他对那里的萧条和衰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
在君士坦丁堡，假如哪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需要合身的衣服，需要布置房间用的家具，需要可供学习、消遣的书籍或地图，需要纸、笔、墨水、餐具、鞋、帽子，总之，需要那些几乎在世界各城市都可找到的物品，那么，他将会发现，除了一些质量极为低劣、叫人都弄不清可派什么用场的物品外，几乎啥也没有。摆出来待售的少数商品；要么是英国的、不适宜其他任何市场的出口货，要么更糟，是德意志和荷兰仿效英国造的仿制品。……假如哪位外国人丢逛集市，他能见到的只不过是拖鞋、用烂皮革制的粗陋的长筒靴、粗劣的棉布、烟斗、烟草、咖啡、餐馆、药材、花卉、旧手枪、短剑以及世上最差的制成品。……如果从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如果细察其内部，它的惨状和缺陷教人触目惊心，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贫困的都城。
以上引文的作者即那位旅行者，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还下了这样一句评语：“要是隶属英明的政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说不定会得到地球上所有商国的财富。”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与穆斯林帝国政府的腐败密切相关，是无可置疑的。正如巴斯比卡所说的，只要统治者精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绪起来，诈欺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人管束得了，扼制了私营企业和对个人富有激发力的因素。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为肆意搜刮者的攻击对象。因此，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而不公开进行投资，以扩大自己的买卖。这一点已一再明确地为外国观察者所证实。例如： 17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呆了几年，他写道：
农民、工匠或商人受了伤害，却找不到一个能倾听自己诉苦的对象；象法国那种能制止残忍的压迫者“总督、封建主和税吏”胡作非为的杰出的君主、议会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能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暴君手执权柄。老在伺机攫取任何人辛勤劳动的果实。假如有谁得到财产……他的生活决不会过得比以前舒适，他也决不可摆出付生活优裕自在的样子，相反，他须琢磨装穷的办法：衣着、住所和家具得依然简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终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饮食之乐。同时，他的金银钱财还须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农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暴君也许明天就会来，用贪婪的手夺去我所拥有并看重的一切，连能使我的悲惨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东西……也不留下，我干吗要为一个暴君卖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实，足以说明亚洲国家迅速衰落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政体，在印度斯坦，大多数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质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镇，只要不是已经毁灭和遭到遗弃的。都具有行将衰微的明显标志。
得出这些结论的，并不只是外国观察者。有位叫约翰·普里戈斯的希腊商人，离开受土耳其人统治的祖国后，在阿姆斯特丹发了队在那座城市里，人们能够平安、公平地做商业买卖；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过一番很能说明情况的抱怨的话：
但是、在土耳其人统治下，谁也无法生活。土耳其人不讲秩序，也不讲公道。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让它增加 10倍，结果，他们去劫掠其他人，让其他人受穷，他们不明白，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他们是完全不讲公道的，而且，他们什么都创造不了，只会搞破坏。愿上帝把他们毁了，使希腊能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能占上风，使政府能象左欧洲那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沙漠滩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是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 1500年时便已达到这一境地。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立时，还得到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理解的；在18世纪，则是荒唐的、自取灭亡的。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不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他们自己那时什么也没做，也不打算将来做些什么。
这种无知和唯我独尊不能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据传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将伊斯兰教与思想发展的停滞相提并论。所以，穆斯林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该到伊斯兰教的信条中去找，而应用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奄奄一息的状况来解释。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已没落到它只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的程度。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而这种研究颇为肤浅，只是以琐细无意义的分析为主要方法。
关于这一点，伯尼埃的观察报告和绘论特别有价值。伯尼埃曾受业于法国著名科学家皮尔·伽桑狄，是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后来， 1656至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东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认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毫无成效，一方面是因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极其缺乏从事实验性的、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或愿望。他写道：
普遍、极度的无知是我所努力描绘的那种社会状态的必然结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适当地捐赠基金，难道就能创办起专科学校和学院？我们上哪儿去找创办人？或者，就开院校建立了，上哪儿去聘学者？其财力足以资助子女上学的人又在哪儿？或者，就算有这样的人，谁又敢于露出如此明白的证据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这些异教徒“印度教徒”对于解剖学一窍不通，并不出人意外。他们从未切开过人或牲畜的躯体。我们家里的那些人每当我剖开一头活的山羊或绵羊，以便解释……血液循环时，总要大为惊异，恐怖地逃走。……不过，尽管他们也承认自己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却断言，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仿佛他们已仔细计算过一样。
关于地理学，他们同样全然无知。他们认为：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它由七块美丽、完善和居民各各不同的独特聚居地组成，每块聚居地都为自己特有的大海所围绕；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最后，这整个世界靠许多大象用头支撑，大象偶尔一动，便是地震的起因。
可说明穆斯林帝国何以衰落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穆斯林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是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帝国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诚然，这些帝国确也包括了某些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埃及，作为南亚和欧洲之间交换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一个贸易中心，在当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莫卧儿帝国疆域内、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屡屡派遣船队来抵东南亚、西达中东，在当时也已为时很久。埃及于 1517年为土耳其人所征服，古吉拉特则于
1572年为莫卧儿人所征服。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不感兴趣，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上所有的战略位置时，他们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土耳其人确曾派出几支远征队顺红海而下，但是，这些远征队与他们派往波斯和中欧的陆上远征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在葡萄牙私商夺取对印度洋商船航线的控制时，也未有效地帮助他们的古吉拉特邦臣民进行抵制。
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在不遭受以往一向控制欧、亚之间大部分贸易的穆斯林的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商船航线的主人。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后面论述儒家世界。那里的情况尽管与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样的一般性力量在起作用；较西方而言，同样地处于衰落阶段。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 1764年
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为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 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 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
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0万至2000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 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 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 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据传说，孔子（公元前 551-
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 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学者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学生。孔子为了寻访到一位愿意实践他的政治原则并委他以与其才干相符的职位的统治者，曾带着弟子们周游中国。寻访落空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开办私学，直到去世。孔子作为一名他所爱好的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完全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附带而为的教师，他取得了永垂史册、只是姗姗来迟的成功。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 20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 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也许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车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二、皇朝的循环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第一个皇朝为商朝（公元前 1523一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而且，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之后的是周朝（公元前 1028-前221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成为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 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即 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这一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那时，中国丝绸极受罗马富有阶级欢迎；出色的中国釉陶已闻名国外，被称为“China”；中国的纸和印刷术开始慢慢传向西方。
汉帝国同罗马帝国一样，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溃。但是，在西方，罗马陷落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长达数世纪，直到一个类型根本不同的社会出现时。公元 1000年的欧洲与罗马时代的欧洲极其不同;此时，各种入侵终于逐渐停止。这新欧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罗马的成分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拥有一个新宗教、若干新的种族血统、新的口耳尔曼系语言和拉丁系语言，以及在帝国废墟上兴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国。在中国，情况相反。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继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如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 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那以前，游牧民也时常入侵中国，但只能偶尔控制个别地区。而那时，一支蛮人的入侵队伍却首次成功地征服、统治了整个中国。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他们起用外国人参与行政管理，推崇趋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学说，并普遍地剥削国民。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消灭。
中国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 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他们尊重并利用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创设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实际上能在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任职。因而，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从 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三、中国和纳贡制度
明朝时，中国人决定停止规模惊人的远航探险（见第二章第七节）；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帝国乃农业国，所以，明朝人和满人如同莫卧儿人，对从事海外事业有可能获利这一点，并不感兴趣，遂将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 10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四、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起来。那时以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相互影响，时有时无，通常是间接的。最早的相互影响，是与罗马的丝绸贸易。这一贸易由中东的商人进行。它曾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给果，由于中国人对进口罗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物不感兴趣，罗马的金银只好不断外流，使其经济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实质上是 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唐宋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南方沿海和长江下游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业团体。其中，有些外国商业家族侨居中国相继五代之久。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还成为学者，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中国官僚机构；他们完全中国化了。
蒙古人时期，中国与西面国家的相互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整个大陆， 124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安全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旅行第一次成为可能。当时，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向东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师，他们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则如同波罗一家，是商人，他们为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商机会所吸引。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再一次封锁了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于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见第二章第七节）。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团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挑战。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于 1604和1637年抵达广州。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以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海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在赢得对亚洲海上贸易的控制时，中国统治集团正在积极地反对海外事业。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中国移民已慢慢迁徙到东南亚。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可能从来没有象中国人那么多。 1603年，也就是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时，那里的中国居民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
1000。因此，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正在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1603年那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这种大屠杀。是他们及其在东南亚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时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当时附近大陆福建省的一名官员却对此持宽恕态度，并谴责所有华侨都是愧对祖坟的逆子，不值得陛下关心。同样，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和定居。5年后，另一道敕令准许已出国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用担心受惩罚；1729年，又一道敕令规定了华侨回国的日期，逾期则不得退回。这同西方国家是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并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作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 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的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同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交换（见第八章第四节）。
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已认识到，在一个象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因此，他们专在结交、说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 1582年，利玛窦经许可定居广州，20年后移居北京；居留期间，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给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终于敢起来辩论宗教问题时，他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较后的耶稣会神父继续实行这种做法；他们担任技术专家、导师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为对明朝皇帝和满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稣会神父帮助中国人铸造了他们的第一门大炮和议定了他们与俄国的第一份条约。这些做法并没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的确赢得了对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的尊重；到18世纪，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已有30多万。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这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颇为不幸的。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权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仪式，与基督教不相容。 1745年，罗马教皇最后判耶稣会败诉；这时，中国皇帝早已因这种长期的争吵和偶尔来其朝廷的教皇使节的傲慢无礼而心怀敌意，所以，进行了报复，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传教活动。从那时起，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
耶稣会这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后结果已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这时期的一位欧洲旅行者称中国人为 Di
nostra qualita——“具有我们优点的人”。中国人大概根本没想到过要回敬别人的这种称赞。
罗马教皇作出裁决后的那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之间无任何思想交流。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仅有些例外地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五、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与欧亚其他地区相隔离。很少有旅人抵达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许多猜测和神话。如马可·波罗，尽管他游历颇广，且有甚多的官方关系，然提及日本时，却只能重复少数谣传。他写道：“日本这一大岛上的人们，属白种人，业已开化，且长得漂亮；是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较之中国，日本在 16世纪欧洲人首次来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一个边缘文明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同中国人一样，反抗这些“横蛮无礼的蛮人”，并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相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宽 115哩，而英吉利海峡仅宽21哩。所以，日本人到近代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近到日本人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他们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事实上，日本人对他们从国外输入的东西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和警觉性。他们虽然被普遍地看作是个借用者民族，但由于它与世隔绝，比起其他任何人口和发展水平大体相似的民族，已独立地发展起一种其更大部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日本岛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种的虾夷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 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的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携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此外，以天皇的名义，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户。新的自耕农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纳田赋和为国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后者常包括服兵役。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远非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当然首脑。强大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最终导致世袭贵族垮台的中国式管理施行某些调整。虽然任命官员大概同中国一样，是在举行考试、任人唯贤的基础上进行，但实际上，旧贵族成功地获取了重要地位和权力。同样，他们还保留了许多大地产；这些大地产通常是免税的，成为政府行政体制以外的庄园。这一时期里，藤原家族彻底实现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向天皇提供配偶，担任高级行政、军事职务，把持朝政，成为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过着淫靡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为国家大事所扰，也不接触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价。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皇位后继有人，传之无穷。这种两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来的格局持续到 19世纪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方面，同样是对中国的模式加以更改。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他们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变，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天皇宫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的中心。 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其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对宫廷生活作了可喜的描绘，不过，这部小说也展现了一个愈益骄奢淫逸、几乎完全耽于美妙享受和声色肉欲的社会。这种腐化堕落在后一世纪中更为严重，促成了新的封建制时代的到来；在封建制时代，政治权力从天皇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
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过于喜欢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只要免税达一刺激性因素依然存在，他们便乐于耕种新的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免除赋税，得到保护，可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 20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土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给果，对虾夷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到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意上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到 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有一段时间，藤原氏通过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尚能保持势力均衡。最后，大封建主源赖朝起兵获胜。1192年，他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幕府首领，赖朝是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负责国家的内外防御。他在镰仓扎下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统制全国，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在赖朝幕府时期，蒙古人曾分别于1274和1281年两次试国侵入日本。蒙古人两次登陆时，均遭到日本人的奋力抵抗，并为随后的大风暴所击溃，团为大风暴给了远征军以毁灭性的破坏。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得救是由于神灵的干预，故称这些大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天皇朝廷的密谋以及武士阶层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赖朝幕府覆灭。其时，足利家族获得幕府将军称号，不过，他们的权力从未远远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余地区，地方封建主们在竭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出现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称为“大名”。16世纪初，大名有数百之多，个个都在试图获得对整个日本的霸权。将近这一世纪末，织田信长（1532－1582年）经过对相竞争的大名和独立的佛教团体的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继承织田的是其最能干的部下大将丰臣秀吉（ 1536－1598年）。丰臣原为农夫的儿子，步兵出身；是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仅统一全国，还分别于1592和1597年两次派远征军入侵大陆，旨在征服中国。1598年，丰臣去世，使第二次远征撤兵告退。经过短期争斗，德川家康继承丰臣，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
七、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形胜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幕府大本营先建在江户，后设于东京。大名须定期到大本营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领地时，要留下妻、子，作为人质。德川幕府还限制大名修筑城堡，对每个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数目，也加以限制。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 1
1/4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地主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 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 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 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 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 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来说，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由这些事件 [欧洲扩张]产生的所有商业利益已沉没。失却在它们所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尊敬和钦佩。这些西方人仅在海战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发现，中东、南亚和东亚诸民族实际上至少能与他们相匹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逝去三个世纪后欧洲人才能对印度和中国稍加控制。
然而，在非欧亚大陆世界，情势完全不同。那时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诸民族在政治组织、经济发展和军事战斗力方面，均未达到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水平。因而，它们都较早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只是程度上殊为不同。本章论述西方入侵时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形势和盛行的制度，着重说明为何 19世纪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除沿海地区外，仍是不可渗入的，为何南北美洲较易于侵入，为何澳大利亚从一开始起便门户敞开。
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地理环境
就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下称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关系而言，非洲呈现了一幅似乎有悖常理的古怪图景。非洲完全不同于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一直与欧亚大陆保持着持续的、只是有时颇微弱的联系。然而，欧洲人对非洲的侵入却比对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侵入要缓慢得多。在其他新发现的大陆被开发和殖民后，非洲依然为“黑暗大陆”达数世纪之久。到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有沿海边缘地带和内地少数孤立地区为外人所知。甚至到1900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内地未被勘探。直到比较近代时，制图员在绘制这黑暗大陆的地图时，仍大量地依靠自己的想象。正如迪安·斯威夫特所描绘的：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们
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
因此，对于不适于居住的丘原，
便填上大象以代替城镇的缺乏。
尽管东半球的非洲和欧洲相邻近，而且，自最古代起便保持着联系，然而，非洲却奇妙地不为欧洲力量所渗透；其原因何在呢？从某些地理因素的作用中，可找到部分而非全部的回答。一个因素是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许多热带疾病；这些疾病特别流行于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并非整个非洲均有害身体健康：没非洲大陆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缘区的是小而重要的地中海气候区和亚热带气候区；今天，大多数欧洲移民就居住在那里。但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有着不适于居住的气候，而这些地区却是欧洲人通常首先遇到的。一位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评论说：
非洲是真正的魔王——自然界的反对人类兴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在这里，众蝇之王别西卜集结起由昆虫、扁虱和线虫组成的一支支蠕虫状的、禽兽似的军队。它们……将一些微生物传送到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皮肤、血管、肠和脊髓中去；这些微生物引起了种种致命的、毀形的或招致衰弱的疾病。
非洲大陆也是极难进入的。一个原因在于，海岸线未被大小海湾或内海所破损；虽然非洲面积为欧洲的三倍，其海岸线却比欧洲的还短。缺乏象地中海、波罗的海或黑海那样的内海，意味着非洲内地不向外界开放。非洲的这种难以进入，由于北部令人生畏的障碍——撒哈拉大沙漠和尼罗河大沼泽地而得到进一步增强。沿东、西海岸的长达千哩的沙提也是有效的屏障。即使这些屏障被穿越，还存在别的阻碍，即内地高原的大河沿一道道悬崖朝低洼的沿海地带飞流直泻时形成的许多急流和瀑布。
而且，非洲内地还缺乏可与美洲大陆的金银或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相媲美的、易到手的财源；这，也令早期欧洲人沮丧泄气。后面（第六章第一节）将看到，葡萄牙人率先从事欧洲海外探险，是为了开辟非洲内地的黄金和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可获厚利，以往一向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着。但是，在葡萄牙人找到绕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香料群岛的航线和西班牙人偶然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宝藏之后，非洲贸易似乎微不足道。欧洲人为了获得美洲种植园所需的奴隶，继续保持着非洲西海岸的据点。不过，这些沿海据点已足够欧洲人用来实现其目的，因此，直到 1788年非洲协会于伦敦建立时，他们才开始为侵入内地作出认真的努力。
然而，地理环境并非阻碍欧洲人侵入的唯一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总的发展水平非常高，足以有效地抵挡欧洲人的侵入达数世纪之久。在探讨黑人的文化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黑人的种族成分。
种族与人们时常设想的相反，非洲诸民族决非起于同一种族。撒哈拉沙漠以南，可发现各种种族，并存在于整个历史上。不过，它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故权威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目前，最少遭到异议的种族划分承认，有四大种族：（ 1）布须曼人，操科伊桑诸语言；（2）俾格米人，由于他们采用后来的征服者的语言，其原先的语言至今不知；（3）黑人，操尼日尔-刚果诸语言；（4）高加索人，亦称为嘎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操亚非语系诸语言。这四大种族似乎发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由此，布须曼人向南迁至非洲南部，俾格米人向西移入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至西非、向西北迁至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向西北移入埃及和北非、向东北移入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要再次强调，这些种类和迁徙并没有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将当前的认识，即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如果有谁站在苏伊士，面朝南和西带方向，那么，他念往前走，见到的人往往皮肤愈黑。即使下这一判断，也得将布须曼人排除在外。……其实，就经验而论：埃及人大体上是地中海的高加索人；倘有谁朝南和西南方向走去，会见到一个逐渐的变化；沿几内亚海岸或在刚果森林里，是黑人的陈规旧习居支配地位。然而，在地图上，并不能因此划一条无可争辩的“线”，即（用统计学以外的方法）区分部落，声称一个部落确为高加索人的，另一部落确为黑人的。即便在黑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也会发现白皮肤、绿眼睛的人。……
文化 非洲诸文化是非洲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相互影响就其程度而言，远远大于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与外界所可能有的相互影响。以农业为例，农业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由那里传播到了苏丹。苏丹是一片开阔的大草原，位于撒哈拉南侧和热带雨林北缘之间，东起埃塞俄比亚高地，西至大西洋海岸。应该指出，有些权威认为，这地区的农业是沿尼日尔河上游独自发生的。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事实依然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得到栽培的植物，绝大多数是从外界引进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由尼罗河传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由东南亚传进的香蕉、甘蔗，亚洲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通过葡萄牙人和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利马豆、莱豆、南瓜和西红柿。
对非洲来说，冶铁术的采用与农业的引进一样，是根本性的。冶铁术的确从外界传入，最可能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迦太基，冶铁术可能从这里由经常来访的商人传播开来；当时，商人仍能骑马穿越面积很小但正在扩大的撒哈拉沙漠。其后不久，马不再能活着走完沙漠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另一发源地是地处尼罗河上游区、以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为都的库施王国。库施人主要为黑人，他们向亚述人学来了冶铁术，并能很好地加以应用，因为他们国家不同于埃及，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就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如今，在都城遗址周围尚可见到的一座座小山似的矿渣堆亦表明，麦罗埃曾充当过中非的匹兹堡。库施人大概是用铁和文明的其他产物来交换传统的非洲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生存了一千多年后，于公元 3至4世纪衰落，不过在这之前，冶铁术已远远地传播到南面和西面。
农业和冶铁术的传播对非洲有深远影响。由于新的粮食作物和铁制工具使农业得以扩展到雨林区，人口获得惊人增长。此外，非洲的种族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也对非洲有重大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受到外界影响的苏丹的黑人和高加索人，而非外界进不去的雨林区和南部地区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此，也正是前者，能大大地增长人口，能凭借铁制工具和武器，牺牲布须曼 -俾格米人的利益而向南椎进。
就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班图人来说，这种扩张主义表现得特别显著。班图人从其原先的中心地即喀麦隆高地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那里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由此，一部分班图人向东南推进，于公元 600至900年抵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继续向南牺牲布须曼人的利益，穿越大草原；布须曼人遭到了与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在这期间，其他班图人则沿着大西洋海岸直接向南驱进，最终与一个新的种族霍屯督人相遇。现认为，霍屯督人只是较早学会畜牧的布须曼人，因改善了饮食，故身材比其他布须曼人高大，别的方面则仍与后者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到来时黑人已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种族集团，而早一千年时他们却与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一起相当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从根本上影响非洲发展的，不仅是农业和铁的引进，还有伊斯兰教的多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有一部分来自东非沿海的穆斯林殖民地，但更大一部分来自穆斯林北非。尽管罗马帝国把沿全长 4，000哩的非洲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可耕地全包括到自己境内，但其权力从未能伸展到沙漠南面。似乎横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是在利克苏斯（今摩洛哥境内）、大莱普提斯（今利比亚境内）与南面的尼日尔河大弯曲地区之间进行的。非洲人提供了黄金、制香水用的灵猫香、作软饮料用的可乐果、奴隶，1300年后，还提供了铜；作为回报，他们得到的是布匹、宝贝珠，尤其是盐，盐为整个苏丹所急需。
与北非的交往从公元 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侵占整个北非起，大大增加了。以后，穆斯林还沿着非洲东海岸扩展其影响，他们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纪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现。他们的殖民地统治了向南远至桑给巴尔的沿海地区，而他们的影响则更远地伸展到赞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他们在非洲北海岸和东海岸的根据地，对整个非洲施加了深远影响。他们对骆驼的使用远远超过罗马人，因而相应地扩大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同样，在东海岸，他们向黑人内地换取象牙、黄金、奴隶，后来还换取铁矿石。铁矿石由船运到印度南部，炼成钢铁，再装船运至波斯和小亚细亚，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他们从外界进口、换取非洲商品的产品中，有中国、印度的布匹和中国瓷器；至今，在整个沿海地区仍可找到中国瓷的遗迹。
这些贸易交往导致了穆斯林文化的渗透。伊斯兰教沿东海岸一直传播到桑给巴尔，并断断续续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它从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传入苏丹。通常和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传播情况一样，伊斯兰教首先为黑人统治阶级所采纳，然后渗入人民中间。如此，黑人非洲一个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庞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 14世纪阿拉伯大胆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将苏丹也纳入自己的旅行范围，他曾东行远抵中国。
苏丹伊斯兰教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事务范围。这在生活外观如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式样和节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觉察出来。此外，在随着与外界联系的扩大而到来的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能觉察出来。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稻和甘蔗。有一篇记述博尔努王国的梅·伊德里斯·阿洛马（大约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文章还谈到，“在宽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无上者）授予这位苏丹贝的种种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大大促进了苏丹地区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活动传播开来。学者们能在苏丹各种大学里从事较高深的学习；这些大学中，以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闻名。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建立起来的。学者们习惯于逍遥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这些和另外一些大学中间巡游，以便拜在某位大师门下受业。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于 1513年访问了廷巴克图，发现学习气象的兴旺是由于得到了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他写道：“这里‘廷巴克图’聚集着极为众多的医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学者，他们由国王慷慨地供养。这里还有自柏柏里‘北非’运来的各种手稿和书籍，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伊斯兰教的采纳也提高了苏丹诸王国的政治内聚力。王国统治者们历来能要求对自己效忠的，只是他们的嫡系亲属群体或氏族以及被承认为是同一伟大的原始祖先的后裔的旁支亲属群体。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庞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显然不足以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帝国愈扩大，皇帝似乎愈不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皇帝无法将地方首领视作忠实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后者往往率领自己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统治。这一制度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帮助加强了帝国政府而得到解决。穆斯林学校和学院培养出一批有学问的人，他们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关系联盟的支融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帝国当局相联系，因而，当局通常能指望他们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服务。
农业和冶金业的进步、经济生产率的相应增长、地区间贸易的繁荣和伊斯兰教的促进作用相给合，说明了从 8世纪起非洲国家的建立过程。毫不奇怪，最复杂的政治结构出现在苏丹；那里，长途贸易非常兴盛，伊斯兰教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苏丹地区崛起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00年）。桑海帝国从大西洋到内地，几乎伸展了1500哩；在这片广阔的疆域里，对许多不同的臣民实行法律和同一行政体系的统治。桑海杰出的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1493-
1528年）是当时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宽容和勤奋好学方面更是胜过他们中的许多人。穆斯林作家将阿斯基亚描绘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帮助上帝的仆人摆脱盲目崇奔、拯救国家于毁灭的救星；是信徒的保护人，乐善好施，遍撒欢乐和礼物。”
应该强调一下，与人们往往设想的相反，伊斯兰教不是促成这些帝国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实际上，加纳帝国的创立远远先于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教直到 11世纪才影响到苏丹地区。而且，伊斯兰教世界对非洲不仅起了建设性作用，也起了破坏性作用。苏丹诸帝国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过撒哈拉沙漠、进行毁灭性入侵的结果。这些肆意掳损的远征军大批杀死当地居民，毁坏繁盛的农业区，破坏生利的贸易格局。确实，在这方面，非洲历史与欧洲历史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处。中世纪后期，西欧能领先于东欧，是因为后者遭到了东方的连续入侵，而前者自10世纪以后便不再受到侵略。同样，苏丹诸帝国一度拥有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却远远落后了;原因在于，遭到了来自北方的侵略。这些侵略相当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对东欧的入侵，而且事实上，就其后果而言，更具毁灭性。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发展水平因地区而殊为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陆被显著地分隔成小块。自然障碍阻挡了诸大草原、雨林区和沙漠间的交往和迁移，所以，一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大体上，一地区的进步之大小，取决于它以往与欧亚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因此，政治单位既有仅承认地方酋长的单独的村社，又有苏丹的大帝国。经济上的变动范围同样很大：从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布须曼 -霍屯督-俾格米人到历世纪利奥（非洲的）在廷巴克图所见到的下述复杂情景：
奇怪的是，这里每天可见到有那么多的商品为人们所购买，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贵。从欧洲以每匹 10个达卡银币购进的马，在这里又以每匹40个、有时是
50个达卡银币的价格卖出。当然，没有任何欧洲布匹，欧洲布匹每伊尔在这里卖不到4个达卡银币；如果是优良的布匹，他们肯以每伊尔15个达卡银币的价格购买：一伊尔深红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这里值30个达卡银币……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盐是最昂贵的。
葡萄牙先驱者首先与高度发展的西非诸民族建立了联系。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西非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使贸易交往有利可图。由于种植香蕉和薯蓣，不仅西非苏丹地区，还有南面即几内亚的森林区，也经济生气勃勃、非常活跃。繁盛的农业供养了较密集的人口、支持了兴隆的贸易。有位荷兰商人在 1602年访问今尼日利亚境内的贝宁，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城市好象非常大；进城时，是走在一条路面未经铺设的大马路上，马路很宽，看去比瓦尔克鲁克宽七、八倍……；估计除边缘外，马路长一哩（系荷兰的哩，约等于英国的四哩）。在我骑马所入的城门口，我见到一座很高的堡垒，其土墙很厚，周围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沟渠。……城门外，是一大片郊区。当走在前面提到的那条大马路上时，可见到它两侧还有许多大马路，也是笔直向前的。……城里的住宅排列得很整齐，一幢紧挨一幢，间距均等，就象荷兰的住房一样。…里面的房间呈方形，其屋顶中间没有闭合，雨、风和光线可以由此而入。居民就在那里休息、用餐；但是，他们还有一些别的地方作厨房和其他房间。……
国王的宫廷非常大，内有许多方正的大广场，四周长廊环绕，总有人在那里守卫着。。…国王似乎有许多士兵，还有不少名门贵族，贵族来宫廷时都骑马。……城里可见到众多男奴，正在手提肩挑水、薯蓣和棕榈酒，他们说这些东西是为国王准备的，还有许多人在搬运马吃的草料；所有这一切都运送到宫廷中去。……
凡此种种意味着，这个正在同葡萄牙人做买卖的民族有着很复杂的背景，能够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对西非人来说，伴随葡萄牙人而来的贸易交往仅就其规模而言是新的。商业活动本身并非一种陌生东西；那时以前，他们长期地同远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样的地区保持着贸易联系。因此，西非人对葡萄牙人前来所作的反应在方式上截然不同于当时美洲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所作的反应。诚然，森林区居民以往与阿拉伯人无直接交往，对白皮肤的欧洲人、对其火器的巨大响声、对这些陌生人自海上而来的事实（沿海诸民族对这一事实也非常敬畏），感到十分惊讶。然而，实情仍然是，葡萄牙人来到非洲后，并没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样，引起混乱和崩解。因此，非洲人按自己决定的条件与欧洲人做交易。好几个世纪里。沿海酋长们一直拒绝让欧洲人穿入内地，他们希望能保持自己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 1793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这“与其说是因为伴随穿入内地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不如说是因为海岸居民对允许白人通过他们的国家颇存猜忌”。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中间人的害怕，害怕“他们与欧洲通商的好处会减少并转移到邻人那里；或者，内地王国会获得欧洲人的武器”，成为危险的对手。
美洲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在抵抗欧洲人侵入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这种差别，亚当·斯密早认识到了，他在 1776年写道：
尽管欧洲人在非洲沿海和东印度群岛拥有许多重要的居留地，他们在这些地区还是未能象在美洲大陆及其岛屿上那样，建立如此众多、繁荣的殖民地。非洲以及东印度群岛这一总的名称下所包含的几个地区，由诸野蛮民族居住着。但是，这些民族并未如同可物、孤弱的美洲人那样软弱、无备；而且…他们的人数也多得多。……因此，在非洲和东印度群岛，要取代当地人，要将欧洲种植园扩展到原先居民所占据的更大部分的土地上去，是较为困难的。
二、南北美洲
地理环境 欧洲人能轻易地侵入南北美洲，迅速地将这两大洲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开发之下。这一情景发生了，尽管东半球和美洲大陆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尽管它们之间在哥伦布航海之前的历史时期中未曾发生过有效的联系。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印第安人的“可怜、孤弱”的困境，确妨碍了印第安人坚持不屈地抗击欧洲人；但是，某些地理因素也使他们更易遭受到侵害。
南北美洲和非洲大不相同，总的来说是易于进入的。南北美洲没有阻碍外人进抵海岸的沙堤；其海岸线呈锯齿形，使沿海港湾较海岸线平直完整的非洲多得多。而且，南北美洲内河水系十分发达，水路障碍甚少，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通道；在非洲，则没有象雄伟的、水流平缓的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或圣劳伦斯河那样的大河。探险者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当地的桦树皮独木舟，他们发现，经过较少的陆上搬运，能从大西洋划独木舟溯圣劳伦斯河而上，进入五大湖，然后，从那里向南，沿密西西比河进入墨西哥湾；或者朝北，顺马更些河进抵北冰洋；或者往西，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进达太平洋。
南北美洲的气候通常也比非洲的气候更富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平原炎热、潮湿。大陆南、北两极异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他们于格兰德河以北开拓的殖民地内繁荣起来，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和秘鲁感到安适自在，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个主要中心。那里的气候跟西班牙没很大差别，无疑与酷热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种族 几乎全部土著民族都是从西伯里亚东北部渡过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所以说几乎全部，是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的岛屿抵达南美洲西海岸的。这些南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至今不知，但是，仅仅从已驯化的植物得到的证据，便足以证实他们多次渡洋远征的事实。当业已高度驯化、离开人类的帮助就无法幸存的同样植物在太平洋两岸均被发现时，它们的分布只有用人类的迁移来解释。
然而，欧洲人在南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中，至少有 99%的人是渡白令海而来的种族的后裔；这一点仍是千真万确的。不久以前，人们认为，印第安人最早渡海去南北美洲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000年时。新的考古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使这一估计得到大幅度修订。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出现于美洲大陆的时间为距今20000年时，而且，这仅是个大概数，也可能早于20000年。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前。然后是爱斯基摩人，他们继续来回横渡白令海峡，直到近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一边或另一边时。无论如何，到这时，在美洲最接近亚洲的地区，人口已相当稠密，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实际上，渡海到美洲大陆对早期印第安人来说，并不困难。那时，由于地球表面的水大半被冻结成冰床，海面比现在低得多。因此，最早的移民穿过了宽 130哩、连接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陆桥。海面上升后，乘原始小船能轻易地渡过白令海峡，因为海峡很窄，渡海时能一直看见陆地。后来较先进的移民可能是先从亚洲驾船到美洲，然后继续沿西北海岸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直接在那里定居下来。
渡海到阿拉斯加的人，大多继续前进，穿越育空高原中部的一个冰床峡谷，进入北美洲中心地。推动他们奋力前进的力量也就是驱使他们迁移到美洲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并受到了来自后方部落的源源不断的挤压。这样，南北美洲很快就为分散的狩猎者部落所占据。
所有印第安人，不论其起源如何，都可以归入蒙古种人。他们头上都长着独特的、笔直乌黑的头发，脸部和躯体则汗毛稀少；他们颊骨高凸，幼儿脊骨基部还出现蒙古种人斑点。不过，在不同部落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最早的各种美洲印第安人比起后来的美洲印第安人，与蒙古种人的差别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在我们今日所认识的蒙古种人充分进化之前，便已离开亚洲。这些移民到美洲后，立即向四方分散，并以近亲繁殖的小群体在各种地带定居下来；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存在种种独特生理类型的原因。
美洲印第安人在所操语言上的差别较其生理外表上的差别要大得多。的确，要概括他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每一种语音和语法结构都可以被找到。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和生理上的多样性一样，是由于印第安人在很长时期内小群小群地迁徙到南北美洲，到达后继续四处漫游、不断分散，才发展起来的。方言的变化很快变得很突出，发展成为各别的语言。彼此密切联系的语言可发现于美洲广为分隔的各地区，它反映了诸部落四下迁移的程度。最后结果是，现已有 2，000种独特的印第安语被分类。这说明，印第安人语言方面的变化几乎不亚于整个东半球；在东半球，据今所知，公元1500年时存有语言3000种。印第安诸语言无论就其词汇量或其他任何方面而言，均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约24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27000个词；火地岛的雅甘人员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迟缓的民族之一，却也拥有至少30000个词的词汇量。文化人类学者已在美洲大陆划分出大约22个文化区——大平原区、东部林地、西北海岸区，等等。还有一种基于食物获取方式的分类法较为简单，它将美洲大陆的文化分为三大类：渔猎采集文化、中间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法不仅较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也颇有意义；它有助于解释何以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反应十分多样。
高级农业文化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间农业文化通常在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在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文化的这一地理分布有力地表明了如下事实：南北美洲与非洲相反，其最先进的地区不是位于距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原因在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并未如同对非洲人作出了大量贡献的中东和地中海流域那样乃一大文明中心。而且，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也明显地无助于象苏丹草原区所具有的那种迅速的文化发展。因此，在南北美洲，进步的速度不是取决于某地区与欧亚大陆的接近度，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南北美洲的农业首先是在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惊人相似的一些地区，即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清除森林、有足够降雨量供农作物生长的高原区，发展起来的。
大约公元前 7000年，玉米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谷地得到培植。以后数千年中，两种主要的玉米品种通过杂交发展起来一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区。同时，其他植物如不同种类的两种南瓜、葫芦、宽叶菜豆、辣椒、苋和鳄梨等，也得到了培育。农业从中美洲的这一最初的发源地向北面和南面传播。约公元前3000年时，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不过，直到公元750年才发生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以前，玉米尚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的生产率较高。同样，在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直到公元800年才开始主要以农业为生；800年前后，他们发展起基于若干种玉米、蚕豆和南瓜的田间种植。在这期间，农业已从中美洲向南传播，于公元前750年前后传到秘鲁。但是，秘鲁还存在着很古时代的、非中美洲的玉米和蚕豆品种，这表明不仅墨西哥高原，而且安第斯高原可能也有过原始的植物驯化地。
总的说来，印第安人驯化的植物有 100多种，也就是说同整个欧亚大陆驯化的一样多——这确是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农产品的50％以上皆从印第安人培植的作物中得来。在人们作出种种发现、令人信服地证实东、西两半球的农业各有独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的植物没有一种曾在东半球得到栽培。
印第安人发明农业的地区，也是他们最先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创立起“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转而又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般说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使定居人口大大增加，并产生了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无直接联系的复杂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也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媲美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美洲文明突然为西班牙人所制服，从而，除了所驯化的宝贵植物外，未留下什么东西。
美洲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境内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北起厄瓜多尔中部、南至智利中部、纵贯 3，000哩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以其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巨大发展而闻名于世。它的成就包括独特的石头建筑，列名于各时代伟大艺术中间的雕塑，以字体或记号为传统表意符号的表意文字，以及可表明玛雅人胜过同时代任何欧洲天文学家、表明玛雅人是能干的数学家的天文知识。同爱好艺术、文化的玛雅人比较起来，阿兹特克人粗野、好战——这一对比可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阿兹特克人更注意军队，他们训练所有强壮的男子从事战争，规定所有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的国家也组织得更为完善，有十分发达的法院系统和照管穷苦人的种种安排。
印加人在物质成就方面甚至比阿兹特克人更先进。他们的出色的公路、堡垒和神庙是用巨人的石块建造的，石块衔接严密，即使 500年后的今天，也无法将小刀插入石缝间。广泛的灌溉系统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其中有些灌溉设施至今仍在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印加人创立了南北美洲唯一的、一体化的、生气勃勃的国家——一个适合于对外无限扩张、对内严格控制并施以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国家统制的手段包括：实行土地、矿藏和牲群的国家所有制，强制信奉官方的太阳教，仔细地编制供征税和征兵用的人口调查表，废黜地方世袭酋长，强迫居民到新地方定居以同化被征服民族，以及由国家主办集体婚礼等。印加帝国很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
虽然上述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事实却仍旧是，相当少数的西班牙冒险家能推翻并无情地摧毁这三大文明；而且，这是在墨西哥和印加帝国至少各有 300万人口（现有些估计数为这一数字的5倍以上）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原因，最终可以用南北美洲的与世隔绝来解释；与世隔绝使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混血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公元1500年，美洲大陆才达到了西欧在公元前1500年、中东在公元前3500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冲突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发生时，这恰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印第安人发觉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遮掩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严重落后的事实。这种发展的不均衡以中美洲为最甚，在安第斯山区也很普遍。如农业，印第安人驯化植物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生效甚微。尽管他们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密度，其耕作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未能超出供养自己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们的工具仅仅是用石块、木头或兽骨制作的。他们不会熔炼矿石，虽然他们确也同金属打交道，但几乎只是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他们唯一能建造的船是独木舟和远洋筏。他们没有为了陆上运输而利用轮子，他们知道轮子，但只是将它当作玩具。除了安第斯山区所使用的、不能驮运重担的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脊是他们唯一可得到的运输工具。
对这种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过于夸大。虽然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来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炮时，显然处于严重的劣势，但遭受了最初的打击以后，他们渐渐习惯于火器和骑兵。而且，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锋利耐用，开始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有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拥有两座装满各种武器的军火库，其中有许多武器饰以黄金和宝石。它们包括大小不等的盾、军刀和一种大砍刀。大砍刀得用双手挥动，刀口镶以燧石，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能砍杀。此外，长矛较我们的长，加上一端的矛头，足足长一寻，也镶有若干块锋利的燧石。矛头锐利、坚硬无比，能刺穿最坚固的盾，而且切割起来象剃刀一样快；因此，墨西哥人甚至用这些燧石刮脸修面。弓、箭也非常出色，箭头有单尖端和双尖端两种，弓上置有射箭用的合适的皮带；抛石索则配有特意为其制作的圆石；还有一种大型的盾，设计得很巧妙，不用时可以卷起来，仅在战场上才展开，能将人的整个身体从头到脚完全遮盖住。
这表明在西班牙人获胜的背后，除技术上的悬殊差别外，还存在其他因素。一个因素是印第安请民族的政治组织松散。除西班牙人征服前一个世纪里建立的印加帝国外，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没有超出部落发展阶段。而印加人则似乎为其帝国的极其严格的统制所削弱，因为当皮萨罗杀死他们的皇帝时，他们便缺乏继续进行抵抗的主动性。此外，西班牙人能到处利用印第安人之间的不和，唆使一方反对另一方。例如，科尔特斯倘没有曾为阿兹特克人所征服的、心怀不满的土著部落的积极援助，便无法赢得他的胜利。
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还因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而得到帮助。阿兹特克人认为战争是一种短期的宗教仪式上的努力；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捕获俘虏，用其心脏供奉神灵，以保证胜利。这种做法导致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为了捕获俘虏，印第安人不得不进行战争，而为了赢得战争，他们又不得不提供更多的俘虏以博取神灵的欢心。最后结果是，征服前不久，阿兹特克人沉溺于一次次大规模的人祭。印第安人为了维持献祭用的牺牲品的供给，进行着单一的为战斗的战斗，即所谓的“花之战”；这是一种属于礼仪的争斗，目的是获得献祭用的俘虏而又不遭受正规战争所引起的经济混乱。这类军事传统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障碍。西班牙人杀人以争胜，阿兹特克人则努力捕获俘虏。
中美洲和安第斯高地以外，是食物来集文化区和中间农业文化区。这些经济生产率更低的地区，总的发展水平也相应地更低，因而，更易受到欧洲人的侵入。首先，其人口稀少，不过，现有的各种估计数大相径庭。以目前愈益受到怀疑的较低的数字为例，印加帝国有人口 300万，而南美洲其余地区才100万左右。同样，格兰德河以南地区有人口300万，而以北地区也才100万。当欧洲人到来时，这些更不发达的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简直缺乏足够的人数来坚守阵地。他们这方面的弱点由于最早的探险者所带来的疾病而变得更加严重。印第安人缺乏免疫力，被时疫夺去了大批生命，因此，早期殖民者常会发现有空无一人的村落和遭遗弃的田地可予以接管。以后，当大批移民从欧洲迁来时，印第安人毫无希望地给淹没了。首先来的是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南北美洲，很少遇到竞争和抵抗，因为南北美洲不同于非洲，没有竞争的士著商人阶级。接着出现的是移民，他们为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前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虽然后者有时在绝望中拿起武器，但他们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随着得胜的白人占有上等土地，随着印第安人被驱逐到居留地或令新主人不感兴趣的更不可取的地区，这场不平等的争斗较迅速地结束了。
显然，美洲的力量对比截然不同于非洲。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较低发展水平，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印第安人，使欧洲人得以接管南北美洲，而这时，欧洲人在非洲仍被限制在少数沿海据点。对比起黑人，亚当·斯密称印第安人为“可怜、孤弱的美洲人”，确是颇有道理的。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是世界上是孤立的一块大陆。这种孤立使某些古代形态的生命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桉属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动物的哺乳动物。 18世纪后期，最初的英国移民到达时，澳大利亚还幸存着仍处于旧石器时代阶段的古代类型的人。这些土著居民是大约30，000多年前渡海而来的三个不同种族集团的后裔；30000多年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仅为狭窄的海峡所分隔。这三个种族在当代土著居民中依然可分辨出来。人口占多数的是身材高条、四肢细长的种族，他们皮肤褐色、体毛很少、头发波状、胡须卷曲，因为居住在对白人无用的沙漠地区，所以能大量地生存下来。在大陆的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则住居着另一截然不同的、只有少数幸存者的土著种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淡褐色、体毛很多、胡须浓密。沿东北海岸，是澳大利亚唯一为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的地区，那里栖息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中的一部分，个子矮小、体格单薄、有着蓬松的鬈发和黝黑的皮肤。
这些种族的文化决不是相同的。文化最先进的是生息在东南地区的种族；那里雨量充足，适宜长期居留。不过，整个大陆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都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其发展的迟缓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除了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是由简单、露天的防风林构成，在湿潮地带则由低矮的圆顶棚屋组成，这些棚屋都是用任何可到手的材料匆匆拼凑而成的。他们的主要武器为长矛、掷矛杆和飞标，都是木制的。他们不知道陶器，所用的器皿只是少数编织而成的袋子和篮子，偶尔还有用树皮和木头制作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具有高超的技能且足智多谋。他们以范围广泛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物，对动植物的种类、习性和特征有详细的了解。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所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的繁殖率。但是，因为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用以保证充足的食物供给的方法不是栽培，而是举行宗教仪式。典型的仪式是，将血液和他们渴望猎物或植物会增多的地方的泥土混合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同样落后。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而，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和所有亲属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间，若有哪位男子打喷嚏，凡听见者都得用手拍打自己身体，拍打的部位随他们与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的这些非物质方面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们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是，这些方面的过早发展在 18世纪后期欧洲人到来时，帮不了土著居民什么忙。如果拥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显然更没希望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欧洲人到来时，总共才30万左右。他们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而且，他们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对获取、使用白人的“火棍”不大感兴趣。因此，不幸的土著居民大批地被英国移民残忍地杀死，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用船从拥挤不堪的监狱装运来的不法囚徒。疾病、酒精中毒、彻底的屠杀和大批土地的没收相结合，使土著人口减少到今天的45，000人左右，外加约80，000混血人。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一位移民在以下这番颇有代表性的话中，暗示了澳大利亚人所受到的待遇：“澳大利亚土著种族同莫希坎人以及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由于天意，似乎注定要在文明的进步面前从其本土消失。”
因巴斯海峡而与澳大利亚相隔绝的约 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更是悲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更为缺乏。他们没有掷矛杆、飞标、网和其他一切捕鱼的工具。英国把他们最冷酷的罪犯送上塔斯马尼亚岛，这些人于1803年登陆后，便开始追猪土著，仿佛土著都是野兽一般。在短短数十年间，大部分塔斯马尼亚人被消灭。最后一名男于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加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的头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遭灭绝的整个时期。她临终曾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是，尽管她的请求很可怜，她的骷髅还是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因为恰好定居在地球上某一难以进入、也受不到外界促进的地域，故而注定灭亡的民族的命运的适当纪念物。托马斯·阿特金牧师曾亲眼目睹这些土著的灭绝，不禁推断出某些不仅适合于塔斯马尼亚，也适合于世界上所有类似区域——在那里，欧洲人遇到了物质技术发展受阻碍的民族——的结论：
的确，从所归纳的大量事实来看，我以为这是神授的政治学的一条普遍法则：如果靠狩猎、捕鱼和挖掘地上的野草、块根果实过活的原始部落同以畜牧业，农业和商业为正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那么，原始部落会在文明种族的进步面前消失。……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5个世纪前，哥伦布踏上了圣萨尔瓦多这座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东南亚，因此他把当地的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哥伦布死后不久，1513年，巴尔博亚（Balboa）到达了太平洋，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Magellan）的探险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时哥伦布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洲是一个“新世界”这种认识引起了人们对印第安人起源的思索。他们要么起源于新世界，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那儿去的。认为美洲大陆人类单独起源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将意味着存在二元的创造——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里也有一对亚当和夏娃——这种信条与旧约的教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人们一致同意，印第安人必然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现在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子孙是怎样从旧世界移居到新世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激烈的争论，在过去四个世纪里差不多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而且到今天仍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冒出来。
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象走马灯似的，盛行一时便一闪而过，每一种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知识和偏见。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最早的一种流行理论是犹太失落部落说，因为对当时来说旧约所记载的古代希伯莱人种学材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唯一已知的样式。因此早期的理论家确信，印第安人是公元前 721年为亚速王所征服、从撒马利亚带走的希伯莱部落的后裔。一些失落部落说的拥护者认为，那些希伯莱人是通过穿越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到达新世界的，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们是经波斯到中国、再到白令海峡这条路线到达那里的。
18世纪时，欧洲人对古代地中海各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本领而闻名，据信，他们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并曾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然而，随着19世纪埃及的考古发现，埃及开始被认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由于中美洲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非常相象，所以人们广泛地把这一理论当作事实。还有其他许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时髦理论随兴随灭。这样，我们的“印第安佬”便被追溯到希腊人、特洛伊人、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塞西亚人、蒙古人、中国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洲人、早期爱尔兰人、威尔士入、北欧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缪和亚特兰蒂斯这两个“消失的大陆”的幸存者那里，而这两个大陆据传在11，000年以前就分别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沉没了。
所有这些说法都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例外： 10世纪末期北欧人定居纽芬兰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为什么这么多人曾经相信或者仍在相信这么多毫无根据的理论，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相同的习俗就意味着共同的起源。相反，你可以到任何一所第一流大学有关人类关系领域的档案处，要一份世界上所有民族具有某些特定习俗——如表亲联姻的详细目录。你可以很快从全世界的民族中得到几十个具有相同婚姻习俗的例子，他们这种相同的婚姻习俗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现代人类学这门科学，所以会想当然地认为遥远过去年代的相同习俗之问存在着历史联系。
同样，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结构经仔细研考，也证明是截然不同的。埃及和中美洲都发现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则是巨大的陵墓。下面这个事实也同样重要：最新的发掘工作揭示出中美洲的金字塔几千年来是不断演进的。中美洲金字塔经历长期发展这一事实，推翻了金字塔建造技术是从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过来的理论。同样，在加利福尼亚一种叫“尤基”（ Yuki）的土语中，KO这个词意指“go”（“去”），horn意为“come”（“来”），然而没有人根据这个例子能得出结论说，尤基语和英语历史上曾存在联系。
即使古代旧世界的多数航海者到达了新世界，他们的文化将立即统治新世界的习俗这种说法也是大有疑问的。那些认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的小群体能够到达新世界，并且在广大范围的土著居民中传播他们的文化的人，必须考虑一下 18个西班牙人（16个男人和
2个女人）的经历，他们在科尔特斯（Cortes）到来的6年前曾因船只关事到达尤卡坦海岸。除两个男人沦为当地酋长的奴隶外，所有的人都作为牺牲献祭并被吃掉。其中一个幸存者完全成了土著人，他戴着精巧的鼻塞以及他所归依部落的耳环，并且拒绝放弃其新的生活去重新加入科尔特斯的队伍。同样，我们知道威金人确实到过纽芬兰，但他们都因当地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而被迫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因此，直到现代的连发枪和机枪出现之前，小群体的到达要么被全部消灭，要么就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
这就是为什么 1968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召开的一次学术专题讨论会得出如下结论的一些原因。其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威金人的接触（那是在纽芬兰）——在哥伦布之前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从这一半球到另一半球的人工造具的确凿的考古发现”。这次讨论会还一致认为：“目前并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之前人类曾跨越大洋把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从旧世界引进到新世界，或者从新世界引进到旧世界。但这绝不是说，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
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类讨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它提出了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若干旱期的中心扩散开去，还是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独立创造。这个问题不仅触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牵涉到全球各个文明的起源。文明是从中东向西北欧、北非、南亚和东亚传播呢，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呢？扩散传播论者和独立创造论者之间的争论长期持续着，
我们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关于扩散传播和独立创造两者的不同程度的问题。这种不同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先入为主的看法基础上的虚幻想象，而是取决于艰苦的研究和对结果的客观评价。考古学家对人类史前史的发现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的反应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他们的反应和成就的性质及其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尤其是前面述及的他们受外界刺激影响的程度。
历史研究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门外汉仍然认为，各色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高举文明的火炬，在前哥伦布时代踏上了新世界的海岸。事实上，今天的人类象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符时仍是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飞碟、占八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本文的读者将会认识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的天文学教授埃布尔（ G.Abel）所作的下述报告的重要性：
“我曾对选我的天文学概论课程的普通大学生进行民意测验，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对占星术感兴趣，并且相信占星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方同行们的讨论，我了解到同样的比例到处存在，而且它也许相当准确地反映出美国人信仰占星术的比例。据估计，美国大约有不下 5，000名占星学家在这个领域谋生，有1200家以上的日报辟有占星术的专栏。”
埃布尔教授的报告作于 1975年。那以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在逐步增加。1980年到1985年间，美国13岁至19岁的青少年中，相信占星术人数的比例从40％上升到
55％。（张宇宏 张广勇 译 李国海 校）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