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阿德勒
第一章 生命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所经历的事物，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例是最原始的经历，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木头”指的是“与人类相关的木头”，而“石头”指的是“作为人类生活中因素之一的石头”。一个人如果试图脱离意义考虑环境，那将十分不幸。他将因此与他们隔离开来，而他的行动于人于己也毫无益处。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不现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下结论：这一意义或多或少总是未竟的、不完整的，甚至不完全正确。所以，意义的领域就是充满错误的领域。
如果我们问某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可能他会哑口无言。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或试图寻求其答案。这个问题确实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了，而且在我们的年代，有时候年轻人——老人亦如此——会这样发问：“活着为什么？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但是也可说他们只有在遭遇挫折后才会想起这样的问题来。假若一切都一帆风顺，他们不经历逆境的考验，这些问题就决不会提出来。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中提出这些问题并找到答案，这不可避免。假若我们对一切言词都充耳不闻，而只专注地观察行为，我们会发现：任何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且他的所有观点、态度、行为、表情、礼貌、抱负、习惯及个性等都与这一意义吻合无疑。任何人的举止都表明他似乎只对生命的某种阐彩深信无疑。他的一举一动都蕴藏着他对这个世界及自身的看法。这是他的断言：“我就是这样，世界就是那样。”这便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和赋予生命的意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命的意义不可胜数，并且如我们所说，每种意义都可能有其不实之处。既然无人知晓生命的绝对意义，任何能为人所用的意义就不是完全错误的。所有意义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然而我们也知道：有些意义很有效，有些却较糟糕，有些错小些，有些却错得大。我们还能发现什么为较好的阐彩所共同具备的，什么为那些稍欠人意的阐释所缺少。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真理的一个公共尺度，一个公共的意义。该意义能帮助我们解释与人有关的现实社会。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是针对人类而言的，针对人类的计划和意图而言。除此之外，别无真理。即使别有真理，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既无法知道这些真理，而这些真理也毫无意义。
生命的三项任务
任何人的生活都受限于三个约束，而且他必须考虑到这三个约束。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因为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三个约束。由于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缠绕他，他因此总是被迫回答并处理这些问题。从他的答案里，我们就能发现他对生命意义的看法。
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个小行星上，而非其他地方。这是第一约束。我们尽量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和限制而生存。为了能在地球上延续自己的生命、确保人类的繁衍，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肉体和心灵，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它向每个人都提出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对人类生命状况的回答：它们揭示了什么东西是我们所认为是必要、合适、可能和可取的。我们是人类的成员之一，人类居住在地球上，任何答案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
如果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危险，重新评价我们的答案就极其重要了。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全人类的利益，我们要使这些答案具有远见并且前后一致。正如做一道数学题，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答案，不能靠运气或猜测行事，而必须用尽全身解数坚定不移地从事此事。我们虽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建立一劳永逸的真理的绝对完美的答案，然而我们必须用尽所有的才能去找到相似的答案。并且，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为找到更完美的答案而奋斗。当然，我们受限在地球上，这会给我们带来各种有利与不利，这是所有答案都须考考虑在内的事实。
第二个约束就是：无人是人类的唯一成员，我们身边有其他人，我们与他们息息相关。个人具有脆弱性和种种限制，这使他无法孤身一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只想独自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他只会灭亡。他既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因此，由于个人的脆弱、缺陷和限制，他总是与他人相联的。一个人对于自己和全人类利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与他人相联系。因此，对于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回答，都必须考虑到这个约束。我们的生活是与人相联的，一旦孤独而居，我们就会灭亡。这是所有回答都必须考虑到的事实。假若我们要生存下去，甚至我们的情感都必须与这个最大的问题、计划和目标相协调，那就是：在这个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的星球上，延续我们自己的生命及全人类的生命。
我们还受限于第三个约束：人类由两性构成。个人以及团体生命的维持都须顾及到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就属于这个约束。任何男女的生命都会经历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他对此的答案。人类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方式以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行为总是揭示出他们所相信的唯一解决方式。
这三个约束构成三大问题：第一，我们的地球家园有种种限制，怎样在此限制下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呢？第二，如何在同类中谋求一个位置，用以相互合作并且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人有两性，人类的延续依赖这两性的关系，我们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阐释，无一例外地显示于他对这三大问题的反应之中。举个例子，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没有爱情或者爱情不尽人意，工作又不是很努力，又没有多少朋友，而且还以为与其他人相处苦不堪言，那么从他生活里自愿承受的这些约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推断：他认为“活下去”是件苦不堪言而且险象环生的事，机会寥寥，而挫折无穷。他活动范围狭窄，这可以解释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生命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逃离别人不受损害。”
反过来，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甜美融洽，工作成绩斐然、朋友很多、交游广泛而且成果累累。我们可以断言：这个人将生命视为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它充满机遇，而且没有克服不了的挫折。在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时，他充满勇气。这可以诠释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同类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为人类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会感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的共同之点和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的共同之点。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同类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处理工作、友谊和性生活中的问题时，都不相信这些问题能通过相互合作得到解决。他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一种个人所有的意义。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从个人成就中获益。这种人成功的目标实际上仅仅是谋求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而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
例如，杀人犯承认武器在手时，他们有一种权力感，但是很明显，他们只能让自己相信其重要性。对于其他人而言，拥有武器根本不能提高丝毫身价。属于个人的意义事实上就是毫无意义。我们的意图及行为亦是如此：它们的真正意义仅在于它们对于他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人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其他人所做的贡献。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必会误入歧途。
有这么一则故事，是关于一位小宗教团体的领袖的。一天，她将所有教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下周三就是世界末日。教友们惊恐万分，马上变卖一切财产，抛弃所有尘世杂念，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个所说的灾难到来。星期三过去了，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于是星期四他们要她解释：“瞧瞧你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我们抛弃了所有财产，告诉遇到的每个人星期三是世界末日。受到嘲笑时，我们还毫不气馁地重申我们消息的来源绝对可靠。但是现在星期三都过了，而整个世界还是丝毫未变呀！”这位女先知回答道：“我的星期三与你们的星期三不相同嘛！”这样，她用私人的意义来逃避谴责，因为私人的意义是无法考验的。
所有真正“生命意义”的标志在于：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是他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他人能够接受的意义。一个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方法必然也会为他人所效仿，因为从中我们能看出用成功的办法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即使天才，也只能用具有卓著有效性来定义：只有当别人认为某个人的生命对于自己极为重要时，我们才称其为天才。这样的生命体现的意义必然是：生命的意义是给团体做出贡献。在此我们指的不是所宣称的动机，因为我们不管此类宣称，而只关注真正的成就。成功地解决生活中种种问题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似乎已经使他完全自发地认识到这一点：生命的基本意义在于对他人的兴趣以及与他人合作。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为其同类的利益所指导，而他克服困难所用的方法也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
对许多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新观点。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对他人感兴趣，相互合作。他们也许怀疑我们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他们也许会发问：“那个体怎么办？要是一个人老想着别人，老为别人的利益奉献自己，那岂不是损害个性？为了得到适当的发展，至少某些人应当首先考虑一下自己吧！难道有些人不应当首先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加强自己的个性吗？”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根据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想于人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所有情感都指向其目标，他自然必会以能使他做出最大贡献的方式发展。他会调整自己，适应目标，他将培养一种社会感，并通过练习娴熟于这种感觉。一旦确立目标，学习便接踵而至。此时，他会开始充实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且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自己的伴侣，竭力使其生活得惬意而充足，而同时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潜力与才华发挥得淋离尽至。然而如果不想于他人有所裨益地凭空发展个性，我们只会变得飞扬跋扈，而且郁郁不乐。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与合作，这从另一点也可得到证实。回顾一下我们现在从祖先那儿得到的遗产，我们都看到些什么呢？我们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他们给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我们看到耕种过的土壤，我们看到公路和建筑物，在传统和哲学里，在科学烽艺术中，在处理人类处境的技巧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经历的果实，正是从这些为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的人那里，我们得到了这些遗产。
其他的人怎样了呢？那些从不与人合作的人，那些对生命另赋他意的人，那些只会追问“生命给了我什么”的人，他们又怎样了呢？他们的生命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们不仅已经死去，他们的生命也劳而无功。就连地球都似乎在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根本不配拥有生命，你们的目标和奋斗，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灵魂和心灵，通通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你们不受欢迎！死去吧！消失吧！”对于那些对生命另赋他意的人，我们最后的断语是：“你一无是处，没有人需要你，滚一边去！”当然，当今社会存在许多不尽完美之处。我们一旦发现弊端，就必须改正它。但是这种改变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的福利为前提。
明白这一观点的人处处都有，他们深知：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全体人类感兴趣，并且他们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感和爱心。我们发现：所有宗教都关注于对人类的拯救这一问题。在一切伟大运动中，人们总是努力增强社会感，而宗教就是这方面所做的最大努力之一。然而，宗教常常受到歪解，除非它能更直接地致力于工作，否则我们很难从它己做的事情中看出它还能有其他作为。通过科学的办法，个体心理学也得出相同结论，并且提出了科学的解决办法。我相信，这是一大进步。通过增强人们对于同类以及人类幸福的兴趣感，科学在该方面也许会比其他任何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所曾做的都更有成效。我们从另一角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然而目的始终如一——提高对他人的兴趣。
成长期儿童的经历
可以看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设法确定自己的力量以及该力量在他周围的生命中所占的比重。快6岁的时候，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形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儿得到什么，他对此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经验还未被接受就已经得到阐释了，而且这种阐释总是符合小孩赋予生命的最初意义。
即令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令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阐释的境地，意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且修正统览表，对于生命意义的错误看法才能得以纠正。然后自己才能成功地调整处理方式。然而，要走出这一步，就必定会面对社会压力，就必定会意识到继续旧方式无异于自我毁灭。一般来说，修正一个人生活模式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受到心理学培训的人的帮助。他们了解这些意义，能帮助他找到最初的错误，并能建议一种最为合适的意义。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童年的境地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得以诠释，童年期的不愉快经历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人也会对生命的意义得出截然相反的诠释。例如，只有当一个人的不愉快经历能对将来有些启发后，他才会对这个经历念念不忘。他会想：“我们要努力消除这些不幸处境，让我们的孩子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另一个具有类似经历的人会觉得：“生活不公平。别的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何要善待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父母谈起孩子们时总说：“我们小时候就受尽了苦心，我都熬过去了，他们怎么就不可以？”还有一个人会觉得：“我的童年这么不幸，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得到原谅。”这三种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都会见于其行为，除非他们改变其诠释，否则他们决不会改变其行为。
这就是个体心理学与决定论分道扬镳的原因：经验决非成败之因。我们不会受损于经历的冲击——即所谓的“创伤”——而只会从中摄取适于我们的目标之物。我们不会决定于自己的经历，只会决定于我们所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如果我们以某些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那么我们必要受到一定的误导。意义不由境地所决定。我们通过自己赋予境地的意义决定自己。
身体缺陷
然而，童年期的某些境地却容易孕育严重的错误意义，而大部分失败都来自经历过这些情境的儿童。这类儿童包括那些幼时身体有缺陷或患病的小孩。这些儿童历经苦楚，难以感觉生命的全部就是为社会奉献自己。除非有亲密的人能使其注意力脱离自己的问题而对他人发生兴趣，否则他们只会关注自身。并且在当今社会里，由于同龄人的怜悯、挖苦或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自卑感还会加深。这些环境都会使这些小孩变得孤僻内向，觉得自己不可能对社会有用，他们还会觉得这个世界羞辱了自己。
我想，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的儿童所面临的困难的，我是第一人。这门科学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发展方向却非我所愿。自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而没有寻求什么证据来把这种失败归咎于遗传因素或身体条件。身体缺陷不会迫使一个人采取扭曲的生活方式。我们决找不出两个小孩各自的腺组织(glands)会对他们产生相同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常看到小孩克服自己的困难，并且同时发展了一种有用的异常才能。
因此，个体心理学根本不鼓吹优生选择理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对人类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他们的生命之初都有身体缺陷。他们中许多人备受病魔摧残，许多则英年早逝。然而，这些与身体上困难或环境困难抗争的人，往往造就各种进步和发明。这种抗争使他们更为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我们不能仅以身体表征来判断心灵会沿正途或歧途发展。然而，身体或内分泌有缺陷的儿童，大部分没有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的困难不被了解，因此他们大多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在早期因身体缺陷而感到压力重重的儿童中，会发现许多失败者，这就是其原因之所在。
娇纵
导致错误地诠释生命意义的第二种情况，就是那些被宠坏的小孩的情况。宠坏的小孩所受的教养会使他期望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无需努力，他就受到重视。他通常还会认为这种重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旦他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一旦他人不以考虑他的感受为主要目标，他就会若有所失、惊慌失措。他会觉得这个世界辜负了他。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只会索求，不会付出。除此之外，他没学到任何其他面对问题的方法。别人老是对他唯唯喏喏，因此他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知道他是能为自己做点事情的。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本人，他不知道互相合作的益处与必要。一旦遭遇困难，他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乞求别人的帮助。他相信，如果重获显要地位，别人就会承认他是个特殊人物，而他则可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此后，他的情况就能得以改善了。
被宠坏的儿童长大成人后，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里最危险的群体。他们有的可能会声明他们是好意，会装得“惹人喜爱”以获取机会控制他人。但是在日常事务中，一旦要求他们像一般人那样相互合作时，他们就不干了。有的人的反抗更加公开大胆：一旦失去习经为常的谄媚和顺从，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对他们充满敌意，所以他们总是尽力向别人报复。假若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显示敌意，他们就会把这种敌意作为自己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之所以毫无效果的原因。它们仅仅证实了“每个人都反对我”这一观点。但是，无论被宠坏的孩子是开公反抗还是反叛，无论他们是以柔术驾御别人还是以暴力进行报复，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基于对世界的同一错误观点。他们甚至会发现人们因时而异两种方法都尝试，而其目标却始终如一。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一马当先，被认为是最重要之人，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只要他们继续赋予生命这样的意义，他们采取的任何方法都将是错误的。
心灵与肉体的相互作用
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心灵支配肉体呢，还是肉体支配心灵？哲学家也加入这一争论，各有说法。他们自称为理想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进行了数以千计的辩论，然而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个体心理学或许能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心灵与肉体的日常相互交流。对亟待治疗的人(包括心灵与肉体)，如果我们的疗法基础错误，我们便无法帮助他。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源于实际经验，并能接受实践的考验。我们必须处理这些相互影响的结果，并满怀激情地去寻求自确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这一问题所引起的大部分紧张局面。它不再是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将心灵与肉体二者都视为生命的表达，是生活整体的部分。我们开始了解它们在这一整体中的相互关系。生命在于运动。仅仅是生理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运动意味着一个起统率作用的头脑。植物生根固定了，它停留在固定地方，无法移动。因此，假使植物有心灵，或至少是我们能在某种意义上理解的心灵，那太令人吃惊了。即使某种植物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对它来说也毫无用处。“有人来了，他马上便会踩到我，我要死于他的脚下了。”植物这么想有什么用？它还是跑不了。
然而，一切能动的生物，都能预见事物并决定行动方向。这意味着他们具有心灵或灵魂。
“当然你有情感，否则你无法行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
这种预见并指导行动的能力是心灵的首要功能。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心灵是如何控制肉体的：它为行动设定目标。只是不时地乱动于人毫无作用，行动必须要有目标。因为心灵的功能决定行动目的，因此它处于推动性的地位。但是既然运动的是肉体，肉体对心灵也施加影响。心灵只能在身体的极限中根据其能力使肉体运动。例如，如果心灵想使肉体到达月球，不找到一种能超越身体极限的技术，心灵注定会失败。
人类比任何其他生物都运动得多，不仅仅是运动方式更多——这可从手的复杂运动中看出——而且他们更能通过其活动来影响环境。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心灵预见未来的能力发展极为完善，而且他们会表现明显的有目的的努力以改善其命运。
此外，在人类身上，除了朝向部分目标的部分行动外，我们还能发现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动作。我们的所有奋斗都朝向一种安全感：觉得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已克服，我们最终安全地胜利摆脱周围的环境。针对这一目标，一切行动和表现都必须协调统一。这样就迫使心灵似乎为了达到最终理想目标而发展。
肉体也是如此，肉体也是尽力使自己统一，它也朝一个早已存在于胚胎中的理想目标发展。例如，假使皮肤破了，身体就会行动起来使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整体。然而，从体不能独自发掘自身潜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还会得到心灵的帮助。运动、训练以及一般卫生学的价值已得到充分验证。这些都是肉体朝最终目标努力时，心灵所能提供的帮助。
自始自终，生命中成长与发展的这种合作关系从未中断。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心灵与肉体相互合作，心灵就像一个马达，调动它在肉体里所能发掘的所有潜力，帮助肉体到达高枕无忧牢不可破的境地。在肉体的任何运动中，在任何表情的病症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的的印记。人活动，他的活动之中必有意义。他活动其眼、其舌、其脸部肌肉，他的脸会有一个表情，这就是一个意义。给予这种意义的正是心灵。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看心理学(即心灵的科学)真正的探究之物。心理学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的各种表情的意义，找出他的目标，并以之与别人的目标相比较。
在争取安全这一最终目标之时，心灵必须不断地使这一目标变得具体，必须计算出安全的位置及达到它的方法。当然，在此可能会走错路，但是不确定目标、选定方向，就根本没有行动。如果我动手，我心中必然已想这样动了。心灵所选择的方向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但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心灵误以为这是最佳抉择。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是选择运动方向的错误。安全这一目标为人类所共有，但有些人误断了它的所在之处，而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因此便误入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种表情或病症而无法认清其意义，了解它的最佳办法就是：先大致将它简化为一个动作。试以偷窃这一动作为例：偷窃就是拿走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动作的目标：偷窃的目标就是使自己富起来，并通过占有更多的东西加强自己的安全感。因此这一运动的起点就是一种贫穷感，一种受剥夺之感。第二步是要找出这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他觉得受到剥夺。最后，我们可看看他是否会通过正当途径改变这种环境、克服自己的受剥夺之感。他是走正道呢，还是错用了获取所欲之物的方法？我们无需指责他的最终目标，但是却能指出他采取了错误的实现办法。
第一章中已提到，到四五岁的时候，个体已经统一了自己的心灵，并且已形成心灵与肉体间的关系。在此期间，他从周围环境中继承到各种品质，接受到各种观念，并将它们进行调节以适应自己对于优越感的追求。他赋予生命以意义。他所追求的目标、他的行事风格、他的情感特征，这一切都已成定局。这些在日后也可以改变，但他必须首先消除童年期形成的所有错误观点才行。他以前的思想及行为会与他对生命的诠释一致。现在也一样，如果他纠正了错误的统览观，他新的思想及行为也会与新的诠释相一致。
个体正是通过其感官与环境发生联系，并从中获得种种观念。因此，从个体发展自己肉体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打算从环境中接受的观念，以及他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我们只要注意一下他看和听的方式，注意一下什么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就能对他产生大量了解。这就是站姿极其重要的原因之所在。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如何发展他的感官，又如何利用它们来选择观点的。任何站姿都有一个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加上我们对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学是了解个体对其肉身接受的感官印象的态度。我们还可以开始看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肉体不适应环境，难以完成环境的要求，它往往就会成为心灵的负担。因此，那些生来就身体有缺陷的儿童，智力的发展也会稍为迟缓。他们的心灵难以朝一个优越的位置影响、移动并且控制其肉体。如果他们要实现与别人同样的目标，他们要付出更大的心灵努力，心智也必须更为集中。因此，他们的心灵负荷不堪，他们也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如果小孩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缺陷和行动困难，他的注意力便无法分散给外界事物，他既无时间又无自由对他人感兴趣。结果，他长大成人后，社会感便会很淡，合作能力也相当低。
身体缺陷会造成诸多障碍，但是这样障碍决不代表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倘若心灵本身积极活跃，努力克服这些障碍，个体也能与那些生来健康的人一样成功。事实上，尽管他们有重重阻碍，身体有缺陷的儿童比那些生来具备一切优势的儿童往往成绩更大。例如，有个孩子视力不佳。要想看清楚的话，他得比目光敏锐的同龄人更专注。他对这个可见的世界更加注重，对区分各种颜色及形状更加感兴趣。最后，比起那些从未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的儿童来，他们会能更欣赏这个世界。因此，有缺陷的器官最终也能产生巨大的优势，但心灵必须找到克服缺陷的途径。
在画家和诗人当中，很多都视力不好。这些缺陷因高度发展的心灵而得到克服，最后他们更能比正常人使眼睛服务于更好的目的。在左撇儿童中也许更易看到这类补偿。他们的左撇不为人所知，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开始上学的时候，人们都训练他们使用有缺陷的右手。因此，他们并没真正训练好来写字、作画或手工。假若心灵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可以预料：这只有缺陷的手会掌握一种高度技能。事实正是如此。很多情况下，撇儿童字写得更漂亮，画画得更出从，手工也做得更灵巧。通过找到合适的技巧，通过动力，培训和练习，他们化不利为有利。
只有那些想为团体做贡献的儿童，那些兴趣不在自己的儿童，才能教会自己成功地弥补自己的缺陷。如果只想摆脱困难，他们只会一直落在后面。只有当心中有努力的目标，当实现这一目标比遇到的障碍对他们更显重要时，他们才会斗志昂扬。
这是一个兴趣和注意指向何处的问题。如果他们朝一个身外的目标努力，他们自然而然会训练、武装自己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只会将困难视为成功路上要清扫掉的阻碍而已。反之，如果他们的兴趣只在强调自己的障碍，他们与这些障碍相抗争也只是想摆脱它们，非这样他们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一只笨拙的右手，单靠想、单靠希望它没这么笨拙，单靠躲开不可避免要笨拙的场景，是训练不成灵活的。只有当想在以后做得更好的动机比因现在的笨拙而产生的气馁感更加强烈时，笨手才能通过实际活动中的锻炼而变得灵活。倘若一个小孩想调动力量克服困难，他必须有一个身外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应基于对现实的兴趣、对他人的兴趣、对与人合作的兴趣。
当我调查一些具有遗传性肾病的家庭时，发现了一个关于遗传性格及其可能作用的好例子。这些家庭的许多小孩都尿床。这种身体缺陷是真实的，它可以肾、膀胱或脊椎分裂中(spina bifida)得到显示。往往腰部皮肤上的一颗痣就能令人怀疑该部分有缺陷。然而，这种生理不是决非尿床的唯一原因。小孩不完全受控于其器官，他还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它们。例如，一些小孩晚上会尿床，但白天却绝不会。有时候当环境或父母态度发生改变时，这种习惯会突然消失。如果小孩不再以其缺陷服务于错误的目的，尿床是可以克服的，除非这个小孩心理上也有问题。
但是，大多尿床的儿童，都有继续下去而不克服的动机。经验丰富的母亲能进行合适的训练，但如果不甚熟练，尿床就会持续下去。那些肾或膀胱有毛病的孩子的家庭，通常会过分关注便溺情况。如果小孩注意到这件事极为重要，他通常会抵制。这只会给他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全力抵制这类训练。抵制父母处理方式的儿童，他们总能抓住父母的弱点来反击。
德国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发现：大部分罪犯的父母的职业都与打击罪犯有关，比如说法官、警察或狱监。这些儿童的老师在学术上往往顽固落后，笔者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我还发现：数目惊人的神经症小孩都出自医生之家，许多少年犯都出自牧师之家，同样，如果父母过分关注便溺，小孩更会通过尿床显示他们有自己的意志。
尿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说明：梦被很好地用于激起与我们想做的事相符合的情感。经常尿床的儿童会梦见他们下了床到了洗手间。这样他们就原谅了自己：现在他们就完全可以尿了。尿床有几种目的：引起注意、操纵他人，整天整夜地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时尿床也用以与别人为敌，这个习惯就是一纸宣战书。不管我们怎么看，很显然尿床真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表现方式：这个小孩不是在用嘴说，而是用膀胱说话。身体缺陷只是给他一种表现自己观点的方式。
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愿望的小孩往往处于某种压力之下。他们一般是被宠坏的孩子，但现在不再是注意的中心。也许又有一个小孩降生了，他们越来越觉得难以得到母亲一心一意的关注，因此，尿床标志着他们试图与母亲更加亲近，即使是通过这种不大令人愉快的方式。实际上，尿床就是在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大，我还需要照顾。”
在不同环境，或对于不同的缺陷，儿童会选择实现这一目的的不同方式。比如，他们在夜晚又闹又哭制造声音来与母亲接触亲近。有的小孩还会梦游、做恶梦、掉下床或说口渴要喝水。以心理学背景来对此进行解释，原因都是一样。至于小孩选择何种症状，一部分在于他们的身体情况，一部分在于其环境。
这些例子清晰地表明了心理对于肉体的影响，心灵完全可能不仅影响到对某种生理症状的选择，而且可以控制并影响全部素质。我们对此假设没有直接的证据，也看不出来如何能找到这种证据。然而，证据似乎是明白无疑的。一个胆怯的小孩，其胆怯会反映于他一生的发展之中。他不会关心身体上的成就，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能得到这种成就。因此，他决不会想到要有效地训练自己的肌肉，对于外界那些通常会刺激肌肉发展的观念，他只会充耳不闻。而其他儿童，他们对训练肌肉感兴趣，与那些兴趣封闭的胆小儿童相比，身体发展会更快更好。
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断定：肉体的整体形状及发展受到心灵的影响，并反映其谬误和不足之处。我们往往还可以观察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满意的途径来弥补其身体缺陷，他的身体状况就是其心智或情感问题所造成的结果。例如，在四五岁之前，内分泌腺肯定会受到影响。虽然有关腺的缺陷对行为不会产生强制性影响，但是，它们会不断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受到小孩所极力接受观念的方向的影响，及其心灵创造性活动的影响。
情绪的作用
人类对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心灵为其肉体所激发的一切运动的结果。心灵给我们的工作以启发，指导并帮助我们肉体的发展。最后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的各种表情中，心灵的决断无处不在。但是，如果心灵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这决不可取。我们如果要克服困难，身体就必须健康。因此，心灵致力于控制环境，以保护肉体，不受疾病、死亡、损伤、意外及各种功能损害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自己感受苦与乐的能力、想象力以及认清环境优劣的能力。
情绪为肉体面对情境提供一种具体反应。幻想和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都是预见未来的途径。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激起有关情感，而肉体就会依据这种情感采取行动。这样，一个人的情绪形成于他赋予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为自己决定的奋斗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情绪虽然能操纵肉体，它们并不依赖肉体。它们往往主要是依赖个人的目标及其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个人的生活方式并非控制其行为举止的唯一因素。缺少其他辅助力量，一个人的态度不会导致其行动。它们必须得到情绪的增援，才能产生行动。个体心理学的新观点就是我们观察到：情绪绝不会与生活方式背道而弛。只要目标确立，情绪就会自我调节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已不属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范畴了。情绪的产生不能用化学理论进行解释，也不能用化学检验加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必须首先假设存在生理过程，但我们更对心理目标感兴趣。例如，我们并不十分关注焦虑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但非常关心焦虑的意图及目标。
依照这种研究方法，焦虑并不来自对性欲的压抑，也不是难产的后果，这些解释都太离谱。我们知道，如果小孩习惯于被母亲陪同、帮助，受到她的支持，他可能会发现表现得焦虑不安——不管原因何在——是控制她的有效途径。我们也不仅仅满足于对愤怒的生理描述。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用以控制人或情况的工具。我们也承认，一切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都是先天而成，但我们却应当注意在努力实现最终目标中，这些先天之物所起的作用。这就是心理学的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感情依照对实现个人目标最为重要的方向和程度成长、发展。他的焦虑与勇气、欢乐与悲伤，都与他的生活方式相吻合，与他们相关的力量和优势、也与我们的期望相一致。如果一个人通过悲哀来实现他的优越目标，他决不会为自己实现目标而感到愉悦和满足。只有在痛苦万分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幸福！我们还注意到：感情可随意来去。一个患恐惧症的病人，当她在家里或控制他人时，她的焦虑感便会随之消失。每个神经症患者都避开生命中任何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的部分。
如生活方式一样，情感也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懦夫总是懦夫，不管他面对弱者是如何傲慢，受人保护时又是如何勇敢。他给门上三重锁，养上看家狗，装上防盗铃来保护自己，但仍坚称自己如猛虎一样勇敢。无人能证实他的焦虑感，但他不厌其烦地来保护自己，这就足以暴露其性格中的懦弱。
性与爱这两者也能提供类似的证据。当一个人心中有对性的目标时，他对性的情感就会产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性的目标上，尽力排除与此冲突、不相容的趣味，因此能够激发适当的情感和功能。如果缺乏这些情感和功能(例如阳萎、早泄、性欲倒错和性冷淡)，很明显就是他不愿放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趣味所导致的。这些反常都是由错误的优越目标和生活方式所引起的。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往往发现：他们总是倾向于期望得到伴侣的体贴而自己不体贴他人，他们缺乏社会感，缺乏勇气和乐观精神。
我有一个病人，在家里排行老二，他因无法摆脱一种犯罪感而痛苦万分。其父兄都高度重视诚实做人。这孩子7岁时，他在学校告诉老师是他自己做的作业，但实际上是哥哥代他做的。这个小孩的犯罪感隐瞒了3年。最后他跑到老师那里承认了自己可怕的谎言，但老师只是一笑置之。接着，他又哭着去见父母并再次认错，这次他更成功，父亲对他尊重事实深以为荣，安慰表扬了他。但尽管父样原谅了他，这小孩还是非常沮丧。我们只能下这种结论：他为了这种小错而如此严厉地谴责自己，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极其审慎正直的。家里高尚的道德风气，促使他想在正直方面优于别人。在学习中和社会上，他都觉得不如哥哥优秀，因此他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获得优越感。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还会通过各种其他方式来自责。他染上了手淫，在学校也未完全戒掉欺骗行为。每当他参加考试之前，他的犯罪感就更加强烈。接下来，他的这类困难越来越多，因为完全知晓自己比哥哥心理负担要重得多，因此当他没能取得哥哥那样的成就时，他就总以此为遁辞。离开大学后，他打算找一份技术性工作，但是这种强迫性的犯罪感对他纠缠不放，他整日整夜地祈求上帝原谅。这样，他当然就没有时间找工作了。
现在，他的心理状况极为恶化，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这儿，人们以为他无可救药。但一段时间后，他大为起色，离开了医院，只是请求如果复发请院方再次收容。他改行学艺术史。又要考试了，他竟在一个假日跑到教堂，五体投地地拜倒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我是所有人中最大的罪人！”这样，他再次使人注意到自己的良心是敏感的。
这样在医院又呆了一阵，他回家了。一天他竟然全身赤祼祼地跑去吃午饭！他身体健美，这方面是足以与哥哥和其他人相媲美的。
他的犯罪感是使他显得比别人诚实的工具，也是他奋力实现优越感的方式。然而，他的种种努力走的都是生活的旁门左道，他逃避考试，不找工作，这都表明了他的懦弱和高度的力不从心感。他的所有神经症症状都是故意逃避任何他害怕会失败的活动。他在教堂自责、令人咋舌地冲进餐厅，这都表明他用卑劣的手段来获取同样的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就要求他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他产生的感情与其目标也完全一致。
也许另外一个例证更能清楚地表明心灵对于肉体的影响，因为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更为熟悉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的也是短暂而非永恒的身体状况。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每种表情都会有其身体表现方式。个体会以某种可见形式表现其感情，可能见于他的姿势态度，可能见于他的脸部，也可能见于他索索发抖的四肢。同样的变化也可发现于器官本身上。例如，如果一个人脸色发红或变青，他的血液循环必定受到了影响。愤怒、焦虑、悲伤，每种情感都会通过我们的“身体语言”得以表达，而且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语言。
当处于令人惊恐的情况下，有的人索索发抖，有的人毛发直立，有的人会心跳加速。还有的人会出汗、咳嗽、哑着嗓子说话，或身体缩成一团向后退。有的身体平衡会受到影响。有的会没有胃口，呕吐不已。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情感影响的是膀胱，而对另外的人来说却是性器官。进行考试时，许多儿童觉得性器官受到了刺激，而且众所周知：罪犯犯罪后，经常会跑到妓院或女友那里。在科学领域，我们发现有的心理学家声称性与焦虑密切相关，而有的却认为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都是基于他们个人经验的主观观点。
这种反应属于不同类型的人。调查又会揭示出这些反应多少来自遗传。某些身体表达也能给我们提供暗示，看出整个家庭族的弱点和怪癖，在同种情况下，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会产生类似的身体反应。然而，这里最有趣的是：观察心灵是如何通过情感激发各种身体状况的。
我们可以从情感及其身体表现中看出：心灵在它认为有利或有害的情况下，是如何采取行动、作出反应的。例如，当某人突然发脾气时，这个人是想尽快解决自己的困难，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痛打、非难、或者攻击别人，愤怒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器官，它使器官行动起来或紧张起来。有些人一发怒就会胃疼或脸红。他们的血液循环产生巨大变化，他们甚至会因此而头疼。在偏头疼和习惯性头疼的背后，我们往往会发现受到压抑的暴怒或羞辱。而且对于某些人，愤怒会引起三叉神经痛或癫痫性痉挛。
情感影响身体的方式尚未被完全探究清楚，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了解它们。心理紧张对自主性神经系统和非自主性神经系统均有影响。只要有紧张感，自主神经系统必会采取行动。这个人会拍打桌子、紧咬嘴唇，或撕纸。只要人一紧张，就好像有某种东西推动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为。咬铅笔头或咬手指头都能让他释放紧张感。这些举动告诉我们，他觉得某种处境威胁到了自己。在陌生人当中脸红、发抖、抽搐，都是同样的道理。它们都是由于焦虑或紧张而引起的。通过非自主性神经系统，这种紧张感传到全身各处。这样任何情感一经产生，全身就会处于紧张之中。然而，这种紧张感表现得并不总是和这些例子一样明显，我们在此指的也仅是那些身体上的病症，它们与神经紧张的联系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主浍发现：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参与感情的表达，而且身体表达都是心灵与肉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审视心理对肉体以及肉体对心灵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所关注的整体的两个部分。
从这些证据中，完全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情感特征，会对身体的发展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如果儿童的性格及生活方式很早就定型，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经验，就应当能够预见他以后生活中的各种身体表现。勇敢者会显示自己的心理态度影响于自己的体各中，他的身体构造会异于常人，肌肉会更加结实，仪态会更加规矩。姿势很可能对身体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是肌肉更为健美的部分原因。勇敢者的面部表现与众不同，而且最终他的全部特征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头盖骨的形状都可能改变。
今天已很难否认心灵影响大脑的运作。病理学有许多这样的病历：一个人因大脑左半球受伤而丧失读写能力，但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又重获这些能力。当一个人中风或不能恢复大脑受损部分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大脑的其他部分进行弥补，并恢复各器官的功能。当要表明个体心理学可能能运用于教育时，这一点极为重点。如果心灵能对大脑施加这种影响，如果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了发展并改善这种工具的方法。大脑有缺陷的人，不必一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约束：他可以找到各种方法来训练大脑，使其更适于生活。
倘若心灵将目标确定在错误的方向上(例如没有发展与人合作的能力)，它就无法对大脑的成长施加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如果儿童缺乏与人合作的能力，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就不能完全发展其智力及理解力。因为成人的全部举止显示出他在四五岁时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他的世界观和赋予生活的意义所产生的结果都显而易见，所以我们能够找出他所遇到的在合作上的障碍，并帮助他矫正其失败之处。在个体心理学当中，我们已朝这门科学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心理特征和身体类型
许多学者指出：在心灵表达与肉体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关系。但似乎没有哪一个人曾试图找出两者的桥梁和因果关系。例如克雷奇默曾描述过如何通过研究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来找出与此相应的心理及情感特征。这样，他得以把绝大部分人分成几个类型。比如，那些脸圆、鼻短、有肥胖倾向的人，如凯撒大帝所说：
愿光周围的人都肥壮，脑袋光滑，通宵安眠。《凯撒大帝》第一幕，第二场。
克雷奇默认为特定的心理特征与这样的体格有关，但他没有说明这种关联的原因何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这种体格的人似乎并没有什么身体缺陷，他们的身体完全适应于我们的文化。在身体上，他们觉得自己与别人一样健康。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们并不紧张，如果想打架，他们觉得自己是能行的。然而，他们无需将别人视为仇敌，也不必认为生活充满恶意而苦苦挣扎。有一派心理学家称其为“外向者”，但没有说明其原因。然而我们称其为外向者，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并未导致焦虑感。
克雷奇默分类的另一种相反类型的人是有神经质的人，他们有的长得像小孩，有的越高得超常，鼻子长长，头呈蛋形。克雷奇默认为这类神经质的人性格内向，喜欢内省。他们一有心理障碍，容易得神经分裂症，他们是凯撒大帝所说的这种人：
杨?卡修斯又高又瘦，他思虑过多，这种人很危险。——《凯撒大帝》第一幕，第二场
这种人可能有生理缺陷，成人后较为自私、悲观、内向。他们也许会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他们就会充满怨恨、疑心重重。尽管如此，克雷奇默也承认，有许多是混合型，甚至肥胖型的人也会产生属于瘦长型人的心理特征。如果环境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使他们变得胆小沮丧，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通过系统性打击，我们也许能把任何小孩变成神经质的人。
如果具有长期经验，我们便能从各种部分表现中，看出一个人与人合作的能力大小。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寻找这类人号。合作的需要不断地给我们提出各种要求，我们也凭直觉而非科学煌方法找到各种暗示，来指导自己如何在混乱喧哗的生活中找到更好的方向。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历史大动荡之前，人们在心里早已认识到必须改革，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奋力拼搏。因为这种拼搏纯属本能，错误也就容易造成。人们总是不喜欢有明显身体特征的人，对畸形的人和被毁容者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地推断这些人不大适于合作，这自然大错特错，但他们的推断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对于具有这些生理异常的人，目前尚未找到合适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合作程度不同，他们的缺陷也因此被过去强调，而他们自己也成为大众迷信的牺牲品。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孩就统一起自己的心理奋斗目标，建立起心灵与肉体之间根本关系。固定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应的情感和生理习惯及特性都已成型。这种生活方式融合了或多或少某种程度的合作精神。以其程度，我们去理解并评价一个人。例如，所有失败者的共同之点就是合作能力极低。我们现在可以给心理学再下一个定义：它是对合作精神缺陷的了解。既然心灵是一个整体，同样的生活态度又贯穿于它所有的表达之中，那么一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必会与其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情感造成明显的困难，而且违背人的私利，只想改变这种情感是毫无用处的。它们是个人生活方式的真实表现，只有改变生活方式，这些情绪才能得以根除。
对于教育和治疗的未来，个体心理学在此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暗示。对于人的个性，我们决不能只去治疗一个病症或单一方面，我们必须在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在他的心灵对经历的解释方式中、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在他对从身体和外界得到的印象做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中，找出其错误的看法，这就是心理学的真正任务。真正的心理学不会用针扎小孩看他蹦得有多高，不会搔痒看他笑得有多乐。这类做法在现代心理学中极为常见，可能也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个人心理的东西，但也只限于证明个人有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而已。
生活方式是心理学最适合的研究对象和调查对象，采取其他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家主要研究的是生理学或生物学，对于那些调查刺激反应的人，那些企图找到“创伤”——即震惊经历——所产生影响的人，那些研究遗传能力、观察他们如何发展的人，这一说法都是正确的。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灵魂本身，是统一的心灵，我们研究的是个人赋予世界和自己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奋斗方向，以及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迄今为止，我们了解个体的最佳办法，就是研究他与人合作的能力大小。
自卑情结
“自卑情结”，个体心理学的最大发现，已经驰名于世了。不同派别和学科的心理学家都已采用这一术语，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但是，我并不确信他们都已完全理解并正确运用了这一术语。例如，告诉病人他有自卑情结，这毫无用处。这样做只会加深他的自卑感，并不能让他知道如何克服它。我们必须找到他的生活方法所暴露的力不从心感，并在他失去勇气的时候鼓励他。
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这样划定他们，是因为在某种情况里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和活动设定种种限制。只告诉他患了那种病无济于事。我们说：“你有自卑情结！”这根本不能使他更加勇敢。这正如对一个患头痛的人说：“我知道你哪儿有毛病，你患了头痛病！”
许多神经症患者，如果问他们是否觉得自己自卑时，会回答：“没有。”有的甚至会说：“正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要高出一筹。”我们不必去问他们，我们只需观察其举止，因为只有举止才会揭示他们用什么方法安慰自己。说自己很重要。比如，如果看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能猜到他在想：“别的人可能会忽视我，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可是个人物。”如果看到一个人说话时手势很有力，我们猜到他在想：“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的话就会没有力量了。”
在各种显示优越性的行为后面，我们都可以怀疑有一种需要极力掩藏的自卑感。这正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太矮，便踮着脚跟走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一点。有时，这种行为正可见于比高的儿童。担心自己比别人矮的人，他们会挺起身子站得笔直，他们会尽力使自己比实际要高大。倘若我们问小孩：“你觉得自己态度太矮吗？”我们很难看到他会承认。
因此，我们不能推出：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会显得驯服、安静、拘束、不令人讨厌。自卑感的表达方式有数千种。下面这个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一点。有三个小孩，他们头一次去动物园。当他们站在狮子笼的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到妈妈的身后说：“我要回家。”另外一个孩子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站在原地，说：“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孩子恶狠狠地瞪着狮子，问他妈妈：“我能向他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实际上都怕，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这种感觉。
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处于自己想改善的处境中。如果保持勇气，我们就能以直接、现实、有效的唯一途径——改善处境——来摆脱这种自卑感。没有人能长期忍着自卑感，他必会被甩入一种要求某种行动的紧张状态之中。但假使一个人气馁了，他看不到脚踏实地的努力能改善处境，那他依然承受不了自卑感，他依然会设法摆脱它，只是他采取的方法对他无所裨益。他的目标仍然是“不为困难所动”，但他不设法克服阻碍，而力图劝服甚至强迫自己采取一种优越感。而在此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更加强烈，因为其产生情境丝毫未变。因为根本原因依然存在，他采取的每一步都让他更加自我欺骗，他的所有问题也会更加迫切地迫使他去解决。
如果只看其行为而不予以理解，我们会认为他没有目标。他给我们的印象，并没有像所想的那样去改善其处境。但是，我们一旦看到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努力使自己有一种充实感，但却放弃任何改变其处境的希望，他的所有行为就都有意义了。如果他觉得软弱，他会创造使自己觉得强壮的情境。他不是把自己训练得更为强壮，更为能干，而是训练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壮。他努力地欺骗自己，但只会获得部分成功。如果他自觉不能胜任工作，他会在家里当一个暴君，企图以此来安慰自己，证明自己是重要人物。不管他怎样用这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真正的自卑感依然存在。它们依然是同样的昔日情境促发同样的昔日自卑感。它们会形成他心理结构中的一股永不消失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谈及真正的自卑情节。
现在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了：如果一个问题出现，某个人对此无法适应或无法应付，并强调确信自己无法解决，这是他表现的就是自卑情结。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与泪水或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会造成压力，所以往往会产生朝向优越感的补偿性举动，但这些举动不是针对解决问题的。因此，朝向优越感的举动只会朝向生命中无用的一面，而真正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或推到一边。这个人就会想尽办法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绞尽脑汁地去避免挫败，而不将心思用来奋力追求成功。他给别人的印象只会是犹犹豫豫、僵滞不前，甚至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
在恐惧症状的病例中，很清楚地就能看到这种态度。这种病症表现了这样的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呆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充满各种危险，我得防着点。”如果总是抱有这种态度，这个人就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或者呆在床上不下来。
在困难面前，最彻底的退缩方式就是自杀。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这个人通过自杀放弃一切，并表达了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我们如果认识到自杀往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行为，就能理解在自杀中也有对优越感的争取。自杀者总是把自己的列因归咎于他人，仿佛在说：“我是世界上最脆弱最敏感的人，你却这么残忍地对我。”
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症患者总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自己与外界的联系。他把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压挤到一块，把自己局限在自感能控制的环境中，并不遗余力地与生活中的现实保持距离。这样，他给自己修筑了一间狭窄的小屋，对自然界不闻不问，关上门度此一生。至于是以刚还是以柔来进行控制，这就要视其教养而定：他会选择他所发现的最为奏效的工具来实现其目标。有时候，如果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他会尝试另一种，但不管怎样，目标还是如一——不通过努力改善处境而获得优越感。
例如，一个沮丧的小孩发现眼泪是能使自己随心所欲的最佳途径，他会变成爱哭的娃娃。爱哭的娃娃又会直接变成忧郁的成人。泪水和抱怨——我称其为“水的力量”——是中断合作奴役他人的极为有效的武器。就像那些害羞、拘谨、有罪恶感的人一样，在爱哭娃娃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种自卑情结。这种人总是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十分脆弱，无力照料自己。他们总想隐藏自己所念念不忘的超越他人的目标，隐藏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要高人一等的愿望。相反，一个爱吹牛的小孩，一见之下，似乎有一种优越情结。但如果我们研究他的行为而非言语，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愿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只不过是神经症患者有“狭窄小屋”的一个特例而己。如果一个人害怕认真地面对世界上的爱情问题，他就无法消除自己的神经症。如果他把自己局限于家庭的圈子里，那么他的性欲也会在这些限制中得以表达。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从不正眼看最熟悉的几人之外的人。他已惯于控制自己圈子里的人，但害怕不能同样控制其他的人。被母亲宠坏了的儿童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他们所受的教养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但他们从未意识到：在家庭范围之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情感和爱情。长大成人后，这种人还会抓着妈妈的围裙带过日子。对爱情，他们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他们所最能放心依赖的仆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在任何小孩身上，我们可能都能看到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推断需要的只是这些：妈妈宠爱他，不许他对其他人发生兴趣，而爸爸却相对比较冷漠甚至冷酷。
所有的神经症症状都表现出受限制性的行为。在口吃者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态度犹豫。残余的社会兴趣推动他与人交往，但他又自我菲薄，害怕尝试失败，这都与他的社会兴趣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语上就会犹犹豫豫。学校里的“后进”儿童，三十来岁仍无工作的人，逃避婚姻问题的人，不能重复相同动作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度疲惫无法面对白天工作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表现出一种自卑情结，阻止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上取得进展。性特征有手淫、早泄、阴萎和性欲倒错的人，他们都体现出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他们在接近异性时的力不从心感而造成的。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力不从心感呢？”我们还能看到与此相伴的要高人一等的目标。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太野心勃勃，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异常，它是人类处境得以改善的原因所在。例如，人们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意识到自己需为将来有所准备时，才有可能取得科学进步。科学进步是人类改善自己的命运、更加了解宇宙，以及更好地与之相处的结果。确实，依我之见，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基于自卑感。试想象，如果有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员访问我们的星球，他肯定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类啊，建立各种机构组织，奋力争取安全感，筑屋顶来避雨，穿衣服以保暖，修街道来方便交通，显而易见：他们自觉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在某些方面，人类的确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我们没有猴子和猩猩的力量，许多动物比我们更适宜于单独面对各种困难。一些动物以联合——它们成群结队——来弥补其弱小，但是比起自然界中所能发现的其他生物，人类需要进行更为多样更为基础的合作。
人类的幼儿极为软弱，需要得到多年的保护和照看。因为每个人都是从最稚嫩最弱小的生物(即儿童)走过来的，因为人类如果不合作就会完全受环境宰割，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假若一个儿童没有学会与人合作，他就会被卷入悲观失望和一种牢牢的自卑情结之中。我们还能明白：即使是对于最富于合作精神的人，生活也会不断提出问题。没有人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已实现了出类拔萃、完全主宰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短暂，身体虚弱，而生活的三大问题又不断要求得到更丰富更完美的答案。我们总能找到暂时答案，但决不会完全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不管哪种人都会坚持奋斗下去，但只有与人合作的人进行的才是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奋斗，是针对真正改善我们的共同处境的奋斗。
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最终目标，我想没人会对这一点忧心忡忡。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或整个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再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这种处境中的生活肯定枯燥无比：每件事都能被预料到，每件事都能被提前计算出。明天不会带来任何出乎意料的机遇，对于未来也没有什么好期望的。生命的乐趣主要源于缺乏肯定。我们如果对每件事都已确定，如果知晓了每件亟待了解的事情，那再也无需进行探讨或发现了。科学也将走到尽头，身边的茫茫宇宙也只不过是一个说过两次的故事罢了。艺术和宗教本来给我们提供一个瞄准的理想，如今也失去所有意义。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但是从一开始，神经症患者的发展就受到障碍，他对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办法停留在极为肤浅的水平，他的个人问题相应地也就很大。对于自己的问题，正常人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式。他能接受新问题，找到新答案。这样，他就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不拖后腿成为别人的负担，不需要也不要求得到特殊照顾。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优越感的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属于个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它显示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宛如他自己创造的一支奇异曲调贯穿其中，他并不把自己的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反之，他表达得极为间接，这样我们只能从他给予的线索中猜到。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了解一个诗人的作品。诗人只是用字词，但他的意义却远多于他所用的字词。意义的大部分必须通过研究或凭直觉推出。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仔细推敲，对于个人的生活哲学这一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创造，情况亦是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会仔细推敲，必须学会发觉隐藏意义这一本领。
怎么可能有其他方法呢？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已决定生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是通过数学计算而做的决定，而是通过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受不能完全理解的情感、通过捕捉暗示摸索解释而得到的。同样，我们通过摸索和猜测决定自己的优越感目标。这是一个一生的欲望，一种动态的倾向，不是地理上已用图表示的一个定点。没有人对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完整地描述出来。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他的全部奋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比如，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而且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显示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奇特程度的兴趣。我们会看到他训练自己帮助他人的程度，以及他为自己的帮助性所设限制。他已把这门职业作为弥补某种自卑感的目标。以他在工作中和其他地方的表现，我们能够猜到他要弥补哪种自卑感。
例如，我们经常发现：医生在儿童时期很早便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死亡给他们最深印象是人类不安全的一方面。也许是兄弟姐妹或父母去世。他们以后的成长方向，便是要为自己和他人找到一种更能与死抗争的方法。还有一个人也许会宣布自己的目标是当教师，但是我们都知道教师有许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他通过当老师获得优越感的目标可能只是想做个“鸡头”而已。只有与那些比自己更弱小、更缺乏经验的人在一起，他才可能觉得安全。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会平等对待学生。他会真心希望为人类福利做出贡献。在此我们只需提一下，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兴趣大相径庭，他们的表现也明确表明其个人目标。一旦目标确定，个人的潜能就会受到削减和限制以适应这一目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整体目标，即我们所说的原型，总会推拉着这些限制找到一个途径，来表达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到表面以下的东西。一个人可能会改变确立自己的目标和宣布自己目标的方法，正如他可能会改变他所宣布目标的一种表达——职业——一样。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隐藏的连贯性，看到人格的统一性。在任何表现中，这种统一性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把它旋转到不同的位置，我们会从每一个位置看到一个不同的三角形。但若看得仔细点，就会发现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三角形。原型也是如此。其内容不会在行为的某一方面暴露无遗，但我们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事实上，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将一无所有。”
我们必须谨慎，不能急于评价任何对优越感的追求，但在所有目标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之点——努力要像神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公开表达自己的小孩，他们说：“我想成为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超人”的观念是变得神圣这一观点较为温和的一种形式。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时他就表现了这种观念。
疯子常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要获得像神一样的优越感的目标，他们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希望成为世所瞩目的中心，希望不断受到公众注意，希望通过无线电与整个世界接触并聆听到一切谈话。他们希望自己能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这种要神化的目标，也许会以一种更温和和而理性的方式，表现于要无所不知、智慧异常或长生不老的欲望中。不论我们是想在尘世中长生不老，是想象能经各种化身多次重返人间，还是预见在另外一个世界能永存不朽，这些期望都是基于一种想成为上帝的欲望。在宗教教义中，只有上帝才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采取了这个意义——成为上帝，变得神圣。即便是无神论者，他也想征服上帝，比上帝略高一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的生活方式便不会犯错，所有的行动都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这样的行为。
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道：“如果我在班上最懒，你就会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你从不注意好学生，因为他们从不捣蛋，功课又做得很好。”倘使他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控制老师，他是找到了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想要改掉他的懒惰病只会无济于事：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看来，他就是完全正确，假若他不这样做，那他是个大笨蛋。
还有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显得有点愚笨，他在学校是落后生，在家又不机灵。他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哥哥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聪明活泼，但因为鲁莽，老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情愿像现在这样笨一点，也不愿像你那样粗鲁。”我们一旦认识到他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表现得愚笨实在可视为明智之举了。因为他笨，对他的要求也就低。如果他犯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来看，他不显得愚笨才是傻瓜！
直至今日，各种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对付病症而治疗的。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方法都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有一个小孩算术不行，或学校对他的评语不好，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细微末节，尽力想对此加以改善，那完全没有效果。也许他想让老师生气，甚至想使自己被开除来逃避整个学校。如果我们不许他运用某种方式，他会找到新方法来实现目标。
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情况也完全如此。例如，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这种头痛对他会极为有用，如果他非常需要，头痛就会适时发作。通过头痛病，他可以避免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每当他被迫见识新人或作出决定时，头痛病就会发作。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控制下属、妻子或家庭成员。我们怎么能期望他放弃这个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工具呢？依他看来，他给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笔聪明的投资罢了，而它给自己带来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回报。毫无疑问，如果给他一个让他震惊的解释，就能吓走他的头痛病，正如有时电击或假手术能吓跑战士的弹震症一样。也许药物治疗能减轻他的病情，使他更难于维持所选择的某种病症。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使他放弃这种症状，他也还会再找一种。头痛病“治好”了，他会患失眠症，或另外某种新症状，只要目标如一，他便会不断地追求它。
有一种神经症患者能惊人地快速甩掉病症，此后又毫无迟疑地装出新病症来，他们成为患神经症的高手，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戏目。看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这只能给他们提供更多尚无机会一试的神经性毛病而已。我们必须审视的是：采用这种症状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一般的优越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假使我在教室要来一把梯子，爬上去，蹲在黑板顶上。任何人看到我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他们不会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去，坐在这么个不舒适的地方。但如果他们知道：“他想坐在黑板上，因为如果身体位置不比别人高，他就会感到自卑。只有能俯视学生时，他才会觉得安全。”他们便不会以为我疯得很厉害了。我是用了一种极好的方法来实现自己明确的目标。这样梯子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而我爬梯子的行为也就显得计划得当、施行巧妙了。
我只是疯在一点：对优越感的解释。如果有人能让我信服我的确定目标实在是下下之选，那么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目标不变，即便梯子被拿走，我还会用椅子来再爬。假使椅子也被拿走，我会看可不可以蹦着爬上去，通过自己爬上去。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是大同小异：他选择的方式都没什么错，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改善他的确定目标。改变了目标，他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不再需要有旧有习惯和态度，适于新目标的新习性和新态度会取而代之。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有个30岁的女工来看我，她有焦虑症，并且无法与人交友。她养不活自己，因此仍是家里的累赘。时不时她也会做一些秘书之类的小职员，但不幸的是，她的雇主总想占她的便宜。她大受伤害，不得不辞去工作。然而有一次，她又找到一份工作。这次老板对她不大感兴趣，也没占她便宜，她又觉得大受其辱。因此又辞去了这份工作。她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我想是8年——但治疗未能使她更好地与人交往，也未能使她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职位。
我给她看病的时候，把她的生活方式追溯到了童年初期。不首先学会了解儿童，就无法了解成人。她是家里的老小，长得漂亮，受宠得难以置信。当时她父母很富有，她只要开口，愿望就能得到满足。听到这些后，我说：“哦！你真是像公主一样养大的。”她回答说：“真奇怪，那时他们就叫我公主呢！”我问她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她说：“4岁时，我记得我走到屋外，看到许多小孩在玩游戏，他们动不动就跳起来大叫‘巫婆来了’”。我害怕极了，回到家里就问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太婆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存在，她说：‘有的，有许多巫婆、小偷、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她害怕单独在一起。她在整个生活方式中，表达了这种害怕。她觉得自己不够强壮，不能离开家，家里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她还有这样一个早期记忆：“我有一个钢琴教师，是男的，一天他想吻我，我停下来，跑去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学会了要与男性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而她性发展也与保护自己不谈恋爱的目标相一致。她觉得恋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必须说：许多人恋爱时都会觉得软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恋爱时，我们必须很温柔，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兴趣会使我们容易受伤。只有当一个人的优越目标是决不软弱，而且这种目标不会暴露时，他才会逃避爱情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人总是远离爱情，也不会恋爱。经常会发现：如果感觉有掉进爱河的危险，他们便会嘲笑这种情况。他们讥笑、嘲弄、并且排除那些他们觉得威胁到自己的人，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摆脱这种软弱感。
在婚姻爱情方面，这个女孩也觉得软弱，因此当工作中有男人接近时，他便会大可不必地大受影响。除了逃走之外，她觉得无计可施了。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父母也相继过世。这位“公主”的王朝也随之土崩瓦解了。它样，她想找一些亲戚来照顾自己，但事情也不那么如意，没过多久，亲友们便对她厌倦了。不再给予她自觉所需的注意。她责怪他们，说让她孤伶伶的一个人太危险了。这样，她才摆脱了靠自己想办法的悲剧。
我确信，如果家里人再也不管她了。她一定会发疯。她实现优越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家人支持她，让她不必考虑一切生活问题。她在心里这样想：“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另一个，在那儿我是位公主，可怜的地球不了解我，不知道我这重要。”再进一步，她就要发疯。但因为她还有点小小的消遣办法，还能让亲友照顾她，也就不会迈出最后一步了。
还有一个例子，从中可以同时清楚地看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有个16岁的女孩被送到了我这儿。她六七岁时就开始偷东西，12岁就开始和男孩在外面过夜。她2岁时，父母在长期的激烈争吵后离婚了。她被判给母亲，一起住在外婆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外婆总是容易溺爱孩子。她外婆就这样。她出生在父母争吵的最高潮。因此她母亲根本就不欢迎她的降生，她不喜欢女儿，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
这个女孩来看我时，我以友好的方式与她交谈。她告诉我：“我并不真的喜欢偷东西，跟男孩子瞎荡，我只是想让妈妈知道，她管不了我。”
“你这样做是为了报复吗？”我问她。她回答道：“我想是的。”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强，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目标，只是因为她觉得比母亲更软弱。她觉得母亲厌恶她，便产生了自卑情结。她能想出的唯一一种肯定自己优越的方法，就是惹事生非。儿童有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通常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16岁的女孩失踪了8天，找到后她被送上了少年法庭。她在法庭上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男人绑架了她，把她捆起来，关在一间屋里，关了8天，没有人相信她。医生私下跟她交谈，要她说出真相。她见医生不相信她的故事，非常愤怒，便扇了他一耳光。看到她后，我问她想当什么样的人，告诉她我只关心她的幸福，只想尽自己所能来帮助她。当我要她讲一个梦时，她笑了笑，讲了这个梦：“我在一出来时，遇到了我妈，一会儿爸爸也来了，我要妈妈把我藏起来，觉得爸爸看到了我。”
她畏惧自己的父亲，总是与他作对，他总是惩罚她。因为怕受惩罚，她只好说谎。我们一听到撒谎的事情，必定会看到说谎者有严厉的家长。除非觉得说出真相会有危险，否则撒谎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引诱她进了一个酒吧。她在那儿呆了8天，因为父亲的缘故，她不敢承认真相；但同时她的行为的动机又是想战胜父亲。她觉得受到父亲的压制，只有通过伤害他，她才会觉得战胜了他。
我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些在追寻优越感时误入歧途的人？如果认识到对优越感的追求是人所共有，这就不难做到了。这样，我们便能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们的奋斗了。他们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追求不能达到任何有用的目标。正是对优越感的追求，它给予我们每个人以动力。是我们对人类文化所作一切贡献的源泉。整个人类生活都是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之线而前进——从下至上，由负到正、从失败到胜利。然而，那些真正能够处理并且主宰生活问题的，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利人倾向的人，那些奋进方式也施益于他人的人。
如果以适当的方法对待病人，我们便能发现：他们并不难以说服。归根结底，人类对于价值与成功的一切判断，都是基于合作，这是人类一个伟大而普遍的自明之理。我们对于行为、理想、目标、行动以及性格特征的所有要求，就是它们应当有益于人类的合作。没有人完全缺乏社会感。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不贵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脱，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别人。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知道这一秘密的。然而，他们已没有勇气去过一种有用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会与人合作”。他们避开生命中的真正问题，而与虚无的阴影搏斗来肯定自己的力量。
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目标。也许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每种目标都可能有一些小错，我们总会找到可指摘的东西。但是，人类的合作需要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长处。对于一个儿童，他的优势可能是数学知识；对于另一个，可能是艺术；对于第三个，可能是体力。消化不良的小孩可能会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而已。他的兴趣可能会转向食物，因为他相信这样便能改善自己的处境。结果他可能成为一名专业厨师或营养专家。在这些相对目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困境的真正弥补，而且可以看到对可能性的一定排斥，以及对自我限制的一定培训。例如，我们可以理解：哲学家必须时不时隐退才能冥思立著。但如果优越目标伴有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目标就不会有什么大错。
了解个性的关键
因为一个人为实现优越地位的奋斗是了解其全部个性的关键，我们在其心灵发展的每一点上都会看到这种奋斗。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以此来了解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有两个要点要记住：其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开始进行这种了解工作。任何表现都会将我们引向同一个方向——朝向这个人的个性所赖以构成的那个动机和主题。第二，可供我们使用的材料异常丰富。每一个字、每个理想、每种感觉、每个手势，都有助于我们的了解。在轻率真评价个性某一方面或某一表达时所犯的任何错误，都可以通过参考千百个其他方面和表达得以遏制和纠正。只有看到某一方面在整体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最终决定其意义，但每一方面说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它们都促使我们达到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就像考古学家：搜寻陶器和工具的碎片、建筑物的残坦断壁、破损的纪念物、以及纸草纸的残页，然后从这些碎片中推断已经毁灭的整座城市的生活。但我们研究的不是毁灭之物，而是一个人身上相互关联的各方各面，是有生命的个性，将一个充满它对生命诠释所显示的万花筒展现在我们面前。
了解一个人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所有的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学或许最难以学会和应用。我们必须聆听所有来龙去脉；必须抱以怀疑态度，直至关键之点不言而明。我们必须从大量细小信号中——他如何走进房里，如何打招呼、握手，如何微笑，如何走路——得到提示。在某一点上，我们可能误入歧途，但其他点总会来纠正或者确定我们的印象。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的练习和测验。只有真正地关心他人，我们才能成功。我们必须设身处地，通过他的眼睛来观看，通过他的耳朵来倾听。他也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共同的了解。我们必须同时找出他的态度和困难。即即使自觉已经了解他，但如果他不了解自己，我们也无法证明我们就是对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绝不会是全部的真理，它说明我们还了解得不够。
也许是因为没有了解这一点。其他心理学派别才会提出“正、负转移”的概念。而这在个体心理学中从未出现过。放纵一个惯于受宠的病人可能容易得到他的好感。但他潜伏的控制欲会更显而易见。如果轻视他、忽略他，可能很容易招致他的敌意。他可能会中止治疗，或者在继续治疗中，希望为自己找到借口，让我们难过。不管是放纵还是轻视都帮不了他。我们必须展现给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兴趣、关心。这是最真实、最主观的兴趣。我们必须与他合作来找到其错误。这是为了他的利益，也是为了别人的福利。带着这个目标，我们决不能冒险去产生“转移”，以权威自居，或使他处于依赖他人、不负责任的位置。
在心灵所有表现中，最能揭示事物的是早期记忆。这是人的随身之物，提醒自己想起自己的种种限制以及各种事物的意义。记忆绝不是“偶然的”。在一个人接受到的不可胜数的印象中，他会选择记住那结他认为与自己的问题有关的东西，不管记得多么模糊。这些记忆代表着他的“生活故事”。他会反复从这个故事中寻求温暖和慰藉，以这个故事来使自己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标。以过去的经历和检验过的方法准备应付将来。在日常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记忆被用于稳定人的情绪。如果一个人遇到挫折、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以前的挫折经历。但当一个人兴高彩烈、充满勇气时，他便会选择不同的记忆。他回想的事都令人愉快，使他更为乐观。同样，如果一个人遇到困难，他便会唤起所有能有助于形成其处理态度的记忆。
因此，记忆能起跟梦一样的作用。许多人在要作决定时，会梦见自己成功地通过了一场考试。他们将自己的决定看成一场考验，想重造一种曾经使自己成功的心境。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中，那些对于心境的变异能站住脚的东西，对于一般心境的结构与平衡也能站住脚。忧郁的人如果回想起那些好时光和成功经历，便不会再忧郁。如果他想“我一生都不幸”，他便只选择那些他可以解释为不幸命运的事例来记。
早期记忆与生活方式
记忆绝不会与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倘若一个人的优越目标要求他感到“其他人老是羞辱我”，他会选择只记住那些他认为是羞辱的事情。随着生活方式改变，他的记忆也会改变。他会记下不同的事，或对记住的事产生不同的解释。
早期记忆极为重要。首先，它表现了生活方式的起源及其最简单的表现。从这些早期记忆中，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小孩是被宠坏了还是被忽视了、他学习与人合作的程度、他想同谁合作，以及他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怎样去对付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小孩视力不好，曾训练自己更细心地观察事物，我们会从他的早期记忆中发现各种与视觉有关的印象。他的回忆一开始就会说“我环顾四周……”，或者他会描述颜色和形状。如果一个小孩有身体缺陷，希望自己能走、能跑、能跳，他也会把这种兴趣表现在他的记忆中。儿童期就记得的事情肯定与这个人的主要兴趣息息相关。而我们一旦知道了他的主要兴趣，便能知道他的目标和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早期记忆对于职业指导才会有极大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记忆中发现这个孩子与母亲、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至于记忆的准确与否，这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价值的是这些记忆体现了这个人这样的判断：“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了”，或“打小我就这样看这个世界”。
在所有记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如何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和他所能忆起的头件事。最初记忆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这是他第一个感到满意的对自己态度的表达。它让我们一眼便看出他以什么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我在研究一个人的个性时，总会问到他的最初记忆。
有时人不会回答，或说不知道哪件事发生在先，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有启示性。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不想探讨自己的基本人生哲学，不想合作。当然，一般人都很愿意谈论自己的早期记忆。他们只把它看为简单事实，意识不到隐藏其后的意义。很少有人了解最初记忆，因此，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早期记忆不偏袒地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与别人的关系以及对于处境的看法。早期记忆的另一个有趣之点是：这些记忆非常浓缩、简练，因此我们能利用这一点来作群体调查。我们可以要一群学生写下自己的早期记忆，如果知道怎样去解释，我们对每个小孩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分析早期记忆
为了说明起见，我举几个早期记忆的例子并加以解释。除了他们的早期记忆之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小孩还是成人。我们在这些早期记忆中发现的意义应当得到个性其他表现的检验，但是，只看到这些记忆而磨炼我们猜测剩余部分的能力，也能使我们的技能得到锻炼。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是真的，能够对不同的记忆进行比较。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发展是通过合作呢，还是远离合作，他是胆大还是胆小，他想受到支持和照顾还是想独立，他是准备付出还是只急于得到。
例一：“因为我妹妹……”。早期记忆中出现了哪个人，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如果出现了一个姐妹，我们便可确定这个人觉得深受其影响。这个姐妹给另一个孩子的发展投下了一层阴影。当小孩友好地与人合作时，他能有效地将自己的兴趣扩展到他人。但如果心中老想着要竞争，他便不能如此了。然而我们也不能轻率地下结论，也许这两个小孩是好朋友。
“因为我和妹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太小不能上学的时候，我也不许去。”现在这种竞争就明显了：“妹妹拖了我的后腿。她比我小，但我却被迫要等她。她限制了我的机会！”如果这就是这个记忆的真正含义，我们便可以想到这个女孩或男孩会觉得：“我生活中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人限制我，妨碍我自由发展。”这个人可能是个女孩。男孩似乎很少受到这种要等到妹妹可以上学了才可以去上学的限制。
“因此，我们在同一天开始上学。”处在她的位置，我们不认为这是对女孩子最好的一种培育方式。这可能给她这样一个印象：因为她年长，她就必须站在别人后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都是这样解释的。她觉得大家都喜欢妹妹而忽视她。她会因这种忽视而怪罪于某个人。这个“某个人”很可能就是她母亲。她会便依恋父亲，尽量使自己成为他的宝贝。这就不足为怪了。
“我记得很清楚，妈妈对每个人说我们第一天上学时她有多寂寞。她说：‘那天下午我好几次跑到大门口去看女儿回来。我觉得她们再也不会回家了’”。这是对母亲的描述。这一描述显示出母亲的行为并不十分聪明。“她觉得我们再也不会回家”——母亲显然很慈爱，女儿也感觉到了她的慈爱，但同时她又紧张焦虑。如果我们能和这个女孩谈谈，她会说出很多关于母亲偏爱妹妹的事情。我们不会对这种偏爱感到吃惊，因为最小的孩子总会受到宠爱。从这种种记忆中我们可以判断：姐妹俩中的姐姐觉得自己在与妹妹的竞争中受到妨碍。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各种嫉妒和害怕竞争的信号。我们也不会对发现她不喜欢比自己年轻的女人感到吃惊。一些人一生都觉得很老，许多好嫉妒的女人会觉得不如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例二：“我的早初记忆是祖父的葬礼。当时我3岁。”一个女孩是这样写的。她把死亡视为生活中最大的不安全，最大的危险。从童年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她得到这样一个教训：“祖父会死”。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她是祖父的宝贝，他很宠她。祖父母几首总是宠爱孙子。与父母相比，他们对孩子的责任要求，总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表现自己还能获得感情。我们的文化使老人难于肯定自己的价值，有时他们便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找到这种肯定——譬如说发牢骚。在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女孩很小的时候，祖父很宠爱她。正是因为他宠爱她，这个女孩对他的记忆才这么深刻，他的死亡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她失去了一个仆人，一个盟友。
“我清楚地记得他躺在棺材里，身体僵硬，脸色苍白。”我认为让一个3岁小孩看到死人并非明智之事，尤其是当他们并没有任何准备之时。许多小孩告诉我他们对看到死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永远无法释怀。这个女孩就没有忘掉。他们觉得医生比其他人更能对付死亡。如果要医生讲他的最初记忆，它往往会包含一些关于死亡的记忆。“躺在棺材里，全身僵硬，脸色苍白”，这是对所看到的东西的记忆。这个女孩可能属于视觉型，喜欢观察世界。
“然后到了墓地，棺材放下去的时候，我记得绳子被从这个箱子下抽出来。”她告诉我们她所看到的东西，这肯定了我们对于她属视觉型的猜测。“这次经历使我害怕。只要一提到哪位亲戚、朋友或熟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就会感到害怕。”
我们又可以看到死亡留给她的深刻印象。如果有机会和她交谈，我会问：“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她很可能会回答：“医生。”假如她不回答或逃避这一问题，我会提示：“你不想当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吗？”当她说“另外一个世界”时，我们可能看出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补偿。我们从她的全部记忆中知道：她祖父很宠她，她是视觉型，死亡在她心中有重大作用。她从生活中得出的意义是：我们都会死去。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没人会为此忧心忡忡。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例三：“我3岁时，爸爸……”一开始，她爸爸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女孩对父亲比对母亲更感兴趣。对父亲感兴趣往往就是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时小孩会对母亲更感兴趣，因为在一两岁时，小孩与母亲的合作非常密切。小孩需要母亲、依恋母亲：他的一切心灵活动都与母亲有密切联系。如果小孩转向父亲，母亲便失败了。这个小孩不满于自己的处境。这通常是由于一个更小的孩子降生了。如果我们从这种回忆中听到还有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我们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
“爸铁公鸡给我们买了一对小马。”孩子就不只是一个，我们很想听到关于另外一个小孩的情况。“他牵着马缰，把马带到了屋外。比我大3岁的姐姐……”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解析了。原以为这个女孩是姐姐，原来她是妹妹。也许姐姐是妈妈的宝贝，所以女孩提到父亲和礼物——两匹小马。
“姐姐牵过一条缰绳，得意洋洋地牵着马走在街上”。这是姐姐的胜利。“我的小马紧跟着那匹马。它走得太快了，我都赶不上”——这是姐姐首先出发的结果！——“我摔倒了，小马却拖着我在地上跑”。这次经历原以为皆大欢喜，却落得个这么个不光彩的结局。姐姐胜利了，她赢了一分。我们可以完全肯定这个女孩的意思是“我如果不谨慎，姐姐就会赢。我总是被击败。总是趴在地上。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一马当先。”我们也可以了解姐姐已经赢得了母亲的欢心，妹妹因此就转向了父亲。
“尽管后来我比姐姐骑得更好，这丝毫未能减轻这次失意。”现在，我们的所有假设都得以证实。我们可以看到姐妹俩之间的竞争。妹妹觉得：“我老是落后，我必须尽力冲动前面去，超过其他人。”这种类型的人我已经描述过，常见于第二个孩子或者老幺。这种儿童往往有哥哥或姐姐作带领人。他们总是设法要超过这些带领人。女孩的记忆加强了她的态度，她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我前面，我便受到威胁。我老是要当第一。”
例四：“我的早期记忆都是姐姐带我去各种聚会和社交场合。我出生时，姐姐快18岁了。”这个女孩记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记忆中，我们也许能发现她的合作程度比别人要高。比她大18岁的姐姐，对她来说肯定就要像妈妈一样，是家里最宠她的人；但她似乎用了一种聪明的方式扩展了这个小孩的兴趣。
“因为在我出生前，姐姐是家里5个孩子中的唯一女孩，她自然喜欢拿我倒处炫耀。”这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果一个小孩被“炫耀”，他感兴趣的可能只是得到社会的欣赏，而不是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到处跑。对于这些聚会，我只记得一件事：姐姐不断强迫我说诸如告诉这位女士你的名字之类的话。”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方法——我们对于发现这个女孩口吃或有言语困难就不会感到吃惊了。如果小孩口吃，通常是因为别人太注意他的讲话。他不会轻松自然地与人交谈。他学会了要自觉、要得到赞赏。
“我还记得，我如哑口不语，回家后肯定会挨训，这样我就变得讨厌外出，讨厌与人交往。”我们的解析应彻底修改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隐藏在她的最初记忆后的意义是：“别人带我去与人接触，但我发现这很不令人愉快。由于有这些经历，我从此就讨厌与这类人合作和交往。”因此，我们可以料定，即使是现在，她还是讨厌与人交往。我们能够发现，与别人在一起时，他会局促不安，过于注重自己形象，她认为自己应当表现出众，觉得这种要求太沉重。在与其他人相处时，她已经失去了一种轻松感，一种平等感。
例五：“我小时候，有件大事非常显著。在我4岁左右，曾祖母来看我们。”我们已经注意到，祖母常常宠爱孙子，但我们还未看到曾祖母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她来看我们时，我们拍了一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这个女孩对自己的家很感兴趣。因为她对曾祖母的来访和拍的照片记得如此清楚。我们可能可以推出，她对家庭非常依恋。假若说对了，我们便可以发现：她的合作能力不会超过家庭圈子的限制之外。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驱车到了另一个镇上，到照相馆后，我换了一件白色绣花的衣服。”这个女孩可能也是视觉型。“在照四世同堂相之前，我和弟弟拍了一张合影。”在此我们又看到了她对家庭的兴趣。她弟弟也是家庭的一员，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关于她与弟弟之间的关系的事情。“他坐在我身边椅子的后扶手上，手里拿着一个明亮的红球。”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主要追求了。她想弟弟比自己受宠。我们或许能猜到：弟弟出生了，抢走了自己年纪最小最受宠爱的地位，她一点都不高兴。“大人要我们笑。”她的意思是：“他们想使我笑，但我有什么好笑的？他们让他坐在正位上，给了他一个明亮的红球，但他们给了我什么？”
“接下来就要拍四世同堂的相片了。除了我，每个人都想照出最好的样子。我却一点也不笑。”她在反抗家庭，因为家里人对她不够好。在这个最初记忆里，她没有忘记告诉我们家里人是怎样对待她的。“要弟弟笑时，他笑得那么好。他真逗人喜爱。直至今日，我还憎恶照相。”这类记忆让我们很好的领悟到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生活的方式。有了一个印象，我们就用它来解释一系列行为。我们从中得出结论，好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很明显，照这张相片时，她很不高兴。她至今仍憎恶照相。我们经常发现：一个人如果特别厌恶某种事物，他会从以往经历中选出某种东西来解释这种厌恶，承担所有解释之责。这个最初记忆给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其一，她是视觉型；其二，这一点更重要，她很依恋家庭。她最初记忆的唯一行为就发生在家庭圈子里。她可能不大适于社会生活。
例六：“我的一个早期记忆，可能不是最早的，是我三岁半左右发生的一件事。一个给父母工作的女孩把我和表弟带到了地窖，让我们尝了苹果酒。我们很喜欢它的味道。”发现地窖里的苹果酒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这是一次探险的旅行。如果我们现在就要下结论，我们可以在两种猜测中选择其一。这个女孩也许喜欢新的经历，勇于面对生活。或者相反，她的意思是意志较强的人会欺骗我们，把我们引入歧途。其他记忆能帮助我们下决定，“不久以后，我们想要再尝一点酒，便自己动手了。”这是个勇敢的女孩，她想独立。“一会儿，我的脚发软了。我们把酒倒得满地都是，地窖因此特别潮湿。”在此，我们看到一个禁酒主义者的形成。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与我讨厌苹果酒和其他含酒精饮料有关。”一件小事又成为整个生活态度的成困。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件事的轻重似乎不足以导致这个深远的结论。然而，这个女孩却私下认为这足以解释自己为什么讨厌酒精饮料。我们可能会发现：她是一个懂得如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也许她很独立，勇于改错。这个性格可能显示出她一生的特征。他似乎在说：“我是犯了错，但我一发现错了便会纠正。”假若果真如此，她也会具有极好的性格：主动、勇于奋斗，迫切地想要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处境，过一种美好而有益的生活。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所做的是训练自己一种聪明地去进行推测的能力。我们必须看看一个人性格方面的其他特征，才能确定我们的结论准确无疑。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到：个性在其所有表现中，都是前后一贯的。
一个35岁的男子，一直有焦虑性神经症，来找我看病。他一离开家门，便会感到焦虑。他也曾数次被迫找到工作，但一坐到办公室里，他便会整日呻吟不已，哭叫不已，这种情况只有当他晚上回到家中与母亲呆在一起时才会终止。当问起他的最初回忆时，他说：“记得4岁时，我坐在家里窗边，观看窗外人们兴致勃勃地干活。”他想看别人干活，而自己却只想坐在窗边看他们干活。如果要改变他的症状，我们只能使他摒弃这个想法：自己不能与别人一起工作。他一直认为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被别人赡养。我们必须改变他的整个观点。斥责他、要他吃药或荷尔蒙制剂，都无济于事，他只对观察感兴趣。我们发现他有近视，因为这一缺陷，他对可见事物就更为注意了。当长大后应当开始工作时，他仍想继续观望，而不工作。然而，这两件事也并非完全对立。治愈后，他有了一份事业，与他的主要兴趣也一致。他开了一家精品店。这样，他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劳动分工做出了贡献。
一个32岁的男子来看病了，他患有歇斯底里失语症。他只能嚅嚅低语，这种情况有两年了。起因是这样的：一天，他踩了一块香蕉皮，滑倒在一辆出租车的窗上，吐了两天之后，从此就得偏头痛。无疑他得了脑震荡，但既然喉部器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开始的脑震荡根本就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不能说话了。有8周完全是哑口无语。他告上了法庭，但这个官司很难打。他把这个意外完全归咎于出租车司机，要求出租车公司赔偿。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他能把某种伤残露出来给人看，他在这个官司中的地位会更有利。我们不是说他不诚实，但没有什么大的动力使他正常地说话。也许在这次事故的震惊之余，他真的发现说话有困难，但也看不出他要改变这种情况。
这个病人看了一位喉科专家，但专家也找不到什么毛病。当问及最初记忆时，他告诉我们：“我躺在摇篮里，摇篮是挂着的。我记得看见挂钩脱落了，摇蓝摔下来，我受了重伤。”没有人喜欢摔倒，但这种人却过分强调掉下来，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掉下的危险上。这就是他的主要兴趣。“我一掉下来，门就打开了。妈妈冲进来，她都吓坏了。”通过摔下来他得到了母亲的注意：但这个记忆又是一种谴责——“她没有照顾好我。”同样，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犯了这种错——他们没有照顾好他。这个被宠坏的小孩的生活方式是：总想让人负责。
他另外一个记忆说的是同样的事：“5岁时，我从2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头上压着一块重板。整整5分钟，我说不出话来。”这个人擅长于装作失去语言能力。他对此训练有素，常以摔倒为原因拒绝讲话。我们不能将这个作为一个正当理由，但他却似乎就这么看的。他对这种方法十分拿手，他一摔倒，自然就会不能说话了。只有当他明白这是个谬论，在摔倒与失语之间并无联系，特别是看到事故之后他并没有必要嚅嚅低语达两年之久，他的病才能治愈。
但是，在这个记忆中，他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对此难以理解。“妈妈跑出来，”他接着说，“看上去很激动。”他两次摔下来都吓坏了他母亲，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他是个要得到过分注意、成为关注焦点的小孩。我们能够理解，他非常想弥补自己的不幸。在相同的情况下，其他被宠坏的孩子也会这么做。他们只是可能不会想出产生言语障碍这个策略而已。这是这个病人的明显特征，是他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一个26岁的男子来找我，他抱怨自己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8年前，父亲把他安插进了经纪行，但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一行，最近终于辞职了。他想再找份工作，但一直未能如愿。他还抱怨自己难以入睡，并且常常想到自杀。放弃经纪行的工作后，他离开了家，在另一个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接到了一封信说他母亲病了，于是他回来了，同家人住在一起。
从他的描述中，我们怀疑，他母亲很宠他，但父亲却想对他施加权威。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活着就是反抗父亲的严厉。当问及到在家里的位置时，他回答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姐姐：大姐姐总想对他颐指气使，小姐姐也差不多。父亲老是对他吹毛求疵。因此他深深觉得自己受到家里所有人的控制，只有母亲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到14岁才去上学。后来，父亲送他上了农校，这样他就能在父亲计划购买的农场上帮忙。这个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但却未当农民。因为他父亲给他在一家经纪公司里谋了一份工作。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8年，他自己认为是想为母亲多做点事。
小时候，他不爱干净，怕黑暗，怕一个人呆着。我们一听到有孩子不爱干净，就必定看到有人在后面为他收拾东西。一听到有小孩怕黑、不喜欢独自呆着，就必定看到有一个注意他、抚慰他的人。对于这个少年，这个人就是他母亲。他觉得难以与人交朋友，但在陌生人当中，他却觉得很自如。他从未谈过恋爱，他对爱情也不感兴趣，也不想结婚。他认为父母的婚姻很不幸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自己拒绝婚姻。
他父亲仍然逼着他在经纪行干下去，而他自己想进入广告业，但他相信家里不会给他钱培养他干这一行。在每一点，我们都可以看到其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反抗父亲。他在经纪公司的时候，尽管是自己养活自己，他就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钱来学习广告业。只有现在他才想起要以此来作为对父亲的一个新要求。
他的最初记忆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受宠的小孩对严父的反抗。他记得自己如何在父亲的饭馆干活。他喜欢洗碟子，把它们从一张桌子换到另一张桌子。他拿着碟子玩的样子惹火了父亲，他当着客人的面扇了他一巴掌。他用这个早期经历证明：父亲就是敌人。他的一生都是与他作战。至今为止他还不想工作。只有伤害了父亲，他才感到心满意足。
他自杀的念头很容易解释。任何自杀行为都是一种谴责。通过想要自杀他是在说：“这全是爸爸的错。”他对工作的不满也是针对父亲。父亲提出的任何计划，儿子都会反对。但他又被宠坏了，无法独立创业。他并不真想工作，他更想游手好闲，但他与母亲还是保留了一些合和。尽管如此，对父亲的反抗又怎能解释他的失眠呢？如果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便会没有精神去工作。父亲希望他去上班，可他却疲惫不堪，觉得无法工作。当然，他也能说：“我不想干活，不想受到强迫。”但他还得考虑母亲，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如果直接拒绝工作，家里人会认为他无可救药，会拒绝再养他。他必须有个借口。这就由“失眠”这个表面看来很不会平的平幸来承担。
开始他说自己从不做梦。但后来，他又想起了一个常做的梦。他梦见有个人朝墙扔球，但球老是弹开了。这个梦似乎无足轻重。我们能发现这个梦和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联系吗？
我问他：“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球一弹开，我就醒来了。”现在他揭示了失眠的全部结构。他用这个梦作为一个闹钟来唤醒自己。他想象每个人都把他往前推，强迫他做不喜欢做的事。他梦到有人朝墙扔球，这时他便总会醒来。结果，第二天便很疲惫，他便不能工作。父亲急着要他去工作，通过这种间接方法，这样他便击败了父亲。倘若我们只看他对父亲的反抗，我们应当想：他发现这样的武器真是太聪明了。但是，于人于己，他的生活方式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帮他对此加以改变。
我给他解释过这个梦后，他便不做这样的梦了，但他告诉我在夜间有时他还是会醒来。意识到这个梦的用意后，他再没能勇气做这样的梦，但他还要使自己在第二天疲倦不堪。我们怎样才可以帮他呢？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他与父亲和好。只要他的努力都集中于惹恼并击败父亲，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按照势在必行的惯例，我一开始便承认病人的态度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父亲似乎大错特错”，我说，“他真是太不明智了，老想在你身上施展自己的权威。也许他有病，需要治疗。但你能做什么呢？你又不能改变他。譬如天下雨了，你能做什么？你只能撑把伞、或叫一辆出租车，若老想反抗它、制服它，那是毫无用处的。现在你就是浪费时间同它反抗。你以为这样能表现自己的力量，能占上风，但实际上你比其他人受的伤都重。”
我指出了他所有问题的潜在一致性：对事业的不确定，逃避家庭、失眠。还给他指出：在所有这些事中，他怎样通过惩罚自己来惩罚父亲的。并且，我给了他一条建议：“今晚上床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要不停地让自己醒来，这样明天便会疲惫。想象你明天太疲惫了，不能去上班，父亲便雷霆大作。”我想要他面对现实，他的主要兴趣就是要惹恼并伤害父亲。只要我们未能阻止这种反抗，任何治疗都无济于事。他是个被宠坏的小孩，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他自己也可以看到了。
这种情况与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极为相似。这个年轻人一心一意只想着要伤害父亲，但却十分依恋母亲。然而，这与性却无关。母亲很宠他，但父亲却对他没有一点同情心。他没有得到正当的教养，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错误的解释。对于他的毛病，遗传未起一丝作用。他的毛病并不是作为一种本能从杀死部落首领由自己充任的野蛮人那儿得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创造出来的。在每个小孩的身上都可能激发出这样的态度。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像这个母亲一样宠他的母亲，一个像这个父亲一样对待他的父亲。如果小孩反抗父亲，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便会知道这样太容易采取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第五章 梦
几乎人人都做梦，但没有几个人理解自己的梦，这真是令人吃惊。尽管这样，梦仍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普遍活动。人们一直对梦深感兴趣，迫切地想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梦意义重大，奇异而重要。这种兴趣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但是，整体而言，人们仍不知道做梦时自己在干什么，甚至为什么会做梦。据我所知，关于梦的解释只有两种理论包罗万象，具有科学性。这便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和个体心理学派。两者之中，也许只有个体心理学家才可声称自己采取的是一种具有常识性的研究方法。
过去对梦的解析
当然，以前对于梦的理解虽不科学，但它们也值得加以重视。至少，它们揭示出人们过去是怎样看待梦的，以及他们对梦持什么态度。梦是心灵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如果我们细看一下人们过去是如何理解梦的作用的，我们便差不多看出了他们有什么目标。研究一开始，我们便发现，人们一直认为梦与未来有一定关联。人们通常觉得，在梦中，某个有控制能力的精灵、神、或祖先会操纵自己的心灵。还有些人在困境中用梦来指导自己。
解梦的古书对梦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明了它们是如何预示做梦人的未来的。原始民族会在梦中寻找各种征兆和预示。希腊人和埃及人到神庙去，希望能做一个神圣的梦，影响一下以后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些梦能治病，能消除生理毛病或心理毛病。美洲印弟安人用洗罪、斋戒、汗浴的方法不遗途力地来引梦，并根据自己对于梦的解析来行动。在《旧约全书》中，梦总被解析为能揭示将来的事情。即使今天，还有人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梦后来真的成为了事实。他们相信自己在梦里具有远见，相信梦能预示未来。
站在科学的角度上，这些观点都属无稽之谈。从我一开始想解决梦的问题时，我就很清楚：比起那些清醒、视、听、说、理解等能力更好的人，做梦的人更不能预测未来。梦似乎不可能比日常思维更理智更有预示性，相反它更混乱，更会令人费解。但这种传统观念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原因，其中也许有些真理。倘若我们把它放在适当的环境溃来看待，也许能找到我们所寻觅的线索。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认为梦能为自己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人做梦的目的是想为未来找到指导，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这和认为梦能预示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还必须考虑他要找的是哪种答案。希望在哪儿找到这个答案。显而易见，梦所提供的答案都要次于清醒地对整个形势分析后所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做梦时，个体是希望在睡觉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弗洛伊德派的观点
弗洛伊德派的方法是认为梦有一种可以得到科学理解的意义。但是，在好几点上，弗洛伊德派的解析已经使梦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例如，它假定，心灵在白天的活动与在晚间的活动之间有差异。“有意识”与“无意识”彼此对立，梦被赋予与日常思维法则截然相反的特殊法则。我们一看到诸如此类的对立，就必会看出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在原始民族和古代哲学家的思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各渴望：把概念强烈对立，把它们视为对立之物。在神经症患者中，这种对立思维，或二层思维，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人们往往认为对与错相对立，男与女、冷与热、轻与重、强与弱都相互对立。从科学角度上看，他们并非对立事物，而是变体。他们是根据与某种假定理想的相近程度而排列在一个刻度上的各点。好与坏、正常与异常也并非真正对立。任何理论，如果认为睡与醒，梦中的思想与白天的思想相互对立，它在本质上就不科学。
原始弗洛伊德派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把性作为梦的背景。这也将梦与人们的平常努力和活动分离开来。果若其然，梦的意义便不再是全部个性的体现，而是部分个性的体现。弗洛伊德派自己也觉得光用性来解释梦很不充分，弗洛伊德便建议在梦中还可能看到一种想死的潜意识欲望。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已经注意到，梦是想为问题找到一个轻松的解决方法，梦可以揭示出一个人缺乏勇气。但是，弗洛伊德的术语却太富隐喻了，根本无助于发现梦是如何反映全部个性的。又一次，梦里的生活与白天的生活似乎又被截然分开了。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趣而珍贵的暗示。例如，这一暗示极为有用：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梦所隐藏的思想。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也几乎得到类似的结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所缺少的是心理学这门科学的首项基本条件——认识到个性的一贯性，以及个体所有思想、行为及言语的统一性。
从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析几个关键问题中，可以看到这一缺点。“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梦？”心理分析学家回答道：“是为了满足一个人未实现的愿望。”但这个观点并不能解释一切。例如，如果梦想不起来了，如果这个人忘了自己的梦，或理解不了，那么满足又从何谈起呢？所有人都做梦，但没有多少人了解自己的梦。从做梦这一行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快乐？如果梦里的生活与白天的生活截然分离，而满足感又来自梦，我们或许能让作梦人了解其梦的目的。但如果这样解释，我们便失去了个性的一贯性这一原则。对于醒着的人来说，梦就不再有任何目的。
以科学的角度看，做梦的人与醒着的人就是同一个人，因此梦的目的也适应于这一连贯的个性。确实，对于有一种人，我们可以将在梦中实现愿望的努力与全部个性联系起来。这种人就是被宠坏的儿童。他们老是问：“我怎么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生活给我什么？”正如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一样，这种人可能会在梦中寻求满足。确实，如果仔细观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被宠坏小孩的心理学，他们觉得自己的本能绝不能受到拒绝，认为别人的存在对自己不公平。他们老问：“我为什么要爱我的邻居？我的邻居爱我吗？”
心理分析学基于被宠坏的孩子这一前提，并详详细细地对这一前提进行了详尽描述。但是，在不可胜数的对优越感的追求的表现中，对满足感的追求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己，我们也不认为它是个性所有表现的主要动机。而且，我们如果真的找到了梦的目标，也会有助于我们看出遗忘梦或不了解梦有什么目的。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25年前当我着手研究梦的意义时，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我看到，梦中的生活与醒时的生活并不对立，它必须与生活的其他动作和表现相一致。如果我们白天专注于要实现优越目标，在夜间我们想的也必是同一问题。与白天一样，任何人在梦中都有隐藏的目标，好象他们在梦中也要努力实现优越感。因此，梦肯定是生活方式的产物，并与生活方式相一致。
母亲的作用
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婴儿便力求与母亲连结在一起。这是他一切行为的目的。在数月内，母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完全依赖于她。合作能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发展的。母亲让孩子第一次与别人接触，第一次对自己以外的人发生兴趣。她是他走入社会生活的第一座桥梁。一个婴儿如果不能与母亲产生任何联系，或者与另外一个取代母亲地位的人产生联系，他肯定会灭亡。
这种联系十分亲密，而且影响深远。这意味着在以后的日子中，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像遗传影响这样的特征了。遗传产生的各种倾向都会被母亲加以调整、训练、教导和改造。母亲有否技巧，影响了孩子的一切潜质。所谓母亲的技巧，我们指的只是她与孩子合作的能力、以及她使孩子与她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作为一套规则来传授。每天都会出现新情况，其中有千万处她必须运用自己对孩子的领悟和了解。只有当她关心自己的孩子，一心一意要获得他的感情、保护他的利益时，她才能得到这些技巧。
在母亲的一切活动中，我们都可看到她的态度。每当她抱起孩子、背着他，与他说话、给他洗澡喂饭的时候，她便有了机会与他发生联系。如果她对这些工作不太熟练，或对孩子不感兴趣，她便会笨手笨脚，引起婴儿的反抗。如果母亲没有学会如何给孩子洗澡，孩子就会觉得洗澡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不会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反而要尽力避开她。她把孩子放到床上的方式，她的一举一动，她发出的任何响动，都必须做得很有技巧。她还必须长于照看他，让他独处，她必须考虑孩子的全部环境——新鲜的空气、房内的温度、营养、睡觉时间、生理习惯、卫生等等。任何情况下，她都给了孩子机会去喜欢她或讨厌她，去合作或拒绝合作。
母亲的技巧没有什么特别秘密，所有技巧都是兴趣与训练的结果。做母亲的准备工作在生命中很早的时候便开始了。第一步可见于一个女孩对更小的孩子的态度，她对婴儿的兴趣、以及对将来工作的兴趣。对男孩和女孩采取同样的教育方式，好像他们以后会干完全相同的工作一样，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如果要做个有技巧的母亲，女孩必须受到如何当母亲的教育，她们的教育方法必须使她们喜欢充当母亲这样一个前景，认为这是件有创造性的工作。在以后真正当母亲的时候，便不会对这一角色感到失望。
很不幸，我们西方文化并不十分尊重母亲这一地位。如果人们重男轻女，如果这会上男性的地位要优越，女孩自然不会喜欢自己未来的工作。没有人会满足于一个从属地位。如果这样的女孩结了婚，自己要生小孩了，她们便会以某种方式表示自己的抗拒。她们不愿或还没有准备好要小孩，她们不期盼孩子的降生，也不认为这是件有趣的创造性活动。
这可能是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努力来处理它。整个人类社会与妇女对于母性的态度密切相关。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妇女在生活中的作用几乎被人低估，认为是次等的，我们即使是发现男孩子常把家务活看成是仆人干的事，动动手帮帮心好像都侮辱了他们的尊严似的。人们往往不会把持家、做家务看作女人的职业，而是视为分配给她们的苦役。
如果妇女真正能把家务和持家视为一门艺术，从中她能感到兴趣，能点亮并丰富其他人的生活，她便能使这份工作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作。反之，如果人们认为男人做这种事太卑贱了，那么女人便会抗拒她们的工作，反抗男人，并且要证明——这从一开始便很明显——她们与男人是平等的，有权得到发展自己全部潜质的考虑和机遇。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然而，潜抽必须通过社会感才能得以完全发展。如果女性的发展中没有外来的限制和约束，社会感会将女性引向正确的方向。
女性的作用一旦被低估，婚姻生活的和谐便会完全毁坏。如果一个女人认为照料孩子是件低下的事，她便不会正确地去发展自己的技巧、关心、了解和同情，而这些对于小孩有个好的开端又极其重要。对自己充当的角色不满的女人，生命中会有一个目标阻止她与孩子产生正常的联系。她的目标与其他女人不同，她总是念念不忘证明自己的优越。从这个观点看，孩子便只会令人讨厌，让人分心。倘使我们追溯生活中失败的原因，我们总会发现做母亲的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作用：她没能给小孩一个好的开始。如果母亲失败了，如果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满，没有足够的兴趣，那么整个人类便濒临危机。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失败归咎于母亲。罪过无从说起。也许母亲本身就未受到与人合作的训练，也许她在婚姻生活中抑郁不乐。她也许对自己处境感到困惑、焦虑、甚至会陷入一种无助感，一种绝望感。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到各种阻碍。如果母亲病了，她可能想与孩子合作，但回家后却觉得身心疲惫。如果经济状况很困难，孩子就得不到适当的食物、衣服和保暖。并且，孩子的行为并不是由体验决定，而是他从体验中得到的结论。调查问题儿童的背景时，我们往往发现这个儿童与他母亲的关系有问题，虽然在其他儿童中也会发现同样问题，只是他们处理得更为成功而已。我们回顾一下个体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性格的发展没有什么固定成因，但是儿童会利用其经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使其成为自己生活观的成因。例如，不能说一个小孩如果营养不良，便会成为罪犯。我们必须看看他从经验中得到什么结论。
但是很明显，如果一位妇女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颇不满意，她的孩子便都会遇到困难和压力。但我们知道母性本能是十分强大的。调查已经表明：母亲保护孩子的倾向要强于任何其他倾向。在动物当中，例如老鼠和猿，母性本能已被证明比性驱力和饥饿驱力强。如果要她们选择追随某一种驱力，母性本能总会获胜。
这一行为的基础与性无关，它来自一个合作的目标，母亲通常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孩子，她才会与全部生活联系起来。她觉得自己有决定生死的力量。在每一位母亲身上，我们总会或多或少发现一种感觉：通过孩子，她确实是创造了某种东西。我们几乎可能说，她觉得自己的创造与上帝造人一样——是从虚无中创造了一个生命。事实上，对母性地位的渴求是人类追求优越地位、追求神圣目标的一个方面。这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说明：这一目标完全可以与最深刻的社会感相吻合，用来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和他人的利益。
当然，每位母亲都可能会夸大孩子是自己一部分的这种感觉，强迫他为实现自己的优越目标服务。她可能还会设法让孩子完全依赖自己，控制他的生活，这样他便会永远依恋她。我来举一个75岁的农妇为例，她的儿子在50岁的时候还与她住在一起。两人同时得了肺炎，母亲活下来了，儿子却送到医院死了。当母亲得知儿子的死讯时，她说：“我就知道我没法把这个孩子平平安安地带大”。她觉得自己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从来没尽力要使他成为社会完整的一个成员。我们开始明白，如果母亲未能扩展她与孩子的联系，未能引导他平等地与生活中其他人合作，那么她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母亲拥有的关系并不简单，她与孩子的联系不应当过分强调，这既是为了她们自己，也是为了孩子。如果一个问题受到过分强调，其他问题便会受到忽略。如果我们过于重视某个问题，那么即使是这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与母亲关联的，有孩子，有丈夫，还有她身边的整个社会。这三个联系都必须受到同等重视：三者都必须带着常识冷静地面对。如果母亲只考虑与孩子的联系，她便不可避免地会娇纵他、溺爱他。她会使孩子难于发展独立精神和与人合作的能力。成功地将孩子与自己联系到一起后，她的第二项工作便是把孩子的兴趣扩展到他父亲身上，但如果她自己对孩子的父亲没有兴趣，这项工作便几乎不可能实现。她还必须把孩子的兴趣引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家里的其他小孩身上，朋友、亲戚和一般人身上。因此她的任务是双重的：她必须让孩子首先信赖一个人，最后她必须将这种信任和友谊扩展开来，直到包括全部人类社会。
如果母亲只关心使孩子对她产生兴趣，孩子以后便会憎恨任何想要他对他人感兴趣的企图。他会永远寻求母亲的支持。对于那些他认为与自己竞争母亲注意的人，则充满敌意。只要她对丈夫或对家里其他孩子表示一点兴趣，这个孩子便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会产生这样一种观点：“妈妈只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人。”
现代心理学家大多误解了这一情况。试举弗氏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它假设男孩有一种爱上母亲想与她结婚，而憎恨父亲想杀死他的倾向。假若了解了孩子的发展过程，这种错误使无从犯起了。只有在那些想成为母亲注意的焦点而排除他人的小孩身上，俄狄浦斯情结才会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欲望，想要控制母亲，完全操纵她，使她成为自己的仆人。它只会出现在这种儿童身上：他们受到母亲的溺爱，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同类感。有一些患孤僻症的病例：这种男孩只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把她作为解决自己婚姻爱情问题的对象。但这种态度的意思便是：除了母亲，他不能想象与别人合作。他不相信会有其他女人像她一样温顺。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往往是错误教养的一个人造产品。我们毫无理由去假设有什么遗传性乱伦本能，或者想象这种异常的本能来源于性欲。
一个被母亲束缚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一旦处于一个不再与她密切相关的环境，便会产生麻烦。例如，他上学的时候，或与其他小孩去公园玩的时候，目标仍会是要与妈妈在一起。他会对与她分开憎恶万分。他会老是想把妈妈带在身边，占据她的思维，让她注意他。有各种行动可供他采用。他可能会成为母亲的心肝宝贝，总是软软弱弱，温温柔柔，要博取同情。一旦不如意，他可能就会哭泣、生病，来表明自己是多么需要受人照顾。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大发脾气，为了引起注意他会不听母亲的话或与她争执。在问题儿童当中，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被宠坏的儿童，他们施尽全力要得到母亲的注意，而抗拒外界大环境的任何要求。
如果设想纠正母亲这种错误的最佳方法是不要母亲照料孩子，而把他们交给护士或各种慈善机构，这也太荒诞可笑了。我们如果要寻找母亲的替代品，就要找一个能起母亲的作用的人——能像母亲一样，让孩子对她感兴趣。训练小孩的亲生母亲做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
在孤儿院长大的儿童往往对别人缺乏兴趣：没有人让自己成为这种小孩与其他人之间的一座桥梁。
有人对福利院那些发展并不很好的儿童做过实验。他们找个护士或嬷嬷给孩子特别的照顾，或者让孩子被一个家庭收养。这个家庭的母亲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好照顾。这样结果就会大大改善，只要养母选择得当的话。养育这种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为他们找到代替的父母和家庭生活。如果我们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找到能符合父母条件的人。许多问题儿童都是孤儿、私生子、被遗弃的孩子和来自破裂婚姻的孩子。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和兴趣是多么重要。
众所周知，继母这一角色很难当，前妻留下的孩子往往会反抗她们。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见过许多成功的继母。但是，许多妇女往往不理解这种情况。失去母亲后，孩子也许会转而要得到父亲的注意，而且会被他们宠坏。现在他便会觉得父亲的注意被人抢去了，因而会攻击继母。继母觉得自己必须反击，那么孩子便真的有了委屈了。她向他们挑战了，他们的反抗会更激烈。与小孩的战争只会失败：永远无法通过与他们对抗来击败他或赢得他们的合作。在这种战斗中，弱者总会胜利。如果问他要他不愿给予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如果我们意识到武力不可能赢得合作和爱，这个世界便可省去无数的压力和无用的努力了。
父亲的作用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的作用与母亲的作用一样重要。开始时，他与孩子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后来，他的影响才产生效果。如果母亲未能把孩子的兴趣扩展到父亲身上，对此我们已经提到会出现的一些危险。在发展社会感的过程中，这种孩子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如果婚姻不美满，孩子的处境便会充满危险。母亲会觉得无法把父亲包括在家庭生活之内，她可能想使孩子完全属于自己。也许父母双方都会把孩子作为自己战争中的一颗棋子。每个人都想把孩子绑缚在自己身边，希望孩子爱自己甚于爱对方。
如果孩子看到了父母之间裂缝，他们会十会善于对他们挑拨离间。这样，父母就会开始竞争，看谁更能控制孩子，谁更宠他。处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孩子不可能训练得乐于合作，孩子第一次与别人合作的经验就是与父母合作，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好好合作，那也不要希望能教会小孩合作。而且，小孩对于婚姻和异性伴侣的最初观念，也是从父母的婚姻中得来的。不幸婚姻产生的儿童，除非他们的最初印象得以纠正，否则他们长大后会形成悲观的婚姻观。即使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觉得婚姻是注定要不幸的。他们会设法躲避异性，或者认定自己与他们接触会失败。因此，如果父母的婚姻不是社会生活中富于合作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不能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这个小孩肯定会有严重障碍。婚姻应是两人的伴侣关系并谋求两人的共同利益、孩子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如果它在哪一方面失败了，它便不能满足生活的要求。
因为婚姻是一种伴侣关系，所以没有哪一方会更优越。对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比以前更多的重视。在家庭生活的一切行为中，没有必要使用权威，如果一方特别突出，或比另一方大受尊重，这就很不幸了。倘若父亲脾气暴躁，想控制其他家庭成员，儿子便会对男性的概念得到错误的观点，女儿会更受其害。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们会把男子想象成暴君。对她们而言，婚姻意味着征服和奴役。长大成人后，她们有时会对其他女性产生一种性的兴趣，从而保护自己不受男性伤害。
如果母亲非常跋扈，对家里其他人唠唠叨叨，情况便会倒过来。女儿很可能会效仿她，变得刻薄挑剔。男孩则会时刻戒备，害怕批评，总是警惕别人会控制他。有时不仅母亲是暴君，姐妹和姑姑姨妈都会联合起来管束他。这样，他便会变得内向，不愿走出来、融入社会生活。他害怕所有女人都会这样唠叨挑剔，因此希望避开所有女性。没有人喜欢受到指责，但如果一个人把逃避指责作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要专注之事，那他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会受到影响。看待每件事的时候，他都会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判断：“我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他们把与别人的一切关系都视为胜负潜伏的关系，自然便不可能有忠诚的友情了。
父亲的任务可以总结为几句话。他必须证明自己是妻子的好伴侣，儿子的好同伴，社会中的好成员。他必须正确处理生活中的三大问题——工作、友谊和爱——他必须平等地与妻子合作，照顾并保护自己的家庭。他不应忘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无法替代。他的任务不是贬抑妻子，而是与她合作。有一点要特别强调：即使他是家里的经济来源，这也是共享的事。他绝不能显得好像自己总在施舍，而别人总在接受一样。在幸福的婚姻中，他挣钱只是家里劳动分工的结果。许多父亲利用自己的经济地位来统治全家。家庭中不应当有统治者，任何可能造成不平等感的场合都应避免。
每位父亲都应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的文化过于强调男子的特权地位，因此，妻子与他结婚后，都可能或多或少会害怕受到控制，处于劣势。他应当知道：不能只是因为妻子是女的，不能像他一样赚钱养家，她就应处于卑下地位。无论妻子对养家糊品是否出过一臂之力，只要家庭生活真正富于合作，那么至于谁赚了钱、钱属于谁，这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十分重大。许多孩子在一生中都会把父亲视为自己的偶像或死敌。惩罚，特别是体罚，总会伤害孩子。伤何不是以友善的方式进行的教育都是错误的教育。但很不幸，家庭中惩罚孩子的任务总是落到父亲身上。有许多道理可以说明这是不幸。其一，这揭示出母亲坚信女性不能真正教育孩子，她们是弱者，需要得到有力臂膀的帮助。当母亲对孩子说：“等你爸回来再说”时，她就是在教育他们把父亲视为最终权威和生活中的真正有权者。其二，这破坏了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使他们害怕他，而不把他视为良友。也许有些妇女担心如果她们自己来惩罚孩子，便会失去孩子对她们的感情，但解决方法不应是惩罚之责推给父亲。因为母亲给自己召来一名复仇者来帮助孩子，孩子一点也不会少责备她。许多母亲还用“告诉你爸”这一威胁来强迫孩子听话，那孩子会对男性在生活中的角色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如果父亲以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处理生活中的三大问题，父亲便会成为构成一个家庭的必要分子，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他必须平易近人，好交朋友。他结交朋友之时，就是使自己的家庭成为更为广阔的外界社会的一部分。他不应当与人隔绝，受缚于传统观念。家庭之外的影响应当能够进入家庭，他也应当给孩子指明如何培养社会兴趣和合作精神。
然而，倘若替夫妻俩有各自不同的朋友，那便会产生真正的危险。他们应当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圈子之中，避免因为不同的朋友而分离。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应当紧缠不放，寸步不离，但不应当有什么东西妨碍他们在一起。例如，如果丈夫不愿把妻子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这种问题就会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便处于家庭之外了。孩子应当知道小家庭是大社会的一个单位，家庭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信赖的人，这一点对于他们的发展极为宝贵。
如果父亲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关系融洽，这对他的合作能力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征兆。当然，他必须离开家庭而自立，但这并不是说他就应当讨厌自己的至亲，与他们决裂。有时候，两个仍然依赖父母的人结婚，他们会夸大与原来家庭的联系。当提起“家”时，他们指的是父母的家。如果他们仍把父母视为家庭的中心，便无法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这是一个关系到各方合作能力的问题。
有时，男子的父母会嫉妒。他们想知道儿子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经常给新家庭制造麻烦。他的妻子便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并对丈夫的父母的干涉感到十分生气。当男子是不顾父母反对而结婚时，这种情况更会产生。他的父母可能错了，也可能没错。如果他们不满意，在儿子婚前还可以反对儿子的选择，但结婚之后，他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尽其全力促使婚姻成功。如果家庭分歧在所难免，丈夫应当理解这些问题，不必为之忧心忡忡。他应当将父母的反对看作是他们错了，而尽力证明是自己对了。夫妻并不必顺从父母的意愿，但如果大家彼此合作，如果妻子觉得公婆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这样很显然会轻松愉悦得多。
每个人对于父亲最期望的一个作用便是：他能解决工作问题。他应当受过职业训练，能养家糊口。妻子在这方面也许能帮他一把，而且以后孩子也许也可以。但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经济责任通过是落在男人的身上。解决这一问题意味着他必须工作，必须勇敢，必须了解自己的职业，知晓其利弊，必须能与工作中的其他人合作，受到他们的尊敬。
其含义甚至远不止这些。通过自己的态度，他以身作则地告诉了孩子要如何面对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因此，他必须审视一下自己应当做些什么来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一份有益于全人类并为之做出贡献的工作。重要的不是他自己是否认为他的工作有用，重要的是这件工作应当确确实实“有用”。我们无需聆听他的言语。如果他喜欢自吹自擂，那自然是憾事，但倘若同时他所做的事有利于大众利益，那也无甚大碍了。
我们现在来谈论一下爱情问题的解决——包括婚姻和建立幸福有效的家庭生活。对丈夫的首要要求是他应当喜爱自己的伴侣。很容易便可看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喜爱与否。如果他爱她，他会喜欢上与自己的伴侣相同的事情，会把她的幸福作为自己自发的目标。不只感情能证明喜爱，还有许许多多的感情能作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夫妻一切顺利。他还必须成为妻子的同伴，应乐于使她高兴。只有当双方置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合作。每一方都应对对方比对自己更感兴趣。
在孩子面前，丈夫不能过于公开地表露对妻子的感情。确实，夫妻之爱与他们对孩子的爱无法相比。二者完全不同，不能彼此削弱。但如果父母过于明显地表示彼此的感情，有时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处境受到了威胁。他们会忌妒，想给父母制造麻烦。
配偶之间的性关系不应受到轻视。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当父亲向儿子、母亲向女儿解释有关性的事情时，他们不要主动去讲什么信息，而只当孩子想知道、而且在其发展阶段能理解时，才做出解释。我相信，当今时代有一种倾向，要告诉孩子许多他们还无法理解的性知识。结果孩子便会产生不应有的兴趣和感觉。这样有关性的事情便会变得无足轻重了。过去人们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口不提任何性知识。与这种老办法相比，新方式并无多少高明之处。最好的方法应当是找出孩子想知道什么东西，并且回答他所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把我们认为是常识的知识强加给他们。我们必须保留住他的信赖和这种感觉：我们是与他合作的，想帮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是这样做的，便不可能错得太甚。
金钱不应过分强调，或成为争执的对象。那些自己不出去挣钱的女人，她们对钱比丈夫所意识到的要敏感得多，如果受到奢侈浪费之类的指责，她们会觉得深受伤害。经济方面的事情，应当在家庭的经济能力之内、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妻子和孩子没有理由来施展其影响让父亲来支付非其所能的开销；从一开始，大家就应对开支达到一个统一意见。这样便无人会觉得大家都依赖自己或受到虐待了。
父亲不应当认为单凭金钱就可确保孩子的将来。我曾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有趣的小册子。书中他描述了一个出身贫穷的富人竭力希望能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受贫困之苦。他到一个律师那儿请教他该怎么做，律师问他多少代子孙富裕才能让他满意。这个富人回答说他想为十代子孙提供足够的钱。
“这一点你能做到的”，律师说，“但是你意识到没有，你的每一个第十代子孙的产生都有与你一样五百多名祖先的作用？五百个其他家庭都能宣称他是自己的子孙。他还能说是你的子孙吗？”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无论我们为自己的子孙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为整个社会服务。我们无法避开与其他人的联系。
家庭中权威的存在是毫无必要的，而是应当有真正的合作。父母应当共同努力，对有关孩子教育的一切事情都应达到统一意见。父母都不能在孩子中表现任何偏爱，这一点尤为重要。偏爱的危险性再怎么强调也决不过分。儿童时期的任何沮丧，几乎都是因为觉得别人受到偏爱而产生的。有时这种感觉毫无理由，但如果真的是一视同仁，这种感觉灺就无从产生了。如果男孩比女孩更受偏爱，女孩几乎不可避免就会产生自卑情结。小孩是极为敏感的，即使是最好的小孩，如果疑心别人受到偏爱，也可能在生活中走向完全错误的方向。
有时，有的孩子会发展得更快，或比其他孩子更可爱，这样父母很难不对这个小孩表示更多的喜爱。父母应当有十分的经验和技巧来避免表现这样的偏心。否则，发展较好的孩子会给其他孩子蒙上阴影，让他们感到沮丧；他们会忌妒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他们的合作能力便会遭到挫折。父母光说自己没有偏心还不够，他们应当时刻警惕孩子们心中是否会怀疑父母有偏爱。
注意与忽视
儿童很快便会熟练于找到各种方法来引起注意。例如，受宠的儿童往往害怕把自己一人留在黑暗中。他害怕的并非黑暗本身，只是利用害怕来使母亲对自己更亲近。有一个这样受宠的孩子常在黑暗中大哭。一天晚上，当他母亲回应他的哭声进来时，她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太黑了。”他回答道。但他母亲已经知道他这一行为的意图了。“我进来以后，”她说，“是不是没那么黑了？”黑暗本身并不重要——他怕黑只是意味着他不喜欢与母亲分开。他的一切情感、一切体力和脑力都在参与要建立一个情境，这样母亲便会走到他身边，又与他在一起。他会通过大哭大叫，通过无法入睡，或者用其他方法让自己成为一个讨厌鬼，来竭力使母亲靠近自己。
有种感觉业直吸引着教育者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害怕。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不再关注寻找害怕的原因，而是要找出其目的。所有受宠的孩子都会害怕，通过害怕这种办法，他们能吸引到注意力，并把这种情感添加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利用它来达到与母亲在一起的目的。胆小的孩子肯定受到溺爱，而且还想受到宠爱。
有时，这些被宠坏的儿童会做恶梦，睡觉时会嚎啕大哭。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症状；但如果将睡眠视为清醒的反面，就不可能明白这一点。这是个错误。睡眠与清醒并非对立之物，而是同一事情的变异。在梦中，儿童的行事方式与白天大同小异。他要将形势变得有自身有利的目标影响着他的整个肉体和心灵。有了一些训练和经验之后，他会找到实现这一目标最为成功的方法。即使在熟睡中，与他目标相一致的思想、图像和记忆都会进入他的头脑。有了一些经验后，受宠的儿童便发现如何利用一些能产生恶梦的想法来使母亲再次靠近自己。即使长大成人后，被宠坏的孩子还会做焦虑的梦。在梦中害怕是一个能获得注意的久经考验的策略，这已经固定为一个习惯了。
这种对焦虑的利用这么明显，如果听到有被宠坏的小孩晚上从不惹麻烦，那真是太奇怪了。吸引注意的这些花招非常之多。有的小孩会觉得睡衣很不舒服，或者要水喝；有的会害怕夜盗和怪物；有的非要父母坐在身边才能睡觉；有的做梦；有的掉到床下；有的尿床。我治过的一个被宠坏的小孩似乎晚上从不惹麻烦，她母亲说她睡得很香，不做梦，不醒来，一点麻烦都不惹。她只在白天惹麻烦。我发现这太奇怪了。我提示了所有用来吸引母亲注意使她更靠近的花招，但这个女孩一个都不曾用。最后，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
“她睡在哪儿？”我问这位妈妈。
“在我床上。”她回答道。
受宠的儿童常常求助于生病，因为一旦他们生病了，便可受到比往日更多的宠爱。生病过后，这样的小孩往往会显示一些问题儿童的迹象。一开始好象是因为生病他才变为问题儿童的。然而事实上是，病愈后他想起了生病时自己受到的那些关注。母亲不会再像那时一样宠他，他就用做问题儿童来报复。有时，如果一个孩子注意到另一个孩子通过生病成了注意的焦点，他也会希望自己生病，甚至会吻生病的小孩，希望这样能染上他的病。
有个女孩在医院呆了4年，医生护士都非常溺爱她。她回家后，一开始父母也很宠她，但数周后，注意便减弱了。一旦别人不给她想要的东西，她便把手指放到嘴里，说：“我住过院的。”她不断地提醒别人自己生过病，尽力要重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有些成人老是喜欢提起自己的病史或做过的手术，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行为。另一方面，生病之后，老让父母头痛的儿童往往会改变，不会烦他们了。我们已经看到身体缺陷对小孩来说是一个额外负担，但也看到了它们不足以解释所有性格方面的坏品质。因此我们怀疑治好身体本身会与这种改变有任何关系。
有个男孩是家里的老二，他又撒谎、又偷东西、又逃学、又粗暴不驯，惹了许多麻烦。老师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急得想把他送到劳教所去。这时，这个男孩病了。他臀部得了结核，在石膏夹里躺了半年，痊愈后，他成了家里表现最好的孩子。我们认为病对他没有产生这样的影响。很快便清楚了：这一变化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以前所犯的错。他一直认为父母偏爱弟弟，一直觉得受到拒绝。生病期间，他发现自己成了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照顾他、帮助他，他很聪明，抛弃了自己一直被忽视的想法。
兄弟姐妹间的平等
现在我们要谈论家庭合作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孩子们之间的合作。除非孩子觉得相互平等，否则人们不会受到社会感良好的基本教导。除非男孩和女孩觉得彼此平等，否则两性关系会不断提出严重问题。许多人问：“为什么同一家庭里的孩子差距会这么大？”有些科学家试图将它解释为不同的遗传结构造成的结果；但我们已经看到：这只是一种迷信。试把儿童的成长与幼苗成长做一比较。即使一群树是一起长大的，但事实上，它们的处境也各不相同。如果有一棵树长得要快些，因为它得到的阳光更充足，土壤也更肥沃，那么它的生长会日益影响到其他树木的成长。它遮住了它们的阳光，它的根向四周伸展，夺走了它们的养分。而其他树却变和矮小，发育受阻。如果一个家庭中某位成员过于显要出众，情况也会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父母哪一方都不应在家中处于控制地位。往往，如果父亲很成功，才华出众，孩子会觉得自己绝不可能取得同样的成就。他们就会变得气馁，对生活的兴趣会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名人子女会让父母和社会其他人大失所望的原因。这些小孩看不到有任何可能取得与父母相媲美的成就。因此，如果父母的事业极为成功，他们不应当在家中太强调自己的成功，否则孩子的发展便会受到阻碍。
对于孩子们自己，情况亦是如此。如果某个小孩发展得特别好，很可能他会得到最多的注意和欢心。这对他来说很好，但其他孩子会感觉到这一差异而憎恨他。一个人不可能毫无怨恨和恼怒地忍受不能受到和别人一样的尊重。他们不会停止追求优越地位，因为这种追求永无止境。但是，这种追求会转到其他方向，可能毫不实际，可能于社会没多大用处。
家庭格局
由于探究了儿童根据自己在家里的地位而体验到的利弊，个体心理学已尼为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为了能用最简单的形式来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设想父母合作良好，并且在尽心尽力地养育孩子。每个小孩在家中的地位仍然会对这个小孩产生很大的影响，每个小孩的成长仍然会与其他小孩迥然不同。我们必须重申，同一家庭中两个小孩的处境绝不相同，每个小孩的生活方式都会反映出他尽力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自己的特殊环境。
教育的改变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父母能承担起教育孩子的工作，完全教会他们去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学校便无需存在了。在过去，小孩几乎完全在家中接受训练。工匠会用自己的手艺来培养儿子，把自己从欠亲的实践经验那儿得到的技巧传授给他。然而，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提出了更为复归西的要求，需要学校来减轻父母的负担，继续父母刚刚开始的工作。前进的社会要求年轻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而我们在家里无法给予他们。
在美国，学校还没有经历完欧洲业己完成的所有发展阶段，在有的学校，我们还可能看到权威或传统的遗迹尚存。以前，在欧洲的教育史上，只有王子和贵族子弟接接正规教育，唯有他们是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其他人只要干自己的本分，不要想爬得高一点。后来，被认为于社会有用者的范围扩大了。宗教机构接管了教育一职。在那儿，少数经过挑选后的人能够学习神学、艺术、科学，接受职业训练。
随着技术的发展，老式的教育形式已经不能胜任了。对更广泛教育的争取是个长期的过程。村镇里的教师通常是当地的补鞋匠或裁缝。他们教书时手中提着一根木棍，效果却很不好。只有教会学校和大学才教授艺术和科学，有时甚至皇帝都不学读写。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就有必要会读会写、会算术会作图了，我们所知的公立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然而，这些学校往往都是根据政府的需要而建立的，当时的政府需要的是有教养的顺民，学习去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并且随时能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就是为了适应这一目的的。我本人仍记得在奥地利，有一段时间这些情况还残存着。当时，对无权阶级的教育就是旨在使他们驯服，让他们做适于其社会地位的工作。但是慢慢地，这种教育的缺陷便暴露出来了。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越来越强壮，要求也越来越多。公立学校进行调整适应了这些要示求。如今流行的教育理想是：儿童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应当得到更多的机会来熟悉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长大后应当能够分享全部人类文明，并为之做出贡献。我们不再只希望教会孩子谋生或到工厂找份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为大众利益共同努力的人。
教师的作用
无论我们知道与否，任何建议学校改革的人，他都在寻找一个途径以增加社会生活的合作度。例如，这就是进行性格教育这一要求所隐藏的目的。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了这一点，这一要求的理由便十分明显。然而整体而言，教育的目标和技巧尚未得到彻底理解。我们必须找到许多教师，他们不仅能教会孩子谋生本领，而且教会他们以有益于人类的方式来行事。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他们自己也要接受训练以完成这一任务。
课堂里的合作与竞争
在现今体制下，我们往往会发现：小孩刚来学校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要比合作充足，在他们的学校生活中，对合作的训练会持续不断。这对小孩来说是一个灾难，这种灾难不亚于他冲动前面去击败其他人，也不亚于落在后面放弃奋斗。在后两种情况中，他主要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奉献、帮助，而是尽力为自己捞取利益。家庭应当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其中平等的一员，班级也是如此。如果受到这样的教育，小孩会真正相互感兴趣，喜欢与人合作。
我看到过很多“有困难”的儿童，通过对同学的兴趣、与他们的合作，这些儿童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想特别提一个一个小孩。他来自一个自己觉得每个人都对他有敌意的家庭，认为学校里每个人也会对他有敌意。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在学校得了一张很差的成绩单，在学校被训责了一顿，拿回家后又受到一番惩罚。这种经验一次就够令人沮丧了，两次受惩真是太残酷了。难怪这个小孩成绩极差，是班里的捣蛋分子。最后，他找到了一位老师，他理解他的处境，向其他孩子解释这个孩子原以为大家都与他为敌。他要求大家帮助他，让他相信大家都是他的朋友。后来这个男孩的行为发展有了出人意料的改善。
有些人怀疑能否教会小孩这样理解并帮助别人，但是以我的经验看，小孩往往会比大人更能理解这些事情。有位母亲有次把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的女孩和一个3岁的男孩)带到我的屋里。小女孩爬到桌子上，把她妈妈给吓呆了。她吓得无法动弹，只是大叫：“下来！下来！”小女孩根本不予理会。3岁大的儿子说：“呆在那儿！”这个女孩马上安全地爬下来了。他比他母亲更理解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对于发展班级的统一和合作，一个常常提出的建议便是让孩子进行自治，但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谨慎而行，要有老师的指导，而且要确信孩子也作了充分准备。否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自治并不太认真：他们视之为一个游戏。因此，他们会比老师严厉苛刻得多，或许利用开会来获取个人优势、散布不和、彼此嘲笑，或用来争取优势地位。因此从一开始，老师就要观察、建议，这很重要。
评价孩子的发展
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小孩智力发展、性格和社会行为的最新标准，就不可避免要进行某种测验。实事上，有时候这种智力测验能拯救一个小孩。譬如，成绩不好的小孩，老师会希望他留级。对他进行一个智力测验后，发现事实上他能上更高的年级。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无法预料一个小孩将来发展的限制，智商低只能用以说明一个孩子的困难，以便找到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智商测验的结果没有揭示真正的心理障碍，当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后，我们总可以将它改变。我发现，如果允许小孩来玩智力测验，熟悉它们，发现它们的工作原理，增加经验，他们的智商分便会提高。总之，任何智商都不应视为对孩子未来发展设定一个由命运或遗传决定的限制。
也不应当告诉小孩本人或其父母他的智商分。他们不知道它测验的意图，也许会认为这代表着一个最终判决。引起教育中最大问题的，不是小孩的任何限制，而是他认为自己有什么限制。如果小孩知道自己智商分很低，他可能会失去希望，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功。在教育占，我们应当将能力用于增强小孩的信心和兴趣，并消除他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诠释而对自己能力所设的种种限制。
对于学校的评语也是如此。如果老师给的评语很坏，老师可能认为他是在激励孩子更加努力，但如果孩子家教甚严，他会害怕把评语拿回家，他们不敢回家，或者涂改评语。小些小孩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自杀。因此，老师必须想到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不对孩子在家里的生活及其对孩子的影响负责，但是也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家长很有野心，那么如果小孩带着一张很差的评语回家，就可能出现吵闹和斥责。倘若老师稍微宽容和蔼一点，小孩可能会受到鼓励，继续进步而取得成功。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的评语总是很差，每个人都认为他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他自己也会慢慢相信这一点，并且相信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然而，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能进步、提高。在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有充足的例子说明：在学校落后的孩子可以重获信心和兴趣，继续取得杰出的成就。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孩子们自己无需评语的帮助，能对彼此的能力做出合理的评判。他们知道谁的数学最好，拼写、绘画最好，最会玩游戏，也知道每个人在班里的强弱顺序。然而，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好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前面的人，以为自己不可能赶上去。如果一个小孩这种态度十分坚决，他会让这种态度伴随其终身。即使成人之后，他也会计算自己与别人的位置，肯定自己总会落在后面。
在读过的所有班级里，大部分小孩在学校都会占据大体相同的位置。他们总会是靠近最好，处在中间，或在最下面。我们不应认为这一事实能表现一个人的天赋如何。它只是说明一个人为自己设置的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活动范围。在班上排位最末的小孩会突然改变并开始取得惊人的进步，这绝不异常。孩子们应当了解自我限制会产生的错误，老师和孩子都必须打消这个神话：小孩正常智力的发展与遗传息息相关。
先天素质与后天培养
在教育的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便是相信遗传对于发展的限制。这使老师和家长有了可乘之机而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放松努力，并且轻松地卸下他们对孩子们的影响和责任。任何避免责任的企图都应遭到反对。如果一个教育工作者真的要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归于遗传，我看不出他怎么可以在这一行中干出任成绩来。相反，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态度和努力能影响孩子，他就逃不掉自己的责任。
在此，我所指的并非生理遗传。生理缺陷的遗传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了解了这些遗传问题对于心灵发展的重要性的，唯有个体心理学。小孩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缺陷，并根据自己对这一缺陷的判断限制自己的发展。影响心灵的并非缺陷本身，而是小孩对自己缺陷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小孩有生理缺陷，这一点极为重要：让他明白自己并不一定缺少智力或个性。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生理缺陷，可能成为进行更大努力或取得更大成功的刺激之物，也可能成为必会妨碍发展的障碍。
当我首先提出这一观点时，许多人指责我不科学、提出只是不合事实的个人信念。然而，我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正面证据也在稳步增加。现在，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对性格中遗传特征的信仰可以称之为迷信。这当然是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迷信。一旦人们想逃避责任，对人的行为举止抱一种宿命观，性格特征来自遗传的理论便肯定会抬头。简单说来，这就是相信小孩一生下来就已决定是善是恶。这自然很容易便可证明是胡说八道，只有强烈希望逃避责任的人才会任其存在。
正如性格的其他表现一样，“善”与“恶”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它们是在社会环境里、在其他人之中训练的结果，它们隐含了这个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呢，还是“有损于他人的利益”。孩子出生前，他没有这种意义的社会环境。一出生，他便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他选择的道路会依赖于他从环境和自己身体中所接受到的印象的感觉，依赖于他对这些印象与感觉的诠释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会依赖于他的教育。
智力的遗传亦是如此，尽管正面证据也许还不太明显。智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兴趣”，我们已经看到兴趣的受阻，并非遗传使然，而是由于沮丧、气馁和对失败的害怕。毫无疑问，大脑的实际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所得，但大脑是心灵的工具，而非来源。只要脑部的缺陷不至于严重到，运用我们的现有知识无法克服的程度，否则便可以训练大脑来使之得到弥补。在不同凡响的能力后面，我们发现的不是不同凡响的遗传，而是坚持不懈的对兴趣的培训。
即使我们发现有些家庭，数代为社会贡献出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我们也不能断定起作用的是遗传影响。我们宁可这样假设：家里某一成员的成功激励了其他人，家庭的传统的期望也促使孩子们继承先人的志趣，并通过锻炼和练习训练自己。因此，譬如我们知道伟大的化学家利比格(Liebig)的父亲是位药店老板后，我们无需断定他在化学方面的才能来自遗传。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他的环境允许他追求自己的兴趣，在其他孩子对化学还一无所知的年纪时，他已经熟悉了大量化学知识。
莫扎特的父母喜欢音乐，但莫扎特的天才并非来自遗传。其父母希望他喜欢音乐，并对他极力鼓励。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整个环境便充满音乐。在杰出人物当中，我们通常会发现有一个“早的开始”：在4岁时弹钢琴，或者很小时便给家里其他人讲故事。他们的兴趣持续长久，而他们的训练则自发而广泛。他们不气馁，不犹豫，也不后退。
如果老师相信孩子给自己的发展所设置的限制已固定不变，那他决不可能消除这些限制。如果他这样对孩子说：“你没有学数学的天分。”他自己是会更加轻松，但这只会使孩子泄气，我自己便有这类切身体会。好几年我都是班里的数学笨蛋，坚信自己完全没有数学才能。幸运的是有一天，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解出了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这个突如其来的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全部态度，以前我对这门功课已完全失去兴趣，后来我开始喜欢数学，并利用这一个机会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我成了全校数学最好的人。我想这个经验帮我看出：特殊天赋或天生才能理论是个谬论。
认识个性特征
任何人只要学习过如何了解儿童，就很容易区分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小孩的合作程度可见于他的姿势、他倾听和观看的方式、与其他小孩保持的距离、交朋友的容易与否、以及注意与集中的能力。如查他忘了任务或丢了课本，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功课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如此讨厌学校的原因。如果他不加入其他小孩的游戏，我们可看出他有一种孤独感，并且只顾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老是要别人帮他做事，我们可看到他缺乏独立精神，并希望受到别人的支持。
有些小孩只有受到秀才不出门赞美和欣赏时才会做事。许多受宠的小孩，只要得到了老师的注意，功课便会做得很好。如果他们丧失了这个得到照顾的位置，麻烦便产生了。没有听众，他们便无法工作；如果观看，他们便会失去兴趣。数学往往会给这种小孩带来巨大的困难。当只要他们记住一些规律或句子时，他们记得极为精彩，但一要他们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这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足，但正是那些老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和注意的人，会给别人的幸福带来最大的危险。如果这种态度不改变，他会终身继续需要并要求得到别人的支持。只要一遇到问题，他的反应就是算计着强迫别人为他解决问题。他的终身都不会为别人的利益做出贡献，只会成为别人的永久包袱。
想成为注意中心的小孩还有一种不同的类型。如果处境不如意，他便会做鬼脸，扰乱全班，引其他孩子开小差，让大家都讨厌他，这样来引起注意。斥责和惩罚对他毫无效果，他以此为乐。他宁愿受罚，也不愿受到忽视。在他看来，自己的恶行所带来的不快是为自己所得到注意付出的正当代价。许多小孩只把惩罚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他们视之为一场看谁坚持得最久的比赛或游戏，而他们总会赢，因为结果就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因此，与父母或老师对抗的小孩，他们在受罚时，不但不哭，反而会学会笑。
如果一个小孩很懒，除非他是用懒惰直接攻击父母老师，否则他往往是个害怕失败的雄心勃勃的小孩。成功这个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发现孩子把什么视为失败能让人大吃一惊。许多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便会觉得得自己被击败了。即使他们成功了，如果有人做得更好，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懒惰的小孩从来不会品尝到真正的失败感，因为他从未面对过一次真正的考验。他避开问题，不与别人一较长短。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他没有这么懒的话，他肯定能克服自己的困难。他总是逃进这个快乐的白日梦之中：“我要是肯做的话，我什么事都能做成。”只要一失败，他便可以将失败化小，一边想：“我只是懒而已，并非没有能力。”这样便维护了自尊。
有时老师会对懒学生说：“你努力一点的话，就会成为全班最聪明的学生。”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名声的话，为什么他要努力学习来冒这个险？也许如果他不再懒惰了，人们便不再认为他才华未显了。人们会用实际成就来评判断他，而不是用可能的成就。懒孩子的另外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他做了一点点事，便因此受到表扬。人人都希望他至少已经开始改过自新了，都急着鼓励他继续进步。但同样一件工作，如果是勤劳的孩子做的，人们便甚至不会对此加以注意。这样，懒孩子便靠别人的期望过日子了。他已经被宠坏了，从婴孩期便学会了要通过别人的努力来得到一切。
还有一类孩子往往很容易便可辨认出来。他们喜欢在同龄人中起带头作用。人类确实需要领袖，但需要的只是能为大众谋福利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比较罕见。大多数儿童要做带头人，只是对他们能够控制、操纵别人的这种处境感兴趣。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与同伴玩成一片。因此，这些儿童的前景并不一派光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必会出现。两个这样的人在婚姻、商场或社交关系中碰头时，往往不是悲剧的结果，便以闹剧靠终。每一个人都力求寻找一个机会来控制对方，建立自己的优越地位。有时在一个家里，长辈看到宠坏的小孩对自己颐指气使时，他们会以此为乐，对他开怀大笑，继续怂恿他。然而，教师很快便可以看：这种性格发展方式不利于在社会上过一种有益的生活。
自然，孩子们各不相同，我们的目标绝非要把他们切成同一个式样，铸成同一个模子。我们想做的只是要防止那些显然会导致挫败和困难的习惯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在童年期相对而言要易于纠正或防止。如果这类心惯未得以纠正，那成年后生活的社会后果便不仅严重，而且会造成损害。童年期错误与成人期失败之间有一个直接联系。没有学会与人合作的儿童，以后会成为神经症者、酗酒者、罪犯或自杀者。
儿童的焦虑性神经症是受到黑暗、陌生人或新环境的惊吓。忧郁症患者曾是爱哭的娃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希冀走到每个父母身边帮助他们避免错误，特别是因为最需要得到建议的父母往往反而从不去寻求建议。然而，我们却有希望能接触到每一位教师，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接触到每一位儿童，尽力帮助他们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培养他们去过一种独立、勇敢、乐于合作的生活。这便是人类未来福利的最大保证之所在。
对教育工作的一些观察
即使是在大班里，我们也可观察到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如果了解他们的性格，而不是对他们一无所知，那便更能教导他们。然而，大班肯定是一大不利。有些孩子的问题被隐藏起来了，难于适当地进行处理。一位老师应当对他所有的学生了如指掌，否则他便无法吸引他们的兴趣与合作。我认为，如果孩子几年都是同一位老师，这对于他们会有极大的帮助。在某些学校，老师半年左右便是一换。教师们没有足够机会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无法看出其问题，追踪其发展。倘若一位教师与同一帮孩子呆上三四年，他便更能找出他们生活方式中的错误并予以纠正，也更容易帮助这个班级发展为一个互相合作的小集体。
让小孩跳级往往并无益处，通常他承担着各种无法实现的期望。如果一个孩子比同班同学大许多，或比其他同学发展快得多，也许可以考虑把他升到高一点的班级中去。然而，如果这个班级如我所主张的一样是个小集体，那么一个成员有了成功的话，也会有利于其他人。
如果班中有光芒四射的学生，那么整班都会加速进步，大步提高。剥夺其他成员这样的刺激力，这是不公平的。我更愿意建议，对于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除了让他做班里普通的功课外，应当让他参加其他活动，培养其他兴趣，比如说绘画。他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也会扩大其他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也大步前进。
让孩子留级就更不幸了。每一位老师都认为留级的孩子通常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是一个问题，尽管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极少数留级生也不会造成丝毫问题。但是，绝大部分孩子留级后依然落后，老惹麻烦。同学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持悲观看法。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现今学校结构中，也难于使某些孩子免于留级。有些教师利用假日来训练孩子，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之处，这样尽力使一些落后生免于重读。认清错误后，这些孩子能顺利地度过下一学期。确实，我们只能运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差生，让他看到他在估计自己能力时所犯的错误，这样便能使他无拘无束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下去了。
我曾看到孩子们被分为聪明的学生和愚笨的学生，并被分开不同的班级。一旦这样，便可看到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当然我也必须声明我的经验主要来自欧洲，不知道美国也否也会如此。在慢班里，我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与出身贫寒的孩子堆成一片。而在快班中，我发现大部分孩子父母都比较富裕。这一现象似乎很易理解。对于贫穷的家庭，小孩对于上学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父母的困难重重，他们不能分出太多时间来教育孩子，或者则便是自己的教育程度不高，不能帮助他们。
但是，我并不认为应当把那些未为上学做好充分准备的孩子放到慢班。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师懂得如何来纠正他们的准备不足。并且，通过与那些准备更充分的孩子相处，他们会获益良多。如果把他们放到慢班，他们对这一事实会十分清醒，而快班的孩子也会知道，因而会瞧不起他们。这便促生了产生沮丧气馁及对优越地位不正当追求的沃土。
大体上，男女同样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对男孩和女孩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相互了解，来学会与异性合作。然而，如果认为男女同校可解决一切问题，那便是大错特错了。男女同校有其特殊问题，除非这些特殊问题得到承认并予以处理，否则混合学校里性别疏远比单性学校更甚。
例如，有一个问题便是：在16岁之前，女孩比男孩发展得快。如果男生了解这一点，便难以维持自尊。他们看到女生超过了自己，因而垂头丧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害怕与异性竞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失败仍记忆犹新。一位赞同男女同样并了解其问题的教师能从中取得极大成就，但如果他不完全赞同，对此不感兴趣，他便会以失败告终。还有一个问题便是：除非孩子受到良好培养和管理，否则肯定会产生性的问题。
学校的性教育问题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教室并非进行性教育的适当场所：如果老师对全班说，他无法知道是否每个孩子都正确理解了他。这样的话，他可能激起了他们的兴趣，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已做好了准备，否则他们会如何调整这些兴趣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如果孩子想知道得多一点，并私下问他，那老师应当坦白地说出实情。这样，他便有了一个机会来判断这个孩子真正想知道什么，并帮他找到正确答案。然而，如果在班上不断地谈论性，这极为不利。有些孩子肯定会曲解，把性当成似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毫无益处。
顾问会议的工作
为了接触到教师以及建立学校顾问服务项目的这一目的，大约在15年前，我在个体心理学中开始发展顾问会议，这在维也纳及许多欧洲城市中已证明非常有价值。拥有崇高理想的远大希望固然不错，但是除非找到其实际方法，这些理想毫无价值。有了这15年的经验，我认为是可以说顾问会议被证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所拥有的最好工具来处理儿童的各种问题、及将儿童教育成有责任感的公民。自然，我坚信，如果顾问会议基于个体心理学，那么它们成功会更大，但我也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它们与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事实上，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应当与心理学其他学派联系起来，应当对各派所得结果进行比较。
在顾问会议的建立过程中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他擅长解决教师、父母和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他与某校的教师一起探讨他们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在访问这所学校的时候，有教师向他描述某个孩子的情况及问到：这孩子很懒，也许还爱吵、逃学、偷窃、或许还老拉功课。这位心理学家运用了自己的经验，然后进行了一场讨论。大家谈论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和性格发展，以及她的问题首先出现时的情境。教师们和心理学家讨论了问题的可能起因，以及如何进行处理。因为他们经验丰富，所以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在心理学家来访的当天，孩子和她母亲也须在校等候。心理学家和教师决定如何与父母交谈最好，如何对他们施回影响，告诉他们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就把他们叫进来。父母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然后心理学家与父母进行一场讨论。在讨论中，他向父母建议如何来帮助孩子。通常，父母会很高兴有一次咨询的机会，都很愿意合作，但如果他们抵制，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讨论一下类似的情况，从中推断出可以运用到这个孩子身上的办法。然后把孩子叫进来，心理学家与她交谈，不是谈她的错误，而是其问题。在这个小孩身上，他要寻找妨碍他健康成长的观点和判断，以及她所轻视和其他孩子所注重的信念，等等。他不是斥责这个孩子，而是与她友好地交谈，以了解其观点。如果他要提到这个小孩有某种错误，他得作为一种假设，然后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这件工作没有经验的人，看到孩子正确理解并迅速改变态度，会大吃一惊。
我所训练的教师对这件工作都是乐此不疲，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使得与他们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变得更有意思，而他们的努力也会获得成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额外负担，因为往往半小时左右他们便可以解决一个拖了多年的问题。全校的合作精神增强了，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大问题没了，只需要治疗小问题了，教师本人也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学会了去理解个性的统一性，及其各方面所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程中突然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就能解决它。事这站，我们的希望也是如此：如果教师都受到心理学的培训，那么心理学家就成多余的人了。
因此，比如说，如果一位老师在班上有个懒孩子，他会向孩子提议讨论一下懒惰的问题。讨论一开始，他便问：“懒惰从哪儿来？”“为什么有些人会懒？”“一个懒孩子为什么改不了？”“什么东西非改不可？”孩子们会讨论这人问题，然后得出结论。懒孩子并不知道自己便是讨论对象，但既然讨论的是自己的问题，他会对此感兴趣，并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如果只是攻击他，他必一无所获，但如果让他聆听一场心平气和的讨论，他便会仔细考虑，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意见。
没有人能像老师那样了解孩子的心灵。他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如果富有技巧，他能与每个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小孩的早期错误是继续下去还是得以纠正，这完全在于他。像母亲一样，他是人类未来的保护者，他能做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
何谓青春期
关于青春期的书可谓层出不穷。在对待这一话题时，几乎所有的书都视之为一个危险，威胁到会改变一个人的全部性格。青春期是有许多危险，但这些危险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青春期使成长中的孩子面临新的环境和新的考验。他觉得自己正接近生活的前沿。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以前未视观察到的错误开始显露出来了，但一双有经验的眼睛应当早已看出来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些错误已很有威胁性了，不容再受忽视。
成人的挑战
有时，对成人生活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孩子，在诸如立业、友谊、爱情、婚姻等成人挑战逼近时，会惊慌失措。他会丧失一切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与别人在一起时，他害羞抱谨，更愿自己一个人守在家里；在工作领域，他发现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吸引自己，相信自己干什么都会失败，对于爱情和婚姻，他一与异性在一起便会局促不安，害怕见到他们。与他说话，他便脸红，无言以对。他一天比一天更绝望。
对于这种人，有些极端的例子完全不能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也没有人能了解他。他不正视别人，不与他们说话，也不听他们说；他不工作，也不学习，退入一个虚幻的世界，只会做一些粗鄙下流的性活动。这便是早发性痴呆症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源自一个错误。如果能鼓励这样的孩子，向他证明他入了歧路，并给他指出一条更好的路，便能治愈他。这并不容易，因为他的全部教养都必须纠正。他过去、现在和以后的意义都必须用更客观、更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而不是用他自己的逻辑来看待。
青春期的各种危险都是由于未能学会去处理生活中的三大任务之故。如果孩子害怕未来，对未来充满悲观，他们很自然会尽力以最不费力气的办法来对待。然而，这些轻松的方法却毫无效果。这样的孩子愈是受到命令、勉励和批评，他愈会感觉自己是处在深渊之边。我们愈是把他往前推，他愈是尽力往后退。除非能鼓励他，否则一切帮他的努力都是错的，会伤害他更深。如果他非常悲观非常恐惧，我们无法期望他能付出更多的努力。
青少年的性欲
在青春期，男孩女孩都有注重或夸张性关系的倾向，以证明自己已长大了。例如，如果一个女孩反抗母亲，老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她会不断与所遇到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来抗议。她并不在意母亲发现与否；事实上，如果能让母亲焦虑不安，那她就再高兴不过了。一个女孩与母亲大吵一架后，也许也同父亲吵一架，然后离家出走，与她遇到的第一个男子发生性关系。这并不奇怪。人们往往以为这些女孩是好女孩，教养很好，谁也不会料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来。然而，这些女孩并非真的有罪。她们并未为生活做好适当准备；她们觉得受到忽视，觉得自卑，这好像是她们所有的能取得较好地位的唯一方法。
期待青春期
一般而言，人的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被赋予一个增大的私人意义，而且被视为好像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例如，大家几乎都相信：青春期是一段特别奇异的时光。更年期也是被这样以为的。然而，这些阶段并没有带来剧烈变化，它们只是生命的延续，它们的各种现象也没有了不起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一个人想在这一阶段发现什么东西、赋予这一阶段什么意义，以及他自觉的面对方式。
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小孩往往会大吃一惊，好像碰到了妖魔鬼怪一样。如果正确理解了这一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一点都不担心青春期的生理方面，只是社会环境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新的调整。然而，问题往往是他们认为青春期是一切的结束，他们的一切价值和尊严都丧失殆尽了。他们再也无权合作和奉献：没有人再需要他们了。青春期的一切困难都出自这类感觉和担忧。
如果小孩已经学会将自己视为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明白了自己要为大众做出奉献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他学会了把异性看作同伴和与自己平等的人，青春期只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开始为解决成人生活的各种问题设计自己富于创意而且独立的答案。倘若他觉得不如别人，对自己的环境有错误的观点，他便会显得还没准备好去面对青春期的自由。如果有人总是推动他去做应做之事，他便能完成。但如果让他独立完成，他便会踌躇、失败。这种孩子受人奴役会适应良好；但一有自由，便束手无策了。
理解犯罪者的心理
个体心理学能帮助我们认清人的各种类型，并且让我们明白：尽管有这种差异，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并非十分显著。譬如，罪犯的行为所表现的失败与问题儿童、神经症者、精神病者、自杀者、酗酒者、及性欲倒错者都属同一类型。他们都是在处理生活问题上失败了，并且在某一固定而且明显的领域，他们失败得完全一样：每个人都在社会上失败了，他们都不关心其他人。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没有人能作为完全乐于合作或具有完全社会感的典范，因此罪犯与普通人只是在失败的严重程度上不同而已。
罪犯类型
您好会发现罪犯分为两类。有的确实知道世界上有友谊，但从未体验过。这种罪犯对别人抱有恶意，他们觉得受到排挤，不被欣赏。另一类就是被宠坏的儿童，我常常在囚徒的声明中注意到这样的抱怨：“我犯罪是因为妈妈太溺爱我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确实可以详加讨论，但我在此提到它，只是想强调：由于各种错误方式，罪犯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养，没有学到适当的合作程度。
父母也许也曾想把孩子培养成社会的好公民，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盛气凌人、严厉苛刻，他们一定会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宠他让他站在舞台的中间，他们只会教会他仅以自己存在这一事实便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无需付出努力来争取别人的赞扬。因此，这样的孩子失去了不懈努力的能力；他们总是想受到注意，总是期望得到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找到获得满足的轻松办法，他们便会归咎于别的事或别的人。
合作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所提到的正题：所有罪犯——所有其他人——都努力要获得胜利，要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些目标又类型繁多。我们发现罪犯的目标总是在私人意义上优越于人。他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于其他人毫无益处。他不乐于合作。社会需要所有成员——我们也彼此需要——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需要一种合作的能力。罪犯的目标并不包括这种于社会有用的目标。这便是每个罪犯生涯中真正最为重要的一面。我们在后来将会看到这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想说清楚，如果想要理解一名罪犯，主要要寻找的便是他在合作上失败的程度及性质。
罪犯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合作能力，只是有些人的失败程度较轻而已。例如，有些人只犯小罪，绝不超过这一限制。而有的却喜欢犯大罪。有的是头儿，有的是小喽罗。要了解犯罪生涯的各种类型，我们必须审视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早期生活对于合作的影响
在此我会探究一下导致合作失败的一些情境。
平衡生活的三大任务
束缚人类的三大纽带提出了生活的三大问题，但这三大问题都不能分开来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需要其他两个问题的成功处理。第一根纽带提出了工作问题。我们居住在这个星球的表面，拥有它的一切资源、沃土、矿藏、气候和空气，寻求这些环境呈现给我们的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一直是人类的工作。即便是令天，我们也不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在每一个时代，人类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总是有争取更大进步和成功的余地。
解决第一问题——即工作问题——的最佳途径来自对第二问题——即社会问题——的解答。把我们束缚在一起的第二根纽带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同属人类这个种族，必须彼此相联地生活。倘若我们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唯一生存者，那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将会完全不同。但是，我们总得去考虑他人，使自己适应他们，并对他们发生兴趣，这个问题通过友谊、社会感与合作得到了最佳解决，解决于第二问题，我们便可以大步朝前，去解决第一大问题。
正是因为人类学会了合作，我们才能有劳动分工这一伟大发现，这一发现是人类幸福的首要保障。如果每个人都靠一己之力在地球上奋力谋生，不进行合作，不依造过去合作产生的结果和裨益，人类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延续下去。通过劳动分工，我们得以将许多不同训练的结果运用起来，将许多不同的能力组织起来。这样，每个人都能为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保证了人类的安全，并且增加了社会每个成员的机会。确实，我们还不能宣称自己取得了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也不能宣称劳动分工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然而，解决工作问题的任何努力都必须在这一大纲之中：劳动分工、以及为大众利益做出贡献的共同努力。
有些人试图逃避工作问题，要不就是企图完全逃避工作，要不就是忙碌于那些符合人类利益的一般领域之外的事情。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如果有人逃避这个问题，他们实际上是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以某种方式，他们依赖别人的劳动生活下去，但自己却毫无贡献。这便是受宠孩子的生活方式：遇到任何问题，他总是要求别人努力为他解决。这些被宠坏的孩子，主要就是他们阻碍了人类的合作，并把不公平的负担抛到那些积极解决生活问题之人的身上。
第三根纽带便是：我们要不是男性，要不便是女性。在人类的延续中，我们的职责依赖于我们去接近异性，并完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而性关系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像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不能孤立地解决。要成功地解决婚姻爱情问题，必须要有一份有利于大众利益的职业，要与其他人进行友善的接触。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一问题最完美的解决办法，最能符合社会和劳动分工的办法，就是一夫一妻制。从一个人谈论这一问题的方式中，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出他的合作程度。
这三大问题决不会单独出现，他们总是缠绕在一起，并且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有助于其他二者的解决。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同一环境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这个问题便是：人类必须在其所处环境中保存生命、延续生命。
有时，事业会用来作为逃避社会问题和爱情问题的借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人往往会选择过分地投入工作之中，以此来逃避爱情与婚姻问题。婚姻失败时，我们发现有时这也用来作为借口。一个人疯狂地工作，他想：“我没有时间去分给婚姻，因此我不必对自己的不幸负责。”对于那些尽力逃避社会与爱情这两大问题的神经症患者来说，这尤为常见。他们不接近异性，不对别人发生兴趣，只是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他们对工作日思夜想，把自己累得紧张不堪。在紧张中，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便出现了，比如胃病或其他毛病。这样，他们便觉得自己有了胃病，便不要去面对社会和爱情问题了。还有的人不断地变换工作，他总能想到有适于自己的工作，但事实上是他无法坚持某份工作，而要常变常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