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甲、维持西洋人群秩序的是国家法律；大事小事都要诉之法律；
乙、维持中国人群秩序的是社会礼俗；许多事都在社会中自己照礼俗解决。
五：甲、争是西洋人的精神；
乙、让是中国人的精神。
六：甲、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出发点；
乙、中国人是关系本位，而以对方为主。
我如要再这样比较下去，还可慢慢写出一些。不过大意总是如此了。所谓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出发点，其显著之例，即宴客时自己居中，最贵之客居其左右，次者愈来愈远。中国人必请客人上座，而自己下面末座为陪。何谓关系本位？如主客是一种关系；长幼是一种关系；亲疏是一种关系；如是等等。凡事讲关系如何，故曰关系本位。关系就是伦理。伦者伦偶。伦理者，人和人之间双方相互关系之理也。例如父之义在慈。这个慈，就是从父子关系上讲来，而规定出以对方为主的。以对方为主，或说以对方为重。就是在父亲心里以儿子为重，念念为儿子设想，自己虽有所牺牲，不辞。主人便应以客为重，念念为客人设想，自己虽委曲一些，应当的。掉转来，子之义在孝；孝又是以父亲为重，念念为父亲设想了。作客的便应以主人为重，其义同。此其以对方为主的精神甚明白。
因此，西洋人权利观念发达。权利观念，就是从自己本位来的，以自己作出发点的。而中国人呢，权利这一观念在脑中几乎没有明确地位。心中尽管有许多要求（这些要求与权利内容或相当），却不许讲；只许讲义务。慈是父的义务，恭敬客人是东主的义务；一切一切所讲，皆义务也。然则那许多要求将如何？那许多要求，只能在对方所负于我的义务中得之。换句话说：只能从对方给我。
于是，就分开两边：一边争是西洋人的精神；一边让是中国人的精神。“让”固然是一种可贵精神；“争”我亦不敢完全菲薄，故亦称为一种精神。
中西固有一讲权利一讲义务之不同。还须知道中国所说之义务，与西洋所说之义务亦不同。中国所说是道德上的义务，不是法律上的义务；而西洋人则是说法律上的义务。道德上的义务是软性的；法律上的义务是硬性的。
在个人曰道德；在社会曰礼俗。礼俗大致出于社会，存于社会。法律则出于国家，掌于国家。一个偏从下起；一个偏从上来。一个软些；一个硬些。礼俗总是大家公认的，必有理性在内。法律则理性成分每不如强制成分之多。
倘若读者问我：你这种种对照比较，确有些不差；但中西何以有此分殊？其所从来，到底在那里？
或又问：是不是就从西洋人以自己为本位，而中国人与之相反而来呢？
不是，不是。自己本位或不以自己为本位，都是一种结果。真正造成这分殊情势的，是我说过的一句话：
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的生活重心靠团体。——一切一切由此来。
（四）
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生活重心靠团体。——一切一切由此来。我要再三复述这一句话。
中国人的生活重心何以落到家上？我答：就是为缺乏团体给他依靠之故。
中国人何以较之他方社会缺乏团体这样东西呢？我答：这是为他很早（文化史上很早）便缺乏宗教之故。——关于这一点，后面再申论。
“家”是组成中国社会的单位。第一，财产是家的，不是个人的。父子共财，夫妇共财，不必说。乃至祖孙共财，兄弟共财，叔侄共财，——扩到很大的亦有。这与西洋人之父子异财，夫妇异财者，完全不同。西洋是以个人为单位，以组成社会，极明白。
中国老政治上，老法律上，每每将许多责任问题交代给“家”，都是证明此一意义。社会上有许多纠纷，亦是某家对某家，某姓对某姓的问题。明明是个人的事，亦扯到一家一姓上。因为个人的单位地位不曾确立。
“个人”到何时始见？个人要待团体映见出来。团体之与个人，个人之与团体，犹左与右，右与左。无左即说不上右，无右即说不上左。团体个人对待起义；中国不以个人为单位，就是缺乏团体之明证。同时，西洋的“家”所以见轻，除了近代工商业的影响关系之外，根本上是为了西洋团体生活自古极重也。西洋人之为集团生活，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皆可见；而以宗教为最初根本。人类文化到处皆以宗教开端，其理甚多。但其重要一点，则当那时非宗教不能结集人群；非结集人群，莫由开出文化。那时人与人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社会结构未著，极易分离涣散；宗教在此处，独有其统摄团结的力量。又那时人性甚野，固难从理性得一社会秩序，抑且冲动太强，亦难威之以刑；宗教在此处，独有其统摄驯服的力量。人类今后自非必赖宗教而后组织团体，但当古代确是如此。
中国人的散漫，实原于以理性主义的孔子教化代替宗教而来。像在甘肃回汉杂处的地方，最能看见有宗教则有团体，无宗教则无团体的实情。因为从回民团结力之强，最反映汉人之散漫；而回民团结之所以强，全在宗教，亦彰露在事实上。
我说中国缺乏团体，不是说没有团体。我说中国缺乏团体，特指强有力的大团体，如西洋中古宗教，近代国家之类，亦非说没有任何团体。——这是请注意的。
我说中国人漫散，亦只是指其缺乏团体一点而言；其实中国并不散漫。其理后详。
中国人生活重心靠家，而没有大于家的一物事可靠，于是不得不“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就被人指为自私；其实你要他如何能不身家念重呢？大于家，而令他感觉亲切可靠的，在那里呢？
以上专从家与团体相对相映来讲，以见中国缺乏团体。更从中国人富于“天下”观念一点，亦可见其缺乏团体。“天下”是什么？天下是天的下面。天的下面，有多宽多大呢？那是没有边涯的呀！团体不论如何大，总有范围可指。有这一范围的事实，就自然有其观念。中国人头脑中总是这没边没涯没范围的观念，岂不就证明他生活上缺乏“大而有范围”的事实吗？
大就大到没有边；小就小到身家上。——此之谓散漫。
（五）
此时你可恍然而悟：人和人的关系，中国为什么是软性的，西洋为什么是硬性的，人和人之间，中国为什么处处寓有彼此相与之情，而西洋为什么恒出以彼此相对之势。还有，为什么一则讲法不讲情，一则喜欢斟酌情理情面而纪律不足，完全是一家人生活和大团体生活的对照。
法律是团体的产物，情谊则由家庭滋长出来。盖机械的办法，没有通融，整齐划一，免得争论，是团体对付众人所不得不然。然而在家庭间，却用不着，也行不通，受不了。家庭间情义斟酌，随宜应付，亦不能用之于团体。
问：中国的社会既以家庭为本，何以不名之曰家庭本位，而说为伦理本位？答：若将家庭本位排列在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之间，精神意趣又有不合，他是将家庭意义扩大起来，化社会为家庭，而不自限于有形的家庭。所以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人民则曰子民。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伦理关系中；且以人人在伦理关系上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为其政治理想。其余若师徒如父子，朋友论兄弟，乡党叙年齿，皆以家庭骨肉之谊，准推于其他一切。一切家庭化，即一切情谊化。因情而有义，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伦理关系实即义务关系。于是乃使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就是这样，将社会上的人都连锁起来（我前说中国人并不散漫以此），而巩固安定之。他并不以有形家庭为本，故不宜称为家庭本位。
从经济上说，财产为个人所有的社会，便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一切生产手段归公，便是社会本位的社会。从前的中国社会与此二者皆不相同。却隐然有似一种共产，但此共产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所共。盖不但亲厚者共之，即对较远的伦理关系，亦不能不负担一些义务。此其分际伸缩，全在情理二字上取决。因此，我不认他为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而认定他是关系本位，伦理一词，则表出此种关系，并表出以对方为重之义，所以定名伦理本位。
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与西洋社会相较（不论中古或近代），全非同物，时人不察，随便以封建相呼，实属错误。维持这种伦理本位社会的当然是一种礼俗，而不是国家法律。因根本上他没有超居在上的一大力量，为法律所自出。他的法律，仍是礼俗的变形而已。
（六）
我的话已拉得很长，而好像还没有到题，恐读者生厌。然而我为指证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结构，实在无法再求简捷。读者但不忘我处处说中国缺乏团体，正为了说明中国所以缺乏政治上的民主，则处处依然是不离题的。
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结构，不与他方社会同。其不同翻来覆去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两端之西洋社会者，吾人已用“伦理本位”一词表示之。昨天大略谈过了。今天要讲一讲中国社会的“职业分途”。
在西洋社会，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对立。到了近代，农奴因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渐解放；但又转人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所以西洋始终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社会于此前后二者，一无所似。从其不同之处，揭出而表示之，就名为职业分途。
何谓阶级？正确地说，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或云生产手段，如农业上之土地，工业上之工厂设备），而生产工作乃委之于另一部分人任之——就形成阶级对立，而各为一阶级了。例如：中世纪的生产靠农业，农业靠土地，而土地垄断于贵族领主，其任生产之劳者则为农奴。又如近代的生产靠工业，工业靠工厂机械设备，而此设备乃为资本家所有，其任生产之劳者则为工人。据有工具者不作工，作工者没有工具；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之两面，彼此既互相依存分拆不开，却又矛盾对立，这是西洋社会的实情，然而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
其所以没有构成此两面者，即在其社会中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垄断的形势。此可从下列三点明之：
一、土地之自由买卖颇早，人人得而有之。
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工具皆甚简易。
长子继承制实封建制度之核心。西洋所以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社会，盖由此为他造成一集中的力量，扩大再生产。中国于土地自由买卖之上，偏又遗产均分，土地便难垄断。于工业工具简单之上，偏又遗产均分，资本便难垄断。于是生产工作者恒自有其生产工具，而得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因此，称之为职业分途。
中国向来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这就表见职业分途之意。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等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耳。
于此，要说一说士人。士人有些像西洋的教士，其在中古亦属贵族。但中国则半耕半读，且耕且读的家世居多数。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谚语，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禄以代耕”要亦不过一行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的一种成分而已。
“士大夫”一句话是指士人与官吏相联。中国发明官吏制度最早，在留心世界文化问题的人看来，极可注意。英国罗素曾列为中国文化三特点之一（三特点是：一以孔子的伦理代替宗教，二文字以符号构成而不用拼音，三官吏制度发明特早与贵族分为两事）。盖在从前西洋官吏和贵族殆为不可分的一个观念。中国官吏由读书人经过考试而来，读书的机会极容易，考试的机会更是公开。做官之时固有其一种职权，然并非他自身享有特权，不能指为特权阶级。且由于考试制度官吏制度之建立，政治上实有开放给众人，使众人都得参与的机会。——这是说经济上缺乏垄断则政治上亦垄断不成。
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抗争的形势；职业分途的社会，则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因此第一个大影响又是助成中国人分散之势。社会的和平固由此得之，而人人各自奔前程，各自顾身家（多则顾其宗族乡党），亦由此确定。圣贤豪侠，表现其大功大德，也许可以有；但没有团体的活动，多数人共成的政治。
（七）
今天我们要讲到中国在民主上的缺欠了。且让我将前次列举过民主精神五点在中国文化中的隐现长短，复述一遍：
第一，承认旁人之一点，充分的有。
第二，平等之一点，表现的有曲折；即一面讲平等，又一面讲等差。
第三，讲理之一点，表见极充分。
第四，尊重多数之一点，意识上有之，生活习惯上则缺乏。
第五，尊重个人自由之一点，表现的有曲折；即一面有，又一面不然。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是忽略的。
现在我要说，中国在民主上的缺欠，就是在第四第五两点上。何以缺欠不在旁处，而独在此？答：此两点是要从团体生活中培养出来；中国既缺乏团体生活，所以就于此见缺欠。这两点亦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所以我曾说：中国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
我分两步来讲。第一步先讲团体生活中所需要的民主（即第四第五两点），中国人恰好不足。第二步再讲他缺乏政治，是其缺欠民主的由来。
录自《光明报》（香港），1941年9月22、23、25、27、29、30、31日。
中国文化问题略谈
一文化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业生产。农工如何生产，所有其器具技术及其有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政治、如法律制度、如道德习惯、如宗教信仰、如军队警察种种，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来一无所能，一切生活多靠后天学习。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递与不断进步亦即在此。那当然，若文字，若学术，若图书，若学校，及其相关相类之事，更算是文化了。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告诉人，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俗常以文字、文学、学术、思想、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意的；文化之本义，必包括经济、政治，而且作为主要部分。
然则，若音乐戏剧及一切文学与艺术，是否亦在吾人生活所依靠之列？答：此诚为吾人所享受，似不好说为“所依靠”。但人生需要，非徒衣食而止，故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从其条畅涵泳吾人之精神，而培养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则说为一种依靠，亦未为不可耳。
古人谓：“言各有当。”读者其善会作者立言之意，可也。
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于此求一清楚之划分，是不可能的。不过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所受变于外洋者太大，尽失其故步；故大略划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化之固有者，目为中国文化。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夙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从文化比较上来看，此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所谓极强度之个性，盖从下列各层见之：
一、它是独立创造积久形成之文化。
二、各地文化均有多少差异，然未若中国自具特征（如文字之特殊，如法学上所谓法系之特殊，如是种种，有许多特征）与其他文化距离之大者（自具特征，独成系统堪与中国比肩者，唯西洋文化、印度文化，故世称文化三大系）。
三、从已往历史征之，其同化他人之力量为最伟大，几乎未见其比（故能吸收苦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广大之中国）。
四、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寿命称最久。
五、非唯时间上最久，抑空间上亦最大。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界人类之极大数字，亦为其他文化单位所不及。
六、又可诧者，在此绵长之寿命中间（特别是后两千多年），此文化自身乃殊少变动与改进，似显示其内部具有极高度之稳妥调和性，亦为其他文化所没有者。
七、其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最远且大。北至于西伯利亚，南迄于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都在其势力范围。其有些直是多半依中国文化为生活，如安南、如朝鲜、如过去之日本，以至暹逻、缅甸等等。又如学者研究所得：欧洲十四、十五、十六世纪之文艺复兴，实以中国若干物质发明（特别是造纸和印刷术等）之传习为其物质基础；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之启蒙时代，实以中国学术思想、社会政治之传说为其精神来源。然则远若西欧，所受影响，犹如此其巨大也。
如果我们取有史以来世界上每一个文化民族的成绩，比较检讨一下，便可知道中国民族所成就的，真乃自古人类唯一奇迹。它之相形见绌，只是最近一百余年的事而已。
三文化大转变时代
今天我们正处于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之时代。这不仅为中国而言，抑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距今四百年前，西洋人开始向世界作探险远征。距今二百年到距今一百年（1750——1850）前，西洋文化有突飞之大进步。其进步足可比拟人类由石器时代而进于铜器时代，或由铜器时代而进于铁器时代。然而此一百年间之中国人，或亚洲、非洲任何一地之人，却沿袭其祖先之生活，安然未变。西洋人以其进步所得之交通工具（轮船、火车）更助成其远征，而向世界各洲土侵略殖民。特别是产业革命后，新工业之兴起，已完全变动了世界自然力之均衡（balanceofphysicalpowerintheworld）。因此，西洋人及西洋文化在距今一百年到距今三四十年前，就宰割支配了整个世界。世界上各洲土各民族，即不被它宰割统治，至少在文化上亦输诚屈服了。
这是世界的一大变局！从来居于优胜地位之中国文化，至此亦感受莫大威胁，而最后同样地完全屈服。中国人失其文化上之自信，近百年来整个民族生活和文化都在不自主地随人变化，固不仅过去我们的外交政治恒处于被动而已。这又是中国的一大变局！这是无奈何的。因为固有文化适应不了新环境，非变不可。我们今日说“建国”，并非原来无国而要建一个国；乃正是说原来文化依靠不得，必要建设一新中国文化（从生产技术到社会风教、国家政治）。
奇妙的，是引发中国社会改造，促动中国文化转变，支配近百年整个世界之西洋，亦临到了改造与转变。上一次之世界大战，已发其端（指苏联）而植其根。这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之时，说不定就可以展开形势而收其果，使世界整个改观。凡有心人都关切到这一问题；凡有眼光的人，亦无不看到这一点了。
四认识中国文化之必要
既知建国为建设新中国文化，则在进行此建设工作时，必须认识旧中国文化为其前提。
从讲洋务，讲变法维新以来，过去六七十年，我们已不断采取西洋之长，建设我们的新文化。但其失败，是惨重的。每次总收不到预期的正面效果，反而社会内部一年一年益贫益乱，国势亦益弱，国际地位亦益降。此其故，一面是在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统，枝枝节节而为之；一面则更在不明白自己。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人手之方，与如何把握自己前途。
我们过去数十年间，没有像敌人日本那样很快地追踪西洋，成为一“近代国家”（modernstate）。这在今日看去，毋宁说是一件幸事。我们可以免于文化转变了，又要转变。我们可以得到今天这机会，认识西洋文化的本末和它的得失。——西洋文化（特指近代而言）是必须经过近四五十年种种征验和反省，才得洞然于其本末得失的。
在了解西洋一面，是比从前进步了。但在明白自己一面，是否亦有进境呢？似乎进步之机已启。这是因为抗战使我们恢复了一点民族自信力，不同以前那样慌张失措，卑屈过当。借此机会可能逐渐认识自己。此亥懦要的，便是赶紧作认识自己的工夫。
只有在清楚认识了近代西洋文化和西洋人，又清楚认识了从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之后，方才恍然近百年彼此相遇所发生的事情，所引起中国内部的变化，一一都不是偶然的。而其演到今日局面，乃是势所必至。所有我们当前遭遇之内外种种困难问题，并不奇怪，而解决之道亦就了如指掌了。
凡事做起来并不难，而难于明白其中窍要。果然“胸中了了”，何难之有。若徒有急功之心，而昧于症结所在，不独无功，反且误事。建国工作正复如是。
五如何进行研究
研究中国文化，最好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首先要从文化比较上，见出来中国文化的几个问题。所谓问题，大要是一特异可怪之点，及由此而发生之影响。例如从文化比较上，见出中国缺乏宗教，为一极可怪之事；且由此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如何如何。又如中国文化开发甚早，绵延至今。乃当初比较最先进者，今日比较则最落后；实为一极可怪之事。此中包含若干物质上之发明，而到底不产生自然科学之问题；亦包含极明确之民主思想（如孟子等），而到底不产生民主政治之问题。
二、如是比较而发见之问题，可能甚多。大约举出十个问题不难，乃至列举一百个问题亦可能。但慢慢自然见出问题与问题之间相关连，便晓得我们若要举出几大端，就可包容一切零碎问题。虽然不必太多，亦不可太少，折衷确定八个或十个问题为适当。
三、将此八大问题或十大问题排定之后，可选择其中一个问题为研究入手处，而试求其解答。
四、假定得到比较满意之解答，再试以此所得者用以解答第二个问题。假使亦能解得通，再用以解答第三个问题。假若解不通，当然另求新答案，或修改旧答案。
五、最后你能恍然十大问题都可以用一个答案来说明它。那末，你对于全部中国文化便豁然贯通了。你对于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它不向于任何文化之处），其根本特征所在，便把握着了。
我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我最近在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内容就是这样。
六怎样建设新中国文化
怎样建设新文化，最好等待完全弄明白旧文化之后再谈。无奈此事早从五十年前变法维新就开始了。而且至今没有中止，谁亦无法使它暂为中止，容我们研究打算之后再说。
此五十年来文化建设上，中国人所持态度不一，有如：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全盘西方化；
三、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四、……
我的态度在二十余年前曾提出“对西洋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造”之说。这见于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结论中。但国人不留意，或以我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今我无意申明旧话，只辩明“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
记得前十几年，英国学者罗素于其讲学中国而返欧之后，曾著有《中国之问题》一小册。其中有类似“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主张。他说，无论为中国人打算，为世界人类打算，都应当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过今日中国已陷于问题中而亟待解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它的政治、经济都必须改造。在改造时，都要顾及中国文化才好。不问用何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只要能达到中国文化长存于世界之目的，罗素他都赞成。他这番意思真是可敬可感。恐怕中国人真正抱着这种心肠者，还不多有。然在当时，我就指出罗素此种顾虑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罗素认为可宝爱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之一种人生观或某种精神、某些优点而言。其所用“文化”一词，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相关系而不包政治经济在其内。所以他将中国问题区别为文化、政治、经济三面（见他原书）。为说话方便，分为三面说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只是一个问题，而不可分割得开。在解决时，亦是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在问题解决上（即中国的出路上），必含有文化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离不开旧文化，亦无疑问。因为所解决者，固属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正是从很远历史演下来到眼前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得不到解决；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亦无从而解决起。办法是要从事实中寻出的；出路是要受历史背景决定的。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都不必怕在中国问题解决上将会忽略遗漏他原来优长之处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探讨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经济、政治两大难关，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只在求经济、政治问题解决时，乃发见固有文化长短得失，而与罗素一样地宝爱中国文化。然此时仍继续研索这些事实问题（经济、政治）之出路何在；但求事情作得通，其他一切不计。我完全不先悬一“中国本位”的标准，或莫损及固有文化的限定。设若先悬有一标准或限定，而又是这样抽象虚缈不好捉摸的标准限定，那么一切探讨研索将成窒碍，中国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质言之，“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之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这是我的态度。
录自《漱溟最近文录》，9——14页，1944年5月，中华正气出版社。
《大刚报》（衡阳），1943年6月。
中国本位文化宣言
我在广州的那几天，有人告诉我某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的事。在他以为这或者合乎我的脾胃；其实，我一笑置之。后来某教授到济南，济南人士特为开一座谈会，先请他发表意见。在他的说话中，却露出不很负责。当时大家要我发表意见，我亦曾有所批评。今事过境迁，所说的话，已记不得。只记得先批评那宣言原文意义不清楚，后说出我的见地主张。
那宣言原文意义不清楚是在那里呢？惜原文不在手边，不得指给大家看。他是将“文化”一词，宽狭两个不同的用法，混着用了。宽的用法，就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什么都包括在内；——我用“文化”一词，便常是这样用。狭的用法，就是仅指学术思想，乃至文艺出版而言；例如：今日所说“文化界人”的便是。两种用法，各为通常所许，任你择用其一种皆可；但在一篇文内，讨论一个问题，主张一个道理，则不得忽彼忽此，前后诡幻不同，那宣言里便犯了此病。
我的见地主张是什么？我的意见是不必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而倒要不存成见才好。我以为虽不存成见，不建立一标准，而事实结果，自然落到中国本位，无可疑也。记得前几年英国的罗素在其所著《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曾说：
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唯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重为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
我那时便认为罗素其心虽好，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混整之一个问题，其曰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并不是当真有分得开的三个问题。因此，在这一大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政治经济两面，彼此互不能离开而得单独解决，大概人都晓得；其实，中国政治上出路，经济上出路，不得离开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因为问题之演成，原以固有文化为背景；问题的解决，天然亦就不能外于他而得解决。这种解决（或出路，或办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为过去的民族文化史所决定，亦无疑问。你看所解决的像是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是从很远的历史演到眼前的。其历史背景愈深远，其被决定性将愈高；反言之，历史浅者，就无多大决定力。但我们民族历史之特殊深远，则世所共认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不算一个办法；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这个办法还是建立不起呢！所以不仅新出路被旧历史所规定，而且固有长处还容纳其中。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与我），都无须顾虑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忽略其固有文化优点这件事。——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研究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政治经济两大难关，只在实际的具体的事情上，求其如何作得通而已；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我曾说过：“‘民族精神’这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没有的；‘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真是预先没有成见。“民族精神”是从实际问题研索上慢慢发见的；有了实物可指；不得已乃从而为之名。是实有物，用不着捏造；若非实有，捏造还是白费。因此我敢相信，只须在事实上求办法，不必于政治经济外，另提一个文化问题。而不然者，先悬不损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国本位之一标准，凌空虚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论皆成窒碍，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如何创造中国的新学术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张院长刚才介绍的话，很不敢当。我实在是没有学问。我常常想我自己没有什么长处，如果要说的时候，只是觉得我还是一个活人，我有知觉，痛痒。因为有知觉，痛痒，所以常常感到许多问题。我对于这许多问题都能够用心思，有些意见，有些认识而已。我觉得如果一个活人，生在中国此时的社会里，由他的知觉痛痒，一定要感到许多问题，处处有希望改造的要求。我又想如果大家都真有知觉痛痒，大家能够有感触，都不放松这个感触，都用些心思去研究所感触的问题，也许中国的一些问题会有解决的一天，不然的话，不感觉痛痒，不求解决这许多的问题，那么，恐怕这许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的一天。我今天到这个高等学术机关来，自然有所感触；这个感触，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我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感触中国的学术缺乏，中国的学术尚待创造，感觉到大学教育与我们实际社会太不相关了。尤其是我们作乡村工作的，于此感触更多。现在我想先粗略的说说我们的工作，使大家明白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触。我的工作，就是大家知道的乡村建设工作。如果我们不拿乡村工作说得很高，不十分往深处去想，很平淡的去说，那么，我们的乡村工作，就是要从中国社会最不进步的地方——内地乡村——来求社会的进步，想法子来推进这个社会。我们能够从内地乡村来作推进社会的工夫，来求这个社会的进步，则可以得到中国大社会的平均发展，普遍的进步。从粗浅平淡处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就是如此。于此就可以明白，所谓乡村建设，内容包含方面很多。总而言之，乡村民生上的许多问题，文化上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要想法子来解决，想法子把乡村的生活改善，乡村的文化增进。乡村进步了，而后都市才可以发达，这是我们的用意。至于推进社会的工夫，则是要我们每个教育者启发农民的自觉，指导去如何如何，所以乡村工作也就是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这一类的工作。不过现在我们所作的，也许不仅是教育，因为把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都包括进去了。乡村工作的实际问题很多，都待我们去想办法，比如较为粗浅一点而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治安问题能有法子解决，其他问题才可以随着作工夫。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农民自己保卫上作工夫。现在山东邹平全县，除了六十名雇用警察外，整个乡村的治安，都是农民自己。农民能够自卫，就不需要雇用似的许多军队了。诸如此类的乡村实际问题，一天一天的都要能够把它解决才好。这些问题是非常之多，而又牵连得非常之广的，比如地方行政也是自然要牵连到的。二十二年中央提倡各省办县政建设实验区，由内政部提出，经政治会议批准后公布出来，我们更得到一种机会，许多的问题都可以放在实验区来研究、实验。比如县行政组织制度应当怎样？户籍行政应当怎样办理？财政经费以至于卫生教育道路各项怎样做法？自这种办法公布后，都有机会研究试验。我们研究实验的范围，除了行政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问题。中国地方自治问题，在清末即已提倡，关于人员的培养和各种组织都已实行。如县议会，省议会，都成立过，但实在没有作好，没有那一个地方自治是成功了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研究，需要实验的。恐怕这个事情不单是草一个章程，下一个命令就可以成功的。在我们的工作里，从乡村自治到一县自治的完成，都是我们要作的工作。而我们最注意的，还是社会的改进问题。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大约我们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作这种事情的时候，痛感中国的学术缺乏，痛感大学与社会没有关系。我们在乡村工作，非常痛苦，非常缺乏学术的指导。我们请教各项专家，可是难得人来指导，没有人来指导！我们现在先来讲明学术缺乏这个话。中国本来没有科学，近代的科学是由外面输入的，好比是洋货入口一样。我们没有法子运用原料，专靠现成的洋货，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来制造，一定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才行。诚然有些学问没有什么地域的不同，分不出中国外国来，比方数学，逻辑；不是中国另外需要一种数学或逻辑。这些纯理科学没有中国外国的地域之分，是很显明的。然而讲到应用科学，以及研究生物的一切学问，则不能不创造自己的，至于社会科学则更非创造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行。比如农业这样学问，就是有地方性的，而且研究的对象又是动物植物这些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感觉中国有创造新农学的必要，尤其是作乡村工作的人，感觉的更为迫切。当我们研究的时候，当然可以借助于外国的方法，然而还不能不从中国实际的问题中去研究，才能有新农学的发见，中国的农业才有法子谋改进。又如地方自治，地方行政，以及许多社会方面的事情，因为外国的情形与中国的不一样，都不一定能用得上。我们不能拿外国的方法来办中国户籍人事的登记。我们作这些事情要与中国社会的情形，人民的程度，社会的经济等关系相符合，才能办得好。又如地方的财政怎样整理？也决不是拿外国地方财政的书就可以整理中国地方财政的。这个整理财政的问题又多又困难，大学里讲财政，都讲不到这个，也不知道中国的财政是怎样的。又如乡村的卫生，都是乡村最要紧的事情，可是中国的医学教育，在学校里讲一点公共卫生与农村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乡村建筑工程，恐怕也不能学外国的。中国社会的事实摆在下面，中国的大学教育，放在上头，一个非常高，一个非常低，上下不通气，学术归学术，社会事实归社会事实。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话，这个痛痒处不发痛痒了。如果我们是活人，有知觉，有痛痒，哪能看见这一些事实而不发生问题的？哪能不在这些问题上作研究想法子来解决的？中国国家要有前途，中国民族要有前途，那就非创造自己的学术不可。刚才举的农业农学院等是一个例证，其他的社会问题，偏乎应用的还多，大概都非创造自己的不可。在没有自己的学术时，社会上许多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这个社会就没有法子进步。我们的社会不进步，或者以为是中国的国力民力太贫乏了，可是国力民力怎样才能富厚？这个恐怕要靠新学术，没有新学术，没有法子创造，就没有法子增进国家人民的富利。这是从一面的问题说，再要补说一面，社会与大学没有关系，原因还在培养的人才不合社会的运用，譬如法科毕业的学生作县长，对一切县政都是茫然，简直莫明其妙的，因为社会所有的问题，通统与法规不合。法律解决不了，作了县长还要从头学起。真正能够作县长的还不一定是大学的学生。你们的学问虽是很高，然而不合适用，所以作不成。养尊处优，不去作实在的事，缺点尚难看透，如去作事，作乡村的事，乡村是最实际的地方，这里一点一滴的问题，都要解决，决不是与实际问题离开而作研究的人所能有办法的。这种能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材很少，所以一到乡村工作，便痛感人力的不足，学术的不足。然则如何才能创造中国的新学术呢？我心里感觉这个问题，用过一些心思，也就有一些意见，现在姑且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教。
当我感觉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大学有一个改造的要求，实在是对于中国整个的教育制度，发动了改造的要求。我们在乡村作的工作，大都是教育的工作。我们从实际问题中感到现行教育制度的不合适，所以要求教育制度的改造。因此在民国二十二年写了一篇中国教育改造的方案，题名是《社会本位教育系统草案》，在邹平出版的《乡村建设论文集》内可以看到。民国二十二年有好几种教育杂志，也都替我刊载过。如果诸位留心去查，就可以查得这篇文章。很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学赐教。今天因为时间很短，不能把原拟的草案从理论到办法通盘说出来，我只好粗略的把意思说一下。
我的意思要把中国所有的现行学制，小学、中学、大学，以至于专门师范，所有的这些学校，通统废掉。废掉后又怎样办呢？我有一个新鲜的方法。我把中国社会分成许多大小的区域。最小的区域，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村；村以上是乡，多少乡叫做县，多少县成功一个省，多少省成功一个中国。这村、乡、县、省、国五个阶层，都各在区域内设立学校，就是村设村学，乡设乡学，县设县学，省设省学，国设国学。没有小学、中学、大学这些名称，只有村学、乡学、县学、省学、国学五个阶层。所谓村学就是一村的教育机关，这个教育机关，要对于全村负责。紧要的意思就是这个话，就是要教育机关对社会负责。我们痛感教育机关不负责，教育在那里研究学术，结果与社会没有关系，研究的内容不合社会的需要，培养的人材也不合社会的需要，仿佛这个教育机关不是为这个社会而有的。我们痛感教育对于社会不负责，所以扭转这个教育制度，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就是明白规定教育机关要对社会负责。村里面的教育机关对村负责，乡教育机关对乡负责，县教育机关对县负责。至到国学要对全国负责。照这样的办法，我们县里面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专门问题，我们就请教省学，省学不能替我们解决的，就请教国学。譬如四川大学，要负责四川的一切问题。如农业的问题，四川大学的农学院就要负责解决，这个不仅是解决什么病虫害的问题，什么问题都要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是要拿问题来逼他——学术机关——刺激他，如此才能产生新的学术。我们这个组织是一层一层的，县学统属于省学，省学统属于国学，一面有统属，一面有责成；上面责成下面，上下成一系统。国学指导省学，省学指导县学，县学指导乡学，乡学指导村学。这个办法就是从人材来说，也才能有一个计划的培养，就是我们要负这个区域的责任。在这个社会里头需要那几项的人材，需要什么程度的人材？譬如就四川来说，农业一方面，现在需要什么人材？需要好多人材？我们就可以有计划的来培养。属于粗浅的人材，县学去培养，省学就培养高深一点的人材。总之，是要负这个实际需要的责任。同时因为上下的系统构成，从下面村学乡学，可以收集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材料送上来，上面依据这些问题材料来研究这些问题。材料恐怕是研究新学术第一个必需的，那吗，这种（人事）问题，调查材料，就可以由村学、乡学负责，比如土壤的问题，村学把当地的土壤送到上面去研究。又如发生什么病害，村学也可以。将情形送到上面去研究。社会问题，也可以随时报告。如果很专门的问题，非亲自考察不能解决的，上面便再派人考察。总之，贡献粗浅的问题，粗浅材料，下面村学可以负责。村学、乡学的作用，一面把实际的问题材料送上去，一面把上面的方法传达到农民，指示农民。大体上村学、乡学是站在前方，省学国学是站在后方。上面的学府是后方，下面的学府是前方，那末，上面后方的学府得到了问题、材料，受到这个问题材料的刺激，便来研究。研究以后，即将所得的结果传下来。这样上下相通，凡是有所需要考察的，归诸下面，有所需要研究考虑的就归诸上面。这样上下循环相通，我想新的学术必能创造出来。有了新学术，社会就由此进步。因为上面所有的方法，都拿来指导下面，下面的社会就得到好方法来改进；同时社会上发生的问题，下面送上来研究，研究得有结果，有发明，又传下去。这样就是相互不断的前进。其要点就是必需要上下相通，必需要学术与事实接合。自然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教育系统，主要的对象不在个人而在社会，尤在社会的成年人。教育主要的工作，即在推进社会。所以要先对成年人作工夫，要改变现行学制的仅注意社会未成年人的教育。我们这是新的教育制度，是完全注重对社会，对社会负责，因此勉强造一个名词，叫做“社会本位的教育”。其中的理论与办法只是略略说到一些。很盼望大家看了我的原文后不吝指教为幸。
末后附带报告一点事实。前面说我们痛感大学教育与社会事实不相干，学术研究缺乏，所以我们在山东就要从这个方向去努力。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就同外面的大学常常取得联络。他们帮助了我们许多工作。虽然有些联络，得了不少的帮助，究竟关系还不够，所以最近在山东有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由南北几个大学合起来在济宁组织一个叫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关于乡村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研究实验，由各大学分别部门来作。比如清华大学的工学院，许多教授到济宁来参加。
在一定时间内，也要他们的学生到济宁来实习。比如济宁要做的挖河造桥梁这些事情，他们工程学系的学生可以来实习测量、绘图，及指导工人作工。我们拟在本年暑期的时候，举办济宁全县地形地势的测量。这个试验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学生平时也难得这样的机会。经费则山东与学校各出一半。好在技术人才是教授与学生，通统是现成的，不费多少钱。再如农业上的许多问题，则由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学生来调查研究。协和医学院现在研究乡村卫生、济宁的公共卫生工作就由他来作。地方的财政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现在请南开大学的教授担任财政科长，学生随同工作，使他们能从实际问题上去下手整理。又如领导农民一项，则由燕京大学的教授学生负责来研究设计。诸如此类的事情，有这几个大学分别去研究，去实际工作，并从这些实际的问题中训练了学生。这一个新的组织尚不是我讲的那个理想的学制，理想的教育制度。可是这一个新的组织对我们的要求，仿佛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是我附带报告给诸位的。
《四川教育》7，8期合刊，1937年8月。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十年岁杪，藉年假之暇，赴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两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那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志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趋；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那个是可吃，那个是不可吃，那是滋养，那是有毒，……都须要知道。否则，你将怎样去吃或不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的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假经验的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己去尝试那个可吃，那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梭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作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那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即如医学，算是有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应付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也没有他准据的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阅历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人，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情志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边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以必要，在情志一面则乌有。故其办法亦即不同。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启牖。然实则无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志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志教育或不相违；至若知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志教育乃全不相应。盖情志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具有；为后天所不能加进去者，不同乎知识悉从后天得来（不论出于自家的创造，或承受前人均为从外面得来的，后加进去的）。既然这样，似乎情志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他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志的教育所要用的功夫——其功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志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志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作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弟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弟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志，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动在以前大家都以为出于知的方面，纯受知识的支配，所以梭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谓人只要明白，他作事就对。这种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学的进步给他一个翻案。原来人的行动不能听命于知识的。孝弟忠信的教训，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识的事。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他、顺导他、培养他，不要妨害他、搅乱他；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悌；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而不孝亲。在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志。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以后教育应当知所鉴戒而改正的。还有教育上常喜欢借赏罚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为，这是极不对的。赏罚是利用人计较算帐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便使情志不得活动，妨害本能的发挥；强知的方面去作主，根本扰乱了生活之顺序。所以这不但是情志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坏的影响。因为赏罚而去为善或不作恶的小孩，我以为根本不可教的；能够反抗赏罚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强，不受外面的扰乱，到是很有希望的。
录自《漱冥卅前文录》183——191页，1923年12月。
原载《教育杂志》1922年。
中国社会构造问题
现在我想要给大家讲的是社会构造问题。要紧的意思可分两点：
一、先使大家明白社会构造的重要；
二、更进一层使大家认识中国旧社会构造的特殊。
总之，是让大家知道此刻中国最大的问题，为旧社会构造的崩溃与新社会构造的如何建立。
我可以从考察日本说起：我在日本参观共三个礼拜，参观的地方也不多；可是他那经济上、政治上最重要的地方，大略也都看过了。看过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呢？在我心里只有叹息的话：“日本是进步啊！日本真是进步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有这种叹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五六十年来，顺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而发展，到现在是真进步了。在这进步的过程中，先由产业的开发，经济的进步，而连带着其他种种的事情也都随着进步了。——因为一切事情都是容易随着经济的进步而进步的；经济进步，则政治、教育、文化等也都跟着进步。五六十年来，日本的进步，是真快，真令人赞叹不置。
最令我们赞叹的就是他经济的进步：例如我们看到日本乡村的富力，比我们中国乡村的富力要大几倍或十几倍。在日本一个四五户人家的乡村，其合作社的存款，能到四十多万。有的乡村小学的建筑费，要花到十几万（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建筑还没有用到这些钱哩）；而这么大的一项款，又都是乡村自己负担。由此便可见出日本的乡村是如何的富足了。再如日本一个较好的县份（如福冈县），在其行政系统的等级上，相当于我国的省，而论其地面和人口，也不过等于我们山东的五六县；可是他每年的支出预算竟到二千八百万，比我们山东全省的岁预算还要多。诸如此类的事情，说之不尽。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教育：在日本，义务教育的期限是六年，他们的国民至少都受到六年的教育，所以不识字的人数很少。现在他们又要把受教育的期限提高，而有所谓青年教育；青年教育就是比六年义务教育又高一级的一种教育，受了六年义务教育之后，再来受这种青年教育。他这种青年教育，虽然不是强迫每一个青年都要人学，但在大的都市里面，十分之八的青年都曾受过这种教育了（其中女性较少，男性占大多数）。换句话说，他这种高于义务教育的青年教育，也快要普及了。因此平均每一个日本人的知识能力，实在是比中国人高得多，他的教育，实在是比中国进步。
以上说了许多话，无非是说日本的进步，令人赞叹！那么，赞叹之余，跟着使我们想起来的就是中国的不进步，种种的不行！种种的可怜！再跟着想起来的：日本为什么进步？中国为什么不进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含着一个什么问题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回答说：“中国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原故。”这话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日本与中国在从前同样的是受西洋列强压迫的，从前我们与日本同样是东方的各自关门过日子的国家，后来同样的被西洋人撞开了门，同样的受西洋影响，又同样的去学西洋。换句话说，我们与日本同样的是因为受了新环境（东西交通后日本与中国都为新环境所包围）的刺激，而又同样的各有变法维新革命等运动，同样的去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而结果日本学成功，走上西洋人的路，国家一天天的进步了；中国却老不能进步，这到底是什么原故呢？若单归咎于外面的力量，恐怕是不对吧？！不正确吧！？中国不进步的原因，若单说是外力的侵略，恐怕是不够吧？！
还有的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为贫、愚、弱、私”；岂不知“贫”“愚”“弱”“私”乃不进步的结果，不进步的现象，并非不进步的原因。这种说法，更回答不了问题。
那么，日本进步，中国不进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照我的解释，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构造问题，完全是因为日本社会构造与中国社会构造不同的原故。
所谓社会构造，即指一个社会里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关系，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关系，这方面与那方面的关系，方方面面种种的关系而言。或者说一个社会里面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各种制度，即叫社会构造。再换句话说，社会构造就是一个社会的秩序（一个社会里面的人过生活，都要有他的秩序，都要有条有理，社会生活才能进行顺利。譬如我们这个训练处，大家也要有一个生活秩序），一个社会的机构。所谓“社会构造”，“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机构”等等，名词虽不同，实在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中国的社会构造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什么不同呢？其不同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他的社会构造虽有变化，但是没有根本改变。他一面维新，一面又尊王复古，所以让他的社会构造得到一个转变改良，而没有中断。社会构造没有中断，社会能有秩序，这是让他所以能进步的根本原因。我们中国呢？中国虽然也有维新革命等运动，可是我们的维新革命运动，不但没有让我们的社会构造得到一个转变改良，反让它日渐崩溃破坏了。社会构造破坏，社会没有秩序，整个大社会日渐向下沉沦，那里还能有进步呢？！在中国，我们看见的只有农工商业的渐趋衰落，让中国的富力一天天的降低下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经济破坏的情形更加严重。照我看来，这都是因为社会构造崩溃，社会没有秩序的原故。
我们要知道经济的发展进步，原来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活的，都要吃饭、穿衣、住房子的；并且一切生活都希望能更安适些，更舒服些。那么，因为希望生活的安适舒服，就得努力向前去干；在努力向前干的时候，就得用心思，由此用心思、向前干，就进步了。（这个用心思、向前干，向前求进步，是不用人勉强的，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进步呢？莫非中国人都睡着了？都不动了吗？不是的。我们中国人也都是要动的，要求进步的。例如我国的工商业者，也都是想着发达。但是结果不但不能发达，反都赔本倒闭了，这是为什么原故呢？这就是因为社会没有秩序。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是离不开社会的，大家是互相不能离开的。但是大家生活在社会中，必须社会有秩序、有条理，大家的生活才能进行顺利；如果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社会秩序乱了，则大家互相冲突，互相妨碍，谁也不能求进步，大社会也就不能有进步了。
社会构造好像一架大的机器，一架大机器的各个机件如果配合好了，向前转动起来才能进行顺利；如果配合不得当，则马上转动不得。硬要转动它，会把全盘机器弄坏的。简单的机器还好办，越是复杂巧妙的机器越难办，其中有一个小螺旋钉配合不好，全盘大机器便不能动。大家明白了这个比喻，也就可以明白社会构造的重要了。现在我们中国社会，就好像一架没有配合好的机器。中国的每一个人虽然都是活的，都是要动的，都是要求进步的，但这只是许多好的零件，没有配合好，成一盘大的机器，所以谁也动转不得。虽然每一个人都想动，都想好，都想进步；但被社会牵掣着。大家互相牵掣，互相妨碍，社会日渐向下沉沦，那里还会有进步呢？！
大概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内战内乱；因为内战内乱，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停止了，商人不能安生做买卖，工厂都已关了门，农民也不能好好的种地。而政府里还要加捐派税、拉夫抓车。再加军队的搔扰，炮火的轰炸，让大家受了无数的损失与祸害。——这还都是些直接的祸害，更因社会没有秩序，一切正常事业不能继续进行，而有的人作冒险的事，也就是作不正当的非法的事，反倒可以发财。因此让许多人不安于本分，社会秩序更加紊乱。这虽不是内战直接的祸害，而亦是间接的受内战影响而有的。（内战直接间接为害的例子很多，一时说之不尽，大家可参看《漱溟卅前文录》中《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总之，因为社会没有秩序，一切事情都不能进行，这是让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上所以失败的最有力的原因。
因为内战所以让社会没有秩序，而所以有内战，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社会没有秩序而来的——内战是社会没有秩序的因，也是社会没有秩序的果。社会没有秩序，没有条理，大家没有轨辙可循，结果必要自乱。可是因为连年内战，社会没有秩序，社会就不能进步了。试看人家日本，近几十年来，政局是安定的，社会是有秩序的，好像一架好的机器，各个齿轮都按部就班的各自循序前进，一天天的在那里转动，转动了五六十年，那能会没有成绩呢？当然是要进步的。而我们中国因为社会没有秩序，大家互相牵掣，都动转不得；强要动转，便是彼此冲突，互相毁伤。如历次的南北战争，现在的剿共战争等，死了多少人？！化了多少钱？！这不都是中国人自己互相毁伤吗？！如果把那些人和钱，都用在社会的改良进步上，将要有如何的成绩？！可惜中国不但不能如此，反把那些人力和财力都用到自己互相毁伤上了！——的确，中国近几十年来，不但不能进步，反倒是自己毁坏自己，完全是在那里自毁。
以上是说因为内战内乱影响到社会构造的崩溃，是让社会没有秩序的原因；而从内战内乱，也正可以看出社会的没有秩序，正能够看出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其实，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就是没有内战内乱，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中国家庭制度的破坏，家庭里面人与人的关系，现在都渐渐的被破坏了（现在家庭里面父母子女如何相处都无准辙可循）。本来破坏并不要紧，最怕的是旧的被破坏了，而新的又未能建立；旧制度被废弃了，而新办法又不合适；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社会就乱了（社会制度崩溃，社会没有秩序，社会必乱。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人都感觉着手足无措，无一定的准辙可循，彼此最容易起冲突；彼此冲突，社会就乱了）。中国近几十年来，所以扰攘不宁，大家的生活不得安定，就完全是因为这个原故。那么社会制度崩溃，社会没有秩序，大家的生活都不得顺利进行，社会那里还会有进步呢？！
以下我们再来分析社会构造或旧社会秩序靠什么力量来维持？照我们的分析，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大概有两种：
一、强硬性的力量——就是武力的强制。而代表武力的是国家。从来的国家，其维秩序的办法，都是用武力强制，因为武力强制最有效。不过社会进步，文化程度高的国家，其武力多半是隐藏在背后，不大十分显明。
二、软性的力量——就是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如果我们叫那一面为强硬性的力量，这一面便可以叫做软性的力量）。所谓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就是说：大家在互相了解之下，共同信仰之下，来信从一个秩序。如由于教育、宗教或礼俗，都能够使大家信从一个秩序。其中最有力量的，要算是宗教。尤其是在初民社会的时代，人民的知识浅薄，瞥不畏死，虽用武力，他也不怕，强硬性的力量，便无大效用，在那个时候，必须利用宗教的迷信心，才可以让他信从一个秩序，才可以让他就范。所以在那个时代，社会秩序的维持，多半是靠宗教的力量。——就是西洋近二三百年的进步，也很多是靠着宗教的力量。再说日本的进步，靠宗教力量的帮助也很大。我这次到日本参观，发见了宗教对日本社会的关系很大，日本人的宗教气味很重，宗教信仰很深。在他们所最信仰崇拜的就是开天辟地的那个大神，而他们认为他们的天皇就是那个大神的后裔，大神的化身。他们的天皇，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所以他们都极信仰崇拜他们的天皇。而天皇是万世一系，代代相传，所以每一代的天皇，都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此外他们还信仰佛教，佛教在日本的势力也很大，并且曾被尊为国教；不过不如神教的势力大。我们在日本参观，到处都看见有神社或神庙，修盖得都非常好，来往行人，过此者都要行礼致敬。在公共机关里，如村役场（等于我国的村公所——述者注），乡村小学中，也都设有神龛，供有神像，每逢开会，都要向他行礼。再如一个开汽车的车夫，他的坐位对面，也挂着一个神牌位。由此种种，我们便可见出日本人信仰宗教的气味是如何重，信仰宗教的精神是如何大了。那么，这个样子信仰宗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关系很大，因为日本人信仰宗教的精神与力量，对于他们社会的好处很大。他们所信仰的神只有一个，在同一的信仰之下，大家的思想统一，按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社会便可以有了秩序，便可以安定；社会安定有秩序，每一个人的生活才得安定；人人安心生活，安心从事他各人的工作，努力向前求进步，因而大社会也就随着进步了。所以我们说日本社会秩序之能够维持，社会能够进步，与他们国民的信仰宗教有很大的关系。反观我们中国，中国人的头脑比较复杂些，聪明些，理性比较开通些，已不受宗教迷信的束缚，可是，因此社会也就不易有秩序了。——不能有一个由宗教迷信来维持的社会秩序了。
维持社会秩序的软性的力量，除了宗教以外，其他如教育、礼俗等，也都是很要紧的东西。不过这里不能多说了。
照我们的分析，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就是上述两种：——一、强硬性的力量，二、软性的力量。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比较比较这两种力量，那个的效力大？那个要紧呢？本来这话很难说，不过如果我们比较来说的时候，还是第二种力量的效力大（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大）。虽然有许多事情用武力强制，可以有直接影响、效验，可以马上生效；但我们要知道，人类到底是用头脑的动物，用智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类究竟是用心眼的，你如果能操纵控制了人心，则不用武力也可以，不能操纵控制人心，单用武力也没有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到底是要靠文化过生活的，而人创造了文化，又都要陶铸在文化中（这里所用文化二字含义很宽，社会上一切文物制度法制礼俗等，都包括在内）。文物制度，法制礼俗，是人想出来的（其中就要靠观念作用），而人又都要遵从它。所以这种文物制度、法制礼俗（亦即社会秩序）的维持，要以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为大，为对的。
如果我们明白了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以第二种力量的效力为大，——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为大，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社会构造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紊乱，也多半是由于观念心理的不统一而来的。现在我们就讲一讲中国社会构造崩溃，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这可分两点来说：
一、武力的分裂——中国因为武力分裂，政局常常变动不安，武力横行，法律无效，结果便让社会秩序紊乱了（因内战使社会秩序更加紊乱之意前边已说过）。
二、观念心理的不统一——此刻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太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太不一致，头绪太多了。因此非让社会紊乱不可。
中国社会构造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紊乱，多半是从第二种力量的失效来的，多半是从观念心理的不统一，态度行为的不一致而来。更明白一点说，自从西洋文化过来后，遂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的怀疑批评，这便是固有文化动摇的开始，也就是社会构造崩溃的开头。中国文化为什么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便开始动摇破坏了呢？这又是因为中西文化不同的原故。
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有什么不同？其不同处很多：先说西洋近代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伦理道德是冲突的。若单是这两面冲突，还不大要紧，还好办，而现在更困难的是：不但这两面冲突，最近又进来了第三个——西洋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反个人主义的团体主义），这样一来，头绪就更乱了，冲突的地方就更多了。以下我们试将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说其大概：
个人主义——大家如果读过西洋史，就可以知道，在西洋历史上有所谓中世纪与近代之分。所谓中世纪，就是指着他那封建社会，宗教势力最盛的时代说。在那个时期，团体干涉个人太厉害，团体干涉个人的力量太大、太强，所以到了近代，便对那种团体过强的干涉起了一个反动，反对封建，反对宗教，反对团体过强的干涉，而要求团体尊重个人，结果就抬高了个人，所谓个人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个人主义的内容、意义，就是说，现在西洋人已经改变了从前想升天堂的念头，而要在现世求幸福；改变了从前的偏蔽思想，而要求思想解放；改变了从前宗教上盲目的信仰，而要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改变了从前团体对个人的过强干涉，而要求团体尊重个人自由；改变了从前少数人作主，多数人作奴隶的制度，而要求多数人可以作主。……这许多的改变，都是个人主义要有的意义。我们要知道，一部西洋近代史，就是一部个人主义的发达史。所谓资本主义，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说，在经济上个人可以自由竞争，形成资本集一中；成功资本家，这便叫做个人资本主义。所谓近代国家，也是从这里来的。何谓近代国家？近代国家就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说；而民主政治与个人主义是不相离的。再说资本主义的近代国家与向外侵略也是不相离的。尤其是经济上的侵略，是由资本主义而来，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为求得原料与市场，非向外侵略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侵略是工商业发达后必然的结果，一定的道理。——关于个人主义的意义及其影响，就是如此，不再多说了。
社会主义——因为个人主义走到极端，发生了流弊；个人主义发达的结果，妨碍了社会，所以大家都感觉不合适，都认为不满意，因此便又发生了一个反动，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就是反对个人本位，反对自由竞争的。在社会内不许个人自由竞争，主张绝对统制，一个社会里面，大家必须合作，由整个的社会有计划的来谋大家生活的幸福。在这里，最有力量的一派，要算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在个人主义以后而起来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潮流。这个潮流，在欧战以前，尚隐藏着没有显露，待欧战将终，便从俄国爆发出来，直到现在，已盛行全世界了。——与共产主义同时产生的，还有法西斯主义。普通说共产主义为左倾，法西斯主义为右倾，本来是不同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他也有相同之点，就是：他们同是主张团体要大过个人，抬高团体，抑压个人。他们都是主张绝对干涉统制，反对自由放任。所以在反对个人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他们同是个人主义的一个反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也都很有他们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与以前的个人主义恰好是相反的，恰好是一反一正，前后是冲突矛盾的。
现在再来看看我们中国这一面呢？他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他所有的就是伦理。在以伦理为重的中国社会中，与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西洋社会最不同的一点，就是缺乏团体。（社会主义固然是看重团体，抬高团体，是有团体的；即个人主义也是有团体的。所谓个人主义是团体里面的个人主义，并非绝对的个人独立，并非离开团体的个人；所以个人主义仍然是有团体，只有中国才真的是缺乏团体）。既没有团体，也就反映不出个人。（因为个人与团体是互相反映的，好比左与右，没有左即不能有右，有左才能有右，两面是互相对映的。）那么，中国既没有团体，又没有个人，所有的是什么呢？仅有的就是家庭。中国人既没有团体观念，也没有个人观念，最重的就是家庭观念。——本来说到家庭，就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指父母兄弟夫妇子女的关系而言，这是西洋人与中国人相同的，似乎不应单提出来说中国人有家庭；不过中国因为缺乏团体与个人，家庭便特别显露出来，而西洋是两极显露（团体特别显露与个人特别显露），家庭便隐盖着，所以说到家庭，便几乎成了中国人所独有的了。换句话说，我们说西洋有团体与个人而无家庭，说中国有家庭而无团体与个人，这并非绝对的话，只是比较言之而已，若认真的说，是不能那样说法的。认真的说，西洋是因为团体与个人太发达了，家庭便被隐盖着；而中国因为团体与个人不发达，家庭便显露出来。其比较若以图示之则如下：
中国缺乏团体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宗教。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没有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中国最不占地位，无论那一种宗教在中国总不能占一个地位；而西洋的团体多半是由于宗教来的，中国没有宗教，所以也就不容易有团体了。中国所以缺乏团体，除了没有宗教的原因外，恐怕与农业生活也很有关系。因为农业生活是不宜于为集团的，而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就不能有集团生活了。——本来人类初期的社会生活，多半是集团的，而中国因为农业开发的特别早，很早就过着农业生活，所以很早就让中国不易有团体了。中国没有集团生活，所有的是家庭生活；而家庭制度对于农业的经营是最合适的。所以这一点，也就促成了中国的家庭制度。
家庭生活与集团生活最不同的是：在集团生活里面是重秩序的。因为有秩序，有纪律，大家的生活才能进行顺利。那么，为维持秩序，就得用法律，不能讲人情。而在家庭生活里面是重感情的，是好讲人情的（家庭生活比较可以随便些，用不着所谓纪律，所以也比较容易讲人情）。在集团生活里面就不行了，集团生活人数多，范围大，要想维持秩序，就不能讲人情，不能让人随便，不得不对个人加以干涉，加以制裁。尤其是在初民社会的时代，对个人要加以严厉的干涉。可是因此就又发生中国人与西洋人对自由要求的不同。西洋因为团体干涉个人太厉害，团体干涉个人的力量太强，所以等到社会进步，人民的知识程度增高以后，对于团体过强的干涉，便容易起反抗，对于那无道理的拘束、压迫，便不愿意再接受了。西洋到了近代就有所谓个人主义，拒绝团体过强的干涉，要求团体尊重个人自由。他这种个人自由的要求，完全是由对团体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的（此意前边已说过）。而我们中国则根本缺乏团体，个人并没有受过团体的过强干涉，所以他对于个人自由也就不感觉需要，对于自由的要求十分冷淡，他听了“个人自由”这句话，实在有点不大懂，并且表示惊讶！他仿佛在说：“人人都要自由，那还了得吗？！社会不要乱了吗？！”对于自由，中国人与西洋人所以有此不同，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洋一般情形不同的原故；西洋因为有团体过强的干涉，所以反逼出个人自由的要求；中国则根本没有团体，更无所谓团体过强的干涉，所以也就没有个人自由的要求了。
中国既没有团体，也反映不出个人，所有的就是家庭；而从家庭生活在社会上位置的重要，便产生中国的伦理。什么叫伦理？伦理的意思就是说：人生下来便与人发生了关系（至少有父母，再许有兄弟姐妹），一辈子都有他相关系的人，一辈子都在与人相关系中生活。在相关系中便发生了情，有情便有了义，有情有义，便是伦理。伦理的意思就是指一个情谊义务的关系，就是要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相负有义务。极而言之，伦理的意思，是要牺牲自己去为对方。例如：什么是最好的父母呢？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的去为子女着想的，便是最好的父母。什么是最好的子女呢？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的去孝顺父母的，便是最好的子女。推而言之，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姊妹，乃至夫妇、朋友、社会上一切相关系的人，彼此都要有牺牲自己，为对方着想的精神，都要互以对方为重。——中国人就是处处以对方为重；西洋人则是处处以个人为本，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不同，大家如果留心去体验，随处都可见到。例如请客，在中国是让客人上坐，主人旁坐相陪；而在西洋则是以主人为中心，客人反倒要坐在主人的两旁。这种例子很多，这里不必多举，大家可以留心去体验。
在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的里面，含着一种“让”的精神；而西洋的个人本位，以自己为中心，则是一种“争”的精神。“让”与“争”，也是中国与西洋的一个大不同。中国人尚让，西洋人尚争，这也是自然演成的。因为在中国要紧的是家庭生活，而家庭是由天伦骨肉关系来的，在家庭骨肉之间特别重情感，而人在感情盛的时候，常常是只看见对方而忘了自己，所以他能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处处是一种让的精神。西洋人的生活，要紧的靠团体，而团体是由欲望来的（团体就是为的要满足大家的欲望），欲望生活对外是要讲争的。例如团体间的斗争，就是为了要满足大家的大欲望。欲望生活的结果，对外必要竞争。西洋人近二三百年来，所过的就是欲望生活，所以养成他尚竞争，好侵略的精神；中国人几千年来所过的都是伦理生活，所以养成他讲礼让，尚和平的精神。
在中国，从家庭生活的重要而产生了伦理，伦理本来是指家庭骨肉关系说的；可是中国的伦理关系，则不单限于家庭，他是把社会上一切关系都伦理化，把骨肉之情，推而及于社会上一切有关系的人。例如称县长为父母官，称民为子民，称老师为师父，称学生为徒弟……乃至朋友的关系，东伙的关系，一切关系都把它伦理化。这就是想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都拉得更近一些，这就是重情义，讲亲爱的意思。换句话说，中国是想化社会为家庭，化国家为家庭，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家庭化，这便是中国的风气。这样各方面的关系都家庭化，用伦理的关系联锁了众人，那么，彼此就更不能不讲伦理，不能不以对方为重，不能不照顾对方了。所以伦理的关系，就是从情谊的关系，而更发生了义务的关系。我既对你有情谊，便应对你负义务；你既对我有情谊，亦应对我负义务；互相有情谊，互相负义务，这便是伦理。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对于凡与他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负有义务，仿佛四面八方的责任都放在他身上。他对四面八方负义务，同时四面八方对他也负义务。大家都在这种情谊的义务的相互负责的关系之下联锁起来，这样一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便都有了保障，便不容易饿死了。这与西洋社会的情形，又恰好相反。西洋人是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路，彼此之间，不讲情谊，不讲义务，在财产上是父子异财，夫妇异财，各人是各人的一份，谁也不得分享。换句话说，在西洋财产是个人的，而中国的财产，则是家庭的，一家的财产，并不是单属于某一个人，所有全家的人都能享用。并且他那个家的范围，讲得又非常宽，凡与他有伦理关系的人，都可以算是他家里的人。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对于他的财产，仿佛都隐然也有一份。虽然是他的财产，而凡与他有伦理关系的人，都可以去享用。在中国的风气就是如此，认为这是应当的。如其不然，我有力量了，而对于各方面不去照顾，不负责任，那是要受人指责的，是不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富的有三家穷亲戚便不富；穷的有三家富亲戚便不穷。”由此便可见出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上，是有很大的连锁性。在中国财产共有，经济生活互相保障，这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有优点，也有弊病。其最大的弊病，就是容易养成人的依赖性。而其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可以免除，人类的惨剧可以减少，资本主义的祸害可以不发生于中国。在中国，因为财产共有，经济生活的互相保障，便是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过，资本主义就是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才能成功资本主义。而中国既然是经济生活互相保障，财产为大家所共有，那么，财产不易集中；财产不能集中，怎会成功资本主义呢？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不过，很带有共产的意思而已。
现在我们把以上所讲的话作个结束：以上我们是为说明中国社会构造崩溃，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而说到中国社会秩序所以紊乱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武力的分裂，武力上的头绪太多太乱；二、是因为观念的心理的不统一，思想上的头绪太多太乱。而思想上的头绪所以太多太乱，是因为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关于中西文化的不同，以上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与我们不同的西洋文化，给我们什么影响？又怎样让我国的思想就分歧紊乱了呢？
所谓思想纷歧，思想上的头绪太多太乱，意思就是说，近几十年来，自从西洋的近代个人主义传进来以后，在中国也就有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的要求；可是这与中国固有的伦理道理是不合的（这里我只说它不合，并不批评谁对谁不对），彼此是冲突的。后来这种风气好像是渐渐的盛行了，但终未能把旧风气压倒，终没见出最后的胜利。虽然自辛亥革命以后，表面上我们已经是个民主共和国了，而实际上并未能真正作到。那么，在这个西洋近代风气在中国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接着又进来了一个最近代的或曰现代的西洋风气，——反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潮还没有成功，又进来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潮。所以在思想上头绪就太多了，太乱了，以致让中国人的思想老不得归一，老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思潮。而因此便让中国没有了办法，社会秩序便没有法子维持了。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于我们中国不合适。因为西洋的近代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都各有它的历史背景，都是从他的社会历史演出来的。而中国的社会历史，根本与西洋不同，所以强要去摹仿他，便多矛盾冲突，便于中国不合了。不但与中国的伦理道理不合，尤其是不合我们现在的要求。试申言之：
一、个人主义于中国不合——前边我们说过，西洋近代的个人主义是从反抗团体的过强干涉而来的。在西洋过去团体干涉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到了近代，便起了一个反动，拒绝团体过强的干涉，要求个人自由，因而就产生了个人主义。可知个人主义是有它的历史背景，是有它的来由的。换句话说，在西洋过去团体干涉个人太强，是走极端了，于是就有一个个人主义来救正，以求团体与个人的平衡。那么，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过去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中国过去的情形是与西洋不同的，既没有团体的过强干涉，所以也就用不着个人主义来救正。“中国社会太散漫”，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既然是病在散漫，就应当救之以合，若再仿行个人主义，走分争对立的路，岂不是让他更散，更不能有秩序了吗？！个人主义在西洋是有他的需要，而在中国则不但无此需要，并且与我们现在的要求相反，所以我们说它于中国不合。
二、社会主义于中国不合——西洋现代的社会主义，也自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的来由。在西洋近二三百年来，个人主义发达的太过了，以致妨碍了社会；个人主义走到极端，发生了流弊；所以就又有社会主义来救正，用社会主义对以往的偏弊作个调剂，仍然求着团体与个人的平衡。可是，我们中国大多数人原来都居于被动的地位，现在我们应当想法子使他由被动转为主动，若反仿行社会主义，抬高团体，抑压个人，岂不是让他更落于被动？！更增加了他的被动性吗？！这那能与我们的要求相合呢？所以不但近代的个人主义于我们不合，即此现代的社会主义，亦于我们不合，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法西斯，都于我们不合适。
总之，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于中国的需要，现在我们讲求团体组织，其组织之道，必须于二者之外，另外去求，寻求第三条路来走。
讲到这里，我们拿西洋与中国对照一下，即可见出：西洋彻头彻尾是集团生活；而中国因为缺乏宗教，又因为农业开发的早，便让中国社会落于散漫，不能有团体，不能有组织了。不能有团体组织，所有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只是家庭，只看重家族亲戚的观念，看重乡党邻里的关系，而无国家观念，团体观念。至此大家也就可以认识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了。——开头我们是提出两点意思：一、社会构造的重要；二、中国旧有社会构造的特殊。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认识中国旧社会构造的特殊了。
总之，中国因为缺乏宗教，农业开发的早，家庭观念重……种种原因，就减煞了团体性，像是在西洋那种最有力的三个团体性，中国都不能有。在西洋最有力的三个团体性，都是什么呢？
一、宗教的团体性——西洋的宗教很有团体性，因为有宗教，对于他的影响很大，对于他结合团体有很大的帮助（由宗教便养成了他的团体生活）。又他们各个宗教团体之间，彼此分别的很清楚，对抗很厉害，因此更让他的团体坚固。而中国根本缺宗教，所以也就没有这种宗教的团体了。
二、阶级的团体性——在西洋，阶级间的分化对抗也很厉害，例如封建时代贵族与农奴之争，现在劳工与资本家之争，彼此对垒很严。因为阶级间的对立抗争，让他一个阶级以内的团结更要严密，更要成一个团体。所以说西洋的阶级也很有团体性。而中国社会，又根本分不出阶级（只有家族观念，而无阶级观念）所以也就没有由阶级而来的团体了。
三、国家的团体性——西洋的国家，更是有团体性的一个大团体。在国家里面，虽然有各个势力的分立（如阶级的分立，政党的分立，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分立等等），不能完全一致：可是在对外的时候，是能一致的。因为国家观念重，便减煞了他政治上的纷歧，能让不同的力量合成一个，成功一个大的团体（国家）。而中国人只看重家庭，没有国家观念，因而也就不能成功一个真正有团体性的国家。
中国因为缺乏上述三种团体性，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成功与失败的最有关系的一点原因——中国的失败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一点。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先讲失败的一面：
人类在竞争的时候，有团体的才可以胜利，没有团体的则必定失败，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我们中国没有团体，所以就失败了。团体与竞争，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团体，则容易有竞争；而因为竞争，则更让他要有团体。团体与竞争，辗转循环，互为因果。这个道理也很明显，大家可以去体验。试想：集团的心理是不易平定的，是最易冲动的；因为易于冲动，对外便易于冲突斗争；因为斗争，更感到团结体的必要。例如西洋近一二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因为有团体而有斗争，因为斗争而更有团体。中国则正与他相反，中国三四千年来的历史，都是过的散漫生活，而因为散漫，故讲和平；因为和平，则更散漫。——在散漫的生活中，一个人的心理容易平静；在平静的时候，容易自思其错；自思其错，则对外无争；无争，也就不需要团结而更散漫了。那么，以这样一个和平散漫的国家，处在今日竞争剧烈的世界，你想那能不失败呢？西洋学斗争学习了一二千年，中国却讲和平讲了三四千年，这两种国家相遇之后，我们失败是当然的，是无足为奇的。
现在再讲“中国的成功，也是因为没有团体”那一面的道理：所谓中国的成功，是指什么说呢？就是指中国历史的长久，国土的广大说。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以他自己独创的文化，来维持他民族的生命，能像中国这样长久的，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印度、犹太的文化历史，虽然也很久，可是现在他们都已不能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只有中国能以自己独创的文化，维持民族生命到三四千年之久，现在虽然被称为半殖民地，可是仍得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历史所以能这样长久，国土这样广大，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就是因为没有团体，文化程度高，而才有大的成功。中国从来不以武力胜人，不以武力欺凌弱小，他所以能居于一个老大哥地位，并不是靠武力；国土的广大，并不是靠武力得来。那么，中国既不是靠武力，他的广大的国土是怎样开拓的呢？本来按普通的例子说，是最有武力的国家，才能开拓疆土；不过我们要知道，只靠武力征服人，常常是不行的，例如亚力山大、拿破仑、成吉思汗等英雄，用武力征服了那么些的领土，而终久是保不住，终久是要失败，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人”这种东西，到底不是单用武力就可以让他屈服的。武力固然可以开拓疆土，暂时让那一个地方的人屈服了；但是，那只是表面上的屈服，日后仍然是要翻身的。所以要想让人真正心服，则非靠文化的力量不可，靠自己高程度的文化去同化他族。——如果你自己文化程度高了，则文化程度低的民族自然跟着你走。中国的国土大，人口多，就是靠文化而有的成功。中国虽然没有武力，可是他的文化统一的力量很大，能让别的民族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他走，就化而为一了。中国向来是抱着世界大同主义，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对于四邻小国，并不去欺凌他，并且要常常的扶助他，——中国向来就是自己站在一个老大哥的地位，把四邻小国都当做弟弟，当做小孩来看待，与他不分彼此，常常去扶助他。中国以这样宽厚博大的态度对待邻国，所以他们（四邻小国）并不感觉妨碍，都肯按时朝贡，不起什么反抗，都愿意跟着中国走（这才是真正的心服）。
再说到中国民族寿命，文化历史的长久，也是靠文化而有成功。论起来，中国这个国家，武力不强，是不能够维持民族生命文化历史到这样长久的，而竟然能够这样，也完全是靠文化的力量。中国也曾经两度被外族征服，但赖文化的力量，历史终未中断。例如满洲人虽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可是他仍得用中国的文化来治中国，因此便让中国的文化，仍得延续下去。不但如此，并且末了连征服者他自己也就变成中国人了，慢慢的让他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是曾经用武力征服人的，自己也慢慢的同化于中国了。换句话说，外族虽然用武力征服了我们，可是，我们却用文化征服了他们，同化了他们，让他们与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中国文化能够延续不断，能够维持得这样长久，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文化高的关系。——因为文化高，让用武力征服我们的外族没有办法，非用我们的文化不可，非同化于我们不可。
那么，所谓中国文化高，怎么讲呢？中国文化为什么能这样优越有效用呢？这有两点原因：
一、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它是以儒家的道理为根本精神。宗教是强人信他（信教条），而儒家的道理则是让人自信，让人各自信你自己心里的道理，如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无假外求，所以他只要启发你本来有的理性，尊重你自己就够了。那么，这样我们虽说是信从儒家，跟儒家走，也就等于信从自己，跟着自己走了。——不过儒家虽不强人信从，可是他正能让人信从，他越不强求着统一大家，而越能让大家归到一块来。这是因为儒家所讲的道理，所指示给人的道理，是最合乎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要求的。所以人人都愿意信从他。而以这样的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所以也最合乎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所以它能延续得久，传播得广，无论那一个民族，遇见了这种文化，都安之若素，都感觉着非常合适。——这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同化外族，所以优越有效的最要紧的一点原因。
二、中国文化是非团体的——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是缺乏团体的，中国向来是不划小范围的，不和西洋一样，团体与团体之间此疆彼界，分割的很清楚。中国人向来是视天下为一家，与人不分彼此，没有狭隘的爱国主义，没有排外性，所以他容易与人合一（西洋因为有团体排外性，对外抗争性，便不易与人合一）；而因此就让中国的疆土日渐扩大，人口日渐加多，民族生命文化历史延续不断了。
本来在今日竞争剧烈的世界上，是须要有团体的，而人类社会最初的团体，都是由宗教来的（宗教与团体，二者很相连，其意前边已说过），西洋则有宗教而亦有了团体，中国则二者皆无，所以相遇之后，就非吃亏不可，非失败不可。不过，现在中国固然是失败了，可是不要忘了从前也曾有过很大的成功，并且要知道，今日的失败，正是从过去的成功来的。俗话说：“飞得高，跌得重”，现在中国的情形，正是如此。现在中国所以跌得重，就是由于过去飞得高而来的。但是普通一般人见识短，只看见中国现在的失败，为之着急；而不知道这个失败，正是由过去的成功而来。尤其要知道的是：中国文化的优点：和平、宽厚、对人存好意、不狭小、不排外、没有成见……等等，这都是合乎理性，合乎人类心理要求的。这是我们固有文化的长处，也正是西洋人与日本人的缺短，将来他们是要来学我们的。
我们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演出了许多大的惨剧，都是由缺乏理性，缺乏中国文化的长处而来。例如今日充满世界的两大斗争：一、民族斗争，二、阶级斗争，彼此利用科学，利用飞机、大炮、毒瓦斯来惨杀人类，这样的结果，将要完全的毁灭了人类，毁灭了文化，毁灭了大世界。那么，人类如何才能得救呢？如果要想得救，那只有发挥理性，发挥中国文化的长处。发挥中国文化的长处，才可以免除今日世界上的惨剧。所以人类历史再往前进，是要采取中国文化的长处，是要归到中国这条路上来的。假使我们不单在眼前来看，能向后看得清楚一点，则我们相信中国现在虽然失败了，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气，人类的得救，正要靠我们，靠我们发挥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发挥人类的理性，以拯救人类。
我常常感觉我自己在中国人里面是最不悲观的，照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虽然一时令人悲痛，但不必悲观，我认清楚了将来的人类，是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长处，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精神，人类最后的胜利，是要归于理性，是要归于我们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要放大眼光来看，要往远处去看，不必悲观，不必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