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人袁了凡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个话实在说得好！如果内心有矛盾冲突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忏悔自新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啊！可是当真去“忏悔自新”，又必须看透自己过去所犯的毛病是机械、可怜、糟糕！这时他才能真对自己生一个悲悯心，把“悔恨”转为悲悯，自己可怜自己。到了悲悯的心境，自己就高超了一层；自己不打架，不矛盾冲突，这时就无物挡住自己，于是真能够“忏悔”“自新”，开拓新生命了。
在新生命开辟出来的时候，他与从前不同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即是从前这个也贪，那个也爱，小的舒服，小的便宜，以及物质享受。这样的私欲私意多，心动的地方太多，没有走上一条大道，因此心才这儿跑，那儿跑，鬼鬼祟祟的乱窜乱穿。在“自新”的时候，就是回头一看，看清了许多都是机械、可怜、糟糕、要不得！把好恶的心，真的好恶的心透露出来，觉察出从前的杂杂碎碎，真是臭的，所谓“如恶恶臭”。由恶才能知其臭，才能看不上，才能够舍弃。如果真的对于这个东西恶，知道往好处去用力，生机就能够透露出来，仿佛鼻子闻出臭香来一样。闻出臭香来，就是鼻子的聪明。这样知道臭香，他才能“自新”。孟子很发挥指点这恶绝的意思，“毋为其所不为，毋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这话说的实在到家。人原来分得出来是非——因人都有不偷东西的心思，不要作的就不作，这就是“义”；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思，在此扩充，就是“仁”。都是指点在亲切的地方去“自觉”。好恶让他明显，让他有力量。
各个同学赶快反省罢！自己从前所犯的种种毛病赶快检点一下罢！不要说我没有较重大被人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夸张、好出风头的心，都是要不得。这种心不死不行！此心不死，不能作乡村工作，即使旁的毛病没有。可是懒散不振也不行！这种懒散不振，就是机械性、不由自主的下贱性，是从内心的矛盾冲突来。自己虽然也有要强心，但是自己和自己一打起架来，就憧憧无凭，把不住舵，很容易懒散；懒散是不行的！我们作乡村工作，必须把大毛病小毛病都要杜塞，发挥真正的生命力量，很顺的发挥生命的力量，对自己有办法，自己先不成问题，这样下去做乡村工作才有办法。
然而如何杜绝毛病的流露呢？只有“忏悔”，只有“自新”，在“忏悔”中是一面深深的痛责，一面也要同情人类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要怪他。能在这里用力，气才壮，志才坚；所有过去的毛病，不拖他，不带他，务期崭然一新，如用过的纸张一样，毅然把他烧掉，另立日记本，重新开头；非如此不可。
我所说的话大概是这样。须大家在清静无人时，自己反省，鉴察过去；把从前不对的地方，深自“忏悔”掉泪，抛开过去。不“忏悔”，不抛开，不打主意，是不行的！越是自己要强的，越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知道的最亲切；也就是说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知道去解决，才能够下去作乡村工作。
心理的关系
这次由上海到广州，来往都乘飞机，较上次由广西到广东坐飞机感觉苦，因为时间太长，机上虽不震荡，可是声音太大，用棉花塞住耳孔还不行。我大体上精神还好。同机者有一个年轻身壮的西装少年，气概很了不得的样子，但飞起五分钟后，即呕吐不止，我还帮忙照拂他。另外一人上机即睡觉。至于我只顾看风景，很替他们叹息，这样好的风景不能看。我的身体不一定比他们好，我平常坐船也不晕，不管风浪怎样大，呕吐的事从来没有过。我看晕船与晕机，都是心理问题为多。甚么事都怕心慌意乱，怕自己给自己暗示。暗示就无办法。从暗示引起一点事实，由事实更给以暗示；辗转循环，从心到物，从物到心，便不能支持了。但开头还是心，若开头心理坦然，物亦就不来了。最怕自己心虚，自己暗示。或者是需要相反的暗示，就是不怕，要气壮。
心理的要素，其转变人的力量很大，从催眠术及其他一类的事情均可证明此理。我看见很多次催眠术，从催眠术治头痛牙痛及妇女种种病痛，它未能治别的，只是转移心理。我最初看催眠术，在民国元年，作催眠术的是熊飞卿，地点在一个大戏院里，他拿小孩实验得很多。其中有两件事：一件是将小孩催眠后对他说：“屋中生火，很热”，小孩也说“热”，说“脱衣服”，小孩就脱衣服，说“热得很你出汗”，小孩就现出很热的样子果然出汗——那时正是冬天，戏院中并未生火。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是他对小孩说：“把手举起，我不说放下，不要放下。”于是教很强壮有力的警察去搬，都搬不动。其实这些没有旁的神妙，都是心理的作用。还有，曾看过一本杂志，那上面说，印度有一怪人，仿佛是有魔术的人，他有种种怪事。其中之一怪是吃任何毒药，吃过了都平安无事。把这怪人带到欧洲去，许多医学家用种种毒药教他喝，都没有毒死，医学家简直莫明其妙，不知为甚么这样强烈的毒药到他肠胃里面不生变化。这许多的例，在我解释，都是心理的关系。古人传说，李广昏夜见石以为虎而射之；箭没入石颇深。白天再射，便不行了。这亦是心理的关系罢。还有人家失火，房屋燃烧，一妇人能将笨重行李物件提负走出；而其实平日是体弱无力的人。这皆见出心的力量大。人的生命原潜在着无尽的可能，并非魔术也。我常说中国人与印度人都是拿人类所最优长的理智这一点，不往外用，而用在生命本身上，以了解其本身生命。所有中国印度的学术都是从此开出的；也可以说中国人印度人在心理的开发创造上大而且多。现在人或尚未发觉其重要，而理解之。要在人类社会改造后，经济制度有好的安排，大家吃饭问题有了解决，心里安，才能转移过来研究人生生命上的许多问题。
谈儿童心理
我对儿童心理，自觉有点了解，此颇得助于两人。一是卫西琴先生，他帮助我对于儿童与妇女的心理的了解很大，此处暂不说。一是陶行知先生。陶先生提倡小先生制，在上海办“山海工学团”。所谓“山海工学团”者，山海是地名——山，是宝山县；海，是上海——工，是工作；学，是求学；团，是组织；在组织中工作、求学；此三件事为人生不可少。
在工学团中实行小先生制。上年我到上海，顺便去参观。工学团设在宝山县的乡下，有一中心机关，另外分出去的机关有五六处，距离六七里，或七八里不等。我们先到中心区参观，随后又到分的机关去参观，当时请一人领导前往，行至半途，领路者因事要回去，恰好碰着一个小孩子，年纪不过十来岁，就招呼他来领导我们。这孩子面黄手黑，情形可怜，似乎父母不双全而无人照顾的样子，他领着我们走时，一位同路的朋友与他谈话，觉得这小孩的头脑很明白。参观后还是他领导我们回来。在回来的时候陶先生才想起问他贵姓。他答应姓张名耀祖。陶先生听了很惊诧，又问道：“在《生活教育》上有篇署名张耀祖的文章，是不是就是你投的？”小孩子答道：“是的。”我们也很诧异便问陶先生那篇文章是讲的什么？陶先生说：“内容是叙述他作小先生的经过，先是教他的妹妹，后来又教他的邻居，写的很清楚明白，我连一个字没有改给他登出来了。”
当时同行的人很多，都很有兴味的在讨论这个问题。陶先生又说：“往往大人写几千字的文章，虽无错字，或不通之处，但无趣味无价值。小孩写的很短，许有错字或不通处，但颇有意思，因为他是真的。”
我也发表我的意见。我说我对儿童的观察，发现他的优点与缺点。其缺点在后天的经验习惯不够，与继续的忍耐力、注意力不够。经验习惯的不够，是因年龄尚小，忍耐力、注意力的不够，是因为兴趣太多太强。儿童完全靠兴趣，而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容易掉换，所以忍耐力与注意力不够。除此两点外，儿童无有缺欠。至于他的优点，根本胜过成人，当他对付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以整个的真的生命力量去对付。此即中国古人所谓“诚”。然则在大人则容易心中有牵掣，用心很杂，不免敷衍，而小孩不然，要干就干，不会敷衍作假，他比较顺他的冲动集中他的生命力，这是他根本的优胜点。如果我们拿一件事情交给他做，他感兴趣而接受时，他可拿他整个生命力量去对付，很少失败，凡他力所能胜的他都可作得好。卫西琴先生说：对小孩要能信任他，要给他以相当的责任，就是给他一个够量的刺激，他很少疏失，凡应当照顾的他都可照顾到。这话很对。
儿童还有第二个优点。在成人有了经验习惯，因头脑未受着高明的教育，往往弄乱了。儿童则尚未有机会来搅乱他的头脑，所以较大人少糊涂，这也是他优长的一点。平常大人作文章，一定要学什么套头，说些不相干的话，这就是弄糊涂了。
小孩子不会作文章，只是老老实实说话，本着他经过的先后重轻摆出来，一点枝叶没有，这就是好文章。大人用心复杂，一面在作文章，一面又在想要见好于人。小孩子不杂用心，纯是真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一哭一笑，也都有意味，有价值，而能感人很深。最不好是作假与敷衍，譬如常常有许多人向长官上条陈。作的很长，而都是空话，因他是假的，所以没有亲切的真内容，看后只有丢掉了。儿童则没有这成本大套的敷衍，因他根本就不会。
说到这点，我们就要注意教育怎样才能帮助人明白而不至使人糊涂。一般的教育——家庭社会都算在内——往往把儿童毁伤，把儿童教糊涂了。我所看到之张耀祖，非这孩子特别优越，许多别的孩子与他都差不多。这孩子的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陶先生给以适当的刺激，教他作小先生，要他写自己的经过；一是他少受后天的损毁。这两个原因是发挥他的能力的来源，并不是他个人能力有什么特别的优越。
《乡村建设）6卷10期，1937年1月1日。
青年与时代
厅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我们到成都，承各方面邀约讲演。最初的时候，觉得对于初中同学讲话不大容易，尤其是谈到问题更是不容易，但是我很愿意同青年朋友见面，所以在讲演的日程中，还是排定了。今天我见着诸位，充满了许多意思，充满了许多要说的话，充满了与青年同学见面的一种热烈情绪。因为我总觉得每一个青年都很可爱的。
我不知道诸位自己觉得没有，人在青年时代，实在是为许多人、许多方面的眼光所注意。这个注意，可以说是有很多好的意思，但也有很多不好的意思在内，因为人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很好活泼，很好利用，而且力量很多的份子，所以你也要来注意青年，他也要来注意青年，至少其中的一半都不免有这样的一个用意。
我去年到日本参观，看见日本普遍设有青年学校，这种青年学校，在日本是比较一个新的事情，在教育上也是比较一个新的办法。在他从前是有一种青年训练所及一种实业补习学校，到去年的时候，将实业补习学校同青年训练所合并起来，改设为青年学校。这个青年学校所注意的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职业训练”等。现在青年学校在日本已经普遍设立，虽不强迫人学，但是差不多十之八九的青年都人了这种学校。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在日本还有一个青年团的组织，据说是一个修养的团体。本来在日本乡村里面团体很多，有职业团体、经济团体、地方自治团体，然而在这许多团体里面，“青年团”要算是顶重要的，顶活跃的了。日本每一个乡村里面，都有这种青年团的组织。在日本的教育当局，对于这种事情看得非常之重要。不但是教育当局重视，就是日本的统治阶级，日本的政府都想把他们的意思灌输到青年，都要想法子运用这些青年，说得不好听一点，都想利用这些青年。他们对于这些青年格外做工夫，他们晓得每一个青年都很活泼，很有力量，而且也好做工夫；下过工夫以后，很好替他们完成他们的目的。这种情形，不单是日本如此，苏联也是如此。苏联对于青年的教育，青年的训练，与青年的组织，都是特别的注意。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在德国也是如此，差不多好多国家，尤其是像刚才所说的几个国家，他抱着一种主义，怀着一种野心，要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于青年更是特别注意，都是给他们一种训练，给他们一种组织，他们这种作法，一半是很好的意思，一半也是免不了利用青年的意思。像这种情形，不知道我们的青年觉得没有？觉得我们青年在今日这个时代实在是最为各方面所注意，大家都看重没有？
现在再拿中国国家来说，当然应当看重你们，应当看重你们青年，也应当对你们青年作一种特殊的教育工夫，作一种训练与组织。可是我们的国家没有像苏联意大利德国那样的对青年作工夫，没有怎样的训练大家、组织大家；就是作了一点，也还作得不够，作得不好。这种情形，从一方面说是缺陷，但从另一方面说，也许是一种好处，就是免得可爱的青年被野心家利用。然而从缺点上来说，我们处于今日这样的时代，青年人实在是最有用的，正好培养来应付我们的国难，应付我们现在社会的改造。要完成中国社会的改造，非靠大家不行，这样就须给大家一种训练，一种组织。可是此刻没有作好，这是一个缺点。刚才我说，给大家说话，一面觉得很难，一面也很愿意，心中有很多的话想给大家说，感触最深的情绪，就是这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这个觉得没有。我们的国家对大家的训练组织，来得很缓，很不够，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另一方面，也许是一个好处。我们的国家没有利用青年，没有像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府有计划的来训练青年，组织青年，或者可以说是没有那样的野心。我们也只是盼望我们中国的青年都能启发一点自觉心，都有一个自爱的意思，都有一个向上的志气。假定大家都有这种自爱向上的心，那末，就应当来认识大家的任务，互相勉励，负起自己应负的任务，这样也许比较国家来训练大家、组织大家——像苏联意大利那样——还好一点。不过讲到自爱、向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说出这个意思拿来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互相勉励，担负时代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两个任务：
一是应付国难。
一是完成社会的改造。
因为这两件事情（国难与社会改造）正是我们中国所遭遇的两大事实。中国老的社会，老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因为世界大交通，受到西洋人的影响而变化，而破坏崩溃，到今天差不多。没有什么存留的了。从今天往前去，就是要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完成这个社会的改造。这个完成中国社会改造的任务必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因为年纪大了的人恐怕不够担当，未来的中坚力量一定是现在的青年。这一点要希望我们的同学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是在社会改造的时代，这个社会改造的工夫要靠我们的青年来完成。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我们民族危难的此刻应付国难的任务。这个事情，在眼前也得要靠成年人，可是中国的国难，不是三年两年可以渡过的。要继续来应付国难，挽救民族的危殆，还是要靠我们的青年，以上说的这两点（国难与社会改造）都要希望我们青年同学来负担。认清了我们的题目，大家彼此互相勉励的来担负这两个任务。
在担负这两个任务上，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团体生活的注意。所谓团体的生活，就是要有组织的能力与有纪律的习惯。这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中国人在近百年来的失败，就是因为中国人对于团体生活没有习惯。中国人散漫，中国人不合作，就是不会过团体的生活的明证。今后新的中国，一定要靠中国人习惯团体的生活，一定要靠中国人养成组织能力。这两点也不能不期望于大家，因为有许多成年人，习惯已经固定，不易改变，而青年人就很容易得多。在团体生活里面，须要有的两条件，也得分别的说一说。
第一个是纪律的习惯。团体一定要有纪律。这个纪律习惯，我想比较容易养成，如大家所受的童子军训练，如一般学生及民众所受的军事训练，大概都可以帮助我们养成纪律的习惯。所谓纪律习惯是什么？就是在人多的时候，还能够不因人多而紊乱，还能够有一致的行动表现，并且这种行动非常的敏捷，如同一个人行动一样，这个就是好的纪律。
第二就是组织的能力。纪律习惯在集团生活中是很要紧的，而同时应当注意的还有组织能力。组织的能力不是像刚才所说的受军事训练可以养成的，组织的能力是要靠大家在平时种种的团体生活中培养来的。大家能够彼此商量着办事，这就是组织的能力，单纯的服从不是组织能力，单纯的发号施令也不是组织能力。培养这种能力是很不容易的，团体生活没有组织能力也是不行的。所谓组织能力，就是所谓民治的精神。团体生活中的民治精神是一定很必要的，如果大家能够注意培养在团体中的组织能力——民治精神——则严重的困难可以应付，中国社会的改造才可以完成。
我现在综合的说一说：
第一，希大家觉得这个青年时代，你们最为各方面所注意。此刻中国的国家还没有像苏联、意大利那样组织大家，训练大家，只好希望大家自己勉励自己，担当起当前的任务。
第二，要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应付中国国难。现在应该彼此勉励，同时集中精神，培养团体生活，养成纪律的习惯与组织的能力。
《四川教育》7，8期合刊，1937年，8月。
青年修养问题
《读者通讯》编者要我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问题的文章。我不喜欢说笼统的话；不喜欢跟随人家说，说了许多自己还莫名其妙的话。因此我倒要追问，什么叫做修养？修养个什么？修养于青年是否必要？我与读者都不要冒充内行。我们无妨假作一外行人，从外面向里来探求。
什么叫修养？修养个什么？我希望读者告诉我！一个技术家或艺术家，在其技术上或艺术上，都有所谓修养的（除了技巧熟练之外，还有许多相关条件在内）；然而现在我们要谈的青年修养，怕不是这个吧！或者多少有分别吧！我们又看见：基督徒有所谓灵修，道家则有修炼，佛家则有修持。我们要谈的修养问题，就是这些宗教上的修养么？或者是其中之一，其余则不是呢？抑或全不是呢？我想在此点上，也许得到几样不同的答复。
此外，欧美教育界，近年有所谓心理卫生，似与现在谈的修养问题有关；那么，修养是否就是心理卫生呢？也许有人回答我，现在所谈的修养，是指人格修养，心理卫生亦包括在内；至于技术家、艺术家、宗教家的修养，原亦有接近之处，但究非一事。——我想这好像是最平正通达的一个答复了。
其实这答复很不够，很粗浅。我们必要问：
一、何谓人格呢？心理学上有时亦说到人格；就是那个人格么？像那所说的人格，定须经过修养么？又常听说“人格伟大”的话，是否修养了就伟大，不修养就不伟大，从过去许多伟大人物中，能否给我们肯定或否定之证明？
二、谈修养而自别于宗教修养，究竟其中分别如何？宗教所给予人格的影响似不可否认。我们只能进而探究宗教，认识宗教，而后乃能得解决修养上有关的几大问题。即使最后结论否认宗教亦可，但总不能避开问题不谈；谈人生问题，谈修养间题，而避开宗教不敢谈，将必流于粗疏浅薄。
三、心理卫生是从科学来的，我们应当接受；但现在谈的修养是否即等于心理卫生？若其内涵超过心理卫生，是否亦有科学根据？我们平日在学校读书，所领会融会的，都是许多科学知识，现在谈修养，至少亦要和平素所讲习者相沟通而不相矛盾。凡此等处，希望有清楚的解答。
我的话暂止于此。我只作问题的提出，暂不从正面发挥主张。我希望青年留心修养问题，莫忽视，以为不必要；同时我更望留心乎修养的青年，对于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试各本所见作答，彼此讨论，或向人请教，不可颟预笼统。
一、关于修养问题，不宜作空泛的理论；即精辟的格言，亦只能一时有用，而嫌不够，最好为亲切的指点讨论。
二、这种指点讨论，在指导的一方面，必须有其彻底的思想，一贯的精神，否则是无益的，东指西指，亦许更迷惘。
以上两点，盖不止说给读者，亦正为编者言之。
录自《读者通讯》，第3期，1940年6月1日。
调整自己必亲师取友
做人必须要时时调理自己，求心志清明，思想有条理。如果大家能照此去行，简直是一生受用不尽；如果不能够注意这话，就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己不要自己。
但在这调理自己的上面，有什么好方法呢？前次曾说过调理自己要自觉，要反省，时刻去发见自己的毛病；比如自己的毛病在于性子太急，或在于太乱太散懈，这都须自觉地去求医治。但是人每不易做到，不易自知其病，虽知病又不易去管理自家。古人云：“智者不能自见其面，勇者不能自举其身。”这就是说人不易看清楚自己的面孔；即看清了又不易随时可以自主的调理自己。于是这时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此外别无他法。为什么呢？因为每人常会把自己忽忘了，如果不忽忘，就一切都无问题；无奈都易于忽忘，因此就得师友常常提醒你，使你不忽忘。
靠朋友之提醒以免于忽忘，这是一层；更进一层，就是靠朋友的好处，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假定我的脾气是急躁的，与脾气和平者相处，可以改去急躁；我的精神不振，而得振作的朋友，我处于其中，也自然会于无形中振作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有意去调理自己，则亲师取友，潜移默化，受其影响而得其养，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说得再广泛一些，如果要想调理自己，就得找一个好的环境。所谓好的环境，就是说朋友团体，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了。如果在一块的人是不好的，那就很危险，不知不觉地就会日趋于下流。
再则，朋友彼此帮忙时所应注意的，就是：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我们对朋友如果是爱护他的，自然要留意他的毛病短处，而顶要紧的，还是要对于他的毛病短处，须有一种原谅的意思。我们指点他的毛病短处的时候，应当是出于一个好的感情，应当是一个领导他帮助他的意思。是要给他以调理，不是只给他一个刺激就算完了。自然，有时候一个严重的刺激，也是不可少。即是说有时候有给他一个痛责的必要。但大体上说，你不要只给他一个刺激算完，必须得给他一种调治。如果爱惜他的意思不够，说话就不会发生效力。
朋友与社会信用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仿佛一个人他自己不能有一个显著的颜色——自己固然有颜色给人看，可是朋友帮助他的颜色更显著。交什么朋友，就归到那一类去，为社会看为某一类的人。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能不能有较高尚的朋友，那完全看自己的情感志气趣味如何。朋友相交，大概在趣味上相合，才能成功真朋友。从自己的趣味、好尚、品格，而定朋友高低；从朋友高低，而定自己在社会上的信用地位。那么，人不能交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很难得到较好的地位，而自己趣味好尚不高时，也很难交得较好的朋友。
说到我的交友，可分为两个段落：头一个段落为我二三十岁时所交的朋友，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比我年纪大的，如张难先、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诸先生，都比我大十岁或二十岁，他们对我可算是忘年交，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不同年龄的人其趣味不同，而竟能成功很好的朋友，这都不是容易的。后一个段落里头的朋友，多半都比我小几岁，他们以我为中心，而形成一个朋友团体，一直到现在还一起共学共事。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朋友与信
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交朋友时，要从彼此心性认识，做到深刻透达的地方才成。若相信的程度不到，不要关系过密切了。
朋友之道，在中国从来是一听到朋友便说“信”字。但普通之所谓信，多半是“言而有信”的意思，就是要有信用。这样讲法固不错；但照我的经验，我觉得与朋友往还，另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也是信，但讲法却不同，不是信实的意思；而是说朋友与朋友间要信得及，信得过所谓知己的朋友，就是彼此信得及的朋友。我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智慧与情感，了解他的心性与脾气。清楚了这人之后，心里便有把握，知道他到家。朋友之间，要紧的是相知；相知者彼此都有了解之谓也。片面的关系不是朋友，必须是两面的关系，才能发生好的感情。因为没有好的感情便不能相知。彼此有感情，有了解，才是朋友。既成朋友，则无论在空间上隔几多远，在时间上隔多么久，可是我准知道他不致背离；此方可谓之为信。
择业
关于择业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有两个：
（一）从自己主观一面出发来决定。看看自己最亲切有力的要求在那点；或对于什么最有兴趣。如自己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危亡问题之感触甚大，或对自己父母孝养之念甚切，或对家庭朋友的负担不肯推卸，……这些地方都算真切的要求。兴趣即是自己所爱好的，方面很多，自己兴趣之所在，即自己才思聪明之所在。这两方面都是属于主观的条件的。从这里来决定自己往前学什么或作什么：学这样或学那样，作这事或作那事。但自己主观上的要求与兴趣虽如是，而周围环境不一定就有机会给你；给你的机会，亦不定合于你的要求、兴趣。这时如果正面主观力量强的话，大概迟早可以打通这个局面。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二）由客观上的机缘自然地决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把自己的心放得很宽，仿佛无所不可，随外缘机会以尽自己的心力来表现自己。这时自己虽无所择而自然有择。这个态度一点不执着，也是很大方的。
最不好的就是一面在主观上没有强有力的要求，兴趣不清楚，不真切，而自己还有舍不开的一些意见选择，于是在周围环境就有许多合意与不合意的分别。这些分别不能解决——一面不能从主观上去克服他，由不合意的环境达到合意的环境；一面又不能如第二个态度之大方不执着——就容易感觉苦闷。苦闷的来源，即在于心里不单纯，意思复杂。在这里我可以把自己说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我个人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从前个性要求或个人意志甚强。最易看出的是中学毕业之后不肯升学，革命之后又想出家。可见自己的要求、兴趣很强，外面是不大顾的。从此处转入哲学的研究，从哲学又转入社会问题之研究与作社会运动；这仿佛是从主观一面出发的多。但这许多年来在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态度很宽大，不甚固执，随缘的意思在我心里占很大位置。就我的兴趣来说，现在顶愿作的事，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将所见到的道理，类乎对社会学的见地与对哲学的见地，能从容地写出来，那在我真觉得是人生唯一快事。但是目前还须要应付许多行政事情，我识人任事似非所长，所以有时会觉得苦。可是我不固执，几乎把我摆在那里就在那里，顺乎自然的推移，我觉得把自己态度放得宽大好一点。“不固执”，“随缘”，多少有一点儒家“俟天命”的意思。我自己每因情有所难却，情有所牵，就顺乎自然地随着走。
我的情形大概如此。同学对个人问题应从主观客观各方面来审量一下，或偏治学，或偏治事，治学治何种学，治事作何种事，来得一决定，向前努力。
秋意
现在秋意渐深。四时皆能激发人：春使人活泼高兴；夏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觉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让人起许多感想，在心里动，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余节气或过于发露，或过于严刻。我觉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动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秋天恰是一年发舒的气往回收，最能启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动的时候。但念头要转，感情要平。心平下来，平就对了。越落得对，其意味越深长；意味越深长越是对。我在秋天夜里醒时，心里感慨最多。每当微风吹动，身感薄凉的时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涌。可是最后归结，还是在人生的勉励上，仿佛是感触一番，还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于文学，但很知道文学就是对人生要有最大的领略与认识；他是与哲学相辅而行的。人人都应当受一点文学教育。这即是说人人都应当领略领略人生。心粗的人也当让他反省反省人生。也当让他有许多感想起来。当他在种种不同形式中生活时，如：四时、家庭、作客、作学生、当军人、一聚一散等等，都应使他反省其生活，领略其生活。这种感想的启发都是帮助人生向上的。
新年的感触
元旦早晨所讲“过年的哲学”的意思没有说得好，使人不容易明白，甚或误会我要当真地很痛快地去乐一下，所以现在再将我心里所要说的话说一下。
我历次看到所开的同乐会，都感觉没有一次作得好。大约因为我们平常生活没有对，所以无论在甚么上所表露出来的都不好，所以我历次在会场上都感觉不是味道。演剧没有演好，即讲故事说笑话亦没有讲说得好。我差不多在每一次有这种举动之后就留有一种不好受的味道，两三天才能过去。今天起来，这种不好受的味道又呈现心头，现在想起四句话可以帮助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句——“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不但在乐之后，即在乐之中间也会感到凄凉。老是灯红酒绿热闹不散，仍然是苦，能于乐之后乐之中没有旁的味道就对了。
第二句——“行动之后无悔难。”就我自己来讲，我的内心生活常常不调和。从那里见出？从行动多悔见出。从行动多悔中，一面固可见出自己向上心没有麻木，常常自觉，——觉得之后便不好过；一面也正可见出没有达到生命的和谐。
第三句——“奋勇之后继续难。”于奋勇之后而能续继，这个奋勇才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得到了生命的自然韵律。但这个在普通人很难能沉着持续。
第四句——“人活着不难，活着不生厌离之感难。”没有厌世之心很难。我自己就是从年纪很小时对人生曾动厌离之感。大概能够在生活中不是太麻木、糊涂、鬼混，而又能不生厌离之感者，这个人生大体就算不错了。反过来说，容易动厌离之感，这就证明其生活未曾弄得妥当，其感情通通没有用得正对。
以上四句话，便是我心中的意思。就像关于演剧一事，在我差不多有一种理想的要求而老不能满足；所以已看过的剧，总觉得是不对，没有一个使我满意的。不满意与未满意不同，未满意的话，意思就很宽松；不满意则是觉得根本不合适。我总觉得剧中的意思太浅，借刻薄人而使人发笑，这很不好。我差不多没有看见过一个合适的剧，可是我并不是根本否认戏剧的价值。仿佛没有一种为我所理想要求的剧本，但我只能要求而不能作。我更觉得这种对白话剧，除了表现一种紧张的情绪和讥讽滑稽的趣味外，似乎不能表现另外更深的东西。话剧太现实，太理智，于发抒表达真情感似乎是不够。我对戏剧文学没有用过心，这不过只是有这种意思感想而已。再则我对某些旧剧看过了之后也很难过，也给心中存留一种不好受的味道。这味道是什么？仿佛觉得这是人类的耻辱似的。所以说“乐”“玩”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然后才能干什么都对，才能有真乐趣！
东方学术之根本
我常说，中国印度的学术，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此意甚重要。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那篇文章中曾说：
“马克思以机械的眼光来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许适用的。人类比诸其他动物，本来特别见出其能为事先的考虑思量，而有所拣择趋避，——这便是所谓意识。（因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意识甚发达，理智很高。）因此，人类的历史似乎就不应当是机械的。‘机械的’这句话是指意识之先，意识所不及，或意识无容施的。（意识似不能与机械并存，这话是反说，是宾，下面一句才是主。）然我之有生，本非意识的；有生以后，生命本身自然流行，亦几乎是意识无容施的（注意几乎二字）；意识为他（生命）用，被他所左右，而不能左右他。单就一点一点上看，似乎是意识作主；但横览社会，纵观历史，而统算起来，意识之用正不出乎无意识，生活上基本的需要，尤其当先（基本需要的范围，是随着文化之进而俱进的。）则看成是机械的，而从经济上握其枢机，推论其必然之势，亦何不可。唯物史观所以说来近理的，大概是这原故罢（这话是（似）主而仍为宾，下面才是主）。然而这只为意识被役于盲目的生命，故只在这圈里转，而不得出耳。使一旦意识之向外用者，还而对于生命本身生其作用，则此圈遂破，不得而限之矣！例如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产生，便都是超出这唯物史观的圈外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这是主）。”
这点便是中国学术和西洋近代学术的一个分水岭。西洋学术之产生，就是由于智慧向外用。分析观察一切，这就是科学。科学方法最要之点，即是将一切物观化。将现象放在外面，自己站在一边，才能看得清楚。它非排在外面的格式上不行；不然，就失去物观性，而不成其为科学方法了。但在中国与印度则不如此；他正好是掉转过来，不能物观，“物观就不是”了。中国的道家比较儒家是粗浅的；道家所观者虽为内观，但仍为外而非内，现在一般心理学之所谓内省法，与道家不同，但所省者亦仍为外而非内，与道家陷于同一的缺欠中。这话就是说“中西是各走一道”。天下事要紧者在此：要走那条道，就彻底的走那条道，不彻底是不行的。讲科学，不能彻底运用科学方法，则无所谓科学；其他一切做学问做事情都是如此，非彻底不可。彻底了，则底下自然要转弯。你往东去，不能徘徊，走到头自然一定转弯，没有疑问。西医往前走，自然会发见中医，现在则不能容纳中医，就是这个意思。方法只能有一个，不能掺杂调和，掺杂调和就纷乱而无所主。我开头想调和中西医，仔细研究之后才知其不可能，亦即以此。但从科学方法的应用，可以发见哲学的方法，这亦只能期之于将来。下面又说：
“但这意识的回向生命本身，就个人说，不到一定年龄，即生理心理发达不到相当程度，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就一民族社会说，基础条件不备，即其文化的发达不到相当程度亦是不行。所以东西各民族早期的文化，大抵相去不远，唯物史观均易说明。到得后来，则除欧洲人尚复继续盲目地奔向前去外，东方有智慧的民族，则已转变了方向。其最大的见证，即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不更进步，生产关系不更开展，现出一种留滞盘桓的状态，千年之后，犹无以异乎千年之前，唯物史观家莫能究其故。”
他之所以盘旋不进，就是因为他的智慧不向外用，他只讲返观内照，这如何能让生产技术进步？在印度遍山遍野几乎都是讲修养的宗教道士，生产技术自必无法进步。下面又说：
“而在唯物史观家所谓‘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及一切精神的生活过程，应视其经济基础为决定者，在东方殊不尽然；有许多处或宁说为从上层支配了下层，较近事实。至于欧洲人之为盲目的前奔，这亦有一大见证，即在其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破坏最大的欧洲大战所含经济上的机械必然性。总之，若没有以经济为主力而推动演出的欧洲近世史，亦不会有马克思紬绎得唯物史观的理论出来。大体上这理论亦唯于欧洲社会史上可以前后都适用。倘必以此为准据，要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族社会，恐其难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观测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已开发后的社会，是不免笑话的。”
我们对于唯物史观并非不了解，并且亦只有我们才能替唯物史观找到根本所在；此根本所在即在意识那句话上，乍看意识不是机械，其实它还是机械的，为役于生命。下面又说：
“更进一层说，仿佛物体自高处下落一样，离地面愈近，速度愈加；欧洲社会到近世晚世以来，其机械性亦愈演愈深。这时节，意识不但无救于其陷入机械之势，而且正为意识作用的发达，愈陷入无法自拔的机械网阱中。使得近世社会日益演成为机械的关系者，举其大要有三：一是经济；二是工业；三是科学。三者各为一有力之因；而尤在社会关系的一切经济化，经济的工业化，工业的科学化，互为连锁因缘以成此局，而归本则在科学。科学者，人类意识发达所开之花。今日一切成了科学化，即无不经意识化。于是就化出了这天罗地网！人类之有意识，自生物学上看是一种解放，却不料乃从意识而作茧自缚也。此皆由意识居于被役用地位之故。然于今更不得自休，只有这样走下去，倒要他彻底才行，彻底自然得到解决。——欧洲问题的解决或者更无他途呢？”
东方学术的根本，就在拿人的聪明回头来用在生命的本身上。此工夫则以儒家为最彻底，他就是专门去开发你当下的自觉，并无另外的反观内观，他让当下自觉更开大。当下自觉，就是当下的是非好恶痛痒，让这些在当下更切实明白开朗有力，喜欢这个就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就不喜欢这个，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毫无半点虚假。道家有所观的东西，儒家则只是教你当下不马虎，此即王阳明先生之所谓致良知，亦即真诚之诚，此非反观，而实是反观之最彻底最深者，道家之反观为生理的，而他是心理的，儒家即如此而已。此话许多人都不敢讲，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儒家与道家在现在学术界都莫能自明，不能与现代学术接头，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作，即愿为儒家与现代学术界之间谋一说明，作一讨论。此工作甚难作，盖以明白心理学的人不能明白儒家，明白儒家者又不明白心理学，两者能都明白而又能有所讨论的，这个人现在很难有；我则甚愿努力于斯。
中国文化问题
《民族文化》月刊要出一本中国文化问题专号，编者向我索稿，刚好我在广西大学讲演《中国文化要义》，似乎无法推辞。但我只有腹稿，顺口去讲是可以的，却尚不敢轻于着笔；仓促之间，尤苦无以报命。现在姑且用《中国文化问题》这样一个题目，将心中一些话，请朋友替我记出来，勉强塞责。内容草率处，请编者和读者原谅。
一谁认识中国文化？
谁认识中国文化？过去的中国人，大约不易于认识。因为他处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对照。在当初那时，围绕着中国的一些邻邦外族，原没有我们的文化高明，我们当然就有一种自大的心理。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被近代西洋文化严重打击之前，一直是为这自大心理所蔽的。到了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后，与近代西洋文化见面，有了比较对照，似乎可以引生自觉；但又被它严重打击，茫然无措，陷于过分自馁。直到今日，全国有知识的人，若问他中国文化的短处何在，都能说出许许多多；若问他中国文化的长处何在，则不免口嗫嚅而心踌躇了。他至多说中国文化过去的光荣，过去的价值，然而这有什么意义呢？凡为此自馁心理所蔽的人，一样地无法认识中国文化。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有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面的位置，庶乎于其长短得失才有个分数。然而此岂易言呢！
以我个人的阅历，似乎外国人（尤其西洋深醇的学者）倒比中国人能认得出中国文化的特异处，能领会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其例甚多，且不枚举。至于中国人里面，既不自大，又不自馁，心里较得其平者，非无其人，但多未必能说明其自己所见。虽不能自明其所见，而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定很通达的。这种人的年纪，总要在四十岁以上或其左右。因为他一面得见今日的世界；一面亦赶上看见一点老文化，赶上参加新旧剧烈变化的正好时候。并且在人生欣戚甘苦上多有一些嗜受咀嚼与反省。——这是认识文化所必需，而为年纪在三十以内的人所不容易有的。
年纪在三十岁以内的人，虽不及有许多老当见识，然而如果他寿命长的话，还有好运气在后边。因为历史的演变，今日正好进于一新阶段。这新阶段即自中国抗战开始，而世界第二次大战亦于此发作。由抗战促进了中国人的自觉，并展开了新中国的前途。而世界二次大战则加紧了人类历史的转变与文化改造，可以从侧面助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国人今后一天一天将逐渐认出其固有文化的面目，不再“如堕五里雾中”，是没有疑问的；今后世界上人都将晓然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是没有疑问的。
二怎样认识中国文化？
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从何入手呢？我们不要搬出古书来讲，亦不要从远远历史说起，正不妨从眼前事实来看。眼前的事实，是抗战四年，而中国依然存在。谁都知道敌人是世界强国，其侵略中国，曾有效十年的准备；而我们呢，则有数十年的内乱，教育落后，经济落后，国防军备，几无可言，只在抗战前国家方才表现统一。以此而论，它征服中国，应当是很容易的。想不到四年之久，依然不能解决，这在我们一面，究竟靠着什么？说一句老实话，……这全靠我们的家业大，就是国家大。只为中国国家大，尽你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我们退守到西半部来，土地依然甚广，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富。在敌人已感战线扯得太长，时间拖得过久，力竭精疲，而在我还是可以支撑。试以欧战相比较，大家数数看，欧战不久已亡了多少个国家。有的两三天便亡了，有的几个月便亡了。所有那些亡的国家，其经济政治都比我们进步，却为国小，没有后继，没有退路，便完了。……中国实在太大。平时我们的国大，自己亦不觉得，今天不能不引起注意，因为从这个条件救了我们的命。
国家大，在今天固然救了我们的命，但过去亦曾害得我们甚苦。我们过去国家好多年不能统一，未尝不是吃亏国家太大。假若中国只像广西一省大，那不早就统一了吗？试想人多地大，就不易得到一个领袖；一个人在小局面里作领袖，未必即能为大局面的领袖。即令他是能行的，亦要待慢慢养成资望才行。一时没有领袖，便一时不能统一。还有人多地大，则感觉迟钝，知觉不灵。比如从前我在北平，广西内部打得不成样子，我同旁人说，旁人竟茫然不知。又如“九一八”我们失去东北四省，这是比敌国约近两倍大的大地方；除了东北人痛苦着急以外，好许多人对此很漠然或忽忘，仿佛不算是一回事。
试问如此麻木不灵，国事如何能好？还有人少则责任分明，不容推诿，人太多其责任心便轻了。一大家人每每不如一小家庭人振作，就是这个缘故。像中国有几万万人则每人所负责任为几万万分之一，各人皆以为还有其他好多人负责，不必靠我。这样国事如何能好？还有一个人纵然热心大局，无奈局面太大，努力一番，不易生何影响，以致减少兴趣，或没有勇气，其结果亦是使国事不易弄好。
“国大”这一桩事实，它给我们很大好处，也给我们很多坏处；能为祸，亦能为福。关系既深且大，所以很值得考虑和追问。中国为什么能这般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结果之一面；要认识中国文化，便可从这里入手研究。在柳贻徵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幅员之广，世无其匹，试问前人所以开拓这样大的局面，所以维持这个大局面者，果由何道？第二，中国开化甚早，绵延至今，历史最为悠久；即史籍之富，亦世界未有。试问这又由何道？第三，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所吸收同化者，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皆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又由何道？我想柳先生指出的三大问题，我们若能求得明白满意的解答，则中国文化的内容要义，不难得到了。
在柳先生指出的问题之外，我还可以指出其更奇怪的一点。就是从上面三个问题看，不能不说中国文化具有非常伟大的力量。但这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呢？那是很奇怪的，当我们仔细按下去，又好像没有力量。普通我们晓得有三种力量：一，知识——英国人有句话：“知识即是强力。”但中国人并不以知识见长，因为中国缺乏科学。真确有效用的科学，尚在西洋人。二，经济——这个力量最大，人人皆知。可是中国人并不善于发财，同时并很轻视它，所以老守在农业上；讲到工商业，非其所长。三，军事政治——这个力量之有效，比上两个更易表现；而中国于此亦并不强。尤其代表中国文化的汉族，不以军事见长的。政治能力固不低，却亦偏于消极放任无为，缺乏组织力。因此一面看去中国人的的确确是没有力量，但一面又明明白白有很大的力量。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若能对此有圆满的解答时，你一定认识中国文化了。
三两大问题有待宣白
当真要认识中国文化，必有待于两大问题之宣白。一，中国社会史上文化盘旋不进的问题。二，人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前一个问题亦就是有些人争论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呢或不是？中国何故总不进于资本社会？前几年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此问题费力气不少，并无所宣白。但此问题将来若不能大白于世，则中国文化终是一个谜。我对于此问题虽有一点主见和判断，如：
一、不认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范畴之内，而认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是各走一路，其彼此之差，可作流派观，不可作阶梯观。
二、不认中国是开化早而进步慢，而认中国在末后一两千年已人于盘旋不进状态。中国文化，“与其说迟慢落后，不如说为误入歧途。凡以中国为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科学。凡以中国为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其以中国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此为十年前写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的几句话，亦为二十年前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所既有的见解，至今未变。
三、曾指出：此其所以盘旋不进者，盖有一种交相牵掣的形势在内。——具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收人全集卷五——编者）。
四、判定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具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书。
五、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说明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具见《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见全集卷二——编者）。
但这些实在不够的很。亡友卢瀚拟著《家族论》一书以阐明中国社会史，颇有价值，惜书未成而身故。我将来能不能替他完成这书，今不敢言。尚盼多有人尽力于此问题的研究，以期此问题有宣白之一日。
后一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更艰深的问题，在认识中国文化上亦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何以说这个问题艰深呢？因现在学术界上似乎对任何一事一物的研究，都比对“人”的研究有头绪有成绩。换句话说，人类今日的知识的确是丰富了。独于自知则不足。以“人”为对象而致其研究的就是心理学；心理学在今日学术中似最幼稚。旁的学术差不多都上了轨道，继续前人的研究，天天在进步中。心理学则前人的研究、每被后人扬弃，不见继续进步之象。而且同时各立门户，派别甚多。甚至此项学问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是意识、是行为、或其他）？此项学问到底如何研究法（即方法问题）？尚在莫衷一是。因此除了从生物的研究和从生理的研究得到一些关于“人”的知识外，人类对他自己所知甚少。可见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何以说这在认识中国文化上是一更根本的问题呢？因为照我所见，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说见后）；而理性则是人类的特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者）。中国古人对于人类文化最大贡献即在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得以有这种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成的文化（惜其发育有所限而不完全）。不过中国古人虽对于人类有甚深的了解，但他缺乏科学哲学的凭藉，却莫能说明。必待今天的学术界（或今后的学术界）使此问题大白于世，然后大家方能从根底上认识中国文化。
我从前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只见得意识是人类生命的工具，不是人类行为的源泉，实为无足重要的一面；重要的在其相反的一面，即无意识不自觉的一面。同时看见克鲁泡特金说互助是动物以至人类的本能；英国罗素提出了冲动，美国麦独孤提出了本能，奥国弗洛德提出了潜意识，诸于此类，好多人正在发挥的意思，与我所见适相投合。于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杂取诸家之说以为依据，来说明儒家的伦理思想。而不晓得他们多半是与儒家不相容的；他们彼此间也有许多冲突的。总而言之，我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而儒家却有其心理学，所有孔孟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我当时皆未能发现。民国十一年以后，渐渐悔悟，直到十五年新见解始略略成熟，准备写一本《人心与人生》问世。然迁延至今，仅有腹稿和笔记纲领，未曾属文。我窃自信此书若成，对于这一大问题，是可以有所宣白的。在我这一生，一定要完成这工作。同时仍盼望多有人对此作研究工夫，使这艰深且根本的问题，得以更加宣白。
四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照我所见，其特征是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
何谓理性？通常我们用理性这一词和用理智这一词是无甚分别的；但我在这里则有意将它分开；理智在人类心理上属于知的一面；而理性则属于情的一面。近代西洋人发达了理智，而中国人早早发达了理性。
从前的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当然在西洋亦有许多书，里面所讲亦有许多理，但是彼此所谓理，却是两回事。中国人读书明理之“理”是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类。而西洋书里面所讲多是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我们浑称之曰物理。情理存于主观，而物理则属于客观。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因为动物几乎不会错误了，且亦不负错误责任。人类之错误，亦分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种是行为方面的错误。人类为了第一种错误而发生的纷争及惨祸，远不如为了第二种错误之严重。譬如今天世界大战，追源祸始，其远原盖在西洋人理智方面好奇心发达，使物理上成就极多，而理性方面向上心少所开发（这是先为宗教所蔽，后为功利主义所误），以致情理上涵养不足；尽你第一种错误少，无奈第二种错误多，就不能不陷于人类自己毁灭之中了。对照言之，中国人的好奇心不如西洋，而向上心多所开发，对于第二种错误，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对于情理的涵养较切，“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引用旧文）。其所偏胜与不足既别为一面，其所食之果，当然亦在另一面。吾人都已知道，不必细说。
如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可称为理性主义，但与欧洲大陆派的理性主义非一事。我今用理性一词，既专有所指，与通常理性理智混用者不同，故不得不分别对照以说明之如上。
所谓中国人理性开发的早，又何谓呢？盖人类固是理性的动物，而理性之在人类，却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与心理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便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说他开发早，倒不是称扬颂美的话，而是确指其不合时宜。
以上将何谓理性，何谓理性开发的早，都解释了。至于何以说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则现在不能讲，必待将来写成专书。现在我只将此结论说给大家，并请大家注意。你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求得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在。所谓特征，是说其他文化所缺乏或不显著的，而在中国文化里却处处见出来，即从这一点上得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一切。凡不能把握这一点的人，则中国文化一词，在他口里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或者其中包罗许许多多事物而没有一贯的意义。
五中国本位文化问题
前几年上海有十教授提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其宣言原文今不在手边，其大意是说：中国人要建造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能一切随着旁人走而失掉自己。此其用心，不能算错，而实不必要的。我怕大家误听了他们的话，并且误以为我是同情他们的，所以要在此略为辩明几句。
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以致充满了“落后”“不进步”的感想。须知若是单纯的不及不进步便是幼稚。然而中国文化实在是成熟的，不是幼稚的。——这凡是有学问的人都见得到的，请你切记。因为中国不是幼稚，不是单纯的不进步，所以不必害怕变成人家一样，失去一切固有。假如中国方幼稚，西洋已成熟，从幼稚段必到成熟段，即是中国必然进于西洋，那末却危险了。然而不是。
中国人有些特长亦有些特短，这许多特短不在他不进步的范围内，而是随着其特长来的。中国必须在好多地方求进步，而建设其新经济新政治以及一切。然而当其进步建设之时，处处离不开他的特长特短问题，他一定要通过了这些特长特短乃能完成其新建设。新建设既然具有如此背景和个性在内，当然是中国本位的，不成问题。
从前罗素曾为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主张中国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语见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一书）。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书内时为辩明云：
罗素以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中，必先文化问题；其言虽是，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浑整之一个问题，其曰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此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皆通；不然则一切皆不通。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吾人但于此政治经济之实际问题上求其如何作得通，则文化问题殆有不必别作研究者，倘先悬一不损及文化之限定，而文化为物最虚渺，则一切讨论皆将窒碍，陷于落空，问题或转不得解决矣。
我从来研究中国问题，初未尝注意有所谓文化问题者。我注意到文化问题，是在研究实验（在河南山东乡村社会中作实验）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才发现的。以前亦未尝不想到，但至此才亲切的发现；发现之后，亦不于政治经济以外别作一问题去研究它。我相信这态度是对的。
录自《民族文化》（月刊），1941年5月。
《漱溟最近之录》1——8页，1944年5月，中华正气出版社。
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
（一）
昨天所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问题”，其中一层一层多有待于解说。今天即进行此工作，题目虽换，其实仍是赓续前文。
有人看了我说：“中国文化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的话，一定发生许多疑问。例如：
一、民主这一名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发见沿用，好像是近几十年受西洋潮流影响而来。如何可以说中国自古便富于民主精神呢？
二、民主即在西洋亦是所谓近代潮流，其制度之出现，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如何可以说中国有之自古？
三、政治是生活中之一方面，亦就是文化中一方面。生活是整个的，文化亦有其整个性。假如政治上不民主，而说文化中富于民主精神，不是有些说不通吗？
如此之类，一定很多，一定笑我是专门作“中外古今”八股的。莫忙，莫忙，且容我道来。
如果承认前天我解释民主的话不错，我就根据着再来说。先说政治。虽然中国在政治上民主不足，其实自古以来亦就了不起；例如古语中：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视其民如草芥，则民视其君如寇仇。”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试问这于民主精神的前四点（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为何等之发挥高扬？简直可以吓倒人！然而却是中国古典中论政治的话，并且这类话尽多。到明末黄黎洲先生著《明夷待访录》，更畅发其义，明彻非常，为清末民主革命运动者所爱诵。然而黎洲先生却是纯粹儒家，一秉孔孟之传（著《明儒学案》），没受其他外来影响。谁能否认中国自古便富于民主精神呢？
我并且告诉你：中国早讲民主，没曾受外来影响；倒是西洋近代的民主潮流确曾受了中国影响！我的西文不行，更未出洋留学，不能直接考证西籍，多所阐论。广西大学史学教授阎宗临先生，留欧十余年，曾为我证说甚多。他有一篇论文发表，可惜不在我手边。其中特就法国福禄特尔（Voltaire）孟德斯鸡两人，堪称近世启蒙运动民主潮流之原动力者的思想来源，指出完全是受自中国。又闻广东中山大学史学教授朱谦之先生，有一本著作，专证述西洋近代思想学术如何如何受中国影响。朱君亦我熟人，惜多年未见，不闻其详。我虽知识甚陋，然而正不乏有博学之人可以指出此史实来。
既称政治上民主不足的中国人，而其政治上民主思想乃竟如此前进彻底；岂不可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一直到今天还不得民主，而其民主主义乃早在数千年前；岂不可怪？怪哉！怪哉！好些见闻不广思路不深的朋友，要呼出了。
我请你不要忘记我的话。我不曾说过了吗——
民主精神中国有之自古。——这是一点。中国人意境高，理解高。民主精神有在他的意识上，与西洋人建筑在行动习惯上者不同。——这又是一点。
中国文化原是一古代文化，其精华都在古，而不在今，与西洋文化总是花样翻新，后来居上者不同。你一定要信历史车轮愈进愈前，不许他古胜于今，是不行的。又中国人是心理的民族，而西洋人则是身体的民族。——这是我杜撰的名言，你不要笑。习惯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产物，而心理有时能超越环境。你决定要信唯物史观，政治伦理是上层建筑，意识是被决定的，种种。那亦行不通。你须要打破成见，彻底考察中外事实。
我前说，中国文化自古富于民主精神，而政治上则不足。其不足之故，除了上面所谈中国人能说不能行（此亦有故，后详）一点外，主要还是为了缺乏政治。这一点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不够民主，乃至今天民主政治不得成功实现的有力原因。——这就快讨论到本题。
何谓缺乏政治？就是缺乏国家生活（前天说过）；何谓国家生活？国家生活，是人类生活中最强大的团体生活。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最缺乏团体组织，尤其是强大的团体；特别在国家生活上是消极的（昨天说过）。这一缺欠，这一消极，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
要证明中国之缺乏政治，可用历史上两三个有名故事来说。一个是西汉时曹参为相，饮酒不治事。惠帝着急，使他的儿子从旁问他。他打他儿子一顿，说你懂甚么！惠帝自己对他说，是我要他问的。参顿首谢，说你（惠帝）不如高祖，我不如萧何；我们都照旧规，何必多事呢？一个是汲黯为东海太守，好清静，又多病，卧阁内不出，而东海大治。后拜淮阳太守，皇帝就说，请你卧而治之。一个是宋时李沆为相，凡上书陈利害者，投之瓮中，未尝启视，满则焚之。天下大治，时称圣相。我想这种“睡觉政治”，怕是西洋人没法了解的吧！
明儒吕新吾先生（坤）是有名的地方政治家，在山西有很好的治绩，又有著作。其《治道篇》中说：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几千年中国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主义，发挥的透彻无比，真是中国政治上的名言宝训。然而今天的人，又如何能懂呢？
户籍地籍是国家行政上万事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独在中国国家到今天还是一塌糊涂（虽然我们发明甚早），谁亦说不清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民，多少土地。这亦是缺乏政治的一个好证。
好了，不必多说了。我尝说一句话：在中国文化中，吾人所见者，是不要政治的政治，不像国家的国家（见鄙著《乡村建设理论》）。你要想明白他为何不要政治，你必须先明白他的不像国家（不能放他在一般国家的范畴中）。
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团体组织。我们要说明中国人缺乏国家生活，必先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说起。——明天就将着重这点来谈。
今天所谈，暂止于此，而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都是什么东西，尚未说出，似不甚好。特地说了出来，就是：
人类理性开发甚早；——这是一大特征。
缺乏团体组织的生活；——这又是一大特征。
我从来论中国文化，只讲一大特征，并无两大特征之说。今日有意双举，是为了解答“中国文化中的民主问题”之方便。试看后文自明。
在今天所谈的话里面，我恐读者或多猜想，特地声明两点：
一点是绝没有赞成政治上消极无为主义之意；
一点是中国之缺乏政治，不可认为就是黄老哲学思想的结果。
（二）
我现在为要指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缺乏团体组织（简称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这一事实：我愿请问读者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平常听到人谈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以那一缺点为最多？又进一层问：被人谈论最多的这一缺点，究竟由何而来？——请读者想一想看。
读者如转以问我，则据我所听到的，以指说中国人“自私”的最多（即不是自私二字，亦其类似者）。不知读者是否有同感？我列举一些例证如下：
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私”字列为中国四大病（贫、愚、弱、私）之一，从而有其四大教育（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将以公民教育治私。如果不是综合很多人的意见，断不会被采用到教育家的一个大团体，为其教育政策。
二、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著《新民说》曾严重地透辟地指出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
三、“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人之恒言。
四、“中国人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以上的热气”——这亦是人之恒言。
五、美国明恩溥，著有《中国民族性》一书，为西人最早对于此问题作详尽讨论者。其中即指有私无公，为特点之一。
六、又有美国朋友说一句幽默的话：一个中国人是顶聪明的，而两个中国人就是愚笨的（意指不能合作）。
如此比类，列举起来没有完，不必列了。究竟中国人为什么有此缺点？还望有心人研究一研究。
我更愿指出一个事实请大家注意。就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家”的地位大重特重，为任何地方社会所没有，尤与西洋人相反（西洋人的“家”是关系很轻的）。凡人有夫妇有父子，就有家；谁能没有家？家既是古今中外都要有的，何以中国人仿佛独有其“家”？自然，工商业社会打破家庭，农业社会维繁了家庭，亦事理所有。但并不能完全解答这一疑问。还望有心人研究一研究。
老实说，我是反对骂中国人自私的。我们应当想一想：中国人的自私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说，从中国人血里带来的么？我不相信有先天的自私性！这亦完全不科学。我们还要考量一下，自私性就是缺乏社会性，而人类则是社会的动物，他生活的发展，生命的维持，都要靠社会。如果中国民族当真缺乏社会性，他能生存到今天吗？他的历史能如此光荣而悠久吗？他能疆土日广，成为世界所少有的广土众民的国家吗？这明明是说不通的事。
随便就骂中国人自私，全是未假思索之言，我深深痛恨。中国若自私，中国人早就完了，安得尚有今日？中国民族以其独创的文化，维持其相当独立的民族生命，维持到今天，试问世界上还有第二份吗？岂可这样糟蹋中国人！
那么，所有前面引证的话难道都是错误？这亦不然。照我所见，可分四层说：
一、中国人确有近于“自私”的那种习惯；这是后天的，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让他如此。如心理学上所说刺激反应的那个道理。而非中国人生来这样。
二、中国社会自来有其特殊结构，不与他方社会同。从正面说，我常用“伦理本位”一词以示与西洋之颠倒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者不同；又用“职业分途”一词以示与西洋阶级对立者不同。从负面来说，便是缺乏团体生活。
三、这近于“自私”的习惯，并不纯是一种不良的习惯。他在彼时彼地很合用，而在此时此地却不行。今正当整个社会翻天覆地大改造之际，其合用之处不得发挥，而不行之处则暴露无遗，于是遂为人所指摘。这指摘从矫正锢习来说，亦不可少。
四、论到公私二字，只是中西人表见的各有不同。从一处看，中国人不如西洋人之公；但从另一处看，西洋人又不如中国人之公。俟后再指出来。
让我说一句直截了当的话，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外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团体”。这是分异之由。我尝作二图表示之。（见下页）
大家都知道西洋近代个人主义的抬头，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何为而如此？这全从其集体生活中过强若干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得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在从前每一个人都是某一教会里的一个人，如同现在都是属某一国的一个人一样。所谓个人实从团体反映而见；所谓个人主义实对团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而言。他们虽始终是集体生活，在从前则团体过强，个人分量太轻；到近代则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增高，分量加重，仿佛成了个人本位的社会。最近二十年来，他们又感觉到个人的抬头妨碍社会，自由主义流弊太多，复翻转来讲团体最高主义，企图造成一社会本位的社会。自中古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但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俱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重，人人皆知。按理说，是人类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何为而中国人的家庭特重？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此其分析殊非片言能尽，然他们那一种放任精神，可不待言而共晓。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一轻一重，为主为宾，两方社会对照，虽其分别都不是绝对的，然趋向根本不同。
（三）
大前天我作了两个比较图，希望大家细想一想，对不对。我今天再将中西人的社会生活作几点的比较对照：
一：甲、西洋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硬性的，机械的；
乙、中国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软性的，活动的。
二：甲、西洋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常见出彼此相对之势；
乙、中国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常见出彼此相与之情。
三：甲、西洋社会生活中讲法（或纪律）不讲情；
乙、中国社会生活中喜欢斟酌情理情面，而纪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