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鲁浑看见自己的王位巩固后,便命令全军向都城进发.而亚科马特此时正在宫殿中举行庆祝大会.正在他兴高采烈之际,突然进来一个使者对他说:"君主,我带来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这也不是我所愿意听到的.你要知道,男爵们已经将阿鲁浑释放了,并拥他为王.你的亲爱的朋友苏丹也已被杀.我告诉你,他们正向这里直扑过来,要来杀你.赶快商议一下万全之策吧."
亚科马特听到这个消息,起初十分惊恐,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但最后他终于恢复理智,镇定下来.他告诉使者,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消息,同时命令自己的心腹侍从拿起武器,上马随他出发.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要去哪里,而是直接奔向巴比伦的苏丹处.他相信在那里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第六天的晚上,他们来到一个无法逾越的关隘.守关的人认出了亚科马特,并且察觉出他企图逃跑.于是,他们便决定捉住他,因为亚科马特及其侍卫都是轻装前进,武器、装备极差,所以此事是完全可行的.于是守关卫士活捉了亚科马特,并在严密的看管下将他押往京都.恰好在阿鲁浑取得王位的三天后到达,而此时,新君主正在为亚科马特的逃跑而烦闷不已呢.
亚科马特被处死
当亚科马特被作为俘虏交给阿鲁浑的时候,后者异常欢喜,立刻命令集合全军,且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就下令将他的叔父处死,还把尸体扔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件事完成后,阿鲁浑和他叔父亚科马特之间的战争也就结束了.
阿鲁浑之死
当阿鲁浑处死了叔父,重新夺得宫殿和王位后,从前臣属他父亲的所有男爵都赶来拥他为王,并且在任何事上都服从他的安排.
从此以后,阿鲁浑便命令他的儿子合赞统率骑兵六万进驻亚博塞科,保护他的土地和人民.阿鲁浑在公元一二八六年收复了他的王位,此时正是亚科马特篡位两年之后.阿鲁浑在位仅六年就死了.据传说,他是被毒死的.
阿鲁浑死后凯嘉图篡位
阿鲁浑死后,合赞的叔父凯嘉图篡夺了王位.因为合赞此时远在亚博塞科,所以凯嘉图的行动十分顺利.
当合赞听到他父亲去世和凯嘉图篡位的消息后十分愤怒,但他因为害怕敌人乘虚而入,所以不敢在那时离开自己的驻地.不过他发誓,一定要寻找机会报此大仇,就像他的父亲对待亚科马特那样.凯嘉图篡夺王位后,除了拥护合赞的人外,大都服从了他的统治.凯嘉图还把阿鲁浑的妻子占为己有,并且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沉湎于享乐的人.他篡位两年后,也被毒死了.
凯嘉图死后伯都篡位
凯嘉图死后,他的叔父伯都——一个基督教徒——起来篡夺了王位.除了合赞和拥护合赞的军队外,大家也都服从他的统治.这件事发生在公元一二九四年.
当合赞听到事变的经过后,他对伯都比对凯嘉图更加愤恨,发誓要进行残酷的报复,并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决定毫不迟疑,立刻出兵.他们准备完毕后,就向京都进军了.
当伯都探明合赞带兵来攻的消息后,也立即调集了大军,在离京城十日路程的地方安下营寨,静候敌人前来攻击.
第二天合赞就赶到了,并马上开始了猛烈的进攻.结果伯都军大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合赞就这样又夺回了王位,在一二九四年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东方的鞑靼王国就这样从阿八哈传到了合赞手中.
统治遥远北方的鞑靼各王
大家应当知道,有许多鞑靼人住在世界的北方各地.他们的领袖叫海都,属于成吉思汗的后代,与忽必烈大汗的家系十分亲近.他不隶属于其他任何君王.人民都保持着他们祖先的习惯和体态,所以被看成是纯粹的鞑靼人.
这些鞑靼人都是偶像崇拜者,供奉着名叫纳蒂盖的神.他们认为它是大地之神,管辖着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生长的东西.他们把这个虚幻的神塑成雕像,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
他们的国王和军队,并不把自己关在城堡或要塞中,甚至不驻扎在市镇上,而是常常驻扎在这个地区的平原、山谷或森林中.他们不种任何谷类,完全以肉类、乳品维持生活,彼此之间和睦相处.他们绝对服从君王的统治,而君王也把保持自己臣民的和平、团结作为统治的最高目标,并视此为自己的重要义务.他们拥有大群的马、牛、绵羊和其它家畜.在这些极北地区还有白熊,躯体硕大,大多数都有二十指距长.这里还有毛色全黑的狐狸,大群的野驴和某些叫作"浪得斯"的小动物,这种小动物全身长着柔软的毛皮,我们称之为"黑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貂类小兽和鼬鼠,即所谓的猫鼬.这种鼠群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鞑靼人捕鼬的机关却十分巧妙,没有一只能够逃脱这种罗网.
要到达这些人民所住的地方,必须走十天的路程,经过一个荒无人烟的辽阔平原,在平原中有时会遇到大片沼泽,其中满是积水和淤泥.因为这里冬季特别漫长,所以地面常常结冰.一年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月份中,冻土被阳光溶化,但这会使土地变得十分泥泞,而让旅行更加困苦劳顿.
但是这里的居民为了方便商人出入他们的国家,以购买他们的毛皮——他们所有的商品就是这些毛皮——便在每天行程的终点建造一座高出地面的小木屋,以便使商人能够安全通过这片沼泽地带.木屋中还派有专人招待商旅,并在第二天护送他们到下一个木屋.这些人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护卫着商旅,直到走完整个荒原为止.
居民们为了在冰面上旅行,特制了一种小车——和邻近我国的土人用来在陡峭难行的山岳中行进的车子有些相似——叫作特拉格勒或橇.这种车子没有车轮,底平,但前部翘起呈半弧,很适合在冰上疾弛.
他们用来拉橇的狗,有毛驴般大小,且非常强壮.每辆小车需要六条狗成对地拖拉.车上坐着一个管狗的车夫和一个携带货物的商人,车夫走完一天的路程后,便带着狗一同回去.至于商人则在到达目的地后购买一些毛皮,再带回我们的世界出售.
被称为黑暗地带的国家
越过上述出产兽皮的鞑靼人领土的最远端,另外还有一个地区.它的疆界达到北方的极边,被称为黑暗的地带.每逢冬季,这里大部分时间都看不见太阳.天空十分暗淡,好像黎明时分那样,一切东西都若隐若现.
这个地方的人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但肤色苍白,他们并不是统一在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也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或惯例,而完全是生活在一种蒙昧的状态之中.他们脑筋愚钝,带着一股傻气.
鞑靼人常对这种人进行掠夺性的远征,抢夺他们的家畜和货物.鞑靼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专门利用黑暗的月份前往,以便使自己不被发觉.由于他们不能在黑暗中确定方向,所以为了防止回国时迷路,特意带上母马同行,而将它们的马驹留在后方.当他们在黑暗地带抢劫完毕,想要回家时,就把母马的缰绳放在它们的脖子上,随它们自由前进.母马出于天性,在本能的指引下就直接返回到后方马驹等待的地方,鞑靼人因此也就平安地回到了家中.
这个地方的居民,利用夏季不落的日光,捕捉大批的白貂、貂、狐狸和这一类的其它动物.它们的毛皮比鞑靼人领地的同类的毛皮更加柔软,因而也更加值钱.这些居民在夏季把毛皮运到邻近各国出售,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有人告诉马可·波罗,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将毛皮运到了俄国.这个国家我们在下面就将说到了.
俄罗斯王国及其人民
俄罗斯王国面积广大,因而被分成许多地区,与上面所描写的黑暗地带相邻.居民是基督教徒,遵守希腊的教规.
那里的男人极其英俊,他们身材高大、肤色洁白.妇女也十分美丽强健,并常留着长长的淡色头发.这个国家的东边与西方鞑靼人的国家接壤,并向他们的国王纳贡.俄国出产大批银鼠、黑貂、貂、狐和其它这一类动物的毛皮,还出产大量的蜡.国中还有很多矿山,可获得大量的白银.
俄罗斯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地方,有人告诉马可·波罗,它的国土甚至远达北冰洋,本书的前面曾经提到,在那里可获取大批的鹰,并运往世界各地.
君士坦丁堡海峡
海峡西边有一座山叫作发罗.但开始讲这件事时,我们又改变了主意,因为许多人都知道它,所以用不着专门描写.我们还是来讲讲别的事情吧.下面要告诉你们的是关于西方的鞑靼人及统治他们的君主的事情.
西方鞑靼人的统治者
西方鞑靼人的第一个君主是术赤,是一个强大而有权势的君主.他打败了俄罗斯、科曼尼亚、阿拉尼亚、拉克、孟基亚、碎克、谷西亚和加沙利,所有这些王国都是由术赤征服的.在被征服之前,他们都是科曼尼亚人,但没有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下联合起来.由于没有联合,他们就逐个地丧失了土地,并被驱逐到世界各地,那些留在本地的人则变成了术赤的奴隶.
继承术赤统治的是拔都,其次为别儿哥,再次为蒙哥贴木儿,然后是脱脱蒙哥,最后为现今的脱脱王.
列举了西方鞑靼诸王的名单后,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东方的君王旭烈兀和西方君主别儿哥之间的大战,以及战争的原因与结果.
旭烈兀与别儿哥的战争
一二六一年,东方鞑靼人的君主旭烈兀和西方鞑靼人的首领别儿哥因为一个介于他们疆域间的省份,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要求要将该地区划归己有.由于双方都十分骄傲,所以互不相让.最后他们互相挑战,都宣布要用武力占领此地,看谁敢阻挠.
由于双方的争执发展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于是他们各自调动人马,在六个月内都召集了三十万骑兵.所有战争所需的装备也都预备齐全.
东方的君主旭烈兀统率所有军队启程挺进.他们行军多日,沿途没有遇到任何战事,最后到达了铁门关和里海之间的一个广阔的平原上,随即井然有序地扎下营盘,其中有许多豪华富丽的帐篷和幕屋.旭烈兀就地宣布,这里已是两国的边界,他要在此等候别儿哥,看他沿哪条路进军.
别儿哥和他的军队前去迎敌
当别儿哥准备就绪,并且探知旭烈兀已经起兵后,也立即下令启程,并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了敌人所在的平原,在距敌人十英里处扎下营寨.
别儿哥的大营与旭烈兀的一样豪华奢侈,而且他拥有三十五万骑兵,比旭烈兀的人马还要多.
旭烈兀对部属的演说
当旭烈兀确知别儿哥已统率大军前来,便召集所有的将领,对他们说道:"亲爱的兄弟们、孩子们和朋友们,你们知道我的一生都十分赏识你们,并且真诚地帮助你们.在许多战役中,你们也曾助我取胜,你们在任何战斗中都会获得胜利.因此,我们来到这里对别儿哥这样的大人物作战.我深知他的人数比我们多,但却不如我们优秀.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败他们,并把他们赶出这块土地.有一句话我希望你们铭刻在心,那就是不胜利,毋宁死.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努力战斗,维护我们的荣誉,击败敌人,消灭敌人."
每个君主都是这样激励他们的部下,并尽全力,做好一切准备,等待战争的到来.
旭烈兀和别儿哥的大战
约定交战的日子到了.旭烈兀清早起来,命令部下拿起武器,在严密的阵形中向前挺进.他将全军分成三十个骑兵队,每队一万人,并且每队都有一位机智的参谋和一位勇敢的统帅.部署完毕后,他便命令军队缓缓推进,一直走到两个营盘的中间,才停下脚步等待敌军.
另一方面,别儿哥也像旭烈兀那样把全军分为三十五队,并且在进至离敌军半英里的地方停下,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彼此相距两弩的射距才停下来.
两军短时间的对峙后,战鼓就擂响起来.于是双方开始对射,一时间来往的弓箭如雨点般密集,几乎遮天蔽日,双方人马纷纷倒地.
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别儿哥最终不敌,开始后退.于是旭烈兀的军队展开凶猛的追击,毫不留情地砍杀敌人.旭烈兀在追赶了一段后,也下令收兵回营.回去后,兵士们丢下了武器开始包扎伤口.
第二天清晨,旭烈兀下令将所有的尸体——无论是敌人的还是自己人的——都掩埋起来.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掩埋完毕后,旭烈兀统率残军也退回了国内.
脱脱蒙哥成为西方鞑靼人的君主
你们必须知道,西方鞑靼人有一个君王叫蒙哥贴木儿,他把王位传给了青年武士秃剌不花.但是,有一个势力强大的人叫脱脱蒙哥,他因为得到了另一个鞑靼君王那海的帮助,杀死了秃剌不花.于是脱脱蒙哥就在那海的支持下登上了王位.但是他在位不久就去世了,随后年富力强、精明谨慎的脱脱被推举为继承人.
这时,秃剌不花的两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并且已经能够从军打仗了.他们都是聪明机警的人.兄弟俩集合了一些好朋友,来到了脱脱的朝中,以十分恭敬而虔诚的态度跪在脱脱的面前,脱脱非常欢迎他们,叫他们站起来说话.
于是,哥哥对君王说:"公正的脱脱先生,我愿毫无保留地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到您的王朝.您知道我们是秃剌不花的儿子,他是被脱脱蒙哥和那海所杀的.脱脱蒙哥已经死去,我也不说什么了,但我们对于那海的杀父之仇却不得不报,您是一个公正的主子,我们要求您为我们主持正义.这就是我们来朝的目的."
脱脱派遣使者召那海来朝
脱脱听了年轻人的话,知道他所讲的都是实情,便答复道:"年轻的朋友,我愿意帮助你们,向那海要求公正的答复.为此我会召他来朝,为了正义,我将在所不惜."随后脱脱便派了两个使者到那海处,命令他来朝对秃剌不花的儿子解释清楚他们的父亲被杀的始末.但那海对这个命令嗤之以鼻,告诉使者,他是不会去的.
当脱脱听了那海的回答后,大为震怒,立即对众大臣说:"仰仗上帝的保佑,要么那海来朝向秃剌不花的儿子们解释清楚,要么我将率领所有的军队彻底打败那海."
那海得到脱脱要率军攻击他的消息,也开始积极备战,但他的人马却不如脱脱那么多.因为,虽然他也是一个强大的君主,但却比不上脱脱.
脱脱进攻那海
部队准备就绪后,脱脱便亲率二十万骑兵出发了.他们按时到达了美丽而广阔的勒基平原,并在那里扎下了营寨准备迎击敌军.为报父仇,秃剌不花的两个儿子也召集了一支精良的骑兵前来助阵.
那海来到平原
那海也率领十五万骑兵前来应战.他的兵士勇敢而年轻,远非脱脱的兵士可比.他比脱脱晚到两天,在离脱脱十英里的地方扎下了营寨.
营垒扎好后,你们可以看见许多金色的幕巾和许多上好的营帐,看上去的确配得上强大富有的国王所有.脱脱营垒的豪华程度也不比这里的差,实际上可能更华丽一些.如此众多的装饰精美的帐幕汇聚一处,这的确可算一个奇迹.
脱脱和那海激励全军
脱脱召集他的士兵,对他们说:"诸位,我们远道而来,是为了和那海以及他的士兵一争高下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所有的仇恨都是因为那海不肯来对秃剌不花的儿子们道歉而引起的.既然他如此不讲道理,我们就必定会战胜他,杀死他.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满怀必胜的信念.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要勇敢战斗,尽最大的努力去消灭我们的敌人."
同时,那海也对部卒们说:"亲爱的兄弟们和朋友们,你们知道,在多少次恶仗中,我们都获得了胜利,我们曾经打败过许多比眼前更为强大的敌人.所以,这次战斗我们必然会胜利.并且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你们都很清楚,脱脱并不是我的君王,他无权召我去他的朝中汇报事情.现在我不多说了,我只请求你们每个人都要英勇不屈,我们要通过这场战争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将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那海的胜利
第二天,他们各自准备作战.脱脱将他的军队分成二十队,每队都委派一名优秀的统帅和参谋,那海也把骑兵分成十五队.
两军安排好后,便拔营起兵,直到相距一箭的地方才停下.不久战鼓敲响,双方的弓箭战也就开始了,你们可以看见箭像落雨一样,向两边飞去,骑者不断落马.当所有的箭射完后,士兵们就拿出剑和短矛,砍向敌人的身体、手臂、头颅,展开了一对一的最残酷、最野蛮的战斗.一时间兵器的撞击声、士兵的哀嚎声、战鼓的敲击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死伤人数之多,是历次战争中所未有的.两位君王也表现得极其勇敢,他们来回搏杀,就如狮子冲入羊群一般.秃剌不花的两个儿子为报父仇作战也十分英勇,但是这都无济于事,脱脱的军队最后战败了.他们被赶出了战场,并且遭到了无情的屠杀.因为那海的军队虽然人数比敌军的少,但却更加精锐.脱脱的军队在这次战役中死了整整六万人.不过脱脱本人和秃剌不花的两个儿子逃脱了.
结束语
你们现在已经听我详细描述了鞑靼人、萨拉森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且也了解了我所到各国的见闻.唯一没讲的是,大海和它周围各省份的情况.尽管我对这些地方也很了解,但我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去介绍那些人们天天游历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常有航海者来来往往.
本书开头,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离开大汗朝廷的,同时交待了我们一家是如何得到幸运的机会使大汗允许我们回国的.你们应该相信,要不是遇到那样的机会,即使我们费尽心机,也永远不能离开王廷,回到自己的国家.
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够返回故里,为的正是让人们能够从我们身上了解到世界上的许多事物.这正是上帝的安排.感谢我们的主,上帝!阿门!
后记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凭借自己辉煌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其它各国而又将其系统的介绍给西方和欧洲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的碰撞而产生的也因此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研究历史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取自中,就连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自成书以来,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争议.不少学者对书中的矛盾和可疑之处提出了种种置疑,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中有许多值得怀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分歧颇大;人名、地名难以对证,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考证.
其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第三,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准确;对许多城市的描写完全是公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语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只不过是马可·波罗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叙述,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生动想象力及天赋而创造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虚假报道）.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同时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断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商榷.
在中,马可·波罗的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须按顺序记录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触作为"下等人"的汉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保持着国内的习惯,不喝茶有关,再加上当时西域人大概也无饮茶的习惯.同样由于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识学汉学.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会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废弃多年,破坏风化严重,残存遗迹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诚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国家档案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历史材料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给予了回答.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望众多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上）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汉蒙文译本
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Polo:TheDescriptionofthe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诠释》（NotesonMarcoPolo）为精细深刻〔3〕.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Vanchu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4〕.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二、研究情况概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
（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澂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张先生的枢密副史说,最后仍以波罗书记载有误的推测（此系张说）而未追究下去〔6〕.
张氏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法国人沙海昂（即将颇节本《游记》转为新法文者）读后,即译为法文,并在当年（1922）10月在北京观象台为之作宣传讲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年出版的李思纯《元史学》,有《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说马可于"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但《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一一七《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他在该卷夹注中引证《元史·阿合马传》后说:"西人之稍读元史者,妄谓此副使孛罗即马可保罗,徒以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耳,实则副枢孛罗必是蒙兀种人而非马可,故《马可游记》旧本不载其事,明嘉靖间（1522—1566）西人续得《马可游记足本》始知之,并谓或马可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钱念劬《旧潜记》疑之,寄以为定是西人附会之说."屠氏此说远在张星烺补传之前,当系针对亨利·玉尔《导言》之说,此据该文最后夹注有"英人尤氏（即玉尔——引者）云"可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否定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译波罗为"保罗"而不用"孛罗",免与《元史》中名孛罗者相混,颇有见识.虽然他仅从种族不同而推断,未举出更多论据,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没.
此后,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1927与1928年合刊的《通报》（刊物名,荷兰出版）上,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批评了沙海昂沿袭颇节"枢密副使说"之误.他提出,英人巴克尔（Parker）在1904年曾说1277年的孛罗不得为马可波罗,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的《蒙古史》（即今汉译《史集》——引者）的一段,证明中国史书所志参加阿合马案件的孛罗,也不是可马波罗〔8〕.冯承钧在所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序》中说:"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按,应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他说:"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为马哥孛罗."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
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份刊载了岑仲勉先生的《蒙古史札记》,其第八篇为《枢密副使孛罗》一文,针对张星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的讨论.首先提出三点疑问:1.张氏将孛罗一家自威尼斯至大都时间之三年半强缩为一年余,与事实不合,疑点一;2.张氏缩短行程时间目的在证实马可父子于至元十年（1273）到中国并参加炮攻襄阳之役,但该役在至元十年正月,马可父子即令能到,行装甫卸,何能立即献炮法攻城,此其二;3.张氏谓马可在扬州当任达鲁花赤或宣慰使,如马可曾为枢密副使,则其出任扬州官员为降职,何以获元世祖宠遇者竟左迁外秩?且其治理扬州年代亦难以确定,疑点三.岑氏更进一步就枢密副使孛罗的仕官经历与马可入华年代不合,孛罗所任职务（如宣徽使、侍仪司等）非入华不久之马可所能胜任等问题展开评述,否定了马可为枢密副使说〔9〕.
至于《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已有人对其生平经历作了详尽的考证.余大钧教授在《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长文中指出,孛罗是蒙古朵儿边部人,生年约在1246年左右,1283年（至元二十年）夏,孛罗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国,于1284年末或1285年初到达,从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10〕.可见此人与马可波罗毫不相干.
（2）扬州总管说马可波罗讲到扬州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又说他"曾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11〕.他在扬州任何官职,我国史书及扬州方志均无记载.映堂居士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中说,博罗玛格（这是按中国习惯以姓冠名前的译法）"曾为扬州总管",这是在我国提出扬州总管说的第一人.此后,屠寄在所著《蒙兀儿史记·马可保罗传》中也说:"（至元）十四年（1277）……时宋已平,特授扬州路总管,在职四年."再后,在冯译《行纪》的《叙言》（第9页）及第15章（注一,第35页）都说马可波罗曾被任为扬州总管,但在同书第143章《扬州城》一节的正文和附注中（见中册第542～543页）,却未提总管二字.
扬州总管说外,尚有扬州宣慰使（张译《游记导言》第100页）、都督（李季译本第226页）、总督（张译《游记》第288页,陈译本第168页）等说.这些译文都值得推敲.
笔者认为,总管、都督、总督等都是汉译者用的官名,与马可波罗实际在扬州担任的职位都不相干.
马可波罗讲到扬州城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所以大可汗的十二总督之一驻在这城里".又说马哥孛罗"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见张译本第288页）.这是把扬州作为一个行省的省会而说的,扬州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长官称平章政事,这用欧洲文字表达不出来,只能译为Gouverneur或Gouverneurgénéral（法文）,Governorgeneral（英文）,颇节、沙海昂的法文本和玉尔的英文本就是这样译的.这两种外文再译成汉语,则可译为总管、总督或都督.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本无可指责.但在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总管一职,因此,马可波罗便由西方人理解的行省长官变为中国人理解的扬州路总管了.总之,所谓马可波罗任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偶合或巧合,以致误假成真.从马可书中的记述,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12〕.至于总督、都督,其意与总管同,元代行省并无其官,可不具论.
关于扬州宣慰使一说,是张星烺先生译亨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的话,似乎玉尔认为马可曾任扬州宣慰使.其实,这又是张先生的汉译问题.查玉尔的原文是:"AtonetimeweknowthatheheldforthreeyearsthegovernmentofthegreatcityofYang-chau",直译可作:"他曾治理扬州大城三年",直译则为"尝为扬州宣慰使三年",与原文相差甚远.其原因可能是,他认定《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又认为此孛罗曾任过宣慰使.在其《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文中,他引《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条后说:"此人后升御史大夫、宣慰使、枢密副使."又引同书卷九:"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证明马可波罗曾任宣慰使,而宣慰使是地方机构宣慰司的首长.这看起来没有错,可惜他引的《元史》版本错了.据百衲本洪武版《元史》及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至元十四年二月此条不作"宣慰使",而作"宣徽使",这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御史大夫孛罗是在中央任官,不可能兼地方官〔13〕.李思纯《元史学·补马可波罗传略》沿袭张说,谓"明年（1280年）,出任淮东道宣慰使",盖因宣慰司系分道设置,扬州置者称淮东道（《元史·百官志》七）.
实际上,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任职,还难确定.亨利·玉尔曾指出,有一种《游记》版本说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三年",未提任职.伯希和则认为,马可波罗所任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所担任的职务,也应当是有关盐务的官员〔14〕.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无从证实.马可波罗在扬州任职以及他在华17年间任职问题,还是一个悬案.近年来,已有一位学者对此提出进一步的清理工作.
（3）斡脱商人说1992年,蔡美彪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在考察了马可波罗在华的"语言与观念"后,他就马可的"地位与身份"作了详细的探索和分析,推断马可波罗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论据如下:
1.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他是否担任行政官员或使臣的记述模糊含混,难以置信.书中只说他被称为阁下（Messer或译先生）,而无任何官名和职衔.元朝出使使臣必须持有朝廷授予的牌符（牌子）,马可经行中国各地却从未提被授牌子,不可能是正式使臣.他提到出使过哈剌章（云南）和印度,俱未言及执行任何行政使命,而只记当地风俗物产、贸易情况（前地）和采珠方法及宝石（后地）.既无牌符,又无奉使记录,表明他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身份,最多不过是随员.其扬州任职可疑,有版本说他居住此城三年,伯希和推测他是盐务官员,并无实证.可能他以商人身份参予过扬州的商务管理.
2.《游记》记述中国情况涉及方面很多,但不象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景色和文物古迹,也不象一名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而是以极大兴趣记录各地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从事商业的实际经历.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盐业等等,都是元代色目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可能也是波罗一家经营过的行业.马可不懂汉语,与汉族文士和色目文人无交往,他所交往的是商人和商务官员,因而他所记述的某些历史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不尽相合.
3.波罗一家本是威尼斯富商,他们在华17年之久,并无奉使或任职记录,当是继续经商.回国时带回大批珍宝,成为"百万富翁",表明他在中国经商致富.若只是旅行家、传教士或一般官员,不可能积累如此巨额财富.他书中记载中国麝香的出产,还带回麝鹿的一副头骨和脚骨,在威尼斯还因麝香贸易纠纷上诉,而贩运香料是元代色目商人经营的行业.
据此,作者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是一名色目商人,《游记》只讲各地见闻而很少讲其本人事迹,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可能与此有关.作者进一步指出,波罗一家虽是色目商人,但非一般色目商人,而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斡脱是突厥语Ortoq译音,意为"伴当"、"伙计",或直译为"商贾".他们是官商,是"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因而与一般色目商人有所不同.《游记》中提到的"奉使",大约就是受忽必烈的接见和委付,为皇室做生意的人而非正式的使臣.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马可的"奉使"不应全出于虚构.
笔者认为,此文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的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游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一个新思路、新见解,是马可波罗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不管读者赞成与否,就文章本身而论,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二）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
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住了17年,他懂不懂汉语?《游记》说,马可波罗到中国不久,"已经知道四种语言,同他们的字母,他们的写法"（张译本第15页）.法国学者颇节认为这四种语言是汉语（文）、维吾尔语、八思巴蒙语和阿拉伯——波斯语.但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亨利·考狄（戈耳迭）在为《游记》作注时却对其懂汉语一说持否定态度.玉尔认为马可既不懂汉语,也不识汉文.我国学者邵循正先生就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交游而论说:"他交游往还的都是西域人,蒙古人很少,汉人怕是简直没有","《游记》中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的名字……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蒙古语也很有限,他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波斯语（包括波斯语中习用的大食语字）"〔15〕.笔者则从元代社会情势的考察说明这一问题: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朝代,它虽然利用了一些汉人帮助其统治,但也利用了不少色目人（或称西域人）,这些人的地位远在汉人之上.成吉思汗曾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文,元世祖时又用西藏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又设蒙古国子学,令蒙古、汉人官僚子弟入学,在各官府机构中普遍设置翻译人员.因此,汉语文在当时的官场上并不是必要的.现存元代政书《元典章》及元代碑文,其汉文多俚俗难解,即因是由蒙文直译或硬译而来.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时,有人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可见汉文在当时不被重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怎能要求马可波罗懂汉语和汉字呢?
（三）几个年代问题
（1）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波罗一家何年离开中国,此前中外学者认为在1292年初.笔者于五十余年前在《永乐大典》卷19418"站"字韵中所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是份请示当年三月所派兀鲁*[角+"得"右]、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往阿鲁浑大王（即波斯伊利汗国王）处的随员应如何供应口粮事的呈文,这三个人正是《游记》中所记波罗一家随从到波斯去的那三位使臣（见冯译本第37页,张译本第18页）.笔者据此并参证其它文献,推断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当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此说已得到中外学者的赞同〔16〕.
（2）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不管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与否,但他在扬州居留三年还是被承认的.这三年起迄时间,注释家说法不一,我国学者彭海根据《游记》所述,结合元代情况,作了具体论证:第一,从《游记》所述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和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来看,可能是1282年至1284年的扬州;第二,从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之久来看,可能是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以后的事;第三,从扬州"用纸币"来看,是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的事;第四,从马可波罗说从瓜州"由河湖"运粮食到汗八里（大都）一事来看,应是1285年组织海运以前的漕运.作者在对以上诸条作了分析后认为"1282年至1285年（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期间",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活动是可信的"〔17〕.
（3）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离华抵波斯及被俘的年代日期这三个年代日期是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般认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叔离开威尼斯的时间在1271年,这固无问题,但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有人认为在11月,黄教授推算了具体旅程,并参考了穆尔与伯希和的考证,认为应在1271年夏季离开威尼斯,最后在这年的11月正式奉教皇格里哥利第十之命从阿迦启程东来.
黄文在承认杨志玖考订的波罗一家离华年代在1291年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算了他们到达波斯的日期,改正了杨志玖推算的波罗一家于1293年七八月间见到波斯的合赞汗说法,认为应在该年的四五月间,并将其行程日期列举为:
1291年1月,离中国泉州港.
1291年4月,抵苏门答腊,在此停留五个月.
1291年9月,离苏门答腊.
1293年二三月间,抵波斯忽里模子港.
1293年四五月间,在阿八哈耳见合赞汗.
此前,先到帖必力思附近某地见乞合都.
波罗一家1295年回抵威尼斯不久,遇到与西岸城邦热那亚的一场海战,马可波罗被俘,在热那亚狱中同狱友鲁思梯切罗合作,口述其经历,由后者笔录.长期以来,不少作者认为马可被俘在1298年9月8日的战斗中.但各种主要《游记》抄本仅仅提到马可波罗1298年在狱中完成他的书,而据玉尔所引史事,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威尼斯人入狱的时间是10月16日的中午,如果马可在此次被俘,他在这年余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否可能完成他的作品?黄教授根据玉尔《导言》中引述的与马可同时代人所记资料,该资料记有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事,认为这条史料可信,而玉尔则以此次战争与1294年的战争都在同一地点（剌牙思）,认为即是1294年的同一战争而不采用;穆尔和伯希和的英译《寰宇记》"导言"（第34页）已同意1296年说,黄文也肯定马可被俘之年为1296年.此外黄教授还重译了这条资料,纠正了张星烺先生在汉译《导言》（第193页第7行至10行）中的误译〔18〕.这对于订正年代、澄清事实,都有裨益.
（4）在中国的旅程及年代除了以上几个年代外,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所到地区很多,其旅程及年代也应该弄清.对此,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在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证.
1.出使云南的年代和旅程《游记》说,马可波罗第一次出使是从汗八里（大都）到哈剌章（云南）,行程凡六月.途经京兆府（今西安市）时,马可说该地的领主是大汗之子忙哥剌;到达哈剌章后,马可说该地之王是大汗之子（一本作孙）也先帖木儿.陈教授据《元史·赵炳传》及其它元代资料,知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似乎马可在此前已抵京兆府;但据《元史·诸王表》及《张立道传》,也先帖木儿于至元十七年（1280）始袭封云南王,马可不会在此年前到达云南,这就与1278年到京兆府说矛盾,因为从大都到云南不过六个月的时间,何需从京兆府到云南竟用一年甚至二年之久.陈教授认为这是《元史·世祖纪》和《诸王表》误记安西王忙哥剌的死期（至元十七年）所致.据《元史·商挺传》,忙哥剌死后,其妃使商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元世祖以阿难答年少,未习祖宗之训,让商挺代行王相府事.到至元十七年六月,罢王相府,复立陕蜀行省,史家遂误把安西王忙哥剌之死一并记在此时.陈文结论说:"总之,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不会早于至元十七年,当他路过京兆时,虽然忙哥剌已死,但王妃和王相府还在当政,而嗣王名声又不显,所以他只知道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前王之名,以为忙哥剌还在世."根据推论,波罗经过京兆的时间大约在至元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19〕.这一考证甚为精当,不仅纠正了《元史》关于忙哥剌死期之误,对沙海昂在《行纪·京兆府城》（注四）中所谓"按,忙哥剌离西安时在1277年（至元十四年）,然则可以藉知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在此年前后"（冯译《行纪》中册第434页）,也是纠误.
2.奉使各地——任职扬州和到杭州视察岁课据《游记》,阿合马被刺事件前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三四月间,波罗正在大都.陈教授估计,马可波罗命驾南行并在扬州任职居住三年,应在至元十九年夏以后.在叙述并考察了南行路线之后,认定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上限不得早于至元十九年夏,下限大致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陈教授同意伯希和所说波罗担任盐务机关官员的推断,并认为波罗所说他曾到杭州（行在）"视察"岁课,至少是检校盐课,并非虚言,时间可能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至于到镇江时间当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后的几年,应是赴杭州公干途中路过其地的.
3.出使印度和离华时间陈文把波罗出使印度时间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根据是,《游记》说,当他出使印度归来时,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们护送未来王妃阔阔真去波斯,而陆路不通,见波罗熟于海路,遂邀与俱行,拟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准许.据《经世大典·站赤》,诏旨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发下,则波罗与使者相遇必在此时之前.他从印度回航需利用西南信风,则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夏秋之间;其去印度需利用东北信风,时间不能迟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或更早,故作者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作者同意波罗一家离华时间为1291年春,他说,波罗一家与伊利汗三使臣及其随员护送阔阔真王妃,"大约是1290年春夏之交从大都南下,到泉州后,等候信风启航西行的".
作者最后附有马可波罗奉使在华路线图并说明,兹录其说明如下:
1.奉使云南（1280—1281）
2.扬州任职,杭州检校岁课（1282—1287）
3.奉使印度（1287—1289）
4.回国（1290—1291）
作者还对马可波罗所经历的地名作了一些勘同,本文将在下节中引述（请见1996年第2期）.
注释:
〔1〕见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读书》1982年第10期.二文俱收入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一书中,该书尚有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等文,可参看.
〔2〕见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
〔3〕见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中国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
〔4〕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5〕见穆尔（A.C.Moule）:THEMURDEROFACMATBAILO,原刊英国亚洲皇家学会会报华北分会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行在及其它马可波罗注释》（QUINSAIWITHOTHERNOTESONMARCOPOLO）论集第79～88页.（Bailo,邵循正先生认为即女真语的"孛极烈"、满洲语的"贝勒",见前引邵文）;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第10～11页ACMT①条,第236页CENCHU条,第870页VANCHU条.
〔6〕张星烺之作先发表于《地学杂志》1922年第1至4期,后收入其《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束世澂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7期.张见束文后又作《答束世澂君〈中国史书上之马哥波罗质疑〉》（载《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3期）一文,仍坚持《游记》本身有错误之说.
〔7〕见上引《答束世澂君》文.
〔8〕伯希和文由冯承钧译出,先刊布于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34年版第83～99页;后收入其《马可波罗行纪》下册,1936年版《附录》第849～865页.
〔9〕按,岑氏所评张氏论点,多引自张氏另一专著《马哥孛罗》,故文字上与张所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略有不同.
〔10〕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199页.
〔11〕见张译本第288页,冯译本中册第542页基本相同.
〔12〕参看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的（二）《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节,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论》第109～113页.
〔13〕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元史》及开明书店据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误作"宣慰使",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序》第3页亦误作"宣慰使".
〔14〕同注释〔12〕.
〔15〕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
〔16〕见《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庆出版,收入《元史三论》第89～96页;《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论》第97～104页;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14页.
〔17〕彭海:《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该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287～297页.
〔19〕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下）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四）地名勘同问题
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汉语,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国学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民族为阿泥,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疑Amu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Saianfu应是Yangiu（扬州）之误,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outcome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
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ChinaMorning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三、几本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的书
和研究、介绍《游记》的论文相比,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相应少些,但也有十几种,篇幅都不大.兹介绍几种较好的如下:
1.张星烺:《马哥孛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1页,约48600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带研究性的专书.此前,张氏已将玉尔、考狄本译注《游记》译出一部分,故对《游记》内容颇为熟稔.全书四章:《马哥孛罗传》（9节）;《马哥孛罗游记本书》（4节）;《游记之内容》（4节）;《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3节）.前二章多采自玉尔、考狄本《游记·导言》,其第一章第五节《入仕中国》则沿用其枢密副使及扬州达鲁花赤或宣慰使说,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绍全书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见.第四章虽只三节,但第一节统计《游记》所记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结论谓孛罗所记名人,帝王以外,几尽武人,文臣仅阿合马一人,遂"深以为马哥在元廷入仕,为武职也".仍是为其枢密副使说找佐证.笔者认为,武人之多,当与其喜谈战争有关,因战争故事情节最能吸引听众也.第二节为《所记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书中所记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节《所见中国文明及由马哥孛罗之记载比较当时中西文明》,就《游记》所载元代情况归纳为《国家富强》、《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钞币》、《建筑美丽》六项,皆据实直书,不尚矜夸,以见元代文明在当时欧洲人之上.他说:"吾人处今日积弱多乱之中国,常闻有自暴自弃之言,谓中国为半开化之国,人种为劣等人类,永不能与欧美人竞争也.读《马哥孛罗游记》能使吾人兴奋,不甘自暴自弃也."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钦敬.
2.余士雄:《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988年7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71页,156千字.余氏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多年,并于1983年编辑出版《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论文集,从百余篇文章中选出有代表性的论文37篇,汇萃难以搜寻、有价值的论文为一编,甚便应用,因而对此学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较熟.书分八章:一、马可波罗赴中国的前奏（3节）;二、马可波罗旅行中国的始末（4节）;三、马可波罗所记元初中国的状况（12节）;四、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历史名城（9节）;五、《马可波罗游记》的外文版本（5节）;六、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著（4节）;七、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8节）;八、《马可波罗游记》对后世的影响（5节）,其中并附有图片、地图、书影等多幅.网罗各家成说,参以个人新见,体系宏大,内容丰赡,用力甚勤,颇有特色.虽偶有疏失〔如第139页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而第24页,记阿合马事件时仍指责波罗"王著（实为'万户'译音）,张库（实为'千户'译音,见本文第一题末段所述）"之误〕,但小瑕不掩大瑜,本书不失为初学者入门的向导.
3.王苗、石宝琇等:《追踪一页历史——重走马可·孛罗进入中国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6开本,116页.这是一部图文并茂、以彩图为主的书.1991年,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记者们想要追寻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足迹,在仔细阅读了《游记》并咨询了有关人士后,他们从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出发,穿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到达北京.沿途对照冯译《行纪》,拍摄当地山川景色,采访民族风情,将所见所闻编成此书.卷首以《马可·孛罗是否到过中国?》为题,叙述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结果,他们把这个问题作为能否启程的关键,并附一《马可·孛罗进入中国路线示意图》,用两种颜色表示马可行程路线与此次行程路线.下分十章:一、帕米尔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涌商潮;三、于阗古道载歌载舞;四、塔克拉玛干大朝圣;五、柴达木戈壁苍茫路;六、河西千里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纵横;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尔多斯大汗长眠地;十、星夜兼程进元都.每章卷首摘引冯译《行记》与本章有关的记载,正文则述今日该地与《行记》所述异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当地见闻及风土人情、遗闻轶事,配以多幅彩照,读来如亲历其境,饶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可谓一本别开生面的、读《游记》的生动的辅助教材.此前,他们已将此行所获资料在其《中国旅游》杂志1993年7月号157期上作为"大特辑"刊出,次月,即作为专书出版,并将卷首长文重新修订,想见此书之受社会欢迎.
四、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的同人们完成他们的追踪任务到达终点站北京时,正值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们躬逢其盛,欣然参加.
会议由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到会的有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扬州、泉州、厦门、大连、成都、新疆等地学者50余人.意大利学者人数最多,近20名,多为大学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马可波罗的后裔波罗·帕多莱基亚教授,长相颇似《游记》中的马可画像,还有热心中意友好事业、被称为"小马可波罗"的记者、作家威尼斯人马达罗.前者以其祖先曾亲临中国的业绩感到自豪,并表达了对中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的向往,愿继承发扬其祖先所开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谊.后者做了一个题目很长的报告:《百万:关于人类友谊和团结的一个特殊事例如何导致一个关于普通贪婪的事例》.《百万》是《游记》的名称之一.全文大意是,马可波罗怀着友好、真诚和尊崇的心情写出了一个伟大、勤劳、文化发达、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纪后却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为了寻求黄金,征服、破坏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玛雅和阿兹台克两个王国.他说:"历史是'若干事例'的奇异综合,每个事例对其他事例是独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严格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马可波罗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样的."这一辩证的看法很有见地,虽然他并未对《游记》作任何考证和阐发.其他意大利学者的论文有《马可波罗访华后中国和东方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马可波罗和中国法律》、《马可波罗时代在华的意大利人》等.
中国学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印度宗教》则是过去很少触及的课题.上海教育学院讲师顾卫民的《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这门课题的研究信息.已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有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前）,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页）,此文的副标题是《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文章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不能成立.在详细考察了茶传入吐蕃、回鹘、中亚地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后,文章继续说,在蒙古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内,蒙古人也还未饮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买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处设置茶园都提举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无资料表明,在13世纪60～70年代,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饮茶.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笔者在会上提出《再论马可书的真伪问题》草稿,当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时,即引黄教授此文作为附注（见该刊76页注〔2〕）.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周年后,其意义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它不仅沟通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也联络了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感情和友谊,它又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学研究的大检阅,这是百年未有的盛举!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和进展.
注释:
〔1〕两文皆刊于当时的《地学杂志》上,第2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80～446页.
〔2〕原刊于《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63～379页.
〔3〕原刊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07～126页.
〔4〕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57～362页.该文所引《游记》系穆尔与伯希和本,即统称为《寰宇记》.
〔5〕见玉尔与考狄:《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异之书》（简称《马可波罗游记》）,1929年第3版,第2卷154页注〔1〕.
〔6〕参见《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原刊于《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原刊于《环球》1982年第10期,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论》及《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
〔7〕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第二节是对王文的答辩;第一节是对西方怀疑论者的概括性评论,要点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见于中国记载;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诸人的书中也多未提及;说马可书抄自波斯的《导游手册》,但未举出何处抄自《手册》,论者并未见到《手册》,只是揣测之辞.
马可波罗所记的乃颜之乱考释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李治安）
乃颜之乱,是元世祖后期东部蒙古诸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大汗忽必烈曾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征讨并平息了这次反叛.当时,马可波罗恰好滞留于中国境内.十年后,在口述而成的天下奇书《寰宇记》中,马可波罗对乃颜叛乱,曾以六七千言的的篇幅予以详细记录和描述.与国内外其他史籍记载相比,马可波罗《寰宇记》避免了局部片段描述和失载较多等缺陷,所记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准确,价值相当高.它为人们弄清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趣和不可多得的史料依据.兹撮其要点,对照相关的汉文及波斯文记载,试作考释和阐发.
（一）关于乃颜反叛缘起和忽必烈调集军队
关于乃颜的身世和反叛缘起,《寰宇记》说;"……这里有一位乃颜,是忽必烈汗的叔父,年幼时候他承嗣做许多地方与省域的君主和主人.所以他能够聚集四十万的骑兵.他的祖先以前曾为大可汗的陪臣,所以他也是大可汗的臣属.但是如我所说,他是一个少年,只有三十岁,即见自己是诸域之王,同时能聚集四十万的骑兵,所以他就宣布说,他将不再为大可汗之陪臣.在他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他将委实禠夺他的君位.所以乃颜遣使到海都处.因为海都是一位大而有力的君主.他是大可汗的侄子,但是他也反抗大可汗,并十分痛恨他.乃颜告诉他,叫他起兵从一方面攻大可汗,目的在夺取他的领土和君位.他自己从另一方面同时进攻.海都回复说,他是十二分的愿意,并且允许准备人马,在指定的时候,预备进攻大可汗".多数学者认为,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失儿不海或阿术鲁之子.乃颜和忽必烈的确是叔侄关系,但他比起成吉思汗嫡孙的忽必烈,至少低一辈.忽必烈应是叔叔,乃颜才是侄子.马可波罗显然是把二者孰叔孰侄的关系弄颠倒了.作为来华的意大利人,知道二者是叔侄关系已经不容易了,出现这样的差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祖辈年齿幼和如今辈分低的缘故,有关乃颜"少年","只有三十岁"的说法,倒是合乎逻辑的.王恽《东征诗》曰:"远接强弩末,近乳臭婴",亦可为证.至于乃颜与海都相互勾结,两面夹攻大汗忽必烈,穆尔、伯希和英译本转引VB本还云:"……乃颜和海都定下了会合的日子,并且同意尽可能秘密地准备,聚集骑兵和步兵进攻大汗.他们同意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对大汗的土地进行突然袭击.这样,乃颜聚集了四十万骑兵,在指定的时间来到指定地点,等待海都".拉施特《史集》也可以引以为证.该书说:"斡赤那颜之孙、塔察儿那颜之后王乃颜那颜及移相哥阿合之某后王与其他宗王谋叛于合罕,并曾前往与海都及笃哇结合".可见,马可波罗此项记述不仅较为详细,而且基本属实.对乃颜反叛的原因,拉施特《史集》未曾明言.穆尔、伯希和英译本除了说乃颜因实力强大而傲慢,不愿臣属于大汗外,又言其"害怕大汗夺走他的权力".后一种说法是持之有故的.世祖朝中期以后元廷与乃颜等东道诸王有关领民和属地权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元史?世祖本纪十》所载: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强行调发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房采金等户充当造船工役,就是大汗削夺其权力的具体措施.马可波罗还说,忽必烈成为大汗（君主）以后,只亲征过一次,即是1286年的征讨乃颜.征讨结束后,忽必烈11月返回汗八里（大都）.按,忽必烈登上汗位后,亲征实际有两次,第一次是中统元年（1260年）亲自征讨同母弟阿里不哥,第二次即征讨乃颜.马可波罗本人自1275年到1291年在华滞留十七年间,亲身经历过的只有后一次征讨乃颜.马可波罗仅记载后一次而漏记前一次,虽然是个遗憾,但可以从反面证明:后一次征讨乃颜,是他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另,乃颜之乱及平定的时间,不是1286年,应为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这当是马可波罗单凭头脑记忆而发生的年次错误.至于忽必烈十一月返回汗八里的说法,这里说的十一月估计是西历,相当于农历十月.以西历记忆在华期间所发生事件的月份,似乎成了马可波罗的思维定式.《元史世祖本纪》缺载忽必烈回大都的具体时间,仅言农历八月乙丑还上都.平时,忽必烈每年两都巡幸,回到大都的时间,通常是农历八月到十月之间.因乃颜之乱尚未完全平息,八月忽必烈回到上都以后再停留两个月,就近继续部署用兵事宜,也是必要的.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西历十一月返回汗八里之说,大抵可信.在谈到忽必烈汗调集军队准备征讨时,马可波罗说:"当大可汗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点也不心惊,仍旧象以往的聪明和勇敢,去准备他的人马.他宣誓说,假若他不能得胜而去处死那两个不忠的叛逆,他将不要再戴皇冠或去保守他的领土了.于是他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因此使他们不得而知他的计划.同时他立刻命令那些住在距汗八里十天路程以内的居民,要赶快聚在一起.你们要知道,他在二十二天里头,把一切准备好了.做得极其秘密,除去御前会议的人以外,竟没有一人知道他的工作.他聚集了不下三十六万骑兵和十万步兵.他召集如此小的兵力,因为他只召集了他身边左右军队的原故.他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势力浩大,全都在很远处去从戎,目的在征服各方……他召集的这三十六万骑兵不过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关于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汉文史料中没有正面记载,但《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言,至元二十四年四月"是月,诸王乃颜反";五月壬寅"帝自将征乃颜,发上都".五月壬寅,即农历五月十二.而本纪中载"乃颜反"的"是月"之前日期为甲戌,此甲戌即四月十四.也就是说,忽必烈得知乃颜反叛的时间大约是四月十四以后.由此到忽必烈发兵上都的农历五月十二,恰恰是二十多天.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的记载,是信实而弥足珍贵的.马可波罗还提到,知晓忽必烈秘密调军备战工作的,唯有"御前会议"的与会人员."御前会议",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作privycouncil.蒙元帝国没有正规的御前会议,与其相类似的倒有元世祖以降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及部分亲近宿卫士参加的御前奏闻会议.元朝时期,重大军国事务大都由这一御前奏闻会议决定.此次征讨叛王乃颜,当然不例外.另,英文privycouncil一词,在英国即为英王御用顾问机关枢密院,元朝时期也有"节制调度"军队的枢密院.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中的privycouncil,亦可译作"枢密院".尽管有上述译义的差别,马可波罗有关"御前会议"或"枢密院"与闻秘密调兵的说法,完全符合元朝的制度,故也是可信的.马可波罗本人不太可能亲自参加这类"御前会议"或"枢密院",以上秘密调军备战的情况,估计也是事后从某些与会人员处听到的.对忽必烈征讨乃颜之前那段调军备战的记载,远远详于汉文史书,又可以从侧面说明所载大多是马可波罗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当时马可波罗本人或许就在大汗驻跸之地元上都.忽必烈所调军队多达四十六万的数字,虽有一定的夸张,但所调军队来自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多数"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的说法,同样能够得到一些汉文史料的印证.忽必烈调集的首先是忙兀、兀鲁兀、札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五投下军团.史称,忙兀部博罗欢主动向忽必烈请缨东征,忽必烈"赐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诸侯兵以行".这里的"五诸侯兵",即五投下军团.除忙兀部军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率所部脱怜千户、不只儿等征乃颜屡立战功;兀鲁兀部的庆童"亦在军,虽病犹力战".亦乞列思部忽怜、脱别台、札剌儿部硕德等也在出征之列.按照博罗欢的说法,五投下的领地与民户,略多于乃颜等东道诸王,"惟征五诸侯兵",足可以对付乃颜.此言虽有些过头,但五投下军团充任征乃颜的主力之一,是毋庸置疑的.翌年三月,亦乞列思、兀鲁兀、札剌亦儿等部探马赤军又奉命自懿州东征.此探马赤军尽管是由上述五投下所抽调兵士混编的军团,但也在五投下军范围内.五投下军团的驻牧地,弘吉剌部以应昌路为中心,亦乞列思部以宁昌县为中心,札剌儿部、忙兀部和兀鲁兀部,则在辽阳行省西南部大宁路等处的草原地带.应昌路在上都东北三百里处,其他四投下的驻牧地也在距上都十日路程的范围内.所以,五投下军团大抵能归入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其次是诸卫汉军及怯薛军团.元初,汉军组成的侍卫亲军主要是左、右、中三卫,将领则以董文炳、李伯祐最为著名.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选平宋汉军精锐等增置前、后二卫,合为五卫侍卫亲军.董文炳之子董士选、董士秀相继担任前卫都指挥使.乃颜反叛后,忽必烈接受伯颜的建议,命董士选和李庭"将诸卫汉军,从帝亲征".此"诸卫汉军",有的场合又称作"汉人诸军".当时在上都和大都附近驻戍的"汉人诸军",大抵是五卫侍卫亲军.所以,"诸卫汉军"和"汉人诸军",名异而实同.包括前卫在内的五卫侍卫亲军,估计都抽调精锐参与了从征乃颜.这也符合侍卫亲军"掌宿卫扈从……国有大事,则调度之"的职司.另一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庆端也奉忽必烈"特敕",率所部东宫侍卫军扈从征乃颜.王庆端年逾六十,"遇敌则披坚执锐,摧锋陷阵,驻跸则环车为垒,以备非常".此时的"诸卫汉军"及将领并不一定都是汉人,阿速人玉哇失就以前卫亲军都指挥使率所部阿速军充当征乃颜的先锋.另,史书中虽未见到大汗怯薛军团从征乃颜的正面记载,怯薛宿卫士扈从亲征的却不乏见.如木华黎后裔脱脱以"直宿卫",率家奴数十人从征.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十六日,忽必烈车驾抵达合剌合河之际所颁的圣旨,仍然标有"安童怯薛第一日"的字样.表明四怯薛军团是依照旧例扈从忽必烈亲征乃颜的.以上"诸卫汉军"和怯薛军团,似乎都可以归入大汗"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身边左右军队"之列.忽必烈"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之情节,亦能在汉文史籍中觅见相关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枢密句容武毅王》说,乃颜反叛后,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土土哈曾率所部为先锋,"急驱七昼夜,渡秃兀剌河",抵达孛怯岭.秃兀剌河及孛怯岭的方位,均在哈剌和林的东北.尤其是孛怯岭仅距和林不足二百公里,恰恰是乃颜与海都之间的交通要冲和山岭险峻之处.马可波罗言其为"关口",并无大错.稍有差异的是,土土哈之举并非奉忽必烈命令行事,而是"临事制宜".其直接目的又是对付乃颜同党也不干的反叛,还在该地大败也不干.尽管有这些差异,土土哈所率钦察卫亲军的确发挥了切断乃颜与海都交通联系的实际作用.至于大汗未曾调动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主要用于驻守"契丹和蛮子境里各省".这里的"十二军",似乎具体指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前元帝国在漠北、辽阳以外的地区所设的十多个行省及不隶属于行省的宣慰司都元帅府.例如江淮行省、福建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征东行省等.这时的行省及宣慰司都元帅府除了掌管民政和财政,已兼管兵戎,它们都相当于一个个军区.马可波罗所记的"十二军",大体勾勒了世祖朝中期十余个大军区分戍的梗概.
（二）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激战
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激战,《寰宇记》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他命令他的占星家预卜他是否能够克服他的敌人,或是他比敌人占优势地位.他们告诉他,他定能把敌人自由处置.所以大可汗率领全队人马前进,经过二十天,到达一个大平原,乃颜和他的四十万骑军已经在那里住扎了……大可汗在四个象背上所负的小楼中,站在小山上,左右围以弓弩手.旌旗飘扬在他上面,旗上有日月形象,高插空中,所以各方面都能看见.这四只象都盖以极厚的熟牛皮,牛皮上面又盖着丝和金制的布.他的军队排列成三十队.每一队有一万人,全都带着弓箭.大可汗分自己的兵力为三组,两翼展开极长……在每队前面,有五百带弓和短矛的步兵……每当骑兵冲锋时,那步兵就跳到靠他最近的马的臀上,坐在骑兵的后面,两人共同前进.当马停止时,他们跳下马来,用他们的长矛去戮杀敌人的马……大汗确然如此排列他的人马成许多分队,去包围乃颜的营塞,要和他去决斗……以后就可以看到和听到许多乐器声音作起来（特别是那二弦的乐器,有最愉快的声音）也能听到许多喇叭的吹声,和许多高唱.因为你们必须知道鞑靼人的风俗如此……当他们已经摆布和排列成队伍,在去打仗以前,他们一定要等待领袖的鑵鼓声……当双方都预备充足后,大可汗的鑵鼓开始发出声来了.先在右翼,后到左翼.鑵鼓的声音开始发作,所有阻滞即刻停止,他们用弓箭、长矛、鎚矛和长枪（后者是很少的）,冲上去厮杀.但是步兵都有强弩和许多其他武器……这战争开始,是非常残暴和凶猛.现在就可以看见箭的飞射,空中全充满了,好似雨的下降.现在又可以看到骑士和马倒在地上死了……奋勇战斗从早到午……最后,大汗得胜了.当乃颜和他的战士看到自己方面将不能再久支持了,于是他们开始逃遁.但是这也不能帮助他们什么.因为乃颜已被捉了.所有他的达官和臣民带着所有武器,全来投降大汗了".无独有偶,忽必烈让占星家预卜征乃颜战争胜负,在汉文史籍中也留下了同类记载.《松雪斋集》卷九《故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遥受中书右丞商议通政院事领太史院事靳公墓志铭》载,大名靳德进善占筮,以奉议大夫秘书监随从忽必烈征伐乃颜,"揆度日时,占候风云,刻期制胜"."刻期制胜",就是预测卜算战争胜负的意思.《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又云:"精于占候"的司天台提点岳铉,也奉命从征乃颜.全军的"屯行日时,营垒止作,乘机邀利",都需要秉岳铉之命行事.与乃祖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对占星家甚为迷信.元初,刘秉忠之所以受到忽必烈特殊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占卜推步等方面的技能.岳铉就是刘秉忠举荐给忽必烈的.忽必烈让占星家预卜征乃颜战争胜负,不仅可以得到汉文史籍的有力印证,也符合忽必烈迷信占星术的习惯.以上与乃颜军队激战的许多情节,几乎和汉文及波斯文史籍如出一辙.如忽必烈乘象舆亲征,前揭《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云,忽必烈汗"亲御象舆以督战,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没料到"乃颜悉力攻象舆".拉施特《史集》也说:"他（忽必烈）尽管关节酸痛,年老力衰,仍然坐在象背的轿子里出发了".如忽必烈立于小山之上,《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载:"至元二十四年,（脱脱）从征乃颜,帝驻跸于山巅,旌旗蔽野".拉施特《史集》又说:"当接近了合罕军队溃逃的地方以后,载着轿子的象被赶到一个山丘顶上".如阵前飞箭如雨,《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云:"锋既交,两阵矢急射,几蔽天".《元史?董士选传》也说:"乃颜军飞矢及乘舆前".王恽亦有"嚣纷任使前,万矢飞搀枪"的诗句.如战争残酷和阵亡甚多,王恽诗又云:"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元史?玉昔帖木儿传》则有"僵尸覆野"之说.又如两军阵前擂鼓为进攻号令,《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云:"鼓未作,候者报有隙可乘,脱脱即擐甲率家奴数十人疾驰击之".《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载:"敌军千人,鼓譟以进".拉施特《史集》说:"擂起了大鼓……合罕的军队就去追赶他们".王恽诗也曰:"我师静而俟,衔枚听鼙声".有关马可波罗把阵前奏乐歌唱说成"鞑靼人的风俗",我们注意到,《蒙古秘史》所描述的早期蒙古人的大小战争中,尚未见到阵前奏乐的事例.然而,阵前奏乐却见于世祖朝中叶的元军战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崖山之战中,张弘范在总攻前夕"下令曰:'……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这里的宋人,包括张世杰麾下的"淮兵",张世杰本人又曾是汉世侯张柔的旧部.既然连张世杰及其"淮兵"都不知奏乐为何意,所以肯定不是汉人军队风俗.阵前奏乐为蒙古人风俗之说,不无道理.关于骑兵、步兵联合作战,汉文记载又能和《寰宇记》相互补充、印证,共同揭示忽必烈对乃颜叛军作战方略所发生的变化.据说,忽必烈征调的蒙古骑兵并不算少,完全有力量用骑兵与乃颜叛军决一雌雄.但蒙古将校或与叛军相亲匿,"立马相向语,辄释仗不战,逡巡退却".忽必烈对此深为忧虑.于是,采纳江南名士叶李"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的建议.忽必烈还把叶李的计谋宣谕将帅,命令他们认真实施.史称李庭自请以汉军二万便宜破敌,未被忽必烈批准,后又奉命与玉昔帖木儿所将蒙古军"并进".后者估计就是叶李"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的具体落实.《寰宇记》所讲的骑兵、步兵的巧妙配合,也应本于叶李的建议.只是记述的更为详细、生动和有趣.需要解释的是,叶李所献蒙、汉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之策,与金朝中期常采用的"以步兵当先,精骑两翼之"的战术,极为相似.所以,伯颜奏准李庭、董士选"得以汉法战",也应该包括这种骑兵、步兵联合作战的方式.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叛军决战地点,《寰宇记》笼统地说,是在一大平原上.张泰湘等认为在撒儿都鲁.伯希和也说,撒儿都鲁是双方作战的"主要战役".白寿彝《中国通史》则言决战地点在不里古都伯塔哈.笔者以为,综合马可波罗《寰宇记》和汉文史籍等记载,这场决战应在哈剌河附近的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理由有三:第一,撒儿都鲁之战,先为元朝方面的都万户阇里铁木儿与乃颜部将黄海作战,后又是"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引起的战事.参加后一场战事的元朝军队,主要是李庭、董士选及玉哇失所率的"诸卫汉军".李庭曾带伤引十壮士使用火炮夜袭敌营,董士选则"出步卒横击之",充当前锋的前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玉哇失又率所部阿速军奉命出击.《世祖本纪》所言"遣前军败之",即谓前卫侍卫亲军的此项战绩.王恽《东征诗》中"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顷断兵接,天地为震惊",当谓撒儿都鲁之战.概言之,撒儿都鲁之战,为忽必烈此番亲征中第一次规模较大的遭遇战,因其对忽必烈乘舆造成一时的威胁,故本纪中记载稍详.尽管如此,撒儿都鲁之战并非决战.第二,《寰宇记》说,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决战,是由突袭并包围位于大平原上的乃颜斡耳朵帐殿拉开序幕的.这里讲的两个情节很重要:一是决战战场地处平原,二是该地设有叛王乃颜的斡耳朵帐殿.据姚大力考订,注入贝尔湖的哈剌河（今哈拉哈河）流域坐落着乃颜的失剌斡耳朵,此处也是塔察儿领地的中心.其东不远处的大兴安岭西麓,即是后来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义为鹰山）.哈剌河流域虽然海拔较高,但地势平坦.此地符合既为平原（严格地说,应是地势较平坦的高原）,又有乃颜帐殿两个条件.元军先在失剌斡耳朵一带突袭成功,又追击至不里古都伯塔哈,才取得决战的胜利.故决战战场应由哈剌河流域失剌斡耳朵一带和大兴安岭西麓的不里古都伯塔哈组成.《元史》《洪福源传》和《玉哇失传》载: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洪万扈从忽必烈"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真、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追至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乃颜兵号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可以为证.王恽诗所云:"臣牢最忾敌,奋击不留行.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长驱抵牙帐,巢穴已自倾.彼狡不自缚,鼠窜逃余生.太傅（引者注:即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方穷追,适与叛卒迎.选锋不信宿,逆颈縻长缨……"也较完整地描述了双方在哈剌河附近的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激战的情景."卯乌温都",蒙古语谓"歹山",具体方位暂无考.从王恽诗的叙述次序看,"卯乌温都"似为哈剌河流域的一座小山包,大体位于失剌斡耳朵以西.决战似乎自该地开始,然后向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延伸.而在自早到午白昼作战,激战之后乃颜军队放弃失剌斡耳朵逃遁等情节上,王恽《东征诗》和《寰宇记》的记述,惊人的一致.第三,如果说撒儿都鲁之战元朝方面投入的兵力只限于李庭、董士选及玉哇失所率的"诸卫汉军"的话,那么在哈剌河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的决战中所投入的军队,就将蒙古军主力包括在内了.《元史?李庭传》说,在击败进逼忽必烈乘舆的塔不带后,李庭及其所率"诸卫汉军",是奉命"与月儿鲁蒙古军并进"的.前揭《寰宇记》中骑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又可以看作对蒙古军、汉军"并进"的诠释.《洪福源传》中"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也是同样的意思.月儿鲁即太傅、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他在征讨乃颜中充当蒙古军"总戎"统帅.这就意味着元朝方面把全部蒙古军主力连同"诸卫汉军"均投入这场决战中了.兵力投入最多,也是决战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关于决战的时间,马可波罗说,在出发后的二十天.依照《世祖本纪》的记录,这场决战应在忽必烈"车驾驻（干大利）〔于失剌〕斡鲁朵之地"的六月乙亥（十六日）之前.六月乙亥距上都出发之日是三十三天.如此看来,马可波罗的说法有误.然而,笔者推算,自上都启程到撒儿都鲁之地,恰恰用了二十天.马可波罗记述的,只是忽必烈亲征首次作战的时间.显然,马可波罗把撒儿都鲁之战与哈剌河失剌斡耳朵、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的决战混在一起记述,未作分辨.不过,他的二十天之说,就撒儿都鲁之战而言,又是信实的.关于《寰宇记》所载处死乃颜方式及其基督教信仰,姚大力已作了详细而精审的考订.需要补充的是,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成吉思汗之侄按只吉歹所封三千户蒙古军队中的相当部分是乃蛮人.而在蒙古建国前,乃蛮人信奉的就是聂思脱里教.按只吉歹之子哈丹又恰恰积极参与了乃颜叛乱.鉴于此,马可波罗有关乃颜曾受洗礼,他的部众也多为基督徒等说法,大体可以相信.
（三）关于忽必烈奖赏有功将士和牌符赐予晋升
《寰宇记》还谈到忽必烈奖赏平叛作战有功将士、牌符赐予和晋升等.这段平定乃颜之乱论功行赏的描述,对了解元帝国相关典制,也颇有参考价值."至于那些有功于战争的人,统领百人的将官升为千人的领袖,统领千人的将官升为万人的领袖.如此类推,按照他们的等次,他赏给他们银杯和权威牌,好的盾甲,美丽的金银,珍珠和贵重宝石做的宝饰,以及马匹.还有,你们必须知道,百人的统领,有一个银牌,千人的领袖,有一个金牌,或镀银牌,万人的领袖,有一个金牌.牌上雕狮头.我将告诉你们那些牌的重量.那些统领百人或千人的牌重一百二十撒基.那些有狮头的重二百二十撒基.在所有的牌上全刻一道训令,说:"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我更要告诉你们,那些得有奖牌的,也有一定的委任状.在那上面,他们各等级的责任,全记载下来……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有三百撒基重的金牌一个.刻着如我上面告诉你们的字.在这些字的下面有一个狮子像.在狮子上面绘着日月形.另外,他们有他们的委任状,载明他们的号令和权力.此外,那些有尊荣牌子的人,每当骑马出门时,必定打着小伞在他们头上,以示他们的大权力.每当坐时,他们必定坐在一个银制的椅子上.大可汗并给这些人一个一个有鹰的牌子.这种牌子他给各达官可以使他们有着全权,甚至于如他自己一般.那些有了这样一个牌子的官,就可以要求任何一个大王的全军做为自己身护卫队.还有,假若有一个这样的达官要派遣一个人去传递消息,他可以随意借用一个国王的马去做这件事.我说'一个国王的马'的意思,你们可以知道,就是他能够用任何人的马".在汉文史籍中,忽必烈赏赐与乃颜作战有功人员的记载也比较多.如《元文类》卷五九《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说:"陈金银器延春阁,召东征诸侯王及公（博罗欢）至,将分赐之".《元史》卷一一八《孛秃传》载:忽怜征乃颜功勋显著,"赐金一铤、银五铤".《元史》卷一三二《玉哇失传》云:"玉哇失陷阵力战……帝嘉其功,赐金带、只孙、钱币甚厚".洪万也受到白金五十两、甲一袭等奖赏;塔出获赐的又有黄金、珠玑、锦衣、弓矢、鞍勒.以上赏赐诸物几乎可以和马可波罗的说法逐条对应.有功将士的加官晋爵,事例颇多.洪君祥加辅国上将军,洪万授龙虎卫上将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李庭"以功加龙虎上将军,遥授中书省左丞";弘吉剌部帖木儿以功封济宁郡王.比较起来,马可波罗百户升千户,千户升万户的说法,与上述事例稍有出入.但是,后面"如此类推"四字很重要.表明马可波罗讲的主要是由低到高的此类晋升秩序.而蒙元军队和军官的基本层级就是万户、千户、百户.作为旅华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能够记住这种官秩秩序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不应苛求他能够弄清和牢记诸如辅国上将军、龙虎卫上将军、行省右丞等复杂官名.对这些复杂官名,恐怕当时元帝国治下的庶民百姓也不容易搞清楚.另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在受封济宁郡王的同时,还得赐"白伞盖以宠之".这与马可波罗说的"每当骑马出门时,必定打着小伞在他们头上,以示他们的大权力",几乎完全契合,如出一辙.按,贵族官宦骑马遮以伞盖,始于北魏.北齐以后,开始有了翟尾扇伞、青朱里、青伞碧里之类的等差.后世士庶多用青色伞盖.至于"白伞盖",估计出自蒙古人尚白的习俗.就是说,《寰宇记》和《元史?特薛禅传》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共同昭示元代贵族官宦使用伞盖,多由皇帝赐予,此俗虽因袭中原古制,但又渗入了蒙古尚白之风.《寰宇记》对军官牌符制度的叙述,详尽而有意义,也可以和汉文相关史料参照印证.赵珙《蒙鞑备录》言,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官员已开始使用牌符,"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稍后,《黑鞑事略》徐霆疏也说:"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是证在蒙古四大汗时期已经实行了牌符三等级制度.另据《元史?兵志一》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三月,朝廷"更定虎符",在此前后确定"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这种万户、千户、百户递次使用金虎符、金符、银符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说法毫无二致.然而,详细比较,《元史?兵志》与《寰宇记》又有两点差异:一是《元史?兵志》讲到金虎符"首为明珠"及三珠、二珠、一珠等第,《寰宇记》仅言"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的金牌重量,高出一般万户长八十撒基.二是《元史?兵志》称"万户佩金虎符",《寰宇记》则云狮头金牌.第一点差异,出于马可波罗没有完全弄清蒙古万户金虎符三等第的详细情况.第二点差异又是由不同民族间语言翻译或假借中的讹误所造成的.马可波罗虽然寓居中国十七年,但他不懂汉语,对蒙古语也所知无多,通晓的只是元朝官方之一波斯语.古波斯语中,sir一词既指狮,又指虎.当时来华的波斯人已依中国老虎数量多且为百兽之王的习惯,一般训sir一词作虎.可马可波罗却没有入乡随俗,依然将sir一词训作狮.这样他就把虎头牌误称作狮头牌了.马可波罗所记牌符上的"训令",也与汉文史料和某些文物上的镌刻,大同小异,十分接近.《蒙鞑备录》所载"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和"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等语,和前引"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的训令,意思大体一致.我们注意到,俄国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均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快银质金字长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又均是"在永恒的天的力量下,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若谁不从要问罪,以至死罪".又,郑思肖《大义略叙》云:"受伪爵人,腰插金牌,长尺余,阔三寸,番书伪爵姓名,凿识牌上.双虎头金牌爵为重,小爵则授银牌".据此,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块银质金字长牌,颇像是表示军官的等级的牌符.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则像是驿站使臣用牌符.而这两种牌符上所镌刻的文字与马可波罗所记训令,惊人的相似.《寰宇记》还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两次离华前夕曾获得三枚驿站用的金牌圣旨.或许马可波罗还在西域友人的帮助下,熟知并牢记牌面上训令的字句内容了.概言之,马可波罗有关牌符及训令的记述,丰富了人们对元代上述典制的认识,还可以看作是他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通常,人们多半会依照《元史?兵志》,以为万户、千户等军官只佩带牌符.《寰宇记》关于牌符之外又持有载明其权力责任的委任状的说法,可以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事实上,元朝时期军官除获授牌符表示基本等级外,还有体现品秩的散官和具体职务授予.后二者无法用牌符表示,只能藉宣、敕等委任状.如完者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授信武将军、管军总管、高邮军达鲁花赤,佩虎符;十六年（1279年）授昭勇大将军,迁管军万户.步鲁合答至元八年（1271年）"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至元二十一年后,赐金虎符,授怀远大将军、云南万户府达鲁花赤.玉哇失先为阿速军千户,若干年后改赐金虎符,进定远大将军、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里,步鲁合答"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的史实,很重要.元制,"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管军千户为正五品,恰在"以制命之"的宣授范围.因此,所谓"制授",就是宣授.是证万户、千户、百户等军官同样实行"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的制度,宣命和敕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委任状.《寰宇记》在军官另持委任状方面,可以再次补充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寰宇记》提到的"有鹰的牌子",实际指谓元初驿站用牌符之一海青牌,又称海青符.此牌为圆形,因牌面上铸有海东青鹰的图样而得名.马可波罗称其为"有鹰的牌子",非常符合它的形体特征.海青牌主要用于使者驰驿通报紧急军情,如中统三年（1262年）平定李璮之乱期间,元廷特意下令"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晋山至望云立海青驿",专供持海青牌使者驰报军情.海青牌颁给统领大军的将帅,供其派遣急使使用.一般达官不能享受此种权力.从上下文意思看,马可波罗所言的鹰牌的获赐者,也主要是"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悬带海青牌的使者可享用取便道,随时更换马匹和供给食粮等待遇.还常常发生"于过往客旅庄农百姓人等处夺要,拽车牵船,骑坐头匹".需要说明的是,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元廷已将原海青牌上的海青图样改铸为八思巴蒙古字,并下令依数倒换.新式金、银字圆牌大约启用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然至元十八年（1281年）仍有使用海青牌的零星记载.马可波罗在华期间,恰恰是海青牌更换和废止之际.他特意把海青牌这一已经废止的典制记述下来,很可能是出于新奇或对该牌的形制印象较深.
（四）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刍议
在逐项考订马可波罗有关乃颜之乱的记述之后,这里不妨作一番整体上的评论.
综观国内外史籍对乃颜之乱的记载,《元史》本纪和《史集》仅记其大事梗概,其他多半散见于参与平叛作战将士的碑传中,而且或为片言只语,或为侧重于传主事迹的局部性描述.《元史纪事本末》《北方诸王之乱》荟萃纪传相关史料于一篇,也失载较多,很不完整.相形之下,马可波罗的记述不仅篇幅数倍于《元史纪事本末》,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诸如乃颜与海都暗中勾结,忽必烈用占星家预卜胜负,乘象舆亲征,擂鼓为进攻号令,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递次佩狮（虎）头牌、金牌、银牌,鹰牌及白伞盖赏赐使用等等,都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诸如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唯御前会议人员预闻,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乃颜之死及信奉基督教,军官佩牌符外另有委任状等等,又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经考订大抵属实.而在忽必烈与乃颜的叔侄关系,忽必烈仅亲征一次,双方四十万、四十六万的军队数,虎头牌讹作狮头牌等,又是《寰宇记》错误或夸张之处.总之,《寰宇记》关于乃颜之乱的记述,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地方又不十分准确.这也难怪,因为《寰宇记》毕竟不是正规史书,而只是一部旅行记.尽管如此,马可波罗还是提供了乃颜之乱方面的重要史料,有些价值还相当高.《寰宇记》及其对乃颜之乱的记载,绝非道听途说所能完成,其抄自于波斯等地的导游手册的说法也近于荒诞.还需要说明,马可波罗对乃颜之乱记述得如此详尽细致,生动精彩,摈除其渲染夸张的因素,人们就能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可波罗的确是身临其境而记其事,马可波罗本人极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参与了征乃颜之战.这一点马可波罗虽然在《寰宇记》中没有正面提到,但前述那些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的诸情节,尤其是那些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且经考订大抵属实的情节,都是颇有说服力的见证.另据陈得芝教授的考证,马可波罗奉命到杭州视察岁课时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出使印度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这两段奉使活动之间正好有一段空挡,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春夏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谈谈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身份,目前已有枢密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枢密副使说和扬州总管说,经许多学者的反复考证,逐渐予以否定和摒弃.蔡美彪教授的斡脱商人说,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寰宇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见解.受蔡教授论文的启发,结合《寰宇记》对乃颜之乱的记述,笔者认为,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主要理由如下:有元一代的斡脱商人,分属于蒙古诸王等各投下.具体到马可波罗,应是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作为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兼任忽必烈宫廷外围侍从.联想起《寰宇记》对宫廷朝仪、大汗行猎和节庆宴饮,记述甚详,显而易见,马可波罗获取这些信息时利用了宫廷外围侍从的便利条件.前述马可波罗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估计也是以宫廷侍从"后列"角色出现的.如果马可波罗未任职宫廷而只是单纯的斡脱商人,他就不太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亲征乃颜,也不可能把汉文史书上载录零散的乃颜之乱及宫廷朝仪、大汗行猎、节庆宴饮等,记述的如此详细逼真.只有其基本身份是宫廷侍从,同时又兼斡脱商人,随从大汗亲征才合乎元廷的典制.此其一.从《寰宇记》的多方面记载看,马可波罗并未进入大汗忽必烈四怯薛番直宿卫的行列,他的身份和角色只能是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宫廷侍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忽必烈藩邸时期已有过王府一般侍从随同他出征的先例.如姚枢应召进入忽必烈藩府,被置于王府"从卫后列","惟不直宿".忽必烈亲征大理时,他也扈从左右.这里的"后列",应指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侍从.估计马可波罗的身份大体相当于侍从"后列".他未曾进入怯薛宿卫士,也能仿照当年姚枢的旧例,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此其二.蔡美彪教授曾对马可波罗出使提出质疑,认为他出使时既未被授予牌符,又无出使记录,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资格,最多不过是随员.这一见解十分精辟.马可波罗确实不像是持有牌符的正式使臣.我们注意到,元朝时期宫廷中承担出使任务的大多是正式的怯薛宿卫士.即使马可波罗仅仅是斡脱商人,充任使臣的随员也有些勉强.如果马可波罗的身份同时又是宫廷侍从"后列",充任使臣的随员,倒算是合乎典制和顺理成章的.陈得芝教授也说,蒙古贵族经常以色目商人作为近侍,马可波罗很像是忽必烈所派近侍身份的小使者.另,世祖朝也不乏其他侍从充任使臣随员的例子.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崔彧"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从史传材料看,崔彧并非正式的番直宿卫士,却因"负才气,刚直敢言",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器重",旋授集贤侍读学士.估计崔彧的身份也类似于宫廷侍从"后列".此其三.关于马可波罗任职扬州,亨利?玉尔指出,《寰宇记》一个较古老的版本写作"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并未提到做官.伯希和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干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的职务可能是管理盐务的官.扬州是全国最大的两淮盐课征集地,平定南宋后不久,元廷即设都转盐使司于扬州,总辖盐课事.由于两淮盐课数额巨大,忽必烈派遣宫廷使者较长时间地驻于扬州,代表皇帝监督盐务或收取属于皇帝的盐课"份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冯承钧汉译本第一五二章载:"叙述此事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第九部地（杭州）之收入".既然马可波罗能"奉大汗命审察"杭州地区的税收,奉命监督扬州盐课也是情理中事.就是说,马可波罗不担任正式官职,"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办理或监督盐务,与笔者所言宫廷侍从"后列"的身份基本吻合.当我们把马可波罗在华身份诠释为宫廷侍从"后列"时,有关他"奉大汗命居住此城（扬州）中三年"而不担任正式官职的说法,也才会讲得通、立得住.此其四.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教授在非常赞同蔡美彪先生的斡脱商说的同时,又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中层的"视察员",除了做斡脱商,皇帝还让他搜集情报,充当耳目.看来罗依果教授也觉察到马可波罗并非单纯的斡脱商人.而"视察员"和耳目,完全可以看作宫廷侍从"后列"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或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的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说,与罗依果教授所见,又有某些相契合之处.
马可波罗眼中的忽必烈大汗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地位及容貌马可波罗尊崇,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他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这种评价是不是有夸大失实的成分?我们首先对照一下中外史家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吧!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评价忽必烈大汗:「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前二则引文为中国史家分别根据蒙古史和中国史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其对蒙古史和中国史的认识和熟悉程度,远较马可波罗为甚,证明马可波罗的描述准确符合实际.马可波罗身为一个对中国史和蒙古史所知不多的西方人,当然不会对忽必烈大汗的地位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只能从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产生对大汗的认识和评价.第三则引文则与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尊崇几乎不相上下.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正如当时人所说:「皇元继宋御宇,奄有诸夏,□弓偃□,天下蕺其威,蠲征缓狱,而天下颂其平,维兹海邦,远在千里之外,慈仁所加,无间轩轾,故诏书每下,斥卤只氓,岩穴之叟投缗植耒,欢喜出所,诚可谓千载一时,太平混合之嘉会.」(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义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关于忽必烈大汗的容貌,马可波罗记述如下: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我们可以从忽必烈大汗的画像中一睹大汗的风采,虽然《元史》并没有关于大汗容貌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中外史料来印证补充马可波罗的记述.
据拉施德《史集》记载,忽必烈出生时,成吉思汗注视著他,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这里说忽必烈出生时皮肤较黑,但不能说大汗成年时皮肤一定也是这样.从他的日常生活看,大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大都或上都接见群臣、处理国事的宫中,再加上其饮食主要以奶肉等为主,所以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面上朱白分明」也不无道理.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为中等身材,四肢匀称,这也符合蒙古人的体质特点.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后写的《蒙古史》中记述蒙古人的容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赵珙《蒙鞑备录》也说:「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可波罗所记之准确性.大汗的生日及庆贺活动马可波罗还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诞生日以及庆祝活动.据他所记,忽必烈大汗的生日为九月二十八日,查《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乙亥年为一二一五年,而八月乙卯即八月二十八日(阳历九月二十三日).两者有所差别.我们对照一下英法译文的原文,就可以解释清楚.
英法译文的原文都作九月二十八日,此处的「九月」的原文是"themonthofSeptember"、"dumoisdeseptember",可见是指西历;而「二十八日」的原文则是"the28dayofthemoon"、"levinghuitiemejourdelalune",无疑是指中国历法.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为意译,是确切的.只是当时马可波罗并不清楚这两种历法的区别,否则,他会直接说大汗的诞生日为八月二十八日」.其实,马可波罗的说法与《元史》完全一致,只不过他用了阴阳合历而已.这是偶然之巧合,还是他亲自在大都或上都听说的?无疑是后者,因为大汗的诞生日是当时最重要的,举国以及邻邦皆知的盛大节日,要举行隆重的庆贺活动.马可波罗住在大都和上都的时间较长,当然应该知悉此事,甚至躬身与会,这从他描述节日盛况的详细以及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就可以推知.
关于大汗生日的庆祝活动,马可波罗记述道:在这一天,除文武百官穿同一色服装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士(佛教)、基督教士、犹太教士、萨拉森人(伊斯兰教士)及其他种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只燃灯焚香、歌唱祈祷,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这一仪式在《元史．礼乐志．天受节受朝仪》中并无记载,在《元典章．礼部一．庆贺圣节拈香》虽有较详说明,但提到的宗教参与人士只有儒生和僧道,而在元代寺庙的「圣旨碑」中才有诸如「和尚(僧)、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蛮(伊斯兰教士)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一类的文字.所谓「告天祝寿」即「专与皇家告天祝寿」.犹太教士当然也参与祝寿活动,因为元代也有许多犹太人来华,但在汉文史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祝寿的记载;《游记》的版本中也只有穆尔以及伯希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英译本引P本(皮皮诺本)有此说法,弥足珍贵.
马可波罗也记述了另一盛大节日──新年:他说,新年开始于二月间,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以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按,中国旧历新年一般在西历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之间,马可波罗说在二月并不全面,可能他对中国新年多半在西历二月与西方新年在一月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这一看法对他已经成为思维定式,他说大汗生于九月是指西历九月,中国八月,即可说明.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波罗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尔说,蒙古人迄今（指十九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元朝秘史》第二○二节记成吉思汗称帝时,「建九脚白旌纛」旗;第二一六节记成吉思汗封兀孙老人为别乞（巫师首领）,让他「骑白马,著白衣,坐在众人上面」,可以为证.其反证是,明朝建立后,汉人新年绝不穿白衣.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遣使臣朝见永乐皇帝,元旦前一日即被告知,次日见皇帝时不许穿白衣白袜和戴白帽,说那是丧服,怕他们仍沿袭蒙古礼节.据《元史．礼乐志．元正受朝仪》（卷六十七）,元旦这天,并无人人衣白的记载.这可能是史家认为衣白是不言而喻的事.更可能是,〈朝仪〉是汉人儒者于至元八年制订的,他们可能不喜欢元旦衣白而有意回避此事,但从〈朝仪〉说「御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蒙语指一色服）,可以推想是暗示一色白服.〈朝仪〉记朝贺礼有几次「拜」、「鞠躬」,「拜」、「兴」,「山呼」、「再山呼」,「跪左膝」、「三叩头」等礼数,以及「圣躬万福」、「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等祝辞,则和马可波罗所记大致相同.注释家法人颇节将马可波罗所记与《元史》比较后,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处（ressemblanceetonnante,冯承钧译为「若合符节」）;亨利．玉尔认为颇节此注是极有兴趣、值得注意的诠释.
马可波罗又说,在这一天,群臣、人民以及各国都要向大汗献上贵重礼品,而且以九倍记.〈朝仪〉有献礼明文,如「后妃、诸王、驸马依次献礼毕」,「文武百僚……礼部官押进奏表章、礼物……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等,但未提到所献何物,而马可波罗所述礼物种类则颇详细.至于礼物以九倍计,也为〈朝仪〉所漏载,但不乏旁证.如《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说「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共九牲──引者）,彩缎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以祭天.成吉思汗赏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妻姚里氏「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
忽必烈的打猎娱乐打猎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较崇尚的一项活动,元统一全国后,承平日久,社会安定,于是打猎就成为当时全国非常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不仅大汗、贵族定期打猎,而且地方官、军队以及民间也在元政府允许的时间和范围内集体打猎.马可波罗在其书中记载大汗打猎的内容有四章之多.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可波罗可能亲自参加了大汗的狩猎活动,对大汗的这一活动很熟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打猎之盛行.
马可波罗首先写了大汗的猎户,「猎户应行捕猎鸟以所获之鸟与大兽献于大汗」,「其数居猎物之半」,「其远道未能献肉者,则献其皮革以供君主制造军装之用」.马可波罗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元史．兵志．鹰房捕猎》说:「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故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缺者也.」马可波罗所说的「所获之鸟」除指一般鸟类外,还应指捕猎用的鹰鹘.《元典章．兵志．打捕》之「休卖海青鹰鹘」中记载「钦依圣旨,打著海青好鹰鹘休教卖了,卖了的人罪过著」;「如有打到海青鹰鹘,如法收养本处官司相验是实,申覆本管官司承省施行」.这则史料印证了马可波罗所说的所获之鸟「献于大汗」的记述.
关于猎户的管理,马可波罗说:「大汗有两男爵为亲兄弟,一名伯颜,一名明安.」他们「各统万人」随大汗打猎.查《元史》大汗御位下有打捕鹰房官八所,大汗统领的打捕鹰房人户（包括民匠户）共一千三百零四户,分布于大都、中都、益都、泰安、卫辉、平阳等地.马可波罗对元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详,不通汉语,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忽必烈大汗的猎户（打捕鹰房）的组织形式,因而对大汗猎户的记述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全准确.他说的大汗的两男爵伯颜和明安,除明安在《元史》卷一百三十五有传外,伯颜则不可考.虽然《元史》中名伯颜者不少,但都对不上号.
另外,马可波罗记述大汗的猎鹰「爪上各悬一小牌,以便认识」.（冯承钧译本）穆尔及伯希和英文本为:"havealittletabletofsilvertiedontheirfeetforrecognition".据《元典章．兵志．飞放》载:「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鹰房子撒的迷失说称,俺为上位的鹰失了与诸人的鹰鹄分辨不得,上奏呵,奉圣旨百姓诸人鹰鹘脚上栓紧的牵皮使用黑色皮子者,休用红紫杂色皮子.」上述公文的时间为至元二十一年,西历一二八四年,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一二七五─一二九一）,因此应该是可信的.就是说大汗的鹰脚上系著红紫杂色的皮子而不是银牌,上面可能有文字以说明其身分.
其次,关于大汗打猎的时间、地点也是一个较重要的问题.冯承钧译本称大汗打猎之地在火奇牙几赤敦（cocciarmodun）.此地即《元史．兵志．马政》中提到的合察木敦,位置约在河套之北.穆尔及伯希和的英文本说,大汗一行来到距大都两日路程的大海洋（theOcean）开始打猎,这里有一大平原叫做CocciarModun,为大汗的打猎之地.
《元史．世祖纪》有两处记了大汗的打猎:「至元十四年八月,车驾畋于上都之北」;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于近郊」.马可波罗所记的打猎地点显然是指前一个,其地在河套之北.此外,马可波罗在记述察罕脑儿的时候,提到大汗在此打猎.据陈德芝教授考证,察罕脑儿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沽源东北囫囵诺尔,位于上都西南约八公里的地方,与上文所述大汗夏季打猎的地方基本相符.
关于大汗打猎的时间,诸本《游记》皆认为是在阴历的三月到五月中旬,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忽必烈大汗身为一国之君,每天要处理很多军国大事,一次打猎用三个月的时间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是他一方面打猎,一方面可处理军国大事.
此外,马可波罗记载大汗乘象车打猎的过程生动详细,为汉文史料中所缺.
马可波罗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角度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形象,他的记述与中国史家过分注意制度和军国大事,而不注意外表形象和日常生活的记述方式不同.因此可以补充汉文史料之不足,这也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所在.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马可波罗重归中国》电视记录片解说词
第一集传奇故事
公元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於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叔马非奥波罗到过远东经商,自称带着忽必烈大汗的使命回到欧洲晋见教皇.
公元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旅行,他们从地中海出发,经大小亚美尼亚,穿过了波斯和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茫茫沙漠,最终在蒙古草原的元上都见到了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忽必烈.此后的17年间,马可波罗居住在当时的元大都,在中国经商,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直到1295年,马可波罗才回到了故乡.由於他经常向人们提起那个繁荣强大的东方帝国,动辄以百万之巨的形容词来描述它的富足,所以威尼斯人戏称他是"百万先生".
今天人们关於马可波罗的所有记忆几乎都来自於他的游记本身,据说在马可波罗回到家乡的第二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爆发了一场贸易战争,在海战中被俘的马可波罗进了热那亚监狱,在监狱中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鲁斯蒂切诺的作家,为了打发狱中的无聊时光,马可波罗将自己在东方游历的见闻口述给后者笔录,两年后成书,最初的名字叫《寰宇记》.1299年,马可被释放,这本书也随之风靡了整个欧洲,自从1477年,第一个印刷本问世后,至今全世界已有130多种译本,中国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最早译本出现在1913年,《游记》共分四卷229章,主要是一部关於中国的旅行记,同时也涉及了往返中国的途中所经过的中亚、西亚和中南亚的情况,这本书第一次让欧洲人认识了东方世界,文字中蕴含着历史文献般的朴实和不可思议的传奇魅力.然而从《游记》诞生之日起,这部作品的真正性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当时的欧洲人根本不相信东方有那样繁华的城市,发达的经济和昌明的文化,世界上怎么会有可以燃烧的石块呢?一张印刷过的纸就能买到贵重的商品吗?很多人都把《游记》当做是一部天方夜谭式的作品,马可波罗被看作是一个骗子,喜欢吹牛的人,甚至有人在舞台以小丑的形象来扮演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相信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彻底摆脱了欧洲就是世界中心的宗教谬论,许多探险者为了寻求东方的财富开始了远航,哥伦布就是其中之一.至今在西班牙基维利亚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藏有一本拉丁文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写满了哥伦布的注释与批语,这本书伴随哥伦布走完了地理大发现的全过程.因此马可波罗和他《游记》也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今天,马可波罗被称为促进中西交流的最伟大的使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被誉为意大利13世纪最宏伟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弗朗西斯.伍德出版了一部专著书名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出了全面的质疑,由此引发了马可波罗学界的巨大反响,马可波罗之所以成为七百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恰恰是因为在《游记》充满了种种真实与传奇色彩的奇妙组合,书中的许多悬疑至今仍为后世史学家所无法破解,这部由口述形成的奇书至今已有100多种传抄本和译本,但是那部由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书写的原稿再也找不到了,手稿究竟到哪儿去了,《游记》中的旅行线路时断时续,甚至常常不合逻辑,是马可波罗的记忆出了问题吗,还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走过这条路,还是抄袭了别人的文字,或者是道听途说呢,在《游记》中,马可波罗的遗产登记以及他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
蒙古大汗赐给的那块金牌可是对於金牌的数目和描述各不相同,真的有这样一块金牌吗?马可波罗说自己见过忽必烈深受器重,可是在《游记》中他竟然搞错了蒙古帝王的亲系族谱,他真的见过那个伟大的世界统治者吗?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之久,可为什么对中国的最具特色的事物只字不提呢,例如长城、茶叶,还有裹小脚的妇女,马可波罗说自己多次奉大汗之命出使各地担任扬州总督三年,可为什么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文献,以及扬州地方志中都没有关於他的一点记录呢,马可波罗说自己的父亲和叔父为元朝军队攻打南宋的襄阳城,作出了致胜的贡献,这是真的吗?马可波罗真的把耶稣圣墓长明灯的圣油带给了蒙古大汗吗?马可波罗真的见过书中描述的那些奇怪诞的事物吗?无头的怪人人蛇大战.
2003年7月9日凤凰卫视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在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大型纪录片《马可波罗重归中国》,联合摄制组正式与媒体见面.
我觉得这次可能这个有特点的,可能是两个卖点,这两个卖点都在"重归"这个字上,一个情况就是世界上也都在探讨就是马可波罗是不是那个时候到达过中国,我今天说的,我们认为马可波罗走过张骞,法显、玄奘和当时中西交流走过的那些路,应该那些地方有他的足迹,那么我们现在的记录恰好感觉到几百年以后当代的人对马可波罗的重归;第二个情况就是,这次国家地理频道选择了Yamashita先生对马可波罗这个研究的探险家和摄影家同行,凤凰卫视选择了翁一先生,中国的探险家、摄影家和马可波罗的学者同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观众认识到他们是今天的马可波罗来重归中国麦克山下,《美国国家地理杂?》著名摄影师从2000年开始麦克山下先生,沿着《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述的路线先后历时三载,跨越十多个国家,拍摄上万张照片,以精彩的画面展示这条大道上不同文化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麦克山下先生获得了国家地理杂最佳故事奖和最佳摄影奖.而他本人也被马可波罗的传奇故事所吸引.
翁一,中国探险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体育报资深记者,从1980年开始,自费行走於《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述过的中国的每一个地方,23年过去了,翁一先生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跨越十八个省、146个市县,拍摄了一万余张图片,他是公认的走遍马可波罗中国之旅的第一人.
一个外国人他能够在中国17年,他能把很多的东西都反应出来,而现在许许多多的书和历史要追溯七百年前,还要引用他《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记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很佩服他,但是我自己所想的,所做的、所走的,我自己感到是自己要圆这个,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一个梦,来自不同国度的探险家和摄影家,东西方两大传媒的携手合作,他们将跨越高原和沙漠,从蒙古草原到江南水乡,用心灵去感受,七百年前的马可波罗时代,用影像去记录今天的传奇故事.
梁冬:在现代的派对上面,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名子叫做全球化,如果你是一般虚伪的话,你也应该常常提到这个字眼,如果你提到的话,有一个备份的资料链接,那就是马可波罗.你必须要知道马可波罗这个人,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七百多年前,意大利有一个商人,名字叫做马可波罗,据说他来到了中国,然后看到了当时元朝的繁华景象,然后回到西方被人抓进了监狱?面,在监狱里的无聊的岁月当中,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马可波罗游记》,后来想不到这本书流传了出去,成为了当时一本很流行的书,就有如我们现在的人去看村上春树或者《挪威的森林》一样,是很风雅的,於是很多的西方人就以那本书为基础,来想像整个东方世界,於是也激发了一拨又一拨西方人向东方探险的历程,据说当时的哥伦布也是怀揣着这样一本书去寻找美洲大陆的,后来在过了700多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今年的时候,马可波罗750岁了,凤凰卫视和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Geography,两个电视就联手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着手拍摄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名字叫做《马可波罗重归中国》,希望按图索引,拿着当时那本书,按照他当时所走过的路线,来拍一下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历史的眼光,再用现在的角度可以呈现出一番别样的景象,当然这所有的情况是基於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他所写的东西真的是他看见的,否则的话一切不是显得很无聊吗.当我把我这种疑问跟我们导演去沟通的时候,他说不会,就算当时马可波罗不是真的来了,他是凭着自己的想像道听途说写了那么一本《游记》的话,我们现在再拍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起码再过750年之后,今天你看到的片断就会成为文物.
13世纪的欧洲在历经了前后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已经显得十分倦怠和疲惫,宗教战争的狂热已经逐渐被,日渐增长的贸易需求所代替,尤其是获得亚洲的宝石、香料和丝绸,欧洲人对这些商品的渴望,保证了这项远渡重洋,历经艰难的通商活动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而正在此时,从蒙古草原迅速崛起的鞑靼人以其游牧式的战争开始了对全世界的征服,在很短的时间里,蒙古帝国的版图已经扩大到了多瑙河和地中海以东的所有地区,在这一辽阔的帝国中实现了有效的统治,繁荣的贸易,多民族的宗教信仰都得到了自由的发展和充分的保护,而此时的威尼斯城邦控制了地中海中部的贸易和交通,他们的势力范围与蒙古人的疆土已经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长於对外贸易,富有冒险精神的威尼斯商人走向耶路撒冷以东,甚至比中亚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求梦想和财富.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正是这些先行者当中的一员,公元1274年,马可波罗一行离开了阿富汗东部的瓦罕地区,走上了帕米尔高原,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中国之行,此高原名称帕米尔,骑行其上更12日,不见草木人烟,仅见荒原,所以行人必须携带其所需之物,其地甚高,而且甚寒,行人不见飞鸟,寒冷极具,燃火无光,根据这段生动的文字,后人推断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时间应在春前,然而行迹中最后这段行程的路线和地点描述含混不清,帕米尔高原地势极高,但是顶部相对平坦,马可波罗究竟是从哪一条路走进的中国呢,今天的人们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位於塔什库尔地区的两个重要山口,红其拉甫和明铁盖大坂.
第二集寻找游踪
生活在塔什库尔的中国塔吉克人,他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很远以前游牧於中亚高原上的塞人,到了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这里出现了定居的塞族,开始接受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影响,诞生了早期的部落文明.
我们中国塔吉克,他就是一直生活在塔什库尔这一带,但是整个高山塔吉克有一个特别部分,生活在"丝绸之路"必经一个地方,虽然帕米高原气候恶劣,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生存了下来,可以说自己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有它的乡村,有它的城市,这些都是塔吉克人搞的,当时很繁华.再一个方面,它就把这个东西的文化融合在一块,变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虽然它是高山上的,虽然它现在和发达的民族不一样,但是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文化,它在这个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它是一个见证.
在托勒密的地理书上,关於中亚石塔的一个记载古代希腊商人提塔雅鲁斯,就是中国去做买卖,他经过了阿富汗的巴尔赫城.古代巴克特拉以后到这个走到20多天以后,就走到这个石塔,他当时写到这个石塔是当时一个很繁荣的国际贸易城市,现在一般的学者都认为托勒密书上的石塔,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的石头城,这个如果从那个算起来,它就是公元初,石头城的规模在《唐书》《梁书》上记载,我们实际量过,顺着这个城墙,古代的城墙有4000米,和古代说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这个城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城墙外墙,这个外墙是顺着山梁这么走的,中间有居民住房,但是乱七八糟的石头堆子,就是原来的居民住房的痕迹,现在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是个以前说的这个官吗,当官的住的地方.
塔什库尔石头城是中国现存的三大石城之一,许多西行的文化使者都曾对此地有过记述,其中尤以唐代高僧玄奘对石头城的描述最为详尽,而也正是因此后人才论断,中国历史那个著名的古国盘陀的都城,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石头城,而《大唐西域记》最有价值的一点在於玄奘记录了一个关於盘陀建国的神话传说,相传中国的大秦公主远嫁波斯,走到这里时遇到战乱没法前行,在停留期间,有从天上骑白马的太阳神与她每日幽会,最终中国公主即没有到达波斯,也不能回国,就带着她的卫队侍从留下来,她生下的儿子在当地做了国王,这就是著名的"汉日天种"的传说.
今天的塔什库尔还留有公主堡遗址,据玄奘考证,那里是盘陀国早期的都城,"汉日天种"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早期的盘陀人在血源上就与中西不同种族密不可分.天地之间的大门敞开着,你和我就站在那里,看见人来人往穿流不息,生命随着河水而消逝.盘陀国曾经一度非常强大,和汉朝中央政权来往密切,它曾将附近几个小国置於自己版图之内,在西域的政治军事史和中西交流史上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大约在唐末盘陀国灭亡,但是这里的人群继续在此地生存.到了马可波罗时代,塔什库尔处於蒙古察合汗国的统治之下,石头城已经是一处著名的驿站,但是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在此地停留和记述,至今也没有任何史学家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今天塔什库尔的塔吉克自治区域就在石头城遗址的旁边,这里生活着大约四万中国塔吉克人,他们是我国56个民族中唯一属於欧罗巴人种的族群,他们崇尚勇敢的高山之鹰,至今在他们的生活中仍保留有许多独特的传统和礼仪.
塔吉克人信奉伊斯兰教,他们非常讲究家庭观念和宗教传统,每家的房屋都是有五根木柱作为支撑,因为它们代表了塔吉克人宗教信仰,信奉的五位圣人.
我们塔吉克民族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塔吉克人诚实,待人热情,家庭生活关系和睦,像你们看到的一样,大人之间相互吻手,长辈在小孩脸上亲吻,都是我们内心热情地反映,我想现在文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风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像那些好的传统还是会保留下来.
塔吉克人以畜养牛羊和农业耕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男人们很少出门做生意,这是历史上就留下的一个传统,在大家庭里最老的长者有着家长式的作风,小辈们对他们都非常尊敬和孝顺.
塔吉克女人首先要孝顺父母和公公婆婆,其次才看她是否会干活,刺绣手艺好不好.塔吉克妇女的针织刺绣非常精美,在她们的生活中,许多的日常用品都是手工制成,许多外来的旅游者都把最具塔吉克特色的绣花小帽和丝巾作为艺术品而加以收藏.塔吉克青年在闲暇之时喜欢三五成群地在郊外欢聚,在鹰笛和手鼓的伴奏下跳起热烈的民族舞蹈来传递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
离开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地区,《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摄制组奔向南疆重镇喀什,在今天的柯尔克孜自治区有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卡拉库拉湖.传说很久以前,这里居住着一家人,他们过着平静的放牧生活,一天强盗抢走了老人美丽的女儿,老人昼夜啼哭守望着女儿,希望她能平安归来,后来老人死去,他的眼泪化作了美丽的湖水,他矗立的身影化作了湖边的雪山.直到二十世纪初,一个西方人来到这里,听到了这个动人而伤感的故事,当地人告诉他雪山的名字叫"慕士塔格",意思是"冰山之父",这个西方人就是亚洲西域探险史的先行者－－斯文赫定.当他把自己与慕士塔格的故事带回西方后,许多西方人把"冰山之父"当作自己东方探险的理想乐园,至今每年仍有许多的登山爱好者来到这里.有意思的是,他们对於东方和中国的认知有不少都来自於马可波罗的游记.
当年的斯文赫定曾经三次尝试攀登"冰山之父",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今天的现代装备帮助下,登顶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不再是一场艰难的旅程,但是两年前还是因为突发的恶劣天气,导致一名外国的业余登山爱好者在此地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我们在慕士塔格峰脚下遇到了一个孤身来到中国的意大利青年,他的名字叫莱昂纳多·乔瓦尼,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意大利有着一份舒适的工作,在与他短暂的相处之中,我们了解了这些普通西方人颇为有趣的生活观念.
乔瓦尼早年曾是一名职业的汽车拉力赛选手,也许这也注定了他热衷於冒险与刺激的性格,对於未知的事物他总保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当他得知我们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马可波罗的纪录片时,突然说他正要去找自己的导游去谈谈,有关如何与马可波罗重新会合,一起回喀什的安排,这让我们觉得十分诧异.
马可波罗年仅17岁就和父亲从威尼斯出发,旅程历时20年,当他回家时没人认识他了,也没人相信他的故事,都以为他疯了,你相信他来过中国吗?
我深信这一点,但当时的意大利人不相信.
在邻近与乔瓦尼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自己此行还要自拍一部有关西域之行的短片希望能带回意大利播放,他相信能够在五天后,自己生日那天登上慕士塔格的顶峰.
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马可波罗游记》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道听途说的解释,以及一些编造的故事,还有一些曾经可能经历过的细节穿在一起的一个故事集成,西方很多人也不把《马可波罗游记》当成一个真实的事情,甚至我听说马可波罗这个字眼,在西方就是一个疯狂的代名词,但是大家已经不CARE,不在乎它是不是真实,因为这些故事源远流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人质疑,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它成为了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它成为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它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重归中国,这一系列专题片就会意识到逻辑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观察与交流,当有一天我们把摄像机对准现在仍然怀揣《马可波罗游记》来到中国寻梦的意大利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意义已经达到了.
喀什古称"疏勒",近代也称"喀什噶尔",它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第一个中国城市,马可波罗提到这里的居民大都从事商业活动,很多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不少外地商人在此地经转周游世界各地做贸易,他的记述文字虽短,但都有着惊人的概括力,喀什自古即为中国新疆西端重镇,沿塔里木盆地边缘而行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这里汇合成一点,几乎所有经行此路的商贾都要在此停留贸易,因此这?也是西方宗教文化进入中国的门户地带.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过喀什噶尔城,有基督教堂,这在今天已经无址可考,但是在伊斯兰教遍及中国新疆地区之前,这里曾经是佛教盛行的地方,然而近代的考古学者在今天喀什市的地层下几乎没有发现过任何有关佛教文化的遗迹.日本著名的西域探险者橘瑞超在他的书中曾经作过推测,今天的喀什城也许不是原址,而最古老的疏勒国中心似乎应该在著名的莫尔佛塔附近.
当我快到喀什的时候,我在左边发现了两个高的土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村长告诉我那个是烽火堆.后来我到了喀什去以后人家跟我介绍,说喀什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莫尔佛塔,因为当时我时间比较紧嘛,就匆匆地到塔什库尔去了,这一次我到了喀什以后,一定要专门地去看一看这个莫尔佛塔,当我一眼看到佛塔的时候,就联想到原来就是那个村长告诉我的烽火堆.
莫尔佛塔是今天喀什地区留存极少的佛教遗迹代表,这座唐代的佛塔赫然耸立於一条古河道旁,从它的建筑形式和周围遗迹判断,当时这里是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的寺院,而这类寺院一般是不会离都城太远的,就在莫尔佛塔附近存有汉诺依古城遗址,而在突厥语中"汉诺依"正是"王宫"之意,在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喀喇汉王朝的穆斯林与佛教徒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以佛教失败而告终,汉诺依古城和莫尔佛塔均毁於战火,所以当马可波罗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新疆已是伊斯兰教的天下,而他所见到的喀什噶尔很有可能是今天的喀什城原址.
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是全新疆乃至全中国最大的一座伊斯兰教礼拜寺,自公元960年,喀什噶尔地方政权喀喇汉王朝正式引进伊斯兰教之后,这?就成为该教自陆路东传我国的基地,马可波罗自此东行所见一切伊斯兰教传统均发源於此.马可提到了这里的伊斯兰教徒在他的书中对基督徒有过记述,但是现在喀什这里已经没有基督教堂了.
第三集"丝绸"之行
梁冬:我们的摄影队拿着《马可波罗游记》一边看书,一边去拍图片和拍纪录片,於是就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喀什,喀什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关节点的重镇,从喀什就有两条路从西方进入中国,一条是北道,一条是南道,北的那条道当时正在发生战争,是当时的一些蒙古族亲王和当时的中央政权忽必烈之间的一场战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和下面各种藩镇割据之间的一场拉锯的战争,所以马可波罗他可是一个商人,他必然要走南线,摄影队也是顺者这条南线一直往前走,去到了一个名字叫英吉沙的小镇,据说这个小镇盛产小刀,有些时候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做摄影队到外面拍外景呢,跟我们在棚里做主持是天壤之别,是因为你在外面拍片子的时候,可以一边拍,一边顺便买些东西,在你老的时候留点纪念,比如说在南边这个摄影队的成员他们就买了很多小刀,大家都非常兴高采烈.
英吉沙是一个小镇,几百米长的街道是从喀什到莎车的必经之地,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产生出全新疆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非常闻名的维吾尔族小刀,全镇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和做刀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英吉沙小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以前,那时的手工艺就已经相当高超,英吉沙小刀造型独特,有四十多个花色品种,刀体平滑光亮,以象牙、牛骨成的刀柄上镶有彩色的珊瑚或宝石,刀身上雕刻出独特的维吾尔式花纹,这些传统的样式到了现代依旧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几乎每一个维吾尔族男子都以佩带一把英吉沙小刀作为可以炫耀的资本.
我想使这些景物与马可波罗的故事产生联系,比如说加工厂,马可波罗在书中多次提到刀剑铸造、金属加工和兵器制造,这些加作坊遍布整条"丝绸之路",也许马可波罗就曾途经这个作坊,他发现在这里刀剑铸造已有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这里也是"丝绸之路"上进行此项工艺加工的最佳地点,我想通过这组镜头表现这些手工艺者之间的互动,籍此表现他们今天的工作状态.刚才我还找人讲述了刀背上花纹的含义,希望能挖掘到更多的文化信息,也许这些工人是数千年前从土耳其移居至此.
他（马可波罗）很少提到自己,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记录了非个人的事物,他肯定带了把刀,这是必需的,用来割绳子、切肉、刻字等等.刀的用处很大,每个旅客都会带刀,不仅仅是自我保护.
在数百年以前,对於常年跋涉於蛮荒之地的商旅来说佩刀不但是生活所需,更是防身的利器,或许是出於对700年前的想像,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影队成员都配备了自己的武器,这也似乎让马可波罗重归中国之旅增添了几分冒险的感觉.
人们常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买买提是一个最地道的维吾尔族老汉,热情而朴实,笑口常开,赶起驴车就唱歌,摄制组决定到买买提家里去看看一个普通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想看看买买提·明的那块两亩多的瓜地.
我家里有五口人,我和老婆,还有三个孩子,他是最小的儿子,我们靠种地为生,主要是种瓜,这瓜一个能卖到1块5毛钱,或者2块钱,赚的钱就用来买穿的衣服,买吃的,喝的,全家人都靠这些生活,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是好了,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有钱买衣服来穿,肚子吃得饱,我是满意的.
买买提的大女儿很早就出嫁了,一个儿子在乡上学手艺,他把最喜欢的小儿子带在身边,因为以后总要有人继承他的家业,两亩地虽然不算大,但一年总能收上一千斤左右的甜瓜,今年靠卖瓜已经赚了八百多元钱,到了夏季之后,地里还要种上一季玉米,来年再种棉花,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从来不会抱怨任何事情.以前种瓜不是这样的,原来没有包产到户以前,这些地是农业社的,大家一块劳动,包产到户后自己分了地,收入还不错,我从小就是农民,学种地,现在我的几个孩子都念书,尽量供他们上学,如果能念好书,长大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
《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会这么的流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有的没有的故事,比如说他当时说在新疆地区有一种棉花,是从石头里面爆炸出来的,叫石棉,是不怕烧,不怕烫的,而当时的忽必烈还专门送了一块用石棉做的手帕给马可波罗的爸爸和他的叔叔,而他的爸爸和叔叔后来还拿着这块石棉做的手帕包了耶稣受难时的衣服送给了教皇,这种故事当然没有办法考究,谁也没有见过那些衣服,不过这个故事本身传播开去.在《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一种故事是后来倒是有便於我们去寻根问底的,就是他说在新疆地区有一种病叫大脖子病,后来我们的记者去寻找,发现还真有这样的一种病.
叶尔羌河是新疆南部最著名的一条大河,它覆盖了从喀什到莎车的绝大部分地区,也使莎车成为了南疆重要的产粮大县.因此,莎车故称叶尔羌王国.马可波罗说这里百物丰饶,居民遵守摩诃末教法,这些都是十分符合史实的,然而游记在这里出现了一段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马可波罗怎么会突然插入了一段对於撒马尔罕的记载呢,撒马尔罕的君主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徒们奉他的命令兴建一座辉煌的教堂,他们从回教徒的礼拜寺内取走了一块大玉石把它用来垫在教堂的顶柱底下,而老国王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信奉回教,於是回教徒强令索回玉石,其目的是希望基督徒的教堂就此塌陷,基督徒们非常生气,无力反抗,他们跪在耶稣面前昼夜祈祷,一天早上教堂的顶柱突然悬空,巨石取出来以后,柱子依旧悬在半空,而教堂完全没有受到损害,至今那悬空的柱子依旧支撑着整个教堂.有关撒马尔罕的柱石传说,中外史籍中均有记载.然而马可真到过撒马尔罕吗,不少专家对此颇感怀疑.
这个故事在我们元代治顺年中间,一三三几年编了一本书叫做《治顺镇江》,在这本书中间有一篇叫做《大兴国寺记》,大兴国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是当时元代在镇江修建的,提到了同样一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寺院的,这个基督教堂的建立者,他的老家是在撒马尔罕,他们老家有一个基督教堂,这个基督教堂有一个柱子和它的基础是分离的等等.所以我们当时看了这个资料以后,我个人的印象就是马可波罗有关撒马尔罕的这段记载,讲的这个故事,他真正得到的消息不是在撒马尔罕,而是在镇江得到的,他只不过在叙述的时候把这个故事放在了撒马尔罕那个部分而已.
在不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还出现过这样一段记载,马可波罗说,在莎车王国有一种奇怪的病,病人的脖子上会长出比头还大的瘤子,如果这些版本中的文字不是后人附会上去,那么马可曾经到过莎车的事实就不该被否认,因为这种地方病在莎车由来已久,直到20世纪初,斯文赫定来到这里时,还曾记述过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患有此种疾病,马可波罗的记载没有错,这种病自古就有,在这里很普遍,直到1949年解放之前,到处可以看见大脖子病,有大脖子的,有头上不长头的,还有身子长不高的,都是可以常见的地方病种类,因为我们莎车饮用水和食用的盐、面缺少碘,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以前还专门拍过纪录片,后来政府努力控制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在今天莎车县的亚克艾日克乡仍能看到当地人沿用古法从戈壁滩中拉取盐土,贫困的当地人就靠从土盐中提取生活用盐,而这种盐是造成缺碘性地方病的根源之一,现在的莎车人已不再食用土盐,但是土盐浸泡出的盐水还是可以用来打馕或是喂养牲畜.
在亚克艾日克,即便是最富经验的老人也说不清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了挖土盐的生活,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在这片大戈壁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对於一切都有自己合理的解释,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人们生活在船上,真主看到他们非常艰难和贫困,就把赐给他们的陆地?额外施恩加入了盐土,这个听起来很像诺亚方舟的传说,传递着的是当地人一种很根深蒂固的信念,既然有真主在,那么生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有理由开心的享受已有的生活.
马可波罗离开喀什经莎车过河田,所走路线正是"丝绸之路"的南道主干线,最终他从且末到若羌,从这里穿越了罗布泊沙漠一直走到了敦煌,完成了他在新疆的旅程,这条古道在三千年前也被称作玉石之路.虽然和田玉名闻天下,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传统中没有中原汉人所推崇的玉文化,他们更喜欢以黄金饰物来体现身份和价值,不过这一切不妨碍玉石在和田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们以玉石为生.
今天是星期五,是和田的玉石巴扎,也就是说集市了,你看这个地方非常古朴,我想在几百年以前也不过如此,仅仅是房子有点改变,过去和田这条路称为玉石之路,因为当时这个玉石到中亚、西亚,用这个玉石来交换那边的一些商品,那么后来逐渐逐渐就是从中原很多的丝绸,也是从这个地方经过和田,经过莎车,经过喀什,再到这中亚、西亚地方去,那个时候就是说用丝绸更多地交换物资,所以慢慢的玉石之路就变为丝绸之路了.
如果说和田人把玉看作真主的赐予是他们的幸运,那么关於丝绸则是和田人祖先,开创古老文明的代表,他们用纯手工工艺提取蚕丝,成最精美的爱地丽斯丝绸,迄今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爱地丽斯丝绸是维吾尔语对和田绸的音译,是维吾尔族及中亚一带,民族服装和装饰用的丝织物,它富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是维吾尔族妇女最喜欢的衣料,线条流畅、粗犷、色彩缤纷艳丽.
2003年八月中旬,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摄制组中方摄影队开始了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的旅程,从沙漠中席卷而来的热浪让我们感到了某种恐怖的气息.700年前,马可一行沿着沙漠边缘的绿洲一步步地前行,他们的足迹很快就被沙漠所湮没,当年的绿洲早已不复存在,无数显现过人类辉煌文明的古城只剩下断壁残垣,不知所踪,自然的侵袭,战火的焚烧,无数疯狂的盗宝者让后人们对古老文明的追忆和探寻,出现了永远的空白.
在凤凰卫视摄影队穿越沙漠公路的同时,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影队先行乘飞机赶赴敦煌.
我来这里第三次了,在这的沙漠我才能看到远方整齐的地平线,第一个描述这里的人是马可波罗,也许以后我能找到原因,但现在为什么人们把它们称作唱歌的沙丘,对我来说仍是个谜,马可记述到沙漠会发出的类似乐器发出的声音,马可波罗曾走过这条路,而今天我们可以乘飞机穿越这里,他可是一路走到敦煌去的.我相信,即使在今天作为旅游胜地,这里的美景仍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麦克提及游记中的沙鸣是马可波罗在穿越罗布泊沙漠时,所听到的恐怖传说,沙漠中无食可觅,故禽兽绝迹,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着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闻鬼言,有时闻乐声,其中鼓声尤显,渡漠情形,困难如此.
当我们的摄影队使用的最先进、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交通设备还是望沙兴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再一次发现我们古代的先祖们是多么的伟大,无论马可波罗本人是不是真的穿过过这个沙漠,但是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有很多真的是穿越了这样一个沙漠的,无论他们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有一些是为了一种比较崇高的宗教或者文化交流,另外一些纯粹就是亡命之徒或者就是为了挣钱,但是无论什么样目的,他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穿越过整个沙漠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不得不相信人的力量真的是可以无穷的.
第四集进入汉地之谜
梁冬:凤凰大视野《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我是梁东,我们继续沿着《马可波罗游记》去拍摄当时他所描绘的那样的一幅伟大的情景,不过当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惑当中,因为《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穿过了沙漠之后他就进入所谓的汉地,也就是汉人所居住的地方,对於河西走廊上的火葬,马可波罗花了很多的笔墨去叙述,但是对於浩荡的长城,他是一点都没有记载.为什么?这是马可波罗的问题,还是这本书的问题,还是我们有问题,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关山越》将天山云海的辽阔恢弘和无尽苍茫的塞外风光呈现在世人面前,而玉门关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关隘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更是引发了诗人无尽的想像.
玉门关位於今天敦煌市西北90公里,相传两汉时西域和田等地所产的玉石必经此关方能进入中原内地,玉门关因此而得名.玉门关关城,这个是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地址,我们现在在这个敦煌的这个玉门关,它的具体时间是在两汉到魏晋时期,它的最繁华的时候是在东汉时期,我们前面看到有个歪歪扭扭一条路,这就是所谓古"丝绸之路"的南道的北干线,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道路曲曲弯弯,宽不过一丈,而且很不平坦,但是在汉代的时候,这条路上确实是正如《四书》上形容的,它曾经繁华一时,当年这条路上正所谓的车水马龙,这个旌旗烈烈,人喊马叫,繁华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沟通主要交通的交汇点就在这个地方.公元前121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奉汉武帝之命出击匈奴,北过居延海,南入祁连山,先后转战千余斩获匈奴三万余人,打通了整个河西走廊,此后汉王朝相继设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个郡县,建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拒两关,河西走廊至此纳入中央政权版图,由於玉门关地处要冲自古既为行兵重地,男儿将士西出关外,征战沙场,心中唯一的企盼,就是能够再次走进玉门,回到家乡为抗击匈奴统一西域各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汉班超,在塞外生活了整整31个春秋,晚年的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言词之中所包含刻骨思乡之情感人肺腑,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安息王子安士高东来求学,在玉门关外的这条大道上,知留下了多少中西交流使者的足迹,到了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这里的时候,在玉门关和敦煌一带还有多处汉长城遗址,而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提及如此重要的事物呢,你不能指望马可波罗在这本书中去讲所有一切,今天大家都觉得应该讲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问为什么没讲茶叶,其实有些很难回答,但是中间有一些问题,比方说长城,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长城在元代没有作用.长城这个名称在中国的各个朝代叫法各有不同,秦代叫长城,汉代名塞,到了明代则称边墙,其建筑结构和样式也随着地形的特点而各有不同,有些地方是高大的砖石砌墙,有些地方是土墙,还有些地方则无墙,铺以细砂观察敌人脚印称为天田,中间以烽燧相连作为通讯联络之用,如遇敌情点燃狼粪积薪,烽火相望,后人判定玉门关外的警讯,最快三日即可传到长安,因此长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事防备体系,历来为世人所重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影队为了展示这一主题专程驱车来到了明长城的嘉峪关,麦克山下曾经在这里拍摄过一组系列照片,在他心目中长城是中国乃至东方的象征.
我们拍摄的活动影像和山下拍摄的静止照片所展示的,对我来说是神秘而亲切的旅行,这是希望通过影片来表现的,我们尽量把画面拍得广阔,尽量用长镜头表现事物的全貌.比如说沙丘旁的骆驼,骆驼显得很小,这就对比出沙丘的巨大,我们还拍到公路上的汽车,在远山面前汽车是如此渺小,山下的第一个镜头是慢慢走向远方,一开始是很近的镜头,观众看不出他身在何处,然后接上远景,我们试图捕抓广阔的感觉,但同时我也热衷於挖掘细微的环节,比如让山下与当地人接触,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走上去拍摄人的近景,不但有描写汽车穿过沙漠,或山下漫步前行的十几、二十秒的长镜头,镜头间会使用快慢不同的节奏,借此来保持故事的活力,不会一直用同样的节奏.
位於嘉峪关城西的,十公里处的这一座烽火台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墩,它是明长城西端的起点,也是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所不能忽略的影像.
上次来这里没有长城没有栅栏,也没有现代建筑,也看不到人烟,当时我完全沉浸在独享这壮观美景的快乐中,能站在长城上是我的难忘一刻.万里长城从这里起步,宛若巨龙一般,穿戈壁,过沙漠,翻山越岭,蜿蜒东行,在麦克看来马可波罗对於长城的空白记忆是一个令人的感兴趣的话题,但他从未因此而有过太多的困惑,因为在麦克的行旅中有着更多现实生活在向他诉说着700多年前的中国,而一切都和马可波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马可波罗显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因为在他的书里面到处都充斥着对商业生活的细致地描写,但是马可波罗也认为,就算是做商人也需要担负某种伟大的使命感,比如说在他的书里面就曾经这样描述他,说他受到了教皇地委托,带了两个传教士,本来是要到中国来传教的,不过后来这两个传教士由於怕死跑掉了,而马可波罗还说自己曾经带了一些圣油,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基督墓里的,长明灯里面的油,他说准备奉献给忽必烈,到底他是不是有带圣油,他到底是不是见过了忽必烈,其实已经无从考究了,但是从这些细节里面传递出一个讯息,那就是马可波罗认为传递宗教是他的一个非常伟大使命,这是他的所有的活动变得有意义的一个基础,而在我们的摄制组跟随《马可波罗游记》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也发现的确宗教生活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马可波罗一行经过了在沙漠中长达一个月地艰难跋涉,终於看见了眼前的一片绿洲,这里就是古称沙州的敦煌,《马可波罗游记》曾经对这个沙漠边缘的城市有过颇为生动详细地描述,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信奉佛教,城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各种各样的佛像,他们对这些偶像十分虔诚,时常带着牲畜去到那里祭祀,对於死去的人这些佛教徒有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葬礼一般选在城外进行火葬,沿途停下灵柩时必须摆上酒食,整个过程中还要烧掉大量的纸人、纸马,还有钱币、衣物的图形,供死者在阴间享用,马可波罗到敦煌这个时候,元帝国率领这个地方已经经营了七八年的时间了,当时敦煌的政治经济、生产水平、宗教信仰都有所发展,敦煌这个地方从东汉以后,特别是在唐代一直是以佛教圣地而著称的,所以武则天曾给予高度地评价,说敦煌这一块地方是"山国神乡".
这就说佛教已很发达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上来看是当时的沙州城,沙州城有好多佛教寺院,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僧尼院,就是和尚、尼姑住的地方,这就证明了古书上记载敦煌是个佛教圣地,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这是马可波罗敏锐地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但是他无缘一睹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在他离开这里600多年后,随着1900年藏经洞惊现人世,莫高窟艺术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才重新为世人所认识,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不能不说是马可波罗的遗憾,马可波罗对於宗教的热情和关注的确非同一般,在他的《游记》中几乎对所到每一个地方都做了有关宗教信仰的记述,其中在途径甘州城,也就是今天的张掖市时,马可对亲眼见过的一尊大卧佛颇费了一番笔墨,而后人发现这些文字描述与张掖市的大佛寺几乎一致,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张掖居住了一年的时间,然而《游记》中没有说明原因,今天的张掖人大多相信这个说法,他们把马可波罗看作是一个友好的使者,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在市中心还为他塑像,把这条街道命名为马可波罗街,"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南北宽仅数十公里,东西长一千二百余公里的狭长冲积平原,这自古灌溉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中国西北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与人文景观,在这里都有着精华式的呈现,《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摄制组来到了一个名叫山丹的地方,这里活跃着一位名叫陈淮的民间摄影家,他常年行走於河西走廊,始终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一段段古老的长城,也对准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普通人.
我觉得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可以借鉴我们古代西北地区,曾经是个重要的商品的集散地,是一个重要的交流的通道,从来就是开放的,没有开放不可能发展,西北地区曾经辉煌过一阵子,那就是因为它开放,有这一条"丝绸之路"到以后的破坏,战争破坏了这条"丝绸之路",逐渐地使整个地方凋敝和经济衰落,这就是可以在历史上吸取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历史这一段,我们熟悉这段历史或者了解这段历史,来进一步地启发,我们怎么个开发这个大西北,怎么个使我们能够又繁荣起来,那就能这样.
20世纪80年代在这里拍摄的一部名为《牧马人》的电影,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山丹马场的生活,今天军马场已经转为地方经营的农牧业公司,这个小镇依旧保持着平静恬淡的生活气息,镇上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由马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组成,养马和放马是人民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各君主或他人之畜养牲畜,如马、牛、骆驼以及其它大牲畜,在畜身上作一记号,任其牧於野中不用人看守,各主之畜混牧一处,赖有记号可以辨识,牧后各归其主,小牲畜则命牧人守之,其躯大而且肥.
第五集艰难旅行
梁冬:今天讲述的是这个游记里面的那一段,马可波罗去到了元上都,上都是元帝国开始发达的都城,现在已经消失掉了,大概的位置是在内蒙古正蓝旗的某个地方,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面,马可波罗说他当时见到了忽必烈,说忽必烈长得唇红齿白,不高也不矮,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忽必烈长得不是那么普通,甚至是有一点点丑,因为据说当时的成吉思汗见到他的孙子长成这个样子还吓了一跳,到底马可波罗是不是真的在他书里面那样见到了忽必烈呢,我说的可能没有什么权威性,还是让那些专家做一番推论吧.
马可波罗一行在历经了长达四年的艰难旅行后,于1275年的夏季来到了位于蒙古草原的元上都,在这里,马可波罗对于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乃至巫术神道都做了生动准确地描述,所以海内外几乎所有认定马可到过中国的专家学者都不能怀疑其真实性,然而真正的焦点在于马可波罗自称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跟随父亲和叔叔进谏大汗复命,可是他真的见过当时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吗.
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忽必烈究竟接见不接见过马可波罗,给我的印象是马可波罗见过忽必烈皇帝,为什么呢,他如果没有见忽必烈,他不会在这儿待17年,而且是后来他在南方当过官.如果是没有见忽必烈,他不会在这儿当官,也不会这个外国人在这儿有那么大的崇高的荣誉.
元上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是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前奉他的兄长,蒙哥汗之命负责建造的,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攻下该城后付之一炬,一个偌大的草原之都从此成为了一片废墟,后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史料记载中,去想象它昔日的辉煌,《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当时的上都仅宫城就周长16里,里面有许多的泉水、河流和草原,在今日元上都的宫城遗址上随处散落着石块与瓦砾,直到八十年代之前人们还可以经常拾到各种色彩的琉璃瓦片,而在遗址中出土的最能反映出当时宫城规模的几个石人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蒙古大汗和他的国家有许多赞美之词,他认为这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繁荣强大之帝国,因此直到他回到威尼斯写下这本书时,他还坚持认为忽必烈在东方继续着他的统治,他当然不可能知道,忽必烈已于1294年去世,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建筑在征伐与血火之上的帝国基业在持续了短短100多年后就訇然倒塌.
作为拥有当时最强大军队的国家在征服一个国家后,它便无法停下脚步,一定会进一步扩张,世界从未见识过如此强大的力量,只有马可波罗指出它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王者,在此之前没人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帝国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至波兰,马可能够从威尼斯安全旅行至中国,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途经的大部分土地都已被可汗占领,这是历史,我想他们是最好的骑兵.
对于蒙古帝国在西征和南下之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战役,马可波罗均曾有所记载,然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于细节的一个描述,当两军列阵之时,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席地歌唱,弹两弦乐器,琴声颇可悦耳.
据史料记载,元代实行两都巡行制,每年的夏季皇帝率领他的卫队和大臣百官从元大都北京启程,进入蒙古草原的上都避暑,马可波罗说大汗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之外,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享受他的人间快乐,他经常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宴会,和他的后宫嫔妃以及皇子贵族们饮酒作乐,而每年总有三个月的时间大汗在北方草原到海边的广大领地上举行大规模的游猎,携带着世界上最凶猛强悍的猎鹰坐在由大家承载的木楼之上观赏捕获猎物,而从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大汗则居住在大都接见前来朝拜的各国使节.如此周而复始,马可波罗抵达大都很有可能就是跟随忽必烈还朝的队伍而行的,当年从上都到大都共有从西到东三条线路,而中间经今天的坝上过居庸关,直抵北京的线路就是昔日的中路,距离不过800华里.2003年8月底《马可波罗重归中国》,中美联合摄制组一同从蒙古草原来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
在这里矗立着一座元代的过街塔,俗称八达岭云台,它是当年蒙古大汗往返于两都之间的必经之地,之所以称其为过街塔,是因为元代时云台上面分别修建有三座佛塔,是蒙古贵族的礼敬佛教地表现,而石壁内侧雕有各式佛像,并用蒙、汉、回等八种文字书有记录文字,塔下的木板路上竟然留有深深的车辙,可以想见当年这条官路上曾经走过怎样的盛大仪仗,这里是今天北京保留下来的极少数珍贵的元代遗存.
马可在中国游历了整整17个年头,其中最多的时间居住在大都,因此他对元大都的记述最为详尽,游记几乎涉及了当时元朝帝都生活的各种层面,城市规划、商业贸易、百姓民生、政治斗争、宗教生活、建筑艺术乃至节日欢庆,如此大量详实的文字,甚至弥补了今天关于元朝史料记载的诸多不足,对于个别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形成了参照,然而麦克曾经被马可波罗怀疑论者问到,既然马可对于中国如此熟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可为什么对于中国所特有的文字没有一丝一毫地记载呢,如果说生活在一个国度17年却对她的独特文化没有印象,是不是太不合常理了呢.
精明的商人马可波罗对于纸币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在游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元代纸币的制造、分类和流通情况,甚至被损的纸币兑换新币,所花的手续费也不曾遗漏,而当欧洲还在使用炭作为燃料的时候,元代使用的煤石则更让马可波罗着迷不已,他的记述令欧洲人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正是由于马可的好奇与细心,他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多次派他出使各地,回来后将奇异见闻转述于大殿之上,虽然有人认为马可在这里有自我吹捧之嫌,但其中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也确实让人难以辩驳.按照《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的出使线路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经太原、西安进入川地,最后抵达云南,其最远行程直到今天的缅甸境内,另一条线路则是经京杭大运河南下,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既今日福建之泉州,而其中的扬州城,马可自述曾经在那里居住管理长达三年之久,尽管众多史学家对此说颇有疑问,但在那里仍有不少关于马可波罗的传说,为了追寻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足迹,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把中国拍摄计划的最后一段安排在了扬州和云南,今天的大运河已不复昔日的繁忙景象,但是这里是当年游历中国江南的重要水上走廊,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大明寺,至今仍是扬州香火最为旺盛的寺院,传说很早以前寺内的一座罗汉像是人们按照马可波罗的形象而塑造的.700年前的奇异故事至今为扬州人所津津乐道.
马可·波罗的回国路线图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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