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作者：唐骏 胡腾
作者简介
唐骏：
196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
1985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五年。
1990年，赴美国继续留学生涯，获得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开始创业生涯，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
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1995年起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
1997年，回国于上海筹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此后四年内，该中心先后升级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和微软全球技术中心。
2002年3月，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并获得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2004年2月，加入盛大公司任总裁。
2008年4月，卸任盛大网络总裁。直至今日，加盟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
胡腾：
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为多部历史纪录片撰稿；著有《中国大宅第》等。中信出版社、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
序：我的成功为什么可以复制
2008年4月15日，北京饭店。我加盟新华都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两百多家媒体齐聚一堂，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手捧聘书，我此前任职的盛大也派代表出席祝贺。熟悉的红地毯，熟悉的闪光灯，熟悉的媒体朋友的面孔。
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我代表所服务的公司经历了无数次大小发布会。其中还有两次发布会完全以我为主角，2002年3月我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2004年2月我以终身荣誉总裁身份离开微软出任盛大公司总裁，那更是我职业生涯的难忘时刻。因此，我对这样的场面绝不陌生。不过，今天的意义有所不同。因为，此次发布会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召开的。
今天，是属于我自己的。
发出邀请的每份邮件、每条短信、每个电话都出于我自己之手。应邀前来的媒体记者，都是我的朋友，我能叫出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在这些媒体朋友中，很多人伴随我在盛大的4年，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还有不少人于5年前我尚在微软中国公司任总裁时采访过我，更有人甚至在10年前我刚回国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时就开始关注我。今天不是发布会，而是朋友的聚会，我一直这么想。
“昨晚我失眠了。”
我的开场白就这样开始了。这无论如何不像一场如此正式隆重的发布会应该说的第一句话，但我说来十分自然。这是对台下这些多年来关心我的朋友的倾诉，更仿佛是我四十多年的人生走到此时此刻不得不说的话。
在场的这些媒体朋友应该都很熟悉我的官方履历：
196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
1985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5年。
1990年，赴美国继续留学生涯，获得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开始创业，先后创办了3家公司。
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1995年起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
1997年，回国于上海筹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此后4年内，该中心先后升级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和微软全球技术中心。
2002年3月，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并获得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2004年2月，加入盛大公司任总裁。
2008年4月，卸任盛大网络总裁。直至今日，加盟新华都集团任总裁兼CEO。
在这样一张内容不可谓不精彩的丰富的履历表背后，自然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成功瞬间：第一次乘飞机出国那天，因为兴奋难抑凌晨4点就起了床。从日本来到美国后，发明风行一时的卡拉OK计分器，被三星公司以8万美元买断专利，因此获得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加入微软8个月后，就因为提出Windows多语言版本开发系统的全新模式而升任高级经理。在东京的一次微软新产品发布会上，第一次有了和比尔·盖茨面谈的机会，我用3分钟的时间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盖茨不禁动容。2002年来到亚特兰大参加微软的万人全球高峰会议，意外地发现我提出的管理理念—“让他人变得伟大”竟成为大会的主题，从此成为微软公认的企业文化。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后的40岁生日，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亲自为我祝贺生日，并称我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率领盛大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后，陈天桥为我开庆功会，进入盛大后一直低调行事的我第一次在盛大管理层前发表意气风发的演说。以盛大公司总裁的身份重新回到微软总部，与比尔·盖茨、孙正义进行合作谈判，盖茨高度认可我对于互联网产业的独特理解，竟然当面委婉地建议我重回微软……昨天夜里，凡此种种场景，皆如电光火石一般，在难以入眠时掠过我的眼前。
但在辗转反侧之际，让我回忆得更多的，却不是人生旅途里这些成功的瞬间，而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失败或挫折，甚至其中的细节都一一纷至沓来：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盛大处在相当低迷的状态，员工对前途开始产生怀疑，媒体也纷纷议论盛大已经走下坡路了。盛大的股价跌到了12美元，而我的期权价是11美元，基本没有了价值。媒体质疑我为什么还不离开盛大，是不是无处可去了。在美国的父母打电话对我说：你回美国来吧，你又不是老板，你又不缺钱，还受那么大的委屈，有必要吗？我也不禁一次次问我自己：我究竟是不是在受苦？我是为了什么在受苦？
2003年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微软总部突然对大中华区进行人事调动，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他随后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的管理架构，把市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媒体开始变得无比热闹，我又成为了自己绝不愿意成为的焦点。职业要求我保持沉默，以保证公司形象和利益不受损失。有关公司、陈永正以及我自己的未来，我只能闭口不谈。在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同时，我苦苦思索：怎样才可以改变现状，重新找回激情？
1994年底，我狠下心放弃了自己一手在洛杉矶创办的3家小公司，以普通程序员身份加入微软。前往西雅图微软总部面试时，我一路幻想着进入微软后自己和比尔·盖茨言谈甚欢的场面，当我对微软人事部的招聘经理说面试后想见盖茨一面时，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然后告诉我根本不可能。此后我第一次目睹盖茨本人，是在一座巨大体育场里举行的年度员工大会上，我坐在上万名同事之中，从几百米之外远远看见了他。那是我职业生涯初期最艰难的转型期，作为一个新人，我在工作上没一样比得过我的同事。每个周末的日子，我都在办公室里苦读Windows的技术书籍，同时近乎绝望地想着：在优秀人才扎堆的微软，是不是永远没有我的出头之日？
1984年，大四时的我为了获取公派留学的资格，毅然换专业考研，在经过近一年的奋战后，我取得全校总分第一的考研成绩。就在以为出国名额毫无问题时，我却在公布出国学生名单的布告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来到研究生处，那里的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没有获得一次三好学生，按照规定不能出国。这都是因为大学前三年的我高傲、冷漠、毫无团队观念，还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所以根本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同学校方面的交涉完全无效后，我痛心不已又追悔莫及，莫非我的前途就这样断送在自己手里？
……
为什么在这个职业生涯重要转折点的前夜，我对艰难时分的记忆远多于对辉煌时刻的品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本是一个非常普通而简单的人，我的人生没有奇遇，也不曾走过任何捷径。在我看来，成功固然让人欣喜，但失败和挫折更让人难忘，真正成功的人是那些可以跨越失败和挫折的人。
就是在这个失眠之夜，我第一次认真地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我希望在这本书里，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我对于这些经历的思考，把我跨越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与读者分享。
我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很长，因此有着很重的校园情结。成为职业经理人后，我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大学生作演讲。经常有学生朋友来问我，不知自己未来的前途在何处，人生的方向一片迷茫。当我回国领导上海微软时，手下的很多员工都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当做父亲看待www奇Qisuu書com网，渴望从我这里得到帮助，甚至希望我指点他们的人生道路。其实，15岁的我、25岁的我，甚至35岁的我何尝不是一样困惑、彷徨和迷茫？因此，这本书的读者，就是那些曾和我一般渴望成功，却找不到成功之道的朋友。
我是一个天生激情，也特别崇尚激情的人。成功的人生的确需要激情，但更需要掌控和保持激情的技巧。人生如果是一场长跑，激情就像火种，我们需要用一把质地优良的火炬，穿越风雨，经历霜雪，把火种保护到终点。我希望自己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火炬。
很多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可以给出一个简明的答案：简单＋勤奋。做人简单，做事勤奋。这就是我的那把火炬的核心成分。
为什么我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转，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内容。
如果我可以成功，你为什么不可以？
盖婚房：生平第一个大项目（1）
那是一个冰冷得不堪回首的冬天。
我13岁，正在常州市第七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工。我被指派的任务是搜罗打地基所用的碎砖石。京杭大运河从我出生的常州城畔流过，南来北往的货船于水面逶迤穿梭，那是这条财富通道自千年以前就有的景象。我却在大运河的水底发现了属于我的财富—这里是全常州城碎砖石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取之不竭，又完全免费。
每天早晨，我推一辆小翻斗车来到运河边，拿簸箕从堤岸下到水边挑拣合适的砖石。它们埋于刺骨冰凉的河水淤泥中，两只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日后我虽然长到一米八多的个头，可以在我自己组建的业余篮球队打前锋位置，但那时却又瘦又小。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砖石的簸箕举过头顶，才能勉强放上一人多高的堤岸，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砖石倒进小车里。寒风瑟瑟中，簸箕缝隙里还总有冰冷的河水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衣服上。我苦不堪言，却又无人可以诉说。
事情要从当年秋天说起。一日，父母突然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家里要自己动手盖房子。父亲告诉我们，自打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出生以后，家里就开始拼命攒钱，十几年下来，已积蓄了总数达2800元的一笔巨资。“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父亲如此说道。
我生于1962年6月。父亲是常州灯芯绒印染厂的一名科级干部，母亲是常州东风印染厂的工人。除了哥哥之外，我还有个比我小8岁的弟弟。我们一家5口人住在常州城中一个小弄堂的旧平房里，两个小房间加在一起30多平方米，连卫生间也没有。常州城不大，走大约1公里就到了城乡交界处，新房子的建筑工地位于那里。
因为在城里弄到块地盖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父亲花了无数心血，用了各种办法打擦边球，终于打通关节在郊区拿到一小块地。这个过程长达数年，其中的人情关系异常复杂。其重点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他所在的工厂里级别较高的干部，此人又和这块地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颇有些交情。正好父亲的这位朋友也想自己盖房子，父亲便央求他找大队书记将两家的地并在一处批了下来。
感悟之一：循规蹈矩难以成事
父亲当时无论如何也要盖房子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20年后，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当年和我同期进入微软的一批软件工程师，10 年后很多人仍旧在老位子上埋头苦干着。而我不是带着只做技术的想法进入微软的，我一直在寻找时机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我也的确做到了。我觉得自己在微软有两步走得很对：一是从一名普通工程师晋升到部门经理；二是在适当的时机当上了微软中国区总裁。回顾我在微软的职业道路，
我不承认自己幸运，因为在微软，没有任何利益是可以依靠幸运获得的。
如果要探究这其中的所谓成功秘诀，我想就是因为父亲教会我的道理：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一种方法不行，还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难以成事。
开家庭会议的那天，父亲还给我们算了这项唐家头号工程的成本。按当时的市价，盖两间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父亲已把我家在泰兴老家的房子用780元钱的价格卖给我的伯父，再加上现有的2800元积蓄，余下的缺口，就要靠我们自己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收入分别是62元和42元。对这两个数字我印象极深，因为他们拿了十多年这样的工资，没什么变动。从我记事起，父母的生活习惯已如苦行僧一般省吃俭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有几十户人家，收入水平都大致相仿，但人人皆知唯有我家的日子过得最为寒酸。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连短袖衫也没有。唯一的一件长袖衬衣，也是我哥哥穿过的，我把袖管往上一撸就变成短袖衫。
父亲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去上课，全力以赴开始盖房子。那时我哥哥正上高一，建筑工地上的活儿需要力气，由父亲和哥哥去干。因为要还父亲朋友在批地一事上的人情，我家主动提出，帮他家把地基也一并打好。给我的分工，就是到外面去捡碎砖头，以做两家地基之用。
两家房的地基约需500车翻斗车的碎砖头，父亲给我定的指标是一年完成。每天推完一车回家，我就在墙上写“正”字计数。整整一年，我心里一直在默念“还有××车”。那个目标像一座被云雾包裹着的山，看上去触手可及，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跟前。
父亲朋友家房子的开工日期是早已确定好的。母亲因此非常着急，天天促我说：怎么这么慢？捡完一天石头回家，我累得趴在桌子沿上休息，等下班后的母亲给我做饭。通常她饭还没端上桌，我已经睡着了。母亲把我弄醒吃完饭，我立即上床倒头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啊土啊。因为家里没有可洗澡的地方。夏天时还好，可以拎桶水在屋子外面冲一下了事，冬天时就无法可想。很多年后，母亲还爱跟我讲起当时的情景。
盖婚房：生平第一个大项目（2）
感悟之二：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
这段经历也让我心态变得很好。现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什么苦我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盛大处于极其低迷的状态。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会离开。因为职业经理人自然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公司走下坡的时候唐骏还不走，别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没地方去，只能窝在盛大？我当时想，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一定要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争口气。
那时候我没走，不单是一个职业选择，还是一桩有寄托的事情。那时，我第一次在心底明确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标杆，职业经理人就是我的事业。为了这样的追求和事业，受苦亦是享乐。
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那条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道。每天都会遇上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简直无地自容。别人总是在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还有更甚者，一路跟在我身后不怀好意地高喊：“唐骏，加油！”而最难堪的时刻，则是撞上我对之暗生情愫的那个女孩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员，皮肤白白的，在那时的我眼中，她简直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般可爱。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无法忍受被她撞见我干苦力的模样。在那一瞬间，一切美好幻想都破灭了，人生就像我拉着的那车碎砖石，丑陋、冰冷，而且毫无意义。
忍无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别的地方捡石头。他们同意了。可那也导致工作效率的直线下降，在别的地方辛苦找寻一天，往往连三分之一车也装不满。眼见规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到大运河边去。
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议：“我不要房子了”，“我长大不娶媳妇”，诸如此类。当种种借口都明显不起效果之后，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起。那天，我看见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就推着我的翻斗车出去捡砖头了。过了很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帮我掖了掖被子。那一夜，我没有睡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一年之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分派给我的活儿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机会偶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要把尽量多的余钱都用在盖房工程上。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亲工厂里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工后，也许是作为一种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二（我读书时高中是两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是磨炼，更是苦难。那时我正处于情窦初开、视面子为世间第一要务的年纪，却被迫每天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刚刚成长起来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
感悟之三：战略现实、战术浪漫
我对自己如今性格的评价是：战略的现实主义者，战术的浪漫主义者。我看问题通常以三年为周期，这三年中的战略目标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标后，就用各种浪漫的方法来实现。我反对实现方法的庸俗，在我看来那就是战术上的低级。我要让实现目标的每个过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于我的思路。对于这个问题，我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了。当时父母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让整个家庭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换了我在那个年代做同样的事，我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和职场人的通病：战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战术上很苦、很累。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所以，
我现在作任何计划，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来不超过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满变数的旅途，现在就跟自己说很久之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国正处在旧时代未去、新时代将临的前夜。那一年，日后将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20岁，史蒂夫·鲍尔默19岁，陈发树15岁，陈天桥2岁。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念大学，是桥牌桌上的好友。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公司，就在这一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鲍尔默则孜孜不倦于他的几个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榄球队经理，《红色哈佛报》编辑，以男生为会员的“狐狸俱乐部”的组织人。生于闽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那时刚初中毕业，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有一口大家赖以饮水的古井，多年后他告诉我这是他把新华都集团的Logo设计成“井”字的原因。而陈天桥，此刻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应该正蹒跚学步，谁也没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不过，就此时而言，无论对于身处的历史时代，还是上述人物，我均一无所知。每日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眼前风景无限萧瑟。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1）
快乐童年的结束：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我出生时之名并不是骏马的骏，而是竞赛的竞。说来有趣，父亲是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给我们兄弟起名字的。我哥哥叫唐政，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母亲特别希望能有个女孩，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下来。等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点才回来。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母不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时我8岁，我给他洗了3年尿布。等父母回到家时，我们3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一下就吃。母亲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起来有点肉味。这样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在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后来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所住的弄堂，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邻居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的高潮期，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著啊，无不声势浩大、群情激昂。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为了体现“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轮到我发言了，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那时候认得的字还很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园，虽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经常一放学就往那里跑。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河边的栏杆走，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间。通常捉迷藏游戏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我喜欢在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感觉，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也许是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还没有正式开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空荡荡的。她客客气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想我的脸瞬间就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急败坏的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蝉蛙的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时节的蝉鸣蛙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髦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暗算”的原因：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偏偏这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班主任关系不佳。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此打压，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过去我是监督别人不许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第一年做班主任，据她的观察，觉得我这个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个比较听话的人做班长。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当时的我甚至已对上学本身失去了兴趣。
当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学时，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种解脱的快意。哥哥向父亲提出，他宁可苦点累点也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头。
推着小翻斗车捡砖头的那一年，我从没踏入过校门半步。此后直到我家的新房竣工，我也极少在学校露面。有一次，老师来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学校参加考试，考多少分无所谓，但倘若不参加就要开除。我去了，数理化各考了十几分。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软的第一个老板之间的博弈
多年以后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我加入微软8个月后，因为发明了Windows多语言版本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为部门经理。我领导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将我的引擎开发模式负责推广到微软总部整个Windows NT开发部门近2000名软件工程师的编程工作中去。我和我的团队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有目共睹。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2）
谁知，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老板戴维·麦克布莱德先生，却给我下了个“绊马索”。他刚加盟微软时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时在另一个部门工作，职权已不如麦克布莱德先生。于是这个上司找到麦克布莱德，说想换一个轻松的岗位。麦克布莱德先生就硬把这个上司塞进我这个团队，并让他做一把手。他的理由是我的部门太重要了，要安置个有经验的人协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工作做得好好的，却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时的我毕竟已不是刚上初中的那个小孩子，我已经成熟了。身处微软的“政治旋涡”中，我明白，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放弃自己，断断不会有好结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暂时的影响，我相信自己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调整心态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终于在后来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机会。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二：我和陈永正无法切蛋糕，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微软设置的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多年来一直是导致微软中国公司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国区总裁时，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之间的权力之争，即使在外人看来也非常明显。我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但微软总部却固执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
2003年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黄存义被调离岗位，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成为大中华区总裁。到了10月，陈永正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管理职责，把市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陈的做法，他是一个想做实事也能做实事的人，不过从个人来讲，我必须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未来。
尽管史蒂夫·鲍尔默向我承诺，我可以在总部挑选任何一个让我满意的岗位，尽管我对工作10年的微软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我希望留在中国，我需要和我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才能让我兴奋。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不能继续追求挑战和激情，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2004年2月，我以“微软中国区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成为盛大公司总裁，并于当年4月成功率盛大赴纳斯达克上市，开始了我职业道路上新的一段激情之旅。
13岁的公关高手，终生不抽烟的原因
一年过去，我终于捡完了那500车的石块。接下来的任务，是和哥哥一起用板车去将各种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上。哥哥比我个子高、力气大，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盖房子需要大量的黄沙，那时候的价格是4块钱一吨。买黄沙颇有讲究，因为这一吨是按十板车计算的。装运时，到底是平平的一车，还是堆得高高的一车，实际分量大为不同。卖黄沙的地方有两个人，一个是看门的大爷，另一个是开票员。开票员通常收完钱开好票就走开了，负责监督我们装运的是看门人。我哥哥比较腼腆，不敢也不愿和别人说话，这搞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后来我发现光说话也不行，就从父亲那里弄了点香烟，每次去给他们发烟。父亲抽的香烟牌子叫天马，上海卷烟厂出的，三毛钱一盒，在当时已经算是好烟了。父亲自己也不太舍得抽。每次去之前，我就找个空的香烟盒，仔细放上三四根烟，小心装进裤兜里。
去了那里，我就主要和看门的老伯聊天。看他心情不错时，我就会说：“老伯伯，你抽根烟吧，辛苦半天了。”如果这时他接了我的烟，就意味着关节已通诸事大吉，即使我和哥哥把黄沙堆得再高他也会放我们走。最多说一句“下次不能这样，这次就算了”之类的话。所以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他收不收烟。倘若遇上对方心情不好不收烟，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只稍微装满一点。因为装得过满，反而会被铲平，还不如只稍多一点，他多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自那时起，我脑子里就有了个根深蒂固的念头：香烟太珍贵了！一根烟就可以换来上百斤甚至更多的黄沙啊。而抽完一根烟却不过只要一两分钟时间。对我而言，这实在是不能接受的奢侈。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抽烟的习惯。
除去黄沙，铺设屋顶用的木头椽子也是需要大量购进的材料。椽子无论直径粗细，都按根数算钱。如果和卖椽子的人关系搞熟了，他们就会让我在一堆椽子里随意挑拣。细的椽子拿回去一根就只能当一根用，而粗的则可以一劈为二，一根就变成了两根。对于亟欲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以控制成本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有时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去买材料。渐渐地，父亲也发现了我的特殊才能。到后来，所有购买建筑材料时的公关基本上都是我在做了。
乐观性格引导成功
我能做这些事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很阳光、很乐观，凡事都往好处想的那种人。这是我性格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和我哥哥脾气都比较倔，如果别人拒绝接他的烟，他便不会再尝试。父亲的性格就是凡事往坏里想，他会觉得拒绝他的烟是对他的侮辱。而我非但不觉得委屈，还会认为别人也许是不方便抽或是不想抽，现在不抽过会儿想抽的时候再给他也行。然后我会想别的办法，帮别人做点事什么的，看他心情好了再递烟过去。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两次不行再试第三次。就这样，别人看我是个小孩，最终大都会接过我的烟。
这种乐观性格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极有帮助。2003年初，我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期间，比尔·盖茨准备来华访问，日期定在大年初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此刻来访时机非常不好。于是我打电话和盖茨的秘书沟通，这位秘书口气强硬地表示，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的。又告诉我，如果我还不死心，直接找盖茨本人。于是我又和盖茨通话，耐心跟他说明情况，孰料盖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我想了想，委婉地说：“盖茨先生，我知道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了，但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正是这句话，成功说服盖茨改变了行程日期。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
只要有良好的沟通心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盖房子的心思，虽然对于这种想法我无法认同。那个年代，结婚对象的好坏通常取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有房子就能找个漂亮些条件好些的姑娘。说来可怜，中国人的这种习惯至今未变。我的父母对未来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三个小孩的前途极不放心。这种心理，对于那个时代很多为人父母者来说本极为普遍，但在我父母身上尤为强烈。对于没钱没势的他们来说，为了保证孩子的将来，盖房子是他们觉得唯一可行的方法。
新房盖好之后，使用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还是更愿意住城里的老房子。我上大学之后，来往的朋友同学多了起来，寒暑假时有人来访，会偶尔去新房子那里住上几天。再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出了国，父母也移居美国，那千辛万苦造好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父亲的冤案，从复仇之火到感恩之心
古语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房子盖好后，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料到一场大麻烦会随之而至。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母亲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却见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家门，说是父亲单位要找他去谈话。看那架势，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仅是谈话那么简单。果然，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月。对父亲进行审查之人的逻辑是：如果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之类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怎么会有经济能力自家盖房子？
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看着母亲以泪洗面，下班后就坐在门口，盼着父亲能回来。我什么也做不了，甚至连安慰她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身边，生怕说错话再惹她生气。
到了第五天，厂里来人通知我家可以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但条件是母亲不能去，只让还是小孩子的我去送。我去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张小床，几个人正在要求父亲写检查材料，前排三个，后排两个，气氛是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我和父亲见面时，旁边也有人看守，以防我们密谋串供。和父亲四目相对时，我几乎没有忍住眼泪。我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说：“不能哭！”出乎我意料地，父亲竟伸出手臂，抱着我一直不松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拥抱。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和脖子上。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家里很好，我们等你回来，妈妈要你对自己好点”之类的话。边上的办事人员在一旁不屑一顾地看着，催促我赶紧离开。父亲又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双手拍在了一起。突然间，我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当时心跳得极厉害，反射似的把纸条紧紧攥住。
从父亲厂里出来后，我走出很远，看看四下无人，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才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不用担心，我什么也没讲，也没什么可讲的，告诉妈妈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站起身来，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走一路哭。我甚至得拼命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的声音太响。我一路哭一路想：厂里的办事人员，你们要是看到我家三个小孩，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年月每天都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你们也会流泪的……为了省下盖房子的钱，那简直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过的生活……就连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做成的（因为害怕被同学嘲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要奋发，我要努力，要把我爸爸“解救”出来，一生再苦再累也要成就这个家……
我属虎，照属相之书的说法，属虎的男人外柔内刚。我轻易不动感情。在我的记忆中，自童年结束以后，自己只动情地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是我离开工作长达10年的微软时。
很快地，周围的邻居、学校里的同学全知道了这件事。每天我都要承受来自各色人等异样目光的扫视。父亲被关了半个月之后，因为厂里的伙食太贵，又得父亲自己付钱，所以提出要家里人给他送饭。母亲把这个任务也交给我。每次去的路上，我似乎都能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看，又去给他爸送饭了。”这是另一段让我难以忘却的折磨。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说来说去，父亲只是个质量检验科的小小科长，和工厂里的财务沾不上半点关系。一个月以后，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释放”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载他回家。快到弄堂口的时候，父亲要我停下车来，两人走路回家。他边走边提高声调说：“尽管查好了，能查到什么？还不是让我回来了！”我知道父亲这席话是想讲给那些嫉妒我家盖了新房、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听的。后来父亲也去厂里再三争取，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我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在父亲身边，夕阳映照下的条石路面，我和父亲一矮一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自那时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复仇的信念—有朝一日，等我有能耐了，一定要亲手把诬陷父亲的那两个工厂里的领导人物送进监狱。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报仇，不管用什么方法。
感谢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
很多早年时发生的点滴小事，都会成为影响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影响，也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慢慢显现。等到我出国留学以后，真的有点能耐了，我的复仇念头却渐渐开始改变。
我想，如果没有这段父亲被冤枉的经历，也许我不会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也就考不上大学，或者就算考上大学我也出不了国，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所以，推演的结果，竟然是没有那两个诬陷我父亲的人，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
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对我的今天满意，那么对于过去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应该予以谢。
如此一想，我的心态便完全平和了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过复仇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为止，我一直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这种感恩之心让我的职场成长也获益良多。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在微软总部工作期间，罗娜特女士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因为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我们两人的部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她不但和我相互协作得非常愉快，而且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表达谢意，逢年过节我都发一封E-mail贺卡祝她节日快乐—当时，我对任何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都这样做。即使后来她一度在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中失去了管理层的职位，我出于感恩的心，和她的交流也一直未停歇。这使得罗娜特女士十分感动。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5个“技术支持中心”。偏偏在此之前，罗娜特在IBM的老上司进入微软做了副总裁，她也得到提升，并成为了评委会的成员。正是在罗娜特女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从公司内外1.8万名应征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画蛋失败，落到第五志愿
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当年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高考。那一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我哥哥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你哥哥考上大学了！浙江大学！”每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羡慕、钦佩，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嫉妒的表情。“这就是考上浙江大学的唐政的弟弟。”还有人竟然用这种方式介绍我。
晚上回到家里，哥哥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哥哥一直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写得一手好字，任谁看来都是一个好学生。之前常州市的全市高考预考他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等到正式高考时他更是我们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何况还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怎能不成为人们羡慕关注的焦点？家里坐满了哥哥学校的同学，门口簇拥着四围的街坊邻居。父亲母亲更是一直在笑，在忙，在体会从天而降的幸福。所有人都在谈论考上大学和古时候中状元的相似之处，哥哥将前程似锦了，我家将飞黄腾达了。
目睹这一切，我心中暗想，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目标。
没有书包，我索性空手上课堂，下课后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以前的功课虽说落下了不少，不过很快就补上来。每次考试，特别是数理化，也常是班上的一二名。那时社会上已有重理轻文的风气，到80年代更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没想到，我后来的经历竟然成了这句流行语的最佳注脚。
1978年9月，我如愿从常州七中考入江苏省知名的常州中学念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早晨，骑车来到学校的我难抑兴奋之情，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是我梦中所想。因为这是常州最好的中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这一年常州中学一共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和我同一批进入常中的同学，来自全市不同的中学，奇Qisuu.ｃom书全凭严格的考试赢得入学机会，被称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我知道自己一旦进到这里，离大学的门槛就又近了一步。
那天上午，老师安排班级的干部分配，我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因为入学考试时，满分为50分的物理我考了49.5分的全班最高分。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头衔，我毫不在乎，我再也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对当不上班长耿耿于怀了。当童工的阴影也已暂时散去。我暗自对自己说：我到这里来是要考大学的，一定好好努力。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第一，在班上学习成绩位列前茅；第二，两年后考上重点大学。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果然不久实现了，第二个却失之毫厘。
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1980年开始，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民办高校，千万双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招生名额。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到来了。
但我却因为两年来的苦读而变得信心满满。离1980年高考的“黑色七月”还有3个月时，我的心情变得莫名轻松起来。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做的题也做了，剩下的就看临场发挥了。我想，依我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该不会有问题吧。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常州市文化宫看了场正在热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两年来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娱乐的时间几乎没有。连前段时间最流行的印度片《流浪者》也没有去看。不过里面那首插曲我还是会唱的，全国人民都在唱，不会也会了。看罢《追捕》出来，我决定把它定为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场景、对白、音乐，我都太喜欢了。当然，还有中野良子扮演的可爱的真由美。我无法不喜欢她的纯情、高贵与温柔，甚至连同她的任性。这就是我未来伴侣的最高标准。想到未来，我的念头又回到高考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中国最大的城市念大学，要么上海，要么北京。将来还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和一个真由美般的姑娘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
谁料想，我的人生美梦却在3个月后遭遇重大打击。
我高考的语文卷竟然只得了59分。问题出在作文上。那篇作文的题目叫《画蛋》，要求在阅读一篇短文后写一篇读后感。短文大意说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年少的达·芬奇跟一位名画家学画，老师却叫他每日反复画鸡蛋，以训练他的细与耐心。读后感自然该写成议论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记叙文。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虽然语文遭遇滑铁卢，但其他科目大都考得不错，我的高考总分其实已经达到了我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招生录取线。但偏偏就是这一年，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纠正重理轻文的风气推出了一条新规定，高考语文不及格的人不能录取。就这样，画蛋没画好的我，只能与心仪已久的复旦失之交臂，一直掉到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邮电大学）。
当年的邮电学院，可不像后来那么炙手可热。一般人对邮电的了解还仅限于邮政通信、固定电话之类。那一年，为了增加全国各大邮电学院物理课的师资，北京邮电学院新设了应用物理专业，我就被调配到了这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专业。根据定向分配的原则，我未来职业的最大可能就是分配回江苏，去南京邮电学院的物理学教研室当老师。这和我之前的人生设计相去何止千里！更可笑的是，在常州话里邮电和油田的发音相同，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经常被周围人问起是否将来要分到大庆油田。这让本就心中不满的我更是不悦之至。
达·芬奇加苏步青，我的命运就被如此奇妙的组合安排去了一条意想之外的轨道。
普通大学也可以造就非凡学生（1）
后来我在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时，手下的员工里有很多人毕业于复旦。我也去复旦作过很多次演讲。看着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触。但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读复旦。如若当年真考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或许如今的我只是众多80年代大学毕业生中的普通一员，在某个政府机关或某家国有企业担任不大不小的领导职务，或者在某所大学里任教，为教授评选资格熬白了头发。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因此而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很多年轻朋友：
能考入重点大学固然很好，但是并非进到重点大学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到了非重点大学你的人生就缺少机会。
在上海微软的时候，我招的很多人并非毕业于重点大学，有来自二三流的学校，或者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专业也都不是计算机专业。我依然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这当然和我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关。既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我能做到总经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呢？我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是学习的能力。大学里学的知识和企业里需要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学习能力强，对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是工作的态度。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距不是那么大，除非是像盖茨那样的神童。即使我不如你聪明，但我只要比你多努力一些，一样可以达到和你同样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
我经常把更多的机会给那些善于学习、有进取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自恃聪明的人。在我眼中，学习能力和勤奋精神远比大学和专业出身重要得多。
去北京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这趟旅途毫无惊喜感可言。家人把我送到火车站，自己带着点零花钱，拎着两个包就上车了。那趟列车是杭州开往北京的，到常州站时车厢里的人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没有空调。正值酷暑，各种难闻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眼花。我就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站了整整21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也没喝一口水。
火车抵达北京，学校的车把我们从火车站接到北邮。我一进校门，心当即就凉了。只见北邮的大小和我的高中差不多，操场甚至还没有常州中学好。学生也很少，整个学校一共只有六栋学生宿舍，其中部分房间还提供给年轻老师住宿。一切都和我想象中的高等学府大相径庭。
好在北京城没有让我失望。去学校的路上，途经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那种宽广和大度的气魄，让来自小地方的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第二天，我就和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去，拍了张照片寄回家。照片上，天安门前的那个瘦小伙，笑得一脸灿烂。
没有一个人喜欢我
班上的同学很多是北京人，他们说话时，语气里总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自傲。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常州的18岁少年来说，我要融入他们的圈子是很困难的。全班只有一台电视机，就放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我们这些外地学生要看电视，得先敲门，而且报上自己的名字。其实本班同学不报名字听声音也知道是谁，但他们却坚持不报名字就不开门。班里第一次组织外出活动，是去颐和园游玩。坐船的时候按男女生搭配的原则分组。北京同学负责分配，班上的漂亮女生都和他们在一条船上。这些细微小事，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身处弱势群体的滋味。
北京同学倒也确有骄傲的资本。他们的英文都比外地生好，生为首都人自然也有见多识广的便利条件。而刚到北京的我，不仅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常州口音，就是原来自以为宽阔的知识面，和那些北京同学相比立刻显出了狭窄和寒碜。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自卑，于是不敢也不愿和别人沟通。上课时，老师偶尔让我到黑板前去解题目，做好题后我的脸都是滚烫的。直到大学毕业前，我从未在超过10个人的公开场合讲过话。
但甘居人后不是我的风格。大一第一个学期，全校新生有一次统一考试，500多名学生坐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一起答题。考高等数学时，时间是两个半小时。4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就交了卷子。监考老师以为我做不出所以放弃了，还劝我再多想一下，能多做出几道题来也是好的嘛。我说我已经全答好了。监考老师非常惊讶，去我的座位上看我的卷子，才发现我说的是实话。等到成绩公布，我考了93分，位列全校前10名。
多年后重回母校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那一届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见到我还会说：你就是那个提前交卷的人。那一次的高数考试其实相当难，居然有个家伙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完了，所以给很多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这自然和我当时的压抑心态有关，我一心只想证明自己。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我得意于所有同学都看着我的那种感觉。从那时起，我才真正被别人注意到。
在那次新生统考后，我对周围同学的轻蔑之情有增无减：他们跟我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我不应该跟这些人一起上学。我甚至对老师也有点看不上眼。应用物理是学校新设的专业，上专业课的老师讲课时都是照本宣科。我在下面看着课本，发现老师虽然照着书念，却时不时会讲错点什么。每到这时，我就会坐在座位上帮老师纠错。这让老师极为反感，当场告诫我发言要举手。可我屡教不改，还是有错必纠。
在同学中我也比较傲气。每逢期中或期末考试，就到了我的开心时刻。因为对于考试，我从来不惧。在考前的自习课上，我便向同学宣布：你们有什么不会的问题可以来问我。倒也真有人来找我，去找老师还得走上十分钟的路，而且我也的确可以解答，他们何乐而不为？
不过，我和同学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融洽。和北京同学本来就有隔阂，和外地同学也说不到一起去。遇上班级活动，不管是干部选举还是联谊晚会，我永远是唱反调的那个人。小学之后再没做过干部的我，对团队概念完全没有认识。并且，出于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逆反心理，别人愿意做的事我都不愿参与。对于这样性格的我，男生都不爱和我打交道，女生就更不用说。理科专业的女生人数本来就少，眼界又非常高。在她们眼里，我除了偶尔在功课上炫耀一下自己，简直毫无过人之处。再加之我还特别没有奉献精神，诸如替女生寝室换灯泡、寒暑假时帮她们拎行李去车站的事，我一件也没做过。
我们班有30人，17个男生，13个女生。没有一个男同学喜欢我，更没有一个女同学喜欢我，虽然女同学中倒有两个人我曾短暂地暗自爱慕过一阵子。
多年以后，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大学时候的性格比较像艺术家：自私、冷漠、情绪不稳定，还老爱挑剔别人。
普通大学也可以造就非凡学生（2）
“成功4＋1”理论
我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很长，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念了两个专业的博士。我身上有着很重的校园情结。因此，成为职业经理人后，我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大学生作演讲。我每年在各大学演讲的次数几乎都超过了20次，差不多一个月要作两场。
我演讲的主题通常包括大学里应该学什么，成功道路上应该注意什么，还包括职业的选择，以及社会公关话题等等。同大学生的交流给了我更多的活力，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人生体会和职业经验与更多的年轻朋友分享。这是我去大学演讲时最大的快乐所在。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问我，到了大二、大三却发现自己仍不知道未来的前途在何处，人生的方向一片迷茫。我因此特别提出了一个“成功4＋1”理论，教授怎样获得成功、怎样超越自我的方法。实际上，这套“成功4＋1”理论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后所必须具备的要素。
“成功4+1”中，4分别代表智慧、勤奋、激情和机遇，1代表性格。
“成功4＋1”之性格
为什么性格决定成功？因为机遇和性格联系在一起。当每个机遇出现时，靠什么把这个机会变成你的？靠的就是你的性格。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好的性格，让周围的人都认同你。你要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正直向上、关爱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每一件事。那么，什么是好的性格呢？
好的性格没有固定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要让别人喜欢你。拿出一张纸，把身边10个朋友每个人身上你喜欢的性格写下来，然后把它们变成你自己所拥有的，这就是好的性格。
有谁不喜欢善良的人？有谁不喜欢宽容的人？有谁不喜欢正直的人？有谁不喜欢大气的人？有谁不喜欢乐观、阳光、向上的人？如果这些性格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别人会不喜欢你吗？多年后，身为职业经理人的我深切体会到，性格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核心因素。我甚至认为，
一个人只要性格好，搭配“4＋1”另外4个中的任何一个，都能获得成功。
如果硬要从我大学的那些坏性格中挑出点好东西，我想孤僻也许算其中之一。大学里我做了4年独行侠，无论去食堂吃饭，还是上图书馆看书，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做。虽然后来我的性格变得相当外向，但同时我也很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到现在我也经常一个人去旅游，在独处的感觉中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这一点对我倒是不无裨益。
回想我的年轻时代，鼎盛期在小学，初中时受挫，高中平坦，大学又受挫。从少年时起就产生的心理压抑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自卑情结也没有根本解决，直到大学时还是严重地不自信。即使偶尔有出头的感觉，也不能弥补我内心深处的创伤。那种无处诉说的苦闷，总在我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沟通技巧是练出来的
我的大学同学对我说，他们如今偶尔看见我在电视上那么能说会道又富有亲和力，不免狐疑：这是我们上大学时候的那小子吗？
这是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沟通能力的重要，胜过我所学的所有专业课。我坚信人是可塑的，人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学会了沟通，你一定可以当一个好员工，当一个好领导。
沟通是一种态度。大学生毕业时的面试是什么？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比如，在你的面试中也许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但你不要说自己不知道，因为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与面试官之间的沟通机会。其实，面试中的答案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沟通的过程。沟通需要什么？
沟通需要放低的心态，更需要技巧。这种技巧绝对不是天生的，而需要后天不断地磨炼。
多年来，我一直精心又刻意地打磨自己的个性，以获得和他人的更好的沟通效果。我秘书跟了我十几年没见过我发脾气，不过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太太跟我过了二十几年，也没见过我发火呢。经过不断地自觉修正自己，我身上冲动的人性部分不断让位于精准的职业部分。正是经过反复练习之后，他们才看见了电视里那个我。
C班生拿了考研英语第一名
大学头三年，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我根本不肯用功读书。虽说上课能给老师纠错，考前为同学个别辅导，但那不过是卖弄一点小聪明而已，三年里我的专业成绩其实一直位居中等偏下。
三年中，我唯一下苦功的科目只有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