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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一碗人情，百年茶典 蔡珠儿
冬日煦暖的午后，麻鹰在海畔悠悠盘旋，我坐在窗边捧读这本《茶之书》，但觉心怡神荡，通体轻盈，乘着阳光的金丝，飘然远举，缓缓脱离这海隅小岛，像麻鹰般飞到天际，鸟瞰山海，纵览人世。原本零敲散打、琐碎芜杂的世界，忽而变得平滑完整，轮廓脉理鲜明，你俯仰其间，游目四顾，于是看得更加开阔清楚。好书的魅力，大抵如是。
1906年，冈仓天心以英文写出《茶之书》，向西方介绍东方的茶道文化，这本小书仅只百来页，轻巧纤薄不盈一握，分量却如泰山磐石，历久弥坚。一百多年来，《茶之书》不断新刊重印，流传世界，除了各种英文版，还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版本，而由英文译回的日文版，更有多种译本，可见其经典地位。至于中文版，就我所知，近二十年来，《茶之书》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繁简体译本，加上这本新译的版本，意义尤其特殊。
然而，茶叶不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吗？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人用英文写，而且还是一百年前出的茶书？
答案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因为中文世界里，没有出现这样的一本书。中国虽有连篇累牍的茶经茶典、茶谱茶话茶录，却没有一本像《茶之书》这样，能以精简如诗的文字，深入浅出，宏观远照，除了勾勒茶史梗概，溯探茶道的核心精神，阐发个中的美学意境之外，还能评比欧亚，论衡东西，具有强烈的文化观点。
南方有嘉木，茶叶发源于中国，华人是最早喝茶的民族，自古迄今盛行不衰，喝茶人口跨越阶层地域，上者细品佳茗，下者抱着玻璃茶罐咕咕牛饮。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固是居家必备之物，在儒家传统中，却也被视为口腹琐事，顶多是文士的闲情雅兴，风花雪月无关志业，饮馔小道不登堂奥。
但是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却把世俗形下的饮馔之事，提升到空灵美妙的哲学高度，甚至是安身立命的终极信仰。茶与茶道，反映出迥异的文化态度。茶叶虽然原产中国，唐代才传入日本，八百年后，却从饮料脱胎换骨，演化成“和敬清寂”的茶道，晋升为一门生命美学，试图在庸碌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淬炼出精纯完美。
《茶之书》以“一碗见人情”破题，生动描述茶道的本质特性，开宗明义就指出：
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茶道表面是美学仪式，内里则渊远流深，奠基于道家和禅宗思想，冈仓天心不惜用两章篇幅，深入阐释茶道的流派和精神奥义。他把中国茶史分为三个时期，唐代的煎茶是古典主义，宋代的点茶是浪漫主义，明代的淹茶则是写实的自然主义，不同的泡茶方式，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时代精神。
茶叶、道家和禅宗，都发源于中国，中国也有过讲求境界的茶道，只是时代断层造成文化裂变。冈仓天心认为，元代以后，中国因异族入侵，经历兵燹战乱，颠沛动荡，致使礼俗隳坏流失。日本反而承传唐宋古礼，并把禅学融入茶事，在15世纪形成茶道。
冈仓天心形容：
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连。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
他说，中国人喝茶，已失去唐宋的幽思情怀，变得苍老又实际，成了“现代人”（He has become modern）。
这里的modern，需要解释一下。不管翻译成现代、摩登或者时髦，这个字眼大半是正面的，意味着新颖进步。然而早前并非如此，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此字在19世纪之前的用法，大部分具有负面意涵。冈仓天心此书虽写于20世纪初，却沿用modern的旧有语义，含有功利实际、市侩伧俗的贬意。
然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冈仓天心的析论与批评，并非针对中国，进行褊狭的民族文化论战，反而是同盟连手，把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等量齐观，以亚洲抗衡现代西方，展开文化的反击批判。
面对西方的无知与误解，他几乎是气急败坏：
西方究竟何时才能够，或者才愿意理解东方呢？……要么不是把我们想成以莲花的香气为生，要么就是相信我们以蟑螂老鼠为食。
冈仓天心的“现代”，是日本的明治时期，欧美列强横霸世界，西风压倒东风，东亚传统饱受蹂躏摧折，引发各种维新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他主张“文明开化”，全面学习欧西文明。冈仓天心却主张“兴亚论”，提出“亚洲一体”（Asia as one）的宏观概念，以“爱与和平”的东方精神，抗衡西方的物质与机械性。
《茶之书》除了是茶道的入门手册，更是亚洲文化的答辩书。好在冈仓天心到底是美术家，不以滔滔理论高谈雄辩，而以优美的文笔和意境，巧譬善喻，引人入胜，藉由介绍茶道的建筑、艺术鉴赏、花艺以及茶人风范，具体演绎东方的精神文明。
茶室是简朴素雅的“不全之所”，艺术是性灵的交流呼应，花草需要珍惜礼敬，而茶人不只在生活中贯彻茶道的唯美精神，更不惜生死与之，以身殉美。冈仓天心以“千利休的最后茶会”收尾作结，把美感推向决绝悲壮的最高点：
唯有以美而生之人，能以美而死。伟大茶人的末日，如同他们此生其它的时刻，尽是高雅动人。
这种近乎宗教的心态，早已和茶无关了，茶就像庭园、插花、陶器等事物，只是通往“道”的工具，到岸舍筏，最终要完成的是生命境界。《茶之书》的迷人之处，就是写出了茶道的美感境界。
一百年后的21世纪，现代文明和东西冲突，早已历经几番风雨，当“后现代”都不再摩登时，这本书反而别有新意。在这个高度专业的时代，学科分类日趋繁细，像《茶之书》这种博物学式的著作，早成广陵绝响。冈仓天心学贯东西，深谙汉文和英语，在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领域纵横穿梭，笔走龙蛇，来去自如，气势如长江大河。
冈仓天心文笔优美，《茶之书》的英文原作有如散文诗，清简隽雅，流丽可诵，然而译起来并不容易，这一中译本除了力求典雅，注释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嚼饭哺人又添养分，更是难得。
台湾作家 蔡珠儿
2008年12月25日
蔡珠儿，台湾地区南投人，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研究所毕业，曾任记者多年，现居香港。著有散文集《花丛腹语》、《南方绛雪》、《云吞城市》等书，曾获得台湾地区第二十届吴鲁芹散文奖
序二、高冈仓松照天心 李长声
冈仓天心的亚洲主义思想很“朦胧”，结果就轻易被政治利用，使他变成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先觉，以致战后其大名一度跟法西斯主义一起被遗弃。
五浦在茨城县东北端，从东京上路，奔驰两小时就到。东临太平洋，松林苍莽，波涛浩渺，风景殊佳，而冈仓天心在此度过自号“五浦钓徒”的晚年，更使它出名。天心有一首《五浦即事》：“蝉雨绿沾松一村，鸥云白掠水乾坤，名山斯处托诗骨，沧海为谁招月魂。”横山大观画过《五浦之月》，画面当中是天心构思的六角堂，太平洋波涛仿佛被浓墨的断崖苍松镇住了，在淡淡的月光下一片宁静。这里有“天心美术馆”，是1997年落成开馆的。
冈仓天心，多么有诗意的名字，也许由这个名字，一般日本人如今已联想不到东京艺术大学，联想不到年年办院展的日本美术院，但是会想起一本读过的书：《茶之书》，这是使日本文化走向世界的书，也能让日本人以及东方人认识自己的文化。
天心生于1863年。父亲在横滨经管生丝等物产出口，得风气之先，把七岁的天心送进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学英语；而他属于武士，教养的标准仍然是汉文，所以同时让天心跟长延寺住持读汉学的四书五经。天心十三岁成为东京大学一期生。十七岁结婚，无知的娇妻豹变为妒妇，竟然一把火烧了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国家论”。匆匆用英文重写，却变成一篇“美术论”，这就是他一生致力于振兴日本美术的起点。踏入美术界，更缘于一位美国人，叫费诺罗萨，日本聘来教政治学，却爱上东洋美术，从奈良寺庙供奉的菩萨油然遥想罗马皇帝的雕像，乃至发表“美术真说”，贬斥西洋画，把日本画捧上天。这么个老外，未必把日本近代化放在心上，猎奇般追求的，就当时日本来说是过时的东西。天心给他当通译，也渐渐对日本及东洋美术满怀兴趣，好似上了贼船，反潮流简直是注定的了。
明治的文明开化，向西欧一边倒，天心认为是“利欲之开化”，“文明乃精神战胜物质之谓”，奋力抗拒时代的思潮。走在美国大街上，故意穿和服招摇，说美国没什么可学的。在欧洲听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放言这大概是西洋唯一能胜过东洋的艺术。不过，终究在文明开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看似国粹主义者，其实骨子里是一腔的东西方兼收并蓄，若不偏巧遇到费诺罗萨，比“脱亚”的福泽谕吉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未可知。他曾对儿子说：“俺自从第一次出洋，大都穿和服通行欧美。你们若是有自信英语说得溜儿，去海外旅行也最好穿日本服装。但语言一塌糊涂，穿和服走路，那我是极难赞成的。”这就是说，掌握了西方文明，就有了底气，才可以排斥它，挽东方文明于既倒。
明治独尊神道，废寺毁佛，很多佛教美术品被破坏，或流失国外。天心毕业后就职文部省，上司九鬼隆一颇给以青眼，派他和费诺罗萨三下京都奈良调查古社寺。这项工作使天心见识日本美术之美，也省悟要保护传统美术，保护文化遗产。又奉命跟费诺罗萨二人赴欧美考察美术教育一年，归国后筹建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美术大学），1889年开学，翌年任校长。讲授日本美术史，草创这一门学问，培养了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等一代画家。少年得志，俨然实现了学生时代的梦想：“豪然跨鹤上青空，一笑吹成下界风。”但是，逆潮流而动，独断专行，自不免招人反感，1898年被迫挂冠而去。一群人追随，联袂辞职，以他为大旗另立山头，成立日本美术院。当时大观画了一幅《屈原》，只见烟云倒卷，鸠雀翻飞，屈原手持香草，眼皮沉重，目光却犀利，画的就是被逐出东京美术学校的天心。在天心启发下，大观、春草等人打破以线描为生命的传统，用没骨的色彩表现空气、光线，画法一新，但世间不接受，贬为“朦胧体”，画院经营维艰。文学家松本清张写过《冈仓天心》，副题是“其内在之敌”，敌是“他意志薄弱，性情多变”，“从另一面来说，就是他‘天才的’自以为是，不负责任”，这种人一旦下台便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天心采取的是逃避，一走了之。1902年出游印度，却变身为另一个天心，向西方弘扬日本及东方文化的天心。他曾于1893年游历中国，是去做美术调查，看到“孤影平沙秦汉月，斜阳残塔隋唐秋”，看到“除却英雄美人墓，中原毕竟是荒原”，感叹“只手难支天柱危，乱山无主杜鹃愁”；就是这一年，印度卓越的宗教改革家辨喜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做了一通轰动美国的演说。天心结识了辨喜，跟随他云游。在中国，天心为东方文化的衰落而哀伤，在印度，辨喜及民族主义诗人泰戈尔的启示与影响激发他，情绪昂扬，用英文撰写《东洋的理想》，1903年在伦敦出版。其实他此前还写了《东洋的觉醒》，但压在箱底，去世二十年后被发现。此稿第一句是“亚洲的兄弟姊妹们”，显然学辨喜的芝加哥演说：“美国的兄弟姊妹们。”《东洋的理想》一书亮出了亚洲主义思想，写道：“亚洲是一个。喜马拉雅山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孔子大同主义的中国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分开，只是为强调两者各自的特色而已。冠雪的障壁须臾也不能阻挠对‘极致与普遍’的广泛的爱。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传，使他们能产生世界所有的伟大宗教。有别于他们，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执着的是‘特殊’，好探求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那么，就拿茶来说，茶对于后世中国人不过是可口的饮料，不再是理想。国家的长年不幸夺去了人们探求人生意义的热情，他们变成折衷主义者，殷勤地接受宇宙的因习，玩弄自然，却并不拼命去征服或崇拜。茶是好东西，常常发出花一般的芳香，那茶碗里却看不见唐宋的浪漫了。而日本呢？日本亦步亦趋跟在中国文明之后，十五世纪茶道在日本定型，从中可见茶理想的顶点。日本成功击退了蒙古入侵，宋文化得以在列岛延续。于是乎，茶乃至东洋文化的盟主当然就该是日本。
“亚洲是一个”，还有在《东洋的觉醒》中提出的“欧洲的光荣是亚洲的屈辱”，由这两个命题，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替天心推导出第三个命题，即“亚洲在屈辱上是一个”，认为这就是天心思想的核心。但屈辱是不一样的，命运并不是一个。天心同情英国压迫下的印度民众，对日本侵略朝鲜及中国则不置一词，暴露其亚洲主义的实质性矛盾。恐怕天心的屈辱感，主要是来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干涉。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说，福泽谕吉拥有彻底的散文精神，而天心的生活态度和构思方式压根儿是诗人。天心的思想游离于现实，与时代脱节，这是与福泽谕吉根本不同的，也是终归失败的原因。“亚洲是一个”的思想很“朦胧”，结果就轻易被政治利用，使他变成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先觉，为“八纮一宇”作伥，以致战后大名一度跟法西斯主义一起被遗弃。历史却像是轮回，曾几何时亚洲主义以各种变貌再度抬头，例如石原慎太郎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著，又鼓动“亚洲对欧美可以说NO”。看来还是冈仓天心要高过蔑视亚洲的福泽谕吉，如若把他的肖像印上万元大钞，或许亚洲人更爱日元。
日本与俄国争霸的1904年春，天心率领三名铁杆弟子大观、春草和六角紫水（近代日本漆工艺先驱）访美，举办展览。《纽约时报》刊登“日本美术的伟大评论家们”的消息，而当天第一版报道的是“日本战胜海参崴舰队”，难怪天心在有如涓涓溪流给人以静谧之感的《茶之书》中会像是没来由地愤激：日本沉溺于温文尔雅的和平的技艺时西洋人常视为野蛮，而日本在满洲战场大屠杀以后西洋人就说日本文明了。他是美的使徒，给美国带来的是东方文化。波士顿美术馆请他整理馆藏日本美术品，后来更聘为中国日本美术部的部长，主要工作是购藏日本画、中国画，宋徽宗摹本《捣练图》就是他从中国搜购去的。1904年在纽约出版《日本的觉醒》，1906年又出版《茶之书》。为什么写这么一本关于茶的书，却是个不解之谜。说法之一，天心在波士顿获得大富豪加德纳夫人的庇护，此书本来是讲演给她们听的底稿。他曾为加德纳夫人演示茶道，赠送过茶具。据六角回忆，若无此夫人为后援，出版《日本的觉醒》连想都不要想。《茶之书》出版后，席卷美国，不仅知识人推崇，而且选入中学教科书，又越海普及欧洲，冈仓之名叫响全世界。
《茶之书》是茶道入门，虽然今天的茶道研究家能从中找出不少的谬误；又是以道教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思想入门，不过，天心常常把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它还是艺术论。天心倾心于老庄，认为道教构成美学理念的基础，禅使之具体化。他说，老子主张事物的真正本质只在于空虚，譬如房屋的实质不是屋顶和墙壁，而是它们所围成的空空如也的空间。说到茶室“数寄屋”，他用谐音把汉字置换为“好屋”和“空屋”，“好”是趣味，因趣味而建，“空”是室徒四壁，不用多余的装饰，于是这小小草庵便有了道——“茶道是化了装的道教”。
天心是天才的演说家，恐怕算不上著述家，尤其有意思的是，包括《支那旅行日志》在内，所有的书都是在国外撰写的。莫非日本不听他的，失其所望，转而向世界倾诉。评论家三宅雪岭说：“钟有两种，西欧的钟里面有锤，从里面响，日本的钟从外面用木杠撞响。”天心是西欧钟，1929年岩波书店翻译出版《茶之书》，声响终于传到了日本。比天心晚生几年的夏目漱石是专攻英国文学的，但英文对他的感受性却构成威胁，而天心的英文得心应手，表达感情比日文更自由。天心有一个弟弟是颇有名气的英语学家，据天心之子说，乃父的读和写都胜他一筹。天心写英文，写汉诗，日文写作则相形见绌，因而在日语环境下鼓不起写作热情也说不定。
1905年天心在五浦海岸构居，翌年把日本美术院绘画部门搬来，称五浦是“东洋的巴比松村”，以之为创造近代日本画的据点。他往来于五浦与美国，每年只半年在五浦，处于退隐江湖的状态。大观等人随天心迁居五浦，创作出近代美术史的名作，“朦胧体”渐成为日本画主流。风景这边独好，却远离人里，远离画坛，寂寞难捱，大观们经常以买笔买纸为借口去东京游荡。
天心倜傥风流，特别爱奇装异服，经常穿道袍，为东京美术学校师生设计的制服是传说的圣德太子样式。他“爱花爱月爱蛾眉”，任东京美术学校长的时候和九鬼隆一之妻偷情，闹得满城风雨，这也是他不得不走人的原因之一。1912年第二次去印度，认识了一位会写诗的寡妇，半老徐娘，是泰戈尔的远亲，回国后青鸟殷勤，挥洒了十九封情书。当然用的是英文，但对于他来说，言志抒情还得是汉诗，所以信上附有“异样的文字”──七绝：“相逢如梦别经年，手抚孤松思悄然，岩上侧身夜萧飒，流星一点入南天。”
流星不曾入南天，转年，泰戈尔作为亚洲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13年，天心带着微笑去了未知的国度。三年后泰戈尔访问五浦，穿上天心遗留的和服摄影留念，并写了诗：
你的声音
朋友啊
在我胸中回荡
侧耳倾听
犹如丛林间
那低沉的海响
一、一碗见人情
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开始是作为药方，慢慢却成了饮品，在8世纪的中国，茶，更以上流社会的风情雅致，步入了诗句的殿堂。15世纪时，日本则将其晋升为一种唯美的信仰----茶道。盖日常生活的庸碌平凡里，也存在着美好----对这种美感的仰慕，就是茶道茁生的缘由。在纯粹洁净中有着和谐融洽，以及主人与宾客礼尚往来的微妙交流，还有依循社会规范行止进退，而油然生出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些都是茶道的无言教诲。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提到茶的哲学，人们不会只想到唯美的精神。这个词所传达的，是我们整套融合伦理与宗教的天人观：它要求卫生，坚持洁净；它在简朴中见自在，无需排场铺张；它帮我们的感知，界定了万物彼此间的分际，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套修身养性的方圆规矩；它还代表着东方民主的真谛，因为不论原本贵贱高低，只要你是茶道信徒，就是品味上的贵族。
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让日本孤芳仍需自赏，这自然有助茶道的发展。日本人从居家摆设到生活习惯，衣裳服饰到烹调饮食，还有瓷器、陶器、绘画，甚至最地道的日本文学，无一不受茶道的影响。有心深入日本文化的人，绝对会察觉茶道无所不在。它既居身贵妇深闺的典雅风范，也进出寻常百姓之家。它让庄稼田夫通晓花草摆设，也让粗工鄙人领略山水造景。在日常用语中，若是有人无能欣赏人生大戏苦乐参半、亦庄亦谐的个中趣味，会被说成是“肚中没有茶水”。相反地，对世间疾苦视若无睹，只知耽溺于波涛汹涌的情绪，而我行我素的人，则会被冠上“茶水太多”这样的说法。
的确，局外人多半不懂我们为何要如此无事生风。他会说：这根本是个茶“碗”风暴嘛！然而，人生的喜乐毕竟只有那么小小一“碗”，很快就会满溢出泪水；对永恒的无尽渴求，又多么使我们不意将其喝干饮尽。只要一这么想，就实在不用责怪吾人，要在一碗茶上大做文章。真要比较，还有其它更糟糕的。在对酒神的崇拜中，人们献祭得太过夸张；甚且，人们过度美化战神的光荣形象。真要如此，为何不奉茶花女为我们的女王，在她祭坛前流泻而出的温情中欢庆呢？只要就着象牙白瓷装盛的琥珀茶汤，新加入的信徒们便可以一亲孔子甘甜的静默寡言、老子奇趣的转折机锋，以及释迦牟尼本人的出世芬芳。
人们如果不能对己身不凡之处，复又感到渺小，多半也就无法察觉他人平凡之中的伟大。一般的西方人总是志得意满，茶仪在他们的眼中，只是另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用来建构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是多么诡异与幼稚。当日本沉浸于优雅和平的技艺时，他们一贯视日本为蛮夷之邦；一直到日本在满洲战场杀害了无数生灵，才改口称日本是文明国家。西方世界近来对日本的兴趣，也只是针对“武士道”----这项让日本军士对自我牺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艺术”，却很少注意到深深代表“生的艺术”的茶道。如果必须要藉由战争的凶光，才能被视为文明，那我们乐于永远野蛮。如果终有一天，我们的技艺与理念将受到应得的尊敬，我们也乐于继续等待。
西方究竟何时才能够，或者才愿意理解东方呢？西方总是用某些事例，加上各种幻想，在亚洲人身上，织起一层层怪奇之网。其内容时常令人悚然以惊，要么不是把我们想成以莲花的香气为生，要么就是相信我们以蟑螂老鼠为食。我们的形象不是狂热迷信，而不愿觉醒；就是沉溺于最低下的感官享受，而不图振作。笑印度的灵性修炼为无知；讥中国的中庸之道为愚蠢；而日本的爱国精神不过是自愿受命运摆布罢了。甚至还认为亚洲人由于神经组织麻木迟钝，所以比较不会感到痛楚！
你们西方人，若想找这类乐子的话，何不也让我们提供一些？亚洲人可是有“恩”必报的。只要看看在我们的故事与想象中，你们又是什么模样，不就有更多的笑料了吗？这些形象，同样也充满了因为观察角度而产生的迷魅，同样也带着不经意流露而出的崇仰，更暗藏着对新奇事物与未知领域的敌意。附庸于你们身上的美德太过高尚，无法吸引我们钦羡；而加诸在你们身上的罪孽又过于离谱，无需劳费我们追究。古时候的智者曾写道：西方人生有毛茸茸的尾巴，只是平时把它藏在衣物之下，而且时常以新生婴儿熬成肉汤为食。这样够糟了吗?不，真正糟糕的是这个：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你们是世界上最不实在的人们，因为在传闻里，你们永远光说不练。
如今，这类误解在我方这边正迅速消失。为了交易所需，欧洲各国的语言在每个东方港口流传。亚洲的青年们群集至西方大学，以求一亲现代教育的芳泽。即使尚无能力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至少我们有颗好学的心。我有些同胞，对于你们的习俗和礼仪不假思索地接受，误以为穿起硬领衫，戴上高礼帽，就完足了西化。这样矫揉造作固然可悲，却表现出愿卑躬屈膝以求的心意。遗憾的是，西方一直以来的心态并不利于了解东方。基督教的传教士，只愿来这里赐予我们什么，却不愿从我们这里领受什么。对东方的了解，就算滤去旅人过客提供的奇闻轶事，欲以我们的文学佳作为镜时，却又毁于拙劣不堪的翻译。能够像拉夫卡迪奥?赫恩，或是像《印度人眼中的生命奥秘》之作者一般，愿意怀着将心比心的情感秉直而书，以手上之笔充作火把，将东方神秘的黑暗驱去，这样的人总是极为少数。
我这番话是如此不留情面，也许泄露出自身的茶道修为竟是何等浅薄。言谈应对，过犹不及，正是茶道中“礼”的精神。但我志不在当一位有礼的茶人，毕竟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长久以来的互相误解，已经造成太多的伤害，若有人愿意为此奉献心力，应无需因此道歉。俄国当初若肯降尊纡贵，多了解日本一些，揭开20世纪的序曲，当不会是那血淋淋的日俄战争。对东方问题的蔑视与无知，换来的是多么惨痛的人命代价！欧洲帝国主义煽动“黄祸”一词时，既无视如此想法之荒谬无理，也未曾了解到，亚洲人终会有认识“白害”残忍之处的时候。看到以上种种，也许你们会笑我们是不是“茶喝太多”啦，但难道我们就不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没喝过茶”呢？
让我们收起攻讦抹黑的话语吧！各自只能拥有半个地球，就算不觉得不满，也要知道不足。发展的路线即使殊异，也没有理由就不能彼此增益。君不见，以内心的平静舒适为代价，你们取得了扩张；虽然无法抵抗侵略，我们却创造了和谐圆满。所以你相信吗，在某些角度上，东方的确是胜过了西方！
不过也够奇怪的，到目前为止，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却是在茶碗中，才真正地相知相遇。各种属于亚洲的礼仪典范，只有茶得到普世的尊敬。白人对于我们的宗教和伦理嗤之以鼻，却对这颜色一点也不纯白的饮料趋之若鹜。下午茶已是西方现下重要的社交活动。从杯盘瓶罐清脆的碰撞声，女主人殷勤温柔的进茶声，以及需要奶精砂糖否的日常问候中，都让人明白对茶的礼拜，已经无庸置疑地建立了。参与茶会的宾客愿意将等在自身前方的未知命运，交给杯底茶叶呈现的晦涩图形，而非理智与哲学来显明，无疑宣誓了此情此景中，东方的精神才是至高无上。
欧洲关于茶事年代最早远的记录，相传出自一位阿拉伯旅人的言谈之中。在他的话中曾经提到，公元879年时，中国广东一省的主要税收，乃是盐茶之税。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写道，1285年时，曾有一位中国的财政官员，因为擅自提高茶税征赋而被免职。欧洲人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才开始对处于世界另一边的东方，有了较深的认识。16世纪末年，荷兰人把如下的消息带回了欧洲：东方农民们所喝的饮料，是采取树上的叶子泡制而成的。在旅人们的记录中，例如乔万尼?巴提斯塔?赖麦锡于1559年、阿尔梅达于1576年、马费诺于1588年、塔莱拉于1610年，也提到种种茶的点滴。同样在161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首度将茶叶带进了欧洲。1636年，它来到法国；1638年，足迹踏上了俄罗斯；1650年，英国终于迎来了这款“受到所有医生认可，来自中国的绝佳风味，中国人自己称它为茶，其它国家叫它Tay，也就是Tea”的饮料。
如同世上所有的美好事物一般，茶在传播过程中也曾遇到阻碍。1678年，亨利?萨维曾主张喝茶是种肮脏的习俗。强纳斯?汉威在1756年那篇《论茶》中写道：养成喝茶的习惯后，男人们失去了仪表，女人们失去了美貌。其所费不赀（一磅约十五或十六先令），让平民百姓自始就无福消受，因而“茶是标榜上流社会的娱乐享受，并且成为王公贵族的社交赠礼”。尽管受到这样的阻力，喝茶一事依然以惊人的速度流传开来。18世纪前半时，伦敦的咖啡馆实际上已经成了茶馆，更是像艾迪逊与史提勒这般文人雅士，在“茶碟”上悠闲度日的去处。不用多久，茶也普及成为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可以向它征税了！提到这件事，便可联想到茶是如何左右现代史的发展：美洲殖民地之所以忍无可忍，决定向英国揭竿起义，正是由于后者对茶课以重税所致。民众将茶叶货柜推落波士顿湾底以示抗议，更被视为美国独立的开端。
茶的滋味品尝起来，让人无法不对它心向往之，而其层层展开、细致微妙的魅力，让它对此爱慕也当之无愧。西方幽默作家很早便知将茶的芬芳香气，混入自己笔下的醍醐之味。它不似葡萄酒那般傲慢自大；不像咖啡那样自顾自怜；更没有可可那种假天真。早在1771年时，《观察者》日刊便说道：“因此，我要特别与所有作息规律的家庭，分享以下心得：每天早晨，请拨出一个小时，一起享用一顿面包与热茶的早餐；同时，我也诚挚地向这么做的人推荐，每日准时送至府上的本刊物，将是您喝茶不可或缺的良伴。”塞谬尔?强森亦将自己描绘成“对于喝茶一事，冥顽不灵，然不以为意，二十年来无饭不佐以茶；以之消磨午后，以之慰藉夜深，以之欢迎早晨。”
查尔斯?兰姆曾写道：“就我所知，不欲人知之善，却不经意为人所知，乃是最大的喜悦”，这段话已深得茶道三味，不愧其身为茶之信徒。隐而未显的美感，非经发觉无法得到；有所保留的表现，却能透露出一切；茶道，正是这样一种技艺。它是一种高贵的手法，让你能够平静而真诚地幽自己一默，这恰恰是幽默的本质：富含哲思的笑意。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货真价实的幽默作家，都可以被称为富有茶思者，萨克雷如此，莎士比亚当然亦如是。那些向物质主义提出抗议的颓废派诗人（这世界什么时候又不颓废了？），某个程度上也体现了茶道精神。也许，正是领悟了自身缺陷的谦抑思想，才让东方与西方如今能在相互安慰中相遇。
道教徒说，在太初之始，精神与物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最终，来自天上、太阳化身的黄帝，战胜了来自地底、黑暗化身的恶魔祝融。身形巨大的祝融，受不了死前的痛楚，一头撞在天顶上，整面玉制的蓝天因此震为碎片。众星因而失去居所，月亮也只能随处漫游在夜空中的嶙峋裂缝之间，不知所终。束手无策的黄帝，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能够补天的人，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头生角，尾似龙，身着火焰盔甲，光彩夺目的女娲，自东海翩然而至。她既是当地的皇后，也是神圣的女神。凭其神奇的炼炉，焊出五色彩虹，终于靠它让中国重获苍穹。不过也有人说，无穷蓝天，女娲终究漏了两个小洞，因此乃有爱恋之阴阳：两个灵魂，在虚空中流转，从不停歇，一直到它们彼此结合，才使得宇宙能够完整。我想，人人都应该用希望与平静，为自己重新打造一面天空。
时至现代，对财富与权力的你争我夺，犹如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般凶残，确实已经粉碎了人心的天空。一切是那么自私唯我与俗不可耐，世界只能在此阴影中摸索前进。知识以放弃良心为代价，为善则以有利可图为条件。东方与西方，如同两尾被弃置于翻腾怒海上的龙，拼命想夺回属于生命的珍宝，但却又徒劳无功。我们需要再有一位女娲，填补金玉其外的荒芜内在；我们等待再有一位神仙下凡。但与此同时，让我们轻啜一口茶吧！午后的阳光照亮竹林，山泉的欢欣跃于水面，沙沙作响的是松树，还是壶中的沸水呢？就让我们渴望无常，而非无限；只不过，当事物之美横现眼前，若是我们痴傻不愿离去，却也难免。
二、茶的饮法沿革
茶，则呈现出东方不同文化传统的心绪。用来煎煮的茶饼，用来拂击的茶末，和用来淹泡的茶叶，分别鲜明地代表中国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的感情悸动。在此且让我们借用已经相当浮滥的美学术语，将它们挂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流派之名。
如同艺术品，茶也需要一双大师的巧手，才能泡制出最高贵的质地。茶有好与坏之分，正如画有高和下之别----虽说我们拥有的，大多是后者。要完成一碗绝顶好茶，手法并非固定，道理就像是要培养出另一位提香，或另一位雪村，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每一种茶叶的调理方法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它与水量水温不同的契合程度，也是它所继承的前人智慧，更是它自己的叙事风格。真正的美，必定恒在自身之中----此一艺术与生命的法则，既简单又根本，社会大众却一直无法明了，人们又因此承受了多少损失呢？宋朝诗人李竹懒，曾愀然指出天底下有三件事最令人哀叹：好青年受不当教育而学坏，好画因肤浅崇拜而浮滥，以及好茶被不谙其道者浪费。
跟艺术一样，我们区别不同时期和流派的茶，其沿革过程可以粗略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煎茶、点茶，以及淹茶，现代的泡茶属于最后这一种。对茶不同的玩赏方式，标示出具时盛行的精神思想----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呈现与表达；不经意的举动，反而总是泄露出自我内心的最深处。孔子曰：“人焉哉。”不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需要去隐藏，才会在微枝末节上尽情展现出自我。哲学或诗歌的成就纵然高尚，但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为道的小事，同样堪为民族理念的注释。举例来说，偏好哪一款葡萄酒，就凸显着欧洲不同时期，或不同国族的风格。茶，则呈现出东方不同文化传统的心绪。用来煎煮的茶饼，用来拂击的茶末，和用来淹泡的茶叶，分别鲜明地代表中国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的感情悸动。在此且让我们借用已经相当浮滥的美学术语，将它们挂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流派之名。
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茶树，其树种特种以及医药方面的功能，很早就为人所知。在古籍里，茶以荼、蔎、荈、槚、茗等不同名称出现，并且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当时不仅仅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它是道士炼制仙丹的重要材料之一，也被许多僧侣拿来防止自己在漫长的静坐中，忍不住睡着了。公元4世纪至5世纪时，茶逐渐成为长江流域居民的最爱，差不多也是在这段时间，“茶”，这个被沿用至今的字形，才首度被造出----很明显地是“荼”的讹用。南朝的诗人曾经留下热爱茶饮的断篇残句谈及“玉液之沫”；当时的皇帝甚至以珍贵茶叶作为对功臣的赏赐。不过在那个时候，喝茶的方法还非常原始。叶子先经过蒸熟捣碾，制成茶饼之后，和以米、姜、盐、陈皮、香料、生奶等配料一同煎煮，有时候甚至还包括葱。现今的藏人，以及许多蒙古部落，都还留存着这种喝法，用上述材料煮成黏黏稠稠的茶汤。至于俄罗斯人加入柠檬切片的动作，则是他们的商队从中国人开设的客栈学去的，可说是古老喝法的延续。
必须等待唐人的巧思出现，茶才从它原始粗糙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踏上精益求精的过程。公元8世纪的中叶，茶史上第一位使徒诞生了。生逢儒、道、释三教寻求如何共融共生的时代，陆羽，凭借其诗人的眼光，在茶事中发现了遍存于万物之中的和谐与秩序，正与当时泛神思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之精神若合符节。《茶经》（也就是茶的圣经）一书，立下了“茶的律则”，他也被后世的中国茶商视为守护神。
《茶经》分为三卷，共计十章。在第一章，陆羽介绍茶树的特质；第二章，说明采茶的工具；第三章，则是提出选叶的标准。据他认为，最高级的叶子必须要“像胡人靴子上的皮革皱纹，像野牛胸间垂肉的折痕，展开的感觉像云雾出谷，反射的光线像轻风拂过的湖面，并且要像大雨刚过的良田般又湿又软。”
第四章则述及二十四种制茶所需的设备，由三角架支撑的“风炉”开始，详细描述其外型功能，一直到竹制的“都篮”结束。陆羽在本章中对道教的象征符号颇有着墨。此外，茶对中国陶瓷制作带来的影响，也很值得观察。众所皆知，中国瓷器的源由，始于试图模仿玉器精致的色泽，而终于在唐朝时，成功地发展出南方的青瓷，以及北方的白瓷。陆羽认为青色是茶碗的理想颜色，它会为茶汤增添一些绿光，相对地，白瓷则会让茶呈现倒人胃口的丹红色。不过，这是由于当时的茶汤，乃茶饼煎煮而成的缘故。后来的宋朝开始使用茶末后，就比较偏好蓝黑色或深褐色的厚碗。流行淹茶的明朝，又变成以白瓷薄杯为上。
第五章是有关煎煮茶饼的方法。与前人不同的是，除了盐之外，其它配料陆羽都主张舍去不要。过去人们讨论甚多的水种与水温，也是这章的重点。最适合做好茶的水，在陆羽看来以山泉水为上，河水与泉水次之。煮水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当水面上冒出鱼目般的细泡时，称为一沸；当气泡有如水晶珠子般滚动泉涌时，称为二沸；当壶水波涛汹涌、翻腾不已时，则是三沸。茶饼要在火边烤到同婴儿臂膀般柔嫩，然后放在精制美纸间磨碎。于水一沸时要加入盐，茶则于二沸时投入。三沸时，则倒入一杓的冷水让壶水平静下来，这样做也能“让水重获生机”。到了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把茶倒到碗中品尝了，嗯！真是天上才有的甘露啊！茶面上的碎叶，有如悬在晴空中的鳞云卷卷，又如浮于青溪上之出水芙蓉。正是这样一款饮品，才让唐代诗人卢仝留下如此诗句：“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轻风生。蓬莱山，知何处？玉真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其余章节所涵盖的主题包括：一般饮茶方法的俗滥之处、历史上喜爱饮茶的名人、中国著名的产茶地区、制茶饮茶上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方法，以及各种容器设备的图标----可惜图标一章如今已经遗失了。
《茶经》一书在当时必然曾造成热烈的回响。陆羽本人与唐代宗（公元763至779年）交好，他的名声亦吸引了许多追随者。这些徒弟们的手艺跟师父还是有所差距，听说一些精于品茶之人可以仅凭味道，分辨该茶是否出自陆羽本人之手。另外，也曾有官员，因为不识茶圣亲治之茶有何精彩，而被史书记上一笔。
盛行于宋朝的点茶，开启了中国茶史上第二个流派。点茶的喝法，是先将茶叶在小石磨中研成细末，这些茶末用热水冲入后，再用竹制的、扫帚状的茶筅，来一手点茶。新的喝法不再是陆羽留下的制茶工具与设备所能应付，也改变了对茶叶的选择，盐更是从此消失在茶的调理过程中。宋朝人对茶的热情是没有止境的，饕客们互相较量谁能发展出创新的手法，甚至定期举办比赛来定出高下。那位太有艺术家根骨，而无能当个好皇帝的宋徽宗（1101至1124年），曾经不惜重金购入稀有的茶种。他本人也写过一篇探讨二十种茶叶的论文，并将“白茶”列为最高贵最稀有的一品。
由唐代到宋代，不仅就何为好茶的看法出现转变，甚至在如何理解生命上，也大不相同。唐人所尝试加以比拟者，宋人则企图直接实现。对宋代理学而言，并非是天理需要透过万物反映出来，而是万物本身就有天理在其中。霎那便是永劫----此生即为涅槃。万物永远都在变动----唯有这点是唯一不变的；这种道家思想充斥流传于当时。引人入胜的乃是过程，而非行为；真正关键的是“去”完成，而不是“完成”。一旦这么想，物我之间便不再有所隔阂。“过”生活这件事，也就获得了新意义。茶，不再只是诗情画意的娱乐，而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方法。王禹偁赞颂茶“沃心同直谏，苦口类嘉言”。苏东坡亦曾经提到茶具备纯洁无暇的力量，有如刚正不阿的有德君子。至于佛教徒中，禅宗的南宗，因其深受道教信仰之影响，故建立了一套精致繁复的茶会仪式。僧侣们于举行茶会时，集结于达摩祖师的画像前，依循着隆重正式的仪节，以同一茶碗轮流饮茶。这些禅宗仪礼最终于15世纪时在日本发展成为茶道。
不幸的是，蒙古部族的势力于13世纪时突然扩张，一举征服了中国，在该次异族统治的蹂躏之下，宋代文化的成果全被破坏一空。汉族正统的明朝，虽然于15世纪起义时打着复兴中华旗号，却深为内政问题所苦，中国也于17世纪再度落入外族满人之手。在这段期间，昔日的仪礼与习俗纷纷消失殆尽，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有个学者注释宋代古籍时，已经茫然不识茶筅的形状。因为时至当时，茶已经是整叶放在茶碗或茶杯中用热水浸泡，茶末相关的饮法早已完全被遗忘了。西方世界之所以对较古老的饮茶方式一无所知，原因也在西方一直到明代建立前不久，才与中国茶艺有了第一次接触。
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连。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他们慢慢变得像是现代人了，也就是说，变得既苍老又实际了。那让诗人与古人永葆青春与活力的童真，再也不是中国人托付心灵之所在。他们兼容并蓄，恭顺接受传统世界观与自然神游共生，却不愿全身投入，去征服或者崇拜自然。简言之，就真无需严肃以对。经常地，他们手上那杯茶，依旧美妙地散发出花一般的香气，然而杯中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仪礼了。
曾经亦步亦趋跟随中国文明脚步的日本，对于中国茶史的三个阶段皆能有所认识。记载上，早在公元729年，就有圣武天皇于奈良皇宫赐茶予百人僧众的事迹。当时的茶叶很可能是遣唐使自唐朝天子处拜领的，因此多半也制成当时所流行的茶饼状。公元801年时，最澄禅师把一些从中国带回来的茶树种子种植于叡山。之后的数百年间，慢慢出现不少茶园茶庄，贵族与僧侣阶级的喝茶风气也开始形成。1191年，赴中国学习禅门南宗佛法的荣西禅师，将宋茶引进日本。当时他所带回的新种子，分别在三地栽植成功，其中一处至今仍然以产出世界顶级的好茶闻名，那就是京都宇治。南宗禅学在日本的迅速流传，也带动宋代饮茶礼仪，以及饮茶理念的蓬勃发展。时至15世纪，在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政的大力扶植下，终于建立了独立于佛教信仰，专属于世俗风情的茶道仪式，自此日本茶道正式问世。中国之后出现的浸泡茶，则一直到17世纪中叶才为日本人所知，相对来说也是相当新潮的。虽然在日常饮用上，茶叶的确取代了茶末，不过抹茶一道，依旧是日本文化中的茶中之茶。
日本茶道的仪式，让人得以见识最极致的饮茶理念。1281年，日本成功阻挡了蒙古大军的入侵，使得受游牧民族侵略，在中国本土遭到无情扼杀的宋代文化，能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下去。在日本人的手上，茶所代表的，不仅是藉由特定的饮茶形式，体现某种理念；它更是一种对生命精彩之处的信仰。茶，是人们私心崇拜纯净优雅，所使用的托词。主人与宾客的来往之间，共同成就俗世的至上祝福，也让此情此景成为一次神圣的会面。在生命荒野中，茶室正如一隅绿洲，让厌倦世间枯燥乏味的人生旅人，能够相聚于此，一饮艺术鉴赏的活水。每次茶会，都是一次即兴演出，以茶、花、画交织出当下的剧情。色彩不应违反茶室基调，声响不可扰乱周遭律动，姿势不能有碍感官和谐，言语不当破坏物我合一；一举一动务求简单自然，这些全部皆是茶道仪式的目标。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常常可以成功达到这些要求。除此之外，隐身于茶道背后，更有套精致微妙的玄理：茶道思想，其实就是道家思想。
三、道与禅
一个人若能掌握生命艺术的精髓，便可称作是道家的真人。对这样的人来说，出生乃是进入了一场大梦，而踏入此梦则是为了能在离世之时，见识到梦醒的真实。他磨练自己的心智，好隐晦入悠悠大众之中。
众所皆知，禅与茶两者的关系深远。前面已经提及，茶道仪式是由禅宗茶会发展而来的。而道家始祖老子这个名字，也与茶的历史紧紧相连。中国的童蒙教科书写道，对客人奉茶的习俗，乃是源自于关尹。他是老子的知名信徒，在老子西出函关时，对这位“老哲人”，奉以长生不老的金色仙药。我们无需太过执着这则故事的真伪，虽然就确认早期道家饮茶之目的为何而言，这点是很值得去探究的。不过，此处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发源自道家与禅宗，而在日本茶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的生命观与艺术理念。
虽然存在着一些值得赞赏的译作，不过很遗憾，道家与禅宗的教义说法，目前为止似乎还是无法准确地用外国语言表达出来。
翻译永远无法达到完全忠实，就像一位明代作家说的，再好的翻译，至多也只能像观看一帛锦绣的背面，一丝一线纵然针针安在，色彩花案终究无法惟妙惟肖。然而，真正精妙的道理，从来就是难以说予人知。古圣先贤的教诲，也从来不是井然有条。其结论总是莫衷一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只触及表面。与之交谈，一开始总以为他们痴愚，结束后才发现自己长了见识。老子就以他一贯的奥妙风格说道：“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
“道”，字面上来看，意思就是“路径”，间或翻译成“正途”、“绝对者”、“法则”、“自然”、“至理”、“模式”。这些翻法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之处，因为道家也会随着探讨主题的不同，而赋予“道”不同的意义。老子自己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先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与其说是路径，不如说“道”的意义是“在路途上”。它是无穷幻化的精神----是无尽的生成过程，一方面不断返回其自身，一方面却也藉此呈现出新形态。龙，这个象征之所以深受道家喜爱，也是由于它盘踞于自己身上的外形，正符合道的特色。其或聚或散，并无常态，亦如浮云一般。道，也可说是“变易”。用带有主体色彩的话来说，道是天地万物之心。道的绝对性，在于它是相对的。
有一点必须要先加以叙明：道家，如同它的正统后继者禅宗，代表着中国南方人士的个人主义思潮，与北方由儒家代言的共同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中国，这个处于天下中心的王国，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大，两大长河贯穿其中，风土民情也随之迥异。长江与黄河，可说是类似于地中海与波罗的海。即使是历经数百年统一的今日，南方与北方在想法与观念上还是存在着差异，犹如拉丁民族与条顿民族（日耳曼人）的不同。在通讯不如现代发达的古时候，尤其是在封建时代，这种思想上的差异当更为显著。供养出诗歌与艺术的土壤气候，在南方与北方之间是截然不同。在老子及其追随者，甚至在屈原这位楚辞的先驱者身上所出现的浪漫主义论，无法见容于同时期的，针对道德伦理做出长篇大论的北方作者。附带一提，老子大约早于基督五个世纪。
道家哲思的最初来源，其出现的时间比以“长耳”为外号的老子，还要早得多。老子本人的思想，在一些中国古籍，尤其是《易经》之中，便可寻得端倪。只不过，当时中国古文明崇尚的是规范与传统，尤其以建立于公元前12世纪的周朝文化为最，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因此受到长期的压抑，一直要等到周朝分崩离析为无数独立的王国，它才能在思想自由的土壤上茁壮成长。老子与庄子同样都属于南方人，也是众多于此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新学说中，其中一门新学说的开创者。另一方面，孔子，以及其徒子徒孙，目标则在于复兴古代传统。因此，若对儒家思想没有基本的认识，即无法理解道家的说法，反之亦是如此。
前面曾经提到过，道家的“绝对”乃是“相对”。这使得在伦理道德方面，道家对法律以及社会道德规范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对错，也只不过是一组相对的词汇。赋予定义的同时，也就设下了局限----“固定”、“不变”所代表的，其实是不再生成变化。屈原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道德标准的起源，其实是过去社会的需要，然而，社会难不成从来不曾变化吗？人人遵循共同的传统，必然需要个人持续地向国家作出牺牲。为了要欺瞒众人，令其皆入礼教彀中，教育所培养的，乃是无知的人民，只求他们行止必须得宜，却不令其了解真正的善良为何。人们在意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其程度夸张到反而成为一种邪恶。我们从来不愿原谅他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也是有罪的。良心之所以必要，在于没有人敢对他人吐露心中的真话；至于自尊之所以必要，则是由于没有人敢向自己据实以对。一旦世界本身就如此荒谬怪诞，又如何教人对其严肃看待？到处所见者，说穿了都是交换。荣誉！贞洁！瞧，那志得意满的推销员，正在兜售这样的善良与真理。即使是所谓的信仰，甚至也是用钱买的，内容反正不过是些肤浅的道德信条，加上鲜花音乐，做些圣洁妆点。一旦拿掉只知讲求枝微末节的教会，还能剩下什么呢？然而宗教的托拉斯，却还是惊人地成长，因为它的“收费”异常低廉----一次祈祷，就能拿到通往天国的门票，一份文件，就成了吾乃良民的证明。要把自己藏身于众人之中，一旦你真正的用处为世人所知，马上就会被公开拍卖，由出价最高者得标。世间男女，为何如此喜欢宣传自己呢？这难道是种源自奴隶时代的本能吗？
道家思想的活力，对同时期思想家造成的震荡，并不逊于其支配后世发展的程度。开创统一伟业的秦朝，也就是西方之所以称中国为“China”的由来，其统治的期间，也是道家大为活跃的时段。若有时间细究一下道家对当时的思想家，包括数术家、法家、兵家、阴阳家，以及之后的楚辞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当是非常有意义的事。甚至，我们也不可忽略那些以“实名”为探讨主题的理论家，他们论辩白马是因为其白，抑或因为其坚，所以才可以为实呢？当然，也不能忘了六朝的清谈之士，他们与禅门弟子一般，沉迷于“净”与“玄”的讨论。无论如何，中国文化之所以形塑出“温如玉”，这种优雅自制的人格特质，必然要归功于道家。无论是太子，或隐士，道教信徒们遵从着教义行事，获致了多彩多姿的成果，这样的故事充斥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它的内容充满奇闻、警句，及寓言，才会如此精彩丰富。而假如不是在趣味情节中带有警世真理，故事也难以如此流传。我们非常乐意跟这些故事中的皇帝促膝长谈，他既长生不老，话语又趣味盎然。我们能与列子一同御风而行，却发现一切竟如此宁静，原来我们自己就是清风，又或者我们能与河上公一起浮于半空，他不属于天，亦不属于地，故能在两者之间遨游。即便现在的中国道教已然走样，变得荒诞不经，依然充满丰恣迷人的想象，远非其它教派所能企及。
不过，对亚洲的人生样貌来说，道家的主要贡献是在美学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总是称道家为“处世之术”，因为它所关注的是当下----也就是我们自身。是在自身之中，才融合了“神圣”与“自然”，才隔开了过去与未来。“现在”，其实是不停推移的“无限”，也是“相对”的本来所在。既然有“相对”，就必然有“调整安置”；而“调整安置”便是“艺术”。生活的艺术，便在于不断重新安置周遭环境。有别于儒家与佛家，道家对于尘世的一切，会如其所是地接受，在其中的忧烦苦痛中，试图找出美之所在。宋代流传一则有关于三位尝醋者的寓言，巧妙地表现出三家之言的特色为何：话说，释迦牟尼、孔子，与老子，同立于醋缸----象征着人生----之前，三人各自用手指沾尝一口。实事求是的孔子说醋是酸的，佛陀则谓其苦，老子却称其甜。
道家主张，若是人人都能够保持物我的和谐，生命定能更加喜乐。此世的人生大戏若要搬演成功，秘诀就在于如何维持万物之间应有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一任他人自在的同时，亦能不失自己的立场。想要扮演好个人的角色，必得对整出戏码有着通盘的了解才行；在考虑自我的同时，切勿失却了整体的关怀。关于这点，老子拿出他最爱的暗喻手法，用“无”来向我们阐释说明。他认为真正的本质乃是存在于“无”。举例来说，一个房间真正的实在，是由屋顶与墙壁所圈出的空间，而不是屋顶与墙壁本身。水壶的有用之处，在于它拿来盛水的空间，而不是水壶的形体，或是它的原料。“无”，因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不能。唯有在空间之中，才能存在动作。能藉由自己的虚怀若谷，接纳所有异己，人才有办法无入而不自得。作为整体，永远都能够宰制部分。
这些道家的想法，对于我们任何面向的行为理论，都发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包括了剑道与相扑。日本独有的自卫武术----柔术，即得名自《道德经》中的某章。柔术的理论是试图诱出、进而消耗对手的气力，但不是藉由直接与其对抗，而是透过空无，留存自身的力量，以待在最终的决战中取得胜利。暗示手法在艺术上所特有的价值，也显现出“无”这项原则在其中具有的重要性。透过留白，观赏者获得补完作品意念的机会，也因此，一件旷世之作，必定有着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你的注意力，直到你感觉自己似乎真的成了作品的一部分。空白的存在，正好让你可以自由介入，并且穷尽自己的美感情思，来将其填满。
一个人若能掌握生命艺术的精髓，便可称作是道家的真人。对这样的人来说，出生乃是进入了一场大梦，而踏入此梦则是为了能在离世之时，见识到梦醒的真实。他磨练自己的心智，好隐晦入悠悠大众之中。这样的人，“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怀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对他来说，人生的三宝在于“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
现在，若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禅宗，当可发现它是多么强调道家的教诲。禅这个名称源自于梵文的Dhyana，意思即为系念寂静、正审思虑。为佛家六种达到真正解脱的方法之一。换言之，致力于禅定，能帮助我们证入自我无上的智慧。禅宗一脉则认为，释迦牟尼在晚年的说教中，特别强调禅定的重要性，并且将其正法传授给自己的大弟子伽叶。依循着同样的传统，被尊为禅宗初祖的伽叶，再将正法传给二祖阿难，如此而下，一直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他于6世纪前半叶来到中国北方，之后便成为中国禅宗的初代祖师。这些历代祖师的生平，以及他们的论道内容，则没有很确实的记载。从哲学观点来看，早期禅宗理论，似乎一方面与源自龙树菩萨，充满印度色彩的否定论相近，一方面也与商羯罗总师建立的智慧哲学有关。至于为今人所熟悉，最初始的禅宗教义，则是由六祖慧能（公元637至713年）所传下的。慧能亦是南宗的始祖，因为此派的说法最初盛行于中国南方，因此得名。慧能之后不久，又有马祖道一（死于公元788年）大师将禅的影响力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19至814年）则首创禅宗丛林，并为其定下清规。由马祖道一以降的宗派论辩中，我们可以发现江南一地的人文精神，已经将禅门理论中原有的印度唯心论色彩，转化为中国本土的思考模式。然而，无论于流派对立下，各家说法互相间是如何与众不同，禅宗南宗的思想，与老子以及玄学家的说法，实在无法不让人感到似曾相识。《道德经》早就提到收摄心神的重要，也旁及调节吐纳的必要，这些都是坐禅的关键重点。《老子》的各家注中，也有些绝妙佳作是出自禅门学者之手。
禅宗崇仰“相对性”，这一点与道家所见略同。有禅师言，禅是一种于南天中体验北斗的艺术。想要获致真理，就必须能够融会贯通彼此对立之两极。禅宗也极为倡导个人主义，这仍然与道家并无二致。若非个人的心灵在其中运作，事物是没有真实可言的。六祖慧能曾经遇见过两位和尚，他们正看着杆上的旗子随风舞动飘扬，其中一位说：“是风动。”另一位则道：“是旗动。”然而，慧能告诉他们，真正在动的既不是旗，也不是风，而是你们心中的某样事物。百丈怀海有一次跟弟子走在林中，有只兔子见到两人走近便慌忙逃去，百丈便问：“兔子为何急忙离你而逃？”弟子答道：“因为它惧怕我。”百丈则曰：“不，是因为你有杀生的天性。”这段对话让人联想起道家的庄子：有一天庄子与朋友沿河岸而行，庄子叹道：“河里的鱼是多么快乐啊！”他的朋友便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答道：“你不是我，又怎知我不知道鱼快乐呢？”
禅宗思想常常与正统佛门戒律产生冲突，这点甚至就像道家会与儒家有所扞格。对于禅宗的超凡洞见而言，文字只不过是对思考的拖累；佛家经典再怎么权威，终究是一篇篇作者个人想法的记录而已。禅门子弟追求的，是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做最直接的融合；是故外在的点点滴滴，对确切感知真理来说，只会是种妨碍而已。正是如此为“玄”所吸引，使得禅宗一改古典佛家流派喜爱工笔彩绘的倾向，而偏好非黑即白的水墨素描。有些禅师甚至因为致力向内在的自我，寻求真正的佛性，而非外在的形象或符号，因而主张应当禁止对神像膜拜。曾有一个冬日，丹霞和尚将木制的佛像拿来生火取暖，旁边的人惊呼：“怎么可以这样亵渎神明呢？”丹霞气定神闲地说道：“我想烧出舍利子呀。”对方生气地回道：“木像怎么烧得出舍利子？”丹霞则答说：“如果烧不出来的话，这东西就不是佛，何来亵渎之有呢？”语毕他又继续就着火堆取暖了。
禅对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是使得俗世能获得与彼世同等的重视。如果能着眼于事物彼此间更高超的关系，则它们原本是大是小，是贵是贱，就不再那么清晰可辨：在原子之中，也有着等同于全宇宙的可能性。试图向完美境界迈进之人，也必须要能够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那由内在所映射出的光芒。在这一点上，禅宗丛林的制度具有非凡的意义。除了住持之外，所有的僧众都要分摊全寺上下的内勤庶务。甚且，外人难以理解的是，地位最低微的弟子，是负责较轻松的任务，而修养最高、身份最尊的师兄们，却要从事最恼人、最卑贱的工作。每天从事这些劳动，是丛林清规的一部分，其中任何最不起眼的环节，无不要求得做到尽善尽美。如此一来，许多在禅学上举足轻重的讨论对话，就于园中除草、厨房剥菜，或是斟茶侍师的时候展开。禅这种从生活中的轻如鸿毛，亦能见重于泰山之处的观念，也可说是整个茶道的中心思想。道家为各种美学理念的基础增添色彩，却是禅学使它们得以在现实中实现。
四、茶室
茶室必须依循某种个别特定的品味来建造，乃是在遵照一项重要的艺术原则：若要淋漓尽致地赏玩艺术，就必定得真诚面对此刻的生活与生命。这并非是说无需考虑将来人们的观感，而是应当更试着去享受当下；这也不是在说无需尊重过去留下的作品，而是应该试着将前人的果实融入自己的胸怀中。
由石材砖瓦结构的传统所孕育而出的欧洲建筑师，在面对木头青竹搭设而成的日本屋舍时，也许不愿意承认里头会有什么能称得上是建筑学的东西。一直要到非常晚近，研究西方建筑的人士中，才终于有人懂得欣赏日本雄伟的寺院，赞扬它们掠获人心的完美姿态。既然连最经典的建筑也只受到此种对待，我们自然难以期待外地人，对于茶室那精致深邃之美，能够加以领略，抑或是体会它在建筑与装置原则上，截然不同于西方之优点所在。
茶室（数寄屋），望文生义且又名副其实地，不过就是一间小房间，甚至只是一座小草屋。数寄屋这个词，本义即为“时兴之所”。而近来，许多茶道流派的大师，纷纷根据自己心目中茶室的构思，对传统摆设改弦易辙，将大量中国元素纳入其中。如此一来，数寄屋也可以有“虚空之所”或“不全之所”的意思。就其材质特性无法持久，目的也只是建来盛载一时涌现的诗意而言，茶室不啻是间“时兴之所”；就它在满足当下所追求的美感之外，便完全不做多余的装饰摆设而言，茶室确实是间“虚空之所”；就它刻意留下一些未竟之处，交由想象力来加以补足而言，正足以作为一处崇拜“缺陷”的圣地，因此也的确是间“不全之所”。时至今日，日本的室内装潢，依旧极端简洁朴素，在外国人眼中可说是到了无聊的地步，也是由于我们的建筑观念，自16世纪以来，便深受茶道的理想影响所致。
首座独立建造的茶室，创始者乃是千宗易，也就是广为后人所知的千利休。16世纪时，身为史上最伟大的茶道宗师，在太合秀吉的支持下，他制订出一套相当完善的程序规定，以供参与茶会之人遵循。在此之前，茶室内外该有的设计与规格，则为15世纪知名的大师绍鸥所定。早期的茶室，仅仅在一般客厅的内部，由屏风隔出一块地方，作为集结品茶之用。这块被隔出来的区间叫做“囲ぃ（围间）”，直到现在，凡是附属于整体房舍，非独立建成的茶室，依旧以此为名。至于自为独立建物的数寄屋，组成的部分则包括：一间茶室本体----其空间大小设计成一次至多只能容纳五人，呼应那句“比美惠女神多，较缪思女神少”；一间用来在茶会开始前清洗及整装茶具的准备室（水屋）；一处玄关（待合），宾客要先在此等待主人的邀请召唤；以及一段连接“待合”与茶室两处的庭径（露地）。茶室的外观可说是其貌不扬，在大小上，甚至不及日本一般人民的住屋。但其建造时所选用的建材，则是刻意在简朴的外表下深藏着高贵。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些呈现于外的结果，背后可是有着深刻的艺术洞见。而且，就投注于各种细节小处上的心血而言，茶室也许更胜过那些最富丽堂皇的宫殿寺院。具有一定水平的茶室，比起普通行情的豪宅大院还要所费不赀，因其在建材挑选，以及施工技术上，都极为要求周延细心与准确严谨。实际上，能够受到茶道大师延请的木工师傅，在同业中形成一个特有的光荣族群。出自他们之手的作品，比诸最精致的漆柜也毫不逊色。
茶室不仅与西方的建筑成就大不相同，更与日本自身的建筑楷模差异甚巨。首先，古老尊贵的日本建物，不论其具有宗教性与否，单就尺寸规模而论，都还不至于令人小觑。而那些少数历经数个世纪，仍能幸免于祝融之灾者，其雕梁画栋之富丽堂皇，依旧令我们惊艳不已。直径二三英尺宽，三四十英尺长的木头大柱，透过繁复精密，交织错落的支架座托，撑起因沉重的砖瓦斜顶，而嘎嘎作响的巨梁。这种建材性质和搭建方法，虽然不利于防火，却特别能够抗震，且与我国气候条件适切符合。法隆寺金堂与药师寺大塔，乃是我国木造建筑确实能够长久留存的著例，它们已经完好矗立了约12个世纪之久。各处古寺与皇宫的内部装潢，也都相当多彩多姿。建于10世纪的宇治凤凰堂，内中色彩缤纷，镶有琉璃与珍珠母的精美顶蓬与金箔华盖，光华依旧可见，更不用说那些原本置于墙上的绘画与雕刻，其残留之部分也仍于另处保留。在年代稍后的日光或京都二条城，我们甚至可以见到结构本身的美感，是如何为了装饰之繁复而受到牺牲，但不论是在色彩组合，或是各种细部处理的精巧程度上，它们都足以与阿拉伯或摩尔人风格中，最为灿烂华丽的建筑艺术并驾齐驱。
茶室所具有的简单与纯净源自于对禅寺的模仿。与其它佛教宗派不同，禅宗寺院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僧众的居所。佛堂不是用来供人参拜或朝圣，反而比较像间教室，供学僧们聚会讨论，或者练习禅定。屋里除了中央讲台后方的壁龛，会设有开山祖师菩提达摩，或是佛祖释迦牟尼，加上随侍其侧的伽叶及阿难塑像----他们同时也是最早先的两位禅宗祖师----除此之外，几乎可说空无一物。讲台上供奉的鲜花与束香，只是为了纪念上述诸圣对禅门的贡献。我们曾经说过禅门僧侣在达摩祖师的画像前，依序共饮一碗茶的仪式，是日本茶会的渊源。这里可以附带一提的是，上述禅宗佛堂讲台后方的壁龛设计，则是日式房间内，那处用来放置书画与插花，以陶冶宾客性情，表现主人敬意的空间----“床之间”的原型。
每一位伟大的茶人，都是禅的子弟，并且试图将禅思精神，引进到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因此茶室与其它茶会的器具设备，率皆反映着许许多多的禅宗教义。正统茶室的尺寸，是四叠半榻榻米大小，也就是十平方英尺，此规定源自于《维摩经》中的一个段落。在这部引人入胜的经典中，维摩诘就是在这样大小的房间里，迎接文殊菩萨以及佛陀的八万四千名弟子；这个寓言的主旨在于，在佛家理论中，对于真正达到大智慧境界的人来说，空间也是一种“空”。另一方面，“露地”，也就是自“待合”连至茶室本体的庭院小径，则象征着禅定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进入自明之道。因为它的作用，正是一面将茶室与外在世界区隔开来，一面为人们的感官掖注一种新鲜感，以利于完全赏味茶室本身追求的唯美精神。步入万年青的摇曳树影，踏上乱中有序的碎石小路；路边散落干枯的松针，石灯笼上布满青衣。走过这样一条庭径，没有人会忘记自己当初的心情，如何不知不觉地，将所有世俗纷扰抛到九霄云外。让人可以虽身处于闹市中心，却感到自己位在远离文明扰攘的森林。在追求这些“静”与“净”的效果时，茶道大师们所呈现出的匠心独具，可说是精彩万分。不同的茶人，对于露地应该激起通过的宾客何种感觉，见解也不尽相同。有些人是追求完全的寂然，例如千利休，便主张设计露地的秘诀就在这首古代歌谣中：
踽踽独行远眺望，也无红叶也无花，
深秋薄暮月朦胧，一轩坐望浪淘沙。
而像小堀远州等其他人，则要求不同的效果。远州认为庭院小径应有的理念是像下面这类句子：
夏夜望海远，茂林眺月晦。
想要掌握他所欲表达的意义，并非什么太困难的事。他希望露地创造出一种有如刚刚清醒不久，一方面灵魂还停留在方才梦境中的阴暗角落，一方面精神又浸淫在半梦半醒的微醺光芒中，因此渴求着坐落于前方，另一个广袤空间中的自由自在。经过如此安排与设计之后，光临此圣殿的宾客们，来到门前自然会安神宁静，假如他的身份是武士，当然也会将他的佩刀留在檐下的刀架上。茶室，也是卓然出世的和平之所。接着这位武士需要弯躬屈膝，跪行而入，以通过不到三英尺高的矮门，不论来者身份的高低贵贱，都需如此而为。这项设计，可以陶冶宾客谦冲居下的性情。众人起先在“待合”休息暂待之时，便互相商定推辞入席顺序。待主人召唤后，诸君便依序入内，就座的动作必须保持安静，并且需先向主人安置于床之间的书画插花行礼致敬。一直到客人全部入席，除了铁壶煮水沸腾外，所有声响骚动告一段落，房内再度恢复静止无声之后，主人才会现身。茶会所用的壶底铁片经过特殊设计，让沸水带动出一种特殊的音律，悠然成乐，有如瀑布回声轰轰，激起云气隐隐；又如远处之海潮拍岸，碎浪成花；亦如暴雨滂沱，过竹林窸；或如远方山丘，松涛飒飒。
茶室斜顶垂檐的高度，只容少许阳光射进，使得即使是日间，内部的光线也不会太过耀眼。从屋顶到地板，室内所有的对象，色调都偏淡素；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