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平庸 周鸿祎和他的创士记
李正曦著
代序 锚定梦想，一切变简单 周鸿祎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头驴，背着两捆草，饿了。可是，到底放下哪一捆来吃呢？驴一直犹豫不决，结果饿 死了。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人生很多路口，大家都会在路口上徘徊。作选择是很难很痛苦的，这边有诱惑，那 边也有诱惑。到底选择哪个？我的同学都出国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新东方学习准备考托福？我的发小考公务员 了，我是不是也要买书复习了？电视上说有个人小学没毕业做电商就发财了，我是不是也要到淘宝上开个店铺？ 你今天听到东边热闹往东跑，明天听到西边热闹就掉头往西边跑。很多年下来，你就会变成一个没头苍蝇，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疲于奔命，没有积累。我认为，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年轻，那一定要花点儿时间想一想，不说 长了，就是未来10-15年时间，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10-15年，你到底最想获得什么？这是最重要 的。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梦想，也可以说是价值观。
为什么？因为一旦想清楚了，以后你无论作什么判断，作什么选择，就都简单多了。有助于实现我梦想的， 我就干；没帮助，我就放弃。把梦想锚定，短期内不管你遇到什么诱惑，遭遇什么困难，都不会左右你的判断和选择。
在这点上，我很幸运，在困难面前我很少摇摆，经常是一拍脑袋就作决定了。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想清 楚了我这辈子要干什么。我不想到一个仰人鼻息的单位去，我就梦想着要开个自己的电脑公司编软件，自己安排 生活和命运，而且做好了，很多人都用，这样很有成就感。
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所有的选择都变得非常简单。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全国物理竞赛上获过奖，很多大学 都愿意录取我，各种专业五花八门。其中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想录取我上食品工程专业。我父母听说以后十分 高兴，他们经历过吃不饱饭的年代，觉得上了这个专业，以后就不愁吃饭了。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对食品不 感兴趣，我就是想编软件。当时西安交大也来录取我，我当时也不知道西安交大是干什么的，以为是修铁路的大 学。但西安交大让我上计算机系，那我就去了，因为符合我的目标。相反，我很多同学根据当时热门不热门来选 专业，很多人选了国际贸易。这种选择看起来很聪明，但现在看来，这未必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也未必是自己能 够施展才华的地方。
你如果说，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年薪50万。对这样的目标，我的建议是，目标不能太物质化。太短期、太 物质化的目标不能内化成你的梦想。像年薪50万、100万这样的目标，你可能很快就实现了，然后就失去了梦 想，没了目标，跟有些拿到巨额拆迁款的人一样，沉溺于赌博，把自己的未来都毁了；或者有的物质化目标很难
实现，比如你想成为中国首富，可能你很快就放弃了。我认为，只有这种非利益化的梦想和目标，才能长期激励 一个人不断地去追求。
我大学毕业时，也面临着选择。到底是去南方的某家银行工作，拿一月3000元的高薪，还是去北京的一家大 型电脑公司，拿一月800元的工资？我没什么犹豫就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到电脑公司，才能学习怎么做软件， 才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
后来我离开这家电脑公司到互联网里去创业，有很多人说："你太有勇气了，放弃了高薪和职位。”但是我 觉得这不需要什么勇气。它已经不适合我了，没法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别人认为很珍贵的东西，对我来 说是nothing (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的梦想和目标不跟物质挂钩，物质就不会在你选择时掣肘。
对于高中生来说，诱惑可能是某个看起来前景良好的专业。对于大学生来说，诱惑可能是一份待遇丰厚、人 人艳羡的工作。但是随着你越走越远，物质的诱惑越来越大，你就更需要梦想这个坚定的罗盘来指引。
当年我要离开雅虎，因为在里面不能创新，很多好想法实现不了，这种氛围让我窒息，让我忍无可忍。雅虎 说，要提前辞职，会扣我3000万美元。即使放到现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很多人替我惋惜，说我应该再混 个一年半载的。我不想混，也最痛恨混。对我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是最重要的。于是，我 再一次创业。于是，有了360.
可以说，到今天我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变过，只是我所在的行业从计算机发展到了互联网，发展到了手机领 域。我的目标很简单，一直都是要做出别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产品，我的产品能够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和工作方 式。这个梦想，可以说我已经实现了，也可以说我还没有实现，因为我觉得还有更多好想法可以去做。
90后的年轻人有朝气，有活力，你们应该有更好的梦想。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想想10年、15 年后，大家再聚首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2013年6月26日，在北大法学院回答关于选择的问题）
第一章 计算机离我这么近又那么远
周鸿祎在高中阶段其实也有两个目标：物理学家和电脑公司老板。要从这许许多多的变迁和纷繁复杂的诱惑之中一眼就锁定那个为之奋斗 一生的梦想，其难度，可与在茫茫人海一眼锁定那个伴你终生的男人或女人比肩。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高中阶段对周鸿祎很关键，他那时才开始接触电脑。
学校和家里都有电脑。学校的比较简单，是那种娃娃机：单板，带一个键盘接电视。因为他父亲单位是做地 图测绘的，所以家里有IBM电脑和苹果电脑。更幸运的是，父亲单位新分来的大学生有计算机专业的，他从人家 那学了不少东西。
他玩儿电脑不光是为了打游戏。事实上，高中阶段他就已经会用Basic语言编程了。 当时他订阅了《少儿计算机世界》——宋庆龄基金会办的报纸，第一份相关专业的学生读物。听名字就知 道，应该还有一份叫“计算机世界”的报纸，但他自己订不上。那个大学生订了，就经常翻一些旧报纸给他看。
报纸每一期都有些程序例子，他就把那些程序改一改，输到电脑里去做实验。
通过《少儿计算机世界》他知道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梁建章，还有一个是宓群。 梁建章比他大一岁，是上海著名的“天才儿童”。1977年，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8岁的梁 建章已经开始尝试用电脑写诗了。13岁时，因为自己开发了用电脑写诗的程序，他拿到了全国第一届电脑程序设 计大赛金奖。
1984年，15岁的梁建章初中没毕业就直接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本科少年班。一年之后，复旦还没毕业，他又 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梁建章是携程网的创建者之一，曾担任首席执行官，后来退了，最近又重新出山，执掌携程大局。 宓群担任过谷歌公司大中华区投资并购总监，现在是光速创业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基金的中国投资。 他比周鸿祎高三四届，当时就经常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文章，是周鸿祎崇拜的对象——他能用机器语言编写 各种深入机器内部的功能，而周鸿祎只会Basic语言。
后来周鸿祎模仿梁建章编了个程序，可以写七绝七律。别人觉得学计算机语言不太容易，但他学得特别快， 后来又帮老师们写排课程表的程序等。高中阶段他在计算机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当然，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发现了自己与计算机之间特别的缘分。此后他所走的路、所吃的苦、所犯的错以及收获的成果，莫不与计算机有关。
这个阶段对他影响很大的还有一本杂志是《中国青年》。1986年下半年或者1987年上半年，《中国青年》作 了连载报道，分期采访100个小公司及其创始人。里面讲到一个小公司，当时什么都算不上，也就是一个大学毕 业生被分到某个机关单位后辞职不干了，出来帮人攒机器。但在那当口，这却让他脑子嗡了一下——那些人接到 活儿就连干几个通宵，没活儿就跑到北戴河玩。为计算机工作，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现在来看，那不过就是一个小的系统集成公司。
周鸿祎做了什么？
哪里给我计算机我就去哪里！这就是周鸿祎当时对大学的追求。
其实他当时有两个目标：要么研究物理，量子物理，像李政道那样，要么做家电脑公司，像杂志上那些创业 的年轻人一样。
毕竟，对计算机的爱好要落到事业上才行，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
当个物理学家，这个目标很容易理解。高中班主任对他非常好，很懂教育，对他这种淘气的学生不是批评反而很宽容，这让他自己很不好意思。班主任是教物理的，看他对计算机那么热爱，就培养他对物理的兴趣，把学 校图书馆，包括教师的图书馆都开放给他。他物理确实很好，当时参加全国物理大赛，初赛成绩全省第二。但是 拿第一才能入选全国物理大赛，才能直接保送北大物理系。
因为英语和语文都不是太好，他想通过全国统考进入第一流的学校学习物理比较困难。他后来又参加过不少 比赛，诸如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可是不知道是邮局还是学校的原因，通知书被弄丢了，没去成上海交大参加决 赛，结果和上海交大也失之交臂。
再后来，化学竞赛也没有考好，计算机竞赛也不了 了之，这令他非常失落。
眼看离高考越来越近，1988年初春节都过了，自己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优等生还连个归宿都没有。他感 到抬不起头来，沮丧了很久。
所幸他的父亲非常开明，也很有勇气。偶然间听说武汉大学有个少年班，他父亲居然就直接写信给招生办推 荐自己的儿子。结果对方回信说愿意看一看，毕竟他参加了那么大的比赛，成绩也不错。问题是武汉大学当时还 没有计算机系，说要把他调剂到别的专业，他不愿意。
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也想让他去，说是有个食品工程专业。他的父母是经历过三年困难 时期的，一听特别高兴，觉得学这个专业以后再也不会担心饿肚子了。可他实在不感兴趣，一门心思只想学计算机。
经过物理大赛的挫折之后，物理学家的目标眼看着渐行渐远，他就更加守着“电脑公司老板”这个唯一的目 标不放了。
华南工学院同意给他调系，但需要时间。
此时高考近在咫尺，他还是不想去挤独木桥。父母虽然忧虑，但也奈何不了他，日子就这样煎熬着一天天地 流逝。
天无绝人之路，周鸿祎终于等来西安交大在全国四个省寻找超常学生的机会。
全国理科试点班在南开，工科试点班在上海交大，他不想去上海交大那个工科试点班。那个班又叫教改班， 一个中学生哪知道教改班是什么。再说他此时一心就想学计算机，否则干吗放弃武汉大学呢。所以一听西安交大 说他可以学计算机、电子、通信三个专业他就动心了。老师说：“你要认准了就去吧。” 于是周鸿祎进了西安交大，成了计算机系的一名新生。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第一点是他非常早就确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
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卧虎藏龙。”这虎和龙，我们既可以用当下最流行的诠释将它理解为“恐惧”，也 可以用传统的诠释理解为“梦想”。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就说他的成功是源于“一个梦想和毫无根据的自信”。
梦想非常重要，但真正锁定目标并非易事。至于原因大致也有两方面：其一是人随着年龄和境遇的变化，兴 趣点会不断转移，那个“心之所向”自然也就变了。其二就是诱惑太多，即使在同一时间段，都可能出现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目标，有的大抵相似，有的甚至大相径庭。
要从这许许多多的变迁和纷繁复杂的诱惑之中一眼就锁定那个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其难度，可与在茫茫人 海一眼锁定那个伴你终生的男人或女人比肩。试想，如果周鸿祎物理大赛非常顺利，直接迈入了北大物理系，谁 知道想当物理学家和电脑公司老板这两个目标会在他心中纠缠多久才能分出胜负。不是说上不了北大物理系不遗 憾，否则他何至于沮丧成那样，但有的事，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一个梦想推开了你，你离另一个反而近 了。
当然，主动放弃是件更考验人的事，有选择比没有选择有时候还痛苦。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身条件非常优越的 人来说，因为你做这个能做好，做那个也能做好，好得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兴趣，哪个是运气了。 但是，必须尽力缩短这个选择的过程，因为生命太短了，而适合创业的时间更短。
第二点是他对梦想的坚持。
其实这个话题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只不过比起后面的经历，这个阶段他对计算机所表现出来的坚 持不仅显不出什么英雄气概，相反显得执拗甚至是自私。他的父亲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地质工作者，但比起同龄 人来，他已经算是站在技术前沿的那一小拨幸运儿了。
如果没有父母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那么点儿运气，如果高考那一关过不去，很难想象他后面的路是什么样 的。换个角度，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成功了再回头反观自己，而是平平庸庸地活了半生再回首这一段时光，他 或许看不起自己。为什么那么固执？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参加高考？
但是，终归他没有让自己沦为平庸。通常软弱的确会让人平庸，但是因目标明确而选择的“留守”不会。甚 至可以说，这个阶段周鸿祎最值得借鉴的就是：他热爱计算机，并最终守住了它。
为了这个“电脑公司老板”的梦想，他主动放弃了名声更为显赫的武汉大学和上海交大。这个时期的周鸿祎 有很多缺点，但他对未来自己要干什么心里很清楚，自主性也很强，这或许就是成功的第一块砖石。
第二章 梅花未开，苦寒已来
创业不是什么特别伟大、值得炫耀的事情；创业者也不是什么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反，不甘平庸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很苦。创 业与打工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看是否适合自己。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高考前，西安交大有一个预科班对选拔进来的“特别学生”进行淘汰。1988年5月9日那天，周鸿祎提前去报 道，算是比较顺的。
大一的军训几乎令所有人记忆深刻，有的人甚至觉得苦不堪言，但周鸿祎觉得还不错。 他们一班人马被拉出西安。教导团里的兵十八九岁，有几个挺痞挺匪，跟大学生矛盾很大，但周鸿祎却混得 很好，这也许跟他的性格比较率性有关。
当时大学生是有清高的资本的，且很多人也的确清高，何况这一班人还“特别”。但周鸿祎对等级制度向来 反感，加上个性本身带点儿江湖气，慢慢就跟那些小兵打成了一片。有这些兵的"照顾”，周鸿祎训练松一点儿，洗澡容易些，吃饭多给半个馒头，日子也就不那么苦了。
1988年以后，因为一些微妙的原因，大学的学风变得有些浮躁，但西安交大未受太大影响，每天晚上都有人 上自习。这个班特殊一些，专门配了老师开小灶，而且刚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所以同学们书念得很认真。 他们同时上信息控制和计算机两个系的课程，大二时候才分开专业。
本科四年给周鸿祎最大的帮助，是把他从一个毛躁的小青年培养成了一个严谨的工程师，他对电脑单纯的亲 近感变成了一种事业心。当时有一种说法：北大培养党委书记，清华培养厂长——其实说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 当然，这也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征：不太关心政治。
实际上，那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过渡历史阶段。当改革开放需要向更新的阶段迈进的时候，各种矛 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1989年初，曾经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在东欧尽显颓势。同年11月，柏林墙倒塌。苏联最终走向解体。但那几 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状态，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显著。
这一年的前半段，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但危机就潜伏在这样的繁华之中。
1989年之后，政治遇冷，出国潮再次兴起。与此同时，"远离政治”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美好品质。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梦想出国，周鸿祎的父母也希望他出国，但他没出去。
一个原因是他英语不太好，勉勉强强才过了四级。虽然他也装模作样买了很多托福的书，但从来没有踏进过 托福或GRE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
另一个原因是他实在找不到一个非要出国的理由，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出国。很多人的出国计划其实都只 是阶段性目标。他们所说的那些宏伟蓝图都不是周鸿祎自己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开电脑公司。
中学时代学电脑是野路子，而大学计算机课令他如鱼得水。老师们把他心中的疑惑都解开了。他基础学得扎 实，考试考得特别好，自然深得老师喜爱。
英语不好，出国很难；专业课很好，适合创业。以人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本性，他也实在没有足够的动 力出国。“既然在国内就可以开电脑公司，为什么我还要出国呢？ ”当然，没有“海龟”背景后来变成他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小缺憾。
1990年之后，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冷战后格局的形成；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三是信 息化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软件业在计算机行业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面向对象技术获得极大欢迎，终于成为90年代软件界最大的热点。随着发展，这一技术形成了OOP (面向对象编程）、00D (面向对象设 计）、00A (面向对象分析）等多个维度，成为完整的软件开发方法学。
此外，集成工具和CASE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图形技术迅速提高，多媒体被炒得沸沸扬扬。而这一切在国内的 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契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
这一年，周鸿祎大学毕业了，开始念研究生。此后，出现了一波更大的创业潮。周鸿祎以一个在校生的微弱 力量，也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了。
在美国，比周鸿祎大一岁的梁建章在1989年就已经拿到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了，此时他才20岁。“越级 跳”仿佛是梁建章的拿手好戏，1991年，博士没毕业的他就进入了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
中国留学生能进入甲骨文这样的公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仅仅在甲骨文美国公司研发部门待了三年，梁 建章居然又“蹦走” 了。1993年，他已经有了回国创业的想法，而之后的一次回国探亲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创业的 信念。“我感觉到了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当时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回国发展。”
周鸿祎没有这么传奇。梁建章去硅谷总部历练的时候，他还只能通过一本《硅谷热》窥探那个神秘莫测的世 界。但是，他真的没闲着。
周鸿祎做了什么？
电脑小狂人的第一次中关村之行
大二时学校的氛围虽然很特别，但因为对政治比较迟纯，加上念的是自己最想念的专业，周鸿祎对此并没有 兴趣深究。他已经把C语言、Pascal语言学完了，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班主任安排他去教研组，但是教研组没什么钱，给一些打印纸和书就不错了。但他还是希望找一些事自己 做，于是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数字电路的自动检错项目。这个项目里，有很多检错图需要用电脑画出来。
当时带他的研究生是将每张图都写成软件，然后用画图语句再把每张图画出来。苹果计算机的上下左右四个 光标键可以用来操控画图的过程。
他没急着依葫芦画瓢，而是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思考，最后的结论是：自己应该做一个工具，这个工具能 把这些图一次性都画出来，而且可以在界面上随时调出来查看和修改。
他先做了这个工具，然后找班上几个同学把这些检测图都画了出来。此时的周鸿祎并不知道有款软件叫autoCAD,图也都是矢量图。
这个项目后来获了奖，令当时领导他的研究生都很惊讶。周鸿祎得意了一段时间，倒不是因为获奖和奖金， 而是觉得自己能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经过这次试手，他不再满足学校教研组里的研究了，想从外面接活儿，想出去参加一些校外的实践。后来他 的确接了很多活儿，包括银行立体计算器。银行立体计算器有8段显示器，它们是固化的，央行一旦调息就得改 程序。这时候周鸿祎大三了。他找来同学一起做，想先把机器码弄成汇编语言，但程序很乱，大家不知道从哪里 改。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在8086机子上做了一个模拟器，Z80的模拟器。这个模拟器可以单独跟踪、单独调试，相 当于有了一个在线调试器。理所当然，他在班上获得了 “电脑小狂人”的称号。
据说他当时的标准形象是这样的：腋下夹一堆软盘，头发乱如茅草，但眼睛贼亮。除了干学校外面接的活 儿，他一有空就往机房跑。
大四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实践。他开始到外面的公司学习攒电脑——第一次觉得离“电脑公司老板”的梦想这 么近！但他靠近梦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学迅猛！
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主要在西安的公司里实习，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第一次去，他不知道怎么办汇票，也不知道怎么去知春路，更不知道怎么去中关村办航空托运。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些事，更别说搬箱子、接货、送货这些力气活儿了。但周鸿祎很有兴趣，他坐火车跑了好几次北京。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北京逐渐不露怯了。哪个牌子的激光打印机什么价，他一清二楚，还学会几句黑话， 貌似很老到的样子。
暑假回家他给同学做了一套音响，自己和同学都很开心，但家里人特别生气。他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应该去 学英语，像别人那样出国深造。
总的说来，他的大学四年过得很紧张，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干活儿，夜里两三点才睡觉，全然不顾身体健康 受影响，谈恋爱就更没时间了。
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他又迷惘了。后来，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原因是：既然自己的梦 想是电脑公司，总该学点儿管理学。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 件了，毕业设计也很成功。
夜黑风高研究反病毒
周鸿祎的研究生导师李怀祖是个“老清华”，读书时曾被打成“右派”，吃过许多苦，后来到西安教书，对 周鸿祎非常好。但课才上了半年，周鸿祎就开始逃课。
一方面，他的研究生同学里由大学直升上来的很少，因为直升没有意义，缺乏管理经验，课虽然能听明白， 但其实领会不了真意。大部分同学是厂矿企业送来或者考来的，社会阅历比他丰富很多，人家不带他玩。周鸿祎 觉得很痛苦，对环境的不适应变成了对学业的厌倦，觉得专业选错了。他想回去做产品，不想回去给导师干活 儿，因为那些他已经在校外干过一段时间了，社会实践也多，加上又去北京开了眼，心气也高了。
当时病毒研究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江民，只有瑞星。看了一本《计算机反病毒研究》后，周鸿祎决定研究 反病毒。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西安当时的环境虽然闭塞，但同学们都踌躇满志。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周 鸿祎的“反病毒卡”没啥意思，也不可能做起来。
大家越嘲笑，周鸿祎越是想做给他们看看。《中国计算机报》和《计算机世界》上有时候会探讨一些与病毒 研究相关的内容，他看不懂也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
同时，他在研究生同学里物色了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一个是石晓虹（现奇虎360公司副总裁）。 条件很艰苦，一开始他们连电脑都摸不着，自己还得编码编程。后来，他逐渐减少了编程的时间，更多地做 起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来。一位合作伙伴负责核心研发，石晓虹负责测试。（这一貌似很小的重心转换日后却让 他收获了很多。）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应该是他们蹭别人计算机用的那些花招了。
他们成天盯着机房，一看别人走了机位空出来就赶紧占上。机房的老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有的同学禁不住
周鸿祎的苦苦哀求，把自己导师的电脑借给了他，有的后来干脆被他拉过来入伙。再后来，居然有同学主动申请 帮他做程序。
借电脑给他的同学常常晚上将他锁在实验室，这样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儿，天亮再爬出去回寝室睡觉。管理宿 舍的大妈、同寝室的同学和他难得打一次照面。
他们一边研究，一边给外面公司放话：我们啥都做，反病毒卡，网络工程，你们谁来帮我们销售？ 1992年下半年、199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有老师想做联机词典，就找他们去干活儿，但又像防贼一样防他 们，因为他们老是想用电脑干自己的事。
周鸿祎有一个癖好：到处拷软件回去研究。在帮一个老师的活儿干完后，他在一个月黒风高的夜里，准备把 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软件拷回去，再拷些别的“高级”软件以便编程使用和跟别人交换“高级”资源。糟糕 的是，后来那老师发现词库被他们拷走了 ！
产品还没做出来，派出所倒是进去了
老师本来觉得付钱给他们就亏了，这下子抓到了把柄，干脆到学校公安处举报了他们，说他们在偷偷制造病 毒。学校那段时间刚好丢了些硬盘、网卡、CPU (中央处理器）和其他硬件，几条举报信息合在一起，公安处把
破案的焦点落在了周鸿祎身上。这也难怪，他们昼伏夜出，全校有电脑的地方他们基本都去过，调查者很容易找 到线索。
于是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突然来了几个公安，周鸿祎被带走了。
公安们祭出了疲劳战术，周鸿祎头一次有这种经历。也是第一次，周鸿祎懂得了什么叫“言多必失”》 他一上来就跟公安讲他的理想，讲《硅谷热》，自己为什么要研究病毒——自己以为坦诚是最好的反审讯技 巧，殊不知说多错多，越抹越黑，后来连睡觉都被禁止了。白天公安让他晒太阳，暖洋洋的特别瞌睡，就是不准 他闭上眼睛。
后来两个公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让他打会儿瞌睡，一个不让他打瞌睡。 再后来他看见石晓虹从门口经过，然后就听见隔壁传来的哭声。一个公安红脸说：人家都已经承认了，你也 招了吧，再不招可就进监狱了。
他们不给吃饭喝水，还威逼利诱。周鸿祎终于精神崩溃，开始胡思乱想：我们没干坏事啊，石晓虹他们承认 什么？我该招些什么？中学干的坏事不算吧。他绞尽脑汁地想自己干过什么坏事。
最后就连有一次路过操场，有个足球滚出来被他顺走了、踢烂了的事都招了。至于拷学校软件的事，更是令 公安大喜过望。公安其实都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只是拷了这个老师电脑上的软件。
公安把老师们叫来对质，但老师们基本都觉得拷贝软件算不上大问题，学计算机的研究软件再正常不过了。 定不了罪，公安就开始诱供：你有没有拿走硬盘？拿走CPU?你要不说送监狱，说了就是学校内部矛盾，内部解决。
在这种娴熟的手法下，很难有人不崩溃，周鸿祎特别想逃跑。当然，逃是逃不了的，于是在“我想见班主 任”的要求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屈招了：用宿舍哑铃碰碎硬盘，丢到下水道冲走了……周鸿祎按照公安编好的细 节录了口供。
招供后，周鸿祎终于在第三天见到了班主任。他本来是想向老师求援呼救的，可是本来对他很亲近的班主任 却明显地与他拉开了距离。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孤独，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但他毕竟是个具有反思精神的 人，痛定思痛，仔细琢磨班主任的话：“不管多大的事，如果有错一定要承认，如果没有你一定不要乱说。”周 鸿祎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回公安处翻供。
后来与石晓虹他们一碰头，周鸿祎才知道他们被传话不超过12个小时，而且什么都没招，翻来覆去就说一句 话：“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
又经过几天的折腾，公安查不出个所以然，周鸿祎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让他出去不要乱说，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导师请他吃饭，给他压惊，倒也没有批评他，但总有些人对他指指点点。据说还有别的导师提醒自己的学生 要和他保持距离，后来他找了个宿舍搬了出去，平时一个人也不出门。
为了疏解压力，周鸿祎买了《王朔全集》。那些大无畏的文字给了他很大慰藉。更慰藉他的是那些没有因此 疏远他，向他伸出援手的老师和同学。
还好，再黑暗的时候都会有些小小的温暖。一个同学当时是机房管理员，就不在乎舆论，向他伸出了援手： 我有一台电脑，你到我这儿来用吧。
周鸿祎和伙伴们后来做出了反病毒卡的原型，带团参加挑战杯，在上海得了奖。挑战杯很多都是导师的项 目，但这个项目他们是原创的。
历经磨难，最终得奖后，周鸿祎感慨万千，也一直心怀感激。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做人要真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周鸿祎的口无遮拦一直备受争议。除了 “红衣主教”之外，他还有“红衣大炮”的封号，与人称“任大 炮”的任志强可谓"绝代双骄”。这两人家世、行业都不同，不知道任志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但周鸿祎对 自己性格的形成是进行过反思的。
就是因为经过这些小磨难，他才明白做人真诚多重要，说真话多重要。也许，那些因为“病毒门”远离他的 老师和同学，内心排斥他的真实原因并非是他偷偷拷软件，那不是什么事儿。但他们肯定不喜欢外表强大的周鸿 祎“屈打成招”，哪怕就屈一小会儿。
虽说无大过错，但这显然不符合群众的希望——他们希望看到英雄，百折不挠的英雄，受尽折磨依然咬牙挺 立的英雄。
而且，人在没有遭遇困境的时候，总是认为一旦身临困境，自己必定能坚持下来。很难说清楚这种心理的确 切来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坚持不住，所以被他们看不起。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在这一过程中吃了多少 苦，承受了多大压力。
所以周鸿祎很长一段时间里遭遇的横眉冷对真正寒到了他的骨子里。虽然他几乎是立即就改正了错误， 但"舆论”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对罪大恶极的人施以竞恕，说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对普通人的错误耿耿于怀， 说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也许，承受过那种令人寒到骨子里的冷眼的人，也才会对“诚实”看得这么重吧，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 度，于是有时候就变得口无遮拦，说话脱口而出，直来直去。
说真话，也许日子会难过一时，但造假，却可能一辈子抬不起头——这是周鸿祎人生的第一堂大课。
坚韧是在磨砺中生成的
周鸿祎其实并非天生就是个斗士，相反，他的性格里有软弱的一面。
高考的高压环境本来对磨炼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幸运地跳过去了。虽然物理大赛的失利算是 挫折，他也沮丧了很久，但毕竟后来还是上了西安交大这所不错的学校。这个挫折折射出的软弱如果被高考的成 功克服，他可能会获得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和提升。遗憾的是，他没有亲自去跨越那道分水岭。
进了大学，又是个特殊班。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他们借书多、权利多、开的课多，老师又好。用那个时代常 用的比喻，他们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最大的竞争来自学业。全国各地选拔来的一帮聪明人在一起比拼，很多人会受不了，周鸿祎自然也有点儿受 不了。但是他毕竟有天赋，除英语外，他应该是班上成绩最好的，研究和实践也很优异，当然很自信。
本科毕业后他又被保送读研究生，一路畅通。要不是班上那些“社会人”的冷落，要不是“病毒门”带来的心理蹂躏，周鸿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观照到自己性格中的软弱，并在其后的隐忍中逐渐变得坚韧。
所以，软弱也好，性格里其他的缺陷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它并不会妨碍最后的成功。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 凡人多，既然是凡人，便有凡人的毛病，你有，别人也会有。别人在这个方面优于你，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不如 你。重要的是要会吸取教训，别再重复犯错。
凡人的成功，不需要对齐最完美的那几个人，只需要甩开同样平凡的同行者。
创业不是什么特别伟大、值得炫耀的事情；创业者也不是什么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反，不甘平 庸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很苦。创业与打工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看是否适合自己。
第三章 从象牙塔走到现实世界
没有《硅谷热》，周鸿祎不会那么早建立起正确的产品观。没有产品观，他就分不清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为建立起 初步的产品观，他才知道需要走出象牙塔，将自己放逐到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反病毒卡做出来，还获了奖。但是周鸿祎没有止步于此。此时研究生一年级结束，他的想法也变得成熟些 了，开始想着怎么把反病毒卡卖出去。
只窝在学校里做科研的学生是无法建立起产品观的。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产品，还不如说是作品来得有 成就感。在这方面，周鸿祎要比他们超前很多。一方面是因为他之前的社会实践跟别人不太一样，另一方面他得 益于读到了一本好书。
《硅谷热》，他反反复复读了很多年。与这本书的渊源，始于1991年周鸿祎坐火车去上海实习的路上。带队 老师带了这本书在路上看，周鸿祎很自然地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他没有去追求的世界，一个要出国才有可能亲身体验的世界。虽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但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让他入了迷。
《硅谷热》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硅谷的崛起”，以苹果电脑的传奇故事为主线，讲述了硅谷的发展历 史。第二部分为“高技术文明”，从风险投资、创业故事、人物传奇等各个方面描绘了硅谷的生态状况。第三部 分为“硅谷的明天”，讲述了硅谷模式在全球的扩散、硅谷面临的全球竞争和深远影响。
休利特、乔布斯、格鲁夫——惠普、苹果、英特尔——个人电脑革命、半导体传奇、软件神话——人物、公 司、技术和资本等共同描绘了一个创业与暴富的新天地。
实际上，此书在描述硅谷的同类著作中算不上是最优秀的，它的广泛传播可能更得益于其作者埃弗雷特罗 杰斯。罗杰斯是著名的传播理论家，他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成为 新科技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名字也成为研究“创新扩散”的同义词。
1973年，他和休梅克（F. Shoemaker)对创新扩散的研究作了综合分析。他们认为创新扩散的过程至少包含 4个明显的环节，知晓、劝服、决策、证实；创新扩散的受众分为5类，创新者（innovator)、早期采用者 (early adopters)、早期大众(early majority)、晚期大众(late majority)、落后者(laggards)。 这个理论直接启发了杰弗里摩尔。摩尔经过修正和发展，将其应用于高科技营销方面，成就了《跨越鸿 沟》这本杰作，并因“鸿沟理论”成为高科技营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硅谷热》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虽然没有涉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个人电脑革命和90年代更加壮观的互 联网浪潮，但即使在今天看，其内容也没有过时。无论是风险投资、生态特性、生活环境还是高度的竞争氛围， 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参照和可供借鉴的地方：惠普创始人维修示波器的车库，微软的温馨小屋，仙童那些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造出CPU的灵感，英特尔那个天才流淌的酒吧…… 一个令很多人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情节是关于比尔盖茨的。
西雅图的一个广场上，他从伙伴保罗艾伦手里抢过《大众科学》杂志。那期封面上是个被称为“个人计算 机”的玩意儿。他几乎是跳着对艾伦说：马上去机场！有一天我们会让全世界每个人都用上这玩意儿！
《硅谷热》在全世界点燃了人们对硅谷的狂热，自然也包括中国。科技原来如此浪漫，创业原来如此豪迈！ 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把早已埋藏在周鸿祎心里的对自由和创造的渴望砰地引燃了。自己买到书之前，他还复 印了很多内容随时看，买到书后更是爱不释手。
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原来很近，并不遥远。原来这些天才跟他一样，穿着拖鞋，看起来邋里邋遢的。周鸿祎 平时生活里就更加刻意模仿这种做派了。
也许，没人会知道一个“纯土鳖”的灵魂里装的净是“洋派”的梦想。其实，这种渴望几乎存于当时中国每 个有志青年的心中。
虽然很难准确统计有多少人因为受到《硅谷热》的触动从而心怀高科技创业的梦想，有多少人的生命轨迹因 为这本小书而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斑，比如王志东，和周鸿祎一样，这也是他最爱的书。
“去国外融资，与我潜意识里一直在影响我的一本书不无关系。大二、大三时，我熟读了一本讲述许多硅谷 故事的《硅谷热》。从苹果公司的成功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风险投资，它给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大的 影响。”
周鸿祎和王志东都不是特例，他们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人的造化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是：被激发起来的热情最后变成什么——是焰火般绚烂后归于沉寂，还是浓缩成一团心火，温暖你仰望星空 时的梦想，也照亮你蹒跚前行时的路？
周鸿祎做了什么？
“病毒门”对周鸿祎的打击不仅是心理层面的，也影响了他对反病毒卡的继续研究。反病毒卡的一位合作者 不愿再跟周鸿祎合作，认为他没出力气，干的都是边角料的活。这也许是周鸿祎第一次体验到“离散”的悲哀。
反病毒卡后来还是在他的努力下做出来了。但是看过《硅谷热》的人与没有看过《硅谷热》的人毕竟是不同 的，他明白了作品与产品的区别，明白产品的价值必须被人使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产品不仅要生产得出来， 还要卖得出去；卖得越多，使用的人越多，产品的价值就实现得越充分。
最开始周鸿祎并没想自己卖，他想到的是把成果转让给别的公司，于是就和西安和咸阳的两家公司分别谈了 一次。实际上，那两家公司都是骗子公司，但当时他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怎么都说不过人家。周鸿祎虽然觉得对 方没道理，但就是说不出人家没道理在哪里。
思虑再三，不能和自己怀疑的公司合作，他还是决定放弃。他想北京公司多，而且大学毕业时就到北京中关 村打过工，就又到了北京。
他开始住在清华旁边一个招待所，后来又在清华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找到了个空床。正值酷暑，周鸿祎拿个空 瓶子灌了瓶凉白开，就去找瑞星公司。 这是他第一次和瑞星打交道。
在瑞星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场口气就特别冲："我做了一个反病毒卡，比你们的好，想跟你们聊一聊。”
当时接待他的人一听这话，眼皮都没抬，就把他搡出门去了。于是，跟瑞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以悲剧告终。
江民那时候还没出来，不然估计也会与他有个第一次。后来他去找联想公司，因为不认识人，就直接到了联 想中关村的门市上。
联想公司当时在中关村有一个很大的门脸，跟四通挨着。但是跟周鸿祎接触的都是中低层的员工，他给人家 演示，人家也觉得很好，但是人家说联想没这个业务。他找不到中高层的人洽谈，自然也就无法合作了。
后来，他和晓军电脑联系上了。在周鸿祎的眼里，吴晓军是个老实人，但是那个副总太精明了。周鸿祎其实 也没想漫天要价，心想几万块碰出去，能换回两部电脑来也行，让自己以后不用再四处借别人的电脑用就可以了。
当时中关村最时髦的386 SX笔记本，16级灰度的液晶屏，2兆或者1兆的内存，类似那样的配置，已经是他梦 想中的机器了。
但是谈来谈去，晓军电脑的条件都太苛刻了：技术给他们，产品也给他们；至于钱，要等他们做了之后看情 况再说。再傻的人也能看出这事不靠谱，何况是周鸿祎，他赶紧闪人了。
就这样在中关村跑了一段时间，他的感觉很糟，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回到西安。他心想，实在没人做就自己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