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不断介绍和联系，终于有几家公司愿意帮他销售了。毕竟在当时，反病毒卡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东西，就连瑞星也在做。学校和西安周边地区就由周鸿祎自己去推广。
在学校里贴海报的方式效果非常有限，只卖了几十张卡。而且这几十张卡也给他惹了很多麻烦，因为卡装到 用户的电脑上和在他自己的电脑上不是一回事。
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很多是电路线的问题；有的是各种软件的冲突；有的是因为卡做得不好，插 到别人电脑上害得人家开机都开不了。然后，他开始疲于奔命，随时要去给用户做售后服务。
做售后服务的过程中，他免不了被人骂，也只得老老实实听着，谁让他收了别人的钱呢。当然，经过"病毒 门”的洗礼，他的心理素质已今非昔比。
责骂、嘲笑都不是令他最难堪的，最令他难堪的是貌似客气但掩饰不住的那种轻蔑。 负责销售的公司帮他把卡卖给了一些厂矿企业，使用中出了问题他也得过去解决，这个过程对他帮助很大。 虽然反病毒卡没有取得硅谷那些人的辉煌成就，几乎是款失败的产品，但是他从中收获的要比钱有意义得多。
首先，这是他第一次从象牙塔走进了现实世界，直接面对客户。客户和一个做技术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客户的需求环境远远比实验室的环境复杂得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从客户的角度去考虑和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学生或者技术人员，能在全国挑战杯中得二等奖，的确是不错了，可一旦把作品拿出去卖，就会发 现这些作品还有很多毛病，还需要反复修改。甚至，即使他自己已经觉得做得很完美了，但用户就是不满意，也是徒劳。
周鸿祎作为技术人员的优越感和自负就是从这时候被生生砍掉的，因为他梦想的是创办公司，怎么去挣钱证 明自己，怎么把自己的价值传播出去。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成立公司，是挂靠在别人的公司下面做的，但产品的概 念在他心中已经很深入了。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收获是，他对渠道的概念有了认识。
当时给他做代理商的公司叫西安凯特，现在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叫西安博通。这样一个公司愿意给他做代理商，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谈判的时候，周鸿祎认为，对方是代理商，自然自己应该占大头。但是一张卡至少三四百元的售价，对方给 他的进货价只有99元，只是个零头。
当时一张卡成本为50多块钱，还不算人工费。周鸿祎当时怀疑他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不然怎么会给出这个 价来。对方什么都没干，就是帮周鸿祎卖东西，怎么能拿大头呢？还是好几倍的大头。不过这次，他没有马上放 弃，因为直觉上还是相信对方有诚意，于是压着火气继续谈，继续磨。
后来对方一位主管跟他作了详细说明：我做销售渠道，最终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我要去宣传，做广告，我 还要去发展二级代理。
然后这位主管再给他讲一层一层的空间：我一次进货进多少张，压这么多货是有风险的，压这么多货是有成 本的，万一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如果你要价高，那我就卖完了再跟你结算。你是愿意加速资金流转呢，还是 愿意共担风险？
感觉靠自己卖出去真的挺难的，周鸿祎最后妥协了。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周鸿祎从中得到两个收获。第一个是知道了眼界的重要性。如果你见都没见过，模仿都谈不上，怎么可能谈创造呢？
周鸿祎在高中阶段如果连计算机都没见过，是很难建立起对计算机的梦想的。再者，如果他见到的只是一般 的电脑，不是当时最先进的IBM电脑和苹果机，没有在那个大学生的指导下领会其中的美妙，没有读到杂志上那 些攒机器的创业者的故事，也很难将这种梦想转化成事业。
很多人大学也念了计算机系，但是他们后来的事业与计算机无关，更与创业无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他 们心里，计算机只是个工具，而不是个奇妙的、能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而且，一些人的选择只是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
而他早年接触的《硅谷热》，也不是所有学计算机的人都看过，都能看到。如果不是那个带队老师，周鸿祎 什么时候才接触得到真是难说。而那位老师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书，与她父亲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不无关系。
在那样一个信息不畅通的时代，身边人的眼界就非常重要。好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当然，前提是要过心。
没有《硅谷热》，周鸿祎不会那么早建立起正确的产品观。没有产品观，他就分不清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因为建立起初步的产品观，他才知道需要走出象牙塔，将自己放逐到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 其次，年轻时要尽量走得远一些。现实离我们很近，但跟我们预想的相差太远。
现在很多大学生做了一件产品，就觉得大家应该来买他的产品，其实这只是实验室的产品，真正放到市场 上，你会发现它一文不值。
如果人际沟通、谈判能力、对商业规则的了解都太差，产品再好都难成功。
周鸿祎跑了两次中关村。第一次是大四毕业去采购东西，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看什么都新鲜。但是第一 次自己扎进去了，他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有了感悟。
第一次是他拿了钱去买东西，很受欢迎。但第二次的结果就反过来了，他是去赚钱的。他见到了商业中残酷的那一面，最后被逼无奈，他才自己去卖产品。西安凯特当时的出价是低，但确实也卖出去了一两百张反病毒 卡，给他赚了上万块钱。他本来也就是想几千块钱卖出去的，算是达成了目标。
但是如果没有这前后两次的中关村之行，他可能跟西安凯特谈不下来，连这上万块都赚不来，更别说在售后 服务中收获的经验了。
很多大学生理解的眼界，常常等同于旅行见闻。这最多停留在周鸿祎第一次去中关村的阶段。就算是旅行， 单纯看风景与和当地人发生经济来往是完全不同的，走马观花与住下来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是不同的。 真正的视野开阔，要靠那些过了脑子再过心最后留下来的东西。
第四章 豁得出去，还要收得回来
在办公室里，当着博士、硕±30多人，导师说：我觉得你们这批人当中可能就小周还有点儿出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普通 人，都是平常人。这里面小周最怪，做事情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样，总是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要么输得很惨，要么就应该能获 得成功。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研究生阶段，周鸿祎开始逃课了。考试对他来说比较容易，他就是要找别人替他写作业。不过他逃课并不是 为了去花天酒地，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受《硅谷热》的启发，他开始意识到国外译著的重要性。英语虽然不行，但他几乎把管理学院图书馆管理方 面的译著都看了个遍。《高科技管理》、《高科技理论》、《Z理论》、最早版本的《追求卓越》和《寻求优 势》等，他都生吞活剥看了，并将这些书里的管理理论用来分析、指导实践。
周鸿祎天天既要忙着卖卡、售后服务，又要读这么多书，就没有时间编程了，所以反病毒卡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反病毒卡不能及时升级，就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则是他看到了一个新方向：平面创意系统。说到平面创意系统，就不能不提西安交大另 外一家公司：山脉。
1994年，山脉公司推出一款产品，叫平面创意系统。这个系统是给校外那些广告公司做的，可以进行照片编 辑、广告制作、版面设计等。那时候广告公司基本上还没有电脑可用，靠的是剪刀、胶水、胶卷底片、报纸、杂志.
山脉公司的平面创意系统一出来就广受青睐，卖得很好。当时有个广告公司的朋友找到周鸿祎，问他能不能 做同样的东西。他研究了一下，脑袋“轰”的一下被雷到了——原来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市场！对于广告公司来 说，这就是鸟枪换炮的重大颠覆啊！
周鸿祎冒充广告公司的职员去山脉公司洽谈业务，听对方的讲解时又被雷到：原来这个东西就是 CorelDRAW、Photoshop软件的汉化！别人不知道，但他是知道的。原来这公司做的这个系统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改的。
周鸿祎一开始很兴奋，因为他的计算机和软件版本比广告公司的还高，唯一比不过的是：山脉的宣传材料非 常棒。系统要卖给广告公司，说明书当然要很精美很完整。这给他也带来了一些冲击：宣传的重要性。他之前去卖反病毒卡都是靠嘴说的。
加上反病毒卡的项目发生了变化，他想立即启动这个新项目。原来他们做病毒卡是一种硬件思路，基本没想 升级的事。一锤子买卖肯定是不长久的，因为不能跟上病毒变化。再者，反病毒卡项目团队分裂了。石晓虹还比 较信任他，毕竟产品卖出去挣了点儿钱。但是另一位对他很不满，认为应该把钱分了，但周鸿祎受《硅谷热》的 影响，认为那钱应该拿来扩大再生产。他拿钱买了电脑、图书，拷了很多软件，但是那位合作者对此毫无兴趣。 不得已，他给那位合作者分了些钱，团队散伙了。
1994年，人们对知识产权实际上还没有多少认知。能把国外的软件汉化是非常受追捧的。如果他们能汉化， 我为什么不能？周鸿祎当时也这么想。
周鸿祎做了什么？
二次创业刚开始就被挤到郑州
第一件事就是重组团队。周鸿祎把一个名叫王航的初中同学叫了来。王航是学医的，本科就要学5年，毕业的时候是1994年。另外一个叫冀凯的同学搞设计。他认为应该把电脑和美术结合在一起。加上石晓虹，4个人的 小团队开始行动了。
资源编辑器没有问题，但他们缺一套字库。那套软件的汉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字库。事实上，中国的南、北 方都有很多公司在搞汉化，周鸿祎的同学李钊他们也在做。他们破解了山脉的字库后发现，山脉公司实际上连字 库也是用别人的。
当时李钊也在念研究生，高周鸿祎一届。他找到李钊要那个字库，李钊说必须花钱买，3000元。他一口应 下，当晚就付了钱。
1994年那会儿3000元不是小钱，普通家庭的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两三百，这相当于他们一年的花销了。 不可思议的是，周鸿祎那年偶然参加了陕西一个大学生创意大赛，乱想了几个主意，竟然得了一等奖。他自己都 不知道为什么得了奖，估摸着可能是别人的创意更差吧。但是奖励的那台幸福250摩托车可帮了他大忙。
幸福250摩托车当时的市场价大概是5000元左右，周鸿祎把它以2500元处理掉了，自己又补了500元钱进去， 拿下了那套字库。
拿到字库后，周鸿祎的团队就在学校的招待所里租了一个房间，后来又加了一个同学，几个人夜以继日地开 始干活儿了。他们做了套宣传材料，给公司取了一个名字叫“信心”，因为当时公司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信心。
山脉公司当然很快就知道他们在模仿，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考虑到自己在西安没有什么关系，周鸿祎一行人 杀回了河南郑州。一方面，王航、冀凯都是郑州人，周鸿祎也是在郑州长大的；另一方面，他觉得那里应该还是 个空白市场。
二次创业彻底失败
回到郑州后，他们与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合作成立了 “郑州信息软件公司”，专门卖平面创意系统。 实际上，很多事一旦做起来就可能走样。新加入的那几个朋友都是广告公司的老板，但他们不懂电脑。他们 觉得电脑这玩意儿很神秘，周鸿祎就先培训他们。经过培训，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儿的确挺好的，可他们不会马上 买，因为当时计算机贵，软件更贵。
受山脉公司的启发，他们把扫描仪、打印机捆绑在一起，开机就自动进入了功能界面。这样一套系统根据配 置不同，多则10万，少则5万。这也是参考山脉公司的价格。看着这个价格，周鸿祎自己也肉疼。 他一张反病毒卡才卖几百块钱，这得卖多少张卡才够啊！
办公司出问题再平常不过了。做着做着，这群人开始内讧，到最后朋友也做不成了。本来说好合伙的，但他 们走时把电脑也抢走了。问题是他们抢了去也不会卖，最后周鸿祎请人居间调停，他们又把电脑还回来了。
内部分裂，外部市场却如铁板一块，根本撬不动。任凭他们说得口干舌燥，最后就是一无所获，一次次失 败，他们的信心动摇了。明明是很有市场的产品，怎么就卖不动呢？周鸿祎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老板跟周鸿祎差不多年纪，不懂电脑也没有销售高科技产 品的经验，但是崇拜高科技，于是提议由他出资、出办公室，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干成。这算是周鸿祎的第一笔天使投资。
1994年，几万块钱加上办公场所，这投资也不算小了。可是坚持了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失败了。转眼 就到了 1995年——在外面漂泊了这么久，周鸿祎不得不回去拿硕士学位。
受《硅谷热》里那些辍学创业成功者的影响，他对学位没有什么兴趣，但命运好像安排他必须回去。 先是石晓虹回学校了。他的导师通知了他家里人，家里人逼他回去念博士。在当时，硕博连读对一个学生来 说诱惑力还是很大的，更何况他们的二次创业也失败了（反病毒卡算第一次）。
周鸿祎如果愿意接着念，他也可以硕博连读。但他当时一门心思开公司，连硕士文凭都不想要了，哪里还想 回去读死书。家里人被他气得要命。要不是公司失败，他可能根本不会去思考自己是否需要这个文凭。
决定找个平台补补课
回学校前，他们离开了投资人提供的办公室，裁员、收缩，在济南和青岛踏踏实实地卖，薄利多销，卖多少 算多少。虽然现在看来，天使投资再要回去有点儿没面子，但他们最后还是把赚来的钱还给了投资人。 回到西安，周鸿祎给导师认了错，写了检查，得到了导师的谅解。
在办公室里，当着博士、硕士30多人，导师说：我觉得你们这批人当中可能就小周有点儿出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常人。这里面小周最怪，做事情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样，总是做一些出人意料 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要么输得很惨，要么就应该能获得成功。
导师的话在场的学生都很不乐意听，周鸿祎也很惭愧，惭愧的不是导师对他的评语，而是导师对他的宽 容，"病毒门”后如此，现在也如此。
回到学校已经是1995年的春节了。周鸿祎大年初二就回了学校。一方面是因为他欠了一屁股债。出去折腾了 一年，把原来做反病毒卡赚的钱都赔进去不算，甚至变成了 “负翁”，前后两次与人合伙都以失败告终，不欢而 散，那感觉真是令人沮丧至极。
痛定思痛，周鸿祎回学校后正在赶论文，很凑巧又碰到了李钊。李钊当时已经毕业了，是回学校看女朋友 的，他女朋友与周鸿祎是同学。有一天早上两人碰到了，李钊告诉他自己去了北大方正王选那里，给他讲了北大 方正的情况。北大方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比联想、四通还要牛，在学生中很受推崇。毕竟，大家用的照排系统、WPS汉卡和常见的打字系统都是方正的。
北大方正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李钊说方正不错，彳艮自由，可以写软件，能学 到东西，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周鸿祎的性格会不适合，因为那里的人不能乱说乱动。
其实周鸿祎也参加了很多招聘和面试，当时有一家深圳的公司愿意要他。广东有一家银行也想要他，因为他 的简历很不错，得过很多奖。
最后促使他去方正的原因，一是二次创业虽然惨败了，但是他的理想没变。经历过惨败的人知道应该去学习 了。二是当年他跟晓军电脑接触过，晓军电脑也做汉卡。当时那么多汉卡，为什么方正的WPS汉卡做得最成功？ 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求伯君牛，但周鸿祎有另外的看法：他觉得是求伯君找对了平台。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 因为李钊当年就破解了求伯君的汉卡。求伯君的汉卡固然不错，但是因为他投奔了方正，而方正做激光照排系统 在印刷系统很有名气，在全国还有那么多分公司，他才能成功。
既然求伯君能到方正去，周鸿祎为什么不能也借助这个平台获得成功呢？不久，方正即将迎来一个不同寻常的员工。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教训一：做产品和做公司差别太大了
如果当时他们扎扎实实在河南深耕细作，实现盈利是没问题的。可他们犯了两个错误，结果就不同了。
第一个原因，是这套平面创意系统还没做好，就出现了新的想法。那年暑假，周鸿祎找了几个师弟把其他软 件汉化了，什么家庭装修，给装修公司做效果图，实际上就不专注。
同时，那个投资的朋友为了把郑州市场做好，在报纸上狂打广告，还以3000元的高薪招销售人员，公司迅速 膨胀到了五六十人。可是这些高薪招来的销售人员并没经过什么培训，进行简单分组后就被派往青岛、济南各 地。
如此浮躁显然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在做反病毒卡时虽然有很多教训，但周鸿祎当时只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 合作伙伴的问题。在郑州一开始与社会上的广告公司合作就经历了波折，他没意识到自己真正存在的问题：书生气。
跟同学比起来，周鸿祎有些江湖气，但跟真正江湖中的那些公司比，他还只是一介书生。这书生气在后来跟 投资人的合作中再度浮出。人家让他们搬过去，他们一想能省办公室的钱，也就喜滋滋搬过去了，但实际上却被 控制了。他们免费用了人家一个月办公室，代价却是白赔了一台电脑和一套系统。
第二个原因，公司员工缺乏合力，各地销售打不开，周鸿祎和另外一个合伙人不得不亲赴各地。他们当时没 有找代理商，全是自己卖。他们住廉价招待所，跑广告公司，跑报社，这几十号人人吃马喂地慢慢就失控了。
留在郑州的研发人员刚开始不懂，但后来发现老板干的不就是汉化的Photoshop，CorelDRAW吗？他们自己也 可以汉化。后来他们甚至不汉化，直接从公司拷走软件，改个名字就在外头悄悄卖了。
公司内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各地的销售人员也背叛了。投资人之前许诺的所谓3000元高薪其实是忽悠他们 的，实际底薪很低，也就600元左右，其他的全靠提成。员工进了公司才发现被骗了，人心自然浮动，队伍当然 就不好带了，就散了。
再者，公司本来做的、卖的就是盗版。销售人员就和总部的研发人员合起来，私下里卖，卖得比公司价格更 便宜。后来，那几个人一分工，干脆从北京配装系统，不挣公司的钱了。
如此一来，投资人那十来万块钱哪禁得住折腾。一方面内部人革命；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山脉公司当时也派 了人到郑州来做销售。来的是个女孩子，不懂技术，但是她踏踏实实一家一家谈，最后把郑州市场给拿下了。
教训二：你能投机，别人就能取巧
那是周鸿祎比较灰暗的时期，一个人在无锡和济南之间来回跑，这里要技术支持，那里要收拾烂摊子，其间他认识了一些朋友。他在江西南昌待了很长时间，接触了很多做广告公司的人。但印象最深的是在山东。公司的 内鬼和几个山东人一起合伙做黑单，周鸿祎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经历了这些事，周鸿祎发誓以后再也不能投机取巧了。投机取巧看似聪明，但他此时已明白一个道理：你能 投机，别人就能取巧，如果一点儿技术壁垒都没有，做什么都是无法长久的。
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无意中却带来一个结果：郑州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公司，后来发现不好赚钱又纷纷成 立“输出中心”。这些公司做平面印刷、接设计，买了一些高档的扫描仪扫描图片，帮人分色。后来因为投资太 密集了，这些输出中心没有几个做得很成功的，倒是培养了一批人。
这么乱七八糟地折腾了有一年，周鸿祎发现，现实与《硅谷热》里描写的情况相去甚远，心想再这样做下 去，自己只怕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混混儿，好点儿也就是个个体户，每天做着投机取巧的事，与自己当初的理想完 全不是一回事。
思来想去，周鸿祎决定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去看看正规的大企业是怎么做产品和管理的。
第五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到公司后不久，方正公司里就传开了关于周鸿祎的故事。他比较爱管闲事，喜欢串门子，对别人的事情也爱指指点点。这还不算，公司当 时没给新员工配笔记本电脑，但他一进公司就去申请了。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周鸿祎重回中关村。
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与这个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村”扯上关系了。
中关村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大约是在明朝。当时有不少宦官在这里修建庄园和庙宇，而宦官又称为“中 官”，于是得了 “中官屯”之名。1951年，此地被国务院有关部门看上，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址，入住的都是高级 知识分子。“中官” 二字肯定是不能再用了，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提议改名为“中关村”。
1980年10月23日，中关村第一家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出现。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民 营科技企业，由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研究员陈春先创办。在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中关村科技企业时代拉开了大幕。在80年代前期，中关村知名度还比较小。
中关村知名度的提升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关村附近聚集了四通、科海、信通、联想等公司，联想 当时还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随着这些公司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中关村的名气不断攀升，但人们还是习惯叫 它‘‘电子一条街”。直到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中关村，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做出报 告，后来《人民日报》又以标题“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在显著位置刊登，从此“中关村”出现在了 “电子一 条街”之前。
1988年5月10日，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第一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中关村逐渐声名显赫。1999年6月，“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沿用至今。
应该说，北大方正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正好代表了第一代中关村科技企业从懵懂向成熟、从野蛮向现代 过渡的一条必由之路。1985年10月15日，楼滨龙出任北大新技术总公司总经理，此后7年，北大方正完成原始资 本积累，公司账面自有资金达到2亿元左右，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也是中关村最有钱的公司。 1993年，上海《文汇报》发文惊叹：“沪全部校办企业一年经营额不敌北京一家北大方正。” 原海淀试验区主任胡昭广这样评价：“北大方正公司是中关村公司中最具有竞争实力的黑马。” 这就不难理解它对于周鸿祎、李钊等人的吸引力了。但此时的北大方正其实也遇到了自己的 “7年之痒” 。
家大业大，管理起来难度也大。由大学讲师蜕变为公司老板的楼滨龙面临三座“大山”：如何处理公司与北京大 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司内部有功之臣的竞争；如何处理公司与王选院士以及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关 系。结果第一座大山他都没翻过去，就被“雪藏”了。
他后来被著名的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请去做总裁，但与史玉柱在经营策略上又发生很大分歧。北京巨人 电脑公司也因为在电脑中安装盗版的微软公司软件被告上法庭，后来全军覆灭。楼滨龙从此退出了中关村。
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就像两个磨合、交替中的齿轮，数不清的企业和人物随齿轮滚动，总有一些 会因为齿轮之间的咬合和断链而遭遇不测，他们的血肉成为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润滑剂。机遇与残酷相伴而 生，中关村只是一个缩影，而北大方正和楼滨龙更是缩影中的缩影。
楼滨龙的下台拉开了北大方正内讧与争斗的大幕，也给中关村各大企业的老板们拉响了警报。他们特别认真 地阅读这一案例的每个细节，放下暴发后的趾高气扬，开始低眉顺眼地织补与上级、银行、工商等各种人脉关 系，防止别人把自己赶下台。“就连马路上的交通警察，我也要和他搞好关系”，有人这样说。
1993年，四通公司总裁段永基遭遇常务董事兼高级副总裁王安石、董事兼总工程师王辑志等5名董事的联合 挑战，守住了 “王位”。1994年，联想总裁柳传志也遭遇总工程师倪光南的挑战，也守住了 “王位”。但是北大 方正的第二任总裁晏懋询就没他俩的好运气了，1992年7月上台，1995年7月下台，被公司职工投票赶下台。
公司老板被职工赶下台，而不是被投资人赶下台，这种现象只有在那个中国特色的转轨时代才会发生，也是 从那个时代开始，“谁赚钱谁为王”成为通行的商业准则，延续至今。
晏懋询下台之后，北大方正公司电脑门市部创始人、他的老上级张玉峰在北大校方、王选和公司员工的大力 支持下就任总裁之位。这正是周鸿祎进入北大方正的历史背景——他虽然只是以一个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去，但也 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晏、张大战中，王选虽然支持了张玉峰，但后者的铁腕性格注定了他与王选的分歧和冲突难以避免，爆发 只在早晚。在李钊的分析和建议下，周鸿祎选择了北大方正，而没有选择王选的计算机研究所。
周鸿祎到北大人事处去报到时，北大方正此时还不是独立公司，他是以北大老师的编制进去的。还有一点需 要提及的是：1996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可以使用了。 周鸿祎做了些什么？
“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
到公司后不久，方正公司里就传开了关于周鸿祎的故事。
他比较爱管闲事，喜欢串门子，对别人的事情也爱指指点点。这还不算，公司当时没给新员工配笔记本电脑，但他一进公司就去申请了。
当时程序员用的都是台式机，优秀的程序员是4兆内存，普通的程序员是2兆内存，但是周鸿祎却盯上了公司 那一批库存的很旧的笔记本电脑。虽然那只是黒白屏幕、档次很低的笔记本，但在1995年台式机都还不普及的情 况下，笔记本跟“大哥大” 一样，是身份的象征。
他找到领导周宁，说自己回到家还想干活儿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想到周宁真给他批了，这一下子就捅了 马蜂窝。虽然那台笔记本电脑很烂，但却是地位的体现，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怎么能越过一大批老员工享受这种 待遇呢，于是公司内部会议上经常有人说周鸿祎这人挺讨厌。
据说当时还有个副总在某次酒后也带着感情劝导周宁，让他别太放纵周鸿祎，说这种人是害群之马，会影响安定团结，一定要把他开掉。
周鸿祎是个聪明人，听到风声以后便知道自己馄不下去了。好不容易进了方正，户口也进了北京，总不能给 退回去吧。于是他找到周宁，说：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我也不挑挑拣拣了，公司哪里最艰苦，哪里有最难啃的 骨头，你就把我扔到哪里去吧。当时新疆的项目大家都不愿意去，周宁就真的把他派到新疆去了。
周鸿祎倒是不在意，因为当时李钊也在新疆，他觉得两人也许可以合作干点儿什么。经过前面研究生阶段的 一些积累，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和技术人员合作，弥补他们的不足，一起成就项目。后来他把自己称作“程序员的催化剂”。而李钊当然是个很优秀的技术人员。
正如李钊之前担心的，周鸿祎的个性果然不为他人所容，还不到一个月就被“赶”出了北京。但李钊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赶”到新疆来跟自己混了。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7月20日到北大方正报道，8月初周鸿祎就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他去新疆之前，新疆那边早已严阵以待。关 于他的各种传闻都已经飘过去了，大家知道来了一个刺儿头，来了一个狂妄的年轻人。
周鸿祎一去就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相应地，他一到新疆，就被派给另外一个刺儿头组长。也许是两个刺儿头 反而对了脾气，组长对他还不错。组长那时到建行也不久，需要得力的帮手，就对他说：只要你不跑到其他组去 乱说，只要不捣乱，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周鸿祎一听这意思就是把他当菩萨供着。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怎么甘心被供着混吃等死呢？但是因为在北京 吃过了张扬的亏，这回他决定沉住气先观察观察，反正这时候对银行业务也没啥兴趣。
当时在新疆的同事都在做软件，给银行编系统，用的平台是Unix、惠普的小型机，典型的云结构，所有 的终端都会挂在那上面。他观察了一会儿，大概就看明白了。他对人机交互很熟悉和擅长。
毕竟研究了这么多年软件，他已经算得上是个好的产品人员。毕业设计他用的就是Visual C++。当时Visual C++令人惊讶的是它有MFC (微软基础类库），也就是说，它有一套自动化编程的东西，能让你所见即所得地拖拽 一个界面并帮你自动生成消息循环，你只需要选某一个按钮按下去。
于是他跟大家说自己可以先做一套开发系统，也就是先做一套工具。他想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一个菜单系 统，同事们都不相信，因为当时有一个研究生做了半年都没做出来。但这对周鸿祎来说却是驾轻就熟。
当初他遇到“病毒门”时使用的是Unix小型机。他们常常睡在机房里研究，几乎把能找到的关于Unix的几本 书都看完了，后来还利用计算机管理员的疏忽把管理员的权限给拿走，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儿了一阵子。但他犯了 一个错误：把某一个文件给删除了，导致学校计算机瘫痪。
确实只用了一个星期，周鸿祎就给同事们做出了一个菜单系统。就像原来那套数字电路检测程序一样，这个 系统也有一个引擎帮助大家把资源文件读出来，再根据菜单来读取不同的程序。 通过这件事，周鸿祎证明了自己不仅能说，还能做，同事们也开始支持他了。
在别人的平台上崭露头角
被人信任会让人意气风发。周鸿祎后来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可视化编程，包括所有对话盒、按钮、对话框。Windows里那些控件功能他基本都给实现了。
他把所有带格式化的域在建立窗口表格的时候都做好，一旦输入的域不对，系统就不让你输下一个。这样一 来，同事只需要按需求填函数体就行了。
大家非常惊讶。但这还只是做客户端界面，跟数据存储方还是没有结合起来，因此他们输入了数据还要自动 往表里插。他们面对几十种库，上万个标段，很复杂。周鸿祎又趁热打铁做了一个数据字典翻译器。
他先编了一个程序理解数据字典，即在内存中的一个知识库，包括很多数据库定义。比如很多银行都在 用“1”代表定存、“2”代表零存，但是要给出提示。这些都在数据库字典里，不仅可以定义格式，还可以提示 含义。
他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他大学时数据库理论学得比较好。
他建立了一张图，库、表关系就清晰了。银行里有很多通用的查询和查询条件，都被系统程序变成自动化 了，显示的所有格式都和后台库、表保持一致。以他为主，李钊后来帮忙，这个系统做了大半年。
这套系统在建设银行内部引起了很大轰动，自然也改变了公司领导对他的看法，于是又把他调回北京。回到 北京以后，领导们对他不错，但他却一时没什么事可干了。
也是这个阶段，1996年，他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接触互联网。那时候北大可以自由上教育网。在这之前，他还没上过互联网。他当时给领导建议，能不能把公司也接入教育网。方正是最早接入互联网的公司之一。
但事实上，他当时对互联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邮箱的时候大家都在BBS (电子布告栏系统）上收站内信， 很多人沉醉在MUD (多用户网络游戏）里面，但他没敢进去玩。后来他基本没有产生过做网络游戏的想法，也是 有根源的。人不可能对所有的领域都有天赋和灵感，天赋和灵感很多时候都来自于自己的经历。 当时互联网给他最大的感觉就是免费，不仅免费还开源。
经历过计算机发展初期的人，对软件之难找大概都深有体会，更何况周鸿祎还因为拷软件吃过那样的苦头。 当时拷一张盘要1块钱。突然发现互联网上有这么多免费的软件，他如获至宝，疯狂下载。 当时他对Delphi最感兴趣，这是一种可视化的集成开发环境，比微软的MFC更进了一步。 北大未名BBS被关后，他又上水木清华BBS。当时水木清华还很单纯，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都非常友好，氛围 也比较自由、民主和开放。这里面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不少各行业的精英人物。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真正的人脉在于“公平交换”而非索取
梁建章与沈南鹏第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梁建章14岁，沈南鹏15岁，两个神 童再神，也不可能预想到17年后会联手创造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很优秀，才可能非常要好，从而在命运的长河中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层次不同，沟通的成本会很高。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大把的时间纯粹地帮助别 人。所以，往往只有优秀的人才拥有有效的人脉。
不够优秀的人其实最应该做的，不是急于建立人脉，钻营圈子，那样只会让人暗地里瞧不起，甚至被贴上谄 媚的标签。人脉是重要的，但它需要你自己去慢慢建立。有效的人脉圈子的扩展速度，基本等同于你的成长速度。
特别是对于草根出身的普通人来说，金钱、地位和光环都离得很远，所以很难短时间内就与别人实现公平交 换。但这不要紧，除了这些，还有些资源是可以从零开始积累并实现赶超的，比如才华和学识，人品和智慧。这 些的确是可以通过努力日积月累的。
试想，如果周鸿祎没有成功，以他那样带刺儿的个性，又有多少人愿意接纳他？但是他自己变厉害后，即便 是重量级的竞争对手，也要平起平坐地跟他谈合作。
所以，只有自己变得优秀了，并且让别人看到了，才可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高效的人脉，甚至还会获得意外的帮助和机会。一个优秀的人必定会有其他优秀的人主动来进行价值交换。而建立在这样公平而无私的基础上的 交情，才会沉淀为友谊和牢固的伙伴关系。
而变优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点：专注于理想；独善其身并亲近那些独善其身的人。
学会了下沉
因为被人嫌弃，周鸿祎知道得做点儿事来证明自己，再加上不服输的劲头，到新疆后他沉了下来。虽然没人 敢管他，把他分给了当时被边缘化的组，而且银行系统他也不感兴趣，但他再也不提要求，也不抱怨了，踏踏实 实做了几款产品。
通过此事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当年为了玩儿Unix昼夜不睡觉，研究生毕业设计时使用VC语言，当时 他或许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却在新疆的工作中全面爆发出来。这些积累让他在新疆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而 这张答卷本身，对大型系统项目的分析和把握又成为他未来的一个潜能积淀了下来。
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信任。同事和朋友的信任，是一个创业者成功的基石之一。
不是开公司才叫创业
创业是个泛概念，不是只有开公司才叫创业。
什么是创业？如果敢向自己承诺，愿意拿出人生最黄金的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决定玩儿这个游戏， 愿意牺牲生活乐趣，甚至可能付出健康，这就是创业。艺术、文学、经济、政治，都是创业的舞台，它适合于任 何不甘平庸、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愿意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
只要想创业，不管哪个阶段都能学习
周鸿祎在北大方正期间，是个纯粹的打工者，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干起。但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是为了学习创 业去的。所以他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公司，努力把每件事做好，也因此得到最大的收获与回报。
他早就开始了创业，而到方正打工不过是他创业的一个初始阶段：学习创业。
在方正他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进去之后因为领导喜欢而恃宠生骄，啥活儿还没干呢就要求这个，指点那 个。比如他很想让方正做一套Windows系统，做一套面向对象的开发语言。但是当时他的视野还非常窄，虽然有 点儿实践经验，但多是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如果能踏踏实实干点儿实事再提可行性建议，情况就会好很多。
刚进去的头一个月，仗着周宁赏识，他就经常找机会跟人家聊，可是也只能聊点儿宏观的东西，自己都不知 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只是朦朦肽胧感觉有些方向。有时候周宁也听不懂他想说什么，听着听着就急了，问他：你到底想干啥？
另外，他到公司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但是毕竟干过很多事，就总忍不住各部门瞎转，打着学习的 幌子包打听、瞎指挥。不同的部门在做不同的系统集成，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进来就指点江山，忘了自己是谁，怎能不招人嫌弃？而这些，是他在自己之前的创业过程中学不到的。
任何伟大的想法都要从一个点开始。而且如果没有在一个点上突破，谁又能证明这个点能成就一件伟大的事 呢？他所说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由于并不了解情况，所以他说的那些东西听着都对，其实没什么实际价值。大而 无当的想法，反而不如当初踏踏实实做反病毒卡，从一个点切入。
再者，处理人际关系也是创业者的必备素质。进入职场他才知道，光有老板喜欢不行，还有二老板三老板 呢，还有副总、总监和部门经理呢。
人不可能啥错误都不犯就明白了所有道理，就算明白也不会印象深刻。如今周鸿祎会经常收到很多年轻人的 邮件，他们甚至还没有他当年这些经历呢，一说就是自己有多么深刻的见解，动辄就要见一下李彦宏，要见一下 马化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