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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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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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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讲述的，是关于那些致力于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其中大多数并非名人。他们既非政客，亦非工业巨子。他们中有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还有管理顾问、社会福利工作者、教师和记者，有些人最初只是以家长身份而涉足其中。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孟加拉，巴西，匈牙利，印度，波兰，南非和美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作为社会改革者，或说是社会企业家的角色。他们拥有改善人民生活的强大理想，并致力于在许多城市、国家、乃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施他们的理想。
本书并非为了颂扬几个男人或女人，而是要引起人们对这类推动社会变革的特殊角色的重视。社会企业家对于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对于社会所起到的改造和修正作用，一直远未得到适当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他们存在已久，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今天，他们的形象才刚刚开始凸显。
近年来，“社会企业家”这一称号逐渐获得了认知○1。美国的顶尖大学已开始开设社会企业领域的课程。记者、慈善家和发展工作者们经常援引这一名称。然而，大多数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如何能将企业管理技能运用于实现社会目标上——例如，如何将非盈利基金运作于盈利项目以产生收入。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然而本书以不同的视点来认识社会企业家：将他们看作变革的动力，面对重大问题，他们提出新的解决方法，而不会说“不”。他们不懈地追求，直至将他们的理想远播到所有可能的地方。
根据管理学家彼得?F?杜拉克的说法，“社会企业家” 这个专有名词（它源于法语，意为“从事者” ），是两个世纪前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迪斯特?萨伊引入的。它说明一类特别的经济参与者，他们并非单纯的企业创办者，而是那些“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的人们。”○2 20世纪的成长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得则将这些社会企业家描述为：重大的经济进步所需要的“创造性的破坏” 的来源○3。
考虑一下亨利?福特与史蒂文?乔布斯这两个著名的范例吧。众所周知，福特与乔布斯将汽车与计算机重新想像成为大众市场商品，从而“破坏”了他们所处行业中的原有模式，为生产力的飞跃开辟了道路，引发了变革的浪潮。本书将展示社会企业家们在教育，健康，环保，助残，与许多其他领域所起到的类似的作用。杜拉克指出，“社会企业家改变了社会的性能。”○4
本书描述了许多国家的实例，旨在说明，社会企业家们如何去促进系统的变革：他们如何去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与观念。本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怀有一些直击现实问题的强有力的理想，直至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整个社会。他们不愿意、也无法停顿下来休息。本书调查了他们实现变革的实际过程，分析他们的策略、组织特色与个人品格，这些因素诠释着那些社会企业家的成功道路。
由于社会企业活动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且，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人并非只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所以我决定将焦点放在全球范围。在全世界，人们都在遭遇相似的问题：不当的教育与医疗体系，环境恶化的威胁，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日益降低，根深蒂固的贫困，高犯罪率，等等。但是，在较为贫穷的国家，社会企业家们不得不用少得多的金钱去试图为数量更为众多的人群做事。所以，他们必须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去设计大规模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对于所有想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的人们来说，不论他们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
这些报道与分析旨在吸引广泛的读者。任何曾经梦想解决一个问题，或曾想在他或她的环境中造成一种积极变化的人，都会在此找到令人鼓舞与具有教义的案例。此外，企业界人士与公益事业管理者们将会看到，社会企业家们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为大“市场”服务的；基金会的捐赠者们与慈善家们将对他们的捐赠意向，产生新的创意；政策制定者们将会发现一些有可能在全国推广的解决问题的模式；记者们将会发现一个未被充分报道过的广大的人文活动领域；大学生和专业人士们将会发现新的职业道路或第二职业生涯的机会；教授们将发现可以应用于许多课程的教材范例；父母与中学教师们将会发现能够激励年轻人们的故事。
本书虽然着眼于全世界范围的变革，但它同时也对那些变革的实际发生过程提供详尽的说明。显而易见，这是一本关于正在做着真实的事情的真实的人们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说明：要促使社会进行变革，解决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一些怀有坚定信念与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它表明，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始于一位社会企业家的倡导：一个看到问题，并发明新的解决方法的人。他沉迷执著于其富有远见的解决之道，并为之采取首创性的行动；他聚集资源，建立组织，以捍卫并推广其理想；他以持续不懈的精力和专注，去克服所有那些不可避免的阻力；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改进、加强、扩展那一远见，直到那曾经仅仅是边缘的一个想法，变成一种新的准则。
这一观察引发出众多涵义，但它们浓缩成一个相当简单的要点，为了改进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社会与经济援助的框架体系，以使得这个世界的社会企业家的数量与效率，都得到最大化的发展。
全球民营部门的涌现
社会企业家存在已久。方济格教团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创建了许多组织，在他的领域促成了许多变革。○5 今天所不同的是，不仅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而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企业家已发展成为一种职业，并成为咨询领域的主流。社会企业活动领域的兴起，成百上千万新的民营部门的涌现，可以被看作是过去30年全世界出现的惊人发展中的前沿。
“这件事一定会使你大为震惊：25年以前，在美国以外，只有很少几个从事开发社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而现在，全球有成百上千万这样的组织，” 彼得?戈德马克对我评论说。他曾于1988年至1997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简直没有任何人能使这么多的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时发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增长？原因是，那儿有种子，有适合的土壤，有一些不懈的人们，他们致力于去解决那些现存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挣脱旧的模式，努力去发明新的组织形式。他们发现了更多的自由，找到了更高效率与更大生产力的结合方式，那是最关键的领域。”
例如，20年前，印度尼西亚还只有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今天已经有了两千多个○6。在孟加拉，国家的开发工作大部分是由两万多个非政府组织所执行的，而它们中绝大多数是在过去的25年中才建立起来的。印度有一百多万个民营部门。小国斯洛文尼亚就有一万两千多个这样的组织。在中欧的前共产党国家，从1988年到1995年间成立了十万个民营部门。在法国，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七万多个新的民营组织成立，其数目为60年代的四倍。在加拿大，自从1987年起，注册的民营组织的数目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达到将近二十万个。在巴西，20世纪90年代，注册的民营组织的数目从二十五万跃升到四十万，增长了60%。在美国，从1989到1998年间，在国内税收署注册的公共服务组织的数目从四十六万四千个跃升到七十三万四千个，增长率亦为60%○7。据估计，在巴西有一百万个民营组织，在美国则有200万个○8。在美国，民间活动已有久远的历史，而竟然有70%的民营组织注册成立还不到30年○9，这不由不让人感到惊奇。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注册的国际性民营组织从六千个增加到了两万六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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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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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历史上说，这些组织是以否定的方式被加以定义的: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如今，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它们包含了一个新的“部门” 阶层，人们对其有各种各样的称法，如“独立部门”， “非营利部门”， “第三部门”，或是本书中所使用的，“民营部门”。在美国，包括哈佛，斯坦福，耶鲁，杜克与约翰?霍普金斯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大学，都设立了课程与中心来研究这一部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纽约市总的就业率只增长了4%，而民营部门的就业率则增长了25%○1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8个发达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在1990到1995年间，这一部门的就业增长要比整体经济的就业增长快两倍半（注12）。彼得?杜拉克称这一部门为美国增长最快的行业。
尽管公共服务组织早已不是新事物，但其在世界范围的民间活动方式，在几个方面是不同以往的： ○13
1．它正在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出现。
2．这些组织比以往更加分散地遍布全球各地，而且更加多样化。
3．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组织超越了权宜之计，去努力获得系统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们不再只是烹制，而且提供更好的食谱。
4．民营部门受教会和国家机构的制约比以前少了，事实上，它们对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国际反地雷组织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就是例证）。
5．它们与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使政府的代表作用得到改善。○14
6．当一个原先被禁止的部门突然享有“准入权”，新球员蜂拥涌入场地时，自然会产生争抢位置的情况。这种企业家精神正对民营部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协作，以及更加强调效果。○15
当然，在民营部门也存在着许多无能、浪费与腐败的组织。然而，近年的活动激增，迫使民营部门越发努力来展示其效能。面对如潮水般涌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企业家和他们所建立的一些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迅速的组织，那些死气沉沉的过时的机构的管理者们发现，“业务照常”已不复安全了。事实上，因循守旧或依靠过去的声誉度日已经变得有风险了。企业家精神与竞争的兴起，代表了民营部门的原动力之中的一种早期的、然而是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已显示出其在改革中的极大的传导作用。○16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这一发展进行探讨。
这些如此重大的变革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商业网站.com —— 一种相比之下要小得多的现象——的发生，但是，成百上千万的人们仍然没有听说那件大事：民营部门.org在全世界范围的爆发。这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含义：正在涌现的民营部门改进着政府的作用，转变因循的惯例与态度，为人们发挥才能提供了许多新的、积极的方式。民营部门正在重组社会运转的方式。
是什么促使了这些变化？
对这些变化的最简单的解释是，曾经阻碍它们的那些壁垒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过去，南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将军们，是不能容忍那些从事重大社会改革的民众的；中欧和俄国的前政权，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或是殖民地印度的总督们，同样不能容忍。而现在，这些地方的专制政府大多数已经被真正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所取代了。
想要建立组织的公民们所需要的不止是自由，他们还需要钱。经济体系中肯定有盈余的财富足够资助他们的事业。在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至少700%。○17 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尤为强劲，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为5%，而且所有的地区经济都经历了经济增长○18。尽管繁荣的分布远非均衡，但是，财富的增长——由政府税收或通过慈善捐款的渠道——使世界上相当数量的人们得以在民营部门谋求生计（今天，许多民营组织正在寻求一些方法，通过盈利的项目，来催生自身财富的增长。○19）
对于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社会与科学的诸多重大突破来说，20世纪后半叶的繁荣既是因，也是果。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的寿命延长了，而且拥有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自由，可以去思考生存以外的事情。自1900年以来，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均寿命增长了30年，在贫穷国家则增长了将近40年，这种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20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基本教育体系惠及了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们。在1970到198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非文盲率从43%提高到60%。（注21）在许多国家，随着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更高的教育，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仅在20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大学的数目就增长了一倍多——既拥有知识也拥有经济手段的阶层壮大起来，从而得以有效地去应对社会的问题。（注22）○22
此外，在过去30年间，妇女运动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已获得立足之地，历史上约束妇女行动与表达权利的限制被削弱了。（注23）种族隔离的衰亡，为众多人群，诸如美国、巴西、南非的黑人和印度的贱民，拓展了机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后殖民地与后专制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坚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才、金钱与信息能够在全球更加迅速、更加低成本地流动。
总之，今天有更多的人们拥有了自由、时间、财富、健康、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以及社会活动的能力和自信，他们以大胆的、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
供给增加了，需求也在提高。
对于民营部门的涌现，另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人们认识到了变革的迫切性。通讯
革命使亿万人民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科技使得普通民众也能享有以前只被精英阶层与国家政权所掌握的信息。这一变化的后果之一是，公民们深切地意识到了环境的毁坏，贫困的激化与健康等诸方面的灾难，以及遭到践踏的人权、失败的教育制度和不断升级的暴力。○24 另一个后果是，人们拥有了强有力的通讯手段，得以协调一致地去共同努力迎击这些问题。
一个促发行动的强有力的动因来自于环境的威胁。1990年，世界上有10万个独立的环保组织，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注25)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丧失了四分之一的表土层与三分之一的森林覆盖面积，” 保罗?霍肯，艾莫里?洛文斯和L?亨特?洛文斯在其所著《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Natual Capitalism）中写道：“以目前这种毁坏速度，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失去这个世界的70%的珊瑚礁，它们是25%的海洋生物赖以为生的基质。在过去30年间，这个星球上三分之一的资源，即‘自然财富’被消费掉了。” ○26
根据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今后20年中，世界将目睹可耕地巨大幅度的减少，温室废气散发的大量增加，热带森林与其他物种丰富的动植物栖息地与生存环境的耗减，这些都将大大地加剧“正在发生的生物物种历史性的恶性缺失”。30亿以上的人将生活在“水源紧张”的国家。此外，到2010年，仅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俄国，印度和中国五个国家，感染艾滋病或HIV阳性的人，就将达到5000万到7500万之多。○27
通讯技术带来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全球的不均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触可感了。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二分之一人口，只得到了全球总收入的5%。对此进行深刻思考是一回事； ○28 但是，当这些穷人每天都看着电视上的那些经济赢家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最底层的这一半人口不再默默地沉浸在无能与孤立之中，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城市化，他们正在组织起来，他们正在发现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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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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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问题的忧虑日益增加，人们也越来越清楚，政府是没有能力解决它们的。在过去20年间，民主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几乎所有地方的选民投票率都越来越低，在美国达到了历史最低点。○29 几十年来，失败的发展政策，与那些针对贫穷、吸毒与犯罪的令人灰心的战争，使许多人得出结论：政府必须承担将公众意愿转化为公众政策的责任，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工具，也肯定不是惟一的合法工具，就其实际所提供的众多社会物资而言，与社会企业家们的民营部门相比，政府通常更缺乏创造力。
此外，面对高度集中的企业集团势力，各国政府显得越来越无能（三百多个跨国大企业控制着世界财产的25%。○30）。政府通常没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去保护环境，保证像样的劳动条件，还有那个最近显现的问题，即它们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完整性。○31 “在21世纪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为了吸引投资，为了大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增长而竞争。政客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资金与他们的对手竞争，以赢得选民，” 剑桥大学国际企业中心的副主任诺里娜?赫兹在她的著作《无声的接管》（The Silent Takeover.又译《当企业并购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死》）中评论说：“事实上，大企业开始以其财势给全世界的政客们制定规矩，哪些事允许做，哪些事是不允许做的。” ○32 赫兹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决策精英们的短期利益有悖于社会的长期利益时，问题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很容易使人灰心沮丧。然而，有一个部门能够提供领导力、能力和创造力来帮助纠正这个问题，这就是民营部门。“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非政府组织对新的需求与机会的反应速度，比各国政府要迅速，”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T?马修斯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一书中写道。“而且，在解决那些缓慢地生成，并通过其对个体影响的累加作用而影响社会的问题时，它们比政府要更有效。” ○33○35
在全世界，社会企业家们正在展示，以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弊病，树立新的模式来创造财富，促进繁荣，并且，修复环境。民营部门正在引人注目地领导着推动自由市场与政治体系改革的力量。那个起名不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并非反全球化，而是由民间人士发明的一个策略，旨在将他们的政府拱手让给大企业的一些权利重新夺回来。
就目前来说，那些没能从政治领袖那里获得灵感的公民们，可能参选并不积极，但是他们正在以一些直接的方式去实现许多需要。今天，那些寻求有意义的工作的个人，经常会选择去建立、参加、倡导、或支持那些比传统的社会机构更富有创造力，更为敏感，运作也更为卓越的组织。
在本书的报道中有着个性化的一面。书中写到的这些人怀有与所有人相同的愿望：以可以带来保障，认同，意义，并且具有乐趣的方式去运用他们的才能。近年来已经产生的变化是，民营部门已经可以满足此类需求：将你所关心的，你善于做的，和你喜欢做的协调起来——每一天都如此——并且使之产生真正的影响。
当然，并非人人都可以是或者都想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就如同并非人人都想创办企业一样。但是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参与到这个新的部门中来。它正在如此迅速地在众多方向成长壮大起来，从而向具有各种兴趣与技能的人们敞开了许多机会之门。民营部门亟需好的经理人，市场人才，金融专家，公关代理人，计算机程序员，作家，销售人员，艺术家，会计师，电影制作者，等等。根据各组织的使命，它们也会需要记者，农学家，化学家，教师，医生，律师，生物学家，建筑学家，作曲家，工程师，机械师，出版商，城市规划师，心理学家，等等。而且，商业企业也越来越需要那些对于企业的社会与环境纬度有意识的雇员和经理，他们能够发现与这“另一个” 部门—— 社会企业家的部门——进行协作的机会。
不要忘记，这些变化都是新近才发生的，这一点很重要。仅仅在二十年前，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民营部门都还受到严格的限制：社会企业家们遭遇到异常严厉的政治限制，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一点点体系规模的援助，也没有任何网络可以去寻求经济援助、信息或是鼓励。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在自己家里都要面对强烈的反对。甚至在民营部门已有久远历史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不久以前，还很少有人能想象他们会在这个部门中谋求职业生涯。现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想去民营部门谋求事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的确，对于任何曾说过“这不行”，或是“我们能做得更好！” 的人们，对于任何有挑战现状、改革现行体系的冲动，或是想去行使一点社会企业家的“创造性的破坏力” 的人们来说，这是有利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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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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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变革都开始于一种远见和一个付诸行动的决策。1978年，美国环保署的助理署长，一个名为彼尔?德雷顿的美国人，决定要建立一个组织，去支持全世界顶尖的社会企业家们。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15年了。
德雷顿的想法是，在全球范围去寻找那些既拥有改变社会的新鲜想法，又具有社会企业家的能力与强大道德力量的个人。
德雷顿当时35岁。他要寻找的是那样的一种人——他们拥有令人折服的远见，创造力，精力，与大规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他们，用他的话说，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他认为，一个可能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最有杠杆效力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发现这些野外的奇葩，并帮助它们成长起来的组织。那将是他本人为加速全球的发展与民主化所能做到的惟一最有效的事。为此目的，德雷顿像个现代探险家一样出发了，在全球的社会领域中勘探，寻找那些最有才能的变革家。
今天，他建立的那个组织——阿育王（Ashoka），为公众服务的改革者——在亚洲、非洲美洲和中欧的46个国家运作，援助了1400名社会企业家，对他们直接资助将近四千万美元，分析他们的策略，提供“专业”服务，并且——凭借阿育王善于精选的盛名——为这些社会企业家的事业增添信誉。
阿育王的运作有点像风险投资基金，它从规模尚小而定位准确的投资中寻求高效益。不过，它所寻求的回报并不是利润，而是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照顾高危儿童等领域的进步。○1
和彼尔?德雷顿一样，阿育王是一个身材削瘦，体重不足，但出拳有力的组织。它的120名工作人员掌控着一个全球的网络，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提名人和支持者，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那些能够造成重大而积极的制度变革的人选：那些将成为“其领域的参照”的人，他们将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建立或改变一些模式。”
本书记述了其中一些人的努力。它讲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一些卓越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被阿育王的网络发现），还讲述了另一些人，像弗兰西斯?南丁格尔和詹姆斯?P?格兰特的故事，他们虽已故去，但是他们的理想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鲜活着。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对社会企业家进行鉴定和援助，但我选择了阿育王，将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追溯社会企业家的兴起。因为，阿育王是惟一一个持续了二十多年，始终在全球水平对这一现象保持积极关注的组织。此外，在对那些树立模式的革新者们在其生涯早期即加以识别方面，阿育王的“寻找与精选”程序，仍是我迄今所见到过的最严密的体系。在这些枝干繁多的故事中，彼尔?德雷顿就像网中央的那个蜘蛛。所以，我们从他开始是很合适的。
彼尔?德雷顿像是那种你在周六晚上在图书馆可能会碰见的人。他异常削瘦，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厚厚的眼镜，总是穿着皮便鞋。他的头发软塌塌的，皮肤有点苍白，领带总是歪打着。然而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对于生活的激情，似乎总是对于世界感到无穷无尽的兴趣，那使人联想起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不过这一特点被他颇为保守的举止抵消了。德雷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作派。他向人致意时总是殷勤地躹上一个七十五度的躬。为人引路时，他则像一个男管家那样伸直了手臂。他仿佛生来就从不第一个进门。而且他说话的语调柔和，耐心，那是他的父母教给他的，大声说话意味着你要说的话并不是那么重要。
听德雷顿说话，你会感觉碰上了一个很有魔力的秘密，或者用他的一个朋友，玛乔丽?本顿的话说，就像偶尔发现了“路面隙缝中的一朵兰花。” 他具有惊人的才智和不可思议的汲取信息的能力。他仿佛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毫无觉察，而经常是习惯于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会同样知晓诸如孔雀王朝的兴起与衰亡，那加兰邦的社会动荡，或是导致产生英国大宪章的社会条件这类事情。但他其实十分谦虚。他可能在谈话时会像提到乔治?布什那样平平常常地提起，比如说，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但他那样做时毫无做作的炫耀。产生的效果是，他不会使你自惭于所受的教育不够，而是有一种想要去自己挖掘历史书的冲动。
德雷顿做过律师、管理顾问、政府官员，但是在过去25年中，他主要的精力用于在全世界旅行，寻找那些致力于构建系统的社会变革者。在这过程中，他和这些人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详尽的谈话，他把掌握这些人所做的事情的进展，搞清楚哪些行得通而哪些行不通（他用小笔记本和一个微型录音机作记录），始终当作最为重要的事情。
德雷顿在耶鲁管理学院教书的朋友泰德?马默，回忆起德雷顿的一个大学教授多年以前对他的评论：“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小伙子。看上去一股风就能把他刮跑——但是他有约伯的意志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脑。” 马默加上了他自己对德雷顿的评价：“这个纤弱，小心自控的，穿蓝色套装的家伙有着巨大的威力，同时又有一种精明，他对于众多机构与这个世界运作真正方式了如指掌。”
我第一次见到德雷顿是在1996年，那是在我的一本有关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2 的书出版几个月以后。我的一个在阿育王工作的朋友了解我写作的兴趣，建议我会见一下德雷顿。
格莱珉银行创始并推广了一种方法体系，向个体自营者和世界上最穷苦的人们提供免担保抵押的小额贷款。○3这个银行是由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经济学教授于1976年创办的，到了2002年，它已将35亿美元贷给了240万孟加拉村民，其中94%为妇女。用格莱珉的流动资本贷款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使成百上千万的村民们能更好地供养他们的家庭，建起有锡顶的房子（使他们在雨季免遭屋顶漏雨之苦），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并且能为养老有所积蓄。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尤努斯证实了格莱珉“微贷”模式可以大规模帮助贫苦家庭战胜贫困。他主导了一个全球运动——“微贷革命”——这一运动在国际开发中制造出一系列的变化。到了2002年，超过2500个微贷规划正在惠及世界上最贫穷的4106万个家庭。○4
在我的书中，我将重点放在三个问题上：格莱珉银行是如何产生的？它如何运作？这个微贷规划的理念是如何在全世界传播的？
我发现，尤努斯毫无间断地工作了二十年，去开发格莱珉借贷体系，将其理想推广并制度化。无数的人们为微贷的成功贡献了力量——干练的工作人员，开明的捐助者，有勇气的借贷者——还有许多独立于格莱珉银行的组织，对同一理念进行了探索。但是，如果没有尤努斯的远见，执著追求，说服力与能力，微贷不太可能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重大运动。
我在那本书中所做的结论是，如果社会想看到更多这类改革，它们就得给穆罕默德?尤努斯这样的社会企业家输送更大的支持。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正是彼尔?德雷顿一直在做，已经作了15年的事。
在1977年加入美国环保署（EPA）之前，德雷顿上过哈佛商学院，在牛津大学学过经济学，在耶鲁法学院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在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工作了5年。他选择了经济，法律和管理专业，是因为他把它们都看作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关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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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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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启动阿育王，他召集了一些他相信兼有价值观与技能，从而能够对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做出贡献的同事。
“有一天彼尔打来了电话说，‘我想建立这个组织，你愿加入理事会吗？’” 德雷顿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时的一个同事朱利安?菲利普斯回忆说。他曾在秘鲁做过和平团队的志愿者，还在加州的杰瑞?布朗任下做过卫生厅的副厅长。
“说人权运动能够对社会变革产生很大影响，我对这个观点持有一种近乎左派——但不是社会主义——的看法，” 菲利普斯回忆说，“在和平队时，我几乎不知道社会企业家是什么，觉得那充其量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时我有些犹豫。彼尔说，‘暂时还不会占用很多时间，我现在只需要在公司注册的文件上先列上一些名字，我们回头再谈可能会牵涉到什么。’”
德雷顿把另外几位同事也列在名单上，多年来，他一直在和他们讨论那一理想。他们是：来自孟买的阿肖克?阿德瓦尼，他是德雷顿在牛津的同学，创办了最前卫的商业新闻杂志《印度商业》；阿努帕姆?普里，也是他的牛津同窗，在麦肯锡做公共事务时曾涉足保健、教育与福利等方面的业务；史蒂文?哈德里，他在耶鲁法学院的同学，曾在海军服役，并曾在福特总统任期内就职于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还有他在环保署的同事，彼尔?卡特，他是中国研究专业的博士，在印尼工作多年。○5
为了给他的组织起名，德雷顿冥思苦想。“我认为它不应该从属于任何一个宗族或团体，这就排除了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任何语言来起名字。” 他回忆说。“我坚信欧洲与美国狭隘的地方观念主义是障眼并且有害的。我也从没想过会去造出一个像埃克森或柯达那样的毫无意义的词。于是解决办法看来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给它命名。”
他有四个英雄人物：托马斯?杰弗逊；穆汉达斯?甘地；欧共体的设计师让?莫内；还有印度皇帝阿育王，他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南亚的大部分疆土，并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德雷顿认为，阿育王是历史上最宽容，最有全球性的眼界胸怀，最有创造力的领袖之一。
他选择了“阿育王：为公众服务的革新者”这个名字。（在梵语中，Ashoka的意思是，“远离悲伤。” ）德雷顿选择用一棵橡树来作为这个组织的标识图案。橡树不仅坚韧，能抵御干旱，而且植根深远，是一种“延伸广阔的奇妙树木”，它的巨大的树荫伞盖之下，经常被用作村民集会的地点。它还使德雷顿想起了那个谚语：“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
在1978年和1979年的圣诞节日期间，德雷顿和他的同事们去印度、印尼和委内瑞拉旅行，考察如何能制定出一个规划，去发现那些仍然默默无闻的社会企业家，并且预见其中哪些在未来几十年最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为了实地测试他们的想法，他们选取了三个规模不同、文化迥异的国家。） 德雷顿很想知道：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很高可靠性的体制，它能够把那些顶尖的具有制度变革理想的社会企业家，在其未被证实的萌芽期就辨认出来。这可能做到吗？
在两周的时间内，德雷顿和他的小组会见了六七十人。“我们每天的安排都是，早餐时见个什么人，上午再见两个人，推迟的午餐上见一个人，下午茶点时见几个，然后又是晚餐会。” 德雷顿回忆说。“我们做事时很系统。我们会去见任何一个在社会公益革新举动方面具有声誉的人。而且我们不断地追问同样一些问题：在你的领域，有哪些民间人士造成了一些使你真正做出了响应的重要变革？它是如何运作的？那是新的变革吗？我们在哪儿能找到这个人呢？然后我们就去见那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于是得到更多的人名。我们会把每一个人名都写到一个三乘五的卡片上，几个星期过去，我们就有了许多这样的卡片。最终，我们分辨出，在各个不同领域里有哪些人，有何作为。”
早期的一个担心是，一个专门收集当地改革者信息的组织会引起中情局的怀疑或克格勃的卷入。但是各种征象使人放下心来。“我们发现人们非常好相处。” 他回忆说。“我们找到了好多样本。我们离开时的印象是，‘好家伙，这些人真是了不起！’看上去，做这件事的时机实在是很合适。”
具有阿育王所寻找的那种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家非常罕见，所以，在最大的几个国家里去寻找是顺理成章的事。1979年，在世界上6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巴西，中国和苏联是不容忍社会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家使统治者们不安）；在美国花费昂贵；在印尼是可能的，但政治形势很微妙。于是，就只剩下印度了。
德雷顿在印度雇用了一个代表，并在当地召集了一个志愿者委员会，来管理这个项目。一开始，理事会成员阿肖克?阿德瓦尼在德里安置了办公处。提名人与选举人都志愿贡献出他们的时间（现在仍然如此）。资金来源是朋友们，特别是私人基金会的三个朋友，还有德雷顿自掏腰包。他们的启动资金是大约五万美金。
到了1981年，德雷顿已收集了数以千计的三乘五卡片，阿育王也已经准备好召开第一次“精选会议”了。
第一个被选出的伙伴是格洛丽亚?德?索萨，她45岁，是孟买的一个小学教师，她的理想是，在全印度改革教育。德?索萨已经教了20年书。走进学校的大门，听到学生们齐声念诵着：“我们在桑树丛中走来走去”，没有什么比那更让她难受了。对于她来说，这种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正是头脑心智被僵化的结果。
1971年，德?索萨参加了一个有关实验与实境教育的研讨会，她的眼界为之大开，她看到了教育方面新的机会。然而，当她努力去劝说她的同事们去尝试那些方法时，得到的反应很冷淡。“那听上去挺好，”人家这样对她说，“但不适合于印度。理论不错，但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实际。”
她决定自己去尝试。她把那些关于旅鸫，兰鸟和柳树等参考内容的教科书搁到一边，带她的学生们到户外去学习有关当地的鸟类与植物的知识，并去探索诸如“季风为什么来，为什么去” 之类的实际问题。在课堂上，她开始用阿伦和莱拉这样的印度人名取代罗弗和基蒂之类的外国名字。她带学生们去印度门这类的纪念碑去学习建筑与历史，她从校内的选举过程去探索民主。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批评她，说她把学生们当做试验用的豚鼠，但是学生们的反应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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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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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5年中，为了使她任教的那所天主教会学校采取她的教学方法，德?索萨反复努力，反复失败。到德雷顿与她见面时，她终于说服了校方，同意尝试一下她的教学方法，并且她正在向第二所学校传播她的做法。“我终于能够向教师们展示，他们完全可能不太费劲地采用这种方式教学，” 德?索萨告诉我说，“我还发现，使教师们建立自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做过的蠢事都告诉他们。”
然而一家私立的天主教学校远不是真实的印度。真正的挑战会是，在孟买和其他地方的公立学校体系中实施实境教育。德雷顿询问，德?索萨是否考虑过，在整个印度社会开展她的工作。
她考虑过。
“你知道在孟买70%的孩子想移民吗？” 她对德雷顿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积弊。我认为，以教育改革的理念，我可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能帮助孩子们，在成长时学会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学会解决问题，学会创造，学会积极参与而不是去模仿，我们就可以培养出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来。印度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了。这是一场革命。”
在德雷顿看来，实境教育并没有特别新颖的东西，那种方法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实施已久了。“如果你和格洛丽亚交谈时你只是想到实境教育，你可能只会‘嗯哼’一声而已，” 他说，他的兴趣并不止是德?索萨的教学思想，而是她将其运用于印度的特殊环境中，并加以推广的能力。
她计划如何使一个刻板的专制体系中的学校管理者们，教师们，家长们和学生们接受她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呢？她打算如何来使那些东西富有吸引力而不令人感到威胁呢？“即便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比例是1：20，并且教师素质配备得当，那也仍会是很大的挑战。” 德?索萨说。对于孟买公立学校中一个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管着吵吵闹闹的六十个学生一班的教师来说，如何才能使那些方法切实可行呢？
这些问题是德雷顿称之为“如何去做” 的系列问题之一——是那种被理论家厌烦，而社会企业家为之生存的问题。德?索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教师，但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还必须具有推销才能，要足智多谋，要有厚脸皮，还要有一种如同着魔似的献身精神。这些正是阿育王在寻找的品质。德雷顿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格洛丽亚?德?索萨身上具有这些品质。
德?索萨说，为了传播她的方法，她将不得不放弃教学，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事业之中。阿育王给了她一笔一次性全额的4年生活津贴，在当时大约一万美元。
第二年，1982年，德?索萨建立了一个名为帕里萨阿沙的组织，梵文的意思是，“祈望环境”， 并且开始建立起一个团队，来传播她的思想。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她就已能够证明，她的实境学习（EVS）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成绩。（一个独立评估项目的调查发现，与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的学生们相比，采用实境学习方法的学生们的阅读理解测验与写作分数高出两倍，而数学的速度要快三倍。）到1985年，德?索萨说服了孟买市的学校管理委员会，通过一个试点计划，在1700个学校引进实境教学。在3年的时间里，有将近100万个学生采用她的方法学习。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政府已经将实境教学编入它的国家课程安排，使它成为印度一到三年级的官方教学标准。○6
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德?索萨仍然是帕里萨阿沙背后的推动力。其间的几十年中，她的工作影响了印度的整整一代教师和课程开发者。年复一年，她继续改进着她的课程方法，年复一年，她将她的工作向更多的城市扩展，并且探索着将其运用到诸如乡村和部落地区的各种环境中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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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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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法维奥?罗萨：乡村供电
1982年，就在格洛丽亚?德?索萨在印度推行她的实境教学课程时，刚刚从农机专业毕业的22岁的法维奥?罗萨，正在试图为巴西的穷人供电。一切都始于罗萨接到的一个大学同学打来的电话，那个同学邀请他到帕尔马里斯自治县去，它属于巴西最南部的里奥格兰德州，那个地区以其美丽的无树大草原而闻名，那里是加乌乔——巴西牛仔的家园。
罗萨并不知道，他朋友的父亲奈伊?阿塞韦多刚当选为帕尔马里斯的县长。阿塞韦多以前是州稻米研究所的技术所长，一天晚上，在餐桌上，罗萨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谈的是如何改善当地村民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听了罗萨的想法以后，阿塞韦多把县农业处处长的职务给了他。
尽管里奥格兰德州是巴西最富庶的州之一，帕尔马里斯却是一个令人灰心的地方，它使人联想起密西西比三角洲。这个自治县是新近才被组建起来的。罗萨第一天去上班时发现，根本就没有县政厅，没有文档，没有公务员，甚至连一辆运货小卡车都没有。一名当地的神父让他在教堂里办公。罗萨放下他的箱子，就动身去找村民们谈话。
他所听到的东西使他吃惊。里奥格兰德州的政治家们总是在谈论修路的事。但是，当罗萨问农民们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时，没有人提到公路。他们谈到的是如何才能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摆脱贫困，和如何守住他们的农场。他们并不想迁居到城市去。但是，除非他们能有办法大幅提高农场的收入，很快他们就会别无选择了。
帕尔马里斯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水稻收成。这片地中90%是低地，只适合种水稻。罗萨很快就发现，村民们有一个大难题。稻子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生长，但是有钱的地主们拥有绝大部分水坝和灌溉渠，而且他们把水价定得很高。罗萨发现，小农户们须将生产成本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水费上，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三倍。
“没有水就无法生产，” 罗萨解释说，“不生产也就没有财富。整个政治状态都取决于这一事实。”
为了寻找办法，罗萨阅读了由一位巴西农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20世纪四十年代去了路易斯安那，记录了由自流井浇灌水稻田的做法。于是罗萨很想知道，类似的做法在帕尔马里斯是否可行？ 首先，得把水从地底下抽上来——而成本低廉的惟一方法是，用电力。
这是个问题。巴西与美国的幅员相近，但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一是，美国新政署的乡村电力化部门在1935至1950年间，为美国百分98%的农村实现了供电。而巴西从来也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实施过类似的项目。
在军人政权之下制定的巴西供电政策是，为城市、工业与大农场服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乡村供电而设立的的短期高息贷款，迫使巴西的公用设施大大依赖于成本昂贵的技术。在八十年代初，给一个乡间农场供电的成本高达七千美元，是一个贫苦农民五到十年的收入。○1
“电力公司搭设的线路都有多余的电能，他们迫使中小农户为这些多余的电力向他们付大笔的钱。” 罗萨解释说，结果就没有搭设电线。现在，2500万巴西人没有电，没有冰箱，没有电灯，没有计算机。○2 简而言之，没有未来。当时帕尔马里斯的情况就是那样。罗萨发现，当地乡村人口的70%，有大约9000人得不到电力供应。
一天晚上，罗萨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对佩洛塔斯联邦技术学院的教授恩尼奥?阿马拉尔进行的采访节目。佩洛塔斯是帕尔马里斯南边的一个自治县，有几小时车程。阿马拉尔开发了一个造价低廉的乡村供电系统。罗萨知道，阿塞韦多竞选县长时，曾许诺让所有的帕尔马里斯人都用上电。“我做了承诺，”阿塞韦多告诉罗萨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能做到。” 所以，当罗萨提到那个对阿马拉尔的采访节目时，县长给了他二十块钱和车钥匙，说道：“用我的车，明天你就去那儿。”
阿马拉尔的方法给罗萨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最常见的三线（三相）输电系统形成对照的是，阿马拉尔采用了一种适合于中度耗电的高压“单相”的电流系统，一根电线承载着电流，通过一个变压器，送到一座住宅，系统埋设在地下。阿马拉尔还采取了更多削减成本的措施，用廉价的原材料来替代昂贵的：用木头电线杆替代水泥的，用铁质导线代替铜线，用铁-锌导体代替铝的。他使用较少的电线杆，较小的变压器，并且从社区雇用普通人来施工。
“我脑海里的灯光亮起来了，” 罗萨说，“有了便宜的电，贫苦的农民们就可以挖井浇田了。那他们就可以不受水霸的控制了。”
法维奥?罗萨是个性情温柔随和的人，总是带着友善的微笑。他也有精确的头脑。他是那种人，如果你在机场候机室要等上枯燥的一小时，若碰上了他的话，会觉得挺幸运的。他正好需要大约一小时的时间，来讲述清楚关于乡村供电、水稻种植、畜牧管理、土地流失的原因，以及贫困与环境毁坏二者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基本问题。尔后，你登上了飞机，望着窗外的土地，土地仿佛比原来更加脆弱，更加美丽了。
罗萨的母亲奈斯是个教师，生性极为开朗欢快。他父亲吉拉尔多是个很有条理的思想者，在阿雷格里港当银行经理。奈斯与吉拉尔多都是在农场里长大的，罗萨小时听到的故事都是关于在无树大草原上的生活。他母亲的祖先曾是一个乡村家庭乐队的成员，那个景象使罗萨神往。“你能想象吗？” 他对我说，“在19世纪末迷失在广漠的无树大草原上的一支农场小乐队！” 他的祖父母饲养牲畜，种稻子。罗萨很喜欢听那个故事：1929年市场危机，牲畜与稻米的价格狂泻，但他的祖父拒绝解雇一个农工。
小时候，罗萨最喜欢玩的，就是在后院摆弄他的玩具牛和栅栏，他设计了迷你灌溉系统和水坝。秉承了家族爱好音乐的传统，罗萨自学了吉他。有好多年他都在考虑要做一个专业乐手，但最终，他的初恋——牛，水坝与围栏——胜出了。
从佩洛塔斯回来，罗萨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是否可以采用阿马拉尔的方法来为灌溉系统供电。首先，他做了一项水质勘查，以了解在整个自治县是否有足够的地下水来灌溉稻田。“有水，” 他回忆说，“水不是太深，平均在地表以下23米。足够了，用于灌溉水质足够好。门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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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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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拉尔花费了10年的时间开发出来的系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州政府的能源利益阻碍他将其扩展到实验点以外的地方。“他不断地碰上你可能会称之为‘又小又大’的问题，” 罗萨解释说，“他发明的东西效果极佳，但它是不合法的。”
当时，在巴西，由各州的电力公司来制定技术标准。如果一个系统不符合“标准规定”，公司就不供电。里奥格兰德州电力公司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改变常规。罗萨则执不同意见。“如果政府没有钱，而且技术标准昂贵的话，” 他解释说，“那你就必须去改变那一标准。”
要试验阿马拉尔的系统，罗萨需要得到州电力公司的批准。他向奈伊?阿塞韦多求助，阿塞韦多和里奥格兰德州的许多政府高官关系很好，在他的影响下，罗萨获得了批准。
恩尼奥?阿马拉尔到帕尔马里斯来给罗萨出谋划策。临走时他说，“我会把我最好的学生给你派来，他是个非常忠心耿耿的人。” 几天以后，利卡多?德?索萨?梅洛来到了帕尔马里斯,他是个电力技术员，从此，他一直和罗萨一起工作。
罗萨得到了一辆被弃用的救护车。他装上了一个新的马达，用绳子绑住了车门。那成了梅洛的公务车。两人一起开始开发一个能将阿马拉尔的系统传送到几百户农家的计划。梅洛将精力集中在技术细节上，而罗萨去访问农户。农户会出力建立这个系统吗？以前，农户们曾多次得到过将要给他们送电的承诺，他们将信将疑。但是他们让罗萨放心：如果真的备好了电线、电线杆和变压器的话，他们会把那些东西安装起来的。
下一步是：怎样打井？
用来打自流井的传统的啄木鸟式的钻法是采用三相电的，而三相电是搞不到的。但是罗萨发现，用柴油的水压泵能使底土层足够松动，使聚乙烯管得以强力进入到水表层。问题解决了。然而，抽水的水泵也是需要用三相电力的。对这个问题罗萨还没有解决方法，但是他有信心，方法会有的。
方法确实出现了。“我们打了几眼井之后，抽水泵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显现出来了，” 他解释说。天然地压把水带到四米左右的平均深度，在这么浅的水平，一个用单项电的水泵就能把水抽送到地表了。
低成本的灌溉，看上去像是确实可能的了。
帕尔马里斯的农民们当时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红”稻。红稻就像一种野草。它的种子生长极快。如果土地连年耕种的话，最终，红稻会毁掉稻米收成。为了防止这种野草生长，小农户们每年只耕种四分之一的土地，让其余的土地休耕三年之后再复耕。
罗萨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农民们可以在种稻子以前把地浇透，在稻子生长时，使土地始终保持湿透着，土地就没有了氧气，红稻的种子也就无法发芽了。窍门是，要让稻种在备好的苗床里先发出芽来，然后移植到水稻田里。这样，长起来的就只有人们想要的稻子了。
在帕尔马里斯，这种以水育种闻名的种稻方法，原来由于水费昂贵一直无法实施。但是，低廉的灌溉将一切都改变了。“使用这个饱和浇灌体系，” 罗萨说，“我们就可以使每一个农场的可耕地变成原来的四倍。”
他把它们拼成一个等式：廉价的电力 + 浅自流井 + 单相水泵 = 廉价的灌溉。而廉价的灌溉 + 水育种 = 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增加收入，乡村的美好未来。
罗萨创立了一个县政部门，来培训当地人采用新的种稻方法，并且增加了一个贷款机制，这样，他们就可以贷款去为他们的土地、钻井做准备，为灌溉付费。
“终于，”他说，“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了。”
制定好他的计划之后，罗萨去了里约热内卢，将它呈交给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BNDES），这个联邦银行拥有500亿美元资产，负责发放国家发展长期贷款。“我把这个成本结构给他们看了，他们跳了起来，” 他回忆说，“那简直就像在向小孩子们兜售糖果。”
罗萨找到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一名项目分析员，他叫阿卢伊奇奥?阿斯蒂，之后他将罗萨提名给了阿育王。阿斯蒂对奇思怪想不感兴趣，他喜欢实在而有力的数据。罗萨有许多数据。他用一些图表说明农民们的支出，原材料的花费，水井的容量，预期的稻子收成与价格，所有的数据都有相关的研究资料作为支持。基于他的分析，银行的投资会在4年内得到回报。
在阿斯蒂看来，显而易见，罗萨成竹在胸，决心坚定。特别使阿斯蒂感动的是罗萨的首创精神，“在里奥格兰德州的一个小自治县里设立一个农业开发部门，这本身就是一个革新，”他告诉我说，“特别是一个真的在小农户们身上下功夫的农业部门。”
罗萨告诉阿斯蒂：“如果我们这个项目不能获得成功，帕尔马里斯的人就会找到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对所有人来说那都会是最坏的解决方法，他们会涌向城市。”
在最近几十年，就像《愤怒的葡萄》中的奥基们一样，成百上千万的巴西乡下人，为了寻找工作，放弃了他们的土地，住在城郊的贫民区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失业率与犯罪率疾升。巴西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只停留在治标而已——例如，帮助失去土地者在新的地方重新安置下来，充其量只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相比之下，罗萨正在对问题的根源进行斗争。阿斯蒂看到，如果罗萨获得成功的话，将会为这个国家示范出很有价值的东西。
阿斯蒂的推荐意见是，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
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来自州电力能源公司（CEEE）的抵制，还有来自经营水泥的行业与铝业的同业联盟的政治性的反对。“实际上，我们根本不需要承包商来进行这项工作，只要由县长办公室雇佣一个技术员，社区就可以把全部事情都做了。那完全是一个自主的体系。不过州立公司知道，如果我们在帕尔马里斯获得成功，可能还会导致其他连锁后果的。”
为了调动对乡间供电的政治支持，罗萨去见记者们，并去拜访相邻自治县的县长们，敦促他们去对州议会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他采购了电线，并和两个公司签订了合同，那两个公司同意制造阿马拉尔系统所需要的五千伏安的微型变压器。梅洛制定了安装工作计划。农民们同意提供其自有土地上的树木用作电线杆。罗萨发现，他们可以做到每公里只竖三根电线杆，这个数字是政府要求的四分之一。而且他找到了一种化学处理方法，将木头在杂酚油中浸泡，可以使这些木杆的使用寿命从3年延长到30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这时，他收到了州能源电力公司撤销批准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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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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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阿塞韦多马上给州长贾尔?苏亚雷斯打电话，苏亚雷斯将罗萨、阿塞韦多和能源电力公司的总裁召集到一起开会。罗萨清楚地记得那次面对面的冲突。根据他的回忆，能源电力公司的总裁希望扼止帕尔马里斯的这个计划，他提出，要和阿塞韦多达成一个交易，许诺如果阿塞韦多放弃罗萨的规划，就通过现行电网向帕尔马里斯的乡村地区供电。
回忆起阿塞韦多当时的反应时，罗萨微笑着说道：“奈伊对他说，‘但是你能为整个州这么做吗？’于是那个人不得不说，‘不能。’然后伊奈说，‘我不会这么廉价地出卖我的理想。你得再仔细想想，争取在整个州，在全巴西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通知州政府，如果能源电力公司不同意帕尔马里斯的规划的话，它就将削减贷款资金。那次会议后不久，州能源部长坐直升飞机来到帕尔马里斯，带着一份授权罗萨执行此项目的合同。“这次会面恍如昨日，” 索萨告诉我说，“签这个合同时我激动万分。我仍然非常仔细地保存着它。但是，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呢。”
作为一个卖点，罗萨告诉村民们，按他的计划，每户用大约一头奶牛的价钱就能用上电！两年以后，在1988年，他和梅洛实现了那个诺言，以每户400元的价格，使400多个乡村家庭连接上了供电网，那是官方7000元价格的十七分之一。75%的农民买了水泵，80%买了电冰箱和电视。另一些买了稻米加工机，电灯，围栏，和热水器。
一开始，大多数农民不大愿意改用水育种法，但是那些使用了水育种法的人们获得了回报。收入从一个月50到80元跃升到200到300元。但是对于罗萨来说，最动人的发现是，得到供电的400个家庭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也就是130个家庭，由于帕尔马里斯规划而从城市返回了。那是一个惊人的效果，它显示出，与人们的设想相反，延缓从乡村涌向城市的移民潮是可能做到的，这可以使城市有更多的缓冲时间，来吸收安置终日闲坐城郊山脚的成百上千万的人群。
罗萨肯定记者和政客们都得知了帕尔马里斯规划的消息。很快，其他州的技术员们就来参观了。“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小自治县，竟然有来自全巴西的人来参观，那可真让人激动，”阿塞韦多回忆说。里奥格兰德州政府请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阿卢伊奇奥?阿斯蒂协调召开一个有关乡村供电的会议，这样，罗萨与梅洛就有机会去说明如何可以推广这个规划了。
但是，能源电力公司还不准备接受对其供电常规的重大改变呢。“在这个会议上，那个州立公司的所有博士硕士都站在一边，而梅洛和我站在另一边，” 罗萨回忆说。接着是一场激烈的辩论。罗萨争辩说，需要一个新的合法供电标准。能源电力公司的官员们说，他的结果还不是结论性的。“你在帕尔马里斯做过的事，在别的地方做不到。” 他们说。
这个会议以后，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能源电力公司一直拒绝让步。然而最终，帕尔马里斯规划引起了里奥格兰德州新当选的州长佩德罗?西蒙的注意。西蒙曾许愿要为全州的乡村供电。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正在为推广罗萨的系统提供贷款。终于，在1989年，能源电力公司让步了，罗萨的技术标准——“025标准”被正式批准了。罗萨回忆说，“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不违法了。”
1999年，我和罗萨一起去访问帕尔马里斯, 在过去10年，罗萨搬到了阿雷格里港。他的工作重心扩展到巴西的其他地区。我们驱车经过稻田和放牧水牛的田野时，罗萨一反常态地沉默着，土地平坦，一望无际。
由于任期法的限制，阿塞韦多在1988年他的六年任期届满时不能再竞选连任县长。已经用上了电的帕尔马里斯县的选民们，推选了一个保守的继任者。他关闭了罗萨的部门，遣散了他的技术人员，并将他谈成的贷款用作其他用途。回忆起这些事，罗萨评论道：“我们没有支持民主政府的机制。每一个新皇帝登基，都要毁坏他以前的一切。”
“回到这儿感觉很悲伤。” 他加了这么一句。
我们沉默地驱车前行。过了一会儿，罗萨拍拍我的胳膊，指着路旁。“你看，” 他指着一个电线杆上的一个小灰盒子，“单相的。”
我下车去细看。从细电线杆子上伸出的一根电线，引向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个农家。
“就一根电线，” 他说。“你看到了吧？”
“恩齐奥?阿马拉尔是用一个牛奶罐做成他的第一个五千伏安变压器的。”
回到车里，罗萨又高兴起来了。我们继续行进着，他不时地用“看，单相的” 和“看那儿，单相的” 来打断我们的谈话。
我们访问了保罗?塞西姆，那是最早因帕尔马里斯规划得到供电的村民之一。听到汽车停下的声音，塞西姆走出房门，认出了罗萨，他咧开嘴笑了。他把罗萨拉过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太久没见了。” 他十分友爱地说。他请我们进去，给我们端上冷饮。他的冰箱令我快意。我可以听到隔壁电视的声音。
我告诉塞西姆，我正在把罗萨的工作写到书里。
“有电以前，” 他主动说，“我们开舞会时，舞厅的每一个角落都点着蜡烛和煤油灯，当你想摸摸和你跳舞的姑娘的面孔时，你会摸到黑色的烟污。”
塞西姆说的不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事，而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当时，城镇居民和富裕的农民用上电已经好多年了。“当你走进一个贫苦农民的家时，” 罗萨回忆说，“你可以听到风刮动电线的声响，而就在电线下面，人们在用着煤气灯。”
“法维奥第一次和我们说供电的事时，” 塞西姆说，“我们说，那种事在这儿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现在，他无法想像没有电将如何生活。
在离塞西姆家没多远的地方，罗萨带我看了本地人为了纪念恩尼奥? 阿马拉尔竖起的石碑，他是在帕尔马里斯规划动工几个月之前因癌症去世的，年仅45岁。一块匾上写着：
在为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会遇到欺诈，嫉妒与无能之辈。坚定的人不会费时去理会他们的存在。追寻光明的人不屑顾及黑暗。
恩尼奥?阿马拉尔教授用他的天才，理想主义与执著，使此地贫苦的乡下人得以享用电力带来的诸多好处，我们对他永世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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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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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奥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我们向罗萨的车走回去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人。”
1988年，在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罗萨发现自己失业了。他想继续扩展帕尔马里斯规划，但是他需要挣钱。他还刚刚完婚。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在简历里描述自己。他是个农学家，但是他的工作超越了农业范畴。他是个工程师，但技术问题只占用他一点点时间。他一直在政府工作，但他并不是一名公务员。他的时间大多用于劝导人们去尝试新事物了。
这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阿卢伊奇奥?阿斯蒂向阿育王推荐了他。
罗萨和德雷顿见面以后，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彼尔使我看到，我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罗萨告诉我说。“他使我认识了自己的角色，就是要去实践超越现存理论的一些事情，并为整个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找到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阿育王一年9600美元的津贴，使罗萨有了足够的经济保障去继续他的工作。他在整个里奥格兰德州到处行走，推广乡间供电。他租赁了土地，进行稻米种植技术的试验。他知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向州里提供了250万元贷款，用于发展乡间供电，条件是由他来监管这个规划。他等待着，直等到能源电力公司终于让步了。
“025标准”获得批准以后，罗萨组织了一个会议，有来自42个自治县的县长们参加。罗萨对每一个自治县都进行了地形勘查，开发出具体的供电计划，并且找到了当地最出色的人做社区组织工作。在1990到1993年间，他和梅洛实施光明计划（Pro Luz），使2.5万个低收入的农户用上了电。他们和种谷物、玉米、养奶牛的农夫们一起工作，用实例表明，帕尔马里斯规划可以广泛地应用，虽然通货膨胀使每个家庭的安装费用涨到600元。○3
阿斯蒂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一个同事介绍罗萨认识了费尔南多?塞勒斯?里贝罗，他是圣保罗大学的教授，在那儿，有全国最棒的电力工程系。研究了罗萨的经验以后，里贝罗为低成本供电设立了一个资源中心，将“025标准”作为其中心标准。○4“以前总有争论说我们的标准行不通，或是只能在一个地方行得通。争论终于结束了，” 罗萨回忆说。
1991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开设了一个专项贷款额度，来促进基于“025标准”的低价乡村供电。其他的州也纷纷仿效。一时间，没有电用的巴西人的前景看上去挺光明。但是在第二年，随着经济不断地下滑, 直至失去了控制，巴西政府削减了用于社会福利的开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也终止了该项贷款额度。
对于罗萨来说，政府收回对于这个廉价系统的支持，是无法理解的，这个系统已被证实对减轻贫困，刺激经济成长，预防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等等都是卓有成效的。这已是第二次了，政府使他持续多年的工作又无法继续下去了。
“我感到自己就像西绪福斯。” 他说。
于是，他决定卸掉通过政府进行工作的重负。
1992年，他创立了一个盈利性公司——农业用电实用技术系统，也叫STA农电公司，并开始在整个巴西推广太阳能（将光转化为电）。“那比花上我10年的生命去和政府论争要快多了。” 罗萨解释说。
清洁，可持续，离散分布，容易架设的太阳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成本高昂。罗萨看到，为了达到成本高效，他必须将它和别的东西打包在一起，就像他过去在帕尔马里斯将阿马拉尔的单相供电体系和灌溉打包在一起那样。
罗萨是在一个牧民家庭里长大的，他知道，在巴西乡间的一个大问题是，放牧牲畜围场不当。由于传统的牧场围栏要很高花费，牧民们偶尔才会使用围栏。结果是放牧过度，使农业收成下降，牧场遭到破坏。然而罗萨看到，如果使用电 围栏的话——如果将太阳能和廉价的聚乙烯线与玻璃纤维桩杆一起打包出售的话，就会将围栏的价格削减85%。农民们将会同时得到电力，增加农场产量，提高土地管理水平这几种好处。巴西有广大的畜牧业，潜在的市场巨大。
STA农电公司运用这个商业模式，在5年的时间里，在巴西的16个州里架设了七百个太阳能与围场系统。从巴西南部的无树大草原地区，到北部的亚马逊雨林地区，到中部的无树草原，到巴伊亚内陆的干旱地区，到东北的半干旱地区，罗萨走遍巴西。每个月他都有两三个星期不在家。他的妻子列日总是要求他减少旅行。每当罗萨在工作日较早回家时，他的儿子若昂?佩德罗都要问：“你又要出门了吗？”
远离家乡，罗萨在烈日下安装太阳能板、气泵和照明系统，测量围场，铺设电线，夜晚他就宿在农家。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STA 承接的工程已经排到6个月以后了，罗萨作为输送低价太阳能的倡导者，享誉全国。
罗萨建立起他的STA的业务的同时，继续推广“025标准”，向各州政府提供顾问服务。即使没有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专项贷款，各州政府仍在继续发展乡村供电。1996年，里奥格兰德州开展了投资3400万元的光明计划2号（Pro Luz II）规划，计划为16万人供电。出于政治原因，那个州立公司拒绝罗萨的帮助。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圣保罗州政府斥资2亿4000万启动了一个基于罗萨的系统的为80万人供电的乡间供电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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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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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第一次采访罗萨时，他刚刚被邀请出任那个圣保罗规划的顾问，他很乐观。然而，两年以后，他报告说，光明2号与圣保罗规划都没有达到目标。在里奥格兰德州,州立公司将那个体系输送到了4万个乡村居民；在圣保罗，规划所达到的人数是原定目标的四分之一。罗萨说，两个地方的问题都是，缺乏积极性，虎头蛇尾。“那些技术人员试图坐在办公室里就做成那个规划，” 罗萨说。“你必须到现场去才行。”
但是，到了1999年，巴西的政治风云变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巴西各州的政府开始放手其公用设施。1997年时罗萨告诉我说，他必须赶快行动，因为，一旦那些能源公司被私有化，乡间供电工作就会被他们放弃（给城市供电利润更高），而私有化的到来比他预期的还要迅速。结果，乡间供电被能源公司放慢成了涓涓细流。“好多年以来，我身体力行向政府示范该如何行动，” 罗萨说，“我在巴西很受人尊敬。但是自从私有化以后，我认识的人都离开了。一切都不同了。”
当罗萨谈到这又一次挫折时，看上去他并不气馁，也不抱怨。“环境条件变了，” 他继续说，“但我必须做的事没变。我是个社会企业家，而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我总是执迷于我的理想，如果它进行得不顺利，你也不能结束。你得做更多的工作。只要你还没有成功，就得继续工作。”
那么他生命中的17年时间又怎么说呢？
“是的，我很愤怒，” 受到刺痛的罗萨很不情愿地承认，“每次细想这件事，我都很愤怒，我想拼命地大喊大叫，但是我努力将那种感觉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
我对罗萨感到的并不是怜悯，他实践生活的方式使我感到震撼；尽管有所有那些问题，他仍然将自己看作是处于各种大事件中心的社会企业家。他对我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使我想帮助他。我确信，一路与他相识的许多人，也都会有同感。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末，罗萨在巴西各地都架设起了太阳能发电系统。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成千上万的人谈论他们遇到的问题，而他所听到的事惊人地相似，到处他都遇到农作物减产和收入下降的农民。
在全国，成百上千万的人无法再靠他们的土地生存下去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无土地农民运动（Landless Movement）——在全巴西展开。在20世纪90年代中间，为了回应这一运动所造成的压力，巴西政府开始了一个激进的土改规划，到2002年时，已将1800万公顷土地分给了50万个家庭。○5
不幸的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为这些人供电，或是帮助他们建立赖以生存的农场。例如，在里奥格兰德州，政府只是将许多失地农民重新安置在无树大草原，那些农民开始在草原上耕犁，种稻子、小麦、玉米和大豆。这些耕作毁坏了使草场免受风雨侵蚀的天然土壤结构。结果是环境的恶化和永久的贫困。○6
在全巴西，得到政府重新安置的家庭大多都在勉强维生。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两年内就又抛弃了他们的土地，其余的人勉强坚持着。在有些地区，有将近一半的人再次放弃了土地。○7 而问题都与罗萨从前在帕尔马里斯碰上的基本相同。
这种经济与环境方面的恶化，并非巴西或无树大草原地区所特有的。事实上，无树大草原具有一种全球性的重要意义。草原是地球上的第二大生态系，覆盖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广大地域。如同热带雨林一样，草原也面临着危机，但是很少得到管理，于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草原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草原除了其作为牧场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固有价值以外，还是重要的汇水面积。生态整体资源管理方面的权威阿伦?萨沃里，称水为“现代工业与后工业文明的阿喀琉斯的脚跟”。 他写道：“(水的)数量与质量是由它降落其上的土地的状况所决定的。”○8
罗萨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又一次到一本旧书中去寻求指引。《草的生产力》是安德烈?瓦赞于1957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瓦赞是一个农夫，生化学家，传说他在他诺曼底的农场接连好几个小时注视着他的牛吃草。
瓦赞找到了那个突破性的发现，那就是，放牧的关键因素是时间。○9 如果在一个地区放牧牲畜的时间过久，或是它们在放牧之后过快地返回一个地区，就是放牧过度了。
瓦赞提出了一个名为比例放牧的体系，或称管理放牧体系。在该体系中，一个牧场被细分为许多围场（用围栏划分的地块），以规律的方式轮流在其中放牧牲畜。他为全过程制定了精确的指南。
瓦赞以实例说明了管理放牧的多种好处，农民们可以减少经营成本，减轻他们对无机肥料，谷物补充饲料的依赖，减轻土壤侵蚀，同时大大提高牛奶与牛肉的产量。牲口们均衡地游走吃草，并且到处均匀地撒下粪便。食物链中生物多样性增加了，奶牛更健康了。与拥挤在围栏里肥育饲养——那里的条件使奶牛紧张不安，容易患病——不同，可以让奶牛在外面到处游逛，在树荫下歇息。农夫们可以减少一些机械、燃料方面的花费，他们带着孩子们在身边工作时，也会更安全一些。
瓦赞的方法在法国与新西兰得到实施。而后管理放牧体系在非洲的放牧地得到了采用。最近几十年，它在加拿大和美国得到了推广，特别是在以管理严密的轮换围栏养牧（MIGR）而闻名的威斯康星，证实其比围栏肥育饲养更有成本效益，是畜牧业中发展最快的实用方法之一。○10 然而，当它于20世纪七十年代被引入巴西时，效果令人失望，于是它被抛弃了。
罗萨推测，人们并没有花时间去找出问题的症结。他想，如果他能够用实例说明，瓦赞的体系在巴西行得通，他就能对草原管理与政府的重新安置政策产生影响。“简直无法相信，”他对我说，“在成百上千万英亩的天然草原上——既无雪灾又无旱灾——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管事，规划出一种有机牧场放牧制度来。”
瓦赞的放牧方法为什么没有在巴西起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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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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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体系的关键是轮换。“只有当你能以低成本建立起许多小牧场时，你才能做到轮换放牧。” 罗萨说，“而只有使用电围栏才能低成本地建立起许多小牧场来，而在巴西，你还必须掌握恰当的技术来对付土壤、气候、植物和闪电等方面的问题。”
又一次需要钻研细节了。最初在巴西尝试瓦赞的方法时，电围栏系统是从欧洲进口的。但是在巴西的亚热带气候，植物长得比欧洲的高——高得足以触到电围栏，从而会耗低电流。2500伏的电围栏才能对一头牛起到足够的作用，而3500伏的电围栏对羊才管用。罗萨解释说，他的机置与欧洲的机置的电流都是6000伏，但是当植物触及欧洲机置的电线时，电流就会降到2000甚至是1000伏。于是罗萨与梅洛对机置进行设计，使其在电流耗减时不会低于5500伏。
然后还要针对各地区的特定情况做一些修正。例如，在巴西中部，土壤的传导率低，那就意味着，电压需要高一些。“我们是怎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呢？” 罗萨自问，“还是那个帕尔马里斯规划的经验！”
另外，巴西的闪电发生率高居世界前几位，也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改变，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牧场植物和牲畜种类，需要去搞清。细节，细节，细节，所有细节都和欧洲，阿根廷、乌拉圭、新西兰和北美的不同。
罗萨将另一个等式拼在一起：太阳能 + 聚乙烯线 + 纤维界桩 = 廉价的电围栏。而廉价的电围栏 + 瓦赞的管理放牧体系 = 更高的产量，可持续使用的土地，与乡村的一条出路。
在几年的时间里， 罗萨在10个州成功地安装了上百个的太阳能/电围栏/瓦赞管理放牧体系，使巴伊亚的农民们能够饲养羊群，在里约热内卢恢复了奶牛牧场，在巴拉那州帮助饲养水牛的农民们出产有机牛奶和莫扎里拉（buffalo mozzarella cheese）干酪。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们的收入都增长了一到两倍。在有些土地曾经严重恶化的地方，新的系统使农民们的收入增长达到了四倍。
“现在，我们在巴西的每一种环境条件下都有示范结果，而且别的农学家也在开始这样做了，” 罗萨在2001年告诉我说。“仍然会有抵制，”他加了一句，但那是意料之中的。“说一件事行不通说了30年，然后说，‘噢，我过去错了，’那可不太容易。”
但是这次，罗萨不必为政府的事担忧了。这个系统正在通过市场需求进行传播。“农民们想那样做，” 他说，“它能产出有机奶和有机肉制品，现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愿意花钱买呢。”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全世界专用于有机农耕的土地面积增长了10倍。全球有机食品市场的年收入超过了220亿美元。巴西的牧民们想要加入进去，罗萨计划去帮助他们。
2001年，罗萨从STA退出，来建立他几年以前创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其名为自然能源与自给力开发研究院，简称IDEAAS。
STA的作用是，检验市场，并完善一套实际可行的模式。现在，罗萨通过IDEAAS，寻求将那些模式运用到营利模式所不适用的贫困地区去。
一开始，他计划将目标集中在最南方的三个州，里奥格兰德州, 圣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 这些地方他最熟，而且那里草原的恶化在加剧。他进一步将目标集中在了里奥格兰德州的南半部，在那儿，有25万人缺电。最后他将目标锁定在13000个贫苦家庭上。
下一步，他进行了一项市场研究。一项关键的发现是，他的目标地区的一半以上家庭每月至少要花13美元来购买柴油、煤油和电池。“我们看到，人们每月用于购买不可再生能源的花费，可以被转用为可再生能源的供应、设备与服务的费用，” 罗萨解释说，换言之，只要他们可以有租赁或是延期付费的选择——平均5到7年——大多数家庭都能买得起太阳能设备。那些花不起每月13美元来购买能源的村民们，也可以用上太阳能，罗萨加了一句，但他们会需要更长期的财务资助和附加的服务。“对于这些人来说，只给他们供电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引进适当的技术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
罗萨召集了一个由技术人员、企业家、律师和记者组成的团队来帮他做战略规划。为了得到全部的市场，需要将营利的与非营利的渠道结合在一起，既需要由STA以市场价格提供服务，也需要由IDEAAS提供补贴价格的服务。
他们提出了两个规划。罗萨将第一个规划命名为基龙规划，是一个非营利的项目，旨在大幅度提高大约七千个贫困家庭的收入，同时，通过综合使用太阳能，有机畜牧生产，管理放牧体系和其他保护资源的方法，来进行环境保护。（加乌乔，巴西的牧民，很喜爱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神，而基龙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杰出的骑手，是惟一以其智慧而非以蛮力而杰出的半人半神。）
第二个项目罗萨命名为阳光普照，是一个营利性的商业项目，初步目标是向6100户尚未得到供电的农户输送太阳能，他们可以承受通过租用计划购置太阳能发电系统。罗萨估计，这个项目在42到48个月之间就能达到收支平衡，并为投资者带来20%到30%的回报 ——此外，它还会带来一些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好处。（ 例如，从使用煤油转为使用太阳能照明，既可以有益那些家庭的健康，也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罗萨的市场研究获得的这些发现使他特别激动，因为它显示出通过一种商业模式使数目众多的人受益的潜力。“如果一项太阳能方面的投资能够在5到7年内得到回报的话，那就意味着吸引投资是可能的。” 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靠慈善基金向全世界的穷人供电，是不可想像的。”
听着罗萨的那些计划，我在回想着社会变革的轨迹：每一代人如何在前辈人打下的基础上建造。由于格莱珉银行与其他银行在过去20年中推动了微贷革命，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已经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贷款风险了。格莱珉银行资助了54万多个锡顶住房，向孟加拉国的村民们提供10至15年的分期付款贷款，每周只付1美元。其中蕴含的理念是，某个机构与全世界的穷人建立可靠的长期的信贷关系，已不再是激进的狂想了。而且，如果已经证实这种方法在住房上可以行得通，那么在太阳能设施，或是移动电话，或是任何其他生产资料上，也能行得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分期付款实际上变革了经济。” 彼得?杜拉克论断，“无
论在什么地方引进它，无论该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如何，它都会把那里的经济从供给驱动改变为需求驱动。”○12
考虑一下，世界上有20亿人——全球人口的30%——没有供电，如果能有机会租用或是分期付款的话，其中大约一半人能够用得起太阳能。○13 把电力带到地球的边远乡村地区，不仅会改革经济，它还会改革教育，医疗保健与农业。能够用上电，通常是农民从不能自给的低收入农业劳作，向可自给的高收入的农作转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全球的乡间供电也会减缓世界上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减轻对城市的不满——那是很容易为鼓吹暴力者所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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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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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罗萨成为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授予荣誉的首批40位社会企业家之一。该基金会设在日内瓦，目的是支持全世界“杰出的社会企业家”。○14 那年晚些时候，罗萨还因其为人类公益而推广实施技术，赢得了圣荷赛技术博物馆一笔5万美元的技术博物馆革新奖金。一共有5名获奖者从来自15个国家的40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15
我给罗萨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他获胜有何感受。
“棒极了！”他回信说，“走上前去领奖时，我两眼放光，往事在我的脑海中飞速闪过：那些电网，那些变压器，那些太阳能发光板，恩尼奥，奈伊，彼尔?德雷顿。
“随后，人们安静了，该我说些什么了。我当时很紧张。我说，我在遥远的地区度过年轻的岁月，在那里把电带给巴西的农民。我热爱技术。我相信，它是促成人类的变革的主要动力。我在这个聚会上看到的每一个规划都很出色。当我们用我们的才智为人类服务时，人类就有希望。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是未来。”
我写这本书时罗萨42岁。他每个月仍然有10到20天在外奔波，他打算减少一些外出时间了，他想有更多的时间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我已经不能不眠不休连续工作两天了。” 他说。
在2002年，他告诉我说，设于华盛顿特区的太阳能开发集团已经同意，在阳光普照规划上投资。他还从阿维那基金会和卡诺普斯基金会得到了对基龙规划的支持，并且正在寻求从成立于2002年9月的世界银行的社区发展碳基金那里得到资助。( 该基金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项目为重点发放私人投资，而投资者们可因此得到碳“信用积分”，这些“积分”可以用来交易或直接用于达到环保法规的要求。我们将会谈到，这个做法的基础，是由彼尔?德雷顿担任美国环保署助理署长时所奠定的。)
当时，罗萨正在完成那两个规划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为两个项目设计服务与交付的模式。他计划到2003年8月完成市场研究，并要完成70个试点的安装工作。自从他在帕尔马里斯开始他的工作，已经21年过去了，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道：“现在，我又看到了，将可持续的模式与规划送达所有的群体，是可能做到的——我又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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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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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当德雷顿称某个人为社会企业家领袖时，他指的是很特殊的、很罕见的一种人，而不是指诸如某个给无家可归者提供工作机会，或将利润的百分之几奉献给环保运动的女企业家；也不是指某个赚了钱后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商人。他所指的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人。
大多数人对于那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看护英国士兵的“提灯女士”都略有所知。但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究竟做了什么呢？为什么护理学校至今仍指定南丁格尔于1860出版的《护理笔记》（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1作为教科书呢？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名人传》（The Eminent Victorians ）一书中，传记作者利顿?斯特雷奇记述道，还在上幼儿园的年龄，当弗洛伦斯的姐妹们显示出“将玩具娃娃撕碎而得到的一种健康的快乐时，”小弗洛伦斯就已经显示出了“以将它们重新缝起来而得到的几乎是病态的乐趣。” 少女时代，南丁格尔总是满怀热情地去“照料居住在简陋小屋中的穷人，去护理病人，把狗受伤的爪子用夹板精心地固定包扎起来，就仿佛她的狗是人一样。” 她梦想将她家的乡间宅子变成一个医院，“她自己是院长，在病床间到处巡视着。”○2
1845年，25岁的南丁格尔表达了她想在索尔兹伯里医院当护士的愿望。但是当她的父亲威廉，一个有钱的地主，得知护理业的道德声誉不佳时，他禁止女儿去从事那一职业。作为一个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财产有社会地位的女人，想要工作就够奇怪的了，而居然要找一个护士工作则简直是无法想像的。当时，“护士” 的含义是，“一个肯定是很愚昧的粗俗的老妇人，通常是脏兮兮的，蛮横粗鲁……穿着皱巴巴的破衣烂衫，老是对着瓶嘴小口地啜着白兰地，或是还有更多的恶习。”○3
家里的反对使南丁格尔受到巨大的打击。但她还是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训练自己。与家人去伦敦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旅行时，她到医院、贫民窟、学校和济贫院去参观。私下里，她研究了医院与疗养院的历史，如饥似渴地阅读公共卫生权威机构与医学委员会的报告。一个朋友送给她一本位于德国的凯撒斯韦特的新教女子学院的年鉴，该学院将品质优良的姑娘培训成护士。这以后，南丁格尔和她的父母做了4年斗争，直至她获准去参加那个培训课程。
有位合适的对象向南丁格尔求婚，最终遭到了她的拒绝。她在她的“激情的”、“道德的”与“实干的”天性之间挣扎。尽管她发现她的求婚者有魅力，有学识，但她感到，为了从事她的事业——尽管她的亲人们仍然反对——她需要独立。“在我31岁那年，除了死亡，我什么都不想要了。”○4
1853年，33岁时，南丁格尔终于获准，在伦敦的贵妇疗养院做一名不拿薪水的主管。在那儿，她赢得了作为一名出色管理人的声誉。然后，在1854秋天，英国士兵被派遣到黑海北海岸的克里米亚，与土耳其军队并肩对俄国作战。由于有了战争的新闻宣传，英国公众开始得到了报道：克里米亚战役中的受伤士兵得不到基本的照料，被抛在那里等死。
1854年10月15日，南丁格尔的朋友，作战部长西德尼?霍伯特给她写了封信，问她是否愿意负责在斯库塔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地区——的部队医院的护理工作。霍伯特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如果这件事获得成功，就会打破偏见，开创先例，从而使后世受益无穷。”○5
在此之前，南丁格尔已经给霍伯特写过一封信，主动提出要贡献她的力量；她在6天时间里集合了38名护士，就向君士坦丁堡进发了。南丁格尔于11月4日到达斯库塔里时，遭遇到的是一场灾难：整个系统崩溃了。兵营和综合医院里有将近2400个伤病员，他们衣服肮脏地躺在吊床上，吊床绵延四英里长。不仅得不到基本的外科手术治疗和药品，医院的营房里还到处是老鼠和跳蚤，病房里弥漫着下水道里的臭味。供水有严格定额限制。霍乱、班疹伤寒和痢疾流行，死亡率几乎达到二分之一，南丁格尔发现，病例档案上甚至没有对死亡予以适当的记录。
军医们认为，作战部长派一船平民妇女来救援简直荒谬，他们马上通知南丁格尔，不许她的护士们进病房。然而，几天以后，在英克曼战役之后，当500个由于受伤，营养不良，因风餐露宿患了痢疾和坏血病的士兵，躺在草垫上挤满医院的走廊时，那些军医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向南丁格尔求援了。“在我们所有走廊上，我想我们连人均四肢缺一的平均数都达不到，”南丁格尔写道。○6
南丁格尔马上着手去收拾那个正在造成如此之高的死亡率的体系。她申请领取了200把刷子，确保病房被清扫干净，把士兵的衣服拿到外面去清洗。她去拜访军需官，搞清能如何改善供应短缺的问题。当确认了那位军需官不合作以后，南丁格尔就取代了他——用她带来的三万英镑（私人捐款）。当她发现供应品被土耳其海关扣住时，她就去敦促作战部来解决问题。她以私人关系从英格兰又募集到了一些资金，建立起一个军需品仓库。当她听说马上要进行一场新的战役时，她不顾那些外科医生的反对，主持建立起一个新的病房。○7
综合运用其灵活性，出色的感觉，政治影响力与冷静的权威性，南丁格尔重组了斯库塔里的部队医院。她引入了详细的记录制度，建起新的厨房和洗衣房，确保士兵们用消过毒的刀叉吃饭，用新洗过的毛巾和肥皂盥洗，穿的衣服都用开水烫洗过。她在夜间巡视，用“银铃般悦耳的柔声”○8 去安慰伤员们。○8 她建立了阅览室，娱乐室，课堂和讲座，甚至帮助士兵们汇款回家，那在军队中本来是绝无可能的事。只要听到南丁格尔在附近，士兵们就都不骂粗口了，士气也高涨起来，士兵们敬爱她。1855年2月份斯库塔里的英军医院的死亡率是43%，到五月份，死亡率已经降到了2%。○9
“她当然非常英勇，” 斯特雷奇写道，“然而她的英雄主义并不是小说的读者们和圣徒传记文学的编纂者们感到十分亲切的那类英雄主义——人类愿意为其最亲爱的人们而付出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英雄主义；她的英雄主义是由更坚硬的东西构成的……她在斯库塔里混乱的医院中建立了秩序，靠的并非是温文甜蜜与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她用自己的资源给英国军队提供服装，她在官方各种严密的不情愿的势力之上施加了她的广泛控制；这一切，都是通过严密的方法，严格的纪律，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毫不间断的劳作，通过一种钢铁意志与磐石般的决心而达到的。”○10
战后，南丁格尔作为一个民族女英雄回到英国。但是她谢绝了所有公众招待会，只接受那些能使她的工作获得进展的邀请——比如，会见维多利亚女皇。她已确定，她的工作即是致力于改进英国军队的健康状况。
由于军营中糟糕的卫生、空气流通与饮食条件，英国士兵的死亡率几乎达到平民死亡率的两倍。“任由这么高的死亡率存在实在是罪过……就如同每年从索尔兹伯里平原拉出1100个男人来，开枪把他们打死。” 南丁格尔写道。○11 她在这场战斗中挥动的武器不是一盏灯，而是她收集的有关健康状况的详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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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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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代，南丁格尔曾请求父亲教她数学。她深深地受到她的时代中概率论发展的影响，特别受到比利时统计学家雅克?凯特莱的著作的影响，凯特莱被看作现代社会统计学的奠基人。南丁格尔相信，统计学是认识上帝的意愿的一种方法。
从土耳其归来以后，她和英格兰最杰出的统计学家威廉?法尔合作，写出并自费出版了一本800页的名为《关于英国军队保健、效率和医院管理事项的纪要》（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1858）的书。该书的特色是，对于军队中的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基于数据的分析。在使用图表工具（诸如使用坐标图或“饼”图）方面，南丁格尔是个先行者，她用那些图表来生动地表明采取变革的需要。她甚至将她的数据图表装订成册，呈送给军队医务部门和作战部的官员。○12
南丁格尔并不是亲自去做这些事的，事实上，她很少再敢走出家门。自从在战争期间患了克里米亚热病后，她经常会发作，晕厥过去，并且经常会感到精疲力竭，她在余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卧床养病。然而，她躺卧在沙发上接待了无数来访者，向众多忠诚追随者发出源源不断的指令、备忘录和信件。
她主要是通过她的朋友和政治盟友西德尼?霍伯特进行活动的，霍伯特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军队与社会的健康状况。作为一个女人，不允许南丁格尔成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她用推荐和建议指导着它们，并且确保那些建议得到实施。由于她的努力，军队成立了一个医学院和统计部，并在全国对军营进行了改造。同时，南丁格尔还将有关阳光照射，纯净水与干净的厨房等有益经验传授给英国军队。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13
之后，南丁格尔在印度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在那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比英国青年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上六倍。通过卫生方面的改革，在1863至1873年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的年死亡率下降了75%。○14
1859年，南丁格尔的《医院笔记》第一版出版了，该书继续革新着医院建设的理论。1860年，在公众捐款的帮助下，她建立起了南丁格尔护士培训学校，该校的准则是，护士既应受到医院的专业训导，亦须在家庭修养自身道德。在此过程中，南丁格尔将护理行业逐渐转变为一种现代化的，令人起敬的职业。在以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护士从业者从28000增加到了64000人。也许更说明问题的是，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的人口调查中，护理从“家政” 类别被修正到“医务” 职业类别中。○15
南丁格尔再也没有从她三十几岁患上的克里米亚热病中痊愈。直到1910年她去世，在她回到英国以后的55年里，她不断地晕厥发作，经常虚弱得无法站立。然而，在她的一生中，她写了大约12000封信，200本书，还有一些报告和专著。
根据南丁格尔本人的愿望，没有为她举行全国性的葬礼，也没有把她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陵园。
“我的记忆的初始与终结，” 她写道，“皆系于护理。”○16
孩提时，我想像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温和甜蜜，其实她并不是那样的。我以前从没想到过，她会是一个督导者，一个统计学家，一个说客。我现在仍然无法习惯于把她想成一个“社会企业家”，尽管她的确符合那个原始定义：通过许多意义重大的工作，提高了保健资源的“生产力”，或说是“产出”。除了为护士们开辟了事业之外，南丁格尔还为卫生与医院管理创立标准，它们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
医学科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突飞猛进，于是有人可能会想，无论有没有她，这些变化都会出现。这样说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说的是，知识的存在与知识的广泛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事。如果知识本身就足够了的话，每年就不会仍然有数以百万的儿童由于腹泻而死于脱水。（詹姆斯?P?格兰特念念不忘的，正是要防止这些本可以防止的死亡，他的工作将在十九章里记述。）
改变一个体制，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态度，期望与行为。它意味着克服怀疑，偏见和恐惧。旧的体系不会欣然接受新的想法或信息；维护现状者会面对常识而固执地无动于衷，南丁格尔和英国军官们进行的许多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尼科洛?马基亚韦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在其对政治与权力的经典分析中，评论道：“没有什么比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更难成功，把握起来更具风险的了。因为旧秩序的所有得益者都会是改革者的敌人，即便是能够从新秩序中获益的人，也不过是不那么激烈地捍卫旧秩序罢了。”○17
可能恰恰因此，社会需要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为道德力量所驱使的社会企业家，来打破已成为阻碍进步的旧程序，创立起新的秩序来。要促成一种体系上的变革，并确保这一变革在习俗与文化方面深入人心，需要的是专注，实际可行的创造性，与一种长期、坚韧的能量和精力。有一些特定的人，由于其动机的特质——其不可言喻的痴迷，其行动与成长的方向性，其不可动摇的信仰——看上去特别适合领导这一进程。
第五章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美国的彼尔?德雷顿：气层
彼尔?德雷顿1943年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亲威廉?德雷顿爵士出身于一个英国贵族家庭，是个我行我素的人。1901年，19岁的威廉受泰迪?罗斯福的鼓动影响，从哈佛辍学，去做了一个探险者。他多年在撒哈拉进行考古勘察，并在英属哥伦比亚寻找金矿。
德雷顿的母亲琼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琼是个天才的大提琴家，十几岁就在墨尔本交响乐团里演奏。在大萧条期间，她怀着成为世界顶尖大提琴手的梦想，19岁时就只身前往纽约。尽管她演奏得很专业，但是，当她认识到，她永远也达不到使她自己满意的水平时，她就放弃了演奏，开始将她的精力投向发现有希望的年轻音乐家，并在纽约市政厅为他们安排首演。
“我的父母都豪无束缚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去做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出色的事，”德雷顿告诉我说。“他们看上去很保守，很传统，其实他们很乐意做出格的事。”
四年级的时候，德雷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他创办了一个两页纸的班级报纸，名为“哨兵”，很快，它就发展成一份32页的月刊。他招募了一些作者和插图制作者，说服当地的商人在杂志上做广告，使它发行到纽约市的几个小学。
“哨兵”是一个有着决定作用的经历。“我不善于运动，” 德雷顿回忆说。“打棒球和橄榄球让我特难受。但这东西我可很善于做。它给了我一种力量、创造性、和掌控的机会。所以很能吸引我。”
德雷顿从高中升入位于麻省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他创建了“亚洲社会”，并使其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组织。他接管了学校的文学刊物《镜子》，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1957年，14岁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次抵制当地的伍尔沃斯商店实行种族歧视的活动。当校方威胁要给他纪律处分时，德雷顿到处在树上贴标语，痛斥种族隔离，然后他给当选的官员们发信。来自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对他的信做出了回应，给菲利普斯学院的校长打了一个电话，捍卫那个男孩子进行抗议的权利。汉弗莱赢得了一个终生的支持者，而德雷顿因此学到了，写信是有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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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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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顿喜爱历史，特别是印度历史。自从他在四年级的地理教科书里第一次看到对克什米尔的描述，他就被印度迷住了。甘地的理想对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在十年前甘地领导印度实现了独立。随着民权运动的势头在美国逐渐兴起，马丁?路德?金开始仿效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德雷顿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
甘地最使德雷顿着迷的，是他的“如何去做”：甘地是如何设计他的策略的？他是如何建立他的体制的？他是如何推广他的理想的？德雷顿发现，尽管甘地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其实他全力投入到政治活动、行政管理与实施的所有细节之中。○1
经过多年思考，德雷顿确认，甘地最伟大的见地，是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正在世界上出现，它不是植根于法规之中，而是植根于情感的共鸣之中。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变化是需要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人民生活在同族的社区环境而很少迁离其出生地，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很适于统治人类的各种关系。但是世界在飞速变化，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之间已有了太多的相互作用，这些大量相互关联的作用使得法规过时，信仰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的环境要求人们在道德方面更加自律：人必须能设身处地地为周围的人去考虑。那些无法适应规则千变万化的环境，或是无法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同样无法明智而符合道德规范地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德雷顿断言，他们会越来越被看作桀骜不驯的独行侠，而游离于社会的边缘。
这些变化并不是甘地造成的，但是他看到了这些变化。“它从极端平等主义变型转变而来。情感共鸣变成了世界上一种强有力的新的力量，” 德雷顿加上了这样的话。“而甘地利用了一些政治工具，从而使这一新兴力量确实具有了政治穿透力。他认识到，需要使强势者面对那一事实：他们并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人。一旦你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那样去做了。”
他是如何做的呢？
甘地于1930年组织的盐长征也许是他的行动策略的最伟大的范例。长征行动表面上的目的是抗议盐税，抗议禁止印度人自己造盐的英国法律。那个计划是，甘地步行241英里，走到海边，捡起一些天然盐粒——是非法行为——于是，英国人就会逮捕他。甘地深知，自从莫卧儿时代（Mogules时代，1526-1761年）盐税制就一直被人民痛恨。○2
“当你想像他当时所做的事时，真会震惊得毛发倒竖，” 德雷顿接着解释道。“当时新闻界要做报道也是非法的。但是，他步行前往海边，于是，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一天比一天酝酿起更强烈的戏剧性。结果是，英国人当然逮捕了他，随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潮水般的人群（有六万多人）由于这简单的造盐举动被捕。在孟买海边的盐滩上，如潮水般涌上来的国大党工人们，遭到了带有金属包头和铰链的棍棒劈头盖脑的毒打。你几乎可以听到棍棒打在国大党工人毫无防护的肉体上发出的闷响。他们倒在地上，另一批国大党工人抬着担架上来，妇女们帮忙照顾伤者。然后又一波人潮涌上来。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自我控制，展示力量与非暴力的抗议活动。它用道德的力量，与英国，与这个世界进行对抗。这是使印度人摆脱卑下感的整个过程的一环。摆脱卑下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自身高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高超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全球的道德标准，但是从历史上讲，特别符合印度社会的特色。他当然也是在提醒英国，这种道德标准，也是你们作为立法者所信仰的东西，现在，请根据你们的信仰行事。”
高中毕业以后，德雷顿进了哈佛。他仍然边缘地介入民权运动，组织满载学生的公共汽车队，举着标语牌，到马里兰一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企业前示威。
随着他对印度的兴趣加深，从公元前269年到公元前232年统治印度的阿育王把他迷住了。
在他执政的早期，阿育王经历了一种惊人的转变。通过战争扩大了他的帝国版图并统一了大部分印度次大陆领土之后，他突然开始深刻忏悔。他放弃了武力征服，并终其有生之年宣扬非暴力、善待奴仆与动物、宽容所有生灵的价值观念。○3
在德雷顿看来，使阿育王区别于其他历史著名人物的，又是他的“如何去做” 。阿育王建立了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大规模的公仆阶级。他们修建起了印度的大干道，那是从阿富汗延伸到西孟加拉的一条古代的旅行者路线，沿途建有水棚，客栈，种植的叶冠荫荫的树木绵延一路供旅人遮阳。他们为人和动物修建医院。他们推行的“工作者有其食”的规划，正是今天工作福利制的精神，而他们的那些土地安置规划可以与以色列的集体农场（Kibbutzim）相比。
阿育王还是一个胸怀全球的领袖，他促进远程贸易，并且派大使到其他帝国去。他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事实上，证明佛教存在的最古老的惟一的证据，是阿育王的题词。○4虽然阿育王本人信奉佛教，但是他容许其他教派存在，并在他的整个帝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他是一个实干的创造者，所涉及的领域之广可以和历史上的任何人物相比。” 德雷顿评论说，“他使那个大陆帝国的经济力量得以展现，并将此力量用于社会。”
在哈佛，德雷顿建立了一个一周一次的聚会，他为之起名为阿育王餐桌，邀请政府、工会、企业和教堂长老等——“管实事的人们”——来出席不纪录在案的晚餐会，其间，大学生们有机会去得知“事情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1963年夏天，时年20岁的德雷顿终于实现了他的印度之旅。动身之前，他向许多印度专家寻求咨询，其中包括美国人权领袖巴亚德?拉斯廷，他在1955-1956年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中，曾是马丁?路德?金在甘地的“非暴力”方面的顾问。
拉斯廷介绍德雷顿认识了印度重要的政治人物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纳拉扬又转过来介绍他认识以“活圣人” 闻名的社会改革家维诺巴?巴维，○5 巴维是甘地最重要的门徒之一。甘地1948年被刺杀之后，巴维继续寻求促进非暴力与自力更生的方法，他选择了将重点放在土地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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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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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不相信政府能和平地完成土地改革。在他看来，改变人们的心地才是方法所在。于是，在1951年，他发动了他的土地赠予运动，后来又发展成为村庄赠予运动。虽然巴维当时55岁了，并且患有疟疾和胃溃疡，但他开始在全印度徒步行走，每天走10到12英里，向村民们传播关于非暴力运动，并且恳请他们，将一部分土地转交给一个合作拥有的机构，用来帮助没有土地的穷人与“贱民”——印度穷人中最贫穷的人。
到1960年，巴维的努力导致了700万英亩土地资源的的重新分配，比麻省，特拉华和罗德岛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
德雷顿到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加入到巴维的宿营地，参与了几周时间。每天早晨，巴维和他的团队，15到30个“建设者”凌晨两点半出发。行走几个小时后，他们停下来，默默地观看日出。对于德雷顿来说，像这样在凉爽的早晨行走几个小时是“十分神奇的。”
然后巴维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前往预定村落。当他们接近时，德雷顿看到许许多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巴维走进村子，当地的首脑把他领到一个棕榈枝搭成的拱门下面，将“村落之光”递交给他（一种致敬仪式）。然后巴维会主持一个只为孩子们的默祷仪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能听见，” 德雷顿回忆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成千上万——如此的协调一致。”
然后巴维的志愿者们分成几组，和当地人协商“村庄赠予”的事。
在炎热的下午，一起坐在一张小床或沙发上，德雷顿会向巴维请教有关非暴力的问题。“维诺巴对我非常耐心，根据我的理解能力调整他的回答。” 他回忆说。
显然，巴维是一个深奥缜密的思想家。他能够像任何华府中人那样精明，而他骨子里仍是个谦卑的人，对于村民们对他的崇敬有些承受不起。“他身上有一种威力，” 德雷顿说，其实他对“威力” 那个词并不是感到完全满意。“他不仅是人们在政治方面的解放者，而且是一个心灵的解放者。他知道，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伸出手去帮助人们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做出英雄主义的人生决定。如同所有优秀的领导人一样，他使人们感到自己比原先高大，而不是更渺小。我离开时，带着对他的极大敬意。我了解他的理性分析的智慧，我把他看作一个活圣人。”
“今天，我可能会把他看作一个社会企业家。”
随着德雷顿对甘地，金，阿育王和巴维的兴趣不断加深，他很快又受到了另一种影响。作为哈佛的一名本科生，他上了戴维?C?麦克里兰的课。麦克里兰刚刚出版了他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成就的社会》，其中对社会企业家在动机方面的特质进行了探索。
麦克里兰是一名心理学家，他对人类三种最主要的动机做了定义——对权力的需要，对从属关系的需要，以及对成就的需要，他还创造了一些方法来衡量这些动机。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对成就的需要，他发现，这一需要与社会企业家相互依存。
麦克里兰发现，那些对于成就有很高需求的人，会较少地受到其他人关于行为、思想及信仰等建议的影响。他们“总是根据长期的目标而行动，甚至当那意味着要放弃眼前的快乐时。”○6 他们不那么墨守成规，也不那么在乎大众的认可。在涉及一些问题时，最能影响他们的就是事实。他们更愿意听专家的而非朋友的意见○7。他们并非赌徒，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在搏概率上保守，在搏技艺上大胆，在后者上，他们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可能性。麦克里兰注意到，在别人把社会企业家看作冒险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那样认为。通常，他们只有在看到确实存在着相当的成功可能性，而关键成功要素系于他们自身的技能的情况下，才接受挑战。○8 而且，与一般的推测相反的是，麦克里兰断言，社会企业家的主要动机是成就感，而不是金钱。利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使社会企业家得以“清楚地认知” 他或她的能力。○9 但是社会企业家真正的满足，来自于能够使世界以他或她所愿望的特定方式发展。
从诸多如上理论中，德雷顿对自己有了认识。
从哈佛毕业以后，德雷顿在牛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公共金融和历史，之后他上了耶鲁法学院。在那儿，他建立起了耶鲁司法服务，该项目帮大学生们与六个州的立法者们建立联系，并帮助立法者们制定明智的社会政策。在其巅峰时期，法学院的三分之一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这段时间里，德雷顿在个人生活上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母亲琼因癌症突然过世；他那如同第二个父亲一样的桑顿表哥心脏病发作，几乎失去交流能力；而且，在1969年初，德雷顿不得不断绝了他和一个捷克女子的8年的关系，他是1960年去东欧旅行时认识她的。（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德雷顿认为，如果他继续和那个女子和她的家人保持联系，将会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
德雷顿应对这些不幸的方式是，将他的精力和思想都集中在他最能控制的地方：他的工作。
“我把那些都埋葬了，” 他告诉我说，“我什么都不再想了。”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他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他说，“去了解体制如何运作” ），在休假时去斯坦福法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教书。作为一名管理顾问，德雷顿将重点放在诸如住房、失业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这类公共问题上。他领导了一个小组，改造了康涅狄格的环保实施体制，解除了对造成污染者有利的搁置诉讼条例——那是强制执行的主要障碍（其中有一些做法后来被纳入美国的环保法规）。
“德雷顿做每一件事，都试图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将他招募进麦肯锡公司的卡特?贝尔斯说，“他教会了我去寻找那些不起眼的方法，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德雷顿在康涅狄格取得的成就，加上他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他参与了几次竞选工作——使他在1977年得到了环保署助理署长的任命。这时，他开始推行“气层”。
当我请德雷顿向我解释“气层” 时，他说首先他得提供一点有关污染法规的背景知识。“想像一家工厂，一个汽车厂，” 他开始解释，“它排放微粒和碳氢化合物，都是首要的空气污染物，坏东西。在那个工厂中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工序释放空气污染物：喷漆车间，脱脂操作，等等。法规体系的管理方式是：喷漆车间、脱脂操作和其他98个释放碳氢化合物的每道工序，都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控制污染的规则程序，而每一道工序的每一个规则程序，都涉及长时间的行政过程：提议、评论、修改，等等。
“典型的状况是，有一种规则可能适用于全行业的喷漆操作间。与此同时，另一组人正在按照不同的时间表为脱脂工序制定规则——它也是对付碳氢化合物的——但他们的重点是在一种不同的工艺上。
“结果就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规则针对同一工厂中的一百个不同的工序制定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时间制定的，并没有彼此加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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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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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了去除一磅污染空气的碳氢化合物，一个工序与另一个工序所需的花费大不相同。花费相差一百倍是司空见惯的事。也就是说，在一个工序中要花费一百元，在另一个工序中可能只需花费一元。
“显然，如果你允许那家工厂做出相反的选择，允许他们更多地使用“一元”方法，而停止使用“一百元”方案，他们就可以节省好多的钱。这样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激励。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可以在不同层次上降低所有减少污染的成本。降低成本，意味着降低政治上的阻力，还意味着，可以消除在行使法规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诸多不正常的案例，诸如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的案例。”
气层是使之成为可行的框架。最基本的想法是，想像有一个笼罩在工厂之上的气层。在气层范围之内，工程师必须根据法规限制废气排放总量。然而，他们可以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向政府提出建议，在其内部污染源之间进行调节抵消，只要最终达到政府要求的清洁标准就行。省下的钱都归他们自己。
气层并非一个新概念。经济学家就其益处已经争论多年了，但争论一直停留在理论上。○101977年，当33岁的德雷顿到环保署就职时，他使它成为现实。“我来到环保署时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环境是建立在一个政治上有缺陷而且日益衰败的基础之上的，”他解释说，“我在俄亥俄、康涅狄格和纽约市都经历过‘环境反应’，这些地区都是在采取守势而而缺乏强有力的推进。如果在基础的政治平衡上不能有所改变，而减少污染的成本不断增加的话，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将是，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的威胁。”
根据德雷顿的看法，要改变政治动态的关键是，使企业认识到，与污染做斗争，比与环保署做斗争更有吸引力。方法之一是，给工厂的管理者与工程师——他们处于开发新的控制污染技术的一线位置——提供经济上的诱因。“前气层”的管理制度不仅没有制造这样的诱因，还制造了负面的诱因。“工业企业家最不愿见到的事就是，有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控制污染，因为，根据法规，他们就得掏钱去实施它。” 德雷顿解释说。
气层不必局限于一家工厂。根据污染性物质的自然沉降分布，一个气层可以包含一个州、一个国家，甚或是全世界的所有工厂。温室效应需要在全球水平加以控制，因之需要一种体制，来鼓励人们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寻找减少温室气体的机会：比如说，允许俄亥俄的一个公司去清理加尔各答的一个烟气弥漫的工厂，或是保护洪都拉斯的一个森林来作为交换，而不必在俄亥俄老家去做一件可能要花费十倍而意义并不那么重要的事。德雷顿相信，这一体制，是可以使得市场按其规律自由运作的坚实框架。
实施气层规划牵涉到许多障碍。首先，必须把这个想法推销出去。许多环保主义者断然反对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公共政策的目的。强硬派认为政府不应该考虑控制污染的花费。○11 环保署的做空气污染规划的许多人，都把气层看作对大企业的一种屈服。一些执法人员则认为它对预算是一种威胁。然而，在1979年，气层与污染贸易被纳入美国的环保政策。布赖恩?J?库克在其《官僚政治与制度改革：环保署与排放物交易》一书中，编年记述了这场战役，详细评述了德雷顿如何通过他的执著与顽强精神，招募同盟者的能力，对细节的出色把握，使气层规划获得了胜利，终于将其纳入机构体系，改变了环保署的运作方式，使他“不可撼动的” 理想获得了一个立足点。○12
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德雷顿离开了环保署。那年8月，参院环境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共和党官员，和环保署人事部门的一位雇员，在私下通报他，里根政府计划毁掉环保署。
里根政府已经提出，在20个月的时间里将环保署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二，里根任命的新的环保署长安妮?戈萨奇还计划进行人事变动，将环保署80%的雇员解雇，降级，降职，或者调任，这将毁掉该机构卓有成效的经验与关系的网络。○13 这些细节都埋藏在那位参议员洩露给德雷顿的一份3000页的预算计划，和德雷顿从人事部门掌握的成箱的档案中。
德雷顿曾在环保署掌管计划，当过预算总管，他理解里根政府计划的含义。“他们是要从根本上拆毁关键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政策方面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就要毁掉那个机构。这是很聪明的反击。如果你没有机构来行使政策法规的话，政策法规也就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