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直到世界尽头》
作者：林丹
自序
北京奥运会夺冠后的第二天，曾有出版社委托朋友找到我，问可否愿意将那些年的故事结集成书？我没有多想，就婉拒了。一来，对25岁的我来说，著书立传离我太遥远。再者，我的人生才刚驶上高速公路，怎么就要开始回忆了呢？
从北京奥运会到今天，转眼又一个四年过去了。运动员这个职业，尤其是中国运动员，有时不得不用多少个四年，来衡量你职业生涯的长度。我们无奈着，却也更尊重它、珍惜它。
从北京到伦敦，12304公里。当伦敦刚刚入夜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正要微亮。而对我来说，从北京到伦敦的距离，是整整四年。它漫长难耐，又让你觉得只争朝夕。
三届奥运会，我用12年国手生涯证明，我依然是教练的首选，是可以让球迷放心的那个林丹。
2008年之后，我始终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抱有更多的期待。我拿下看似不可能的“全满贯”，成为这个星球上拥有最多荣耀的羽毛球选手。我的人生也更宽阔了，生命中不再只有羽毛球，还有家人、有朋友。在我与谢杏芳牵手走到第8个年头时，我们许下了对彼此未来的承诺。
在赛场上拼杀了这么多年，我早就学会了什么是宠辱不惊。男子单打从来不乏天王级的巨星，然而，在每一场看似是一对一的决斗背后，凝结了太多的情感与传奇。我发觉，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多少个冠军头衔，更是那些人与事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刻痕。
一年多以前，我在微博上征询大家的意见：如果有一本关于林丹的书籍，该叫什么名字才好？后来收到了不少热情的回复，给了我要与大家来分享这些故事的动力。
结果，因为奥运积分赛的开打，这事又搁置了下来。直到今年出征伦敦奥运会前夕，在各方朋友的助力下，才有了现在躺在你手中的这本纪念册。
对，我更愿意称它为“纪念册”。我不想高高在上地说教，也不想让人把我当作范本，造物主造就了不同的你我，就一定预设了无数种成功的可能。我只希望在有限的文字里，纪念我们走过的荣辱与共。
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儿子，有着朴素的情感，和每个“80后”一样，我也爱看《机器猫》或是樱木花道，热爱生活，热爱一切新鲜的潮流，偶尔有点怀旧，年龄越大越常思考生命的意义。有一天晚上跟朋友聊起小时候打球的趣事时，我突然发觉那些故事中的主角如今都已散落在各地，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了羽毛球。某一刻，我说：“好吧，我知道了，这本书就叫《直到世界尽头》。”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灿烂过，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那些共同的记忆，还会延续下去，直到世界尽头。
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在赛场上见证了不同时期的每一个我，那都是真实的林丹。每一次火热的比赛现场背后，也许隐藏着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冷酷；每一座冠军奖杯的取得背后，必定有更多的失败与曲折。满身风雨走到今天，是他们教会我怎样做一个更本色的自己。我也有伤心、失落、被误解的时候，我并不是拥有钢铁之躯的羽坛外星人。
12年国手生涯，我辗转于世界各地，几乎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在不同的赛场。我扮演着中国羽毛球男单的头号人物，扮演着世界羽坛的“全满贯”。然而，我的舞台不应该只是那不到一平方米的领奖台。
多年来，繁忙的行程、密集的训练与比赛，让我鲜有时间可以静下来，与自己也与一路陪伴着我的你们谈谈心。
你们知道，我写微博有时都不用标点符号，因为那样更快。可当我坐下来，开始在时光隧道中遇见10年甚至20年前的自己时，光阴突然缓慢起来，定格在某一刻。这一幕幕交织的是一段奋斗史，更是点点滴滴的感动。如果你愿意，我打算慢慢说来给你听。
我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只是真诚、坦然与从容。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羽毛球运动员、一个即将到而立之年的男人最朴实的心情实录。
从小到大，我就不是教练喜欢的“三好学生”。但是我跟我妈说：“没关系，美国有乔丹，中国有林丹。”人生如赛场，即使不被看好，也能实现反转。
直到几年前看到一本迈克尔·乔丹的自传——《我的天下》，我才开始觉得，与其说是老天选择了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使命，不如说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我们热爱的运动，对于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体坛有太多的后起之秀，他们不想成为第二个林丹或者第二个姚明、第二个刘翔，他们只想做自己。没错，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自己”。
中国羽毛球队在青岛集训备战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体能训练中经常会去爬崂山，这并不是我最擅长的。这些年来，总有新的目标在我的前方，让我没有一天不敦促自己向上攀登。即便我站上了世界之巅，心中也只剩下五个字——那又怎么样？
人生的精彩不在于你站得有多高，而在于生命的宽度。现在，我也想看看我左右的风景，甚至站在不同的角度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于是，我看到了你们，在我生命中为我欢呼、为我喝彩，抑或使我沮丧、使我受伤的你们。
就在我思考着与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队医正在“蹂躏”我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天训练后的放松时间几乎都在一小时以上，有时疼得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这些年，最了解我的就是这副身板了，因为是“超级丹”，所以它也被要求像外星人一样无坚不摧。
与一生相比，我过去的岁月只能算是匆匆片刻，我也不过是在羽毛球领域里做成了一些事情。现在，让我只做林丹，做回自己。那个从福建龙岩的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小伙子，他平凡如你，正在书写未来。
林丹
第一章 上杭的童年时光
“现在，世界冠军林丹的扣球又成功了！”5岁的我学着宋世雄老师解说时的腔调，在沙发上手舞足蹈，又蹦又跳。电视里正在播的是女排世界杯的比赛。
有一天，我的启蒙教练陈伟华到我家来家访，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这成为大人们对我的童年往事记忆最深刻的一幕，被他们津津乐道了许多年。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们是伴随着“女排精神”成长起来的一代。“世界冠军”对于5岁的小男孩来说，就是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成就。在我只有羽毛球拍一般高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梦想——成为世界冠军。
真的成了世界冠军后，很多人知道我是福建人，或者知道我来自八一队，但具体就不是很清楚了。其实，我出生在福建龙岩的上杭县，一个很小的县城。
后来长大一些，我知道上杭是革命老区，从这儿走出了多位将军。毛主席的诗词“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写的就是我的家乡。
说起来，福建上杭古田是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而我爸给我取名的时候，也带着当地的特色，跟这个“红”有不少关系。想来想去，起个什么名字呢？最后想了个“丹”字。父亲那一辈的人敬仰刘志丹等老革命家，也特别喜欢赵丹等老一辈电影演员，单名一个丹字又好记又好写，不管是男是女都能用。而且父辈觉得名字中有个“丹”，将来一定根正苗“红”，肯定有出息。
也是因为这名字男女都能用，大人们“丹丹、丹丹”地叫，妈妈也喜欢女孩儿，所以小时候把我打扮得很像小姑娘。现在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头发很长，眼睛又生得大，衣服都是妈妈亲手织的毛衣毛裤，确实太像女孩了。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2012年汤尤杯[1]在武汉举行的时候，其间有个跟球迷互动竞猜的小游戏。主办方跟我妈要来我100天时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让球迷猜是谁。选项A是鲍春来，选项B是林丹，还真有人猜是鲍春来的。也难怪，谁能知道那个打扮秀气的小孩后来长大变成了这样。
小时候，脑子里没有故乡的概念，还感受不到那里的山水之美，直到日后亲近的机会少了，才发现是那么想念。童年最开心的就是每天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四处嬉戏打闹。这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深刻的记忆，也是迄今为止最自由烂漫的一段时光。
那时候，我妈在上杭县医药公司当营业员，在她工作的药店旁边有一大片晒中药材的晒场。那里距离我上的小学不过几百米，我把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留在了那里，那也是现在我梦里最常出现的故乡的模样。
刚出生那会儿，我爸还在做货车司机，后来开客车，要跑长途，凌晨四五点就要出门。妈妈在医药公司又是三班倒，很辛苦，中午通常会抓紧时间补一觉。但我那么调皮，哪里待得住？经常是等我妈睡着了，我就偷偷跑出去了。后来，连药店里的叔叔阿姨都帮着“站岗放哨”，一见到我从值班室门后探出头来，都说：“林丹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你妈睡着了？”
上了小学后，我基本上是中午吃完饭就跑出去玩，从不待在家里睡午觉，没有养成这习惯。周末的时候也是，星期六一下课，大家都不回家，都在外面玩，自然也少不了我。
但这样幸福的日子没能持续几年，我爸就调去了老干部局，进了机关单位。机关里中午有午休时间，盯着我睡觉的任务就转移到了我爸手中。我照旧趁他睡着后偷偷溜出去，一开始还能得逞，但后来他也有了经验，会装睡。我刚蹑手蹑脚摸到门口，身后就响起一个声音：“林丹，回来！”为了这个，我没少挨打。小时候，我爸会动手，而且他是家里的主力啊，下手肯定狠。
现在想起来，那时也没有什么天大的事，非要让我如此“冒险”。20世纪80年代的小县城，能玩的东西很有限，无非就是小伙伴们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我们一帮小孩玩得最多的就是“躲猫猫”，好像永远都能找到想不到的地方可以躲，对世界颇有“探险”精神，所以总是玩了又玩，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一个人偷跑出来的时候，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药店的那片晒场。各种中药材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散发出好闻的气味，我就在中间穿八字似的跑来跑去，常常把各种药材都弄混在一起。大人们发现后也不打我，就跟我妈告状，我自然少不了挨一顿骂。最过分的一次，我把一大片晒干的药材都浇湿了，我妈终于把我一顿“胖揍”。
长大后，小时候的这些“不良记录”常被爸妈拿来念叨。当年的那片晒场早已被拆掉围墙，现在成了老年人闲时打太极晨练的健身广场。
不过，调皮归调皮，一到“办正事”的时候，我也一点都不马虎。我爸后来说，逼我睡午觉是有原因的。我刚学羽毛球那会儿，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天蒙蒙亮就要出早操，沿着上杭县城一跑就是三圈；上了一天的课后，下午5点还要训练，连他也想不明白我精力怎么那么旺盛。那时候大冬天也要早上5点起来，上杭的冬天又特别冷，我就让我妈提前10分钟叫醒我，自己先在被子里蹬蹬腿热热身，到点起床后就不会觉得那么冷了。
在上杭体校初学羽毛球时，压韧带是训练里最苦、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一项了。而且我很爱哭鼻子。那时候韧带还没拉开，腿压不下去，教练就让我们叉开两腿，上身挺直，他把两手按在我肩膀上一点一点往下压，常常疼得我眼泪直流。但白天刚哭过，晚上回到家好像就忘了疼，我会让妈妈继续帮我“开小灶”，这样第二天训练时就能轻松过关，我会因此得意很久。可一旦比赛中输了球，哪怕对方是比我大的小孩，教练都还没说什么，我自己倒先哭起来了。我妈说我不服输的性格，从那时起就显露无遗了。
调皮归调皮，但学校的老师们都挺喜欢我。听我妈说，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班上调整座位，我一定要坐在中间，不然就在老师面前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我从小就特别倔强，这也让老师们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直到现在，我的小学班主任蓝红老师还会经常跟我妈说起：“现在的学生哪，很少有像林丹小时候那样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你看他上课的时候好像没有在听讲，可是问他什么，他又答得出。”在老师们眼里，我是“人小鬼大”的那种学生。虽然不如有些同学那么守规矩，课堂上能够坐着一动不动，可是我学习能力特别强，作业做得也快。于是，还给我分配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
我好像是很会察言观色的那种小孩。虽然惹妈妈生气的时候不少，但我也会懂得献殷勤，比如主动要求“妈妈，我来帮你扫地吧”，“妈妈，我去帮你倒垃圾”。这招似乎还挺有效，我妈原本一肚子的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让大人“又爱又恨”的性格后来也让我吃到了苦头，但它一直伴随着我，影响着我后来的羽毛球之路。
遗憾的是，这样尽情玩闹的欢乐时光并没能持续太久。自从我进了体校，就跟儿时的伙伴慢慢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多年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军人。虽然不能像刘志丹那样成为战功赫赫的将军，但过的却是另一种“兵戈铁马”的生活。
比起那些伙伴，我离家的日子来得有点早。入体校的经历也让我比同龄人更早地明白“故乡”是什么，更早地体会到了那种思乡之苦。
注释
[1]：汤尤杯是男子羽毛球团体比赛汤姆斯杯和女子羽毛球团体比赛尤伯杯的合称，两项比赛均为羽毛球运动的至高荣誉之一，起先各自单独举办，自1986年起两项赛事同期同地举行，两年一届。
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从小我就特别好动。当我慢慢长大后，父亲跟我讲起，他原来读书的时候曾是体育委员。虽然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打排球入选过县队，打篮球进过校队，另外田径、游泳都会一点。
当然，我今天的一切也要感谢我妈。如果不是她从福州来到上杭，最后留下来扎根在上杭，今天可能就没有我。我妈常说，只要命运有一点偏差，哪里来的“超级丹”？
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我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妈。1969年，外公一家作为下放干部从福州来到上杭，那时我妈才12岁。母亲在上杭一中认识了比她高一届的父亲，但两人从没讲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妈被分配到上杭县的芦丰公社，才发现我爸就住在她楼上。
福州来的“大小姐”突然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各种农活。春耕、夏种、秋收，每天出早工，天黑了还要加班。干完知青点的活儿，还要帮生产队插秧、挑谷子、割水稻。就连洗衣煮饭的水，也要大家轮流去小溪里挑回来。最苦的时候，晚上肚子饿了却没东西吃。能吃上面条就算不错了，但面汤里没有一滴油水。
父亲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那时一天最高8个工分，能拿5毛5分钱，我爸总能拿到4毛多。像他们这样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个月还有政府补贴的8块钱伙食费，第二年是4块，到第三年就要自食其力，不再发放了。
好在三年后，知青就迎来了招工考试。那时候外公外婆已经返城回福州了。当时每家可以照顾一个孩子，母亲就把这个名额主动让给了姨妈。在那个年代，我妈算是个子高的，在篮球队里打的是中锋的位置，干农活再不济也比年纪更小的姨妈强，所以她就那么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1978年，父亲被招工去了龙岩汽车公司上杭车队。他成了母亲在上杭唯一的依靠。第二年，母亲也通过考试，在上杭医药公司当起了营业员。那个年代的种种动荡，父母都赶上了。好在母亲生性乐观，虽然上杭距离福州近600公里，但她总觉得日子会好起来。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为了改变命运，刚到芦丰公社不久，母亲曾动过要去参军的念头。当时南京部队来要人，只有一个名额。我妈找公社书记帮忙，把年龄改大了一岁，好让部队领导不能以她年纪太小为由，第一轮就把她刷下来。考试的项目有定点投篮、三步上篮、俯卧撑等。结果，我妈输在了俯卧撑这一项上。她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俯卧撑是什么。而她的竞争对手以前是练体操的，在这一项上挣了不少印象分。再加上对方那时已经下乡两年了，我妈到底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丫头。就这么阴差阳错的，部队选了别人，我妈的参军梦没能实现。
如今，我在部队已经待了17年，母亲的参军梦也早已被淡忘，她反倒开始庆幸当初没被选中。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真的去南京部队当了护士，哪里来的‘超级丹’？”母亲生在南京，长在福州，最后留在了上杭，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呢？
也许因为是家里老大的关系，我妈从小胆子就特别大。外公作为南下干部来到福州后，被分配到福建省京剧团。京剧团家属大院里没有别的娱乐设施，最多的就是篮球架。那会儿，学校每个班级之间常有比赛，我妈是他们班的中锋。
福建省京剧团离西湖[1]很近，所以我妈从小就习水性，还进了小学游泳队。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到了五年级那年，她居然开始玩起了跳水。三米台、五米台、七米台……也没什么花哨的动作，就是像根冰棍似的扎进水里。可那也非常了不起了，把她同学都羡慕坏了。
后来外公一家被下放到了上杭，可我妈小时候的这些“英勇”事迹却没有人走茶凉。直到前几年，还有她当年的同学从福州打电话问我妈：“那个打羽毛球的‘超级丹’是不是你儿子？”据说打电话之前，他们几个同学怕认错人，还事先商量了一下：“肯定就是我们班那个高秀玉[2]！她小时候在七米台‘跳冰棍’，别人都不敢，就她敢跳。‘超级丹’是她儿子，肯定没错。”看来，我的体育细胞多少是有些渊源的。
体育也曾给我父母上山下乡那段艰苦的日子带去不少慰藉，直到有了我。每年上杭县商业系统会在元旦节、妇女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些节日组织活动，一拉就是十几支队伍，我妈自然是主力。她也总把我带在身边，大人们在球场上打比赛，我就在旁边帮他们捡篮球。拔河比赛的时候，我也混在大人队伍里掺和一把。小的时候调皮，但大人们见到这么个小不点，都还很喜欢。现在想来，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对各种体育活动耳濡目染了。
注释
[1]：福州市内的著名景观，辟有西湖公园。
[2]：高秀玉是林丹母亲的名字。
第三章 电影院对面的粉干店
小时候，我其实不喜欢在家吃早饭，而是特别喜欢去吃一种米粉。那是我们上杭特别有名的米粉，叫作粉干。到现在我都觉得，在所有的小吃里，那真的是人间极品。
一碗粉干很简单，配料就是猪肉、猪油加葱花。
以前我每次回上杭都会去吃。这两年放假的时候，不巧都是春节，粉店老板回家过年去了，没开门。这让我觉得很可惜，非常可惜。
我记得那时候粉干店就在上杭的人民电影院对面，是一个很小的门面。小时候卖得很便宜，也就1一块、1.5一块五一碗，现在涨价涨到5五块了。
因为我爱吃，所以我妈就学着做粉干（当然，妈妈自己也很喜欢吃）。到现在，每次来北京，她都会从老家带米粉。自己做的当然也好吃，但我总觉得哪里不一样，总觉得还是人民电影院对面的那家更好吃。我妈是在家现煮，而店里的猪肉是长时间在炉子上用小火慢炖，肉骨头、汤头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是我最怀念的家乡的味道。我想它现在应该还在那儿吧。朋友们将来有机会去上杭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
这么多年了，店里的碗还是那只碗，汤还是那个汤。我不知道其他从家乡出来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无论你走多远、走多久，有些东西都还在那里等着你，保留着最初的味道。
我在上杭只待到9岁。等我后来去了体校，再回老家的时候，慢慢就看到熟悉的街道变得不一样。这边多了一家超市，那边多了一家服装店。哦，那边的小店还是原来那家小店，地址还是那个地址……
我记忆中的家乡还有上杭的白斩鸡、客家的鱼板。这些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小时候的记忆却反倒越发清晰。我想，每一个离家的游子，都会有类似的感触吧。
第四章 漫漫回家路
按照我爸的说法，从小到大，我到哪儿都是最小、最矮的。在福建省少体校的时候，一个宿舍8个人我是最矮小的。结果我冲了出来，打球打到了数一数二。到了八一队，6个室友中我又是最矮小的，现在到了国家队还是最矮小的一个。我有时对别人开玩笑说：“在国家队，我就跟棵小草似的，哪个不比我壮？”
据我爸妈说，小时候我不但矮小，开口说话还特别晚，上托儿所了还不会说话。别人家孩子都会叫爸爸、妈妈了，我还懵懵懂懂的。但是父母也没有太担心，因为我9个月的时候居然已经能自己扶墙走路了。上学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小学二年级的校运动会上，我就把四年级的100米短跑纪录给打破了。不过，我在上杭的求学生涯，就只到小学三年级暑假。
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回上杭，童年时的那些玩伴、游戏和记忆一点点地在褪色。但让我庆幸的是，当现实生活让儿时的伙伴慢慢走散时，在我身边还有相识超过20年的朋友。到现在为止，他们中和我还有联系的，谢鑫是其中一个。
我们从上杭到福建省体校，后来他去了福建省队，我到了八一队，再到后来我俩都进入国家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谢鑫是我唯一经常联系，、甚至到现在有时还每天在一起玩的儿时伙伴。
我的很多球迷都知道谢鑫，这个我认识快25年的发小。小时候，他还是我的“克星”，比赛时我经常输给他。其实他还有个小名叫“小胖”，很多人问是怎么来的，我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挺胖的。谁知现在这么瘦，还很帅！”
小胖的手腕很有劲，我老输给小胖，我妈也着急。那时我妈工作的药店里一边卖的是中药，一边是西药，两边的柜台中间有一块空地。放学后，我妈就帮我练习搓球。有时候生意忙，我就自己在那儿练跳绳。肚子饿的时候，我妈也会奖励我一个面包。后来听我妈说，小时候我很会卖乖，会跟她说：“妈，我今天不喝可乐了，星期六我跑步的时候，你再给我买好了。”
训练总是很辛苦的，但能看见成绩就让人有动力。有一天，我妈拿着通知单说：“你被体校录取了。”当时我在业余体校已经待了四4年。
那时候，省里的教练会下来选拔。像上杭这样的小县城，很少有人会被体校的教练看上。教练来的时候我也知道，但具体选了谁不清楚。
拿到录取通知后，妈妈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我记得那是夏天吧，当时全县只有一个名额，我心里很高兴。
第一次去福州，很兴奋，只拎了一个小包，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这么出发了。我妈带着我，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龙岩，再从龙岩乘火车到福州。火车乘了一个晚上，真是“跋山涉水”。
到了体校，先试训。那时候试训，妈妈全程都陪着。因为外婆、舅舅他们都在福州，而且能跟新的伙伴（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一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试训时间大约是10天，结束后正式入队，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0天后，我妈就这么丢下我回上杭了。我立刻觉得，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一下子变得很无助，特别不习惯。最现实的是，没有人给你洗衣服了，也没有人真的关心你了。
我环顾四周，大家都是小孩，都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体校的年轻教练比较严厉。最关键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所以特别不习惯。那时候，一个9岁的小孩，就体会到了人生的不顺，曾想过要放弃。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回外婆家。公交车票2两毛钱一张，之前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但自己一个人坐时，一想到在这站上车后，第几站要下车，我就很紧张。
因为年纪还很小，上了车后，视线全被大人给挡住了。那时还没有语音报站，我就一直注意听车门开了几次。“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定要下去了。”每次第三站一下完人，门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挤到车门那边，一到站，车门一开，我就马上下去。我特别害怕会下错地方，坐过站。
后来我跟阿芳（谢杏芳）聊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广州那会儿公交车票是1一毛钱，以前车上都有售票员卖票，又没有投币箱，车上特别挤的时候，人家一看是小孩就算了，也是常有的事。阿芳问我有没有逃过票，我说还真没有。因为就2两毛钱嘛，而且我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那时，我妈把零花钱都放在了外婆那里，好像是一个星期5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平安过了一年，结果还是出事了，那是我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5个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三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有手机，我爸就火速赶到龙岩地委（现在叫市委）借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我福州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没电话，但是街对面有，楼下喊一声谁谁谁电话就成。外公再去体校问，体校的教练回答说，三个小孩已经出去了啊。
多年后，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火车票到底是被偷了，还是给弄丢了。反正，三个人的车票本来都放在那个姐姐身上，但临上车时车票却找不着了。我们投奔到了福州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外公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派出所，跟所长求情，说这三个小朋友都是体校的学生，本来昨天要回家的，结果火车票被偷了。这都大年三十了，父母在家里等得很着急。那所长一听，二话没说，把我们领上了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回到龙岩，三个小孩都累傻了，但总算赶在大年三十这天一家团聚了。那时我觉得，回家的路好难好漫长，却不知道，多年以后从上杭到福州走高速公路只要4个小时，但我回家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第五章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时的省体校，一个房间睡8个人，上下铺。体校的孩子家里条件都很一般，而且集体生活就是那样，你吃个什么东西，大家都会靠上来。
像泡一碗面，8个人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泡面就是很便宜的那种，袋装，我记得是“红发”牌，也就5毛钱吧，里面只有一包调料，连油都没有。如果是一个苹果、一个梨，8个人每人上来咬一口，立马就没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大家的家庭条件都不算优越，能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其实很温暖。我在体校的收获之一，就是我现在最擅长做的煮面。那些当年跟我一起分一碗方便面的队友，现在大部分都当了羽毛球教练，有一些则去当了警察。
可是，就如你们在青春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男孩子多的地方，年纪小一点的总难免受欺负。给大队员洗碗、洗衣服，那是必须的。刚到体校的时候，我身上很少带钱。妈妈送我到福州后，脸盆、碗筷、水壶这些都是重新置办的，临走时留了些零花钱给教练，也放了一些在大队员那里。可是我毕竟才9岁，有时候不敢跟教练要；跟大队员拿吧，他们就说存银行呢，没带在身上。于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每个星期的两个晚上，外婆来给我送点吃的。补充营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以缓解刚到省体校时的种种不适应。
我跟外婆的感情从小就特别深，我一直称呼她“奶奶”。外婆也不会骑单车，那时候总是风雨无阻地乘公交车来看我。这两年外婆年纪大了，2006年国家队在晋江集训时，我给外婆找了一只苏牧犬来做伴。刚到外婆家时，小狗还没满月，眼睛都睁不开，站也站不稳，因为一进门就喜欢咬我的运动鞋，于是给它取名叫“NIKE”。这么算来，“NIKE”到外婆家也已经6个多年头了。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只要不生病、身体允许，每个周末总是雷打不动地去教堂做礼拜，为我祷告，就像当年每周来省体校看我时一样。尽管不能常陪在她身边，但我们祖孙俩心里都记挂着彼此。2012年初，我在左手臂上文了一个十字架。有了它，就好像有外婆守护着我，什么都不用怕。午后书社。
在体校的时候日子苦，加上年纪小，免不了会想家。我妈妈性格非常坚强、乐观，可我小时候却很爱哭，而且特别黏我妈。刚到福州那半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家里写信。信封是妈妈事先帮我准备好的，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至于那些信的内容，想必很多球迷都已听说过不少了，还曾被拿到《鲁豫有约》上公开读过。信中差不多每次都是“妈，我在这里很好”“妈，我好想你”“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这样的内容。那些书信现在还剩了三四封，在家里保存着。有些是媒体拿去做节目，就散落在各处了。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我妈还是觉得奇怪：那么小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懂得“寂寞”，会在信里说，“在我最寂寞的时候会想家”。
对爸妈的想念，又岂止从家里到体校的600公里那么长？每次爸妈来看我，我都会央求他们再多住几天。可再开心的相聚也总有分离的时候。我至今都还记得，爸妈要去乘火车回家时，我跟在出租车后面一边哭一边追的画面。后来我问我妈：“那时候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妈妈故意调侃说：“司机还问呢，要不要停，我说别停，一停今晚又走不了了。我们那时候……”妈妈没说完的，这些年我也渐渐明白了。
2005年苏迪曼杯夺冠之后，爸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来到北京。节目录制前，我并不知道他们要来。当主持人读完10年前的那封家书，我正有点情不自禁时，爸爸突然从后台走了出来，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想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可自从我2000年入选国家队后，那还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那天，爸妈都很高兴，录完节目后还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留了影。后来打电话让阿芳也过来，还有同是福建人的师兄陈宏，我们几个一起吃了顿饭。而现在，虽然我依然南征北战到处打比赛，但只要我在北京待的时间超过两个星期，我就一定会让爸妈住到北京来。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的。过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
9岁进了福建省体校，我就是半专业的运动员了，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一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
那会儿在每个星期六的时候，体校会放一部电影。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偶像的力量是什么。看得最多的就是林志颖，有时也播周星驰。不管男生女生，好像都会喜欢林志颖、吴奇隆，还有一部分女孩喜欢郭富城。
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也会买一些海报贴在墙上。像林志颖这些，那个年代，大家都买，我也跟着买，而且还留长头发。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我留长发的模样，而且还是分头呢，中分。那种发型是那时体校的每个学生都会留的。那会儿都学港台明星，头发留得很长，每天起床后，先用水把头发打湿，然后往两边梳。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
这种看似欢乐的集体生活，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其实都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多亏了体校里的那些小伙伴，让我感受到很多温暖。因为就算我叫爸爸妈妈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他们要上班，那时候外婆也不可能天天来。这就逼着我只能靠自己，其他室友也是一样。慢慢地，我就把注意力转移了，不再去想爸妈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把我接回家。我进体校的第二年，谢鑫也来到了福州。我觉得他好像比我好一点，来了以后很快就适应了体校的生活。
也正是那一年，我参加了全国少儿羽毛球锦标赛，获得了乙组男单亚军。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奖牌。那时候是第一次出省比赛，还没有奖金、荣誉的概念，只觉得很开心。在回福州之前，我跟我们教练借了点钱，给爸爸买了个烟灰缸，给妈妈带了一包她没吃过的草莓饼干。
那时候我11岁。
第六章 12岁入伍，阴差阳错
1995年，我第一次拿到全国少儿比赛的男单冠军，当时特别高兴。虽然只是个业余比赛，但好歹是全国范围的。我以为这下肯定能进福建队了，结果来看我比赛的，却是八一队的教练。所以，我从军这件事，就是鬼使神差。
我那时根本不了解八一羽毛球队，不知道八一队有过什么成绩，出了哪些优秀的运动员，脑袋里一片空白。不像那个年代一讲到福建队，都知道他们是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男团七连冠。最初，甚至连国家队基地都设在福州。可见福建的羽毛球在全国有着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
没能进福建队，我心里的失望是肯定的，但当时有个疑问一直萦绕着我：为什么福建队没有要我？
那年，福建队选了邱波辉，他是我原来在体校的室友；福建队也选了谢鑫。我原本以为我们几个可以一起进福建队的，结果大部分人都被福建队挑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八一队。那种失落、难过没法说。
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福建队没有要我。没等我弄明白，我也不会明白，就这么去八一队报到了。
我领到的第一套军装已经是最小号了，可还是大得像麻袋。我那时的个子不到一米五，还没发育呢，可只有大人的军装给我穿。我记得妈妈帮我把裤脚挽进去好多，才算勉强走路不绊脚。
进了八一队，就从体校的半天上课、半天训练变成了全天训练，读书的时间很少，训练也比体校更专业。在八一队的前两年，我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人夸我，觉得这小孩不错。我练得也挺用心，进步很快，又是左手持拍，自我感觉非常好。
但现实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的竞争对手不光是1983年出生的这一批队员，还要跟1982年、1981年出生的在一起竞争。这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外面的世界还很大。
1996年、1997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我基本上就在第6到第8名之间徘徊，并没有一出道就拿冠军，根本没有，甚至有的时候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
这时候我发现，前一年我还觉得自己多么了不得，可怎么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正离国家队的大门越来越远。
八一队只是一个小山头，去了全国锦标赛我才发现：哇，原来羽毛球打得好的人这么多啊！而且很多人还不是所谓的世界冠军，只是些我不认识的、叫不出名字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
就在我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人生的第一次军训也来到了我面前。那是1997年，地点选在福建的南日岛。
出发之前，教练和领导就说，什么吃的都不准带，零食、水果一律不能带，检查到就要被没收。在我的理解中，去海岛军训是一件美差。海岛呀，我还幻想得很美好，盘算着要怎样怎样。所以就这样，每个人打包了一床被子、几身军装还有鞋，就这么兴冲冲地去了。结果一上岛，才发现什么都没有。
我到了那儿还问班长：“班长，我知道我们这边条件肯定很差，肯定不可能全天24小时热水，那你告诉我，哪一段时间是有热水的？”班长的回答无情得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他说：“没有，我们这些士兵都是洗冷水澡，一年四季都洗冷水。”
那可是冬天啊！我一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以军训了20天，我印象中一共才洗了三次澡，一个星期一次。基本就是拿个脸盆接水，往头上一倒，然后浴巾一擦，整个人冻得直哆嗦。
没去之前是期待，去了之后却是特别苦，想走，又不可能走得掉。南日岛上除了我们这些新兵，就是渔民跟海防部队。班长、排长们根本就不觉得你是运动员就有什么特别。只要来了，就一样是战士。当时，我和我的两个队友被分到了四连，还有的人去了二连，女孩则去了特务连，大家都分散开了。
驻岛部队的伙食很差，住的条件又很简陋。我跟朋友聊起这段的时候，有人问：“有空调吗？”真是做梦。那时候没有手机，在岛上我几乎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打电话都要到公社去打，更别说空调了。条件真的太艰苦、太艰苦了。
我记得三餐都没什么肉，菜则是自己种的。饭是管饱，但能吃的菜真的很少。那时候班长告诉我说：“你一定要看菜吃饭，如果今天的菜不是很好，你就多吃点饭。”我那时候还不太懂。有一次好不容易炊事班炖了些小咸鱼，没有多少，我一个人就夹起一条来吃。班长就发话了，“就这么一点点鱼，你一个人夹走一条，那别人吃什么？”把我说得当场羞愧难当。之前集训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八一队的伙食真差，没想到到了连队，他们的条件更差。
这里不得不说说军训中的一项重要课程——站岗。你想想那时候我才多大啊，刚刚14岁吧。夜里四周黑咕隆咚的，那个岛一到晚上，天冷风又大，我就会害怕。没有班长陪的话，肯定不敢出去站岗。而班长呢，又老喜欢跟我讲那些他们遇到过的邪门的事情，用什么鬼啊之类的来吓唬我，我就更加害怕了。而且往往就在这时，岛上的风会刮得很大，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班长他们那时年纪很轻，风华正茂，虽然部队的生活苦得你难以想象。那时候官兵要离岛，一定要乘登陆艇才能出来，可登陆艇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些平凡的人默默无闻地在岛上一待就是10年。也许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要把站岗、操练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每天重复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是一件伟大的事。他们这样无条件地付出，才真叫了不起。
我们这些队员的到来给南日岛带来了一阵喧嚣。跟班长他们这样相处了三个星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三个星期后，海岛重又归于平静，有的只是浪涛拍岸和海风呼啸的声音。离岛前的最后几天，我突然发觉，大家之间都已经有了感情，竟会舍不得。
第七章 被国青队开除，醍醐灌顶
那次军训回去后不久，我就代表八一队入选了亚洲青年锦标赛[1]的中国队参赛阵容。比赛在缅甸原来的首都仰光举行。我记得那次比赛谢杏芳也参加了，那时她的主项是女双，在女单比赛中则是输给了张亚雯。
男单32进16的那场球，我败在了印尼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球员手里。当时他的球确实比我打得好一点。输球后，我一下来就被所有教练批评。他们说我在场上没有意志品质，打不过就放弃，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被国家青年队除名了，也就是开除。
那时候，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在福州集中训练，我是同年龄那一批男单中唯一一个能去参加1998年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还有鲍春来、邱波辉，他们都去不了，就我去了。结果我打成这样，所以回来后就被开除了。
我记得，赛后我来到看台上，被所有的教练挨个批评，狠狠地批。当时的教练有陈兴东和王耀平，王耀平也就是王琳（2010年世锦赛女单冠军）的老爹。这些骂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很清楚。还有那时候的领队任春晖老师，他们每个人挨个把我批评完，我站在那里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就想，完了，我的羽毛球事业完了，眼前一片漆黑。
回来的行程，是先从仰光飞到北京，然后转机回福州。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从北京转机回福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我就拿IC卡和八一队的何国权教练，还有高路江主任打电话。
在电话里我也很心虚，我就讲：“这次打得不好啊。”教练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被调整回八一队。”当时我听到这话，人都是木的。
这件事对当时15岁的我打击真的很大，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特别尴尬。
我回到福州以后，已经很自觉地把东西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国青队和八一队的基地在一起，只要我拎个箱子，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从国青队回到八一队了。
电话里我们教练说，反正你就等通知吧。结果回来后的第二天，国青队通知下午开会，我就去了。我记得太清楚了，我刚坐下来，其中一个教练就跟我讲：“你不用坐这儿了，你已经不是国青队的队员了。”我就站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会议室大门。是所有人哪，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里，我就那么被赶出去了。而这位教练就是小鲍（鲍春来）在湖南队的教练张绍臣，当时他在国青队执教。
那天我特别难过，心里太难受了。但也不是生气，因为我没有资格生气，确实是我自己比赛没打好。
也许是天性使然，自小我的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九岁那年，刚进入福建少年队的我，便获得了龙岩地区羽毛球比赛乙组的冠军。年少得志，就难免轻狂，恃宠而骄，脾气也大得很。不光是在比赛和训练中脾气倔、不服输，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记得1998年有一次我代表八一队到成都去打比赛，赛后的饭桌上，八一队队友、四川籍的吴勇对我开玩笑说：“你打羽毛球能拿第一，但你吃辣椒行吗？”我一听这话，不服输的狂劲又上来了，说：“不就是吃辣椒吗，照样不会输给你！”结果吃辣椒太多引发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做手术。这时我人还远在四川，我让教练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免得他们担心。最后还是吴勇的妈妈赶了300多公里路，从家里来到医院照顾我。
就在这时，福建省第十一届省运会在泉州开幕了，我得赶回去代表龙岩市参赛。那次回到家乡上杭县医院拆完线后，我就马上赶回龙岩集训，最后在泉州拿到了羽毛球男单、男团两个冠军，我们总教练都哭了。
不服输、好胜心强、求胜心切的这种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后来的我，也让我在职业生涯中多次遭遇危机，兵败雅典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事实证明，被国青队开除的这次变故对我来讲反而是件好事。回到八一队后，我就真正意识到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是。你条件不错，那些人就夸你，但你没有成绩，就代表你什么都没有。我开始检讨自己的训练。
被开除后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以前的我，要是某天练得很好，就特别来劲；要是练得不好，就一塌糊涂，摔球拍什么的都来了。我还曾经因为摔球拍被停训20天，那时的教练就没见过这么不服管教的队员。
自那以后，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我都认真了许多，开始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敬业。比赛不是你今天感觉不好，就可以随随便便输掉的。
在这期间，八一队也派我出去打了一些比如四国邀请赛、中英对抗赛这样的小比赛。我在转变，教练也在慢慢发现我和原来不一样了。三个月后，有一天教练对我说：“你可以回国青队了。”再回来后，我就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注释
[1]：由亚洲羽毛球联合会组织的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事，19岁以下的青年选手参加。1997-2011年已举办14届，这里林丹参加的是第二届比赛。他后来在2000年的第四届亚青赛中夺得男单冠军。
第八章 国家队地下室里的“插班生”
2000年，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然而，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
现在想来，这太好理解了。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很调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听话。所以，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还感到挺伤心的。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等到下一次再选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说白了，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那时他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搭个“末班车”，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这之后，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其实，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为高主任争一口气。两个月后，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我拿下了男团、男单两项冠军。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别人肯定会觉得，我这个“插班生”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还好，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
就这样，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刚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当时每天练完，就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很吃力，特别累。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买手机。临行前，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机。你就记住这两条。”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没有手机，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
那次世青赛，虽然我们拿了男团冠军，我是第一单打，但是单打半决赛我输给了小鲍，小鲍在决赛中又赢了索尼，拿到了世青赛男单冠军，在我们同年龄的选手里，一下子杀出重围，成了我们中间的“高帅富”。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是部索尼手机，那时的号码也一直用到现在，从没换过。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而且还不是彩屏，都要3000多块钱。所以，手机算得上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要站在床上面，把手举得老高，等短信发出去了，再放下来。
不过，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也有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而是用上了洗衣机。小时候在八一队，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大队员的。吃完饭，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但是这种“以大欺小”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也不会谁欺负谁。进国家队12年，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唯独洗衣粉，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结果，总是不出两天，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国家队的洗衣粉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
就这样在国家队待了一年半，转眼第二年的全运会在广东举行，我代表八一队出战。八一队的团体实力不强，反正就一场一场打吧。男单比赛，我放卫星似的进了决赛，对手是湖南的罗毅刚。这时候南京军区的很多领导就都飞到广东来看我比赛了。
那时候，连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没想过我能进决赛，而且第一局还赢了。虽然后来以1比2输了，但我已经很开心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它们才能变成你自己的财富。至少在2001年的全运会上，我是同年龄组中收获最多的，无论是成绩、赞美，还是自信。
带着全运会男单银牌，我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而我的职业生涯，也像坐上了云霄飞车一般，开始往最高点攀爬。
第九章 队友叫我“林一轮”
从2001年开始，我逐渐登上国际赛场的舞台。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就是马来西亚公开赛。那次我跻身前八，在8进4的时候输给了马来西亚的王友福。
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挺高兴的。因为在我印象中，我们以前的那些师哥，刚出道时也有前两轮就输球的，所以能进前八我很知足。
在下半年的广东全运会之前，我已经打进过丹麦公开赛的决赛，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际羽联为了加快比赛节奏、缩短比赛时间、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将每局比分改成7分，试行了一年多。2002年下半年，这一改革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认为羽毛球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反倒成了体力与力量的大战。结果，7分制就此终结，国际羽坛又回到了15分制的天下。
15分制得以“复辟”后，对我的打击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下从7分改到15分，我还没能调整过来，连续三站比赛都是第一轮就输了。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有长达八8个多月的时间，几乎都是第一轮就被人斩落马下。这时候，我的心态开始失衡，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有点害怕比赛。怎么第一轮就输了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点想不通。
因为我老是第一轮就输球，就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林一轮”。这时候，倒是有不少八一队的队友经常打电话给我，或是发来短信说：“比赛是这样的，你刚出道的时候走得太顺了。原来那些大队员不也是从第一轮过来的吗？这很正常。你就从头再来，努力加油呗。”他们这样开导我，我也不那么消沉了。
而在那段日子，国家队教练帮助我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我打比赛了。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比赛可打，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被雪藏”。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我也因此错过了2003年初的全英公开赛。这可是每年初国际羽坛最重量级的比赛[1]。我像是跟自己斗气似的，每天就是埋头苦练，而我身边都是一些同样没有比赛机会的比我更小的队员。但埋头训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随后紧接着到来的日本公开赛，我终于迎来了复出的机会。我像是一头被困多时的斗牛，横冲直撞，一口气杀进了男单决赛。而且，在来到冠亚军决赛之前，我的每一场球都打满了三3局，可以说，之所以能进决赛，完全是硬顶下来的。正是在这次日本赛中，我不仅战胜了自己的心魔，而且有种突破瓶颈、茅塞顿开的感觉。
虽然最后决赛输给了师兄夏煊泽，只拿到日本站的第二，但这个亚军对我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我迷茫、徘徊了大半年，突然又重新找到了比赛的感觉，而且坚定了自己训练的方向。
注释
[1]：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是世界上最早和最著名的羽毛球比赛之一，每年年初在英国城市伯明翰举行，从1899年至今已经举办了102届。在1977年国际羽联创办世界锦标赛之前，全英公开赛被当做非官方的世锦赛，在羽毛球运动中代表极高的荣誉。因此，羽毛球运动里一般意义上的“全满贯”，也包括全英公开赛的冠军头衔，是否获得过全英赛的冠军，也成为判断一个羽毛球运动员成就的重要参照之一。林丹在2004、2006、2007、2009、2012年五次夺得男单冠军。
第十章 第一次问鼎全英，Super Dan传遍全球
带着日本站的亚军，我满怀信心地随队伍出发前往福建晋江。我们要在那里为2003年夏天的伯明翰世锦赛进行封闭集训。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当我们出发的时候，“非典”已经在全球肆虐，全世界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为此，伯明翰世锦赛不得不一再推迟，甚至传出可能会取消。在不安的等待中，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我的第一届世锦赛。
因为“非典”，队伍在管理上比平日的封闭集训更加严格，活动范围就是训练馆、食堂、宿舍，外出必须有假条。但我也不觉得特别枯燥。因为经过了日本站，我开始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心里就盼着世锦赛赶快到来。
那年夏天，我练得非常刻苦，也自认为效果不错，很想在第一次世锦赛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在一拖再拖中，世锦赛终于在伯明翰打响。因为“非典”疫情，中国队三3个月内一项国际比赛都没参加，排名下滑得非常明显。我的世界排名也一下跌到40名开外，失去了世锦赛种子选手的资格。
结果，也许是宿命，我在16进8的比赛中就碰到了日本站时曾战胜过我的队友夏煊泽。那场比赛，我以0比2失利。比赛早早地结束，为我的第一次世锦赛之旅写下了遗憾。
为了这次重要的战役，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拼命地吃了那么多苦，但还是输了，这就是比赛。但是这种难过，我只能放在心里。
在那之后，我在现场目睹了夏煊泽半决赛击败鲍春来，最后又在决赛中成功问鼎。夏煊泽在队中人称“大嘴”，那是他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嘴哥”也给我和鲍春来这些师弟们好好上了一课。而如今，他成了中国男单的主教练，是我们的“夏导”。
与此同时，小鲍世锦赛前四的成绩也深深地警醒着我。我们俩同岁，又是同一批进国家队的，这种竞争让我无法回避。同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他打进了四强，而我连八强都没进。我再次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起来。
很快，那年10月，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简称“五城会”）就在小鲍的家乡湖南举行。我和小鲍分别代表厦门队和长沙队出战。四年一次的城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运动会，是对各省市后备力量的一次检阅，被称为“小全运会”。那年和我们一起参加“五城会”的还有刘翔、罗雪娟、易建联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道分水岭。我只知道，这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团体赛中，我和龚伟杰、谢鑫构成的铁三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居然拿下了男团冠军。
但随后的男单比赛才是真正的较量。我和鲍春来一路势如破竹，杀奔决赛。不出所料，我们顺利地在决赛中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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