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幸运。医生说我还能再活3个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前首席执行官尤金?奥凯利在他的个人传记《追逐日光》（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中以这样充满矛盾的话开篇。时年53岁的尤金?奥凯利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事业蒸蒸日上，生活美满，妻子、孩子、家庭和好友都让他感到欢欣愉悦。他也在脑中企划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在2005年5月，尤金?奥凯利被诊断为脑癌晚期，最多还能活上3到6个月。本书正是尤金?奥凯利人生最后旅程的告白。它饱含深情，记录下了尤金?奥凯利步向新生的每一天。中间记载了他与病魔抗争的点点滴滴，溢满了他对生与死、爱与成功、精神与人生价值的不断追思。它告诉我们人类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过上更丰富、更和谐而又更有意义的生活。
　　1.我收到了人生的一纸宣判书我真的很幸运。医生说我还能再活3个月。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你肯定以为我要不就是在开玩笑，要不然就是疯了；或者你会以为我的人生肯定很凄凉、一事无成，所以我恨不得早一点离开人世，好得以解脱。
　　其实，你没有猜对。我热爱自己的生活，深爱着我的家人，喜欢我的朋友，执著于自己的事业，我所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我也很爱打高尔夫球。我现在很清醒，并不是在开玩笑。2005年5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了人生的一纸宣判书，说我可能活不到女儿吉娜初二开学的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活不过9月的第一周了。不过，这则宣判书后来却成了一份礼物。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因为这份礼物的降临，我不得不去认真地思考死亡的意义，我也不得不更深刻地去反思生命的内涵，我从前并没有这样反省过。尽管我心中满是痛楚，我也必须要正视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事实，必须要决定该如何度过这最后的100天（有可能多活几周，也有可能少活几周）。痛下决心之后，我还得鞭策自己依照这些决定去行事。
　　简而言之，我自己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人生的尽头非得是最灰暗的吗？第二、能不能给生命的最后岁月添上一些亮色，甚至让它成为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呢？
　　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我走向人生尽头之时，我的神志依然清楚，身体状况还算不错，我所爱的人也都陪伴在我身边。
　　因此我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当然，很少有人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参透自己的死。在我接到死亡判决书之前，我也没有真正去思考过。谈到死神，人们往往会感到惶恐不安。即便是行将就木之人，也不会把人生最后的每一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也很难为了自己和家人而沿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将要辞世者尚且如此，身强体健和欢欣愉悦之人就更别提了。有些人之所以没有考虑死亡，是因为死亡往往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很多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比如死于车祸意外的罹难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死神会从天而降。我虽然会过早地离开人世（接到死亡判决书时我才53岁），但却称不上突然（无论如何，如果能提前两周接到死亡判决书，就已经不算突然了）。我很清楚，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会在2005年画上句号。
　　有些人之所以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如何让最后的人生变得尽善尽美，是因为临终前他们早已身心俱疲，人生的尽头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缓解痛苦。
　　我可不是这样，我并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皮肉之苦。在诊断前的几周，只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症状（而且也没有注意到），除此以外我并没有什么疼痛之感，真的一点都没有。后来，医生告诉我，即便到了弥留之际，我也不会有什么痛苦之感。我的视力会渐渐衰退，黑暗将慢慢笼罩我的世界；这种情形在我下午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出现了，我在高尔夫球场上曾经度过很多无比美妙的时光。当时，我眼前的世界慢慢蜕变成了灰色调，高尔夫球洞也变得越来越难瞄准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容易忘记别人的名字。最后，光亮会离我渐行渐远，我将陷入昏迷状态，生命舞台的帷幕也要落下来，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2.假如没有提前预知自己的死期，我又在忙碌什么呢
我离开人世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一直以来头脑都很清醒，要不是因为这场病的话，身体也一直很好。我平时在生活中无病也无灾，我身边所爱的人年纪也都不大。因此，在人生最后的100天，我决意对这场疾病采取不同的态度。这就需要我去睁眼看世界，乐观地过好每一天，尽管我眼中的世界是模糊的。
噢，不要忘了还有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影响到了我接受这场厄运时的态度，那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我最初是一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会计，后来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最后成了一家美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多年的职场拼杀，我对所谓工作和成就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方式，它们已经成了我血液的一部分了，而且让我这一生受益匪浅。如果我不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本身就是有些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高管，要富有战略眼光，时刻准备去“赢”得一切。因此，我决意在自己最后100天的时间里，要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席执行官所具备的素质与能力，包括统揽全局，能同时解决诸多难题，应付各种突发情况，都让我能够更好地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不仅如此，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里，我还学会了一些新东西。倘若我从前就知道这些的话，那我肯定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因为我能够这样按部就班地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想给我身旁的亲友带来美好的体验，希望人生最后的3个月能成为生命之中最绚烂的记忆。
我真的很幸运。
假如我没有提前100天预知自己的死期，那么我又在忙碌些什么呢？
也许在准备下一次商务旅行，很有可能是去亚洲。也许在考虑如何既能维持好现有的客户关系，又能开拓新的业务。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的日程经常已经安排到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后了。工作就是如此。因为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我就得始终抱有前瞻性眼光，去勾画如何让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去思考如何确保品质始终如一。诚然，我是活在当下，但是我所关注的往往是更加捉摸不定、更加重要的未来。（在确诊之前，我每天临睡前，头脑里总是牵挂着一个月或是半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在确诊之后，我每天临睡前所关心的，只是明天要做些什么。）2002年，我成为了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任期为6年。当时间指针指向2006年时，如果一切遂愿的话，那么我想我会成为毕马威的全球董事长，任期也许是4年。那2010年我又在做什么？也许就该退休了吧。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假设的人，我的思维方式很直接，不会那样做。不过这一次就让我假设一次，倘若我没有接到“死亡判决书”，我估计会和现在一样为我的公司忙着规划蓝图、打建基础和领导员工。这样好吗？说好也不好。
之所以好，是因为我能看着小女儿吉娜从中学毕业，跨入大学校门，结婚生子，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不管她的人生究竟会怎样)。我可以一如既往地在圣诞前一天陪大女儿玛瑞安，她的生日恰逢圣诞，我可以像从前一样在过节之前陪她去商场购物，一起吃饭，边走边聊，身后洒满了一路欢快的笑声。我可以和妻子康妮一起去旅行，一起打高尔夫，她陪伴我已经整整27年。她是我梦中幻想的完美女神，幸运的我却在现实中得到了她的爱。如果退休，我可以和她去亚利桑那州安度晚年，我们一直都在期盼那一天的到来，也在为之不断地准备。在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前，就在目前的公司实习了，迄今为止，我在这供职已经超过了30年，我希望它能够确立新的行业标准并创造新的辉煌。我希望纽约扬基队能够再一次赢得美国职业棒球联赛的桂冠，甚至拿下三连冠。我想去北京观看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我想看着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们长大成人。
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诚然，我的境界更上了一层楼，在自己人生前5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了这种新的人生境界，让我回头我觉得就有些难以想象了。我失去了一些宝贵的财富，不过我也得到了另一些宝贵的财富。
3.需要制定新的计划
在确诊的前一天，我还处在世界之巅，能身处这样绝佳位置的领导，即便在美国商界也是凤毛麟角。我能够洞悉全球各行各业最大、最成功公司的内部机制，也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为这些行业旗舰掌舵的领袖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能够准确地预见近期经济的走势。
仅仅过了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逆转。我坐在一把冰冷的铁椅上，对面坐着医生，他的脸上挂满了同情，不论是我还是别人，肯定都会觉得坐立不安。
他的眼神在跟我说，你已经时日不多了。当时是晚春时节，我脑海中却已浮现起纽约秋天的景致，那将是我所能见到的人生最后一个秋了。
我在首席执行官任上所制定的所有计划都化作了泡影，至少我得亲眼看着将这些任务移交他人。尽管我相信朝着我替公司设定的远景规划去发展，公司肯定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现在公司却不得不更换掌舵人了。康妮和我精心构想的未来生活画卷也来不及上色了。这么多年来，我起早摸黑，足迹踏遍全球，牺牲了很多和康妮在一起的时光，为的就是能在退休后过上不羡鸳鸯只羡仙的生活。这不啻是上天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只不过我们不自知而已。我们一直向往退休后去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区安享晚年，我甚至还把一张大峡谷的照片塞在了钱包里带在身旁，现在这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了。我在2006年和2007年的个人规划也全都泡汤了，以后每一年的计划也都付诸东流了。
我和康妮都是很有目标感的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我们总是会先设定一个长期目标，接着制定短期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朝着目标前进。世界一直在变，因此我们也会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来对长期和短期目标做出调整，以期得到最后的结果。确诊前一周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但是看到医生眼中的那份无奈，我知道这样的计划已经是难以实现了。我越是能够趁早打消这种难以企及的计划，对我也就越好。
我需要制定新的计划，时不我待了。
回望这一生，我一直都能够正视事实、灵机应变，这也让我得益良多。光阴流转，我具备了快速调整人生航向的能力，有时候经常是在瞬间就能掉转船头。如果不慎驶入了错误的航道，我会马上改变航向驶向新航道，而不会有任何负疚感。我不会噙着眼泪回望来时的路，也不会带着犹豫彷徨走上新的征程。在我看来，明明已经不合时宜的事却又偏要勉强，或者把明明是对但却难以承受的事强说为错，这些做法都是无益的。人们越是能够尽快地把握现实，效果就会越好。这一技能在商业世界里是尤其重要，因为商业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瞬息万变而且也是残酷无情的。
在从医生那里接过“死亡判决书”之后，我度过了几天黑暗的日子，不过我意识到自己不会留下像普通人那样长的人生轨迹。现在我需要在剩下的日子里实现可能的目标。
我很幸运，在所选择的工作上发挥出了自己的天赋，后来也在工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激情。我现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认清事实。我现在不用再考虑公司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适应市场的现状，而是要考虑我个人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应对人生的新波澜。我多年积淀的历练与眼界让我有潜力画好人生最后的轨迹，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机会也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
在刚才我所说的那句话里，重点并非“礼物”和“机会”，而在于“潜力”。要想把这个“机会”变成一份礼物，一份别人无法从我家人和朋友手中夺走的礼物，这将是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是的，我明白。
说到底，谁会用这样的心情来迎接死神的到来？即便是一个会计，人生尽头的每一天就一定能有条不紊吗？人怎能不跌入失望的峡谷？怎么会不同命运再做抗争？怎会不去奋力一搏，力图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面对死亡，人们真的能够积极应对吗？真的能够把它当作人生其他阶段一样来看待吗？真的能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还能面带笑容吗？这种逻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而且，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怎么能使之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呢？
4.领悟到了这么多生命的真谛
在大多数人看来，死神是面目可憎的。人们不想花上一分一秒来考虑"死"究竟是什么。人们当下的字典里没有"死"这个字眼，都想要等到以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尚早。
当人们见到我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死亡"二字，觉得我是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我可以读懂他们的眼神。我今年53岁，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可能至少有70岁，甚至像个75岁的老人。我的右脸颊塌陷变形，就像患了严重的中风一样。很快，我的头发会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而我的头皮也会变得粗糙。我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好像讲话时口中含着石粒一样。我的一位同事说我似乎一下子操起了马萨诸塞州的口音了。有时候，即便是家人和多年的好友，都要听我重复好几遍，才能明白我到底在讲些什么。亲友们经常会请求我，应该说是哀求我吧，让我去接受严酷的治疗，希望能有奇迹发生。一些朋友和同事甚至感到生气，因为我的态度和选择的道路分明是在说：奇迹与可能性都是不值得一试的。当然我打心底也希望第二天《纽约时报》会在头版告诉世人，治疗癌症的医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能够让我多活上几十年。可是，我不愿意寄希望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上。我所遇见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够一直活下去，或是至少再活上几年。这样一来，尽管我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至少不要这么匆匆而去。
有些人在生前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当然，也有人自己挑选好自己的墓地，定好自己的临终遗愿到底是想土葬还是火化，还是要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科学研究事业。可是当我需要为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时，在我的亲友中，并没有人能够像管理账簿一样来料理自己的后事。我自己打算要这么做，不是为了去影响别人，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做会计不仅是我合适的职业，也和我的性格吻合。我的性格特点让我在金融业和会计业得以崭露头角，也同样使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乱无头绪，迎接自己的死亡也不例外。
我在人生最后的短短几周，领悟到了这么多生命的真谛（如果没有这场病，我觉得自己难以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人们认识到只要做好准备，人生的尽头也会是一段绝美的旅程。在确诊几周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和一位挚友徜徉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他是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的顾问，给过我很多启示。我告诉他："大多数人并没有我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要不就是已经病入膏肓，要不就是根本没有得到丝毫死亡的预兆。我却有这样绝佳的机会，可以尽可能地让最后的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他眼神中流露出更多的是赞赏，而不是疑惑，不过我不敢确定。
在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我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员工指导制度，每位员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顾问。在我临终前，我不禁想到，自己得到了这么多迎接死亡的体会，应该要和员工们一同分享。我想用自己刚刚学会的知识来给一些人提出人生指导，哪怕能指导一个人也好。我可以分享该怎样为一段段人际关系画上句号；分享该怎样尽情地享受每一刻，让时间因你而停滞；分享比时间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我指的并不是爱）；分享如何轻松简单地过好每一天；分享在生活缺少了自由自在的快乐后，为什么有必要重拾这种快乐。这些难道不是健康的人们应该学习的吗？难道非得到了病倒卧床不起之后才能接受这些观念吗？尽管有些不中听，但是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花上一些时间来考虑自己生命的终结，考虑在临终前该做些什么。
要是有人想等到哪天空闲了，再来考虑最后几周或是几个月的安排，我的忠告是"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是50岁，准备55岁再考虑这一问题，我建议你"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才30岁，打算过20年再考虑这一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宜早不宜迟"。身患绝症、时日不多的人感到有必要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使之变得更有效率，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则不会有这样的紧迫性，觉得哪怕往后推延一分钟都是好的，可是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可能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就很不利了，可能还会成为魔魇，所以"宜早不宜迟"。
5.“你的脸有些下垂”
并不是说我事事皆顺利，我也有很多要努力的，我也经常犯错。当我神志清醒并想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有时思绪难免会飘到过去或飘向未来。我会生气，还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扰。我想要做的事，尽管三番五次地努力，可能还是无果而终。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把最后的人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段光阴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过，现在这种局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临终前，我不会觉得单凭企业家的头脑就可以豁然开朗，就可以参透人生哲理，就可以洞悉整个世界。我能吗？不能。倘若我那样想的话，就过于狂妄自大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反省或是思辨的人。尽管我相信企业主管的头脑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有用的（在我临终前，我依然感到活力充沛、不知疲倦，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如果在死亡这件事上，要想成为命运的主管，听上去就有些滑稽可笑。
人之死深邃隐秘，感觉它与我目前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虽然我会保留很多企业家的习惯，同时也要摆脱很多类似的习惯。事实上，尽管我没能总是抽出时间来反思，可是我明白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两极：一极是过去的我，而另一极则是每天要塑造的全新自我。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而非死亡本身。一方面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和经理人，而另一方面却要让自己把这些统统抛到脑后。我应该保留怎样的自我？我又应该舍弃怎样的自我？什么能帮我？什么又会让我失败？诊断前后我的性格是否发生了断层，而我身上是否同时具有这两种分裂的性格？这好吗？抑或是难以避免的？最后交锋胜利的会是想要的那个自我吗？
从我生命的起伏跌宕之中，别人又能学会些什么，又能获得些什么？我喜欢当一个商界的领袖，但是命中注定要谢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在我还没有变得神志恍惚和视力完全衰退之前，我最终决定由自己来说再见，至少我还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是谁？在我过去的一生，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
2005年5月初，康妮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不过到了第8洞，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不过，偏了，我倒不是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但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自此，我就打得很糟糕。我们打完了全场后，康妮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忙得昏天黑地。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奔忙，也为家里的事操心。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他一直以来就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康妮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异然，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康妮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抽搐，右脸颊也不断下垂。几个其他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康妮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功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康妮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修整。
6.医生打来了电话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一百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康妮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康妮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为莫逆。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我们四个人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晚餐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迈迪逊花园广场，我们有U2乐队演唱会的票。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热力四射的演唱会火爆现场，当台上四首歌曲唱毕，康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惊恐中倏然起身。
“怎么啦？”我朝她大声呼喊，希望在嘈杂的现场她能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她高声地回答我。我以为她指的是现场让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
我们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终于可以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她说自己想静下心来欣赏波诺和台上的表演，可注意力就是难以集中。她的心中满是不安和忧虑，她觉得目前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她起身完全是下意识的，似乎冥冥中有种大难降临的预兆。她也说从前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信誓旦旦地和她说目前的生活并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回到现场，继续观看波诺的演出。我对生活中的阴云就这样疏于留意，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宽慰根本难以让康妮放心。
我也难以预料到底会怎样风雨大作，也真不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5月24日，我和康妮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是患了颜面神经麻痹症。和医生预约的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我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遐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逸，如果能在高尔夫球场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
来到神经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用手电照射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我是个商人，自然重视效率和速度。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了太多时间了，感到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无法奢侈地浪费大把的时间，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做核磁共振检查。不过，如果医生觉得我面部下垂只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或是其他不太严重的症状，就会不急不慌地给我做出诊断，而不需要我马上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完全可以让我等上一个星期或更久都没关系。
如果一个医生周二下午5时半告诉你，明天一大早8点钟就要做核磁共振，你心里就会嘀咕可能病情比自己想的要严重，而且要严重得多。不过，我并没有担心很久，康妮也一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康妮跟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接着又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神经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来了电话。我秘书卡恩把消息转给了康妮，康妮就给医生回了电话。起初，医生坚持只能把结果告诉我，可是康妮一再哀求。“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医生的原话。所谓的“问题”出在我的脑部。她想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这一次会使用对比成像，可以让检查的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天，我和康妮去做第二次核磁共振。要是平时和康妮外出，我会有一大堆问题，非得问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才肯罢休。我并不喜欢惊喜，而是喜欢在做事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这一次去医院的路上，我什么都没有问。做完核磁共振检查之后，我又投身到了工作之中。
是夜，医生打来了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医院，要把诊断结果告诉我。第二天我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还要开董事会。为什么不能再等上……
“不行！”医生说得斩钉截铁，她不允许拖延，一天都不行。
7.这一次，我们感到了力不从心
第二天，我和康妮又坐在了医生的诊室里了。她把我脑部的核磁共振图插入X光板。医生还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疾病的名字，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星球大战”。
我的右脑上没有任何斑点，可是左脑部分却是一片模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斑点。看起来就像晚上的星空一样。斑点之间有很多线纹相连，有些明显，有些模糊，密密麻麻。作为一个会计师，由于职业熏陶，我看到摆放在我面前的材料就会想出应对策略，勾画出系统、有条理的解决方案。可是，看着我的脑部核磁共振图，我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医生，不管他的医术有多么精湛，该怎样应对这样“星罗棋布”的局面。这一病变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后会在哪里终止？整个左脑就好似繁星密布的银河一样。绝对的“星球大战”。
康妮后来跟我说，看着核磁共振图感觉，就像尼斯湖水怪在我左脑下面翻江倒海。
这位神经科大夫说她不能确诊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她怀疑有可能是星细胞瘤或是胶状母细胞瘤。头脑中有上万亿个神经胶质细胞，现在发生了病变。我的头颅中有多重中心肿瘤，最大的三个都有高尔夫球大小。三个肿瘤互相连接，前后分部，一个在前额叶（控制人情感和决策的部位），一个在左脑中部的运动皮质区，另一个在左脑后部的视觉皮质区。
这位大夫当时就安排我们第二天和全美国最出色的两位神经外科医生见面。她显得很乐观，我们都觉得情形不至于会糟糕透顶。
我觉得当时我俩心中并没有为恐惧所笼罩。不过，当晚回到饭店后，康妮跟我说，这也是我俩结婚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从前，我俩一直都能够戮力同心，预见未来，从容不迫地化解种种困境，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从而让自己绝处逢生。我俩总能互相鼓励，一直都能保持警觉，一起打造了美好的生活，避开了险象环生的漩涡和礁石。
但这一次，我们感到了力不从心。“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现在都泡汤了。”康妮很是哀怨，整个人跌入了谷底。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面对危机，她总是最能保持头脑冷静的。
“我可不想以后回忆的时候，后悔我们浪费了共度的每一刻时光。”她又说道。
我们结婚后，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过彼此面对死亡这一话题，没有想过如果某一方先离开人世，另一方该具备怎样的勇气面对日后的人生。这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残缺的天空。当人们心有恐惧时，往往会选择躲避。
后来，当我俩又静了一会之后，康妮对我说：“我想你还是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好像老天爷并不想让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准备。”
康妮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想走得太匆匆。不过老天爷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早点离开人世。”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抚平这份悲伤？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慢慢接受现实？有没有什么良药能让我们至少能暂时忘却恐惧，或者永远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转而客观地认可自己的现状，并能一直接受这一现状？
对命运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天爷也没有告诉我还能活多久，不过看起来我已踏上了人生的末站。在人生的这一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睿智，为的是我女儿、我的孙女和其他晚辈。尽管我错过了人生列车接下来可以欣赏到的风景，我还是可以从这次旅行中汲取足够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想帮女儿（尤其是吉娜）、朋友和同事减少悲伤，我最好能够调整自身定位，正视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为了康妮好，她总能洞察人生，给我很多生命的启示，不过这一次我要多考虑她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如约同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会面了。第一位建议马上进行脑部手术，照他的说法叫作“脑部减积”，为的是切除部分大肿瘤，从而缓解对脑部神经的压迫（尽管我并没有痛感）。不过，这位大夫并没有说动手术能延缓我的生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底还能活上多久。当时，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他说手术后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再过一阵还要辅以放疗。
8.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康妮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情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比任何时候我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地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康妮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康妮，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康妮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我们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脑部减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2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应该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3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康妮，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康妮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康妮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了化疗是否能奏效。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它们也许都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的病症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形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3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康妮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几乎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动匆匆，都没有时间驻足系好鞋带。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详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动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
9.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
回到家中，吉娜总是不放心地围着我转，可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毕竟只有13岁，原先她心目中的父亲总是精力充沛、体格健硕的，可在活组织切片手术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病怏怏了。但她姐姐玛瑞安比她深谙命运多磨，因为玛瑞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玛瑞安用自己的行动给妹妹做了示范。当玛瑞安见到我的时候，就张开臂膀拥抱我，示意自己妹妹“如法炮制”。这样一来，生活的阴霾就不会显得那般逼仄了，可以用更加恬淡的心态来接受疾病苦痛和那命运多磨。
在那些刚刚坠入深渊的日日夜夜，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让我不禁想起从前熟悉的片段，心中平添几分慰藉。我们互相取暖，玛瑞安和吉娜两人又在一起玩耍了，看着电影，在谈笑欢娱中试着忘却痛苦。不过，入夜之后，每个人都发现难以入眠，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因为心痛难忍而泪湿枕畔。吉娜和我会发现彼此半夜都不约起身，唏嘘不已。她会察觉我在夜色中抽泣，我也会躺在她床上和她互诉衷肠。我也可能挑灯夜战，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开卷部分，吉娜可能会端坐在我身旁，静静地守候着我。她也许会念诗给我听，我经常会送诗集给她，包括我小时候读过珍藏的一本，不过我一直都无法很好领会其中的精妙之处，我在诗歌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不过，吉娜和我不同，她能写诗，也爱读诗。我总是觉得她身上集中了她母亲和我的优点。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便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我所最熟悉的爱人康妮，身上都有不为我所知的潜质。
有一次，在夜阑时分，吉娜突然朗诵起了诗人约翰?多恩的名作：“死神莫骄狂，虽人惶惶不安，说你，蛮横且可怖，然你实属外强中干……”在这首十四行诗中，作者把死亡比喻成长眠。我并不同意作者的看法，把离开人世看作陷入长眠和我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我坚信，如果能在生前安排妥当，死后留下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而非只是陷入冰冷的长眠而已。
当时已经是凌晨1时了，此时我并非要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只是也想知道别人对于死的不同见解。
其实，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从来都没有在人之生死这样的问题上进行过心理调适。从前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及这一次和死神的距离这么近。当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母亲告诫我分清激情与天赋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她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我，不想我全力以赴地追寻棒球梦，却在中学毕业之后发现强者如林，实现自己所谓的“志向”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那我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好在当时我及时地调整了心态，1966年暑假的大段时间刚好让我重新认识了自我。
可是现在，并没有一个暑假来让我进行调适，我可能就只能活上一个暑假的时间而已了。我需要做出人生最快也是最大的调整。如果我想摆脱整日郁郁不乐的境地，如果我要迎接阳光，那么我必须要快速有效地做出调整。虽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剧变，可我要出色地闯过这一关。
简而言之，我就是要延续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原来的计划，保持我原来做人的本色，也就是还要做好一个会计、一个商界高管和一个首席执行官。
如果公司在商业运营上出现了损失，比方说我们的一个潜在顾客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而非我们，公司马上就会进行经验总结。我往往向我的团队提出以下这些问题，其实这也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客户会最终放弃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了其他公司？我们尽到全力了吗？我们问心无愧吗？我们是不是诚意不够呢？如果下次我们还要重新来过，我们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吗？如果是的话，又该怎样做呢？
我提出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责备之意，只是想鼓励我的团队。只要我们已经竭尽全力，那么就依然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只要我们能够一五一十地回答上述问题，那么下次我们就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事后懊悔的情绪，我们关注的是向前看，把握好下一个机遇。
现在我的诊断已经是无法推翻了，我不仅要考虑我人生的这些重大问题，还要迅速得出一个全面而又正确的答案。
10.希望的火花并没有熄灭
康妮的预感是对的：我们所熟悉、陶醉其中而且共同打造的世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
我们两人形影相随，这些年来共同追寻着阳光的脚步。现在，我们两人将并肩最后追寻一次。这次夕阳西沉时，余晖终将隐去，不过所带走的并非只是归于恬静的一天，也将带走我们美好的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绝美的景致将投下最后一次修长的斜影，夜幕也将最后一次降临。某一天，康妮将孤单地走完她生命里的最后一天，而那时，我已无法守护在她身边。
我的朋友圈子里从来没有人得过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医学上也称其为第四类星状细胞肿瘤，这是在脑瘤中最常见也最致命的一种。它来势凶猛，能够渗透到整个大脑，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往往就已经扩散得很严重了。它的症状包括头疼、痉挛、视力下降、肢体协调性变差、认知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转变，其病因至今还是个谜。
从前，我一直都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和死神接触过，至少头脑中从来都没有花过一秒钟来考虑死亡这一问题。在我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出差，刚刚迈步从路沿走下来，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很多车辆正从我的反方向疾驶过来，我根本没有察觉到……一辆呼啸驶过的公共汽车和我擦肩而过。我当时心头有过片刻的恐惧和不安，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一直没能忘怀。但是，这次遭遇并没有触动我去反思人生的轻重缓急。
但现在……我又该做些什么呢？从今往后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颜色？我需要对每个方面都做出调整。
我知道希望的火花并没有熄灭，关键在于我去怎样点亮。我还记得自己的朋友比尔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在病床上躺了3天之后，医生告诉他可以每天走25级台阶了。比尔上午进行了锻炼，还问医生下午能不能再走25级台阶。很快，他就每天能从医院的楼上楼下来回走4趟了。有一次，当他在住院楼里上下走动时，往一间病房里看了一番，看到房间里有两个心脏病病人静静地躺在那里，胳膊上插着管子。他忍不住对护士说：“哦，他们病得可比我要严重得多呀！”可是，护士的回答却是：“错了，实际上你的病才比他们严重得多呢！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心脏病的受害者，而你却想着如何恢复得更好。”
比尔身上的精神正是我所需要的。不过，我更需要另一种精神。
周日，康妮和我来到了经常去的教堂，它是位于迈迪逊大道和71大街交叉处的圣詹姆斯教堂。
在确诊之后让人沮丧的几天里，我脑子里却从来都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幸的是我呢？”尽管接下来的几周让人感到哀怨，但是在此之前，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幸运，而世界上很多其他人却在经历着更大的不幸。因此，我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打击，也不认为是冥冥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让我来承受这份病痛。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我的家人、朋友和熟人中的一位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像我一样做到组织内最高职位的领导者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53岁的美国男天主教徒呢？为什么偏偏让我得了这无可救药的晚期脑癌呢？在我的家族中，从来都没有人患过癌症。我的身体一直很棒，事实上，我这一生中很少生病。我经常跑步、打高尔夫球和网球，从来都不吸烟，饮食也很健康，每天早上5时半起床，每天夜里11时准时上床休息。可是我却身染这样的绝症，真是有些难以解释。
我怎样才能让一切回归正轨？哦，让我换个说法吧：因为一切都不可能回归从前了，那么我怎样才能让一切恢复正常呢？
我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很多能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比方说，在一笔生意失败后迅速从阴影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让整个公司和团队很快迎接新的胜利曙光），现在这样的能力和处事态度还能帮我再下一城吗？面对眼前如此艰险的处境，从前我用来鼓舞员工的话语都已经丧失效力了吗？抑或我在艰难的小道上应该继续保持原来优雅的步姿，坚持我心中的信念，让它们继续能够发挥功效。
11.我决心实现三个目标
我一直提倡要有不达目标不放松的韧性：确定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既然我们已经和医生一起找出了真正的病因，我决心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辞去工作；2.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能够让我……3.让接下来的时日变成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让它给那些因为我的病情而遭受打击的亲友创造一份美丽的回忆。
尽管我已经做出了上述决定，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自己和亲友都能明确我的目标。我要坚韧不拔地做好这三件事。我想其他和我相同处境的人肯定也能够想到该走什么路，不过总是犹豫彷徨，害怕无法坚持走到底。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的意志力更坚强，我想要表明的是：如果坚持我职场发展中的那些信条，继续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这对于我是最有利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明确的目标、专注和执行力总是非常关键的。
很快，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就转移了，从为公司设计的规划转移到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上来了。作为公司的领头人，我一直关注为公司打造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我必须要学会领悟当下的价值。
6月8日，也就是在我轻松地去第一次看诊两周之后，我告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我就要离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岗位了。出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我要度过自己的下一段人生。我说我会参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替，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公司。我并没有使用“权力临时转移”或是“权力断层”这样的字眼。我并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我在公司的使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对公司和新的董事长都是不公平的；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新的领袖。我希望继任者能够继续执行我为公司确立的行动规划，因为我觉得它们正在提高组织的绩效。但是，具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领导风格和发号施令本身，都将由另一个人来完成，而不是我。
不仅如此，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实事求是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放出话说某一天可能还会回到公司，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因为脑癌的病症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的辞职给公司带来影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工作对我人格塑造的重要性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逊色。我在公司已经干了33年了，从来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当我刚来到这里时，公司的规模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小。当公司合伙人在拜会客户的时候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这一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可是，我必须要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未来，因此我必须要离开，立即离开，不留一丝影子。
我离任的消息刚刚见诸媒体，慰问信和电话就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每封信和每通电话都让我感到温暖。很多商界的朋友和我本人或是办公室联系，向我传递了他们的支持、难过以及震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在问候我的时候，语气尤其诚恳。我知道这种互相关心在其他行业中可能也存在，但是我们同行之间向来是以关系融洽著称的。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天崩地裂，不过感受到同行之间依然存在的那份关爱，真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掌舵人的岗位，隐退归山，这也正和原先我所设想的一样（我只是保留了一个资深合伙人的虚职）。我原先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会让人看了都感到胆战心惊，接下来好几周甚至半年以后的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现在，中间的很多活动要不取消了，要不就由公司其他人代为参加，或者很快就会由公司新董事长来接手。我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也在协助做好工作交接。这一过程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处理这些事务也基本上是通过打电话解决的，在家里打的电话。
在第二天和一位董事通话的时候，我出现了第一次惊厥。说起来这次惊厥还真有些好笑。这次的惊厥并不严重，医学上称之为“局灶性惊厥”，因为在我大脑中出现的电波并没有波及整个大脑（而在全身性惊厥发作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影响到大脑的某块区域，影响到局部的神经网络。当时，我躺在床上打电话，和一位董事在讨论人事调整的问题，我的右脸颊突然开始痉挛。为什么会有些好笑呢？因为我竭尽所能想让自己右脸颊的肌肉不要颤抖，这样我说的话才能让对方听明白。
12.这种局面一直延续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后来，我和家人给医生打了电话，增加了用药剂量。3天后，我又出现了另一次局灶性惊厥，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我的服药剂量再一次增加了。几次痉挛并非都和运动皮质区有关，这会造成肌肉颤抖。有些痉挛同视觉皮质区前额叶有关。幸好，我的这些痉挛都不是全身性惊厥，否则我就会躺在地上抽搐不止。经常，我会微闭双眼，这样可以减少视觉皮质区影响的痉挛造成的冲击。康妮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表情麻木，好像我的目光穿过了她，而她却琢磨不到我的所思所想。
其实，惊厥并不是我病情最早出现的症状。最初，我的视力就受到了影响，因为我脑部的一个肿瘤压迫到了视觉皮质区。在确诊后的几天之内，我的视力就下降了很多。眼前一片模糊，甚至都无法填好一张支票。在我的视野之中，有三分之一的视线是由黑点所占据的，视野的右侧尤其明显。我可以看清正前方，不过当我沿着街道走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在右边搀扶着我，否则我就容易撞到街边的路灯。因为我总是半睁着眼睛，所以我必须特别小心。
尽管我的头脑总体上还保持清醒，但是我经常也会感到有些迷惑。我必须重新学习该怎样穿衣服，我必须要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去穿衣服才行。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衣服都是由别人给我准备好的。康妮会把我的衬衫倒放在床上，这样当我拿起衣服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套上了，而不会穿反了（康妮已经把我所有带袖扣的衬衫都收起来了，因为摆弄好袖扣对于我而言，实在太难了）。后来，穿衬衫变得简单了些，不过要想穿上一件套头衫就难了。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衣服穿上，不过我自己也会累得气喘吁吁。有一次，我挣扎着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恰好吉娜在门口见到我的“惨状”，我不知道我俩谁的心里更难受。我知道，从前在她心目中，我一直是个能干的父亲，手脚麻利、行动迅捷。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基本上天天如此。
从孩提时代过后，我第一次需要考虑怎样做一些基本动作了。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事，从前都是信手拈来的，不会太在意，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去考虑该怎么做了。我还是原来的自己，但是现在仅仅能够完成一些非常基本的动作。在写信的时候，我会突然遇到一个明明知道的词，却不知道该怎么拼写或发音了。这并不是我头脑中负责感知的那部分出了问题，而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可是我却无法解释。打个比方，如果你让我拼写“误用”这个词，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写……可是有可能我就是拼写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话时支支吾吾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和康妮去拜访了一位名医，他已经70多高龄了，人称“神经肿瘤学之父”。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教学，偶尔也会看诊。我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
“首先，你的人生并不是一个数字，”他说道，“大多数病人确诊之后可以活上一年。”我知道，而且康妮也清楚一年时间对于我的情形实在是奢望，有些病人病症出现得比较早，所以确诊得也相对比较及时。
我们自己在盘算，觉得我还能活上大概3个月到6个月左右，具体是几个月就得听天由命了。
我这种行动不便也影响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天晚上，我在观看纽约扬基队的一场棒球比赛，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精彩的外场传球和击球手击球，我想赶紧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分享，他也是一个棒球迷。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就开始兴高采烈地回忆刚才的精彩画面。当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分钟之后，我的朋友并没有感到兴奋，我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低头看了看电话，赶紧按下免提键，因为我在拨通电话的时候竟然忘记按下这个键了。
“嗨，听得到我吗？”我说道。“嗨，尤金。”我朋友说道，他说知道我这边有些手脚慌乱，只是在等我自己调整过来。“刚才你听到我跟你讲的比赛的事了吗？”
“一句都没听见，”朋友说，“你得重复一下。”
13.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从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整个公司、管理层和所有的员工都很圆满地实现了新老过渡。
现在，我需要着力实现第二个目标了：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化疗，我很清楚并不是适合我的治疗方式，我为何还要尝试一次化疗的效果呢？因为我想遍尝百草，亲身去体验一番，心安理得地来做出决定，做出属于我自己的决定。我不想轻易听信别人的话。当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商业决定的时候，我总是坚持要了解所有情况，并且亲自做出决断。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情，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化疗3天之后，我放弃了它，因为经过3天的时间，它开始影响我的肌体了，或者说似乎开始影响到我的肌体了。化疗影响到了我身体的功能，影响到了体内的各个系统。我已经感觉到肾脏和肝脏的反应了，我也感到有反胃恶心的症状。我觉得自己免疫力下降了，更容易染上其他疾病。不仅如此，化疗还牵涉到了我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坚持接受放疗（我已经开始接受放疗了，而且也有效地让肿瘤减积了）。
一旦放弃了化疗，我的目标也就变得更加明确了，我身边的亲友也一样。我真心懂得，那些和我处境相同的病友（也许是大部分癌症患者）哪怕见到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为的是能多活上一段时日，我也很同情他们的苦衷。我也能够理解，那些没有遭受过癌魔侵袭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么快就放弃化疗，不啻向病魔缴械投降，好像我根本不愿延长生命一样。可我并不这么看。我热爱自己的生命，我也想长寿无疾。我已经把看到2006年的第一轮日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不切实际。
尽管化疗不再烦扰我了，我依然坚持接受放疗。肿瘤专家认为，放疗很有希望能够让肿瘤减积，减缓肿瘤增大和周边组织感染带来的病症，尽管他拒绝向我透露这一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样一来，就能给予我更多头脑清醒、视线清楚的时光，好让我实现临终前的几个愿望。
从家中的饭厅，可以眺望壮观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再远处，东河静静流淌。餐桌的另一端有一堆账单、新到的杂志和简报、出席聚会和慈善活动的邀请信。在它旁边，还有一摞堆得更高的信件卡片，是几十张来自朋友和同事的慰问卡片、写满祝愿的信件，他们都听说了我的近况。在它旁边，还有更大一堆瓶瓶罐罐，全是我的药。
我坐在女儿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前，我能够感到自己驾驭电脑的能力下降了。电脑旁边，有一个记事簿，上面写满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都将成为本书的素材，内容包括如何迎接死神、最后旅程的体验以及自己的收获。尽管我的思维并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的书写能力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身体上我还是很强壮，没有什么不舒服。自从不做化疗之后，也就不用再承受那种慢慢咽下死之痛苦的体验了。”我伏案写着，可是每过几分钟，眼睛的余光还在盯着手表看，提醒自己不要耽误自己其他的日程。
不过，话说回来，还有什么日程？如果在集中精力做好手中的事的时候，不去分心想接下来要干什么，而是完全投入到当下，不去为接下来担心，效果会怎样呢？如果我只是全身心地融入到当下之中，那么时间将会以怎样的速度流逝呢？
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觉得，不停看手表和严格管理时间都是我从前的习惯，现在必须要和它们说再见了，或者至少要让这样的习惯适应新的环境。如果我人生的时间轴发生了大的调整，那么我对于时间的态度也需要进行大调整。如果我能够活到将近80岁（这在几个月前还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身体健康），那么我还剩下大约10000个日日夜夜。而现在情况急转直下，我只剩下1%的时光了，属于我的只有100天了。对于失去的99%的时光，我必须要用新的思路来调整，对时间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对时间的定位更加明晰。
不过，说句真心话，我确实不知道该怎样达到这一境界。
14.我不想在匆忙之中糊涂地步入坟墓
留给我去学习体悟的时间是如此之少，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首先（也是最后）要学会的技巧就是学会放松。多少年来，我都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全力往前狂奔，径直向前冲，一路上连一个弯道都没有。而到了我去世的那一天，我的速度将会是零。
我曾经也想过（可能大多数人也想过），到了晚年，自然会遇到前方路上的一个弯道出口，大概也就是在65岁退休的时候吧，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先哲会在出口处亮起一盏灯，告诉我该要减速了。其实那盏灯早就已经向我亮起，不过我没有能够看到其中的预警。正如康妮对我说的那样：“其实你并不是步入人生最后的荒野，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我是在漫漫人生路上减速前进，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只是让我感到有些难以掌控，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也是需要我集中精力去把握的，把握好我能够掌控的命运。
卸下肩头董事长的重担，不再像从前一样忙碌不已，尤其是不再做一个奔波操劳的纽约人，我觉得目前自己的行进速度是每小时50英里，也许是30英里（甚至不到30英里）。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意识地继续减速，自己来调整步调，这样在我人生最后的几周内、几天内，甚至是最后几秒钟内，我能够尽享生命的平静与宁逸。
我不想在匆匆忙忙之中就糊涂地步入了坟墓。坐在家中的餐桌旁，我写下了自己最后要做的事：稳妥地解决所有法律和遗产问题；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追求简单；活在当下；去营造，也去迎接美妙的时刻和“完美的时刻”；开始向新生过渡；为葬礼做准备。
简而言之，我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决地和过去告别，能够体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进一步言之，我只希望得到以下这些：清晰、兴奋和完美。说实在的，一个人还能奢求其他更多的吗？
哦，我想要无与伦比的永生。我并不是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还要和人一争高下，我是说我向来喜欢取胜，所以我也想赢下这一仗，争取比别人在死的时候笑得更好。我是说面对死亡，我也想得到平时在生活中所能取得的收获，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来达到目标。比方说，多年以来，我爱上了品酒，我会遍尝名酒，订阅相关的杂志，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阅读一番。我也喜欢上了歌剧，也懂歌剧，我会去剧院观看聆听，也会提前阅读相关的故事情节。我不想只是浅尝辄止。现在，我也有一股豪迈的气概要“战胜”死神，我要试着积极地看待它，从而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结束生命，正视死亡，不去躲避，笑着迎接死亡。
关键是我该怎样改变看世界的视角，在接下来短短的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如何做出必要的调整，让内心变得更加坦然，去发现人生的真谛，去享受其中的欢愉，去真正领悟它的价值。
幸运的是，我已经遇到了两位良师。一位是我在就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时候聘请的顾问，另一位其实50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就是我自己心中的精神导师。
在过去，我曾经聘请过一位顾问来帮助我，我在就任公司董事长之后，设定了三个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希望能成为公司未来财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员工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协调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到我确诊之前，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效，我们曾经召开过多次长达一整天的研讨会，来探讨该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全国各地的分部都举行过这样的研讨会，很多公司的合伙人及其爱人都受邀参加了会议。我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位聘请的顾问给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启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不要太过于注重控制时间（因为时光流走根本不受我们的控制），而要主要控制自己的精力分配（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可以驾驭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前进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现在，我自己遇到了如此严峻的挑战，显而易见，这一注重工作和生活平衡，并改良了公司文化的原则，对我也大有裨益。我需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来接受我突然间减短了的人生时光。不要太多地去考虑时间，不要过多地去看未来，这样的处世态度看来是有帮助的。
15.学会活在当下
一旦想通了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我无力掌控时间，我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的精力，怎样来分配精力，以及怎样用这些精力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一思想成了新的指导原则，来帮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应当之处。
我也不再考虑将来该怎样生活了（也不去过多地回忆过去的岁月，这是很多人面对的问题，尽管对于我而言并非那么严重）。我需要停止想象两个月以后、一周以后，甚至几小时以后的生活图景。甚至连几分钟以后的短暂将来都可以先搁置一边。60秒以后的世界，其实和60年以后的世界一样难以捉摸。过去我生活在并不存在的想象世界中，感到筋疲力尽，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总是感到心力交瘁。我感到如果自己能够学会活在当下，学会体悟周围世界的美妙，那么我就会给自己赢得很多时光，而在我健康的岁月里，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光。（从前免不了会感伤于失去的小时、星期和年月，感伤于失去的多少时刻,现在不要再这样想了。不要沉迷于悲伤。）
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会竭尽所能地让自己的思绪停在当下。只是去感受当时身边的风景，让思绪就停驻在那一秒。如果我的思绪停在当下，我就不用去想一天还剩下多少时间，还需要去干完多少事；也就不用去想这一年还剩下多少时间。如果活在当下，我就可以只关注眼前的一事一景，而不用去回想上一次的情景。如果我活在当下，那么环境和过去都不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现在的体验。我试着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做到心知肚明，做到真正的、完全的了然于胸。不过，我没能成功。
现在，还有一些其他我能够去做好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别。我为什么要和自己所爱所亲的人正式告别呢？为什么非得把告别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内容呢？我很快就发现，并非我的每个告别对象都能明白我的心意。但是，从我开始这样做以后，我就觉得是对的。我还想到，其他人，尤其是那些还能活上超过3个月的人（有些人还能活上几十年），能够从我的做法中汲取养料，至少能够略加调整，成为自己的处世之道。
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我认为这能给我以及告别对象带来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悲伤（不过，说句实在话，我知道这么做有多么悲伤）。第二、这能让我集中精力，做好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陷入沉思，回忆那些我觉得应该重温的过去，回忆大多数人都应该重温的过去。第三、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而且我也专门接受过训练，知道该怎样说再见。第四、我能做到。
让我们先从第一个理由开始吧：“这能给我以及告别对象带来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悲伤”。
这涉及两方面。第一方面，这怎能给我带来快乐呢？很简单。我写下一串人名，这些都是我打算联系并安排见面的亲友，当我写着名字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在每个名字上徘徊许久，细细回味我与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回味我们邂逅的那一天，回味我们最初是怎样成为朋友的场景，回味他们身上让我欣赏的气质，回味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道理，回味认识他们之后我是怎样变得更加出众的。
这样的告别让我感到开心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它让我刻骨铭心地记住我曾经和多少人打过交道，尽管可能只是泛泛之交。虽然数量并非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对自己曾经接触过这么多人也感到惊讶。如果你尝试一下，可能也会惊讶于自己怎么会有如此之广的人际圈。仅仅是有这么多朋友这一点本身，就给了我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再从第二方面来看，我怎样才能让这样的分别给对方带去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不悦呢?我是不是在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残忍的现实呢？会不会我让他们所做的事，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愿做的呢？（尽管我嘴上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是不是在逼使他们这样去做呢？毕竟我是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呀！）会不会我告别对象中有很多人完全不愿和我有任何纠葛呢？如果不是说不愿见到我的话，会不会不愿嗅到我身上的死亡之气息呢？
结果证明……我的疑虑都是多余的。
16.和亲友们告别
尽管气氛是悲痛的，对于有些亲友而言要和我最后通一个电话，和我最后共进一顿晚餐，或是和我最后一次在公园里散步（这值得一提，因为对于有些亲友而言，这不仅是我们最后一次徜徉在林间，也是第一次），还很不适应，但是我很快就从他们的言语表情中看出来，他们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只属于彼此的时光，尤其是那些两人相处的时光，更是让他们感到荣幸，因为证明了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因为我毕竟已经时日不多，所以我的朋友、同事和旧交也不得不静心想想我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们对我的意义。当得知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分量时，他们会深受感动（甚至会热泪盈眶）。
我告诉他们能够在人生路上遇见他们感到幸运，让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才华。在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想为他们做些特别的事，来弥补我不在之后的缺憾。我希望他们能从我身上汲取一些快乐，在相处的几天和离别之后，给心加添几分温暖。比方说，如果一直以来似乎都是我在给对方提建议，我就想要他们觉得，其实他们也能给我提供指导。尽管我想要彼此双方的思绪都集中在分别的当下，尽量回味那些温馨的画面，忘却伤感的记忆，但是我并用不着说话，因为他们本能地就可以感觉到，我想几乎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相通的，对于他们而言也不难。我心中的乐观主义情绪告诉我，彼此之间那种美丽和谐的关系远比那份不快和匆匆离别要重要。尽管曾经洒泪几许，尽管曾经有过言语冲突，尽管近在咫尺的离别让这段友情感到逼仄，但在最后言别时更重要的，毕竟还是会心的微笑和爽朗的欢笑。如果我和对方是面对面的交心，那么我能从对方的眼眸中得到这种感觉；如果和对方是电话诉衷肠，那么就能从声音中听出这种味道；如果和对方是通过书信传情，那么会从纸笺或电邮里感受到这种心意。只要这种告别的方式妥当，往往会给双方带来很多心灵的安慰。
我要和亲友们告别的第二个理由是，它能让我陷入沉思，回忆那些我觉得应该重温的过去，这个理由也是不言自明的。这些告别不仅促使我重拾美好的记忆，也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生而非死上。它让我专注地去体会身旁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而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荒野上。它让我能够更多地去考虑与他人的友情、过往的美丽时光，这对于你和我（不管你是否和我一样，是个意念坚定的人）都是有益处的。我一直不愿自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烦恼，我让自己努力回忆往昔重要的片段，努力完成这些告别，这让我的精力都花费在值得付出的人和事上了。
第三个理由，我说到做到，相信告别是必不可少的。我是这样一个人，在确诊只能活上3个月之后的第三天，就给自己开出了一张单子，列出必须完成的事项，由此你也可以了解，我是一个愿意做事善始善终的人。作为一个首席执行官，我坚信，如果没有设立明确的界限，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没有达成明确的结果，那么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甚至都不可能存在。不论如何，我的个人关系会随着我离开人世而烟消云散，那么我为什么不趁现在多投入一些精力？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像一个生意人在谈话，而我的临终岁月也许比一笔普通的生意头绪更多，不过也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糟糕。如果我想要公司运转正常，如果每个账户、每个项目和每个财政年度都无止无休，能行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每笔交易的结束都会增加你的满意度，实践表明，这样做之后，就会出现新的成效。这也是我最后能够反思、理解、享受和学习的东西了。
如果没有告别，我有一些（不是全部，但肯定有些）人际关系就不会得以深化，或者对方就不能真正体会到这段关系的真谛。那对于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损失。
接下来是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我能和过去的人生说再见……因为我能够做到。
我为还能活上3个月感到很幸运。尽管我人生最后的岁月看上去很凄凉，但是我能够最后振作自己，做好大多数人所做不到的一点：和自己有过重要意义的人际关系一一挥手作别。
17.我得到了很多收获
哦，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而且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告别让我在各种人际关系之间找到平衡。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把我和亲友的人际关系细致地分类。但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如果不是说找到的话，也可以说是去创造它），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些告别能够帮助我正视自己。
在确诊过后几天，一个晚上我坐在家中的饭桌旁，在记事簿上画下了下面这个同心圆（由外到内：分享过自己经历和激情的人；让彼此生命变得更精彩的人；亲密的商业伙伴；一辈子的朋友；亲密的家人；女儿；妻子）。我计划从这个同心圆的外围开始，慢慢向中心靠近。毕竟，你肯定做不到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先说再见，然后留下大把的时间用来和不太重要的朋友道别，因为这些朋友好多都是从前大学期间的室友，这样做有些不合常理。不仅如此，我越是迫近死亡，越是想要每一秒钟都能和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一同度过。为此，我花了好多时间才决定了这一顺序。
不过，这样做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一个人如果即将辞世，精力也在日渐衰退（我就是如此，大多数接到死亡判决书的人都同样），那么是不是首先应该和最重要的亲友告别了，因为那时你的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如果和这些亲友都已经挥手告别之后，还有精力和时间的话，如果心中还有激情，不妨那时再和相对比较普通的朋友道别，不是更好吗？而且，假设我所能活着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我可不是开玩笑，这真的很有可能，也许我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全部心愿，也许我能完成所有心愿），而我却把时间首先用于和普通朋友说再见，而不是首先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万一，该怎么办呢？
但是，我必须要做出选择，最后还是回到了当晚所画的那幅同心圆上。和我自己孩子和妻子说再见，无疑是最难开口的，应该要保留到最后。
接着，我决心要让这些告别都变得与众不同。它们不应该仅仅是见最后一面，而是应该有特别之处，这样才能弥补明显的缺憾。我想让自己和亲友最后的见面充满笑声，爽朗的笑声。也许是在品尝美酒和美食中交谈甚欢。也许我会挑选一个有情调的会面地点，或是在湖边欣赏涟漪，或是在花丛中静看蜂蝶嬉戏。也许我会给亲友精心挑选一份礼物，让对方铭记我们告别时的主题。
我这样做，并不是想让自己，也不是想让别人觉得我迫不及待地要翻过人生这一页。我是想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人生中不经意间邂逅的一页，是如此美妙而又如此难忘的一页。
当我和同心圆中最外圈的朋友告别时，我得到了很多收获。这个圆环包括多年来的同学、旧交、同事、邻居、自己参加过的俱乐部和组织里的好友，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生命变得更加精彩；而且我也相信我的存在也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多彩多姿，因为我和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激情，包括商学院的过去、对美酒的挚爱、慈善活动以及旧金山49人队。当我坐下来细细列出属于这个圆环的人，结果让我吓了一跳，竟然有1000人！诚然，因为我所担任的领导职位，尤其是最近10年来的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比常人更多的相识。即便如此，这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曾经感动过很多人，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多，尤其是我们往往不会把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而只是在头脑中留下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可是却慢慢遗忘了那么多给自己带来过细小却幸福体验的人们，这确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讶，也有些悲哀。让人感到同样悲哀的是，也许是出于健忘，也许是因为疏忽，也许是因为行色匆匆无法驻足，竟然都忘了向这些朋友感谢他们所带给自己的幸福。
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1000！我在头脑中重现这多年来美好的回忆，如果我没有诊断为脑癌晚期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重温这么多温馨的时刻，只是偶尔会想到个别片段而已。我也感到很惊讶，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充实，能和这么多人相识相交。在这个圆环上花上比较多的时间，看上去有点奢侈，不过我确实觉得很满足。我很高兴自己有机会能和他们进行联系。
18.我试着把这样的时刻变成我心中的“完美时刻”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免一死，所以我很难和最外圈的那么多朋友都进行联系，我无法一一和他们进行告别。我联系的朋友可能占到总数的一半，也许比一半略少些吧。因为条件所限，我基本上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联系，有些朋友我是打电话联系的。
和每个朋友联系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达了仰慕和感激之情。我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彼此关系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上。我试着把这样的时刻变成我心中的“完美时刻”。
什么是完美时刻，它往往是一种意外，尽管有时我能预见它的出现。有时候，我能帮助营造这样的时刻，给它创造条件，不过它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在它出现之前始终都是个谜。完美时刻是某一刻、某个小时、某个下午的馈赠，时间到底该多长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必须要敞开心扉。打个比方，放疗机坏了，一个小时内是修不好的，你必须得等上这一个小时。如果你接受了机器出故障的事实，那么你就不会变得沮丧，你要记住，如果你感到难过的话实际上不啻是浪费精力，你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其他让你高兴的人和事上。不妨听听自己呼吸的韵律；不妨端视一番候诊室对面椅子上病友面部的俊美；不妨欣赏一下女儿写的诗《旅行者的恐惧》；不妨透过窗棂仰视苍穹，看看天空的色彩。
你也不妨和你的妻子携手漫步在纽约市中央公园里，穿过船屋餐厅，那已经是完美的时刻了，已经是完美的一天了。在如此宜人的一天，要想在船屋餐厅找到一张空桌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也往往不会再向老板询问。不过，在失望之前，你要向各种可能性敞开心扉。因此，你就会张口打听。结果，一张餐桌就摆放在了你眼前。你们喜出望外地坐定。意外的收获让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完美。不过，用餐正尽兴时，突然电闪雷鸣，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雨如注。平日里，你可能会觉得下雨给你带来了不便，会特意避开。但现在你会把雨当成上天的赏赐，尽情地享受这豪雨的盛宴。
我伸开双手迎接完美时刻，我发现这是我控制自己意念和活在当下的方法，不过我从前没有想到。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完美。
当我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的时候，我想让它们也变成完美时刻，至少创造条件，让完美时刻得以出现。我给一些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他们自然感到非常惊讶和伤心。不过，接着我又告诉他们我很乐观，愿意抽时间和他们话别，畅叙我们的友情，告诉对方他们对我到底有多重要。很多告别话最后都像双向的车道，双方都流露出了很多眷念，彼此都得到了很多暖意（我相信你们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谈听起来像是条单行车道）。这样的谈话之所以让人感到兴奋，是因为大家共叙过去的时光，追忆温馨的那一刻，可能彼此间从来都没有这样交谈过。我觉得，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这么觉得，这些告别提供了营造特别时光的机会，而这种时光当前本来是并不存在的。这样做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牵强附会。这样的体验我可能会用“话别”来形容，其实大多数时候双方是坦诚交流。这样的体验我可能也会用“终结”来形容，似乎看起来这样的人际关系将逐渐疏远，可实际上这样的体验让彼此的心都连在了一起，尤其是和同心圆最外圈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比很多年来都要更亲密，也许是相识以来最亲密的时刻了。
因为我向来注重细节而且喜欢做事周到，所以我必须要提醒自己，很有可能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和同心圆最外圈的朋友相处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减少了我和内圈亲友共度的时光。我进行了反思，觉得在从前的岁月里，自己不知不觉地就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最外圈朋友身上。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很多约会要占用我的时间，我也形成了总是要和人约见的习惯，没错，很多见面的对象人很好，很出色，但是他们毕竟是最外圈的朋友。我应该少安排几次这样的聚会。如果我能够早一些醒悟，那么我就能够让自己明白一些人到底有多重要，这就能够给我如何分配时间（或者精力）提供指导。这样我就有可能在最近10年间，每周能和康妮共度更多的美好时光。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失衡得如此严重，那么我怎么能如此有干劲，去推动公司改造文化，鼓励公司的合伙人和员工去追寻更加和谐的生活呢？
19.这一次我居然成功了
在这最外层的同心圆上，我花了差不多3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就告一段落了。
解决完了最外层的同心圆，我将精力投入到内圈的同心圆，越往里靠近，亲友的数目就越少了。但是，3周时间对于一个还有3个月的病人而言，确实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也许，实在是太多了。我原先的计算有误，我原以为花上这么多时间，过后自己是不会后悔的，结果我想错了。
是时候往内圈的同心圆进发了。
有一天上午，在去接受放疗之前，我和康妮来到了曼哈顿岛西北部的修道院博物馆，这是一座仿造中世纪风格建造的博物馆。我一直很喜欢它，这是因为它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和康妮坐在高墙环绕的一个庭园里，旁边有个植物园。我决定再尝试集中意念一次。
这一次我居然成功了。
“啊!”我大叫道，“水！有水我就能做到！”
在这个院子中间，有很大的一座假山，还有飞泉泻水。水花飞溅、水浪晶莹、珠走玉盘，眼前的这些景象让我沉醉，不仅如此，喷泉的声音也让我着迷，也许，对我来说，声音的效果比水流还要好。因为庭园四周高墙环绕，因此喷泉泻下的声音传遍了我的每个细胞。我马上就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了。
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水有这般功效，因为水在我生活中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小时候如此，成人后也如此。我游泳技术一般，也不是个航海爱好者。我岳父是个十足的航海迷，记得有一次他邀请我上他的船出海去。我还特意买了雨具（我们只不过在旧金山海湾附近航行），到了出海的那一天，我兴高采烈地跳上船……接下来整个航行途中，我都趴在船舷边，想要呕吐或是吐个不停。记得我第一次滑水的时候，摔入水中不说，被人打捞上岸，吐水不止，可是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滑水绳不肯松开，活像一个大绒毛玩具一样。
很明显，我跟水之前并没有什么缘分。
不过，很明显，水正是我所需要的精神载体。看着它，听着它，能帮助我涤荡心境，让我能够潜心于当下，更准确地说，能够帮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宁静，能够进入下一个境界，不管那是一个什么境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水会对我奏效的原因，水珠圆润，柔水无痕，在我看来就是自然的轮回。
接下来，每天我都会守望着水，试着度过一段“飘然入仙”的时光，可能会有半小时，也可能更久。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完全存在于这个世界，也非完全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感觉自己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绝对的新生。
首先，我会凝望着水，接着会闭上眼，静听水声，思绪飘向来世，去细想它的模样。
每次当我回到修道院博物馆时，就感觉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港湾，感觉这里正是我心的憩息之所。有时候，你在不经意间，就在某处发现自己找到了久久寻觅的东西。
如果精力不济，无法去修道院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在自家窗前眺望东河，遗憾的是听不到流水的声响了。如果精力充沛，我就会来到修道院博物馆的那方庭院里，闭目养神，凝神静气，杂念俱消。
我一结束这样的冥想，就和康妮并肩而坐，告诉她刚才的体验，我会告诉她我发现了人生多少新的境界。
尽管在这一境界里感觉飘然入仙，但是我并不会冥想超过一小时。在某个时刻，我知道自己应该结束了，我感到满足，因为自己享受了这一境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让天使把我带去天国，我还想回到尘世，和康妮相守，看看吉娜，和玛瑞安聊聊，寻找生命的快乐。我想好好吃一顿大餐，在我确诊之后，我一直都吃着特别丰盛的食物，享受着胆固醇含量不低的甜点，我还想更多饕餮肉汁鲜美的牛排，大口品尝冰激凌，一盘又一盘地吃着各式甜饼，再多抹上一点黄油。
我还活着。任何一条河流总是有起点有终点的，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如果没有起始，那么一条河流也就不算是河流了。不过，也不是这么简单，实际情形可能比这要复杂。河流也可以改变流向。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解释清楚这一想法到底何意，不过我也解释不清。
20.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看到这一幕
几周来，我都在给自己的葬礼做准备。葬礼将在圣詹姆斯天主教堂举行，康妮和我经常去那里祈祷。我的灵柩将由6名护柩者抬至教堂，他们的人选我已经确定下来了。
我也选好了当天主持仪式的神父，我平时一直很喜欢他的布道。
当天我不想要管风琴音乐，康妮建议改成竖琴和长笛曲。我喜欢长笛的声音，吉娜自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吹长笛。
参加我葬礼的将会有很多亲友、毕马威公司的同事和其他商界的朋友。蒂姆?弗林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继任者，他会发表一个葬礼颂词。我希望斯坦?奥尼尔能发表另一个颂词，我之所以邀请他演讲，因为他不仅是我的挚友，还因为作为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以谈谈工作和责任对于我的意义。
我的弟弟威廉会发表最后一个葬礼颂词。他会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不过他也会代我传递心声。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下来寄给他了。这是在我离开人世之后才会发表的声音，我要每个人都听到我对康妮、玛瑞安、吉娜的心意。
我由衷地希望吉娜能为葬礼写一首诗，可我觉得，让她在葬礼上当众朗诵怕她控制不住情绪，也许她姐姐玛瑞安可以代替她。不过，写这样一首诗，本身就挺难为她的。
我请两位密友帮我在葬礼之后安排传统的爱尔兰亲友告别仪式，在这样的仪式上，大家会庆祝逝者的新生，所有我爱的人都会欢聚一堂。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机会，能够让他们再度聚首，追忆往昔，享用美食，体会其乐融融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能够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
我希望当日天公能作美，不要像这几年夏天一样热浪袭人……不过，这又是我所不能控制的东西。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会阳光明媚，和风醉人，让大家在纽约度过完美的一天。我不清楚自己的葬礼会发生在夏末，还是能够让它在秋天举行，两个时间我都无所谓。
我的尸体会火化，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自己的骨灰。我知道，已经有人在旧金山湾区为我另行准备一个告别仪式了，它会在纽约的葬礼之后马上召开。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和商业伙伴，因为我从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后来又在公司的旧金山分部和帕洛阿图分部工作。我不想让我那里的朋友搭乘飞机横跨美国，来参加纽约的葬礼，那会给他们带来压力。毕马威有一位资深主管，她不仅是公司的元老，更重要的是，其他朋友对她也很尊敬，在我和她告别的时候，我请她帮我一个忙，就是仅仅参加旧金山的告别仪式就行了，因为她的话一言九鼎，这样旧金山湾区的朋友就不会感到有压力（还要增加开销），不用非要到纽约来看我最后一眼。
安排妥当，我觉得这几乎就是我想要的一切，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就像我和康妮的婚礼一样完美，就像玛瑞安的婚礼一样完美。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看到这一幕。
为什么人生最后的旅程不能成为最美好的时光呢？也许我们目睹了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与年老所致的病痛苦苦斗争的画面。可是如果身体的疼痛不成其问题，那么最后的人生为何不能变成精神和知性上最富有的时光呢？如果你一口咬定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是否也有些太武断了呢？
我必须要正视前方的路，随着光阴流转，属于我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我那些受着煎熬的朋友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必须要在我走后自己调整好心态。也许说再见正是他们需要学会勇敢去做的一件事。
也许，时机还没到那一步，也可能是我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自己也会先封杀这样的想法），我的头脑里经常盘旋着怎样和吉娜道别的画面。她现在和我一起度过的时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她刚刚14岁，就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21.应该说我自己正步向新生
我们经常去外边享受午餐，我们喜欢在一起讨论个人的宗教观、生死观和思维观。但是我俩都会发脾气，很显然我们对命运的如此安排都感到不快乐。有时候，这样的命运让她感到无法承受，有时候她看上去又能够接受。我知道她的世界观正在成型，而她对一切又那么善感。我希望她能够明白我对她的信心、自豪和无限的爱。
每次想到该怎样和她告别，我就努力想找到作为一个父亲最好的方式，让女儿真正体会到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而非仅仅是和她相处了多久。
我之前说过，我对于水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殊感情，水在我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我对葡萄酒的热衷算吗？葡萄酒里溢满了香气（而水里面则充满了生命）；葡萄酒需要时间来发酵，需要时间来变得香醇（我现在才53岁，不过我还是懂作用于水之上的万有引力的）；葡萄酒会流进你体内（而水则会无止无息地流淌）。它们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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