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六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她。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它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汉地相比，明显具有现代诗歌的许多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
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七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财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暗怀的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儿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财鱼已经随便拿着一个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那一间房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费劲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人说那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这时，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客气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你，我放心了……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八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作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父，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做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作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入目。
九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百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的家人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父，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父，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着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儿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所香港富人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十
我在那神父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20世纪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父，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来此地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密宗信仰后，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从各国招募志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例外，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两百多名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镇压。那么，西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一直未断，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带着一点儿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以及一些小礼品，开始敲开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拴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父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父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父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父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神父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一百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一千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父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父的私人厨师，据说他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父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生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稳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孤独的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十四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那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儿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儿，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巅——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儿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
起初还有隐隐烛光
酒再过三巡，澜沧江
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
年轻时才有的白夜
几个老男人讲完了
一生的轶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
我们永恒的激情
墓园里的法国教士
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
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
带着天主的福音
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
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
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
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十五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祇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藏传佛教的领袖，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概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大家各说各的信仰，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外，从雪山流下来的河又流向天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神之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十六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他是相信末劫存在的。
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二十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
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要继续西奔。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儿感叹——唉，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财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
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
十七
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是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
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
后来，在此地做志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去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
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人士，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
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
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十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
十八
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
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
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儿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儿也不装牛。
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全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
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夫也不行。
十九
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概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宗棠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
一百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至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
我们为这里找到了一个主题词——和谐，虽然该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该词的正确理解。
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
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
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
民国屐痕
一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父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二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共和国走回了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90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戴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儿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清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纤纤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唉，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唉，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
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觍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消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
三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所谓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
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正是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这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儿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他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期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嘟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四
提到二十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杨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松绑阶段。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五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乎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和我推杯换盏了。
六
早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50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民党政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判例。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遥望弥漫的夜色我清泪盈眶。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
七
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
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六十五岁，都可以去考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儿污渍也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落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的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
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
八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座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染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