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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江湖(野夫)

野夫(现代)
身边的江湖
目录
Contents
序 日暮乡关何处是 柴静
自序 让记忆抵抗
掌瓢黎爷
遗民老谭
乱世游击:表哥的故事
绑赴刑场的青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
“酷客”李斯
散材毛喻原
颓世华筵忆黄门
球球外传:
一个时代和一只小狗的际遇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残忍教育
湖山一梦系平生
香格里拉散记
民国屐痕

日暮乡关何处是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七十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且被疑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做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做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他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得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元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消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二十九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12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一般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怕当众放声哭出来。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有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侯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20世纪80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儿比。
侯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像《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拣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支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账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坦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吗?”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二十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道:“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支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精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六个。他有次扫地时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吗?”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地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
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
在微博上他很活跃,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他,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帮忙转发、评论一下,他说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也不足以帮他们,但是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微博也是江湖,他说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感到透心的冰凉,说“有时也想把微博戒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骂,一派朴诚烂漫,把剑而立,战个三百回合。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说在故乡鄂西,秋天野猪成灾,每年允许适当狩猎,分外痛快淋漓。“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
但遇到年轻人时,他会劝解,有次他说,有个骂他的人是一个大学生,子侄辈的年岁,他顺着去对方微博里看看,觉得是个贫寒激愤的青年,就发私信与他讲了一夜道理,直到年轻男孩心服。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
在大理,他带我们进山,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现早已荒废。二十几年前有个僧人一点点旧址重修。他带我们去见这大和尚,大脑袋粗眉毛,胳膊上缠着铜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
三千多米处都是深林,小寺里没电,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有个小和尚在场子上一边扎着马步,一边眼见着一个小朋友飞奔打闹着耍,眼神急死了。
大雨过后,急晴中的这座山,树叶上金光闪闪的流水滔滔流下来,有远古的本来面目。我们跟大和尚说这说那,把人家武僧当禅师了,有人问,人怎么能放下眷恋?大和尚只好说,喝茶,喝茶。
野夫看我们这么笨拙地打机锋,笑着开口解困,问寺里还有什么米、什么油,要不要送些过来。
他喜爱山林,好与僧道谈,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
旧朱红的寺门,粗糙皴裂的木门槛,楹联是野夫写的,一联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咔啦啦扶起卷闸门,有几人正窝脚在榻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我打量一会儿,觉得他是腼腆不说话的人,野哥指我身边的一张桌子,说昨天那张被他喝大后踩碎了。
坐定后七八个人闲扯,拿着吉他唱歌,一路嬉皮笑脸,笑得人仰马翻。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
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管黑箫。
有人噗地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像是远处大风的喘息。
我一开始无感无触,只是拿围巾按着脸听着。
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了,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闷住的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
座下小儿女都掉了泪,只有野哥躲去一边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隐在黑暗里。
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过回忆,想起我的爱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

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
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走前他说过一句,“你们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户了”。
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敌人也都消失的深夜,无法以酒引睡时,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
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不过,如顾随说,真正的诗人,往往就来自与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来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
是矛盾,是力,也是趣。
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
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说,野夫并不知我存在,在那样的夜里,我每默默注视屏幕,算是对他的一会儿陪伴。
柴静
2012年6月29日
自 序
让记忆抵抗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装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红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画——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蜷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
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针对的仅仅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20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惊悚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也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印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记,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于是,我想借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20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作为共产党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生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
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遗传给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
郑世平 定稿于荷兰
掌瓢黎爷

前些年回武昌访酒,纠集了一座文朋诗友,在某“苍蝇馆子”胡吃海喝,一时杯盘狼藉。川方言里的苍蝇馆,多半是指装修简陋,虫蝇乱飞,但总有几道独门菜,可以揽得客官回头流连的路边餐馆。
看着风卷残云七仰八翻之后,我赶着去柜台埋单上账。坐堂的乃一徐娘,施施笑曰:免单了,你们走吧。
我讶异地盯着那妩媚犹存的眉眼好奇,难道是武二哥遭遇孙二娘——可以白吃白住了吗?江湖上哪有无缘无故受人一饭之恩的,必须要讨个由头。咱不能真当武松,被施恩一顿小酒灌醉了,才说要帮他报仇蒋门神的事情。
徐娘在我追问之下,半嗔半笑地说:我们灶屋的厨头,说把账记他头上了,月底扣出来,也不知道他欠你们哪位的钱?
这一说法懵然打破我的自作多情,立马转身钻进后厨。但见一片兵刀狼烟之中,魁然立着一胖师,左手颠簸着炒勺,右手挥舞着锅铲。熊熊火光映照下的身形背影,以及那铿锵迸鸣的节奏感,顿时使我觉得似曾相识。
我走近,待他炒完一盘之际,一把扳过他的肩头。我说黎爷,你怎么在这里?他一点儿也不突然地腼腆笑说:我在这里是本分,你来这里才是稀客。怎么样,吃好了吗?
我依旧还在惊喜之中,连串发问,并质问他何以帮我埋单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见吵闹的声音像你,一看果然。想到过去同患难的缘分,这个客,那是请定了。再说也就是顺水人情,也没想过找你,更没想到还会碰到。老话说,约来不如撞来。跟你们这些文人朋友也搭不上话,也就懒得上桌去敬酒了。
我要拉着他去喝一杯,他摊开手说免了,还有客等着上菜呢。再说江湖儿女江湖见,改天单约,省得和一些不相干的人寒暄。我深知他的性格,又看他确实灶上忙着,只好道谢出来,约好再聚。

二十多年前,我入狱分到武昌监狱,也许有人同情关照,最初竟然留在了监狱的伙房队。同批分去的犯人艳羡嫉妒,牢话叫“不怕刑期长,只要进伙房”,意思是说这里的犯人不仅活儿不苦,还能吃得稍好,毕竟是近水楼台嘛。
伙房队的犯人三十多号,要负责全监狱一千多犯人的伙食。一日三餐,外加夜班的加餐,同时还要分出六个犯人去负责干警的食堂。因此要说轻松,也只能是相对那些做苦力的分队来说。
新犯人下队,先从洗菜切菜开始。洗菜池恨不得像私人游泳池,成担成担的带泥萝卜倒进去,拿扁担捅着滚几圈,取出来就开始切。案板看着一望无涯,成排的光头每个都是雪亮的双刀挥舞,场面确实骇人。想想其中多是玩刀的出身,生怕一言不合又拔刀相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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