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
我的哲学之形成肇始如下：我妻子请我品尝她首次所做的蛋奶酥时，不小心把一勺掉到我脚上，砸断了几根小骨头。请来了医生，照过爱克斯光并做了检查，医嘱要我卧床休息一个月。养病期间，我开始阅读西方社会几位最令人敬畏的思想家的著作——正为应付此类不测事件，我早就存起了一摞书。不按照年代顺序，我从克尔恺郭尔和萨特开始，然后很快看了斯宾诺莎、休姆、卡夫卡和加缪。我不曾像我原先担心的会厌烦，而是发现这些具有杰出才智之人在无所畏惧地研习道德、艺术、人生以及死亡时乐此不疲，让我也读得入迷。我记得读到克尔恺郭尔的某个具有启发性的代表性观点时自己的反应，他的这一观点是：“这种将自己与本身自我（即是说，一个自我）联系起来的关系注定要么组成自身，要么由另外一个所组成。”这一概念让我流出了眼泪。我想，没错，这真是太聪明了！（我这个人在写《我在动物园里的一天》时，就连写出两个有意义的句子都觉得为难。）确实，这一句在我读来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只要克尔凯郭尔写得开心，那又有什么关系？我突然有了信心，觉得当个玄学家是我一直该去从事的工作。我拿起笔，马上开始草草记下我自己思索的头一句。此项工作开展迅速，仅用了两下午——包括打盹和为我的书想到一个点睛书名的时间——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哲学著作，我希望它将在我死后或者直至公元3000年才被人发现（视乎何种情形先至），而且我谨慎地相信这将确保我在历史上最有份量的思想家中占据一个被推崇的地位。这里仅是我主要智力财富之少数范例，是我留给后世，或者直到清洁女工到来前拥有的。
1．艰难高深的评论
形成任何一种哲学时，首先要考虑的肯定总是：我们能了解什么？即，什么是我们肯定自己了解的，或者如果它说到底确实是可以了解的，什么是我们肯定了解我们以前就了解的。要么我们只是忘了它而过于尴尬，所以什么也说不出口？笛卡尔暗示过这一问题，他曾写道：“我的头脑永远也不会了解我的身体，不过它已跟我的双腿颇为友好。”顺便说一句，我所说的“可以了解”并非指可以通过感知而了解什么，或者能被头脑掌握，而更倾向于那些可以说是能被了解或者拥有一种了解性或能被了解性，或者至少你可以跟一位朋友提起此事。
我们真的能“了解”宇宙吗？我的天，在唐人街不迷路就已经够难的了。但我要说的是：那里有东西存在吗？为什么？它们非得如此嘈杂吗？最后，毫无疑问，“真实”的一个特点是它缺乏本质。这并非说它没有本质，而只是说它缺乏本质。（我在此所说的真实跟霍布斯描述的是同一概念，只是稍微窄一点。）因此笛卡尔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有可能更好地表述为“嘿，埃德娜拿把萨克斯过去了！”如此说来，要想了解一种物质或者一个观念，我们必须怀疑它，因此，怀疑过之后，了解它在其有限状态中所包含的性质，这是真正的“在于其本身”，或者“属于其本身”，或者属于什么或没什么。明乎此，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认识论问题。
2．作为一种口吃疗法的末世论辩证法
我们可以说宇宙由一种物质所组成，我们称这种物质为“原子”，要么称为“单子”。德谟克利特说是原子，莱布尼茨说是单子。好在两人从未见过面，否则会有一场很沉闷的争论。这些“粒子”出于某种原因或者基本原理，或者某地方的某物坠落而处于运动状态。问题是现在对此做什么都为时已晚，除了可能去吃大量的生鱼。这当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灵魂不朽，也不能对来生解释一二，或者解释我的森德叔叔何以觉得阿尔巴尼亚人在跟踪他。第一起源（即上帝，或者一阵大风）和关于存在（本质）的任何目的论概念之间非正式关系据帕斯卡尔所言，“如此荒唐，甚至不是有趣的（滑稽）”。叔本华称之为“意志”，不过他的医生诊断出是干草热。晚年时，他变得因意志而受苦，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越来越怀疑他不是莫扎特。
3．关于一天挣五块钱的完整体系
那么，什么是“美的”？是和谐与“正确的”相结合，还是和谐与仅仅听上去像是“正确的”相结合？也许和谐应与“外壳”相结合，这就是我们一直遇到麻烦的原因所在。确切地说，真理就是美——或者“必需物”。即是说，什么是好的或拥有“好的”本质才会引出“真理”。如果不是，你可以肯定此物不是美的，尽管它仍然可能防水。我开始觉得我首先是正确的，一切都应与外壳结合。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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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比喻
一个人走近一座皇宫，其惟一入口由几个凶狠的匈奴人看守，他们只让名为居力斯的人进去。此人试图贿赂卫兵，提出供应他们一年的精选鸡块。对他所提条件，他们既不嗤笑，也不接受，只是揪住他的鼻子把它拧得直到样子像根螺丝钉。此人说他必须进皇宫，因为他给皇帝带来了一套换洗内衣。那些卫兵仍不放他进去，此人就跳起查尔斯顿舞。他们似乎喜欢看他跳舞，但是很快因为联邦政府对纳瓦霍人的处置而郁闷。此人一口气喘不上来而倒地毙命，一直未能见到皇帝，并且因为8月份时向斯坦威公司租钢琴，还欠该公司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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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给我一个消息要我捎给将军。我骑马跑了又跑，可是将军的总部似乎越来越远。最后，一头巨大的黑豹扑向我，吃掉了我的脑子和心脏，这在晚上对我影响极大。不管我多尽力，却总是赶不上将军，我看到他在远处穿着短裤跑，一边对他的敌人轻声说：“肉豆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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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句
一个人不可能态度客观地经历自身的死亡而且依然哼着歌。
宇宙只是上帝的一闪念——这是个叫人很不舒服的念头，特别如果你刚刚付了买房子的首期款项。
永远的虚无没什么所谓，如果你为之穿着适当的话。
要是戴奥尼索斯在世多好！他会在哪儿吃饭呢？
不仅上帝不存在，你试试看周末能不能找到一个管道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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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德回忆录
关于第三帝国的文献似乎层出不穷, 此种势头不会随着弗雷德里克·施密德的回忆录即将面世而稍有减弱。施密德作为战时德国最著名的理发师，曾为希特勒、许多政府高官以及军方高级将领提供过理发服务。正如纽伦堡审判时所指出的，施密德不仅似乎总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而且他拥有“极为准确无误的记忆力”，因而有得天独厚的资格来写这部关于纳粹德国核心的指南。下面为一些摘要：
1940年春，一辆大奔驰停在我那间位于科尼格斯特拉塞街127号的理发店前，希特勒走了进来。“我只想稍微理一下，”他说，“头顶上别理太多。”我跟他解释他得等一小会儿，因为冯·里宾特洛甫比他先来。希特勒说他要赶时间，问里宾特洛甫可不可以让他先理，但里宾特洛甫坚持说如果他这么不被尊重，那他的外交部长就当得没面子。希特勒马上打了个简短的电话，里宾特洛甫立即被调往非洲军团，希特勒就先理了发。这种互不相让的情况一天到晚都有。有一次，戈林让警察找借口拘留了海德里希，以便他能占住靠窗的理发椅。戈林没大没小，经常想坐在摇动木马上理发，这让纳粹统帅部觉得脸上无光，却拿他没办法。有一天，赫斯向他提出挑战。“我今天想坐摇马，陆军元帅阁下。”他说。
“不可能，我已经预订了。”戈林回击道。
“我有直接来自元首的命令，允许我在理发时坐摇马。”赫斯拿出希特勒的手喻，来证明确有此令。戈林勃然大怒，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赫斯，并说以后他会让太太在家里用一个碗比着为他理发。希特勒听说此事笑了起来，但戈林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不是军备部长没批准他要求领一把削发剪的申请，他会说到做到。
我被问到过当时我有没有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道德含义，跟我已经告诉纽伦堡法庭的一样，我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个纳粹分子。事实上，有好几年时间，我还以为他在电话公司工作。当我最后得知他是个什么样的大恶人时，已经为时太晚，没机会做任何事，因为我已经为购买几件家具付了定金。有一次，在战争接近结束时，我确实考虑过松开元首的围脖布，让一些头发茬掉到他背上，但在最后关头，我没了勇气。
有一天在贝希特斯加登时，希特勒转过身问我：“我蓄连鬓胡怎么样？”斯皮尔笑了起来，希特勒被冒犯了。“我可是在很认真地说，斯皮尔先生，”他说，“我想我蓄连鬓胡也许会看着不错。”戈林这个惯于奉承拍马的小丑马上赞成：“元首蓄连鬓胡——多好的主意！”但斯皮尔仍然持不同看法，事实上，他是惟一一个正直诚实得在元首需要理发时会告诉他的人。“太招摇了。”斯皮尔又说，“连鬓胡是会让我联想到丘吉尔的那种形象。”希特勒被激怒了。他想知道丘吉尔在考虑蓄连鬓胡吗？如果是这样，他想蓄几边连鬓胡？什么时候蓄？希姆莱按说是负责情报工作的，他马上就被召来。戈林对斯皮尔的态度感到气愤，悄悄对他说：“干吗要没事找事，嗯？他想蓄连鬓胡就让他蓄好了。”一般情况下，斯皮尔老练得过了头，但是他称戈林是个伪君子，还是“穿着德国制服的一客豆腐。”戈林发誓报复，谣传他后来让党卫军特遣队把斯皮尔睡的床锯成一条条的。
希姆莱丧魂落魄地赶来了。在电话响起召他去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他正在上踢踏舞课。他害怕召他去，是问丢失一车几千顶圆锥形派对帽的事，那些帽子是为了让隆美尔进行冬季攻势而答应运给他的。（希姆莱不习惯被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用餐，因为他视力不好，希特勒受不了看着他把叉子举到眼前，并把食物贴到脸颊上的某处。）希姆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希特勒叫他“矮子”，只有在不高兴时，才会这样称呼他。突然，元首对着他吼：“丘吉尔准备蓄连鬓胡吗？”
希姆莱脸红了。
“怎么样？”
希姆莱说一直有这种消息，说丘吉尔考虑过蓄连鬓胡，但都是非正式的消息。至于长度和蓄几边的问题，大概会是蓄两边，中等长度，但谁都不想在搞清楚之前说什么。希特勒尖叫着把拳头往桌子上砸。（这是戈林对斯彼尔的胜利。）希特勒摊开一张地图，向我们说明他想怎样截断英国热毛巾的供应。通过封锁达达尼尔海峡，邓尼茨就能阻止毛巾被运上海岸和放到正在焦急等待的英国人的脸上。但是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希特勒能不能在连鬓胡上打败丘吉尔？希姆莱说丘吉尔已经先开始蓄了，有可能无法赶上他。戈林这个脑袋空空的乐观主义者说元首大概能让连鬓胡长得快一些，特别是如果我们集合起德国的所有力量齐心协力的话。在总参谋部的一次会议上，冯·朗斯泰特说想两线同时蓄连鬓胡是错误的，建议明智的做法是集中所有努力蓄一边好看的连鬓胡，但希特勒说他能够在两颊上同时蓄连鬓胡。隆美尔同意冯·朗斯泰特的意见，他说：“那里根本不会长出连鬓胡，我的元首，”他说，“即使你催着长也不会。”希特勒被激怒了，他说此事由他和他的理发师决定。斯皮尔承诺到秋天，他会将我国剃须膏的产量翻三番，希特勒非常高兴。后来在1942年冬天，俄国人进行了反攻，他的连鬓胡不长了。希特勒沮丧起来，他担心过不了多久，丘吉尔的样子就会很棒，而他仍保持着“一般”。但是不久以后，我们收到消息说丘吉尔已经放弃了蓄连鬓胡，原因是成本太高，这再次证明元首是正确的。
盟国采取攻势后，希特勒的头发变得越来越干燥和难以梳理。部分是因为盟国取得的胜利，部分是因为戈培尔的建议，他告诉希特勒要每天洗头。古德里安将军得知此事后，马上从俄国前线赶回，告诉元首一星期洗头一定不要超过3次。在前两次战争中，总参谋部就是照此法洗头而取得了极大成功。希特勒再次否决了他的将军们的意见，继续每天都洗。鲍曼帮助希特勒冲洗，而且好像总是拿着把梳子等在那里。到最后，希特勒对鲍曼产生了依赖，在照镜子前，总是他不看而让鲍曼先看。当盟军部队向东方推进时，希特勒的头发变差了，干燥而蓬乱。他经常一连几小时激动不已，在想着德国取得战争胜利后，他该怎样好好理个发还有修面，也许甚至再用上点亮发油。我现在意识到，他根本没打算做那些事。
有一天，赫斯拿着元首的那瓶护发素乘飞机去了英国。德国统帅部大发雷霆，他们认为赫斯打算把护发素送给盟国，从而为他自己换取赦免。听到这个消息，希特勒怒不可遏，因为他当时刚刚淋浴过，正准备护理一下头发。（赫斯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解释他计划为丘吉尔做一次头皮治疗，努力想使战争结束。他甚至做到把丘吉尔的头按到一个脸盆上方，但就在那时，他被逮捕了。）
1944年底，戈林蓄起了小胡子，这引起了议论，说他不久就会将希特勒取而代之。希特勒大发雷霆，指责戈林不忠诚。“帝国的领导人中必须只能有一个小胡子，也就是由我蓄。”他大叫道。戈林辩解说两个小胡子也许能让德国人对战争多一些希望，战争当时进行得不顺利，但希特勒不那样认为。1945年1月，几个将军密谋趁希特勒睡觉时剃掉他的小胡子，然后宣布邓尼茨是新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密谋失败了，冯·史陶芬贝尔格摸黑潜进希特勒的卧室，但没能把他的小胡子剃掉，而是剃掉了他一边的眉毛。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戈培尔突然出现在我的理发店门口。“刚刚发生了一件针对元首小胡子的企图，但是失败了。”他声音颤抖着说。戈培尔安排我上电台对德国人民讲话，我也确实那样做了，措词极为简短。“元首安然无恙，”我向他们保证，“他的小胡子还在。重复一遍：元首的小胡子还在，一个剃掉它的密谋遭到了挫败。”
到战争快结束时，我去了一趟希特勒的地堡。盟军正逼近柏林，希特勒觉得要是俄国人先攻到柏林，他会不得不剃光头发，但要是美国人先攻到，他的头发稍微修一下就能过关。每个人都在争吵，在那时鲍曼想修修面，我告诉他我得制作几幅设计图。希特勒变得脾气差而且难以接近。他提到过要把头发从左耳到右耳分开，后来又声称电动剃须刀的研制将会把战争向着对德国有利的方向扭转。“我们将能在几秒钟之内修好面，对不对，施密德？”他咕哝道。他有一天提到过其他一些疯狂的计划，说有一天他将不止让人给他剪发，而且要剪成某种形状。跟通常那样，他又着迷于单纯的尺寸，发誓说到最后他会留一个巨型大背头——“一个将会让全世界颤抖，并需要由一个荣誉卫兵来梳理的大背头。”最后，我们握了握手，我最后一次给他修剪了头发。他给我一个芬尼当小费。“我也想多给你一些，”他说，“可是自从盟军蹂躏欧洲大陆以来，我手头一直有点儿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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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食者手记
（在一次坐飞机时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以及最新一期《体重监察者》杂志后所记）
我长得胖，胖得令人作呕。我不认识有谁比我还胖。我身上除了过多的斤两一无所有。我的指头胖，我的手腕胖，我的眼睛胖。（你能想像到眼睛胖吗？）我超重几百磅，身上的肉像圣代上的热奶油软糖一样往下滴溜。不管谁看到我，我的腰身都让他们难以置信。毫无疑问，我是个名符其实的胖子。那位可能问了，块头圆滚滚的像个星球一样有什么好处或者不利呢？我倒不是想开玩笑或者讲些自相矛盾的话，但我一定要回答膘本身不能以中产阶级道德来衡量，也就是膘而已。当然，说胖本身有好处，胖可以是不幸或者惹人同情的，那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可笑！因为除了攒下些斤两，膘究竟还剩下什么？斤两又算什么？无非是凑到一起的一堆细胞罢了。一个细胞有可能合乎道德吗？细胞不以好坏而论吗？谁知道——它们就那么小啊。不，朋友，我们千万别企图区分出好膘坏膘。而是一定要训练自己面对一个胖子时别下结论，不要想着这个人的膘是一流的膘，而那位可怜鬼的是下三滥的膘。
以K为例。这哥们儿胖得像猪一样，以至于不借助撬棍，就无法通过门框。确实，在一套普通的住房内，不往身上抹黄油，K就别想从这个房间进入另一个。路过的小流氓团伙肯定会侮辱K，我对那些话根本不陌生。他肯定很经常因为别人喊他“胖子”和“肥佬”而伤心。省长曾在米迦勒节前夜当着许多显贵的面对他说：
“你可真像一大罐麦糊！”当时他一定伤心之至。
后来有一天，当K再也无法忍受时，他开始节食了。对，节食！一开始不吃糖，然后是面包、酒、淀粉、调味品。总而言之，K放弃吃所有让一个人没有搬家公司的协助就系不了鞋带的东西。他渐渐瘦了下来，胳膊和腿上的一块块肉不见了。他以前又矮又胖，却突然以正常体形出现在大家眼前。对，甚至称得上漂亮的体型。他似乎是最快乐的人。我说“似乎”，是因为18年后，他临死前，当他瘦弱的身上通体发热时，人们听见他在喊叫：“我的膘！把我的膘拿来！噢，求求你们！我一定要我的膘！噢，谁来往我身上加些分量吧！以前我多傻啊，竟会跟自己的膘分开！我当时肯定是跟魔鬼在一起！”我想，这一故事的寓意显而易见。
读者这会儿可能在想，如果你是个巨无霸，干吗不去参加马戏团？因为——我得尴尬万分地承认——我出不了门。我出不去，是因为我穿不上裤子。我的腿粗得穿不上。这是吃了比第二大道上的腌牛肉总量还多的牛肉后活生生的结果——我会说每条腿上差不多有12000个三明治，不全是瘦的，尽管我特别说明要瘦的。有件事是肯定没有疑问：要是我的膘能开口，它大概会说起一个人的万分寂寞——噢，也许再加上怎样用纸叠帆船的几条主意。我身上的每一磅都想要别人来听它说话，我的双下巴到第12道下巴也是。我的膘是奇怪的膘，它见识过那么多，单是我的小腿肚本身，就已经饱览世事。我的膘不是快乐的膘，然而是真正的膘，不是假的。假膘最糟糕不过了，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的铺子里还卖不卖。
可是让我告诉你我是怎样变胖的。因为我并非一直胖，是教会让我成了这样。我曾经长得瘦——很瘦。事实上，瘦得以至于称我胖是感觉错误。我一直瘦，直到有一天——我想那是在我的20岁生日——当时我正和我叔叔在一间好餐馆里喝茶吃脆饼干。突然，我叔叔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道，“相信的话，你觉得他有多重？”说完，他享受地深吸一口雪茄，并以那种培养出来的自信和心里有数的姿态一阵咳嗽，厉害得我以为他会内出血。
“我不相信上帝，”我告诉他，“因为如果有上帝，叔叔，你告诉我，为什么有的人受穷，有的人秃头？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百毒不侵，而有的人偏头疼一疼就是几星期？为什么我们的日子是有数的，而不是比方说有字的？回答我，叔叔。要么我让你震惊了吗？”
我知道我这样说没事，因为什么也不能让这个人震惊。确实，他目睹过他的象棋老师的母亲被土耳其人强奸，如果不是持续太久，他还会觉得整件事情有意思呢。
“好侄子，”他说，“不管你怎么想，上帝是存在的，而且他无处不在。对！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叔叔？在你甚至还不能肯定我们存在的情况下，你怎么能那样说？确实，我现在正在触摸你的疣子，可难道那不可能是个幻觉吗？难道全部生活不会是个幻觉吗？真的，难道东方不是有几个圣人相信除了中央大火车站的牡蛎小食店，他们所想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简单说来，我们孤独，没有目的，注定要在冷漠的宇宙中漫游，没有得救的希望，除了痛苦、死亡和永恒虚无那空荡荡的现实，没有任何前途，难道不是这样？”
看得出，这番话给我叔叔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对我说：“你还纳闷为什么没有更多人邀请你去参加派对呢。天哪，你真是有病！”他指责我的虚无主义态度，然后又以老年人那种神秘兮兮的方式说：“上帝并非一直在人们去寻找他的地方，不过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侄子，他无处不在，比方说在这些硬饼干里。”说完他就走了，给我留下祝愿还有帐单，上面的金额就像造航母的帐单。
我回家后还想着他那句简简单单的“他无处不在，比方说在这些硬饼干里”是什么意思。到那时，我昏昏欲睡，而且闷闷不乐。我躺在床上睡了一小觉。就在那时，我做了一个梦，它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梦里，我在乡间走路，突然注意到我肚子饿。可以说，我饿坏了。我路过一家餐馆就进去了，点了明炉烤牛肉三明治和一块煎炸牛排。女侍者——她长得像我的女房东（是个完全乏味的女人，让人马上想到某种毛茸茸的苔藓）——想诱使我点看上去不新鲜的鸡肉沙拉。我正跟这个女人说话时，她变成了头道菜用的24件银餐具。我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突然哭起来，然后又转成耳朵严重发炎。这个房间里弥漫着一种熠熠的光亮，我看到一个微微发光的人骑着一匹白马前来。那是我的足病医生，我内疚地倒在地上。
这就是我的梦。醒来后，我感觉极为心旷神怡。突然，我乐观起来，一些都清清楚楚的。我叔叔的话回响在耳边，直达我生命的核心。我进厨房开始吃东西，看到什么就扫荡一空。蛋糕，面包，麦片，肉，水果，各种巧克力，调味蔬菜，葡萄酒，鱼，奶油和面条，手指小蛋糕和香肠等，总价值超过6000美元。我断定，如果上帝无处不在，那么他就在食物中。我因而越吃越虔诚。受这种新生的宗教热情所驱使，我像个狂热者一样暴食。过了半年，我成了圣洁当中的最圣洁者，祈祷时全心全意，我的肚子则自已越过了州界。我最后能看到我的脚是在某星期四上午在维贴布斯克时，不过就我所知，我的脚还在下面。我吃啊吃，长啊长。减肥会是最愚蠢的行为，甚至是种罪过！因为当我们失去20磅时，亲爱的读者（我假定你不像我这样大块头），我们可能失去的是最优秀的20磅！我们可能失去包括我们的天赋、人性、爱和诚实的斤两，或者对我认识的一位监察者而言，是在屁股上长一圈难看的赘肉。
哎，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说，这跟一切——没错，一切——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都直接矛盾。我在突然在把膘归结到中性的肉、价值！没错，这又如何？因为难道生命不就完全是同一种矛盾吗？一个人对膘的看法，会像四季、我们的头发和生命本身那样改变。因为生命就是改变，膘是生命，膘也是死亡。你难道不明白？膘就是一切！当然，在你体重超标的情况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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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加斯万岁！
——某革命者日记选
6月3日：瓦加斯万岁！今天我们上了山。我们对腐败的阿罗约政权对我们这个小国的压榨感到愤慨，就派胡里奥带了份我们的不满以及要求的清单去交涉，这个清单根本不是匆忙拟就，而且照我看，也根本不过分。交涉的结果是，阿罗约日程安排紧张得没包括让人打着扇子接见我们热爱的造反者特使，而是把整件事交给他的部长处理。该部长称会全面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他首先只是想看看胡里奥头扎在熔岩里还能微笑多久。
因为多次诸如此类令人气愤的事件，我们最终在受到启示的埃米利奥·莫利那·瓦加斯的领导下，决定自己来解决。我们在街角大声疾呼，如果这是叛国，那就让我们叛个痛快吧。
不幸的是，有人告诉我警察马上就要来吊死我时，我正懒洋洋地躺在热浴盆里。我以可以理解的敏捷跳出浴盆，踩在一块湿香皂上而跌下了天井，幸好用牙齿挂住某处不再继续跌。几颗牙齿像从盒子里掉出的芝兰口香糖一样，在地上乱转。尽管一丝不挂而且身上有碰伤，但求生欲望让我行动迅速。骑上我的骏马“恶魔”后，我发出了造反的呼声！这匹马以后腿支撑立了起来，我滑下马背摔到地上，几块小骨头因此骨折。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倒霉，我几乎还没走远20步，就想起我的印刷机，因为不想留下这样一件潜在的政治武器或者证物，我又拐回去取。祸不单行，这玩意儿比它看上去要重，得用一台起重机才能把它举起来，而不是个体重110磅的大学生。警察们冲到时，我的手被这台机器卡住，同时，它无法控制地隆隆响着，往我的光脊梁上一遍又一遍印大段的马克思著作。别问我是怎样挣开并跳出后窗户的。幸运的是我躲过了警察，终于安全到达瓦加斯的营地。
6月4日：山区这里多么宁静啊，生活在星空之下。这是一群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尽管我原先期望在具体策划战斗时有发言权，但瓦加斯觉得我给大家当炊事员更能发挥作用。鉴于食物短缺，这件工作并不容易，不过总得有人负责。而且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做的第一顿饭很成功。的确，不是谁都特别喜欢吃毒蜥，不过大家还是别挑剔吧。除了几个可恶的家伙，他们对任何爬行动物都有偏见。这顿饭吃得一点事也没有。
我今天无意听到瓦加斯在说话，他对我们的前景很乐观，觉得我们会在12月的某个时候拿下首都。另一方面，他弟弟路易斯——一个天性内省的人——认为我们饿死只是个时间问题。瓦加斯兄弟经常因为军事战略和政治哲学吵架，难以想像这两个伟大的造反领袖仅在上星期，还是本地希尔顿酒店里的两个男厕服务员呢。这段时间，我们在等待。
6月10日：今天全天都在操练。多不可思议啊，我们从稀里垮拉的游击队，变成了精锐之师。今天早上，我和赫尔南德斯练习用大砍刀——我们砍甘蔗用的那种，刀刃锋利——因为我这位搭档突然热情过度，我知道了我的血型是O型。最糟糕的是要等待。阿图罗有把吉他，可他只会弹《美丽的天空》，尽管他们一开始很喜欢听，不过很少有谁要求再听一次。 我试着换种方法做毒蜥，我想他们喜欢吃，然而我注意到有几位嚼得辛苦，再且咽的时候，需要猛地把脖子往后仰。
我今天又无意听到瓦加斯在说话。他跟他弟弟在谈拿下首都后的计划。不知道革命完成后，他会给我留什么位置。我的忠心耿耿——那只能用像狗一样来形容——会得到回报的，我对这点很有信心。
7月1日：今天我们最精锐的一队人马为找吃的而去袭击了一个村子，有机会实施我们一直演练的战术。多数造反者表现得不错，尽管这队人马全军覆没，瓦加斯仍认为这次在道德上打了场胜仗。我们没参加袭击的人坐在营房周围，阿图罗又好意为我们弹起了《美丽的天空》。士气依然高昂，尽管食物和武器事实上都没有，时间也过得缓慢。幸好，极度炎热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想那很能解释大家发出的咯咯声。我们会时来运转的。
7月10日：总的说来，今天是不错的一天，尽管我们遭到了阿罗约的部队的袭击，伤亡惨重。这部分说来怨我，因为当一只塔兰图拉蜘蛛爬上我的腿时，我无意尖声喊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字，因此暴露了我们的位置。有一阵子，我赶不走这个顽强的小蜘蛛，它直往我衣服里面钻，让我僵硬地旋转着冲向溪流，在里面扑腾了45分钟之久。很快，阿罗约的士兵向我们开了火。我们英勇战斗，但在遭到突袭的恐慌下，引起了轻度的组织混乱。开头10分钟里，我们自己人交上了火。一枚手榴弹落在瓦加斯脚边，他勉强捡了一条命。他意识到对我们的事业而言，只有他不可或缺，就命令我扑到手榴弹上，我就那样做了。老天有眼，那枚手榴弹没爆炸，我安然无恙，只有轻度的痉挛，再加上除非有人握住我的手，否则就睡不了觉。
7月15日：大家的士气似乎仍然高昂，尽管有些小挫折。先是米格尔偷了几枚地对地导弹，可是错当成地对空导弹，想打下几架阿罗约的飞机时，却把我们的卡车全炸了。他想把这件事一笑置之，何塞火冒三丈，两人打了起来。后来，他们又言归于好，并且开了小差。顺便说一句，开小差可以成为大问题，虽然到这时，4个人中有3个还有乐观主义及团队精神。当然，我仍保持忠诚，负责做饭，可是大家似乎没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事实上，我已经收到这样的威胁，如果我还不能提供毒蜥之外别的食物，就会有生命危险。有时候当兵的就这么不讲道理。尽管如此，也许近几天，我会用什么新的东西让他们吃一惊。在此期间，我们坐在营房周围等待。瓦加斯在他的帐蓬里踱来踱去，阿图罗坐着弹《美丽的天空》。
8月1日：尽管我们有那么多可以欣慰的事，但在叛军总部这里，无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一些小事显示出有种暗暗涌动的不安情绪，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首先，随着吵架越来越频繁，出现了好几起捅刀子事件。另外，有次企图袭击某个军火库以重新装备自己，结果却被打垮。当时豪尔赫的信号弹在他口袋里时机未到就放了，大家都被追击，除了豪尔赫，他在像个弹球一样弹来弹去弹了12座楼房后被抓到。那天晚上回到营地后，我拿出毒蜥时，这帮人闹起了事。有几个把我按在地上，拉蒙用我的长柄勺子打我。老天有眼，天上的雷暴把我救了，它让3个人丧命。最后，当挫败感达到顶峰时，阿图罗又弹起了《美丽的天空》，队伍里有几位音乐细胞没那么丰富的把他带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强迫他把吉他吃了下去。
有利的方面是，瓦加斯的外交特使在多次碰壁后，终于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一项有意思的协议。照此协议，他们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不少于50只烧鸡，以此换取我们始终紧跟他们的政策。
瓦格斯现在觉得在他预测12月将取得胜利时，也许言之甚早，他指出要想获得全面胜利，就需要更多时间。很奇怪的是，他不再看地图及海图，现在却严重依赖星象学读物和鸟内脏。
8月12日：形势变得每况愈下。我为变换食谱而小心翼翼捡的蘑菇偏偏有毒，虽然惟一真正让人不安的副作用是轻度惊厥，多数人都发作过，但他们似乎愤怒得过头了。另外，中央情报局重新衡量了我们革命成功的机会，结果在迈阿密海滩为阿罗约及其内阁安抚性地开了一席早午餐。另外又把24架轰炸机作为礼物送给阿罗约，瓦加斯对这两件事的解释是他们的立场有了微妙的改变。
士气似乎仍然高扬。开小差的比例上升了，但只限于走得动的。瓦加斯自己也好像有点郁闷，开始考虑起后路。他现在的感觉是阿罗约政权下的生活可能说到底，根本没那么难过，他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留下来的人再定位，放弃革命理想，组成一支伦巴乐队。这段时间内，大雨已经造成了山体滑坡，华兰兹兄弟睡觉时被冲进了峡谷。我们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阿罗约，拿着一张修改过的要求清单，特别注意删去了要求他无条件投降那条，代之以要求得到一种获奖的鳄梨酱配方。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8月15日：我们占领了首都！其间种种不可思议的详情如下：
深思熟虑后，大家投了一次票，决定把我们的最后希望寄托于一次自杀性任务上，想着突袭因素也许正好可以抵消阿罗约的兵力优势。我们在丛林中向他的宫殿进军时，饥饿和疲劳逐渐消蚀掉我们的部分决心。即将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决定换一种策略，看奴颜婢膝能否奏效。我们向宫殿的守卫自首，由其用枪把我们押到阿罗约面前。这个独裁者考虑了我们主动投降这一减轻情节，尽管他仍打算把瓦加斯开膛破肚，但我们余下的人将免受此刑，而要被活活剥皮了事。根据这一新情况，在重新衡量了自己的处境后，我们无奈中惊慌失措，四散逃窜，卫兵开了枪。我和瓦加斯冲上楼，找地方躺藏时，闯进了阿罗约夫人的闺房，撞破她正在跟阿罗约的弟弟偷情。他们两人都很慌张。阿罗约的弟弟这时拔出手枪开了一枪，他浑然不知这等于给一队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兵发了个信号，他们是来帮助在山区中消灭我们的，回报是给予美国在这里开桔汁饮料摊档的权利。因为几周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暧味，这些雇佣兵对该支持谁自己先迷糊了，所以错误地攻打宫殿。阿罗约及其手下突然怀疑中央情报局耍两面派，就调转枪口跟侵略者交上了火。同时，几个毛派分子酝酿已久的暗杀阿罗约的计划遭到了失败，当时他们在墨西哥玉米卷里放的炸弹提前爆炸，炸毁了宫殿的左翼，让阿罗约的老婆和他弟弟炸得卡到了木头屋梁上。
阿罗约抓起一手提箱瑞士钞票从后门跑掉，上了一直在待命的利尔喷气机。驾驶员在一片枪林弹雨中起飞，但是因为当时的混乱形势令他手足无措，错扳了开关，让这架飞机俯冲下来。不一会儿，它坠毁在雇佣兵的营地，消灭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剩下的投降了。
自始至终，瓦加斯，我们敬爱的领袖，英明地采取了坐以观变的策略。这样做时，他一动不动蜷缩在壁炉里，假装是个作为装饰物的黑人。危险过去后，他踮着脚去了中央办公室并执掌权力，路上只停了一下打开王室的冰箱，抄了一份抹了很多芥末的火腿三明治。
我们彻夜庆祝，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后来我跟瓦加斯提到管理国家非同儿戏。尽管他相信对任何一种民主而言，最基本的是要进行自由选举，但他宁愿等到人们的教育程度稍稍高一些后，才可能尝试任何形式的选举。在那之前，他临时采用一种可行的政府体制，基于君权神授。因为我的忠诚，他对我的奖赏是就餐时可以坐在他的右侧，另外我也负责保持他的厕所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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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格麦斯插曲
市立大学人文学教授库格麦斯已经是第二次结婚了，跟头一次一样，目前的婚姻生活也不如意。他的妻子达芙妮·库格麦斯是个笨头笨脑的人，另外还有和前妻弗萝所生的两个呆儿子。因为要支付赡养费和儿子的抚养费，他已是焦头烂额。
“我原先就知道事情会变得这么糟糕吗？”有一天，库格麦斯向他的精神分析医生哀叹道，“达芙妮以前还是有希望的，谁能想到她会放任自流，像个浮水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另外，她以前还有点儿钱，图这点不能算是个跟她结婚的好理由，可是就凭我这样的谋生头脑，那也没什么坏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库格麦斯头顶已秃，身上的汗毛茂盛得像头熊，可他壮心未已。
“我需要再找个女人，”他又说，“我需要外遇。可能我看上去不是那种人，可我是个需要浪漫的人。我需要温柔，需要调情。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要趁还没变得太晚之前，我想在威尼斯谈恋爱，想在‘二十一’餐厅里互相说些俏皮话，想喝着红葡萄酒在烛光下羞答答地对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曼德尔医生在椅子上换了个坐姿说：“外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太不现实了，你的问题要深得多。”
“而且这次外遇一定得谨慎进行。”库格麦斯接着说，“我负担不起再离次婚，达芙妮会把我整得很惨。”
“库格麦斯先生——”
“但不是跟市立大学的任何人，因为达芙妮也在那儿工作。里面的教工没一个有什么刺激劲儿，倒是有些学生……”
“库格麦斯先生——”
“帮帮我吧。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我提着野餐篮蹦跳着穿过一块草地，篮子上面写着‘选择’，接着我发现篮子上有个洞。”
“库格麦斯先生，你要是付诸行动，那就最糟糕不过了。你一定得只是在这儿把感情表达出来，我们一起进行分析。你已经治疗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晓得没有一夜之间治好病这种事儿。我毕竟是个精神分析医生，不是魔术师。”
“那么也许我需要一个魔术师。”库格麦斯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这样终止了对自己的心理治疗。
又过了两周，当库格麦斯和达芙妮像两件旧家具一样百无聊赖地待在公寓里时，电话响了。
“我来接。”库格麦斯说，“喂？”
“库格麦斯吗？”一个声音说，“库格麦斯，我是帕斯基。”
“谁？”
“帕斯基，或者说叫‘了不起的帕斯基’，听说过吗？”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听说你为了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点儿新鲜感，正在市里到处找一位魔术师？是吗？”
“嘘——”库格麦斯悄声说，“别挂电话，帕斯基，你从哪儿打的电话？”
第二天下午很早的时候，库格麦斯到了位于布鲁克林布什威克区的一幢破破烂烂的公寓楼前。爬上三段楼梯后，在昏暗的走廊里，他眯着眼睛找到要找的那户并按响了门铃。我会后悔的，他心里想。
过了几秒钟，开门迎接他的是个矮而瘦削、脸色苍白的男人。
“你就是‘伟人帕斯基’吗？”
“是‘了不起的帕斯基’。你要喝杯茶吗？”
“不喝，我想要浪漫，想要音乐，想要爱情和美貌。”
“可是不喝茶，是吗？真奇怪。那也好，你坐吧。”
帕斯基到了里屋，库格麦斯听到搬动箱子和家具的声音。帕斯基出来时，他面前推了个大物件，下面安有吱吱嘎嘎作响的滚轮。他把顶上放着的几块绸制大手帕取下，吹走一些灰尘。那是个看上去不值什么钱的中式橱柜，油漆得很差。
“帕斯基，”库格麦斯问道，“这是什么骗人的玩意儿？”
“注意了，”帕斯基说，“这可是件好东西，是我去年为皮西厄斯骑士会预订的一次演出研制的，可是后来又取消了。钻进去吧。”
“怎么着，然后你就可以满满地插上剑什么的？”
“你看到剑了吗？”
库格麦斯扮了个鬼脸，嘴里咕哝着钻进橱柜。就在他面前，有块没油漆过的夹板，上面用胶水粘了两颗丑陋的仿宝石，没法不看到。“简直是开玩笑。”他说。
“挺不错的玩笑呢。喂，关键是这样，你在橱柜里，我随便把什么小说扔里面，关上橱柜门，然后敲三次，你就会发现自己一下子进到那本书里。”
库格麦斯不相信地扮了个鬼脸。
“宝石的作用，”帕斯基说，“那是我伸向上帝的手。还不单单是小说，一个短篇，一部戏剧，一首诗，都可以。你可以见到由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女人，想见谁都可以。你可以一直看下去，直到找到最称心的。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喊一声，我会让你一眨眼就回来。”
“帕斯基，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我在跟你实打实地说。”帕斯基说。
库格麦斯仍有怀疑。“你是在跟我说，你这个自己做的破箱子能像你说的那样，带我去一趟？”
“二十块钱。”
库格麦斯伸手掏钱包。“看到我才相信。”他说。
帕斯基把钞票装进裤子口袋，转身向书柜走去。
“你想见到谁？嘉莉妹妹？海斯特·白兰？奥菲莉娅？也许是索尔·贝娄笔下的谁？嗨，坦波尔·德里克怎么样？不过对你这样年纪的男人来说，她可不好对付。”
“法国的，我想跟个法国情人有外遇。”
“娜娜怎么样？”
“我不想非得花钱不可。”
“《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呢？”
“我说过要法国的。我想到了！爱玛·包法利怎么样？听起来最理想了。”
“没问题，库格麦斯，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喊一声。”帕斯基把福楼拜那本小说的平装本扔了进去。
“你肯定这东西安全吗？”帕斯基关橱柜门时，库格麦斯问道。
“安全，这个破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帕斯基在橱柜上敲了三声，然后猛地打开柜门。
库格麦斯不见了，同时，他出现在包法利夫妇的卧室里。在他面前，是个漂亮的女人，背对着他一个人站在那儿，正在叠几样床上用品。不敢相信啊，库格麦斯盯着包法利医生这位迷人的妻子心里想，不可思议，我到了这儿，那就是她。
爱玛吃惊地转过身来。“天哪，您吓了我一跳。”她说，“您是谁？”她用的是平装书上那种翻译过来的标准英语。
真是太棒了，他心想，接着就意识到她在跟他说话，就说：“对不起，我是西德尼·库格麦斯，市立大学的，人文学教授，CCNY，知道吗？在曼哈顿上城。我——哦，我的天！”
爱玛·包法利轻浮地笑了，她说：“您想喝点儿什么？要么，来杯葡萄酒好吗？”
她真漂亮，库格麦斯心想，跟和我同床共寝的老没劲儿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突然感到一阵冲动，想把这个美人揽入怀内，并告诉她他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就是她那种女人。
“好吧，来点儿葡萄酒，”他声音沙哑地说，“白的，不，红的，不，白的，喝白葡萄酒吧。”
“夏尔今天出去了。”爱玛说，话里带着挑逗性的暗示。
喝完酒，他们去风景优美的法国乡间散步。“我一直梦想一个神秘的陌生人会现身，把我从这种单调乏味的粗俗乡村生活中拯救出去。”爱玛说着抓紧了他的手。他俩经过一个小教堂。“我喜欢你的穿着，”她低声说，“我在这儿从来没见到过，很……很时髦。”
“这叫休闲装，”他语气浪漫地说，“是削价货。”突然，他吻了她。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他们一起躺在树下低声交谈，并用眼睛进行意蕴深长的对话。后来库格麦斯站起身，他刚刚想起要和达芙妮在布鲁明代尔商店碰头。“我得走了，”他告诉她，“可是别担心，我还会回来。”
“希望你会。”爱玛说。
他热情地和她拥抱，然后两人走回包法利家。他用双手捧着爱玛的脸，再次亲吻了她，接着喊道：“好了，帕斯基！我必须在三点半赶到布鲁明代尔商店。”
只听得砰的一声，库格麦斯又回到了布鲁克林。
“怎么样？我骗你了吗？”
“哎，帕斯基，我和我那位冤家说好要在列克星顿大道上见面，现在已经晚了。什么时候我能再去那儿？明天可以吗？”
“我很乐意帮你，带二十块钱就行了。还有，别告诉任何人。”
“可不是吗，我还要去给鲁帕特·默多克打个电话呢。”
库格麦斯打了辆的士，向着市内疾驰而去。他感到心花怒放。我在恋爱，他想，我有了个了不起的秘密。他没意识到就在此时，在全国各地许多间教室，学生正跟他们的老师说：“第一百页上出现的是谁？一个秃顶的犹太人亲包法利夫人？”南达科他州塞诺克斯福斯市的一个老师叹了口气，心想，天哪，这些小孩儿，真是稀奇古怪，他们的脑袋瓜里都在想什么呀！
库格麦斯气喘吁吁地赶到布鲁明代尔商店时，达芙妮正在卫浴用品部。“你去哪儿了？”她不耐烦地问道，“已经四点半了。”
“路上堵车。”库格麦斯说。
第二天，库格麦斯又去找帕斯基，几分钟后就通过魔法到了永镇。见到他，爱玛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俩在一起度过了几小时，一边欢笑，一边聊他们的不同经历。库格麦斯走之前，他们做了爱。“天哪，我在跟包法利夫人做爱！”库格麦斯低声对自己说，“就是我，大一的时候英语还不及格呢。”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库格麦斯去找了帕斯基很多次，和爱玛·包法利的关系发展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你要确保我每次都出现在书里第一百二十页之前的地方，”有一天，库格麦斯对魔术师说，“我必须在她跟那个叫罗多尔夫的角色勾搭上之前和她见面。”
“为什么？”帕斯基问，“你不能胜他一筹吗？”
“胜他一筹，说得容易。他是个有地产的贵族，那些家伙除了调情和骑马，就没别的事情可干。照我看，他无非是《妇女每日穿着》上刊登的那种人，梳着赫尔穆特·布朗热式发型。可是在爱玛看来，他魅力无穷。”
“她丈夫一点儿也没怀疑？”
“他根本没能力怀疑。他是个死气沉沉的小医生，热情劲儿早过去几十年了。到了十点钟他就准备睡觉，而她才刚开始活出味道呢。噢，那就……回头见吧。”
库格麦斯又一次钻进了橱柜，马上就到了永镇上的包法利家。“你好吗，小乖乖？”他对爱玛说。
“噢，库格麦斯，”爱玛叹了口气说，“我忍得真是太多了。昨天晚餐时，那位活宝先生吃着甜点就睡着了。我正跟他热情万分地说起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和芭蕾舞，突然听到他打起了呼噜。”
“没关系，亲爱的，我在这儿。”库格麦斯拥抱着她说。他闻着爱玛的法国香水味，把鼻子埋进了她的秀发。我得到了，他想，我已经受苦受够了，我看精神分析医生花的钱已经够多。我一直寻找，直到精疲力竭。她年轻而性感，而我出现在这儿，在莱昂之后的几页，刚好在罗多尔夫出现之前。通过出现在恰当的章节，我真是如鱼得水啊。
一点儿没错，爱玛和库格麦斯一样快乐。她一直渴望刺激，他向她讲述的关于百老汇生活、开快车、好莱坞及电视明星等等，也让这位法国美人向往不已。
“再跟我说说O·J·辛普森的事吧。”那天晚上，他们散步经过布尼齐安神甫主持的教堂时，她恳求道。
“还能怎么说呢？他可真是了不起，创造了所有跑动带球的记录，那动作就甭提了，别人根本碰不到他。”
“还有奥斯卡奖呢？”爱玛充满憧憬地说，“我要能得到一座，死也值了。”
“你首先要得到提名。”
“我知道，你解释过了，但是我相信我会演戏。当然，我得上一两节课，也许跟斯特拉斯特伯格学。然后如果找对了经纪人——”
“再说吧，回头再说吧，我会跟帕斯基讲的。”
那天晚上，在安全回到帕斯基的公寓后，库格麦斯提出想让爱玛来纽约这个大城市看看。
“让我想想看，”帕斯基说，“也许我能办到，比这更奇怪的都发生过呢。”当然，他们都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
“见鬼，你一天到晚去哪儿了？”那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间很晚，达芙妮·库格麦斯向丈夫咆哮道，“你是不是在哪儿养了个骚货？”
“对，没错，我就是那种人。”库格麦斯无精打彩地说，“我跟莱奥那多·波普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波兰的社会主义农业。你也知道波普金，他在这方面是怪才一个。”
“那你最近可是太不正常了，”达芙妮说，“神不守舍。别忘了我爸爸的生日，星期六，记住了？”
“噢，当然，当然。”库格麦斯一边走向浴室一边说。
“我的全家人都会在那儿，能见到那对双胞胎，还有海米什堂弟。你应该对海米什堂弟更客气一点——他喜欢你。”
“没错，那对双胞胎。”库格麦斯说着关上了浴室门，也把他妻子的声音关在了门外。他靠在门上深吸一口气。他告诉自己，再过几个小时，他会又到了永镇，去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如果一切顺利，这次他会把爱玛带回来。
第二天下午三点十五分，帕斯基再次施展魔法。库格麦斯出现在爱玛面前，满脸微笑和渴望。他俩和永镇的税务官比内在一起待了几小时，然后就坐上包法利家的马车。他们遵从帕斯基的指示，紧紧抱在一起并闭上眼睛数了十下。他们再次睁开眼睛时，马车正驶到广场酒店的侧门并停了下来，库格麦斯当天已经乐观地在那儿订了个套间。
“我太喜欢了！跟我想像的完全一样！”爱玛说着在卧室里快乐地打着旋，从窗户检视着这座城市。“那是FAO施瓦茨玩具商店，那是中央公园。雪莉画廊在哪儿？噢，那儿——我看见了，太神圣了。”
床上放着几个哈斯顿和圣罗兰服装的包装盒，爱玛打开其中一个，拿起一条黑丝绒裤子往她线条完美的身上比。
“这条家常裤是拉尔夫·劳伦设计的。”库格麦斯说，“你看上去容光焕发。过来，亲爱的，来亲一下。”
“我从来没这样快活过！”爱玛站在镜子前尖叫着，“我们上街去吧，我想看《龙套一族》和古根海姆博物馆，还有你挂在嘴边的杰克·尼科尔森，有没有他演的电影正在放？”
“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先是冒出来一个叫库格麦斯的角色，现在她又从书里失踪了。嗯，我想名著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把它读上一千遍，仍然次次能够读到新东西吧。”
这对情人过了个愉快之极的周末。库格麦斯告诉达芙妮他要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研讨会，星期一才回来。他和爱玛尽情享受每一刻，一起看电影，在唐人街吃饭，在迪斯科舞厅里玩两个钟头，在床上看电视剧。星期天，他们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然后去了曼哈顿的苏豪区，盯着看出入伊琳餐厅的名流。星期天晚上，他们在酒店的套间里品尝鱼子酱，喝香槟酒，一直聊到黎明。到了早晨，他们打的去帕斯基的公寓。在的士上，库格麦斯心想，这真是够忙碌的，但是值得。我不能太频繁带她来这儿，但是偶尔一次是对永镇生活的调剂，令人向往。
在帕斯基家，爱玛钻进了橱柜，把装着新衣服的盒子整齐地堆在她周围。她情意绵绵地吻着库格麦斯。“下次去我家。”她眨了一下眼睛说。帕斯基在橱柜上敲了三次，但是没动静。
“唔。”帕斯基抓着头。他又敲了几次，魔法还是不灵。“一定是哪儿出毛病了。”他咕哝着说。
“帕斯基，你开玩笑！”库格麦斯叫了起来，“怎么会不灵了呢？”
“别急，别急。爱玛，你还在里面吗？”
“对。”
帕斯基又敲了几次——这次重了点儿。
“我还在这儿，帕斯基。”
“我知道，亲爱的，你坐好。”
“帕斯基，我们必须把她送回去。”库格麦斯悄声说，“我是有妇之夫，再过三个钟头我还要去上课。除了谨慎地来一次外遇，别的我可什么也没想过啊。”
“我不明白，”帕斯基嘀咕道，“这个小把戏可是够灵的呀。”
可他一筹莫展。“我需要一小段时间，”他对库格麦斯说，“要把它拆开看看。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库格麦斯把爱玛塞进一辆的士，又把她带回广场酒店，自己差点儿没来得及去上课。他整天都在打电话，给帕斯基打，也给他的情人打。魔术师告诉他可能还需要几天，才能找到毛病的根子在哪儿。
“研讨会开得怎么样？”那天晚上达芙妮问他。
“不错，不错。”他说着想点一根烟，却点着了有过滤嘴的那头。
“怎么了？你紧张得像只猫似的。”
“我？哈，真好笑，我平静得像是夏天的夜晚呢。我出去散散步。”他溜出家门，叫了辆的士，急忙赶到广场酒店。
“这样太不好了，”爱玛说，“夏尔会想我的。”
“忍一下吧。”库格麦斯说。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他再次吻了她，然后冲出去坐电梯下楼。在广场酒店的大堂，他在投币电话里向帕斯基哇哇叫，刚好在午夜前才赶回家。
“据波普金说，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克拉科夫的大麦价格从来不像现在这样稳定。”他对达芙妮说。钻进被窝时，他脸上还挤出一点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