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汉“半两”铜钱
“轻重”理论揭示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具有“轻重”变化的特性：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提高，此为“重”；过剩时价格就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围绕市场需求的涨落变化而变化。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管理财政，号称“理财三杰”，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汉武帝重用理财三杰，采用“轻重”理论，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改革：
统一货币。汉初，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因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这是继秦统一六国货币后，汉朝著名的“铜本位”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币制的稳定和巩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至武帝中叶以后至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标准货币。
盐铁官营。盐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汉初，盐铁是由私人经营的，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特别是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汉武帝态度十分坚决，不理睬反对意见，于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置均输，行平准。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部分外交上：汉通西域
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张骞通西域图（敦煌壁画）张骞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墓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二部分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武帝时代地图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
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ｚāｎｇｋ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到达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与中原隔绝，建立滇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护领北疆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初，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
开发了国内外的交通。经过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古人。
第二部分决策上：存在失误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亡秦之失”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征伐过度。汉武帝在位５4年，战争持续了４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穷奢极欲。汉武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４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２1观、１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信惑神怪。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不能使武帝满足，他期冀自己的寿命无限延长。为此曾多次受方士的欺骗，元鼎五年（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找到了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前110），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戾太子之狱戾太子是刘据死后的谥号，刘据是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
第二部分茂陵附近的卫青将军墓地
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别恋。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等等。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沟通，父子间的疑心越来越大：武帝怀疑太子可能抢班夺权，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一来，终究让佞臣江充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武帝和太子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所谓“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自己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意在为其下葬，然后念咒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以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武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了陈皇后，没想到在他的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
武帝晚年居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生病，精神恍惚不定，总觉得有人在暗中作怪。江充将武帝生病的原因归咎为巫蛊，武帝深信不疑，指令江充追查。江充便借巫蛊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前91）七月，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武帝闻讯，赶回建章宫，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帝认定太子为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
征和三年（前90），经过调查，认定为冤案。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逼上绝路。武帝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作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武帝身上复苏了。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轮台悔过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刺激极大，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征和四年（前89），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当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的劳作时，武帝就亲自拿来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武帝终于醒悟，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长安后，主管粮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武帝于是下诏书深切陈述过去的后悔事，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30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
这道诏书起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它为“轮台诏”，称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诏为“轮台悔过”。
“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
第二部分汉武帝的茂陵
垂暮之年，武帝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继承人了。后元元年（前88）七月，武帝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下令将其生母、年仅20岁的钩弋夫人赵婕妤赐死。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举让朝野臣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茂陵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马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第二年，即后元二年（前87）二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dī）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丞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即崩逝，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太子刘弗陵即位，他就是汉昭帝。
刘彻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彻，字通，曾用名：刘彘出生：景帝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属相：鸡卒年：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
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
庙号：世宗陵寝：茂陵
父亲：刘启母亲：王娡，后封为皇后
初婚：16岁配偶：8人，皇后2人：陈阿娇、卫子夫
子女：6子，5女继位人：刘弗陵（昭帝）
最得意：漠北之战大捷最失意：求仙落空
最不幸：嫁女于栾大最痛心：巫蛊之祸
最擅长：开疆拓土
第二部分元帝刘奭（1）
汉元帝刘奭生于昭帝元平六年（前75），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前49）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汉帛书信札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第二部分元帝刘奭（2）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
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西汉青铜釜甑
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第二部分汉匈冲突的休止符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奉命到西域了解情况。当陈汤了解到郅支强大的消息后，便感到匈奴必将成为边疆之患，趁甘延寿生病之机，矫诏调集各处屯田部队和西域一些小国的兵力共4万人马，进攻郅支，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蔡邕像
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
汉元帝的渭陵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成帝。
第二部分刘奭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奭出生：元平六年（前75）
属相：马卒年：竟宁元年（前33）
享年：43岁谥号：孝元皇帝
庙号：高宗陵寝：渭陵
父亲：刘询母亲：许平君
初婚：18岁前，配偶司马良娣配偶：5人，皇后王政君
子女：3子，2女继位人：刘骜（成帝）
最得意：以儒治国最失意：威权旁落
最不幸：司马良娣早逝最痛心：昭君远嫁
最擅长：柔仁好儒
第二部分中国古代昏君汉成帝
建始元年（前32）——绥和二年（前7）
在中国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汉成帝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湛于酒色”。他自甘堕落，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中。
西汉青铜执伞俑成帝刘骜生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属蛇。他是汉元帝刘奭做太子时与王政君生的儿子。“骜”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宣帝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做刘汉王朝的千里马，结果却连猪狗都不如。由于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
王氏家族贵幸倾朝
西汉的皇权，从建国伊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即皇帝、功臣和外戚。这三种力量几经消长，到元成以后，外戚王氏由于偶然机遇登上政治舞台，逐渐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
王氏发迹王氏的兴衰离不开这个家族的王政君。王政君是战国田齐旧贵族的后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齐国灭亡，王族式微。秦亡，其先祖田安，被项羽封为济北王。田安失国之后，齐地的人就称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为“王家”，从此，他家的姓氏就由“田”改为“王”。武帝时期，王政君的祖父王贺曾任直衣绣使，后被免职，由原籍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迁往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委粟里。王贺的儿子王禁是个酒色之徒，妻妾众多，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共生了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其中只有王凤、王崇和王政君是一母同胞，他们的母亲是王禁的嫡妻李氏。
王政君生于本始三年（前71）。她的生母李氏生下三个孩子后，因为嫉妒丈夫娶妾太多，一气之下改嫁给河东的苟宾。王政君小时候跟随爷爷王贺住在山东时，曾许配过人家，但没等结婚，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刘宇见她清秀聪慧，又聘她为姬妾，仍是没等过门，东平王又死了。王禁很迷信，就找个卜者为女儿看相算命。卜者说：“当大贵，不可言。”王禁听了这极富暗示性的话，便不惜重资，延师教她读书学经，还教习琴棋书画，熏陶贵族礼仪。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王政君年满18岁。王禁想起卜者“当大贵”的话，就想方设法把王政君送到宫中，做了一名宫女。没想到太子不经意的一指，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就怀有身孕，第二年就为刘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骜。
甘露四年（前50），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奭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仅过三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汉元帝的时候，王氏家族虽然纷纷窃据要津，骤然显贵，但还没有进入中枢。不仅如此，他们的权力还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元帝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傅昭仪和冯昭仪。
傅昭仪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此子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甚得汉元帝的欢心，父子二人“坐则侧席（紧挨着御座），行则同辇”，简直形影不离。从此王政君母子便被冷落一边。
冯昭仪生子刘兴，立为信都王，后改中山王。在汉元帝观赏斗兽遭到黑熊袭击时，冯昭仪挺身而出而让元帝赞叹不已，倍加敬重。
皇太子刘骜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却是个酒色之徙，元帝不喜欢他，几次要把他废掉，而想立“多才艺”的次子刘康。正当王氏家族岌岌可危之际，外戚史丹与太子关系紧密，起而为太子保驾护航。
第二部分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
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病故，太子刘骜赶来吊唁，但脸上毫无哀戚之容。元帝很生气。史丹立刻免冠谢罪，说是自己让太子故意节制悲伤之情的，以免感染元帝而过度伤心。元帝这才稍稍消解了对太子的怨怒之气。
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病卧后宫，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常在榻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王政君和刘骜忧心忡忡，一筹莫展。就在这关键时刻，史丹借着贴身宠臣的身份可以直入寝殿探病，趁寝殿中只有元帝一人时，他独自闯入室内，伏在元帝床前声泪俱下地为太子求情。元帝心肠软，“优游不断”，见史丹泣不成声，竟大为感动，长长叹了一口气，表示不会废黜太子。史丹听后心里有底，连连叩头请罪。汉元帝接着说：“我的病恐怕不会有好转的可能，希望你好好辅佐皇太子，不要辜负我的重托！”皇太子的地位这才稳定下来。
五月，元帝去世，六月，20岁的太子刘骜继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氏家族真正时来运转了。
王氏擅权在元帝晚年，王政君、成帝和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危机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失去权力的可怕，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紧紧抓住权力并坚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过的是娘家人，于是王凤乘此时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开王氏擅权的先河。但王氏擅权所以得以实现，又与汉成帝和王莽相关：
首先，汉成帝打击宦官势力。汉成帝下诏，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石显为长信中太仆，这是太后宫中管车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显原来为中书令，官秩虽仅千石，但位于决策核心，石显原先的走卒，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的张谭等便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于是石显被免官逐回家乡。石显死于中途，他的走卒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制另一派外戚。成帝继位，王凤首先排挤了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皇后之父许嘉引退。“将军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
再次，王凤排挤丞相王商。这个王商与王凤的弟弟同名，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人。他的父亲王武是汉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也是一支活跃于元、成政坛上的外戚家族。当时，惟一能与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和能力，都不在王凤之下。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议论不同，关系渐渐紧张。王凤与外戚史丹合谋，派人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又教唆频阳（今陕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诬陷王商。汉成帝觉得难以查证，可是王凤坚持要查办，成帝无奈，只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被免相仅三日，就大口吐血，悲愤而死。其子弟亲戚有在宫中任职的，一律被赶出长安城。至此，王凤专制朝政，已没有了强大的反对派。
第四，王莽崛起。王氏家族飞黄腾达、炙手可热的时候，却有个被遗亡的角落，那就是王凤的二弟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臣君，生于元帝初元四年（前45）。王莽的相貌其丑无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鱼眼，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嘶哑。
汉代鎏金神兽纹铜牌饰
王莽的哥哥与父亲一样早早就死了，所以王莽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王政君当上皇太后那年，王莽仅有14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只好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寒的生活。年轻的王莽与他那些飞扬跋扈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对内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孀，耐心教育顽皮的侄子；对外结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攻读经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尤其是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而是洁身自好，表现得谦恭谨俭、温文尔雅，处处表现出一个年轻儒者的风范，由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王凤病倒了，王莽在床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伯父，几个月如一日，衣不解带，最后累得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王凤大受感动了，临死时拜托皇太后王政君和外甥汉成帝，让他们关照一下王莽。随后，王莽有了第一个职务——黄门郎。在24岁的时候，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司马王商，也感到这个侄子不同凡响，向成帝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给王莽，其实就是要求皇帝给王莽封侯。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看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纷纷向皇帝称赞王莽。王莽立刻名声鹊起，引起了成帝的极大关注。
永始元年（前16）五月，汉成帝下诏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地在南阳郡新野的都乡（今河南新野县境内），食邑1500户。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身兼数职，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30岁的王莽，这时已跃居几个叔叔之上，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是一种以皇权为中心，以官僚群体为统治工具，以小农的自然经济为社会基础的专制统治。皇权在这里幻化为国家意志，它不仅成了保证整个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支配力量，而且成了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杠杆。所以，皇权的稳定就是社会的稳定，皇权的强弱必将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但是皇权的致命弱点是“家天下”，它的传承必须按血缘关系在一家一姓的狭小范围内选定，也就是说无论贤愚，他只要具有与皇族直系或最近的血统，就有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如果臣民遇上志向远大、雄才大略、英明果决的君主，社会就稳定，国家就强大。然而，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这样的明君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纵情淫乐，性格乖戾，昏庸愚蠢，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政治废物。在这些废物的眼中，最可靠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宦官，是信得过的奴仆；另一种是外戚，是信得过的亲戚。
汉成帝就是这样的政治废物，自己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便靠母舅来支撑家业，外戚的势力岂能不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够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部分遇到了绝代美女
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淫乐。他最初宠爱许皇后，这引起了王氏集团的担心，一有机会他们就攻击许皇后，再加许皇后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别恋。
汉成帝冷落了许皇后，开始宠爱班婕妤。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个男孩，数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艳，丽而不铜鎏金乐舞扣饰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礼。她没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又得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她就成了卫婕妤。
但是，贵为君王的成帝，也想到宫外世界去寻求刺激。鸿嘉元年（前20），汉成帝在富平侯张放的陪同下，身着便装，“微行”出游，跑到闹市区去寻欢作乐，竟遇到了绝代美女。
昭阳新主人在巍峨宏伟、鳞次栉比的西汉宫殿中，昭阳殿以其合于天干而显得别具一格。当未央宫、甘泉宫、长杨宫等宫殿早已随着汉高祖、汉武帝的名字蜚声著誉的时候，古老而充满祥瑞的昭阳殿却一直默默无闻。汉成帝时，这里住进了才色殊绝、宠渥恩隆的两个女子，从此，昭阳殿便成为宠幸、荣耀与尊贵的象征，在戏曲、小说里成了“正宫”的别名。给昭阳殿带来如此声名的，正是汉成帝“微行”出游所遇到的一个绝色美女，她就是赵飞燕。
赵飞燕是阳阿公主家的舞女，面目娇好，体态轻盈。历史上有“燕瘦环肥”的说法，燕，就是赵飞燕；环，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一次，汉成帝“微行”经过阳阿公主家，公主盛宴款待，唤出几名美女歌舞助兴。成帝见其中有位光艳照人的女郎，歌声清脆，舞姿袅娜，不禁意荡神摇，便乞请公主将飞燕送给自己，带回宫去，让她成为昭阳殿的新主人。
赵飞燕的父亲叫冯万金，做江都王府里的舍人，与江都王的孙女姑苏郡主私通，生下了赵飞燕和赵合德两个孪生姐妹。因为姑苏郡主嫁给江苏中尉赵曼为妻，所以飞燕姐妹从赵姓。长大后被卖到阳阿公主的家令赵临的府中学习歌舞，由于体态轻盈，姐姐获得了“飞燕”的称号。
由于飞燕的获宠，赵临和兄弟赵钦先后被封为成阳侯与新成侯，赵氏一门大得荣光。然而，在外戚势力逐渐膨胀的西汉中后期，勋戚霍氏、许氏、王氏等先后秉掌朝政，人少族微的赵氏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因而，飞燕的后宫专宠并没有对朝政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微贱的出身还为她能否固宠罩上了一层阴影。入宫不久，她就把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成帝做婕妤，通过妹妹并宠做保障，弥补家族势力的不足。
自从赵合德进宫后，成帝便渐渐把心思移到她身上。这是因为，合德不仅姿容出色，肌肤雪白、光滑，而且性情温柔，比起飞燕来，更有西汉昭明铜镜一番魅力。成帝称合德的怀抱是“温柔乡”，并感叹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喻汉武帝好神仙）。”成帝让合德住进了昭阳宫，并满足她的挥霍欲望。成帝日益宠信合德，同时，对飞燕的恩宠逐渐衰落下来。自然，由于飞燕与合德是一对亲姐妹，成帝便不好过分地冷落飞燕。
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即以新宠的骄姿，挟赫赫威势向许皇后、班婕妤二人发动进攻，一场新旧之争遂在后宫展开。
飞燕争宠自许皇后被冷落以后，一连三年日蚀，朝臣们将这“阴盛”之象，归咎于王氏专权，而王氏的党羽谷永却将矛头移向许皇后，说是由于她“失德”造成的。于是，许皇后的“椒房掖廷用度”被减省了，甚至连皇帝的面也见不上了。许皇后一肚子怨气无从发泄，她的姐姐、平安侯夫人许谒想出了一个拙劣而愚蠢办法，就是在背地里装神弄鬼，恶毒诅咒车骑将军王音和后宫中一个有身孕的王美人。此事很快被王氏家族掌握，汉金兽头形空心杖首。
第二部分酒色侵骨的汉成帝
但他们觉得最好由别人揭发。而揭发的最佳人选是赵飞燕。结果，在赵飞燕入宫的当年十一月，赵飞燕替王氏家族跑到前台做了揭发，许谒等人被处死，许皇后被废黜，许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被流放。赵飞燕在控告许皇后的同时，把班婕妤也一并捎上了。但由皇太后出面保了下来。
皇后的位置空缺，赵飞燕就闹着让成帝立她为皇后。可是成帝册立赵飞燕为后的想法，遭到了皇太后王政君的阻拦。后由淳于长从中斡旋，赵飞燕才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淳于长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姐姐王君侠的儿子，与王莽是亲表兄弟。淳于长跑到王政君面前以立赵氏为后，不会构成对王氏家族专权的威胁这个理由打动了王政君的心，终于点头首肯。永始元年（前16），立赵飞燕为皇后，同时晋赵合德为昭仪，又把昭阳殿赐给她一人居住。为了感谢淳于长斡旋之功，成帝赐淳于长关内侯，不久又封为定陵侯。
燕啄皇孙成帝为了取悦新皇后，令工匠在皇宫太液池建造了一艘华丽的御船，叫“合宫舟”。一天，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皇后的两只脚不肯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作掌上舞”的佳话。
正当赵飞燕沉浸在母仪天下的荣华与威势之中时，双脚却已踏上班婕妤的老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做皇后竟是宠极爱歇，忌深情疏，而夺她所爱的，正是自己的妹妹赵昭仪。赵合德与赵飞燕从小一起长大，对姐姐十分尊敬，在成帝面前为她百般回护，因而飞燕的地位并未因皇帝移宠而动摇。开始时，心高气傲的赵飞燕，不愿与残漏寒蛩作伴，不甘心遭遇冷遇与漠视。她听说皇帝爱窥视赵合德汤浴，自己西汉铁戟也如法炮制来请皇帝观瞧。为了复宠，她甚至谎言过自己怀孕，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汉成帝始终没有儿子，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皇帝无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朝堂上下无不忧心。赵氏姐妹专宠十余年，久无子息，也深深地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忧，但姐妹二人始终没有生育的征兆。
飞燕知道，要想永保皇后的桂冠，必须生下一个儿子，继承帝业。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为了增加生育的机会，也为了打发寂寞难挨的时光，她常趁成帝夜宿合德处，秽乱宫廷，招引一些多子的少年侍郎、宫奴与她奸宿，希望怀孕，但并未成功。
西汉“蕃禺”铜鼎赵氏姐妹自己不能生育，也不许别的妃嫔生育。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成帝的孩子，临到生产的时候，赵合德命中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姬，取走了婴儿。那婴儿被乳母张弃抚养了11天，即被宫长李南持诏书取走，不知下落。后来，后宫的许美人也怀孕了，成帝暗中派御医去探视，又送给许美人三粒名贵的养身丸药，做保胎之用。许美人生了儿子以后，赵合德知道了，大哭大闹了一场，最后胁迫成帝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赵氏姐妹的残忍令人发指，而汉成帝的昏蒙也无以复加。当时有讥刺赵飞燕童谣道：“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绥和二年（前7）三月，酒色侵骨的汉成帝在赵合德的怀抱中暴死，孝元王太后与大司马王莽“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合德畏罪自杀。四月成帝养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安葬成帝于延陵（今陕西咸阳市东）。
第二部分刘骜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骜 出生：甘露二年（前52）
属相：蛇卒年：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
享年：46岁谥号：孝成皇帝
庙号：无陵寝：延陵
父亲：刘奭母亲：王政君
初婚：19岁配偶：9人，皇后许氏、赵飞燕
子女：无继位人：刘欣（哀帝）
最得意：“温柔乡”最失意：皇后飞燕有外遇
最不幸：暴死最痛心：燕啄皇孙
最擅长：酒色
第二部分孺子婴
居摄元年（6）——初始元年（8）
西汉十二帝，有一帝到底指谁？历来说法不一。
高后吕雉说。她临朝称制，《史记》有《高后本纪》，《汉书》有《高后纪》，都按皇帝待遇，但有名无实，是“后”不是“帝”，因而不算一帝。
更始帝刘玄说。可是中间隔着“新莽”时期，西汉早已灭亡，而且并未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政权，因而也不能算西汉一帝。
刘婴说。初立时只是两岁的孩子，在位3年，始终没有正式即位，从没戴过皇帝的冠冕，但毕竟在位三年，西汉王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所以刘婴为西汉的末代皇帝。
刘婴，生于元始五年（5），属牛，是汉宣帝的玄孙，楚孝王刘嚣曾孙，广戚侯刘显之子。平帝被毒死后，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为太子，史称“孺子婴”。由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摄。9年，王莽称帝，改国号新。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
假皇帝和真太子
平帝死后，王莽感到自己当皇帝的条件还不具备，就决定再立一个傀儡。王莽借口这些人与平帝都是兄弟辈份，不好做继承人。于是就王莽像
从宣帝玄孙中，选择最年幼的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继承人。老谋深算的王莽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要行使皇帝的权力，总要编造个理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果然有人给编造了符命图谶。
白石符命在迎立刘婴即位的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发现一块上圆下方的大白石头，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血红大字。王莽指使群臣把此事禀告给太后王政君。
西汉栈车年愈古稀的太皇太后虽然重用娘家的人，但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社稷江山，她没有料到王莽竟然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不禁气愤至极，给予严厉斥责。
这时，王莽的叔伯兄弟、太保王舜却告诉老太后，现在已没有办法能阻止王莽这样做了。最后，元后王政君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按王莽等人的意思下诏书：“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
居摄践祚居摄，是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践祚，是“即位”的意思，多指帝王而言。古代庙、寝堂前两阶，主阶在东称祚（一作“阼”）阶。祚阶上为主位，因称即位行事为“践祚”。元后已经同意王莽居摄，群臣就从《尚书》和《周礼》等古籍中寻找周公居摄时的规矩，然后提议王莽居摄的形式。主要内容是：“服天子之服，用天子仪仗，如天子南面朝见群臣，处理政事。出入之际要戒严，臣民在其面前要自称臣妾，一如天子之制。举行祭祀典礼之时，赞礼者要称其为‘假皇帝’，臣民应称其为‘摄皇帝’，其自称应为‘予’，其公文应称‘制’。”以上内容与“真皇帝”相比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最后一条是对元后的惟一安慰：“其朝见太皇太后、皇后则仍用臣礼，所居之处，如诸侯制度。”
第二年（6）正月，王莽正式就任“假皇帝”。他为了表示是西汉帝国的真正主宰，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改元，称居摄元年。第二件事，到南郊祭祀天帝，到东郊迎接春天，在明堂举行大射礼。西汉彩绘陶载人鸟
这些过去都是皇帝主持的事，如今理应由孺子婴负责，但他只有两岁，便均由王莽主持。第三件事，在三月己丑日，尊年仅17岁的平帝皇后，也即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立汉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假皇帝”与真太子不同族不同姓。
王莽做摄皇帝，是外戚专权的必然结果。从此，王政君作为维护刘氏政权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假皇帝”还是“摄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实际上王莽此时的权势早已超过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婴了，只是没有宣布改朝换代而已。
第二部分权臣篡汉和西汉灭亡
王莽三月立孺子婴为太子，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子弟的不满，他们彻底识破王莽假仁假义的面具，有70多位朝臣和地方官吏，或告退，或隐亡，表示忠事刘汉而不为王氏朝官。
两次发难王莽虽然对刘姓贵族极尽拉拢、防范之能事，但首先发难的还是刘姓宗室。安众（今河南镇平县东南）侯刘崇在四月起兵反抗，但不久就失败了，刘崇战死。
居摄二年（7年）九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再次发难，举起反王莽的大旗。翟义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断绝汉代的江山社稷，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各郡国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在古代，正统观念往往起着支配的作用，所以后来反对王莽的农民起义军，大都拥立刘姓宗室子孙做号召，如刘玄、刘盆子等。
面对起义军的壮大，摄皇帝王莽寝食不安，昼夜抱着年幼的孺子刘婴哭泣，并祈求神灵保佑，宣布等孺子长大成人后，就主动辞职回家休养。
王莽一面担惊害怕，一面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起义军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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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叛乱后，王莽更是踌躇满志，他一改昔日谦恭有礼的儒者风范，而以一个盛气凌人的军事强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小臣工面前。胜利让王莽有恃无恐，加快了当真皇帝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王莽的毁灭。
铜匮命符翟义等反叛者相继毁灭，使王莽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这一定是“天命”所归！王莽要去掉头上的“假”字当真皇帝，要靠符命。所谓“符命”就是编造的“天符之命”或者“圣王受命之符”。于是，各地便纷纷造符瑞来投其所好，急其所需。
王莽借着各地的“符命”，提出要把“摄皇帝”中的“摄”字去掉；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8）。太皇太后不得不同意，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
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径，初始元年（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就加紧制做铜匮（铜匣子），装了两条书简，一个简册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简册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其中的“某”指汉高祖刘邦，这个“黄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传位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当大官辅佐。哀章将此铜匮献给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禅位。回去坐在未央宫的前殿，登上真天子宝座，把国号改为“新”，把十二月初一作为始建国元年的正月初一。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
历次改朝换代，最可悲的是末代皇帝，孺子婴连个皇帝的名号也没混上，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饱受“假皇帝”王莽的摆布、戏弄，5岁时就成了亡国之君。王莽封孺子为“安定公”，并将平原郡的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等5个县，民万户，地方百里，作为安定公国，在西汉银盒
国中立汉祖宗之庙，世代祭祀。将自己的女儿孝平皇后降为安定太后。王莽封了刘婴，但不准他回到封国，把京城的大鸿胪府改建为“安定公第”，将刘婴关在里面，室内一无所有，又通令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这样，刘婴实际上过着连囚犯也不如的生活。可怜孺子婴长大后，连猪、狗、牛、羊都不认识，话也说不清楚，竟成了一个傻子。
王莽能用不流血手段夺取天下，有以下几个因素：
新莽“始建国二年”铜镜王政君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王政君就没有王莽。王莽代汉的一个偶然因素是成帝、哀帝、平帝都绝嗣无子，皇位继承人由藩入主，而这一切都由王政君决定。而王政君偏偏长寿，活了84岁，使得她成为汉室惟一活着的老祖先，在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影响下，这个天下之母在决定立谁做新皇帝的时候，起到了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王氏外戚专权的结果。王氏集团作为外戚辅政，从王凤开始到王莽止，前后达34年之久，在全国上下、军民之中造成了王氏统治深入人心的有利条件，其势力已成不可摧毁之势。
“再受命”思想的影响。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谶纬之说盛行，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更受命”之说。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灾荒，经济凋弊，所以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人民起义不断。王莽篡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
新莽王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刘玄更始三年（25），平陵人方望等起事，劫取刘婴逃离长安，到了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50里），更始帝刘玄派遣李松等带兵前去攻打，混战中，刘婴被乱兵所杀，时年21岁，不知葬所。
第二部分刘婴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婴出生：元始五年（5）
属相：牛卒年：更始三年（25）
享年：21谥号：无
庙号：无称号：孺子
陵寝：不知葬所父亲：广戚侯刘显
母亲：不详婚姻：未婚
子女：无继位人：无
最得意：立为太子最失意：不如囚犯
最不幸：死于乱军最痛心：王莽篡汉
最擅长：任人摆布
第二部分克定天下（1）
汉明帝刘庄，作为刘秀之子，最能了解其父，评其父皇能上承天命，拨乱反正，让历史走出低谷，使天下得以安定，并一心谋求国家振兴汉光武帝像，是一位“中兴之主”。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光武帝评论甚高，说他“三代以下称盛治”，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甚至认定在夏、商、周三代以后，“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说他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皇帝！
古人对刘秀做出这样高的评价，但刘秀本是没落皇族中的一员，以种田为生，是怎样成长为一代开明君主的呢？近年来，刘秀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成功的刘秀又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人生和政治经验呢？
克定天下
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父亲是济阳县令刘钦，一个哥哥叫刘（yǎn），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汉从成帝、哀帝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尖锐。9年，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但是，王莽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更加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风起云涌。17年，荆州一带（在今湖北省新莽时期的各种货币
）的饥民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发动了绿林军起义；18年，樊崇领导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22年，刘、刘秀兄弟在南阳郡（在今河南南阳市）舂陵乡组织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发动起义。由于刘氏为西汉皇族，所以人们把他们领导的起义军叫做汉军。不久，汉军与绿林军结为联军，共同打击王莽军。
新莽“国宝金匮值万”铜币
从起兵到推翻王莽新政，再到建立东汉政权，再到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刘秀身经百战。其中对刘秀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三次举动。
昆阳之战23年2月，即农民起义联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后一个月，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包围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绿林军的节节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派王邑、王寻两员大将征调了全国兵力42万人，号称百万大军，向宛城进发。队伍路过昆阳，发现驻有义军，王邑、王寻下令围困昆阳。
面对王莽军队的进攻，对于是否能守住昆阳城，起义军将领意见颇不统一。外有敌军压境，内部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刘秀表现出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他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争取其他外援夹击敌军。
趁着敌军尚未合围，刘秀只带13名骑兵从南门突围，到郾城和定陵去调集援军。
六月，刘秀带领援兵来到昆阳城外，他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一千余人，在距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来。王邑、王寻派数千人前来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这时，绿林军已攻下宛城，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并不知道。为了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刘秀故意派人拿着他亲笔写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又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拣到信看后，真的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刘秀亲自率领3000人敢死队，从城西渡水，直扑敌人的指挥中心，消灭敌军的中坚。
昆阳大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给王莽以致命打击。这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掉王莽，推翻新政。在整个战争中，面对号称百万的莽军，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镇抚河北随着刘和刘秀在宛城和昆阳功勋的建树，随着王莽政权的即将灭亡，农民起义军内部争权的矛盾便显露无遗了。刘玄担忧刘、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遂共谋诛伯升（刘字伯升）”。刘与其部下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同被杀。
刘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巨大的压力，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一方面，他为失去一起举兵、一齐奋战、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哥哥，充满悲痛，充满怨愤，史书记载他“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东观汉纪·光武皇帝纪》)；另一方面，他却立即从前线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谈昆阳之功，不为刘服丧，不与刘旧属往来，饮食谈笑一如既往。但他深知，尽管一时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种种矛盾，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另一方面也在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并利用各种机会为摆脱更始政权进而统一天下做准备。
第二部分克定天下（2）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刘秀一方面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在这关键时刻，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冯异，字公孙，颍川人。本为王莽部下，后为汉军抓获。冯异敬仰刘秀的仁德，刘被杀后，唯有他理解刘秀的悲痛，宽慰刘秀节哀；在更始政权对委派刘秀巡视河北出现犹疑之际，冯异又劝说刘秀厚交当权左丞相曹竞及其子尚书曹诩（ｙì），最后才得以成行。来到河北，冯异建议应以“施行恩德”为原则，巡行郡县，处理冤狱，释放囚徒，关心弱势群体。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曾与刘秀同时游学长安。听说刘秀被派往河北，他立即“杖策北渡”，追到邺（yè）城。刘秀见老同学前来，笑着试探他：“难道是为做官而来？”邓禹则坦言：“只希望你能够一统天下，我从中能够效微薄之力，垂名青史罢了。”与刘秀彻夜相谈，建议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激励他“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正当此时，王郎的出现，为刘秀占据河北设置了很大障碍。
《后汉书·光武帝纪》书影（宋刻本）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更始二年（24）初，刘秀只好从真定北往蓟（jì）地，后又慌忙逃离蓟城。在南逃途中，他们不敢进入城邑，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被王郎军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最后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才始脱险境。在信都，刘秀接受了信都太守任光的建议，发布檄文，征发精兵。这样，刘秀终于站稳了脚跟。
四月，刘秀亲自统帅大军包围了邯郸。双方激战20余天，王军被消灭，王郎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削平割据25年6月，刘秀在鄗（hào）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举行大典，登基即位。改鄗城为高邑，定为首都，年号建武，大赦天下，东汉王朝从此建立。
东汉建立之初，绿林军坚守着洛阳，赤眉军占领了长安，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大江南北，社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才刚刚起步，而且任务将十分繁重。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南征北伐，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下面就是他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
25年10月，固守洛阳的绿林军统帅朱鲔(wěi)在汉军围攻下举城投降。刘秀迁都洛阳。
26年，收复洛阳以东及洛阳至长安沿线的豫西地区。
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占领长安。
28年，消灭东方的割据势力刘永。
29年，消灭河北地方势力彭宠，河西的窦融归顺。
30年，消灭淮南割据势力李宪，平定关东地区。
31年至36年，消灭了西北的隗嚣、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芳逃往匈奴。
从22年起兵，到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拚杀了15年！在这15年中，他拚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局面。他死后，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光”是光复汉室、光大汉业，“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他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自从平定公孙述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有一次，皇太子希望听听父亲打仗的有趣故事，光武帝对他说：“古代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战争的事，孔子没有回答他。这也不是你所要知道的事！”他已经坚定了信念，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尽快改变社会面貌。
第二部分重建帝国
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残酷暴虐，怨声载道，最终被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割据诸雄，对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社会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都显得束手无策。
新莽嘉量
既要创业，又要稳定，还要发展。历史已经把责任不可推卸地压到光武帝刘秀身上，刘秀也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个复杂而艰巨的重任。
其实，在建立政权之初，甚至在镇抚河北之时，刘秀已经注意在战争之余，着手进行民心的收拾与社会的重建了。
柔道治国建武十七年（41），刘秀还乡，宴会故旧父老。席间，刘氏宗室的女长辈们都说：“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从不假献殷勤，既爽快，又柔顺，所以今天才能光宗耀祖。”刘秀听后大笑道：“我治理天下，也是想用柔顺之道啊！”
“以柔道行之”，确实是刘秀治理国家的一大特色。
还是在他建国之前出镇河北时，就首先清除苛政，理结冤狱，罢黜贪官，延揽人才，广施恩泽，取悦于民。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
减轻赋税。为恢复被破坏了农村经济，建武六年（30），他就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笃、癃、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
解放奴婢。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要求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和杀害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这个政策针对积存已久的问题，在严重缺少劳力的情况下，免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诏书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尊重奴婢的人格，提高奴婢的地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停止武力。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当政的33年中，除了在建国初十几年时间外，他确实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
东汉“五铢”铜钱
强化皇权除了经济上的恢复，政治上的重建也是东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刘秀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精简地方机构。建武六年（30）刘秀就下诏要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废除地方兵权。刘秀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第二部分汉光武帝刘秀
合理安置功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尾大不掉，甚至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甚至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
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争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台二十八将”，即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yáo)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
刘秀对这些功臣中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加重用，让他们参议国事。如邓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刘秀经常委以重任。刘秀即位，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丰臣侯，食邑万户。建武四年(28)春，邓禹奉命率军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建武十三年(37)，天下平定，邓禹被封为高密侯。
另一方面刘秀对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少治国才干的功臣，不授以实职实权，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优游享乐以尽天年。如马成，在刘秀征讨河北时，他弃官步行，追到满阳才赶上刘秀。他杀李宪，败隗嚣，破河池，平定武都，曾被封为平舒侯、扬武将军，最后被封为全椒侯。再如马武，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但在战斗中却每次都冲锋在前，勇猛无敌，屡立战功。刘秀称帝后，拜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刘秀有一次和功臣饮宴欢聚，他问道：“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邓禹首先说：“我年轻时汉代鸟篆文铜壶曾读书求学，可以做个郡文学博士。”刘秀认为邓禹太谦虚，就说：“你是世家子弟，品德志向都很高尚，何愁不做个掾功曹？”其他的人也都一一做了回答。马武则不假思索地说：“我有勇力有胆量，可以当个守尉，专管捉拿强盗。”刘秀听了，笑着对马武说：“你呀，只要不做贼，不被人逮住，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那就很不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秀与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刘秀仍只是奖功封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
刘秀对这些功臣既督以洁身自爱，又与之其乐融融，难怪清初学者王夫之发出“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的赞叹了！
限制外戚权力。西汉二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后一次是他亲历目睹的。与对待功臣的态度相类，他对外戚也是十分谨慎的。
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冯衍就是其中的一个。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刘秀鉴于西汉外戚交接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得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力倡教化光武帝刘秀是个儒者皇帝。王莽天凤年间，他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因而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便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造就和选拔治国之才。他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这就为他复兴儒学、推行教化准备了条件。
第二部分汉代人骑异兽铜熏炉
兴办学校。他在即位后五年（29）就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选儒生为官吏。刘秀在建国之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立德垂训
刘秀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刘秀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初年，刘秀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种种矛盾、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刘秀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2年的人生、36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谨厚诚信，克勤克俭刘秀9岁丧父，是叔父把他拉扯长大的。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小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镇抚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有人曾献计用水淹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刘秀没有采纳。还有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秀仁厚的性格。起义之初，人们对刘等人的反莽举动怀有恐惧，对刘的性格也怀有疑虑，因而或驻足观望，或“亡逃自匿”，人心摇摆不定。但是，当刘秀头带大帽子、身穿绛红色将军服、仪表堂堂、威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惊讶地议论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才纷纷参加了起义队伍，义军由此得以壮大。
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生活简朴，不事浮华他“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廉政和严政刘秀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为，坚决打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建武十五年（39），刘秀颁布诏书，清查私人所占土地数额、核查户口多少年纪大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度田”。但这一政策却遭到地方豪族势力不同程度的抵制。刚刚提拔为大司徒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代为博士，颇孚众望。但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认真“度田”，并且贪赃千万。刘秀知晓后，立即将他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宫阙，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而死，刘秀仍将他绳之以法。他还下令考实二千石的官吏，有虚假谎报的，一律加以处罚，一下就杀了河南尹等守相十余人。
第二部分广纳贤士，延揽英才
刘秀本来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始归，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第二天又上了一本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刘秀看了，赐了郅恽100匹布，而贬了放他进去的东中门侯的官。洛阳令董宣侦知刘秀的姐姐阳湖公主的苍头（奴仆）杀了人，逃到公主家里。董宣乘公主外出，在半路上抓住苍头并杀掉了他。阳湖公主向刘秀告状，刘秀要处死董宣。董宣大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刘秀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要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董宣也不答应。刘秀要武士们将董宣按倒在地，董宣双手撑地，拒不磕头。刘秀笑着称董宣为“强项令”，并赐钱30万。京剧中有一出戏叫《强项令》，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刘秀是个“谨厚”之人，谨厚的性格使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刘秀还是个英明之主，英明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采纳众臣的谏议，从而改正自己的过失。
一次，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刘秀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择善而从，虚心纳谏，使得刘秀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使得刘秀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广纳贤士，延揽英才。王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各路英豪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人才，各层智士也用疑虑的内心选择着主人。正如马援与刘秀初次见面时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而如何对待人才，不仅表明了君主的贤与庸，而且关系着事业的成与败。
在初到河北的时候，刘秀就采纳邓禹“延揽英雄”的建议，开始制定人才策略，聚集人才。称帝之后，刘秀继续贯彻人才政策，为政治中兴与经济恢复提供保障。刘秀政权中的人才十分广泛。从区域结构上，遍及各地，“云台二十八将”有11人来自南阳，17人来自颍川、上谷、扶风、东莱、巨鹿、渔阳、信都等地；从人才来源上，云集各类，有的是与他同举义旗的，如邓晨、李通等，有的是投奔而来的，如邓禹、王常等，有的则是从敌对营垒中争取来的，如冯异、窦融等；从社会层次上，包罗万象，如吴汉曾是“贩马自业”的小商贩，王常是出身卑微的布衣，卓茂则是精通经学的儒生。
诚信相待，用而不疑。24年，刘秀攻破邯郸，诛灭王郎，缴获一大批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各州郡将吏与王郎互通的书信，但刘秀无意拆看，立即召集众将，把这些文件当众全部烧毁，并宣称“令反侧子自安”。破铜马时，刘秀对来降的铜马将领厚加礼遇，并封为诸侯，这些人心存疑惧，于是刘秀又让他们仍回原部，统领自己的军队。刘秀亲自骑马巡视各部，这些将领都感慨道：“萧王（刘秀曾被更始帝封为萧王）推赤心置腹中，安得不效死乎！”冯异本为王莽任官，刘秀却信而不疑。由于冯异为人正直，办事沉稳，不邀战功，诸将论功时“独屏树下”，人称“大树将军”。后被拜为征西大将军，长期率兵镇守关中，权威特重。有人造谣中伤，说他要当“咸阳王”。冯异知道后，上书请求辞职。刘秀则不信谗言，下诏抚慰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彻底打消了冯异的疑虑。
刘秀之所以在反莽斗争中异军突起，逐步发展，建立东汉政权，最后统一中国，并创造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与他对人才的重视、信任是密不可分的。
废立皇后，当机立断在是非、优劣之间，在选择定夺面前，刘秀能当机立断，果敢决策。这在他处理废立皇后的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刘秀最初娶的是阴丽华。阴氏为新野大族，丽华从小知书达礼，而且美貌远扬。刘秀到新野听说了阴丽华的美貌，在长安看到皇帝仪仗队中手执金吾的侍从官的威仪，禁不住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帝元年（24），29岁的刘秀与阴丽华终于喜结良缘。
婚后，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征讨王郎时，真定王刘扬聚兵10多万，听命邯郸王郎，不肯归附刘秀。刘植亲自前往劝说刘扬，刘扬勉强同意，却提出与刘秀结亲的条件。刘扬有一个外甥女叫郭圣通，欲为其择一良婿。于是更始帝二年（23），刘秀令刘植为媒，执雁赍金，送作聘礼，择日亲往真定郡迎娶郭圣通。
刘秀称帝的第二年，议立皇后。他认为阴氏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之为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王家，坚决辞让。结果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但刘秀对阴氏始终念念不忘，一直非常宠爱，这便使得郭皇后对刘秀“数怀怨怼”。这种怨怼之情明显违背了刘秀倡导的“宫教”，再加上郭皇后不能同宫内其他妃妾友好相处，也不能很好地抚育其他妃妾的子女。刘秀于建武十七年（41）一纸诏书废除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尽管殿中侍讲郅恽等曾经进言慎待皇后，刘秀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后来，刘秀又同意了太子刘强的请求，废止刘强太子，而立阴丽华的儿子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阴丽华后被称为光烈皇后。
56年，刘秀已经做了30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二月，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四月，回到洛阳后立即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称“建武中元元年”，以志纪念，并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
第二部分刘秀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秀出生：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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