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咸丰的才华、能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较奕訢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德人品更远胜奕訢，即位前期甚至赢得了“小尧舜”的褒称。
咸丰即位之初，非常偏爱和重用奕訢。清制亲王不准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渐开专擅之端”，咸丰打破祖制，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时奕訢才二十岁。但奕訢果然“恃宠而骄”、恃才傲物，引起咸丰不快。最终在其母封号问题上，兄弟关系出现了裂痕。奕訢生母静皇贵妃自认养育咸丰有功，不满足于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朝思暮想欲封皇太后；奕訢也企图通过生母封为皇太后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实是犯忌之事。不说皇权不宜平添掣肘，祖制也从无嗣皇帝尊养母为太后的先例，故咸丰迟迟不肯松口。
晚清王闿运《祺祥故事》对此有如下记载：
咸丰即位之初，尊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奕言斤则频以封皇太后言之，咸丰默然不应。一次，太妃有疾，咸丰前去问安。太妃正向内而卧，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道：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咸丰知她错了，遂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又一日，咸丰来探病，遇奕言斤自内出，于是问奕言斤太妃怎样了。奕言斤跪泣道：不行了，意待封号而瞑目。咸丰说：哦，哦。奕言斤遂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册礼上尊号。
据实录记载，咸丰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时，她确已染病，奕訢借此要求、或竟迫使咸丰上太后尊号，有一定的可能。但康慈皇太后七日后方去世，太后尊号至少不是在其病危弥留之际所上。后咸丰大为减省太后丧仪，说明尽管他怀念、敬爱康慈如同生母，尊封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在将康慈梓宫安置好后，咸丰恼怒地发布上谕，撤了奕訢一切要职，命他在上书房读书思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清廷实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热河以咸丰和他周围肃顺等人为代表的强硬派；一派是北京以奕訢、桂良等人为代表的现实派。所谓强硬派的“强硬”是可悲可悯的，毋宁称之为“顽固”。咸丰战场上败了，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但他不能放下天朝大国之尊的架子，不能与各国夷酋同居一城，不能接受蛮夷的所谓国书。因此在各国夷酋尚有驻京、尚未言明拒其递交所谓国书的情况下，不能回銮京师，以免夷人再来挟制，又致出京。肃顺等积极拥护咸丰的决定，为解其闷，并召升平署人员分批到避暑山庄承差唱戏。其更有一深意所在，不回銮，即为他们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留守京城的奕訢、桂良等王公大臣则希望咸丰尽快还宫，以定人心，并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咸丰一再推迟回銮时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纷纷上疏痛劾端华、肃顺等“茔惑”皇上。肃顺等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城的恭王等人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欲图谋反。
咸丰与奕訢的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奕訢同洋人频繁接触后，认为其与以往蛮狄大不相同，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可以遣使通好，借师助剿，视为共讨“发”、“捻”的“与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并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还执意要去掉“通商”二字，欲统揽所有军国大事，明显有另立军机之嫌。所有这些，都是三人联名封奏，廷臣普遍回应，可见奕訢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势力。肃顺等更密陈，巴夏礼被释放前曾劝奕訢自登大位；《北京条约》画押前，夷人提出让王公大臣跪迎奕訢以试探人心向背等。
可以看到，辛酉政变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以慈禧通过政变上台的历史偶然表现出来。
另有史家认为，辛酉政变中慈禧一方成功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赞襄政务八大臣虽奉有咸丰帝的煌煌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八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示出来。
失败的母亲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二十六日，同治十七岁，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不到两年，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同治病危，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
同治帝（1856年—1875年），姓爱新觉罗，名载淳，咸丰帝独子。在位十三年，年号同治，死后庙号穆宗。同治帝是清朝最后一位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一位史家说，同治的时代被时人誉为“中兴”，而中兴的辉煌事业却与同治无缘。同治一生都隐匿在其母慈禧的裙幅背后，属于他的只有一段可悲可叹无可奈何的风流故事。
同治六岁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除了读书、成长，锦衣玉食，同治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权欲熏心、志大才高的生母慈禧全副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国家大事上，完全忽略了同治的存在。也许她以为她给了儿子生命；她为了儿子皇位的稳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发动了辛酉政变；她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为儿子铺路……但她远远离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仅仅在于她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关心和看顾儿子，更在于她将儿子物化成了作为大清国家标志和符号的一个皇帝，以相应的标准衡量和对待他，特别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施恩者的姿态对待他，难得笑脸相迎，总是板着面孔、恨铁不成钢、无穷无尽地说教、苛求和训斥。
同治理所当然地投向了温柔慈爱的慈安，对她孝顺孺慕，如同亲生母亲。对慈禧则敬畏有加，暗暗滋生了越来越强的逆反心理。
同治与慈禧第一次公开对着干，是擒杀安德海。安德海原籍为历史上的太监之乡——直隶南皮，早年自宫入内当了太监。他机灵乖巧，擅长溜须拍马，没几年便得到慈禧的喜欢，成为慈禧心腹。辛酉政变时，他行苦肉计，回京传递两宫密信，成为铲除肃顺一党的“功臣”、慈禧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后，安德海仗势骄狂跋扈，“渐干国柄”。他屡进谗言，使慈禧夺了奕訢议政王之权；又笼络朝野，招降纳贿，使文武百官奔走于其门下，势焰骎骎，有如明朝权宦魏忠贤。同治最讨厌安德海那种小人得志的下贱嘴脸。安德海狐假虎威，竟成心当着慈禧，用教训的口吻劝导他好好读书，还派人监督他，将他的一言一行全都报告给慈禧。同治曾因事斥责安德海，安德海转身便到慈禧那里告状，使慈禧责罚他，让他益加痛恨。同治年龄渐长，情窦初开，喜欢上慈安宫里的一个宫女，那是青春期男孩的一种炽烈、清纯的情感。安德海为讨好主子，将此事添油加醋密告慈禧，说皇上为了那个宫女，三天两头往那边跑，所以来这边的次数越来越少，读书也不上心了。还说，此风不可长，皇上长大了，什么都由着自己性子来，将来可怎么得了云云。慈禧听了火冒三丈，立即移驾慈安宫中，拉下脸儿说了一番大道理，将那个宫女指婚发出了宫。同治又气又痛，对安德海恨之入骨，经常在宫中用刀砍小泥人的头，边砍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小安子！”
同治八年（1868年），同治已十四岁，两宫皇太后颁旨为他筹办大婚。安德海向慈禧讨了到南边采办大婚物品、监制龙衣的差使。这事非同小可。清朝入主中原后，鉴于历朝宦官干政的流弊，在宫中立下铁牌，严禁内监过问政治、交接外朝，不准出京，如有违反，一律处死。安德海仗着慈禧的喜爱，仗着自己替主子做过大事，根本没把清朝的祖制家法放在眼里。他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带着诸多随从、远近亲戚、买来的老婆、保镖、女乐、僧人，载了十几大车的箱笼物什，浩浩荡荡出了京城。在通州上船，共计大平安船两艘、小船五六艘，大船船头挂一面“日形三足乌”大旗，取“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之典，一路招摇，进入山东。不料，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勘合、假传圣旨、擅自出京并搜出十数箱珍宝及外官请托密函为由，一举拿下。同治早就等着这一天。他兴奋不已，觉得此次杀安德海有十分把握，母后慈安、六叔恭王、军机大臣肯定都会支持。丁宝桢的折子到时，慈禧恰巧受了点凉没到养心殿，这折子便被同治一把抓到手里。他命人请六叔恭王带军机处、内务府的人一齐来，又去找慈安来听折子。随即，同治将此事知会慈禧。道：小安子胆大包天！我见额娘休息未起，赶紧传了六叔、军机处和内务府的人来商量怎么办，然后赶来请旨……慈禧一听脸色大变，刚要发作，同治又急道：额娘息怒，犯不着为这混账东西生这么大气！这混账东西不说为额娘争光，反倒给额娘脸上抹黑！不收拾他，倒像咱们没有祖宗家法似的，额娘千万别气坏了身子。慈安也道：妹妹别着急，不是有顺治爷留下的规矩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小安子自找，让咱们白疼了他！于是，安德海人头落地。慈禧咬碎银牙往肚里咽。
同治与慈禧第二次公开对着干，是选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两宫皇太后主持为同治挑选后妃。经过反复筛选，只剩下了四位，刚好是一后一妃二嫔之数，关键是位次如何排。本来说好，主意由皇上自己拿，但十七岁的同治还是要听两位皇太后的意见，而两位皇太后的意见却不一致。慈禧中意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出身满洲正黄旗，端庄秀丽，更重要的是性格柔顺，小同治三岁。慈禧喜欢老实听话、低眉顺眼的儿媳，可减少婆媳间的矛盾和摩擦，在迎合自己心意、顺从自己指使的前提下，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慈安则中意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琦的长女阿鲁特氏。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不很出众，还长同治两岁，但雍容端庄，气质高贵，娴熟诗书，德才兼备。俗话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同治即将亲政，但他毕竟只有十七岁，需要一个稳重、有主见的贤内助统率六宫，如果比皇上还要年少柔弱，这一双孩子如何挑得起重担呢？还有一层，这阿鲁特氏是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端华身后无子断了香火，况其获罪因肃顺而起，慈安总有怜悯、不忍之情。同治本人原没有什么定见。但他知道若要选色，皇帝定制六等妃嫔，将来还有的是机会，皇后则不同。亲政在即，届时自己一个人掌管天下，若娶个比自己还没主意的小媳妇，岂不还要为后宫多操一重心？他听说阿鲁特氏是个才女，长相二等，德性一等，隐隐有了一定的倾向。慈禧、慈安的做法也不同。习惯于事事做主、特别是为儿子做主的慈禧，自认自己是生母，给儿子挑媳妇是天经地义之事，自信自己完全是为儿子好、尽心尽意为儿子考虑，儿子没有理由不听自己的，她没有想过儿子的想法和感受，也没有想过要了解儿子的想法和感受。慈安则把儿子的想法放在了首位。她专门绕到同治的住所，问儿子的心意，和自己一样最好，不一样也别事到临头难为他。不料儿子的思路竟与自己不谋而合，欣慰之余，她感到儿子确实长大了。
正式选定后妃之前，慈禧当着慈安的面，以不容争辩的教训口吻叮嘱同治：立后是大事，皇帝须好生考虑。这四位姑娘，凤秀的女儿是满八旗世家，当年乾隆爷孝贤后就是富察家的女儿。论家世、论人品都是没得挑的。崇琦的女儿相貌平常，大你二岁，且是蒙古八旗。自康熙爷到现在二百来年，皇后都出在满洲世家，这个例儿可不可以破，你可想好了。同治逆反之极，几乎立刻就作出了对着干的决定。慈安瞧了出来，知道大事不好。她了解慈禧，谁要负了慈禧，这辈子再甭想过好日子。慈禧必定会迁怒同治所选之皇后，后宫将永无宁日。
正式选定后妃的程序，是设一铺明黄色桌围的御案，案上放一柄如意、一对大红彩缎荷包、两对镶黄边绣鸳鸯的荷包，作为皇家的定亲信物，由皇帝亲手将其分别交到中意的候选者手中。其中如意代表皇后，大红彩缎荷包代表妃，镶黄边绣鸳鸯荷包代表嫔。候选者接过定亲信物就算定了终身，只等着大婚的日子迎进紫禁城了。两宫皇太后与同治就座后，四位名媛被引导进来，请完安后侍立一排。慈禧拿起如意，郑重地递给同治，又一次加重语气叮嘱道：皇帝，你可想好了，瞧中了谁，便把如意给她吧。同治答应一声，双手接过如意，转身径直走向阿鲁特氏，毫不犹豫地将如意给了她。慈安赶紧拿起大红彩缎荷包递给同治，一面向他示意凤秀之女。同治会意地接过荷包递了过去。又分别将另外两对荷包交给了余下的两位姑娘。选妃结束。阿鲁特氏成了大清第十代皇后。
一位历史学家曾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慈禧当时的感受，征引如下：
慈禧突然觉得，天地之间有个什么东西塌了下来。不偏不倚，一下砸在她的心上。一股热血从心底里冲了出来，像奔突的烈焰刹那间便填满肺腑胸间，然后往上一下子涌到了脑门。左额头的青筋不由得猛烈跳了起来。她突然看不清眼前所有的东西了，皇上、名媛、命妇、太监们全成了一片血晕，血晕之中的儿子突然变成六岁时的模样，咧着嘴笑着，伸着手向自己走来，走到一半，突然调头向慈安走去了……转眼又变成刚刚生下的婴孩，张着嘴，不知是哭还是笑……
有好几天，慈禧心里都是凄凄凉凉的。人都说儿子是自己的亲，可是自己要强了一辈子，偏偏是自己的儿子不给自己争气，连平民百姓娶媳妇嫁女都是凭父母一句话呢，何况自己是掌管天下的皇太后。居然管得了天管得了地，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这多让人伤心。更让人伤心的是，儿子竟听慈安的话。平日听她的也罢了，毕竟是她把他从小抱大，脾气又比自己好，也就不计较了，可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听她的。传出去叫自己多没面子，不跟没有儿子一样了吗？十月怀胎，那辛苦谁能理解，生孩子时受的苦痛谁能体会！这往后，大事小事都听她的，那自己还有什么意思。不成了摆设！眼看着立后完了就是亲政，他们两人要是拧成了一股绳，凡事不听自己的，再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局面抛到一边另搞一套，岂不寒心！到时候自己靠边站了，连话也说不上了。那不得活活气死！
……她本能地站到了儿媳妇的对立面。她嫉妒这位状元女儿的才华，嫉妒她的出身，嫉妒她可以入大清门、行御道。这是唯有册立中宫的皇后才有的特权，而这一切对慈禧来说都是永远不可能有的……也许换一个婆婆娶了这样一个体面的儿媳会高兴得发疯，可慈禧一点都不高兴，她不允许这世上有比她更尊贵的女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中，同治大婚。五天之后，两宫皇太后颁布懿旨，命钦天监于翌年正月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大典。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两宫撤帘，同治亲政。
同治亲政的一年多中，他似乎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修园，一是冶游。修园，本出于孝心，想为两宫皇太后营建一方颐养天年的乐土，一方面安慰归政后落寞无依的可怜母亲，一方面稍稍转移母亲的恋权之心。冶游，则出于逆反之心。同治对后妃本无所偏心，慈禧却延续选妃时的矛盾，固执地偏向位于第二的慧妃，几次三番、无端地讽劝皇帝广沛甘霖，“眷顾”慧妃，同治索性发狠不召任何一位妃嫔侍寝，独宿乾清宫。然同治毕竟年少、不耐寂寞，加之修园为贪官所骗，朝上亲王重臣哭谏，朝下两宫太后数落，他自卑到了极点、心烦到了极点，于是破罐破摔，听从佞臣宵小的教唆带引，微服冶游，放荡于琉璃厂、八大胡同、茶园酒肆、青楼妓院，狎邪淫乐……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同治病了。前因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群臣激烈反对，修圆明园改为修三海（北海、中海、南海）。这一天，同治亲行巡视三海工程还宫后，自觉不适，本以为劳累所致，稍息即愈，不料竟发起烧来，太医院用药无效，一连三日不退。第四日，同治耳后颈项四肢出现了大批丘疹。侍候于旁的太医院首领庄守和、李德立惶惧战栗地在脉案中写下了沉重的两个字——“痘症”。
“痘症”便是天花，是清人畏之如虎的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传播迅猛，危害极大，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办法，只能听天由命。染病之人畏寒高热，全身出痘，汇浓溃烂，绝大多数死于非命，只有极个别人靠自身抵抗力扛过去，落一身痘痕（俗称“麻子”）。为预防此病传播，清朝特别按“已出痘”、“未出痘”的标准划线，规定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朝觐的方式、地点和时间，并规定居京出痘者全家迁出郊外等。但防不胜防，仍有大量的人染此病丧生。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即因患天花而亡，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脉案呈上，懿旨即传，命宫内外照旧例供奉痘神、张灯结彩、花衣悬红，民间百姓禁炒豆、禁当街泼水……同时，经过几天酝酿，两宫再次垂帘。
同治悲凉失落至极——亲生母亲总以权力为重，并不顾自己的儿子患了要命的病症。尽管如此，同治的病症却逐渐平稳见好。痘症最忌痘发不透，痘毒内陷，同治则满头满身的痘都饱满成熟、出了脓头，这标志着痘症最险的关口已经闯过，如不出现大面积感染，就只等结痂痊愈了。然而不料，十一月十九日后同治病情突然转危，“湿毒承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头顶、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六天后，腰部溃孔与臀部脓疮连到一起，溢出的脓每天多达一茶碗。十二月初五，同治病故。
各种传闻立刻不胫而走，最多的是：同治并非死于痘症，实是死于梅毒。《清朝野史大观》说，皇后阿鲁特氏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同治深爱之。但“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同治于家庭无乐趣，乃出而纵淫。因害怕臣工撞见，不敢至外城著名妓寮，专觅内城下等私娼取乐，久之毒发。传太医院看视，太医院不敢言，反请示慈禧是什么病。慈禧传旨说，恐怕是天花。于是太医院按天花治，无效，同治躁怒，骂道：我没患天花，为何以天花治！太医院说，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乃不言，恨恨而已”。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时太医院御医李德立的后人说，他家相传，同治皇帝患的是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按痘症治。其大曾祖李德立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痘症。慈禧大怒，将头上钿子掷下，大曾祖即摘帽磕头到地。另有一种说法，是说同治病重时与其师傅李鸿藻及皇后阿鲁特氏相商，口授了立嗣及防范慈禧专权的遗诏，李鸿藻慑于慈禧之威，出卖了同治，将遗诏笔录交给了慈禧，慈禧大怒，立碎之，掷于地，命尽断同治医药饮食，任何人不许入同治寝宫一步。不多时，同治死讯传于外。等等。
从留下的脉案和宫中应对天花的措施（如供痘疹娘娘等）看，同治确实患了天花。而同治微服冶游，也是不争的史实——醇亲王所掌神机营精确指明了皇上私出的时间地点，这就使其感染梅毒之说具有可能性。从同治病势原已好转又转危殆以及临终前的病状看，最大的可能应该是痘症、梅毒两症并发所致。慈禧有无为了保皇家和自己的颜面，故意讳疾忌医，不惜牺牲儿子生命，或竟促其早赴黄泉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慈禧御前女官德龄认为，说同治为慈禧所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慈禧深爱自己的儿子同治，到了“崇拜”的地步。然德龄看到的是晚年的慈禧，又安知这不是伴随慈禧一生对唯一儿子的深深愧疚而产生的忏悔呢？
不管怎样，同治只活了短短的十九岁。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悲剧人物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慈禧。慈禧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可怜的亲生儿子的煎熬中生活。四十多年后，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舐犊情深》记载，每逢同治生辰或忌日，太后均整日静坐，脸上满堆着阴沉愁苦的颜色，眸子里盈满两眶苦泪，回忆同治和他每一件琐事的细节。一次，太后在放置同治遗物的宫殿里一件一件摩挲着那些小袍小褂，口中喃喃对德龄道：“他的仪表的大方和华贵真是人世间所不易见到的”，“相貌的好看，还是不值得称道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孝顺和守礼。”太后心上格外地伤感，好半晌不能说话。“要是我们的孩子还活着的话”，太后又发出和软、怅惘的声音，“我想凭他那样的聪明果敢，必然大有作为，我们的国家在他那样一个贤能的人君的统治之下，也必不致如此糟法！屈指算起来，到今天，他已有五十六岁了。”
悲剧重演
慈禧唯一的儿子同治帝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2日）崩逝。为继续操纵朝廷大权，慈禧选了同治同辈、年仅四岁的载湉即光绪帝继承皇位，然后以皇太后的名义继续垂帘。
光绪的父亲是咸丰七弟醇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亲妹婉贞。四岁的光绪连夜被宫中法驾迎入大内。第二天一大早，又被太监摆布着进出一座座宫殿，拜见东太后慈安，拜见西太后慈禧，拜见同治后嘉顺，最后被带到东暖阁跪拜同治遗体。面对先帝灵床，四岁的光绪号啕大哭，又蹦又跳，以致需好几个太监将他死死按住，才能抑制他“过分的悲伤”。光绪天性文静，这进宫后第一次失常态的大哭，不会是出于“过分的悲伤”，而是出于受了过分的惊吓。恐惧感，为他以后三十四年的与慈禧相处的生活奠定了基调，拉开了他个人性格心理悲剧的序幕。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太和殿举行新帝登基大典之后，被威严宏大的典礼场面、礼乐礼炮、百官拜舞、山呼万岁折腾得惊魂甫定的光绪，跟随两宫皇太后接见他的父亲醇亲王。一见醇亲王，光绪再也忍不住，两步走到父亲身旁扑通跪下，使劲摇晃他的胳膊，哭道：“阿玛，咱们回家……”可父亲连正眼也不敢看他一眼。一种被冷落、被抛弃的孤独感、恐惧感，使他的眼泪如泉水般涌出，终致无可抑止的号啕。
恐惧，是人生最初、也是最深刻的体验。现代心理学认为，恐惧的对象、程度，与年龄和对世界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在陌生的环境中，特别是三四岁的小孩，非常容易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一般情况下，人的恐惧感产生在一定环境内。事过境迁，恐惧感消失，心态逐渐恢复平衡。然如一个人对特定的境遇产生了难以克制的恐惧并伴随极度焦虑和回避行为，则证明其患有恐惧症。
光绪是在幼年受到惊吓，产生了恐惧。恐惧严重损毁、抑制了他性格、心理的正常发展，经过时日的强化，逐渐转化成抽象恐惧即对任何事物都惶恐不安的恐惧症。光绪从小的恐惧，正是慈禧带来的。与同治一样，慈禧的阴影笼罩了光绪的一生；也与同治一样，在光绪心中，慈禧是有恩于己的母亲，这就使他的心灵扭曲矛盾，有负罪感。慈禧与同治这对母子的悲剧，又与第二次垂帘相始终，在慈禧与光绪身上重演了。
同治小时候，慈禧在清宫地位尚不稳固。像她这样必欲出人头地的女人，很自然将全副心思用在了咸丰身上，并不关心养育孩子的琐事。她成功了，代价是丧失了亲生母亲与唯一儿子之间那种特有的亲密关系和影响力。同治怕她、恨她，故意与她作对，反倒与性情随和的慈安亲密得像一对母子。慈禧固然是个性情冷酷的“铁女人”，但她毕竟是母亲，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儿子死后，慈禧非常悲痛。《清稗类钞》载，她曾说：“自此我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正于此时，瘦弱、敏感、年仅四岁的光绪进宫。光绪是她亲妹妹的孩子，长相气质很可能会有与她相似的特征，使她感到亲切。她萌发了重做母亲的想法，试图将小皇帝塑造成自己亲生儿子的化身。
德龄《瀛台泣血记》载，光绪进宫以后，太后反复嘱咐服侍光绪的人天天向光绪灌输：他已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他应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去太后这个母亲，他再没有旁的任何母亲。慈禧则将作为母亲早年未曾给予幼年同治的应有的关怀和照顾，尽数给予了光绪。光绪进宫不久，慈禧便亲自包揽了他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光绪肚脐有病，慈禧天天给他擦洗身子，衣服一日三换；光绪身体瘦弱，慈禧命御膳房合理搭配荤素，每日改换花样，少食多餐；光绪怕雷，每当闪电响雷，慈禧便让他钻入自己怀中，紧紧搂抱着他，拍他入睡……光绪五岁时，慈禧亲自为他启蒙，写纸片教识字，并口授四书五经。后经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闻名遐迩的翁同龢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视察；光绪放学后第一件事是到慈禧宫中向慈禧背诵当日功课。每个女人都有母性，面对幼小单薄的光绪，很难断言慈禧内心不会涌动温柔的波浪。
一位学者用人格心理学分析慈禧和光绪。他说，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范畴：生本能和死本能。一个人如果有杀人欲望、崇拜暴力、虐待狂倾向，憎恨生活，希望回到无知和原始生活中，把人的价值视为物的价值，即表明这人的死本能占了上风。用弗洛姆的话说，这人具有“恋尸定向”。恋尸定向者的基本作为是控制别人，在控制中摧残生命。慈禧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恋尸定向的女人。她对光绪的怜爱与关注目的很明确：切断其同生身父母的情感纽带；在他心中树起慈禧是他实际母亲和绝对权威的形象。所以，她虽然没有采取明显的方式伤害光绪，但却软硬兼施，控制他。她多年不让他回家，不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其母曾多次带着光绪喜欢吃的零食进宫看望，不准，母子唯有号啕。直到多年后其母病危之时，光绪才获准回家探望。她还每日通过跪安向光绪显示威严。无论光绪从课堂里回来还是从温和亲切的东太后那过来，无论他兴高采烈还是踌躇满志，每天都有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战战兢兢来到慈禧的处所，下跪请安，面对一张威严死板的面孔，听凭一个自我无法抗拒、至高无上的威权发落。慈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没料到她越是性急粗暴地想制服光绪，光绪就逃得越快。光绪首先感到的是恐惧，被每日必有的惩罚吓破了胆。跪安时自然流露出来，慈禧见了更气，更要发泄她的虐待欲，少不得讽刺、呵斥，甚至责打。太监也落井下石，对之进行恶作剧般的刁难。小孩恐惧感本来就强，对温和与凶恶的分辨既清晰又敏锐。光绪自幼瘦弱，又有些神经质，眼前这个凶恶的女人，使他产生毛骨悚然的强烈恐惧感，天天必见的强化，又发展成了抽象的恐惧亦即恐惧症。据载，后来光绪不但到慈禧处跪安时浑身发抖，甚至听到锣鼓、物体碰撞声、吆喝声也心惊肉跳，被称为“小胆天子”。
光绪在少儿时本与慈禧心有所隔，于是更加内向和懦弱。不断遭受的讥讽、白眼、惩罚和虐待，损毁了他的自信心、扭曲了他的性格。自卑、缺乏能力、没有自信伴随了他一生。但皇帝的地位，使他虽然懦弱却有极强的尊严感。光绪对慈禧本能地反抗，最积极的反抗行为便是发奋读书。他走路时、睡觉前都在背诵圣贤之书。慈禧赞他“实在好学”。老臣一致认为他是嘉道咸同以来最勤勉的皇帝。他以发奋读书、确立发展自我、成为有道明君的方式反抗慈禧的虐待和摧残，这就使他行为的另一极是更深重的内疚——不自信、犹豫不决、行为常猝然中止。因而他始终底气不足，做不到使自己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和慈禧一决雌雄、至少构成反向威胁的地步。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尚在进行期间，慈禧与奕譞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及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等人，醇亲王奕譞“遥总其成”，史称“甲申易枢”。慈禧去掉了政敌，奕譞以为此举为光绪亲政铺平了道路。实际并不尽然。史载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用事，聪颖弗逮其兄訢，爽劲过之”，但他在慈禧面前却只会唯唯诺诺。他从内心希望光绪早日乾纲独断，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却又不敢以此触犯慈禧利益，反而对其一味迎和，留下了许多后患。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颁布懿旨，宣布明年为光绪举行亲政典礼。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光绪的控制，慈禧又强行将自己弟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皇后，“一则于宫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立后过程，众所周知。慈禧安排了一个由皇帝自选的场面——在她的监视下，让光绪在瞬间从五位女子中选择终身伴侣。五位女子中有慈禧之弟桂祥的女儿，她略显高大，皮肤白晳，长脸尖颌，朱唇皓齿，只是有些倒挑眉；江西巡抚德馨两女，细挑身材，袅袅婷婷，粉面桃腮，大眼睛顾盼生辉；礼部左侍郎长叙两女，年长的举止落落大方，年幼的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是根本性的，要他当着慈禧的面，立刻于不知底细的陌生女子中选择决定自己终身幸福的妻妾，显然过于艰巨，更加加重了他的心理压力，激化了他内心的矛盾——既想获得幸福，又不想招致慈禧反对，而且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慈禧将如意交给光绪，以热切的目光高深莫测地扫过光绪的脸，重复着当年对同治说过的话：皇帝，你可想好了，瞧中了谁，便把如意给她吧。光绪脸一红，口称“儿子的婚姻大事，但凭皇爸爸做主”。慈禧微笑着点了头，却故作开通之态，几次三番鼓励光绪自选。光绪从将信将疑到有些信以为真，脸更红，迟疑了一下，向德馨那对美丽娇艳的姐妹花走去。正在这时，慈禧在光绪背后以气急、责难和威严的口吻大叫一声：“皇帝！”光绪本能地打个寒战，惶恐回身，只见慈禧沉下脸、拧着眉，向自己用眼神示意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光绪出了一头冷汗，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感到疲倦已极，不假思索将如意递给了桂祥之女。他并非在选择终身伴侣和幸福，纯粹只是为了尽快结束精神极端紧张、痛苦的选择过程而完成了一个机械动作，此时此刻在他意识中选择的对象是谁已无关紧要。光绪嗒然若丧地回到座位，竟忽略了递荷包选嫔妃的程序。慈禧见状，索性代庖，命她跟前的荣寿大公主直接将荷包交到长叙家两姐妹手中。选妃结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封为皇后，长叙家两位他他拉氏长封瑾嫔、次封珍嫔。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光绪大婚。这是慈禧归政前，经她之手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她要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两年前就成立了大婚礼仪处，由醇亲王奕譞负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为筹备大婚，清廷从户部和外省藩司银库中共提京饷银五百五十万两，占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并大开捐纳，集资敛财，以造成盛况空前的声势和排场。
光绪大婚是清朝皇帝中最盛大、最奢侈的，记用黄金四千一百余两，白银四百八十二万四千余两，制钱二千七百余万串。婚礼的程序十分复杂。上一年选定后妃后，即行纳彩礼。由正副使率大队人马将内务府办齐的礼品：全鞍文马十匹、甲胄十副、缎一百匹、布二百匹及各种金银器皿等，浩浩荡荡赉送往方家园皇后宅邸。皇后父母桂祥夫妇接迎，行纳彩礼，设纳彩宴，大宴宾朋。迎娶皇后前，行大征礼。再向皇后母家送礼，包括黄金二百两、白银万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两具、缎千尺、全鞍文马二十匹、闲马四十匹、驮甲二十副等。举行婚礼时，凤辇经大清门、天安门、端门进宫，由九凤曲柄伞盖前导，进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停在乾清宫阶下。光绪穿戴一新候在宫前，像个傀儡，听凭人们摆布他完成一项项繁缛的礼节：射桃木箭三支，接过十全命妇金钥匙打开凤辇，牵着大红彩带将蒙着红盖头的皇后引进坤宁宫东暖阁，合拜天地祖宗、寿星灶君，坐在五彩百子大红缎子帐下、铺着五彩百子大红缎子被褥的喜床上，喝交杯酒、食子孙饽饽汤圆、进合卺宴、吃长寿面……当洞房花烛、夫妻相对时，光绪没有任何正常人那种迫切、兴奋的初夜激情，他只觉得极端的疲倦和厌恶。慈禧为了政治需要和永远控制他，粗暴地强加给他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使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一次遭到了毫无道理的挫败。按照清朝礼制，在册立、奉迎皇后典礼完成的翌日，皇帝还要在太和殿举行宴请后族的盛大宴会，在京满汉大员作陪庆贺。心绪恶劣的光绪，竟然借口有病，将这场规模盛大的例宴取消了，后来旨令将宴桌分送王公大臣时，“却未提后父后族”。尚属年轻气盛的光绪，潜意识中无非想借此发泄一下对这场丑恶婚姻的愤懑之情，然这种无奈、无力、无谓的“抗争”，只能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更大的不幸。
光绪大婚后不久，慈禧颁布懿旨撤帘还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举行亲政大典。然而，光绪大婚及亲政之前，慈禧与光绪父亲醇亲王奕譞暗中达成了作为交换条件的协定：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朱批发下后，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慈禧于十五日批示“依议”，交军机处永远存档。这使慈禧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把持和最终裁决合法化、制度化。奏折未提何时终止，实际只要慈禧在世，永远有效。亲政后的光绪，依旧是个傀儡。
在后宫生活中，皇后比光绪大三岁，阅历多，见识广，有充分理由看不起光绪。光绪则不能不对这位他不爱却不敢惹也惹不起的名义上的妻子采取冷淡态度。德龄写道：“我在宫里头听许多人说，自从婚礼举行过之后，光绪和静芬（即隆裕皇后）从不曾有过半点亲热的态度。他们只像同处宫中的两个陌生人而已。除非逢到什么令节，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攀谈过一次。”光绪逐渐爱上了天真可爱、健康活泼的珍妃。与光绪一生有关的女人中，生母醇亲王福晋除外，慈禧使他恐惧，皇后使他自卑，瑾妃使他拘束，只有珍妃带给他欢乐和自信。珍妃受到皇帝专宠，少不得引起以皇后为首的后宫的议论、妒忌、起而攻之和明枪暗箭。慈禧最初对此不以为然，女人凭本事笼络男人，嫔妃也是一样，有本事的邀皇上专宠，没有本事的活该独处空房。她甚至一度喜欢和欣赏珍妃——在珍妃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当年侍奉咸丰时的影子，因而没有过多干预光绪与珍妃的恩爱生活。但是，光绪亲政后，在接连发生的诸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中，慈禧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光绪周围逐步形成了敢于同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帝党。而珍妃的胞兄志锐、老师文廷式，恰恰是前期帝党中的活跃人物。慈禧深知光绪的性格特点，因而首先从后宫狠下辣手。于是，珍妃媚主专宠，对皇后无礼；无视祖制留宿养心殿；女扮男装，照相取乐；僭越乘舆等都成了罪状。而最大的罪状在于她“颇能建言”，惑主干政，以及通过门下太监卖官鬻爵。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日，慈禧以不遵家法、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诸罪，痛责珍妃。责罚珍妃细节，清档未载。但从所存十月二十八日一份完整的珍妃病案，可知梁启超所说“褫衣廷杖”竟非空穴来风。珍妃受责后“人事不省”，“六脉沉伏不见”，“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筋惕肉颤”，“痰中带血”，二十余日方逐渐恢复。紧接着，慈禧将珍、瑾二妃降为贵人，下令内廷制作木框黄绫裱糊蓝绫镶边长一尺的禁牌两块，分别悬于二妃宫中，上书：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嗣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涉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厉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妆饰衣服，具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钦此。
同时，慈禧毫不手软地打击帝党官僚。其中与珍妃有关之人，她的哥哥志锐被撤差后贬斥乌里雅苏台，另一个哥哥志锜逃亡上海；她的老师文廷式托病告假、避祸出京，第二年回京销假时仍未躲过去，被革职逐回原籍，永不叙用。
慈禧发动的这场宫廷大难，完全是借题发挥，其重点在于以残酷手段打击帝党，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教训光绪，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不可无视她的存在，动摇她的地位，觊觎她的权力。同时顺便整肃宫闱，捍卫代表她的侄女——皇后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
慈禧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整个过程中，珍妃以直言抗辩表现出的骨气，以反唇相讥、质问、暗讽慈禧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表现出的勇气，使慈禧看到了又一个阿鲁特氏。尽管一年多后，珍妃从嫔位恢复为妃，然从那时起她已犯下了绝大忌讳，种下了日后被置于死地的祸根。戊戌变法失败后，珍妃冒死为光绪求情，被慈禧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出逃前夕终将被囚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珍妃推落井中。
有人说，“光绪一生，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慈禧将光绪培育成为一个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的人，突出表现为懦弱自卑、犹豫不决、自觉无能、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而后来维新变法的失败远远超出了光绪个人挫折的范围，其影响所及，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灾难。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慈禧长期囚禁在北京中南海瀛台，生不如死，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酉时，光绪于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天未时，慈禧于中南海仪鸾殿去世。
光绪之死，成为清末最大的疑案之一。
“正常死亡”的说法是，光绪自幼体弱多病加之长期精神抑郁，造成了严重的气血两亏。他遗精频繁，有时一月达十几次，到最后肾亏严重得已排不出精血。而旧有的结核症又波及到肺、胃及其他器官，引发了诸多综合病症。光绪发病在光绪三十四年年初。七月，光绪卧床不起，杜钟骏等六位名医会诊，均认为他已病入膏肓，所开药方无非静养补身而已。十月初十，慈禧患了痢疾。太监崔玉贵等怕慈禧死在光绪之前对己不利，遂进谗言，诬告光绪听说慈禧有病面露喜色。太医早将光绪不治、不过捱时日的诊断结果告诉了慈禧，她摇摇头，凄然道：“只怕皇帝要走在老身前头了。”果然，二十日光绪咳血不止，二十一日痛苦地告别了人世，终年三十八岁。光绪的死，应该对慈禧有所冲击。同治死后，她将母爱全给了光绪，一手抚养他长大。现在最亲的儿子和最恨的对手均化为乌有，她顿觉失去生命所依。二十二日，慈禧在仪鸾殿从容交代后事，宣醇亲王载沣子溥仪入宫嗣位，由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监护，摄政王载沣监国。之后，亦故去，终年七十四岁。
“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清末名医屈桂庭《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中说，光绪临死前三天，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脸颊发暗，舌头又黄又黑，不是所患之病应有症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他从一个名叫李长安的老太监和内务府某大臣一位后人那里听说，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脉案中脉象极平常。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有人见到他像健康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清稗类钞》、《崇陵传信录》等载，慈禧自知己病不治，不愿光绪重掌大权，又听说光绪闻己病面露喜色，因咬牙切齿地说：不能死在光绪之前。遂密令亲信太监扼毙光绪。
《清室外纪》、《瀛台泣血记》、《我的前半生》或说是李莲英，或说是袁世凯，怕慈禧先死光绪掌权后与自己算账，而先下手为强害死了光绪。
一位史家分析道，光绪虽被囚禁，但他没有放弃再度执政的想法，一直进行着准备，他暗暗关注并认真思考国家和世界大势，努力学习英文，了解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似乎要以三十多岁的年华为唯一资本，与七十多岁的慈禧进行生命的赌赛。他是在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天。生性敏感、老谋深算的慈禧，又何尝想不到这一层？依她的秉性和一贯做法，她绝不甘心、也绝不能容忍给已被击败的对手留下任何翻身的机会，她要做永远的胜利者，否则，死不瞑目。
“正常死亡”说主要依据的是清宫遗档、脉案。从中可见光绪病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不容忽视，光绪的整个治疗过程全部掌握在慈禧手中。当时清廷命奕劻主持皇帝治病事宜。未经批准任何医生不准进入瀛台光绪寝宫，开出的处方也须奕劻过目。而奕劻正是慈禧最得力的亲信大臣，如若伪造“脉案”那实在是很容易的事。事实是光绪确患重病，但病情不至于导致突然死亡。再有，十月二十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了两道谕旨，一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一授载沣为摄政王。也就是说，那时慈禧即已预先知道，光绪会死在她的前面。唯一可以解释的，正是她本人决定和操纵光绪的死期。
第三章 千古评说
甲午战败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1895年3月），中日经历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宗藩朝鲜沦于日本之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准许外国侵略者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俄、法、英、美、德诸国紧步日本后尘，纷纷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攫取在华利益，抢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清王朝何以走到这一步？谁应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过去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的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妥协、投降和卖国，其代表人物下是李鸿章，上是慈禧。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甲午战败的责任、特别是慈禧的责任呢？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慈禧已归政五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按说战争胜负与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所共知，慈禧不但与这场战争有关，而且发挥了较大甚至极大的影响。
评说甲午战争中慈禧的作用，一般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的问题；一是和战问题。
在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上，人们普遍以为，慈禧为了个人的享乐不顾国家安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慈禧竟然拿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克，到工者实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
人们指出，北洋海军有大小战舰25艘，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时速23海里的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发展之迅速，足令欧美震惊，其世界排名从末位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早已在清朝海军之上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清朝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日双方之形势已是箭在弦上，户部却征得海军衙门同意，正式宣布，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吧。朝鲜局势吃紧时，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20尊替代各主要舰艇的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暂且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海军官兵积愤。
那么，为修颐和园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言人人殊，难究其详。据说将清漪园改建成颐和园的初期预算竟为白银一万万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而实际估计达一千万至三千万两。具体项目，人们举出，李鸿章与奕譞以所谓“建军祝寿”，在颐和园万寿山修建工程中挖“昆明湖”，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共计二百六十余万两，存于天津洋行生息。
然近年来，清史专家王道成等教授认为，慈禧太后并没有挪用那么多的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对海军建设影响不大。
首先，光绪九年（1883年）清廷并未为海军筹款三千万两，终光绪一朝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事；光绪元年（1874年）规定北洋、南洋海军每年各四百万两的经费，从来也未全部兑现过。有时“仅及原议拨四分之一”，有时“大半无着，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即便全部挪用，也不足人们印象之数。
其次，颐和园为海军衙门承修，经费也为海军衙门筹措，但并不等于海军经费全部或大部均用于修建颐和园。从史料上看，修建颐和园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从海军军费中拨给。据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奕劻等的奏折，如海军经费每年果能全数拨给，则可勉强支撑，腾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费用大约在每年二十万两左右，但这是他们的设想，有无实行，目前没有史料证明。二、海军巨款息银。即上述李鸿章与奕譞以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实是“筹银”）、存天津洋行生息的银两。时两广认筹银一百万两；两江认筹银七十万两；湖广认筹银四十万两；四川认筹银二十万两；江西认筹银十万两；直隶认筹银二十万两等，称“海军巨款”。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至十八年三月解往天津存入洋行生息。至甲午战前，这笔“海军巨款”本金一直未动，息金数额及颐和园如何动用史料未载，按上表累计本银一百多万两，息银三十多万两，可供参阅。三、光绪十五年后的“新海防捐”垫款。所谓垫款是要由上述“海军巨款息金”归还的。“新海防捐”每年约收一百八十万两左右，为颐和园垫了多少，后来还了没有，不得而知。从现在保留的颐和园算房56项工程（占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二）工费料费三百一十六万六千余两估算，颐和园工程修建经费大约在五六百万两白银。
再次，颐和园修建经费所花费的这五六百万两白银，是光绪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86年—1895年）间陆续支出的。而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奠定规模，大小舰船25艘全部于光绪二年至十四年（1876年—1888年）间购置。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没有添置舰船、装备海军，并不等于就是为了修颐和园。当时清廷财政困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深刻，李鸿章等是以湘、淮军起家，代表地方势力进入上层的实力派，不能不受到多方猜忌。他曾大发慈禧的牢骚：“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实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云云。慈禧限制北洋海军发展另有深意，不能简单归结为修造颐和园。
但是，慈禧个人的生活享乐，确实对甲午战争的进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就是她的六十庆典。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按中国传统，六十为一个甲子，非寻常生日可比。慈禧六十庆典成了当时清朝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连发动战争的日本侵略者都看到，“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庆典加紧筹备之时，中日战争爆发。而当有人提出撙节庆典费用以供战费所需时，慈禧怒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对此细节有精彩的阐述：
“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后清军接连失利，黄海之战北洋水师严重受挫，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慈禧不得不停办颐和园受贺事宜，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六十岁生日。但仍奢华已极，九月二十五日全国各地开始呈进万寿贡物，十月初一庆典正式开始，十七日结束，其中唱戏三天，前后将近一个月，共用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当时户部给前线的战争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不足庆典一半。史家叹道，如果当时没有慈禧六旬庆典，全国上下全力对日作战，战争结局或许全然不同。
十年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又过七十大寿。章太炎做了一副对联，如下：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明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在和战问题上，人们以光绪为主战派；以李鸿章为主和派；认为慈禧起初主战，后来转而支持李鸿章主和。
光绪主战，十分鲜明。朝鲜东学党起事平息后，清廷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不予理睬，并不断挑衅、制造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对此，光绪主张坚决回击。他给李鸿章的上谕道：“现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庸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了清朝增援牙山的运兵船“高升号”。二十七日又向牙山的清军发动猛攻。七月初一，清廷向日本正式宣战。同一天，日本对清廷宣战。然而清朝主持前方战事的李鸿章采取保存淮军实力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俄、英等国的调停上。光绪则明确表示，“不宜借助他邦”，要以本国军力战胜日本。但他没有实际经验，不了解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所指定的作战方案含有不少空想成分，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当，结果“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然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日军攻陷旅顺，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迫不及待要求议和，不惜割地赔款时，光绪仍表现了鲜明的主战态度，对作战不力、贻误大局的李鸿章严加惩处，“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告诫他“旅顺既为敌据，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着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巡逻，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
慈禧开始亦主战。这与她一贯的思想和做法是一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触怒了咸丰，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后奕訢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曾劝咸丰废约再战，因咸丰病危作罢。此次战争初期，慈禧与光绪一样估计不足。光绪事事均请示慈禧，慈禧的态度主战无疑——光绪对诸大臣说：“朝廷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也主战”。然随着战场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慈禧由主战转向主和。促使她转向主和的决定因素有二，一是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影响她的六十庆典活动，一是帝党的形成。其中第二个因素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甲午年中日开战前后，围绕着“主战”，光绪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整顿军机处；一是筹措巨额战费。如前述，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与奕譞合作发动“甲申易枢”，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及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等人。面临战争，这个班子明显运转不灵，难担重任。光绪果断任命主战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务，军机处重要事宜都须与翁同龢、李鸿藻协商。战争爆发后更直接授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后又鼓动词臣上书，吁请十年前被罢黜的奕訢重新出山，使奕訢得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在内廷行走”。在慈禧看来，改组军机处，那是夺取她控制朝政的大权；停建颐和园，那是藐视她的存在，触犯皇太后至高无上的尊严。
八月，平壤之战，清军失利，左宝贵等将领壮烈牺牲，统帅叶志超一夜狂逃三百里，仓皇渡过鸭绿江退回中国境内；黄海之战，中日战平，邓世昌等壮烈殉国，中方损失4艘战舰，李鸿章抛出所谓“保船制敌”的方针，命北洋水师全队避入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港与日军交战。慈禧终于站到台前，公然干预光绪的执政了。
她先发懿旨，表示今年庆典仍在皇宫举行。而后连续召集重臣会议，提出议和，派翁同龢赴津要求李鸿章设法媾和。每次会议，光绪支持的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与慈禧支持的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等均发生激烈争执。慈禧索性抛开光绪，通过奕訢、李鸿章两条线加紧开展调停、议和活动。与之同时，她痛下狠手，教训光绪、整饬后宫、打击帝党。于是发生了前述珍妃一案。十二月，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本求和，翌年（1895年）正月初抵达日本。时日军正在准备进攻威海，决定彻底消灭北洋海军、给京津造成直接威胁后再谈，以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遂照会清廷，以张荫桓非全权特使、官秩稍低为由不予接待。慈禧当即议和的愿望没有实现。十八日，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派出李鸿章乞和。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在日签署的《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须由光绪“用宝”（签押）后，再送往山东烟台与日本换约。这是从未有过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日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等。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外省封疆大吏纷纷致电、上奏坚决反对；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拒和迁都，毁约再战”的呼声震撼朝野、震撼人心。二十九日，光绪如常召见军机大臣。孙毓汶将文本呈给光绪，称：无论如何应在今日批准。光绪说：条约要割台湾。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称：前线屡战屡败，如不签约，倭人将犯京师，奈何？光绪大怒：此约关系重大，汝欲逼朕签约不成？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不料，慈禧称病闭门不见，在这个时候又做出“已归政”的架势，冠冕堂皇地说：“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光绪“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四月八日，光绪最终颁谕批准《马关条约》。回到读书的毓庆宫后，光绪与师傅翁同龢“战栗哽咽，相顾挥涕”，痛不欲生。十天以后，光绪下令大小官员一律到内阁观看他的一篇朱谕。这是他对战败的交代。他字字血泪地说，嗣后“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勿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他只说要增强军事力量，他没有说和约的签订是因为慈禧已“意有所归”。
戊戌政变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以理学传家。光绪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前后，他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并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一岁成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后师从康有为，先后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共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并著《变法通议》，倡导变法，时人将之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康有为熟谙西学，洞察外情，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属一介布衣时即曾伏阙上书，认为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六七年后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方必败、必致辱国丧权。当年康有为的上书到了翁同龢手中，但翁同龢胆小没有上达光绪。《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光绪看到康有为递上的《上清帝第三书》。整个奏折长一丈多，共一万多言。书中详陈变法图强的方略，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严惩主和派与战败者，破格起用新人，变法图强，练新军、选新将、用精械，筑铁路、开矿山、建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革官制等。这些闻所未闻的精辟论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了光绪的目光，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痛创后的光绪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存记，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时时展阅。后光绪在朝臣章奏中发现了不少类似章奏，遂命军机处将康有为等九个条陈发到各地督抚将军处讨论。这已是变法改良的先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之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俄、英、法、日亦虎视眈眈，伺机瓜分中国。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康有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也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为此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谕令王大臣会议，王大臣请得慈禧“尽管驳议”的旨意，逐条驳回。康有为于是转而鼓动群众性的变法运动。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
光绪拟要实行的变法维新，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就其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而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政治家，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政治势力会有清醒的认识，会预先考虑到变法维新将会遇到怎样的局面，出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应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证方能付诸行动，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如没有把握就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但光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被慈禧造就出来的有严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轻书生。他的一切思想认识，包括仅有的一点自信都是从读书中得来，对中国的现实和官场则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准备不足，却急欲有所作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连，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9月12日）。诏书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领域。
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与光绪有声势无实效的措施相比，慈禧这几招，招招是隐含杀机的辣手。开缺翁同龢，无异是去掉了光绪的主心骨，抽掉了帝党的顶梁柱；要新任之官向太后谢恩，实际是慈禧通过抓人事大权而干政的信号；荣禄的任命，更等同于慈禧在军事上控制了京畿。经过数十年的虐待和摧残，慈禧了解光绪个性深处的懦弱、战栗、不知所措和无抵抗主义，单凭感觉就知道如何制服他。她做了上述部署，就不再做什么，仍旧在颐和园里写字看戏、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慈禧所料，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本抱着慈禧支持的侥幸心理，但慈禧上述措施在他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的天真和懦弱使他有预料却无防备，也无法防备，于是突出了意料之外。但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大力推行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光绪的分歧越来越大。9月14日，光绪第11次赴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办事，拟安插维新派康有为等为懋勤殿顾问。这是康有为的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议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如此一来，军机处将被架空。有说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上看，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有说慈禧被激怒，痛责光绪坏祖宗之法，要把祖宗家业葬送在康有为之手。光绪虽当时硬顶：“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后人耻笑。”但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自7月以来，京师便流传着“换皇上”的谣言。光绪得知自己将在9月间陪慈禧一起到天津阅兵，不禁揣测那是否是慈禧以其心腹荣禄发动兵变、废立皇帝、解决新党的一着将军之棋呢？9月15日，光绪担心后党近期内要采取非常行动，于是带给维新派一道密诏，如下：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说他已感到皇位不保，要求杨锐等迅速筹商一个既可以使旧法“渐变”，又不违背太后“圣意”的两全之策。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于9月初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他分析了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后，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秘密到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希望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激昂，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他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而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新派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派同东人（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