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第三层，政府确曾将军事外交各种情报，说给我们不少，使我们于大局情势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责备政府的心理，为之减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绪增加。举一个例来说：抗战前段，尤其初起之时，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苏联帮忙，亦极相信苏联一定帮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就以为政府不肯接近苏联。于是由责备而不谅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会。但参议同人晓得事实不如此，便对政府没有不谅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黄老先生都是在上海为多数人所信仰。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气不易起来。这种减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而沟通之的效用，怕是国防参议会收效的一点。
但前两层亦不是没有效用。例如，当时后方几个省政府主席，都空着，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劢先生提请政府注意，大局严重时不宜如此。政府于是就调动补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关于农产工商的调整机构，在记忆中仿佛出于黄先生建议的。
四、参议同人总是不满意参议会这一机关。共产党方面总不肯到会，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机关者很多，当局亦表示接受，请大家提出方案来。闻当时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卫曾向我们述说，党内对这一问题甚为踌躇。他说有三点困难：一点是人数上困难；一点是产生方法的困难；还有一点是职权上困难。
何谓人数上困难呢？他说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关（参议同人即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国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不切眼前紧急状态中的需要，而且没有地方开会（当时我们在铁道部地下室开会，大本营亦在地下办公）。事实上确有困难。
何谓产生方法的困难呢？他说正式民意机关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大事。户口不清，选民难计，地广人多，交通不便，今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而况从来的选举（他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说）都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今仓促中更办不好，或者为战事的影响，根本办不成。
何谓职权上困难呢？他说自战事起来后，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委员长。若正式民意机关必应有最后决定之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一民意机关；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这是在南京的话，后来迁到武汉，卒成立国民参政会。而由于这三点困难不易解决，只能勉强算一个准民意机关。
五、末了，说到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尽力，却无多。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我们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跑一次延安，并驻于徐州许久。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来听代主席委委宛宛谈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学生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所尽力者，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大公报》所发表的（见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节内）。那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来阻止我，不要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而外，政府各部长均在座，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我的话，亦实在说早了些。但不知抗战四五年的今日，对于这个需要，这个主张可有人认识否？
8月19日我奉蒋公命，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具体方案，是经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得请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在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看去，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工作团去做，即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他们来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儿戏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做则已，要做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要将他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舌挢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亦为此事被促到京。我们二人即相约面见蒋公，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亦有事见蒋公，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人就一同来陈说。经我们一番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公很乐于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咐在旁的张岳军先生协助进行。
我们四人奉命之后，曾为数度集仪，一度访陈立夫部长。又承政府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乃一面就动员说话，对于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的意见，复一面就乡村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战事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来的时节，则我军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托岳军先生转呈，而在那时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7节 抗战以来自述（8）
五、访问延安
11月16日政府开始西迁，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12月9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1938）1月1日飞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月5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廿七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约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鲁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关于这些教育（或称训练），我本嘱随行的友人考察记录，不过材料不在手边，只好从略。但我为使上面的话不落空，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见，我特指出那学生生活的苦况。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财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惟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8节 抗战以来自述（9）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许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这一追问，仓促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当时有当时的事实，当时有当时的情绪；今天何如，不在我这观察结论之内。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往。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9节 抗战以来自述（10）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甚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缘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0节 抗战以来自述（11）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1938年1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1节 抗战以来自述（12）
六、国民参政会
我访问延安后于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开封。在西安、开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复命参议会。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旧日山东同人会晤。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应李德邻（宗仁）先生之约，一面亦系谋与鲁西、鲁南同人恢复联络，鼓励抗敌。留于徐州者一个月之久（住北关农场内）。
3月3日回到武汉，访闻所谓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蒋公曾一度热心混合全国为一党，旋亦作罢。所以我想求得进一步团结的事，那时不便谈。
4月曾往潢川，往长沙等处，5月曾往南阳、镇平等处，6月曾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第以其中事情叙起来太烦，均从省。现在只记一记7月的国民参政会。
在前叙国防参议会时，已论到国民参政会。因有前次提到的三点困难不易解决，人数时有增改，产生不由选举，职权只备咨询。第一届人选发表，舆论尚表满意。第一次开会，各党派互相约定要会内保持一致，故团结精神很充分。其后，此种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届延到廿九年底为止，第二届产生。二届人数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临时又增多二十），但党外人数（其他党籍或无党籍者）则显著减少，所增多为党内人士。一个并无决定之权的机关，并不需在表决票数上竞争，这样增减宁有必要？而当初国防参议会务以党外者在野者为主的精神，遂不可见。
现在不欲作何评量，略述我在会内一点经过，以存客观事实。
我在第一次参政会上，提有一个建议案，三个询问案。那一个建议案是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设置常设机关，其原文录后：
（理由）中国自1930、1931而后，农村急剧崩溃，除1936年以全国农产丰收，市价又不坏，稍得喘息外，问题之严重未解，而大战遽起。此时国家抗战，所需人力物力，既无不责之于乡村，乡村负担加重若干倍，而农产或以贸易停顿不得输出于外，或以运输困难而滞销于内，正苦无负担之力。此为农村战时最大问题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县以下），自清末以来日在纷更，迄未确立。自治固不能谈，即官治亦且难言。加以数十年来受西洋影响，无论政治教育经济，皆使人才钱财集中都市。都市有拥挤充斥之患，而内地乡村空乏，几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级行政机构之不能充实健全自属当然。此时国家百事责之地方，地方一切归于乡村。乡村无力负担是一个问题，办理不善是第二个问题。例如兵役问题其最著者也。在上级政府嫌其质量两差；在中级（专员县长）已竭蹶万状；在乡村则扰乱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独痛苦，抑且前途危险之至！此为战时农村最大问题之二。国家抗战既依靠于农村，农村问题严重如此，岂容忽视！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详加讨论，亟筹整理补救之方。
会议后所以必须更有常设机关者，以一次整理未尽得宜，下情必须不断了解，此其一。农村问题，关涉许多方面，虽在政府各有职司其事者，而互相间联络不够，必须加以推动，使其常得商讨设计，而后分别执行，庶乎事业可举，此其二。
（办法）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行政院或军事委员会召集之，其组织及工作进行应注意下列各点：（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录原文于此者，以见内容平常，并未能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此会经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1941）的今天，还没有召集。
此外之三个询问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之文，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农民教育以及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
此案后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我于是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云。这桩事不知究竟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当经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组审查会审查，我正负第三审查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外间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说的好。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我又担任第三审查会召集人。我们审查内政部工作报告时，何部长键亲自出席审查，彼此面谈，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现在都不说。到廿八年冬有“新县制”之颁定，并有以廿九年为“新县制年”之说，是此一问题中一极重大改革，然而并没有经过参政会。
在第二次参政会内，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将来另记。当时正是廿七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不守之后，大局严重，我特临时动议，开全体审查会，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所谓全体审查会，是出席人数与大会同，而不作为大会，因为大会发言有限制，而审查会较容说话。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参政同人和政府负责诸公作了一次检讨。——这算比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会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会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参加。因为那八个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战地旅途中。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2节 抗战以来自述（13）
七、改善兵役运动
抗战工作不外分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对于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学生（特别是豫北和山东的朋友学生），原为有计划的努力，我间接地帮助他们做，其详另记。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后，我力辞驻会委员，即恐入川便与前方同人不易联络。自廿六年12月到武汉，我即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盖此心实不安于退居后方也。但后来到底入川了，与豫北山东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我即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紧要问题而尽力。
在西南大后方说，当然以补充兵员，多多征集，好好训练为第一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壮丁。我们从来做乡村工作的人，对此乡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视，不能躲闪，而为了抗战亦非给国家求得好兵员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这一研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实情。我在此两面皆有机缘可资进行，又恰得着朋友和社会大众帮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国农村社”的，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重庆。彼此谈起来，相约于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约了孔庚、吕超两位先生，借他们的资望地位（吕为川军前辈，现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好办事。四人出名发起兵役问题座谈会于重庆。其时社会上各方面正为兵役问题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踊跃参加，而兵役负责机关（包括上下级）亦时常派员出席说明。此一座谈会，不断举行，从廿七年9月亘续至一年以上，实为难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可惜到廿九年（1940）有人进谗言于最高当局，经蒋公召吕先生面谕解散了（我于发起后五个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绩实王、吕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间，我到成都，赶好省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就商议兵役问题；王主席缵绪要我出席指导。我那时于实际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有何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我说很粗浅的四大条件：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丁，人口户籍清楚。今天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初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自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离着健全充实四字不知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可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办不好是当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问题以后，方知道原来就未曾实行依法征兵。说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征，尚未见诸事实，所以国家征兵法规是虚设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层实际办理情形，却又与其上级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于是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者又为一事。所谓兵役一事，竟可析而为三。在此状态下，我们只有要求政令符合于法制，实际办理者符合于政令，还三为一。换言之，就是认真依法征兵。
我根据此意，拟成具体计划，于全省动员机构、兵役监察系统、出征军人家属协助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各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一面须得行政当局了解采用，一面须得地方有资望有信用的各级（省、县、乡）领袖热心出头赞助才行。那时就四川说，省政府兼军管区司令的王主席缵绪自为正负责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挥他的则为一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关于兵役一事，重庆行营实居主脑地位，倒不是军政部直接来指挥军管区。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间已和他谈过此事（见前），决继续访他谈谈。然而最要紧的，还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张表方先生（澜），又与我相好。至于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来明通。政府和地方两面肯积极做，教育界大家帮忙，是不成问题的。
9月末到10月初，张表方先生已被我说动，愿意为此一大问题努力。我们就偕同访重庆行营张主任岳军先生商量。张主任正为兵役办不好发愁，闻言十分欣喜。对于三方面配合的原则极承认，对于表方先生肯帮忙如获至宝。马上即从人的方面、费用方面，分别筹计有着。赶好王主席自蓉来渝，又一同商谈极洽。10月7日张（为监督）、王（为就职）同飞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齐去。双十节省府全体宣誓就职后，即按照预定步骤，第一步先改组省动员机构。表方先生而外，邵（从恩）、尹（昌龄）、卢（廷栋）诸公皆参加。改组成立的一天，岳军先生并亲自出席指导。当时气象极好。
当时气象甚好，而不料后来卒作不通。
（被检扣一段）
张邵诸老先生消极，我一个外省人无所用其力，就自动退下阵来——退下政治斗争的阵来。
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我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人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云先生（庸）家聚会来交换意见，交我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经大会通过，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原案附录后面，备读者参考。
西南大后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问题尽不上力，我即决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时，参政会开第三次会。我虽未出席，仍有“办理兵役亟应改善各点分别提出建议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内容是从各地访察得许多事实问题，分别指出建议改善。我的改善兵役运动到此为止。（附录建议案略）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3节 抗战以来自述（14）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我在巡视华北华东起行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叙述在这里。此即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之提出。这是廿七年（1938）12月的事。大约在11月间张君劢先生于《再生》杂志发表一文，题为《一封公开给毛泽东先生的信》。内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说到国共长期合作的话，张先生则进一步要求国家统一。仿佛毛先生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先生以为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此文发出以后，各方均极注意，而党派问题遂为一时所热烈讨论。我的主张之提出，即有感于时论纷纭，不觉引起我的夙怀。
当时系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为题，写好之后寄《大公报》发表，《大公报》乐于发表，而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那时刘伯闵先生主持检查事，特枉步来看我，解释此事。我又请刘先生介绍我，访叶楚伧先生（当时的宣传部长）面谈一度。据刘先生、叶先生表示都颇同情我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我发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讨论之后，文章愈写愈多，不能促问题之解决，转增不愉快的情绪。他们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于是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
今将当时原文大意，分段略述于下：
开首说，此为抗战建国中最大问题之一，或且为最难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做一些研究；因为解决的途径，是必须在问题头绪，从头理清楚以后，才发现的。例如从清末中国革命同盟会、政闻社和资政院时代一些政团，以至民国初年许多党派的演变，中间毁党造党，要党不要党（民五国会第一次恢复时），那些议论，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累次改组，并与共产党一再分合的经过，要用心察考。这样做了之后，必可发现其中一些道理，为我们今日宝贵的教训。
历史的研究而外，更须作理论的探讨。我们要问：这些政党是哪里来的？它基于何种必要而存在？中国政党它的任务是什么？假定我们说不要它，行不行？诸如此类。
次段讲：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是讨论党派的社会基础（或背景）问题。
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大致说，其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联结，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乡土关系之所掩。虽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后，受世界影响，渐渐变质，已非原来的社会；而像日本那样追步西洋，工商业发达，有新兴阶级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缺乏其一定之阶级基础。然而家族乡土关系能形成政党吗？当然又不能。中国亦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的党派”。
说到宗教，中国虽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几大宗教，但并没有从宗教不同，而凝成几大势力，表现于政治场上。说到种姓部族，虽有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划分为几方面。
总起来说，所有这些社会的分野——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姓部族等——原为外国党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三段讲：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将讨论到中国应有些什么运动，亦就是中国党派所要负的那些任务。
我平素认定中国问题是外面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此其一；我又认定中国问题有其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谓中国问题不是自发的，正由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国仍为中国，则我们不能想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满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将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说中国问题富有其外面性。
中国问题虽具有外面性，然而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积极求得本身之进步，为文化之补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俾一新中国建设成功，方为问题解决。断断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为问题之解决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时为建设新中国之前提；但假使自身无整顿之进步亦无从去排除外面迫害。两面相关，不可强分先后。
四段讲：假如上面所分析认识的不错，则恐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倒不免有些错误了。
因为照上面所说中国国情论断，外国政党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却总想要在这里面走上一条路去。所谓两种方式：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过去中国曾为此模仿，乃至现在亦还有人想走这条路。
一种是一党独操国权，不容许他党并立的方式。如苏联和德意等国家，均属此例。这亦是中国人看见了，很想走的一条路。以苏联而论，共产党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在他们社会上的基础，是很分明确实的。为了渡达于阶级消灭，而实行其阶级专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虽标榜民族立场，不从阶级说话，然其以一种阶级势力为中心，而压服其余，亦初无二致。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4节 抗战以来自述（15）
社会形势散漫的中国，只能合拢为一，却无法排他而立。合拢为一，可以对外抗战；合拢为一，可以建设新中国。排他便不能抗战，排他便不能建国。
总起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尤其在当前抗战建国大任务之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的。
五段讲：中国政党应走的路。
上面说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好像使人无所适从，其实不然。这中间是有一条路走的，即要从联合求统一。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曰“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为了切合中国社会形势，适应中国问题需要，非此不可。
此处说各党联合，是一简便粗略的说法。仔细讲，我是主张一种“综合制”。其具体方案另详。
六段讲：以二重组织扣合当前事实来讲，我以为中国国民党为第二重组织，即是党上之党，而以国民党外之各党派和国民党内之各派系为第一重组织，即各小单位。
此其理有三点可说：
第一、按道理而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原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高指导原则。
第二、事实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或得他党之接受拥护，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
第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倾左倾右）之理论主张门户派系，亦应当痛痛快快表露出来，不必勉强作一个单位。
叶楚伧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一面劝我不发表，一面说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这与中国共产党提议以国民党为民族联盟，各党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独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产党既不是抄袭我的，我亦不是抄袭他的。在枝节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讲：实行这一方式，所必具的两大条件。
要实行这二重组织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条件，即是国是国策确定；有其在后的一大条件，即是政权治权划开。
要确定国是国策的话，前已讲过。假若没有去确定国是国策，就来改组成功二重组织，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里未得意志集中，什么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开诚交换意见，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国党派改组的前提。在国家为国是国策，在各党派为共同纲领。纲领为行动之指针。既有共同纲领，行动上即一致同趋，此为改组二重组织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对立性的各党，至此乃转变为同在国策下服务，又且协力配合工作的团体。
所谓政权治权划开，就是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说都是政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党的事，就只是这些事，不要插手于政府。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于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八段讲：这一特殊方式的正确性，可以从过去得些证明。
这一方式，实是一特殊方式，他处所未见。但于中国政党问题则是正确的。此正确性，自然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但从过去看，亦可得些证明。过去的中国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或者再清楚地说，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彼此名为两党的，其分别还不如在时间上前后名为一党的分别之大。——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请问：一个国民党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后的分开，是不是大过北伐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又一个共产党在抗战前和在抗战后的分别，是不是大过抗战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岂但国共两党而已，其他正多类此。辛亥革命，并非一党之力，亦非几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来不同党派，合起干成的。恢复共和亦是各党派一齐来的。
在平时，中国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趋向不能统一。抑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而又不一致之志趋，最表现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邈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志趋，最表现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发出的趋向简单明切，一贯不移。历来意志趋向不得统一，多误于此。只在问题逼紧时，可表现一致趋向；问题一松弛，马上又分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战的机会，组织起来，不让它再分散去。不过要因其不同，而综合之；不要抹杀其不同，而混合之。
这就是所谓从过去可以证明这方式的正确性。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5节 抗战以来自述（16）
1939年春作者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前排右三为作者）。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彼时第二次参政会仍选我为驻会委员，经力辞得脱。又特请示于蒋公，得其嘉勉赞助（予以军委会特派员身份，发给路费一万元，派专车送随员至广安，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等等）。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人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颖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的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须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须；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6节 抗战以来自述（17）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战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邱，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前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的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专员树本领导的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我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我经过时，范公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编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见后）。丁专员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公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公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公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君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曹君（黄埔军校毕业）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我经过时，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坚。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我经过时，敌人退去不过一个月之事也。——但现在的濮阳，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军势力范围，只有丁氏当时独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头为多数人所有；但结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个抗敌大前提来说，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极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有中央军），不如冀南。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我们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乡村。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例如晋城就是我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军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军则正攻陵川，我住庞军中，时时闻战报。而将过去不久的，庞军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我却见有八路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总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变化极快，是谈战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7节 抗战以来自述（18）
总括的三句话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我尝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这里有一明证。廿八年4月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曾发出一告各部队官长书，就是以队伍扰害太甚，为民请命的。内容说：“各部队冒领给养（给养皆向老百姓摊派）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须知军纪不良，若起民众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惨剧，可为殷鉴。……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荡，或被逼为虎作伥情事，每念及此，痛心万分。……望为民众留一线生机。”原文由鲁西《大时代报》（报在菏泽城内出版，行辕予津贴）载出，我曾摘取电中央报告。李为民政厅长，廖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而所谓各部队者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请我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们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我们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耳边枪声大作，知道不好。我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因枪声在西面。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我们队伍进村。而我们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却未见他。所以他们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我曾派黄君公君等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隐于老百姓家），得知其详。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我机会逃走。我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有我们的大队，亦有其他军队。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我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我们隐于最后，并以我们行装易被认出，解衣衣我，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正在我们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我们，离洞他逃。我们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我们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我们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我们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我们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六人外，洞内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我们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我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我们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我们到家，日落时，领我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不必接续述下。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秘书主任、秘书、会计被俘身死，其余不计），残部迳返鲁西。因为原留有第二支队在鲁西，合起来仍有三百人之数。支持到上年（廿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于是我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竟为八路军所错杀，弃尸无头。
此行劳而无动
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北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北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功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在那里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8节 抗战以来自述（19）
旅途杂感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忆，犹存其什之一二，记之于后。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是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12月我所得确报，一个膝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说起来，只有惭愤。
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前叙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被检一段）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廿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我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而在前（廿七年）在后（廿九年），据所闻亦都是灾情很重的。我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我初去时，于五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黄河改道），没有一滴水，我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八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我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们。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我有五个县城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几多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我记得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我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据现在所知，敌人狠毒的破坏，远较我经过那时加重；而两年来内部斗争使局面恶化，亦远过于彼时，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枝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但不知经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句话，所谓敌人之势已衰，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现在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沿途我们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多半笔谈），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至少山东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
一幕惊险剧
关心我们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我赴华北视察目的之一，前曾经说过。所以这里临末还须交代一下。这就要叙到一幕惊险剧了。
我们的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于豫北工作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君率领开入鲁境。因奉部令归省政府直接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如前所叙，当我到达东里店，与各方会见的几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敌人围攻。我与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君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我们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我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他。
哪里晓得，秦部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入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我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书公竹川君并警卫队六十名专卫护我，遇必要时，我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古所谓衔枚而进。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为行慢之一因）。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9节 抗战以来自述（20）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飞成都。
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谓第三者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者，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10月23日我飞返重庆。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大要见前第八节：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庆的朋友，那时正忙于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
我于那次参政会是没有出席的。那时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怀冰军长的军部中，略听到消息而已。好在会罢不久，我即到渝，于当时提案讨论通过各情形尚能闻知大概。据我所知，当时各方提案最初动机，，而争求各党派合法地位，俾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恰好此时，汪精卫组织伪政府，以施行宪政为号召，遂以间接促动此提案之通过。论时机实不成熟。
照我个人所见，应以团结统一为急。即如各党派（我亦在其中），我认为亦宜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在大家亦并未忘了统一，大家意思求宪政即是求统一，未尝有二；我则认为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所以我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之热心。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我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
好在大家朋友并不怪我的偏执。而且对于第三者之联合，早有此意，不待我发动，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原文照录于次：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一、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认定：中国今后惟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
四、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需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的配合。
五、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
六、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
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
十二、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
（此十二条宜与后来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十条对勘，而参求其异同所在）
此十二条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诸先生。左先生并负汇集各方意见之责。我于其中，亦参加一些意见，并于末后与沈钧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0节 抗战以来自述（21）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先生（澜）、光明甫先生癉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9月19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者？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1节 抗战以来自述（22）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于廿九年（1940年）4月初间开的参政会，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然后请大家讨论，集中思虑，修正完善，提出于大会。我担任的，即是关于当时党派问题的提案。不过我草出之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我个人提出，同人随意联署。此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由此案，就在参政会中产生一“特种委员会”来负（关于此事的）审查及建议的责任。虽然后来，并无收到什么结果，但总算有此一事，现在大略叙一叙。
于此，先要谈一谈国共问题。国共问题始于河北、山西，次及于山东、江北、江南。冲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来说，则始于廿九年1、2月间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何参谋总长应钦的报告。我写此提案，即根据报告来说话。我的意见和主张，则根据我平素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我的认识可分为三层言之。
一、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话。要知两方面原来都不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彼此可以互相承认其存在。而实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国自任的革命党，其不相容性，本于先天。此其一。过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斗，虽则一时罢手，彼此初来释然。此其二．明乎此，则其势不能免，不能怪责哪一方，已甚明白。何况，政治军事文武斗争分不开，地面如此广，人如此多，亦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事实上，总是相激相荡，不知不觉演成，此其三。还有第四点，就是当两方关系好转时，未及将彼此关系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陕北边区，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其于国家建制几成一谜。匆忙抗战，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其引启纠纷，是自然的了。
二、国民对于这一问题，应抱持严正态度。上面的话，对于当事双方谁亦不责备，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间调停人，要如此说话才行。其实我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中国国民不应当将此事看做邻舍吵架一样，站在旁边来调停。这是家里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和平解决。要知道陷身问题中的两方，谁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问题的解决，必将关系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问题中的大多数国民。正当的解决，亦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必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意指党派综合为一）。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按毛君从未出席，而其余几位当时亦未到）；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议长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但后来事实上均未做到。
我当时是先提一询问案，后提此建议案。询问案于开会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据参谋总长在驻会委员会上之报告，而询问政府在眼前曾否严切制止双方行动以及如何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议案撰写好，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冷癉、江恒源、张君劢、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公帮忙，几位老先生如张一、钟荣光、胡元絯、张澜、光癉诸公热心此案之提出而签名。黄先生老成练达，他劝我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公，至少亦应先向王秘书长（世杰）说明之。我没有那样周到，又加联署人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来不及请示说明，就径直送出了。
在询问案送何部长答复之时，大约我已被人注意而怀疑。及至此案提出，，。执政党的参政员始而要打消此案，后来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对案。最后由王秘书长面请蒋议长指示，蒋公一面亲笔手谕，审查会召集人适为黄炎培先生。王秘书长约黄先生商谈后，即将手谕二纸（一纸写不完，遂有二纸），请黄先生转给我看，并托他与我商量一切。
蒋公手谕原文此时自记不全。大意是，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黄先生与我商量，说当局既认为可以通过，则通过无问题；为避免会场上无谓争吵起见，最好省略各种手续。，于是在审查会上，黄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照例秘书宣读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说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头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谓组织特种委员会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陶参政员百川发言，原提议特种委员会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选既请议长指定，则人数亦不妨由议长决定之，不必限制。又大会没有几日，此委员会工作似不必限于大会期内，即在会后仍可进行报告请示于议长。大家亦无异议，而通过。
审查会完毕，送到大会上。蒋公亲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种手续。只由秘书长宣读审查意见，议长问大家赞成者举手，大家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我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达不到。还有电促毛参政员泽东出席一层，则审查会以至大会皆没有提。
末后，特种委员会经议长指定十一人组织成立。共产党方面由秦邦宪、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许孝炎、李中襄等几位；居于中间的则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几位（记不全）。而由张副议长伯苓和黄先生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开会。
据闻开过两三次会，在会上两方说话甚多，却并无一点争吵，而且每次都有结论。——这是黄先生告诉我的。临末一次会，秦参政员报告他与何部长交涉大致妥协，计有三条：
一、共党处置办法，以彼此公函往复取消之。
二、陕甘宁边区定为十八县，由中央指定之；其隶属关系大约将隶属于行政院。
三、军队编制为三军六师、三补充团、三保安团、三支队；共约二十三万人之数。
如是该会议决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并望中央从速解决办理。
二、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建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一律撤消，以收团结之效。
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
四、经济抗战应由政府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不使敌货输入流通。
五、右之决议，由召集人面陈议长；本会休会，这样特种委员会就结束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2节 抗战以来自述（23）
十二、总结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节，将我个人自抗战以来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节，上年4月间的—提案，若再叙下去便是第一节，本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首尾如环之相扣，所有前后情节，乃至日期顺序，都可在全文中寻清楚。现在临了特地说几句话，作一总结。
我努力的是什么？大约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无待赘言。现在要说的，就是凡我在抗战中努力的事，其实都是抗战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则，就是将来抗战完了后，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讲抗战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乡村建设，人人皆知。乡村建设的内容，不外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总而言之，就是发动民众。抗战中的发动民众，是在以民众配合军队，以后方配合前方；总而言之，是为了抗战。抗战前的发动民众，是在启发民众力量，作根本建设工夫，向着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而前进；总而言之，是为了建国。然而抗战前，虽侧重根本建国工作，同时早就准备抗战；此为上文所曾叙及者。抗战中，虽以对外抗战为主，同时亦正离不开根本建国工作。所以前后并没有大差异。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拟了改善兵役种种计划和建议，而未能做。——这大都是为后方设想的。在徐州小驻时，曾为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写一册《抗敌工作指南》，亦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则是为前方或敌后设想的。其起首一段，将抗战前工作抗战中工作性质无异，联系不分，指示甚明，摘录于此，以备参考。
乡村工作，在平时其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战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此为总目标。在此总目标下，则以敌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骤，从而对抗，亦有四项目标。兹分别指点于次：
一、敌人对我第一步计划为军事的占领。故抗敌工作第一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军事目的。在国军作战地区，则发动民众武力，组成游击队，与正规军相配合，相策应，并担负谍报、向导等工作，以求保卫乡土。在敌人已经占领地区，虽不得正规军配合策应，亦应相机为破坏敌人，牵制敌人，妨碍敌人种种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复失地，小之使敌人不得遂行占领。
二、敌人对我第二步计划为政治的统治。故抗敌工作第二目标，应为对抗敌人及其傀儡政权（如维持会，或伪县长等），使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在敌人傀儡政权势力所及之地区，例如铁路沿线，或公路沿线之城镇等，应有秘密组织，消极抵抗，乃至进而予伪政权以种种破坏打击。在敌人未成立傀儡政权之地区，或虽已成立而其势不能及之地区，应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种方式之地方自卫自治力量，或树立代表民众之临时政权。总求安定社会秩序，俾农业得如常生产，农民得如常生活，消极的可以不接受敌人统治，积极的能为游击队作根据地。
三、敌人对我第三步计划为经济的榨取。故抗敌工作第三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经济目的。此要在使乡村社会趋向团结组织，依其组织的力量，解决经济生活上种种问题（如缺乏煤油，便商量着设油坊，缺乏辅币，便商量着存积粮食，以粮食为标准，发行辅币），达到乡村自给自足的企图，而使敌人不得遂行其种种计划（不能收买农产，不能行使伪钞，不能推销敌货，不能布置经济侵略机关）。
四、敌人对我第四步计划为灭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敌工作第四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亡我之最后目的。此要在激发民族意识，认识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毁灭我文化之所为（如提倡日语日俗，改订教科书等事），均严切拒绝之，抵制之。
然抗敌之中，仍须不忘原初建设新社会之目标，要使上列各项工作同时更具有建设新社会之意义。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于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之国防基础等等皆是。
抗战不能不靠民众抗战；建国不能不靠民众建国：总之，都要发动民众。然而中国民众在乡村，民众工作就是乡村工作。乡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业。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3节 创办《光明报》前后（1）
1946年与民盟主席张表方（澜）合影。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1940年12月24日我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日战争初期的那种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镇压也日益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已名存实亡。国民党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为国民党提出的第二届参政员人选中极力排斥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记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这次被取消了参政员资格，而塞进了更多的吃闲饭的国民党员。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形势更加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组织的建设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尽快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章则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选等都是这时商讨确定的。而创办民盟的报纸也是这时商定的。记得有一天我们相会于张君劢的住处（张当时借住于其胞弟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趝家中）。张君劢首先说，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的话。大家对此当然都有同感，遂决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论机关，并推我负责。
一、离重庆去桂林
为筹备民盟的报纸，我在1941年3月底离开重庆。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邹韬奋不堪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的盯梢，逃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只得乘长途汽车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90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我答：“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我便回答说：“时间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我去“喝茶”，这我才明白过来。为了他们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我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补充训练处处长”。张轸是河南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见过面，也算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我一见张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答：“指挥不了。”当夜我就留宿在他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补充处”就管的是此事。张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说着竟为之落泪。我问他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张说：“当然我向何应钦说过。他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次日汽车被放行，我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早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60里的良丰，那里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我就住在那里，并应雷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我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后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后我还要离开，可我买不到机票。我找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任潮（李济深），由李的秘书（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我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二、只身飞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只身一人飞往香港，开始了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到香港时有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解放后曾任华南农业学院院长）自己驾车到机场来接，我即先暂住于李家。后来又迁往许地山先生（作家，笔名落华生，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许家期间，一夜许先生竟死于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经过三四次转移之后，报社终于租得一座楼房中的一层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处。为了减少开支，报社用房力求节省。记得我的住房也仅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三、为筹办事与盟内外人士洽商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未能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后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离港飞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即今日之农工民主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告诉我与他联系的，因为在离重庆之前，我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的事告诉他，并向他问得中共驻港代表。在临创刊之时，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
四、筹组办报班子我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香港后才筹组的。8月接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我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记得新闻版负责人是笔名羊枣的（听说后来他在福州为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俞颂华，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是个老报人。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9月18日这一天，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报纸取名的事，这里可以附带说一说。一天碰见范长江，他与我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社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我们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4节 创办《光明报》前后（2）
五、为报社经费不足奔走
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1万元，我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6000元。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不值钱，大约是4元才换一张港纸（港元）。后来反蒋的四川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通过缪云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赞助了几万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我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我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他来找我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我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他送来4000港元。
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我亲自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的徐傅霖。徐见我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我：你去南洋干什么？待我说明此行目的以后，徐就表示：民盟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我大许多（当时我四十八岁，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好让他。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报社经济既如此困难，可是青年党的曾慕韩（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实在令人气愤。本来报社已任命萨空了为经理，萨很有才干，社内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轨道，而曾慕韩忽然又“推荐”青年党的陆光荣当副经理。因为萨已完全胜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经理李炳海，无须再添人，何况添人又要多一笔开支，理所当然地我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曾陆二人邀我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最后曾竟说：“你如此坚持己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竟如此凶恶无理，实在可叹！
六、国民党的阻挠破坏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当然不高兴，一定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早在报纸筹办中，国民党就派了他们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由重庆赶到香港，与港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我们创办这个报纸。可惜他晚了一步，因为待他赶到时，注册手续我们已办理完毕，应交的押金4000元港币也已交清，并请好了法律顾问，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报刊，不能任意取缔了。可是由于刘的一番奔走活动，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仍对我们多方刁难。为了避免或减少麻烦，在报纸出刊之前大家劝说我，应当先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并特别提醒我要购买些礼品送去，表示希望他给予关照。这种迹近行贿的事，我还从未干过！可是为办报，我还是十分勉强地带着礼品去见了这位负责人。此人姓刘，着长袍马褂。这在流行西装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见的。东西送了，请关照的话也说了，可是《光明报》第一天的发刊词上他就给开了“天窗”。于是我再去找他，进行交涉。他的回答很直截了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待。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报纸大样天天送检，天天要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太多，文句不通，无法读下去。我写的连载在报上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也删节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
七、向国内外公开宣告民盟成立
1940年底至1941年1月民盟已创立，但始终不曾公开。《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它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告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民盟的政治纲领。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见报之前如送检，肯定不能通过，所以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见报，成为一大难题。大家议论再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幸好后来萨空了出一个好主意：将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有报头的一版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规定，广告栏大样无须送检，这样做就可以轻易地避开送检被扣一关。后来即按此意见办理。同时又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特意减收报费，尽力扩大这一期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发售，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不免大吃一惊，立刻派来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问究竟。我们就以广告账目本出示，上面填写有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数目，以表明我们是按广告刊登，并且手续完备。来检查的人抓不住报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我们事先编造好的，因此他们自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5节 创办《光明报》前后（3）
八、青帮头子杜月笙奉命出马
《光明报》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两人秉承国民党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庆参加参政会为名，要我离开香港，重新回到受蒋介石严密控制和监视的重庆，为我所拒绝。后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李与吴稚辉、蔡元培、张静江，人称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当时正住九龙半岛酒店，也写信劝我回重庆，信中说：“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我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代为准备好了。对此我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来出马，“动员”我离开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请我一个人去“吃茶”，地点是“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我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什么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当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绝后不死心，后来又请我吃过一次茶，当然还是让他碰了钉子。
九、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
国民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当然为我们制造了许多困难，但更令人心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恼的经历之一，至今难忘。民盟的政治纲领早在重庆时即由我执笔写好，并经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报纸创刊前一个多月，黄炎培即托人自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见是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拟就的十二条纲领中有四条暂不发表。这四条内容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设立特务机关等。其实这种将纲领分成两部分先后发表的意见，早在我尚在重庆时黄就提出过，后来大家取得非到适当时机不发表的谅解，这个分歧遂被暂时搁置起来，现在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发表民盟政治纲领，经过在港民盟成员多次讨论和与在重庆的民盟成员多次信函往返，终于决定由我根据原来的十二条另起草一个十条纲领。这个改写后的纲领后经重庆方面民盟成员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梦岩、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四条中“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大家议论纷纭，久久定不下来，最后终于修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建国纲领”。后来在报上发表的那个政治纲领，就是经过这许多曲折产生的。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现了。青年党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为民盟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则以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内外。有人又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黄炎培是该社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议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借口，拒不起草原应由其执笔的宣言。为了宣言与政治纲领同时按原定日期发表，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写宣言，经大家讨论通过。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光明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发表时不具名，孙科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攻击民盟，说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纵队”，破坏抗日等等。而不具名发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国外，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为补救计，后由陈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二位向外国记者说明和保证，并由他们代为将这两文件译为英文，宣言与政治纲领才得通过这些记者转发国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日军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炮击和轰炸。《光明报》自同年9月18日创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过三个月。报纸无法办下去，工作人员只得遣散。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帮助下多次迁移住处。12月25日日军终于全部占领了香港，香港当局投降。在香港沦入敌人之手的初期，盗匪蜂起，日军也乘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此时为了安全，我又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瓒三人躲入西环一所小学校，住在三楼的一间空房里，住入此处以后，我们尽力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无电无法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各自介绍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的地方，遇见陆光荣，两人正边走边谈时，由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人，双眼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我，要我交出身上财物来。当我从衣袋里取钱包时，陆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声喊叫：“robber！robber！”（强盗！）匪徒眼见警车向我们方向开来，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递给他的钱包。
十一、离港出走返回祖国大陆
此后不久，范长江、萨空了问我是否打算在此时离开香港，我说当然想走，便约定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军完全占领香港两周后，我换装着中式夹裤夹袄，于黎明前离开所住的小学，由黄瓒送我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渔船，趁着破晓前的昏暗，躲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陆内地所经历的种种艰险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写过题为《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长文，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再说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6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1）
一、离港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