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
8.7
1.1
0.5
10.3
英国公布的实际新建商船吨位数
5.19
1.3
0.6
7.09
12.29
1.2
0.9
14.39
根据上表的数字计算，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我们在1942年每月应击沉70万总吨位的商船，若根据英国公布的实际新建商船的吨位来计算，每月须击沉59万总吨位的商船；这样，才能阻止敌商船总吨位的增长，使其增减数保持平衡。只有每月击沉敌商船数超过70万总吨位或59万总吨位才能使敌商船总吨位有所下降。而对敌人来说，从1942年开始商船的吨位减少对其是极不利的，因为这时他们对商船吨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他们必须满足海外作战越来越高的要求。
海战指挥部相信，只要3个轴心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共同奋战，每月的击沉数可远远超出70万总吨位。战后人们才知道，德国潜艇部队所报告的击沉敌商船的吨位数，虽经海战指挥部的核实，仍比实际略高一点，而德国空军和日本武装部队所报告的数字则大大超过了实际数字。
商船的击沉和建造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表明，由于我国领导在战前没有采取一切措施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潜艇，战争爆发后又没有把现有少量的潜艇集中用于经济战这一主要任务上，这一切给战争中的德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1942年上半年潜艇战虽然战果辉煌，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却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潜艇战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失去的时间已无可挽回。我们与英国交战两年半以来，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一直很少，而这些潜艇只是我在1939年提出的为取得更大的战果所必要的一小部分潜艇。见第36页和第45页(第5章)。
战争期间，当获悉美国正在大力加快商船建造时，对德国海战指挥机关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提高商船的击沉数。1942年5月14日我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谈到这个观点对说：
“我只能反复强调，重要的在于尽快地击沉商船和尽可能多地利用海上参战的潜艇使敌人遭受损失。今天击沉敌商船的作用将比1943年击沉敌商船的作用大得多。”
关于在何处击沉敌商船或是否应该首先袭击某一固定的商船航线的问题，我在1942年4月15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各敌对国家的航运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这个关系上看，无论在何处击沉商船都无关紧要，最终还得用一艘新船来补充。
“从长远的观点看，击沉商船和建造商船之间的竞争将决定着战争的命运。但造船与装备中心位于美国，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敌国在欧洲的前哨和门户。如果我方对该中心的运输线，特别是针对其油船运输线给以打击的话，那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那里海击沉1艘商船意味着敌人损失的不止1艘商船，而是意味着敌人的造船和装备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时受到了损失。
“对于敌方利用其欧洲的门户——英国来说，商船的吨位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它拥有必要的吨位数时，才能被用于欧洲作战。仅仅加强英国的装备是不可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因此，无论在哪里击沉敌商船都会直接加强对法国和挪威的保护。在这方面，一艘潜艇击沉敌商船所产生的效果也许比一艘在挪威海区的潜艇所直接提供的保护效果要好。
“因此，我认为必须在最适合使用潜艇、最有效地造成商船损失的地方打击敌商船。随时随地击沉敌商船要比在某个固定的战果小的地方击沉敌商船更为重要。我认为，运往美国的补给品与美国运往英国的补给品一样重要，因此只要美国东岸海域的防御情况不变以及我们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把潜艇战的重点放在那里……。”
1942年上半年潜艇数量增长情况如何呢？1941年下半年平均每月有20艘潜艇服役。在一般情况下，1艘潜艇从服役之日到首次出航作战须经过4个月的时间。参看有关潜艇训练问题的叙述，第121页(第9章)因此我估计，到1942年头几个月每月将有20艘新潜艇参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冬季特别寒冷，德国的波罗的海诸港和波罗的海南部水域全部冰冻，潜艇的训练区无法使用，航行也全部停止。我们的军官光在静止的潜艇上讲课是不够的，新艇员在首次参战前的训练因此而大大推迟。此外，严寒还延长了潜艇的建造时间。这样，从1942年1月至3月每月平均只有13艘新潜艇参战(而不是预期的20艘)，从4月至6月甚至每月只有10艘新潜艇开赴前线作战。
此外，在1942年上半年服役的69艘潜艇中有26艘(将近40%)被派到挪威海区作战，2艘被派到地中海。
在大西洋我们又损失了12艘潜艇。这样一来，1942年上半年到前线作战的69艘新潜艇实际上只有29艘用于大西洋进行经济战。据统计，1942年7月1日用于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共有101艘。6月份平均每天有59艘潜艇在海上活动，42艘在船厂修理。在海上的59艘潜艇中19艘在战区作战，其余的在往返途中。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1日战争日志。
面对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为了解决整个海战的核心问题，我作了一切努力，争取尽快地获得更多的潜艇。
1942年6月21日希特勒要我派一支潜艇群到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海区作战，以防英、美军队在该岛可能的登陆。我拒绝了这种要求。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又一次把本来数量就不足的潜艇用到防御方面去，而实施经济战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却又得不到满足。
我反对这种要求的理由如下：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21日战争日志。
1. 鉴于敌人明年将大规模增加新舰船，以我之见，潜艇最重要的、决定战争命运的任务是迅速击沉敌舰船。
2. 因此，只要不出现使我在战争中蒙受失败的危险，就应优先考虑第一项任务，而把其它所有的防御任务均置于第一项任务之后。只有在潜艇数量和形势允许调走作战潜艇而又不影响实施经济战时，才能抽调潜艇去执行其它的防御任务。
3. 假如上级要我派遣一支潜艇作战群去防御敌人对马德拉或亚速尔群岛采取的军事行动(这是对当前潜艇情况的错误估计)，那我则有必要在6月24日汇报一下有关潜艇的情况。
在列举了可供作战用的少量潜艇数之后我继续写道：
“在目前潜艇数量少得可怜的时候调走潜艇事关重大。由于敌人不久可能采用停航、改变航线或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集中航行和加强防御等方法，将会使现在对我作战尚十分有利的加勒比海的态势恶化，也就是说即使以后使用数量较多的潜艇也难以取得现在用少量潜艇所取得的战果。因此，可得出结论：立即用现有的一切武器打击敌人。”
为了缩短潜艇的维修时间，我反复要求增加修船工人。我用下述一段话结束了我的请求：
“为了使海上作战潜艇的数量能迅速增加，以期取得巨大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是海军应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如今已刻不容缓，因为它关系到1942年在敌人增加防御兵力和新舰船以破坏我潜艇战的效果之前尽可能多地击沉敌商船的问题。”
这次，海战指挥部支持我对派遣潜艇保护亚速尔群岛一事所持的态度，使希特勒放弃了他的要求。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除了竭力争取更多的潜艇外，对如何保持潜艇战斗力的问题也很关切。
我已讲到过，由于潜艇莫名其妙的损失见第211页(第12章)。曾引起我们很大的不安，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在5、6月份见第216页(第12章)。与护航运输队的战斗，目的在于发现英国人是否已经研制了新式反潜装备，特别是水面探侧仪。
1942年6月17日我用密码与优秀的潜艇艇长莫尔海军上尉联络，当时他正在指挥一个潜艇群攻击ONS100运输队。我问他在这次作战中有何收获：
“15点7分，潜艇部队司令问，从敌防御情况来看，你本人对水面探测仪是否已有所了解？”
“15点10分，莫尔海军上尉：昨天我曾7次艰难地突破驱逐舰的重围。艇位推算的结果发现，敌人的掩护兵力往往都从舭部前端出现。潜艇下潜2次，敌驱逐舰带恐吓性地投掷了深水炸弹后再次消失。在其它的情况下我认为没有被敌发现。我认为驱逐舰的曲折机动是正常的大幅度运动，因为它没有笔直地向我驶来，驱逐舰在规避机动时也未向后转向……”
因此，莫尔海军上尉认为，在英国驱逐舰向它驶来时，预先并没有测出水面状态的潜艇，因为驱逐舰没有直接向潜艇逼近。
当艇长们经过5、6两个月与护航运输队的作战返回后，潜艇部队领导向他们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询问，特别是关于敌人是否使用了新式水面探测仪的问题。多数艇长以一系列理由说明敌人还没有装备这种新式仪器。于是我们便作出结论，敌人在护航方面尚未使用新式探测仪。但是不久事实教训了我们，我们发现敌人实际上早就装备了一种新式的、十分有效的探测仪。
从1941年以来，英国人出动飞机特别加强了对比斯开湾的侦察，因为该海区是德国潜艇进出法国西部基地的必经之地。但潜艇在通过该海区时并没有感到困难，尤其是在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的白天和黑夜。
白天，潜艇指挥塔上的瞭望兵发现飞机要比飞行员发现潜艇更早，因此，潜艇要及时潜逃是有充裕时间的。
夜晚，在水面航行的潜艇一般不会被飞机发现，只有在恶劣的天气或能见度迅速变化的白天才偶尔有深水炸弹袭击水面航行的潜艇。但在这种场合，飞机和潜艇显然几乎是在同一瞬间突然互相发现的。
从1942年初开始，我们发现英国对比斯开湾的空中侦察有所加强，特别是速度较快的飞机也纷纷出动来执行这项任务。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估计到，在月明之夜也可能遭到飞机的袭击，但没有料到白天的袭击也颇为频繁，这很难说是由于潜艇瞭望兵没有全神贯注而使飞机先发现潜艇所致。因而我们怀疑，英国飞机能在白天从阳光和云雾中发动攻击，很可能是预先测出了潜艇的位置，然后在潜艇观察范围之外的空中待战。1942年6月，比斯开湾的潜艇在黑夜首次遭到飞机轰炸，这使我们的猜疑得到证实。当时一道探照灯光突然从1000米到2000米的距离上照到了潜艇。炸弹也就接踵而至。6月份出航的3艘潜艇在比斯开湾因遭到这种方式的袭击而损失惨重，在无法下潜的情况下被迫返回比斯开湾港。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与海军总司令部的主管探测技术的业务部门经常保持联系。1942年春，当潜艇在比斯开湾连续遭到此类莫名其妙的突袭时，潜艇部队领导就询问该技术部门，在潜艇进入飞机的观察范围之前，飞机能否发现潜艇。技术部门的回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干脆否定。在水面发现象潜艇这样小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有风浪的情况下，只有在很近的距离上才能发现它。无疑这种看法与海军根据普通的长波无线电测量仪所掌握的经验是吻合的。由于我们对使用短波的基本科学原理缺乏相应的研究，因而对英国秘密使用的短波探测仪所具有的探测距离和精度高的优越性一无所知。
但是，当我们弄清被英国飞机夜袭的真相之后，我于1942年6月在巴黎的指挥所里与总司令部的技术部门共同进行了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对策：
立即给潜艇装上雷达观察仪，潜艇通过该仪器就能确定是否被敌发现；
潜艇应尽快地装上性能独特的雷达，但其探测距离却受到目前水平的限制；
为了对付水面搜索，应进一步研究潜艇的伪装问题，使搜索潜艇的敌人即使能发射无线电脉冲，但也收不到回波，因为发射的脉冲被潜艇吸收，无反射回波，敌雷达也就无法测定。
当位于比斯开湾的3艘潜艇遭到敌机的夜间轰炸后不能下潜时，我曾请求担任大西洋空中掩护任务的航空兵指挥官派遣飞机把受伤的潜艇护送回港，以防再遭袭击。但他除了只派1架“FW-200”飞机外，便再也不能提供空中掩护兵力了。因为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还一直未从空军总司令部那里获得执行这一任务所需要的兵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战争日志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11日战争日志。中有如下记载：
“敌机对U-105号潜艇的袭击，再次证明潜艇在比斯开湾航渡时所面临的重大危险。由于对英国的‘桑德兰’式飞机和重型轰炸机缺乏防御手段，比斯开湾简直成了英国空军的游乐场。据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的通报，英国竟动用了他们最老式的‘桑德兰’飞机。
“随着英国机载雷达的不断发展，潜艇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潜艇受损的程度也比以前严重，其结果将导致全艇覆灭。对潜艇艇员来说，当他们的潜艇遭空袭而不能下潜并失去防御能力时，如果得不到其它兵力的掩护而再次遭受空袭，那是最使人沮丧的事。哪怕只有几架远程驱逐机或几架现代化的战斗机就够了，它们足以把一直沿比斯开湾海岸飞行的无战斗机掩护的敌侦察机驱逐出去。利用这些飞机至少可以把受伤的潜艇护送到由探雷艇和巡逻艇前来迎接的安全地带。”
在与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取得一致意见后，经海战指挥部批准，我亲自飞抵德国空军的大本营，同空军指挥参谋部交涉，还飞抵罗明腾，与帝国元帅戈林进行交涉。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为了达到多分配一些飞机的愿望，请求潜艇部队司令出面帮助。我终于如愿以偿，使24架JU-88C6型重型驱逐机归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指挥。
6月24日潜艇部队接到命令，由于“比斯开湾空袭危险极大，潜艇必须不分昼夜地潜航，只有在充电时才许浮出水面。”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24日战争日志。
除此之外，我们还采取了其它的措施，在设计安装大口径高炮武器之前，每艘潜艇先增加4座8毫米C/34机关枪，以暂时加强对空防御能力。
所有这些都是防御性措施，也许能较好地保护水面状态的潜艇免遭敌空中侦察后发动的袭击，但这些措施也无法改变英国已成功地研制了精确的远程探测仪这一事实，这样，飞机就突然成了对潜艇具有最大危险的劲敌。它不仅对每艘受到突袭的潜艇具有非常大的危险，而且也危及我们整个潜艇战的战术，即尽可能利用水面机动的潜艇以集群或狼群战为主的战术。在敌空中侦察兵力强大的海区已无可能再实施这种方式的潜艇战。一旦英、美两个海军强国在所有的海区，如在整个大西洋经常实施空中侦察，那么潜艇的水面机动战术及其水面联合攻击战术将必败无疑。
因此，以前提出的潜艇必须具备水下高航速的要求现在又显得异常重要了。“瓦尔特式潜艇”就是这样一种潜艇。它是由战前杰出的工程师瓦尔特设计的，后来被海军总司令部采用。但是，开战以来，由于缺乏资金以及迫切需要大批经过检验的各型潜艇尽快参战，而使该艇的试验和建造一再推迟。当然，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海军总司令部对该艇在前线的适用性也有某些疑虑。
应瓦尔特的请求，我曾多次在海军总司令部力争使该艇建造计划付诸实施。1942年1月18日我终于呈交了一份提案。在确定敌人研制了水面探测仪后，我又于1942年6月24日上书海军总司令：潜艇部队司令第269号机密文件。
“不管对俄战局是继续进行还是就此结束，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军的决战将在海上进行。因此，海军就成为这场决战的最大目标，它们肩负的责任极为重大。
“目前从我国海军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军的对比情况来看，我们进行这场海战不能使用和敌人一样的水面舰艇，而只能使用潜艇来实施进攻战。
“因此，有必要不断地检查潜艇的战斗力是否符合这个高要求，目前敌人的防御是否已经影响了潜艇的袭击力，以及今后敌人的防御能力究竟有多强等。
“尤其是在当前进行这种检查是很合适的，当潜艇在敌防御薄弱的海区取得较大战果时，要我们对潜艇的战斗力和敌防御兵力之间的情况作出有利于潜艇的正确估计是很困难的。因此，下面将对潜艇的战斗力、存在的弱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上的缺点和必要的补救办法逐一进行探讨。
“德国潜艇在整体设计、艇体和主机建造上均达到了最佳效果，这种效果可以通过基本型潜艇的生产线来实现。这种基本型潜艇具有水面和水下两种形式的动力装置。根据我们战时对外国潜艇了解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我国潜艇要比它们的优越。鉴于这种潜艇的今后建造计划已经确定，潜艇也已经建成，因此艇体和主机再也不能改动。我本人也认为，这批基本型潜艇的艇体和主机是不会有更大改进的。
“我们在研究应使潜艇具有较大的下潜深度以便能更安全地摆脱敌舰跟踪这一要求时，就已经指出，这些型号的潜艇已不再可能通过加固耐压壳和加强武器来增加潜艇重量。
“战争证明，德国潜艇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同时也证明，德国潜艇的速度也较高，不仅适于阵地伏击战术，而且也适于对护航运输队采用机动和集中攻击的狼群战术。
“但是也有潜在的危险存在。如果敌人大量建造速度较快的商船，那么护航运输队的速度也会加快，这样潜艇就难抢先进行攻击。
“如果敌人通过水面探测仪发现了尚在视距之外的潜艇，他们就可以在潜艇对护航运输队发动攻击之前先用驱逐舰把潜艇逼到水下。采用这种方法同样可以使潜艇无法抢先实施攻击。这实际上意味着潜艇机动战的结束，尔后潜艇只能进行阵地伏击战，最后只能在那些敌防御薄弱的海区取得战果。
“如果潜艇具有较高的水下航速，无须浮出水面在水下就能驶向每一支敌护航运输队，迅速占领攻击阵位，那么上述危险就不复存在。
“因此，瓦尔特式潜艇就是一种能排除上述危险的兵器，这种危险威胁着潜艇实施机动战。
“在抗击敌人对现有潜艇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方面，瓦尔特式潜艇在今天各种类型的潜艇中也遥遥领先。敌人面对这样一种崭新的、其性能令人吃惊的高速潜艇，开始时不可能有对付的办法，这样就有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因此，用最快的速度研制、试验以及迅速地大规模生产瓦尔特式潜艇，对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认为，在上述建议中尽可能地考虑到了未来的情况。
现在再重新回到1942年7月。当时大西洋战场的态势如何呢？为适应当时的形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指挥潜艇战有何打算呢？
随着美国4月份在东岸沿海以及后来又在加勒比海采用了护航编队之后，在美国海区的潜艇战状况越来越不妙。因此，继续将潜艇战的重点放在那里已毫无价值。然而，只要发现美国的航运区域防御薄弱，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利用。同样我们的潜艇也可以到遥远的海域实施攻击，其条件是：这种攻击很经济，很有价值，能使我方得到一些额外的收获，能迫使敌人到处设兵防守，从而分散其兵力。
但是经济的潜艇战还得将重点重新转移到较近的大西洋海区打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上来。要尽可能在远离英国陆地、其空中掩护兵力鞭长莫及的海区发动攻击。在这些海区，潜艇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机动能力，能使狼群战术在水面行动和攻击的各个阶段最少受到障碍，因此仍有取胜的可能。
潜艇的作战计划正是按照这些观点拟定的。由于本国各船厂增加了工人，海军总司令部得以使1941-1942年寒冬季节结集的许多新潜艇离港起航，于是从1942年7月到9月每月开往前线参战的潜艇达到30艘之多。
潜艇数量的增加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能够把潜艇编成两个潜艇群来对付往返于英、美两国之间的护航运输队，同时又可根据情况采取快速多变的战术将其它潜艇派往较远的有价值的战区去。
在这方面加勒比海始终是我们考虑的目标，特别是特立尼达以东和以南海域，是护航运输队从东面和南面驶往加勒比海的必经之地。1942年7月美国在该海区还不可能建立护航编队，因此潜艇在那里有很大的成功希望。
此外，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准备派潜艇重新占领弗里敦海区。与1942年4月派遣2艘潜艇时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见第208页(第12章)。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往返英国的南北护航运输队为了采用时间最省、航程最短的航线，目前会更加频繁地通过非洲西岸海域。在几内亚湾我潜艇也有取得战果的希望。但是，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把更大的成功希望寄托在开普敦海域的一次突袭上。潜艇到达那里的航程为6000海里，即使用IXc型潜艇到该海区作战也必须要有一艘潜水油船在中途为其补给燃料。尽管如此，我认为进行这样的作战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估计，在“处女地”战区潜艇一定会迅速地获得丰硕的战果。
我认为，在开普敦作战的潜艇还可以把作战范围延伸到印度洋的东非各港口。如果10月份IXD2型潜艇(1365吨，活动半径31500海里)作好战斗准备的话，这一点是肯定能做到的。这批潜艇是由战前的“火炮巡洋舰”改建成鱼雷潜艇的。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8日机密文件，见副本即附件6。
但是，我们首先应为在开普敦海域作战准备一支IXc潜艇群，尽量挑选经验丰富的艇长，另外再配备一艘潜水油船。它们必须在8月下旬同时起航。
另外，巴西海岸也是我们考虑的作战目标。我们与巴西的政治关系越来越激化，海战指挥部所发布的堵截巴西商船的命令也越来越强硬。
1942年1月27日，作为德、美两国进入交战状态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巴西和德国中断了外交关系。此前，德国未击沉过巴西1艘舰船。尽管在1941年12月9日为潜艇战开放了北美安全区，但潜艇仍避免在北纬20度以南的南大西洋泛美区活动。巴西与我们中断外交关系后，如果能遵守国际协定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仍会象对待所有中立国的舰船那样对待巴西的舰船。
然而，为了维护国际协定，德国潜艇在1942年2-4月用鱼雷攻击了7艘巴西商船，并按照捕获法将其合法击沉。因为潜艇艇长们无法确认它们的中立态度，它们配有武器装备，采取了曲折机动和闭灯航行，船体刷成灰色，既不悬挂旗帜也无中立标志。
后来，所有的巴西商船都逐渐配备了武器，因此海战指挥部在1942年5月16日下令可以对所有可以辨认的配备了武器装备的南美国家的商船(除阿根廷和智利外)实施攻击，事先不必发出警告。
1942年5月底，巴西航空部宣布，巴西飞机已经袭击了并将继续袭击轴心国的潜艇。这样一来，巴西虽然没有宣战，但实际上已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从那时起，经我国领导同意，于1942年4月4日潜艇部队攻击了所有的巴西商船。
1942年7月的第一周，在制定今后的区域广大的潜艇战计划时，我询问了海战指挥部，对于在拉普拉塔河口的潜艇战是否有所考虑，因为那里是英国冷藏运输船的汇集处。这些冷藏运输船对英国的肉类供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阿根廷的意见，外交部不允许在阿根廷沿海进行潜艇战。外交部对5月份以来在巴西沿海的潜艇战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按计划于弗里敦海区部署潜艇以打击南北来往的护航运输队的同时，我打算派1艘潜艇到巴西沿海去作战。
总而言之，在整个大西洋都具有实施一系列潜艇战的可能性。除了在北大西洋对敌护航运输队作战外，我打算视情况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我对此寄予胜利的希望。
重要的是，我们在此时必须保持主动，尽量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敌人企图通过改变航线或加强护航兵力来克服其弱点之前就利用敌人的弱点给以打击。
由于英国采用了护航编队，加强了空中侦察，西大西洋的潜艇战形势逐步发生了变化。英国海军部在1942年5月中旬显然会考虑：今后几个月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将会把攻击的重点移向何处。今天我们根据英国1942年7月的一份关于“当前大西洋战役紧张局势”的形势分析材料才知道，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99页。当时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推测德国潜艇部队将会对特立尼达以东的海上航运汇集点发起猛烈攻击。对此他写道：
“我坚信，潜艇战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
他估计，由于美国海域加强了防御，德国潜艇在那里作战的经济意义不大，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将会把潜艇重新调到东大西洋，以对付那里的护航运输队。
“因为与派遣兵力去袭击遥远的美国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相比，邓尼茨宁可用4-5倍的兵力打击在东大西洋的每一支护航运输队。”
7月27日我在德国报刊上指出，潜艇将进行艰苦的战斗，并说潜艇战必将面临更加困难的时期。我认为这种警告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对德国人民在言论、报刊和广播中对前几个月潜艇所取得的伟大战果而流露出来的过分狂热的情绪加以正确的引导。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英国海军部把我在报刊上的那次说明作为“直接来自马嘴的预言”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对潜艇将遭受更大损失的暗示倒成了我准备再次袭击大西洋英国护航运输队的证明。
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制订他的计划和考虑问题时，对美洲的同盟国是否会用它们的护航舰艇来援助英国防御东大西洋可能遭到的袭击，或者至少对能否调动4月份已转让给美国的英国护送队，表示极大的怀疑。
庞德认为，为抗击德国新的进攻，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军部队有必要采取统一战略，因为这场进攻的规模将比1941年的要大。
于是，德国潜艇部队和英、美防御兵力在尽最大能力作好战斗准备之后，双方进入了1942年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究竟胜败如何，尚难确定。
潜艇很快与护航运输队发生了战斗。在北大西洋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往返于北美的英国护航运输队仍然象4月份那样采用最短的航线在大环形航线上行驶。当我们的潜艇在大环形航线的海区内进行攻击时，这种情况仍无任何改变。至少英国人再也没有把他们的护航运输队“散布”在整个辽阔的大西洋上，象1941年那样增加我们寻找护航运输队的困难。
今天我们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并非象当时一部分人所估计的那样是由于英国人“死心眼”，而是缺少护航舰艇和燃料才迫使英国海军部往大西洋最短的航线上派遣护航运输队。南北航行的塞拉利昂护航运输队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护航运输队里的商船从东方世界绕过好望角而来。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到弗里敦海区作战的潜艇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就以联合的侦察幕队形在英国南北护航运输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向南航行。在这里潜艇每次都能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因此，在向作战区航渡的途中潜艇就能取得战果。
这样，1942年的“寻敌问题”再也不象1941年那样突出了。除了英国护航运输队一直采用最短航线外，目前由于潜艇数量的增加使“耳目增多”，这也给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搜索带来了方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配置的巡逻与侦察幕更宽大了，因而覆盖的海区也更广阔了。
除了上述这些比较有利的条件外，我们的有利之处还在于，海军总司令部内对敌人无线电通信进行监视的“无线电侦收部门”通过利用英国大量重要的无线电报，多次成功地破译了英国的密码。因此，“无线电侦收部门”多次而及时地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了有关敌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
潜艇在搜索敌护航运输队方面虽然有以上这些有利因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却更加困难了。因为潜艇在逼近护航运输队和采用狼群战术时所需要的机动性经常受到敌护航运输队空中警戒兵力的限制。飞机迫使潜艇不断地下潜，以此来使潜艇常常静止不动，从而无法靠近护航运输队和占领所需要的前方攻击阵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力求在大西洋中部打击敌护航运输队，因为敌人的岸基飞机无法到达该海区。我们估计，在这种情况下那里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少量从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护航飞机，护航航空母舰属于护航运输队固定的护航兵力。1941年在北大西洋中没有空中警戒兵力的自由海区是从离岸400-500海里处起始的；而现在，1942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不但在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护航运输队的北大西洋航线上，而且在向南的航线上也有四引擎岸基飞机作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担任侦察任务，这些飞机可在距下列空军基地800海里处执行任务：北美的格陵兰，冰岛，北爱尔兰以及弗里敦。与1941年相比，没有敌空中侦察力量而有利于我打击护航运输队的自由海区显然小多了。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力图通过适当的潜艇部署尽可能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捕捉护航运输队。这就是说，对来自美洲的护航运输队应在纽芬兰的拉斯角东南面海域开始搜索目标，对于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则应在西经25度附近海域开始搜索。这意味着当它们尚在岸基飞机护航之下时，我们就应该将它咬住，以便我们能在没有敌空中护航兵力的航线上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击。
采用这种方法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往往要历时数日，特别是在远处的潜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来加入狼群编队。于是那些要赶上护航运输队并参加夜袭的潜艇就必须高速航行1-2天。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第二个困难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敌水面探测仪的问题。敌护航运输队中连护卫舰艇也大多数装备了新式的短波探测仪——雷达，因而潜艇要接近护航运输队或突入编队发动攻击就十分困难。而且，在夜间或白天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常常有驱逐舰或其它护卫舰艇突然逼近潜艇，开火的距离也很近。这说明敌人已预先发现了潜艇。
因此，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了。由于敌人具备了新的探测能力，再加上能见度不良和大雾的影响，与1941年相比，目前情况对潜艇更为不利。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主动性和突然性多数掌握在敌人手里。
面对敌人这些新的优势，潜艇艇员首先要保持坚强的战斗意志，在敌防御措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潜艇艇长应不断地增长知识和善于熟练地处置各种情况。在参加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潜艇中，常常有75%的潜艇是由新艇长指挥的，他们首次同自己的艇员一起战斗出航。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出色，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在弗里德堡的领导下，在本土由“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的各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基本教育训练工作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
由于气象条件好坏不一，英国护航运输队指挥官的技能高低有别，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及其配备的新式探测仪数量不同，特别是防空兵力强弱不等，因此潜艇每次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果也就各不相同。
当潜艇在一些不利的条件下攻击失败，而敌人避免了重大损失并成功地歼灭了进攻的潜艇时，敌人就感到洋洋得意。但敌人也经常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蒙受了重大损失，无法击沉我们的潜艇。
在1942年7月至9月这段时间内，在北大西洋，作战行动连续不断，很少有较长时间的停息。英、美海军和德国潜艇之间处在不间断的战斗之中，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根据情况需要不断地制定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计划，根据需要来配置和派遣潜艇。
潜艇部队经常从一次战斗立即转到下一次战斗。艇员们的体力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两次战斗之间有些潜艇的燃料几乎耗尽，但鱼雷没用完，仍可进行下一次战斗。它们还得奉命到远离敌护航运输队的“奶牛场”去补充燃料。但这个措施也不能连续采用。在潜艇经过2-3次每次连续数天的作战之后，根据艇员们的强烈要求需要让潜艇返回基地休整。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我从1942年7-9月的大量战斗中选择几个战例加以叙述：
7月12日夜间，一支向南航行的英国护航运输队在加那利群岛西北海面被袭击，5艘商船沉没，总吨位为32186吨。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U-136号潜艇(艇长齐默尔曼海军上尉)1艘。7月17日从美国沿海返航的U-202号潜艇(艇长林德纳海军上尉)在偏北方向也意外地发现了第二支往南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但这次作战情况更为不利。虽然作战区离最近的敌航空兵基地有800海里，但四引擎岸基飞机却随伴护航。U-564号潜艇(艇长祖伦海军上尉)报告了攻击的经过：
“0点14分：当四引擎岸基飞机出现时，我艇紧急下潜。看来该机装有探测仪，因为它依次飞向在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所有潜艇，似乎没有携带炸弹，可能离岸太远的缘故……
0点30分：在护航运输队前方停车，然后逐渐调整位置，直到护航运输队密集的右舷纵队处在我有利的发射阵位上。目标是3艘约5000吨的中型货船和1艘双烟囱上层建筑高大的8000吨的客船，双烟囱可能是一种伪装，以冒充强大的辅助巡洋舰……
2点30分：方位50度，距离1000米，1至4号鱼雷管发射鱼雷。所有鱼雷冲向目标。尔后我立即操纵潜艇竭力向左转向，以便用艇尾鱼雷管发射鱼雷。这时海上两处起火并冒起一团黑烟，然后第三处又起火，爆炸声震耳欲聋，只见一艘商船被熊熊的烈火所吞噬。这就是有双烟囱的那艘船，船上装有弹药。后来又出现了第四处的火焰和浓烟，鱼雷击中了第四艘商船的中部，在我艇周围落下许多碎片。我命令舰桥上的艇员离开舰桥，以免被纷纷下落的碎片砸伤……”U-564号艇战争日志。
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首次发现敌岸基飞机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提供空中掩护，确实感到吃惊。但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根本性的结论，例如，把北大西洋的潜艇重新配置在离岸更远的海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罗斯基尔说这是英国第一次在这么远的距离上为这支护航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08页。“实际上这是海岸指挥部的一次意外收获，该指挥部得到了一个联队的美国‘解放者’号飞机。一般来说要在9个月以后才能提供这么远的空中掩护。”
7月22日在北大西洋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被一艘潜艇(该潜艇位于由9艘潜艇组成的狭长的巡逻幕中)发现。于是该群潜艇中的其它潜艇也立即向护航运输队接近。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当时天气也很好。但是，突然刮起一阵风暴，掀起了万丈海浪，潜艇无法使用武器。
U-552号潜艇(艇长托普海军上尉)仍然击沉了2艘商船，但没有继续进行攻击。当时这支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在格陵兰以南，离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有1500海里，是继续与其作战还是鸣锣收兵，由于根据不充分我难以决定。因此我在指挥所与作战经验最丰富的托普海军上尉进行了一次无线电通话。具体内容在此公布，以便说明这种通话对于指挥机关弄清遥远大西洋当时的实际战况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手段。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25日战争日志。
“……潜艇部队司令：天气如何？潜艇在215度航向上的速度是多少？”
“我是托普，风向西-南-西，风力8级，海浪7级，旋风，能见度约400米，用一部机器慢速航行。”
“敌防御情况如何？还有什么原因使攻击护航运输队产生其它困难……？”
“敌护航兵力很强，因天气突然恶化使攻击困难，敌人灵活地利用这种天气把航向改为360度这就是说，该护航运输队采用全圆形航行。，许多潜艇与敌失去接触。”
“你看有无希望再从护航运输队中捕获任何一个攻击目标，例如掉队的单艘商船？”
“天气虽然很坏，但护航运输队队形整齐，在这种天气要恢复接触可能性很小。”
“如果潜艇向南航行你认为怎样？这条航线距可能的敌护航运输队位置是否近一些？是走南航线还是再往南一些？”
“明天早晨准备与前天一样改为南-西航线。”
“好，托普，总之你要攻击的那2艘商船肯定是利用恶劣的天气溜走了。”
根据上述情况，我命令潜艇停止战斗。潜艇所取得的战果甚微。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了U-90号潜艇(艇长奥尔德普海军上尉)。
几天后潜艇对一支向西航行的ON115护航运输队进行了攻击，战果也不大。只击沉2艘商船(16568总吨位)，击伤1艘商船(10627总吨位)。正当战斗即将取得圆满成功时，浓雾突然降临。
U-43号潜艇曾经历了一次在能见度不良条件下的作战，它的经历证明，哪怕是一些微小的技术上的缺陷和不足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海军的技术部门想尽办法反复研究其中的原因，以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损失。例如在潜艇上安装防震仪，这样在潜艇遭深水炸弹攻击时可以防止震动。对此，U-43号潜艇艇长施瓦德海军中尉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4点32分：1颗照明弹几乎直接落在我艇后面。后来前方出现了我开始发现的那艘护卫艇，距离约900米，我顶着巨大的艇首波转向，以便进行火炮射击……
4点33分：警报！指挥台舱口关不上，舱盖无法闩上。我认为中间不会被什么东西卡住。中心舱口随时都可关上。我必须下来，准备潜艇下潜。2个艇员紧跟在我身后。当水涌进来时，舱口盖也关上了。(后来经检查，发现舱口盖稍微扭偏了一点，这样一来，舱口盖与舱口边缘的插销就对不上。)整个下潜延迟了20-30秒钟，因此当潜艇在17-20米的深度向前倾15度排气时，已遭到首批深水炸弹的攻击。整个艇受到巨大的冲击，灯火熄灭，电动机不转。“帕彭贝格25米测深仪”和“负荷秤”掉落，“150米测深仪”升到70米后不动，“25公斤蒸汽锅炉的气压针指向0”。艇首、艇尾舱报告，“测深仪掉落，指向0”。右舷电动机运转很费力，左舷电动机不能运转。潜艇前倾5-8度。测深仪指针停在70米处。我们考虑：要么留在水面，要么停止使用所有的仪器，用“全速”前倾下潜到深水处。在把小控制阀移到艇外的指挥台舱口旁后，我们采用了第二种办法。潜艇稍向后倾7度。1分半钟后潜艇开始前后摇摆，我们都呕吐了。潜艇大幅度前倾下潜，这时25米测深仪开始工作。在120米深度时我艇遭到第二枚深水炸弹的攻击。结果，1名艇员由于受到激烈的震动造成骨折，并有多处内伤……
在两次作战失利之后，第三次作战较为幸运。参加前两次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在纽芬兰东北400海里处组成一道巡逻幕，以便截击第三支护航运输队。U-593号潜艇(艇长凯尔普林海军上尉)在8月5日发现这支护航运输队。这是一支从纽芬兰的锡德尼港驶向英国的SC94护航运输队。一部分潜艇距护航运输队还有200-300海里的距离，有些还落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虽然潜艇经常遇到坏天气，好几次意外地与敌护航兵力遭遇，还得忍受深水炸弹的疯狂攻击，但潜艇仍与敌保持了好几天的接触。
其余的潜艇也终于接近了护航运输队。战斗打响了。潜艇报告击沉6艘商船，共计41000总吨位，还击伤7艘商船和1艘驱逐舰。关于这个情况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报告的战果并非完全准确，很可能估计过高，由于敌护航兵力的干扰，潜艇很少能看清击沉的情况。”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11日战争日志。
现在我们已清楚，实际上这支护航运输队中被击沉的商船是11艘，共计52461总吨位。我方损失潜艇2艘。U-210号潜艇(艇长莱姆克海军上尉)被“阿西纳博因”号驱逐舰撞沉。该驱逐舰此时也受重伤，不得不返回本土。U-379号潜艇(艇长克特纳海军少校)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被迫上浮后被“戴恩瑟斯”号小型护卫舰撞沉。另外还有3艘潜艇受伤。
在夜间的混战中，鱼雷和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落，3名英国水手认为他们的商船被鱼雷击中，急忙弃船，其中2人知道有误，又重新返回到船上，第3个人拒绝返回。后来这艘船被潜艇击沉。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09页。
英国海军部动用了所有的护航舰艇，为那支面临威胁的护航运输队提供援助，此外，从8月9日开始，该护航运输队还得到了从800海里外的北爱尔兰空军基地起飞的四引擎岸基飞机的掩护。
除了1名潜艇艇长外，其余参加这次战斗的艇长都是一些无经验的年轻人，“尽管敌掩护兵力强大，潜艇仍能顺利地发动攻击。”这件事可成为打击其它护航运输队的一个范例，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11日战争日志。这是我从中得出的结论。
在北大西洋截击下一支护航运输队的作战更为艰难，在雾天和蒙蒙细雨中，在潜艇群的所有潜艇都接近护航运输队之前，往往又会与敌失去接触。后来这个护航运输队终于又被U-660号潜艇(艇长鲍尔海军中尉)发现。U-660号潜艇以全速向所报告的位置赶了33个小时，最后9艘潜艇都与敌恢复了接触。攻击开始了。在大雾降临之前潜艇已击沉4艘商船，共计17235总吨位。后来，因有雾，无法再实施攻击。
与此同时，从亚速尔群岛东南海域出发驶向英国的“塞拉利昂”护航运输队(SL118和SL119)中有5艘商船(41984总吨位)被潜艇击沉；此外，1艘离队的单艘商船也被击沉，“切奇尔”号护航舰被鱼雷击伤。在这次攻击中，U-566号潜艇(艇长雷姆斯海军上尉)在下潜时被撞。艇员们经过几天的工作，用电焊把舰桥上撞坏的钢板从指挥塔舱口切割下来，潜艇又作好了“紧急下潜”的准备，并能踏上返航的路途。
9月初，我潜艇在大风暴中结束了一场短促而无效的战斗后，在北大西洋发现了一支向西航行的ON127护航运输队。经过4天的激战，敌7艘商船(50205总吨位)和“渥太华”号驱逐舰被击沉，4艘商船(36141总吨位)被鱼雷击伤。潜艇无一损失。这次战斗战果卓著。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支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当时尚未装备雷达。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0页。
后来潜艇又发动了两次攻击，均无效果。因为在发现护航运输队的时候，其余潜艇尚未集结成群。当它们几天后赶到战场时，两次都与开始发现的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
9月中旬，在北大西洋我们第一次集结了20艘潜艇同时作战。我们企图伏击驶往英国的SC100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运输队在9月18日被潜艇发现；潜艇向它接近。由于这次潜艇群兵力特别强大，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这次战斗的成果翘首以待。然而天公不作美，战斗被迫中止。护航运输队位于拉斯角东南约200海里外的海面上，那里强劲的西风变成了风暴。当时敌护航运输队的船舰和我们的潜艇只有一个共同念头，就是如何采取有利的航向和最合适的航速来战胜风暴。双方都无心恋战。即使敌我双方距离很近，一方也不能伤害另一方。只是在战斗刚打响时，敌护航运输队中有3艘商船(16900总吨位)被击沉。
这就是7-9月我们在北大西洋进行的战斗，虽然时运有好有坏，但基本上还是有收获的。
在这同一时期，位于遥远海区的潜艇作战条件有何变化呢？
7月上旬潜艇在美国沿海作战的战果很小。除此而外，我们一直得不到U-701号潜艇(艇长德根海军上尉)和U-215号潜艇(艇长霍克纳海军上尉)从该海区发来的电报，因此我们只好估计他们可能阵亡。U-402和U-576号潜艇被深水炸弹炸成重伤。由于敌方拥有了强大的海空侦察力量和建立了护航编队，在这些沿海海域出现了我们早就预料的趋势。我只得将那里的潜艇撤回，它们已不宜在那里久留。于是，从1942年1月在北美沿海开始的潜艇战眼看就要收场。但我总感到加拿大沿海，甚至圣·劳伦斯河口的条件可能会好一些。因此，我不顾最近在美国沿海海区作战的教训，把2艘新潜艇派往圣·劳伦斯湾。据我们判断，那里会有绕过冰岛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和单艘商船出现。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这次作战中运气特好。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遇到了商船，共击沉商船9艘，共计32998总吨位；击伤2艘，共计11994总吨位。
这里空中侦察兵力虽然十分强大而且不间断地活动，以致潜艇在白天基本上都处于水下状态，但该海区不同的水层使敌海上兵力很难发现和跟踪潜艇。这种水层是由于支流、淡水和咸水的交叉流动而形成的。
该海区不同的水介质使音响探测仪和声纳的作用受到影响，因此潜艇还能直接潜伏在加拿大一些沿海城市附近的海域。我又把第三艘潜艇U-513号(艇长吕格贝格海军少校)派往纽芬兰的康塞普西翁湾，以伏击从沃巴纳来的铁矿船。该潜艇击沉了两艘铁矿船，后来在一次攻击中被撞伤，不得不进入公海。后来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外又取得了战果。
7月份潜艇在加勒比海击沉的商船数与前几个月相比也有所减少。于是潜艇奉命转移到加勒比海以东的作战海区。这里来自东南经过特立尼达的商船依然是单独航行，但航线在不断改变。我潜艇抓住这个“金矿脉”，充分利用8月份6艘潜艇在这里形成作战重点的这一有利形势，几天内共击沉商船10艘。
7月底一批来自本国的新潜艇被派到作为转向点的百慕大东南海域，准备在“奶牛”那里补充燃料后驶往加勒比海。由于敌人采取了护航编队，那里的条件变得对单艘潜艇的作战很不利。在这些有强大的空中侦察兵力的狭窄的沿海海域难以使用狼群战术。因此在我决定部署这批来自本国的新潜艇时，既要考虑单艇作战的形式，也要考虑偶尔实施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应特别注意利用岛群之间的海峡(如向风海峡)，因为在这些海峡由于岛群的地理位置的限制，护航运输队的航线是固定的。这样配置潜艇可取得充分的战果。
有许多次当一艘潜艇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后，虽然敌方有强大的空中侦察力量，但该潜艇仍能把第二艘或第三艘潜艇引导到护航运输队必经的航道上去。
整个8月份，通过这种方式的作战，我们共击沉商船15艘，共计87603总吨位；击伤3艘，共计21418总吨位。敌侦察机显然已装备了水面探测仪；因为我潜艇在夜间也受到了攻击。艇长们积累了经验，他们懂得，当潜艇荫蔽地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附近或中间时，按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航行，避免大幅度地改变航向，可免遭敌飞机的袭击，因为飞机无法在探测仪上辨别己方的舰船和敌方的潜艇。
在取得以上成果的同时，我们损失了2艘潜艇，U-94号(艇长伊泰斯海军上尉)和U-654号(艇长福斯特尔海军中尉)。
9月份，采用这种样式配置的潜艇在加勒比海的袭击也不奏效了。于是潜艇便奉命撤到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沿海，9月份在这里遇到很多商船，取得的战果相当可观。9月份在这些海区被潜艇击沉的商船有29艘，共计143248总吨位。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本希望在弗里敦一带海区通过潜艇的奇袭获取胜利，但事与愿违，在那里很少发现来往的船只。2艘驶向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外的一个补给点的潜艇在公海意外地发现了护航运输队使用的“交通干线”。尽管第一批5艘商船被击沉，可是敌人在短暂的停航后仍继续使用这条航线。因此，潜艇留在那里是值得的。后来它们又击沉了6艘商船。
在取得这次令人满意的战果后，我把潜艇调到弗里敦的西南海区，在这里潜艇又幸运地遇上了敌商船，共击沉4艘商船。
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上尉)在非洲和南美之间的海峡和巴西沿海一带活动。它在领海以外的海区击沉了5艘巴西商船。当时，艇长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在与外交部协商后所下达助指示行动的。见第233页(本章)。巴西政府则把德国潜艇对这些商船的攻击作为对德宣战的理由。
虽然这种宣战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改变我们与巴西的关系，因为巴西早已采取了对我作战的行动，但由此而导致巴西正式参战，则肯定是一个错误。正确的做法是，应从政治原因考虑避免这种后果。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和作为军人的艇长们只能执行命令，无法预先考虑或分析同意击沉巴西商船而产生的政治后果。
1942年7-9月，敌对国家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302艘，共计1505888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485页。其中1298000总吨位根据英国“BR1337”统计表(限于战争期间被敌人击沉或击伤的英国和外国商船)。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作战经过大体如上所述。在同时期的3个月中德国损失潜艇32艘，7月份损失数占出航潜艇的15%，8月份占9%，9月份占6%。
潜艇的战斗力，即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平均击沉吨位数在7月份为181吨，8月份为204吨，9月份为149吨。这些数字是根据英国被击沉的商船数算出来的。
这些战果应归功于潜艇艇员的才能和他们坚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再加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这些战斗中好运气。但我出于对各海区不断加强的空中侦察力量的担忧，尽量抑制了对上述战果的自满情绪。当我在8月21日的战争日志中叙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危险之后，我总结道：“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潜艇战的种种困难定会导致大量的无法忍受的损失，并使潜艇战的战果及成功希望大为减少。”
罗斯基尔在其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海上战争》一书第2卷第210页上写道：“……邓尼茨绝对没有为他的新攻势所取得的首次战果而喜形于色。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因此他的这种判断和紧接着阐述的理由都是正确的：探测仪和空中侦察力量的发展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在我谈及我们如何采取办法改进潜艇的战斗力来对付这一威胁之前，我必须先叙述1942年9月12日所发生的一件事，敌人利用这个事件大肄宣传，并向德国潜艇部队和我本人进行攻击。这件事就是击沉“拉科尼亚”号和我所下达的与此有关的命令。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四章 “拉科尼亚”号事件
1942年8月16日至19日，我4艘IXc型大型潜艇和1艘潜水油船在久经考验的艇长们的率领下从比斯开湾各港驶往开普敦海域，准备在那里进行一场计划已久的战斗。它们是U-68号潜艇(艇长默滕海军少校)、U-504号潜艇(艇长波斯克海军少校)、U-172号潜艇(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U-156号潜艇(艇长哈尔滕斯泰因海军上尉)和U-459号潜水油船(船长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海军少校)。它们一起向南挺进。到南纬5度的位置它们就可以发动攻击了，但为了保持这次开普敦海域首次攻击的突然性，它们继续向南朝最有攻击价值的目标航行。9月12日，U-156号潜艇正好在开普敦海域击沉了英国19695吨位的“拉科尼亚”号客船。这艘船被英国海军部作为军事运输船使用。根据英国的舰艇手册，该船配有14门火炮。后来根据“拉科尼亚”号枪炮官的交代获知，该船共配备8门火炮，其中2门15厘米火炮用于对舰射击，另外还配有若干门高炮、深水炸弹和探测仪。
当这艘船下沉时，U-156号潜艇艇长听到船上有意大利人的呼救声，后来在营救那些落水者时，发现船上有意大利战俘。后来据英国资料披露，该船上有436名英国乘员、268名正在休假的英国人(其中有80名妇女和小孩)、1800名意大利战俘和160名作为看守人员使用的来自俄国的波兰战俘。
9月13日零点12分通过无线电报我获悉了有关击沉这艘商船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击沉英国‘拉科尼亚’号，位置7721方格区，航向310度。可惜船上有1500名意大利战俘。迄今为止，捞上来90人，157立方米，19枚鱼雷，信风3级，请指示。”
根据这份无线电报，我作出了一项违背各交战国关于海上战争救援原则的决定。按照1907年10月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德国海军对待遇难船只的原则是，在不危及本舰和不影响军事任务执行的情况下对遇难船只应给予帮助。但履行这一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的前提是，必须等到战斗结束之后。在战斗期间，或者估计仍有战斗行动的话，救援工作必须停止。
舰艇的指挥官应独立地根据情况作出判断，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本舰的安全是否允许履行救援义务。
其它国家的海军所执行的也是同一个原则。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作为证人在纽伦堡法庭解释道：“按照一般的原则，如果救援会给潜艇带来不必要的额外危险，或者阻碍潜艇执行其它任务的话，美国潜艇是不救敌方幸存者的。”《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10页。
德国潜艇在这场战争的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是按照日内瓦条约的这个原则抢救落水者的。
但是，到战争的第三年，即1942年，大西洋的战争形势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出现战斗行动即将要结束的迹象。至少潜艇艇长们再也无法可靠地确定哪些海域比较安全，因为在大西洋几乎到处都有可能突然出现敌人的飞机。这对潜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潜艇下潜大约需要1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快速的飞机已能到达潜艇上空，如果这架飞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即在潜艇的最大观察距离之外)事先还未被潜艇发现的话。潜艇只有在航行状态时，并且只有在指挥塔上人员很少的情况下，才能迅速下潜。因此，当潜艇为了救援落水者而须停止航行时，潜艇乘员就会拥挤到潜艇甲板上，这样潜艇就无法紧急下潜，随时都可能遭到空中的袭击。
1942年下半年，各海区敌空中侦察兵力的不断加强使我越来越感到忧虑。我在1942年8月21日(即“拉科尼亚”号事件之前)的战争日志中，记述了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并作出如下结论：
“作战的困难在增大，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蒙受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从而使潜艇战的战果和获胜的希望大大减少。”
从1942年9月2日至8日的战争日志中也可看出，潜艇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它们必须估计到随时都会发生战斗行动。在短短的几天内，7艘潜艇被飞机发现，分别遭到袭击，或被炸沉。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结束战斗已无可能，但艇长们在自行处理这些情况时还得考虑救援问题。
因此，在U-156号潜艇击沉“拉科尼亚”号后，艇长根据惯例对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履行救援义务等问题作出决定。他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判断之后，就进行救援工作，并把这一切通过无线电报向我作了汇报。
在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经历，我难以相信，在空中危险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救援的潜艇会不发生战斗。因此，我考虑，是否应该阻止他执行救援义务，这样做在军事上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潜艇所面临的危险实在太大，或者是否应批准他这一行动，但必须对他提供支援。最后我决定，即使有其它的军事行动，我也要支援他，以救起811名英国人中的800名，1800名意大利人中的450名。我取消了驶往开普敦海区的那几艘潜艇的行动，把它们迅速派遣到“拉科尼亚”号的击沉点，以协助救援落水者。
另外，我还把在弗里敦海区作战的U-506号潜艇(艇长维尔德曼海军上尉)和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少校)派往击沉点，并要求在波尔多的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把在同一海区作战的意大利“卡佩利尼”号潜艇也派去执行救援任务，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同意了我的要求。要接收全部的幸存者是不可能的，因而我考虑让潜艇把他们送到法属象牙海岸，在那里让他们上岸。但海战指挥部通知我，将请法国维希政府让接收这些幸存者的法国军舰从达喀尔港起航。
与往常一样，海战指挥部也收到我的电报，领袖大本营也从中了解了有关情况。海军总司令批准了我的决定，但他让人转告我，潜艇在进行救援时不能受到伤害。
希特勒让人通知我，开普敦海域潜艇的战斗行动不能受到妨碍，潜艇在救援时决不许陷入危险的困境。
但是我仍然坚持我所作出的决定。
一开始只有U-156号潜艇在击沉点。头一个晚上该艇救起193名幸存者，其中有英国人也有意大利人。该艇在9月13日清晨又捞救起200名落水者，将他们安置在尚没有坐满的救生艇上。
“拉科尼亚”号在9月12日22点22分被鱼雷击中后通过600米波长的船用电报用英文发出了SSS明码含义同“非保密”。电文，报告其船位及被鱼雷击中的情况。22点26分该船在下沉时用25米波长的电报发出了一个密码报告，并又一次用明码电报作补充，报告它已被鱼雷击中。9月13日凌晨6点甚至连德国的U-156号潜艇也用25米波长的明码发出了下列电文：
“任何愿意援助‘拉科尼亚’号幸存者的舰船我将不对其进行攻击，假如我艇没有受到舰船和飞机袭击的话；我艇已捞救了193人，南纬4度52分，西经11度26分，德国潜艇。”
6点10分该电文在600米的波长上采用国际信号又重发了一遍。毫无疑问，当这些无线电报发出后，英国当局肯定会知道“拉科尼亚”号被鱼雷击中和德国潜艇进行救援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报告他艇上有193名被救者，这不免增加了我对救援潜艇安全的担忧。
因此，在9月13日零点27分我用无线电发出命令：
“哈尔滕斯泰因留在击沉点附近，随时作好下潜准备。其它分散的潜艇接纳幸存者的最大数量必须能保证潜艇随时下潜。”
9月14日7点40分我又再次命令：
“所有潜艇，包括哈尔滕斯泰因在内，接纳被救者的数量必须使潜艇下潜时行动能完全自如。”
在此期间，维希政府曾答应，把法国作战舰艇派往沉船点。这样，我就可以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重新腾出潜艇(除U-156号潜艇外)，以用于开普敦海域作战。这些潜艇在9月14日7点40分接到命令：“只要艇上没有被救者，立即继续向南航行。”但来自弗里敦海区的U-506号和U-507号2艘潜艇仍被派去与U-156号潜艇一起执行救援任务。它们在9月14日、15日到达沉船点后立即投入了救生工作，一起把救生艇和木筏拖到集合点，以便移交给法国舰船。
这时U-156号艇上已有260(！)名幸存者，后来约有一半移交给U-506号艇，艇上还剩55名意大利人和55名英国人，其中有5名是妇女。U-507号艇也装满了幸存者。
9月16日中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U-156号艇艇长在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述：
“11点25分，在另外2艘潜艇到达之前不久，从70度航向出现了一架有美国标记的四引擎飞机。为表示友好，我在舰桥上朝飞机来的方向出示了2米×2米的红十字旗。飞机突然飞到我们上空，在附近盘旋了较长时间。我艇用莫尔斯信号发出‘从哪里来？’以及附近是否有商船的信号，但没有得到回答。该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半小时后又返回……
“12点32分空中又出现了相同型号的飞机。飞机从艇首80米的高度越过，约3秒钟后投掷了2枚炸弹。当我们解开艇后的系有4条小艇的拖缆时，飞机又扔下1颗炸弹，落在小艇中间。1条小艇被炸翻。飞机在附近盘旋，不久又从2000-3000米的高度扔下第四颗炸弹。炸弹投完后离去。2颗炸弹有1颗在几秒钟后落在潜艇中部。指挥塔象黑色的水钟一样消失了。中心舱和艇首舱报告进水。准备救生衣。命令所有英国人离艇。尔后电池舱里的意大利人也离艇。(我们没有潜水救生员救他们)……
“13点11分，用4个不同的波长发出战时紧急电报，每份电报发3次。重新驶向救生艇，所有的人都离开该艇。撤消进水报告，无裂缝……
“13点45分下潜。潜艇失去平衡，航向270度……
“16点尽一切努力排除故障。
“结果：对空潜望镜不能动，对海潜望镜无法旋转，7个电池舱的电池液流出，其余的也靠不住。柴油机冷却水凸缘破裂。回声和音响探测装置失灵。技术人员在精心而周密地工作。”
哈尔滕斯泰因在9月16日用无线电报告了这次事故的情况：
“哈尔滕斯泰因报告：在拖曳4条装满落水者的小艇时，尽管美国‘解放者’号轰炸机已清楚地看到舰桥上4平方米的红十字旗，但仍5次采用低空飞行对我艇实施轰炸。我艇的两种潜望镜不能使用。救援行动停止，全部落水人员离开潜艇，向西航行。进行抢修。哈尔滕斯泰因。”
当我接到哈尔斯泰因的报告后，立即发出下列命令：
“9月17日0点19分。不要让潜艇的安全受到影响。大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停止救援行动。指望敌人宽容和怜悯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这次敌人对U-156号潜艇的攻击，军事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始我就应该下令停止全部救援行动。这次对U-156号潜艇的轰炸充分证明，潜艇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而且这些潜艇还装满了幸存者。
在我的参谋部里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也有人发表了这种合理的观点，即今后我们可以不履行救援的义务。但我却下不了停止救援的决心，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最后我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这次讨论：“现在，我不能把这些人往水里推，我得继续干下去。”
当然，那时我非常明白，如果潜艇因遭敌人的再次袭击而受损或被击沉，我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但对下面这种情况我是毫不怀疑的：
根据“拉科尼亚”号发出的SSS电报和U-156号潜艇用英文发出的明码电报，敌人对“拉科尼亚”号的击沉和幸存者的困境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持续4天的救援工作中，敌方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救援落水者(其中约有100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相反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潜艇。
鉴于英方在这次救援中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决定自挑重担让潜艇继续执行救援任务时，我把接收落水者的范围理所当然限制在盟友意大利人方面，因为从现在起把落水者救到艇上对潜艇的危险特别大。
于是我在9月17日1点51分发出命令：
“U-506和U-507注意：潜艇必须随时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要保证水下有良好的活动状态。艇上的被救者可适当地分到各救生艇上。艇上只留意大利人。驶往会合点，把艇上的人员交给法国人，对敌人的飞机、潜艇和活动情况要格外小心。”
我担心U-506和U-507号潜艇的艇长也会象U-156号潜艇的艇长哈尔滕斯泰因一样，轻信红十字旗的作用，于是我在9月17日又发出下列命令：
“不要出示红十字旗。1，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2，出示红十字旗决不会使英国人产生任何宽容和同情心。”
事实很快证明，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在军事上是失策的。9月17日12点22分U-506号潜艇在携载142名落水者(其中有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下遭到一架重型飞机的袭击。潜艇没有被击沉，这要感谢细心的瞭望员。当潜艇下潜到60米时3枚炸弹爆炸了。
在9月17日的救援过程中，英方对接收幸存者没提供任何援助。而法国的“阿纳米特”号和“光荣”号军舰却到达了约定的会合点，接收了潜艇上的幸存者。
据意大利人讲，当鱼雷击中“拉科尼亚”号后，船上的英国人把通向俘虏住舱的舱门锁了起来并用武力阻止意大利人到潜艇上去。U-156号和U-507号潜艇战争日志。结果被救的意大利人数量很少。
在把幸存者交给前来救援的法国军舰之后，在这次持续了数天、充满危险的整个救援行动结束之后，我深深地懂得了，下次决不可再让潜艇和艇员们去冒这种救援的风险了。
在海战中必须每时每刻估计到会有敌人的飞机出现，我们的行动必须适可而止。
1942年9月2-12日，也就是在击沉“拉科尼亚”号之前，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里记载了大量有关发现飞机、飞机袭击潜艇以及各海区潜艇因遭飞机袭击而损失的情况。我曾反复向艇长们指出，对来自空中的危险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艇长们经常低估敌机袭击的危险性，特别是瞬间所出现的袭击。当一艘潜艇没有发现飞机时，艇长就认为潜艇十分安全；而一旦发现飞机，他们就会感到潜艇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因为潜艇上的瞭望兵从舰桥上到下面的舱室需要1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飞机至少可飞行6000米的航程。因此，如果潜艇要想来得及下潜逃走的话，就必须最迟在飞机离潜艇还有6000米的距离时发现敌机。
但是，潜艇仅仅消失在水面以下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能足够防止炸弹攻击的深度。
实际上这意味着潜艇必须在最大的观察距离上发现飞机。因此，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时刻保持最高级的紧急下潜准备状态。其中也包括尽量采用高速航行，因潜艇的航速越快，下潜的时间就越短。另外，只有舰桥上的瞭望兵可以在指挥塔上，以便下潜时能尽快地从上面下来。
这些先决条件只有在良好的气象情况下，即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的时候，才能具备。但潜艇在进行救援时，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在救援时潜艇处于停泊状态，为了捞救落水者，艇员们都在上甲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根本无从谈起。潜艇只好无可奈何地暴露在每一次空袭之下。
在敌人飞机越来越神出鬼没的情况下，潜艇进行救援行动就等于自杀。我多次下达的只要潜艇没有危险尽管去救援的指示已不再适用，“拉科尼亚”号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月17日19点3分我又收到U-507号潜艇在中午受到一架飞机轰炸后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9月17日19点30分把意大利人交给‘阿纳米特’号。‘拉科尼亚’号的航海长和其它的英国军官留在艇上。7艘救生艇安置了约33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其中妇女15人，儿童16人。所有幸存者都有热饭、热菜和饮料，人人都有衣服穿，而且可以自愿结合进行交谈。另4艘救生艇在方格FE9619的位置。在这两个地方把幸存者送上‘光荣’号军舰，‘光荣’号立即起航继续寻找……”
这份电报证明了受过海员传统教育的德国海军军官具有处处助人为乐的精神。但是我们没有责任再履行这样的义务。如上所述，对我们的潜艇和艇员来说，这种义务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拉科尼亚”号被击沉后，为了救援落水者，我把我自己的潜艇都派出去了。而相反的是，敌人为了消灭正在进行救援工作的德国潜艇，而置英国幸存者的生命于不顾。现在，驻巴黎北约总部的美国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在沉默了21年之后已经对此作了解释，见1963年8月4日的《星期日快报》：“我曾下令炸死‘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中还有英国人。但纵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同样对待的。无论如何我得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战争，潜艇非消灭不可。”这位美国将军对他在战争中曾下令轰炸正在实施救援工作的潜艇一事至今仍供认不讳，他的上述表白清楚地说明上当时德国方面已没有义务再派潜艇去进行救援工作。因此，现在我必须下一个命令，以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无论空中危险情况是否允许进行救援工作，都由艇长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救援行动。也就是说，在这项命令中规定，不允许再把估计的或实际的空中情况作为是否可进行救援的前提。我必须向他们说明，这些船上的船员作为参战人员是应被消灭的，而潜艇却要在继续战斗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援这些船上的人员，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各国所遵循的原则的。
同盟国的商船装备有火炮和深水炸弹，船员经过反潜训练，他们和船上的海军士兵共同进行反潜作战。另外，敌人还把商船编入了军事体制。由此可见，同盟国商船上的船员有目的地采取军事行动是肯定无疑的。
出于上述原因，9月17日潜艇艇长们接到了下述禁令，该禁令中所说的“消灭敌商船和船员”是指消灭敌商船及其船员：
“停止救援被击沉敌船所属人员的一切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营救落水者，把他们安置在救生艇上，扶正倾翻的救生艇；提供食品和淡水，等等。因为救援行动是不符合消灭敌方商船和船员这一战争最起码要求的。”
在纽伦堡的诉讼中，英国的检查机关把我这个禁止救援的命令指控为凶杀令，说这是一项要求艇长杀害遇难者的命令。对于这种观点，甚至连有4个战胜国参加的国际军事法庭也无法表示同意。因此，我本人和潜艇部队都没有因进行海上战争而在纽伦堡受到判决。
在数千次的战斗行动中德国潜艇仅出现了唯一的一次意外情况。在这次事件中，一位艇长对遇难者采取了行动。U-852号潜艇艇长埃克海军上尉在击沉一艘商船以后准备用火炮排除飘浮在水面的商船残骸，否则这些残骸被空中侦察机发现后会导致潜艇的暴露。出于对自己潜艇安全的担心，这位艇长的行动太过火了，他在向这些商船残骸射击时，没有考虑到遇难者的生命。
就在这次战斗行动中，U-852号潜艇因遭敌机轰炸而沉没。在橡皮艇中的艇员(其中有的已经受伤)受到了一架飞机机枪的扫射。
埃克海军上尉及其参加这次行动的军官被英国某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5年11月30日被枪决。
战争结束后，我在纽伦堡才听说埃克向遇难者射击及其潜艇沉没的情况。我对这位艇长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军人不可以偏离作战的道德原则。然而在纽伦堡法庭对我审问时，我在否定这种做法的同时又作了以下补充：“我还想说明一下，当时的处境使埃克海军上尉很难作出决定。他要对他的潜艇和艇员负责，在战争中这个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如果他当时估计到潜艇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消灭这个原因的话，那么这个估计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据我所知，在同一海区同一时间有4艘潜艇遭到轰炸，如果他是由于上述原因作出这种决定的话，那末德国的军事法庭无疑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的。但我认为，战后人们对事情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缺乏那位不幸的艇长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
其它3艘参加“拉科尼亚”号救援工作的潜艇连同他们的艇员在尔后的作战中均遭敌机轰炸而沉没。由此可得出结论，空中的威胁确实很大，为了排除我方潜艇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下达禁止救援的命令是完全有必要的。
英国的起诉和敌人的宣传使这样一个观点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个观点是：我发布了一项有关“拉科尼亚”号的凶杀令。但是由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中都没有同意这一观点。在纽伦堡提出的审判中，德国潜艇部队及其领导人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因潜艇战而判刑。直至今日，仍然在尽量地对国际社会隐瞒这些事情。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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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改进潜艇装备
1942年下半年，尽管潜艇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是敌人在战术上采取的反潜艇措施仍占上风，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敌驱逐舰、护卫舰艇和飞机的水面搜索活动使我潜艇在攻击中的主要战术优势(如荫蔽性和突然性)难以充分发挥。只有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才能改变这种情况，重新恢复有利于潜艇的态势。这种措施就是把潜艇的机动性转移到水下，也就是说应有一种在水下高速航行的潜艇。由于重量问题，看来只有一种潜艇具有这种性能，那就是水面水下使用同一台主机的潜艇。
在现有的许多设计方案中，由过氧化氢燃气涡轮机推进的瓦尔特式潜艇最有希望迅速达到我们提出的要求。但到它能交付使用(我们认为在1942年夏)，还得有一段时间。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们还得对现有各种潜艇的装备进行改进，使它们尽量又快又好地适应敌反潜战的发展。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通过一系列书面报告和建议从各方面强调了最广泛地加速武器装备研制的重要性。在1942年6月24日的备忘录中，在提出加快建造瓦尔特式潜艇这一重大要求的同时，我又指出了改进现有潜艇武器装备的必要性。
“虽然设计人员所设计的德国潜艇在艇体和主机的结构方面是第一流的，但潜艇在这次作战中却暴露了许多缺点。因此，改进武器装备对现有潜艇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帮助作用。这种帮助在许多方面都是迫切需要的。由于武器装备方面的缺点，就潜艇目前的性能而言是难以对付敌人的反潜措施的……”
在该备忘录的最后几段，我一一阐述了改进武器装备的必要性。在总司令的亲自督促下这些武器的改装工作在军械部门加速进行。
1942年9月28日，各有关部门在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制定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并在同一天向希特勒报告了会议情况。当时我一边拿着地图一边说，北大西洋中部敌人岸基飞机飞不到的“自由区”在去年已缩小了许多，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再加上英国又采用新的水面探测仪，这对潜艇战将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希特勒回答说，敌人想利用飞机对北大西洋所有海区实施监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在前线尽快使用瓦尔特式潜艇及改进现有潜艇武器装备方面的建议。
武器装备的改进涉及到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最紧迫的是要采取对付英国水面探测仪的措施。8月份使用了“雷达观察仪”后已大大减轻了潜艇的压力。潜艇通过这种仪器就能确定潜艇有没有被敌人发现，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在多数情况下，潜艇都能及时下潜逃脱，结果使敌人的空袭次数为之减少。
但是，“雷达观察仪”只有一个很狭窄的波段。如果敌人采用其它的波段，那么这种仪器就失去了作用。
1942年8月底，在打击ON122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由于大雾弥漫，潜艇在无法确定是否被敌发现的情况下就多次遭到敌驱逐舰火炮的意外攻击。因此，潜艇本身必须装备无线电探测仪，即使敌人没有发现潜艇，潜艇也能发现敌人。
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建议，潜艇除了装备能旋转360度的雷达观察仪之外，还应装备一部探测仪。有了这种装置，艇长就可根据当时的战术情况决定使用哪一种仪器，以便及时采取下潜、防御和攻击机动等战术。
这种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目前的雷达观察仪随时可能有失灵的危险。
罗斯基尔写道：“刚开始时在比斯开湾的对潜攻击似乎大有希望，但由于德国采用了雷达观察仪，在1942年10月对潜攻击出现了停滞状态。”在比斯开湾上空担任侦察任务的英国飞机，其探测仪一直是在1.5米的波长上进行探测，以至我们在飞机进行搜索时就能用我们的探测仪发现飞机。为了恢复以前的效率，这种飞机必然会采用正在研制的10厘米波长的最新式的探测仪。进攻德国的英国轰炸机部队到目前为止一直优先装备这种10厘米波长的探测仪，但现在他们必须把这种优先权让给比斯开湾的侦察机，因为“比斯开湾空中反潜攻势的失败被看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05页。
由此可见，象在其他许多情况下那样，英国领导在对待轰炸德国和防御潜艇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把反潜作战置于优先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把德国潜艇看作最大的危险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方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对潜艇加以伪装，以对付敌人的水面搜索。海军根据以往的经验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尝试。
海军总司令部询问了德国所有有关的研究所，有没有其它办法防止潜艇被敌发现，但德国的科学家们找不到比海军采用的更好的办法。
在受到英国新式探测仪威胁的形势严峻的头几个月中，我参谋部的通信军官梅克尔海军上尉为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出谋划策，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具备一个军人应有的想象力丰富和专业知识面广等相当重要的特点。
2. 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使潜艇成功地装备了雷达观察仪和探测仪，以对付敌人的搜索，但敌人飞机的突然袭击总是会出现的。这时艇长要选择正确的行动每次都感到很困难：如果他决定下潜，当潜艇尚未到达安全深度之前，也许在下潜机动时炸弹已临头，那末潜艇就有极大可能被击沉。如果他认为为时已晚，决定不下潜，而留在水面用机枪来对付飞机的话，无论如何这会引起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指挥塔上的防空炮在敌机的机枪下往往要吃亏。尽管如此，这场战斗还得进行下去，如果潜艇没做好下潜准备，或者时间很紧迫的话。因此，重要的是应确保潜艇防空武器的使用效率。这是相当难办的，因为在下潜时指挥塔上的机枪是固定不动的，在水下航行时机枪又会受到海水的侵蚀。
除此之外，机枪的威力必须大大提高。为此有必要扩大潜艇的指挥塔，以便增设第二个平台并在上面再增加一门双联装20毫米高射机枪。
1942年9月初，U-256号潜艇被敌机炸成重伤后返回基地，似乎不宜再作为战斗潜艇使用，因此我们建议把它作为“飞机陷阱”来使用。其任务是在比斯开湾对付敌人的飞机，并用火炮掩护在该海区受伤的和无法下潜的潜艇。我们提议对U-256号潜艇进行相应的改装，加固耐压壳以防炸弹袭击，增加火炮门数，并给舰桥围上防弹钢板。关于该潜艇在改装后的使用情况后面还要谈到。
为了尽快而有效地使潜艇对付日益增加的敌机威胁，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建议把我们自己的远程战斗机作为歼击机使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21日战争日志。因为调给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的JU-88C VI型飞机作战半径小，只能用以对付近岸海域的威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盼望着He-177型远程飞机到前线作战。它的突防纵深达2200公里。在某些海区，潜艇倘若能得到德国飞机的援助以抗击敌空中掩护兵力，那么潜艇是可以继续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因为这些He-177型飞机是能够到达这些海区的。
海军总司令向空军总司令部强烈要求把He-177型飞机用于海上作战。结果空军总司令部答应派He-177型飞机支援潜艇战，但只能使用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根本就不准备派这些飞机去前线作战。
此外，我还在1942年9月3日的一份申请报告中向海战指挥部提出，“从进行一场积极的潜艇战考虑，坚决要求研制一种作战能力强的飞机。这种飞机的作战半径要比He-177型的突防纵深大，因而能有助于大西洋的海上战争。”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9月3日战争日志。
在空军总司令部里，海军总司令对这项要求表示了积极的支持。空军总司令部在1942年10月3日答复如下：
“……关于研制一种能在遥远的大西洋掩护潜艇作战的飞机的要求，目前还无法给以满足。这种飞机必须与‘美洲式轰炸机’的性能要求相适应。尽管这种飞机很受欢迎，但目前还不具备研制这种飞机的技术条件……”
由此可见，在和平时期就应根据战略计划进行研制工作，到战争爆发时再进行就为时太晚了。
3.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同样努力地让潜艇装上更有效的反敌驱逐舰的武器。只要敌驱逐舰没装上水面探测仪，一艘驱逐舰还不足成为水面潜艇的大患。在大多数情况下，潜艇要比驱逐舰先发现对方，可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但如今在黑夜或能见度不良的气象条件下潜艇受驱逐舰袭击的危险在增大。因此，我们迫切希望，当驱逐舰狭窄的侧影已经直接向潜艇逼近时，仍然有对付它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用普通鱼雷攻击成功的希望不大，因为驱逐舰的舷侧面小，不易命中。将来能克服这种缺点的最好武器是音响鱼雷。这种鱼雷能跟踪敌舰螺旋桨的噪音，即使敌舰侧影小不利于鱼雷攻击，也能被命中。因此，从现在起应该尽量加速这种鱼雷的研制工作。
能否从潜艇上发射火箭来打击驱逐舰，对这种可能性我们正在考虑和继续探索。
4. 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发起的这场改进潜艇武器装备的“总攻势”中，还必须反复强调普通鱼雷的适用性问题。对此，我在1942年6月24日的报告中说：
“经过两年半的失败、试验、挫折和改进之后，尽管我们作了不懈的努力，但鱼雷的定深和引信装置仍然没有达到1918年的水平……鱼雷的爆炸和破坏作用——指触发鱼雷——也不够理想。大量事实证明，一艘普通的货船要耗费许多鱼雷才能将其击沉……”
实际上鱼雷的定深一直不可靠，而我们还总是用触发引信鱼雷。
从1942年1月到6月，潜艇击沉404艘商船用了816枚鱼雷。改用非触发引信鱼雷可以保证1枚鱼雷击沉1艘船，因此这等于使潜艇能贮备双倍的鱼雷，这样将大大提高舰船的击沉数。
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下面还将谈到。潜艇部队信赖他们的领导，并认为，为使潜艇能对付敌人的各种新式反潜兵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已尽了一切努力。在战争的第三年，艇员们在大西洋战役的艰苦条件下仍然精神饱满，保持了随时准备献身的军人气质。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保持了这种战斗精神。它希望通过有计划地改进潜艇武器装备，能产生有利的结果。通过雷达观察仪的使用足以证明，潜艇的作战条件有待改进。1942年潜艇击沉敌船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而本身的损失却一直没有增加。此外，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看来当前的形势还是有利的，近期内似乎大有希望。这些情况给了我信心，但总的来看，我对未来潜艇战的各种问题还是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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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五阶段(1942年10月至12月)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规模的扩大和远洋作战行动
从1942年10月起，我们在北大西洋经常保持两个潜艇群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这两个潜艇群在大西洋的东部和西部各组成一道巡逻幕，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打击护航运输队。
东部潜艇群的任务是截击向西行驶的敌护航运输队，西部潜艇群的任务是截击向东行驶的敌护航运输队。这两个潜艇群都应在敌护航运输队到达“潜艇作战区”之前就与其保持接触，而作战区应位于敌岸基飞机所不能到达的大西洋中部的公海上。
在潜艇部队司令的指挥所里，我们把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认真地标绘在海图上。见第125页(第10章)。在对有关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航线和位置的各种信息进行认真的验证之后，我们才配置潜艇巡逻幕。巡逻幕基本上配置在敌护航运输队白天可能通过的海区，因为白天敌护航运输队溜过巡逻幕的危险性小一些。如果在预定的这一天直到晚上还没有发现敌护航运输队，那末巡逻幕就在当天晚上采用与估计的敌护航运输队相同的航速向护航运输队的航向前进。第二天天刚亮巡逻幕又迎着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驶去，以便用这种办法尽量在离敌护航运输队“出发线”较近的海区截击敌护航运输队，就是说要尽量利用没有敌方空中警戒兵力的作战海区。“无线电侦收部门”在破译敌无线电密码过程中的新发现，目力观察报告，气象情况，尤其是对敌可能改变航向或采取反潜措施的“敏锐感觉”等等，经常促使潜艇部队转移作战重点，潜艇的配置也因此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由于10月初的那几天里狂风暴雨，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的两次作战均告失败。我们迫切希望位于纽芬兰东面海区由10艘潜艇组成的艇群能够发现预期在10月11日驶向英国的SC104护航运输队。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直到第二天才接到位于巡逻幕北端的一艘潜艇的无线电报告，说它在10月11日下午发现一艘小型护卫舰。由于天气干扰，在发报12小时之后才收到该无线电报。
我认为这艘小型护卫舰一定是所预期的护航运输队中的兵力，尽管电报推迟了很长时间才收到，但我仍命令该群潜艇全速向东北方向前进。如果我的这种做法错了，用潜艇的行话说，这就叫追赶“蝴蝶”，那么敌护航运输队就很可能在这期间绕过我们向西南方向航行。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只能是浪费燃料和时间。
有一艘潜艇在10月12日幸运地重新发现了那艘小型护卫舰。潜艇紧追不舍，这样一来，那艘小型护卫舰实际上就把潜艇引向了护航运输队。我们终于找到了敌护航运输队。
暴风虽然减弱了，但波涛仍汹涌澎湃。这有利于潜艇发动攻击，因为敌人不易发现它。在前两个晚上，U-221号潜艇(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中尉)击沉了7艘商船，其中一艘是12390吨位的“南方快车”号油船，它是为护航舰艇补给燃料的。其余的潜艇除击沉一艘商船外没有更大的战绩，这是令人遗憾的。
所有潜艇都感到，从1942年10月14日开始，敌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护航兵力有明显加强，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无法突破敌警戒幕。
在以后几天的作战中，狼群的时运有好有坏，战绩平平。
10月24日，一支狼群潜伏在格陵兰东南海域。我们等待着一支西行的敌护航运输队。10月25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从截获的一份英国电报中得知，敌护航运输队在10月22日位于北海峡以西500海里处，航向240度。
10月24日，U-606号潜艇在同一方向发现了一艘桅杆冒出水平线的驱逐舰，但航向大于240度。我立即命令该潜艇群高速向西北航行，因为我再次希望所发现的驱逐舰属于期待中的护航运输队，但是护航运输队却不见了。10月26日，另一支驶往英国的HX212护航运输队却驶进了我新配置的潜艇巡逻幕。
这表明潜艇作战的依据是多么不可靠，意外事件在这场大范围的海战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将两翼的潜艇巡逻幕向中间的护航运输队接近。潜艇在10月29日夜晚冒着惊涛骇浪，也就是在不利于敌人发现潜艇的条件下对敌发起了攻击。它们击沉6艘商船，总吨位达51996吨，另外还击伤了1艘7350吨的商船。被击沉船只中包括16699吨位的“科斯莫斯II”号油船。
由于指挥技术方面的原因，有必要给潜艇群起名字。到目前为止，我的参谋部除了喜欢给它们起一些传统性的名字外，还喜欢采用一些猛兽的名字。1942年10月份，大西洋的风暴特别频繁，对潜艇来说仅航海这一点就够艰苦的了。潜艇无休止的摇晃和震动对艇员造成的体力消耗，使他们渴求安静和轻松，以便头脑能恢复清醒。考虑到艇员们的这些心理状态，我参谋部的作战参谋把我们在10月份部署在纽芬兰东北和格陵兰以南海区的一个潜艇群命名为“紫罗兰”群。在充满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甚至连这样一件有趣的小事也有益于潜艇部队领导和战斗在遥远的大西洋的潜艇部队之间的互相理解。
10月30日，一艘在美国海域航行的潜艇发现驶往英国的SC107护航运输队正紧靠纽芬兰南岸航行。
恰巧在这时我方又意外地截获了一份英国的密电，里面含有该护航运输队从拉斯角出发后的航向数据。
“紫罗兰”潜艇群此时燃料不多，特别希望能尽快地投入战斗。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把所有的情况都标在海图上。估计敌护航运输队很可能按原定航向航行。因此把“紫罗兰”潜艇群组成一个短而密的巡逻幕横拦在该护航运输队的前进方向上，巡逻幕一直延伸到纽芬兰海滩的雾区边缘。
如果这个估计错了，那么这次行动就可能完全失败。但我相信，英国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官一定会让护航运输队穿过纽芬兰海滩的雾区，航向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我们的运气不坏，敌护航运输队果然径直驶进我潜艇巡逻幕。不久，敌护航运输队改变航向向东航行，但这时已有6艘潜艇咬住了敌护航运输队，敌人别想再溜掉。连续两个晚上，SC107护航运输队中共有15艘商船被击沉，总吨位达87818吨，我方仅损失U-520号(艇长施瓦茨科普夫海军上尉)和U-132号(艇长福格尔桑海军上尉)2艘潜艇，这个战果令人欣慰。根据英国的报告，这2艘潜艇是被护航运输队的护航飞机炸沉的。当时我们认为，U-132号潜艇是在夜间攻击一艘军火船时因引起的爆炸而祸及自身的。
当“紫罗兰”群在寒冷而多雾的纽芬兰海滩地区取得大捷的同时，配置成宽侦察幕向弗里敦海区挺进的“战斧”潜艇群在加那利群岛以西海区发现了从南驶往英国的SL125护航运输队。经过连续几天反复顽强的攻击，潜艇击沉了13艘商船，总吨位达85686吨。但是在取得这个胜利的同时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对此评论如下：
“这支护航运输队所遭到的不幸，从另一方面来说却给同盟国的作战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潜艇袭击SL125护航运输队时，第一批开往北非的军火船队此时正通过邻近的海域。假如敌人不忙于袭击SL125护航运输队的话，就会察觉运兵船和补给船的大规模行动，并向它们发起攻击，或者发现其企图和目的地，这样一来，登陆部队极为重要的突然性就会完全丧失。”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3页。
同盟国在北非的登陆对于轴心国来说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这次登陆的背景是什么，它怎么会达成对轴心国的突然性的？
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共同会谈中就作出了规定，一旦美国参战，战争的重点也应放在欧洲。见第183页(第12章)。1941年12月同盟国再次强调，主要目标是德国和意大利，其次才是共同对付日本。因此，必须在美国登陆部队的援助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一开始，按美国的计划准备由英国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但经过周密的研究后发现，在1944年之前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但同盟国认为有必要在1942年就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人单枪匹马是无法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很久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责备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国，因为盟国再三推迟为减轻红军的负担而应诺的入侵欧洲的行动。1942年7月，同盟国决定在北非登陆。他们认为，北非很快就会被他们控制，这样就能消除德、意对近东的压力，而且也能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西班牙和法属殖民帝国也会因此在将来保持中立。只有先占领北非，才能进一步看清进攻欧洲的战略目标。
同盟国对在北非登陆的计划严加保密，并巧妙地作了各种伪装。
在美国参战后，德国的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第二战场问题的呢？对这个问题他们考虑了很久。德国虽然在挪威和法国沿海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并增加驻军，以消除轴心国在战区西侧的威胁，但是德国领导人对美国可能在西班牙登陆仍感到十分担忧。另外美国也有可能通过在达喀尔的登陆来占领西非。
敌人为了制造假象而散布的种种消息使我方对上述各种推测更加深信不疑。而对敌人为在北非登陆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如集结大量舰船，装运部队和物资等，德国领导人却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情报和谍报系统完全失灵，就象它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给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过一个有用的情报一样。原因是德国的政治领导没有估计到与英国的一场战争，更谈不上考虑一场对美战争。因此，面对这两个海上强国，德国的情报工作在和平时期没有及时地得到发展。
战争中德国海战指挥部对整个战略形势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1942年10月20日(北非登陆前几个星期)，根据对形势的观察，他们觉得敌人很可能登陆。他们认为同盟国还不具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军事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研究了同盟国可能对法属西、北非地区采取行动的问题。从1942年10月初以来，在直布罗陀海峡，英国海军部队和商船不断增加。海战指挥部认为，这是为驶往马耳他的一支护航运输队而准备的兵力。根据对敌人现有措施的分析，看来敌人在北非登陆的准备工作是很不充分的。况且法属北非殖民区都筑有防御工事，由法国维希政府的军队守卫。
海战指挥部认为，这些军队是可以抵抗英美登陆的，特别是英国在奥兰和达喀尔英海军曾在1940年7月初向在奥兰和达喀尔的法国舰队开火，当时法国舰员损失惨重。的军事行动激起了法国海军对英国的仇恨。
人们推断，“同盟国对法属地区的进攻必将导致同盟国与法国关系的彻底破裂，并使维希政府更加向德国靠拢。”
出于这个原因，同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海战指挥部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对继续联合法国海军的问题表示关心，以此来改善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海战指挥部不相信英美会在北非登陆，所作的结论是：
“……如果敌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尚无能力动用和运送强大的陆、海、空部队，或者也不愿意将法国完全推到轴心国一边，那么它们就会先打击德、意装甲军，把轴心国赶出北非，一直逼到突尼斯边界，以形成法国不可能倒向轴心国的战略态势。然后依托这些新的阵地向轴心国最薄弱的部位发起攻击，再向意大利挺进……”
相反，海战指挥部似乎认为，敌人占领达喀尔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料之中的政治后果是维希政府会更加靠近德国，这对实施这项计划是不利的。
上述对形势的分析说明我们对敌登陆方向的判断尚无把握。这对于到处可以利用海洋作为通道来大量运输物资及可以在它们认为最有利的地方对大陆强国的漫长海岸线发动攻击的海上强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可以说主动权掌握在海上强国手里。如果大陆强国的整个海岸都能同等程度地防御敌人的进攻，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可靠地消除敌登陆的危险。但是这超出了它们的手段和能力，因而它们始终处于危险的境地，被握有主动权的海上强国牵着鼻子走，采取对抗行动又往往为时太晚。
因此在敌人入侵北非之前，海战指挥部除了按原来的部署配置兵力外，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在敌人入侵北非和西非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作战兵器就是潜艇。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给敌人的入侵计划造成一些困难，却不能阻止敌人的登陆行动。在对敌人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在到处可给敌人提供登陆机会的漫长海岸线上，潜艇部队要预有准备地集结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唯一的后果必然是严重影响潜艇部队完成其本来的经济战任务。
毫无疑问，敌人在登陆时除了要求得到大量掩护兵力和运输舰船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此外，潜艇预先集结在一起还有以下危险：由于敌人故意散布假情报，潜艇很可能不是把地点搞错了，就是把时间搞错了；这样，在有利于敌人登陆的时刻潜艇就发挥不了威力，因为潜艇必须进行补给。
因此，在英美登陆之前几周内海战指挥部没有派遣潜艇去抗击敌人可能的入侵行动，这是正确的。海战指挥部只在1942年11月4日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下达了派遣6艘潜艇到地中海去的命令，以弥补1942年1月以来在这一海区所遭受的损失。
1942年11月8日早上6点30分，海战指挥部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军在摩洛哥沿岸登陆的消息。我等不及上级下达命令就立即把比斯开湾和佛得角群岛之间的所有燃料充足的潜艇派往摩洛哥沿岸海区。与海战指挥部协商后，我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战也停下来，把那里的潜艇调到直布罗陀海区去。我在11月8日的战争日志中对形势作了如下判断：
“……显然，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沿岸的登陆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行动。为了这次入侵，敌人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补给品。动用潜艇参战以阻止敌人的首次登陆行动已为时太晚，因为第一批潜艇最快也得在11月9日或11日才能赶到。但是潜艇参战仍能对敌人后续部队的大规模卸载及补给线(尤其是通向地中海的补给线)造成威胁。但对成功的希望不可估计过高……在浅水区发动每一次攻击都意味着必须投入全部潜艇，但破坏敌补给线的重要性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潜艇……”
不出我们所料，当潜艇于11月11日到达摩洛哥登陆海区时，发现敌人的防御力量已十分强大。正在卸载部队的运输船四周都有护卫舰和驱逐舰掩护，另外还通过岸上和舰上的无线电探测仪来提供保护。大量的反潜飞机不断在空中出现。
该海区离岸20-30米的地方水深不到100米，这样浅的水深极不利于潜艇的活动。11月11日傍晚，第一艘潜艇U-173号(艇长施魏歇尔海军中尉)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破了位于费达拉锚地的美国运输船的掩护兵力，3枚鱼雷命中目标。由于敌人采取反潜措施，当时无法观察攻击的结果。后来根据美国通报，1艘运输船、1艘油船和1艘“汉布尔顿”号驱逐舰被鱼雷击伤。
在同一天，U-150号潜艇到达摩洛哥沿岸海域。夜晚，由于敌雷达搜索，它无法从水面到达锚地。第二天该艇艇长千方百计从东北角尽量靠近海岸的浅水区潜入锚地。艇长卡尔斯在战争日志中描述了他在11月12日的作战经过：
“……11月12日13点21分，费达拉以北20海里处潜艇离开海底，我打算先航行到30米等深线上，然后沿着海岸驶向费达拉锚地，对敌实施攻击。敌海上警戒兵力万万没有料到在如此紧靠海岸的地方会有潜艇活动。
“14点40分，在23米水深处艇底轻擦海底……
“16点整，我现在才看清该锚地约有20艘敌舰船，其中靠南面的是一艘航空母舰，直接靠岸边的是一艘三脚桅巡洋舰和两艘油船。其余的都是大型货船和运输船。西岸水域和作战舰艇附近有一些护卫舰。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必须小心翼翼地航行。对于海面情况只能在短时间内一瞥而已。我在寻找离我最近的攻击目标……
“18点28分至18点33分，艇首鱼雷发射管发射4枚鱼雷，然后转身用舰尾VI管发射鱼雷，V号管失灵。击中3艘大型现代化货船，响起一片爆炸声，编队上空浓烟翻腾。(后来根据美国资料透露，当时‘爱德华·鲁思-莱杰’号，‘休·L·斯科特’号和‘塔斯克·H·布利斯’号3艘运输船被击沉)……敌人肯定认为我艇会向西或西北方向的深水区航行，但我重新在25米等深线沿着海岸顺利地向东北方向航行……”
以后来到该海区作战的潜艇碰到的困难更多。U-509号潜艇(艇长沃尔夫海军上尉)准备突入卡萨布兰卡锚地时，一枚水雷在艇尾爆炸，该艇受伤，被迫返回基地。当其它潜艇赶来时，登陆场前面的锚地已空空如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已撤离港口，卸载已转移到港内进行。
到达直布罗陀海峡的潜艇有6艘被调到地中海，其余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11月12日夜间，U-515号潜艇(艇长亨克海军上尉)的作战经过如下：
“……19点15分，我艇浮出水面，发现敌巡洋舰编队，2艘巡洋舰为“伯明翰”和“弗罗比歇”型，另外还有3艘K级驱逐舰，航向东，航速15节。我艇开足马力全速前进5小时之久，赶上了敌编队。但数次都被驱逐舰赶走，我艇雷达暂时用139厘米波进行搜索。
“0点15分，向位于编队后面的‘伯明翰’型巡洋舰驶去，我一次发射的4枚鱼雷中，其中2枚在水面打转，另一枚在70秒钟后击中敌舰中部的主机舱。该舰立即停车，3艘驱逐舰为其担任掩护。另外一艘巡洋舰高速向东驶去。
“1小时后我艇突破敌警戒幕。在1点28分和1点48分各发射一次鱼雷，以给其毁灭性打击。第一次鱼雷击中距舰中部40米这就是说第一发炮弹落在该舰中部向后40米处。的舰后部，该舰向右舷倾斜。2点1分，我艇对沿着巡洋舰舷侧行驶的一艘驱逐舰发射鱼雷，击中该舰后部。猛烈的爆炸激起高大的水柱，舰尾的深水炸弹也引起爆炸。
“2点6分，敌巡洋舰又遭到我鱼雷攻击，但该舰一直未沉。敌驱逐舰发射照明弹驱赶我艇。我艇转舵失灵，配电盘着火，被迫下潜，在120至160米的深度遭深水炸弹攻击。再装填鱼雷。
“4点30分上浮。向半沉在水中的巡洋舰驶去，一艘驱逐舰拖曳着该舰缓慢地航行。突然我艇遭到担任护航任务的敌驱逐舰和巡洋舰舰首火炮的攻击。我艇再次紧急下潜。听到大量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水下超声波探测仪的噪声。
“6点13分，我艇再次上浮，驶向敌巡洋舰。遭敌驱逐舰的火炮攻击。6点50分I号和II号鱼雷发射管同时发射鱼雷，打击同一目标。一枚鱼雷命中目标。然后我艇再次深潜，受到深水炸弹和音响探测器的跟踪。使用化学伪装弹这是一种带有化学药品的容器，可从潜艇的鱼雷管中发射出去，化学药品在水中产生气泡，在敌进行水下搜索时，这种气泡可形成类似潜艇本身发出的回音面，常常诱骗敌人用深水炸弹袭击该回音面，而不去袭击潜艇。效果良好。
“第二天我们听到几百发深水炸弹的爆炸声。从潜望镜中我们发现了敌机和反潜群……”
在这些困难面前亨克仍然坚韧不拔，战斗不息，几次想把敌人葬身海底，对这种精神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的。他击沉的不是一艘巡洋舰，而是一艘英国海军的“海克拉”号供应舰。那天晚上他从那艘舰的侧影来看，以为击沉的是一艘巡洋舰。此外他还击伤了英国的“马恩”号驱逐舰。
在此期间，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在不断增加。这些潜艇按棋盘式配置在海峡的前方海域。它们在白天只能象1941年12月那样潜伏在水下，而晚上也只能实施有限的水面作战，因为当时已开始使用雷达。
11月4日夜间，当U-155号潜艇(艇长皮宁海军上尉)驶向棋盘式阵位时遇到了一支运输船队。该艇意外地正位于船队与其驱逐舰警戒幕之间。突然附近亮起了探照灯光，紧接着深水炸弹的攻击接踵而来。很可能是另一艘潜艇被敌驱逐舰发现。同时敌运输船也转而驶向U-155号艇，这样皮宁只得下令在远距离射击。
发射鱼雷后，该艇面对急驶而来的驱逐舰，只好迅速潜入水下。尔后皮宁清楚地听到了数声鱼雷爆炸声，并向我作了相应报告。
其实他击沉了“复仇者”号护航航空母舰和11,272吨位的“埃特里克”号运输船，另外还击伤了一艘运输船。
除了当时听到一些不准确的传说外，关于该护航航空母舰被击沉的消息我们直到战后才知道。这个例子说明，同盟国是多么懂得保守其损失的秘密。
另一艘潜艇U-413号(艇长珀尔海军中尉)在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预定阵位途中击沉了敌运输船队中的“沃里克城堡”号运输船，这是一艘价值昂贵的20,107吨位的运输船。
直布罗陀海峡前方海域的潜艇配置使我们取得了类似1941年的战果。当时果然有许多护航运输队通过了此海区，但这些护航运输队均有强大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作掩护，使潜艇的攻击无机可乘。相反，潜艇还经常被迫下潜，在24小时内几乎没有充裕的时间无干扰地浮到水面充电。在试图打击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补给运输船以阻止其登陆的战斗中，U-98号潜艇(艇长艾希曼海军中尉)和U-173号潜艇(艇长施魏歇尔海军中尉)沉没，另外还有4艘潜艇带着重伤返回基地。
于是我把直布罗陀海峡前方海域的潜艇继续向西转移到敌防御力量较弱的海区，尽管潜艇巡逻范围会因此而大为增加。
位于潜艇配置阵位西边的一艘潜艇击沉了一支开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中的2艘商船，但是其余位于该护航运输队前进方向上便于攻击的潜艇却无法下手，因为在潜艇接近运输船之前敌反潜兵力就及时地把潜艇逼到水下。在诸如直布罗陀海峡敌防御力量如此强大的近岸水域，当时这种水下航速慢、充电必须浮出水面的潜艇是无法完成其任务的。
因此，我又象1941年9月那样，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直布罗陀海峡潜艇作战的情况。潜艇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毫无战果，而此时在大西洋的其它战区却有很多击沉敌舰的机会。毫无疑问，现在大西洋其它战区的情况正是对潜艇特别有利的时候，因为同盟国在非洲的登陆作战迫使他们集中大量的护航舰船。我既不相信让潜艇继续留在直布罗陀海峡是合理的说法，也不相信海战指挥部的说法，他们认为大西洋敌舰船击沉数的大量下降可“通过袭击驶向地中海的补给运输船所取得的军事上更有价值的战果来弥补。”
11月16日我接到命令，第2412号绝密文件，记载于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18日战争日志。为弥补地中海的损失让我把大西洋潜艇调往地中海，并把20艘潜艇继续长期留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墨西哥沿海，于是我便在11月18日向海战指挥部阐述了我的看法：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1日日第508号机密文件。
“总而言之，潜艇部队司令认为，今后继续破坏通向非洲的海上交通线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而成功的希望则极小。这种成功是无法与我们初期在特殊情况下与敌人作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比较的，在敌人继续执行其计划的情况下，这种成功的希望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样使用潜艇必定对大西洋的吨位战十分不利，潜艇部队司令始终认为，进行这场吨位战是潜艇的主要任务。潜艇实施吨位战也许能对战争的结局作出重要的贡献。敌人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目前，他们的主要忧虑仍然在大西洋战役方面，换言之，是为潜艇击沉其舰船而使他们力量不断受到损失而担心。
“如上所述，潜艇部队司令认为，目前在大西洋取得的相当大的战果与非洲的作战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如果现在把潜艇撤到直布罗陀海区和地中海，势必会减少大西洋的战果，这只能符合敌人的心意。从长远来看，这会起到加强敌人而不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用。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这里必须解决一个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问题。潜艇部队司令确信，潜艇作战的重点必须放在大西洋，潜艇在吨位战中将为整个战争作出最有效的贡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条件，背离这个原则只能给整个战争带来损失。
“从上述考虑出发，潜艇部队司令请求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
但海战指挥部没有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答复是：“由于缺少其它兵力，在这场战争中潜艇是我们能使敌人的行动多少受到阻碍的唯一手段。”
他们拒绝撤出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的潜艇，但在11月23日又同意把潜艇数量减少到12艘，其余4艘派到地中海。
但我还想使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12艘潜艇远离这个危险区，因此向海战指挥部建议，利用这些潜艇在亚速尔群岛以西的自由海区来袭击通往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国海上补给线。
“……如果找不到护航运输队，那么这次行动就会失败。但另一方面，即使只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获得一次成功，其战果也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总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25日战争日志。
海战指挥部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把这12艘潜艇以侦察幕的队形派往大西洋西部，并将它们部署在西经40度线上。1942年12月6日，有4艘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在这里被击沉。其中有“塞拉米克”号运输船。但潜艇没有发现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因为护航运输队穿过大西洋后还要向南航行，而潜艇由于燃料不足无法到达那里。
当这批潜艇根据燃料消耗情况不得不返回基地时，海战指挥部在1942年12月23日取消了在地中海同敌运输队作斗争的指令。于是潜艇在北非与同盟国军队的作战就此结束。
当11月8日同盟国开始在摩洛哥登陆时，我把大西洋的所有潜艇统统调往那里，但不包括那些在北大西洋的燃料不足的潜艇，因为这些潜艇的燃料只够一次战斗使用，因此无法到达直布罗陀海区。因此我把它们留在北大西洋编成一个“狼群”。在打击ONS144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它们获得成功，击沉了5艘商船，总吨位达25396吨，另外还击沉1艘“观音兰”号小型护卫舰，我艇无一损失。从这次战斗后，这批潜艇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无法进行连续数天的战斗，因此我解散了这个狼群；它们在纽芬兰以东还击沉了许多单独航行的商船。
我一直让那些留在北大西洋的潜艇在海上作战，直到它们的燃料不允许继续作战为止。各艇长在与ONS144护航运输队作战之前就给我发报，说他们只剩下很少的燃料和食品了，我回答说：“潜艇部队司令不会让任何人饿死。”
但正如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样，命运很快给我作出了答复，对于所应诺的事我太夸口了。在潜艇把所有的鱼雷用完后，我决定在1942年11月21日在亚速尔群岛西北500海里处为潜艇提供补给。它们应在那里与U-460号潜水油船会合(船长施诺尔海军上尉)。
从美洲海域返航的潜艇也奉命来到这个会合点，这样共有9艘必须补充燃料和食品的潜艇集中在“奶牛”旁边。正在此时天气突变，风大浪急，持续不断，潜艇无法加油。有几艘只剩下几升油的潜艇不能行动，只得在汹涌的波涛中随风颠簸。有些潜艇不得不关闭灯光、停止使用电子仪器和放弃热餐供应。它们连充电用的燃料也不够了。
此时此刻潜艇若被敌人发现，只好束手就擒。它们还多次被狂风吹散，为了再次集结在一起，只好使用无线电通信。这样就更增加了被敌发现的危险性，几天后天气好转，补给迅速进行。所有潜艇开始返航，并安然地到达了比斯开湾各港。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又一次懂得了，在充分利用潜艇的自给力方面也必须适可而止。
自1942年4月第一次使用潜水油船以来，事实证明它对作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许多情况下，它起到了把比斯开湾基地向西推进1000-2000海里的作用。当然敌人很快就知道了我们为作战潜艇提供海上补给的这种新的能力，并竭力想方设法搜索和歼灭正在进行补给的潜水油船。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补给点的选择十分谨慎，这些补给点是辽阔的大西洋海区中的“死角”，敌人舰船到达这些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选择的补给点还是成功的。
在海战指挥部于11月23日把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减到12艘以后，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可把来自比斯开湾的潜艇重新派到北大西洋去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我们计划用这些潜艇拦击驶向英国的一支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运输队将在12月4日到达西经45度的海区，在那里我们把潜艇配置成一个巡逻幕。
该巡逻幕中的U-524号潜艇(艇长冯·施泰因埃克海军上尉)上有一种特种接收仪，能收听敌超短波无线电通信。12月4日1点，该接收仪收听到了英国的无线电报。由于我们对该仪器的作用距离掌握得不太清楚，对所收听到的无线电报，究竟是来自遥远的地方，还是来自所等待的较近的护航运输队，还不好作出肯定的判断。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并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狼群”高速驶往东北方向，果然两天之后我们发现了敌护航运输队。
部署在东北方向更远的一群潜艇也奉命向同一目标驶去，结果共有22艘潜艇参战。
与护航运输队的战斗打响后的第一天夜晚，我们紧张地期待着胜利的消息。但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的指挥所共收听到11次英国无线电报，这些无线电报是敌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发出的。其内容是报告他们已发现潜艇，并向潜艇发起进攻。看来那天晚上敌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似乎特别强大。
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潜艇的收效甚微。据潜艇报告，击沉6艘商船，击伤3艘商船和1艘驱逐舰。但这次战斗中没有一艘潜艇因受敌攻击而损失。
但在这次作战中，却发生了一起一艘德国潜艇冲撞另一艘潜艇的事故。这种事故还属首次。
在运用狼群战术时潜艇之间互撞的危险总是存在的。在和平对期我们就担心这种危险，但考虑到这种战术在军事上的很多优点，我们在这方面就不作过高要求了。
在和平时期由于艇长和嘹望哨的高度警惕，1935年以来所进行的潜艇协同演习中都未曾发生过意外事故，1936年11月令人痛惜的U-18号潜艇的沉没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该艇在潜望镜深度准备发动攻击时被一艘鱼雷艇撞沉。
就是在战争时期的夜间协同攻击中，在发生此次事故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碰撞事故，尽管那时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对瞭望哨来说要在夜间滚滚海浪中看清另一艘潜艇的指挥塔是相当困难的。另外，战争时期瞭望哨要对敌人保持不同于和平时期的高度警惕性。有时在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潜艇已存在碰撞的危险，但由于艇长谨慎的驾驶和迅速的规避，顷刻之间又化险为夷。然而这一次遭遇是很不幸的。U-221号潜艇的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上尉(最优秀的艇长之一)于1942年12月8日在他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这次事故的经过：
“高速追赶护航运输队。21点34分，一片漆黑，海浪5级，狂风暴雨。右舷前方发现一艘潜艇。虽然使劲转舵，仍轻微地碰撞了防水前甲板，艇内几乎没有感觉。
“那艘潜艇仍在水面，但航行时逐渐下沉，艇上有手电筒灯光，约30人在准备救生具和救生衣。我们打开探照灯，让他们保持镇静，不断听到呼救声。我们用绳索捆上救生衣用机器或人力把绳索扔过去，因海浪太大几次都未成功。派几个人把绳索扎在身上从水中送过去，也没有成功。最后只有1名军士和3名艇员抓住了我们扔给他们的绳索，在一片熊熊烈火之中被救起，此时火焰已漫延到舰桥。这就是U-254号的结局……我们打开探照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搏后，东方升起了两颗照明弹，一艘船开着两盏灯……”
U-254潜艇的损失，连同其优秀的艇长吉拉多内和几乎所有艇员在内，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但从另一方面却进一步说明了潜艇之间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的必要性。当我在12月28日从U-221号潜艇的无线电报告中获知此事时，我就在战争日志中记下了这次事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