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为了给德国在签订了德英海军协定以后的1939年4月潜艇数量不足的问题寻找托辞见鲁格《1939-1945年海上战争》一书，第26页。，竟说我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曾在战争日志上写过，敌反潜力量并不象我所预料的那样强大。这是一种误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战争日志上我并没有这么写过。
德国在这个阶段损失了14艘潜艇，约计9500吨位，付出了约400名潜艇官兵的沉痛代价。
在同一时期，潜艇击沉敌人舰船199艘，总(登记)吨位达701,785吨。潜艇通过布雷炸沉敌舰船115艘，总(登记)吨位达394,533吨。此外，潜艇还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29,150吨)和“勇敢”号航空母舰(22,450吨)，击伤了“纳尔逊”号、“巴勒姆”号战列舰被U-30号潜艇用鱼雷击沉。和“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潜艇战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使用较少的兵力，取得了显著的战果，而受到的损失没有越过己方的承受能力。
纳尔逊在谈到海战问题时曾说：“唯数量能胜敌！”这对潜艇战尤其适用。在潜艇数量相当充足的情况下，总的战果必定是很大的。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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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七章 “挪威”行动和鱼雷危机
1940年3月初，德国在海上的潜艇数量下降到了最低点。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2月份投入的潜艇比较多。但到3月中旬，又有8艘潜艇准备驶往大西洋，6艘小型潜艇准备驶往北海。我打算让大西洋的潜艇采用集群编队方式协同攻击敌护航运输队，让北海的小型潜艇攻击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通向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为此，我准备将潜艇配置在挪威近海交通线各出发港的航道附近。为了达成上述两个企图(即大西洋作战计划和在北海进行经济战)，已经签署了给参战潜艇的作战命令。
1940年3月4日，潜艇部队领导接到了海战指挥部有关这项计划的命令：
“暂时停止其它潜艇出航，已经出航的潜艇也不准在挪威濒陆海区活动。
“所有海上部队必须加速做好战斗准备。不必作特别准备。”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40年第226号绝密文件。
第二天，我在柏林从海战指挥部了解到了上述命令的作战企图：通过登陆部队闪电式的双管齐下的登陆行动来占领挪威和丹麦。在挪威登陆的地点选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埃格尔松、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派去占领前四个港口的部队完全由海军负责输送，派去占领后两个港口的部队由海军和运输船输送。另外，还准备用飞机把部队运送到斯塔万格、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
各种明显的迹象证明敌人也在策划对挪威采取军事行动。这就促使德国决定先下手为强。
在我方的行动尚未开始之前，我们就估计到了敌人可能会采取的措施。敌人对我们的登陆行动必然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他们的行动目标可能是攻击被我们占领的诸港口，也可能建立他们的基地。此外，无论如何也应估计到，敌人将会设法切断挪威与德国之间的交通线。
我们必须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的计划采取具体的措施。所有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之前就绪。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冻，有可能使作战行动推迟。
针对敌人可能采取的措施，潜艇部队在这次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我海上部队突入预定的登陆港之后，从海上对其实施掩护。
为执行上述任务，在我方登陆部队一进入挪威的有关峡湾后，潜艇部队只要数量允许，就应立即尽可能成纵深梯次队形紧跟其后。登陆作战的重心必须放在纳尔维克。因该港位置孤立，并具有向德国输送铁矿石的经济作用，敌人很可能首先对这里发动攻击。
潜艇部队的另一项任务是同敌人的反登陆行动作斗争。但是，由于登陆场较多，采用潜艇直接掩护各峡湾的方法可能行不通。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在错误的地点使用太强的兵力，而在正确的地点却使用太弱的兵力。因此，对遂行上述任务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将潜艇群作为机动预备队事先配置在受威胁地区附近的公海上。在判明敌方登陆作战的主要方向之后，就可使用这些潜艇群对敌发动袭击和实施海上封锁。
这些潜艇部队应完成的第三项任务是，打击企图切断挪威和德国之间海上交通线的敌海上兵力。
如果敌人在开进过程中就受到打击，那我方就能一举达到上述三个目的。因此，正确的办法是，将潜艇配置在尽可能靠近敌方基地的敌舰船开进航线上。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有大量的潜艇。而前线现有的潜艇数量对于完成上述任务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下令，暂时停止在波罗的海的潜艇训练，把6艘小型教练潜艇调到前线参战。正在试航的U-64号和U-65号新型潜艇也奉命停止试航，并尽快做好参战准备。
这样，我们把所有可以动用的潜艇都用上了。预计可参加挪威作战行动的潜艇有：12艘远洋潜艇、13艘小型潜艇和6艘教练潜艇。
根据上述考虑及各类潜艇的作战特点(取决于活动半径和艇长的作战经验)，我确定了以下的任务和兵力部署：
1. 掩护登陆场：
纳尔维克，4艘潜艇，成纵深梯次配置。
特隆赫姆，2艘潜艇。
卑尔根，5艘潜艇，用于封锁通向内水道的航路。两条主要的进港航道各由2艘潜艇担负警戒，第五艘直接配置在港口前方。
斯塔万格，2艘潜艇，1艘直接配置在港口航道上，另1艘配置在外水道附近，以便同时掩护埃格尔松港又译豪格松。
2. 组成两个机动预备群作为攻击群使用，以对付敌人的反登陆行动。北面那个预备群由6艘中型潜艇组成，配置在设得兰群岛东北面海域；南面那个预备群由3艘小型潜艇组成，配置在奥克尼群岛以东海域。
3. 在彭特兰湾的东、西两侧海域配置一支由4艘小型潜艇组成的潜艇群，估计那里将有敌海上兵力活动。
4. 在斯塔万格前方海域配置由2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预备群，在林纳斯内斯角以西海域配置由3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预备群，以对付企图切断我海上交通线的敌海上兵力。教练潜艇由于活动半径较小，也编入这些潜艇群中使用。
潜艇部队的配置情况如图2所示。
有关潜艇作战的所有必要的规定都写在代号为“哈特穆特”的作战命令中，以密封的形式发给各艇长，规定他们要到作战海战才能奉命拆封。在潜艇部队内，除了我以外，只有与我关系最密切的负责作战事务的参谋部知道这次行动计划。至于这次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没有一个艇长知道。但所有的潜艇都为此作好了战斗准备，并异乎寻常地在本土港待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密。
至于能否圆满完成上述任务的问题，我认为有些情况可能对潜艇不利。潜艇在进入峡湾抵达敌方的濒陆海区之后，绝大部分时间只能潜在水下活动。北方短暂的夜晚只有几个小时的夜暗可以掩护潜艇充电。导航困难。水深较浅，将限制潜艇的安全。水面平静，会使潜艇容易被敌人发现。狭窄的海域会使潜艇的战术机动性大受限制。
但是，除上述不利条件之外，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敌方舰船也同样受到峡湾狭窄水道的限制，它们必然要从潜艇近旁通过。只有在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不被我潜艇发现。特别是在我方多艘潜艇成纵深梯次配置的情况下，将会有较多的机会攻击敌舰船。除教练潜艇和刚从试航中调来的潜艇外，其他潜艇的艇长和艇员均富有战斗经验，有的还在以往的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如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和U-48号潜艇艇长赫伯特·舒尔策海军上尉，也奉命参加这次挪威行动，他们都曾荣获过骑士铁十字勋章。
因此，我对潜艇完成上述任务信心百倍。后来事态的发展经过如下参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3月和4月的战争日志。：由于担心英军在挪威登陆，海战指挥部于3月11日下令，立即按预定计划在纳尔维克港和特隆赫姆港前方海域配置潜艇。3月14日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发现在北海有大量的英国潜艇活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前方海域、日德兰半岛以西海域和泰尔斯海灵岛附近海域发现有14处驻有英国潜艇。我预计我方的作战行动不会在3月20月之前开始实施，因此我派遣了8艘小型潜艇先暂时对付这些英国潜艇，当时未取得任何战果。直到4月10日U-4号潜艇(艇长欣施海军中尉)才在斯塔万格港前方海域击沉英国“蓟”号潜艇。
1940年3月20日，德国驻奥斯陆的海军武官报告，在埃格尔松附近发现60艘英舰。因此，我将所有出海的潜艇全部调往挪威近海。但事实证明海军武官的情报是错误的。U-21号潜艇在搜索英舰时，由于导航错误在曼达耳港东南的挪威海岸搁浅，被挪威当局拘留。在此之前，德国潜艇还从未因导航错误而搁浅过。这种现象在尔后的整个战争期间也没有再发生过。此事偏偏发生在已下令在实施登陆之前必须避免在挪威近海发生意外事件之时，真是不幸。幸好没有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
4月2日海战指挥部通知潜艇部队领导，4月9日为预定的作战行动开始日。于是，其余的奉命参加这次作战的潜艇此时也都纷纷起航。4月6日，所有潜艇均奉命启封代号为“哈特穆特”的密令。我估计4月9日晨所有潜艇都将抵达指定的阵位。
4月9日早晨，水面部队报告，已按预定计划占领各登陆港。于是我下令，凡是尚未进入指定阵位的潜艇必须进入各峡湾的阵位。
早在4月8日，根据对敌人无线电通信情况的分析，就已得出结论：敌人在海上必定有较多的兵力。4月9日拂晓，在韦斯特峡湾以西海面，掩护德国驱逐舰向纳尔维克开进的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与英国的一艘战列舰发生接触。
9时20分，U-56号潜艇报告：在斯塔兰纳西南海域发现2艘向南航行的战列舰。通过我方飞机侦察，证实了潜艇的这一报告。根据这一情况，潜艇群的部署作了变动，以应付发现的敌舰。18时15分，U-49号潜艇发现向北航行的敌舰编队。21时，U-51号潜艇报告：在韦斯特峡湾发现敌5艘驱逐舰向西南航行。4月10日1时59分，U-49号潜艇在斯塔兰纳以西海面又发现2艘巡洋舰。4月10日，第4驱逐舰支队长向潜艇部队指挥部门报告，拂晓时，敌驱逐舰利用下雪天能见度差的条件突入了纳尔维克附近的奥福滕峡湾。在尔后的交战中，双方均有损失。由此可见，部署在韦斯特峡湾的潜艇也没能阻止英舰的突入。
根据敌人在纳尔维克港附近海域的行动，根据在特隆赫姆以西海域发现敌人的报告，可以推断，英国人很可能将其主要作战方向选在这两个地方，因此，我建议另外再增派4艘潜艇到纳尔维克，2艘到特隆赫姆。我的这一建议与海战指挥部下达的命令不谋而合。于是，第5潜艇群便奉命行动。
由于原计划中用于支援纳尔维克的一些补给舰船没有到达，海战指挥部命令尚在本土港待命的U-26、U-29、U-43号潜艇必须立即作好向纳尔维克港输送物资的准备工作。这些潜艇各装载40-50吨的步兵武器和高炮弹药以及其它陆军补给品向纳尔维克港进发。但是，由于纳尔维克的制海权在盟军手中，这些潜艇不得不中途折向特隆赫姆港，并在那里卸载。后来又有3艘潜艇各装载130吨的航空炸弹和航空汽油，驶向特隆赫姆。为了运送汽油，潜艇的燃料柜专门进行了改装。但这种使用法对潜艇来说不是没有危险的，因此后来便不再这样使用了。有一次，当潜艇正在潜航之际，汽油挥发的气体弥漫舱室，几乎使潜艇濒临灭顶之灾。使用潜艇向挪威输送补给品总计8个航次。
4月12日，U-38号潜艇报告，在韦斯特峡湾西北发现一艘驱逐舰和两艘货船向东北方向驶去。由普通商船组成的运输队是不会在该海区航行的，因此，我估计这支运输队可能与敌某个登陆行动有关。敌人这次行动的目标很可能在纳尔维克以北的一个峡湾。同一天我又收到一份被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一艘英国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从斯卡帕湾向瓦格斯峡湾(纳尔维克以北)航行。该电报证实了敌人企图在纳尔维克以北实施一次登陆的推断，其目的是从那里开始对纳尔维克实施进攻。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瓦格斯海域配置潜艇，并从向东北方向航行的第5潜艇群中抽调U-47、U-48和U-49号3艘潜艇前往瓦格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潜艇必须赶在敌运输船之前及时赶到瓦格斯。
从4月12日的这份电报还可以看出，敌人似乎还打算在纳姆索斯(纳姆斯峡湾-福尔达峡湾)和翁达尔斯内斯(罗姆达尔峡湾)进行登陆。因此，海战指挥部下令，除了向瓦格斯派遣3艘潜艇外，还应向上述两地再各派1艘潜艇。后来又向纳姆斯峡湾增派了2艘小型潜艇。
4月13日下午，得到这样一个情报：一支由1艘战列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艇编队已进入纳尔维克前方的奥福滕峡湾。该情报来自我国驻纳尔维克的海军情报军官，而不是来自潜艇。这说明潜艇当时不仅未能阻止敌舰的突入，甚至连它们的影子也未发现。海战指挥部感到纳尔维克附近的局势相当严重，于是下令将现有的大、中型潜艇派往韦斯特峡湾。我在回电中建议：所有在特隆赫姆海域(包括在纳姆斯和罗姆达尔峡湾)的潜艇都留在原地，因为它们赶到韦斯特峡湾可能为时太晚，而留在特隆赫姆海域却可及时截击敌登陆部队。4月14日，当英军开始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内斯登陆时，海战指挥部认为我的建议是正确的。
4月16日，我又把U-65号潜艇派往瓦格斯峡湾，因为我仍然认为那里是英军进攻的重点。同一天我们从破译的无线电密码中得知，一支敌护航运输队已从罗弗敦群岛以西海域向北航行，据判断可能是驶往瓦格斯峡湾。看来敌军在该峡湾附近登陆的可能性已越来越明朗化，当然对究竟在哪一具体地点登陆还不得而知。我个人认为在拜格登峡湾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命令U-47号潜艇前往占领这一阵位。但海战指挥部认为拉旺恩和格拉唐恩是敌最可能登陆的地点。因此，我打算在U-65号潜艇到达瓦格斯峡湾之后，派遣U-47号潜艇前往上述两地侦察。(见图3)
4月16日4时10分，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上尉报告，在拜格登峡湾发现英国运输船，并向这一长列相互连接的停泊中的运输船发射了8枚鱼雷，但毫无战果。
从挪威之战开始以来，潜艇作战几乎毫无所获。这促使我在4月11日要求驻纳尔维克的潜艇群通过无线电报告情况。当时我感到有必要弄清毫无所获的原因。当时对潜艇在该地区发无线电报尚无顾虑。若敌人发现这里有潜艇，可以对他们起到威慑作用。我们对此颇感兴趣。在后来的几天内潜艇按上述要求不断发来电报，看来情况很不妙。
4月11日收到的电报：
“4月10日晚对英国2艘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爆炸后效果不明。U-25号潜艇。”
“12时30分对英国重巡洋舰‘肯布兰’英国重型巡洋舰，10000吨。号齐射3枚鱼雷，未命中目标，有1枚鱼雷到航程终点才爆炸。21时15分对英国巡洋舰‘约克’英国重型巡洋舰，8250吨。号齐射3枚鱼雷，提前爆炸。鱼雷定深7米，地点在第4区。U-48号潜艇”。
4月12日收到的电报：
“4月10日22时50分对敌舰发射2枚鱼雷，没有命中目标。一枚在安全航程在艇前方300米处。的终点爆炸，另一枚在30秒钟后在敌驱逐舰前方100米处爆炸。U-51号潜艇。”
4月15日收到的电报：
“4月14日在韦斯特峡湾对英国战列舰‘厌战’英国的战列舰。号和2艘驱逐舰发射鱼雷，没有爆炸。U-48号潜艇。”
“对敌运输舰齐射2枚鱼雷，毫无战果。U-65号潜艇。”
4月16日收到的电报：
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报告：
“4月15日下午发现敌驱逐舰在进行警戒和搜索。从驱逐舰不规则的航线来看，许多海区布有水雷。
“晚上，3艘特大型运输舰(每艘30000吨)和另外3艘大型运输舰在2艘巡洋舰的掩护下，停泊在拜格登以南海域，运输舰的部队换乘渔船向拉旺恩-格拉唐恩方向航行。运输舰和巡洋舰停泊在拜格登峡湾的狭窄水域内，因此彼此之间离得很近。
“22时，潜艇在水下实施首次攻击，方法是对巡洋舰、特大型运输舰、运输舰、絮弗伦型巡洋舰各发射1枚鱼雷，然后再进行装填，实施第2次攻击。
“22时42分，发射了4枚鱼雷。最近发射距离为750米，最远发射距离为1500米。鱼雷定深4米和5米。敌舰船坚如磐石，鱼雷攻击无成效，敌未察觉我行动，然后再装填。
“午夜后在水面重新发动攻击。发射诸元相当准确。艇长和第一值更官对所有校正工作都进行了极仔细的检查。发射4枚鱼雷。鱼雷定深与第一次攻击时相同。没有战果。1枚鱼雷偏离航道触礁爆炸。我艇在撤退时搁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重新摆脱了敌人的警戒力量。但遭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因机器受损而被迫撤退。U-47号潜艇。”
4月18日收到的电报：
“在冰岛和设得兰之间海域发射2枚鱼雷，均提前爆炸。U-37号潜艇。”
4月19日收到的电报：
“发现‘厌战’号战列舰和2艘担负掩护任务的驱逐舰。从900米处发射2枚鱼雷，无效。1枚鱼雷在航程终点爆炸，致使敌驱逐舰围追我艇。U-47号潜艇。”
“在瓦格斯峡湾出口处对英国巡洋舰‘绿宝石’英国的轻型巡洋舰，7550吨。号发射鱼雷，22秒后引信提前引爆。U-65号潜艇。”
在各艇回港后，艇长们对上述情况又作了口头补充。总的结果是：潜艇对“厌战”号战列舰共进行4次攻击，对巡洋舰进行了14次攻击，对驱逐舰进行了10次攻击，对运输舰进行了10次攻击，但只击沉一艘运输舰。
虽然在前几个月中我们对鱼雷的问题极为忧虑，但这次挪威作战行动中的事故突然增多，确实令人感到意外。在4月11日由U-25、U-48和U-51号潜艇发射的12枚磁性引信鱼雷中，有6-8枚未到达目标就自行爆炸，也就是说有50%-66%失灵。4月15日U-47号潜艇对锚泊的运输舰发射的触发鱼雷则是100%的失灵。
突然有这么多的鱼雷失灵，其中必有原因。从4月11日收到第一批无线电报后，我就想采用一切办法尽快查明原因并加以改进。在挪威行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解决鱼雷危机问题上了。
4月11日潜艇发射的是磁性引信鱼雷。磁性引信鱼雷在挪威北部海域之所以不适用必定有其特殊原因。早在1939年11月，我就曾告诉鱼雷监察部门，我怀疑磁性引信在该海区的效用。当时我得到的答复很明确：在北部“0”号由于地磁的纵向分力向北极逐渐减弱，海洋按其纬度和相应的磁场强度被分成几个区域。地区还没有发现会使磁性引信提前起爆的物质；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有丰富的矿藏，但估计不会对挪威地区产生磁影响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1日战争日志。。4月11日，当我把那天鱼雷引信过早引爆的情况告诉鱼雷监察部门时，得到的乃是同样的答复。他们劝我们按以往的操作方法去办，在进行扇面齐射时，无论是采用触发引信还是磁性引信，必须间隔8秒钟时间。这样，引信万一过早引爆，扇面中其它的鱼雷就不受影响。鱼雷监察部门还指出，如果因磁性引信不好而改用触发引信的话，那么一旦定深误差超过1.5米左右，鱼雷就可能从目标下面穿过而不能击中吃水浅的驱逐舰。为便于理解这种情况，必须指出，即使在天气很好的情况下，鱼雷的定深也不能小于水下3米，否则鱼雷会冒出水面。
于是，我决定给潜艇下达下述命令：
“1. 准备在0号区域和更北面的区域发射3枚调到A调到A位的鱼雷采用触发引信发射，用M-Z调节的鱼雷采用磁性引信发射。位的鱼雷和1枚磁性鱼雷。
2. 鱼雷攻击商船时只采用A位。其定深比目标吃水小2米。
3. 对驱逐舰必须发射2枚鱼雷，先发射调到A位定深为3米的鱼雷，然后再发射磁性鱼雷，其定深比目标吃水多1米，发射的间隔时间尽可能保持8秒。”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1日战争日志。
在对舰攻击方面，我们寄希望于触发引信。因此，为了确保对目标的命中率，我们有意识地放弃使用磁性引信鱼雷。
4月16日，U-47号潜艇的无线电报使我们的希望化为泡影。原因是触发引信鱼雷对那些抛锚停泊着的吃水深的运输舰船同样无效。这些舰船互相连接，静止不动，击不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看来，不是鱼雷的发射深度比技术部门估计的深得多，就是撞针有问题，因此我们的鱼雷无论是磁性引信的还是触发引信的，在北方海区均不起作用。
为了立即进行补救，我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邀请鱼雷监察长第二天到威廉港来进行商谈。商谈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 有一批潜艇装备的新式鱼雷(四叶螺旋桨)，其引信可能有问题。这种鱼雷未经充分试验就装上了潜艇。
2. 经过与海洋观测所磋商后，他们认为在挪威峡湾内鱼雷的磁性引信会受到磁场干扰。
3. 鱼雷监察长对采用触发引信有很大的疑虑，因为他再也不相信触发引信鱼雷定深的准确性了。
商谈的结果，我和鱼雷监察长一致同意向各潜艇下达下列有关调整鱼雷定深的新命令：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7日战争日志。
a)G-7e型鱼雷在航行时深度可能要比定深低2米以上。
b)因此，今后除了狭窄的峡湾，在“0”号区域的潜艇不再使用调到A位的鱼雷，而使用磁性鱼雷，因为磁性鱼雷在狭窄的峡湾之内提前引爆危险性较大。
c)在使用磁性鱼雷时，不定时实施齐射，而按射击指挥表进行多次发射，或者按命令每间隔8秒钟成扇面发射一次。
d)在采用磁性鱼雷时，定深与目标吃水相同，对付驱逐舰定深4米，对付潜艇定深3-4米。
e)在使用触发引信鱼雷时，一般定深4米，天气良好时定深3米。
这些命令是根据鱼雷监察部门的推测而下达的。它们认为磁性引信在公海北部的“0”号区域是适用的，只是在峡湾中由于受海岸影响才无法使用。给潜艇下达的这些新命令实在有些繁琐，我之所以下达这些命令也是完全出于无奈。这充分说明我们和鱼雷技术部门面对鱼雷失灵一事简直是一筹莫展。这些大量的、受到各种限制的、不断补充的有关鱼雷使用、引信方式和定深等方面的命令，对于潜艇艇长和潜艇鱼雷兵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每次更换引信都离不开耗费时间的装卸工作。
然而在第2天，就证实这些命令的出发点也是错误的。4月18日，U-37号潜艇报告，在冰岛和设得兰之间的公海上(即在“0”号区域)发射的2枚鱼雷都提前爆炸。此外，鱼雷监察长打电话通知我，说在最近一次试射中已发现G-7e型鱼雷在航行中的深度比预定的低2.7米，要完全改用触发引信已经不可能，因为吃水深小于5米或6米的目标均不能使用鱼雷攻击(后来结果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鱼雷在航行中的深度还要低得多)。
这实际上等于当时的潜艇没有装备武器。
在接到U-47号潜艇关于在瓦格斯峡湾鱼雷对运输舰攻击无效的报告，以及4月19日鱼雷监察长关于在本土试射中再次发现鱼雷定深过低的报告后，我就将潜艇从瓦格斯峡湾、韦斯特峡湾、纳姆斯峡湾和罗姆斯达尔峡湾调回。这些潜艇在那里缺少攻击敌驱逐舰的武器。触发引信鱼雷从驱逐舰底下穿过，磁性鱼雷提前爆炸。因此，潜艇在这些海区如何作战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这样，潜艇在挪威沿岸海区(战斗的炽热点)的作战行动便宣告结束。连那些在南部海区活动的潜艇在4月17日也接到了海战指挥部有关撤退的命令。
4月20日，U-47号潜艇在韦斯特峡湾的西南部遇到一支向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尽管它当时处于较有利的攻击阵位，但艇长普里恩放弃了攻击机会，因为他对鱼雷的攻击效果已失去了信心。在此之前，他曾对英“厌战”号发起攻击，但由于鱼雷失灵(到航程终点时才爆炸)，导致敌舰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跟踪追击。U-47号潜艇于1940年4月19日的简要汇报。他率艇返回后向我报告说：“他再也不想使用这类似木头般的武器了。”
所有潜艇艇员都有这种看法。当时人们对鱼雷的信任感已一落千丈。这些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曾浴血奋战的艇员们现在非常沮丧。
挪威行动结束后，我派人十分认真地调查了潜艇惨遭失败的各种情况，并命令各潜艇也进行类似的检查。当然这种检查得首先从我本人和潜艇指挥部门开始。潜艇指挥部门的任务是，在对潜艇进行部署或变更部署时，应使潜艇能在关键的位置上发动攻击。这项任务对指挥部门来讲并不困难，因为敌人的企图并不难识别。从潜艇对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舰的无数次攻击来看，说明潜艇所处的阵位是正确的。
但就处于峡湾中的潜艇本身而言，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狭窄的海区，短暂的黑夜，平静的海面，以及敌方沿岸附近的强大的防御兵力，给潜艇执行任务带来了重重困难。U-47号潜艇从瓦格斯峡湾发来电报说：“敌人的防御非常强大并有充分的准备，如同英国重要基地的防御状况。”据估计，那里对掩护装载英国部队的运输舰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潜艇仍发动了36次攻击。在对这些攻击有关数据见本书第92页(本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发现，如果不是鱼雷失灵，肯定会命中目标：对战列舰攻击4次可命中1次；对巡洋舰攻击12次可命中7次；对驱逐舰攻击10次可命中7次；对运输舰攻击6次可命中5次。
攻击有无效果对挪威行动的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十分清楚的。U-47号潜艇及时地赶到了瓦格斯峡湾，当时英国运输舰正要开始抛锚卸载部队。如果普里恩对运输舰发射的8枚鱼雷不失灵的话，那末英国在纳尔维克的行动将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在挪威行动中，我方损失4艘潜艇。
在这些作战行动之后，对是否继续使用这种缺陷较多的鱼雷我一直犹豫不决。我的作战处长戈特海军少校坚决认为，在鱼雷没有彻底改进之前，对重新派遣潜艇参战我们将不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鱼雷还没有对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时，不能轻易地停止使用潜艇”。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5月15日战争日志。
部队士气低沉。现在我决不能让部队的士气低沉下去，他们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哪怕只要有那么一线微弱的成功希望，我也要将潜艇战继续进行下去。新上任的鱼雷监察长库梅茨海军少将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不久之后，鱼雷将会有一种经过改进的触发引信。我希望届时也能很快掌握鱼雷的定深。
在挪威行动后的几个星期中，我经常在前线各潜艇支队中来往，有时也到波罗的海训练场去。我与我所了解的并信任我的艇员们交谈。于是，士气低沉的危机得到了克服，潜艇部队重振旗鼓，又投入了战斗。全体德国潜艇艇员毫不动摇的意志表明，危机是可以征服的。不久事实证明，我作出的让潜艇重返战场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谈到的是我任潜艇部队司令时有关挪威行动的情况。当时我虽没有参与整个计划的制定工作，但今天我想就其战略上的必要性谈点我的看法。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来判断，我认为进行这次作战行动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英国人企图占领挪威的迹象非常明显。伯姆退役海军上将在《英德之间的挪威》一书中根据同盟国的材料对同盟国占领挪威的企图作了详细阐述。但究竟什么时候占领令人难以判断。由于这种占领将威胁到我海洋战略地位和德国的战争经济，因此必须对此采取预防措施。
有人想先让英国人进入挪威，然后再将他们赶出去。这种想法有许多不可靠性，因此不能据此形成作战方案。毫无疑问，如果英方占领了挪威，德国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输入矿石的通道必将丢失，英国人就会对波罗的海构成威胁，从而大大增加我们穿越北海西部海区进入大西洋的困难。
占领法国北部很可能会使我们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很快得到重大改善，但在制定挪威行动计划时，对这一点人们尚未理解。那时总参谋部还认为，对法战争将是一场在马奇诺防线进行的长期而艰难的战争。
1939-1940年冬海军总司令指出了英军占领挪威的危险性，并要求对此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在挪威行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鱼雷失灵事件，雷德尔海军元帅于4月20日下令成立一个鱼雷委员会，以查明鱼雷失灵的原因。鱼雷委员会认为，除了已知的引信失灵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撞针初速太慢和装药起爆失效有关，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5月15日战争日志。当命中角小于50度时触发引信就失去作用。鱼雷战斗部引信的设计命中角为21度，加上射击技术方面的因素、船体水下部分的弯曲和舰船的规避机动，因此实际命中角经常要小于50度。
海军总司令公布的鱼雷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如下：海军总司令1940年7月23日第M261号机密文件。
1，根据挪威行动期间使用G-7a和G-7e型鱼雷的经验教训，我已下令对鱼雷的缺陷和失灵的原因进行调查。
2. 调查结果认为，鱼雷本身的弱点和发射前准备工作上的缺陷是鱼雷失灵的关键因素：
a)G-7a和G-7e鱼雷的深度控制和定深都不符合对前线实用武器提出的要求。
b)磁性引信的撞针在技术方面没有达到完全适用的水平，触发引信也没达到人们对它提出的要求。
c)基尔海军船厂的鱼雷专业部门及技术试验研究所的试射单位发现了鱼雷发射准备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对此进行了特别认真的检查。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海军总司令下令进行审理，由军事法院对鱼雷试验研究所的负责人作出判决。海军总司令1942年2月9日第83a号机密文件。见附件4原文摘录。
虽然鱼雷委员会的调查和军事法院对鱼雷失灵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挪威行动期间潜艇发射鱼雷毫无成效的最终原因直到1942年2月才弄清。
1942年1月30日，U-94号潜艇从大西洋发来电报说，在一次未经允许而对艇上一枚鱼雷进行的检查中，发现定深器内的压力过大。根据U-94号潜艇的报告，鱼雷监察长对准备运往前线而还在本土的鱼雷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发现大部分鱼雷定深器不密封。主要是转向拉杆通向定深器的部分不密封。定深器必须完全密封才能正常工作。因为定深器必须利用水压使鱼雷设定深度达到零点。达到零点的前提条件是定深器内要有一个正常的大气压力。如果定深器承受的压力过大，零点就会随着压力增大而降低，这样一来鱼雷就会失去控制而向更深处航行。由于潜艇在水下航行时要经常向艇内排入压缩空气，这样潜艇艇内的压力必然过大，这是由于潜艇的水下航行所决定的。因此，潜艇潜航时间越长，艇内压力则越大。因此，除上面已谈到的磁性引信在0号区域不宜使用和触发引信的缺点之外，还对挪威行动期间鱼雷经常意外失灵的问题作出了最后一种解释：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潜艇每天在水下潜航达20小时之久，这样艇内就产生了过高的压力，从而使不密封的定深器将鱼雷的深度定得过深。普里恩在攻击英方锚泊中的运输舰时所发射的全部鱼雷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失灵的。定得过深的鱼雷从运输舰下面通过，然后通常是在其航程终点处沉到海底。只有普里恩发射的8枚鱼雷是因陀螺失灵而偏离了峡湾的纵向航道，使鱼雷在悬崖附近的深水中爆炸的。
潜艇部队从挪威行动中撤回来后，我派人对鱼雷失灵情况的报告进行详细调查。调查中把因发射距离较远而失败的(虽然也存在鱼雷失灵问题)都作为未命中目标来处理。尽管对发射情况作了这样的限制，但仍有33%肯定属于鱼雷失灵问题。在军事法院进行调查时，鱼雷监察部门的专家也对发射情况作了同样的限制，结果是鱼雷失灵率为32.4%。但我认为所有这些计算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他们调查鱼雷失灵的原因时还没有发现定深器不密封和由此而产生的难以控制鱼雷定深过大等问题。因此，在挪威行动中发射的大量鱼雷未命中目标都被解释为无法控制的缘故，而没有计入鱼雷失灵之列。
在后来的战争阶段，鱼雷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1940年6月，我们规定只许用触发引信，因为磁性引信在所有海区都不可靠。从鱼雷的爆炸效力来看，我们又回到了1918年的情景。但是，还要再补充一点，由于尚未弄清鱼雷定深出现误差和由此而造成的、连对锚泊中的舰船都不能命中的原因，潜艇艇长倾向于尽量把鱼雷的定深定得浅一些。但由于不是每一枚鱼雷都出现定深过大的问题，这就使有些鱼雷的命中点往往过高，因此爆炸效力依然在继续降低。
因此，在1942年12月德国采用新型的磁性定时引信(Pi-2型)之前，鱼雷的杀伤效果一直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次大战期间前线部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使用一枚鱼雷就能炸断一艘战列舰的“脊梁骨”，并使其沉没。技术部门认为这是有把握的，但因定时引信失灵而未能如愿以偿。
为了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触发引信鱼雷攻击的效果，对潜艇部队于1942年1月-6月发射的816枚命中雷进行了分析。其中有40%的舰船是被1枚鱼雷击沉的，38%的舰船是被2枚及2枚以上的鱼雷击沉的，22%的舰船中了1枚至4枚鱼雷后逃遁。在许多情况下，如1940年在大西洋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和1942年在西大西洋的作战中，潜艇都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来袭击商船，因为潜艇把鱼雷用在它们认为可以给对方以致命一击的关键性地方了。1942年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结果表明，在形势对潜艇战有利的那几年中，由于鱼雷定时引信性能上的缺陷，大量敌舰船未能被击沉。
鉴于自战争开始以来不断出现鱼雷失灵问题，海军总司令下令更换鱼雷监察部门的领导，1939年12月21日任命海军少将库梅茨为鱼雷监察长。他不带任何偏见地调查前线报告的鱼雷失灵事件。他不掩盖鱼雷存在的问题。他不遗余力地了解鱼雷失灵的原因。他在这方面的首要功绩是，通过认真的试验，找出导致鱼雷失灵的多方面的因素，并加以排除。
触发引信的缺点终于克服了。自1942年年底以来，定深器得到改进后鱼雷的定深完全可靠。从1942年12月起，前线潜艇部队得到了第一批新型定时引信的鱼雷样品。新的引信同时还具有触发引信的性能。与此同时，还向部队提供了一种新型鱼雷，这种鱼雷在跑完预定的航程后还能返回，并能迂回航行。这种鱼雷提高了攻击护航运输队的命中率。1943年9月音响鱼雷开始交付使用，该鱼雷能根据舰船螺旋桨的噪声自动导向目标。于是鱼雷武器在技术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战后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尚无别国海军在技术上超过这个水平。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国鱼雷失灵的问题时，有人指出，美国海军的鱼雷也有类似的缺陷，也缺乏试验经费，和平时期也缺乏实弹试验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解释没有讲清问题的实质。只有对自己的缺点和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学到东西。
触发引信能否起作用，在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使用学用鱼雷头进行试射来确定，而不需要进行实弹射击。磁性引信也同样如此。
但是鱼雷试验部门在和平时期由于相信磁性引信的作用，对触发引信只进行过两次使用学用鱼雷头的试射，而且没有一次被认为是成功的。这是不可原谅的。
对磁性引信来说，起关键作用的是鱼雷与舰艇磁场之间的距离。鱼雷的定深必须设定准确。然而鱼雷的研制部门对定深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战时磁性引信的作用多么不可靠，可从下述说明中看出：在使用磁性引信时，鱼雷的航行深度必须控制在鱼雷能紧靠敌方舰船底部通过；就是说，定深必须准确地符合所设定的深度。由于地球纵向磁力的作用而在舰艇周围形成的磁场，会使引信中的磁针发生偏转，从而使鱼雷直接在敌舰底部爆炸。地球纵向磁力向两极逐渐减弱。因此，磁针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作调整，否则的话，鱼雷就会在刚靠近敌舰磁场而未到达敌舰时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另外，在鱼雷遇到风浪而剧烈震动时，也会引起磁针偏转而爆炸。但如果磁针很不灵敏，又会因为磁场力太小而不爆炸。特别是当鱼雷定深过大时更是如此。由于鱼雷的定深并非完全可靠，因此，无论灵敏度调得如何，总是隐藏着这样一种危险：或者提前爆炸，或者完全失灵。
鱼雷的深度储压器既要完全密封又要通过一根舵轴，在技术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此外，触发引信的撞针不是按照自然的方向击发引信，而是先通过杠杆机构旋转180度。因此，撞针必须向前撞击才能起爆。如果鱼雷用锐角击中目标，杠杆就容易卡住，鱼雷就不会爆炸。从技术上看撞针要旋转180度也是很笨拙的。由此看来这些技术上的缺点本来是能够克服的。这两种不科学的结构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采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结构。那时德国的鱼雷是很不错的。
我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资金还是很充足的。在研制炮兵武器，如射击指挥装置、稳定装置和远程控制装置方面所耗费的巨资可以说明这一点。
现在来谈谈造成鱼雷研制和试验工作落后局面的真正原因。原因之一是，作为海军业务单位的鱼雷试验部门自己研制鱼雷，从设计、制造到试验都一揽子包下来，甚至连前线应使用何种鱼雷也由它来决定。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国防军应向私营工业部门提出战时需要何种武器的要求，而不应自己制造武器。然后，国防军对在工业竞争中制造出来的精良武器要在尽可能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经试验证明其性能良好之后，再决定购买。即便是因为在鱼雷研制过程中需要在公海上试验而不能将这项工作交给私营工业部门，国防军也决不可以将研制、试验，连同决定前线需要何种鱼雷等工作一手包办下来。
和平时期我国鱼雷试验次数少的另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是鱼雷试验部门居功自傲，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和平时期鱼雷发射中发生的一些现象，鱼雷技术部门早应该给予认真的对待。在和平时期前线怀疑鱼雷能否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呼声也一直未断，但鱼雷专家却始终坚持认为鱼雷没有毛病。
有一种观点认为，主管某种武器的技术研制和试验工作的军官应具备杰出的技术才能，受过特殊的技术训练，是一名“军事技术人员”。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这种军官必须根据实战经验来考虑应继续发展哪些武器，必须从军事上和战术角度出发准确地了解前线需要什么样的武器，以及对武器有什么样的要求。对他来说，航海和战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才干要比专业技术知识或特殊技术训练重要得多。与这种军官一起工作的技术设计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然后再对这种训练进行必要的补充。把具有专业技术才能和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军官调到技术部门的军事岗位上工作甚至会带来弊病。因为既懂军事又懂技术的人毕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这主要指武器的发展、舰艇的类型及其装备而言。从事技术研制和设计工作的海军军官必须具备象英国人所说的那种“远洋素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技术专家们的思想处于明显支配地位的局面。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鱼雷技术有了进步：1918年鱼雷航行时会产生轻微的浪花，后来则根本没有浪花。此外，由于技术的发展，1918年初问世的无水泡电动鱼雷也开始在前线使用。但其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在战争初期却并不见效。
由于潜艇的鱼雷失灵，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但在经济战中而且在同作战舰艇的战斗(如1939年9月14日对“皇家方舟”号和1939年11月30日对“纳尔逊”号的攻击)中失去了取得重大战果的机会。潜艇实施攻击时因鱼雷提前爆炸而被发现，并被击毁(如U-39号和U-27号潜艇)。因鱼雷失灵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此事给以详细的毫无保留的说明。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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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1940年7月至10月)
潜艇部队在参加了挪威海域的进攻性作战之后，大部分潜艇需要检修，从而加重了船厂的负担，延长了维修时间。因此，到6月初才能使用若干潜艇重新开展潜艇战。总司令部在所下达的指令中着重强调：“应将尽可能多的兵力使用于大西洋。”
3个月前，为了在挪威战区集结兵力，我们将潜艇部队撤离了大西洋。因此，潜艇部队领导对大西洋的敌情一无所知。大西洋上的商船航行情况有无变化？濒陆海区是否还有单独航行的商船？这些商船是否已组成护航运输队？其警戒兵力有多强？使用飞机没有？警戒兵力能为向大西洋西部海域航行的护航运输队护航多远？在什么地方解除警戒？英国警戒兵力会在西部海域多远的距离上迎接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然后它们会驶往何处？是否一如既往驶向爱尔兰南部进入圣·乔治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或者驶向爱尔兰北部进入北海峡？英国反潜兵力的发展状况如何？是只在护航运输队中配备反潜舰艇，还是到处都有反潜群在活动？敌空中警戒力量能到达大西洋多远的地方？
我除了对上述情况不清楚之外，对鱼雷的效能和对潜艇人员是否完全消除了因挪威行动失败而造成的沮丧心理也不甚了解。尽管我相信他们会以新的勇气投入战斗，但我还是向他们强调，潜艇是有战斗力的，我坚信这一点会很快重新得到证实。
首战告捷对我来讲关系重大。U-37号潜艇(艇长厄尔恩海军上尉)于5月15日作为第1艘潜艇驶向大西洋。该艇装备的是经过改进的触发引信鱼雷。我们希望大西洋的磁性区最好不同于挪威的北部地区，磁性引信失灵的次数不要太多。
在我还没有掌握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新情况之前，我就派遣U-37号潜艇前往菲尼斯泰尔角的西北海区，即进入英吉利海峡的西部。以前这里曾是海上交通频繁之处，对进行经济战相当有利。
不久，厄尔恩报告说，他发射的5枚磁性鱼雷可能有2枚提前爆炸，2枚未炸。这对他来说真是出师不利。根据这一结果我认为，磁性鱼雷完全不适于实战使用。从现在起，鱼雷技术部门对磁性引信失灵的原因再作任何解释对我已不起作用。我不能使潜艇部队再次因鱼雷失灵而陷入困境。因此，我完全禁止使用磁性鱼雷而只准使用触发引信鱼雷。看来这种改变还是颇有成效的。我的观点是，鱼雷的毁伤作用可以小些，但一定要可靠。从后来所取得的战果和逐步得到的对磁性引信失灵的认识来看，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1940年6月9日，U-37号潜艇从大西洋返回威廉港。它在海上26天共击沉敌舰船43,000总吨位。疑团终于被解开。潜艇重新显示了它的战斗力。我对潜艇的信赖是正确的。我对U-37号潜艇艇长所取得的战果深表谢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心中也有数，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重大。其它潜艇也满怀信心出海作战，也希望能取得与U-37号潜艇同样的战果。人们终于消除了挪威行动中因潜艇失败而产生的悲观心理。
“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开始了。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当时的形势对实施经济战很有利。为了遂行挪威作战行动和掩护英吉利海峡，英国人显然曾从大西洋地区调用了海、空兵力。潜艇在海上遇到大量单独航行的商船。敌护航运输队的警戒兵力很薄弱。也并不是总有飞机为其担任掩护。1940年6月我们查明英吉利海峡的西部出入航道是主要的海上交通区。在5月10日开始的法国战局正在顺利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占领了法国西部沿海地区和比斯开湾沿岸地区，英国的远洋运输被迫从爱尔兰南部移向爱尔兰北部的北海峡。我们原来估计敌护航运输队的商船会在这个地区分散航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敌方可能是兵力不足和准备工作费时，所以没有这样做。敌护航运输队通常是沿着罗卡尔沙滩的纬线航行的。
关于英国的海上交通方面的情况，是潜艇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侦察后才逐步查明的。我经常担心能否及时掌握敌海上交通变化的情况。如果我两天得不到潜艇关于发现英国商船的报告，我就会作出变更潜艇兵力部署的决定。当成功的把握越来越大时，我希望在大西洋上的每一艘潜艇不要毫无战果地虚度海上的时光。潜艇必须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即提高所有在海上的潜艇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按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战果计算)。
进行这次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握性不大。因此，对兵力部署所作的变更是否正确，我一直感到茫然。这需要用战果来证实。
今天我们才知道敌人当时在英国和爱尔兰西部海区为对付德国潜艇所采取的措施。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43页以及后面几页。1940年5月至10月的几个月中，英国本土力量对开往海外的护航运输队起初只能护送到西经12度线，后来也只能护送到西经19度线。开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也在大约相同的经度线范围才能得到英国本土护航兵力的掩护。从美洲开出的运输队由加拿大驱逐舰从出发港一直护送到400海里处的大西洋。从其它航线远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往往只能由一艘辅助巡洋舰护航。
为了改善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不足的状况，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战时内阁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1940年5月8日，英国占领了冰岛，使大西洋的护航兵力获得了海空基地。1940年夏，丘吉尔用西印度群岛的5个殖民地以及英属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和英属圭亚那的海空基地换取了美国的50艘驱逐舰。
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表明，当时英国对德国潜艇的防御力量是何等薄弱。虽然英国海军部把部分海上运输转移到新海区，并改变了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商船的新航线。”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49页。看来，以上提到的经常变更潜艇部队的部署，是很有必要的。它搅得敌人很不安宁。
自1940年6月在大西洋的新的战斗阶段开始以来，我希望尽快地与护航运输队交战，使用多艘潜艇以集群战术或狼群战术来打击一支护航运输队。我对此希望能获得卓著的战果。但我觉得由于潜艇数量不够，要在公海上搜索到敌护航运输队是困难的。尽管我们已占领了法国西部地区，但是暂时还没有一支自己的空中侦察力量。因此我给潜艇部队下达了一道原则性的命令，务必报告所有护航运输队的情况，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继续对它们进行跟踪。此外，我还通过海军总司令部从破译机关所截获的敌无线电码来掌握有关敌护航运输队的其它情况。但是，能否及时地破译电码这就要碰运气了。当然这取决于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破译能力。敌电码的内容通常是说明敌商船队与护航兵力的会合地点。在6月到9月间，根据所掌握的敌会合地点的情况，我试图使用多艘潜艇对敌发动攻击。但是6月份的两次行动和8月份的一次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了会合地点。8月份那次搜索敌护航运输队的行动，其失败的原因很清楚：我们迟了一天才得到敌人的会合地点移动50海里的消息。这样，就使部署好的潜艇只能尾随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行动。由于能见度差和海浪很大，只有一艘潜艇发现并追上了护航运输队，然而只击沉一艘商船。
在9月份，我们在事前第4天就截获了一份有关来自北美洲的护航运输队与英国本土护航兵力的会合地点的无线电码。时间是很宽余的。于是我派遣4艘潜艇在大西洋边缘西经19度50分之处寻找商船。结果配置在最东北方向的潜艇发现了预期的船队。1940年9月10日这一天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潜艇在8级风浪的情况下仍击沉了5艘商船。此时U-47号潜艇的鱼雷已经用完，根据我的命令，该潜艇充当“天气预报艇”，在西经23度的位置为了使那些未当过海员的读者易于理解，这里有必要明确说明：该位置约距英国西岸1200公里。每天两次向我报告天气情况，这对德国空军袭击英国是很需要的。9月20日，当U-47号潜艇正在该海区发送天气情况报告时，一支来自北美的护航运输队它标有英国护航运输队的符号HX72。HX护航运输队是一支快速的，通常是由造价昂贵的舰船组成的护航运输队，它来自新斯科舍半岛上的哈利法克斯港。径直向它驶来。按理说当时英国的无线电测向台每天有两次机会可测听到U-47号潜艇的无线电报，并由此来确定潜艇的位置。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远、敌方测向仪精度不高，所以没有命令护航运输队对潜艇采用规避航线。于是普里恩指挥的U-47号潜艇与这支护航运输队保持了接触。9月21日至22日夜，所有的5艘潜艇集中对这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实施了攻击。根据英国海军部的资料记载，11艘舰船被击沉，1艘被击伤。见伦敦H·M·文书局出版的《大西洋战役》，第22页。除U-47号潜艇的鱼雷已经用完外，其它潜艇的鱼雷也所剩无几。详见本书第93页(上一章)的叙述。因此，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尽管如此，这一夜所取得的战果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最近两天的战斗行动表明，我们在和平时期制定的关于在敌海区使用无线电通信和训练潜艇打敌护航运输队的原则是正确的。”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9月22日战争日志。
10月中旬，又同敌护航运输队进行了两次战斗。U-48号潜艇(艇长布莱希罗特海军上尉)于10月16日夜在罗卡尔浅滩西北的作战海区与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相遇。另5艘原来部署在罗卡尔浅滩东西和北面的潜艇也驶往那里参战。它们是U-46号、U-99号、U-100号、U-101号和U-123号潜艇。但U-48号潜艇在遭到一枚深水炸弹的攻击后便与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为了继续搜索护航运输队，潜艇部队组成了一个巡逻幕，该巡逻幕与假定的敌航向垂直，而且只能设在离护航运输队刚才位置以东较远之处，因为潜艇进入新的伏击阵位需花费时间。另外，该巡逻幕应该准确地位于护航运输队的前面，而且必须标好护航运输队经过巡逻幕时恰好是白天。10月18日晨所有潜艇都进入阵位。真是一切如愿，18日下午护航运输队象我们预期的那样进入了巡逻幕。我们又逮住它了！当天夜间潜艇对护航运输队发起了攻击。在水面经过反复较量后，潜艇共击沉舰船17艘。该护航运输队的代号为“SC7”，它满载着物资从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半岛的锡德尼港出发驶往英国。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U-99、U-101和U-123号潜艇因鱼雷耗尽，于10月19日晨返回基地。同天上午，U-47号潜艇在驶往罗卡尔浅滩以西作战区的途中又发现了另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当时参战的还有U-46、U-48和U-100号潜艇，这些潜艇前一天夜间刚参加过战斗。此外，如果U-28号潜艇早已进入其攻击阵位的话，U-38号艇(艇长利贝海军上尉)和U-28号艇(艇长库恩克海军上尉)也能投入这场战斗。在10月19日夜间，上述所有潜艇(除离其攻击阵位尚远的U-28号艇外)都向U-47号艇发现的护航运输队发起了攻击，它们共击沉舰船14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这是一支来自哈利法克斯港的护航运输队HX79。
当天夜晚，这些潜艇又与来自英国的代号为HX79A的护航运输队遭遇，共击沉了7艘舰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这样，8艘潜艇在3天的夜间攻击中共击沉3支护航运输队中的舰船达38艘。在这些战斗中我方潜艇无一损失。在战争日志中我作了如下总结：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0月20日战争日志。
1. 这些作战行动证明，自1935年以来在发展潜艇战术和训练潜艇部队时遵循下述原则是正确的：潜艇部队对敌护航运输队实施集中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集中攻击成为可能。
2. 只有那些经过这种基本训练的艇长和艇员才能实施这种攻击作战。因此，有必要在辽阔的海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训练。如果波罗的海有敌人干扰的话，这种训练就会无法进行。
3. 只有当作战区的潜艇数量能满足需要时，才能实施这种作战。然而，迄今为止，作战区的潜艇数量只是有时能满足需要。
4. 在作战区投入的潜艇数量越多，则耳目也越多，发现敌舰船的机会和次数也越多，实施集中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
5. 投入的潜艇数量多，并不意味着在进行这种攻击之后通向英国的航道就太平无事，因为几乎所有的潜艇在鱼雷消耗完之后必须暂时返回基地。
6. 象在上述作战中取得那样大的战果并不是常有的事；浓雾、恶劣的天气以及其它一些不利因素，都可能使一时出现的成功希望成为泡影。
然而，艇长们的才能永远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认为以上几点概括了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问题。在此我对最后一句话“艇长们的才能永远是决定性的因素”谈谈我的看法。在挪威行动之后的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许多勇敢的艇长得到了任用，如普里恩、赫伯特·舒尔策、克雷奇默尔、舍普克、恩德拉斯、利贝、吕特、弗劳恩海姆、沃尔法特、厄尔恩、耶尼施和其它有胆有识之士。所有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均受过基础训练，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经受了考验。他们依靠才智，大胆而谨慎地投入了打击英国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他们无论是单艇作战还是多艇协同作战均能在短促的战斗中取得辉煌的战果。他们觉得自己就象“海上之王”，优越于敌人的防御兵力。具体情况如何，请看克雷奇默尔在其战争日志中对10月18日夜间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情况的记述：
10月18日
23时30分：我对敌护航运输队倒数第2行右侧的商船发起了攻击。我对一艘大型货船发射了艇首鱼雷。因该船船首太尖，鱼雷从船首旁穿过，航行了大约1740米后却击中了邻近一艘更大的货船。这艘船约7000吨位，前桅处的水下部分被鱼雷击中，船首迅速前倾入水，估计前两个舱装满了货物。
23时55分：在750米的距离上对一艘6000吨位的大型货船发射艇首鱼雷。击中该船前桅部位。鱼雷爆炸后使船首到驾驶台的部位被炸断，海面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烟云约有200米高。看来船首已断裂，船体继续在绿色的火焰中燃烧。
10月19日
0时15分：3艘驱逐舰向燃烧的货船接近，排列成单横队在周围搜索。我不遗余力地向西南方驶去，很快又与敌护航运输队保持了接触。这时我们还不断听到其它潜艇发射的鱼雷的爆炸声。驱逐舰自感无能为力只好发射照明弹，但由于皓月当空，照明弹的效果并不好。我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从后面来分割敌护航运输队。
1点38分：我在945米的距离上对6000吨位的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船发射鱼雷，击中该船前桅部位，货船在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1点55分：在975米的距离上对另一艘约7000吨位的大型货船发射鱼雷，击中该船前桅部位，在40秒钟内货船沉没。
从1940年5月到10月，德国潜艇共击沉287艘舰船，计1450878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15-616页。仅10月份就击沉63艘舰船，计352407总吨位，这个月是取得战果最大的一个月。其原因是在这个月协同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采用了集群战术或狼群战术。
根据英国的统计，9月份被击沉的舰船中有70%是在夜间被水面航行的潜艇击沉的。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这个比例数对1940年10月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的夜战情况也是适用的。我们利用夜战打击了敌人的“防御最薄弱之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在这几个月中潜艇除击沉商船外，还击沉了“安达尼亚”号、“卡林西亚”号、“邓维根·卡斯特勒”号、“斯科特斯汤”号和“特兰西瓦尼亚”号6艘辅助巡洋舰，计49234总吨位。另外还击沉1艘“旋风”号驱逐舰。
在这几个月中每艘潜艇的效率都很高。6月份每艘潜艇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514总吨位，7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593总吨位，8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664总吨位，9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758总吨位，10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920总吨位。根据英国公布的舰艇击沉数计算。
在大西洋战役的这段时间内，为取得上述战果，德国损失了6艘潜艇。其中有U-32号潜艇(艇长耶尼施海军上尉)，该艇是在10月28日击沉42000吨位的“英国女皇”号货船之后而沉没的。当时，英国的这艘船已被德国飞机击中起火。
虽然潜艇的每次损失都使我们深感痛心，但与敌人的损失相比毕竟还是微不足道的。
也许有人会问，取得这样大的战果，到底使用了多少潜艇。
到1940年9月1日止，即在战争的头一年，德国潜艇的实有数如下：战争开始时，正如上文提到的，德国共拥有潜艇57艘；在战争的头一年共有28艘新潜艇服役，而这一年损失的潜艇也是28艘。因此，到1940年9月1日，德国潜艇的数量仍然是57艘，与战争开始时一样。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57艘潜艇中可供作战用的有39艘。到1940年7月止，这39艘潜艇中平均有12艘能同时出海作战。如果按每艘潜艇有一半的时间用于往返航程来计算的话，那么到1940年7月止，也就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在作战区与敌人周旋的潜艇平均只有6艘。这就是对英作战的潜艇兵力。
1939年9月1日可供作战用的潜艇有39艘，而到1940年9月1日就只有27艘了。其原因有两点：一、1940年9月1日参加试验和训练的潜艇数比1939年9月1日的多；二，1940年9月1日训练艇的比例数较高。训练艇的数量是在挪威行动之后增多的。为了在波罗的海对全体艇员进行基础训练，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些艇员从1941年年初开始将在新型潜艇上服役。
尽管如此，1940年7月至10月每艘潜艇所发挥的作用和击沉商船的数量仍然大于战争初期的头几个月。这除了作战条件对我有利外，主要原因是我们使用了比斯开湾的洛里昂这个新的基地。
从1940年5月起，德国潜艇部队领导不断地关注着德国陆军在法国战局中的进展情况。一旦战胜法国，就可以占领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的海岸地带，将它们作为我们对英国进行海战的出发基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它将迅速地明显地改善我们与英国相比所处的不利的战略地理位置。我们的舰艇兵力就可从北海东南角——我们的“后院”中调出来，部署到大西洋的边缘海域，同英国进行海上决战。英国采取大规模措施封锁德国潜艇出海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因为这种封锁只有在较浅的北海才有可能实施。除此之外，潜艇通向大西洋英国主要航道的路程也大大缩短了。甚至连250吨的小型潜艇也能到大西洋上活动。另外，我们还可获得新的修船厂。德国本土的船厂就可减轻修船任务，以利于建造新的潜艇。总而言之，占领比斯开湾海岸对潜艇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德国海军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动用一切力量，尽快利用已得到改善的海上战略地理位置与英国进行海战。潜艇部队没有能够参加对法战争。来往于英法之间的运输队不仅有强大的护航兵力护送，而且还有英吉利海峡两侧水雷障碍的掩护。U-13号潜艇(艇长马克斯·舒尔特海军上尉)试图对护航运输队进行袭击，然而却付出了全艇覆灭的代价。
当德军在5-6月间正在占领法国北部地区时，潜艇部队领导就下令准备好一列火车，以便在休战之日让人员随同鱼雷和潜艇所需要的物资一起上车，开往法国的比斯开湾各港口。在6月初，我从我的参谋部中抽调一个侦察小分队到法国去，其任务是在德国占领法国后迅速查清比斯开湾各港口中哪些港口可用作潜艇基地。我本人毫不怀疑，如果前线潜艇部队转移剧法国西部地区，那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也必须转到该地区。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与潜艇艇员，首先是与艇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距离太远，就难于保持这种联系。我认为，我应该尽量向前靠近前线潜艇部队，这样做虽然会使我远离柏林的海战指挥机关和本国的潜艇训练基地，但我可通过建立最佳的通信联络来弥补这一缺陷。我亲临比斯开湾地区，对于将来潜艇部队与德国空军的协同作战也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判断，1940年6月23日停战之后我亲自到比斯开湾地区视察。根据视察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我认为可以分下述几个阶段实现将比斯开湾各港口用作潜艇基地之目的。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7月2日第1049号密件。
第一阶段：使各港口具有燃料、给养和淡水的补给能力。
第二阶段：使各港口具有短期修理能力。
第三阶段：在比斯开湾各港口具有对大西洋作战的多数潜艇进行补给和维修的能力之后，即可将指挥机关迁来。
第四阶段：使各港口具有潜艇大修能力。
后来，经总司令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比斯开湾各港为潜艇驻泊作好了准备。7月7日，U-30号潜艇作为第一艘潜艇从大西洋到洛里昂港补充鱼雷和燃料。8月2日洛里昂港的船坞便开始维修潜艇了。打那以后，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如要检修就不需要再返回德国本土了，只要回到比斯开湾沿岸就行了。8月29日，我将威廉港的森克瓦尔登指挥所暂时迁到巴黎，等到洛里昂港附近的凯纳韦指挥所的通信设施扩建完毕后，再将指挥所迁移到比斯开湾海岸地区。
由于比斯开湾洛里昂修船厂的潜艇维修能力超过了负担过重的德国本土的修船厂，因此前面提到的潜艇从比斯开湾出发在作战行动方面所处的优越地位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这一时期每2.35艘作战潜艇中才有1艘潜艇在海上活动的话，那末到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这个数字就下降到1.84艘；就是说现有潜艇的经济使用率提高了22%。这样在海上活动的作战潜艇的总数就比以前增加了。此外，潜艇的航海日增加了，而用于往返作战区的时间却减少了。1940年7月之前，潜艇驶往大西洋必须穿过北海，绕过英国北部，航程达450海里。而现在每次行动可节省一星期的航行时间。因此，潜艇在作战区逗留的时间就相对延长了，对敌作战的潜艇总数也就更多了。
由于发挥了大西洋基地的直接作用，尽管有一段时期前线潜艇的绝对数有所减少，但实际参战的潜艇甚至增加到8-9艘。而且与战争头几个月相比，战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在那几个月拥有更多的潜艇，那会取得多大的战果啊！潜艇数量的增加除了能提高每艘潜艇击沉敌舰船舶数量外，还会给我们带来间接的好处。潜艇的数量越多，则海上耳目越多，发现敌运输队也就越容易，从而可节省潜艇等待敌运输队的时间。这样一来，每艘潜艇每天在海上击沉敌舰船的能力就可大大提高。
然而，1940年夏要想增加前线作战潜艇的绝对数量是不可能的。当时潜艇的数量正处于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到1941年2月，前线潜艇只有22艘。1940年夏季，有人反复向我建议，完全停止在国内为装备新潜艇而组织潜艇训练，把训练艇腾出来用于前线作战，以便充分利用当时在潜艇战中颇有希望获得重大战果的良机。
我没有采取这种措施。这种措施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前调这20左右艘训练艇(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能击沉更多的敌舰船，因而能迫使英国求和。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始终认为，只有大幅度地提高英国舰船每月被击沉的吨位量，才能迫使英国求和。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象我在和平时期所要求的那样增加大量的潜艇。我一直认为，尽快地组建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是海军最重要的任务。其中也包括对那些即将登上新潜艇的艇员的及时培训。因此，抽调训练艇到前线作战并非上策。相反，如有必要，还应把前线的潜艇交给潜艇训练部门使用。
1940年夏季，我仍然认为战争将是长期的。当时一些正在受训的年轻潜艇军官对我说，他们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可能没有机会到前线作战。我回答说：“别着急！几个月之后你们就可能对战争感到腻烦。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作战。”
1940年6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我认为这表现了他们真正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这符合英国民族的特性。英国人打仗从不会半途而废，而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也符合以丘吉尔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的精神状态，符合英国的作战传统和实际情况，只要他们的岛国及其生死攸关的海上交通线还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英国决不会采取停战的政策。其盟国——法国在大陆上的失败对它当然是不利的，但这并没有直接影响英国的生存。因此，我全然不信在法国被我们打败后，英国会接受德国提出的任何一个和平提议。除了与这个海上强国继续战斗下去之外，我们别无他法。问题在于我们需要采用一种最终会使他们准备进行和谈的作战方式。
当然，在这方面，最彻底、最省时间的办法是占领英国，也就是入侵英国。1940年夏，德国国防军就着手准备实施代号为“海狮”的作战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也准备动用全部潜艇(包括训练潜艇)。我对这次入侵行动缺乏信心，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海军总司令向希特勒提出要求：应具备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德国在英吉利海峡作战区必须拥有绝对的制空权。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除此之外，我方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也是入侵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要将部队一次运过去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尔后要长期依靠海路向这些部队提供各种物资补给和人员的补充与加强。无论是制空权还是制海权，我们当时都还没有能力去获得。因此，我觉得海战指挥部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入侵英国的态度是正确的。在取得海战指挥部的同意后，我在德国为入侵英国而进行准备的阶段，一方面继续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另一方面仍在本国加紧对新潜艇人员进行训练。1940年9月5日，我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他本人对有可能中断潜艇的训练，把训练艇也用于入侵行动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9月5日战争日志。
对英国还可采取另一个战略行动，即由轴心国占领地中海地区，把英国赶出近东。这样做将会对英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而大大改善我们在欧洲南部的地位。但是，对英国来说，失去地中海地区和近东地区的阵地，如同失去法国这个盟国一样，受到的打击虽然是严重的，却还只是间接的。因为这对英国本土的安全和通向英国的生命攸关的海上交通线未构成直接的和致命的威胁。再则，要占领地中海地区仅靠意大利是不行的，只有在德国的支援下才有可能。在那里，也肯定需要投入德国的海军兵力。这支兵力只能从主要战区——大西洋战场抽调，尽管面对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我们本来就感到大西洋的兵力已十分不足。在制定地中海地区战略行动计划或向国家领导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时，海军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认为，要迫使英国求和，只有采取第三种办法：就是袭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这对英国是直接的打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与英国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英国要进行战争非依靠海上交通线不可。一旦海上交通线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英国的政策必定会作出反应。对法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取得了极有利的对英战略态势。当前，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态势，将德国的整个作战战略转到从这一态势出发对英国进行海上战争，除了这一主要任务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迫切！
显而易见，消灭敌舰船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任务。1940年英、美造船厂每月的造船吨位估计为20万总吨位。当然，再过几年这种能力肯定还会提高，但需要经过一个逐步发展和日臻完善的过程。此外，敌人对舰船吨位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加。因为英国任何一个扩大战争的行动，都需要相应的舰船吨位作后盾，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地减少敌人的舰船吨位。其前提是，我们必须快速、大量地建造经济战中的主要兵器——潜艇。这就是我随时随地明确强调的观点。1940年10月，我8艘潜艇一举击沉了敌63艘舰船，共计352507总吨位。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大大减少了英国舰船的总吨位。如前所述，我一贯认为要取得对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作战区同时参战的潜艇就不能只有8艘，而是需要100艘。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千方百计地在“大西洋战役”中尽快投入强大的潜艇部队。众所周知，我过去和现在一直反复强调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丘吉尔有一个观点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他认为德国潜艇对英国来说是主要威胁，仅这一点就使他感到诚惶诚恐，并认为，如果德国人不惜为建造潜艇而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详见附件5。
丘吉尔本人在战争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是反潜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大西洋战役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为解决与大西洋战役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专门成立的。战时内阁成员、各部部长、第一海务大臣、空军总参谋长和一批技术顾问均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4页。
就这样，大不列颠在首相的领导下集中了一切力量来对付潜艇的威胁。
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又做得怎样呢？即便在战争开始之后，也没有将各个有关的国家部门组成一个由国家首脑领导的统一的主管机关，否则的话，这个机关就能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地铸造潜艇部队这把利剑，以构成对英国的严重威胁。在潜艇建造方面，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看来我们对这场海战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缺乏象英国国家和军队首脑以及英国公民那种对“大西洋战役”的清醒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目光较多地盯着陆上战役。有人认为，通过夺取陆上战役的胜利，我们同样也能战胜海军强国英国。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只注重陆上战争的德国的国家和军队首脑们，始终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西洋战场，德国的少量潜艇担负着同英国进行决战的重任。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九章 潜艇部队的组织和战争第一年的潜艇建造
潜艇部队司令应具有哲那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式的头脑。他既要看到大西洋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情况。其中一个面孔要向着在远海活动的潜艇。他和他的作战参谋部在考虑问题和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前线潜艇部队的战斗行动、所面临的威胁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必须随时传递潜艇部队的报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和指示。他与艇员们共享胜利的喜悦，共尝失败的苦果，为他们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因得不到某艘潜艇的音讯而万分焦急时，如果突然得到了这艘潜艇的音讯，他立即会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一艘潜艇返航时，只有当他顺利地通过了敌潜艇潜伏区和布有水雷的近岸航道，终于平安地返回基地之后，潜艇部队司令才能放心。潜艇的每一次损失都是对潜艇部队领导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种情绪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消除，然后重新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再干。
只要条件允许，我经常在艇员们返航后立即去看望他们。当他们带着消瘦、苍白和满脸胡须的面孔，系着因油污和海水浸蚀而变得污渍斑斑的革具指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等疲倦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心会一下子本能地紧缩起来。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在问候和交谈的同时我又以海军总司令的名义授予艇员们应有的荣誉称号。当然这首先要由艇长提议，然后我再加以考核，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在潜艇部队的表彰工作中不存在文牍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问题。艇员在潜艇进港后，可佩戴在最近一战斗中获得的奖章回家休息几天，他的乡亲们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及时地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将会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重要的作用。凡是官兵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和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我们都应该立即去做，否则的话，在下一次战斗中一旦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拥有授奖权的上级就会因没有行使这一权利而深感内疚，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潜艇部队司令的另一个面孔要向着国内，因为人们渴望得到的潜艇在国内建造，新潜艇艇员的训练和新服役潜艇的试航也在国内进行。
在简述潜艇训练任务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组织情况。
在和平时期，训练是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应结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出的战术和战役任务在同一海区遂行。因此，这两个方面的计划可以在我的领导下由一个联合的作战和组织参谋部去制定。然而战争一爆发情况就不同了。对敌作战成了本人最重要的职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艇部队的指挥所必须设在最便于与作战潜艇和海军其它高级指挥机关联系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潜艇人员和新服役潜艇的训练只能在无敌人骚扰的波罗的海进行。战争爆发后，在改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时，必须考虑上述情况。
潜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这两项任务必须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实施；当时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对新潜艇和艇员的训练，必须坚决地按照今后作战的需要进行。为此，必须把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每天收集到的前线作战潜艇的经验教训、敌情的变化发展和敌方的防御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之后，迅速地不断地转告国内的训练部门。要设法将这一训练原则尽快地落实到实际训练中去。为此，必须从前线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担任教员和训练员，在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和国内训练部门之间，有必要经常相互通报各种命令、信息和兵力调动情况。只有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才能使新潜艇做好必要的参战准备。也只有这样做，才完全有可能使潜艇避免因训练不足或不适应敌方的防御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可见，潜艇的作战指挥和训练始终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实施。
1938年，当时的海军中校冯·弗里德堡被调来协助潜艇部队指挥官工作。根据战前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关于军官调动的长期计划，他将于1940年4月1日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指挥官。我本人则在预定的东亚之行结束之后，将于1940年10月1日率领一个由4艘刚服役的“希佩尔”型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队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但战争改变了这项计划。
弗里德堡是一个聪明而精力充沛的军官，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被选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尽管他的军龄和年龄对适应潜艇生活都偏高，但我还是先让他当艇长，然后再到我的参谋部工作。与每一个来自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一样，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用较长时间来适应潜艇部队的另一种生活。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加了1938-1939年冬季举行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采用了狼群战术，因此他终于相信了德国潜艇的重要作用。直至他1945年5月逝世，他一直是我忠实的战友和部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潜艇部队的忠实“奴仆”。弗里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从威廉港(那时我的潜艇部队指挥所就在该港附近)前往波罗的海。陪同前往的有我的参谋部中主管组织、技术和武器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与我共事多年的亲密的同事机电长特德森海军中校。弗里德堡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对新服役的潜艇和艇员进行训练，以及处理各种人员、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问题。前线各潜艇支队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1939年10月17日，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个组织。弗里德堡任潜艇部队的组织处处长，该组织处是一个独立机构，归我领导。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在尔后的几年中他的职务也不断变动，起初任“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后来成为“潜艇部队海军指挥将官”。以后，这个组织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该组织经受了考验，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
年青的潜艇人员，不论其军衔级别如何，都要到弗里德堡的各潜艇教导总队里学习理论，然后到各总队附属的潜艇教练支队进行实际训练。未来的艇长要学习鱼雷射击课程，而对技术军官则按照对潜艇机电长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军官训练结束后，已服役的那些潜艇还得进行一次彻底的试验性训练。在实际训练中，都是以狼群战术打击假设的尽可能近似真实的有强大兵力护航的敌运输队，作为训练的高潮而结束的。
在训练中，我们对潜艇尽量进行类似实战的下潜训练。该训练科目由前机电长汉斯·米勒上尉负责，他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对潜艇进行各种干扰试验，如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直到主机和升降舵在水下航行中完全失去作用为止。因此，新艇员都能满怀信心地参加他们的第1次战斗航行，因为他们即将遇到的战场情况和危险情况已在本土的训练中预先演练过。对于这些情况他们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已有了准备。
当弗里德堡同组织和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离别之际，正是我的作战参谋部与戈特领导的作战处合并之时。当时，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戈特海军少校任作战处处长，他后来晋升为海军少将。这个组织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我在法国西部海岸的指挥所里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因为我非常重视对未来潜艇战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新潜艇。在第五章中已经指出，这项任务由海军总司令部新成立的潜艇局来执行。潜艇局在潜艇建造方面应重视潜艇部队司令提出的要求。
1939年9月8日，我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上述要求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8日第482号机密文件，详见副本即附件6。。此外，我在报告中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建造3艘潜艇供应舰的要求。这些供应舰将用于海上为作战潜艇补充燃料和食品，以延长作战潜艇在作战海区停留的时间。我还向总司令部提议，继续建造在和平时期就已着手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但应减少火炮，加大活动半径，作为快速鱼雷潜艇使用。
1939年9月28日，希特勒到威廉港视察潜艇部队。我当着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大将的面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
“4. 潜艇部队在通讯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天可以按计划将潜艇派遣到最遥远的海区去，并使之进行协同作战。这样我们就具备了集中使用潜艇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先决条件。敌护航运输队就会成为该海区所有潜艇的攻击点。1939年5月11-15日在比斯开湾举行的演习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战方法的可实施性。
“5. 经过对与潜艇战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检验之后，我深信我们能给英国最薄弱之点以致命打击的有效武器仍然是潜艇。
“6. 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才能卓有成效地遂行潜艇战。为此至少需要300艘潜艇。就是说有必要建造300艘以上的潜艇，才能弥补因战斗损失和设备破坏而造成的数量不足。
“7. 以这些数量的潜艇为基础，我相信潜艇部队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28日战争日志。
我曾亲自对国家领导人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提过我对建造潜艇的要求。希特勒对我的要求没有表态。
1939年9月，海军总司令就舰艇建造一事命令如下：撤消战前制定的舰艇建造计划；新的舰艇建造计划包括下述几个紧急项目：
1. 按潜艇部队司令在建议中提出的型号建造新型潜艇；
2.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即“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巡洋舰以及“策佩林”号航空母舰；
3. 建造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扫雷艇和控制近岸水域所需要的拖网渔船，以及快艇。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39年9月10日第233号机密文件，1940年9月28日海军武器局和经济局第935号机密文件，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按照这个新的计划，每月要建成29艘潜艇。每艘潜艇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规定在1年7个月到2年半之间。海军总司令部海军设计局一处(ZB)1939年12月8日第1870号机密文件。这个期限未免太长了。按一般经验，一艘潜艇在交付前线使用之前还要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和试航。因此，在1941年下半年前，即在开战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供前线作战用的潜艇了。
实现海军总司令部这一新的舰艇建造计划的前提条件是，海军应使工业界认识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应获得必需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1939年10月10日雷德尔海军元帅请求希特勒授予他这方面的一切权力。希特勒口头上同意他执行海军的建造计划，但没有授予他处理紧急问题的权力。海军总司令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面的决定：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1. 领袖同意海军下列建造计划：
a.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
b. 限制轻型舰艇的建造；指前面提到的用于袭击近岸海域航线的小型作战舰艇和快艇。
c. 执行所建议的潜艇建造计划；
2. 鉴于戈林元帅拥有统辖各方面的广泛权力，领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认为，无需再为实施潜艇建造计划另授特权。
这项决定使海军在潜艇建造过程中得不到所需要的指示。海军总司令出于无奈，在1940年3月8日把潜艇建造计划中规定的每月造艇总数暂时降低到25艘。
尽管海军为了获得更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再三努力，但帝国元帅戈林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始终没有应允。例如，海军用于生产军备的钢只占全国钢产量的5%还不到。而海军提出的增加用于建造潜艇的钢材分配额的要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
1940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不得不规定，原来暂时将每月潜艇建造数削减到25艘的计划将长期有效。
然而，连这样的建造计划无论是在每月的交货数量还是在建造时间方面也都是难以实现的。为了能在潜艇战中迅速投入强大的兵力，当然建造时间越短越好。海军总司令部各有关部门和潜艇部队领导不得不反复强调时间问题的重要性：
“……在当前潜艇的损失率还较小，敌防御措施(其中包括美国的商船建造，它要到1942年底-1943年初才能达到较大的规模)尚不完善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通过最快的途径使作战潜艇的数量达到最高水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所耽误的，即使今后再增产也是无法弥补的……”海战指挥部1941年战争日志，第UII2495号机密文件，第C4部分。
在1940年上半年，每月新潜艇的实际交货量只有2艘，下半年提高到6艘。1941年上半年每月只有13艘，而不是原计划的29艘或25艘，下半年才上升到平均每月20艘。
那时德国海军没有花大力气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以发挥它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我们在军备方面所犯的这一错误使英国人大得其利，他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
1945年7月我被囚在蒙多夫监狱时，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给我一张英国海军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征询意见表。开头两个问题是：
1. 当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对潜艇进行了全面试验，并深知潜艇的威力后，为什么却不竭尽全力建造潜艇？
2. 为什么拖延到战争爆发，直到放弃入侵英国的念头后还不加紧建造潜艇？证书号码：驻德英国海军总司令办公室，1945年7月20日，第3061号。
战争一爆发，英国人如何估计德国会大规模地迅速地建造潜艇，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叙述1939年9月的形势时说：
“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量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处于各种不同的建造阶段中。我们预料，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潜艇战。”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第1卷，第392页。
在《海上战争》这部英国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的著作中，英国海军上校罗斯基尔就德国在战争的头几年潜艇建造数量不足一事评论如下：“德国发展潜艇的速度如此之慢，乃英国之大幸也。”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0页。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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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 贫困和四分五裂的一年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顾名思义潜艇多半是在水下航行，偶尔才上浮到水面，这才符合“水下艇”的真正含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直到1944年，无论外国的还是我国的潜艇，只有当必须保护自己或者在白天为了攻击时才下潜，而一般情况下总是浮在水面。因此，实质上它们是能下潜的水面舰只，即一种能通过下潜而不易被发现的舰只。潜艇之所以尽可能浮出水面，是因为它需要有尽可能广阔的视界，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能力，以便能根据攻击的需要而高速占领有利阵位。这些在水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时各型潜艇的水下速度最高不超过7节，而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潜艇要接近速度比自己快得多的敌水面舰船，并占领必要的攻击阵位，靠这样的速度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水下几乎是静止状态的潜艇其作用犹如一枚水雷，它只能盼望、等待着敌舰船意外地直接向它驶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潜艇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水下待机状态，那就犹如一只饿极了的野兽，趴在草丛中静候某个牺牲品偶尔落入它的利爪之中。潜艇采用这种办法是不能取得重大战果的。
在晴朗的天气里，当一艘潜艇在辽阔的海面上远远发现一艘敌舰船时，其首要任务是从水面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换言之，即占领敌航向正前方的阵位。由于鱼雷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还得有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目标本身也在运动。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从前方阵位发射鱼雷才能击中目标。如果从敌舰船后面发射鱼雷，鱼雷就要追逐运动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追赶不上的，鱼雷到了其航程终点时就自行停止前进而沉入海底。
由于这些原因，1935年以来德国潜艇部队的训练指导思想和基本战术原则都是强调机动地使用潜艇。新的集群战术是一种非常灵活机动的战术。这种战术充分地利用了潜艇现有的速度，使潜艇可以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去接近所发现的敌舰船，并且可以把多艘潜艇配置成巡逻幕或侦察幕向目标逐渐接近或与敌保持接触，有时则可进行夜间协同攻击。
由此看来，潜艇的水面机动是其作战成功的前提。但潜艇能否长时间地在水面机动行动，这是我从1936年以来甚为担忧的问题。潜艇水面机动的主要威胁来自飞机，因为飞机可迫使潜艇下潜，使它静止不动。因而我希望能提高潜艇的水下速度，但在组建新潜艇部队的那些年中我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潜艇仍然缺少合适的水下推进器。天才的工程师瓦尔特在1936年拿出了设计方案，他使用一种过氧化氢的主机提高了潜艇的水下航速。当时我和特德森海军少校异常兴奋地拿起设计方案跑到海军总司令部那里请求对瓦尔特的重大发明给予有力的支持。对瓦尔特的发明情况，留待后面再加以叙述。在这里，在叙述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况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下潜艇机动的重要性问题。当时各种型号的潜艇只在水面才有较好的机动能力。
第八章已叙述了1940年10月底以前大西洋战役的情况。现在我们接着将大西洋战役的情况提纲挈领地介绍到1941年12月为止。
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里，有两间名叫“情况研究室”的房间，潜艇的作战计划就是由我的参谋部在这里拟定的。这里每天举行情况报告会，并对潜艇战作出决策。墙上挂着我们所需用的海图。海图上用针或小旗标出潜艇的位置和我们所掌握的敌情数据，例如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及其航线或敌防御兵力的活动范围和作战半径等。另外，我们还通过图解注记对海图加以补充。这些图解注记主要说明不同于指挥所所在地区的战区(特别是大西洋西北部)的时差、海流、潮汐、冰和雾的情况以及每天的气象、作战潜艇的续航力，港内潜艇的出厂和离港日期等事项。面对一个直径1米多的地球仪，使我们有亲临大西洋之感；它为我们精确地测量较远的距离提供了方便。从海图上我们只能获得近似的数据，因为地球曲面对利用海图测量较远的距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除了“情况研究室”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挂有各种图表，上面标绘了被击沉的舰船，潜艇的损失和护航运输队的活动等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在战况图上，首先形象地标上我方作战的效果。潜艇的战果，即每个舰日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是用曲线表示的。被击沉敌舰船的总登记吨位只能根据潜艇的报告来计算。经验证明，这些报告虽然难免有些夸大，尤其是在报告夜间的击沉数时更是如此，但是曲线还是相当准确地显示了潜艇每月战果的升降情况。我特别重视经常观察这些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就象病人的体温曲线可给医生提供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上述曲线也可使潜艇部队领导掌握敌区近期的形势，是向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还是向不利于我的方面发展。不过，这种曲线对战场瞬间的战况变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似乎还无法表示。
通过对图表曲线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的这几个月中潜艇的作战效果仍处于高峰状态，但与前几个月相比却有所下降，因此必须找出其原因。
原因之一是天公不作美。那一年强劲而持久的暴风席卷着整个大西洋，视界受到很大的限制。艇员们说他们是在海上艰苦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因为潜艇在风浪的颠簸下难以实施攻击。在这种气象条件下，汹涌澎湃的波涛往往淹没了潜艇的指挥塔。舰桥上的瞭望哨——1名军官、3名士官和兵，必须用皮带互相捆绑在一起，以免怒吼的浪涛和来势凶猛的漩涡把他们从舰桥上掀进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艇员们真正体验到了咆啸的大西洋的巨大威力。
每当我在指挥所接到潜艇发来的“天气恶劣，难以实施攻击”的电报时，由于担心海外的潜艇，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坏。我一直在反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把潜艇转移到天气较好的海区，这样情况是否会好一些。但是，我每一次都否定了这一想法。我在1940年12月13日的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载：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3日战争日志。
“虽然北部海区天气不好，但由于那里航运频繁，在单位时间内击沉的商船仍然多于南部海区。因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仍然坚持把重点放在大西洋的北部海区。”
当时我认为尽管北部海区的条件不如南部海区，但潜艇的战果会大于南部。我的这个看法当时纯粹是出于估计，并无事实证据。直到1941年5、6月才得到这样一个证据。当时，由于其它原因(后面将谈到)，我们把一些潜艇派到大西洋中部海区作战，在几次战斗中潜艇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尽管如此，在那段较长时间的战斗中潜艇每天击沉敌舰船的平均吨位数，还不如它们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天气恶劣的几个月中在英国西部战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
除了天气情况外，从1940年11月开始潜艇击沉敌舰船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对“西部航道”(英国人把英国以西到西经15度的海区称为西部航道)的警戒有所加强。由于这一海区对潜艇进行机动作战相当重要，所以英国还派遣飞机对这一海区实施警戒。丘吉尔决定，优先满足海军部关于空军派飞机参加大西洋反潜战的要求。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0-361页。鉴于敌方的警戒不断加强，艇长们根据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有关命令，决定将潜艇作战区继续向西转移，一直延伸到广阔的大西洋。潜艇部队不愿意也不应该静止不动。由于上述一些战术原因，潜艇必须保持水面机动能力。直到1940年10月，潜艇的作战重点还在西经10度至15度之间，但到1940年11月则西移到西经15度以西的海区了。这样一来，海域更为广阔，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也就更困难了。因此，潜艇与敌接触的机会就必然减少，与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次数也就随之减少。如果说1940年10月取得战果的原因是成功地采用了狼群战术的话，那么随着使用这种战术的可能性的减少，潜艇的作战效果势必会降低、
因此搜索护航运输队的问题必须解决。进行海战应采用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办法就是通过大范围的空中侦察来支援海上的潜艇部队。但是，德国在整个海上战争过程中都没有调动飞机来配合潜艇作战，这是一大错误。后来，我在1943年对希特勒说：“在编写历史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战争会有不同评述，因为他们都是从本国的立场、观点出发来看这场战争的。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在20世纪这个飞机世纪里进行海上战争时却没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和航空兵配合作战，就好象根本没有飞机存在一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方面，我必须对海军航空兵的必要性问题和战时飞机与潜艇协同作战的尝试作特别详细的叙述。
在一个战区的所有兵力均应统一使用，这是战时的一个基本要求，各种兵力之间的协同越密切，集中指挥的必要性就越大。数百年来的战争史证明，侦察是作战行动的组成部分，必须将侦察兵力使用于需要它的地点和时间，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便于协同执行任务，侦察部队和战斗部队都同样必须掌握己方的战术和作战方法，它们在军事上必须使用“共同的语言”和同样的通信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在和平时期就按同样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是有必要的。这对于进行海上战争尤为重要。海上战争是在海洋上进行的，一望无际的海洋对于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来说自然是陌生的，海上战争有其本身的规律。要掌握这些规律同样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积累经验。
鉴于这些原因，从空中实施的海上战争应同在水面和水下进行的海上战争一样，必须由海军统一指挥。为此所需要的兵力在组织上和训练上均应统一归海军领导。
然而戈林将军对此表示反对。自从1933年开始组建新的德国空军以来，他一直坚持下述观点：“凡是天上飞的均属我管。”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933-1939年期间曾三番五次进行交涉，希望国家领导同意海军拥有自己的必要的航空兵力量。但是未能如愿。1939年1月27日，海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最后以戈林的胜利而告终。谈判达成的协议书规定，空军也参加海上战争。海军在实施舰队联合作战时，可得到配属的只供侦察和战术空战用的飞机。这支海上航空兵部队的建设、部署、隶属关系和训练都由空军决定。见埃里希·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5章。
这个决定在和平时期对我这个潜艇部队指挥官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要经常进行潜艇与飞机之间协同作战已无可能。只有在进行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演习时我才能向前海军军官、现任海军航空兵主任的盖斯勒少将提出派几个海军航空兵中队参加演习的要求。我指挥的这些演习，其范围从德国的北海海域向北延伸，直到“远程水上侦察机”DO-18型远程水上侦察机，最大航程约2600公里，飞行时间约16小时。的极限航程为止。这些飞机最远可到达设得兰群岛上空。我认为带有空中侦察科目的联合演习的范围要尽量扩大，因为这样可以适应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需求。在长时间的飞行中，飞机在空中因受到诸如气流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会发生飞行误差，这种误差会使飞机报告的目标位置和侦察结果很不准确。例如，在一次演习中，两架担任侦察任务的飞机在飞行几小时后报告在北海北部海区发现了同样的目标，但它们所报告的目标位置却在两个不同的方位上，这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不知所措，弄不清到底是两个护航运输队呢(按一般情况，可能性不大)，还是同一个护航运输队？报告的两个位置究竟哪一个准确？或者两个都错？在这种情况下该把潜艇派往哪里？
因此，有效的侦察要求对飞机进行准确的导航，把目标位置报告错了就可能对部队指挥官定下决心产生致命的影响，要取得整个作战的胜利就会大成问题。
参加这种联合演习对于飞行员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因此他们在演习中都能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出于演习的需要，他们往往要飞很远的距离，以至出现燃料几乎耗尽的现象。很可惜，由于海军航空兵需执行其它任务，而且又不属于海军领导，所以这种方式的演习在和平时期进行得太少了。当时协同训练不足的缺陷虽有所暴露，但要完全认识和消除这些缺点是不可能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试验才能得到补救。
在战争开始时，潜艇部队和德国空军之间是无法协同作战的，因为那时就连作战半径最大的飞机也无法从德国的空军基地飞到位于英国以西的潜艇作战区去。
在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地区，并将空军机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之后，海战指挥部于1940年6月8日要求通过空中侦察来支援潜艇部队在大西洋的作战行动。海战指挥部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飞机可以从新占领的法国西北部的作战基地起飞实施空中侦察，以查明敌护航运输队的航向以及敌在爱尔兰南部和西南部甚至更远的西部及北部的兵力部署。
“在侦察航空兵与潜艇部队的协同作战中，飞机的任务是搜索敌护航运输队及其它一些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并与其保持接触，即使因夜暗而失去接触，也要在第2天一早恢复……”
但是，要执行上述任务靠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由于缺少合适的远程飞机，或因数量不足——有时一架飞机在昼间只能出动一次，而且只能到达爱尔兰西南部的海区——致使1940年7月到12月间的空潜协同作战一次都没有取得成功。尽管海战指挥部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前线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糟糕，具体情况可从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10月1日，在作战区(罗卡尔海滩)的北部、东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都需要空军实施侦察，尽管我竭力争取，但空军仍没有派遣这方面的力量……
“12月9日，第406机群(主要是BV-138型侦察机)担任空中侦察任务，因这种型号飞机技术方面的故障，必须中断很长一段时间(预计2个月时间)……
“12月14日，到目前为止下述部队零打碎敲地采取了一些协同行动：
1. 驻布雷斯特的第406岸基航空兵群。它在战术作战方面归西线海军集群指挥。该群的BV-138型远程飞机因技术故障被停止飞行2个月。
2. 驻法国波尔多的第40水平轰炸机联队。全文为Kampfgeschwader 40。它与潜艇部队无隶属关系，全靠个人联系进行协同作战。所使用的是FW-200型飞机。目前，昼间通常只出动一架飞机。
3. 第5航空队。听召唤出动，到指定的空域实施侦察。但到目前为止只进行过一次空中侦察。最近几天曾再次要求派飞机实施空中侦察，因兵力不足而遭拒绝。”
我们占领大西洋海岸已5个月了，但潜艇部队尚未得到空中侦察兵力的足够支援，也未能根据作战的需要由潜艇部队领导来指挥空中侦察部队遂行任务。
因此，1940年12月14日，我再次向海战指挥部全面地重申了我的愿望：
“……战争已经证明，用多艘潜艇袭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战术是正确的，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单独一艘潜艇与护航运输队发生首次接触，那都是很偶然的巧合。只有当护航运输队从这艘潜艇附近经过时才有这种可能。如果潜艇没有遇上护航运输队，那末就得在海上白白地等待数天。由于缺乏为潜艇担任侦察的必要兵力，潜艇就可能失去与敌人接触的机会。”
潜艇部队司令知道，海战指挥部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空军司令部派遣飞机担任相应的侦察任务。潜艇部队司令对空潜协同作战的观点如下：
A. 潜艇是一种很不理想的侦察工具。潜艇的观察高度很低。它的航速太慢，难以在短时间内查明较大海区的情况。潜艇的数量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要，话又说回来，假若真的把潜艇用于这方面，那就意味着浪费潜艇的战斗力。如果潜艇不采用一连数周的守株待兔的做法，而是根据预先的空中侦察情况有针对性地直接进入猎物必将经过的区域，那么潜艇就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每一种兵器都有自己的侦察工具，唯独潜艇没有。
B. 通过远距离的空中侦察，空军可以把敌人的行踪告诉我们。空军可通过这种手段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侦察结果，以利于合理地部署潜艇部队。
C. 此外，为了支援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空军还可采用下述办法：对部署有己方潜艇的海区尽可能周密的侦察，随时报告有价值的目标。这样，凡是在潜艇活动范围以内的敌舰船都无法逃脱潜艇的攻击，而且凡是要通过潜艇观察区的敌舰船也都几乎无法避免不被潜艇察觉。
D. 空潜协同并非只限于侦察方面。白天，飞机可与目标保持接触，直到潜艇赶到，或者用无线电信号把潜艇引向目标。一旦失去接触，飞机可在次日凌晨重新与目标恢复接触。因此，这是在统一的作战行动中的最密切的战术协同。
E. 飞机在执行上述任务时绝不妨碍它自己对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当这些飞机攻击、击沉或击伤敌舰船时，敌人会惊恐万状，四处逃窜，这对潜艇是很有利的。凡是有潜艇潜伏的海区也是飞机空袭成效最大的海区，因为潜艇往往配置在航运的辐辏之地。即使潜艇就在附近也不会使飞机的空袭受到限制。对飞机唯一的约束就是不能袭击潜艇。根据以往的经验，飞机往往会把敌我潜艇搞错，因此，即使飞机已判明前面是敌潜艇，也得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F. 象这种形式的协同作战最好事先直接与空军有关部队进行协商。为了使协同作战能取得成效和扩大战果，应注意下列两点：
1. 参加协同作战的兵力必须数量充足；
2. 指挥权限和隶属关系必须明确。
侦察计划必须由需要侦察支援的一方来制订。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后的其它协同作战行动，如飞机与敌保持接触，飞机在昼间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以及任务和目标的确定等，在不干涉空军飞行中队战术指挥的情况下，由主要担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任务的一方来组织。也就是说，飞机侦察的区域、参战的飞机数量和兵力的配置等都应由潜艇部队司令来决定，以保证真正统一而有效地进行作战……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4日战争日志。
1941年1月2日，我在柏林向雷德尔海军元帅汇报了这个问题。他让我当天去见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便让我亲自向他说明目前潜艇战难乎为继的局面和我在这方面的要求。事情很清楚，我必须说服他。我要求每天派12架航程最大的“神鹰”式飞机进行日常侦察。驻波尔多的第40轰炸机联队已装备了一些这种型式的样机。
我与约德尔交谈的结果，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1月7日过问由帝国元帅戈林主管的空军事务，并将第40轰炸机联队归我指挥。当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这个命令的下达，使潜艇战向前迈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虽然已迈进了第一步，但由于目前的飞机数量有限，大量的技术问题有待于解决，因此它的作用还不可能是很大的。但我相信，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协同作战必定会大见成效。”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月7日战争日志。
希特勒作出了上述决定时没有征求戈林的意见，当时帝国元帅正在休假。他是不同意把一部分空军兵力给海军指挥的。1941年2月7日，戈林的指挥列车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附近停车。他邀请我到他那儿去。这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谈话中他想让我同意撤消领袖的上述命令。我生气地拒绝了。谈话结束后他请我用餐，我婉言谢绝。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
于是，戈林就把第40轰炸机联队交给一位前海军军官哈林豪森中校指挥。他具有非凡的精力和胆略。他的联队在他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40轰炸机联队的“神鹰”飞机是FW-200运输机改装的。这种改装在当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空军总参谋长韦威尔将军在1935年就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略空战需要一种装备4部发动机的轰炸机。1936年，第一批DO-19和JU-89型远程试验飞机问世。1936年韦威尔将军不幸与世长辞，为适应战略空战而建造其它远程飞机的设想也就作罢。在空军的计划中，“战术”使用已处于突出地位。这样就导致采用俯冲轰炸机。为了能满足俯冲轰炸的需要，就新设计了一种装有4部发动机的He-177型远程轰炸机，并在1938年已开始订货。因此，该机在设计上就存在缺点。这种设计方面的缺点到战时才得到克服。但是，这种飞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新出现的缺点未能得到克服而被淘汰。
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没有远程作战飞机。为了弥补战略空战方面的重大缺陷，于是就把现有运输机改装成作战飞机。可是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远不如民用飞机，在当时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只好将就使用。
当最后一次空潜协同作战(后面还要谈到)于1941年年底结束时，这种临时应急的飞机因作战半径小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大西洋战役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仍然缺乏一种经过长期设计的，性能良好的远程作战飞机。这个缺陷是我们在空战方面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也给潜艇战中的空中侦察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
第40轰炸机联队归哈林豪森指挥后，就开始配合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实施空中侦察。每天平均有2架“神鹰”式飞机被派往英国西部海区巡逻。它们从法国西部机场起飞，其作战半径只能到北海峡(爱尔兰以北)以西和西北部的重要海区，在返航时则要横越英国，在挪威西海岸的斯塔万格降落。但是，不能经常如此，因为挪威海岸地带经常是低云密布。第40轰炸机联队在遂行大西洋侦察任务时曾想方设法用携带副油箱的办法来扩大FW-200飞机的作战半径。
1941年1月，我们已两次把潜艇派往侦察机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美国西部海区。但两次都没有成功。其原因是为了第二天与护航运输队恢复接触而派出去的唯一的一架飞机没有找到目标。航程如此之远，搜索区又如此之广，与敌失去接触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有必要用数架飞机进行大范围搜索，形成一个宽搜索带。这样，重新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概率就大得多，尔后才有可能组织已接近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实施攻击。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进行的尝试都取得了成功。有一次，一艘潜艇意外地位于飞机所发现的敌护航运输队的附近，根据飞机的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在当天就找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然而，这种协同作战通常却是这样进行的：担负日常侦察任务的1架或2架飞机，因作战半径有限，只能一刻不停地往返飞行于通往主要航运区即北海峡以西潜艇作战区的航线上，没有时间在目标海域上空停留，因此，即使发现护航运输队后也没有时间把潜艇引向目标，使其与目标保持接触。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通常只能收到飞机关于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报告，而并不知道护航运输队准确的航向，以致经常把与目标相距很远的潜艇派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让飞机在第二天重新发现护航运输队，并报告其具体位置，以便把较近的潜艇派往那里。
此外，我们还发现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很不准确，有时误差达80海里。在远程夜间飞行中，飞机常常会偏离航线。如1941年2月至3月初，尽管出动了可供使用的所有潜艇，但两次作战都完全失败。因为虽然有了宽搜索带，但潜艇根据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仍然找不到目标。
我们对作战半径有限的数量不多的几架FW-200型飞机的侦察方法也是逐步知道的。这些飞机一般是在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时才报告目标情况，因此，根据飞机的这一次报告就派潜艇的做法是很不可靠的。于是，在英国西北部的主要作战海区，我们不得不放弃直接协同作战方式。但每天仍派1至2架飞机在该海区进行一般的侦察还是有必要的。它们至少还能把海上航运密度告诉我们。了解海上航运密度，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在主要作战海区配置潜艇部队时，必须考虑到潜艇部队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搜索敌护航运输队。
相反，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却可直接进行空潜协同作战，因为这一海区离比斯开湾海岸我方飞机场较近。这一海区是多数来自直布罗陀和少数来自西非的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的必经之地。但这种与空军的直接协同作战在1941年春只得向后推延，因为FW-200型飞机的数量太少，必须等到第40轰炸机联队有较多数量的飞机可供使用时才能实施。
在这期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研究出了一种能使飞机在报告目标位置时避免差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飞机发现护航运输队时先不报告位置，而是先用短波发出“我将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的短密码信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立即把该信号转发给潜艇，使潜艇作好用长波接收飞机信号的准备。然后，在护航运输队附近上空的飞机再用长波给潜艇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再用短波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报告它们根据罗盘测得的目标方位和它们自身的位置。我就立即在指挥所的海图上用定向线标绘出各个潜艇的方位，根据这些定向线的交叉点，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敌护航运输队和我方飞机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把用这个简单办法找到的目标位置转告各潜艇，以便它们向目标遂行作战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采用这种方法测出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是可靠的。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初看起来有些费时，但是很有必要。因为飞机发送的关于护航运输队位置的无线电报告经常有很大的误差，如果没有上述措施，仅根据飞机报告的位置去作战，必定会遭到失败。
1941年7月，我们用这种方法在西班牙以西海域再次与空军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协同作战。被攻击的是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这些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同来自西大西洋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的船只相比，船体较小，因而造价也较低。尽管如此，但由于第40轰炸机联队不断地、往往是连续数日将潜艇引向目标，再加上FW-200飞机对商船的轰炸攻击，这次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大战果。
在西班牙以西的同一海域。我们还进行过一次有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参加的协同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它们轮番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现将这次有其自己特色的协同作战行动简述如下：
单独驶往大西洋中部海区的U-37号潜艇，在驶到西班牙海岸的文森茨角以西海区时，发现了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因在该海区没有其它潜艇，所以无法组织其它潜艇实施协同作战。但这支护航运输队正好位于波尔多机场的德国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因此我命令U-37号潜艇采取攻击行动，与敌保持接触，并用长波把敌护航运输队的方位告知空军。飞机在150海里的距离上就收到了潜艇发出的信号，于是它们继续飞行，一直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飞机找到了护航运输队，用炸弹进行了袭击，空袭取得了成功。U-37号艇自己也击沉了4艘商船，这时，“希佩尔”号巡洋舰正好从布雷斯特港又译布勒斯特港突入大西洋到达护航运输队附近。U-37号艇接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在攻击之后继续留在护航运输队附近，给“希佩尔”号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希佩尔”号根据潜艇发送的信号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一艘掉队的商船。
这就是空军、潜艇和水面舰只在大西洋实施的唯一的一次协同作战。
从上述与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发现协同作战方面的缺陷以及找到克服的办法之前，我们曾在战争中错过了多少良机，付出了多少代价。
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就通过统一指挥和统一训练来认识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和发现不足之处，及时设法补救，并装备重要的远程飞机的话，我们将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到1941年夏，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在北大西洋这一主要作战海区搜索护航运输队这一重要课题。为了搜索护航运输队，我们把潜艇的作战区西移到格陵兰以南海区，北移到冰岛以南海区，东移到爱尔兰西北海区。但这样做仍不能解决问题，潜艇除了偶尔几次与护航运输队交锋外，经常无效地停留在海上，找不到敌人。当然这就降低了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率。如何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反复地进行了研究。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在辽阔的大西洋缺少众多的“耳目”——潜艇。但是，潜艇部队难以发现护航运输队的踪迹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例如，敌人有没有可能在发现我方潜艇之后绕道航行呢？
战前，我们开始进行狼群战术训练时就考虑过敌人可能会利用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测出潜艇位置的问题。因此，开战以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十分注意在我方进行无线电通信时敌方发出的每一个测向信号和敌方采取的相应的防御措施。战争的头几个月，从我们所掌握的敌人测向准确程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使我们感到特别忧虑的事情。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在掌握了检查的方法后我们发现，测向的误差与离敌海岸的距离有关。例如，在离敌岸300海里的距离上，误差平均为60-80海里，有时还要更大些。据我们所知，测向误差最小的是30海里，其位置在法国西部海岸附近。在600海里的距离上测向的最大误差为320海里……”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3日战争日志。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定会扩建测向网，以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设得兰群岛到兰兹角的英国西南角的测向基地在位置和长度上已为他们向西测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的新测向站的启用，英国就有可能设立一个覆盖整个北大西洋的测向网。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将会截获和测出潜艇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确定潜艇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潜艇每发送一次无线电信号就是一次不祥的征兆。所以在发送信号之前必须考虑它能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是发还是不发。当然要潜艇完全不发送无线电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地加以限制。在敌护航运输队比较集中，潜艇的袭击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时，使用无线电通信是潜艇部队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试图通过训练和下达命令的方式来使潜艇艇长能对无线电通信的利和弊作出最佳的判断。在通信命令中，规定了潜艇艇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攻击海区：只在有重要的战术情况需要报告时，或者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潜艇要报告情况时，或者潜艇的位置反正已被敌发现时，潜艇才能发送无线电报。
在往返途中：按上一条原则行事。偶尔可发送不重要的电报，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发报而暴露已在发报海区或将驶往该海区的其它潜艇。
在技术方面：经常变换波段(频道)；增加通信网络，严守发报纪律，以增加敌人测向的困难。”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9日第243号作战命令。
敌方对潜艇的无线电通信是否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多大的反应？对此，虽然经过周密的分析，但仍没有把握判定。从敌人对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作过几次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似乎有所反应。但有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潜艇在某一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甚至击沉过商船，并与护航运输队直接发生战斗，但敌人仍让单艘船只或护航运输队再次驶入同一海区。
根据上述经验，我不赞同下述建议：故意让潜艇发送无线电报，使敌舰船避开这些海区，而驶往表面上看来平安无事，实际上却潜伏着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潜艇的海区去。对此，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用无线电通信真真假假地诱骗敌人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很复杂。在深入而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并从中作出结论时，应结合敌人的情况加以考虑(如敌方是怎么想的，我方是怎么想的，因此我认为应该……)，事实上我们很难得出符合客观的判断。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测位的差错还会使我方的无线电欺骗恰好起到弄巧成拙的作用……”
不过，有时我也尝试进行无线电欺骗。例如，1941年6月29日，一批正在返航的潜艇按我的命令在爱尔兰西南部海区发送无线电报，企图阻止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的一支护航运输队南进。但此计未见成效。
在研究解决为什么难以捕捉敌护航运输队这个问题时，我还得再次重申增加“耳目”的要求。不言而喻，敌人可以在从亚速尔群岛到格陵兰和冰岛的广阔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任意选择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由于占领了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海空基地，以及美国对从北大西洋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见第11章。提供了日益有效的援助，这就为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增加潜艇的数量才能解决。因此我想在此说明一下，在1941年，哪些措施和事件导致了我方在北大西洋海区潜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1940年7月24日，意大利海军提议派遣大批潜艇在德国的指挥下参加大西洋战役。鉴于我方潜艇数量欠缺，经请示海战指挥部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7月25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给意大利海军指挥部回电，对此建议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帕罗纳海军上将光临我处。他那机灵而富有特色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我的好感。他表示愿意竭诚地与我合作。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信任感。我们商定如下：
1. 总的作战指挥、整个行动的控制，战区的划分和协同作战样式的确定均由德国潜艇部队司令负责。
2. 在这个统一的高级指挥部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职权。意大利潜艇部队不应只有受意大利人指挥的这种感觉，而且事实上也应如此。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1月5日战争日志。
此外，我们还商定了另外一些措施，如让意大利潜艇艇长乘德国潜艇去远航，在我们的波罗的海潜艇训练支队受训等，以便意大利人熟悉和了解大西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潜艇机动战术。
意大利把波尔多港作为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为便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帕罗纳海军上将把意大利海军军官塞斯蒂尼派到我的参谋部，除了这位优秀、能干的军官外，帕罗纳上将没有更理想的人选了。我把曾当过艇长和支队长的勒辛海军少校派往帕罗纳的参谋部。
为了熟悉大西洋的情况，意大利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即驶往亚速尔群岛海区。尔后有27艘潜艇从亚速尔群岛海区出发，先后到达它们的新基地——波尔多港。当时我到基地看望了他们。这些官兵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也象德国的潜艇艇员一样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但我很快发觉，他们要参加大西洋战争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我和帕罗纳上将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弥补训练上的这种缺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在君士坦丁堡曾亲眼见到德国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尔·戈尔茨男爵是如何受到土耳其士兵和人民无限尊敬和信赖的。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东西，即在与盟国打交道时，要特别尊重一个国家及其军人本身认为应具备的特点。他们的作风、思想方法和教育方式都与我们不同，因而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能力也就不一样，有好有差，有强有弱。所以在与盟国交往中必须毫无偏见、谦虚礼让和注意分寸。德国潜艇部队与意大利人进行合作时就是遵循这个原则的。在我的战争日志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5日战争日志。中明确地记载了为意大利艇员授课的原则：“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我们的经验，以弥补他们的不足，而不应采取生硬莽撞的做法。”
意大利潜艇部队经过首次对亚速尔群岛海区适应性试航后，于10月初开始与德国潜艇一起在北海峡以西的主要航运区活动。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活动区的西面和西南面，因为那一带英国的空中警戒兵力薄弱。但愿他们在那里对侦察行动有所帮助，以实现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增加耳目”的愿望。
但是，在1940年10-11月的8个星期中意大利潜艇部队的活动使我大失所望。意大利潜艇没有一次能引导德国潜艇去截击敌人，他们对敌情的报告不是不准确，就是太迟了，使我们既不能对敌发动攻击，又不能与敌保持接触。当德国潜艇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与敌保持接触并引导其它潜艇围而攻之时，意大利潜艇却不能及时赶到参加协同攻击。
从下列对比中可以看出德、意潜艇战绩的差别之大：1940年10月10日至11月30日意大利潜艇在同一作战区的出航日为243天，在这期间它们击沉一艘4866吨位的商船，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20吨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海区德国潜艇的出航日为378天，共击沉商船80艘，达435189总吨位，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1115总吨位。击沉的商船数是根据英国今天的公开资料，由国防研究协会的于尔根·罗韦尔博士计算的。
意大利潜艇的作战效率如此低下的原因在哪里呢？后经证实，意大利潜艇部队在战前只按陈旧的潜艇战传统观点进行训练，例如把单艘潜艇配置在预定海区，在那里等待目标，然后在水下发动攻击。潜艇上精良的火炮武器是用来攻击敌沿岸基地目标的。它们很少象德国潜艇那样长年进行机动作战训练。它们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不善于日以继夜地隐蔽地与敌保持接触，不能充分利用最大视界来发现敌人，缺乏以编队追击敌人的顽强性，不会预先占领攻击阵位，以便乘夜暗用快速的机动战术在水面攻击那些有兵力掩护的作曲折运动的瞬息万变的敌护航运输队。
意大利潜艇部队在训练方面的这些缺陷并不是靠几个星期就能补救的。另外意大利潜艇在设计方面也没有预先考虑到与护航运输队进行机动作战的问题。德国潜艇的设计原则是：指挥塔要尽量矮小，要尽可能不被敌发现。指挥塔的最高点就是瞭望哨的望远镜，这样嘹望哨可在指挥塔刚一露出水面时就能先敌发现目标。意大利潜艇的指挥塔又长又高，无论是昼间还是夜间侧影都很清楚，而瞭望哨却设置在高大的指挥塔下面。
除此之外，意大利潜艇在指挥塔里没有安装柴油机通气管，这就是说它们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打开指挥塔舱口，使柴油机获得必要的空气。这在地中海风平浪静的气象条件下一般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但在大西洋上却不行，因为汹涌的海水会通过启开的舱口进入艇内，损坏内部技术设备，尤其是重要的电子设备。
为了弥补以上缺陷，帕罗纳海军上将想尽了办法。他把艇长派遣到波罗的海接受德国海军的训练，并参加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演习，希望以此来提高各艇长的作战能力。为了使潜艇适应新的任务需要，他让波尔多港船厂尽快改建潜艇指挥塔。这项工作由他能干的机电业务长费诺海军上校来负责，我对他也很敬重。后来指挥塔变得矮小了，并装上了柴油通气管。
根据上述经验教训，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与意大利潜艇部队时协同作战的打算。我那“增加耳目”的愿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在征得帕罗纳海军上将的同意后，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作战区的西南和南面进行独立行动。在那里一些意大利潜艇袭击单艘商船颇有成效。
如前所述，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的几个月中德国作战潜艇的数量继续下降，有一段时期大西洋上只有18艘德国潜艇参战。其中与敌接触的只有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6艘，有时甚至只有3艘。按此计算，我们整个潜艇部队中只有120-240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作战。我们将潜艇的舷号编到U-570或U-820，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相应数目的潜艇，这样做旨在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使其难以发现我方潜艇数量不足的弱点。
在北大西洋为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搜索敌护航运输队的“耳目”越来越少。这时，意大利在大西洋部署了较多的潜艇部队，共有25艘潜艇。
鉴于单艘意大利潜艇在德军作战区以南海区所取得的战绩和它们在这期间进行的训练，促使我在1941年2月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试图重新与意大利潜艇部队进行直接的协同作战。1941年2月18日我命令意大利潜艇部队向北运动，向位于冰岛以南海区的几艘德国潜艇靠拢，使潜艇阵位向南延伸。
至5月初，双方的战术协同告一段落，其成效仍然是出乎意料的少。虽然意大利潜艇部队也击沉过几艘单独航行的商船，但在搜索和打击护航运输队方面却帮不了什么忙。与德国潜艇相反，在这方面它们毫无作用。因此，它们不宜与护航运输队作战。
所以，我在5月5日作出决定，德意两国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不宜协同作战，今后也是如此。5月15日我和帕罗纳海军上将商定将下列海区作为今后意军的作战区：
a. 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
b. 德国作战区以南的北大西洋海区，
c. 弗里敦附近的海区。
在这些南部海区，一些意大利潜艇在独立打击单艘商船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尤其是后来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岸海域，它们更是大显身手。这些战果与同一时期德国潜艇在这些海区取得的战果不相上下。表现突出的意大利艇长有：瓦谢洛·加扎纳海军中尉，隆戈巴尔多海军上校，卡尔洛·费奇阿，科萨托、焦万尼尼和隆加内西-卡塔尼海军上校。科萨托和加扎纳曾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科萨托曾击沉16艘商船，总吨位达86438吨。加扎纳曾击沉11艘商船，总吨位达90601吨。
意大利潜艇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的独立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但在气象条件复杂的大西洋北部海区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情况却截然相反。究其最终原因，我认为是意大利人的性格及其军人素养所造成的。他们很善于猛打猛冲，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敌攻击时比我们还勇敢，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控制自己的激情。如在一次海战中，在博尔盖塞的指挥下3枚意大利人操纵的鱼雷闯进了亚历山大港，击中停泊在该港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号和“勇士”号战列舰，使其受到重创。另外，意大利潜艇“托维切利”号、“加利莱”号和“费拉里斯”号在自沉中也表现出非凡的献身精神。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对敌作战中的英勇气概。
然而，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为了完成这种耗神费力的作战任务，不仅要有勇敢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且还要有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要善于日以继夜地监视敌人的动向，不得擅自发起攻击，要持续地在敌护航运输队附近活动，等待其它潜艇到来，以实施夜间协同攻击。
我认为，德国人所具有的顽强的坚持能力远远超过意大利人。
对于在北大西洋执行搜索敌护航运输队这个艰巨的重要的任务来说，意大利潜艇作用甚微。
因此，在新潜艇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服役的情况下，我尽力不让德国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数量有所下降。如在1940年下半年，我就没有按上级的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另外，我还拒绝了把一大批潜艇从大西洋调往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去执行一些次要任务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战争中有一种叫佯攻的概念，具体含义是通过扩大攻击范围迫使敌人的防御兵力撤离主战区而投入到另一战区，从而减轻己方主要兵力在作战中的压力。但这种佯攻行动只能在对己方全局有利的情况下才进行。如果对完成主要任务不利的话，则毫无意义。因此，决不可为了达到佯攻的效果而削弱有助于达到主要战略性目标的力量，除非这支力量在佯攻的同时也能象在主战场上一样完成本身的任务。
当时德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是实施经济战，即要击沉尽可能多的敌方商船。关键在于击沉敌方的商船，因此，就不需要采取在理论上看来似乎很正确的佯动措施，这会降低击沉敌舰船的总数量。
如果人们设身处地替敌人想一想，那么就能理解上面这段话的正确性了。我无疑清楚，敌人会怎样回答下列问题：是我使你到处打防御战，并尽量使你们打大规模的防御战，但总的来说却使你损失的舰船较少好呢，还是尽可能不到处“牵制”你的兵力，却能击沉你更多的舰船好呢？你究竟喜欢哪一种？
1940年我又一次被迫把数量较多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以达到佯攻的目的和获取即将到手的战果。关于潜艇的补给，海战指挥部计划用水面供应船来提供。鉴于在英国以西主要作战海区内的我方潜艇已为数不多，我下不了把许多潜艇调往南大西洋去的决心。多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在搜索护航运输队时多一双眼睛。就一艘潜艇来说，它本身击沉的舰船数在统计学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整个战果的影响却很重大。况且潜艇在英国以西海区作战的潜力很大，前面已叙述过。因此，即使潜艇在南大西洋战区能击沉很多商船，但长时间的往返航行也会使每天的舰船击沉数受到很大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当时反对为达到佯攻目的而把潜艇转移到南部海区的做法。正是这些原因使我在北部海区天气很恶劣的条件下，也拒绝把潜艇向南转移。
当然，了解南部海区的情况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将来很可能在某一时候会不顾路途的遥远把潜艇战的战场转移到南部海区，以在那里获取更大的战果。
因此，我在1940年6月派了一艘U-A号潜艇到南部海区去。该潜艇原来是为土耳其海军建造的，战争之初被我们接收。这艘潜艇的尺寸和操纵性能难以适应在北部海区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1940年11-12月，U-65号潜艇也被派遣到南大西洋。该潜艇在战斗中取得了理想的战果。但与北部海区相比，它在长时间的作战中所取得的战果还不算大。依据海战指挥部的一项合同指令，我在1941年初又派U-37号潜艇到南大西洋。
直到1941年2月，当潜艇在北部海区的需要量有所下降时，我才决定将一些大型的IX型潜艇派往南大西洋的弗里敦作战海区。在头4个月，这些潜艇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战果，以至几乎弥补了当时从北部海区将它们撤走所造成的损失。然而，即使它们在该战区所获得的最大战果也不及我们1940年夏在北部海区所取得的最大战果。
在北大西洋，对于有效地搜索和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来说，就是缺少必要数量的潜艇。当1941年种种迹象逐步表明在大西洋已没有可能再增加大型舰艇(对此在本章结束时还将谈到)时，集中海军的一切力量进行潜艇战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了。对这一特点，我们的政治领导并没有理解，在1941年他们只看到潜艇取得的战果不大，而没有认识到主要原因是潜艇数量不足，因而缺少发现敌踪迹的“耳目”。政治领导对此至少是不完全明白。我无法见到并说服希特勒，使他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只好反复给海战指挥部讲清利害关系并提出建议。尽管如此，仍然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即把现有的全部潜艇集中用于大西洋作战。而在1941年夏反而出现了这种倾向：参加大西洋作战的潜艇经常被抽调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些潜艇几乎不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因为在给潜艇提要求时没有考虑到潜艇的特点及其军事上的能力。
根据空军总司令部的要求，有2艘作战潜艇被派遣到预定海区执行气象报告任务，每天要报告2-3次，因此它们就不能参加潜艇战。在大西洋总共只有4艘潜艇的情况下，抽调2艘去执行这种次要任务而不能参加潜艇战，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有8艘潜艇被派到波罗的海参加对俄作战，但它们几乎连一个目标也没有捕捉到，因而毫无战果，于是在1941年9月这些潜艇又归我指挥。
从1941年7月起，又有4-6艘潜艇被派往北冰洋同俄国作战，尽管那段时期同盟国在海上没有进行补给运输。这些潜艇在海上同样找不到目标。我曾多次反对这些做法。关于在北冰洋作战的这些潜艇，我曾写道：
1. 到目前为止潜艇取得的直接战果太小，微不足道。原因是：用鱼雷来攻击交通线上的小型舰船收效不大……；
2. 作战重心必须放在英国港口的入口处。潜艇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其它兵力是不能取而代之的。而对俄作战的重心则应放在大陆上的，潜艇只能起次要的作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德国的辅助巡洋舰、突破封锁舰、补给舰和战利品船在漫长的往返途中经常要有一艘潜艇陪同，尽管这艘潜艇对它们免遭敌袭击或在它们的前导舰被击沉时往往无能为力，起不了多大的支援作用。因为这种袭击不是来自飞机就是来自远距离的敌作战舰艇的火炮，同时敌舰也十分谨慎，怕靠近德国舰艇，以免进入预想的德国潜艇的攻击范围。它们即使在击沉目标后，仍与目标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后在海上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