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
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个机会，就是我的。
走过《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你好吗？
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
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
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
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
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
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
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
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
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
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
客人，穿着统一的
T
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
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
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
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
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
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
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
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
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
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
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
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
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
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
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
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
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
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
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
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
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
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
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
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
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
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
“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
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
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
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
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
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
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
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
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
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
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
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
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
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
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
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
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
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
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
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
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
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
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
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
“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
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
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
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
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
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
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
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
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
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
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
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
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
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
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
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
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
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
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
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
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
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
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
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
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
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
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
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
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
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
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
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
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
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
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
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
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
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
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
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
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
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
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
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
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
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
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
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
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
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
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
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
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
件半新的
T
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
T
恤衫，惹得同事们善
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
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
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
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
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
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
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
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
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
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
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
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
“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
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
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
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
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
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
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
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
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
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
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
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
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
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
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
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
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
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
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
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
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
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
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
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
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
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
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
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
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
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
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
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
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
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
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
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
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
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
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
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
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
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
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
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
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
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
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
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
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
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
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
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
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
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
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
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
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
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
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
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
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
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
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
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
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
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小。老赵嘿嘿一笑，
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
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
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
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
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
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
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
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
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
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
‘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啊’。”
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
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
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
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
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
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
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
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
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
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
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
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
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
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
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
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
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
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
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
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
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
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
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
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
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
艺儿了。”
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
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
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
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
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
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
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
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
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
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
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
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
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
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
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
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
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
全。
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
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
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
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
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
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
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
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径，投
机取巧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荣耀，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赵老师喜欢看武
侠小说，带动我也成了金庸迷。扎实稳健、厚积薄发的“少林、武当”型的
正派功夫，常使我们向往，撒毒药、放暗器之流的邪门法术，会让我们皱眉。
或许，这样的喜恶之情，正是我们追求主持风格时所持的态度？
台上台下，我都称赵忠祥为“赵老师”，这是极自然的称呼。虽然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