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缘借用宋世雄响亮的名头，我当然会喜欢世界杯。高考那一年，正好恭逢盛事——赶上了世界杯，在备考与看世界杯之间，我要做一个艰难的抉择。我作了一个全面分析：世界杯四年才有一次，是全世界的大事；高考每年都有一次，是我个人的小事。孰重孰轻，岂非一目了然？我理所当然选择了看世界杯，结果是高考成绩惨不忍睹。为了考上广校，我不得不临阵磨刀，搞了一阵突击。对于当年的那个抉择，我今天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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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电学校的播音班里，我们寝室住着七个男生。那会儿大家都是刚到长沙不久，但个个都打扮得非常帅气。我们班是学校里穿着最有派头的，每个同学都有一整套的行头：西装、皮夹克、衬衫和皮鞋。我们在寝室里拉起一根铁丝，把衣服都挂在上面，把皮鞋放在床底下。
有一天，我们回到寝室，把门打开，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不翼而飞。我们的衣服被偷得精光，再往床底下一看，鞋子也不见了踪影。大家非常难过，非常生气。
衣服被偷了，我们向学校报案，可是校方说他们没有办法帮我们破案。我们为了表示抗议，便集体罢课，到外面去游山玩水，还拍了一些照片。在我们拍出来的相片上，大家都哭丧着脸。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一张黑白照，一看到它我就会想到那次被盗的事情。
回到寝室以后，大家分头清理自己丢了什么东西，结果发现：我的西装被偷了，二哥的皮夹克被偷了，五哥的西装被偷了，只有一位同学没有被小偷偷去任何东西。年轻人的情绪转换得真快，我们因失窃而感到的沮丧忽然消失了，不再计较那些被偷走的身外之物。我们失窃的几个人竟然觉得被偷也是一种荣耀。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偷有品味，偷走的都是名牌服装！
大家得出这个结论以后，相反那个没有被窃的人便产生了失落感。他本来还在暗自庆幸没有被盗，后来皱起眉头一想：我每天穿的都是些什么呀，是连小偷都不愿要的东西！他觉得受到了小偷的伤害，他想：哪怕是偷走我的一件衬衣也好呀！你们那皮夹克算什么？小偷是没有看清楚我这件衬衣的牌子，这可是正宗的皮尔·卡丹呢！
看到他如此难过，我们更加高兴起来。接下来，大家开始分头寻找丢失的东西，只有那位感到受了小偷侮辱的同学非常郁闷地坐在床边抽烟。他猛然想起，自己有一件衬衣也不见了，高兴地对我们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有好东西！”话音刚落，楼下传来一个声音：“我在垃圾桶旁发现一包东西！”我们争先恐后地跑下楼，看到垃圾桶旁有一双用衬衣包着的皮鞋，上前辨认一番，确认了是五哥的，大约是小偷逃跑的时候没来得及拿走。再把那件衬衣拎起来一看，正是那位同学丢失的衬衣。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小偷并不稀罕这件劳什子，只是用它来包了五哥的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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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学校里非常贪玩，因为学校在繁华的市区，好吃好玩的太多了。我们可以去东塘打桌球，玩电游，买衣服，晚上可以去吃宵夜。为了瞒过校方的耳目，我们经常把床单绑在一起，从窗口垂下去，我们抓着床单从窗户爬下去，跑到校外吃东西。有一天，打家都爬下去了，惟独老八身手慢了点，刚爬到一半，被学生科的科长逮到了，手电筒照在他屁股上，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后来被罚在操场上跑步。
男孩子成堆的地方，有时候会有过激的行为。我们经常和对面寝室的同学打架、射飞镖。老九入学前在湘潭电机厂工作过，学会了一手好工艺，他把电焊条磨尖了当飞镖使，而且镖法了得，一射一个准。我觉得这只是雕虫小技，自己要学会并不难，结果一镖出去，没有钉在木头上，却把玻璃打碎了，没办法，只好掏钱赔玻璃。在广校的两年，学业上长进不大，但生活非常有趣，其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似乎都铭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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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有一件事也令人兴奋，那就是学校退还我们的集资款，每人领到了一笔巨款——二千五百元。大家一下子成了阔佬，晚上疯狂地打牌豪赌，赢就赢得很大，输就输得很惨。赢了钱的同学把钱压在枕头底下，不可谓不小心谨慎，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钱还是不见了。校方对所有的寝室进行盘查，我作为一名优秀毕业生，担当的罪名最大。
首先，老师问我：“你打没打牌？”
我说：“没打。”
“他们打牌你在干吗？”
我说：“在一旁看呗。”
“作为一名优秀毕业生，你是看着自己的同学一步一步走向泥潭，你都不拉一把？不拉他们，就等于推他们！”
不管怎么样，我都无法洗脱自己的罪名。如果我说自己打了牌，那就更惨了，老师会说：“你竟然自甘堕落！”反正我里外不是人。
偷钱的事发生了，怎么解决才好呢？第一就是报告公安局，如果查出了偷钱的同学，那自然会把他记录在案，肯定会影响他的分配；第二就是在内部解决问题。结果老师采取了第二个办法。校方宣布：当天晚上，只要偷钱的同学把钱放到信封里丢到学生科的办公室，就不予追究。
可是到了第二天，学生科的办公室里没有信封的影子，这件事没法追查下去。最后，大家决定凑钱给那位被偷的同学，偷钱的是一个人，赔钱的却是一帮人。
在那个关键的一晚，人性的弱点全都暴露出来了。那一晚，所以的同学虽然都睡下了，其实大家都没有睡着，都想看看晚上出去交赃款的到底是谁。一个同学出去了，跟着又出去了一个同学，正好碰到第一个出去的同学上厕所回来，第二个同学并不知道他是去上厕所，而第一个同学也不知道第二个同学出去干什么，两人见面，非常尴尬，什么话也没说，回寝室睡觉。可见，大家互不信任，都在彼此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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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我被分配到湖南卫视国际部实习。第一次出差，是和全组同事一起去张家界，我的任务是扛三脚架。翻山越岭都背着三脚架，也不敢喊累。要知道，有机会和组里的同事出差时多么荣耀、多么神圣的事情！在外人眼里，我是湖南卫视一员，和组里所有的导演一样，受到同等的待遇。
那一次出差，我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把三脚架扛在肩上，东奔西走，总认为是摄像师不愿意教我真本领，让我干没意思的粗活。后来有位摄像师告诉我：“我们都是扛着三脚架过来的，我来教你怎么扛三脚架吧。”
我说：“不就是这么扛吗？”
他说：“不是这么简单的。每次拍摄的时候，摄像师叫你把三脚架放好，那就是在教你掌握一些诀窍了。你放三脚架的时候，要选择最好的角度，如果叫你放个地方放三脚架，你就要想想这是为什么。他是摄像师，他摆的角度肯定是最好的，而你没有摆在合适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你就要学会观察：是不是因为太阳的侧光把山的轮廓全都勾勒出来了？是不是因为逆光使整个山峰凸显出来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扛三脚架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这以后，我就特别地用心，每次都向老师请教三脚架应该怎样放置。
当时我们的工资很低，出去采访一次，只有五十元的劳务费，一个月顶多只能出去四次，加起来也只有两百元。而且，每次出去实习，必须有人给你签字，证明今天汪涵和他出去了，你才能拿到这五十元的补贴。每一次出差都得有人签名，一个月出差四次，就必须拿到四个签名。到了月底，拿着四张签了名的单据去领钱，如果遇上心地善良的出纳，这五十块钱便拿到了，如果碰上比我还倒霉的哥们，他会说：“哥们，你得负责我一餐中饭啊。”这五十块钱拿到手里，就只剩下三十块钱了。
在湖南卫视国际部做了半年，我就调到了湖南经济电视台。1994年，我在湖南省第一届业余主持人大赛中认识了龙丹妮。后来她到我们学校招生，知道我加入了湖南卫视。她给我打了个呼机，让我去经视帮忙。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业，便欣然接受了她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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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们广校的同学将会纪念我们毕业十周年。我们准备组织一个活动。在纪念日那一天，我们将要住到原来的寝室里，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位上。然后，我们会买二十支蜡烛，晚上在蜡烛下打“跑得快”，谁也不许开灯。如果要开灯，也得由以前在电机厂学电工的老九从外面接一根电线进来。电灯必须牵到我的床头，因为我的床在最外面，而且非常整洁，大家都喜欢坐在我的床上打牌。到了晚上11点半，我们将出钱请一个人扮成学生科的科长来查房，急促的敲门声要和当年一模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我们雇来的这位“科长”，进门时必须拿着手电筒直射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真的。早上一起床，一定还要碰到这个“学生科科长”，就像影片《甲方乙方》中描写的一样，尽量将一切还原到原汁原味。晚上明明可以从大门出去，我们偏要爬铁门出去吃夜宵。中午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晚自习在寝室打牌，就这样过上两天，克隆出学生时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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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的经历，应该是很少有人体验过。而我曾经两度休学，这也体现出我的与众不同。
第一次休学是电影《少林寺》惹的祸。我们家对门的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伙伴，看了这部影片，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本《少林点穴功》，被我看到了，我便想方设法把那本“武林秘笈”骗到手，如获至宝，天天躲在家里练功。我首先练就了大力金刚指，然后就练点穴功。
我这个人总是慈悲为怀，练功从来不拿别人当靶子。我效法神农尝百草的先贤风范，就把自己当靶子使。我在自己身上一通乱点，有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终于点出了一点名堂。也许是我在乱点之中点中了鹰窗穴，下午跑去看《十六岁的花季》，突然就像武侠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喉咙微微发热，有股热量在体内涌动，当我把嘴一张，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从这以后，我便不定时地吐血。糟糕的是我不敢告诉家人，尽管吐血非常厉害，我还得暗自消受。吐血的最高纪录是元宵节那天，姐姐在家里煮汤圆吃，我边吃边吐血，嘴巴里面吐不出，血就从鼻孔流出来。
还有一次，是个下雨天，我跟一个朋友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我突然“叭”的吐出一口鲜血，吐在了他的伞上。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我边跑边吐，那真不是人受的滋味。由于失血过多，我那时整个人形同枯草。
吐血的毛病终于被家人发现。我父亲当时在泰国工作，支援友邦的建设。父亲闻讯赶回来，帮我找了一个气功师，给我做理疗。气功师告诉我：我点中的地方有个黑点，五脏压缩聚集在一起。可能是我点穴时力度、方位都拿捏的很好，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所以就点中了。
找到了症结，为了好好疗伤，我只得休学。
大约就在同时，我的一个损友也休学了。他的伤势比我更危险，他是被人误伤，而不是像我一样自残其身。他和几个伙伴在一起很无聊，看到一个垃圾桶，就举起来往同伴头上罩。遭受攻击的伙伴本能地反抗，一拳打过来，就把好朋友的视网膜给打破了。
当时受伤者还没发现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隔了几天，同学们一起到岳麓山去春游，明明是阳光明媚、绿树成荫，他问：“咦，这些树怎么是黄色的？”我说：“你发神经吧？明明是绿的嘛。”他坚持说是黄色的。但他还是没有自信，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视网膜破了。大夫立刻给他做手术，手术完了就得回家休息，他也就这样“走到了1949年”（从功课中解放了）。
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结伴在学校门口游荡。同学们在三楼上课，坐在窗口那一排的都是好友，看着我俩趿着拖鞋，吹着口哨，有时嘴里还叼根小烟卷，竟然看得眼热起来，齐声向我们呼喊：“扮什么酷喽？”当时天下着雪，我们搓起雪团向他们扔去。直到同学们拍毕业照的时候，我俩站在一旁观看，才感觉到浪费了宝贵的时光。我们不得不走进下一个年级——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说白了其实就是降级。
第一次休学是因为练武走火入魔，第二次休学则是因为足球踢得太疯。在我的命运里，文武两道似乎总有些相克。
那是在高中的时候，踢足球踢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天，我们冒着瓢泼大雨去踢球，踢了一场觉得还不过瘾，接着再踢！回家不久就发高烧，最后转为重度肺炎，还带发了很多并发症。所以，只好再次休学，待在家里休养。第二次休学又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又是一样在学校周围溜达。那个难兄难弟没有休学了，剩下我形单影只，很孤单也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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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休学时间并非毫无所获，我接触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我接触了中医，还涉猎了各类书籍。随手拿起一本书，我就会仔细翻读。最重要的是，病休给了我观察和思考人生的机会。
吐血的那段时间，我住过抢救室。我进去的时候，刚有一个人在病床上去世，被抬了下来，护理员换上一块床单，我就上了那张病床。这样的遭遇，在我脑海里刻下了人生无常的印象。
吐血使我的身体虚得像个影子，头一动就觉得晕。妈妈给我做了稀饭，送到医院给我喝。天下着雨，妈妈骑着自行车，没注意前面有个坑，重重地摔到泥水里。她爬起来，紧紧抱着那饭盒。到了医院，我看见她满身是泥，就问她：“妈，你怎么了？”她回答：“没事，摔了一下，快把稀饭吃了。”我喝着稀饭，嘴里有一种咸咸的味道。
在我患病的日子里，妈妈为我做的事情太多了。我病重的那会，妈妈从老人那里得知一种所谓的“招魂法”，于是深夜拿着我的衣服走到十字街头，跪在地上大声喊道：“孩子，回来吧！孩子，回来吧！”回来后，她把那认为是招过魂的衣服给我穿上，或者折好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多不容易呀，要把一个热水瓶大的孩子拉扯到一个氧气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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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病痛的记忆，使我联想到过年。在我记忆深处，小时候过年好热闹，窗外烟花耀眼，鞭炮声此起彼伏。那一年春节我生病了，只有在窗口看其他小朋友玩的份。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发着烧，哥哥拿两分钱到小卖部买了一包姜，对我说，只要吃了姜，多穿几件衣服，蒙头大睡，病就会好。我照着做了。
哥哥开的“单方”灵不灵，只有我的体温知道。体温本来只有三十八度，等到妈妈回来，升到了四十度。身上那个烫啊，我想那时只要抓一把米放在我手里，我握上五分钟，可能就变成爆米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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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比我大十岁，姐姐比我大六岁。
小时候兄妹三人经常打架，但论武功却是阴盛阳衰。姐姐是学武术的，她拿起练习用的宝剑，作势砍我，我吓得爬在门框上，闹着不下来。
有一段时间，三兄妹在同一所学校念书，那是我童年时代最风光的岁月，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敢欺负我。我和哥哥上街去买扯麻糖，他站在我身旁，咳嗽了两声，我花两分钱就买到了两毛钱的分量。其实他并不是有意为我助威，而是那天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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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父亲的压力很大，生活拮据，工作繁忙。
家里有三个孩子，负担很重，工作也不是很顺心。父亲在建筑单位偶尔会出些事故，尽管有些事情跟我爸爸一点关系也没有。
单位的一个司机早晨起来，给汽车轮胎加气，气加得过满，他又用锤子敲轮胎看是否加足了气，因为用力过猛，轮胎爆炸，钢圈崩出来削了头。结果父亲却被通报批评。
有一名大学生来单位实习，量地基的时候，小数点弄错一位，造成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父亲为了不影响这名大学生今后的前程，站出来承担了全部责任。
儿时我很调皮，不怎么听话。父亲的严厉加上少时的叛逆情绪，使我无法理解父亲的艰难。我经常会在临出门时，透过门缝用恶狠狠的眼光盯父亲的背影一眼，然后关门而去。有一天，父亲刚好回头，眼神一碰，我一溜烟跑掉了。
在我心中，每天去上学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因为和父亲独处是很危险的。一天下楼，跑到一半被父亲喊住，一愣一愣极不情愿地回了家。原来是洗脸水没有倒。我只好乖乖地把水倒掉，但我临走时又狠狠瞪了父亲一眼。
其实人的一生之中有很多观点的改变时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所带来的。有一回学校搞活动，要求我们穿白衣蓝裤白网鞋。我穿戴整齐，刚走到门口，就被父亲叫住了。我思忖着自己又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洗脸水又没倒？
父亲说：“白衬衣别老顾着前面穿整齐，后面也得拉平。”于是，走到我身后拉平了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表现。”我看着父亲，眼里噙满了泪。父亲因为近视没有看到我眼里连挨打时也不曾有过的泪水，而我也透过泪水看到了父亲两鬓我过去不曾看到的白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父亲的训斥和责罚已不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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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牢牢记着父亲说过的话：要当一个铮铮铁骨的人，绝不能让别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他做到了。
儿时我不怎么听话，他老爱打我。我想：就这么一点小事，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幸亏发生了白衬衣这件事，否则我对父亲的怨恨肯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那以后，我们父子的感情一直很好。
现在我做任何事的原则是不让自己后悔。从爱一个人到做一件工作，哪怕吃再多的苦，我也要做到让自己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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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事情，一点点去回忆，觉得过去蛮有意思的。现在好多孩子都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时没东西吃，就吃桂枝油。春天，我们爬到槐树上摘花吃，结果从树上摔下来，把小指头给摔断了。那次我就得到了一个对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训：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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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沙子，在成年人的眼中万般无趣，却可以让一群小孩欣喜若狂。
儿时的快乐俯拾即是。并非故意地，我们在沙堆上制造各式各样的快乐。在童稚的生命里，把一样东西埋在沙堆里让小朋友去找……院子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沙堆，成了一群孩子嬉戏整个下午的乐土。
有一天，这堆沙子突然不见了。小孩的快乐不会随着沙堆被大人一起搬走。我们很快又找到了一堆砖，一会儿用它们盖一间小房子，一会儿把砖块竖在地上打跪碑……
又有一天，那堆砖块也不见了，我们又会找到另外的宝贝。一个蚂蚁窝怎么样？简直太妙了！我们逗着小蚂蚁们玩各种游戏……
我们的快乐是从沙堆里长出的幼苗，是用红砖堆砌出来的梦幻，是从蚂蚁洞里搬出来的趣味……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却发自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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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快乐就在我们身边，快乐无处不在。只要你愿意快乐，快乐就会唾手可得。
快乐就像石头砌起来的；快乐就像小蚂蚁一样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快乐就是从河沟里的水漫出来的；快乐就是从树上长出来的。
快乐是下课时的那一串铃声；快乐是小伙伴们放学后相互追打着回家时摔在地上的扑通一声；快乐是在家里做功课时听到楼下特别熟悉的卖扯麻糖的叫卖声。
快乐是为自己养的蚕宝宝寻一片属于它们的桑叶；快乐是你做的弹弓枪打中伙伴时他发出的尖叫。
儿时的快乐是纯粹的，儿时的快乐是很容易让人感动的。我们把一根小铁丝做成一个圆环，另外再做一个铁钩，大家就可以来一场铁环比赛；在几根鸡毛下面安一个扣子，做成了毽子，三五朋友就可以来一场踢毽子比赛；将沙子用布包起来就可以打沙包；在一根竹筒两头放上樟树粒，就可以做成樟树粒枪；捡到一个破烂的簸箕，就可以到小河沟里抓小鱼儿……
快乐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愿把快乐永远牵在手上，就像放着幼年的风筝。我们不断地奔跑，仰望着各自的快乐不断地拔高。
我的文风悠悠，我的快乐犹在。
（下一期，第贰章节——越策越开心
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无法否认，在《越策越开心》的舞台上，我是名副其实的“策神”。
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