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汪涵——仅此而已
今后，我会将汪涵哥写的自传《三十岁的汪涵——仅此而已》作为一个专题，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欢迎大家欣赏。
序言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编辑们非常认真地和我讨论这本书的书名。
而我觉得为这本书取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是属虎的。家乡做生日的习惯是“男做进女坐满”，2003年我满二十九，进三十。这样书名就出来了：《三十岁的汪涵》——没错。
加个副标题吧——《仅此而已》。此，就是此时此刻。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这个“鬼相样子”。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曾经的我，并不是现在的我；而现在的我，也不见得就是将来的我。
书名就这样敲定了：《三十岁的汪涵——仅此而已》。
目录
1.无题
2.那些日子，既远又近
3.越策越开心
4.找一种状态生活
5.最后的净土
6.渐修渐悟三十年
7.我的收藏夹
第一章 无题
我很乐意在这本书里呈现真实的汪涵。汪涵是个普通男人，绝对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汪涵有毛病，有脾气，有鲜明的个性。汪涵在荧屏上表现得那么轻松和幽默，他在日常生活中却时常会心烦，有时需要安静来疗养疲惫的身心。汪涵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会据理力争；他到市场上买东西，也会向卖主还价。
我一再向出版社的编辑强调，我不愿出书的时间太仓促，真实的想法是不想让自己后悔。既然是“仅此而已”，我就要把这个“此”做到极致。竭尽全力了，如果仍有不足，那是我的能力有限，客观上只能仅此而已。
我把自己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你会看到我顶着“策神”的桂冠，有时你会看到我把帽子摘了，没有任何顶戴。当你把我看得十分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因为有这样的我，所以有这样的书；因为有这样的书，才有了你这样的评价；因为你这样评价，我还会这样生活。
我自以为有一颗坚定的心，一种执拗的脾气。我相信，世界上很难有什么能够改变我。时间变了，天气变了，地点变了，我的取舍不会改变。
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装水的杯子，让你把感情、工作和所有的一切盛在它那有限的空间里。你只有一个杯子，你不能把生活的元素分别装在不同的杯子里。
在上帝给我的这只杯子里，我已经把事业装得太多，而且还在不断地把事业倒进去。我的杯子眼看就要盛满了，我必须倒掉其他的一些东西，让它们为事业腾出空间。
从杯子里倒出其它的元素，我不是舍不得，但仍然有些遗憾，可能是还不够大彻大悟的缘故吧。如果把事业倒出一些，我是非常舍得的，但必须有个前提，我希望能够看到有值得我装进去置换事业的水，有了这个理由，我才会愿意倒出一半事业。如果我把事业之水倒掉了，然后在一片茫然中寻找可以装进去的水，那就非我所愿了。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不可能端着一只空杯子，在漫长的等待中度日，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装满上帝给我的人生之杯。
我是说，如果看到了诱人的源泉，我会义无反顾地舍得。
各人手里端着的上帝赐予的那只杯子里，盛着的水是各不相同的，其中的酸甜苦辣，搅合出独特的滋味。我自己手中的这只杯子里盛着的水的口味，可能会令我厌倦。旁人以为我端着的这个杯子，盛着伏特加、芝华士、鸡尾酒……总之挺有档次的。别人眼馋我杯子里的洋酒，羡慕杯子透出的绚烂的颜色。我却在寻觅着一眼清泉，愿意用它来冲淡杯子里的五颜六色。
（下一期，“那些日子，既远又近”，尽请期待！）
第二章 那些日子，既远又近
1
我的户籍名是汪建刚，你可以把它的含义理解成“一个刚强的建筑工人的子弟”。
我的名字的来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母亲生我在苏州，那可是名传遐迩的人间天堂。
我奶奶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于是总免不了前往江南第一名刹寒山寺，拜拜菩萨，祈求平安，寻求问题的答案。家里要添丁了，自然是一件大事，奶奶去拜拜菩萨是很自然的。拜菩萨的过程中，为了使菩萨能答应自己的请求，她会许下一个愿，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父亲说，许愿有很多的学问和技巧。菩萨每天都要接到很多人间呈递的申请报告，人们的心愿各式各样，或求升官发财，或求六畜兴旺，或求金榜题名，或求伸手不被捉，等等。但是，这么多请求，菩萨怎么记得住呢？这就要看申请人对菩萨许愿够不够虔诚，或者够不够奇特了。够虔诚、够奇特的许愿，菩萨才能记住；记住了，才能满足你的请求。
曾经听说过一个真假莫辨的传说，说是在泰国，有一位女士在菩萨面前许愿：如果菩萨能让她中当期的六合彩大奖，她将在菩萨面前跳一次脱衣舞。
诸位，这个愿许得够生猛吧！没过几天，六合彩开奖了，许愿的女士果然中了大奖！当晚她就买来很多黄色的绸缎，做成很大的帷幔，把自己和菩萨围了起来。没过多久，帷幔中就传出了悠扬的音乐……阿弥陀佛。
诸位看到这里，如果认为菩萨是为了开洋荤，才答应那位女士的请求，那就大错特错了！菩萨什么没见过？况且对于菩萨来说，早已是“色不亦空，空不亦色”了。所以，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其实佛是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根本的佛理，那就是有欲求就要舍得。试问没有大舍，何来大得呢？所以说，许愿真是极有讲究的，其中学问非浅。
闲话休叙。奶奶在寒山寺的菩萨面前许愿以后，母亲就平安地生下了我，而且，把我生了一个极其可爱的模样（有儿时照片为证）。我出世以后，奶奶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据我猜想，那名字里一定是玄机暗藏。而爷爷却说它不够响亮，就给我另取了一个名字，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建刚”，和哥哥的名字“建平”两相呼应。
从此，我就带着“建刚”这个名字，在尘世中浑浑噩噩过了二十一年。现在回想起来，从婴孩到成年不久的那些岁月，我走过的路并不平坦，其间多病多灾，直到有一天——
改革开放以后，湖南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天比一天发达。1995天，湖南文艺广播电台成立了。当时我正巧在湖南广播电视学校读书，为了丰富课余生活，同时为了身上的钱包到了月底仍然不会瘪下去，我和几位室友决定到文广去应聘客座主持人。
我们几个运气不错，全体都被聘上了。但是一到上节目的时候，我就碰到了问题。
他们说，我的名字不合适。
当时电台的大牌主持人，流行用单名，例如潘峰、洪涛、海波、柴静等等，名字个个简洁响亮。我们这一拨聘上的同学，恰好也是取的单名，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例外。而那位同学的复名，也相当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他叫卓麓山，用“麓山”二字做播音名，听起来就很舒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麓山。”哇噻！这名字多NB。
但是很不幸，我的名字不好用。我开口一说“大家好，我是建刚”，一听就差几个档次。如果哪天心情不好，还很有可能说成“大家好，我是‘见鬼’”。
不行，这名一定要改！
那些天比较寒冷，我的心也随着名字问题的浮现而变得寒冷起来。我一气之下，就说：“干脆我就叫汪寒算了。”但是他们说，汪寒好是好，就是太冷了，不如再改改。我想了一会儿，说：“那就叫汪涵吧！涵是内涵的涵，又不冷，又透着一股子文化味。”
就这样，汪涵诞生了！
阿弥陀佛，自从那次把名字一改，不只是巧合还是菩萨保佑，我的一切就变得顺利起来。其中的奥秘，让我在后来的好长时间里百思不得其解。
每个人都有灵光闪现豁然开朗的时候。
有一天，我读完了一遍《金刚经》（一部非常有名的佛教经书），在纸上百无聊赖地划着自己的名字。突然，我觉得头脑里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好像听到了已经仙逝的奶奶在寒山寺许愿时说的那些话：
“大慈大悲的菩萨，如果这次您能保佑她母子平安，让这孩子永远得到您的保佑，我会让这孩子的名字里永远有‘寒山’二字。生个女孩叫汪山（珊），生个男孩就叫汪寒（涵）！”
天哪！难道奶奶当年给我取的名字就是“汪涵”？难道是因为奶奶信奉“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认为缘分未到，而顺从了爷爷的义举，暂时没有让我叫这个名字？！难道我改了名字以后，菩萨又记起了我这个孩子，便开始保佑我了？！
阿弥陀佛，这会是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你愿意相信吗？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久很久以后，也许终究会揭示出一个与佛有关的美丽的传说……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人间天堂的苏州，见证了我从一岁到六岁的童年。
我从不知道天堂是个什么样子，我记忆中的苏州，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她骑着轻巧的自行车，在苏州城宽阔的街道上转悠。她头上戴着的斗笠，边缘轻垂一层薄纱。无袖连衣裙没有暴露她的玉臂，她怕被阳光晒黑，用长手套遮掩着手臂的肌肤。她经过的道路，两旁的树经过精心的修剪，枝叶朝路的中间生长。风吹拂着树叶，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她的身上。，我的父亲成年后和一个湖南的女子结为连理，那便是我的母亲。
在我的印象里，苏州又像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她会在乍暖还寒的午后，靠在一张老式的藤椅上，身旁有一把断腿上绑着铜丝的小凳子，上面摆着一个紫砂陶壶。老太太悠悠地小睡着，脚边偎着一只打盹的小猫。
美丽的苏州发生过很多美丽的故事。
江南才子唐伯虎出生在这里，给后世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人们都记得，当年就是在寒山寺对面的那座江春桥，这位名留千古的才子，借着秋香随老夫人到寒山寺烧香的机会，站在这座桥上吟诗作画，引得秋香对他回头一笑，这便是流芳百世的“三笑”中的第一笑。
这些美丽的故事赋予苏州一种悠闲的气氛。这座安谧的城市似乎不曾经历过战乱。最乱的时候，恐怕就是“文革”时期吧。我还记得打倒“四人帮”时的情景。我骑在哥哥的脖子上去看游行，前面有四个人扮演“四人帮”，后面有人踩着高跷押着他们……
爷爷是上海人，家道殷实，底子不薄。为了逃避战乱，爷爷逃到了苏州，娶了当地的奶奶，在姑苏城里安生立命。他和奶奶在这里生下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成年后和一个湖南的女子结为连理，那便是我的母亲。这样的族谱给了我“混江湖”的资本，我常说自己是一个“江湖儿女”——江苏和湖南的混血儿。
3
大约是“江湖儿女”不会安分的缘故吧，我小时候是个淘气的男孩。当然也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来，只能说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时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钻防空洞、打弹弓枪战。这些游戏在同学中并不流行，因此我的朋友不多，就那么几个损友。
这帮损友都很念旧，在他们眼里，如今的我不是什么汪涵，就他们一哥们，他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给我送钱过来。”一个招呼，我就会老老实实地送钱过去。
我的淘气可能和无人管教有些关系。
父母是双职工，整天忙于工作。父亲抽空管教我，顶多就是打两下。打！你不可能天太难打我吧？再说打就打了，我还是我。
我在学校并不很调皮，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着上着课，从教室里溜出去玩一圈，然后又溜回来，通常老师都没有发现。
没人管我，我就只好自由自在地成长。
那时候，我做过太多不守规矩的事情，说出来会令人摇头不止。
那时住的是平房，有的人家会在门外放几个盐菜坛子。我们偷偷把鞭炮丢在里面，把引信点燃，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拿着弹弓枪，瞄准别人家厨房里的灯泡发射石子。灯泡和盐菜坛成了患难兄弟。
弟兄几个时常闹内讧，相互开战。我人笨，不像损友们那样精于使诈。他们做弹弓子弹，暗中在芯子上缠一截铜丝，外面包上厚纸，而我的子弹里里外外都是纸，毫无创意可言。
内战打响后，吃亏的总是我。我一直都纳闷：为什么他们中了弹只疼一会儿，换了我就得疼一个礼拜？太奇怪了！他们的子弹怎么会包得这么紧？拆开一看，方知内有玄机。
打雪仗也有奥秘。损友们在雪球里放石头，打在身上疼得厉害。我又纳闷他们怎么都这么狠，搓个雪疙瘩都比我强。
当年有人在防空洞里储藏了很多香蕉。于是弟兄几个起了歹念，抄近路到离家不远而且比较熟悉的一个防空洞去偷香蕉。本人遗传了建筑师父亲的良好基因，善于画图，跑去侦察了一遍，就画出了防空洞的地形图，类似于旧时的“藏宝图”。我们干起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行径，记忆中每次行动从未失手，也不曾泄露行踪。
后来我们迷上了桌球，两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堪称球艺精湛。他们打球上瘾，还赌钱，一块钱一盘。我们两个小的技不如人，就在一旁观战。大损友游说我俩投资，鼓吹投资小收效大。我们经不住劝说，也想试着赚一把。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去投资，结果是投资小损失大，当天投资当天亏本。
4
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醉酒，发生在小学时代。够“江湖”吧？
事情的诱因，是一种神奇的杯子。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玻璃杯，把水倒进去以后，光的折射作用在杯里衍生出蝴蝶或嫦娥一类的图案。如果把水倒掉，图案就自动消失了。这种说变就变的功能，大大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有一天上学，经过一个哥哥家，他喊住我，说要给我看一样好东西。他给我看的就是神奇杯。
他一边演示一边给我解说：“你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吧？”话音刚落，就往杯里倒进一些酒水。
“看见蝴蝶了吗？”
我连忙点头。
“你把水喝掉，就看不到蝴蝶了。”
为了证实他说的是否真实，我喝掉了杯里的水，却不知道那其实是酒。杯里的就睡被我喝到肚子里，蝴蝶果然不见了。反反复复，喝掉酒水就不见了蝴蝶，倒进就睡蝴蝶又有了。蝴蝶来来去去把我害惨了，我不知喝掉了多少杯，晃晃悠悠走进教室上课。坐在座位上，倒头就睡。同桌叫来了老师，老师连忙跑到楼上另外一间教室叫我姐姐。姐姐只好背着我回家，整整走了半个小时。
第一次醉酒，是第一次被人涮的结果。从此我便领教了江湖上的风云诡谲。
5
进入中学以后，我渐渐地变得很不江湖了。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的爱好竟然像个老夫子，就是在街边买一杯茶喝。端着茶，蹲在马路边看汽车，消磨了很多时光。那时候觉得汽车真洋气啊，“桑塔纳”多么风光！也许是小时候对汽车关注得太多的缘故吧，现在我才会有“文明就是车祸”的思维。
中学期间，我和四个铁哥们模仿着《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里面的人物，相互称对方为“安达”，也就是契丹人的称兄道弟。我们跑到一幢楼的楼顶，弄点沙子和小棍子，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按年龄数下来，我排行老三。弟兄几个互相叫起了武林中的名头：东南狂，西南癫，东北飞，而我则是西北飘……我们梦想着开一家公司，取名为“狂飘企业”，谐音便成了“筐瓢企业”。长沙土话“筐瓢”有出师不利的意思，难怪这个武林梦想难成真。
6
上中学时，成绩不好也不坏，总有几门能及格，总有几个老师可以不为我操心。英语老师很漂亮，我很喜欢看她静止的背影。每次上英语课，我都不认真，目的是让老师在授课四十五分钟以后，还能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给我再讲十分钟。她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步态不很优雅，但也是瑕不掩瑜。每次她在讲台上有所动作，我的心就会跟着她动。上她的课如此分心，所以我的外语成绩成了问题。我最高兴这位老师打我的手板，因为那是就有了肌肤的接触。有一次上课，我所喜爱的这位英语老师情急之下说出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句子：“Talking，talking，你怎么老是talking！再talking，就给点colour给你see，see！”
我的中学生活极其自由，家里没人管，老师对我比较放任，没有人扼杀我的天性。能够得到如此的照顾，是因为我有一个从不闯祸的特点。如果哪一天我闯了祸，那也只是把自己弄伤了。的确，现在回忆起来，自残的事情倒是有过几次。
有一天放学，6点多钟，夕阳西下，同学们都不回去，把书包往操场上一扔，坐成一圈放肆吹牛。有人说：“如果谁敢从二楼跳下来，我们就跪在他面前，叫他老大。”面对这个挑战，没有一个人敢于接招。我见大家都畏缩不前，就跳出来要充英雄。我爬上二楼，看着大家都用景仰的眼神望着我，便扑通一声跳了下去。我双脚落地，站着不动，对大伙儿说：“跪下，叫老大！”大家不愿下跪，见势就跑。我正想去追赶，觉得脚上一股刺痛，原来是脚后跟粉碎性骨折了。大家全都开溜以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跪在那里。
另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发现建筑工地有个很大的水坑，中间是水，四周都是黄泥。另有一个人起哄：“谁跳过去，就帮他做一个星期的作业！”他的声音刚落，我便纵身一跃，回头对他说：“这个星期的作业你来做。”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扑通一声掉下去了，浑身沾满了泥浆。
还有一次，失去别人家的菜地偷西红柿，被狗撵得拼命狂逃。路上有一个粪坑，上面长了一些草，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是个陷阱。我在狂奔中对自己的速度大为得意，竟然感觉是骑着一匹骏马在绿色的草原上驰骋。眼看就摆脱恶狗的追赶了，忽然叭的一声，我掉进了粪坑。这一下真是虎落平阳，没法子，只好在粪坑里高声呼救，请别人把我捞起来，送到猪圈里用水冲洗。
7
我很早就开始勤工俭学。
两个小朋友，相邀一起去“勤工”，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其实是“勤商”，也就是做一点小本生意。两人分坐在马路两边，一人身旁摆一个透明的玻璃罐，一只罐里放着荸荠，另一只罐里放着菠萝，都卖两角钱一串。
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做成一笔生意。两个小男孩望着自己的玻璃罐，馋得直吞口水，又不敢把本钱吃掉。妈妈们的教导在耳边回响：“不能贪吃！”怎么办？买自己的东西吃总可以吧？可是我和同伴都只带着一角钱。于是我们开动脑筋搞策划，琢磨出一个妙法子：你先把身上那一角钱借给我，我就凑够了两角钱，向你买一串荸荠吃；待会儿你再拿两角钱向我买一块菠萝吃。
两角钱买来买去，生意做得热火朝天，一会儿就把两只玻璃罐卖空了，而我俩也把肚子吃撑了。
回到家，妈妈问：“卖完了？”
“嗯。”
“钱呢？”
“没了。”
“准是自己吃光了！”
“没有啊！我发誓……”
两个妈妈碰了面，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叫什么生意？她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我俩一分钱没赚，却没有违反原则，没吃自己的一块水果，只是把对方的老本全吃光了。
8
我在湘潭念过书。能与毛主席攀上同乡，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荣耀。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就读于湘潭市第九中学，而我没有为这所母校丢脸。据说现在湘潭九中挂出了我的巨幅照片，还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并排挂着！学校里每个班级都张贴了一些激励学生上进的名人名言，在我的照片下面附录的那段“名言”是：“九中光荣我光荣，我为九中添光荣——汪涵。”我的天啊！
九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既深刻又亲切。我报到的第一天就有不俗的遭遇。我走进教室，坐在一个凳子上。没多久，就有一位女同学拍拍我的肩，说：“你坐了我的腚。”这和生猛没有一点关系，湘潭的口音，“凳”的发音就是“腚”。
9
学校位于市郊，周围湖水环绕。湖是很好的运动场所，学校的传统体育项目就有一项皮滑艇，此外还有航模和射击。我经常看到高年级那些高大的男生在湖边训练，这些水上健儿只穿一条短裤，皮肤晒得黝黑。
到我入学的时候，学校不搞航模和射击了，只保留了皮滑艇这个项目。这令我有些失望。听学长说，以前的射击队是很风光的，队员们下了课经常扛着枪去训练，齐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10
上初中时，每逢学校组织我们集体看电影，大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上午第四节课后，班主任到班上来发票，电影票到了同学们手里，肯定会引起十至十五分钟的躁动不安。班主任一走，大家便忙着换票。男生和女生之间凡是有点小意思的，绞尽脑汁也要想办法把两人的座位换到一块儿，有时候为了换票，不惜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别人成全。
到了下午，同学们穿上自认为比较韵味的服装，有的甚至穿上皮鞋和衬衣，衬衣一定是扎在皮带里，收拾得整整齐齐。那时候，大家的心思似乎没放在看电影，而是抓住机会交流情感。像我们这些没有异性朋友的，就会拿着手电筒在电影院里面窜来窜去，把手电光照到同学的脸上，看看这一场电影谁和谁坐在一起，而下一场电影谁又没有和谁坐在一起了，然后再到学校里去传绯闻。当然，当时我们还不会使用“绯闻”二字，也没有“策”这一说，只是为了去讥笑别人。“上次看电影他和她还在一起，这次又换了一个人。”由此可以感叹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冷暖。
看完电影，整个下午就在电影院旁边的书摊看书，有钱的同学还可以泡上一杯茶。
11
春游也是我们读书时最好的时光。我们最向往的去处是烈士公园。春游中最诱人的事情还是男女同学的搭配。上车以后，同学们可以任意组合座位，到了公园里，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老师宣布“自由活动”。我们这些没有女朋友的男同学（照片中的“四大恶人”），到处乱窜，去搜集资料，议论着哪个男同学又和哪个女同学一起活动了。
我当时经常充当电灯泡，专门给别人打掩护。例如说两男两女做大扫除，老师一来便会觉得很扎眼，会怀疑这四个同学是不是在谈恋爱。可是有我在，情况就不一样了，三男两女，显然不会是谈恋爱的，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能够化险为夷。往往在这种场合，老师一走，那两对就真的去谈情说爱了，剩下我一个人打扫卫生。
那时我还没有交流感情的对象，因为我在政治思想上要求进步。办黑板报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为此深受女同学的青睐，只是她们见我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定，就不敢和我深交了。
12
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看完1点10分的电影回到家里，刚刚走到门口，便听到房间里传出说话的声音。我敢肯定那不是爸爸妈妈的声音，也不像收音机里的广播，好像是电影里放出来的对话。我觉得非常奇怪，推门进去一看，只见爸爸一个人坐在那里，眼睛望着墙上。我忐忑不安地想：难道我又犯了什么过错？再往前走两步，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家购买的第一台电视机上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画面是一只大熊猫正在吃竹子。我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因为熊猫是黑白相间的，而竹子本应是绿色的，但电视机的屏幕把它变成了黑色。
此后不久，又是在一天下午回家，刚进门就发现爸爸坐在那儿，眼睛也是望着墙那边，再一看，电视机变成彩色的了。我非常惊讶：家里怎么致富这么快？好像不可能吧？小米加步枪的日子还没结束啊，秋收的日子还没到呢！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塑料的彩色膜贴在黑白电视机上了。
13
我小时候喜欢篆刻，晚上做完作业以后，通常就会刻印章。拿起雕刻刀，一刻就刻到深夜一两点。一方印章刻好以后，红红的印章印在白白的纸上，令我兴奋得在床上又蹦又跳，把妈妈都吓醒了。可我还是觉得不过瘾，便把两个枕头塞进被子里，做出被子里有人的假象，换好衣服，拿上自行车钥匙，蹑手蹑脚地溜出去。我骑车跑到乡下，在田边找个有路灯的地方，对着旷野抒发胸臆，朗诵诗歌。
夏天的夜晚，许多人坐在树下纳凉，我便坐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讲故事，听完了才偷偷地溜回去睡觉。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停车时放错了位置，第二天早上妈妈上班时去拿单车，发现单车换了位置，但实在想不出是谁挪动的。我们家的单车是放在楼下一间小房子里的，外人不可能进去。妈妈觉得很奇怪，单车挪了窝，又不像是小偷所为，便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随口编了一个谎话：“我一直都不敢告诉您，我觉得我晚上经常梦游。”
我的“梦游症”把妈妈吓坏了，她赶紧问我：“你知道自己晚上干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但我觉得走得很快。”我说。
妈妈说：“你是骑单车梦游，当然走得快啦！”
那一次算是让我搪塞过去了，但是我的谎话使我的那种好日子一去不返，妈妈为我的“梦游”而担忧，从那以后每天晚上都会起床看一看我，我就再也不能偷偷溜出去了。
14
小时候爱放风筝，在比赛中我总是稳拿第一名。我糊的风筝也是最漂亮的。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窍门，就是用刀把家里竹扫帚劈开，抽出其中可用的竹棍，扎成风筝架，糊上纸，然后在纸上描画喜爱的图案。
放风筝的活动，让我琢磨出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对待感情，对待事业，都可以适用放风筝的原理。你用手牵着控制风筝的线，用力太猛不行，撒手就更不行了，你发出的力道必须均匀适度。
放风筝，得找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千万不能让风筝扎堆。一帮人挤在一起放，许多风筝纠缠在一块，总是放不高放不远。人生亦是如此。志存高远的人，最好能选择一个宽阔的平台。
有的人放风筝，当风筝掉下来以后，他会去找，找到了再去放。有的人就懒得去找了，再做一个新的。我属于前者，我会把它找回来，因为它是我倾注心血做成的，我会珍惜。不同的人处世，大约也有这样的区别吧。
现在做一些事，总感觉漂浮不定。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只由谁牵引着的风筝，我感觉自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找不着依托。一个人失去了依托，你的快乐和欢笑，就像抽烟时吐出的几缕烟雾，旁人轻轻地走过，就把它驱散地无影无踪。幸福的感觉很容易烟消云散，如果它没有生命的根基。
15
除了放风筝总拿第一名，我拿得最多的奖项是“劳动积极分子”。除此以外，我小时候很少拿奖状。所以，那时我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表扬。有一次，我忍不住给自己买了一张奖状，自己在上面写下“奖给三好学生汪涵同学”，放在书包里，每天拿出来看一下。我爱这种虚荣，感觉很好。爸妈没有发现，不过就算发现了，他们也会知道那是假的。知子莫若父母，他们很清楚我拿不到那种奖状。
对虚荣的良好感觉使我不在乎物质的奖励，而追求精神上的表扬。只要有人表扬我，就是满足了我最大的心愿。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很少有人使用表扬这个法宝来制服我。
想那时，我得过的最高物质奖励是一个笔记本，得到的最高的荣誉是“学习积极分子”。这个难得的荣誉其实来得有些蹊跷，那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下降了，通过努力又提高了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水平，所以就得奖了。这里面可能包含了以退为进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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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状拿得少并没有妨碍我当学生官。我当得最久的官是“劳动委员”，做得最多的劳动是办黑板报。我拥有过的最大的官衔，我想你怎么也猜不出来是什么。我当过学生会主席！我在初中就当选了这个职务，当选的基础不是拥有“三好学生”的称号，而是得益于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乖。什么叫乖？那就是对老师百依百顺。
管学生会的老师是我们的音乐教员，她很喜欢我。除了乖，我还有唱歌的特长，爱唱“小小少年……”之类。当然，我的伶牙俐齿也使我有些出类拔萃。那时候的学生会主席每个星期要主持升旗仪式，少不了对大家讲话，内容不外乎“在上周的学习过程中，初一二班的出勤表现不错”之类。讲话就是我的强项。很多同学一上台就会脸红，而我往台上一站，还来不及脸红就讲完了。
我还有过当班长的经历。记得那次我们班开选举会，末了老师宣布：“六十一班的汪涵同学担任班长，黄奕同学担任团支部书记。”话音刚落，黄奕同学举手了。老师问：“什么事？”黄奕回答：“老师，我还没入团。”全班哄堂大笑。
黄奕当不了团支书，我这个班长还是当上了。但那份荣耀只是昙花一现。仅仅当了一个学期，我就被撤掉了职务。当然，那是我咎由自取。真是鬼使神差，我竟然一时冲动，带领班上的同学，把老师埋进了沙坑。
受害者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他跟我们相处得很随便，我们经常跑到他的宿舍去蹭饭。一天中午，我们又结伴而去。我们如饿虎下山，却扑了一场空，菜已经被老师一扫而光。我们气冲冲地跑到体育场，在沙地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用计把老师骗下来。我们对这位物理老师说：“我们在沙坑里装了一个装置，有问题要向您请教。”他走到沙坑边，刚弯下腰，我们就发起突袭：抓的抓脚，抓的抓手，把他推到沙坑里，然后用沙子将他堆埋，只让他的头露在外面。
学生们如此大逆不道，我更是罪魁祸首，班长的职务怎么能保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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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他们给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初中的语文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知识渊博，诗词歌赋都很行，写得一手好字，讲课也很风趣。
化学老师长得很帅，有一手理发的绝活，哪个同学的头发长了，肯定会被他拉到办公室去剪短。
这一群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都是我们的偶像。他们不但书教得好，排球打得也不赖，还会弹吉他、吹口琴，赢得了许多女同学钦佩的眼光。从那时候起，我就萌发了当老师的念头，以至于现在还在这本书里写下那篇憧憬师生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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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当官的人，自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那时候，学校规定所有的学生都要穿校服，我就对班上的同学说：“穿什么校服呀，太没劲了，要穿就穿班服。”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带领大家开始设计。我拿着设计好的样式，领着同学们去株洲采购布料。然后我又找到一家服装厂，把布料和设计方案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做。结果我们班的同学都穿上了独树一帜的班服。直到如今，我的那几个在最佳损友还在说：“你当时挽救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
我还在学校里组织过球赛，取名“金马杯”。本来我就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也在乒乓球队混过，又是篮球队的板凳和足球队的守门员。我这个守门员上任之后，我所在的球队就没有赢过球。队友们给我取了个外号，球队的前任守门员叫“铁门”，我似乎比他还厉害一点，被誉为九中的“钢门”（谐音是“肛门”）。直到现在，损友们招呼我还用这个不雅的称号，最可恨的是还要很大一声地叫，全然不顾我是一位主持人。
但是绰号不雅并没有妨碍我担任球赛的组织者。我把同学们组成一支支球队，什么“风影队”、“梦幻队”、“斗士队（豆豉队）”。然后，我们筹集资金，买了一个奖杯筹集到的钱由我保管并记账。我们要推出联赛，自然考虑得比较周全。这件事占用了我们全部的精力，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老师的，我们坐在下面做我们的策划。
除此之外，我还有“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我在班上率先把牛仔裤剪开了穿，又第一个把铁链子挂在身上。总之我是敢想敢干。当然只是我行我素，愉悦了自己，但不会影响别人。不过我的创新还是影响了老师，他对我的牛仔裤瞧不顺眼，我就将裤子缝起来，收敛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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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男孩大约都会有一段淘气的时候，而我在玩心最重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和同学一起出去打群架，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打架时用过的家伙。只要我们老大一声喊，我就跟着一起去了。我们在红领巾上面挖了两个洞，把红领巾扎在头上，一副佐罗的打扮，晚上出去打群架，总以为这样就能掩人耳目了。（蠢得死！打架就是院里的几个人，别人怎么会不知道呢？）
令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每回打完架都有人到我家来告状呢？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其实是红领巾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我们那时都担心红领巾丢失，各自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而我们把红领巾蒙在脸上打架的时候，写着名字的地方正好蒙在鼻梁上，处在为眼睛留出的两个洞孔之间。这样来隐蔽自己的真面目，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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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读于广播电视学校。这个选择纯粹是机缘巧合。那时我跟邻家的一个女孩交往很亲密，她是我的第一位女友。我们在街上闲逛时，买了一份《广播电视报》，在报纸中缝看见了一条消息：广播学校招生！于是我就去报了名。
我对自己从事广电这一行颇为自信。高中时代学校经常举办运动会，需要有人念表扬稿，我就担当了这个角色。念稿时口齿还算清晰，于是得了一个“九中宋世雄”的美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