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名一出，四座皆惊。立刻对于这个名字的观感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虽然是得取个虫的名字，可好听的虫名、可爱的虫类多了去了，为什么非得叫“毛毛虫”呢？毛毛虫，多可怕呀！孩子们一听毛毛虫只怕躲都来不及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另一派则拍案叫好：毛毛虫，又别致又响亮，而本身的争议性正带给他流行的可能性。况且这个形像准确地来说是一个动画精灵，而并非一只真正的毛毛虫。借这个名，再赋予他一些新的性格魅力。再说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怕毛毛虫呀！听着两派唇枪舌战，我自己则在一旁一边冒冷汗一边暗自庆幸：好险呐，幸亏没让我叫“屎壳郎”！
等领导也认可了“毛毛虫”这个名字之后，剧组上下便为塑造这个新形像而忙碌起来。优秀的设计师张芳为毛毛虫设计了特别可爱的角色服装，一下子为他奠定了活泼、清新、机灵的基调，从语言、动作、表情、思维方式乃到习惯用语、道具背景几个方面加以设计之后，一个聪明、幽默、调皮、亲切的动画小精灵的形像几乎是呼之欲出了。我在这里的记叙只有几行文字，可当时为了设计这个形像我们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一次一次地否定了多少煞费苦心的方案，这背后的艰辛不说也罢，我们只希望新形像推出后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1997年6月，金龟子、毛毛虫取代小角丫、大拇哥在《聪明屋》节目中陪伴观众走进神奇的动画世界。
自从毛毛虫出现后我心就一直忐忑不安。新节目播出的第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迎面来了两个小朋友，一个大叫：“大拇哥！”另一个就纠正：“不对，他现在是毛毛虫了！”两人就很严肃地开始辩论。
我心头一喜，第一次这名字就让人记住了，有戏！
毛毛虫就这样开始一期期地进行着他的动画之旅。慢慢地叫我“毛毛虫”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天我收到一封小女孩的来信，她在信中说：“我原来特别害怕毛毛虫。可是你这个毛毛虫却很可爱。如果天下的毛毛虫都象你这样的话，我愿意我家里到处都是毛毛虫！”
读完信，我一边喜不自胜一边倒吸口凉气地想：家里都是毛毛虫？不管怎么说都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呀！
挺住!快拍完了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谁也不是上天的宠儿，我们得到一些，必定在其他方面失去一些。
比如拍电视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和充分的成就感，然而也会带来一些磨练和挑战。
有人说做节目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多好玩呀！可事实上有节目在身，不管你到什么好地方，哪怕是人间天堂，恐怕也没时间逗留欣赏。
比如说我一直很向往海南岛的奇妙风情，其实我的确在1996年春节的时候去海口参加了那里的春节联欢晚会。可遗憾的是因为要在晚会上表演小品，而我去海口的时候连搭档是谁都还不知道。所以短短5天要编剧本，背台词，走戏，彩排，每天就是电视台、宾馆两点一线。外面是海风椰林，而我窝在房间里憋剧本，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当5天后晚会结束要离开时，我才发现我哪儿都没去，海的影子都没见着，更别提“天涯海角”、“三亚”的热带风情了。我对海南的印象充其量就是到电视台去的路两旁高高的棕榈树。我十分不甘心，我想什么时候不用拍节目了，我一定好好去海南玩个够！
事实上，我们不少节目拍得相当艰苦。
不去说前期准备工作的繁杂，剧本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挑灯夜战、绞尽脑汁，也不说为了体现最自然的生活，我们去到最艰苦的山区，和那里的乡亲朝夕相处，单单是角色化服装就够我们受的。
比如说毛毛虫的服装。为了体现质感，设计师选用了肥厚的毛质地面料，衣服果然形象生动，可穿在身上就遭罪了。我们经常在大太阳底下拍外景，地面温度接近40度。我们穿着厚得象棉衣似的服装还得蹦蹦跳跳，往往是稍微动一动就深身是汗，汗不出去就捂在衣服里，粘在身上，那滋味可不好受。
每回设计师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可为了节目效果她又不得不这么设计，我们便总是安慰她：“不热，一点都不热。”
有时参加节目的小朋友晒一会儿太阳就开始嚷嚷热，我便请他们摸摸我的衣服，小朋友再看看自己穿的小背心，立刻表示：“不热，我觉得很凉快！”看来我们的服装还有防暑降温的功效呢！
最难熬的一次是在山东威海拍聪明屋。威海是个十分美丽的城市，可我因为不习惯吃那里的海产品，一到威海就患上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送去医院打针输液。可安排第二天拍节目，第三天返回，工作不能耽误，我就只好硬撑着第二天去拍片。
我们的外景地选在海边。当时我拉肚子拉得整个人都好像空了，穿着单薄的“大拇哥”的小马甲，海风一吹，好象整个身体都被吹透了！
我裹着一件军大衣蹲在一边。导演喊“准备”，我抖落衣站到镜头前，面色铁青，深身发抖。导演说：“开始！”立刻满面发光，神采飞扬地开始表演，说完一段导演叫停，整个人就象被拔掉气门塞一下软在那里，同事冲过来用军大衣再把我裹住，我边发抖边读下面的剧本。导演罗闪过来搂着我说：“挺住！快拍完了。”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放心，我没事！”
说也奇怪，在海风里挣扎了几个小时，回住处我发现病反而有好转！
拍节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确不少，主持人光彩照人的形像背后也确实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和不易。可是我想，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主持人已经从他的观众那里得到了太多太多，相比较于其他的劳动者，已是受到幸运的眷顾，当然也应该有所付出，又有什么理由叫苦叫累呢？
人生中总会有不一帆风顺的时候。我想谁能够承受更多的艰辛和痛苦，谁就能得到更多的成功和喜悦。
情牵大本营
1998年是我的本命年，有人说本命年不是特别不顺就是特别幸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本命年应该归入特别幸运的那一种。
比如说，在这个本命年，我很幸运地加盟了湖南卫视火遍全国的综艺游戏节目——《快乐大本营》。
当时因为《大本营》原来的男主持调去了另一个单位，剧组总制片人特地到北京找我让我去接班，我自然十分愿意。一来这个节目有趣，让人有发挥的余地；二来是家乡的节目，当然全力支持；当然能回家看望父母也是蛮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嘻！
于是经过系里同意后我周四就坐上了赴长沙的飞机。当时的我心中忐忑不安，虽然南来北往主持各类节目倒还应付得来，大本营的导演也反复强调因为我适合这个节目才会专门跑去北京把我找来，可我对将要主持的这个大型直播节目完全没有把握，走进演播大厅也缺乏底气。远远见一个女孩一甩长发，过来与我握手。
“你好，我是李湘，我们还是老乡呢！”
说来也真是巧得很，我和我的新搭档李湘不仅都是湖南临湘人，而且听说两家的祖屋隔溪相望，近在咫尺呢。
李湘一句话消除了我的陌生感，她又用第二句话给“大本营”定了性，让我也宽了心：“这个节目就是玩儿，别紧张，怎么轻松怎么来。”接着把一个话筒往我手里一搁：“你的麦（麦克风的简称），咱们上了，没事，你跟着我，错了有我呢！”
我不禁在心里暗自叫好。这个女孩身上全无时下流行的矫揉造作之气，干净利落，热情大方，舒服！
在后来进一步的接触中更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我从没见李湘叽叽歪歪地背后议论别人，也很少见她为了什么事左右为难。任何难下的决定到她那儿也是三下五除二，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可别以为她是一时冲动，事后一想，她的决定总有好的原则，她的道理。
有一次直播的时候，男嘉宾和女嘉宾都不愿意先上“火线冲击”，互相推托，男的说“女士优先”，女的说“男士先冲”，相持不下之际，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见李湘“脾气来咯哒”（长沙话），把火线棒往女嘉宾手里一塞，说：“我们先来就先来！谁怕谁呀，上！”难题化解，我愣愣地看着李湘，心里感叹：“佩服！佩服！”
我和《快乐大本营》似乎有一种缘分。第一次主持就已经相当融洽，同事们都说想不到我会那么快进入状态。我自己也感觉与这个节目气息相通，很容易就能特别自然地投入进去。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李湘的配合有不协调的地方，两人有时有些抢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了解的深入，我们的合作可以说越来越默契。
原本我和李湘的搭配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俩都属于话特别多的主持人，都需要一个相对话少的搭档。因此最初有些抢话也是难免的。我们也尽力调整，大家也都说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我一直觉得在我们的磨合过程当中，李湘所做出的努力大过我很多。我指的不仅仅是她在台下一次次地帮助我，无私地和我分享在“大本营”多过我近1年的主持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两人的主持风格有冲突的时候，她默默地做了一些让步与调整，而这些让步对一个业已形成自身主持风格、并已为观众接受与喜爱的主持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我感觉到了，也为之深深地感动。
其实每周在两地间飞来飞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加上现在的航班准时的少，晚点的多，以至于后来每次一到机场我就开始头疼，越接近起飞时间就越提心吊胆，生怕晚点影响节目，那种焦灼的心情真是一种折磨。而航空售票小姐开始时见到我还颇有几分惊喜：“咦？这不就是那个主持人吗？”后来每周一次也看烦了，甚至跟我开玩笑说要给我办一个飞机月票，省得我老在她们眼前转悠。
可有一天我终于发现主持《快乐大本营》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因为这个节目给我带来新鲜感和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我迅速地和剧组的同事们交上了朋友。也许我不可能一个节目主持一辈子，但朋友却是一生一世的财富。
记得刚接手这个节目时我的同事们没有因为我是新来的就“欺生”，而是尽可能地帮我尽快适应情况。而因为我学校的工作不能耽误，没有时间参加节目的前期策划，导演们没有埋怨，而是每周精心设计好每一个细节之后，打电话详细告诉我，让我在准备时间极少的情况下仍能胸有成竹地主持。
更让人感动的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学校事情多，抽不开身，我每周四的排练都无法参加，只能星期五直播前飞回长沙。节目组星期四依旧十分认真地进行彩排，周五我来之后导演又不厌其烦地把彩排的过程细细地讲给我听，然后李湘再从头至尾地和我对一次词。其实无形中给他们加了一倍的工作量，可从来没有人抱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经常夸我敬业，夸我的主持有自己的再创造，这又怎不让我心存感激，更加努力呢？
有一天我走在北京街头，突然有一大群孩子在我身后大声地喊节目的口号：“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
我回过头朝他们会心一笑。看来他们见到我就想起了“大本营”节目。我就突然感到很开心。也许有一天我得把大本营的主持棒交给更出色的新人，而且我相信“快乐大本营”没有了何炅依然精彩，而我没有了“快乐大本营”生命中会少了很多色彩，但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名字能和这么个出类拔萃的节目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呀！
洗礼
1998年的夏天，长江流域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
这场洪灾中湖南的处境尤为堪忧。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均超历史最高水位，而且高危水位经久不退，洪水成了三湘四水的百姓人家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
一时间，各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都有成了专业汛情播报员，各新闻节目尽管清一色都是抗洪报道依然收视率暴涨，平素从不看新闻的人到点也会守候在荧光屏前，抗洪救险成为街头巷尾的头号话题。
我为我的家乡深深地担忧着。感慨着铺头盖地的洪水，同情着刹那间失去家园的父老乡亲，心痛没日没夜泡在水里拼死守大堤的子弟兵，我第一次看新闻看得流眼泪。
8月初，《快乐大本营》接到上级通知，由大本营剧组承办98赈灾文艺晚会，目标：500万元，时间：8月18日。
剧组每个人都有明白这任务意味着什么。不到半个月时间要办一台大型晚会，钱必须筹到，节目水准更不能差，不仅是不能砸了“快乐大本营”的牌子，更重要的是这晚会是为灾区人民办的，不办漂亮点我们对得起谁？
晚会总导演正是“快乐大本营”节目负责人汪炳文，令人难忘的96年赈灾晚会正是他的心血之作，据说晚会结束时汪导累得路都走不了了。汪导说过以后再也不能接赈灾晚会了，可任务一到，没有推托，没有诉苦，没有要求，汪导没日没夜地忙起来，处变不惊地为大事小事操心，几天下来悄悄白了好多头发，人憔悴得都脱了形。
剧组每个人都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时间如此紧迫，而“快乐大本营”栏目的常规节目不能停，不能差，大家只能加班加点为赈灾晚会忙碌，办公室里多晚都有匆匆忙忙的身影，每人各守一摊，尽心尽责，忙而不乱地处理着千头万绪的筹备工作。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没有机会到抗洪第一线去扛一袋沙包，挡一个浪头，捐的那些钱更只是杯水车薪。我想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为赈灾晚会效绵薄之力也许是支援灾区父老乡亲最好的方式。
于是我找到汪导主动请战。我愿意随晚会采访组去最危险的第一线给抗洪勇士鼓励加劲加油。也许我能做的只是唱首歌，讲个小笑话，道声辛苦，但我知道很多老百姓爱看“快乐大本营”，主持人到他们中间去也许能帮他们消除一丝疲劳，带去片刻轻松。
汪导说去第一线可能来不及了，但要我做好准备担任晚会主持。
8月16日，我被正式通知，与其他7位主持人一起主持“情系三湘”98赈灾文艺晚会。此时距现场直播已只剩3天。
我静下心来投入前期准备。有朋友闻讯好心来分析：一、赈灾晚会风格凝重严肃，不对我轻松活泼的路子；二、那么多主持人往台上一站，每人也就分几句话而已，何必凑这个热闹？三……
我听不进去。也许他是对的，可我觉得能在晚会上为灾区父老乡亲的疾苦振臂一呼，感动全社会献出爱心伸出援手，对于我来说是无上光荣的事情，这与风格、光彩、名声、资历无关。
我们长时间地讨论晚会节目。湖南广播电视厅魏文彬厅长、湖南卫视陈先绪台长、汪炳文导演没有对我们主持人提太多要求，而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线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讲的人声音哽咽，听的人眼眶潮红。
渐渐地，我对晚会的主持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要背诵，不要表演，时下发生的现实已经是感天动地的传世伟业，我要真实、由衷地表达我的感动，我要用心来说话。
8月17日晚的彩排结束后大家觉得结构有些问题，于是导演组、全体主持人开会讨论，重新编排，散会时已是东方渐白的18日早上6点钟。没有人说累，没有人叫困，大家只有一个心愿：晚会必须成功。
8月18日晚8点零5分，晚会准点开始直播。站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面对着几千观众，我心情很复杂。我多么希望场内场外的每个人眉头少一份沉重，心头多一缕欢娱，我多么希望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平平安安，没有灾难！
可人永远要迎接自然的挑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演员都用了很真很真的感情，观众也一次又一次被感动着。不用上台的时候我没有回休息室享受冷气，而是站在侧台感受那种气氛。排练、彩排看过几次、流过几次泪的节目依然感动得我热泪不止。透过舞台上晃动的人影，我仿佛看到了跳到水里用身体去挡住洪峰的男子汉，看到了扛着沙袋困得不行都睡着了脚步也不停的子弟兵，看到了用自己的乳汁为被黄峰蜇伤的战士解毒的农家女，看到……旁边的化妆师一次次提醒我：“你看你又流得满脸的泪，这点儿粉底全洗没了！”我不在乎，我觉得我不是在主持节目，而是在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
而台前幕后又有多少感人的故事。歌手戴军请求来参加晚会，说哪怕自己出机票钱、食宿费都可以。一曲歌罢，没有豪言壮语，掏出5000元塞进募捐箱：“我是一个在江下头长大的孩子，我们喝着一江水，这5000元给爷爷奶奶买点吃的……”
宋祖英在96年赈灾晚会上一曲《英雄》唱得热泪两行，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知道今年安排的依然是《英雄》时她多少有些为难，新作繁多的宋祖英问导演可不可以换一首歌。导演告诉她这首歌是献给“抗洪英雄”高建成的，导演说起了英雄的故事。说到英雄的妈妈亲手做了两坛泡菜，谁也不许动留给儿子吃却等来儿子牺牲的噩耗，宋祖英已是泪流满面，她说：“导演，不用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乔榛、丁建华两位语言表演艺术家为我们讲述团洲垸父老乡亲用身体连成血肉长城抵御洪水的真实故事。从编舞、排练到直播，他们不知把这个故事重复了多少遍。每一遍都那么用心，每一遍都那么动情。没有考虑形像，没有顾及风度，两位艺术家一次次在台上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不是湖南人，也不和湖南沾亲带故，可他们那么投入，他们心里是真有老百姓呀，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我有一段号召大家献爱心的主持词，那是关于湖南受灾状况的一组数字。我想这不是一组简单的数据，每个数字似乎都有千斤的重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次准备这一段，心里都涌起一种苦涩的滋味。
当我站在舞台上告诉大家这组令人震惊的数字，我觉得每个字都那么难以出口：“观众朋友，今年以来我省有108个县市3129万人受灾……”
我的语速很慢很慢，台下静悄悄的，每个人的心都有被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深深地震撼了。
当说到“30万受灾群众无家可归”时，我的声音哽咽了，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
是啊，我们的老百姓太可怜了。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辛辛苦苦盼个好收成，洪水一冲，一无所有。可我们的老百姓也太可敬了！面对自然的暴行肆虐，他们没有退缩，没有埋怨，袖子一卷拼死抵御，用生命去捍卫他们深爱的家园。这样可爱可敬的父老乡亲，我们又怎能对他们身处险境袖手旁观？
我想起上场前找到我的那个年轻人，激动地说了一段台本上没有的话：“刚才上台前有个小伙子找到我，说因为还要去工作不能再参加晚会，托我把这1000元钱捐给灾区人民。我追问他的身份，他只告诉我一句话：‘我是湖南人。’各位朋友，灾区人民迫切需要您的关心和资助。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我也想通过电视告诉那位可敬的湖南人，您的钱，我帮您捐了！”
后来一度担心我驾御不了凝重情绪的魏厅长夸我这一段处理得很有感情，情绪投入得比较到位。我没有被夸奖之后的喜悦，只是在心里热切地希望：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再也不用主持这样的晚会；希望我的父老乡亲今后平平安安，不再受洪水之苦；希望我的祖国从此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画家梦
星期天，我和往常一样搭乘GZ3141次航班由长沙飞回北京。自从加盟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以来，因为现场直播的关系，为着不耽误大学的工作，每星期便这样飞来飞去。
这一天倒是有所不同。同一个航班的还有20来个活泼的孩子，叽叽喳喳，直弄得午间睡意笼罩的机舱气氛炽热。
开始以为，孩子们的兴奋是因为头一次坐飞机的缘故，但按捺不住得意之色的孩子们很快就让全部的乘客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少儿美术访问团，此次代表湖南少儿美术的最高水平，是要出访西欧七国的。其中自然会包括那些令人向往的国度：法兰西、德国、荷兰、丹麦……机舱里顿时一片艳羡之声，孩子们更是美得要上了天，当然，当时他们的确是在天上的。
看着孩子们兴奋得红扑扑的脸，我不由得也生出几分羡慕。年纪小小就周游列国，他们的运气还真是好。好奇地要了一张出访作品来欣赏欣赏。一看，充满童趣，稚气可喜，还真是蛮拿得出手呢！起码比我小时候画得漂亮得多。
这才想起来，小时候我也是学过画画的。我现在还可以清楚地记起自己当年学画的样子：那个瘦小的孩子背着他的画板、铅笔，穿过雨后濡湿的街巷，哼着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听懂的歌儿，去离家不近的少年宫绘画班抹抹画画。在少年宫，我画得投入而快乐。在那时的我，把一张白纸变成一幅画儿并得到老师的展示与夸奖，可真是一件美事。
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不画了。记得好象是因为爸妈觉得路远耽误时间影响学习，可是那时候我是一心相信自己是可以成为一个画家的。而且我发现：“何炅”的拼音打头字母“HJ”和“画家”的打头字母是一样的，于是小小的我便更是立下了矢志不移的宏愿。
想起来，我还真是有一些绘画天赋。从小学到中学，凡开设绘画课的时期，我的绘画成绩都是优秀。那时每次区级市级绘画比赛，学校经常推荐我去参加。小学毕业我能免试直升省重点中学，那些绘画比赛奖状、奖品以及一大摞画起了不小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比赛奖了一个方便墨盒，上面雕着松树仙鹤，我特喜欢，直到今天还好好留着。
一直到读大学，我的课余爱好都是信手涂鸦。我画枪械、卡通形像、古代仕女（这一项没想到吧，还很拿手呢！），我还给别人设计签名。有一次为一个要好的同学设计签名，把那个名字颠来倒去足足设计了100个样式，怀着邀功的心情厚厚的一本给拿过去。最后人家挑花了眼，一个没用，你看我有多厉害！
甚至有一段时间疯狂地迷上了时装设计。去年收拾东西翻出来当年的一张“设计稿”，我真为自己当年的“才气”而倾倒。那是一件酷似围棋盘的网格礼服，无论造型、五官、身段、神态，都可圈可点，只是比例有一点点不当。（其实也不算太过分，无非是下半身与上半身7：1而已。那两条海带般的长腿，美呀！）
高中毕业那会儿流行一套枪械的明信片，帅得很。因为保送直升大学，不用参加高考，我便有了大把时间。记得那时除了每天帮教务处处理一大堆的毕业文件（当时干得最多的就是往各种各样的表格上贴毕业生的照片，因为贴得太多，直到今天还常常梦见同学们的脸，还都是一寸黑白的），剩下的时间便都在照着那些明信片上的枪械画素描，然后送给同学离别留念。我真的很用心，画得细致逼真不说，还在画上写好些祝福的话。“一字一泪”当然有点夸张，但可以说一笔一划都有着我的一份真感情，也不知道我的同窗好友现在是不是还保存着它们。其实现在想起来用一把枪祝福人家实在是一种很荒谬的做法，可当年我画的枪真的很走俏，而我也有求必应，日夜加班，累得半死，以至于现在一提起高考我就叫苦，为这事我的同学们还老说我又没参加高考纯属无病呻吟，他们哪里知道我那是画枪画的呀！
从小学起我就出黑板报，一直出到大学。小时候放了学总是很神气地对小伙伴说：“等我出完黑板报再回家！”然后在他们的注视下，在校门口的大黑板上留下“墨宝”，觉得身后是一片敬仰的目光。（现在想起来当时画来画去无非是些花花草草、红旗头像什么的，我那时还总能自己找到一种艺术家的感觉，也真够不容易的。）
读大学到北京，环境变了，拿手戏不能丢，黑板报、宣传栏里又充斥着我的“创作”。我那时痛恨那种通知式的海报，每一次设计宣传海报创意都颇新颖，连例会通知都不放过，往往引来众同学围观，宣传效果特别好。我便满心欢喜地放开想象力。有一次出一个海报，我尝试着用了一些朦胧的字眼。贴出去后我发现围观的同学特别多，而且一听，大家都在问：“这海报什么意思呀？这是要我们干吗呐？”
嘿！大学生都没懂，这创意玩过了！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大学一年级时北外电教礼堂门前一长串的黑板报还没有改成阅报栏，每隔一个星期我便去出一次板报。有一次通知晚了，板报检查前一天我才知道要出新的。正赶上下大雪，为了赶时间，我和亚非系一个叫柯然的哥儿们便站在雪地里出各自系的板报。天太冷，手一会儿就不听使唤了。我有一双半截手套，我们便让来让去，后来便一人一只，戴在拿粉笔的手上，写一个字哈一口气儿暖和暖和。等出完板报，手脚全冻僵了，我回到宿舍便倒了一盆水暖手脚。快开的水，手脚搁进去也不觉得烫，心里还美呢：“明天检查就不会给系里扣分了。”
现在每回经过曾经是黑板的阅报栏，心里便有很多感慨，板报都进了教学楼，如今出板报的学生再也不用站在雪地里受冻了，可是他们也感受不到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甘心受苦的乐趣了呀！
想起来很久没有画画了。小时候的画家梦早已不知丢到什么角落。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过很多梦想，也曾为梦想付出很多的努力，可时间会安排每个人该做的事情，慢慢地，很多梦想就仅仅只是梦想了，而那些曾经的努力也便成为年少无知的佐证，想想真是可惜。
反追行动
如果有人问我做节目主持人以后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我一定会回答：“如何对待热情的观众、特别是小观众最让我头疼。”
那次主持台湾歌手李玟歌友会的时候，我们坐在后台候场，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李玟的妈妈探出头去看了一眼，兴奋不已，感叹万分：“这边的歌迷进步好快，已经和国际接轨了!”
阿姨所说的“和国际接轨”，是指我们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们已经学会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尖叫偶像的名字，摇晃自己精心设计制作的支持偶像的标语画板，疯狂地索要明星的签名，执着地要求和偶像合影并在合影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吻脸颊一下，以及在活动开始之前四五个小时就到门口排队并在活动结束两三个小时之后仍坚持不走，或是不顾生命安危哭泣着追明星坐的车、然后众人泪眼婆娑地目送那辆车走远。
我绝没有讽刺这些少男少女的意思，和国际接轨听起来也应该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可是我就是觉得无法体谅他们的狂热，而且我固执地认为这群正是国家未来希望的花季少年，在长身体、增智慧、定性情的黄金时节，耗费青春为一些用各种精良手段包装出来的漂亮宝贝而痴迷疯狂，实在可惜，也着实让我心疼。
也许我显得过于说教，而在这方面我也的确一改平日凡事好商量的好脾气，十分地强硬。我很少给别人
签名，而且越是苦等死守我越不签，你追我就跑，守在门口我就夺门而逃，后来同事一见我就问我：“哥们，今天进行第几号‘反追行动’?”
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演播大厅人口的墙上刻着一行深深的字迹：“何炅，你好丑，你好傲!”一定是哪位被我“拒签”的朋友“含恨”写下的。看到之后我很难过，也很委屈。我长得不好看这我知道，可我不签名不是因为我“傲”，不是因为我看不起那些少男少女，而是因为我太看重他们，我太希望他们在人人羡慕的年轻时代做些有意义的事，希望他们长大以后有所成就，不会为今天的无谓痴狂而后悔。
所以当我看到他们象抱命根子一样抱着签名本在烈日下苦等，我又心疼又痛惜，他们这个时候应该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在书店里流连忘返才对；当我收到他们花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叠出来的幸运星、千纸鹤，我又难过又焦急，有这个时间他们多去学点东西或是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该多好；甚至有一次剧组开会开到1点多，出门居然还有两个女孩蓬头垢面、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冲过来要签名，我没有签，打了一辆车命令她们立刻回家睡觉，还为她们的安全担心了一个晚上。
我不是偷懒不肯签名，签名真的是“举手之劳”，可我觉得这名签得没有任何意义，对对方也有百害而无一利。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签了名是一种纵容，一种默许，我的态度我必须表明。有人说“浪费别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伙同少男少女浪费青春又该当何罪?我才不干这种事呢!
何况不少追星的年轻朋友还要拿着各自厚厚的签名本互相炫耀：“我有XXX的签名，你有吗?”“那算什么，XX的签名我有3个，早中晚3餐他都被我追到了!”这种相互炫耀会导致攀比、虚荣的坏习惯。至于有些急性子的追星族为了签名大打出手，后果就更为严重。
而有些孩子不懂礼貌就更令人头疼。一个大本儿摔到你面前，厉声喝道：“签名!”倒像是你欠了多少多少钱必须签字画押一样；要不就效仿古代剑侠，以笔代言，一句话不说就一支笔在你面前挥舞生风，轻则毁你演出服，重则当心脸蛋儿。我有一个好朋友演出结束后下场不够迅猛，结果在一挥动的笔尖中不幸被圆珠笔划伤了眼球，出事后围追人群倒是一哄而散，“反追行动”代价惨重。还有一些人要是没签到名就用最肮脏最难听的话骂你，对于这样的人我会庆幸自己刚才没有签，因为我想名字落在这样缺乏教养的人手里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有一次一个女学生到台里找到我说很羡慕我的自信，恨自己太怯弱，我和她聊了会儿天，鼓励她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分手时叮嘱她好好学习。后来她来信说因为我的鼓励她的成绩上去了，我直为她高兴。可慢慢地我觉得不对了，这个女孩说她绝不追星，可无论我在什么地方主持节目她都会提前几个小时守在那里，然后没完没了地要求签名和合影。我一再提醒她记住我的希望；好好读书，别浪费时间。她满口应承，却照来不误，还变本加厉地送什么1000颗幸运星，一封封给我写十几页十几页的信。我发觉我再附和她的要求
就是害她，于是只好避开她。
有一天她执意送我1块手表，我自然坚决不收。后来她解释说她已经顺利地考上了高中，觉得有我的功劳，那块表是用妈妈给的奖学金买的，她想谢谢我。我很为她的成绩高兴，也谢谢她的美意，可我还是觉得她不应该花钱送我东西，而应该用这些钱买点书或是做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她就说我的拒绝让她很伤心，可我也很难做。名签不签都难受，礼收不收都尴尬，而自己的一片苦心又不为人所理解：做节目已经够劳神，每天还得为这些追星族担心，有时想干吗替别人操那么多心，人家父母都没管，干脆来者不拒，通通签!可良心上又实在无法苟同追星族们心血来潮的举动，我们的委屈又有谁知道呢?
其实我们做节目、展示自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欢乐，而不是希望有谁为我们饱尝相思之苦。其实明星的出现是各种因素各种手段造成的，所谓明星根本与常人无异，一样要吃喝拉撒睡，一样有喜怒哀乐愁。追星族们在为偶像呼天抢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天生我材，每个人都有他出众的地方，都有他存在的价值，每个人其实都是明星。正当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年，与其为别人神魂颠倒，我看倒不如多关心、关注一下自己的发展来得比较聪明吧。
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追星族的手记。她先骄傲地描绘自己如何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在门外站了一宿终于得到了某明星的签名，接着抱怨社会不能理解他们年轻的心，认为青春应该发泄，而追星就是最安全的发泄方法云云。
奇怪，为什么我始终不能苟同?莫非，我老了?
“自卑”万岁
我有一句座右铭。“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过于悲观，我想这大概是源自我那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绪。
自卑？何炅？那个在荧屏上开朗活泼的何炅自卑？
真的假的？
真的。我是个双重性格相当鲜明的人。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都有些两面性，热情的人会有沉默的时候，冷静的人也会有火爆的举动。至于我，为大家熟知的是作为节目主持人表现出的热情自信、活泼机敏的一面，而内心深处的敏和自卑也许说出来都不会有人信。
其实不奇怪。我是A型血，A型血的人本来就是内向深沉的。不过我所说的自卑也许应该重新定义。我的“自卑”是尽量放低自己的位置，更多地尊重身边的人，充分预料将会遇到的困难，用一颗敬畏、谨慎的心看待人和事。追根溯源，我的“自卑”在小时候便埋下了种子。也许是遗传自我那博览群书的父亲，我从小就爱呆在家里看书，而很少出去和孩子们一起玩。看到生龙活虎的同龄人，再看看瘦小文弱的自己，加上我小时一直不长个儿，在同学或朋友中永远是最矮小的“小不点”，于是自卑感油然而生。
后来我渐渐在一些领域找到了自信，认清了自己的价值，然而那份“自卑”却好象已经成为习惯，挥之不去了。
我觉得“自卑”是一种美德。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人们似乎很难正确地评估自己，于是一些狂妄自大的怪现象层出不穷，随处可见傲慢嚣张的表演。其实，一个人再有本事，在茫茫人群中也只是沧海一粟，一个人的力量又能有多大？想想浩浩荡荡的时间河流，想想无穷无尽的茫茫宇宙，你能改变历史吗？地球缺了你会不转？
如果能正确看待自己，把自己的能量看淡些，再看淡些，用尊重敬爱的目光去注视周围的人，用平和投入的心态去处理要做的事，最后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好得出乎意料。而这个时候，如果还能用一句“傻人有傻神福”来解释一切，而不是夸耀自己的能力的话，我敢肯定还会有无数的大惊喜等待着我们！
由于“自卑”，我对于我要做的每件事都有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认为以我的条件和能力完全不能完成任务，于是我只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去努力，“勤能补拙”嘛！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总是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这时候我就立刻庆幸万分：我这样的水平居然有这等美事落到我头上，何其幸运！保送重点中学时我这样想，保送重点大学时我这样想，当上主持人后我还是这样想。
如果我不那么“自卑”，成天夜郎自大地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自以为凭我的资质什么好事还不都得找上门来呀？哈，等着瞧，有你哭的时候。
有一次在飞机上遇到一帮孩子，一直叽叽喳喳地要这要那。当空中小姐推着饮料车出现在机舱尽头，他们更是炸了窝。“我要可乐！”“我要雪碧！”“我要可乐兑雪碧！”声声呼唤迫不及待，小姐无奈只好请其他乘客原谅，先把车推到他们面前为他们服务！“再来一杯可乐！”小姐刚为最后一个孩子倒上水，前面的孩子飞快地喝完了上一杯又在举着空杯要要要。于是饮料车半天也没能离开那排座位，其他乘客暗自摇头，机舱里回荡着几个孩子肆无忌惮的大声叫嚷。
“可乐！”“再来一杯！”
“老子天下第一！”没有一个孩子这么说，可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印在他们的脸上。
今天，我们的下一代有的真的快被宠坏了。他们是父母的心头肉，是家里的小皇帝，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他们一定认为所有的人都该为自己服务，他们一定把自己当成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了！
可是，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正视困难，甚至狂到不肯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认定一切都该从天而降，这些不知“自卑”为何物的宝贝们离开亲人的庇护、遭遇到外界的风吹雨打会怎样？我们的国家交到这些骄纵的孩子手里又会怎样？
“自卑”万岁！我们的时代需要“自卑精神”！
也许我是个典型的十分保守的中国人，可是我想，早就该给这“被宠坏的一代”来点自卑教育了！
为自己善良些
那天打车回家，正准备下车，一开门，后面有辆自行车冲过来，在车门上撞了一下，摔倒了。
我赶紧下车去看，见骑车的中年男子倒在地上，忙说：“对不起。”并伸手扶他起来。
那男子却反手把我的腕子死死攥住，厉声喝道：“这事可不是什么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儿，想溜，没那么容易！”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该男子青筋暴起的表演，心里觉得很奇怪：“对不起”不能解决，那什么能解决呢？我分明是伸手去扶他，又何以见得我想溜呢？
回头想想我们身边有些人真是越来越象刺猬了，对谁都怀有敌意，认定谁都不善良，一碰就炸，到处刺人。
这又何必呢？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有善人与恶人的区别。我还认为，恶人原本也是善心的，只是因为觉得周围的人没有善待他，才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你去劝他从善的话，他一定会嗤之以鼻：“别人都那么不善，我一个人对谁都好，岂不很吃亏？”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世上的恶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如果有谁要等全世界的人都善待他之后才肯去做一个善人，那他一定是恶到家了。
也许我有些头脑简单，可我这么算了一笔帐：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只会得到一份爱，可如果天下的人都关心他人，善良有爱心，那每个人都会得到天下的爱。这么算起来，就算为自己着想，也应该对别人善良一点呀！
中国的老话说得好：“善有善报。”也许你的善良会给你带来一些辛苦和麻烦，但请你相信，这一定寓示着美好的收获与回报。
想想真悲哀。在今天这个现实的时代，连“善良”也要考虑得失才去做。可无论如何，这样可能会多点说服力吧？
“你说，怎么办？”坏了，手还被眼前的大汉抓着呢！来者不善，我还是打醒精神，先说服他再做打算吧！
电台情结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收音机。那个小小的匣子里飘出的动听的声音、优美的旋律让我着迷。
长大以后我的电台情结更是挥之不去。戴上耳机，坐在麦克风前，用声音为收音机边的人编织梦想，在我看来真是一件赏心悦事。
开始做电台节目是在高中时期。那时候班上有个同学的哥哥在刚刚开播的湖南经济广播电台做主持人。当时电台直播节目刚刚兴起，听众对以前那种四平八稳的播音都有些厌倦，一接触轻松自然随意的直播的主持风格便都喜欢得不得了。我和我的好朋友龙丹妮对电台直播向往得不得了。一天放学后便相约去电台找同学的哥哥自荐做主持人。
我们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闯进了人家的办公室。主持人大哥耐心地听我们叽叽喳喳说了半天，决定把我们引荐给中学生节目《青苹果乐园》的主持人尹洋姐姐。尹洋姐姐对人很热情，问我们在学校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和丹妮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讲。尹洋姐姐笑眯眯地听完，说：“好吧，20分钟后我们一起上直播节目，你们就讲讲你们的校园趣事！”
我和丹妮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张大了嘴傻在那里，回过神来两人立刻扑向电话，火速通知所有亲朋好友：“快听广播，我做主持人了！”
一直到今天我回想那天在话筒前僵硬的表情和颤抖的声音就好笑。尽管如此，从第一次起我已经体会到了做电台主持人的乐趣：那种塑造声音的创作氛围，那种与听众直接交流的微妙情绪。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电台主持。我一时间成了经济电台的常客，后来上了大学放假回家也一定会到电台报到上班。从《青苹果乐园》到《迷你娱乐宫》，到《相依相伴９００》，我主持过学生节目、娱乐节目、服务节目、新闻节目，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如果说今天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算不错的话，我想那一定得益于我当年在电台做节目所培养的语言素质。
后来我又在北京交通台做了近１年的周末特别节目。那段时间的节目量真大。星期天下午６点上节目，先是１个小时的美食时间，然后是１个半小时的谈话节目，再是１个小时的音乐节目，走出直播间往往已是星星满天，而这时的我一定是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难度最大的是１个半小时的谈话节目《人在旅途》，什么失恋的、下岗的、离婚的、负债的都打电话进来诉苦，我就一个个安慰，一个个分析，一个个指点。因为用的是相对成熟的声线，加上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有逻辑、有思想，听众往往猜不透我的年纪。我想如果见到我本人，知道为他们排忧解难、指点迷津的竟是这么一个娃娃脸的学生仔，他们一定会很吃惊，说不好还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看！这就是电台的魅力。如果你懂得运用自己的声音，你就拥有了一切的可能。声音的想象空间如此之大，可塑余地那么广，你尽可以不受拘束地把自己表现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不借助任何其他手段，单单凭借一把嗓子传达自己的思想，为听众打造一个梦想世界，这是一件多么有难度的事情！如此有创意、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当然喜欢啦！
而在电台主持过程中，在与听众的交谈中，我也的确增加了不少人生阅历，收集了很多精彩的生活片段。比如有一次在节目里和大家聊“礼物”这个话题，有位大姐打电话来说她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手上戴的那个小铜圈。她说那是很多年以前，那时她的儿子还小。有一次儿子跟幼儿园去公园玩，回来说没有买冰棒，而是省下买冷饮的钱给妈妈买了个礼物。儿子拿出个小铜圈说：“妈妈，爸爸没钱给你买金戒指，我给你买！”如今大姐有了真正的金戒指，可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得上当年儿子送的小铜圈。
我听了就很感动，后来有一次主持母亲节的一个电视节目，我就给观众讲了这件事，大家听了以后也很感动。可见做电台节目也可以为电视主持做积累呢！
现在我正主持一个在全国联播的音乐节目《非常流行》。节目风格欢快，信息量大，作派时髦，我做得很高兴，也借由这个节目保证自己永远接触最新鲜的东西，不与时代脱节。
如果有时间听我做的电台节目，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何炅呢！
善意的诺言
“说谎就不是好孩子。”
是我小时候受的教育。
我也的确一直认为诚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一个谎话连篇的人绝不可交往。然而渐渐地我又发现，有时我们又不得不说些善意的谎言。
朋友为你设宴，亲自下厨炒了好些菜。面对朋友热情而期待的脸，品尝之后哪怕咸得你舌头抽筋你也只能说：“好吃！好吃！我正好口味重！”
和老师一起去交游。用餐时间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把自己仅剩的一根火腿肠让给老师吃，老师推让，你哪怕饿得前胸贴后背也只能边咽口水边强装笑脸：“老师，我不饿，而且我特别不爱吃火腿肠。”（不爱吃干吗还带？）
有一次乘飞机回北京，因为北京雷阵雨而迫降在郑州，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到晚上１０点的时候，我看还没有起飞的迹象，想到爸爸妈妈一定会在电话机旁待我到了北京报个平安，于是我便打电话回去撒了个谎：“爸妈，我已经到了北京了，正往宿舍赶呢，你们放心，早点睡吧！”后来那趟班机最后到达北京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我庆幸自己事先编造了那个善意的谎言，不然我爸我妈肯定会提心吊胆到半夜。
可是，欺骗终究是不对的吧？
是与非，对与错，面对善意的诺言，我不明白。
幸福
有一天在录电台节目“非常流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类似幸福的感觉。窗外是那种很理想的夜色，有适量的星星和不泛滥的霓虹点缀。录音室里，我和我的搭挡可欣因为一封“恶毒吹捧”的表扬信美得不知姓甚名谁，制作人兼客座DJ秋微因为信中没有提她而“大吃干醋”，编辑舰馨和录音师则煽风点火，笑得前仰后合。空气中荡漾着非常快乐的气氛。
而我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开了小差。我在想，理想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年头，好象没有人说自己是幸福的了。是啊你看，紧张的生活，要命的交通，肮脏的空气，冷漠的人情，真的很难说我们紧张忙碌的都市生活距离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可是，我还是在“同时做4份工作、每天在路上堵车浪费两三个小时、20好几了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忙乱阶段里，在录电台节目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种类以幸福的感觉。
幸福感的突然光临，真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呀。
有时生活真会跟我们开玩笑！古人说的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寻找幸福的过程又何尝不是这样。功成名就，腰缠万贯，儿孙满堂，本是人生快事，可偏偏不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幸福！而也许最家常的一处，最随意的一刻，你丝毫没有准备，幸福的感觉已悄悄漾上心头。
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总是那么开心，总是很幸福的样子。其实很简单，我要求少啊！我很容易满足啊！我很善于体会细微的快乐啊！
比如说，工作再辛苦我也把它当作乐趣。我当老师，经常要早晨6点多到校和学生一起早操，也许前一天晚上我录节目到一两点，睡不到4个小时，我照样得爬起来上班去。可是出得门来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我就为之神清气爽，想想这一天自己比别人平空多出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立刻就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瞅瞅四周没人，赶紧偷偷乐一下，幸福啊！
而在工作之余又有那么多让我心花怒放的开心事。比如说看书。其实“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一直让我不解，书那么隽永的精神财富怎么和黄金如此现实的物件相提并论呢？黄金充其量只能亮亮手指罢了，而好的书可以陶冶情操，磨练心智，充实一个人的内在涵养。博览群书的人正象时下一个广告说的那样：“由内及外的美丽，挡都挡不住！”虽然我不是女生，但一样有爱美之心，“由内及外的美丽”，这么神奇，我自然是手不释卷了！
我同样把影视作品当作幸福的一大要素。看电影、看电视不是打发时间那么简单。屏幕光影变幻之间有人生百味，妙不可言。
就算没有书读，不让看电影、电视，我也不怕！我还有音乐呢！
我爱音乐。因为在电台做音乐节目的缘故，我对乐坛的动向可谓是亦步亦趋。歌坛大事、行业近况、巨星行踪、新人背景，通通了如指掌。节目中可以如数家珍，茶余饭后更是多了不少谈资。至于谁出了新的专辑，我简直比他本人还高兴，一定第一时间找来听，听完必定品头论足一番。而且我自认为眼力极准，我钟爱的作品一定会火爆流行。事实上我的音乐口味也相当宽泛，从古典到流行，从民族到另类，我是照单全收，来者不拒。音乐是文化的沉淀，是情绪的表达，是爱的体现。听音乐的时候，我常常惊喜地发现人苦思冥想得来的思想精华透过音符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面前。更多的时候，我会放下所有刻意的设想，让音乐就那么随意地划过耳旁，不由自主地和音乐里的感情、心绪产生共鸣。这时候，发现自己能听懂另一个人藏在音乐中的心灵秘密，是一种很神秘、很震撼的幸福感觉。
不论你有多忙，不管你有多少烦心事，奉劝你每天一定要留出时间来看书听音乐，愿意奢侈一点的话你还可以去一趟电影院。幸福是自己留给自己的。
有一段时间我判断一个朋友值不值得交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懂不懂得欣赏夜空里难得一见的群星。今天的我虽然不再那么肉麻，可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一个懂得从生活的细微处寻找真乐趣的人才是真给自己机会的人，才是真有希望的人，才是真会过得很幸福、也会让身边朋友幸福的人。
咱爸咱妈
小的时候常常有大人逗趣地问：“小和尚，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我就总是很认真很乖巧地回答：
“两个都喜欢。”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问题真是可笑。爸爸妈妈怎么挑选呢？比如说你有一双眼睛，你能说出更喜欢左眼还是右眼吗？
很多人说我是个孝子。可我想，为儿若不孝，那真是猪狗不如。况且做儿女的再孝顺，又怎么及得上父母无私的给予呢？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深爱着我的父母。
首先我尊敬他们。我爸我妈都是特别善良、特别正直的人。根据我24年的观察（当然头几年的观察记不太清了），他们从没有过一丝半点的坏心眼，就那么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而且爸爸妈妈又都那么有趣加可爱，真是让人“百看不厌，爱不释手”！
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后来才知道老爸其实能歌善武（武术的武），性格活泼，只是当年因为工作、家庭的压力很大所以不太有心情笑罢了。然而那个时候还很严、要求很高，有时急了还会打屁股。记得我小时就挨过老爸一巴掌，好象是因为我急着去学校排练节目不肯吃饭把老爸给惹急了。那巴掌打得还挺重，记得当时又委屈又害怕，觉得眼前的老爸又遥远又巨大。
可我的老爸真能干呀！我小时候所有的衣服都是爸爸做的（听说爸妈结婚的时候用的枕头上的牡丹花和红双喜也是爸爸一针一线绣上去的呢！），更夸张的是我要上学背书包的时候，爸爸从街上买回一块人造革和一些配件，三下五除二就给我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双肩背包，有拉锁，有搭扣，又时髦又结实，我特别喜欢。印象中没有什么是老爸不会修的，收音机、自行车、高压锅、家具，样样玩得转！对了，早年间家里那一对小沙发就是爸爸找来木料、弹簧、皮革，一锤一锤敲出来的。研究哲学的爸爸看上去一介文弱书生，其实敲敲打打，蛮厉害呢！
因为爸爸研究工作都是在家里进行，所以不用去上班的他就主动承担了做饭的重任。煎炒烹炸，样样拿手。当年他还自己发面做包点给我们当早餐。我爸爸可以用很普通的面粉做出最白净、最松软的馒头、糖卷，我在外面从没找到过那么好吃的包点！
有一段时间爸爸在学术上的研究工作进入攻关阶段，他就经常出现游离状态，不管手头上做什么事脑子里总想着他的课题。去打开水出去两个钟头拎着空瓶回来了，兴致勃勃地冲进书房提笔就写。我有一次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他带我回家。路上遇到红灯，我们停下来，我跳下车后座等着。谁知变到绿灯之后老爸蹬着车就跑。我赶紧大叫：“爸！我还没上车呢！”那位老先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目光发直朝前冲去，立刻不见踪影。等我回到家，老爸已在伏案疾书，见我进屋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刚才丢了什么东西。”我哭笑不得：“可不，您把我给丢了。”
这些年来爸爸的研究工作有不小进展，他的活泼性格也越见鲜明。尤其做饭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开个唱，什么流行唱什么，只言片语老爸可以重复数十次，蔚为奇观。
我真想有机会请大家欣赏我爸我妈在家里唱卡拉OK的盛况。只见两人紧握话筒，目光死盯着荧屏，表情严肃，声音洪亮。妈妈嗓音甜美，爸爸气势恢宏，两人合唱珠联璧合，堪称一绝。如果唱得有不足之处，两人还互相埋怨，十分认真。
每每这时候总是妈妈占上风。妈妈就是这样，平时爱发表意见，甚至有些不依不饶，可是遇到重要决定，妈妈就主动退居二线，坚决附和爸爸的主张。我看过爸爸妈妈年轻时的照片，俊男美女，标准的一对壁人儿。妈妈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可是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又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自有她特别的迷人之处。
妈妈对工作特别用心。从最开始的勤杂工、打字员，到后来的科长、处长，妈妈在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份内份外的工作，只要找到她，她都会全力以赴完成，常常忙到深夜。以她初中毕业的学历，在一个科研单位升到处级、政工师，退休后又被再三返聘，妈妈真的是用汗水在为自己铺路。
当年爸妈的工资都不高，爸爸还在外地工作。妈妈用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不到90块的工资，养活全家大小6口人。其中还包括我哥和我两个不懂事的顽童。妈妈在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要照顾好全家老小的温饱。每天晚上我们兄弟俩闹够了睡下之后，妈妈又收拾、洗衣忙到深夜。尽管如此，我们的家永远干干净净，我和我哥也从来都整齐可爱。爸爸回想起那时候总是很感慨，惊讶于妈妈一个女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妈妈很疼我和我哥。我的记忆中妈妈一句重话也没说过我。有一次老师让背给家长听，家长再给签字，妈妈说晚上要政治学习，回来再听我背书。我等啊等啊，那天的政治学习时间特别长，妈妈回来见我还在楼梯那里站着，生气地说：“怎么搞的，这么晚了还不睡？”我委屈地说：“不是你说等你回来背书吗？”妈妈一听马上道歉，完全没有家长惯有的下不了台的架子：“你看你看，妈妈全忘了，对不起对不起，那现在咱们就背吧？”
小时候特别粘妈妈。有一次放学回家突然下起大雨，我和同学一边接雨水一边踢水花，享受这意外的游戏。其实当时玩得挺开心的，突然我远远地看见妈妈打了把伞来接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股委屈和辛酸袭上心头，我扑过去钻到妈妈的怀里大哭起来。那种莫名的情绪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明白。
妈妈是家里的开心果，经常闹些笑话。有时客人来家里吃饭，妈妈总是特别热情地让菜：“你千万别客气，来，把这个碗给吃喽！”妈妈的意思当然是请客人多吃菜，可客人一听让把碗给吃喽就很为难，从哪儿下口呢？而家里经常可以听见妈妈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其中就不乏这样的命令：“东西不要乱扔乱放！你那些要换洗的椅子就放在衣服上好了！”
妈妈勤俭一生，生活中总是在劳碌而不懂享受。当年生活困难，妈妈捱住了；现在条件好了，妈妈依然把艰苦朴素的好作风保留下来。她从没穿过一件昂贵的衣服，上商场总往处理布料的柜台跑。给她买点高档面料的衣服，她说穿不惯，挂在衣橱里光看不穿！家里的洗衣机严重超过“服役期”，妈妈坚持还能用不准换，好家伙，那宝贝疙瘩洗起衣服来家里跟地震似的！家里的电器除了洗衣机的各项功能妈妈“门儿清”之外，其余一概只会关不会开。妈妈不奢求也不习惯太复杂的生活。
妈妈似乎与这个越来越浮华的社会有点脱节。有一次谈论到一个同学以前的男朋友是作家，妈妈就问现在她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我说现在这位可厉害了，“开奔驰”呢！
妈妈很了解地点了点头：“喔，是个司机。”
妈妈单纯得不知道“开奔驰”寓指人家是富翁，还以为开车的就一定是司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妈妈的单纯就象金子一样闪着光。
有一次爸爸打电话到北外告诉我说妈妈每天中午都炒股。我一听就很意外，妈妈那样的人会去炒股，而且每天中午都炒？不能吧！后来放假回家才知道：妈妈所在的单位发行股票之后她就对股市行情十分关心，每天中午图文信息台播股市行情的时候她就盯着看，边看还边大呼小叫：“又涨了两毛一！又跌了一毛五！”老爸管我妈这叫“吵股”。我观察了一下，果然，妈妈每天中午都吵股！吵得还挺“凶”。
这么可爱的爸爸妈妈哪里去找？更何况他们那么爱我。
我12岁离开家上住读中学，因为不经常在父母身边他们就格外疼我。每个周末我回到家就一定有特别多好吃的饭菜水果在等着我。后来懂事了才知道那时家里并不富裕，爸爸妈妈是省吃俭用一星期来丰盛周末儿子的饭桌呀！
中学时候有一次上学发现忘记带书桌钥匙，课本拿不出来。爸爸就从河对岸的家里骑车给我送钥匙。那天下着很奇怪很奇怪的大雪，路面滑极了。爸爸特别神奇地仅仅用了20分钟就骑完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赶到学校。握着那把带着爸爸体温的钥匙，看着爸爸的身影消失在漫漫大雪之中，我几乎忘了还在课堂上，噙着泪水大声喊道：“慢点骑，爸爸！”
去年冬天，有一次我把一件穿过的演出服忘在了家里。后来回去一看，妈妈帮我洗了挂在那里晾干。可是那件衣服只能干洗不能水洗，所以变形得厉害。我很心疼，妈妈象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小声地说：“看脏了就想帮你洗洗。怕它变形特意用手洗的，谁知道还是……”我拿着那件衣服，想到这么冷的天儿妈妈一下一下帮我小心翼翼地洗衣，看着妈妈冻得开了很多裂缝的手，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妈妈还以为我是心疼那件衣服，安慰我说：“回头干了好好熨一熨，可能还能穿。”那件演出服虽然已经不能再穿，我还是把它高高挂起，看到它我就想起妈妈的爱。
其实我欠爸爸妈妈太多太多。长年在外，不能长伴父母左右，我知道，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爸爸妈妈是寂寞的。而且因为我做电视节目的缘故，他们也很难享受到他们想要的清静和平和。深更半夜打电话要签名照的，登门拜访的少男少女，爸妈都耐心接待，笑脸相迎。如今两位也算练出来了，我们一起上街，别人指指点点，两位老同志如今也面不改色心不跳了。
我惟有加倍努力用更好的成绩回报他们。拍节目赚了点钱都给爸妈，平时多打电话报平安，就算病了也瞒着他们。有一次在北京打的出了车祸，人虽然没伤到可那辆出租车全撞坏了，前挡风玻璃碎了一身。我吓得够戗，可又不想打电话让爸爸妈妈知道，免得他们担心。奇怪的是刚巧妈妈就打电话来，只是问一句：“一切都好吗？”
爸妈在信里、电话里从来不说想念。永远鼓励我，指正我，但从不干涉我。谈到他们自己时也总是说一切都完美，不要挂念，不要有后顾之忧。
直到前一段有一天妈妈打电话来，很寂寞很苍老的声音说：“儿，我最近很想你，老梦见你。”我听着心里很酸，我想立刻回到爸妈的身边。
爸爸妈妈在最好的人生阶段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爸爸妈妈总会有老的那一天，我盼望着自己羽翼早些丰满，庇护操劳了一辈子的爸妈。
我总觉得，不管你有多聪明，多听父母劝的人最聪明。有谁比父母更爱你，更为你着想呢？
就算因为顺从父母的缘故受了一点损失也是值得的，起码你呵护了父母的心。况且，又有什么比咱爸咱妈更宝贵的呢？
我爱我师
每个做学生的人对自己的老师都有一份很复杂的感情：明明知道老师是为自己好，可还是特别地怕老师。
现在我也当上了老师，才更加体会到做老师的不容易，回过头来才更能理解老师们当年的苦心。
我永远也忘不了象妈妈一样的启蒙老师杨修文。从北京来长沙的她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为我今天流利的表达打下了基础。她那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善解人意地教导，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我尿湿裤子，羞红了脸站在水池边看她帮我洗，杨老师若无其事地跟我说：“你知道吗？肥皂里面还有动物脂肪呢！”
也许有的老师很严厉，甚至有的老师不尽人情，可是请相信在他们的心底都是一样爱学生的！也许因为一届届学生迎来送往，周而复始，有些老师可能不再用炽热的笑容去面待每一个学生。可是老师肯花时间心思去教育学生，这就证明了老师的爱！你肯耗费自己的生命去照亮一个你不爱的人的明天吗？
学生最不能接受的还有老师偏爱一些学生，而对另一些比较冷淡。可是做学生的又何尝不是喜欢哪位老师，而对另几位调侃议论呢？老师也是平常人，也有感情，五花八门的个性、爱好对于老师来说总会有特别入眼的。要求老师百分之百地对学生一视同仁未免苛刻了一点。更何况，有时候老师表现出的厚此薄彼，其实也是激励后进超先进的一种策略。你那么重视老师的偏爱吗？那好，快快努力加油，成为老师的“偏爱”吧！
当然那种因学生家长的权势财力而“偏爱”学生的个别老师另当别论。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大悖于师德，根本不配当老师。
我很幸运地遇上了很多的好老师：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徐艳老师，附中的聂金钰老师、陈正一老师、教我演讲的李梦平老师，北外的蒋传瑛老师……
很遗憾我没有篇幅把我深深的感谢传递给教过我的每一位师长，可我知道，今天何炅的点点滴滴，都是老师给的，今天何炅的成功荣誉，都是老师心血的结晶。
加入到老师的队伍中，共同从事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我感到很光荣！
我也请读到这篇文字的你，换个角度想想你的可敬可爱的老师。不管今天是不是“9月10日”老师节，都请你对你的老师说一声：
老师，我爱你。
华华姐姐
华华姐姐叫何劼，“华华”是她的乳名。
我爸爸有个哥哥，他们哥俩感情特别好，不分彼此，堪称好兄弟的模范。我很喜欢我的伯伯，华华正是他的大女儿。
我刚刚出生的时候，华华姐姐从老家临湘来长沙读书。那时候伯母还在老家，伯伯住的是集体宿舍，华华姐姐就到我们家来住。
华华姐姐非常要强。来长沙读书她感到不小的压力，所以她特别特别用功。我爸我妈那个时候也没日没夜地忙工作，华华姐姐就充当我的“小妈妈”带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了不起，读书那么勤奋，成绩那么好，还得花心思照顾小小的我。更何况，姐姐带我并不是简单的“饿了喂食，急了打屁股”的带法，她是真心爱我的，而且用她自己的温暖和善良影响了我一生。
爸爸妈妈说我现在的性格很多就来自我的华华姐姐。
她很能吃苦。不管生活条件多么艰难，不管加在年少的她身上的担子有多重，10来岁的小姐姐总是心平气和、手脚麻利地忙这个忙那个，而嘴角始终带着一丝温和的浅笑。后来的我便也学会了坚持和忍耐。姐姐为人善良，对谁都很关心。在任何事情上她总是最后考虑她自己，有什么好吃的让给我，有什么好玩的总是尽着我玩。在她的世界里，别人快乐就是她自己最大的快乐，所以我长大也学着她的样子去爱别人，才会得到周围朋友不解地问：“炅，你怎么对谁都那么好呢？”
姐姐一直带我到我上小学。在这之前，她已经为我做足了入学前的准备。她自己做功课的时候，总是把我放在她身边，我就不吵不闹地看她写字算题，她坐多久我就坐多久，于是对书本和笔、文字和数字我从小就感到很亲切，后来才会那么爱读书、爱写字。
姐姐还经常教小小的我唱歌、背诗。教一个话还说不清的孩子背诗可想而知是一项多么难的工程，华华姐姐就一遍一遍地教，直到我形成条件反射。不管我在干什么，吃饭还是喝水，走路还是玩耍，只要华华姐姐喊出诗词的前两个字，我就会“叭叭叭叭”地一连串背下去，当然背的是什么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两岁那年上台表演毛主席诗词就是华华姐姐的杰作，我在台上“咿咿呀呀”地背，姐姐在台下笑得比谁都开心。
每个人的性格、品质都受到他小时候身边人的影响。也许当年年少的华华姐姐并没有刻意地给我灌输好的品德，可她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折射到我的心上。这么多年了，她美德的馨香还时时从我的身上淡淡地散开。
不管我今后取得多么大的成绩，我想都有华华姐姐的一半。
都市童话
纯真的友谊，在今天熙熙攘攘的都市里，就象一个童话。
一个人想念一个地方，往往不是因为那里的风光物产，而是因为那里的一群人，一伙朋友。
有人说，现在，让我们想念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越来越难找到真正的知心朋友。
人的感情大致有3种：亲情、友情和爱情。我常常这样想：这三者里面，怕是友情最难得吧？你看，亲情浑然天成，顺理成章；爱情往往基于一种冲动和想象，更是变数最大的一种情绪；惟独友情，要温和，要持久，要纯洁，要彻底，难！
所以人们经常说这样的话：“我做这件事，不在乎有什么利益，只希望多交你这个朋友！”
而人们在猜疑或受伤的情形下又一句话往往脱口而出：“真不够意思，还朋友呢！”
你看友情有多脆弱，一句话就把它否定得无影无踪。
现代人敏感多变，思绪万千，要找一个情投意合又能保持一定距离的挚友当然不容易。而我，要交个知已就更是难上加难。
我的生活圈子总是很不固定。在学校的时候就在电台电视台干活，参加工作当了老师又不时得回老家主持节目，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不属于他们的圈子，我就像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游离在这里那里之间。
所幸也有童话故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些年来，倒也攒下了不少朋友，我爱的人。
父母是朋友。他们从不干涉我，而浓浓的关心又从不打折。
老师是朋友，教书之外还育人，多少次为我的发展去向出谋划策。
搭档是朋友。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是朋友。言语之间建立的默契，同甘共苦之后磨合的信任，好看好听的节目总伴随一份友情的成长。
还有老同学丹妮。这个小妮子的拼劲和耐劳精神一直让我感动。忙起来大家连电话都不通一个，可再次碰头总发现彼此依然心意相通，岂不妙哉。
歌手戴军，在北京的哥们。他象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坚持着自己抒情唯美的唱腔和诚恳忠厚的做人态度，好象有点落伍，可又相当宝贵。
师妹胡南和师弟唯嘉，我们在一起度过最多无忧的年轻日子。大家总是以“保持本色”互勉，而每个学期一次的聚首，大家发现日臻成熟的外表里面那颗跳动的心依然青春鲜活，松一口气，再去疯一疯！
还有……
奇怪，说是朋友难找，可细数起来还有很多密友值得大书特书：我亲爱的昊哥，妹妹，大学的同学们，小弟夏嵩，多愁善感的制作人秋微，高中死党卢立民、邓琼，青梅竹马的张颖，老实人汤浩，总有些戏剧化的王硕，同事蔡嵘、文铮……
我不是怕漏掉谁而写这一长串对你也许很陌生的名字，事实上我知道哪怕写整篇纸也一定会漏掉很重要的朋友（光大学同窗就有16位！），可是提到友情，这些生动可爱的脸就争先恐后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正是他们丰富了我的情感世界，又用他们的言谈举止影响和充实我的人格气质。朋友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一直到今天，24岁的我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不急。可是如果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想我一定会很伤心。
如果你身边有知心朋友，你定是幸运的。听我说，请你小心照顾你的朋友，温柔呵护这份友情，千万别打碎这难得的都市童话！
我姐刘纯燕
我管我的搭挡刘纯燕叫“姐”。
这个称谓不仅表达了一种尊敬，更体现了一种情感上的亲昵和依赖。我姐大我几岁，可是在工作上我们配合默契，私底下我们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接触时间长了，我的一些朋友时不时地会发觉：“咦？你刚才说话的样子好象刘纯燕呀！”我也承认受我姐的影响颇深。
第一次见到刘纯燕是在1995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为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栏目写了一个小品《女性热线》，中间有5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打热线电话的情节。我请导演去找5个不同音色的配音演员来表演，他却只找来了一个刘纯燕，说有了她一切就齐活儿了。
于是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刘纯燕在话筒前一会儿是奶声奶气的5岁女童，一会儿是苍老无力的老太太，一会儿是粗声粗气的女工人，一会儿又是嗲嗲的大款老婆，神情俱备，惟妙惟肖！
天下竟有这样的好声音！
那一次的合作相当愉快。我立刻就视刘纯燕为“偶像”。后来刘纯燕找我去做搭档，一起主持中央台《聪明屋》节目，关系熟络，刘纯燕就成了“我姐”。很多人私底下问我：“刘纯燕多大了？她在生活中也跟小孩似的吗？”其实我姐孩子气虽然重，性格里也有些稚气未脱的影子，可是自有她稳重成熟的一面。简单地说，她担任那么多部精彩动画片的译制导演，手下那么多精兵猛将，节目质量只能精益求精，不能草率马虎，如果她整天跟个孩子似的，搞得定吗？事实上，她在工作中还颇有大将风度，调兵遣将、指挥若定，我们甚至还有点儿怕她呢！
我姐个性很强烈。她很真，从不掩饰，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的绝不奉承。她不喜欢墨守成规，穿衣戴帽自成一派，所有的人都惊讶于她特别的装束，觉得新奇可爱，都搞不清楚她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奇怪服装，可又都明白这些衣服只有穿在刘纯燕身上才会好看。
我姐懂得享受生活。她会把日子安排得特别充实。她和王宁大哥的家装点得温馨极了，同事们都爱上他们家做客。她喜欢逛街，品味特别，经常把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搭配得让人拍案叫绝。喜欢蹦的，的厅里如果有我们的出现又会热闹几分。
我姐智商特高，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模仿别人总是传神刻骨，学车也学得快。后来开车开得又稳又好，只是因为个头儿比较小，路上的交警总是要特别张望一下，以为无人驾驶呢。
我姐热爱她的工作。她原来是在中央台国际部担任译制片配音工作，为秀兰*邓波儿配音还得过全国大奖，后来转到青少部当主持人。她真心地爱孩子，真心地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乐趣。我特别不愿意听有些人议论：“刘纯燕主持节目做作，老大不小了装什么嫩呀！”每当这时我就会和他们理论一番。我觉得一个人能突破年龄的限制，保持节目所需要的状态，是一种敬业的表现，难道我姐应该在少儿节目中表现出成熟女性的妩媚才对吗？可刘纯燕自己从来不在乎这些议论，她总是说：“我们的节目是做给孩子看的，孩子喜欢就行了。”别看我姐个头儿小小的，可她特别能吃苦。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民族园拍外景，我姐感冒发高烧，当时天又下雨，我们都说取消拍摄计划算了，可我姐说她没关系，可以坚持。于是我们就站在雨里拍。我姐就强打精神硬撑着。后来她到傣家竹楼里去换傣族服装，半天也没出来，我们进去一看，她居然累得在一张小竹椅上睡着了。
我姐平时嘻嘻哈哈，可到了关键时刻特别有主意。我每当要做什么大决定，比如毕业分配什么的，除了征求爸妈的意见，也总要向她讨教一番，而她也总能统观全局，给我一些特别有建设性的指点。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刚刚知道关于我姐的一个好消息。我想在合适的时候大家也都会知道。在这里祝我姐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军营师生情
这篇文章1997年10月写于北京大兴高校军训基地，是我成为大学教师之后第一篇感受，也许你会清楚地看到我从学生向老师转变的努力，那份初出茅庐的激情直到今天依然让我感动，而绿色军营中的浓浓师生情更是千金不换的珍宝。
军营师生情
还有两天就要离开军训基地了。摸摸穿了一个来月、即将脱下的这身军装，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情绪。说心里话，这一段军训的生活的确是苦是累，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熬不下去了的感觉，但真说要脱下军装，告别这段火热、青春、积极、向上的军旅生活，又是十分的难舍。
而现在的我和一个月前的我又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我们说学生们在军训中“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我们这些带队老师又何尝不在这绿色的军营中受到洗礼，得到了锻炼呢？在带他们过程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教育自己、挑战自己，这也许是临行前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5年前，作为一名北外新生，我也曾在大兴基地度过了难忘的20天。原来我对重来大兴有着相当的把握，毕竟我熟悉这里的环境和生活。然而真正再次置身基地，以128名新生军训连指导员的身份去体会军营生活，我才知道，这和我原来的设想有多么大的不同。我原以为“指导员”嘛，无非是训练时旁边盯盯，平时查个铺，维持好秩序就行了，具体工作起来头绪之多、压力之大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我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潜能。虽然说从初一开始寄宿学校，对看书的独立生活能力有信心；但却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顾百多名刚刚离家的孩子，在生活、训练、思想、比赛、交际等众多枝节中应付得来。刚开始的时候，很有些不知所措。当学生床板有钉子突出来要找我换床板，当学生头痛脑热、病歪歪、可怜兮兮，当学生怕苦、想家闹了小脾气，当学生对班长的训练方法有意见，当学生与其他连的战友发生了小纠纷，当学生准备节目上联欢会找你指导排练，甚至当学生掉了扣子、撕破了衣服也找你缝补，我真有些应接不暇。我曾经手忙脚乱到特别想对学生说“怎么这种事也找我”推托了事，可又一想，在这里，学生们能请求帮助的可不首先就是我这些带队老师吗？于是我和我的搭挡二连副连长文铮老师尽量调动自己的每一根神经，打醒十二分的精神去应付每一次突发事情，辨别轻重缓急，各个击破。渐渐地，我们也变得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基本上能将问题有效地解决。摸清楚规律以后，心理上有了准备，有不少工作变得积极主动，“善后”变为“预防”，工作做在前头，人也轻松了不少。比如，训练比较辛苦的时候往往是同学与班长容易闹小别扭的时候，日程安排轻松的时候又常常是学生容易散漫开小差的时候。一些生活琐事也尽量为学生想得细致、周到，连篮球队打了胜仗回来会发现床头多了几个苹果、一个罐头；学生练战术动作要卧倒匍匐我事先把场地上的石子、杂物清理干净；回北京办事我不会忘记给低血糖的学生带回一袋糖果；而连里练军歌的空隙给当天过生日的学生开个小庆祝会让大家心里都感到家的温暖；天气变化以前我挨屋通知多穿衣服，唱歌训练以后又个个提醒多喝开水。凡事想得细一点，早一些，繁琐的工作也变得有条不紊了。有一次，一个学生对我们说，老师扣子没系您给系，连头发上沾了草都给摘，老师就象我妈妈。虽然我“严肃”地回答：“这叫什么话！”并被弄了个大红脸，很不好意思，但也算是学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吧。
说到底，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工作相对来说还是好做的，学生的思想工作则需要老师投入更多的心血与心思。军训是个很复杂的思维氛围。一方面，严格的纪律、紧凑的训练安排、高标准的作风要求使得学生的思想必须达到整齐单纯的境界。另一方面，训练期间理论知识的相对较少摄入又给了学生极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加上时间如此短，任务那么多，要求这般高，多为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的学生们实在面临不少的难题。而经历的不同、处境的不同、去向的不同、学历的不同又给学员与承训教员之间增加了或多或少的距离，学训连队之间、不同承训部队之间、不同系别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又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交错纠结，在这样的环境中做思想工作，要达到各方面的协调，的确不容易。
在这样的难题面前，我和文铮都是互相商量，积极处理，基本上摸清了学生的思路性格，也较及时地处理了一些问题。有一次女生连的带队班长过于严厉，我连有个学生见到后嘟哝了一句“变态”，却被那位班长听到当场叫出来，并要求给予严肃处理。学生是又后悔又害怕，班长是又气愤又委屈，加上女生连教官与我连不属一个部队，关系还挺复杂。严厉处理学生的话，学生也是有感而发，更无心伤害，给她个“处分”实在于心不忍；不严厉处理班长那边又无法交待，于是我便带上学生亲自去找连连长及班长。首先我诚恳地向班长连长表达歉意，以连指导员及教师的身份承认自己教导上的疏忽，并表示将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还将根据其今后的表现给予处理。再由学生向班长道歉，此后一直遵守纪律，教育学生也做到了，问题得到了较妥当的解决。
还有一次学生因为其他连同学错拿了洗涤灵而引起小摩擦。后来该连指导员带学生来找我说，洗涤灵本来就是他们的，而我连的学生后来又去让他们以后别乱动别人的东西很让他们委屈，要求我给个解释。这瓶洗涤灵究竟是谁的我无法做出判断，但我和文铮找来当事学生耐心讲道理，告诉他们：首先没有当场见到别人拿你的东西你就没有权力说别人手脚不干净，以后做事必须“有理”；第二就算是别人拿错了，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你吃点亏，让点步，只能证明你是个胸襟宽广的君子，这正是处理问题的“有节”。然后我让学生自己去处理善后事宜。后来我的学生主动让出了洗涤灵，一次不必要的冲突被化解了，而我们也在全连称赞了学生的大度。学生自己也很高兴，并表示以后做事会三思，不会再把有理的事做错，要做个大度君子。
其实我们的学生是很可爱的。他们也许有娇纵的习惯，有懒散的毛病，有傲气的过失，但他们是善良的、热情的、聪明的、机智的，同时也是坚强的、正义的。
看到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打扫内务，叠好被子，看到他们训练受伤流血还安慰我说不疼、没事，看到他们越来越有礼貌，办事越来越成熟，看到他们渐渐地把我当作知心朋友，看到桌上突然多出的一个大苹果和“老师辛苦了”的纸条，看到他们在阅兵式、分别式上英姿飒爽的帅模样，怎不让我又高兴又骄傲，怎不让我从心里更加爱他们呢？
爱，是教好学生的关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学生将不再让老师头疼，而会是老师心血的报答，会成为老师的骄傲。
窗外歌声嘹亮。阳光下，远处有少年扣篮运球，近处有三两学子掩卷沉吟，绝好的一幅青春画。
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身为人师，不也正是在播种着希望吗？
我那个“炅”字
我爸爸是个文化人，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决意要给我起一个又响亮又别致、有文化味儿又不会和别人重的好名儿，如果能和老大的名字成一个系列就更好（我哥名叫何昊）。也亏我爸他老先生愣从字典里找到一个“炅”字，从此，这个简单、生僻、没几个人认得的上下结构的字就成了我的代名词。
小时候特别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上课的时候不用担心老师突然提问，哪个老师会挑这么难念的名字提问呢？有一回我们有一个新的老师，上课之前先点一圈名。点到我的时候老师犹豫了一下，朗声唤到：“何灵！”立刻全班哗然，老师意识到叫错了，红了脸。我还没来得及提醒，老师自己恍然大悟，清清嗓子，又高声点到：“向灵！”这回倒好，一个字也没对，整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名字还让我大大地露了一次脸。有一次，一个新朋友自我介绍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叫李晓JIONG，你万万也猜不到我是哪个JIONG字！”我立即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火。”然后帅得一塌糊涂地大笑而去，留下李晓炅难以置信、目瞪口呆、五体投地，用敬仰的眼神追随我半天。后来知道我叫何炅，李晓炅立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因为我的这个名字不好认，所以也经常闹笑话。有一次，一个热心观众打电话到《快乐大本营》办公室问事处一个他困惑已久的问题：“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每期都看。两位主持人也主持得蛮好。可是男主持形像挺健康的，干吗叫‘喝酒’呢？”更让我头疼的是，有时出去吃饭，隔壁桌的客人一碰杯一吆喝：“来！喝酒！”我就不由自主地回头：“谁叫我？”
因为有诸多不便，加上有一回一位导演对我说：“孩子，你这名儿太难认了，老百姓都叫不上来，你要改个名儿，早火啦！”更有一个歌手帮我分析说何炅拆开来就是“何日火”，哪天才能火，多不吉利呀，趁早改了吧。于是我便轰轰烈烈地开始改名字。
那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名字问题。看武侠小说时我想管自己叫“何一刀”，一征求意见大伙儿都说象屠夫的名字：后来电视里开始重播上海滩，感动得我一时间想改叫“何文强”（当时这么恶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真令现在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位损友听说我想改名，跑来献计：“好名字不是现成的吗？不用费劲啦，你不是姓何吗？就叫‘何必’吧！”什么，何必？这又何必呐！
说来也怪，无论我把什么字放在何字旁边，都不如“炅”来得顺眼。毕竟是用了20多年的名字，感情不一般呐。而且又一想，名字是父母给的，自然饱含着他们的期望，“炅”字代表火热兴旺，是多么好的处世态度和生活状态呀。再者说，我做节目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愿意通过自己的工作给观众带来快乐，并不是非得“火”不可。何日火，听着挺有盼头的，得，不改啦！
有一天做了一个梦，醒来吓得够戗。梦见当年我爸给我起名字的时候，为了和我哥“何昊”成系列，在日字下加一个偏旁，最后给我起名叫做：“何—旦！”
好险呐！
那个害羞的男孩
那天上电台做专访，有个热心听众打电话进来问：“何炅，我觉得你主持节目的时候很放松，请问你有没有感到过紧张呢？”当时我笑答：“没有啊，因为我脸皮厚呀！”
其实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幕：一个害羞的男孩攥着一份皱巴巴的演讲稿在门外徘徊不敢进场，听到里面报到自己的名字，他一扭头跑进了洗手间！
那个害羞的男孩，是我。
虽然从小学开始我就频繁地在一些表演、活动中露面，可是因为个矮小、样子平凡等原因我对自己一直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当进入中学以后我便开始尝试一种低调简单的求学生活。那个时候有时间我便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落日。旧式教室的木窗台又宽又舒服，学校依山傍水，看着太阳划过岳麓山，染红一片天，落入湘江去，心里便漾起些许的惆怅。可是有一天学校管演讲比赛培训的李梦平老师找到我问：“来参加演讲比赛吧？”我问：“为什么选我？”老师说：“你的普通话还不错呀！”我说：“可是……”
可是没有可是。一个多月后，我便攥着一份演讲稿站在演讲赛场外，虽然稿子已经烂熟于心，可我一看见场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心里便直打鼓，两腿发软，想进场一抬脚居然走成个“一顺边”。好不容易上台开了口，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便纳闷：“咦？这是我自己在说吗？声音怎么不象呢？”是不象，那小细声儿，还打着哆嗦出来的，跟蚊子哼哼没什么两样。
渐渐地我越说越激动，也开始有手势了！一抬手一挥拳，我突然意识到出问题了！这分明是结束段，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一琢磨坏了，我居然紧张得扔了好几段，刚开头就直奔结尾！
我只好用了一个转折句：“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好好看看这个问题。”才把扔下的那几段捡了回来。
那次的成绩可想而知，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下台时两颊火辣辣的感觉！
李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李老师还说：“我看不错，那扔下的几段找回来就很机智，而且还不着痕迹！”我心里不禁暗笑，老师真会照顾我的积极性，人家观众都说我的演讲象是上下集连载，还不着痕迹呢！
但也算是从此开始了演讲生涯。第二次演讲的时候感觉就好多了。我上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儿把我的演讲辞背了出来。可我注意到李老师一直皱着眉看着我，讲完下台我跑去问李老师：“怎么样？”李老师关切地问：“疼吗，孩子？”“疼？哪儿疼？”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老师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说：“手指呀！你在台上一直僵硬地抠你自己的手指，不疼吗？”
我低头一看，可不！都抠破了！
后来我发现手是最容易暴露紧张情绪的部位。不是没地方搁，就是乱抠乱抓；不是神经质地颤抖，就是青筋暴起。终于我找到一个克服害羞心理的好办法：把演讲稿或一张别的什么纸卷成卷儿握在手里上台，演讲过程中挥一挥呀、换个手呀什么的就自然多了。大家都说我拿着卷纸很有书卷气，很有派头，谁知道我那是为了不紧张不得不想出来的招儿呀！
我自己还总结出了一些克服害羞紧张心理的办法。比如为了避免受别人眼光的干扰，我上台后就不直视观众的眼睛，而是盯住人家的眉心。这样既可以给观众一种对视交流的错觉，又不会因为别人眼光里的赞许或不屑而影响自己的情绪！（独家秘方大公开，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就这样我参加了无数次的演讲比赛，慢慢地开始大方起来，慢慢地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甚至会有不少现场发挥的灵感火花。到今天，不管出席什么样的场合，面对怎样的观众或是多少的镜头，我都可以轻装上阵，自信大方，再不会有当年尴尬紧张的惨状！
可是不知为什么，现在回想起那个手足无措的害羞的男孩，还是觉得很可爱呢！
面试记
在我中学毕业升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以前，经历了一次难忘的面试。
因为保送生不参加高考，要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只有面试这一次机会，所以候选人个个心惊肉跳，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而我因为并没有把保送看做最后机会，甚至暗自期望到高考场上去试试身手，所以心态还算平静，在考场外忙着给众备考生说段子、开玩笑，缓解紧张气氛，鼓励大家好好表现，充分发挥。叫到我的时候，我走进当作考场的那间办公室。只见两位陌生的老师坐在那儿特别和蔼可亲地冲我微笑。
“老师好！”我马上笑眯眯地打招呼。（嘻，嘴甜是咱的强项。）
“坐吧，何——”
“炅！JIONG炅，不太好读，对不起。”我忙自我解围。
“是不太好认。刚刚你们黄老师介绍了一些你的情况，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开始考试吧。”
“没问题！”我一边点头一边心中感叹：北京来的老师说话真好听呀！
考试开始我才知道这个面试有多复杂。不过也是，单单凭一次面试就决定收不收一个学生，可不得好好考考？先是问答，问题有关于知识面的，也有考验思想品质的，诸如若学校条件较艰苦你如何面对等：然后朗读一则新闻，朗读一篇散文，并回答文中问题。
这几项都顺利过关后正准备歇口气，没想到接着就来玄的了！只听考官微笑着说：“好，下面请你唱首拿手的歌。”
“唱歌？我们考的不是外语学校吗？”我以为我听错了。
“是啊，可是学外语需要很好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我们认为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是不可能学好语言的。”
原来如此。我吃惊不小，首先想到的就是坏了坏了，门外备考的我那几个兄弟平时都是打死也不开口唱一句的主儿，这一考还不得考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