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炅炅有神—我是这样长大的》
目录：
自序
第一章：成长小史
童年
那就是我
红木箱与小墨盒
花季
最美的误会
象牙塔蜕变实录
两难
何老师的世界
第二章：荧屏之路
初上中央台
我没卖鞋垫
夹在书里的第一次
家里都是毛毛虫
挺住！快拍完了
清牵大本营
洗礼
第三章：心情故事
画家梦
反追行动
“自卑”万岁
为自己善良些
电台情结
善意的谎言
幸福
第四章：情深义重
咱爸咱妈
我爱我师
华华姐姐
都市童话
我姐刘纯燕
军营师生情
第五章：趣闻轶事
我那个“炅”字
那个害羞的男孩
面试记
演出服
情书
化装的男生
我值一千块
第六章：请多指教
日记：吃粽子
日记：不偷东西的“贼”
童话：小布猴历险记
作文：从书上得到人生的航标
读书心得：成功的语言描写
演讲稿：中国的申请
论文：百家争鸣文化盛事
剧本：渗透（这就是传说中的幸福鞋垫）
后记
<童年>
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童年应该是最无忧无虑、最有滋有味的。很多人说起自己的童年都口若悬河，兴奋不已。可是很遗憾，我是一个健忘的人，关于童年的记忆不是依稀模糊，就是支离破碎，甚至可能会和别人的童年故事情节混到一起去。尽管如此，每个人的人生旅途都从天真烂漫的童年起步，回首往事，童年这一段起点的故事也许不能不说。
然而，记忆中我的童年似乎不如别的孩子来得色彩斑斓。我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考虑很多的事情，有很重的心事。我好象从没象别的孩子那样有过特别淘气、特别反叛的阶段，我有一个平淡无奇、四平八稳的童年。
我出生的时候就很瘦小（听妈妈说的），脑袋光溜溜的没有一根头发（当然也是听妈妈说的）。于是妈妈的同事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小和尚”，我哥便也有了一个小名——“大和尚”，都怪我连累了他。
我出生以后妈妈奶水不多，她好心的同事曾姨就一起喂她刚刚出生的女儿和我。后来我和她的女儿张颖小学同班6年，标准的青梅竹马，而我也直到今天还管曾姨叫“曾姨姆妈”。
我家住的是妈妈单位——湖南化工研究院的房子，我便在化工院的大院里长大，后来上的也是院里自己办的幼儿园。关于幼儿园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幼儿园的锅巴。园里厨房用一个大锅煮饭，每次都会有一些锅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全园的孩子都认为那些锅巴就是人间极品，天字第一号的美食。一到开饭时间大家就疯狂抢锅巴，拼命讨好掌勺的大师傅。而我因为个头瘦小惹人怜爱，加上一双大眼睛呼扇呼扇地欲说还休，大师傅总是格外照顾我，每次不用抢都能分一大块金灿灿、香喷喷的锅巴，让其他小朋友垂涎三尺。
我们家的家教很严。爸妈都是特别善良、特别本分的人，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不规矩的地方。比如说，夏天哪怕再热，爸妈也不许我们哥俩象别的孩子一样光着膀子在外面跑，说不文雅。而事实上，虽然那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们哥俩并没有什么光鲜衣服，可每天我们都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自有一种朴素大方的可爱。
小时候我在一大堆的孩子中显得很另类。别的孩子都哭着喊着要出去玩，我却不喜欢出门。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呆在房间里看书，我迷恋一切有字的东西，如果我碰巧能读懂就更加爱不释手了。当时家里给我们哥俩订了一份《儿童时代》，每个月这份杂志出刊的日子简直就是我的节日，我会象捧着命根子一样捧着它，轻轻抚摸着封面，深深地嗅那股油墨香。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没完没了地读它，直到认得每个字，直到能背出每篇文章，直到下一期刊物又出版。我觉得当年《儿童时代》真应该评我作“忠实读者”。
不看书的时候我就写字。上小学前爸爸就教会了我汉语拼音，尽管我当时不会写太多的字，可仍然坚持写日记。没有人会去要求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写日记，小小的的我还是每天认认真真趴在桌前，乐此不疲地写我的拼音日记。比如有一天跟爸爸妈妈去公园看元宵灯会，有个大象灯会喷水，水里还掺了点花露水，很香。我激动万分，回家后深有感触地写道：
“今天去公园，大象PEN香水！”
那时候在桌前一坐能坐好几个小时。这也许遗传自搞哲学研究的爸爸。可妈妈不能容忍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如此安静，为了我的健康，妈妈常常把我赶出门去：“别一天到晚闷在家里，出去活动活动！”再看往外走的我，脸色和正玩在兴头被叫回家的孩子一样难看！
因为我不爱出门，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大院里就会出现颇具喜剧效果的一幕：别人家不是爸爸就是妈妈满院子找自家的孩子回家：“三伢子，回来吃饭！”而我们家阵容可就特别了，只见5岁小何我满院子呼唤我那爱玩儿的老兄：“昊昊，回来吃饭喽！”个头瘦小的我老气横秋地夹在一群人高马大的成年人中间，倒也蔚为奇观。
别看我老实巴交不出门，奇怪的是，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很爱抛头露面的孩子。我爸经常骄傲地回忆我刚两岁的时候就在全单位的集会上给全体员工背诵毛主席诗词：“久有凌云志，今上井冈山……”真是神奇，我现在都不一定能背好。想到那时候我连囫囵话都说不出几句，被大人抱上台就旁若无人又口齿极其不清地开背，我真觉得今天当主持人是当年埋下了伏笔的。而且“小和尚”我还经常为众人载歌载舞做免费秀，当年在我们院子里也算是红极一时呢！
童年的时候我很不会玩，这是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耿耿于怀的一个遗憾。我不擅长任何一种流行的游戏，拍“洋菩萨”（一种小画片）嫌脏，滚铁环太单调，唯一觉得跳皮筋还有点艺术创作性，还怕被其他男孩子耻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还真没怎么玩，可惜可惜。
那时候我们家里都不富裕，孩子们都没有什么玩具，不象现在的小宝贝那么幸福。几天前我在商场里看一个孩子试他新买的电子手枪看得入了神，那小手枪又出声又喷火，真是令我叹为观止，羡慕不已。想我们小时候玩枪战游戏，光是用手比划着喊：“啪，啪，啪啪啪！”玩一下午就知道嘴累。可那时候我的小伙伴真是快乐，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从集体的游戏中找到彼此平等、相互协作、“众乐乐”的趣味。
我想，人作为社会动物，也许应该从小就学会在群体中生活。今天的孩子多半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虽然好多了，可他们老窝在家里，不是看碟就是玩电子游戏，极少出去进行一些户外集体活动，很容易造成体质的虚弱、性格的孤僻。我因为小时候的闭门不出，直到今天还经常在人际关系方面发愁，而待人处事方面的笨拙更是花了很多精力去弥补。如果童年可以重来一次，我想我会换个活法呢！
<那就是我>
1980年9月，我结束了我的幼儿园时代，成为长沙市南区长塘里小学的一名学生。
那时候我刚刚6岁多一点，不够7岁上学年龄，可爸爸妈妈都希望我能早点上学，便带我去校长那里考试。校长考了我几个字和几道加减之后觉得可以收下我，我心里还直纳闷：“这些东西老爸两年前就教会我了，怎么还考？”
于是，从我家住的化工研究院到长塘里小学去的那条小马路上，每天清早和黄昏，又多了一个背着小书包蹦蹦跳跳来回的小身影，那是我。
于是，一年级乙班有了一个爱紧张的男生。他因为从小不爱和别的孩子打交道，刚接触校园环境便惶恐不已。他有一个很慈祥很优秀的启蒙老师叫杨修文，可他很怕杨老师，怕到上课想尿尿也不敢举手告诉老师。越怕就越想尿，越想尿就越不敢讲，所以经常上着上着课他身边的小同学就大叫起来：“呀！地上怎么又湿了！”他就哭丧着脸站起来，裤子湿了一大块。好心的杨老师总是帮他把裤子洗干净。班上有个女生家就住在学校里，杨老师便打发女生回家取一条裤子来给他换上。于是在一年级开头的两三个星期里，长塘里小学一乙班总有一个穿着带花边的女装裤的小男生，那就是我。
后来这个小男生慢慢适应了小学的生活，因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认字算数，他在班上的同学中显得基础不错。除了考试稳拿高分之外，他小时候爱出风头的特点也表露无遗。他设计了一个又一个主题班会，让别的班的班主任羡慕不已：“你们看人家乙班，学生自己就可以搞班会，哪象我这么劳神！”这个小男生还出黑板报，给舞蹈队编舞，写快板词，拳打脚踢，四面开花，不但年年评三好，还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官运亨通”，成为数一数二的模范孩子。不好意思，那是我。
可这个小男生也有不少缺点。因为觉得自己聪明，所以上课的时候一激动就和老师来“二重唱”，经常老师说高兴了，这个小男生居然在课堂上手舞足蹈。一次他激动万分地把他遮阳用的小草帽一次又一次地抛向教室的空中，被老师怒斥制止。过了一会儿，这个小男生实在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又抛出了一次小草帽，后果自然不堪设想。从此班上有个男生打死也不肯戴草帽上学。真不好意思，那也是我。
有一天他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老师留下来带到办公室去训斥，他听着听着就很伤心地哭了。老师见他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打发他回家。这个小男生走出办公室，泪流满面地想到终于可以回家了，忍不住破涕为笑，正巧老师出来倒水，看到这一幕怒不可遏：“好哇！当我的面哭，出了办公室你就乐，还真会演戏，你进来！”于是他又被带回办公室挨训，这一回他可是真心真意地痛哭流涕，可老师再也不轻信他，他一边哭心里一边呼唤：“老师老师你快看，我是真的在哭呢！”
别以为这个小男生是个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他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班上同学不论男生女生他都打成一片，对老师也是十分尊敬。班上有个同学反应比较慢，老师讲信封格式的时候他总是弄不清收信人、寄信人应该分别写在哪里，老师急得在课堂上发了火。这个小男生课后主动留下来帮那个同学弄懂信封格式。他教了一个中午，下午老师上班的时候，这个男生兴冲冲地跑来报喜：“老师，他会写信封了！”歇口气又怯怯地问道：“老师您这儿有吃的吗？我们俩都还没吃饭呢！”
到六年级模拟考试的时候，这个好心的小男生正好和一个高度近视的同学坐在一起。近视的同学怎么也看不清黑板上的试题，小男生就热心地帮他把所有的试题抄下来让他做，等到自己抄完刚刚开始答的时候，考试居然结束了，他拿着刚答了两三题的试卷急得眼圈儿都红了。幸亏老师明察秋毫，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加试。于是老师办公室里多了一个埋头答卷的男生，那就是我。
有一段时间学校组织吃课间餐，发面包呀桃酥什么的。班上有些女生胃口小，经常剩下整个整个的面包桃酥。这个小男生就把这些没动过的食物收集起来，拿去分给放学路上沿途生活困难的住户的小孩吃。于是他在那条路上人缘特别好，走在路上常常老远就有孩子扑过来甜甜喊着：“何炅哥哥。”我想在那些孩子童年的记忆里“何炅”这个名字一定是面包、桃酥的同义词。
他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叫李笤颖，是个热心善良的好老师。有次李老师组织同学看儿童剧的时候，在剧场的台阶上不小心扭伤了脚。这个小男生很心疼，就自己做了一根拐杖送给老师，而且每天下午不管老师加班到多晚他都等着扶老师去搭公共汽车。路上有人问李老师：“这是你儿子吗？”老师学生就异品同声地答：“是！”
小学时代虽然已是十几年前的事，可那段回忆依然鲜活得仿如昨天，那个小男生的一笑一愁如今历历在目，清楚得仿佛在看别人的故事。而我整理自己的回忆，终于知道：不管那个小男生是乖得可爱，还是顽皮得讨厌，不论是自作聪明，还是善解人意，那就是我。
<红木箱与小墨盒>
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很多我心里暗暗希望的事情总会自己顺理成章地发生，而不需要我太多地钻营设计。于是我就越发相信很多事靠的是平时的努力，而非一时的强求。
就拿升学来说，时下的教育制度使升学成为一件颇具杀伤力的事，莘莘学子们视毕业为大限，视升学考试为洪水猛兽，各位家长也不好过，担心操心加揪心。所幸在升学问题上我从没让我爸我妈操心过，我也一直觉得这是自己最对得起父母的一件事。
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爸妈问我想上什么中学，当时我自己对中学是没什么概念，只是好胜心切，一仰脖答道：“上最好的！”我爸说：“最好的就是师院附中（那时还没改叫师大附中），而且是寄宿制的，如果你考上了附中，我就把我的小红箱子给你装行李。”
“真的？”我迅速地把眼光投向大衣柜顶上，那个漂亮的小红木箱就静静地躺在那儿。那可是我垂涎已久的宝贝。虽然它已经很旧了，据说是爸爸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用过的，可我就是觉得它精致、考究，透着一股书生气，老早就想据为已有了。如今老爸开了口，小小的我当时就痛下决心：为了小红箱，一定要考上附中！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老爸也真是一本万利，一个小箱子就是鼓起了我的必胜斗志。今天的一些家长还不知要许以怎样的华丽承诺，孩子才肯在书桌前静坐片刻呢！我当年怎么就那么没“品位”呢？
总之后来就开始了认真的考前准备。附中是一所十分优秀的中学，升学率又高，民间流传“进附中就是进保险箱”的说法，想上名牌大学的孩子都想进这个保险箱，竞争激烈。我自然也不敢怠慢，愈发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多累了就抬头看看衣柜顶上的小红箱，心中便激起无边的斗志，万丈的雄心。
谁知有一天，大队辅导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学校决定推荐我免试直升师院附中，希望我把小学6年来的成绩表现总结一下，奖状奖品搜集一下，好上报待批。我一直回到家也没太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有人要把我6年来辛辛苦苦得到的奖品一下子全拿走，心里十分不舍。爸爸妈妈解释半天，才让我大致明白附中会根据我的成绩和奖品的多少决定要不要我。我当时心里就琢磨：是这样啊，那新年的时候参加游艺会抽中的奖品算不算呢？
于是开始整理我那些瓶瓶罐罐。当看到掖在抽屉最下面的一个小墨盒，我立刻陷入了深深的思想斗争当中。那是一个黑色的塑料墨盒，方方正正，盒盖上雕着仙鹤松树，盒里有吸墨水的棉花，又漂亮又实用，要是写毛笔字或画水墨画的时候拿出来一定威风得很！这是我参加市绘画比赛得的奖，是我的心爱之物。连这个也要交上去？我实在难以割爱。可又一想：附中的老师看到我连这么棒的墨盒都得过，一定会收我的。于是一咬牙，一跺脚，交！
收拾完毕才发现，小学期间我还真是得了不少奖励。什么三好学生奖、作文奖、绘画比赛奖等等七七八八装了一大兜子。一路拎到学校去，沉甸甸的我就象拎着自己6年的努力和心血。小小的我竞也一路感慨万千。到老师办公室，如数家珍地一件一件住外掏，掏到小墨盒时，我忍了很久还是问了一句：“那——他们会还我吗？”
后来我被附中免试录取，我曾经一直相信小墨盒起了关键作用。
再后来我就在1986年一个夏日的早晨站在了附中的大门前。看着校园里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我对未来的中学生活有一份难言的好奇。我飞一般跑进学校，手里拎着我梦寐以求的小红箱……
<花季>
中国有著名的四大书院，千百年来旺盛的文化香火让天下文人雅士向往不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更以“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名扬四海。
读中学的时候，岳麓书院是我课余最爱流连的地方。我的中学——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离岳麓书院非常的近，在我看来，附中也一样透着岳麓书院的灵气和清雅。
附中依山傍水，地理位置奇佳，虽然离市区较远，可反倒宁静清新，远离尘嚣，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加上校风严谨，教师高明，教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长沙学子心目中的“福地”，更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朱镕基总理曾经就是附中的学生。
1986年保送进附中之后，我在这所名校幸运地度过了我的6年中学生活，走过了那段被称为“花季”的少年时期。
关于附中的记忆是多姿多彩的，最特别的应该算是6年寄宿生活。因为学校离市区不近，所以大多数学生都采取了住读的方式，而我也12岁入校开始，就“下榻”在校图书馆后面古老的学生宿舍里。
刚寄宿的那会儿，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家庭生活到事事都要自己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别人的集体生活，我们这群叽叽喳喳的半大孩子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墙放了两排共6张床上下铺,窗子下有一张长条桌，床下是各自的行李箱、一个水桶、一个暖瓶和几双鞋，这就是12个小男子汉的家。
那真是个快乐的地方！学校的寄宿规章是严格的，每天早上6点半钟起来早锻炼，上午下午上课时间一律不能呆在宿舍，中午集体午睡，晚上10点熄灯必须乖乖上床睡觉。我和我的同学在有规律的集体生活中体会到拘束与放松之间游走的乐趣。我们都很听话，偶尔也会冒点小小的险，犯些无伤大雅的规。我们躲过看门老师的眼睛，偷偷把午餐带回房间然后共享从家里带来的腊鱼腊肉（为了维持清洁，学校规定是不可以在宿舍吃饭的），我们曾在熄灯后热烈地高谈阔论，门口上铺的哥们一报警“老师走过来了”我们立刻鸦雀无声，屏息静气地等着老师的脚步踱过我们的门前，大家才窃笑起来……
而当初冬时分我们在水房里大吼一声然后一桶凉水冲在身上权当洗澡时，当我们惊喜地发现食堂的大师傅在打饭时多了几块瘦肉时，当我们好不容易轮到早值日不用去出早操理直气壮地睡个懒觉时，当我们给室友开个简单的生日派对大家大唱大跳时，当我们周末回到家里紧紧抱着妈妈亲个没够不肯撒手时，我们真是体会到了不住校的孩子体会不到的乐趣！
我们在集体生活中度过那美丽的花季，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初二时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从此我不仅有爸妈的关怀，老师的教育，还有团组织的培养引导，使我得以健康成长。
附中的学生特别独立，特别懂事，同时附中也教给我们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勤奋努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让我们体会到积累学识、提高素质是学习的宗旨，而众人关注的升学率其实只是勤奋学习必然而相应的结果，而不应该是刻意追求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附中的教育方针是“因材施教”，绝不把学生塑造成一模一样的高分低能儿，而是尊重他们的个性与爱好，给他们发展自身魅力的空间，辅以指点和引导，所以附中的学生都很自信、快乐，成长得很健康。
我就认为，在附中的6年我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选择了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我画过画，唱过歌，跳过舞，学过乐器，有的慢慢演变为单纯的生活情趣，有的实在不灵也没有人逼你。比如说乐器，我就缺乏灵性，拉二胡拉了几个星期还拉得象生了锈的门轴声，吹口琴又气短，小提琴拉了一段时间觉得跟二胡差不多，至于吉他更别提了，一弹就断弦，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邪了。
我还迷过足球，跟在一大堆大孩子身后颠来跑去，也许整场比赛下来也没碰过几次球，而且特别邪门的是每次踢球都要跌破膝盖，付出“血的代价”，屡试不爽。有一次我特别小心，全场下来居然没摔一跤。比赛结束大家兴高采烈地散去，我自告奋勇地捡球回来还给体育室，居然在捡球的时候又把膝盖跌破了！我气坏了，从此不上球场，那次踢球成了我的告别赛。
然而我另一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渐渐地崭露头角，那就是演讲和主持。学校发现我的爱好，便有计划地加以培养，给了我很多学习提高和锻炼的机会。今天我能在主持方面有所发展全要归功于附中的栽培。
在中学我成绩一直很好，学了不少知识：我还当干部，锻炼了能力；交了不少朋友。更重要的是在附中的6年我掌握了学习的方法，端正了生活的态度，明确了人生的目标。和入学时的那个毛小子相比，我觉得我成熟了，花季里的这朵花儿开得更艳了。
你该问了，你算什么花呀？
<最美的误会>
我们常常会在娱乐新闻中读到谁谁谁陪别人试镜意外中选，从此踏入娱乐圈的传奇报道，于是人们往往觉得明星都是从误会中诞生的。我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就会联想到我自己。你先别急着吐，我当然不会那么肉麻地说自己是明星，我只是觉得高中毕业时我能有机会到北外学习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误会。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成型定位斩重要时期。从幼年时的懵懂无知到少年时的踌躇满志，很多成人后的志向、品格和性情就是在这个时期埋下了种子。我也正是在中学里懂得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开始相信一个善于吃苦的人最后往往会有好结果，而这种想法一直成为我的处事原则，受用至今。
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为了毕业后能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中学期间我十分勤奋，不光是学习成绩不错，还很积极地投身到火热的集体活动中去。尤其是高中3年上蹿下跳，四面开花，火得厉害，一改初一刚进校时的清涩模样。到后来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很信任我，更对我能保送北外羡慕不已。
说到我保送北外，还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呢！
其实我中学时最差的科目第一是化学，第二就要算英语了。因为其他科目都会在90分以上，惟独化学总在80分左右徘徊，而英语也鲜上90。并不是我没有努力，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有长项弱项吧。而英语花了不少功夫后仍然起色不大，我几乎已经相信自己外语学习能力的的确确不强。
所以高三快毕业时，北京外国语大学（那时还叫外国语学院呢）来招收阿拉伯语保送生，我压根儿没觉得这事儿与我有什么关系。第一我想外语专业并不是我的强项，也不合适我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二外语学得比我好的同学为数不少，面试竞争我实力一般。第三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琢磨着将来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或律师，没想过要在外语方面显身手。所以当老师宣布消息，各同学摩拳擦掌、群情激奋的时候，我还在一心一意幻想着自己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高大形像呢。
可能是因为心里没有太大压力，我面试发挥不错。即席演讲、朗诵、唱歌我拿手，当然不会出丑。有趣的是英语考试部分我不紧张，竟也自然流畅，字正腔圆，表现超常。倒是英语尖子生因为有“势在必得”的心理，患得患失，影响了发挥，实在可惜。
一个多月以后，我接到了北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知情同学无不“义愤填膺”。大叹我捡了便宜。我也怀揣着通知书，心里还念念不忘我的记者梦、律师梦，颇有些怅然地叹道：“误会呀误会！”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十分了解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误会。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确不善于学习外语，可我并不后悔选择北外，而是根据新环境的特点努力寻找自己的新座标，也从未因为离原来的设计越来越远而放松懈怠，相反我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长方向而欣喜，也为能有机会在北外学习感到由衷的庆幸，这并不只因为外语的学习为我展示了一个如此多姿多彩的奇妙世界，不只因为北外的老师同学给了我那么多的机会和帮助，更重要的是北外优雅的独特氛围和她自由宽松的环境促进了我的气质养成和人格修养。
我相信，如果当年不选择北外就一定没有今天的我。曾经的误会也许会带来一个美丽的结局。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事情并不会总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我想，与其闷闷不乐、怨天尤人甚至灰心丧气，不如顺应变化，想想办法把意外变成美丽的误会吧。
<象牙塔蜕变实录>
1997年6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前夕，系学生会邀请我写一篇大学5年的总结回忆文章。答应的时候我并没太当回事，可真正动起笔来才知道这篇文章有多难写！
是啊！大学5年，这一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发生了多少记忆犹新的故事，有过多少刻骨铭心的喜怒哀乐。这一切的一切，又岂是寥寥数语写得清楚的？
如今，毕业1年多了。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回想起大学里的人和事。渐渐地，自己在大学这座象牙塔里一步步蜕变成熟的轨迹在我眼前清晰起来。我开始真正地体会到：那5年，我是真的长大了。还记得1992年的9月，我挥别月台上几分难舍几分担忧的父母，只身乘火车奔赴北京。当时的心里，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迈，也有初次出远门的忐忑不安。
报到、分宿舍、军训、上课，大学生活就这样匆匆展开。几乎是毫无准备，我和我的同学陷入了一种难言的迷惘。不再有中学时早已习惯的父母师长的关注与管教，突然出现了那么多靠自己支配的时间。家，在千里之外，生活起居、心绪感情、人际关系，这些原来从不用操心的问题都冒了出来，第一次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站在生活面前。
阿拉伯语专业奇难无比。我们每天背新词、句型到深夜，第二天在课堂上依然难免犯错。
我和我的同学当惯了所谓的“佼佼者”，面对这样的状况都傻了眼：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成就感在哪里？
同学们迅速分成了几类“有不分昼夜苦读阿语的，有抢时间、挤精力学英语的，有心眼儿活泛搞点儿副业的，也有逃避现实耗费青春沉迷于恋爱、玩乐的。每种选择都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事实上这些大一时的选择最后都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去向。后来我也发现，除了逃避现实的那部分人毕业时慌了手脚外，不论大学期间学了什么、忙过什么，只要没有虚度光明，最后都会有路可走。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要是当年就明白这些就好了。那时候一个最适合我的选择。我一直犹疑不定，直到校学生会来找我。
因为从小在美术、表演、演讲方面受到锻炼，入学后不久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展示出在宣传及文艺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校学生会也很快注意到阿语系92级有那么一个上蹿下跳的何炅，便向我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加入学生会让我的大学生活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发现大学的学生会原来可以自主地做那么多事情，而自己也可以从为同学服务中获取无限的快乐。我从校宣传部干事做到校宣传部长，出了无数的宣传海报，设计实施了很多活动的宣传攻势。后来转去做校文艺部长，组织艺术节，策划举办了一台又一台的晚会，当主持人，表演小品、歌曲，有工作就干，有难关就闯，不辞辛苦，不计得失，台前幕后，“拳打脚踢”，四面开花，一时间名声大振，火爆非常。
然而，表面的风光需要背后付出双倍的努力。1993年到1994年，在我一天课外时间有四五个钟头耗在学生会的时候，阿语专业的学习也进入相当叫劲的时期。阿语的学习没有窍门可言，每一点进步都要付出相应数量的刻苦努力。我的同学们都一丝不苟地学到11点宿舍熄灯才洗漱休息，而我往往这个时候才结束学生会的工作离开办公室。蹑手蹑脚地回到宿舍，我会悄悄地点上一根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开两三个小时的夜车，尽量把做学生会工作占用的时间补回来，保证自己的学业不要落下。
那段时间真是辛苦。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担在肩上，我偏偏又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于是只有在别人都休息的时候自己加班加点。我想：别人学习的时候我在忙学生会的事，那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得学习。同学们都惊讶于我的精力和耐力，有时室友睡了一觉醒来还看到我在摇曳的烛光前，常常动用武力把我这个拼命三郎赶到床上去。
我就这样挑战着自己。在大学三年级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一时我就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并坚持与党联系，表达我的想法。在我的入党发展会上，大家这样说：虽然何炅的阿语成绩不算很好，但他的确一直很努力，而且他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和能力，较之只会读书的学生更可取。我听得只想流眼泪，更从这席话中听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深深的期待。
依然在学业与社会工作之间奔波，我也渐渐成熟起来。1994年的6月，我通过北京市的一次高校小品比赛获得了参加中央电视台当年大学生毕业晚会现场直播的机会。我在那次晚会上表演的小品《渗透》获得好评，我也经由那次晚会见识到另一个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
面对机会，我没有留恋象牙塔里的风平浪静，未涉世事的我相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我开始走出校园。1994、1995年接连在中央电视台晚会上创作、表演了《女性热线》、《一个广告的诞生》、《带着翠芬去乡下》等几个小品参加北京电视台高校电视辩论赛获优秀奖；客串主持了全国南到海南、北到辽宁各电视台的若干节目；为中国教育电视台20集大型纪录片《二战风云》担任解说；主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周末特别节目；主持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聪明屋》……从校园走向社会，我比我的同龄人快了一步。
我考虑了很久。能力的培养固然重要，可学生的天职毕竟还是学习。更何况我已经培养了那么多年能力，也该好好学点东西了。于是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退出校学生会，推掉一切外界活动，辞掉电台主持的工作。收心回教室，专心学习。
朋友们都说我傻，忙了那么久，眼看快毕业要收获了，突然不干了，多亏呀。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耽误哪怕一分钟学习时间了！
在北外求学的最后两年，我从喧嚣归于平静，安安静静地走着宿舍——教室——图书馆的三点一线，同学们有些惊讶我真能那么彻底地把心收回来，而我也重新感受到了做一个纯粹学子的乐趣。1997年毕业时，我的阿语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并在系里老师的帮助下顺利地留校担任教师，为我的大学生活划上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完美动人的句号。
后来系学生会要的那篇大学生活回忆录我还是按时交了稿，短短千言更多地表达的是对那段青葱岁月的留恋与追想。
至于5年来象牙塔里的得失功过，我想也许要用自己一辈子的足迹去指点评说。
<两难>
我主持的节目当中有一个环节叫“精彩二选一”，要求从两个答案中选择正确的那个。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嘉宾们总是思前想后，考虑再三，结果揭晓，选对的欢天喜地，选错的懊恼不已。
虽然是一个考验知识面的环节，我却常常走了神，想到人生的一些境遇。
其实我们在生命中不也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而生命中“精彩二选一”的对错奖惩便不仅仅是加不加100分那么简单，一次错误的决定有时甚至会导致人生道路的急转直下，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抉择时往往更加辗转犹豫，左右为难。
在大学毕业面临就业选择的时候，我便陷入了这样两难的境地。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经由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到电视主持这个行当中。那个时候的我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缤纷设计。又正值大学专业阿拉伯语学得吃力费劲的时候，一接触到电视主持说话，我深深陶醉在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一个寒窗14年的老实学生的眼里，写剧本，试戏装，化电视妆，拍节目，出外景，这一切的一切都象是经过一个万花筒看到的世界，变幻多彩，新鲜刺激。那个时候的我的的确确很天真地想过：“要能一辈子做电视节目该多棒！”
于是开始了边求学边做节目的生活。渐渐地我悟到，电视这一行光鲜耀眼的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复杂艰辛。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一行做得长久，除了在该专业方面学有所成之外，还要具备挥洒自如的超人交际能力。因为选择了阿拉伯语，我自知在电视方面深造的机会不大，扪心自问，在我的内心深处其实还固执地留守着一份内向和古板，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娱乐圈是不是可以玩得转。
另一方面，阿拉伯语的学习在度过了第2年的低谷阶段以后也渐入佳境，虽然因为不能充分保证学习时间，我的阿语成绩始终不能说很好，但我的确是开始感受到这门外语的独特的美，也享受到学习过程中的快乐与情趣。更在经历了外界社会的百态人生之后，我深深感到了校园环境的平和纯净，师生关系的真挚无邪。我越来越爱上了这个小小的“象牙塔”！
时光飞逝，很快5年的大学历程走到了尽头，在看到同学们找工作、忙应聘的热闹景象时我突然到摊牌的时候到了。其实这个选择我早晚得做。努努力，到电视台活动活动，以我3年多的节目经验和“大拇哥”还算不错的反响，要进中央台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可是当我和老师谈过心，知道也有可能留校当老师的时候，我真的开始犯难了。
我喜欢做节目，喜欢灯下熬夜、苦思冥想，把自己的创意、笑料、点子变成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剧本，喜欢粉墨登场把剧本变成好玩好看的节目，喜欢展开一封封来信看到观众说“节目很好”，喜欢坐在一边偷看爸妈看着电视里的我开心而又自豪的模样。毕竟这是一份热闹快乐而又有成就感的工作！
可是我也想当老师！A型血的我一直渴望着静逸从容的生活。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心到校园，那朴素的绿树灰瓦会让我神清气爽，而同学一声问候、一个小小的玩笑又会让我如沐春风、劳累顿消。在学校里我感到我可以静下心来面对自己，有时间去充实自己，认真想想忙碌中的对错。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份清静淡定是多么地来之不易！
两难呐！
后来我选择留在北外担任阿拉伯语系教师。原因是我可以当利用老师的业余时间继续拍节目。这也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决定吧。
可我知道，生命中可以两全其美的机会并不多。下一次面对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又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何老师的世界>
那天有位电台制作跟着我一起回学校。校园里遇上了几个我的学生跟我打招呼。那位制作人朋友就很吃惊的样子。她说习惯了平时我作为主持人活泼天真的表情，特别不能接受学生叫我时的恭敬和我回答时的严肃！
“这是你吗？”她大笑地问。
笑什么？别忘了，我是何老师！
可是，说实话，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放暑假前还是我师弟师妹的那帮熟人，再开学时就成了我的学生？！这何老师该怎么当？
还没有进入角色，我就匆匆忙忙地和其他1997年新分到北外的老师一起，带领97级新生奔赴大兴高校军事基地军训去！
我光荣地被任命为二连指导员，和二连副连长法语系新老师文铮一起带百多个男生。这军训可算是锻炼着我们两个新老师了。纪律要管好吧，训练任务要完成得漂亮吧，学生的安全还得保证，平时生活上的细节也得操心！我和文老师就象是万能人：缝学生的衣服、钉学生的扣子，检查学生的健康状况，喂病号吃药。最离谱的是学生要求越来越多：训练累了，动不动就要求何老师来一段节目，这谁受得了？我可是何老师！
现在的学生可真贫嘴！有一次学生练匍匐前进，起来时一人一身土、一头草，我挨个儿去拍、去拈。拈着一个学生头上的草根，他突然深情地来了一句：“何老师，你真象我妈！”嘿！给我闹了个大红脸！
一天晚上有个学生跟我请假，说想和老朋友聊半个小时天儿，10点熄灯前保证回来。我准了假，可一直到11点这孩子还没回来，我急了，拿上手电筒和文老师出门去找。这通找，整个基地翻了个个儿，又不敢惊动上级领导，怕那孩子背处分。夜里天儿特别凉，我们举着手电筒，什么草垛、墙根儿、厕所都转了一圈。文老师说：“听说这个基地晚上有狼。”
这话儿一说，我俩都有打了个激灵，又担心又害怕。低声喊那学生的名字，声儿都发颤了！
在外面冻了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不守信用的学生。打发他赶紧回宿舍睡觉，我一边吸鼻涕（冻的！）一边怒斥：“别的纪律违反了我先不说，单是你这说话不算话就不象男子汉！先回去睡，明天找我认错！”声色俱厉，我不禁在心中为自己喝彩：“帅啊！”
军训期间有一项各连队之间的合唱比赛。因为关系到荣誉，各连队都十分刻苦认真地训练，互相较着劲儿。我们二连练得更是带劲儿。因为别的评比什么卫生啦、队列啦、板报啦我们都第一，唱歌当然不能落在后面。我们从花样、曲目、唱腔、整齐、动作、指挥各方面都做了周密编排，而且为了体现师生一条心，文老师出任领唱，我当指挥！
比赛那天我们发挥特别好，大家都高兴坏了。可因为某些非比赛的原因，我们二连只拿了第二。孩子们就象遭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的。我站起来大声地问：“各位二连的战士，我想问你们自己觉得今天哪个连队表现最好？”
“二连。”
“什么？我没听到！”我吼道。
这时所有的二连学生全都冲着我大声喊道：“二连！二连！”
我激动万分：“那就对了！只要自己觉得对得起自己，就足够了！现在，起立！回营房休息！”
回到指导员休息室，只见我的一个学生坐在我床上，正“啪嗒啪嗒”掉眼泪呢！我赶紧问：“这是怎么了？”那孩子一头扎到我怀里，泣不成声：“何老师，我觉得特憋气，我们唱得那么好，你和文老师那么花心思，我们应该是第一……”
我看他蹭了我一身的眼泪，轻拍着他的头说：“傻孩子，这种事只要自己尽力就行了，千万不要在乎结果。你以后要面对的比赛、挑战还多着呢，要是没得第一就哭鼻子，你哭得过来吗？”
“我……我主要是心疼你和文老师，你们的心血白费了。”
我帮他擦干眼泪，告诉他：“怎么是白费了呢？你们今天的出色表现不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吗？乖，不哭了，回去休息一下吧。”
学生抽抽搭搭地出门去，临了还害羞地叮嘱我一句：“何老师，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哭了。”
“我不说。”答应着，看着学生出门去，我突然觉得找到了一种当老师的感觉。
从军训基地回到学校，我自信了很多，开始我的老师生涯。每天6点半随学生起床监督早操，一天下来学生的吃喝拉撒睡，所思所想，奖惩褒贬，杂务琐事，何老师都管！
我渐渐明白，我一辈子也当不了那种很“酷”很严厉的老师。我情愿是一种近距离的朋友，利用老师的身份为学生服务。毕竟，学生们都大了，不再象小孩子要日防夜防，谨小慎微。都20多的人了，该走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吧！
虽然我不是那种很威风的老师，可你如果在北外见到我，请你也严肃地叫我一声：何老师！
每一次的选择都有来龙去脉，人生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我又很好奇地想：如果改变了童年，今天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初上中央台
1992年夏天非比寻常地酷热。就在那个热辣辣的夏季，我接受了一个烫手的任务。
记性好的朋友一定记得1992年正是我们全国上下热热闹闹申办2000年奥运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应时应景地举办了一个“萨马兰奇杯”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邀请赛。作为全国知名重点中学的我的母校湖南师大附中也在受邀之列。而我当时虽然已经结束了中学6年的学习，正在假期中酝酿上大学的心情与感觉，因为母校的厚爱我依然入选代表队，有机会最后一次以附中人的身份为母校争光，为湖南争光。
于是当朋友同学纷纷打点行装利用中学学业结束后那个难得轻松的真正假期南下北上、游山玩水的时候，我和我的好友邓琼、龙丹妮，还有小学弟李浩，每天顶着烈日聚集到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为比赛做准备。
准备工作开始我们才知道接受的是怎样一个艰巨的任务。短短时间里我们必须熟记奥运发展史、奥运史上重要人物的基本情况、历届奥运明星的生平、历届奥运的特点成就等，不光参考书就码了整整一桌。我们几个分工合作，个人统背全局的基础上又专重点一项，硬在桌前把自己变成嘴上的体育健将。百年奥运史在我们眼前越来越清晰，奥运史上的名人明星也变得如同邻家大哥般了如指掌。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甚至还掌握了几乎全部奥运重要比赛项目的竞赛规则，我们几个还开玩笑说等比赛结束了大家约好去考他一摞裁判证书玩！
条件是艰苦的。天气是酷热的。为了避免我们中暑，指导老师李梦平经常在家里熬绿豆汁带来给我们喝。尽管这样大家还是疯狂上火。邓琼背上长了特大疖子，不敢靠椅背，一天到晚挺在那儿，李老师直夸她坐姿端正，邓琼有苦难言直干笑。龙丹妮就没完没了地烂嘴角，嘴上的泡挨个绕着圈儿长，几天下来连唇线都快没了。我还算好，只是有点走火入魔，经常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开始如数家珍地背历届奥运会举办年份、国家、参赛人数，据说最多一次背到第18届！要不就是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高声喝道：“禁区犯规，罚点球！”
为了保证在抢答回合中能稳操胜券，老师找来一个抢答器让我们练习现代“一指禅”，一遍遍地喊“开始”，右手食指一遍遍条件反射般地按下去，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不管在哪儿听到“开始”这个词，我的手指都会不由自主地动一下！（得，闹下病根儿了！）
比赛有一项是“演讲”。演讲是我们几个的拿手好戏，我们自然希望靠该项多拿分。我们先是分头各拿出一篇演讲稿，品头论足后大家觉得各有不足，便联手创作了一篇《中国的申请》，反复修改之后我们觉得又动情又有气势，比较满意，便把李老师请来让她评价评价。
当我们“声泪俱下”、万般投入地把演讲稿念完，忐忑不安地问李老师怎么样，只见李老师坐在对面往地上猛啐一口，恶心难捺地吐道：“我呸！”
五雷轰顶！我们几个不明就里，面面相觑，眼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这么糟糕吗？”
“别误会别误会，孩子们，我觉得很好！”李老师忙着解释。原来，她听得高兴，顺着从桌上抓了一颗我们从家里带来的话梅往嘴里一扔，谁知这一颗话梅不巧是颗坏的，李老师一咬味道不对，于是……
咳！这一跳给我们吓的！
在一番苦乐陈杂的密集训练后，9月的一天，我们穿着整齐的鲜红的运动装，站在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前。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是个电视迷，荧光屏亮暗闪烁间圆了我多少的梦想，又让我平添无数缤纷的期盼。我常常看到电视里那些光彩照人的形象时会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电视该有多好！
如今，这幢大楼——中国电视业的心脏就近在咫尺！而且马上我们就要进入赛场，而节目的实况将通过我们眼前楼顶上的天线传播全国千家万户！想到这儿我热血沸腾，虚荣心极度膨胀，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然后昂首阔步地走进赛场。
一进赛场我立马慌了。亮得晃眼的灯光一排排齐刷刷的观众，台上正在对稿的……天呐！偶像！那不正是主持人宋世雄和北京台的丛薇两位吗？我哪见过这阵势！慌忙中我抓住李老师的手颤抖着问：“我们真的要上吗？”
李老师注视着我，严肃地说：“何炅，想想这段时间我们的努力，更别忘了这是给家乡争光的机会。”我冷静下来，一切的杂念抛之脑后，和队友的手叠在一起，我们大喊一声：“加油！”然后精神百倍地上场！简直帅呆了！
比赛开始。对手实力不俗，来自北京、深圳、江苏等地的6支劲旅无不有备而来。我们不慌不忙，沉着应战。第一轮必答题一分没丢，第二轮抢答题更是出尽风头。抢答器现在看起来那么亲切，一按一个准，抢答环节几乎成了湖南队的表演赛。后来丹妮跟我说悄悄话：“下一题咱们别抢了，别人干坐着多没劲呀。”（太狂了吧？）
接下来的演讲比赛又正中下怀。我们的演讲流畅优美，深刻动情，一时掌声雷动，竟拿了10分的满分！连评委大作家苏叔阳也专门过来夸我们“有文采、有激情”呢！
后来我们如愿以偿地得到第一，捧到了沉甸甸的“萨马兰奇杯”。直到这一刻面对四五个镜头，我才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我该冲着哪个镜头乐呢？”
多年后有一天我偶尔翻出那次比赛的留影，吓了一跳。那次的形像真是恶劣：吹了个老气横秋的宝盖头，架着眼镜，还夸张无比地涂了红嘴唇！看不得。可是我还是觉得那天机敏的反应、伶俐的口齿、丰富的知识使我们无比地光彩，也从未有过地可爱。我想，我这第一次的亮相中央台还算成功吧？
我没卖鞋垫
一直到今天，一些热心的观众朋友在街上遇见我还是会很调皮地问：“你的幸福牌鞋垫卖得怎么样了，给我来一双吧？”我知道这些记性好的朋友是想起了199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上中央台的晚会表演的那个与鞋垫有关的小品。可是我真的是冤啊，那个小品中我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受赞助商要挟不得不狂做鞋垫广告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而已，我并没卖过鞋垫嘛！
不过，时隔4年多，那个小小的节目依然被大家记得，可见它还真有点意思，而事实上，这个小品可以说是我的开山之作，对我意义重大。
1994年的夏天，一次北京高校文艺汇演让首都大学生、特别是有文艺才能的大学生们异常忙碌。各种各样的选拔、竞赛，挖空心思的创编、设计，挥汗如雨的排练，使得各高校一时间恰似专业文艺团体，处处闻乐声，人人是演员。
那次文艺汇演中有一项短剧小品大赛。校团委老师希望我用曾在学校晚会上表演过的一个自编小品《幽默电台》去参赛。我觉得那个小品实在太生活化了，难登大雅之堂，可老师极力游说，认为越生活的节目越有味道。我依然不好意思，觉得拿不出手，团委老师干脆把语气从“征求意见式”改为“命令式”：“必须去比！”
就这样，1994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勉为其难地和我的搭挡耿梅、王磊在北京师范大学礼堂比赛现场表演了那个经过删节修改后更名为《渗透》的小品。
没有料到，节目演出效果出奇地好。台下的大学生朋友捧腹不已，个别的还滑到椅子下去（乐的）；当评委的老话剧、资深剧作家也纷纷老泪纵横（当然也是乐的）。
评定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渗透》囊括一等奖和最佳剧本大奖，我自己还荣获最佳表演奖。
无巧不成书。那个夏天中央电视台决定主办一台大学生毕业晚会，晚会导演黄海涛在我们比赛当天正在现场挑选节目，一眼就看中了我们的小品。
导演找到刚刚下场兴奋不已的我说选中了《渗透》上他的晚会直播。当时的我不谙世事，完全没有导演预计的那种兴奋，而是冷静地问：“您的晚会什么时候呢？”
“6月24日晚上。”
我掐指一算，立刻头摇处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那几天我们正期末考试呢，恐怕没法参加。”
导演目瞪口呆。
当年的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上那个晚会对我有多重要。单纯的我一切以学业为重的确令人感动，可与如此宝贵的机会失之交臂又有多么可惜！
这回又是站在一旁的校团委教师帮了我的大忙，他赶紧加入谈话：“我们可以参加，考试问题校方会去协调！”
1994年6月24日，北京保利国际剧院。中央电视台首次大学生毕业晚会在此现场直播。
一切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转播车，调控台，化妆间，升降吊臂，我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不够，摸不够，完全没有自己即将走上电视与全国观众见面的角色感，紧张也无从谈起。
轮到我化妆的时候我十分激动。一想到平时电视上那些让我仰慕不已的漂亮面孔正是眼前这些化妆师们的杰作，而自己也将成为他们手下的作品，心里就感到很光荣。
渐渐地镜子里的自己变得帅气起来，定完妆一看，嗬，那叫一个美！我立马儿腰板儿也直了，脖梗儿也硬了，昂着头踱出化妆间，绕后台走了一溜儿够，向每位候场的演员展示我的脸。
大家都忙着准备节目，没人看我，只有一位大哥盯了我一会，开了口：“找洗手间吗？那边。”
可正当我在侧幕边看节目，等着上场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颗灰尘迷了我的眼，我就揉啊揉，没想到这一揉把我的隐形眼镜给揉了出来。仔细一看，那只眼镜还被揉破了一个洞，没法戴了！
我在小学四年级以前视力一直是1.5，四年级突然下滑到4020电子书几，而且再也不肯恢复。我近视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所以我一直要戴300度左右的近视镜或隐形眼镜。这下倒好，破了一只，我尝试着还看了一眼，我的天呐，我想起了一首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我正急得团团转，舞台监督提醒：“小品《渗透》，一分钟准备！”我心里想，这回完了，一睁眼什么都是有重影的，看久了还打转儿，这怎么上台呀！
“五、四、三、二、一，何炅上！”
无论我这边怎样着急，晚会仍在照常进行。轮到我了，我一咬牙，怒睁双眼，深一脚浅一脚地冲出侧幕去！
后来友人说我那天晚上眼神很特别，朦朦胧胧地好象有话要说，谁知道原因竟是……的确，我的眼神在说话，它在说：“我什么也看不清啊！”
尽管如此，我们的节目还算表演得不错，全场笑声不断，镜头特写捕捉之处尽是笑得不停抹眼泪的大学生朋友们，坐在台下的李岚清先生也笑得十分开心。
那台晚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央台各套节目都转播、重播。最离谱的是有一家有线台暑假期间每天上午播一次我们的小品《渗透》，那段时间真不敢出门呐！
正是因为那台晚会，我开始涉足电视节目，关于幸福牌鞋垫的那个小品成了我的问路石。怪不得有人说，我是垫着幸福鞋垫走上荧屏之路的。
有小道消息说山东有家工厂看完那个小品后立即推出了“幸福牌”鞋垫，销售很旺！
我就想：鞋垫这一拨我没卖成，下回，我再卖点什么呢？
夹在书里的第一次
1994年6月参加完中央电视台大学生毕业晚会之后，我渐渐受到一些导演的注意。当他们知道毕业晚会上那个挺有趣的小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便开始邀我为他们的节目撰写并表演小品。
忽然间加入到电视这个行当真让我措手不及。平素可望不可及的导演、明星、镜头、演播室一下子成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爱上了这一行。
我想当主持人。我喜欢那种把节目片段巧妙串接到一起的感觉，我喜欢作为一个栏目的脸面用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表现一种想法，我喜欢大家一起努力、相互配合完成一个属于自己也属于观众的好节目。
于是参加了一些节目的主持人选拔及试镜，结果往往都是一样：临场发挥及机智程度都输给其他选手，有时如果超水平发挥甚至会是全场最让人注目的一个。然而所有的导演对着监视器，琢磨着我出镜的图像，无一例外地叹道：“好是好，就是在镜头上太显小了，再长两年就行了！”
那段时间我真希望自己没有长这张娃娃脸，或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已是个满脸“萝卜丝”的老帅哥。我的电视梦因为我的孩子气而搁浅，我也因此沉寂了一段时间。
这之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节目中创作并表演了一个小品《女性热线》，与我合作的是中央台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刘纯燕。我们的合作相当默契，台下也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1995年的6月，我正为自己的娃娃脸而无比郁闷，一天刘纯燕打来电话：“我们的少儿节目改版了，节目量大了好多，你要不要和我搭档主持节目？”
主持少儿节目？对呀！早怎么没有想到？既然上镜显得年纪小，干脆去做少儿节目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准我还更适合少儿节目呢！
就这样，我怀着“不要浪费资源”的心理走进了“聪明屋”剧组。可是没多久，我就开始庆幸自己的选择。少儿节目的魅力非比寻常，绝不是原先想的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节目的制作流程一点也不比其他节目简便，而且在气氛、节奏及色彩上还有特殊的要求；加上节目中要和孩子打不少交道，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充分的技巧，这的确有不小的挑战性；更重要的是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于是做节目给他们看你尽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充分体现你的创意才能，这可是条框众多的成人节目不能比的呢！
刘纯燕和罗闪导演十分信任我，让我去设计两个形像并写出剧本。这两个形像设计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得符合刘纯燕和我的个性特点，两个形像必须各有性格又必须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要观众朋友们会喜欢，能接受。
我想啊想啊，“没头脑”和“不高兴”？不行，人家早用过了；“淘淘”和“淘气”？不好，区别不大；“万花筒”和“不倒翁”？不好不好，怎么听怎么象老年节目主持人。
愁白了少年头，终于被我想到了一对好名字：“大拇哥”和“小角丫”！
你看，既充满童趣，又符合我们俩的个性；既响亮上口，又顺应中国观众的口头习惯，我觉得这两个名字实在太棒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名字的确很快流传开来，可也有些小小的麻烦。有一些小朋友老是写不对这两个名字，我就收到好多信写给“大木哥”、“大母哥”（是男是女都弄不明白了），更有趣的是有位3岁的小朋友工工整整给我写了封信，信封上几个大字“大母鸽收”，听着可真象个菜名！刘纯燕也好不到哪去，什么“小角鸭”、“小叫丫”，而且直到今天还有小朋友写信来写的“小脚丫”，整得我姐刘纯燕上上下下忙着指清楚：“我不是那个‘脚’，是那个‘角’！”
不管怎样，大拇哥、小角丫这两个形像迅速得到了剧组上下的一致认可。在写好了剧本之后，终于在1995年秋季的一天，我开始了我第一次的电视主持拍摄。
我们设计的是小角丫在聪明屋里发现了一本“聪明书”，把书翻开，就发现我夹在书里，然后我就跳出来说话。
我穿着好看的红马甲红裤子，藏在书里拍我生平第一个主持镜头，心情十分激动。“天呐！瞧瞧，哥们如今也是主持人了！”
“咦？这里有本很大的书，小朋友们，我们翻开它！”小角丫说完这个，就该翻书了。我想起导演设计的我应该是象一个木偶一样一动不动，于是赶紧摆好姿势定住。
书被翻开了，我暴露在镜头与灯光面前，马上我就要跳出去说我平生第一句主持辞，我太兴奋了！
“停！”导演突然叫道，“大拇哥，不是说了你不要动吗？”
“我没有动啊！”
“你身体没动，可你的眼珠子滴溜溜狂转，琢磨什么呢？注意你的眼神！”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再来。”我的确想得太多了。
小角丫又带领小朋友翻开了聪明书，我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
“停！大拇哥，你又动了！”
“没有吧！我一直瞪着那盏灯，眨都没敢眨都快流眼泪了！”
导演说：“这回不是眼睛，是胸脯。你气儿喘得那么粗，呼吸那么急促，哪有木偶胸口起伏那么大的，别紧张，放松点，啊？”
“噢，知道了。”这一回我睁大眼睛，屏住呼吸等待着，等待着。奇怪？小角丫怎么还不来打开书，我快憋不住了！终于，书翻开了，大家发现了一动不动的我，奇怪地问：“咦？这是谁呀？”
我大吐一口气，跳将出来说道：大家好！我是大拇哥！”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这第一句台词，永远忘不了这夹在书里的第一次。回头看那时的主持的确十分拙劣，可我正是从那个夹在书里的小笨孩一步步走到今天。
抓住机会，而不好高骛远，做自己目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大拇哥成功给我的启示。
谢谢所有给过大拇哥掌声和支持的人们！
家里都是毛毛虫
1997年的5月，中央台青少部的人都在为《大风车》节目改版而忙碌。搭挡刘纯燕通知我：因为她很可能改回叫金龟子。而因为她不能再叫小角丫，我自然也不能再叫大拇哥。所以我必须给自己另外起一个名字，而且必须是和金龟子相呼应的名字。
我感到很突然，大拇哥小角丫主持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说实话我是有情绪的。首先是舍不得。想当年我们千辛万苦设计出大拇哥、小角丫这两个形像，而且大家齐心协力一点一点丰满他们的形像，充实他们的性格，让他们一天天变得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起来，不再单单是两个虚构的形像，真可以说大拇哥，小角丫是我们心血的结晶。3年苦心经营后这两个形像不说是家喻户晓，那也是深入人心，如今正要开始收获掌声，却让他们俩从此消失，我们又改头换面，从零开始，我又怎么甘心？
另外我心里也怯怯地没底。如今走上街头，擦肩而过的人们自然而然地问候一声：“大拇哥！”这表明我们3年来的努力已经有了回应，大拇哥、小角丫的形像已经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观众也形成了一定的收视习惯。如果突然间改变一个形像，观众能不能接受，自己能不能适应，新形像又能不能胜过大拇哥呢？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思前想后，犹豫再三。
可是我姐刘纯燕说：“顾全大局，还是改吧。”
改名的时候我们全剧组的人真可以说绞尽脑汁。我们上天入地，日思夜想，取了100多个名字，居然什么“大衣柜”、“樟脑球”、“电灯泡”都出来了，可后来大家觉得要和“金龟子”相呼应的话，还是起个虫的名字比较好。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我改了个特别另类的名字：毛毛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