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召回扶苏
三十七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巡游天下。这次巡游，始皇帝带上幼子胡亥同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始皇帝的这项举动，无疑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向百官和天下显示可能立胡亥为继承人。这个意图，可以说是公开的意图。
始皇帝这次巡游，还有另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是比较隐蔽的。那么，这个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个月之久。在这十个月里，秦帝国的大臣们分成两套班子，以右丞相冯劫为首的一帮大臣留守首都咸阳，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帮大臣随同出行，政府的种种政务，主要在行旅途中处理。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将帝国的政治中枢转移到车马行宫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始皇帝将胡亥带在身边，也是有意要在巡游途中对他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考察他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皇帝的重任。那么，这次考察的结果如何呢？一句话，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结论，是始皇帝经过十个月的考察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结论在哪里呢？就在始皇帝临终留下的遗诏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临终的始皇帝与这份遗诏。
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祥，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纪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事到临头，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掉包了吗？
这个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寥寥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清，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6.一招险棋
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历史上遗诏的真伪，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大多难以鉴别，我们也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不过，也正是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先帝死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遗诏，却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它一定符合临终前围绕在病榻周围的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历史学看来，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在秦末的历史上，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这份遗诏导致了长子扶苏自杀，幼子胡亥即位，最终酿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祸根。
那么，赵高等人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遗诏，长子扶苏为什么会因此而自杀呢？这又牵涉到秦末历史上种种难解的谜团。
赵高和李斯等人制造的遗诏，《史记·李斯列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段记载说，胡亥、赵高、李斯等人经过商量以后，诈称丞相李斯接受了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皇帝大位，另外制作了一份赐予长子扶苏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令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进取向前，士卒损耗甚大，尺寸之功皆无。不仅如此，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作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成为太子，日夜怨望不已。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在外辅佐扶苏，知其心思谋怨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
这份书信用封泥封缄并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从当时的形势看，李斯、赵高等人制造遗诏，送这封书信到上郡去，实在是一招险棋。
之所以说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实力上的。扶苏与蒙恬在上郡，统领着帝国北部军三十万精锐部队，控制着首都咸阳的北部外围防区。他们如果怀疑遗诏的真伪，拒绝接受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是没有实力可以同扶苏和蒙恬对抗的。
第二个理由是时间上的。如果扶苏和蒙恬怀疑遗诏的真伪，请求再次复核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将无法继续隐瞒秦始皇已经过世的消息。
关于第二点，我要特别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内卫大臣。史书上说：秦始皇“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秦始皇外出时，蒙毅同车侍候，秦始皇在朝内处理政务时，蒙毅在御前侍候，他是从来不离秦始皇左右的心腹。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蒙毅是一直跟随在身边的。不过，前面已经提到，秦始皇在平原津染病，占卜打卦，以为是有恶鬼作祟，临时派遣蒙毅到代县一带，代替自己向山川之神祈祷。因此，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突然死去时，蒙毅恰巧不在身边，这就给赵高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请大家一起来联想一下当时的形势，蒙毅临时外出祈祷，一旦祈祷完毕将回来向秦始皇复命。以路途距离而论，从沙丘到代郡近，从沙丘到上郡远。如果身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对遗诏产生怀疑，请求复核皇帝书信的话，使者一来一去之间，蒙毅就可能祈祷完毕归来。蒙毅一旦归来，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事情就将无法隐瞒。也就是说，时间每拖延一天，伪造遗诏的事情被暴露的危险就增大一点。
那么，扶苏和蒙恬接到遗诏后作何反应，蒙毅能否及时归来呢？而赵高等人又能否确保始皇帝已经死去的消息不被泄漏呢？
7.不可理喻的自杀
始皇帝突然死去，在场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帝身边服务的数名宦者。胡亥、赵高和李斯结盟定约，送走了送信的使者以后，严密封锁了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中，由始皇帝的近幸宦者驾驭，定时奉献饮食，让百官如同往常一样请示奏事。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在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遗体极易腐烂发臭。以常情而论，胡亥等人应当急速护送始皇帝遗体从沙丘直接往西去，回到首都咸阳，入土埋葬，也便于安排夺权即位的后事。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
始皇帝死在沙丘，沙丘在秦的巨鹿郡南部，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广宗县。继续巡幸的车马由沙丘出发，往东北方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大同西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
这就是说，胡亥等人大夏天车载始皇帝的尸体，不远千里，北上绕道环行。途中，当遗体腐烂发臭时，他们命令在辒辌车上装载百余斤干咸鱼，用来扰乱尸体的臭味，避免让人生疑。看来，胡亥等人不仅煞费苦心隐瞒始皇帝的死讯，而且不想马上回到咸阳去，他们敢冒如此巨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风险，采取这项不可思议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原来，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北部军防卫帝国的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李斯的舍人和胡亥的门客携带伪造的皇帝诏书已经前往上郡；为了配合诏书的发送，胡亥等人有意制造始皇帝继续出巡北疆的假象，一方面镇抚北部军将士，一方面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使他们相信诏书没有任何疑问，皇帝正在前来的途中。
赵高、李斯送走携带皇帝书信的使者以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在得到上郡方面确实的消息以前，他们不敢回到咸阳，他们担心诏书被怀疑。而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正如赵高和李斯所担心的，诏书的真伪被怀疑，被大将蒙恬怀疑。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宣读了始皇帝的诏令。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他当即悲痛落泪，进入内舍准备自杀。这时候，蒙恬站出来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派遣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这些都是关系到天下安危、国本稳定的重大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要公子和在下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希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遵旨自杀，也为时不晚。”
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使者诈称王命的手段，这是无人不知的事情，可谓是前车之鉴；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省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话。(编者注：虽仁，呆过阿斗，阿斗尚可一扶，戾太子亦自愤，扶苏死而不冤，自身大过也)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扶苏自杀事件，是一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另一个方向。
扶苏自杀的事件，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动，根本不像一位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的正常行动。对于扶苏不听蒙恬劝谏自杀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是出于仁孝，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懦弱，我最初推想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烈自负，遇事不能曲折委婉，认为他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现在，当我对秦始皇的历史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后，觉得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在个人性格品德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另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另有更为深沉的历史背景，隐现在不可理喻的史实后面。这桩历史的隐秘究竟是什么呢？
点滴的消息，终于在一年以后透露出来了。
8.扶苏的复活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崩溃灭亡了。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
陈胜吴广起义，不但是导致秦帝国崩溃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意义非同寻常。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诵，被历代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远古以来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的史观派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古往今来的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史实，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大泽乡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这段纪事非常清楚，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顺从民望而“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句口号。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皇位争夺中失败自杀。项燕呢？他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的大将。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派遣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统领楚国军队保家卫国，殊死抗击秦军，最后兵败自杀，楚国也由此灭亡。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地区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这就难免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一、以身份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第一等的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好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细说。
二、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秦国，复兴楚国。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死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怕就解释不通了。也就是说，扶苏和项燕两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表面上看是不协调的。
破解历史疑案，首先需要搞清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清楚以后，对于史实间的关系，还需要作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疑问呢？
9.藤田教授的推测
我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我说，凡举事，须有名目。举大事国事，须有大义名分。陈胜，虽说是出身下层贫民，但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始皇帝以暴力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经有所期待，盼望主张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和。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自杀，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借助于对仁者的怀念，对暴君作隐喻的抗争，正是民意国情所在。以扶苏的名义举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利于对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以上所讲，尽管是一种道理，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面对矛盾的史实，难免不生疑问，在被陈胜吴广起义同时并举、诈称为领袖的两位人物身后，会不会有某种隐秘的联系呢？
同样的问题，也被研究同一段历史的外国史家所关注。不久前，我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的新著《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讲谈社选书，2006年9月)，眼睛豁然一亮。藤田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第三章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矛盾史实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皇帝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进而，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连接二者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长期活跃在秦国政权中枢的楚国公子，他可能是护送扶苏的母亲——楚国的王女到秦国来的使者，后来一直留在秦国，成为秦王嬴政的亲信重臣。然而，就在秦王嬴政派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他出于爱恋祖国的情感，背叛秦国，与楚军大将项燕一道联手反秦，受项燕的拥戴，成为最后一代楚王。在昌平君和项燕的领导下，楚军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与王翦所统领的秦军决战，结果楚军战败，楚王昌平君死去，大将项燕自杀，时间、地点、事情都在一起。
藤田先生的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做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特别是藤田先生找到昌平君这个人物，由此将扶苏、项燕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楚夫人连接起来，这就不仅解通了陈胜吴广起义将扶苏和项燕同时并举，将他们作为号召楚国民众的精神领袖的疑难，同时也为破解扶苏自杀之谜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更为破解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解明始皇后是谁的疑案提供了开启的钥匙。
10.谁是王后？
藤田胜久教授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夫人，也就是出身于楚国王室的夫人，我深表赞同。藤田教授进而推测联结楚夫人、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是昌平君，我大受启发。进而，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之间的具体关联，藤田先生推测说，在嫪毐之乱爆发前，秦王嬴政迎娶楚夫人，昌平君由楚国护送楚夫人来秦，所以有后来紧急受命平叛之事。想来，在藤田先生作这个推测的时候，对昌平君生在秦国，长期活跃在秦国政坛中枢的身世尚不清楚，所以用楚公子出使秦国的假设，来解释他突然出现在嫪毐之乱中这件异常的事情。
这种解释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位临时出使秦国的楚国使者，怎么会突然受命统领秦军平定秦国政权中枢的叛乱，秦国的大臣将军们到哪里去了？他如何能够指挥得动秦国的军队？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情，怕是很难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的具体关联，我们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首先，我们来看秦王嬴政什么时候迎娶王后结婚。这件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援引秦国王室的成例来作推测。以嬴政的曾祖父秦惠王为例，秦惠王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成人亲政，二十三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秦惠王先行冠礼，再迎娶王后行婚礼，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或者是成例。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正是沿用这个王室成例。准此，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二十三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当时昌平君已经在秦国，应当与护送楚夫人到秦国无关。
以秦国成例而言，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太后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选定王后呢？一般而言，太后为子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出生国的娘家。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是魏国夫人，她为武王迎娶的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夫人，她为秦昭王迎娶的夫人是楚夫人。孝文王(安国君)的母亲是唐八子，出身不明。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安国君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是出于以祖母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意愿，宣太后为他选定的正妻华阳夫人，也是楚夫人。
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未来嬴政的婚姻，当取决于她们三人。秦王政七年，嬴政二十岁时，夏太后过世。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帝太后因为与嫪毐的不正当关系，被驱逐出京，迁徙到雍城，从此丧失了对秦国政局和嬴政的影响力。到了秦王政十年，嬴政二十三岁，依照秦国的定制将要行大婚选定王后；这时候，唯一能够左右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无疑就是健在的华阳太后了。华阳太后是楚国人，他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系的夫人。据此，我们可以补充史书失载的内容，写下：“秦王政十年，迎楚夫人。”
至于这位楚夫人究竟是谁，由于史料过于欠缺，我们只能推测她是一位出身于楚国王族的女子。她是华阳夫人所看中的孙媳妇，不但与华阳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也与昌平君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同一亲族关系网里的人物。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秦始皇的正夫人是楚夫人，长子扶苏可能是楚系夫人的儿子，身上流着一半楚国王族的血液，他与楚系外戚集团关系密切。由楚系外戚的这条线索，昌平君与扶苏和项燕，就可以连接起来了；陈胜吴广起义，假称扶苏和项燕为领导人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联想到昌平君在秦王政时代的起伏沉浮乃至最后反秦为楚的悲壮历程，以及势必引起的秦国宫廷楚系势力的衰落，那么秦始皇生前的多种疑案，比如他为什么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扶苏为什么自杀等等疑问，都可以由此得到破解的入口了。当然，更深刻、更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侦探的脚步仍旧不会停止。
谜底：穿透历史的迷雾
(一)司马迁误信的故事
1.新的嫌疑人
在围绕着秦始皇一生的重重迷雾当中，我们调查了四件疑案：生父之谜，弟弟和假父之谜，表叔之谜和后宫之谜。对于这四件疑案，我们通过不懈的追踪，严密的考察，一一作了破解，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
疑案追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告慰先祖，可以鸣金收兵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的回答是，此时收兵还为时过早，难免有草草收场的嫌疑。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四件疑案的发生，都起源于《史记》。或者是出于《史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或者是出于《史记》记载的含糊，或者是出于《史记》的失载，或者是出于《史记》的误载，说到根子上，还是那句话，都是司马迁惹的祸。
《史记》是历史著作，《史记》中偶尔出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史记》连续出错，冤假错案不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了，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尽管他从来没有领过稿费，却肯定享有著作所有权。现在，《史记》出了问题，出了冤假错案，司马迁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自然会怀疑：司马迁是否就是这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
秦始皇的秘密我们不妨来作一番超时空的想像。
请回到我们已经澄清了的第一案——生父之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今天吕不韦、子异和赵姬在场的话，他们在感谢历史侦探破解疑案的努力，感谢历史法庭为他们推翻了冤案以后，一定会强烈要求追究司马迁的责任，带司马迁出庭作证，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写下诬陷不实之词。
历史法庭理性而公正地审理历史疑案。历史法庭认为，受害者们要求追究冤假错案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被害者的名誉恢复和事实澄清都是不完全的。历史法庭认为，随着案情侦破的进展，新的犯罪嫌疑人浮现出来了，如果侦探们抓不住这个新的犯罪嫌疑人，疑案的侦破就是半途而废。
接受历史法庭的告诫，历史侦探开始着手调查谁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司马迁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嫌疑人。
历史侦探追究司马迁的责任，首先要追查《史记》中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自己的编造和隐瞒，责任当然在司马迁，我们就可以给他定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并且要求他出头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的道听途说，他只是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传闻，不加分辨地写进书中，或者是出于疏忽，没有将应当写进史书的事情写进去的话，他就不应当承担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但是，必须承担传播谣言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他必须出庭解释，他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为什么把它写进《史记》？他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材料，又是如何选取这些材料的？看来，历史侦探还得忙碌，还得根据司马迁所提供的线索，去追查制造历史疑案的真正犯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冤假错案的问题，彻底地追查起来可能相当麻烦，看似简单的历史学疑案，认真追究起来可能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历史累积的加厚和变形的结果。长话短说，一句话，我们将司马迁作为新的嫌疑人来追究的事情，牵连到历史学中的基本问题：历史著作是怎样编撰出来，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历史在编撰的过程中，历史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形的？
历史编撰和历史流传的过程，宛若一种变形的镜像，我们必须先将这个变形镜的变形原理搞清楚，然后才能根据变形的误差审查变了形的历史，据此修正误差，逼近真实的历史，也才能判定作为嫌疑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2.《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
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我们说，地球上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是政治家眼中的国际政治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历史。当代杰出的哲学家波普曾经宣称，宇宙有三个世界，第一是物质世界，第二是精神世界，第三是知识世界。这是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世界，随着信息这种奇特物质的兴起而成为现实。
作为历史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的世界划分。受伟人先贤的启发，我深感“三”是一个有趣的好数字，历史学也与“三”有缘。在这次疑案的追查中，我终于认识到，历史学世界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我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的多个延伸世界，作为三个基础世界的延伸，历史学的N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
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曾经真实发生过，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作第一历史。以我们所追查过的疑案内容而言，两千多年以前，在关中华北地区，有叫吕不韦、子异、赵姬、嬴政、华阳太后、昌平君、茅焦等一些人，他们曾经交往相处，相爱相恨，有过种种活动。这些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已经消失；这些曾经活着的人们，已经死去，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后人也是不可能再亲眼看到了。
不过，有关这个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却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能够反映往事的史料，我们叫作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作第二历史。也以本书的内容而言，吕不韦和华阳太后、子异和赵姬——也就是后来的庄襄王和帝太后、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们的坟墓都还在，我们可以去凭吊，可以去勘察，甚至可以去发掘。有关他们当时情况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近来也发现了不少，比如出土的秦代竹简，我们可以去阅读整理，可以去研究解释，甚至可以去触摸感受。这些都是最可靠的史料。
根据史料所编撰的历史著作，是历史学中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史记》，就是这样一本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著作；司马迁，就是一位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传说时代的远古一直写到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代。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出生以前的所有历史，他都是没有亲历过的，他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史料来作编撰。即使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武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个人的经历视野有限，绝大部分仍然只能依据史料来编撰。所以我们说，《史记》不是史料，而是根据史料编撰的历史著作。如果无分析无批判地将《史记》作为史料来看的话，就是还没有入历史学之门的门外汉了。
有了以上的三个世界，或者说三个历史以后，历史学的基础就算是奠定了。
进而，如果有人读了《史记》，根据《史记》的叙述写了一本历史书，比如书名为《史记的人物和故事》，这本书就是历史学基础世界之外的延伸，属于N类的第四世界了。也就是说，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作编撰所写成的历史书，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如果有人再根据这本书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这就是我所说的“3＋N的历史世界”。
“3＋N的历史世界”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常常提到的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指的是第一历史。随着历史世界的由1到N的步步延伸，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世界的史料距离历史真相最近，到了史书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世界，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信用也不断地降低。
与此相反相成，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衍生出来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3.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
历史学是3＋N的多重世界的模式划定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衡量历史真假和价值的尺度。下面，我们不妨将这个尺度放到我们的讲座中来，看看司马迁是根据什么样的史料，又是如何来编撰《史记》的不同篇章的。也许，有了这个尺度的帮助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史记》的不同篇章中为什么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记叙，进而可以找出制造冤假错案的真正犯人来。
司马迁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根据秦国的史书。其中主要是秦国政府正式的历史记录，叫作《秦纪》，是相当可靠的史料。司马迁也使用了有关秦国国君的一些类似家谱族谱的记载，这些材料多有纪年，比较实在，也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当中选用了一些材料补充进去，使《秦始皇本纪》更为生动丰满。
司马迁编撰《吕不韦列传》，主要是依据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的基本形式，可以从诸子百家中的故事，也可以从《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书的内容上看出个大概来。这一类材料是战国游士们讲的故事，虽然生动有趣，却因为加油添醋，比附夸张，作为史料来说信用度较低。这一类材料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纪年，常常是张冠李戴，将这个时代这个人的事情，套在那个时代那个人身上，不时闹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出来。所以说，从史料的来源上看，相对于《秦始皇本纪》来说，《吕不韦列传》的信用度较低。
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给子异的故事，仅仅见于《吕不韦列传》，在《史记》以前的所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没有这个记载。不过，在查找这个故事来源的过程当中，历史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与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史记》的其他篇章当中，这就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给楚考烈王的故事，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相对于吕不韦这个故事的简略，春申君的故事非常详细，曲折动人，堪称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为了便于对照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
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丞相春申君非常忧虑。他四处寻找适合于生孩子的妇人进荐给考烈王，送进宫中的妇人不少，却没有一个生下儿子来。赵国人李园有个妹妹，天资绝色，能歌善舞(请注意，又是赵国，又是能歌善舞的舞姬)，想献给考烈王，听说考烈王生不出儿子，担心进宫以后，无子失宠，于是李园另外起了主意。
李园设法到春申君府上做了舍人，就是家臣门客一类的人物。
有一天，李园向春申君告假回家，故意回来晚了，被春申君问起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派遣使者来下聘，想娶我的妹妹，我与使者饮酒商谈，所以回来晚了。”
李园的话，一下子引起了春申君的兴趣，问道：“你已经接受了彩礼了吗？”
李园回答说：“还没有。”
春申君说：“我可以见见你的妹妹吗？”
李园正中下怀，回答说：“行。”
故事下一步的发展，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春申君见了李园妹，大为情动心动，于是李园将妹妹献给了春申君。李园妹得到春申君的宠爱，怀了孕。李园知道了，于是与妹妹商量，定出一个进宫的计划来。
李园的妹妹察言观色，找到合适的机会对春申君说：“王上看重君侯，君侯的宠信，即使是王上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今君侯作丞相已经有二十多年，而王上至今没有儿子。如此状况继续下去，一旦王上百年以后，王上的兄弟将继承王位。新王即位以后，自然看重自己身边的人，君侯的宠信怕是不能长久了。不仅如此，君侯多年主持国事，当权久，对王上的兄弟们失礼不周的地方也多，一旦新王即位，灾祸将会降临身上，那时候，君侯还想要维持丞相的地位，保持已有的封地，恐怕更是无从谈起了。如今我已经怀孕，还没有别人知道。我侍候君侯时间不长，如果借重君侯尊宠的地位，将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会临幸我。仰赖上天，如果能够生下儿子，您的亲骨肉继承了王位，楚国就都是您的了。您想想看，以这种结果比较身临不测之罪的前景，究竟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春申君听进去了，大以为然。于是专门为李园妹安排单独的住所，首先避嫌隔离（也就是“谨舍”或“谨室”），然后推荐给考烈王。考烈王召李园妹入宫，于是生下儿子，立为太子，李园妹被立为王后。至于李园，他以王后之兄、太子舅父的外戚关系，受到考烈王的宠信，擅权用事。
4.女性深入历史现场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是一个战国时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不但见于《史记》，也见于今本《战国策·楚策》，两者内容相同，词句几乎完全一样，无疑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
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活故事，在司马迁以后的时代，还在继续发展。在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所编撰的《列女传》中，在东汉时代编撰成书的《越绝书》中，这个故事发展得更为完美，本来缺鼻子少眼睛的人物，都成长得眉眼齐全，相貌周正了。李园妹也有了正式名字，叫作李环，她不但“能鼓音”，会吹拉弹唱，还能“读诗书，通一经”，被打扮成了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新女性。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作为文学故事来读的话，生动有趣，作为文学作品的演变来考察的话，非常有意思。同一故事，如果作为历史来考察的话，那就是破绽百出，荒唐无稽了。这种荒唐无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个一群傻子大聚会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献有孕之女能够成功的前提，就是有孕之女的接受者，一定是一个傻子，一个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傻子。在这个故事里，接受者是楚考烈王，他不但自己生不出儿子，还兴高采烈地娶了一位已经有身孕的女子，将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将儿子的母亲立为王后。如果说考烈王自己被简单地蒙骗，那只是傻帽儿一个。他是国王，他有侍从，他有御医，他们都负有保护楚王、保证楚国王室血统纯正的责任，他们也都被简单地蒙骗了，那就是傻帽儿一群了。傻帽儿一个，我们可以用骗不了的充分理由予以驳斥；一群人都成了傻帽儿，怕就别有另外的理由了。骗不了的重大理由，讲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说了，不但法律和制度不容，医生和亲近也不许，请大家重新回味一下第一案的大概，这里就不重复了，至于人情上另外的理由，我们后面再来说。
其次，这个故事的主谋，是李园和他的妹妹。李园通过春申君献妹妹给楚王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合于情理的事情。春申君横插一杠子，自己先尝了新鲜，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李园妹自知怀孕以后，主动请求春申君将自己献给楚王，这就完全脱离常识，不可信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研究历史，学习历史，最好是深入历史现场。深入历史现场，一是用脚，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现场，也就是到古代遗址去脚踏实地，去走去看去考察。二是用脑，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现场，也就是穿越时空作历史学的联想，去设身处地地体验当时的事件情景，人物心情。
现在，我们首先请诸位女性读者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李园妹，你知道自己怀了孕。你哥来了，给你如此这般地出了个主意，劝你去当献身的有孕之女，你会按你哥的主意去做，你会对孩子他爸来这样一番话吗？为了近便起见，你不用设想孩子他爸是楚国的丞相，你只就近设想他是某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刚刚娶了你。你对老公说，我已经怀了孕，为了你的未来前途，请你将我介绍给董事长，万一生下儿子来，将来的公司就是你的了。如此这般的话，你敢不敢说？如此这般的事，你干还是不干？
如果你没有扇你那傻子哥两个大嘴巴子，一脚将他踢出门去，而是真的去干了的话，那你不但是傻，还是大傻，比你哥还傻。你不想一想，你刚刚进门一个月，凉炕头还没有睡热就说这种话，你老公注定马上起疑心，你嫁我原来是图的他，你敢借我骗他，你不会不敢借你哥骗我，从你哥将你介绍给我开始，原来都是演的戏，你肚子里的娃保不准是哪里来的野种。你也不想一想，董事长有老婆有情人，多年生不出儿子的原因，或者是他没有生育能力，或者是命中的机遇不巧，x的基因引不出y来。你肚子里是男是女还不知道，你就踩着丈夫的头翻过了山，想到董事长家去当老板娘。事情究竟有多荒唐，还用多说吗？
5.男性深入历史现场
女性读者深入现场以后，我再请男性读者也深入现场。你可以设想自己就是春申君。你是董事长信任的总经理，董事长年事已高，没有儿子，那是董事长的家事，董事长的兄弟们将来接管公司，可能炒你鱿鱼的阴影，确实使你不安。如此情况下为了将来打算，你会听你老婆的主意，将怀了孕的她献给董事长，梦想一旦生下你的儿子，将来做了董事长，公司就是你的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扇你那傻子老婆两个大嘴巴子，一脚将她踢出门去，而是真的去干了的话，那你不但是傻，还是大傻，比你老婆还傻。老婆究竟是真傻还是装傻的事不多说了。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的老婆真的上了董事长的床，如果你的老婆，那时候应当称作前妻了，真的在董事长家生下了你的儿子来，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成了董事长的继承人，这时候的你，就成了所有的当事人都想要封口的共同敌人。想要封口的人，甚至包括你自己，你不得不一辈子闭住自己的嘴。
你可以想一想，董事长和他的亲族们，不知情则已，知道了就要拿你是问，拿你开刀，你不但自己得保密，也望前妻千万不能漏出一点风声。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前妻做了董事长夫人，她怕事情暴露，危及自己和儿子的地位和生命，一定要你永远闭口。你可以想一想，在更远的将来，如果你的儿子真的获得了继承权，做了董事长，为了维护他继承公司的正当性，他和你最好的选择都是永远保密。一旦真情暴露，在你和公司之间，你的儿子只能选择一个。毫无疑问，权衡利害的结果，最好的选择就是请你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事实上，春申君献李园妹给考烈王的结局，与总经理献老婆给董事长的结局是相同的，这个结局就是杀人灭口。
故事结尾说，李园妹做了王后，儿子做了太子，李园也受宠当权以后，担心春申君泄漏秘密，担心春申君骄横，于是偷偷招募武士，准备杀春申君灭口，楚国国内有人知道了内情。
就在春申君做丞相的第二十五个年头，考烈王病重。一位叫作朱英的知情人来见春申君，警告说：“世上有不望而来的福气，又有不望而来的灾祸。如今君侯身处不望而来的世道，服事不望而来的君主，难道不会没有不望而来的人吗？”朱英的话里五次提到“不望而来”，他所说的“不望而来”，就是“意想不到”，超出预计之外的意思。朱英的话含蓄婉转，意思是说楚王病重，政情将有变化，不可不早作打算，提防别有用心的人。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作不望而来的福气？”
朱英回答说：“君侯做丞相二十多年，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相当于楚王。如今楚王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年幼，君侯将要辅佐幼王，执政当国。那时候，君侯固然可以做商代的伊尹和周代的周公，辅政到幼王长大成人，然后将政权交还；不过，君侯也可以南面称孤，自己来做楚王。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望而来的福气。”
春申君又问道：“什么叫作不望而来的灾祸呢？”
朱英回答说：“国舅李园，因为不能当政掌权而怨望君侯。他虽然不执掌兵权，却早就在私养武士，楚王一旦去世，李园必定先入宫中夺取权力，杀害君侯以灭口。这就是我所谓的不望而来的灾祸。”
春申君再问道：“什么叫作不望而来的人呢？”
朱英回答说：“请君侯任命臣下我为郎中，安排在宫中，一旦楚王死，李园抢先进宫，臣下就为君侯杀死李园。这就是不望而来的人。”
春申君不以为然，说道：“足下免了吧。李园是软弱的人，我又善待他，不至于如此。”
朱英知道春申君不用自己的主意，恐怕将来灾祸及身，于是就隐身逃亡了。
十七天以后，考烈王死去，李园果然抢先进入宫中，在宫门内埋伏武士。春申君进入宫门，武士们刺杀春申君，将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宫门外。李园于是夺取政权，布置属吏，将春申君一家诛灭了。
这个不幸的结局，倒是合情合理。不管任何时代任何人，假如谁有献有孕之女夺嗣的念头，谁就等着被杀人灭口的结局吧。
6.献女故事的前提崩溃
我用男性女性深入历史现场来衡量献有孕之女故事真伪的方式，曾经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认为过于低俗，可能降低历史推理讲座的档次。我经过再三考虑以后，还是决定保留。我之所以决定保留，是因为我希望由此强调常情常理在衡量历史真伪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在历史世界中的多年游历，我深感历史在演变，人物在更替，不变的是人性，相通的是人情。不变的人性，相通的人情，是今天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过去的古人，现在之所以能够知晓过去的认知基础。用我们今天的常识和常情不能理喻的往事，一定不会是原样真实的;违情失理的地方，一定有它特殊的因由，这些特殊的因由，常常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虽然是一个傻子大聚会的编造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有真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故事的人物和结局是真实的，李园后来当政的事情，也由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得到了证明。
我们可以说，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一个真假参半、有虚有实的历史故事。将它作为历史来看，将它作为史料来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它去伪存真，判定哪些部分是真的，哪些部分是假的，用历史学的行话来说，就是首先要做史料批判。
从史料批判的观点来看，在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中，被搀进去的假的部分，正是故事最离奇动人，最吸引听众的地方。这就是春申君献给楚考烈王的李园妹是怀了孕的，生下来的儿子的真正父亲不是考烈王而是春申君。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讲解过的，献有孕之女夺嗣的事情，既不合情理，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不可能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编造的历史故事。
其次，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不合。
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是“楚考烈王无子”。这句话，不仅是故事的开场白，也是整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前提。因为考烈王无子，才引起了春申君的忧心和为考烈王寻找适合于生子的女人的行动，进而引出李园和李园的妹妹这两位人物，故事由此顺次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楚考烈王有儿子的话，这个故事就编不下去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讲解过的，楚考烈王无子的话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考烈王不但有子，而且多子。他的多位儿子当中至少有四位是有名有姓有事迹，并且先后做过楚王。这四位儿子分别是：第四十二代楚幽王熊悍，第四十三代楚哀王熊犹，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末代楚王熊启，也就是昌平君。
考烈王的这四个儿子中，熊悍和熊犹同母，都是王后李园妹所生，熊悍是嫡长子，熊犹是他的弟弟。负刍和熊启都是庶出。负刍的母亲是谁，不清楚，史书上称他是熊犹的庶兄，出生在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以前。熊启的母亲是秦国的王女，他出生于考烈王即位前以太子身份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较春申君献李园妹的事情早了约三十余年。
考烈王至少有四个儿子的历史事实清楚以后，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前提就崩溃了。这个故事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7.请动护宝槌
这些年来，古董收藏兴起，文物鉴定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在国外类似节目的启发下，北京电视台也有了文物鉴定的专门节目，叫作“天下收藏”，由演员王刚主持，挥动护宝槌去伪存真。在这个节目当中，经过专家们辨明的假货，都在王刚的护宝槌下粉身碎骨，真货都由专家估出不菲的高价，赠送价值万元的金章，可谓是黑白分明，真假两清。我隐约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种情景，王刚有时拿起护宝槌，想打假又怕打了真，想保留真又担心放走了假，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搞得大家心累心跳，只想你王刚早点说话啊，究竟是真还是假？
结果呢，这件器物有真有假，有黑有白，是一件掺了假的真品。比如说是一件康熙官窑的瓷碗，胎身是真的，上面的字是后来写上去的。又比如说是一件西周铜器，铜器的身子是西周的真品，盖子是战国时代配上去的。相对于西周时代来说，后来配上去的盖子是假的；不过，这个假货相对于战国时代来说，却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护宝槌砸下去，就毁了真东西；不请动护宝槌，又等于承认了假东西。所以，王刚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大家也不得不跟着心累心跳。
文物和文献，都是历史的遗留。文物当中的真假，与文献当中的真假，情况都是相通而类似的，都需要用考古的方法，做出去伪存真的鉴定。在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中，考烈王无子，李园妹生下的儿子不是考烈王的儿子的事情是假，相当于西周铜器上后来配上去的战国盖子。我们如果将这个盖子暂时拿开，留下的铜器就是一件真的西周铜器了。如果我们借用文物鉴定的方法，将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中后来添加的编造部分排除，剩下的部分就应当是器物的真身，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了。长话短说，我们对这个历史故事进行文献考古以后，对其中的真货，也就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真实历史可以签字盖章，开具鉴定书如下：
一、楚考烈王熊元与春申君黄歇的关系非常密切。
熊元还是太子的时候，春申君就是他的亲信，他们一起在国内国外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患难与共，信任无间。春申君帮助考烈王即位以后，长期担任相当于楚国丞相的令尹，是考烈王时代楚国的第一号权臣。
二、李园曾经是春申君的家臣，他通过春申君的介绍，将妹妹送进宫中。
李园妹进宫以后，得到了考烈王的宠爱，为考烈王生下了儿子熊悍，被立为王后。李园也因此被考烈王任用，开始在楚国政坛出头。
三、李园妹进宫受宠，生下了儿子熊悍(幽王)，被考烈王立为王后。
四、考烈王二十五年，也就是前238年，考烈王病重(当时，李园第二次怀孕，腹中的孩子就是次子熊犹［哀王］)。为了确保对于未来的楚幽王，也就是嫡长子熊悍的辅政权，李园兄妹准备清除春申君。春申君得到密告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结果被李园埋伏的武士杀害，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执掌楚国国政的第一权臣。
以上结果，就是我们通过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所能解读到的确切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相当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铜器的真身。
铜器真身的鉴定完成以后，我们再回到假盖子上来。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西周时代来说，这个后来配上去的盖子是假的；不过，这个盖子相对于战国时代来说，却是真的。也就是说，对于掺杂进真货里面的假货，只要我们能够将假货掺入的时间和情况搞清楚，我们就可以由此得到一部关于假货的真历史。这部假货的真历史，虽然是隐秘曲折，往往能够为我们揭示出一些闻所未闻的真相，可以帮助我们破解某些历史秘密。
8.谁是假货的受益人？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编造的？这些人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呢？
凡是造假，都有造假的动机。造假的动机，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但造假出于造假者的利益，预期会给造假者带来好处，却是共同的。也就是说，造假者费心用力制造假货，一定是出于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目的。从而，只要我们找到假货的受益者，假货制造者的踪迹也就可以寻觅得到了。那么，假货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审查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春申君是最大受害者，他为此全家覆灭；从而，这个故事，不可能是拥护和同情春申君的人编造的。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个故事的受益者似乎是李园兄妹，他们杀死了春申君，获得了执掌楚国政权的重大利益。然而，深入分析这个故事，李园兄妹同样是受害者。大家想想看，李园兄妹利用春申君作跳板，欺骗了考烈王，将假儿子立为太子，假儿子的母亲也因此被立为王后。考烈王死时，李园兄妹又过河拆桥，杀死春申君，拥立假儿子即位，独占了楚国政权。毫无疑问，在这个故事当中，李园是十恶不赦的恶男，李园妹是十恶不赦的毒女，都是应当被谴责，被诛灭的。非常明显，这个故事对他们的形象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他们也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而不是这个故事的编造者。
然而，李园兄妹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仍然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深入一些观察下去的话，将不难发现，这个故事的最大受害者是李园妹的儿子们，也就是楚幽王和楚哀王。这个离奇动人故事的真正目的，是要散布这样一条消息：楚幽王熊悍和楚哀王熊犹，都不是考烈王的儿子，他们的血统都是有问题的，不应当继承王位，而是应当被考烈王的真儿子取代。
分析故事到这里，让我们暂时离开故事编造的事情，再一次回到考烈王死后的历史真实中来。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以后，李园兄妹杀死春申君，扶持太子熊悍继承了王位，是为楚幽王。楚幽王年幼，政权由母太后和舅父李园摄理。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执掌楚国国政的第一权臣。李园主持楚国国政的事情，传世的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却得到了出土文献的确凿证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李园谓辛梧章”，文中说：“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这段文字说，(楚幽王三年)秦国派遣将军辛梧到魏国去，联合魏国一道进攻楚国，执掌楚国政权的李园甚为忧虑。……后来他通过外交活动，劝说秦将辛梧，化解了这次危机，显示了主持国政的能力和业绩。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熊悍去世，熊悍的同母弟，也就是李园妹的小儿子熊犹即位，是为楚哀王。熊犹是考烈王的遗腹子，年幼不过十岁，政权的维系，仍然由太后和舅父李园掌握。两个月后，楚国发生政变，楚哀王被杀，考烈王的庶子负刍被拥立为楚王。这件事，《史记·楚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楚幽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
这是说，楚幽王十年，幽王过世，他的同母弟弟熊犹接替他做了楚王，是为楚哀王。哀王被立两个多月后，“负刍之徒”杀死哀王而拥立负刍为楚王。所谓“负刍之徒”，就是支持考烈王的庶子负刍的政治势力，他们发动了政变，建立起以负刍为王的新政权。由于这次政变，以李园兄妹为核心的、当政十年之久的李氏外戚集团被消灭。
楚国的这一段历史清楚以后，我们再回到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上来。将两者对照结合起来看的话，故事的真正受益者是谁，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故事的理由和动机，大致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的真正受益者，应该是公元前228年发动政变，夺取了楚国政权的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和“负刍之徒”，也就是以考烈王的庶子负刍为首的新的政治集团。这个故事，为他们消灭政治对手，也就是以李园兄妹为核心的长期掌控楚国政权的外戚集团提供了最好的口实。这个口实就是，由于李园兄妹利用春申君欺骗了考烈王，楚幽王和楚哀王都不是考烈王的儿子，因而应当被考烈王真正的儿子取而代之。
毛主席说，凡是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制造舆论。制造夺权的舆论，首要在于宣称旧政权的不义、不道和非正统，以此作为新政权正义、有道和正统的铺垫。连接故事编造的历史和故事中的历史作合情合理的推断，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离奇内容，很可能是楚王负刍之徒编造出来的；这个故事的成形和出现，应当在公元前228年至前227年，也就是楚王负刍即位前后。
9.移花接木的线索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真假虚实、来龙去脉大体清楚以后，我们自然会继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移花接木地扯到吕不韦身上，别有用心地编造出秦始皇不是庄襄王的儿子的故事呢？
《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载的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是用这样的话收场的：春申君被李园埋伏的武士杀死，家族被诛灭以后，“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这句收场白是说，春申君献给楚考烈王的有孕之女，也就是李园妹所生下的儿子，被立为王，即是楚幽王。这一年，是秦始皇即位的第九年。嫪毐在这一年叛乱，被发现，诛灭三族，吕不韦也因此被废相。
《春申君列传》本来是讲楚国的事情，讲完春申君、李园、楚幽王的事情后，突然笔头一转，扯到秦始皇、嫪毐、吕不韦身上去了，很有些不自然。不但不自然，而且这种不自然的写法，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春申君、李园和楚幽王的事情，与秦始皇、嫪毐和吕不韦的事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我们已经说过，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是不编故事的。但是，他是喜欢听故事的，他在编撰《史记》的时候，为了丰富纪事的内容，选取了一些既有的历史故事作为史实写进书中。他在选取这些历史故事时，首先面临着如何判断真伪，如何取舍留存的问题。同时，他在选取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多是当时游士们的口头讲述，外交辞令之间插入的话引子，没有纪年，时间混乱，他必须为它们确定年代后，才能写入史书。
打个比喻说，这些战国故事，都是些飘浮在空中的树叶，天上地下，随风起舞；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生动有趣，不过，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时候，就虚无缥缈了。历史学家首先得竖立一根时间的树干，再将这些无根的树叶采集下来，经过选择，然后粘贴到树干的适当位置上去。这个做法，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工作，叫作“以年系事”，就是用年代将事情拴起来。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是从战国游士们讲的楚国故事中选取的，本身没有确切的年代。楚国的史书，同战国各国的史书一样，由于秦始皇焚书的原因，都被烧毁了，楚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也失去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是用什么样的时间树干将这个故事拴住，确定它的年代的呢？
秦始皇焚烧各国的史书，却没有焚烧秦国的史书。秦国的史书，到司马迁的时候尽管已经残缺，但确切的年代是有的，司马迁是仔细阅读了的。在秦以外的各国史书被烧毁，秦以外的各国历史年代不清的情况下，司马迁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从秦国的史书中选取一些年代准确的事情，放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作时间的标杆。换句话说，就是用秦国的历史作树干来粘贴其他国家历史的树叶。春申君之死这件事情，在楚国的历史上没有确切的纪年，司马迁判断大体相当于秦王政九年左右，与秦国发生嫪毐之乱、吕不韦也因此被废相的事件在时间上大体相当。太史公如此粘贴的结果，故事就成了楚国的事情、秦国的时间这种不自然的怪样子。
不过，这个不自然的怪样子，也实实在在地提醒了我们：战国时代，是各国密切往来的时代，各国的历史，都是跨国的历史。作为秦始皇父辈的吕不韦、子异和赵姬等人，与作为楚幽王父辈的春申君、考烈王和李园妹等人，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不但生活在同一天空之下，他们之间也可能有实在的交际和往来。特别是楚考烈王熊元，他在王太子的时代，曾经在春申君的陪同下在秦国首都咸阳做过十年的人质，他曾经在秦国娶妻生子，与秦王室结下了亲缘关系，他与子异之间，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
也许，正是这种时间上的同时同代，事实上的实在关联，成了后来好事者编造同类故事的着眼点和切入点。想象力丰富的好事者，特别是如同小报记者狗仔队员一类的人，由同一时代的这种类似的关系，自然会联想到，春申君与考烈王关系密切，他有如此绯闻，楚幽王竟然是私生子!吕不韦与庄襄王也是关系密切，吕不韦岂非也有类似的绯闻，秦始皇也未必不是私生子？
历史疑案追查到这里，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历史背景已经清楚，同时，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移花接木转嫁到吕不韦身上的线索也找到了，看来，历史侦探可以结束本案的调查，交出一份最终报告书了。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报告书提出，得到了历史法庭的认可，可是，在该报告即将张榜公之于众的时候，最终审阅报告书的审查官们又提出了疑问：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楚王负刍之徒在政变前后编造的，这是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故事移花接木到吕不韦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个故事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编造出来的呢？如果历史侦探能够有一个说法的话，我们将觉得更有说服力。
历史侦探以为，对秦始皇身世的这种下三烂的联想，在秦王嬴政在位的时代还见不到踪迹；秦统一天下以后，更没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去编造。不过，到了秦亡以后，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政府破旧立新，改制革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代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古代的“文革”中，否认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历史事实，编造汉帝国接受了新的天命，革了秦帝国之命的思潮，与独尊儒术合流，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铺天盖地的时流当中，涌现出来一批激进的左派，他们秉承了当局的意图，歪曲秦国的历史，丑化秦始皇的身世，制造了种种流言蜚语。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给子异，秦始皇是私生子的捏造，应当是在这个时候。
10.古代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侦探有时候真烦这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审查官们，都是些挑毛病的老手，有完没完。不过，烦过后冷静想一想，这些事情正是他们的工作，很多挑出来的毛病还真是问题，不管烦不烦，都不得不耐着性子一一作答，只是希望公开发表以后不要被指摘为过于啰唆。
历史侦探以为，春申君的故事，出于楚王负刍之徒的编造，战国晚期就开始流传，《战国策》也可以见到，应当是较早的故事原本。吕不韦的故事，不见于早期的文献，应当是较晚的复制品。那么，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编造出来的呢？
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最初见于《史记》，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下限，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汉武帝时代。不用说了，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上限，是在秦始皇出生的秦昭王末年。由此说来，这个故事可能出现的时间段，是从秦昭王末年到汉武帝时代之间。秦始皇生于秦昭王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59年，司马迁大约于汉武帝元封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后开始担任汉王朝的史官——太史令，积极从事于《史记》的编撰。从而，这个故事可能出现的时间就是从公元前259年到110年的这一百五十年间。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历史故事的伪造，往往有需要伪造的动机，有适合于伪造的历史背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出于楚王“负刍之徒”的伪造，其历史背景就是楚王负刍杀楚哀王夺位的政治事件。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从秦昭王末年开始考察秦国的历史。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先后即位，一直到秦亡，秦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政治变动，秦始皇和他的父亲、祖父即位当政的事情并没有受到类似的挑战，从而，在秦国没有出现类似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在秦始皇家族一系当政的情况下，大概是没有谁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去编造这个掉脑袋的无聊故事的。与这个历史事实相印证，在流传至今的战国诸子和战国故事当中，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故事的踪影。
刘邦建立汉王朝，旗帜鲜明地全面继承秦王朝。这种全面继承，包括领土、人民、制度，一直到意识形态。刘邦只比秦始皇小三岁，算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终身崇敬秦始皇，视秦始皇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理想。我们知道，刘邦还在家乡沛县作亭长的时候，曾经出差到咸阳，观望过车马出行的秦始皇，当时的刘邦，觉得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阳，灿烂辉煌，由衷地发出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人生感慨。刘邦觉得，如同秦始皇的人生，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人生。
刘邦发了迹以后，自视为秦始皇的继承人，接替秦始皇的位置做了皇帝。他临死之前，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表明自己对于先烈伟人态度的诏书，这个诏书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摘要如下：“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楚隐王陈涉，就是发动大泽乡起义的反秦首事者陈胜，他后来立国张楚，称楚王，刘邦响应他起兵，算是他的部下，用他来代表楚国，世世祭祀。魏国的安釐王、齐国的缗王、赵国的悼襄王，与楚王陈胜一样，都分别设置十户的守墓人，得到世世代代的祭祀。魏公子无忌，不是帝王，而是刘邦所景仰的游侠世界的偶像，特地为他设置了五户守望祭祀的人家。至于秦始皇，他的待遇高高在各国君王之上，二十户守冢之家的设置，明显地表达了刘邦和汉王朝对于秦王朝和秦始皇格外的敬重，绝无丝毫的不敬和怠慢。
从刘邦时代开始的这种尊重六国故王、尊重秦王朝和始皇帝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帝景帝时代。从而，我们可以说，汉帝国建立之初，丑化秦始皇的土壤和条件也不存在。与此相印证，西汉初年，刘邦君臣，汉朝政府多次议论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秦的政治和政策批评甚多，却从来没有对秦始皇进行人身攻击，编造丑化他的故事。在至今流传的西汉初年的政论文献，比如仕宦于刘邦的说客陆贾的《新语》，文帝时代著名政论家贾谊的《新书》中，都没有这一类的故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种历史变革，从时代精神和历史形态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由秦末以来的后战国时代，进入了由汉武帝时代开始的第二次统一帝国时代。这场历史变革，极具颠覆性，堪称一场古代的“文化大革命”。在汉武帝的主持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否认多年以来认为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继承者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转而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宣称汉王朝是从根子上革了秦王朝命的革命者，秦王朝的天命是水，汉王朝的天命是土，土水不相容。
在这个意识形态革命的指导下，汉朝政府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外政策等基本国策国政作了大变革，废除了建国以来一直使用的秦代历法，将服饰旗帜的颜色由秦以来的黑色改成黄色，度量衡所使用的吉祥数字也由秦代的六改为五，整个社会的变化之大，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在这场古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呼应这场全面变革，用儒家思想取代自秦以来到西汉初年一直占据思想主流地位的法家和道家思想。
在这场大变革中，汉代社会对于秦始皇的看法和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由伟人变成了暴君，由历史上的成大功者变成了历史罪人。在秦始皇的诸种罪行当中，最被诟病的就是焚书坑儒，将本来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件事情合成一件，构筑成暴君秦始皇的标志性罪状。所谓坑儒事件，本来被坑的主要是求药成仙的方士(接近道家人士)，如今也被儒生们改头换面，改造成仿佛只有儒生遭受迫害的重大历史事件，借用来为儒家的独尊换取舆论的同情，借用来为彻底否认秦王朝，为彻底否认秦始皇作攻击的材料。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变迁、风气的转化当中，对于秦始皇的个人攻击被解禁，对他作人身丑化也受到鼓励，修改秦的历史，编造秦始皇的丑闻的历史条件成熟。从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将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由此宣称秦国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正统性，汉王朝取代秦王朝是继承了周王朝以来的真正的天命。
11.莫做“耳食者”
孟老夫子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读书，一定要知道作者，因为作品必然会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意图。作品中的问题，往往可以在作者的履历中找到解读的线索。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是司马迁根据他所看到的史料，依照他的历史观念编著的历史著作。毫无疑问，司马迁在编著《史记》中有关秦国和秦始皇的历史时，他自己对于秦国和秦始皇的看法，一定会影响他对史料的选取和编著的结果。那么，司马迁究竟是如何看待秦国和秦始皇的呢？
从家系上讲，司马迁是秦国人。他的家乡是陕西省韩城县，地在秦国的本土关中地区。关于司马迁的祖先，传说的时代，东拉西扯的旁枝不去说了，有名有姓的祖先，最早是秦惠王时统领秦军消灭蜀国的将军司马错，然后是秦昭王时代的将军司马靳，他是坑杀四十多万赵国降军的秦军统帅白起的部下，与白起一道自杀。后来还有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做过管理铁器的铁官。
入汉以后，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做过市长，不过，这个市长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市长，而是管理市场的市长，相当于工商局长。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做过什么官不清楚，他的爵位是五大夫，汉代二十等爵位当中的第九级，算是高级爵位了。司马迁的父亲叫作司马谈，他是汉朝的太史令，就是国家图书馆长兼天文台长，《史记》的编撰，是由他开始的。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子承父业，也做了太史令，继续做编撰《史记》的工作。
由此看来，司马迁一家，代代居住在韩城一带，世世是热爱家乡、怀念祖上的秦人。这样一位司马迁，不管是出于历史学家的立场，还是出于家系的立场，或者是出于故国秦人的立场，都不会肆意污蔑秦国，恶意丑化秦始皇。相反，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汉武帝时代出现的那种趋炎附势、赶潮流的无聊编造，司马迁是有自己的看法和取舍标准的。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秦国历史的看法，他说：“秦取得天下，多用暴烈的行为，但是，秦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革，所以能够成就巨大的功业。经传上说‘应当效法后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后王，也就是近代的贤明君王，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当今接近，他们所处的环境也与当今类似，他们的议论看起来浅显却易于实行。”
司马迁在对于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作了上述评价以后，转过话来说道：“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今的学者们往往拘泥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只看见秦王朝在位的时间很短，而不去审视秦王朝的由来始终，因而都一窝蜂去讥笑秦王朝，不能对秦王朝有正确的评价。这种做法，无异于用耳朵进食，完全不能品尝食物的味道。这些耳食者，当是何等悲哀!
对于秦始皇本人，司马迁也是态度鲜明的。一方面，他高度评价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业，他引用贾谊的话说：“始皇帝继承了祖上的遗业，挥动长鞭而驾御海内，吞并两周而灭亡诸侯，将各国君王践踏于脚下，将各国领土收纳于域内，真可谓是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另一方面，司马迁对秦始皇也有严厉的批评，他批评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自以为功劳盖过五帝，领土超过三王，羞与古代圣王们同列，拒绝向历史学习了，从而犯下了用打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的错误，一错再错，终于为秦二世速亡埋下了祸根。
司马迁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看法和评价，中肯而客观。他将秦国用暴力统一天下的严酷事情，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看待，他对秦始皇一生的功过，也区分为两部分作不同的评价——既有统一天下的大功大业，也有治理天下的大过大错，不愧为历史学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自己直接表达的意见当中，他从来没有对秦帝国和秦始皇作过任何妖魔化或者是人身的攻击。
从而，历史侦探认为，从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动机和意图上看，炒作吕不韦献有孕之女，将秦始皇丑化为吕不韦的儿子，否认秦国王位正统性的做法，不是司马迁的做法；对于这种流言和做法，司马迁是大不以为然的。从司马迁批评耳食者们丑化秦国历史的话来推断，这些下作的绯闻，应当都是那些赶潮流、用耳朵进食的文人们的编造。如果这个故事是司马迁写进列传中的话，他也是加了特别的注解，用暗号隐语提醒世人不要轻信流言。
(二)《史记》失载了的历史
1.又是司马迁的错？
《史记》采用了不可信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经过别有用心者的改造，套在了秦始皇的头上，这就是本书的第一案，生父之谜的谜底。这个谜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由于史书的误载而引发的编造。
那么，本书的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秦始皇的弟弟为什么反叛？嫪毐之乱的真相是什么？昌平君又是什么人？秦始皇后宫的情况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些问题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解明，秦始皇的弟弟成是韩夫人的儿子，他得到夏太后的宠爱，在他的一举一动后面，处处都是韩系外戚势力的影子。秦始皇的假父嫪毐是帝太后的面首和宠臣，他的起伏成败，不过是赵系外戚势力兴衰的缩影。秦始皇的表叔昌平君熊启，是华阳太后的亲族和亲信，他是代表楚系外戚执政的头面人物。至于秦始皇的子女们，他们都分属不同的外戚势力，扶苏应当是楚系的公子，胡亥可能是赵系的公子……如此综合下来，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在本书第二、三、四案身后浮现出来：这就是秦国王室中不同的外戚集团势力的存在。
历史侦探以为，根据我们破解疑案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应当就是第二、三、四案共同的谜底。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三件疑案，是由于史书对于秦国王室中存在不同的外戚集团这件重大的史事失载，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造成了历代的不解和误解。如果我们要追究责任的话，司马迁仍然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没有为《史记》撰写《秦外戚列传》，问题就出在这里。
看来，又是司马迁的错？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示有外戚之助焉。”这句话是说，远古以来开创基业和继承祖业的帝王，并非仅仅依靠自己内在的德行，还得依靠外戚的帮助。司马迁所说的外戚，就是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他们是世袭王权体制下极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有相当充分的认识的，所以，他在写《史记》的时候，特意编撰了《外戚世家》。
《史记》是通史，《外戚世家》本来应当从王权世袭的起头开始，从夏商周秦一直追溯下来；但是，翻开《外戚世家》，司马迁的具体叙事，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从刘邦的夫人吕后家族一直到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一族。对于西汉以前历代的外戚，司马迁都一笔带过，省略不记。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是想隐瞒历史，还是另有原因？历史侦探以为，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召唤司马迁出庭作证，请他为自己著作的漏洞作具体的说明。
对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有一句感慨深沉的话，他说：“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他这是说，秦以前的历代外戚，由于史料缺乏，已经无法作详细而系统的记叙了。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是直接的证词。看来，司马迁没有隐瞒历史的嫌疑；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想写秦以前的外戚列传而没有材料，只能暂付阙如，望洋兴叹了。
事情追查到这里，历史法庭可以作出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了：一，本书第二、三、四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史书的失载而引发的诸多盲点。二，这个引发诸多盲点的失载，起因于《史记》缺了《秦外戚列传》。三，《史记》之所以缺了《秦外戚列传》，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足够的材料。四，在失载的问题上，司马迁是没有道德和刑事责任的。
历史法庭在作出了上述结论以后，也借此机会表示一点审理之外的看法和希望。首先，历史法庭以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工作是有欠缺的，对于因为这种欠缺而引发出来的种种不解和误解，对于当事人所造成的名誉损失，我们深表遗憾。其次，作为一种希望，历史法庭建议历史侦探在已有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努力，考虑能否为《史记》补写一篇《秦外戚列传》，以求对疑案的破解，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对先祖的事迹和名誉，作一个完整的恢复。
2.《穰侯列传》的启示
历史法庭的希望，对于历史侦探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破案的思路，重在调查和分析；补写的思路，在于综合和叙述。新的综合和叙述，从哪里入手呢？
历史侦探是司马迁的粉丝，《史记》是伴随他一生的读物。他再一次从书架上取出《史记》，尝试为新的挑战寻找灵感和突破口。他翻开《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穰侯列传》，历史侦探已经多次读过，这句开场白，已经熟读成诵。他一字一句抄写这句话，似乎有了新的体察。穰侯魏冄这个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祖先是楚国人，姓为芈氏。历史侦探由此联想开去：魏冄姓魏，魏是魏国王族的姓。秦昭王嬴则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国的王族嬴姓赵氏。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出身于楚国的王族，楚国的王族熊姓芈氏。……这一句短短的开场白，已经将秦国与楚国和魏国王室间的婚姻关系包含进去了。历史侦探猛然感悟到，补写《秦外戚列传》的突破口或许就在这里？
原来，由于史料的限制，司马迁未能撰写《秦外戚列传》，但是，他是将有关秦国外戚的一些重大事情，写进《穰侯列传》中了。相关的线索，还得从秦惠王结婚的事情开始。
秦惠王嬴驷是秦昭王的父亲，秦国的第二十九代王。他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二十三岁的时候行大婚，迎娶了魏国的王女作王后，生下儿子嬴荡，立为王太子。嬴荡后来继承了王位，成为秦国的第三十代王，是为秦武王。秦惠王娶了魏夫人后，又从楚国迎娶了楚国的王女作侧室，这位楚国出身的侧室夫人，就是后来的宣太后，她出嫁到秦国的当初号为芈八子。芈是她的姓氏，八子是侧室夫人的等级称号。芈八子与秦惠王生有三位儿子，嬴则、嬴悝和嬴市。嬴则后来继承了王位，成为秦国第三十一代王，就是秦昭王。嬴悝后来被封为高陵君，嬴市被封为泾阳君，都曾经是秦国政坛上显贵一时的人物。
宣太后的父亲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的王族熊姓芈氏，她的姓氏，就是从父亲的姓氏继承来的。宣太后有两位弟弟，她的异父长弟叫作魏冄，与宣太后同母，后来封为穰侯。同父幼弟叫作芈戎，与宣太后异母，后来封为华阳君，秦始皇的养祖母华阳夫人，就是他的孙女。
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被尊为太后，魏系外戚兴起，魏冄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任职用事。秦武王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他强壮有力，喜好武力竞技，网罗了一大批力士在身边，委以重任，陪同进出，一起游戏。秦武王即位的第四年，秦军夺取了韩国的军事要地宜阳，武王兴冲冲经过宜阳来到洛阳，聚会喜庆，亲自与力士们举鼎比试，不慎折断髌骨，突然身亡。
秦武王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他在母亲的主持下，刚刚从魏国娶了夫人，还没有子女。围绕着王位的争夺，秦国宫廷爆发了一场为时长久、影响深远的政治动乱，史称“季君之乱”。以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集团拥立公子壮(号为季君)为秦王，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拥立嬴则为秦王，秦国政局陷入两君并立的大混乱。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魏冄站了出来，他统领军队，诛灭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新婚的魏夫人被遣送回国。在魏冄的一手主持之下，秦昭王嬴则的王位确立，秦国的政局安定下来，秦国的历史，由此进入了长期稳定、繁荣强盛的扩张时代。
3.魏冄身世之谜
平定季君之乱，拥立秦昭王的关键人物是魏冄。在秦国政局的危难关头，为什么魏冄出面就能够安定秦国政局呢？对于这个涉及秦国政局核心背景的问题，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带过，“唯魏冄力能立昭王”。这句话是说，在当时大混乱的形势下，只有魏冄有力量能够拥立秦昭王。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唯有魏冄才有安定秦国政局的力量呢？遗憾的是，司马迁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可以说又成了一桩不明不白的历史疑案。
历史侦探以为，在有了破解多个疑案的经验和结果以后，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司马迁一笔带过的疑问作出合理的解答了。这个答案，就在魏冄的姓氏当中。魏冄与宣太后同母异父，他姓魏名冄，他的姓，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魏是魏国王室的姓氏，魏冄的父亲应当是出身于魏国王室的贵族，宣太后的母亲生下了宣太后以后，改嫁了魏氏，从而，在魏冄的身上，有楚国和魏国两国王室的血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魏冄在秦国王室中就成为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因为父系的缘故，他与秦惠王的王后魏夫人(惠文后)是亲族；因为母系的缘故，他又是秦惠王的侧室楚夫人(宣太后)的亲族。他同时得到两国夫人的信任，成为秦国政坛上一位横跨魏系外戚和楚系外戚的双料人物。
正是因为魏冄的这种特殊身份，加上他本身贤明强干，还在惠文王的时代，他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秦武王即位以后，他更是身居高位，成为手握兵权的重臣。秦武王猝死，以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拥立公子壮，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拥立公子则，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在这个时候，身居高位，手握重兵，与对立的双方都有深厚关系的魏冄的态度，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魏冄倒向魏系，公子壮将确立为秦王；如果魏冄支持楚系，公子则将确立为秦王。
在二者取一的关键时刻，魏冄决定支持楚系，与姐姐宣太后联手，拥立外甥嬴则。魏冄决定支持嬴则为秦王以后，亲自出任将军，统领军队控制了首都咸阳，用武力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一一消灭。在这次巨大的政治变化中，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的新婚魏夫人，被魏冄礼貌地送回娘家，既不得罪魏国，也对过世的秦武王有一个妥善的交代。当时的人，都称赞魏冄富于智谋，长于办事，善于做人。
秦昭王即位的时候，年纪尚幼，秦国的政权，由母亲宣太后代理，魏冄成为辅政的第一权臣，直接出面主持国政。在秦昭王在位的五十六年间，魏冄一共五次出任秦国的丞相，在丞相任上当政二十五年之久，成为秦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丞相。魏冄文武双全，他不仅善于处理内政外交，还多次亲自出任将军，统领秦军征伐赵、魏、齐等国，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赫赫功勋。在魏冄当政其间，秦国内政稳定，外交活跃，秦军顺利进军关东，逐一击败各国，在争取统一天下的主导权的过程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在魏冄的主导下，秦昭王第一次称帝，向天下显示了秦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意志和实力。
在魏冄辉煌的一生当中，有两项功绩最值得提起：第一当然是他当机立断，平定季君之乱，拥立秦昭王安定秦国政权的事情；第二件值得提起的事情，是魏冄善于用人。白起是秦军的名将，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最大功劳。白起出任秦军大将，是由魏冄推荐的；白起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魏冄的坚强支持下获得成功的。魏冄为相，白起为将，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最佳的将相组合。正是在这一对最佳组合的合作下，秦军取得了伊阙之战的胜利，彻底打垮了韩国和魏国；也正是在这一对最佳组合的合作下，秦军取得了鄢郢之战的胜利，迫使楚国退出了统一天下的候选人行列。
长平之战，秦军在白起的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决定了最终统一天下是秦国而不是赵国的大局。不过，此时的秦国，魏冄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获得了胜利的白起，身后没有贤相的支持，受谗言而不得善终，被迫自杀，乘胜攻入赵国的秦军，也因此大败而归，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由此推迟了四十年，留待秦始皇来完成。
司马迁称赞魏冄说：“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这句话说，穰侯魏冄是秦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能够东进扩张领土，削弱诸侯，称帝于天下，迫使天下各国都面向西方低头，向秦国称臣，都是穰侯的功劳啊。魏冄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政绩不凡的贤相，也是一位卓尔不凡的贤外戚。他的历史地位，不能局限于秦国的历史，更要在秦统一天下的大视野中加以高度的评价。
4.奇特强悍的宣太后
在秦昭王时代，魏冄是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国内国外的大事，出头露面的多是他。他的姐姐宣太后呢，她身居宫中，垂帘听政，是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楚系外戚的其他成员，都在她的卵翼之下，分据要职，牢牢地将秦国政权掌握在手中。
芈戎是宣太后的同父幼弟。宣太后出嫁到秦国时，他还在楚国，后来在楚国犯了罪，被迫离开楚国到了东周。宣太后当政以后，芈戎被从东周召到秦国，大受重用，出任丞相，被封为华阳君，成为楚系外戚的另一位头面人物。芈戎、魏冄与宣太后三姐弟，成为长期主宰秦国政坛的三巨头，被称为“三贵”。
当时的秦国政坛，又有“四贵”当政之说。“四贵”的前两贵是穰侯魏冄和华阳君芈戎，另外两贵是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嬴悝和嬴市是秦昭王嬴则的弟弟，宣太后的两位小儿子，他们也积极活跃于秦国政坛，参与国政，出使外国，领军征伐，成为位尊权重的封君政要。史书上说，魏冄专政擅权，泾阳君和华阳君无所顾忌，高陵君进退不请，秦王大权旁落，四贵私家富于王室。这种说法，出于游士的夸张，政敌的攻击，虽然是偏颇的一面之词，也确实反映了楚系外戚权倾秦国政坛的一面。
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三贵的首贵，四贵的后台，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宛若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她此起彼落，升降沉浮。秦国的国运和势力，在宣太后与秦昭王当政期间，达到了秦国立国以来的最高峰；不可逆转的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也决定于这个时期。不仅在秦国的历史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宣太后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女性，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她不仅擅长国事，政绩非凡，而且行事为人非常特立独行。如果用后来的历史人物来加以比较的话，宣太后可以说是一位秦国的武则天。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昭王即位不久，楚国进攻韩国。韩国多次派遣使者向秦国求救，秦国都不理睬。原因嘛，在于宣太后。宣太后是楚国人，她不久前刚刚为儿子秦昭王从娘家娶了楚夫人，秦楚两国正在新婚的蜜月中，她不愿意与楚国交恶。韩国无奈，再次派遣使者尚靳(音近)到秦国面见秦昭王，陈述利害说：“韩国在地理上是秦国的屏障，在外交上是秦国的随从，两国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如今韩国危急，秦国不予救助，唇亡齿寒的必然结果，望大王再三考虑计量。”
秦昭王将尚靳的话转达给了宣太后，宣太后说：“韩国来的使者不少，唯独尚靳的话还有些道理。”于是同意召见尚靳。宣太后对尚靳说：“贱妾从前服侍先王的时候，先王将他的大腿压在贱妾身上，贱妾感到困乏而难以支撑，先王将整个身子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却没有感到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有承宠接欢之利。如今秦国救助韩国，如果不多发士卒，不配备充足的粮草，是难以完成的，仔细计算下来，可以说是日费千金。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将如何回报秦国，使秦国不要感到沉重的负担，而有得利的欢快呢？”
在战国的外交活动中，露骨的利益要求常常会用比较委婉的词句加以纹饰，曲折地表达，宣太后直言不讳地要求韩国对秦军的救助行动做出实际利益的回报，可见她快人快语，毫不掩饰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更为奇特的是，对于这件事情，她竟然在外国的使者面前，用自己与秦惠王间的性爱动作为比喻来侃侃而谈。这种在外交场合对于两性关系的话题毫无忌讳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不忌讳两性关系的作风，宣太后不仅流露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中。义渠，是地处秦国西北的游牧民族国家，军力强盛，长期成为秦国边疆的心腹大患。面对国政的如此难题，宣太后挺身施行美人计。她利用义渠王来秦的机会，引诱义渠王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就在义渠王戒备松懈的时候，她在咸阳的甘泉宫中设计杀死了义渠王，趁义渠国内无主的混乱，迅速发兵攻击，一举将义渠消灭，就地设置郡县，从此以后，秦国的西北边境安定下来。
这件事情，秦昭王不但知情，而且与母亲紧密合作，相互支持。据说，在事情最紧张的时候，秦昭王每日早晚进宫面见宣太后请示商量，完全无暇顾忌其他的事情。宣太后与义渠王的事情，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和《范睢列传》，详细的情况虽然不清楚，古代史上一位奇特强悍的女主的形象，却是跃然纸上，令人不得不啧啧称奇。
宣太后养有一位面首，叫作魏丑夫，很得宠爱。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太后病重，自感将不起，她下了一道命令，要魏丑夫为她殉葬。魏丑夫惶恐，请了一位叫作庸芮的人为他帮忙游说，请宣太后千万不要将自己活埋。
庸芮见到宣太后，谈起了死生知觉的哲学话题。
庸芮对宣太后说：“对于人死后有没有知觉的事情，不知道太后怎样看？”
宣太后回答说：“恐怕是没有知觉的。”
庸芮接着话头说：“以太后的神明悟性，当然知道死者是没有知觉的，不过，既然如此，太后为什么还要将生前所爱的人，埋葬到死者身旁，这不是徒劳而不会有知觉的事情吗？退一步讲，如果死者真的有所知觉的话，先王对太后养面首的行为可以说是积怒已久了，太后要去见先王，如今救过弥补尚且还来不及，难道还有余暇去顾及魏丑夫？”
于是宣太后醒悟了，收回了要魏丑夫殉葬的命令。
宣太后要魏丑夫殉葬，见于《战国策·秦策》，也是一件令人深思称奇的事情。
用所爱的人殉葬，在秦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件更为有名的事情。秦国的第十代君主秦穆公死的时候，曾经用一百七十人殉葬，他生前喜爱的三位大臣，奄息、仲行和虎三兄弟也在其中。这件事情，不仅使秦国人民感到莫大的悲哀，也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秦穆公又被称为秦谬公，就是因为这件荒谬的事情得来的谥号。
不过，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到一桩重要的历史事实，在秦国的历史上，用活人殉葬是一种古来的习俗。这种古来的习俗，在殷商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在秦国的历史上，可以明确地追溯到秦国的第六代君主秦武公时代，连绵不绝，一直延续到秦国第二十七代国君秦献公的时代方才废除。正式废除的时间是公元前384年，距离秦穆公用臣下殉葬的公元前621年，已经过了二百三十多年，距离秦武公用六十六人殉葬的前678年，已经过了将近三百年。
由这件事情联想到宣太后在两性关系上的种种奇特言行，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比较开放的性观念，不只是宣太后的个人行为，应当也是当时秦国和楚国的古来习俗。秦国和楚国本是蛮夷的国家，与中原各国在文化和习俗上有较大的差异，不可以只是用后来的道德观念来一味地指责，而是应当在历史的演变中寻求理解。
5.发现《诅楚文》刻石
在春秋时代，秦国和楚国被中原各国视为文化落后的夷狄，秦国被视为西戎，楚国被视为南蛮，他们都不是所谓的华夏正统。秦楚这两个特殊的国家，古来就有特殊的关系，两国王室代代通婚，建立起了久远而牢固的联盟关系。与此相应，在秦楚两国的内政上，楚秦两系的外戚也起着相当重大的作用，秦始皇一生中多种疑案的谜底，都纠结在秦国国内楚系外戚的根子上。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欠缺，秦楚两国的婚姻和外戚的情况是不清楚的。不仅今天的我们不清楚，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不清楚了，所以，一部《史记》对此多是语焉不详，可谓是两千年来的历史黑洞。
深不可测的历史黑洞，不时有惊动世人的火山喷发。公元十一世纪初，以中国的年历计，在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出土了一件秦代的石刻，上面刻有古朴的文字，全文一共三百二十六字，内容是秦王遣使宗祝(巫师长)向大神巫咸诅咒楚王不道，祈求打败楚国的文章。这块刻石，被称为《告巫咸文》石刻。
《告巫咸文》石刻出土的时候，苏东坡正巧在凤翔府做签书判官，作为州府幕僚，负责文书工作。多才多艺的苏东坡爱好古物，他非常兴奋，将石刻移送到州府的便厅保管，并且作了一首《诅楚文》诗，感慨石刻文内容的古奇，也就出土的情况作了说明。经过苏东坡的介绍，这件事情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不久，大文学家兼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对刻石的文字作了考证，众多的文人学士也纷纷为之题咏、著录和考释，掀起了一阵好古的热潮。后来，爱好文化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得到这块刻石，将它纳入御府收藏。
北宋是中国金石学(文物收藏和鉴定)兴起的时代，不仅文人学士爱好古物，官府也重视收集。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蔡挺出任渭州知州来到平梁(今陕西平梁)，收集到一件石刻，文字内容同《告巫咸文》几乎一样，只是祈祷的大神换成了大沉厥湫。由此，这块石刻被称为《告大沉厥湫文》石刻。蔡挺非常喜爱这块石刻，将它移送到官厅保管。后来，蔡挺调任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御史台，这块刻石也就随着到了南京的蔡府。
据说，当时洛阳还出现了另一块文字内容几乎一样的刻石，祈祷的大神是亚驼，被称为《告亚驼文》刻石，也是蔡挺收集到的。不过，这件石刻是一件赝品，大概蔡挺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他没有收藏，而是将它留给了别人。
历经宋金之间的战火，北宋灭亡以后，上述三件刻石都下落不明，原始的拓本也见不到了。到了南宋时代，方才有根据原始拓本拼凑而成的两种拓本出版，被称为《绛帖》和《汝帖》。到了元代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有一种摹刻的拓本刊行，被称为《元至正中吴刊本》。这三种刻石文的拓本，一直流传下来了。
1934年，著名金文专家容庚先生根据《绛帖》和《汝帖》内容作了历史学的考释。1947年，郭沫若先生又根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再次作了考释。1995年，战国史大家杨宽先生又就石刻文的历史背景和诅咒的仪礼习俗作了精密的论证说明，这件一千多年前出土的石刻文的种种情况，大体是清楚了。
历史侦探家传有好古的情结，近年以来，对于古代的遗址和出土的文物，更是情有独钟。对于《诅楚文》刻石，历史侦探字字句句推敲，反反复复摹写，不仅赞同三位专家的鉴定，而且深感《诅楚文》的史料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为了继续发掘《诅楚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我首先将三件石刻文的基本情况简要地归纳如下：
一、三件石刻文，除了祈祷的大神不同，分别为巫咸、大沉厥湫和亚驼外，文字相同，都是写秦王派遣祝宗(巫师长)诅咒楚王不道，祈祷打败楚国的内容，所以，一般通称这三件石刻文为《诅楚文》。
二、三件石刻中《告巫咸文》刻石与《告大沉厥湫文》刻石是真品，作成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当时，楚国发兵进攻秦国，文中所诅咒的楚王就是在位的楚怀王。《告亚驼文》刻石为赝品。
三、《诅楚文》刻石的出土，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秦国诅咒巫术的实情实况，文中所揭示的大量史实，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秦楚两国三百余年来结盟联姻的秘史。
6.破译秦楚“十八代诅盟”
秦国和楚国之间结盟联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秦穆公和楚成王的时代。《诅楚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缪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枼(音业)万子孙，毋相为不利。
首先对文中的字句作简要的解释。秦穆公，秦国第十代君主，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楚成王，楚国第二十三代君主，前671年至前626在位。缪，通“勠”，意思是并，合。绊，用绳索拴束。袗，读为昣，意思是重申。斋盟，斋戒盟誓。枼，世代。这句话说，从前，我秦国的先君穆公与楚国的成王，合力同心，两国关系紧密若一，又连成婚姻，结盟起誓，告诫子孙万代，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秦穆公和楚成王“绊以婚姻，袗以斋盟”的事情，不见于史书记载，《诅楚文》的出土，为我们了解秦楚联姻结盟的秘史，打开了入口。
从《诅楚文》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秦穆公和楚成王的时候，秦国和楚国通过王室间的婚姻结成了盟国，通过联姻结盟的仪式，对神明诅咒起誓，表示信守不渝。“曰枼万子孙，毋相为不利”，应当就是摘录自誓文的短句，申令子孙万代，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诅楚文》在回顾了秦穆公和楚成王开创了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的关系以后，笔锋一转，严厉指责楚怀王在国内荒淫无道，在外对秦国背信弃义，“兼倍十八世之诅盟，彳(率)者(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倍，通“背”，就是背叛。彳，通“率”，率领。者，通“诸”。诅盟，诅咒盟誓。这句话指责楚怀王亵渎神明，背叛了秦楚两国十八代的诅咒盟誓，率领诸侯各国的军队进攻秦国。
在这里，历史侦探请读者务必注意“十八世之诅盟”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说是破解秦穆公以来秦楚两国关系的密码，秦始皇一生中种种疑案的解答，都在这句话的延长线上。
春秋时代，国家间盛行结盟。结盟有种种方式，通过王室联姻结盟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结盟有庄严的仪式，斋戒，歃血，在神明前起誓信守，诅咒背信，都是内容之一。这里所说的“十八世之诅盟”的“诅盟”，与前面所说的秦穆公和楚成王间的“斋盟”意义相同，都是指秦楚两国通过王室联姻结盟起誓。
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秘密：自秦穆公和楚成王以来，到秦惠王和楚怀王的三百余年间，秦楚两国间竟然有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如果这件事情确是历史事实的话，它必将深刻地影响秦楚两国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秦统一天下的历史，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秦始皇的一生，甚至影响到汉帝国的建立。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司马迁不清楚，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不清楚，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迷茫的空白，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千古的谜。幸运的是，我们今天有了《诅楚文》所提示的线索以后，终于可以将散见于史书中的一些零碎的材料连缀起来，将这个千古的历史空白填补出来。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作新的历史连接。首先，我们列出秦穆公以来的秦王世系如下(括弧中的数字为世代数)：
秦穆公(10)—康公(11)—共公(12)—桓公(13)—景公(14)—哀公(15)—夷公(16，不享国)—惠公(17)—悼公(18)—厉公(19)—躁公(20)—怀公(21)—昭子(22，不享国)—灵公(23)—简公(24)—惠公(25)—出公(26)—献公(27)—孝公(28)—惠文王(29)
计数秦穆公以来的秦王世系一直到秦惠文王，一共二十代。其中，第十六代的夷公和第二十二代的昭子，都是在王太子时代已经过世，没有享国当政，只是名义记载上的王而已，可以排除出秦王世系表外。由实在的秦王世系算来，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诅楚文》所说的十八世。秦楚两国绊以婚姻、申以诅盟的联姻结盟关系，经历了十八世，延续了三百余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7.秦楚“袍泽之亲”
源远流长的秦楚联姻结盟，从秦穆公时代开始。秦穆公晚年，秦国与晋国关系恶化，秦晋之间的关系，由友好转为敌对，战争不断。公元前627年，秦晋有崤之战，晋军在崤(今河南洛宁北)大败秦军，以此为契机，秦国开始援引楚国以对抗晋国，秦楚两国间的盟国关系，因为联姻而加强。
秦穆公死，儿子秦康公即位。康公时代，秦国与楚国的关系愈益亲密。康公六年，楚国遭遇饥荒，以庸国为首的周边属国叛乱，秦国派遣军队协助楚国平定叛乱，消灭了庸国，送还归楚。这个时候的秦楚关系，被历史学家比喻为同屈同伸的手肘和手臂，誉之为“秦之亲楚，何其至也”。
秦楚两国的婚姻同盟关系，到了秦景公的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景公的妹妹嬴秦，出嫁到楚国，是楚共王的夫人。景公十三年，秦楚联军进攻晋国。十六年，楚秦联军进攻宋国。就在这一年，嬴秦回到秦国省亲，同时，楚国也下聘礼为公子求取秦妻，通过夫人外交，不断地加强两国关系。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评论说，秦景公以来，继承父亲桓公的遗志，继续与楚国联姻结盟，共同对抗晋国，“秦、楚间之和好关系，前后几及百年，未或稍衰”。
到了秦景公的儿子秦哀公的时候，秦楚间亲密的联姻结盟关系，发展到了顶点。
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的首都，楚国几乎亡国，逃亡在外的楚昭王派遣大夫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叫作申包胥哭秦庭，见于《左传》定公四年。
这个故事说，申包胥来到秦国以后，秦哀公未能马上答复，让他回到使馆休息等待。申包胥拒绝休息，在秦庭倚墙痛哭，日夜哭泣失声，七天七夜滴水未沾，终于打动了秦哀公，迅速派遣秦军入楚救援，击败吴国军队，楚国得以重建。
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当然是带有夸张的传说。秦国之所以出兵救援楚国，并不是因为申包胥的哭声和泪水如何地哀伤动人，而是出于秦楚两国的婚姻联盟紧密无间。楚昭王的母亲是出自秦国的夫人，昭王本是秦国系的王子，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吴国进攻楚国，后面有晋国的支持，秦国与晋国抗衡，离不开楚国的援助。对于当时秦楚两国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用同穿战袍衬衣的“袍泽之亲”来加以形容。
秦哀公派遣秦军救楚时，曾经亲自赋诗《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被保留在《诗经·秦风》里，比喻同一战壕的战友之情的“袍泽之亲”的语源，就是出自这里。历史侦探奉命补写《秦外戚列传》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生发一句概括性的感慨：“秦楚袍泽之亲，于兹为盛矣。”
8.二十一代联姻结盟的秘史
秦哀公以后，秦楚两国间的婚姻关系继续不断，到了秦孝公的时代，残缺的史书记载中仍然留下了楚国来秦国娶夫人的记载。商鞅来到秦国主持变法，引荐他会见秦孝公的关键人物，叫作景监。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楚国人；或许他正是与秦楚两国政治联姻有关的人物？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从楚国娶的妻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宣太后。当时号为芈八子，是秦惠文王的侧室夫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关系，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第十八代。到了秦惠文王在位的最后年间，两国关系破裂，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诅楚文》的产生，就是在这个时候。
秦惠文王死后，儿子秦武王即位。秦楚两国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到此一时中断了。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秦惠文王的正夫人是魏夫人，出身于魏国的王族。秦武王嬴荡是魏夫人的儿子，秦惠文王死后，嬴荡十九岁即位，在位四年。秦武王的婚事，按照母亲的意愿，从魏国王室娶来了魏夫人。秦武王刚刚结婚，就死于举重骨折的突然事故，在他在位的短暂期间，秦楚之间没有婚姻关系。
秦昭王接替秦武王，即位后第二年，从楚国迎娶了楚夫人。这件事，当然是宣太后为儿子做的主。宣太后出身于楚国的王族，亲近自己的娘家，她从楚国王室中为儿子选取了一位自己中意的儿媳妇，将一时中断的秦楚婚姻关系又连接了起来。当时的楚王是楚怀王，他是宣太后的亲族，他为这次婚姻，大为欢悦，断绝了与齐国的友好关系。
秦昭王三年，秦昭王与楚怀王在黄棘相会，秦国将秦惠王时代从楚国手中夺取的上庸等地归还了楚国，楚国派遣太子到秦国做质子，秦国派遣军队支援楚国反击齐国、魏国和韩国的联合进攻。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因为这次婚姻，一时又亲密起来，在秦国国内，楚系外戚势力，也完全控制了政权。
以宣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控制秦国政权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将秦国发展成为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铸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不可逆转的大势。秦昭王四十二年，年老的宣太后因病去世，楚系外戚失去主心骨。在游士范睢的帮助下，秦昭王解除了四贵的权力，两位舅父穰侯魏冄和华阳君芈戎，两位弟弟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都被打发出京，回到各自的封国去安度晚年，楚系外戚势力一时衰落。
不过，楚系外戚的衰落仅仅是一时的旁落，东山再起的新希望，已经开始聚集到华阳夫人身上。华阳夫人是华阳君芈戎的孙女，秦昭王的表侄女，她嫁给秦昭王的儿子安国君，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秦昭王四十年，秦国的王太子死去，四十二年，安国君被立为王太子。宣太后是四十二年死去的，看来，宣太后死以前，不但头脑清醒，而且依然管事，她提前安排了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的婚事，力保秦国的王位继续出于楚系夫人所生的王子。
以后的事情，就是我们本书第一案的历史了，华阳夫人和安国君没有儿子，吕不韦说动华阳夫人收养子异为养子，立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为王后，子异成为王太子。孝文王去世，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阳泉君都因为拥立庄襄王有功而显贵，华阳夫人的两位亲族，出身于楚国王系的昌平君和昌文君开始用事，楚系外戚集团再一次回到秦国政权中枢，重新主导秦国政治。
庄襄王嬴异的正夫人被称为赵姬，她来自赵国的民间，绝色善舞而出身平民，最初依附华阳夫人。子异的母亲夏太后是韩夫人，她也为儿子物色了一位韩系的侧室夫人，来自她的娘家韩国王室。秦楚两国的婚姻，在庄襄王的时代又一时中断了。不过，与秦武王时代类似，庄襄王在位很短，只有三年。嬴政十三岁即位，二十三岁结婚，他的婚姻，由养祖母华阳太后操办，华阳太后为孙子选定的媳妇，来自她的娘家楚国王室，她同历代的太后一样，处处不忘记援引母国娘家，为楚系外戚的现在和未来做最妥善的安排。
简略清理下来，秦楚两国王室之间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因为石刻《诅楚文》而得到复原，如果，加上秦昭王迎娶楚夫人，孝文王的正妻是华阳夫人，秦始皇迎娶楚夫人事情，一共整整二十一代，延续了四百多年，不但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成为解读秦楚关系，解读秦国王政，解读秦始皇疑案的重大历史背景。
9.秦始皇后半生的禁忌
历史侦探的追踪调查进行到这里，《秦外戚列传》的大要算是补写出来，秦国的外戚，主要是楚系外戚当政的历史也由此清理出了一个清楚的轮廓。可以说，外戚当政，是同一政治制度下秦汉历史的基本特点，楚系外戚当政，是直接关系到秦始皇生存环境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条件含糊不清，所以才引出了历史上诸多不明不白的事情，造成了秦始皇一生中诸多的难解疑案。
这个谜底清楚以后，历史侦探有所感慨，觉得不但澄清了千百年来不明不白的诸多历史事实，为列祖列宗正了名辨了误，也得到了现代人好奇心的满足，似乎可以班师回朝，就历史法庭的希望作一完整的交代，开庆功宴了。不过，历史侦探多疑而好钻牛角尖，在鸣金收兵之前，他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搞清楚的话，他心里不踏实，喝酒不痛快。这件令历史侦探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留下秦始皇时代有关外戚势力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楚系外戚的详细信息，害得他最敬重的历史学家家司马迁先生写不出《秦外戚列传》来？
历史侦探在重读《史记·穰侯列传》时有一种感受，《穰侯列传》不仅写了穰侯魏冄，而且将宣太后、华阳君芈戎、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等等属于芈氏外戚集团的成员都写了进来，明确将秦昭王时代楚系外戚当政的历史作了叙述，可以说是一部局限于秦昭王时代的秦外戚列传。秦昭王时代以前的外戚，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他无法撰写，对于这一点，历史侦探完全能够理解，也用诅楚文的石刻史料做了一点世系连续的补充，算是聊可告慰先师史圣于天国了。不过，历史侦探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对于秦昭王以后的秦国外戚的情况，司马迁为什么也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加以撰写呢？
从历史时代的连接和顺序来看，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孝文王在位三天，庄襄王在位三年，接下来就是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由于孝文王和庄襄王在位时间太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国的历史，在秦昭王时代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秦始皇时代了。秦昭王以后有关秦国外戚的材料欠缺的事情，基本上缺的就是秦始皇时代的史料。
我们已经讲过，秦国的历史，司马迁主要是根据秦国的历史记载《秦纪》等官方史料撰写的。秦始皇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近；秦昭王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远。依据常理，到了司马迁的时代，有关秦始皇的史料远比秦昭王多。事实也确是如此，一部《秦始皇本纪》，不但远比《秦本纪》中有关秦昭王的部分多得多，甚至比整个《秦本纪》的量还多。但是，如果就《史记》中有关秦国外戚的纪事来看，秦昭王时代相当的多，秦始皇时代几乎没有，这就不能不说是非常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一定有之所以奇怪的理由。正如司马迁自己所抱怨的，对于秦始皇时代的外戚，他不是不想写，而是苦于秦国政府的记载中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而写不了。那么，为什么在秦国的官方记载中独独缺少了秦始皇时代相关外戚的记载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侦探经过调查以后，终于在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贾谊的《过秦论》中找到了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就是：“秦俗多忌讳之禁。”
贾谊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贾谊在这里说，从秦始皇、秦二世到秦王婴亡国期间，秦国并非缺少有思想、有见解、明了时势的人，而是这些人不敢站出来讲话。这些人之所以不敢站出来讲话，是因为秦国各种忌讳多，是一个言论自由受到钳制的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不能据实而言，都不敢尽忠拂过，否则的话，将会被治以重罪，忠言还没讲完，就已身死人亡了。
秦始皇以来，“秦俗多忌讳之禁”的国情，是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来的。在秦始皇时代的多种忌讳当中，有关楚国外戚的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一大禁忌。史书中不时散见的一些有关秦楚关系的暧昧的话，如“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都应当是与这种禁忌有关。考究起来，这种禁忌，产生于秦始皇对于长期控制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势力的反感和反抗；这种禁忌，形成于他独特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在华阳太后死后开始显现，在昌平君反秦后定形。
10.如芒在背的楚系外戚
我们已经讲过， 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嬴异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因为他投靠了楚系外戚，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的缘故。嬴异从邯郸回到咸阳，娶了韩夫人生下成以后，尚在邯郸围城中的嬴政之所以没有被取而代之， 也是靠的华阳夫人和楚系外戚的庇护。庄襄王即位，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威临国政，以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再次进入政权的中枢。
嬴政十三岁即位以后，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和帝太后三位太后代理，楚、韩、赵三种外戚势力并立。三位太后三种外戚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仍然是华阳太后和她身后的楚系外戚。夏太后死去，经过成蛟之乱，韩系外戚衰落。嫪毐之乱后，帝太后被放逐，赵系外戚没落。这个时候，以华阳太后和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达于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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