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太后是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的侧室，还在世的华阳夫人才是正妻，所以，她死后不能与孝文王合葬。孝文王的墓地在秦东陵(今西安临潼区)，华阳太后死后与孝文王合葬在这里。夏太后死以前，为自己另外选定了葬地“杜东”，在今天西安市南部的长安区。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她有一句谈及为什么选中杜东作为自己葬地的话：“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意思是说，我选杜东做我的葬地，由此往东，可以望见我的儿子的墓地，由此往西，可以望见我的夫君的墓地。一百年以后，这个地方会发达兴旺，成为有万家住户的城市。如果这句话真的是夏太后生前所言的话，就成了这位老太后在历史上唯一的一句留言。
关于夏太后，由于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似乎只是一位被冷落的后宫夫人，她在历史上的存在，似乎只是被安排来用作华阳夫人的陪衬，以她的黯然失落，映照华阳夫人的光辉显赫。然而，历史的真相真是这样的吗？或者，这一切只是残缺史书挂一漏万的记载所导致的误会？
2006年，我得到夏太后的墓葬被发掘的消息。2007年3月，专程前往考察。雨天泥泞，步履艰难，当我来到西安南部的长安区神禾塬，进入发掘现场时，我感到惊奇，我感到震撼，旧日读史书所留下的夏太后的印象，瞬间一扫而空。当时当地，出现在我眼前的墓葬，规模宏大，气势辉煌，一座亚字形的帝王级规模的大墓，东西长一百三十米，南北宽一百一十米，墓室在地下十五米深处，周围有十三座陪葬墓。整个陵园占地约二百六十亩，南北长五百五十米，东西宽三百一十米，原本有各种地面建筑。
如果这座墓葬真的是夏太后的墓的话，可以想像得到，如此规模的一座大墓，决非短时间能够修建。夏姬被尊为太后，是在庄襄王元年，夏太后之死，是在秦王政七年，其间的十年，应当就是这座大墓的修筑时间。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此一座大墓的主人，生前必有高贵的地位，显赫的权势。在儿子庄襄王子异的时代，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分据两宫，共同辅助秦王。在孙子秦王嬴政的时代，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共同监理政权，看守先王留下的基业，她在秦国政局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母后干政，外戚当权，是秦汉政治的通例，可以说是制度性的产物。秦国早年的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太清楚，不过，在史籍的只言片语和出土的铭文上，强大的母后和外戚的活动，仍然是可以看到痕迹的，到了秦昭王即位以后，情况就非常明显了。以宣太后为中心的楚系外戚集团，完全主导了秦国政权。伴随着这种情况，当权的太后去世时，政治上往往出现重大的变动。宣太后死，当权的楚系外戚权贵们，包括华阳夫人的祖父，都被放逐出京，解除了政治权力。与此类似，夏太后死去，秦国政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动。
伴随夏太后的死，韩系外戚失去了中心人物，不可避免地衰落。分据两宫的两位祖母级的太后，只剩华阳太后，而以赵姬为中心的赵系外戚，力量日益强大起来，秦国宫廷的政治势力将重新洗牌组合。夏太后在世时，韩夫人可以援引夏太后与赵姬分庭抗礼，两位庄襄王的遗孀间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如今韩夫人失去后盾，自然是孤立失势。相反，赵姬没有了夏太后的节制，自恃是秦王的生母，又有相国吕不韦和面首嫪毐的支持，行情看涨，甚至一步步走向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在这种背景之下，她利用夏太后之死的机会，趁势排挤韩夫人和成，可以说是当然的事情。
从以后一连串的事情来看，以帝太后赵姬为首的赵系外戚打击韩夫人和成的结果，就是成之乱。替帝太后充当打手的人，就是面首嫪毐。
7.寡居的帝太后
嫪毐是何许人，他为什么会在成之乱中替帝太后充当打手？为了便于案情的调查，我首先提供有关嫪毐的个人材料如下：
嫪毐档案
姓名嫪毐
性别男
出生国赵国
出生地邯郸
爵位长信侯
职业倡优
案发地咸阳
与案情的关系帝太后赵姬的面首。成之乱的打手？
嫪毐是赵国邯郸人，与帝太后赵姬是同乡。有人说他本来就与赵姬相识有染，后来随同赵姬一道来到秦国，一直默默地侍候赵姬，等赵姬做了太后以后，他才张扬红火了起来。不过，《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嫪毐本来是吕不韦的舍人，就是家臣，后来被吕不韦介绍给帝太后，得到帝太后的宠爱，方才发达起来，被授予秦国的最高爵位，封为长信侯，权倾一时。
嫪毐这个人，本是倡优一类的人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超强的性功能。据说，在酒席宴会的乐舞演出中，他可以用勃起的阳具套上桐木小车轮作精彩的表演，被称为大阴人。那么，这样一个古怪特异的人物，为什么会被吕不韦看中，并且将他介绍给帝太后呢？帝太后又为什么会宠爱他？他为什么能够在秦国政坛上红极一时呢？这就必须从吕不韦与帝太后赵姬的关系说起了。
赵姬是邯郸人，出身于赵国的豪家。所谓“豪家”，就是有势力的大户人家。赵姬天资绝色，能歌善舞，在邯郸的佳丽名媛当中，堪称引领时尚的先锋。
我们都知道一句成语，叫作“邯郸学步”，讲的是一位燕国人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邯郸的一切是那样新潮繁华，连邯郸人走路的姿势都是那样好看，于是这位燕国人就学邯郸人走路，结果不但没有学会，反而连自己原来的走法都忘记了，没有办法，只好爬着回去。
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出于《庄子》，固然是一种比喻，比喻盲目模仿人，不但没有学会新东西，反而把自己原来的东西给丢掉了。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邯郸学步的历史背景，与赵姬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相当接近。在当时，邯郸是天下闻名的大都市，以引领天下时尚著称。邯郸时尚，一是公子养士行侠，一是美女多情善舞。从赵姬以后的行事为人来看，她确是一位迷人多情的美人，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少在政治而多在生活。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赵姬怀上嬴政的这一年，遇上长平之战。生下嬴政的第二年，秦军围困邯郸。第三年，子异与吕不韦逃出邯郸，她带着三岁的嬴政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整整六年以后，秦国和赵国和解，她才带着九岁的嬴政，被赵国送还，回到咸阳。可以想像，在这一段时期中，作为母亲的赵姬，为了保护和抚育嬴政，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母子二人，可谓患难与共，情深似海。
由邯郸回到咸阳，可谓是由地狱到了天堂。久别重逢之后，子异对发妻赵姬和长子嬴政作了不忘旧情的补偿，赵姬正式成了太子夫人，嬴政也被立为太子继承人。子异即位以后，赵姬成了王后，十一岁的嬴政成了王太子。对于赵姬来说，来到秦国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她在咸阳度过了人生中美满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她的人生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公元前247年，仅仅作了三年秦王的庄襄王子异死去，嬴政十三岁即位，赵姬成了王太后。新寡的赵姬，不过三十多岁，她那多情的心思，再次投向旧日情人吕不韦。据说，他们之间旧情复发，成了隐秘的情人，有了一段激情的岁月，仿佛是回到了当年。
《史记·吕不韦列传》叙述这件事情说：“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这就是说，赵姬和吕不韦二人之间，旧情复燃，重新成为情人。这个说法，很有一些传奇故事的色彩，有人认为是不可信的，是诬陷吕不韦而抹黑秦国王室的编造。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吕不韦与赵姬的关系呢？
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合理地联想到，赵姬本是邯郸的舞姬，嫁给子异做了秦国的王太孙夫人，她后来孤身一人带着嬴政来到咸阳，随着子异地位的变化，先做太子夫人，后做王太后，成为秦国的第一夫人，高贵的政治人物。不过，身在秦国的赵姬，她是外国人，她在秦国既没有政治根基，也缺少人脉关系，她在秦国能够依靠的只有三个人，丈夫子异，旧情人吕不韦，儿子嬴政。子异去世以后，儿子嬴政年幼不能亲政，赵姬在政治上能够信任和依赖的人，只有吕不韦了。赵姬是多情善舞的人，年轻守寡，孤单失助，她在情感上唯一能够依托的男人，也只有吕不韦了。所以，吕不韦不得不充当帝太后赵姬的情人和政治顾问的双重角色。
古今中外，充当幼王母太后情人的政治人物都面临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首先，难免遭到政敌的攻击；其次，一旦幼王长大成人亲政，也将遭到新王的追究。赵姬与吕不韦的情人关系，更还有第三层危险，这就是赵姬的两位婆婆，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的威慑和监督。我们已经讲过，秦王嬴政委政于太后，第一位是华阳太后，第二位是夏太后，第三位才是帝太后。庄襄王子异过世时，华阳太后和夏太后都还健在，做了权高位重的太王太后，是秦王室的老佛爷老祖宗。可以联想得到，一旦她们知情后发难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赵姬其人，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她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宫中，承担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离不开吕不韦。吕不韦是商人兼政治家，他精明睿智，身为相国，身边既不缺女人，手上也不缺权力，他深知与赵姬的私情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自己必须尽早脱身出来。
吕不韦经过深思熟虑，周密计划以后，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脱身之计。这个脱身之计就是献“面首嫪毐”。
8.献面首
为了避祸，吕不韦决定，政治上一如既往地支持帝太后赵姬和幼王嬴政，生活上坚决切断与帝太后的情人关系。吕不韦毕竟是吕不韦，他深通人情世故，处世圆滑，担心突然断绝与帝太后的情人关系可能引起不测，便考虑找一位可以取代自己充当帝太后情人的替身。他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嫪毐。
吕不韦看中嫪毐有两大理由：第一，嫪毐是赵国人，赵姬也是赵国人，同乡音同习俗，易于亲近，可解帝太后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忧愁；第二，嫪毐是具有超强性功能的男子，而且可以作性表演，对成熟妇人有吸引力。吕不韦不时在帝太后面前提起嫪毐，引起了帝太后的兴趣，于是让吕不韦将嫪毐送到自己的身边来。
太后宫中，戒备森严，不相干的男人岂能随便进入。还是吕不韦足智多谋，他设法将嫪毐定罪，罚受宫刑送进太后宫中作太监。他又教唆帝太后买通主持刑罚的官吏，仅仅拔去嫪毐的胡须，就把他当作太监送进宫中。帝太后得到嫪毐，受用后大为兴奋喜爱。史书上说帝太后对嫪毐是“绝爱之”，就是爱得不得了，几乎忘掉了一切。自然，帝太后因为宠爱嫪毐而忘掉了的一切当中，也包括了旧日情人吕不韦。吕不韦乐见其成，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回避了情感上的纠缠和政治上的危险。
帝太后沉浸在与嫪毐的情爱之中，不久就怀了孕。为了避开世人的耳目，帝太后以身体不适占卜，得到应当回避现在居所的结果，于是离开咸阳，迁居到雍城的离宫中去居住。雍城在现在的宝鸡，远离咸阳数百里，是秦国的旧都，不但是秦国先君先王的祖墓、祖庙所在地，也修筑有不少的离宫别馆。带着嫪毐一道迁居到雍城的帝太后，在这里构筑起世外桃源般的爱巢。她的私生活，不但自由放任，几乎是肆无忌惮，忘乎其形，她与嫪毐之间，一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受到帝太后宠爱的嫪毐，与帝太后形影不离。他得到帝太后的赏赐，家产万贯，家奴数千，成为秦国数一数二的巨富。不仅如此，嫪毐还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权倾一时的宠臣。
对于嫪毐这个历史人物，千百年来都被视为不齿的性怪物，作妖魔化的丑化和谩骂，这些年来，电影电视更是将他处理为隐藏在宫中的阴类恶物，不仅见不得天日，而且从形象到行为都遭人厌恶。从历史来看，这种处理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是经过后人臆想的添加和歪曲，形成的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实际上，战国秦汉时代，寡居的太后公主养面首，公开持有性伙伴的事情多的是，并不以为丑而隐瞒，甚至受到支持和鼓励。秦始皇的曾曾祖母宣太后与西北的义渠王私通，生有两位儿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宣太后死时，要另一位面首魏丑夫陪葬，经过谋士巧妙的劝说，方才打消了这个主意。汉昭帝的姐姐养有面首，称作丁外人，汉昭帝专门下诏令提供方便。这些是古风古俗，其中的人情人性，反倒是真实自然的。所以说，赵姬养面首嫪毐，当时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等同于男人养小妾一般。嫪毐的真正问题，是在政治上。他的真实形象，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在政治上是有相当的作为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嫪毐，他的真实形象被隐瞒和篡改了。
9.嫪为什么封侯？
关于嫪毐受到帝太后宠爱后的情况，《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说的：“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这是说，嫪毐日常跟随帝太后，得到的赏赐甚为丰厚，帝太后将各种事情都交由嫪毐处理。嫪毐家有奴仆数千人，各国游士投靠到嫪毐府上做舍人的有一千多人。
解读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嫪毐不是隐藏在帝太后宫中，他是堂堂正正地住在自己的豪宅府邸中，使唤着数千下人奴仆。他决非自卑见不得人，而是广开府邸大门，公开招揽各国游士，那种情况，宛若战国四大公子，也就是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名扬天下，也完全同当时的吕不韦一样，宾客满门，张扬得很。
关于嫪毐发迹的盛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更为正确而且具体：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这是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他的领地在山阳这个地方(今河南获嘉、沁阳一带)。在帝太后的纵容下，嫪毐可以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和猎场。帝太后的事情，不管大小，皆交由嫪毐处理决定。进而，又将太原郡的汾河以西地区赏给嫪毐作为封国。
嫪毐，作为帝太后的面首和宠臣，得到财富的赏赐，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和猎场。帝太后也将自己的家事政事，通通交由嫪毐处理决定。这些事情，在帝太后的私人恩宠之下，都是不难办到的。然而，嫪毐封长信侯，建立封国的事情，可就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载入典籍史册，关系国法的大事了，那么，嫪毐为什么会被封侯呢？
关于嫪毐为什么封侯，史书上没有记载，历来学者的理解，以为他是帝太后宠爱的面首，封侯也是出于帝太后的私恩。我最初也随大流这样理解，然而，当我仔细整理了这一段历史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解。不但误会了两千多年，也直接影响到《史记》的标点分段。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分段，就是活生生地将同年发生的两件相关事情，分段列在秦王政八年和九年以前。这种基于错误理解的分段，反过来又加固了错误理解的基础。
我们知道，秦国是一个绝对重视爵位的国家。商鞅变法明文规定，爵位的授予，必须根据军功，或者是与军功相应的功劳。不管任何人，包括王室成员，没有军功就不得授予爵位。秦国的爵位一共二十级，最高一级是侯。嫪毐受封长信侯，就是这一级。被授予侯爵的人，除了享受种种巨大的特权外，还要授予领地，建立自己的封国，相当于一个小国的国王。在秦国的历史上，被授予侯爵的人屈指可数，都有登记，都有被封侯的理由。
关于秦国封侯之难，我们可以讲一个短短的故事。秦始皇统一天下，最大的功臣是老将王翦。他多年作为秦军大将领军出征，攻破赵国，消灭燕国，战功累累，却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在攻灭楚国的战争中，王翦统领六十万秦军出动，秦王嬴政亲自来送行，王翦临行前曾经对于列侯难封表示不满，对嬴政抱怨说：“臣下为大王领军作战，多有功劳也不曾得到列侯的封赏。”王翦的侯爵，是在大败楚军、攻灭楚国以后才被授予的。由此可见列侯爵位的授予，在秦国是何等重大，又是何等不易。
嫪毐封侯一事，秦国史书是作为国家大事正式做了记载的，除了上述的《秦始皇本纪》而外，《史记·六国年表》也有专门的记载，秦王政八年，“嫪毐封长信侯”。这些都是秦国政府的正式记载，显示事件重大。这个重大的意义，就是表明嫪毐立下了非同寻常的功劳，按照秦国的制度授予了与他的功劳相应的最高爵位。那么，嫪毐究竟立下了什么的功劳，他被授予最高爵位的理由究竟在哪里呢？
查询史书，就在嫪毐封侯的同一年，秦国历史上还有一件大事发生，这件大事，就是成之乱。同一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秦王政七年，夏太后死，韩系外戚势力失去领军人物而开始衰落。以赵姬为首的赵系外戚势力乘机开始打击韩夫人和成。这个时候的嫪毐，已经成为秦国政坛上一大政治势力，他不仅是帝太后的面首，而且是帝太后家务和政务的贴心代理人，在帝太后打击韩夫人和成的行动中，由他来充当头号打手，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想来，正是在他的一手策划下，韩系外戚势力遭到彻底的清洗，领兵在外的成被迫降赵。也许正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嫪毐因为镇反立了大功，被封为长信侯，权倾朝野。
当然，以上的脉络，只是我们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秦国不同外戚势力之间的争斗这条主线上所作的合理推测而已。对于这条推测，我们可以举出一条旁证。秦国的法律制度，奠基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作“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就是揭发谋反奸人的功劳，与杀敌斩首的功劳同等计算。秦汉历史上，援引这条法律，为揭发重大谋反者封侯的事例有案可查。汉武帝时，外戚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演出了一场类似的悲剧，史称“巫蛊之乱”，皇后自杀，太子出逃被杀。追杀太子的官吏，因功被封为列侯，援引的就是这条法律。
历史事件的真相，不仅仅在事件的本身，也在事件前后左右的关联当中。前后，是指时间的前后，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关注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的事情，由此寻找与该事件有关的线索。左右，是指事情的周边，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关注与该事件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由此寻找与该事件有关的线索。
在上面的破案过程中，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前后将夏太后之死和成之乱连接起来，解读出了新的史实，我们又左右将成之乱与嫪毐封侯连接起来，也解读出了新的史实。如果我们前后左右连接起来看的话，夏太后之死、成之乱与嫪毐封侯这三件看似孤立的事件之间，不但是有关联的，甚至可能是具有同一历史背景的连续事件。这个连续事件的下一环，就是秦王政九年的嫪毐之乱。
(二)假父到底想要攻击谁？
1.嫪之乱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了名，就会受到众目睽睽的关注；猪长肥了，就会被送进屠宰场。
嫪毐立了功，受了赏，出了名，当了权，陡然间成为秦国政坛上的新星，同时，也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矛盾的焦点。他在帝太后宫中默默无闻地当面首的时代，没有人去关注他这样一个卑贱的人物，然而，到了他封侯建国红极一时的时候，他开始受到多方面的调查，终于被人秘密告发了。关于嫪毐被告发的事情，有这样一个比较详细的故事。
据《说苑·正谏》的记载，嫪毐的最终暴露，出于一次偶然的口角。嫪毐得到帝太后的宠爱，在宫中骄奢淫逸，难免得意忘形。有一天，嫪毐与宫中的侍臣们一起饮酒作乐，博弈游戏，发生了争吵。喝醉了酒的嫪毐睁圆了眼睛，大声呵叱对方说：“吾乃皇帝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谁，老子是秦王的干爸爸，你这穷鬼王八蛋也敢和我争!”一时间，大家都惊呆了，被嫪毐呵叱的人赶紧溜掉，将此事告发。(窭，音居，贫寒。)
嫪毐与帝太后的私情，秦国朝野上下，宫内宫外，早就是风言风语的事情。秦王年幼，帝太后权大，大家心知肚明，睁只眼闭只眼，不去说，不捅穿，也就罢了。如今秦王长大，嫪毐不检点，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帝太后的隐私，口吐狂言，自称秦王的干爸爸，实在是太不像话。以秦王宫廷的潜规则而言，太后养面首不是问题，面首张扬太后的隐私，这就是问题了，进而牵涉到秦王的声誉，这就更是问题了。于是，嫪毐开始受到追查。他自己也实实在在地感到危险在临近，感到追查的方面多，来头大，不仅是对准着自己，更是冲着帝太后而来的。他开始和帝太后秘密商量对策，暗暗做应付不测的准备。
秦王政九年正月，嬴政满二十二岁。当嬴政亲政的日期一天天逼近的时候，嫪毐的危机感也一天天加深。四月，嬴政前往雍城举行冠礼，嫪毐预感大难将要降临。盛大的雍城冠礼，王族大臣们都前往参加，首都咸阳成为政治空城，对被逼急了的嫪毐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狗急跳墙，在咸阳发动了武装政变。
关于嫪毐之乱，《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政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毐等败走。
根据这条记载我们了解到，秦王政九年，嬴政从首都咸阳来到雍城。雍城，地在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距离秦都咸阳大概有三百多里，是秦国的旧都，秦国先公先王的坟墓和宗庙很多都在这里，历代修建的离宫别馆也不少。嬴政来到这里，是要在宗庙举行冠礼。冠礼，就是成人礼，通过这个仪礼正式宣告长大成人。己酉这一天，嬴政正式行了冠礼，佩剑戴上了王冠。按照秦国的制度，从此以后，他将收回委托出去的大权，正式开始亲政。
就在嬴政还在雍城滞留的时候，长信侯嫪毐在首都咸阳作乱而被察觉，嫪毐私自使用秦王的印玺和太后的印玺，调动咸阳县的军队、负责宫廷警卫的卫尉的军队、政府的骑兵部队、咸阳附近的少数民族部队以及长信侯府的家臣门客，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准备进攻雍城的蕲年宫。
秦王知道了这件事，命令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发兵攻击嫪毐。两军大战于咸阳，嫪毐兵败。
2.四大疑问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次事件中，站在嫪毐一方参与叛乱的，有一大批政府高官，包括秦国的宫廷警卫大臣——卫尉，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内廷顾问的长官——中大夫令，宫内负责弓射兵的武官——左戈等二十多人。可以想像，如果政变成功，秦国政权的格局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嬴政的一生也将有不同的命运。
嫪毐是嬴政的母亲帝太后赵姬的面首，嫪毐之所以发动这次大规模的政变，是得到帝太后的支持的。政变被平定以后，嫪毐以及参与事件的高官都被判刑处死，帝太后被驱逐出咸阳，迁居到雍城软禁。她与嬴政的母子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嫪毐之乱，是秦始皇五十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既是最大的政治危机，也是最大的家庭危机。这件事情，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个人，也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政局，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罕见的大事，惊天的大案。然而，这件惊天的大案，在历史上是一桩不明不白的疑案，千百年来，这件事情的真相就是不清楚的，是一团谜，令人疑虑环生。追究下来，环生的种种疑虑，都出于史书记载的不明。
一、嫪毐发兵，攻击的对象是谁？史书上没有交代。只说他“将欲攻蕲年宫为乱”，他为什么要攻击“蕲年宫”，他将如何为乱？史书上也没有交代。
二、嫪毐之乱爆发时，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嫪毐在咸阳发兵。那么，这个时候，帝太后赵姬在哪里，她在做什么？她与这次政变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交代。
三、嫪毐之乱爆发时，秦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道王令，我们称为“攻毐令”。接受“攻毐令”的第一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他与帝太后关系密切，也是介绍嫪毐给帝太后的牵线人，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究竟持什么立场，有什么行动？史书上没有交代。
四、与相国吕不韦一道接受“攻毐令”的另外两位大臣，是昌平君和昌文君。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封号，他们的官职是什么，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与嫪毐之间，与秦王嬴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交代。
以上种种问题，都是直接关系到嫪毐之乱真相的问题，史书上全都没有交代。看得出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根据秦国史书的残缺记载，披露了嫪毐之乱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详情和背景，也不清楚。
千百年以来，对于这个事件的种种质疑，就不断地出现，问题不断地被提起，遗憾的是，却从来没有得到完满的解答。今天，我在系统整理秦始皇人生的基础上，通过对于现有史料的重新解读，结合新出土的材料，运用联想推理的方法，试图破解秦始皇人生中这桩惊天的历史大案。
3.他想攻击谁？
关于嫪毐之乱的目的，也就是嫪毐到底想攻击谁，千百年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事情。史书上只是说，嫪毐在咸阳起兵，“将欲攻蕲年宫为乱”，并没有挑明他要攻击谁。蕲年宫在雍城，故址在现在陕西省凤翔县西南，是一处用来向上天祈求丰年的斋宫，嬴政行冠礼，将在这里斋戒告天。那么，如果由此自然联想的话，嫪毐的攻击目标，他想要消灭的对象，应当是秦王嬴政了？然而，这种想当然的看法，实在是一种误会，根据重新整理历史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断定，嫪毐发动政变所要打击的目标，不是秦王嬴政。为什么这样说呢？
嫪毐是帝太后的亲信和打手，他的一切，包括财富、地位、权力，都得自于帝太后的恩宠，他的重大行动，都代表了帝太后的意愿。他发动这次政变，是得到帝太后的支持和指使，使用帝太后和秦王的印玺调动军队的，并且得到一大批拥戴帝太后的大臣们的支持。所以，嫪毐之乱的真正幕后人物，是帝太后；嫪毐之乱的真正发动者，是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嬴政是帝太后的长子，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也是帝太后在秦国能够立足的唯一凭借和资本，帝太后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对嬴政下手。
有人说，嫪毐与帝太后生有两个儿子，据说嫪毐与帝太后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将来秦王过世以后，就让我们的儿子继承王位吧。由此看来，嫪毐发动政变，或许是想要拥立自己与帝太后的私生子为王。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嫪毐与帝太后所生的两位儿子没有秦王室的血统，他们是没有任何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一点，不管是帝太后还是嫪毐，都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他们可以在私下里讲些如同“秦王百年以后，就让我们的儿子即位”一类的闺房话，但绝不可能将这种话拿到政治台面上来。这种话公开出来，就是大逆不道的谋反，公然对有数百年历史的秦国宣战，嫪毐之乱，不可能用这种名目。
所以说，嫪毐发动政变想要打击的目标，另有所在。那么，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目标有两个，第一在华阳太后，第二在吕不韦。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夏太后之死，成之乱，嫪毐封侯，这是互有关联的系列事件，背景是帝太后与韩夫人间的政争。这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势力取得了胜利，韩系外戚势力彻底地没落。对于帝太后与韩夫人的争斗，楚系外戚的老祖宗华阳太后坐山观虎斗，乐见其成。然而，韩系外戚彻底崩溃以后，帝太后势力的过度扩张，当然地引起楚系外戚集团的警戒和不满。嫪毐暴露帝太后隐私的事件，授予了华阳太后打击帝太后的口实。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开始彻底地追查这件事情，他们希望利用嬴政亲政的机会，清除嫪毐，剥夺帝太后的政治权力。正是在这种逼迫之下，得到帝太后支持的嫪毐狗急跳墙，发动政变，企图用非常手段，消灭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
如果说，嫪毐之乱的主要矛盾是华阳太后与帝太后之间的政争的话，嫪毐之乱还有一个次要的矛盾，这就是嫪毐与吕不韦之间的政争。成之乱后，嫪毐封侯建国，他在政坛上的急速崛起，除了招来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的警戒外，更引起了与另一位人物，相国吕不韦之间的矛盾。吕不韦是帝太后的旧情人，介绍嫪毐与帝太后的牵线人，他们都是从赵国来到秦国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不过，当嫪毐得到帝太后的宠爱以后，吕不韦与帝太后的关系疏远，当嫪毐封侯建国红极一时以后，在政治上就成了吕不韦的对头，二人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政争。
关于嫪毐与吕不韦之间的政争，《战国策·魏策》有明确的记载。当时，秦国进攻魏国，有人劝告魏王说：
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氏，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必报矣。
这段记载说，当今秦国国内，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员到百姓，大体分成两派，或者站在嫪毐一方，或者站在吕不韦一方。如果魏国依附嫪毐一边，割地送给秦国，屈身尊礼秦国，这些都通过嫪毐上达，作为嫪毐的功劳，嫪毐就胜过吕不韦了。如此一来，帝太后必定深深地感谢魏国，魏国与秦国的关系就会在各国之上了。如此一来，天下也必定舍弃吕不韦而跟从嫪毐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秦王政八年，正是嫪毐封侯建国红极一时的时候。这段对话，不但清楚地反映出嫪毐与吕不韦的激烈政争，而且，在两人的政争中，帝太后已经忘记吕不韦，完全站在嫪毐一边了。所以说，嫪毐暴露帝太后隐私的事件，是吕不韦打击嫪毐的口实。吕不韦的态度，嫪毐是清楚的。他发动政变，吕不韦当然是他的打击对象。
4、嫪毐之乱的余波
嫪毐之乱，以嫪毐兵败逃脱告终。逃脱的嫪毐，被悬赏捉拿以后，处以车裂，就是车马分尸的酷刑，他的宗族也被诛灭。参与叛乱的二十多位高官，都被枭首示众。依附嫪毐的家臣，很多被判刑，而被流放到四川的，数量就多达四千多家。
嫪毐是帝太后的面首，帝太后家务政务的贴心代理人。帝太后是嫪毐的后台，嫪毐之乱的幕后人物。嫪毐之乱失败后，帝太后被驱逐出咸阳，迁徙到雍城棫阳宫(今陕西凤翔南)软禁，她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嬴政的两位异父弟弟，都被处死。从此以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瓦解，帝太后也基本上丧失了对于秦国政权和秦王嬴政的影响力。
在事后的一连串追究中，相国吕不韦与帝太后的旧情，他推荐嫪毐入宫的种种秘事，都被牵连出来，他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秦王政十年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驱逐出京，回到自己的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
第二年，吕不韦受到更为严厉的追究和处罚，秦王嬴政亲自下书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看来，吕不韦被罢免以后，秦王嬴政仍然怒气难消。他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国赐予你封地河南，享受十万户的待遇。你对秦有什么亲属关系，竟然被称为仲父。现在，命令你全家迁徙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接到这封信以后，唯恐还有更为严厉的处罚到来，于是饮鸩自杀，终年约五十七岁(前292—前236年)。那些跟随吕不韦的家臣和宾客们，也受到严厉的处罚。
不过，就在吕不韦免相的同一年，嬴政与母亲的关系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怒气冲天的嬴政听了一位叫做茅焦的齐国人的劝告，陡然回心转意，亲自到雍城去见母亲，将她接回咸阳，重新居住于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
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这段记载，作为文学故事来读的话，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情节推进中制造的戏剧性转折，是一波三折的起伏式叙事手法。这段记载，作为历史来读的话，则很有些不可思议，使人怀疑这段纪事的真伪和可靠性。作为历史侦探，我们自然要问，这位齐国人茅焦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在嫪毐之乱后出现在秦王嬴政身边？茅焦劝谏嬴政的理由，不过是母子之间应当和睦相处的简单道理，怎么会扯到诸侯各国背叛秦国的外交大事上去？嬴政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又怎么会怒气全消，幡然醒悟，立刻前往雍城迎回母亲？
5.茅焦劝秦王的历史意义
追究起来，《秦始皇本纪》的这段记载，是司马迁根据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改写的。这个战国故事的原型，可以从《说苑》的类似故事看得出来。《说苑》所记载的这个故事非常详细，我们简要地转述如下：
嬴政驱逐母亲以后，下令说，有敢以帝太后的事情劝谏的人，一律处死。据说，拼死来劝谏的人有二十七人，都被一一处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第二十八个人，自称齐客茅焦，有事请求秦王接见。嬴政命令侍卫问道：“是不是为太后的事情？”茅焦答道：“正是。”嬴政又命令侍卫问道：“有没有看见宫门外的死人？”茅焦答道：“看见了二十七个。臣下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二十七人二十七星，现在差一个，特来补足满数。请赶紧去报告秦王，臣下不怕死人。”
嬴政闻讯大怒，下令准备好煮人的大锅，按剑而坐，传令让茅焦进来。
茅焦进到殿上，不慌不忙，对秦王施礼说道：“有关人的死生、国之存亡的事情，都是历代圣王急于想知道的，不知道大王想不想听一听？”秦王说：“此话怎么讲？”茅焦回答说：“陛下有狂悖的行为，难道自己不知道吗？”秦王冷冷答道：“倒是想听你说一说。”茅焦严正地回答道：“陛下车裂假父嫪毐，有妒忌之心;杀死两位弟弟，有不慈之名；将母亲迁徙到雍城棫阳宫，有不孝之行；刑杀劝谏之士，有桀纣之治。如今天下都知道了，纷纷疏远秦国。臣下实在是担心秦国将会为此而衰亡，陛下也会为此而有不测的危险。我的话完了，请陛下处死我。”
茅焦于是解开衣服，准备接受烹煮之刑。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嬴政走下殿来，用左手扶起茅焦，用右手挥开准备前来捉拿茅焦的人说：“一切都免了，先生请系上衣服，我愿意听从先生的。”
嬴政当即尊茅焦为“仲父”，授予上卿的爵位。事后，他立刻启动车驾，千乘万骑，亲自到雍城棫阳宫迎接母亲归还咸阳。
被迎回咸阳的帝太后，在宫中设置酒宴招待茅焦。酒席上，帝太后感慨万端地对茅焦说：“将扭曲扳直，从败乱中复生，安定秦国的社稷，使我们母子得以再次相会，都是您茅君的力量。”
比较这段故事和《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历史世界是如何编撰的。对于嫪毐之乱这一段历史，司马迁掌握的材料并不多，除了秦国史书上的一些简略记载外，余下的就是一些战国故事了。对类似于《说苑》所载的战国故事，司马迁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作了鉴别和选取。他将故事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比如秦王一连杀了二十七人，茅焦是第二十八个，最吸引听众的部分，比如茅焦强硬地应对秦王，秦王又是如何戏剧性地走下殿来等等，都做了删节，只保留了茅焦说秦王的话中，关于迁徙母亲会引起各国背离，也就是会引发外交问题的部分。司马迁的这种取舍和解读是否恰当呢？
今天，我们可以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做一个合理的鉴定：
一、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嫪毐之乱这件秦国政权中枢的内乱，是有国际背景的，因而，他选取了故事中对于帝太后的处置不当，会引起相关的外交问题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引起外交问题呢？司马迁没有深入讲，从我们今天的研究结果来看，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二、茅焦是齐国人，自称“齐客”。他是有齐国背景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秦国的首都，能够直接请求谒见秦王，可见他不会是一般的人。合理的解释是，他应当是从齐国来到秦国的使者，他以外国使者的身份面见秦王，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为秦王分析驱逐帝太后出京对秦国外交的影响。有了这个认识，茅焦的话就便于理解了。
三、我们知道，嫪毐之乱，前前后后涉及三个外戚集团之间的兴亡，以夏太后为首的韩系外戚，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他们都与各自的出生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嫪毐之乱结束后，韩系外戚被消灭，赵系外戚也瓦解了，只剩下楚系一家。这种楚系外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但会引起韩、赵，也会引起齐国的不安。这种内外交错的利害关系，应当就是茅焦所说的“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的背景。
四、故事的最后，有帝太后感谢茅焦的话：“将扭曲扳直，从败乱中复生，安定秦国的社稷”。这句话，是说嬴政迎回母亲，是将被扭曲的事情矫正过来了，将败乱的事情恢复过来了，秦国的政权由此而安定下来。这句话，是针对该事件对秦国内政的影响而言的。非常遗憾，司马迁没有采用这句话。这就是司马迁的疏漏了，他未能理解这件事情对于秦王嬴政安定秦国内政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嫪毐之乱结束后，楚系外戚一家独大，这不符合秦王嬴政的利益。嬴政是帝太后的儿子，他从赵国来到秦国，以母家而言，他与赵系外戚最亲。养祖母华阳太后权高位重，楚系外戚势力强大，对他来说，应是如芒在背的事情。母亲与祖母不和，赵系外戚与楚系外戚争权，嬴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如今楚系已经一家独大，再对母亲严厉处罚，不单是处置亲族关系不当，更可谓是犯了政治上的忌讳，过于依附一方，将会失去独立自主。正是基于这种忧虑，嬴政在茅焦的开导下，终于克制了感情上的冲动，冷静下来，采取了合于理性的政治行动，迎回母亲帝太后，平衡了与养祖母华阳太后的关系，对过于强大的楚系外戚作了一定的牵制。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嬴政对被流放到四川的嫪毐的家臣们，不久也做了宽大的处理。《秦始皇本纪》记载说，十一年九月，“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对他们作了租税徭役的减免。
嫪毐之乱的真相，因为史书的失载和世人的误解而成千古之谜，秦始皇的人生，也由此而更加扑朔迷离。扑朔迷离的事情之一，就是受命主持镇压嫪毐之乱的三位大臣的命运。
嫪毐之乱爆发时，接受秦王嬴政的命令处理平叛事宜的有三位大臣，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吕不韦受到事件的牵连，被免相贬斥出京，后来自杀身亡。吕不韦的这种结局，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与帝太后有暧昧关系，又是送嫪毐进宫的策划人。
不过，嫪毐之乱平定以后，有一件事情却是不好理解，这就是与吕不韦一道接受王命主持平叛的另外两名大臣昌平君和昌文君，在事后却几乎从历史上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事后的相关记载。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嫪毐之乱的真相和实质，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之间的斗争，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华阳太后的亲信，按照常理常情考虑，在叛乱平息、楚系外戚胜利以后，他们都是应当受到褒奖和升迁的人物，应当在事后的秦国政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史书中有更多的记载。奇怪的是，与常情常理相反，他们却从史书的记载中消失了，这不能不说又是一桩历史之谜了。
第三案：寻找秦皇岛的表叔
(一)谁接替吕不韦做丞相？
1.神秘的昌平君
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嫪毐及一大批高官被处死，吕不韦免相自杀，帝太后失势，丧失对于秦王嬴政和秦国政局的影响力，赵系外戚势力彻底地崩溃，秦国的政坛将大规模地洗牌重组。在这种形势下，由于赵系外戚的崩溃而留下的政治权力的巨大真空，必定要有新的政治势力和新的政治人物来填补。然而，奇怪的是，对于秦国历史上这桩大事，史书上完全没有提及。不但没有提及，反而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漏洞：吕不韦免相以后，新任的丞相是谁？没有消息。不仅如此，从吕不韦免相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天下，秦国的丞相又是谁？也没有下落。
吕不韦免相，在秦王政十年，秦统一天下，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其间整整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秦始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一消灭六国的时间段，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最为剧烈的时间段，恰恰在这段时间里，秦国政府的总理大臣——丞相的下落不明，不能不说是有些蹊跷，也不能不说又是一件难解的历史疑案。
为了破解这桩疑案，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嫪毐之乱。嫪毐作乱被察觉后，秦王下令镇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道命令，被称为“攻毐令”。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
秦始皇的秘密在这三位大臣中，吕不韦是从秦昭王时代就活跃于商界政坛的著名人物。嫪毐之乱时，他身任相国，是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下令由他来主持平叛是当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已经讲过，吕不韦是由商人转型的政治家，长于算计和谋略，他也是文化事业的倡导和推进者，曾经广召各国人才，主持编修《吕氏春秋》。不过，吕不韦缺少军事经验，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他一生中唯一参加过的一次准军事行动，是庄襄王元年主持秦灭东周君的事情。当时的东周君，是一个毫无军事力量可言的小城君主。秦灭东周君，仅仅是一次基于军事压力的外交行动而已。所以我们说，嫪毐之乱爆发后，吕不韦只是诏令下达形式上的受命人之一，真正领兵前往咸阳实施平叛的人物，应当是昌平君和昌文君。
由“攻毐令”的排名来看，昌平君和昌文君应当是地位仅次于吕不韦，居于秦国政权中枢的重量级大臣，他们是忠诚地站在秦王嬴政一边，全力辅佐嬴政亲政的权势人物。昌平君和昌文君是封号，他们是拥有封号和领地的大人物，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拥有昌平君和昌文君封号的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姓什名谁，担当什么官职，为什么会在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主持如此重大的行动？所有这一切，《史记》中都没有明确的交代，这就不能不说是有些奇怪了。
对于这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只能解释为秦国政府的记载曾经有所隐瞒和删改，到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了。正是因为如此，昌平君和昌文君这两位与吕不韦齐名、在平定嫪毐之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重量级大臣，就成了身世不明的神秘人物。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找到了有关昌平君身世的线索。《索隐》说：“昌平君，楚之公子”，“史失其名”。
《索隐》的这个材料，是从司马贞所见到的古史当中引用的，这部古史今天已经佚失，其中保存的一些古代史材料，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非常珍贵。《索隐》的上述材料告诉我们，昌平君是楚国的公子，史书上失载了他的姓名。这一句话，也许就是破解昌平君身世之谜的关键。
不过，《索隐》所提供的线索，过于简单，一位楚国的公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国政权的中枢，他又为什么会在秦王嬴政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出面平叛，化解危机，扶持嬴政顺利亲政？这一切，都增加了昌平君这位历史人物的神秘感。他究竟是谁呢？
由于在秦国的有关记载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我们只能根据他是“楚之公子”这条线索，暂时离开秦国，到楚国的历史中去寻找可能的踪影。
2.又一桩质子事件
嫪毐之乱这一年，以公历计数，是前238年；以秦国的年历计数，是秦王政九年；以楚国的年历计数，是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就在这一年，楚国的历史上也有大事发生：第四十一代楚王考烈王熊元(元，又作完，金文作肯)死去，儿子熊悍即位，成为第四十二代楚王，史称楚幽王。楚幽王年幼，为了争夺辅政权，幽王的舅舅李园杀死了多年执掌楚国国政的权臣、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开始主导楚国国政。
楚考烈王多子，其中有四个儿子在史书上有记载，他们是熊悍、熊犹、负刍和昌平君。这个重要的信息，也是《史记索隐》提供给我们的。在《索隐》为《春申君列传》作的注解中，有一条材料如下：
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
这条材料中的悍，是熊悍的名字。犹，是熊犹的名字，他是熊悍的同母弟。负刍，与昌平君，都是熊犹的庶兄。这条史料非常宝贵，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昌平君的父亲兄弟等家世情况的唯一材料。根据这条材料，再结合《史记·楚世家》的材料，我们将考烈王前后的王位继承关系列表如下：
楚国后期王位继承关系
熊横(顷襄王40代)(前298—前263年)
︳
熊元(考烈王41代)(前262—前238年)
︳
熊悍(幽王42代)——熊犹(哀王43代)——负刍(44代)——昌平君(45代) (前237—前228年)(2月)(前227—前224年)(前223年)
上面表中，顷襄王熊横是考烈王熊元的父亲。熊悍、熊犹、负刍和昌平君是熊元的儿子。其中，熊悍和熊犹，是王后李园妹所生，分别做了第四十二代和第四十三代楚王。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的母亲是谁，不清楚。他在熊犹即位两个月后，发动政变，杀死熊犹，夺取政权，做了四年楚王。
至于昌平君，他的母亲是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考烈王二十五年(也就是秦王政九年)，当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嫡兄弟熊悍即位，春申君被李园兄妹杀害，楚国政局发生大变动的时候，他不在楚国，而是在秦国的政权中枢，为秦王嬴政的亲政而浴血奋战，成为拥戴嬴政的第一功臣。这不能不说是很异常的事情。异常的事情，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理由。那么，这个非同寻常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不得不追究到他的出生，一直要追究到他的父亲考烈王熊元的年轻时代。
公元前272年，也就是昌平君平定嫪毐之乱的三十四年前，这一年，以秦国的历法纪年，是秦昭王三十五年，以楚国的历法纪年，是楚顷襄王二十七年，秦国与楚国和好，身为楚国王太子的熊元到秦国做人质。熊元入秦，一住就是十年。按照战国时代质子在外国的一般做法，他们往往在当地娶妻生子，这种情况，类似秦始皇的父亲子异在赵国做人质时娶赵姬生嬴政一样。而昌平君，或许还有昌文君，可能就是熊元在秦国娶秦妻所生的儿子。
熊元在秦国做人质时，控制秦国政权的是楚国王系出身的宣太后及其楚系外戚集团。秦昭王是宣太后的长子，他有一半楚系的血统，他的正妻也是从楚国迎娶的。以两国间关系而论，当时，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又是宣太后的母国，熊元是楚国的太子，他在秦国娶妻，是有关秦楚两国关系的大事，妻家不但应当同他的地位相当，也应当同秦国王室关系密切。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秦昭王当时大约五十四岁，多子女，熊元在咸阳娶秦昭王之女为妻最符合各方面的利益，也最合情理。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说法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根据这个推测，由母系入手，将昌平君与秦国王室、与秦始皇的关系做一个清理。这个清理的结果如下：
秦始皇与昌平君关系表
秦惠王+宣太后(楚)
︳
秦昭王＋楚夫人＋唐八子+楚顷襄王
︳
安国君＋华阳夫人(楚)＋夏姬+熊元＋秦昭王女·
︳
子异＋赵姬昌平君
嬴政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关系，昌平君可能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的外孙，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孝文王)的外甥，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子异的表兄弟，秦王嬴政的表叔。如果是这样的话，昌平君是横跨秦楚两国王室间的人物。以楚国的王系而论，他是楚国的王子，有王位继承权；以秦国的后宫关系而论，他属于宣太后以来一直掌控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也是天生的权贵。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既有资格在楚国的政权中枢活动，也有资格在秦国的政权中枢活动。至于他为什么没有随同父亲回到楚国去，而是留在秦国，后来长期在秦国政权的中枢活动，成为秦国政坛上非同寻常的政要，这是又有别的原因，又有别的故事了。
3.被抛弃的母子
公元前263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四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熊元的父亲，第四十代楚王顷襄王熊横年老病重，可能不起。已经在咸阳做了十年人质的太子熊元得到消息，急于马上回到楚国，看望父亲，处理可能出现不测的后事。然而，他的岳父秦昭王却不愿意马上放他回去。理由嘛，简单明了。秦昭王想借势拿一把，以放熊元回国为条件，要挟楚国获得实际利益。
熊元到秦国做人质，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以王太子傅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最信赖的亲信，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春申君黄歇。熊元与春申君彻夜商量对策，务求早早归国。当时，秦国的丞相是应侯范睢，深得秦昭王的信任，不但与春申君关系良好，也与熊元关系亲密。于是春申君找到范睢，直接商谈让熊元归国的事情。
谈话中，春申君说：“请问相国是否真的善待我家太子？”范睢回答：“当然如此。”春申君接着说道：“如今楚王恐怕一病不起，秦国不如送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如果被立为王，一定会厚重地善事秦国，也一定会无量地感德相国，如此一来，秦国可以说是得到友好之国楚国的亲近，相国则可以说是在楚国储存了万乘之邦的力量。如果不放太子回去，太子留在秦国，终究不过是咸阳城内一布衣而已。太子不得归，楚国不得不另立太子，心生怨恨必然不会善事秦国。如此一来，不但秦国会失去与友好之国的亲近，相国也将断绝与万乘之邦的协和，这不是贤明的做法，希望相国深思熟虑。
范睢是出身于魏国的游士，思路敏捷，精明于国事己事的利害。一番话下来，他当即明白，请春申君不用多说了，立即面见秦昭王，将留送熊元的利弊一一呈明，请秦昭王重新计量。秦昭王考虑后说：“让太子傅黄歇先回去看望楚王的病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秦昭王的态度有所软化，但仍然不愿痛痛快快地放熊元归国。春申君是足智多谋的人，他为熊元出主意说：“秦国之所以扣留太子，无非是想从楚国得到好处而已。如今太子尚没有力量满足秦国求利的欲望，在下甚为忧虑。如今的楚国朝中，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如果楚王一旦有不测，太子又不在的话，他们一定会被立为继承人，太子也就不可能即位奉祀宗庙了。以臣下之计，滞留不如亡归，请太子与回国的使者一道，乔装归去，臣下留在这里应对，大不了一死而已。”
于是熊元变更容貌服装，扮作归国使团的车马驭手，一行人马急急奔武关而去。春申君留在熊元的邸宅，假装太子，称病不出。估计太子已经远去而无法追及以后，春申君才到秦宫求见秦昭王，呈明事情原委，说明熊元已经归去，他表示说：“臣下(黄)歇大罪当死，请求赐死而无怨言。”秦昭王大怒，准备让春申君自杀。应侯范睢劝谏秦昭王说：“黄歇身为人臣，为主公挺身而出，不惜一死，深得主仆之义，太子如果被立为楚王，必定会重用黄歇，与其听其自杀，不如无罪释放他回国，以此显示秦国对于楚国的亲情和厚道。”秦昭王勉强息怒，同意放春申君归国。
春申君回到楚国继续跟从太子熊元。三个月后，顷襄王去世，熊元如愿继承了王位，是为考烈王。正如范睢所预计的，黄歇被任命为令尹，也就是楚国的丞相，授予最高的爵位，封为春申君，执掌楚国的国政。
熊元即位以后，昌平君以及他的母亲等人是否回到了楚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从二十五年后昌平君在嫪毐之乱中出现于秦国政坛中枢的事情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后来回到了楚国，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二是他们一直没有回楚国去，从此留在了秦国。从当时的种种情况来看，昌平君在秦国更有发展前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战国以来，秦国不断地扩张发展，吸引更大地区的更多人材加入秦国的体制中来，是秦国的基本国策。由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可以了解到，秦国法律明确规定，秦国女性与外国男性间所生的子女，其法律地位是秦国人。昌平君生在秦国，虽然他的父亲是楚国人，但是，由于他的母亲是秦国人，他在秦国的生活和活动，等同于秦人，不太会有差别和异样感，这是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之所以愿意留在秦国发展的理由之一。更何况，他的母亲不是一般的秦人，而是秦国的王女，他是地道的秦国王室宗亲。
昌平君之所以留在秦国并且能够活跃于秦国政坛中心，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的楚国父系出身，使他天生与以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关系亲密，有共同的归属感和利害关系。
我们已经谈到过，华阳夫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侄孙女，他的祖父是宣太后的弟弟华阳君，多次出任秦国丞相的权臣。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被立为太子以前娶华阳夫人为正妻，是出于宣太后的意愿。安国君之所以能够被立为太子，正是因为娶了华阳夫人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精心安排。宣太后去世以后，楚系外戚集团的中心转移到华阳夫人身上，她不久将成为王后，安国君的继承人的选取，也将取决于她。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异正在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吕不韦为他争取安国君继承人的资格，走的就是华阳夫人的门路。
华阳夫人出身于楚国的王族，她与昌平君的父亲熊元应当是亲属。华阳夫人的丈夫是王太子安国君，昌平君的母亲是安国君的姊妹，华阳夫人就是昌平君的舅母，昌平君是华阳夫人侄子。换句话说，不管从父系还是从母系来看，昌平君都是华阳夫人的亲属，可谓是亲而又亲。完全可以想像，十年的秦国生活，楚太子熊元一家与秦太子安国君一家，在亲缘和政治关系的双重撮合下，当然是关系亲密。熊元逃亡归国，昌平君留在秦国，没有子女的华阳夫人视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也应当在情理当中。
古代的外戚姻亲政治，有两条基本的原则：其一是确保王位继承人出自本家；其二是由本家推出辅政当权的亲属。这两条基本原则，宛若人的两条腿，车的两个轮子，一个都缺不得。华阳太后接受吕不韦的斡旋，收子异为养子，确定他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实现了第一条原则，事情成了一半。至于另一条原则的实现，从以后的历史上来看，应当就是华阳夫人任用昌平君，由他代表楚系外戚集团出头露面，辅政执政了。那么，昌平君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秦国政坛之上的呢？
4.历史学的探洞调查
昌平君何时开始进入秦国政坛，史书失载。请注意我的用语，“失载”。“失载”，失去记载，本来历史上有其事，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之所以失载往往是有原因的，我们将来会一步步谈到。面对失载，有的史家慎重其事，沉默不语，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宁信其无。我持有另外一种看法，面对失载，宁信其有，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利用间接的史料作合理的推测，积极树立可以作为参照物的标杆，留待将来证明或者证伪。
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叫作钻探调查。面对情况不明的古墓，选定多个方位就地打洞取样，由此推断古墓的内藏。借助于这种方法的提示，我们不妨尝试在历史学中建立一种选年联事的方法，以此来对昌平君作历史学的钻探调查。
秦王政九年嫪毐之乱爆发时，昌平君突然驰骋于秦国政坛的中枢。这件事，就昌平君个人的经历来说，无疑只是冰山露出了一角，久远的根基都在水面之下。用实地考古来比较的话，这件事宛若地面上可见的封土，丰富的内藏都在地下。这时候，为了搞清地下情况的大概，考古学家以封土为中心，每隔一定距离打一个洞，从地下取出样品，再由这些样品来窥探地下的真相。
向考古学家学习，我们以秦王政九年为中心，由此往前逆推，选定几个重要的时点，以这几个时点作为探洞，深入考察在这几个时点上，昌平君的情况如何。因为是探洞调查，所以我们的目的集中于窥探在这几个时点上昌平君与当时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关系，他的人生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动。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探洞，秦昭王三十五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2年)。
这一年，楚太子熊元到秦国做人质，不久娶妻生下昌平君。昌平君的生年，可以这一年为底线，大致定在下一年，即秦昭王三十六年。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异大概是十一岁，生活在咸阳，昌平君与子异之间的年龄差，大约在十岁左右。
第二探洞，秦昭王四十二年楚顷襄王三十四年(前265年)。
这一年，昌平君七岁，生活在咸阳。子异十七岁，离开咸阳到赵国首都邯郸做质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昌平君的母亲是秦昭王的女儿，昌平君是子异的表弟，他们都是秦国的王室宗亲，是同一社交圈子里的人物。他们家庭间的面识交往，在咸阳有七年之久的可能。
第三探洞，秦昭王四十五年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
前一年，熊元亡归楚国，今年即位。昌平君约十岁，留在了秦国。子异二十岁，在邯郸做人质，结识了吕不韦，开始了投靠华阳夫人的计划。
第四探洞，秦昭王五十年楚考烈王六年(前257年)。
子异与吕不韦由邯郸脱逃，回到咸阳，穿着楚服见了华阳夫人，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当时，子异二十五岁，昌平君约十五岁。由于子异已经成为华阳夫人的养子，与楚系外戚集团结成政治联盟，他与昌平君之间有了直接往来的可能，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亲上加亲，利害一致。此时的嬴政三岁，与母亲一道留在邯郸。
第五探洞，秦昭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公元前251年)。
嬴政与母亲一道自邯郸回到咸阳。当时，子异三十一岁，昌平君二十一岁，嬴政九岁。从这一年开始，昌平君与表侄嬴政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
第六探洞，秦庄襄王元年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年)。
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这一年，子异三十三岁，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同时，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楚系外戚集团再次掌控了秦国政权。二十三岁的昌平君，既是华阳太后的侄子，又是秦王的表弟，他在这个时候进入政坛，可谓水到渠成，可能性最大。
第七探洞，秦王政元年楚考烈王十七年(前246年)。
嬴政即位改元，年仅十四岁，委政于太后与大臣。此时的太后，一共有三位，生母帝太后赵姬，亲祖母夏太后，养祖母华阳太后。三位太后当中，地位最为尊贵，权势最为强大的，是华阳太后。此时的大臣，吕不韦被尊为仲父，继续出任相国。昌平君二十六岁，是幼王的表叔，先帝的臣下，太后的至亲，跻身委以国政的大臣之列，也是不难想像的事情。
第八探洞，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
秦王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嫪毐之乱爆发，三十四岁的辅政大臣昌平君与相国吕不韦和昌文君一道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成为拥立秦王嬴政亲政的第一功臣。
5.昌平君的官职是什么？
嫪毐之乱爆发时，昌平君和昌文君与吕不韦一道接受秦王下达的“攻毐令”，领兵镇压叛乱。这件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王知道了嫪毐发动叛乱的消息后，“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断句为“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是不对的。当时，秦相国为吕不韦，吕不韦的封号是文信侯，所以，昌平君和昌文君是同时接受王命的另外两位大臣的封号。详情可以参见《文物》1988年第三期胡正明先生论文《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
这道命令，是秦王命令的略写，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第一位是相国，就是吕不韦，第二位是昌平君，第三位是昌文君。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封号，他们在接受王命时，究竟担当什么官职，史书里没有记载。昌平君是秦始皇的表叔，辅政大臣之一，他在接受秦王诏令时排名第二，地位仅次于相国吕不韦。以秦国的官职而论，大臣中地位仅次于丞相的人，应当是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所以，从地位的排名上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想，嫪毐之乱爆发时，昌平君的官职，有可能是御史大夫。
我们的这个推想，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得到间接的旁证和支持。这个间接的旁证和支持，就是历史学界研究秦国行政文书得到的大量成就。
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秦汉帝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严密而完整。诏令的下达，自有制度化的程序，最高政令的发布以各种诏书的形式下达。诏书的发令方，是王或者皇帝，诏书的接受方，第一位是丞相，其次是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当年，曾经下达了著名的“议帝号诏”，下达诏书命令大臣们讨论秦王的名号，最终确立了“皇帝”的称号。这道诏令的下达，就是经由丞相和御史大夫的程序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王曰：“……号曰皇帝。他如议。”
这段文字，是秦王诏令的下达和臣下回答的摘录。大意是说，秦统一天下以后，秦王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寡人以渺小的身躯兴兵，有赖于祖宗的神灵，六国国王都俯首伏罪，天下大定。现在如果不变更称号，则不能彰显成功，流传后世。希望议定帝号。”经过慎重议论以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代表群臣回复秦王，建议采用“泰皇”的称号，最后由嬴政改定为“皇帝”。
秦王的诏书，下达的对象是“丞相”和“御史”。当时的丞相有两位，是隗状和王绾，具体是哪一位呢？由回答来看，直接受令接诏的正是王绾。御史，是御史大夫的略写，当时的御史大夫是冯劫(后来出任丞相)，他也是受令接诏的大臣。诏令由王下达丞相、御史大夫的程序，井然有序，清楚明了。
这种程序，不但有文献证明，也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证，通行于秦汉时代。比如在《汉书》和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制诏相国(丞相)、御史(大夫)”，就是诏令下达中常常见到的形式。以此推论，嫪毐之乱爆发时，秦王诏令的下达也应当走同样的程序。按照这个程序，排名在相国吕不韦后面接受诏令的大臣，有可能就是御史大夫。
通过以上的追踪调查，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昌平君的特殊身份，他一直居于秦国政坛的主流当中。他一方面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楚系外戚集团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子异和嬴政的至亲，与子异和嬴政都有多年的交往，他不管是与华阳太后还是与嬴政父子，在政治利益上完全一致。从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昌平君在二十三岁时，伴随子异即位开始登上政坛。二十六岁时，因为嬴政幼年即位而跻身于被委以国政的大臣之列。三十四岁时，他身为辅政大臣，以御史大夫的官职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拥立嬴政顺利亲政，声望和实力都到达高峰。
昌平君从出生到三十四岁的情况清楚以后，我们的追踪调查，就可以回到本案的开头，回到疑案的破解上来了。本节是一桩追查“谁是丞相？”的人事案件，案件缘起于吕不韦免相以后秦国的丞相不知道是谁。
吕不韦免相，是在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在追究责任的调查中，吕不韦与帝太后、嫪毐的特殊关系暴露，受牵连被罢免相国之职，贬斥出京。国家不可一日无相，新丞相的任命，当然是必须马上决定。这个时候，昌平君三十五岁，是先帝时代留下的辅政大臣，官职仅次于相国的御史大夫，他又是秦王的表叔，华阳太后的侄子，平定嫪毐之乱的第一功臣，由他来接任丞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昌平君出任丞相的事情，《史记索隐》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索隐》在《秦始皇本纪》中“攻毐令”条下说：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
这条史料明确地告诉我们昌平君曾经被“立以为相”，就是出任秦国的丞相。至于昌平君是什么时候被立为丞相的，《索隐》没有交代。现在，我们根据上述调查的结果，大体可以合理地推定，昌平君出任秦国丞相，应当在秦王政十年，他接任被罢免的相国吕不韦，成为辅佐秦王嬴政的第二位丞相。
(二)铜戈的秘密
1、发现铜戈
昌平君是一位活跃于秦楚两国政坛的神秘人物，通过我们的追踪调查，他前半生的身世，已经大致清楚了。
昌平君出生于秦国，父亲是在秦国做人质的楚国王太子熊元，也就是后来的考烈王，母亲可能是秦昭王的女儿。昌平君是庄襄王嬴异的表弟，秦王嬴政的表叔，而华阳夫人则是他的姑母。伴随庄襄王的即位，昌平君登上了秦国政坛，秦王政即位的时候，他是接受委政的大臣之一。秦王政九年，嫪毐之乱爆发，昌平君官居御史大夫，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成为拥立秦王嬴政亲政的第一号功臣，声望和权势都达到高峰。秦王政十年，他接替被罢免的相国吕不韦，成为辅佐秦王嬴政的第二任丞相。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历史啊历史，你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始终对我们保密，不愿意把真相向我们披露？我们究竟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也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真实的消息。1982年，一批废铜烂铁从河北省蓟县运到天津，将要被回炉销熔。天津市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从这批废品中拣选出一件残破的铜戈，在这件铜戈的一面刻上发现有细如毫发的三行铭文，放大镜下，一共有十七个字：
十七年，丞相启、状
造，郃阳
嘉，丞兼，库，工邪
根据专家们的鉴定，这是一件典型的秦国兵器。类似的有铭文的兵器，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这件铜戈上的文字，当然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做出了相当确切的释读。今天，我们都来向专家们学习，一起来继续解读铜戈上的文字。
首先来看“十七年”三个字。这是标记产品生产年的数字。古代各国，多以国王在位的年数纪年，铜戈上的“十七年”，是该铜戈制造时在位的王，也就是史书中不时见到的“今上”的第十七年，至于这位“今上”究竟是哪一位秦王，当时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到了今天，就成了谁都不知道的秘密，成了有待破解的历史疑案了——换句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有待考证的历史学上的问题了。这样说来，历史学上的问题，多是时间给我们制造的麻烦；这三个字告诉我们，该铜戈铸造于某位秦王的十七年，至于是哪位秦王，有待考证。
“丞相”，秦国政府的首席大臣，是监督该兵器制造的最高责任者。“启”和“状”，人名，某秦王十七年制造铜戈时，两位出任丞相的人的名字。
“造”，制造。“郃阳”，县名，该铜戈的制造地，当时属于秦国首都内史地区，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南。
“嘉”，负责铸造该兵器的工师的名字。
“丞兼”，丞，副工师；兼，副工师的名字。
“库”，库，保管该武器的仓库；，该仓库负责人的名字。
“工邪”，工，铸造该铜戈的工匠；邪，工匠的名字。
俗话说，一叶知秋。以这件铜戈为例，我们可以大体看出秦国武器制造的流程与制度。每一件重要的兵器，从生产工人、仓库保管、工场的责任人，一直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者，都要实名在产品上记录。这种制度，古代称为“勒名工官”，既是产品质量监管制度，也是产品流通监管制度，可以从头到尾追踪每一件产品的行踪，在各个环节确立责任，不可不谓是一种相当严格而先进的产品监管制度。
现代人自大狂妄，常常低估古人的智慧，眼前的这种古代制度，可能比我们今天的产品监管制度更加严格，大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还是回到文物考古的追查，历史疑案的侦破中来，考察丞相启和状这两位人物，他们究竟是谁？
2、你买哪一站票？
历史学是时间的学问，历史学上的问题和疑案，多是时间制造出来的麻烦。在当时不是问题的事情，到了今天就成了难题。就像这件铜戈上的“十七年”，究竟是哪一位秦王的“十七年”？丞相启和状，当年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大名人，总理大臣一类，家喻户晓，只因为在时间里浸泡久了，退了颜色，变了形状，就认不出来了。我常常在想，如果时间列车制造成功了，带着疑问坐上去，到历史中去走访走访，不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吗？
又仔细想了一想，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坐车要买票，售票处的电光板上显示出大大小小的站名，从民国、清朝、明朝、宋唐，一直到汉秦周商，你买哪一站？这件铜戈，我们只知道是秦国的，当然买秦代这一大站了。不过，秦国的历史将近六百年，国君有三十六代之多，秦代的大站之下，还有无数的中等车站和更小的小站，你在哪里下？总不能站站都下来吧，你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这个判断和选择，涉及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一个基本学问，或者叫作基本功，称作年代学，也叫断代。
以这件铜戈为例，我们怎么来断代呢？
专家们将这件新发现的铜戈，与已经肯定是秦代文物的众多铜戈相比较，根据它们在形状、材质、文字诸种方面都相似的特点，推断出这件铜戈也是秦代的。这种方法，考古学中叫作类型学，思路是类比和类推。大体上是以某一件已经明确确定年代的物品作标准，将其他没有明确年代的类似物品拿来作比较，根据类型相近的程度推定年代的远近。我们在历史车站确定买大站秦代的车票，就是根据这个方法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考古的专家们根据多年的经验做出来的，相当可信。
确定大站秦代以后，我们必须进一步确定中间站，这件铜戈究竟是六百年秦代历史中的哪一段，三十六代秦国国君中的哪一代？
我们首先来看铜戈上的“丞相”两个字。丞相，是官名，秦代官僚的顶尖，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官职，不是天生就有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设置不同的官职。官职有官职的沿革和历史，这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基础学问，叫作官制研究。丞相这个官名，是秦国的官名，秦国政府最初设置丞相的官职，是在秦武王二年。秦武王是秦国的第三十代王，秦武王二年，相当于公元前309年，这一年以前，秦国是没有丞相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件铜戈，是秦武王二年以后的产品，启和状这两位人物，是在秦武王二年以后出任丞相的人。
这个结果，用年代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确定了这件器物时间断代的上限。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对称的世界，正如你有了左手，还有右手，既然推定了上限，当然也就应该去推定下限了。秦国灭亡于公元前206年，这一年，末代秦王嬴婴率领百官投降了刘邦，秦国的历史终结。毫无疑问，这件铜戈时间断代的下限就是秦国灭亡的这一年。
有了这样的结果以后，我们在历史车站买票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买一张从秦王嬴婴到秦武王二年的票了。不过，从秦王嬴婴投降的前206年到秦武王二年的前309年，一百零三年间共有七代秦王。七代秦王七个站，你买哪一站？还得动脑筋。历史学家又来给你当顾问，他建议你说，不要急，拿张纸拿支笔，先把这七个站排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于是，我们列出下面这张表来：
秦王在位时间表
30代，秦武王，前310—前307，4年。
31代，秦昭王，前306—前251，56年。
32代，孝文王，前250，1年。
33代，庄襄王，前249—前247，3年。
34代，秦始皇，前246—前221，37年。
35代，秦二世，前209—前207，3年。
36代，秦王嬴婴，前206，46天。
有了这张表以后，你知道应该买哪一站的票了吗？换句话说，你该知道铜戈是在哪一个秦王在位期间生产的，启和状是哪一位秦王的丞相了吧？有没有人马上回答得出来？如果没有，我提示一下，请大家注意“在位年数”。四年、五十六年、一年、三年、三十七年、三年、四十六天……，在这些数字后面，就隐藏着铜戈断代的秘密。
我们再回到铜戈上来，铜戈铭文的前三个字是“十七年”。前面已经说过，“十七年”这三个字的意思，是某位秦王在位纪年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说，这位秦王在位的年数，应当在十七年以上。有了十七年这个数字以后，我们再来看表里的“在位年数”一栏，找一找七位秦王中在位年数超过十七年的有几位。结果很明确，只有两位，一位是秦昭王，一位是秦始皇。
这个时候，我再问大家买票的事，大家大概就不会犹豫了，买秦昭王站或者是秦始皇站。也就是说，这件铜戈，只能是秦昭王时代或者是秦始皇时代的产品，启和状也只能是这两位王的丞相。这样一来，我们的搜索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我们买票花的钱也就可以节约了。这个方法，规范的说法叫做逐次逼近，通俗的说法叫做收紧包围网。
顺着时间来继续追查，秦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五十六年。这件铜戈会不会是秦昭王十七年的产品，启和状会不会是秦昭王的两位丞相呢？考察史书的记载，秦昭王十七年时，出任相国的人是穰侯魏冄（冉）。这位魏冄，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他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异父弟弟，秦昭王的舅舅，长期掌控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的中心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他立了传，对他在促使秦国强大的过程中的功绩，大为称赞。魏冄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功高震主，受到的非议也不少，他与昌平君极为类似，可以相互参照的地方很多，在本书的谜底中，我们会专门谈到他。
在出土文物里，有不少由魏冄领衔监造的铜戈，比如传世的“十四年相邦冉戈”，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二十一年相邦冉戈”等。铭文的“十四年”和“二十一年”，就是秦昭王十四年和二十一年；“相邦”，就是相国，地位略尊贵于丞相；“冉”，就是相国魏冄的名字。在秦国历史上，相国只有一人，丞相或者一人，或者由二人承担，分为左丞相和右丞相，没有同时置相国又有左右丞相的事例。从而，启和状这两位人物，不应当在魏冄为相国的时候出任丞相，他们不是秦昭王时代的人，这件铜戈也不是秦昭王时代的产品。
排除了秦昭王十七年的可能性后，这件铜戈的制造年就只能是秦王政十七年，“启”和“状”应当是秦王政十七年出任丞相的两位人物。
3.破解“丞相状”
有了这个线索以后，我们的搜查工作就可以进入收网阶段了。
查阅史书，秦王嬴政即位以后，第一位出任丞相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吕不韦。他在嬴政的父亲庄襄王时代一直担任丞相，嬴政即位以后继续留任。庄襄王在位三年，吕不韦作了三年丞相。庄襄王去世以后，吕不韦从秦王政元年开始，被尊为相国，又担任丞相职务长达十年之久。秦王政十年，吕不韦受嫪毐之乱牵连被免去相国一职。吕不韦免相以后，谁接替他出任丞相，史书上没有记载而出现了十六年的空白。
经过十六年的空白以后，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国丞相的名字才再一次出现在出土文物之上。这件文物叫作“始皇诏铜方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刻有铭文如下：
廿六年，皇帝尽并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之。
我们先来解释前半句。廿六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秦统一天下，秦王嬴政称皇帝。诸侯，指楚、齐、燕、韩、赵、魏等各国。黔首，指老百姓。黔是黑色，首是头部，人用黑色头巾缠头，称为“黔首”。秦从这一年开始，正式称民为“黔首”。前半句话是说，二十六年，皇帝统一天下，各国万民终于获得安定，立尊号为皇帝。
我们再来解释后半句。诏，下达诏书。状、绾，接受诏书的两位丞相的名字。法度量，规范度量衡。则不壹，将不一致的统一起来。嫌疑者皆明之，有疑难的都使其明确。这句话是说，于是皇帝诏令丞相状和丞相绾，规范度量衡，凡是不一致的都加以统一，凡是不清楚的都予以明确。
这个诏书，我们简称“二十六年度量衡诏”。这个诏书，刻在统一后使用的升、权、量等各种量器和衡器上，是规范秦帝国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文件。
这个诏书上的丞相状，姓隗名状；丞相绾，姓王名绾。他们的姓名，是见于史书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第二次巡游天下，曾经在琅琊山(今山东胶南)刻石颂扬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功绩。在琅琊石刻上，随行大臣们的名字都被刻上去了，隗状和王绾这两位丞相的名字也在其中，丞相隗状排名在前，当是右丞相，丞相王绾排名在后，当是左丞相，同“始皇诏铜方升”的排名顺序是一致的。
追踪调查到这里，我请问大家，“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上面的“丞相状”究竟是谁，应当是可以推想得到了吧？
毫无疑问，“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上面的“丞相状”，就是二十六年“始皇诏铜方升”上面的“丞相状”，他们应是同一个人，就是隗状。隗状在秦王政十七年时已经担任着丞相，因为排名在丞相“启”后，当是左丞相。到秦始皇二十六年时，他已经排名在前，担任右丞相，直到二十八年还在任上。想来，他担任丞相的时间，至少在十二年以上，算是一位老资格的总理大臣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总理大臣不明的历史，由此而被填补了一半。
“丞相状”是丞相隗状的情况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将见于文献和文物的，在秦始皇在位期间担当过丞相(包括相国)的人排列如下：
秦始皇时期丞相表
秦王政元年，相国吕不韦，《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政十年，丞相昌平君，《史记索隐》。
秦王政十七年，右丞相启、左丞相隗状，《十七年丞相启状戈》。
秦王政二十六年，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二十六年始皇诏铜方升》。
秦始皇二十八年，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二十八年泰山刻石》。
秦始皇三十四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三十六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史记·秦始皇本纪》。
通过这张表的排比，我们可以看出：在始皇帝在位的三十七年间，出任丞相者至少有七个人，他们分别是吕不韦、昌平君、启、隗状、王绾、冯去疾和李斯。七位丞相当中，五位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有名有姓。
第二任丞相昌平君，是我们根据索隐的史料补上去的。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熊元的儿子，他应当姓熊，不知道名。第三任丞相“丞相启”是我们根据铜戈的铭文补上去的，不知道姓。昌平君在秦王政十年开始出任丞相，秦王政十七年启在丞相任上，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昌平君与丞相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4.填补历史的空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学是有关时间的学问，历史学上的问题和疑案，多是时间制造出来的麻烦。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上面这张表，请大家注意时间问题，注意秦始皇的这五位丞相任期的长短：他们出任丞相一职，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为了便于大家考察起见，我们将上面的表稍加改动，制成一张新表如下：
秦始皇时代丞相任期表：
1吕不韦，秦王政元年—十年，10年。
2昌平君，秦王政十年。
3启，秦王政十七年。
4隗状，秦王政十七年—二十八年，11年以上，—三十三年，16年以上。
5王绾，秦王政二十六年—二十八年，2年以上—三十三年，7年以上。
6冯去疾，—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七年3年以上。
7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七年，3年以上。
吕不韦从秦王政元年到十年，担任丞相达十年之久。隗状担任丞相的时间，如果从秦王政十七年起算，到二十八年，至少有十一年以上，如果到三十三年的话，就在十六年以上。王绾担任丞相的时间，如果从二十六年起算，到二十八年的话，最少在两年以上，如果到三十三年的话，就在七年以上。冯去疾和李斯，在始皇帝在世时，至少担任了三年丞相，二世即位第二年被赵高陷害诛杀，通算下来，至少也做了五年丞相。
由此看来，在秦始皇时代，丞相的任期都比较长，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政治稳定，君臣关系和谐，吏治有连续性，这都是以前被我们忽视了，或者是视而不见的地方，原因出在历代对秦和秦始皇的偏见。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将来有机会再说。话题还是回到昌平君与丞相启的关联上来。
昌平君于秦王政十年接替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的任期到什么时候，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由秦始皇时代吏治稳定、丞相久任的通例来看，他的任期也应当比较长。至于长到什么时候，《史记索隐》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索隐》说：“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这条材料中的郢，又称郢陈，是地名，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是在秦王政二十一年。由此看来，昌平君长期在首都咸阳辅佐秦王，他担任丞相的职务，应当一直到被迁徙到郢陈以前。也就是说，昌平君从秦王政十年出任丞相到秦王政二十一年被免相迁徙出京，一共做了十一年丞相。如果我们的这个推测不误的话，秦王政十七年，昌平君正在丞相任上，所以，“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上的“丞相启”，无疑就是昌平君了，他的姓名，应当叫做熊启。
我曾经感叹，历史是消逝远去的往事，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存在。当今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历史，是因为往事留下了信息。往事的信息，特别是久远的古代的信息，少而又少，乱而又乱，使我们难以窥探得到古史的真相。幸运的是，不时有不可思议的遗物，实实在在地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遗物既属于当今，可以把玩触摸，又属于过去，可以牵连回想，将最为真实可靠的信息，传达给我们。
由于“十七年丞相启状戈”的出现和破解，昌平君这位秦国历史上神秘人物的人生，终于从历史的黑洞中浮现出来了。我们再一次补充他的人生经历，更加完整地列表如下：
昌平君履历表：
1.秦昭王三十六年，1岁，熊启大约于是年生于咸阳。父楚国太子熊元，母为秦王女。
2.秦昭王四十四年9岁，熊元亡归楚国，熊启与母亲一道留在了秦国。
3.庄襄王元年23岁，开始进入秦国政界。
4.秦王政元年26岁，成为辅佐年幼秦王的大臣之一。
5.秦王政九年34岁，担任御史大夫。嫪毐之乱爆发时，与相国吕不韦、昌文君一道受命镇压叛乱。
6.秦王政十年35岁，吕不韦免相，昌平君出任丞相。
7.秦王政十七年42岁，监造“十七年丞相启状戈”。
8.秦王政二十一年46岁，免相出京，迁徙到郢陈。
有了这样一张履历表以后，昌平君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一生大概是清楚了。不过，疑案的追查到此并没有结束，请大家关注上表的最后一项。
到了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已经四十六岁，他以秦王表叔、平叛功臣的身份出任丞相十一年之久，辅佐秦王统一天下，先后攻灭韩国(十七年)、赵国(十九年)和燕国(二十一年)，可谓功高位重，权倾一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被秦王嬴政免相出京，迁徙到秦楚交界的楚国旧都郢陈去了呢？到了郢陈以后的他，命运又将如何呢？
历史密码的破解一环扣着一环，旧疑案的解决又引出了新的疑案，我们不得不继续跟踪追击。
(三)丞相的反叛
1、挖出历史来
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始皇的表叔，权高位重，出任丞相达十一年之久的昌平君熊启，突然被迁徙到秦楚两国边界的郢陈。他为什么被迁徙到郢陈，他与秦王嬴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史书失载，又成为一桩历史之谜。
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的事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一共只有六个字：“昌平君徙于郢。”简略而不详的纪事，文字上并没有特别难解的地方。徙，迁徙。郢，地名。这里的郢，指的是郢陈，故址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这条记载说，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被迁徙到了郢陈。
郢陈这个地方，从前是陈国的国都，楚国灭掉了陈国以后，曾经将首都迁到这里，于是被称为郢陈。昌平君被迁徙到这里以前，郢陈已经被秦军占领，改称为陈县，属于秦国的领土，地处秦国和楚国的交界地区。那么，昌平君为什么会被迁徙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
昌平君被迁徙以前，是秦国的丞相；他的迁徙路线，是从咸阳到郢陈。咸阳是秦国的首都，郢陈是秦国的边地，由首都到边地，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特殊的事情一时性前往，常常意味着贬斥和失意。大家再看看史料中的“徙”字，古文中“徙”字的意义是迁徙，本身就是带有贬斥意义的用法。如果是不带贬斥意义的用语，就应当用“之”，将这条纪事写作“昌平君之郢”。如此解读下来，事情就步步深入了。看来，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不是一般性的外出，而是受到了贬斥，他是被免相出京了。
免相出京的昌平君，他为什么受到贬斥，他为什么会被贬斥到郢陈这个地方来？他来到郢陈以后，又有些什么作为和行动呢？史书都没有记载。面对如此情况，历史学家是否只有望洋兴叹，而史书上又再添一桩未解的历史疑案了？
真是苍天有眼，历史不灭，两千多年后，历史的黑洞再一次有火山喷发。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多座秦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十一号的墓，是秦王政时代一位地方官员的墓葬。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竹简中有一份关于墓主生平的履历书，用编年纪事的形式写成，被称为《编年记》。在这份《编年记》中，昌平君的大名赫然出现，昌平君为什么被迁徙到郢陈的历史疑案，也由此隐隐透露出破解的线索来。
在《编年记》中，有两条与昌平君迁徙的事情相关的记载：
一、廿年，韩王居□山。
二、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处其处，有死□属。
我们首先来对第一条纪事作字面的解释。“廿年”，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残缺不可读的字。“□山”这两个字连读，当为地名，韩王居处的地方。这段文字说，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居住于□山这个地方。那么，这段文字中的韩王是谁呢？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王政十七年，秦军攻陷了韩国首都新郑，韩王韩安被俘虏，韩国灭亡。竹简上的韩王，正是这位韩王韩安。秦灭韩以后，对于被俘的韩王韩安究竟作何处理，他被俘后的命运如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枚竹简，为我们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看来，韩安被俘以后，秦国政府并没有杀害他，而是将他迁徙到了“□山”这个地方居住。遗憾的是，由于缺字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山”在哪里。
我们再来解读第二条纪事。“廿一年”，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有死□属”，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认为，这个缺字可能是“士”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文字就可以复原成“有死士属”。“死士”，就是敢死之士，就是勇士。属，跟随。这段文字说，秦王政二十一年，韩王安死去了。昌平君到他死去的地方居处，有敢死之士跟随。
韩王安死去的事情，史书上也没有记载，竹简的出土，又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韩王安死了以后，昌平君来到他死去的地方“居处”，并且有“死士”跟随。昌平君的事情，有如此的牵连曲折，也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可以说大大地补充了历史。
不过，事情都是两面，新出土的竹简，一方面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解答了历史上留下的疑难；另一方面，出土的竹简本身有不能释读的文字，同时，解读出来的新的史实，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制造出新的谜团。韩王安的居处之地“□山”在哪里？韩王安为什么死去？昌平君为什么会在韩王安死去的同时，随即来到他死去的地方“居处”，那些跟随昌平君的“死士”又是些什么人？凡此种种，宛若连环套般的谜团，解开一环以后，又引来了更多的未解的环扣。
为了继续求解，我们必须对竹简中无法看清的地名“□山”作出合理的解释，搞清楚“□山”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呢？
2.“□山”在哪里？
竹简上的“□山”是地名，是韩王安居处的地名，这已经是专家们的共识，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山”的地理位置。是在旧韩国境内，还是在秦国本土，是在偏僻的高山，还是在都市的近旁？这个地理的问题，关系到秦国对于韩王安如何处置的问题，是千里流放，还是就近安置？这个地理问题，也关系到韩王安的死亡问题，他为什么死亡，他死在哪里？这个地理问题，也关系到昌平君的迁徙问题，他为什么被迁徙到韩王安死去的地方，还有敢死之士跟随？凡此种种，都与“□山”这个地名有关，不首先解决“□山”的位置所在，我们将无法继续追查疑案。
遗憾的是，由于“□山”的“□”已经无法辨认，仅仅根据竹简文字已经无法破解，我们必须另想办法。为了确定“□山”究竟在哪里，我们再来看看秦简《编年记》的这两条史料，这一次，请完全集中于地理的角度：
廿年，韩王居□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处其处，有死［士］属。
韩王安被秦军俘虏，是在秦王政十七年;被俘的地方，是在韩国的首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由竹简的文字可以知道，三年以后，也就是二十年，他被秦国政府徙居到“□山”，次年死去；他死去的地方，也应当就在“□山”。同年，昌平君由首都咸阳徙居到韩王安死去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应当是“□山”。由此，我们可以清理出韩王安和昌平君这两个人的两条移动线索。韩王安由新郑到“□山”，昌平君由咸阳到“□山”。“□山”，成了他们移动路线的交汇点。韩王安来到这里，死在这里。他死之后，昌平君又来到这里。这个“□山”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既安置了亡国的韩国国王，又接受了被贬斥的秦国丞相？
追踪调查到了这里，我想请大家作一个回忆，我们在整理昌平君的履历书的时候，曾经提到，昌平君四十六岁的时候，免相出京，被迁徙到了楚国的旧都郢陈。我们本次讲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关于昌平君的这次迁徙，《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一年……昌平君徙于郢。
将这条纪事，与上面的秦简《编年记》二十一年的纪事，也就是昌平君被迁徙到韩王安死处的记载两相对照，毫无疑问，这两条材料是同一事情的不同记载，昌平君的迁徙地郢，与韩王安的居处地和死去地的“□山”，都在同一个地区。前面已经讲过，“昌平君徙于郢”这条史料中的郢，是指曾经做过楚国首都的郢陈，也就是秦国的陈县，地址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而“□山”呢？应当是郢陈属下的某一地名。
“□山”在郢陈的地理关系明确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填补秦简《大事记》的记载如下：
廿年，韩王居(郢陈)□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处其处(郢陈)□山，有死［士］属。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打开地图，来具体地考察韩王安的迁徙路线新郑—郢陈□山和昌平君的迁徙路线咸阳—郢陈□山的大体走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