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
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
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归根究底，当然要问：
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
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
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
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
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
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
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
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
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
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
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
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
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
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
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
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
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
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
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
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
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
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
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
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
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里我发现一
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
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
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
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
教育土壤有问题吗？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
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
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
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
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
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
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
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
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
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
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
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
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
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
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
真正的“智”育。
真正的“智”育。
。
“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
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
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
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
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
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
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原载一九八五年
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不干涉”为什么可贵？何怀
硕复兴高中“吻颊记过”的事件，我曾于六月四日在《民生报》，六月十一
日于《联合报》各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姑不论复兴中学校方
处分学生，记两个“暗过”一事，是非对错如何，教育部长与教育部能尊重
该校的决定，不予干涉，是正确的，也是比较以前为“进步”的。另一方面，
我也曾对复兴中学校方的处理方式，对我们教育某些虚伪、敷衍和落伍，对
校长、训导与教师对学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处提出了批评。最后我曾
说：“学生行亲颊礼而被记过，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这种
领导作风，令人激赏。但对学生施行惩罚的校长与教师，其荒谬与错误，谁
来惩戒呢？”我并不主张放任。
今（二十六）日读龙应台教授《机器人中学》大文，末段说“吻颊事
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
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
‘不干涉’？..”我觉得在该事件的“舆论”里面，我曾有两篇文字参与
其间，有必要说几句话，表示回应。
龙应台与胡美丽的文章，观察敏锐，析理深入，常有独到见解，发人
之所未发。她的社会批评，比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见更广，
更深，虽然她是回国客座的学人；她的头脑清晰，文字锋利有力，有一股清
刚之气，也有热情与魅力。她狂飚野火一般的批评，大多数我都非常钦佩。
可能百密一疏，这回她认为教育部应该干涉才对，但她没有想到教育部长久
以来对各级学校事事干预，使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只能成为教育部的伙计，
毫无自立的权限与独立的精神，学校岂不也变成操纵于教育部手中的机器？
而龙应台是反对中学制造机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学校既成制造机器人的机
器，如何能期望学校不制造机器人？学校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有校风可
言；自校长到教师，都应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创造性与自主权，便变成教育
部办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败，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长尊重校
方的决定，不加干涉，我们如何能不赞扬支持？至于学校的校长教师所推行
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我认为我们要检讨、追
究的是这样的校长、教师是如何委派或遴聘来的？通过什么管道，认定什么
资格，引来这样的一批“教育专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属省教育厅，也不应
直接由教育部来干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某些荒谬错误的校长与教师，谁来
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
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
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
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系
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
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
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
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
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
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连教育哲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
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
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
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
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
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
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
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
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
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
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
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系
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
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
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
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
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
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连教育哲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
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
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
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
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
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
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
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
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我的过去在哪里？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
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
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
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
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
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
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
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
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
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
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
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
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
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
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
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
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
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
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
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
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
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
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
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
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卖荼的老头大
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
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
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
“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
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
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
筑；“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
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
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
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
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
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
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我伸手
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
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
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
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
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
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
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廿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
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
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
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
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
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
※※※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
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作
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
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
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
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
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
原谅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
“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
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
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
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
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
教训。
※※※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
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
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
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以“沉默”为耻
——为高雄市民喝彩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
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中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
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所
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
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
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
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
起来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
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
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
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
雄市民喝彩。
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
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
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
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
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
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
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
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
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
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
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
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
点也不错的。
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
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
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啊！红色！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
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
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
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
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
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
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
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
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
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
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
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
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
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
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共产党？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
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
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
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
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
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分，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
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
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
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
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
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
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
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
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这真像
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
《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血，也是红的孟祥森读了八月二十九日
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
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
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
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
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
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
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
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
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
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
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