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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_刘震云

_8 刘震云(当代)
  李雪莲倒一愣:
  “啥意思,要捆人呀?”
  赖小毛:
  “那我哪儿敢呀,我是求你老人家,不为别人,为我。”
  又说:
  “本来这事皮里没我,肉里也没我,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今天请你吃饭这事儿,就落到了我头上。”
  又说:
  “我也知道市长找你,又是劝你别告状;你不赞成,我也不赞成。但你赞成不赞成,那是你的事;吃饭去不去,却是我的事。你只要去了,哪怕跟他们闹翻了,也就跟我没关系了。”
  又说:
  “大姑,你这事儿太大,我这官儿太小,你从来都是跟上层打交道,这回别因为一个吃饭,把我扯进去了。鸡巴一个镇长,露水大的前程,你要不发慈悲,我立马就蒸发了。”
  又说:
  “我也上有老下有小,俺爹是你表哥,也八十多了,还得了脑血栓,嘴歪眼斜的,在炕上躺着,不知能活几天,大姑,你不可怜我,就当可怜我爹吧。”
  身子堵住头门,屁股一撅一撅,开始给李雪莲作揖。李雪莲倒“噗啼”笑了,照他脑袋上打了一巴掌:
  “还镇长呢,纯粹一个泼皮。不就一顿饭吗,就是刀山,我走一趟就是了。”
  在这镇上,都是赖小毛打人,哪里敢有人打赖小毛?除非他吃了豹子胆;现在挨了一巴掌,赖小毛倒捂着头笑了:
  “我的大姑耶,这就对了,那谁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欢欢喜喜,用他的“桑塔纳3000”,将李雪莲拉到了镇上。
  李雪莲见到市长马文彬,还是客气许多。客气不是因为马文彬是市长,而是他戴着金丝眼镜,一派斯文;说话也很客气,没说话先笑;说完一段,又笑一回;让人觉得亲切。斯文的气氛下,大家不好一见面就闹起来。比斯文更重要的是,他说话讲道理。别人讲一件事只能说一层理,这理可能还说错了;他却能说三层理,还句句在理。一见面,马文彬根本不提告状的事,开始扯些家常。就是扯家常,也不是居高临下,先问别人家的事,譬如家里几口人呀,都干什么呀,等于打听人家的隐私,让人回答不是,不回答也不是;而是先拿自己开刀。他指指羊汤馆四壁,说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从小家里穷,当年最想吃的,就是镇上羊汤馆的羊汤。穷又吃不起,每天放学,便跑到羊汤馆,扒着羊汤馆的门往里张望。一次一个大汉,连吃了三碗羊汤。第三碗剩一个碗底,大汉向马文彬招手。马文彬蹭过去,那大汉说:
  “你学三声狗叫,这碗底就让你吃了。”
  马文彬“汪汪”学了三声狗叫,那大汉就把碗推给了他,他就把那碗底吃了。说得众人笑了,李雪莲也笑了。接着大家吃烧饼,喝羊汤,皆吃喝得满头大汗,气氛就显得更融洽了。马文彬又说,他小的时候,是个老实孩子,从来不会说假话;他有一个弟弟比他机灵,看他老实,便欺负他;弟弟每次偷吃家里的东西,都赖到他头上;放羊丢了一只羊,也赖到他头上;他嘴笨,说不过弟弟,每次都挨爹的打。他那时最苦恼的是,自己说的是真的,咋每次都变成了假的;弟弟说的都是假的,咋每次都变成了真的呢?这时李雪莲已进入他谈话的氛围和话题之中,不由脱口而出:
  “我告状也是为了这个,明明是假的,咋就变成了真的呢?我说的明明是真的,咋就没人信呢?”
  见李雪莲主动说告状的事,马文彬便抓住时机,开始说李雪莲告状的事。说李雪莲告状的事,也不从李雪莲说起,开始批评在座的县长郑重、法院院长王公道。这也是让他们在场的原因。马文彬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忘记了自己是人民公仆,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遇事不相信群众;就是不相信群众,作为一个人,也该将心比心;一个人告状,锲而不舍告了二十年,把大好的青春年华搭了进去,告到头发都白了,如果她没有冤屈,能坚持下来吗?如果是你们,你们能这么干吗?说得李雪莲倒有些感动,似乎在世上第一次遇到了知音。谁说政府没有好干部?这里就有一个。县长郑重、法院院长王公道被批得满脸通红,点头如捣蒜,嘴里说着:
  “我们回去就写检查,我们回去就写检查。”
  倒让李雪莲过意不去,对马文彬说:
  “也不能全怪他们。”
  又说:
  “他们都当着官,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
  马文彬拍了一下桌子:
  “看看,一个农村大嫂,觉悟都比你们高。”
  郑重和王公道又忙点头:
  “觉悟比我们高,觉悟比我们高。”
  马文彬又抓住这个机会,笑着问:
  “大嫂,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想答答,不想答就不答,你上回说过不告状的话,他们都不信,就把话说顶了,现在,你说过的话,还能不能重说,或者,咱能不能把话再说回来?”
  忙又说:
  “不能说回来,咱也别勉强。”
  李雪莲又被马文彬的话感动了,说:
  “市长你要这么说,我不把话说死,我的话,现在还能重说。”
  又指着郑重和王公道:
  “我跟他们说过两回,我今年不告状了,他们不信哩。”
  马文彬点着郑重和王公道说:
  “像我小时候,说真话,当权者不信哩。”
  大家笑了。马文彬又说:
  “大嫂,咱纯粹是聊天啊,我接着再问一句,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咋突然不告了?”
  问得跟郑重和王公道前两回问得一样。李雪莲答得跟前两回也一样:
  “过去没想通,今年想通了。”
  马文彬又笑着问:
  “大嫂,你能不能告诉我,过去没想通,今年为啥想通了?譬如讲,因为一件什么具体事,让你想通了?当然,像刚才一样,你想答答,不想答就不答。”
  因为什么事想通了,这是前两回王公道和郑重忘了问的话;只顾追究其然,忘了追究其所以然;没问来由,所以无法相信;王公道和郑重忘了问的地方,市长现在问了;问明病因,才好对症下药;可见市长做事,在每个细节上,都比他们深入;这又是“小”的作用;这又是市长比他们高明的地方。郑重和王公道忙又佩服地点头。李雪莲:
  “没因为啥具体事,我就是听了牛的话。”
  李雪莲这么回答,是大家没有料到的;或者,弯拐得这么陡,让大家有些措手不及。大家愣在那里,马文彬也愣在那里,嘴有些结巴:
  “牛?什么牛?”
  郑重回过神来,忙说:
  “说人呢,咋拐到了牛身上?”
  李爱莲:
  “二十年来,世上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信我的话,只有这头牛信我的话;我告不告状,也听这头牛的话。过去我问牛,该不该告状,牛说‘该’,我就告了;今年又问牛,牛不让我告了,我也就不告了。”
  众人更是如坠云雾。秘书长也开始结巴:
  “你这牛,是真的存在呢,还是跟我们说着玩呢?”
  李爱莲:
  “我不跟你们说着玩,这头牛是我养的。”
  马文彬回过神来,问:
  “我能不能见见这头牛,让它跟我也说一说?”
  李爱莲:
  “不能。”
  马文彬一愣:
  “为什么?”
  李爱莲:
  “前几天它已经死了。”
  大家哭笑不得。郑重有些急了:
  “大嫂,马市长跑这么远过来见你,也是一片好意,也是想帮你解决问题,你不该拿我们打碴,你不该这么奚落人。”
  见郑重急了,李雪莲也有些急了,拍着巴掌:
  “看看,跟我的案子一样,我把真的,又说不成真的了不是?”
  马文彬止住郑重,微笑着对李雪莲说:
  “大嫂,我相信这头牛是真的。”
  接着说:
  “那我们共同来相信这头牛的话,今年起不告状了,好不好?”
  李雪莲:
  “这里可有分别。”
  马文彬:
  “啥分别?”
  李雪莲:
  “牛说行,你们说不行。”
  马文彬不解:
  “为什么?”
  李雪莲:
  “牛不让我告状,是说告状没用;你们不让我告状,是让我继续含冤,这可是两回事。”
  马文彬一愣:
  “大嫂,我们找你来,不就想帮你解决问题吗?”
  这时李雪莲哭了:
  “你们别骗我了,你们要觉得我冤,不用过来找我,早把案子给我翻过来了。”
  指着郑重和王公道:
  “你们跟他们一样,来找我,还是想糊弄我,怕我去北京告状,撤了你们的职。”
  又说:
  “你们要想帮我,平时咋不来呀?全国一开人代会,你们咋接二连三地来呀?还不是想糊弄过这几天,接着又撂下不管了?”
  马文彬皱了皱眉,这才知道李雪莲这个妇女的厉害。找她是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让她奚落一番——牛都张嘴说话了。双方过招,他倒钻了这妇女的圈套。早知这样,就不问其所以然了,就不问到牛了。可不问所以然,怎么对症下药呢?当然,钻了别人的圈套,出来一头牛,马文彬也不怕;他来,就是试探一下事情的深浅。现在,通过一头牛看出,事情已经无可救药了。她说不告状,就是还要告状。或者,她在胡搅蛮缠。王公道和郑重的判断还是对的。事情无可救药马文彬也不怕,如同使用干部,干部犯了错误,分有可救药型和无可救药型两种;有可救药者,还有得说;无可救药者,干脆连话都不用说了。秘书长看马文彬皱眉,忙站起说:
  “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马市长市里还有会。”
  马文彬站起身,这时又满面笑容:
  “大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按你的去做,一切不必勉强。”
  然后出门走了。秘书长,县长郑重,也忙跟了出去。只剩下法院院长王公道收拾残局。王公道抖着手:
  “大表姐,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说案子就说案子,咋说到牛身上了?你这不是骂人吗?”
  李雪莲擦着泪:
  “我没骂人。”
  王公道:
  “拿畜牲跟人比,还不叫骂人?”
  抖着手在地上转圈:
  “宁肯听畜生的话,也不听政府的话,这不等于说,各级领导,连畜生都不如吗?”
  李雪莲急了:
  “咋我说啥,你们都不信呢?我说啥,你们都往坏处想呢?”
  又说:
  “如果是这样,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王公道拍手:
  “看看,终于又说实话了吧?”
序言:二十年后(四)
  李雪莲家院子有三分地大,正北三间瓦房,东边一间厨房,西边两间牛舍。三间瓦房还是二十二年前盖的,那时他和秦玉河已结婚六年了,儿子也五岁了。为扒掉草房,盖三间瓦房,李雪莲不但养牛,还养了三头老母猪;瓦房的一半木料砖瓦,是靠卖牛犊和猪娃换来的;秦玉河在县化肥厂开卡车,木料砖瓦的另一半,是靠他加班拉化肥挣来的。秦玉河白天拉过化肥,晚上连轴转,又拉,两眼熬成了红灯笼。半夜开车,常打瞌睡,有一次一头撞到了路边的槐树上;修车花去两千多块钱,只好从头再挣。那时她和秦玉河也吵架,但吵归吵,大家在一条道上;吵来吵去,大家还是一条心。没想到瓦房盖好一年多,秦玉河就变了心。这时李雪莲也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因为怀孕,与秦玉河闹假离婚。大半年见不着面,这假的就变成了真的。这时两人不吵架了,开始打官司。官司一直打了二十年,头发都花白了,还没有个结果。更让李雪莲后悔的是,当初假离婚的馊主意,还是她出的。比这些更让李雪莲窝心的是,当初闹假离婚是为了生下后来的女儿;谁知女儿长大之后,跟李雪莲也不是一条心。
  经过二十二年的风吹雨打,房子已经有些破旧。夏天秋天雨水大,北屋的后墙,已经被雨水打酥了;其它三面墙的外砖,也时常“扑簌”“扑簌”往下掉砖末子。屋里的墙皮,也脱落了一大半。十年前,房顶开始漏雨。二十年都在告状,换成别人,会无心修缮这房。告状头十年,李雪莲也无心管房的事;不但无心管房的事,也无心收拾家;屋里屋外,成了猪窝;不但无心收拾家,也无心收拾自个儿,衣裳脏了不知道换,头发乱得像个鸡窝;一人走在路上,远看像个要饭的;倒跟告状的身份相符。但十年过去,告状成了常事,也就习惯了。习惯并不是习惯这种东奔西走的日子,而是偶尔病了,出不得门,对窝在家里的生活反倒不习惯了。不告状,也不知道该干啥。正因为习惯了,告状本身成了日子,反倒回头收拾自个儿和自个儿的家和屋子了。头发剪短了,衣裳常洗,出门告状之前,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子的外墙和内墙,收拾起来花工夫太大,但房子漏雨不能不管,她花钱雇人,把房顶的破瓦揭下,换成新瓦,又用石灰勾了缝,下雨马上就不漏了。屋子内墙四处脱皮,她拿一把扫帚,将脱下的墙皮扫下,虽然四面墙显得疤疤拉拉,跟花瓜似的,看上去起码利索许多。在家的时候,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贴着院墙,又种了一趟串红,一趟鸡冠花。陌生人进来,看不出这是个告状的人家。
  三间正房里,又分三间,分别用隔扇隔着。左间,是盛粮食和杂物的地方。中间,是过厅。右间,是睡觉的地方:二十一年前,这里是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卧室;现在,天天只剩下李雪莲一个人。靠窗的墙头,挂着一个小学生算术本。这算术本上,记着李雪莲二十年告状的经历。二十年过去,这小学生算术本已皮开肉绽,脏得像一块破抹布。但就是这块破抹布,记着李雪莲告状去过的所有地方,见过的所有人;也一天天看着李雪莲的头发如何由乌黑变成了花白,腰口如何由杨柳变成了水缸。她盼着这算术本,有一天能帮她把“假的”变成假的,也就是把真的变成真的;但二十年过去,假的还是真的;或者,真的还是假的。同时,一顶潘金莲的帽子,戴了二十年,也没摘下来。十年前,李雪莲差点疯了。后来年年如此,像年年告状一样,同样也习惯了。
  李雪莲年年告状,省里、市里、县里都知道,但对她一次次告状的经历,时间一久大家都忘记了,只记得一个“告状”;时间一长,李雪莲对告状的许多细节也模糊了;惟有这个算术本,桩桩件件,记得牢靠。不但细节记得牢靠,像生意人做买卖记账一样,最后还有一个统计。据李雪莲统计,二十年来,在年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她到北京告过十九次状;其中,被当地警察拦住十一次;半道上,被河北警察拦住过三次;还有五次到了北京,被追过去的该县警察在旅馆里找到三次,也就是被“劝回”三次;剩下两次,一次到了长安街,被北京的警察扣住;一次终于到了天安门广场,又被广场的警察扣住。这么说起来,二十年的告状,一次也没成功过;一次也没有像头一次去北京那样,闯进了大会堂。但正因为如此,李雪莲才要继续告状。让李雪莲不明白的是,二十年来,李雪莲告状从没成功过,从省里、市里到县里的各级政府,为啥对她的告状还草木皆兵呢?害得法院院长给她叫“大表姐”,镇长给她叫“大姑”。也许这正是李雪莲没想到的,正因为她一次都没有成功过,从省到市到县各级政府,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才越到后边越紧张呢。
  但今年李雪莲不准备告状了。不准备告状不是这状不能告了,或各级政府把她吓住了,或二十年年年告状,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信她的话,她自个儿灰心了,而是天底下有一个人信她的话,这个人死了。这个人也不是人,是她家里的一头牛。二十一年前,这头牛还是头牛犊,跟着它妈。二十一年前,李雪莲跟丈夫秦玉河商量假离婚时,就在家里的牛舍。牛舍里拴着一头母牛;还有一头牛犊,在撞着母牛的下裆拱奶吃。除了这两头牛,世人无人听到这假离婚商量的过程。正因为无人听到,就给了秦玉河可乘之机;大半年之后,他跟另一个女的好了,便把假离婚说成真离婚,跟那个女的结婚了。正因为当时没人听到,李雪莲二十年告状没有结果。十年前,李雪莲见年年告状没有结果,有一段差点疯了;出门见人说话,语无伦次;见到她的人,都说她神经了。她的女儿当时十岁,也觉得李雪莲疯了,晚上不敢跟她在一起睡觉,睡觉跑到邻居家。李雪莲自己也觉得,当时神经有些错乱,白天见人嘻嘻笑,晚上便跑到牛舍里,教牛说话。希望有一天牛能说话,帮她洗冤。但牛哪里会说话呢?有一天老牛突然死了,剩下它的女儿;它的女儿这时也十一岁了,比李雪莲的女儿还大一岁;十年过去,也牛到中年了;倒是女儿见它娘死了,眼中涌出了泪。李雪莲上去踢它一脚:
  “你娘死了,你知道哭,我十年的冤屈没人理会,你咋不哭?”
  那牛便仰脸看李雪莲。李雪莲:
  “你不会说话,不会点头和摇头呀?十一年前离婚那场事,你也在场,你说说,当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没想到那牛竟摇了摇头。李雪莲扑上去搂住它,大放悲声:
  “我的儿,世上有一个人,开始信我的话了。”
  听李雪莲在大哭,邻居们以为她又犯了神经,赶来劝她,还以为她在哭老牛死了呢。等邻居们走后,李雪莲又问那牛:
  “你再告诉我,我这状还告不告了?”
  牛又点点头。李雪莲这才又鼓起告状的勇气。本来要神经了,又开始不神经了。又十年过去,这头牛也二十一岁了,一天夜里,也要死了。临死之前,两眼看着李雪莲。李雪莲着急地拍它:
  “我的儿,你千万别死呀。你一死,世上又没一个人信我的话了。”
  牛眼中也涌出了泪。李雪莲又赶紧问:
  “临死前你告诉我,我这状,还告不告了?”
  牛摇了摇头。接着喘息几声,闭上了眼睛。李雪莲扑到它身上大哭:
  “王八蛋,连你也不信我这官司能打赢呀?”
  又哭:
  “世上一个信我的人都没有了,我这状,还告个毬哇!”
  别人家死牛都卖到镇上杀锅上,李雪莲家十年间死了两头牛,都没卖杀锅,皆拉到河滩上埋了。女儿的坟,挨着它娘。牛摇过头死了之后,李雪莲决定,准备听牛一句话,从今年起不再告状了。说起来,也不完全是听牛的话,是告状告了二十年,快把李雪莲拖死了;人没累死,心累死了;牛埋了,把自个儿折腾的心也埋了。但她把牛的事说给市长马文彬他们,马文彬他们不信,不但以为她又在说假话,还以为她在奚落他们,拐着弯骂他们,把他们气跑了。同时还差点把法院院长王公道气疯了。李雪莲倒不怪他们,牛的话,说给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他们不信,把这话说给别人,世上又有谁会信呢?让李雪莲生气的是,全世界这么多人,怎么就没人信李雪莲一回呢?或者,怎么都不如一头牛呢?
  但一头牛的话,还不是李雪莲决定今年不告状的全部原因。比牛更重要的,是她听了她中学同学赵大头一句话。二十年前,赵大头在该省驻京办事处当厨子。李雪莲头一回进京告状,就住在赵大头的床铺上。那回李雪莲闯进了大会堂,酿成了政治事故,按说也应该追究赵大头的责任;但那回国家领导人替李雪莲说了话,事后追究责任,从上到下,只顾处理造成李雪莲告状的当地官员,无人敢追究李雪莲这条线。赵大头平平安安在北京又当了十八年厨子;五十岁退休回乡,又在县城一家叫“鸿运楼”的饭馆打工当厨子,挣些外快。赵大头的老婆前年得乳腺癌死了,儿子结婚另过,家里剩下赵大头一个人。赵大头便常骑着自行车,从县城来看李雪莲。李雪莲家里的牛死的第二天,赵大头又来看李雪莲。两人坐在院里的枣树下,李雪莲对赵大头说牛的事,问赵大头:
  “牛会说话你信不信?”
  赵大头也不信牛会说话,劝李雪莲:
  “知你心里憋屈,别再胡思乱想了。”
  李雪莲瞪了赵大头一眼:
  “知道你就不信。那么我再说一句,今年我不准备告状了,你信不信?”
  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不告了,赵大头也吃了一惊。愣了半天,接着问得也跟法院院长和县长一样:
  “已经告了二十年,今年为啥不告了?”
  李雪莲:
  “我听了牛一句话,牛临死时对我说,不让我再告了。”
  赵大头倒拍了一下巴掌:
  “不管牛会不会这么说,反正我早想劝你一句,就怕你跟我急。”
  李雪莲:
  “你想劝我个啥?”
  赵大头:
  “和牛一样,这状不能再告了。一口气告了二十年,不是也没个结果?”
  李雪莲:
  “正是因为没个结果,我才要告呀。”
  赵大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折腾了二十年,本来是要折腾别人,没想到恰恰折腾了自个儿。我问你,这告状的根儿,当初是谁种下的?”
  李雪莲:
  “秦玉河个龟孙呀。”
  赵大头拍着巴掌:
  “这不结了。你告状告了二十年,也没耽误人家过日子;折腾来折腾去,人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过着,可不就剩下折腾你自己?看,头发都白了。”
  李雪莲:
  “正是这样,我才忍不下这口气呢。”
  赵大头:
  “那我再问你,你说你们二十一年前离婚是假的,秦玉河说真的,他为啥这么说?”
  李雪莲:
  “他又找了个婊子。”
  赵大头又拍巴掌:
  “这不又结了。人家跟婊子过上了新日子,你还在折腾旧日子,人家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离婚是假的。他一日不松口,你就一日告不赢。”
  李雪莲:
  “我算栽到了这个龟孙手里,当初把他杀了就对了。”
  赵大头:
  “照我的意思,当初把他杀了也不对,当初你应该学他。”
  李雪莲一愣:
  “咋学他?”
  赵大头:
  “也找个男人结婚呀。他能找,你也能找,跟他比着找。在这上头赌气,比跟他折腾过去的真假管用多了。你早这么做,也热乎乎过了二十年,不至于把自个儿老在告状路上。”
  李雪莲又愣在那里。别看赵大头上中学时是个窝囊废,又当了一辈子厨子,关键时候,倒说出了别人没说出的道理。也许他上中学时说不出来,当了厨子就说出来了;也许他二十年前说不出来,现在就说出来了。二十年前,李雪莲也这么想过,还去化肥厂找了秦玉河一趟。当时,只要秦玉河说一句真话,说出离婚的真假,她就不再纠缠过去;或者,她就放下过去的恩怨,去开辟新的生活;但就是那天,秦玉河又说出潘金莲的话,又把李雪莲逼到了告状路上;二十年后,李雪莲也有些后悔,如果李雪莲当初不理会秦玉河,重打鼓另开张,去找新的男人,说不定如今也过得热气腾腾,不至于二十年过去,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李雪莲说:
  “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啥用呢?”
  赵大头:
  “有用。事到如今,想找人也不晚。”
  李雪莲照地上啐了一口:
  “四十九了,头发都白了,就是想找,谁要?”
  赵大头马上说:
  “我呀。”
  李雪莲愣在那里。她以为赵大头在开玩笑,看赵大头的神色,又十分认真。但李雪莲一下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不是转不过再嫁赵大头这弯,而是二十年一直想着告状,一直想着跟秦玉河结婚再离婚,折腾个鱼死网破,从无想过再嫁别人。同时,一下面对面说这话,李雪莲脸上也挂不住,李雪莲上去踢了赵大头一脚:
  “我都这么难了,你还拿我打碴。”
  赵大头:
  “这不是打碴,你我都是一个人,这么办,咱俩都合适。”
  李雪莲:
  “人人都知道,我可是潘金莲。”
  赵大头:
  “我喜欢潘金莲,我喜欢风流的女人。”
  李雪莲又上去踢了他一脚:
  “看,还是拿我打碴吧?”
  赵大头边笑边躲:
  “我不信,我不信你姓潘成了吧?”
  又正色说:
  “我劝你想想,这比告状可强多了。”
  赵大头走后,李雪莲真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觉得赵大头的话,比死去的牛的话实在多了,也实用多了。牛不让李雪莲告状就是一句空话,只说不让告状,没说不告状之后怎么办;赵大头不让李雪莲告状嫁给他,却给李雪莲指出了另一条出路。如能再嫁人,也就不用告状了。如要再嫁人,告状也就不成立了。同时,潘金莲另嫁他人,潘金莲也就不是潘金莲了。但话是这么说,一下嫁给赵大头,对李雪莲又有些突然。说突然,也不突然,赵大头不是昨天才认识的陌生人,三十多年前,两人就是中学同学。那时赵大头就对李雪莲有意思,常悄悄从课桌后给她递“大白兔”奶糖。高中快毕业前的一天晚上,赵大头把李雪莲叫到打谷场上,搂住她就要亲嘴;只是李雪莲假装发火,推了他一把,把他吓回去了。二十年前去北京告状,李雪莲住在赵大头屋里,半夜赵大头进屋,黑暗中打量李雪莲;李雪莲突然说话:“大头,该干嘛干嘛吧”,接着打开灯,把赵大头又吓回去了。赵大头三十多年前窝囊,二十年前窝囊,事到如今,他却不窝囊了,敢面对面跟她说嫁他的话。赵大头不怕潘金莲。赵大头不是过去的赵大头了。
  李雪莲真动了心思。但从告状到再嫁人,也不是一句话能磨转过来的。这弯拐的还是有些陡,李雪莲得有一个适应过程。于是给市长马文彬说自个儿不再告状的原因时,只说了前一半,没说后一半;只说了牛的事,没说再嫁人的事;更没说再嫁人不是空话,有一个现成的人在等着他,这人在县城“鸿运楼”饭馆当厨子,名字叫赵大头。正因为只说了牛的事,没说赵大头,就把市长马文彬等人气着了,以为是拿他们打碴。马文彬等人一生气,也把李雪莲气着了。如果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今年不轮番找李雪莲谈话,李雪莲先听牛的话,再听赵大头的话,今年也就不告状了;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一级级逼她,不让她告状;李雪莲也看出来了,这逼也就是糊弄,想糊弄过去全国开人代会这一段时间;明显不是替李雪莲着想,而是替他们自己考虑,怕她去北京告状,撤了他们的职;李雪莲看穿这一点,反倒又要去北京告状了。她和赵大头的事,可以放一放。已经放了二十年了,再放一段时间,也不会馊到哪里去。就算要嫁赵大头,在再嫁之前,她得先出了这口气。哪怕再告最后一年,也把这口气出来再说。这时的告状,就成赌气了。这时的告状,已经脱离了本来的告状,矛头对准的不是前夫秦玉河,而是法院院长、县长和市长了。
序言:二十年后(五)
  与李雪莲在镇上羊汤馆谈崩之后,市长马文彬离开拐弯镇,坐在车上,一言不发。他旁边坐着县长郑重,前排副座上坐着市政府秘书长。马文彬在车上不说话,别人也不敢说话。乡村公路有些颠簸,有些拐弯,黑夜里,只看到前方的车灯高低起伏。一路颠簸到高速路口,车上鸦雀无声。到了高速路口,马文彬等人要回市里,郑重等人要回县里,郑重从马文彬车上下来;后边跟上来的县上的车,也忙停在路边;郑重跟县上一帮人,站在路边,目送马文彬等人离去。马文彬的车进了高速路收费口,突然停住,又倒了回来。郑重赶忙跑了上去。马文彬摁下车窗的玻璃,望着远处的黑暗,仍不说话。郑重只好站在车旁干等着。马文彬又将目光转向高速公路,看着一盏盏急速驶过的车灯。看了半天,终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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