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紧急委员会主席伯纳德·约瑟夫召到特拉维夫，商讨怎样给缺粮的耶路撒冷提供给养。4月15日，护卫队冲出包围，食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城市。20日，本-古里安坚持前往访问耶路撒冷，并和部队一同庆祝逾越节，帕尔马赫哈雷尔旅旅长拉宾却站出来抗议本-古里安哗众取宠的行为。护卫队随着本-古里安乘坐一辆装甲车出发后不久，就遭到了阿拉伯人的袭击。“我甚至派出两辆偷来的英国装甲车来护送他，原本我是打算保留这些车辆以备不时之需的”，拉宾说。尽管二十名犹太士兵阵亡，但食物和本-古里安安全到达了耶路撒冷。本-古里安以特有的幽默以及不失敏锐的观察力描述说，死者当中有“百分之二十的正常人，百分之二十享有特权的人（大学生等），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乡下人，守旧的人等）”——这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他指的是哈西德派教徒。
英国人的统治已接近尾声。4月28日，拉宾占领了阿拉伯居住区谢赫贾拉，这里原本居住着阿拉伯几大显赫家族。但是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地方。英国人离开的前一刻，犹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西部，阿拉伯人则控制了老城和东城。5月14日，周五上午8点，最后一位高级专员坎宁汉身着全套军礼服走出政府大厦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登上他的戴姆勒轿车，前往大卫王饭店视察他的部队。
* * *
注释
[1] 这是阿瑟·库斯勒的描述。1928年，这位作家曾作为一个复国主义修正派成员来到耶路撒冷，但不久就离开了。1948年，库斯勒返回耶路撒冷报道独立战争，并采访了贝京和本-古里安。
[2] 那年夏天，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在耶路撒冷——“有一流的饭店，政府大厦等等。斯大林元帅可以采取任何保卫形式乘坐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丘吉尔承诺封锁路线：“莫斯科、第比利斯、安卡拉、贝鲁特、海法、耶路撒冷”，而斯大林却和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进行了会晤。
[3] 现在这里是一个犹太抵抗战士纪念馆，这些战士曾被关押于此。尼古拉旅店是最后建成的一个俄国朝觐者旅社，可容纳一千两百名朝觐者，1903年由罗曼诺夫亲王尼古拉开张经营。
[4] 遇难者之一朱利叶斯·雅各布斯，是作者的一位表兄弟，他是一个英国公务员，正巧也是犹太人。
[5] 法兰仍是英国安全部队的一名战争英雄。1949年，他没能在国会中为保守党赢得一个苏格兰席位，之后移居加拿大。在那儿，他经营农场，被选为艾伯塔省议员，成为电话部长、副检察长和一名政治学教授。2006年，法兰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耶路撒冷东塔尔皮奥特的一条街道，最近命名为“鲁波维兹街”。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坎宁汉将军离开了耶路撒冷，他通过的街道非常冷清，只有几个阿拉伯孩子和手持机枪的英国军队站在街角。当戴姆勒轿车飞驰而过时，年轻的旁观者“幼稚地鼓掌和敬礼，坎宁汉也向他们回礼”。在卡兰迪亚机场，高级专员飞离耶路撒冷前往海法，午夜他将乘船返回英格兰。
英军撤离了他们位于俄国大院内的贝文格勒要塞：在犹太民众的默默注视下，二百五十辆卡车和坦克沿着乔治五世大街轰隆隆驶出。对俄国大院控制权的争夺即刻开始。伊尔贡猛攻尼古拉旅店。炮火波及整个城镇。努赛贝火速赶往安曼，乞求阿卜杜拉国王前去拯救这座“曾经在十字军东征中遭到洗劫”并将再次遭到洗劫的城市。国王答应了。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为保持道路畅通而筋疲力尽的拉宾和帕尔马赫士兵正在收听收音机里犹太代办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的宣言。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内，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肖像下向二百五十名听众宣布：“我将宣读建国宣言……”他和他的助手曾争论这个国家应该叫什么。一些人曾建议叫“犹地亚”或“锡安”，这两个名字都和耶路撒冷有关系，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努力控制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其他一些人建议叫作“希伯来亚”或“赫茨里亚”，但本-古里安赞成“以色列”这个名字，他的选择得到一致同意。“以色列之地，”他宣读，“是犹太民族的诞生之地。”他们唱起国歌《希望》：我们的希望从未泯灭，
两千年来的希望；
成为我们土地上的自由人民，
在锡安和耶路撒冷生活！
本-古里安对记者们微笑着说：“我们成功了！”但他没有参与庆祝。他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两国分治，但现在犹太人不得不抵抗公开声称要消灭犹太人的阿拉伯正规军的入侵。以色列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他的观点已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明显不同，那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共享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国或一个联邦国家。此时，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一切求生的可能他都必须把握。
在耶路撒冷前线，拉宾的哈雷尔旅士兵太疲惫了，以至于没有听到收音机里本-古里安的演讲。“嘿，伙计们，关掉它吧，”他们中有人恳求道，“我快困死了，好消息明天再听吧！”
“有人起来关掉收音机，留下一片沉闷的寂静，”拉宾回忆道，“我沉默了，压抑着自己复杂的情绪。”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宣言，因为阿拉伯军队已经切断了电力。
十一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宣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受埃迪·雅各布森的鼓励，杜鲁门秘密向魏茨曼保证，他支持分治。但是当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人员试图搁置分治方案时，他几乎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战时总参谋长和美国公共服务界的老前辈，坦率地反对承认以色列。可是杜鲁门仍选择支持这个新国家。不过第一个官方承认以色列的却是斯大林。
在纽约，几乎失明的魏茨曼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房间里等待着，他为独立感到高兴，然而也感到被抛弃和被遗忘了，直到本-古里安及其同僚邀请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杜鲁门邀请魏茨曼对白宫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后来，当因为“帮助创建以色列”受到埃迪·雅各布森赞扬时，这位美国总统回复道：“‘帮助创建’，你意指什么？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以色列大拉比当面感谢他时，杜鲁门流泪了。
魏茨曼总统回到以色列，他担心“耶路撒冷犹太圣地在中世纪野蛮人的进攻下得以幸存，现在却正在变为废墟”。在耶路撒冷，安瓦尔·努赛贝和几个主要是前警察的非正规军，竭尽全力防御老城，直到正规军赶到。努赛贝大腿中弹，不得不截肢。但这场非正规的战争结束了。
真正的战争此时开始了，而且以色列处境危险。阿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带着根除犹太人的明确使命入侵了以色列。“这将是一场灭绝战争和一次严重的大屠杀，”阿盟秘书长阿扎姆（Azzam）帕夏宣称，“会像蒙古西征和十字军东征一样被人们传说。”他们的指挥官太过于自信。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伊斯兰帝国的下等臣民，有时得到宽容，经常遭到迫害，但总是顺服的。“阿拉伯人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民族，并把犹太人看作一个开店做生意的民族！”国王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英籍司令约翰·格拉布将军回忆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认为他们打败犹太人毫无困难。”世俗的民族主义与圣战的热情融合在一起：不可想象，犹太人可以打败伊斯兰军队，并且许多与正规军并肩战斗的圣战派长期以来一直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有半数埃及军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圣战者，其中包括年轻的亚西尔·阿拉法特。
然而，带有恐怖愿望的干涉和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希望与政治上的仇恨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一点甚至帮助以色列变得更大更强。理论上，阿拉伯军队有十六万五千人，但他们是如此缺乏组织，以至于5月份期间他们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大约只有两万八千人——大致与以色列人的军队相当。阿卜杜拉国王那支由英国人训练的九千多人的阿拉伯军团战斗力最强，因此他被正式任命为阿盟军队的最高司令。
阿卜杜拉国王站在艾伦比桥上，掏出他的手枪朝天射击，大喊：“前进！”
急性子阿卜杜拉
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国王“是个精力旺盛、性格外向的人”。当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阿卜杜拉时，他正在耶路撒冷从丘吉尔手中接收他的沙漠王国。劳伦斯如此描述他：“矮小，粗胖，像马一样强壮，拥有一双快乐的、深棕色的眼睛，一张光滑的圆脸，饱满但过窄的嘴唇，直鼻梁”——而且他过着一种冒险的生活，他放荡不羁的壮举使劳伦斯感到震惊：“阿卜杜拉曾经三次从20码（约18.3米）外射掉弄臣头上的咖啡壶。”作为一个谢里夫派，先知的第三十七代后裔，他可以戏弄伊斯兰学者。“看一个漂亮女人，有错吗？”他问一个穆夫提。“罪过，陛下。”“但《古兰经》上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请转移你的视线’，但你不可能转移视线，除非你正在看着！”他既是一个骄傲的贝都因人，又是一个奥斯曼苏丹的子孙。少年时他便已指挥过军队，并一直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首脑”。他抱负远大又急于求成，因此得到一个绰号“急性子”。然而为了这次征服耶路撒冷的机会，他已等待良久。
“他不仅是个士兵和外交家，还是一个古典学者，”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他曾为我吟诵伊斯兰时代的七悬诗。”这令斯托尔斯印象深刻。英国驻安曼大使艾莱克·基尔科布里奇爵士总是称他为“眼睛闪光的国王”。作为一个外交家，阿卜杜拉诙谐机智。他曾经被问到什么时候愿意接见一位他不喜欢的外交官，他回答：“当我的骡子产驹时。”
现在，他的骡子正在生仔。他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务实的，恰如那句土耳其谚语：“如果你正通过一座将垮的桥时遇到了一只熊，请叫她‘亲爱的姑妈’。”多年以来，他常常与魏茨曼和犹太商人谈，他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作为巴勒斯坦的国王，他就提供给犹太人一个家园。他过去常常造访耶路撒冷，会见他的盟友拉吉卜·纳沙希比，但他厌恶穆夫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繁荣兴旺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不接受任何决议的阿拉伯游击队”。
这位国王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私下进行了一项互不侵犯协议的谈判：他将占领划给阿拉伯人的西岸部分，作为回报，他将不反对联合国划定的犹太国边界，并且英国人已同意了他的兼并。“我不想创造一个允许阿拉伯人骑在我身上的新阿拉伯国家，”他向犹太复国主义特使果尔达·梅森[Golda Myerson，后来改名为梅厄（Meir）］解释道，“我想成为骑士而不是马。”但这匹马此时已被拴住：这场战争，尤其是代尔亚辛大屠杀，迫使他与犹太人开战。此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决定限制阿卜杜拉的野心，以拯救巴勒斯坦，并且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计划吞并他们自己征服的领土。阿卜杜拉的司令格拉布帕夏，此人全心投入地为哈希姆家族提供了一支像样的军队，此时极不愿意去冒险。
他的阿拉伯军团小心翼翼地穿过犹地亚山区向耶路撒冷前进，非正规的阿拉伯解放军在那儿进攻了犹太郊区。5月16日夜幕降临，哈加纳占领了米歇雷姆警察局和北方的谢赫贾拉，以及城墙南部的整个新城和城中心的前英军据点、俄国大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已几乎征服了整个耶路撒冷，除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和老城。”本-古里安激动地宣称。
“SOS！犹太人已经逼近城墙啦！”安瓦尔·努赛贝冲回去恳求国王干涉。阿卜杜拉从未忘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真主之名，我是一个穆斯林统治者，一个哈希姆国王，而且我的父亲曾是所有阿拉伯人的王。”此时，他在给他的英籍司令写信：“我亲爱的格拉布帕夏，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及阿拉伯基督徒当中，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这座城市落到犹太人手中，人们所遭受的任何灾难对我们来说都将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占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到保存——老城和通往耶利哥的道路。亲爱的，我请求你，尽可能快地执行。”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国王的“军队正处在欢欣鼓舞之中，许多战车装饰有翠绿的枝条或成捆的粉红色夹竹桃花”。格拉布注意到，阿拉伯军团向耶路撒冷开进的队伍“似乎更像一支参与狂欢而不是走向战争的军队”。5月18日，第一批军团士兵占领了老城城墙周围的阵地，格拉布写道，“近一千九百年前，就是在这里，犹太人曾在向正在推进的提图斯军团投掷大矛”。但是国王“因焦虑而憔悴不堪，唯恐犹太人进入老城和圣殿，他已故的父亲汉志国王侯赛尼安葬在那里”。格拉布的部队冲破以色列人的谢赫贾拉防线向大马士革门进军。
老城内，起先是非正规军，然后是阿拉伯军团战士包围了犹太区，里面有巴勒斯坦一些最古老犹太家族的古宅，许多年长的哈西德学者居住在那里，而所有这些地方却仅有一百九十名哈加纳和伊尔贡战士防守。拉宾得知仅有少量士兵可以分出来去拯救老城，感到非常恼火。他向耶路撒冷指挥官大卫·沙勒提勒喊道：“犹太人只能召集这么一支军队来解放自己的首都吗？”
拉宾试图猛攻雅法门，但没有成功，不过，有其他部队突破锡安门攻入了老城。锡安门失守前，八十个帕尔马赫的人加入防卫队伍，但此时阿拉伯军团的大部队到达。争夺老城的战斗极其激烈；格拉布提道，战斗就是“逐门逐户，沿着黑暗通道，出入狭窄的楼梯，切入院落，进入地下室”，穿过“犹太区热闹的养兔场，紧接着是千年的废弃之物和碎石”。格拉布此时命令有系统地缩小犹太区。犹太区内的拉比恳求帮助。本-古里安狂乱地喊道：“耶路撒冷随时可能陷落！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
5月26日，阿拉伯军团士兵占领胡瓦广场并炸毁了其宏伟壮丽的犹太教堂。两天后，格拉布看到，“两个因上了年纪而驼背的年老拉比，举着白旗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出来”。离战场只有几百英尺远，拉宾从锡安山上看到同样“令人震惊的场景”：“我惊恐不已。”两百一十三名守军中三十九人战死，一百三十四人受伤。“所以大卫城落入敌人之手，”贝京写道，“哀痛降临到我们身上。”格拉布得意洋洋：“我深爱耶路撒冷。《圣经》就在我们眼前。”然而，他允许他的士兵洗劫犹太区：二十七个犹太会堂中的二十二个遭到毁坏。自1187年穆斯林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第一次失去接近西墙的权利。
格拉布以拉特伦要塞阻断了通往西耶路撒冷的道路。本-古里安不断下令攻占拉特伦，甚至不惜以牺牲以色列同胞的生命为代价，但是屡攻屡败。躲进地下室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挨饿了，直到以色列开辟新的供给渠道，即所谓的拉特伦南部的“缅甸之路”。
6月11日，联合国调停者福尔克·贝尔纳多（Folke Bernadotte）伯爵——他是瑞典国王的孙子，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与希姆莱谈判，拯救了许多犹太人——成功地让双方停了火，并提出新的分治方案，就是将耶路撒冷全部交给阿卜杜拉国王。以色列拒绝了贝尔纳多的方案。与此同时，本-古里安打赢了一场近乎兵变的战争：梅纳赫姆·贝京已经同意将他的伊尔贡整合并入这个国家，正当伊尔贡准备卸载自己船上的武器时，以色列军队炸沉了这艘船。贝京并未掀起内战，而是退出地下组织活动，进入了政坛。
贝尔纳多的调停期结束后，战争重新开始。第二天，一架“喷火”的战斗机轰炸了西耶路撒冷。兴奋的军团士兵穿过锡安门进攻新城，而后向圣母院推进：“他们转头便可以看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格拉布写道，“他们战斗在真主的路上。”此时，以色列人试图再次占领老城。
“我们能守住耶路撒冷吗？”阿卜杜拉问格拉布。
“他们不可能攻下它，陛下！”
“如果你认为犹太人将占领耶路撒冷，就请告诉我。”国王说，“我将去往那里，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以色列的反攻没有成功，不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这个新的国家共有八万八千兵力奔赴战场，抗击六万八千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停火前的十天内，以色列人占领了吕大和拉姆拉。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贝尔纳多先前的提议非常愤怒，因此这个瑞典人此时提议耶路撒冷应该国际化。9月17日，这位瑞典伯爵飞到圣城。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领导下的莱希极端分子决定消除这个人和他的方案。当贝尔纳多从政府大厦总部驱车穿过卡塔蒙去里哈维亚会见以色列行政长官多夫·约瑟夫时，他的吉普被示意停在一个检查点前。此时三个人从另一辆吉普上下来，举着斯特恩式机枪对准他的车一阵扫射：前两次扫射打穿了轮胎，他们加速离开之前的第三次扫射击中了贝尔纳多胸部。伯爵死在哈达萨医院。本-古里安镇压并解除了莱希的武装，但凶手一直未被抓获。
阿卜杜拉稳稳地占据着老城。在西岸，国王控制了南部，伊拉克人控制了北部。耶路撒冷南部的埃及先头部队可以看到老城，他们连续猛攻南部郊区。9月中旬，阿盟承认了一个以加沙人为基础，由穆夫提和耶路撒冷几大家族为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1]但当战斗重新开始时，以色列人打败并包围了埃及人，占领了内盖夫沙漠。埃及人受到了羞辱，他们将穆夫提送回开罗，穆夫提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声名狼藉。1948年11月底，耶路撒冷当时的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同意和约旦人停火。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和五个阿拉伯国家都签订了停战协定。1949年2月，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乔治五世大街的犹太代办处大楼举行会议，正式选举魏茨曼为没有实权的总统。七十五岁的魏茨曼发现自己被总理本-古里安忽视了，对自己无决策权的角色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一个瑞士式的总统？”魏茨曼问道，“为什么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他打趣地自称“雷霍沃特的囚犯”——他在雷霍沃特建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尽管他的官邸在耶路撒冷，但他说“我仍然对这座城市存有偏见，甚至我现在还觉得不自在”。1952年，魏茨曼去世。
1949年4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各方在前英国总督府签订停战协议，分割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拥有西区和斯科普斯山的一片孤岛，而阿卜杜拉占有老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协议允许犹太人接近西墙、橄榄山墓地和汲沦谷的陵墓，但这从未得到兑现。接下来的十九年内犹太人被禁止在西墙祈祷，[2]他们祖辈墓地上的墓碑也遭到破坏。
以色列人和阿卜杜拉都担心失去他们的半个耶路撒冷。联合国执着于争论这座城市的国际化问题，所以任何一方独占耶路撒冷都是非法的，而且仅两个国家承认阿卜杜拉对老城的主权。魏茨曼的办公室主任乔治·魏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他发起了一场使全世界确信以色列应该拥有西耶路撒冷的运动。12月11日，耶路撒冷被宣布为以色列首都。
阿拉伯的最终胜利者是“急性子”阿卜杜拉。他在阿拉伯起义之后的三十二年终于赢得了耶路撒冷：“没人，”他说，“能从我手中夺走耶路撒冷，除非我被杀死。”
* * *
注释
[1] 两个侯赛尼的堂兄弟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内阁秘书，穆夫提则出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
[2] 在耶路撒冷宗教竞争和出于需要创造神圣性的经典例子中，失去西墙的犹太朝圣者们来到锡安山的大卫墓旁祈祷，并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国家首个大屠杀纪念馆。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之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设防带、雷区、射击点和观察哨遍布整个城市，”阿莫司·奥兹写道，“一道有形的幕布降临，把我们与谢赫贾拉和阿拉伯社区分隔开来。”大街上经常有狙击手开火：1954年，九人遭狙击丧生，还有五十四人受伤。甚至在双方开展合作时，人们也感到极度痛苦：1950年，联合国调解以色列控制的斯科普斯山上“圣经公园”中的一只老虎、一只狮子和两只熊的饲养问题，官方解释称：“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案：a. 用以色列的经费购买阿拉伯驴子来饲养以色列的狮子；b. 以色列的驴子经过约旦控制区拿来喂狮子。”最终，这些动物在联合国护卫人员的陪同下穿过约旦领土进入了西耶路撒冷。
铁丝网另一边，努赛贝家族为这场大灾难痛惜不已：“我近乎精神崩溃。”哈齐姆·努赛贝承认。他的侄子萨里怀念起“那些英国人和阿拉伯贵族、随心所欲的新贵、中产阶级的商人、勾引士兵们的暗娼、多元文化融合、主教、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黑胡子的拉比挤在相同的街道上”的场景。
11月，阿卜杜拉诡异地由科普特主教加冕为“耶路撒冷王”——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控制这座城市的首个国王。12月1日，他在耶利哥自称“巴勒斯坦之王”，并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约旦联合王国”。侯赛尼家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谴责阿卜杜拉的妥协，并因在巴勒斯坦人的大灾难中他是唯一的胜利者而耿耿于怀。
国王求助于耶路撒冷各大家族，此时他们正经历一场奇异的复兴。他任命拉吉卜·纳沙希比担任约旦首相。纳沙希比拒绝了该任命，但同意担任某部部长。国王还任命他为西岸总督和两个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守护人，赠送他一辆斯图贝克汽车，并授予他“拉吉卜帕夏”的头衔（20世纪50年代，约旦人还授予他奥斯曼头衔）。他的花花公子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成了宫廷大臣。[1]阿卜杜拉顺从民意，将遭人痛恨的阿明·侯赛尼正式解职，并任命胡萨姆·加拉拉领袖担任穆夫提——早在1921年，此人就曾在选举中赢得了这个头衔。
阿卜杜拉收到暗杀警告，但是他总是回答：“我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而一旦那天到来，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尽管危险重重，此时六十九岁的阿卜杜拉仍很自豪他拥有了耶路撒冷。“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道，“我祖父常常告诉我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随着时间流逝，侯赛因注意到国王“越来越热爱耶路撒冷”。阿卜杜拉对他的大儿子塔拉勒很失望，但他非常喜欢塔拉勒的儿子并决意把他培养成国王。学校放假期间，祖孙俩每天都共进早餐。“我成了他最中意的那个孩子。”侯赛因写道。
1951年7月20日周五，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一个十六岁的哈罗公学学生，被命令穿上佩有勋章的军装——驱车前往耶路撒冷。出发前，国王告诉侯赛因：“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将不得不担负责任。”他还补充道：“当我不得不撒手时，我愿意被无名小卒射中头部。那可是最简单的方式啦。”他们在纳布卢斯停下，去会见穆夫提的堂兄弟穆萨·侯赛尼博士，此人曾在纳粹的柏林为穆夫提服务。穆萨·侯赛尼向国王鞠躬并表达了他的忠诚。
就在中午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孙子、格拉布帕夏、宫廷大臣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及虚情假意的穆萨·侯赛尼为周五的祈祷到达耶路撒冷。人群沉闷不悦并充满疑虑；他神经紧张的阿拉伯军团保镖如此众多，以至于侯赛因开玩笑说：“这是什么？一支送葬队伍吗？”阿卜杜拉拜访了他父亲的陵墓，然后走向阿克萨清真寺。他命令警卫退后，但穆萨·侯赛尼离他很近。当阿卜杜拉进入门廊时，清真寺的领袖亲吻了他的手。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从门后出现。这个年轻人举起手枪，紧按枪筒，顶着国王的耳朵，开枪杀死了他。子弹从眼睛里射出，阿卜杜拉倒下了，他的白色头巾随之滑落。每个人都趴在地上，“弯着身子像受了惊吓的驼背老妇人”，侯赛因观察到，“那个时候我也失去理智，猛地冲向刺客”。刺客转向侯赛因，“我看到他的白牙和迷茫的双眼。他拿着枪，而我眼睁睁看着他用枪指向我，然后我看到一股烟，听到‘嘣’的一声，接着感到子弹射到我的胸口——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他的子弹射中了勋章。”多亏行前祖父命令他佩戴上的勋章，侯赛因挽回了一命。
警卫们乱枪射杀了刺客。纳沙希比抱住死去的国王，鲜血从国王鼻子里流出，他不断亲吻国王的手。军团士兵开始横冲直撞地穿街越巷，而格拉布努力去约束他们。侯赛因跪在国王旁边，解下他的长袍；接着，他随同尸体乘直升飞机降落到奥地利人招待所。在匆忙飞回安曼之前，侯赛因表现得沉着冷静。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穆夫提和埃及国王法鲁克据说是暗杀的幕后策划者。穆萨·侯赛尼遭到逮捕和折磨之后，与另外三人一起被执行死刑。暗杀只是因阿拉伯人战败而起的一系列杀戮和政变中的一部分。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法鲁克一世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
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继承了约旦王位，他患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甚至差点杀死自己的妻子。1952年8月12日，年轻的侯赛因正在日内瓦一家饭店度假时，服务生用银盘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寄给“侯赛因国王陛下”的。他的父亲已经退位。侯赛因才仅仅十七岁，喜欢驾驶跑车、摩托车、飞机和直升机，还喜欢漂亮女人（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虽然他的祖父从未放弃大哈希姆王国的梦想，甘冒一切风险去赢得耶路撒冷，但侯赛因逐渐意识到，作为约旦国王，能幸存下来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个在桑德赫斯特受训的军官，温文尔雅的侯赛因国王是亲西方的，他的政权先后由英美资助，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在阿拉伯世界中谨慎地维持权力的平衡。有时他不得不忍受敌对的激进独裁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令人窒息的拥抱。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可以与以色列人共事；很久以后，他甚至特别喜欢拉宾。
1951年，八十多岁的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向一位官员咕哝道：“你们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正是他们使之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分裂成东西两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路障、围墙和铁丝网”，上面的“告示用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着‘停！’‘危险！’‘前方边境！’”。夜晚，爆炸声伴随着机枪声，唯一的入口是曼德尔鲍姆门，它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一样有名。然而，它既不是一扇门也不是曼德尔鲍姆家的房子。很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希姆哈和埃丝特·曼德尔鲍姆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袜子生产商，他们坚固的家园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1948年这个据点被阿拉伯军团炸毁，之后废墟上建起了曼德尔鲍姆检查站。
在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工事两侧，是住得很近的两家：犹太少年阿莫司·奥兹家和巴勒斯坦儿童萨里·努赛贝（安瓦尔的儿子）家。后来，既是优秀作家又是狂热主义反对者的奥兹和努赛贝成了朋友。“伊斯兰，”努赛贝写道，“对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而言，与犹太教对于几百英尺之外无人区另一边的阿莫司·奥兹来说没什么区别。”男孩们看到大量新涌入的移民再一次改变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已经报复了自己国家的犹太社区：此时有六十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正是那些以“哈勒丁派”（意为“令人敬畏的人”）出名的极端正统派幸存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面貌，带来了17世纪的中欧服饰和文化以及一种伴有神秘和欢乐祈祷的信仰。“天刚一黑，”萨里·努赛贝回忆道，“我就窥探不到无人区另一边的街道，”而在米歇雷姆那儿“我看到许多穿黑袍的人，有时那些大胡子的人回头看我。”他们是谁？他想知道。
哈勒丁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诸如米歇雷姆的塔尔多特·哈伦（Taldot Harem）那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恢复圣殿。这些内省的、死板和固守仪式的派别又分为哈西德派和立陶宛派，都说意第绪语。来源于七个主要拉比家族的哈西德派又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拉比能行奇道，又称为“admor”（这是“我们的先生、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不同派别之间的服饰和神秘差异导致了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复杂性。[2]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3]这是一个世俗与宗教的混合体。“以色列是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乔治·魏登菲尔德回忆道，“上流社会在特拉维夫，但耶路撒冷以老城的拉比、晚餐后讨论艺术和政治的里哈维亚德国知识分子以及高级公务员和将军们（比如摩西·达扬）这些以色列精英为中心。”哈勒丁派则过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生活，许多像魏登菲尔德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外出到耶路撒冷最小的餐馆芬克家就餐，食用不依照犹太教规烹煮的炖牛肉和香肠。在这个独特的混杂着修复的古迹和现代废墟的万花筒城市里，阿莫司·奥兹感到不安。“可有一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感到宾至如归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使他居住在这儿长达一个世纪。”他在小说《我的米海尔》中问道，“如果你转一下头，你可以在所有这些建筑中看到一块岩石场、橄榄树、一片荒地、成群的牲畜围着新建的总理办公楼在吃草。”奥兹离开耶路撒冷，但萨里·努赛贝留下了。
1961年5月23日，本-古里安召见他的年轻助手伊扎克·雅克夫（Yitzhak Yaacovy）来到他的办公室。总理抬头看着雅克夫：“你知道谁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吗？”
雅克夫回答：“不知道。”
本-古里安告诉雅克夫：“他就是组织大屠杀，杀死你的家人并把你送往奥斯维辛的那个人。”他知道，雅克夫是匈牙利正统派的后代，曾于1944年被党卫队一级队长艾希曼送入死亡集中营。在那儿他被挑选出来，像苦役一样活着；而其他一些人则马上被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亲手用毒气毒死。他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后来他移民到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负伤并定居耶路撒冷，之后来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本-古里安继续说道：“今天你将陪同我坐车前往国会，并作为我的座上宾听我宣布我们已将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已从阿根廷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将其秘密绑架，5月，耶路撒冷市区一家法院开始对艾希曼进行审判。他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
在边境另一边，侯赛因国王称这座城市为他的“第二个首都”，但他的政权太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冒险将首都从安曼迁到这里。这座圣城实际上已被降为一个“中心带有铁丝网的地方城市”。尽管如此，哈希姆人的耶路撒冷重新焕发了某些古老的魅力。国王的兄弟穆罕默德王子治理着西岸，他刚刚迎娶了漂亮的十六岁巴勒斯坦人菲娅·拉希德。菲娅王妃记得：“我们一年有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度过，住在达贾尼家怡人的小别墅里，但我的丈夫得花大部分时间和基督徒谈判，试图实现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之间的和平。”
国王侯赛因任命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圣地的总督和监管者。努赛贝家族比以往许多世纪更加声名显赫：安瓦尔有时还担任约旦国防部长，他的兄弟哈齐姆担任外交部长。所有大家族都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和橄榄园，但许多人继续居住在他们位于谢赫贾拉的别墅里。安瓦尔·努赛贝此时住在美侨区对面一栋“带有波斯地毯、镀金的学位证书、餐后饮用的水晶玻璃杯和数打网球奖杯”的老式别墅里。努赛贝不得不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普世教会合一的心态”，每周五都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并在每次复活节上带领全家参加“身着长袍的高级教士手持金十字架绕圣墓三次”的活动。他的儿子萨里回忆说：“我的兄弟和我最喜欢这个（复活节庆祝仪式），因为基督徒的女孩是城里最漂亮的。”但圣殿山一片寂静。“几乎没有穆斯林访客去往圣地。”耶路撒冷著名学者奥列格·格拉巴注意到，这些年他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托钵僧”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泡泡声”的咖啡馆。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限制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她认识从杰马勒帕夏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每一个人；她甚至两次上了英国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人生》。凯蒂·安东尼乌斯返回老城并建立了一所孤儿院，而在她家里，她开了一所以当地八卦专栏命名的“高档的餐厅兼沙龙”。她是“艾略特《鸡尾酒会》里的人物”，美国副领事写道，“是个长舌妇而且虚假做作”。总是“身着最时尚的服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黑发剪得相当短”，带有“鲜明的白色条纹”，副领事的儿子、作家凯·伯德认为她“是个女强人但又有些轻佻”。但她没有丢掉政治上的怒气，评论道：“犹太国建立之前，我认识许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任何试图和犹太人交易的阿拉伯朋友都会被我抽耳光。我们输了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超级大国总是支持自己的宗派，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冷战是在长袍之下和耶路撒冷祭坛之后秘密发动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柏林的后巷”。又一座被分裂的城市。美国副领事伯德建议中情局资助八万美元去修复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的金圆顶。如果中情局不支付，克格勃也许就会支付。俄国东正教已分裂为中情局支持的以纽约为总部的教会和克格勃支持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苏联教会。约旦人是坚定的美国盟友，将他们的俄国教堂送给了反共产主义者教会，与此同时，以色列人感念于斯大林是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新国家的元首，于是将他们的俄国财产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由“牧师”（事实上是一个曾担任过北朝鲜顾问的克格勃上校）领导的布道团。
在依然由“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伊斯兰学者和基督教主教”主导的闭塞落后的城市，“如果你忽视无人区和难民营，”萨里·努赛贝写道，“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未曾发生过。”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甚至这个混杂的耶路撒冷此时也正受到威胁。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崛起改变了一切，这使得侯赛因国王陷入危险，并危及了他所占领的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但是拉吉卜·纳沙希比身患癌症，国王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看望了他。“在这座大楼里，”阿卜杜拉说，“1921年春，我和温斯顿·丘吉尔首次会面。”1951年4月，纳沙希比去世，被安葬在他的别墅附近的一座小坟墓中——别墅后来被拆毁，建了大使饭店。
[2] 最大的教廷格尔以波兰的一个村庄命名，由阿尔特家族统治，戴着什特莱牟毛皮帽；贝尔泽教廷成员来自乌克兰，穿着长袍，戴着毛皮帽；布雷斯拉维教廷成员，以神秘和爱表现的舞蹈和歌唱进行礼拜，还以“哈西德嬉皮士”之名闻名。
[3] 1957年，亚德瓦谢姆——“一个地方和一名字”，以纪念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在赫茨尔山上建立起来。1965年，以色列博物馆开放，紧接着新的国会大楼落成，两者都是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资助。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纳赛尔出身低微，是阿拉伯政治家中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人物——1948年，这位在以色列人包围中受伤的年轻军官，决心重振阿拉伯人的尊严。数世纪来，他成了最受欢迎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他同时也是依靠秘密警察维持统治的一个独裁者。纳赛尔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称为EI RAIS（意为“领袖”），他宣扬社会主义式的泛阿拉伯主义，激励他的人民公开反抗西方的统治并藐视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唤起不断高涨的希望：他们可以一雪战败之耻辱。
纳赛尔支持巴勒斯坦人突袭以色列，以色列人则以逐日增多的暴力予以回击。纳赛尔领导之下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使得以色列焦虑不安。1956年，纳赛尔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来挑战英法帝国的余威。决心颠覆其政权的英法两国同本-古里安结成了秘密联盟。按照总参谋长达扬的计划，以色列成功地袭击了西奈半岛，这为英法入侵埃及提供了借口——表面上为两国调停的英法可以趁机入侵埃及。可是，英法两国实力匮乏，不足以进行这样的帝国主义冒险：美国迫使他们撤退了。不久以后，侯赛因国王解除了格拉布的军队指挥官职务。1956年是英国在中东统治的黄昏期，却是美国霸权地位崛起的黎明。
纳赛尔把两个哈希姆王国作为目标，在那里，他的泛阿拉伯激进主义越来越受到平民百姓和军官团的欢迎。1958年，侯赛因的堂兄兼校友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谋杀。这个家族一直是阿拉伯人、汉志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国王——而侯赛因此时是最后一个哈希姆皇室。纳赛尔正式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包围以色列并控制着约旦，但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度分合，直到现在仍很脆弱。
“成长于耶路撒冷就好似生活在一个遍布汽车和现代军队的童话故事中，但是其魔力依存，而且因各种危险增添了许多神秘。”萨里·努赛贝写道。渐渐地，“耶路撒冷恢复了许多1948年前的生活”，再次成为“世界的朝觐之都”。1964年，国王侯赛因再次给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铅质圆顶镀金，圆顶裸露出它的深灰底色已达数世纪之久，这次镀金是为迎接教皇保罗六世的朝拜所做的准备。穆罕默德亲王和菲娅王妃会见了教皇，陪同他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教皇受到了地方长官安瓦尔·努赛贝的欢迎。但教皇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穿过曼德尔鲍姆门的边境线。当教皇请求到希腊的各各他教堂进行祈祷时，东正教长老命令他写书面请求，然后又拒绝了他的申请。萨里·努赛贝写道，“教皇的来访引发了观光热潮”：侯赛尼族人和努赛贝族人纷纷推倒他们优美的别墅群，改建为可憎的旅馆。
然而侯赛因国王此时正为生存而斗争，他必须在激进的纳赛尔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以及他自己的王朝野心和认为遭受到他背叛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仇恨之间寻求出路。当纳赛尔密谋要推翻这个国王时，耶路撒冷和西岸不断出现骚乱，抗议这个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1959年，曾是1948年战争老兵的亚西尔·阿拉法特[1]组建了一个名叫“法塔赫”（Fatah，意为“征服”）的军事解放组织。1964年，纳赛尔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首脑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对以战争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并组建了由艾哈迈德·舒凯里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5月，国王侯赛因在耶路撒冷不情愿地召开了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次年1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从约旦进入以色列，执行小规模突袭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唯一伤亡的是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被约旦人射杀身亡。但法塔赫的功绩抓住了阿拉伯人的想象力，标志着阿拉法特运动开始将巴勒斯坦事业置于全球舞台的中心。阿拉法特这群腰挎手枪、身着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激进分子的崛起使得傲慢自大的几大家族黯然失色，他们的名声因穆夫提的统治和1948年战争而大不如前。安瓦尔·努赛贝的儿子萨里加入了法塔赫，这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巴勒斯坦人正在对侯赛因失去耐心。当地方长官努赛贝拒绝执行皇家命令时，国王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一名约旦人来代替他。1965年9月，跟他的祖父一样，侯赛因秘密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时任外长果尔达·梅厄建议，有一天“我们可以放下武器，并在耶路撒冷树立一座象征我们之间和平的纪念碑”。
1963年，本-古里安卸任总理。他的继任者是六十八岁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出生于基辅附近，这个戴眼镜的勤劳工作者的主要功绩是建成了以色列水利设施——但他不是本-古里安。1967年初，叙利亚人进攻以色列北部，这引发了一场空战，在空战中，叙利亚空军被摧毁于大马士革上空。叙利亚因此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起更多的袭击。[2]
苏联警告纳赛尔——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以色列计划袭击叙利亚。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莫斯科为何要发送这个假情报，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纳赛尔明明有数周时间去核实或反证这个情报，但他为什么选择了毫不怀疑地相信它。虽然埃及倾其全力，纳赛尔自身拥有领导魅力，泛阿拉伯主义也广受欢迎，但纳赛尔遭到了以色列报复性袭击的羞辱，叙利亚的外交冒险政策也将他置于险境。他调集部队进入半岛，以表明他绝对不能容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
5月15日，独立日游行前，焦急的艾希科尔和他的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会面：他们对纳赛尔的威胁该如何回应？第二天，埃及要求联合国将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纳赛尔可能是希望借助使危机升级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行动要么是过于拙劣，要么是过于鲁莽。当这个阿拉伯领袖和大街上的人群欢呼灭绝犹太国的时刻即将到来时，艾希科尔紧张得发抖。由于以色列已经丧失对纳赛尔的主动权，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有关生存的恐惧横扫整个以色列。全靠咖啡提神、一天连续抽七十根香烟的拉宾将军，意识到以色列生存的重担已经落在他的肩上，他终于开始崩溃了。
拉宾：战前的崩溃
纳赛尔开始预测战争发生的几率。他召集内阁会议，并详细咨询了他的副总统和军方最高领导人陆军元帅阿卜杜拉-哈基姆·阿米尔——这是一个轻信者、吸毒者和追求享受的人，但仍然是总统的老朋友。
纳赛尔说：“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西奈半岛，战争爆发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封锁蒂朗海峡，则百分之百将要开战。武装部队准备好了吗，阿卜杜拉-哈基姆？”
阿米尔：“以我的脑袋保证，领袖！一切都处在巅峰状态。”
5月23日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通往以色列重要港口埃拉特的海上航道。叙利亚进行了战争动员。侯赛因国王检阅了他的军队。拉宾和将军们建议艾希科尔要么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要么做好亡国准备。但艾希科尔在所有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前一直拒绝这一行动：他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执行着艰苦的外交，以阻止战争——或者一旦战争爆发时，能够赢得支持。尽管如此，拉宾仍然饱受罪恶感的折磨，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不足以拯救以色列：“我有这种感觉，无论对错，我必须独自完成一切。我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差不多九天我几乎滴水未进，也无法入睡，一直不断地抽烟，已经筋疲力尽。”
总理优柔寡断，总参谋长必须服用镇静剂，将军们处在叛乱的边缘，整个国家处于恐慌之中，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创伤。在华盛顿，L．B．约翰逊总统拒绝支持以色列的任何攻击行动；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强烈建议纳赛尔撤出战争。在开罗，陆军元帅阿米尔吹嘘：“这次我们将是发动战争之人。”他正准备进攻内盖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纳赛尔命令阿米尔停止进攻。
在安曼，侯赛因国王感到除了加入纳赛尔集团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埃及进攻，他将不得不支持他的阿拉伯兄弟；而如果埃及失败，他将被视为叛徒。5月30日，侯赛因穿上陆军元帅军装，别着一把点357口径的麦林手枪，驾驶着他自己的飞机飞往开罗，与纳赛尔会面。“你的此次访问对外完全保密，”身材高大的纳赛尔对矮小的国王说，“所以如果我们逮捕你，后果会如何？”“这种可能从未在我脑海中闪过。”侯赛因回答。他同意将他的五万六千名精兵置于埃及将军里亚德的领导之下。“所有阿拉伯军队已层层包围了以色列。”国王宣布。以色列三面受敌。5月28日，艾希科尔进行了一场仅仅加剧了以色列人焦虑的冗长广播演说。在耶路撒冷，人们纷纷挖掘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以色列人担心遭遇灭顶之灾，那将会是另一场大屠杀。埃班已经用尽所有外交手段，将军、政治家和公众已对艾希科尔失去信心。他被迫启用了以色列最受尊敬的战士。
达扬接过指挥权
6月1日，摩西·达扬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梅纳赫姆·贝京也加入新的国民政府担任政务委员。达扬总是戴着他标志性的黑眼罩，他是本-古里安的追随者，一点儿也看不上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里以一个狡猾的独眼阿拉伯强盗的名字给达扬起了个绰号——阿布·吉尔迪（Abu Jildi）。
达扬是温盖特的学生，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总参谋长，此时还是一位议员。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是考古学家又是工艺品掠夺者，既是暴力复仇的行使者又是包容的信仰者，既是阿拉伯人的征服者又是阿拉伯文化的爱好者。他“极其聪明”，他的朋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回忆：“他头脑聪明，从未说过一句蠢话。”他的同僚阿里尔·沙龙将军认为达扬“每天带有一百种想法醒来。其中的九十五个是危险的，有超过三个是糟糕的，但不管怎样，剩下的两个是绝妙的。”他“看不起大部分人”，沙龙回忆，“并毫不掩饰这种轻蔑。”他的批评者称他为“一个党棍和冒险家”，而且达扬曾经向佩雷斯承认：“记住一点：我是靠不住的。”
达扬释放出劲头十足的新犹太人的魅力。“不是因为他守规矩，”佩雷斯说，“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和魅力摒弃规矩。”他的同学把他描述成“一个骗子、吹牛者、阴谋家以及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尽管这样，他还是令人深深敬佩的对象”。他是个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个神秘莫测的表演家和沉溺于女性的好色之徒。本-古里安辩解称达扬是“《圣经》里的人物”，就像大卫王——或者纳尔逊上将，“你不得不习惯他”。本-古里安对达扬伤心欲绝的妻子露丝说：“伟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常常在两架平行的飞机上进行，两者永无交集。”
虽然埃班回报说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但为了阻止战争也不能坐以待毙，此时达扬表现出他对战略形势的冷静判断能力。他强调以色列必须立刻攻击埃及，同时避免和约旦发生任何冲突。他的耶路撒冷指挥官尤泽·纳尔基斯反对说：“假使约旦进攻斯科普斯山将会怎样？”“既然那样，”达扬干脆地回答，“咬紧牙关并守住防线！”
纳赛尔相信他已经赢得了一场不流血的胜利，但埃及仍然计划继续进攻西奈半岛。由一个伊拉克旅支持的约旦人，拟定了包围犹太耶路撒冷西区的塔里克行动方案。阿拉伯世界此时在战场上集结了五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九百架飞机，他们从未如此团结。“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纳赛尔说。“我们的目标，”伊拉克总统阿里夫解释道，“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投入二十七万五千人，一千一百辆坦克和两百架飞机。
6月5日早上7时10分，以色列飞行员突袭并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8时15分，达扬命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奈半岛。在耶路撒冷，纳尔基斯将军紧张地等待着，担心约旦人将占领防守薄弱的斯科普斯山，并包围西耶路撒冷的十九万七千名犹太人，但他又希望约旦人能对埃及人的战争作出一点哪怕象征性的贡献。上午8时刚过，空袭警报响起。《死海古卷》得到安全保存。预备役人员被召集起来。以色列通过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和英国外交部三次警告侯赛因国王：“如果约旦保持平静，以色列不会，重复一遍，不会，进攻约旦。但如果约旦发起进攻，以色列将全力回击。”
“陛下，以色列人已对埃及发起攻击。”上午8时50分，侯赛因国王的副官通知他。侯赛因打电话给总司令部，获悉阿米尔元帅已经粉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成功地进行反攻。上午9时，侯赛因进入总司令部，他发现他的埃及将军里亚德已经下令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并攻占南耶路撒冷的总督府。纳赛尔致电确认了埃及的胜利，并表示以色列空军已遭摧毁。
9时30分，忧郁的国王告诉他的人民：“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
1967年6月5日—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上午11时15分，约旦炮兵部队向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密集发射了六千枚炮弹，击中了国会大楼、总理官邸以及哈达萨医院和锡安山上的长眠教堂。遵从达扬的命令，以色列人仅用小型武器给予了回击。11时30分，达扬命令对约旦空军展开进攻。侯赛因和他的大儿子，未来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从皇宫屋顶上一直观察着，目睹他的战机遭到摧毁。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提出停火协议，但约旦人不感兴趣。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宣礼吏的召唤在高音喇叭里回响着：“拿起你们的武器，夺回你们被犹太人偷走的家园。”12时45分，约旦人占领了政府大厦：这里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但它也主宰着耶路撒冷。达扬立刻下令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犹太人夺回了这栋建筑。在城北，以色列用迫击炮和大炮向约旦人开火了。
达扬虽敬畏耶路撒冷，但他明白耶路撒冷政治上的复杂性可能威胁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内阁正为是否进攻老城或只是迫使约旦人停火而争论不休，达扬却对占领行动表示了反对：他为要承担起管理圣殿山的责任感到不安。但他的反对被否决了。不过直到西奈半岛被占领后，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那晚就如地狱一般，”侯赛因写道，“整晚的夜空都如白昼般清晰可见。天空和大地因火箭和以色列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而闪闪发光。”6月6日凌晨2时10分，以色列伞兵部队集结了三个小队，受到纳尔基斯将军的鼓舞前去“为1948年赎罪”——当年将军自己曾为这座城市而战。第一小队穿过无人区到达曼德尔鲍姆门，夺取弹药库山——艾伦比曾在那里贮藏军火。激战中，七十一名约旦人和三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伞兵部队迅速穿过谢赫贾拉，经过美侨区推进到洛克菲勒博物馆，7时27分，该博物馆陷落。
国王仍控制着斯科普斯山和橄榄山之间居高临下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停火来拯救老城，但为时已晚。纳赛尔致电侯赛因说，他们应该宣称，打败阿拉伯人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非仅仅是以色列人。
侯赛因驾驶一辆吉普车迅速行进到约旦河谷，在那里他遇到了从北方撤回的军队。在老城内，约旦人——从1948年以来，他们的司令部一直设在亚美尼亚修道院里——在每个城门口都布置了五十个人进行守卫。以色列人计划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走错了方向，一路进入汲沦谷，还遭到来自狮子门守卫军的猛烈进攻。在客西马尼花园附近，以色列部队有五人战死，还损失了四辆坦克。以色列人躲到了圣母墓园低洼的院子里。老城还没有被包围。
达扬和纳尔基斯在斯科普斯山上一起俯瞰老城。达扬说：“多么神圣的景象啊！”但他禁止任何进攻行动。6月7日黎明，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强行命令双方停火。梅纳赫姆·贝京要求艾希科尔鼓励对老城发动一场紧急突袭。留给达扬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在作战室命令拉宾拿下“这场战争中最难以实现但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起初，以色列人向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屋脊投掷汽油弹，约旦人望风而逃。接着，以色列伞兵占领了橄榄山，并向山下的客西马尼花园发起进攻。“我们占领了俯瞰老城的制高点，”伞兵指挥官莫塔·古尔上校告诉他的手下，“一会儿我们将进入老城，这座我们数代人梦想和奋斗的耶路撒冷古城——我们将是第一批进入的人。犹太民族正等待着我们的胜利。自豪吧！愿上帝保佑！”
上午9时45分，以色列坦克朝狮子门开火，击毁了作为防御工事的公共汽车，并炸出多处缺口。顶住约旦人的扫射，以色列人攻下了这座城门。伞兵部队突入苦路，接着古尔上校带领一组人继续向圣殿山前进。“经过两天战斗之后，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枪声，你坐上一辆半履带车，接着你突然进入这片之前所有人都曾在照片中见过的宽广开阔之地，”情报官阿里克·阿赫蒙（Arik Akhmon）写道，“虽然我不是虔诚的信徒，但我认为没有人不被情感所淹没。这里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在和约旦军队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古尔通过广播宣布：“圣殿山已经处于我们的掌握之中！”
与此同时，锡安山上耶路撒冷旅的一个连突破锡安门进入亚美尼亚区，然后爬下陡峭的山坡进入犹太区。此时，同样来自耶路撒冷旅的另一群士兵突破了粪厂门。所有人都在向西墙进发。仍处于圣殿山上的古尔和他的伞兵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西墙，这时一位阿拉伯老人告诉他们可以取道马格里布门，于是三个连队同时聚集到了圣地。士兵们祈祷、哭泣、欢呼、雀跃，有人还唱起这座城市新的赞美诗《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以色列军队的首席随军拉比，大胡子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手持羊角号和《摩西五经》大步走向西墙，开始朗诵卡迪什（Kaddish）的哀悼祈祷词。
下午2时30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尔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经过“燃烧的坦克”，穿过“完全废弃的小巷，可怕的寂静被狙击手的枪声打破。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拉宾说“当我们向西墙走近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兴奋”。他们穿过圣殿山时，达扬看到一面以色列国旗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他“命令马上将国旗降下来”。看到“由于作战而累得瘫作一团的士兵眼里满含泪水”，拉宾不禁“为之动容”，不过“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刻——救赎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未来临”。
戈伦拉比想通过炸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来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但纳尔基斯将军回答说：“停止这种想法吧！”
“你将被载入史册。”戈伦拉比说。
“我已经将我的名字记录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了。”纳尔基斯回答。
“这是我一生中的巅峰时刻，”拉宾回忆道，“数年来我一直悄悄地怀揣着这个梦想：我可能在收复犹太民族的西墙中发挥作用。如今梦想已实现，我突然感到困惑：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竟可享有此项特权？”拉宾被授予为这场战争命名的荣誉——他总是谦虚高贵、粗暴却言简意赅，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名称：六日战争。纳赛尔为这场战争另起了一个名字——纳克萨（al-Naksa），即“挫败”。
达扬在一片纸上写了个便条：“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他将这个便条放在希律们的方石缝中。他宣布：“我们已经统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远不会让她再遭分割。”接下来，这个一直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为尊敬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口中的阿布·穆萨（意为“摩西之子”）继续说道：“对于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以色列将伸出和平之手；对于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民族，我们将保证礼拜完全自由。我们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的圣地，而是为了和他人和谐相处。”离开时，他摘了“一些长在西墙和马格里布门之间的粉紫色仙客来”送给他坚忍的妻子。
达扬认真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十天后，他返回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穿着袜子和圣地的领袖及伊斯兰学者坐在一起，他解释道：耶路撒冷现在属于以色列，但伊斯兰组织的基金会将管理圣殿山。尽管如此，时隔两千年，犹太人终于又可以访问圣殿山了。但达扬规定犹太人不得在那里祈祷。这一颇具政治远见的决定一直被遵守至今。
纳赛尔暂时辞去了总统一职，但从未放弃权力。他原谅了他的朋友、陆军元帅阿米尔，但后者计划发动一场政变，被捕后神秘地死在狱中。纳赛尔坚持“圣城永远不应被放弃”，但他从未从战败中东山再起。三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侯赛因国王后来承认，6月5日到10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失去了半壁江山，以及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私下里，他曾为耶路撒冷哭泣：“我无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在我的手中被夺走的。”
* * *
注释
[1] 阿拉法特声称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他实际上出生在埃及。
[2] 当紧张加剧时，一位老人最后一次访问了这座城市，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前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接着又返回他的黎巴嫩流亡地。1974年，他在那里去世。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两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则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访谈
经过一场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我出生在流散地，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S．Y．阿格农，1966年诺贝尔奖获奖致辞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今天，犹太民族还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定居点，它是我们的首都。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0年演讲词
再一次置身国际风暴的中心。不管雅典还是罗马，都无法引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当一个犹太人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我们不说那是初来乍到，我们说那是游子还乡。
埃利·威塞尔致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2010年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围绕阿拉伯社区外围”“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伊斯兰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信赖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3]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获得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穆斯林区的隧道。[4]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瓦克夫的伊斯兰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伊斯兰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在耶路撒冷考古学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麦尔旺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加诸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的挖掘行动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5]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镇压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统治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穆斯林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更希望寻求宽容、分享与慷慨的万能灵药，以解开偏见、排外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挡地犹太化。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而与这个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一个耶路撒冷周围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圣化了犹太区内经过修缮的胡瓦犹太会堂，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损毁，但是以色列人这一行为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以色列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国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维夫[该城市昵称“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潜藏着危险：耶路撒冷城内的民族主义项目和西岸狂热的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有损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伤害以色列自身，而不会给犹太的耶路撒冷带来任何好处。[6]不管舆论有何变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一些定居点的设立损害了以色列作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监护人的声誉。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鉴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这种描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缺乏基督徒所享有的欧洲列强保护的犹太人常常遭遇不公，尽管这种不公从未像欧洲基督教对待犹太人那样严重，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关于自由礼拜的描述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进行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邂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邂逅”，《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了”。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温柔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美国充满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时，美国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最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国——而且它的福音派继续在耶路撒冷期待着世界末日，美国政府则把平静的耶路撒冷看作中东和平的钥匙以及他们与阿拉伯盟友关系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强化了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亚图拉·霍梅尼上任，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现为伊斯兰圣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兰在核武器的支持下谋取地区霸权，以及它与美国的冷战过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团结伊朗什叶派和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野心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真主党和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而言，这座城市成为了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伊朗领导力量团结在一起的象征。“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权，”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应该从历史的页面中消失。”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即将临近的回归将解放耶路撒冷，实现《古兰经》所称道的“审判日”。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耶路撒冷是一个火绒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里所有道路、所有冲突都通向耶路撒冷。”这就是美国总统需要促使双方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民主下的鸽派势力正不断衰微，它建立的脆弱政府受过于强大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又缺乏一个对应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即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对话者。如果法塔赫的西岸越来越繁荣，最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组织将是统治加沙并继续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基要主义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将自杀式爆炸作为武器并且定期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这些行为导致了以色列的入侵。欧洲人和美国人把它看作一个恐怖组织，而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未明确释放出支持基于1967年疆界划定建设一个定居点的破冰信号。
1993年之后的和谈史以及外交辞令与失信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背离，暗示双方都不愿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永久共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宗教、国家和情感上的和解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20世纪，针对耶路撒冷的四十多个计划都失败了，今天，仅针对圣殿山的共享方案至少还有十三个。
2010年，奥巴马总统迫使联合巴拉克重新掌权的内塔尼亚胡暂时中止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以美以关系可能陷入冰点相逼，奥巴马总算促使双方再次展开对话，尽管进展缓慢且昙花一现。
以色列经常在外交上表现强硬，且甘冒危及自身安全和信誉的危险来兴建定居点，但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协商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好像都是基本原则问题。在拉宾、巴拉克和奥尔默特当政时期，以色列提出共享包括老城在内的耶路撒冷。截至2010年，在长达二十年的和平对话中，尽管有多次令人不快的谈判，但巴勒斯坦人从未正式同意共享这座城市。
耶路撒冷可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但无论双方何时签订和平协议——假如可能的话——未来都会有两个国家，这是以色列生存所必需的，对巴勒斯坦来说也是公平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的区位以及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十二个左右的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赔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7]国际化圣殿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堂？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敬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仍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今晨
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wil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摩西五经》。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拉比，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来自古尔和仪式派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蓝眼睛的他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之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了朝觐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新年前，因为这些纸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能找到同一个祈祷群体站在西墙边的同一地点：“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他的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Aded al-Nusseibeh）交给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纪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最大家族[8]的后代，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的他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期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要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朝觐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类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吵。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们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2002年7月，当一个科普特教士在埃塞俄比亚人破旧的平顶城堡附近晒太阳时，他遭到埃塞俄比亚人铁棍的殴打，埃塞俄比亚人以此惩罚科普特人以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非洲兄弟。科普特人赶去援助他们的教士，四名科普特人和七名埃塞俄比亚人（在此次冲突中似乎一败涂地）因此住院。
2004年9月，真十字架节上，希腊主教伊列内奥（Ireneos）要求方济各会修士关闭圣母显灵教堂的大门。遭到拒绝后，他带领保镖和教士们抗击了拉丁人。以色列警察出面干涉但遭到教士们的攻击，他们作为仇敌，常常就像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一样坚韧不屈。2005年的圣火游行上，当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长取代希腊人手持圣火出现时，双方大打出手。[9]好斗的主教伊列内奥最终因为向以色列定居者出售雅法门的帝国饭店被解职。努赛贝疲倦地耸耸肩：“嗯，像兄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烦恼，而我帮助他们解决。我们是中立的，就像联合国，维持这片圣地的和平。”每一个基督教节日上，努赛贝和朱达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热情和拥挤的圣火游行中，努赛贝就是官方的见证者。
此时，教堂司事在右手边的门上打开一个小口子递出一个梯子。努赛贝将梯子放在左手边的门上。在爬上梯子打开最高处的门锁之前，他先用巨大的钥匙打开了右边门的低锁。他爬下来后，教士们先旋开巨大的右门，再打开左门。进入教堂，努赛贝向教士们问候：“祝平安！”
“祝平安！”他们乐观地回答。自1192年萨拉丁任命朱达家族为“钥匙保管人”、任命努赛贝家族为“圣墓大教堂守护人和守门人”（瓦吉赫的名片上如此说明）以来，努赛贝家族和朱达家族一直负责开启圣墓大教堂的各扇大门。努赛贝家族还被任命为岩石圆顶清真寺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那块石头的世袭清洁者。努赛贝们声称，萨拉丁仅仅是恢复了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授予他们的职位。在19世纪3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征服之前，他们极为富有，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做导游来勉强糊口。
然而，这两个家族始终处于彼此警惕、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努赛贝家族和我们毫无关系，”已保管钥匙二十二年的八十多岁的朱达说，“他们只不过就是守门人！”努赛贝则坚持“不允许朱达家族的人触摸门或锁”，这表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就像基督徒的争斗一样。瓦吉赫做私人教练的儿子欧拜德（Obadah），是他的继承人。
努赛贝和朱达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坐在走廊里，因为八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辈们一直这样做，但是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那儿。“我了解这儿的每一块石头，它就像我家一样。”努赛贝若有所思地说。他敬畏这座教堂：“我们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都是先知，圣母玛利亚也非常神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他想去祈祷，他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附近为威慑基督徒而建的清真寺，或者走上五分钟去阿克萨清真寺。
就在西墙的那位拉比醒来、守护人努赛贝听到有人用鹅卵石敲击窗户宣布移交圣墓大教堂钥匙的同时，四十二岁的阿德巴·安萨里（Adeb al-Ansari），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身着黑色皮夹克走出他位于穆斯林区的马木鲁克之家——这栋房屋归他的家族所有——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来到东北角的哈旺梅门（Bab al-Ghawanmeh）。他通过身穿蓝色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的检查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警察常常由德鲁兹或者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们的职责是阻止犹太人进入谢里夫圣地。
现在，电灯光已经照亮神圣的休憩广场，过去安萨里的父亲常常要花两个小时点亮所有的灯笼。安萨里问候过圣地的保安，开始打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四扇主门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十扇大门。这花费了他一个小时。
安萨里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和穆罕默德一起迁到麦地那的安萨里人，他们声称哈里发欧麦尔任命他们为圣地监护人，但他们这个职位实际上是由萨拉丁确认的（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就是圣地的领袖，他接受了蒙蒂·帕克的贿赂）。
清真寺在晨祷前一小时开放。并不是每个黎明安萨里都会亲自打开大门——他现在有一个团队——但在他继任世袭的监护人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履行这项职责，而且会充满自豪地说：“它首先是一份活计，然后是一个家族职业，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它是高贵而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收入不高。我同时还在橄榄山的一家宾馆做前台。”
圣地的世袭职位逐渐消失。另一个大家族谢哈比家族（Shiha-bis）——黎巴嫩王室后裔——聚居在靠近小西墙的祖宅里，他们过去曾经是“先知胡子”的守护人。如今，胡子和守护人的职位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却是巨大的：谢哈比家族目前仍在圣地工作。
在拉比走向西墙、努赛贝轻拍圣墓大教堂的门、安萨里打开圣地之门的同一时刻，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正离开他们家族在巴布·哈迪德街上的拥有二百二十五年历史的老宅。他沿着古老的马木鲁克时代的街道走了几步，然后拾阶而上，穿过铁门走向圣地。他直接去往阿克萨清真寺，进入一个配备了麦克风和几瓶矿泉水的小房间。1960年之前，卡扎兹家族一直都在宣礼塔上准备宣礼仪式，但此时他们则像备战的运动员一样在这个房间里为仪式作准备。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扎兹坐下，舒展筋骨，就像一个神圣的运动员，然后反复呼吸、漱口。确认麦克风已打开，墙上的挂钟也显示时间无误后，他面朝克尔白，用响彻整个老城的吟唱声宣布礼拜开始。
自马木鲁克苏丹盖贝伊统治以来，五百年间卡扎兹人一直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吏。如今，当了三十年宣礼吏的纳吉和他的儿子菲拉兹（Firaz）及两个堂兄弟一起担当着这份职责。
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到来前的一个小时。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正在祈祷；西墙一直是开放的，犹太人正在祈祷；圣墓大教堂打开了，基督徒正在用多种语言祈祷。太阳照耀着耶路撒冷，其光芒使得西墙上光亮的希律石几乎洁白无瑕（就像两千年前约瑟夫斯描述的那样）。接着，阳光照到辉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岩石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天与地、神与人相遇的那个神圣的广场，依然是人类制图学难以描绘的地方，唯有太阳的光芒能遍照整座广场。最后，所有的光线将照耀在耶路撒冷最优美最神秘的建筑物上——沐浴在日光之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也因此博得“金色”的美名。但是金门仍将紧锁，直到末日来临。
* * *
注释
[1] 科勒克生在匈牙利，长在维也纳，并以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命名，专门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各种秘密任务。在镇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运动中，他负责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之后又为哈加纳置买武器。后来，他曾担任本-古里安私人办公室主任。
[2] 对耶路撒冷疯狂行为进行的主要学术研究描述了那些典型的病人，如“强烈认同旧约或新约中的人物或确信他们就是这些人物之一，并在耶路撒冷爆发精神病的人”。导游应该注意你的周围是否有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1. 激动；2. 脱队；3. 不断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或脚趾甲；4. 会利用饭店床单制作类似‘托加’之类的长袍，这种长袍通常是白色的；5. 有大叫的渴望，想大声地吟唱出《圣经》经文；6. 列队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地；7. 在圣地布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绍尔精神健康中心专治耶路撒冷综合征，据说，这个中心就建在代尔亚辛遗址上。
[3] 费萨尔·侯赛尼，阿卜杜·卡迪尔的儿子，因提法达的领袖之一。侯赛尼曾受训成为法塔赫的爆炸专家，并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袖必备的荣誉徽章。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第一个主张与以色列举行一轮会谈的巴勒斯坦领袖，为使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他甚至学习了希伯来语。侯赛尼参加了马德里和谈，此时成为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公使。《奥斯陆协议》破产后，以色列人于“东方之屋”彻底关闭之前一直将他幽禁在那里。2001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4]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日后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惊讶的居民家的厨房地板下出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最令人窒息的发现上自希律圣殿的基石，下至马卡比、罗马、拜占庭和倭玛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也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进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5] 这些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作为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两位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
[6] 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联系，破坏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
[7] 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培养出的独裁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庸俗的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值的”。
[8] 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仍然很重要。费萨尔·侯赛尼死后，阿拉法特任命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瓦吉赫的表亲）担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但是在他反对自杀式爆炸之后，阿拉法特将他解职。作为圣城大学的建立者，努赛贝依然是受双方尊敬的耶路撒冷的知识精英。当前，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是阿德南·侯赛尼，侯赛尼家族另一位成员拉菲克·侯赛尼博士是阿巴斯主席的顾问。至于哈立迪家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专业的爱德华·赛义德教授拉希德·哈立迪则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9] 1992年，爱德华·赛义德死前最后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他将圣墓大教堂称为“陌生的、破旧的、不吸引人的地方，满是衣着寒酸，在衰朽、昏暗的地方乱转的中年游客，科普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徒照看着他们毫不吸引人的基督教会花园，有时他们之间也公开争斗”。最著名的公开争斗的象征物是圣墓大教堂正面右手边阳台上一个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小梯子，导游宣称这个梯子永远不得移动，除非另一个教会占有它。事实上，这个梯子通往亚美尼亚主教的阳台，在那里有他的花园，他经常与朋友们喝咖啡。梯子放在那里只是为了便于清理阳台。
附录
马卡比家族：国王与大祭司
160BC-37BC
统治者以粗字体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希律家族
37BC-AD100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这张族谱只列出希律家族的统治者。希律家族时常近亲通婚，如果要列出完整的族谱将会十分困难。
先知穆罕默德及伊斯兰哈里发与王朝
居统治地位的哈里发以粗体表示。
本家谱并不完整，主要是用来说明先知与伊斯兰王朝的关系。
阿里与法蒂玛的子孙被称作“谢里夫派（阿什拉夫）”与“赛义德家族”
耶路撒冷十字军诸王
1099-1291
居统治地位的国王与女王以粗体字表示；
因联姻而领有头衔但无实权的国王加底线表示哈希姆（谢里夫）王朝
1916-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工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学者的热诚帮助，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建议，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和雅正。
在《圣经》考古部分，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诸位的校阅：罗尼·赖克（Ronny Reich）教授；耶路撒冷前首席考古学家丹·巴哈特（Dan Bahat）教授，他为我详细指点了耶路撒冷的考察路线；拉斐尔·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带我到多处遗址访察；还有罗斯玛丽·埃谢尔（Rosemary Eshel）。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和建议：大英博物馆古代伊拉克和巫术医学文献部专家助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剑桥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古代中东学讲师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博士，她帮助校改了书中有关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内容；尼古拉·施赖伯（Nicola Schreiber）博士帮助我依据陶器上的寓意来确定米吉多城的修建年代；以色列考古局考古发掘和调查部主任吉德翁·阿夫尼（Gideon Avni）；埃利·舒克朗（Eli Shukron）博士经常参与大卫城的发掘工作；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博士；有关希律城堡的内容，则多赖勒妮·西旺（Renee Sivan）博士帮忙。特别感谢谢里夫圣地考古部主任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提供帮助，且安排我去参观谢里夫圣地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尊贵的禁地，并让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与我同行。本书中关于希律—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内容，我要感谢牛津大学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教授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博士的精心指导。
关于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马木鲁克的内容，特别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休·肯尼迪（Hugh Kennedy）的建议、指点和细心改正，感谢纳兹米·朱贝博士、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博士和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有关玛米拉墓地的内容，我要感谢陶菲克·德阿德尔（Taufik De’adel）。
十字军东征部分，感谢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他们都审校过本书。
关于从法蒂玛王朝到奥斯曼人期间的犹太历史，感谢阿布拉菲亚（Abulafia）教授，他向我提供了他的著作《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原稿；感谢海法大学的明纳·罗森（Minna Rozen）；感谢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他慨允我阅读《以实玛利的房里》（In Ishmael’s House）的原稿。
有关奥斯曼时期和巴勒斯坦诸家族的内容，感谢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教授，他校阅了书中有关16、17和18世纪的内容。
有关19世纪—帝国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时期的内容，感谢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oa Ben-Arieh）、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教授、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博士给我看了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解放者、皇家英雄》（Moses Montefiore：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的书稿；贝希尔·巴拉卡特（Bashir Barakat）个人研究过耶路撒冷诸家族；柯尔斯滕·埃利斯（Kirsten Ellis）慨允我阅读他未出版的《晨星》（Star of the Morning）的部分章节；克莱尔·穆拉迪安（Clare Mouradian）博士给我许多建议和资料；明纳·罗森教授与我分享了她对迪斯累利的研究以及其他论文。有关俄国的问题，要感谢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教授和莫斯科的加利纳·巴布科娃（Galina Babkova）。有关亚美尼亚人的内容，感谢乔治·欣特里安（George Hintlian）和伊戈尔·多尔夫曼-拉扎列夫（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欣德勒（Colin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的戴维和《国土报》的杰基·兰多（Jackie Landau）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org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Huda Imam）、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魏登菲尔德（Weidenfeld）勋爵，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塔拉勒·本·穆罕默德（Talal bin Muhammad）王储夫妇讲述了他们对约旦过往的回忆。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
伊扎克·雅各布（Yitzhak Yaacovy）是介绍我去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参与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雅各布是个学者，也曾是本-古里安办公室的年轻副官，在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任市长期间长期担任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董事长。
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使节们极为慷慨地拨出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见解，为我提供信息，还与我进行了交谈。感谢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罗恩·普罗瑟（Ron Prosor），以色列外交部的拉尼·吉多（Rani Gidor）、沙龙·汉诺伊（Sharon Hannoy）、罗伯特·本·多尔（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英国大使曼纽尔·哈桑希安（Manuel Hassassian）教授。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和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多次与我交流观点，为我提供资料和阅读书目。感谢耶路撒冷基金会的鲁思·凯辛（Ruth Chesin）、尼里·戈登（Nurit Gordon）、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与和平居所主任乌里·德罗米（Uri Dromi）。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方面，没有人比约翰·利维（John Levy）为我提供的帮助更多，他是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的资助者。雷·布鲁斯（Ray Bruce）是个资深电视制片人。
感谢彼得·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ebag-Montefiore）和他的女儿路易丝·阿斯皮诺尔（Louise Aspinall），他们让我查阅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谢凯特·塞巴格-蒙蒂菲奥里（Kate Sebag-Montefiore）对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WilliamSebag-Montefiore）冒险事业的研究。
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建议和鼓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尼吕·奥兹（Nily Oz），美国侨民区酒店主席芒特·法赫米（Munter Fahmi），美国侨民区档案馆的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温莎-奥布里（Philip Windsor-Aubrey），戴维·黑尔（David Hare），戴维·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汉娜·凯达尔（Hannah Kedar），弗雷德·伊斯曼（Fred Iseman），莱亚·卡彭特·布罗考（Lea Carpenter Brokaw），丹纳·哈曼（Danna Harman），多萝西·哈曼（Dorothy Harman）和戴维·哈曼（David Harman），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洛伦扎·史密斯（Lorenza Smith），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Kedar）教授，亚奥夫·法里（Yaov Farhi），迪亚拉·赫拉特（Diala Khlat），齐亚德·克洛特（Ziyad Clot），优素福·赫拉特（Youssef Khlat），拉尼亚·朱卜兰（Rania Joubran），丽贝卡·艾布拉姆（Rebecca Abram），罗科先生和福特夫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se），多丽特·穆萨埃夫（Dorrit Moussaeff）和她的父亲什洛莫·穆萨埃夫（Shlomo Moussaeff），罗纳德先生和科恩小姐，戴维·哈利利（David Khalili），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瑞安·普林斯（Ryan Prince），汤姆·霍兰（Tom Holland），塔里克·阿布·扎亚德（Tarek Abu Zayyad），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教授，阿维格多·辛纳（Avigdor Shinan）教授，亚伊尔·扎克维奇（Yair Zakovitch）教授，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穆萨·克列布尼科夫（Musa Klebnikoff），阿琳·拉斯科那（Arlene Lascona），凯里·阿斯顿（Ceri Saton），伦敦圣殿教堂的管理人罗宾·格里菲思-琼斯（Robin Griffith-Jones），哈尼·阿布·迪亚卜（Hani Abu Diab），米里亚姆·奥维茨（Miriam Ovits），乔安娜·施利曼（Joana Schliemann），萨拉·赫尔姆（Sarah Helm），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教授，多萝西·金（Dorothy King）博士，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博士，萨姆·基利（Sam Kiley），《经济学家》杂志编辑约翰·米克赖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吉德翁·里奇菲尔德（Gideon Lichfield），拉比马克·温纳（Mark Winer），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掌管人莫里斯·比东（Maurice Bitton），拉比亚伯拉罕·利维（Abraham Levy），哈里·蔡特林（Harry Zeitlin）教授，F．M．埃罗伊斯查利（F．M． al-Eloischari），梅拉尼·法尔（Melanie Fall），拉比戴维·戈德堡（David Goldberg），梅拉尼·吉布森（Melanie Gibson），安娜贝勒·魏登菲尔德（Annabelle Weidenfeld），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亚当（Adam）、吉尔（Gill）、戴维（David）和雷切尔（Rachel），加布里埃尔·巴基（Gabriel Barkey）博士，马雷克·塔姆（Marek Tammy），《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亨利·赫明（Henry Hemming），威廉·西格哈特（William Sieghart）。谢谢汤姆·摩根（Tom Mrgan）在研究上的帮助。
感谢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Georgina Capel）和我的国际版权代理人阿比·吉尔伯特（Abi Gilbert）和罗米利·穆斯特（Romily Must）；英国出版人阿兰·萨姆森（Alan Samson），扬·特里温（Ion Trewin）和苏珊·兰姆（Susan Lamb），还有魏登菲尔德的杰出编辑贝亚·赫明（Bea Hemming）、技术编辑负责人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感谢与我合作时间最长的出版人：诺夫出版社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巴西小字母出版社的路易斯·施瓦茨（Luiz Schwarz）和阿纳·葆拉·西萨亚玛（Ana Paula Hisayama），法国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的米雷耶·保罗尼（Mireille Paoloni），德国渔夫出版社的彼得·西伦（Peter Silem），以色列金纳莱特出版社的齐夫·刘易斯（Ziv Lewis），荷兰新阿姆斯特丹出版社的亨克·凡·特尔·博格（Henk van ter Borg），挪威卡佩伦斯出版社的伊达·伯恩斯滕（Ida Bernsten）和耶德·约翰森（Gerd Johnsen），波兰马格南出版社的约兰塔·沃洛桑斯卡（Jolanta Woloszanska），葡萄牙真理编辑出版社的亚历山德拉·洛罗（Alexandra Louro），西班牙批判出版社的卡门·埃斯特万（Carmen Esteban），爱沙尼亚瓦拉克出版社的克里斯塔·克贝（Krista Kaer），瑞典诺斯德出版社的佩尔·福斯蒂诺（Per Faustino）和斯特凡·希尔丁（Stefan Hilding）。
我的父母亲斯蒂芬·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tephen Sebag-Montefiore）博士和埃普丽尔·塞巴格-蒙蒂菲奥里（April Sebag-Montefiore）是我所有作品的卓越编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桑塔（Santa），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她以耐心、鼓励和爱意陪伴着我。桑塔和我的孩子莉莉（Lily）、萨莎（Sasha）像我一样，已深深地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或许她们永远都无法摆脱，但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西墙和圣墓大教堂方面，她们很可能要比很多神父、拉比或毛拉了解得更为全面。
译后记
《耶路撒冷三千年》简体中文版的翻译完成是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一项集体成果。除署名译者外，张腾欢、葛淑珍、杨校敏也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张倩红：前言、第五部分；
马丹静：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
张腾欢：第六部分、第七部分、后记等内容；
葛淑珍：第八部分、第九部分的若干章节；
杨校敏：第九部分若干章节。
张倩红、马丹静负责全书的通审通校工作。
初稿完成后，由于时间紧迫，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师生们放下手头的事情，承担起本书的校对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他们是：河南大学张礼刚博士、胡浩博士、卢镇博士，以及硕士生田焕云、段訸甜、疏会玲、晁燕燕、赵陆；郑州大学博士生艾仁贵，硕士生刘丽娟、付方圆、张瑞、谷亚平。此外，山东大学博士生朱晓、南京大学博士生吉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晔梦也参与了一些校对工作。张腾欢还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编辑了中英文对应词条。在此对所有付出劳动的老师们、同学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限于我们的知识素养与翻译水平，若有错误之处，还请专家学者多加斧正。
张倩红 马丹静
2013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