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土耳其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作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成为伊斯坦布尔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们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子们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子们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们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了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子们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玩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他已经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们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面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个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这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传统上说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们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未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对耶路撒冷里他的同胞们那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进行了批评。这个贪图享乐的修道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对这种感觉进行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到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而且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只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了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备受尊敬的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在了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豪华的寓所里，然而，他却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其“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怪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进行祈祷。[3]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国家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那些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们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给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乱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们很容易便被那些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修女们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是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到她们的名单之中。[4]
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斯蒂芬·格雷厄姆是个英国记者，他与农民朝圣者们大概跟拉斯普京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描述了“阿拉伯妇女是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们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的。耶路撒冷开始挤满了朝圣者、观光者，同样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了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基督徒阿拉伯人的手里”。
俄国小贩们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起来。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他那厚厚的迟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僧侣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一个走私者、一个不道德的人，以及一个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教士们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们宣传革命和无神论，正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又增添了一味药。
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了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了“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乱棒击打杀出一条路，并且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了下来。基督徒阿拉伯人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基督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高兴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进行镇压。
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了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们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耶路撒冷的泥土、约旦河水、棕榈叶、裹尸布，立体镜，“我们再一次互相亲吻”。
这个夜晚大家都在拥抱和亲吻，到处都是真诚的响吻声和缠结的胡须。这里开启了一个喧闹的欢庆活动的一天。葡萄酒、白兰地、亚力酒（有茴香味的烈性酒）的消费量将会使大多数英国人都大吃一惊。这种醉酒而舞的场景对耶稣来说一定非常陌生！
那一年，复活节与逾越节以及先知穆萨节恰好赶到了一起。当拉斯普京留意东正教修女的道德是否有亏时，瓦希夫则不断引诱这些修女。但是一个英国贵族却引发了暴乱，并使其成为世界的头条新闻。
令人尊敬的蒙蒂·帕克上尉与约柜
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长着漂亮的浓密的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那样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了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个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上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他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了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同时也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大量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现在我相信我已经通过考察证明了这个极其独具匠心的推论，即“圣殿档案”的入口就在阿克尔达玛，该档案原封不动地待在它的藏匿地。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的藏匿地获取圣殿档案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以西结密码”的存在证明了“圣殿档案”仍然还保持着原样。
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都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对他的朋友们——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5]——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他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乎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诸如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人霍芬施塔尔（Hoffenstah）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蒙蒂·帕克阁下”。
土耳其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Macasadar）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他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了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这是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其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子们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来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佣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进行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过；不久之后，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他们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土耳其人却对此事相当疏离。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佣了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皮尔·文森特（Pere Vincent）对他的挖掘行动进行监管，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文森特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他的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那些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戴着头盔，穿着铁甲，还有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动！”
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了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个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到了，于是开始用意第绪语哭诉。”
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的缘故，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他的一些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他“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即便是他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他这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对世袭的圣地看守人领袖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片区域，他们打开人行道去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自己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穆夫提叫停了整个先知穆萨节的游行活动，开始对这个土耳其和英国人的邪恶阴谋行动进行谴责。一伙暴徒在先知穆萨节香客的增援下，马上跑去保卫他们崇高的圣所。帕克和他的朋友飞奔到雅法避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异常愤怒，他们试图处死领袖哈利勒及马卡萨德，不过后来土耳其驻军介入并逮捕了他们俩，他俩的性命这才得以保全。他们和帕克的保安人员都被逮捕，关在贝鲁特监狱里。在雅法，蒙蒂·帕克及时登上了“睡莲”号游艇，不过那里的警察却被通知说帕克可能有约柜在身，于是警察对帕克及其行李箱进行了搜查，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约柜。帕克明白自己必须要逃走。为了迷惑土耳其警察，他伪装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将“睡莲”号装饰一番，并对外宣称他将要“为雅法官员们在船上举办一个招待会”。后来，当那些人正准备登船时，他却乘船逃走了。
在耶路撒冷，群众威胁要杀死总督和任何一个英国人，因为四处散布的谣言都在说帕克已经偷走了所罗门王冠、约柜以及穆罕默德之剑。为保住性命，总督自己藏了起来。4月19日早晨，《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城市一片喧嚣。商店关门，农民逃离，流言四起。”基督徒对“先知穆萨节中穆罕默德的朝圣者们”将来这里“杀掉所有的基督徒”的流言惊恐不已。同时，穆斯林也被“八千名俄国朝圣者将全副武装对穆罕默德信徒展开杀戮”的流言惊呆了。所有各方都认为“所罗门宝物”已经被“转移到了帕克上尉的游艇上”。
欧洲人躲在屋里，锁上他们的大门。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耶路撒冷的人们是如此愤怒，以至于每条街道上都设有巡警。”先知穆萨节最后一天，有一万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圣殿山上，暴民们“自乱阵脚。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恐慌，农妇们和朝圣者们涌出老城，跑向城门哭喊着‘有人在屠杀’。每个家庭都进行了自我武装，并在家里设置路障。”“‘帕克丑闻’”，斯帕福德写道，这“比我们长久以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更会引起反基督徒大屠杀”。《纽约时报》这样通告世界：“所罗门宝藏已飘然而逝。在欧麦尔清真寺下进行挖掘后，英国旅行队在游艇上突然消失：据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所罗门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出高官到耶路撒冷展开调查！”
蒙蒂·帕克从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在那年秋天又重新返回雅法，不过他得到的建议是不要登陆，“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告诉他的团队，他可能会“前往贝鲁特”看望那些被捕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到耶路撒冷平息新闻媒体，找到那里的要人使其能明白一点道理。一旦所有这些都平息下来，再让总督给大宰相写信，说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此事在耶路撒冷从未有平息的迹象，不过帕克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为此努力。[6]
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方面为此出现了外交上的争执，耶路撒冷总督被撤职，帕克也因其阴谋行动遭到了审判，但最后却被无罪释放（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钱打水漂了，财宝也只不过是空想而已，“帕克丑闻”终于拉下了耶路撒冷长达五十余年的欧洲考古挖掘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帷幕。
* * *
注释
[1] 在选址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三十四种方案，如阿拉斯加、安哥拉、利比亚、伊拉克、南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诞生的“阿拉斯加计划”在迈克尔·沙邦的惊悚片《意第绪警察联盟》中受到了嘲讽。从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等政治家都在寻求其他计划：1941年攻击苏联以前，希特勒计划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死亡殖民地。20世纪30到40年代，丘吉尔建议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犹太家园，1945年他的殖民地大臣莫因勋爵则建议将东普鲁士给犹太人。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斯大林确实为犹太人指定了一个家园，40年代时他考虑的选址是克里米亚。
[2] 可惜的是，当西方人一再重读那些欧洲参观者肤浅的回忆录时，这部涵盖了以色列建国前后历史的最优秀的城市编年史，却还只是在用阿拉伯文出版发行。
[3] 谢尔盖去世很久了，他是耶路撒冷俄国建筑的赞助人。1905年，他最终辞去莫斯科总督一职，却被克里姆林宫内的恐怖分子炸得粉碎。他的妻子埃拉飞奔出去，慢慢爬过地面去捡拾她丈夫的尸身残片，最后只有一具没有胳膊的躯干和头颅碎片中的下巴可以确认。杀手被处死前，埃拉到监狱探望了他。后来，她继谢尔盖之后成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当时这个协会由尼古拉二世亲自监管。然而，随着拉斯普京权力的增长，埃拉与她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闹翻了。最终，她可能还是悲惨地回到了耶路撒冷。
[4] 回到俄国后，拉斯普京再次恢复了他与俄国王室的亲密关系。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版了《我的想法和反思：圣地之旅简介》，当时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军队的指挥官，他离开了妻子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的建议下，成了俄军大后方实际上的统治者，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拉斯普京是个文盲，他的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口授的，据说该书是皇后自己校正的。在拉斯普京权力鼎盛时期，他也声名狼藉，他试图将自己提升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朝圣者的形象，然而却太迟了：因为随后不久他便被暗杀了。
[5] 帕克的朋友有克拉伦斯·威尔逊上尉和弗利少校，他们曾参与发生在德兰士瓦的“詹姆森突袭”；达德利伯爵的第三个儿子——受人尊敬的西里尔·沃德；法伊夫公爵的表亲——罗宾·达夫上尉；泽西伯爵的表亲——海德·维利尔斯上尉；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赫尔曼·弗兰格尔伯爵，以及名叫范伯格的神秘主义者，他曾推断说财宝实际上可能藏在亚拉拉特山，而绝不会在耶路撒冷，这个说法激怒了众人。
[6] 有关帕克的所有故事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基于他的信件和他的一些说明，还基于尤韦利乌斯的预言。甚至到了1921年，帕克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雇员们还在因拖欠款项而起诉他。而帕克自己则躲在大本营里，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里摸爬滚打。他从未结婚，但有多个情妇。1951年，他继承了莫利伯爵的爵位及富丽堂皇的房子，并自豪地告诉他的家人说他想把他得到的遗产花得一文不剩。即便上了年纪，帕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作风，用他一个家族成员的话说，他是“一个自负的、唯利是图的、不可信赖的无用之人，一个名誉丧尽的、爱说大话的人”。他于1962年与世长辞。他从未提起过耶路撒冷这回事，也没留下一纸一墨。直到1975年，帕克的律师们找到了一份文档，并将它交给了第六任莫利伯爵。多年以来，文档已被大家遗忘，不过伯爵及其兄弟奈杰尔·帕克却很友好地将其出示给本书的作者。尤韦利乌斯后来成了维堡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以耶路撒冷的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小说。1922年，尤韦利乌斯死于癌症。这段插曲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过在俄斐勒山的隧道里（现在这里是罗尼·莱克发掘的迦南人巨大的塔楼遗址），有一个很小的洞穴直通到一个废弃的水桶边，这个水桶就属于蒙蒂·帕克。
44　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帕克的冒险行动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在耶路撒冷统治的真实情况。他们的腐败和无能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前任统治者少，不过，也不能说他们的统治没有任何好处：青年土耳其党至少激发了阿拉伯人对自治的期盼。一份在雅法诞生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报纸Filastin就传递着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很快人们就明白，青年土耳其党仍然是无情而隐秘的组织机构，只不过是掩盖在民主的假象下。他们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仅决心要压制阿拉伯人的期望，甚至还想要遏制他们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便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秘密会所，策划独立，甚至侯赛尼和其他贵族的子嗣也加入了进来。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在鼓励他们的新移民去建造“犹太城镇，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他们还在斯科普斯山上买了一块地以建造未来的希伯来大学。虽然侯赛尼和其他大土地主们，如黎巴嫩的赛尔索克家族，都在悄悄卖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大家族们仍对所有这些保持着警觉。
鲁希·哈立迪这个说法语的知识分子现在是伊斯坦布尔议会的副议长，他是个土耳其自由派人士，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却用心地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写了一本关于该运动的书，最后认定它是一个威胁。在议会里，他试图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土地买卖。大家族最富有的子孙拉吉卜·纳沙希比是一个举止优雅的纨绔子弟，他也在竞选议席，他承诺说：“我将会竭尽全力铲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给我们的威胁。”Filastin的编辑警告说：“如果让此类事情继续下去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取得我们国家的统治权。”[1]
1913年1月23日，一个三十一岁的青年土耳其党官员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突然闯入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大楼，射杀了战争部长并攫取了权力，此人是1908年革命的老兵，他在利比亚与意大利人作战时声名远扬。他与两个队友穆罕默德·塔拉特及艾哈迈德·杰马勒组成了三帕夏执政的“三头政治”。恩维尔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了一次小胜利，这使他确信自己是土耳其的拿破仑，命中注定要恢复帝国。1914年，他以奥斯曼强人和战争部长的形象出现，还娶了苏丹的侄女为妻。三帕夏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只有土耳其化才能避免最后的腐朽。他们的行动方案以其残忍、种族主义和好战而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纳粹屠犹的发生。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这令大国们震惊不已，接着它们就纷纷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恩维尔帕夏热切希望打仗，极力促成与德国的联盟并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德皇威廉念及他到东方的旅程，也支持与奥斯曼联盟。恩维尔任命自己为副元帅，屈居傀儡苏丹之下，并用新得到的德国战舰轰炸俄国港口，从而投入了战争。
11月11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希德宣布对英法俄作战，而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战也在阿克萨清真寺开始展开。最初人们对战争还满怀热情，当巴勒斯坦土耳其军队指挥官、来自巴伐利亚的弗雷德里希·克雷斯·冯·科莱森斯坦因男爵将军来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搭建了一座凯旋门来欢迎他的部队。德国人佯装给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耶路撒冷也在等待它的新统治者的到来。
11月18日，年仅十七岁的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目睹了海军部长、三帕夏之一的艾哈迈德·杰马勒以大叙利亚实际独裁者和土耳其第四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挺进耶路撒冷的场景。杰马勒将其指挥部设在橄榄山上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12月20日，一位年长的伊斯兰教长乘坐华丽的马车，拿着象征“先知”的绿色旗帜从麦加来到大马士革门。他入城后引起了“不可名状的骚动”，“一辆事先安排好的漂亮的运兵火车跟随在旗帜后面穿过老城”，上面的人还在抛洒玫瑰花露水。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写道，耶路撒冷所有人都跟随着教长，“唱着真主至大，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游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外，杰马勒宣布要进行圣战。克雷斯·冯·科莱森斯坦因也认为这时候“所有人内心都被欢腾占据着”，直到年长的麦加教长突然在圣诞节前去世，这对土耳其人的圣战来说是个令人难堪的预兆。
杰马勒已经四十五岁了，身材矮胖，留着鬓须，总是由一队配有骆驼的警卫保护着。他有野兽般的粗鲁、偏执狂般的残忍，同时却还有充满魅力、智慧、怪诞的滑稽。他是个喜欢锦衣玉食的人，“有着好讲壮观和排场的癖好”，喜欢漂亮的犹太女子，他对自己的伟大和荒唐同样都心知肚明。当他占有耶路撒冷后，他喜欢与他的朋友西班牙领事安东尼奥·德·巴略瓦尔伯爵玩牌，在犹地亚山上赛马、喝香槟、抽雪茄。巴略瓦尔年近三十，是个非常优雅的贵族，据他描述，杰马勒帕夏行事污秽，但本性不坏。柏莎·斯帕福德认为杰马勒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敬畏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既充满魅力又和善仁慈的“有双重性格的人”。有一次在没有任何人目睹的情况下，他将一个镶有钻石的奖章送给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她戴着它。他的一个德国官员弗朗茨·冯·巴本简单地评价他是“一个极其睿智的东方暴君”。
杰马勒几乎是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的封地，“那个具有无限影响力的人”享受着他的权力，高兴地问道：“什么是法律？我制定法律，我废除法律！”三帕夏肯定无疑都对阿拉伯人的忠诚表示怀疑。在享受了一个文化复兴和一个民族主义抱负开花的时段后，阿拉伯人对土耳其大沙文主义充满了厌恶。然而，他们占据了土耳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些土耳其军团还都是清一色的阿拉伯人。杰马勒的使命就是保有阿拉伯省份并镇压任何阿拉伯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骚乱，一开始他使用的是带有威胁的语气示好，接着就只是威胁了。
在到达耶路撒冷圣城后不久，他就召见了一个被疑怀有民族主义信仰的阿拉伯代表团。这些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却故意视而不见。最后他问道：“你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了吗？”他打断那些人的回答，说：“肃静！你们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罚吗？依法处决！依法处决！”他一直等着，直到这些人吓得颤抖不已，然后他又轻声地加了一句：“不过我会很乐意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放逐到安纳托利亚。”当这些惊恐的阿拉伯人列队走出去后，杰马勒转而对其助手大声笑着说：“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把事情摆平的。”当他需要修建新公路时，他告诉工程师说：“如果路没有按时修好的话，我将会在最后一块石头铺好后对你行刑！”他有时会非常自豪地叹息道：“每个地方都有因为我而呻吟的人们。”
当杰马勒召集了他的军队（主要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对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发起攻势时，他发现叙利亚境内沸腾着阴谋诡计，而耶路撒冷则是“间谍们的巢穴”。他的政策很简单：“对巴勒斯坦采取驱逐政策，对叙利亚采取恐怖统治，而对汉志则使用军队。”在耶路撒冷，他的方法是将“族长、亲王、教长们排成队，将那些名人和代理人处以绞刑”。当他的秘密警察追踪到叛徒后，就会将所有煽动民族主义骚动的嫌疑人驱逐出境。在准备攻占埃及时，他强行征用了基督教圣地遗址，如圣安妮教堂，并驱逐了基督教大主教。
帕夏让他的两万名士兵在耶路撒冷巡行后再开往前线。他夸口说：“我们将会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或者天堂相会！”但巴略瓦尔伯爵注意到，一个土耳其士兵推着一辆偷来的牛奶手推车，里面装的是军需的饮用水，显然，这并不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军队。另一方面，杰马勒自己却带着“豪华的帐篷、衣帽架、小衣柜”到处游玩。1915年2月1日，在听毕手下吟唱《红旗在开罗上空飘扬》后，杰马勒非常动容，下令一万两千人进攻苏伊士运河，但他们很快就被击退了。虽然他说这次进攻只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然而那年夏天他再次惨败。军事失败、西方的封锁以及杰马勒变本加厉的镇压带给耶路撒冷的，是令人绝望的苦难和狂热的享乐主义。屠杀已经近在咫尺了。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杰马勒到达耶路撒冷后一个月，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看见一个身着白袍的阿拉伯人吊死在雅法门外的一棵树上。1915年3月30日，帕夏又在大马士革门外以“英国间谍”罪处死了两个阿拉伯士兵，紧接着他又处死了加沙的穆夫提父子，他们在雅法门外被处以绞刑时，所有人都来观看了，带着敬意，并保持沉默。雅法门和大马士革门外的绞刑都是在周五人们祈祷过后进行的，以确保每次都会有最多的观众围观。很快，这两个门便貌似永久性地被摇摇晃晃的尸体装点着。按照杰马勒的命令，那些尸体被故意挂在那里好些天。有一次，瓦希夫被杰马勒这个虐待狂的无能给震惊了：绞刑行刑过程没有做过足够的技术和医学评估，以至于受刑者还活着，备受苦楚，我们虽然看着，却不能说，也不能做什么。一个长官命令士兵爬上去吊死受害者，但是这额外的负重却使受害者的眼球从面部凸暴而出。杰马勒帕夏就是这么残忍。一想起这个情景，我的心就在哭泣。
1915年8月，在找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阴谋叛乱的证据后，杰马勒写道：“我决定以最无情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叛徒。”他在贝鲁特吊死了十五个有名的阿拉伯人（包括一个耶路撒冷纳沙希比家族的人），随后，1916年5月，又有二十一人在大马士革门和贝鲁特被处死，从此杰马勒便有了“屠夫”的绰号。他对西班牙人巴略瓦尔开玩笑说他也会绞死他。
杰马勒同样怀疑犹太复国主义者叛国通敌。戴着塔布什帽的本-古里安已经在为土耳其招募犹太新兵了。杰马勒仍对他的个人魅力抱有信心。1915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两场侯赛尼家族和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特别会议，试图争得双方支持，建立一个土耳其统治下的共同家园。然而后来他却驱逐了五百个外国犹太人，逮捕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并禁止犹太人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标志。这些驱逐行为经过德国和奥地利报纸报道后引发了骚动，于是杰马勒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召集起来，警告他们不要有任何阴谋破坏行为。他说：“你们可以选择。我已经准备像以前驱逐亚美尼亚人那样驱逐你们了。任何人只要敢动一根手指头，我就会处死他。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有别的选择，维也纳和柏林所有的媒体就必须保持沉默！”随后，他又大声嚷嚷：“我本就不相信你们的忠诚。如果你们之前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话，你们就不会来到并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周围还都是仇恨你们的阿拉伯人。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应被绞死，然而我已经对绞刑厌倦了。我会把你们都流放到土耳其境内。”[2]
本-古里安被驱逐出境后将希望转向了协约国。在土耳其，阿拉伯人被征召入伍，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迫进入劳工营修建铁路，他们中许多人因饥饿和暴晒而死亡。疾病、虫害和饥荒接踵而至。瓦希夫回忆说：“蝗虫群厚得就如同云层。”他还嘲笑杰马勒企图“通过命令每个年过十二的人缴纳三千克蝗虫卵”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命令很快就导致人们开始进行荒唐的蝗虫卵贸易。
瓦希夫见证了“饥荒弥漫全国”的情景，此外还有“伤寒、疟疾，许多人因此死亡”。1918年，因流行病、饥荒及遭驱逐等原因，耶路撒冷犹太人口下降到了两万人。不过瓦希夫的声音，他的乌得琴，以及他为筹办狂欢晚会而邀请到漂亮客人的能力，则比往日更受人器重了。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杰马勒、他的官员们以及大家族权贵们在畅享欢乐，而耶路撒冷人却要为在战争带来的灾难中存活下来而奋力挣扎。贫穷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年轻的妓女们在老城四处游荡，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战争造成的寡妇，接一次客才收取两比索。1915年5月，一些教师在上课时间与妓女玩乐，被发现后遭到了解聘。妇女们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孩子。“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在米歇雷姆的贫穷的哈西德犹太人——“因饥饿而身体肿胀，在他们的脸上及全身，到处都是黏液、污秽、疾病及疮伤”。
瓦希夫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一次冒险：“我回到家只是换换衣服，每晚都睡在不同的房子里，我的身体因喝酒和玩乐已筋疲力尽。早晨起来，我会与耶路撒冷的名门一起去野餐，接下来我会在老城的小巷里举办有暴徒和恶棍参加的狂欢派对。”一天晚上，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置身于一个由四辆豪华轿车护送的队伍，其中包括总督、总督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情妇、土耳其不同州的州长，以及包括侯赛因·侯赛尼市长在内的大家族的权贵们。车队一直开到伯利恒附近的阿尔塔什，此次活动是为了在拉丁修道院举办一个“国际野餐会”：“在这个饥饿和战争使人们备受煎熬的困难时刻，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美好的一天。没有人再拘泥于礼仪，大家都在喝酒。当晚女士们是那么美艳。没有时间吃东西，所有人都在唱歌，就像一个唱诗班。”
总督的犹太情妇“异常喜爱阿拉伯音乐”，于是瓦希夫同意教她学习乌得琴。瓦希夫和他的老主顾们好似置身于一个炫目的狂欢游行中，参加游行的有“最漂亮的犹太女人”，有时还会有一些因战争而被困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女孩。有一次，第四军军需官劳申帕夏“喝得酩酊大醉，漂亮的犹太女人们让他神魂颠倒”。
瓦希夫不需要工作，因为那些权贵们（先是侯赛因·侯赛尼，然后是拉吉卜·纳沙希比）在市政机构给他安排了闲职。侯赛尼是“红新月”慈善机构的领导人，就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慈善只不过是那些人骄奢淫逸和往上攀爬的无耻的遮羞布。耶路撒冷“妩媚的女士们”被要求穿着迷人的装饰着红色新月的土耳其军队紧身制服，这种打扮对最高领导人杰马勒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杰马勒的情妇是利娅·特南鲍姆，瓦希夫认为她是“巴勒斯坦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另一位犹太女人西玛·马格里比亚成了驻军指挥官的情妇，而英国女人科布小姐则为总督服务。
有时候，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还会享受到在贵宾席品尝可口食物的待遇。有一次，当他和他的乐队被邀请到一个在犹太人家里举办的宴会上演奏时，他注意到“客厅非常大，一群土耳其军官鬼鬼祟祟地窥伺女士们”，这些女人当然也包括雷切尔小姐。突然，喝醉了的土耳其人开始斗殴，他们先是用手枪扫射灯具，然后开始互相扫射。妓女们和乐师四散逃命。瓦希夫心爱的琴也被弄坏了，但是漂亮的雷切尔小姐却把他拉到了一个衣柜里，衣柜与另一个房间的隐蔽入口相通，“她救了我的命”，也许是太高兴了，“我与她厮磨了整晚”。
1915年4月27日是苏丹穆罕默德的继位周年纪念日，杰马勒邀请土耳其和德国指挥官以及耶路撒冷权贵们来到位于新门外被强行征用的圣母教堂的指挥部，当时有五十个妓女陪伴着土耳其军官们，而显贵则携带着自己的妻子。
即便耶路撒冷的状况一直在恶化，巴略瓦尔伯爵为杰马勒准备的晚宴依然很丰盛。1916年7月6日的宴会菜单中有这些食物：土耳其汤、鱼、牛排、肉馅饼及塞满馅料的火鸡，接下来是冰淇淋、菠萝及水果。在他们用餐时，杰马勒说到了女人、权力，以及他关于全新的耶路撒冷的构想。他设想自己是耶路撒冷市的设计师，打算首先推倒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在老城的雅法门到圣殿山之间开辟出一条林荫路。他还夸耀说他已经与极富魅力的利娅·特南鲍姆结婚了。[3]杰马勒经常不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巴略瓦尔的家里，随着局势变得愈发危急，巴略瓦尔这个西班牙人开始用其影响力去限制这个屠夫的专制统治。
当杰马勒监管着逐渐恶化的耶路撒冷时，他的同僚副司令恩维尔，也在他与俄国人窝囊的决战中损失了八万人。他和塔拉特把他们的惨败归罪到基督徒亚美尼亚人身上，因此将他们成批地驱逐出境或杀害。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野蛮的杀戮中丧生，这可能为后来希特勒在二战中的屠犹行动提供了鼓励。希特勒回忆：“现在没有人会记得亚美尼亚人。”杰马勒声称反对这次大屠杀；他的确允许了难民到耶路撒冷定居，因此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口在战争中增长了一倍。
杰马勒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着秘密协商：他告诉巴略瓦尔说，伦敦方面想要他刺杀他的同僚塔拉特帕夏。杰马勒曾私下里接近协约国，承诺要进军伊斯坦布尔，推翻恩维尔，解救亚美尼亚人，成为苏丹的继承人。由于协约国并没有将他的话认真对待，杰马勒于是奋起抗争。他在耶路撒冷吊死了十二个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尸首挂在城墙周围示众；而恩维尔则巡游到东部，强调他的伊斯兰背景，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威胁，并开始密切关注他的同僚的动向。瓦希夫亲眼目睹了这个土耳其强人和杰马勒一起开进了耶路撒冷。在参观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大卫墓及圣墓大教堂之后，恩维尔主持了杰马勒帕夏街的开通仪式，然后便在法斯特酒店与市长侯赛因·侯赛尼一起娱乐，陪同他们的还有贾瓦哈里耶，他像往常一样安排了这次聚会。
随后，恩维尔和杰马勒这两个帕夏动身前往麦加，制止任何可能出现的阿拉伯人叛乱。然而，恩维尔的朝圣行为并没能为土耳其人挽回阿拉伯半岛。
* * *
注释
[1] 不久之后，鲁希·哈立迪便因伤寒而去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青年土耳其党毒死的。
[2] 杰马勒厌恶犹太民族主义或任何威胁到土耳其统治的因素，但同时，他却又寻求犹太人的支持：他许诺给予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摩根索购买西墙的机会，但随后又把这个许诺给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3] 利娅·特南鲍姆后来嫁给了基督徒律师阿布卡里乌斯·贝，他为她在塔尔比赫修建了一座名为“利娅别墅”的豪宅。利娅比他小三十岁，后来离开了他。之后，他将利娅别墅租给了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最终，这栋房屋归于摩西·达扬（Moshe Dayan）名下。
45　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
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就在大战开始之前，麦加的年轻王储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Abdullah ibn Hussein）于归途中在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开罗的英国总督、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他请求英军派兵援助自己的父亲。
阿卜杜拉的父亲侯赛因是大谢里夫、麦加埃米尔，也是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贵族，先知直系后裔哈桑王族之后。这个家族是麦加世袭埃米尔，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曾把他囚禁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监狱内超过十五年之久，同时委派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埃米尔。1908年，由于缺乏候选人，青年土耳其党将他派往麦加（在那儿他的电话号码是“Mecca I”）。面对恩维尔帕夏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特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的对抗，侯赛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准备阿拉伯战争，要么起兵反抗伊斯坦布尔。
阿卜杜拉自豪地向基奇纳展示了他在同南阿拉伯半岛酋长战斗中所受的新伤，基奇纳也展示了他在苏丹得到的伤疤。这个矮胖的阿拉伯人告诉高大的基奇纳：“阁下很容易成为目标，我个子这么矮，都让贝都因人给击中了。”尽管阿卜杜拉魅力无限，但基奇纳拒绝了支援谢里夫派的要求。
几个月后，大战改变了一切。基奇纳返回伦敦担任陆军大臣，发布了鼓舞人心的招兵海报，上面写着“你的国家需要你”。基奇纳依然是不列颠优秀的东方专家，当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向协约国发动圣战时，基奇纳想起了侯赛因，他提议任命侯赛因为英国扶持下的哈里发，并希望后者在阿拉伯半岛发动一场起义。他命令开罗方面联络谢里夫。
这件事情起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15年8月，谢里夫侯赛因突然提出要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并以此向英国索取一定回报。此时，英国远征加利波利失败，但仍主张彻底击溃土耳其人以打破西线僵局，然而此时一支英国军队在伊拉克库特市惨遭包围。所以英国人认为，除非受到阿拉伯起义的牵制，否则杰马勒帕夏将会很快征服埃及。伦敦因此命令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勋爵同意任何条件以确保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谢里夫侯赛因此时已年过六旬，被“阿拉伯的劳伦斯”描述为“非常自负、贪婪和愚蠢的人”，“根本没能力”统治一个国家，尽管如此，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老头”，而此刻英国非常需要他的帮助。受其精明的次子阿卜杜拉引导，侯赛因要求英国助其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哈希姆帝国[1]，这项过分的要求让英国无法接受，因为一旦成真，这个地区将出现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侯赛因提出，作为报答，他将通过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协会，如“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和“盟约社”（阿赫德），在他自己所属的阿拉伯区域以及叙利亚地区领导一场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但这注定是不现实的：他仅统领着几千名勇士，甚至不能统治全部的汉志，而敌对的酋长如沙特控制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侯赛因的地位岌岌可危。至于那些秘密组织，他们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积极分子，不久以后就被杰马勒消灭殆尽了。
麦克马洪不确定该对这些“悲喜剧式的自命不凡”的人作出多少让步，正当他为此烦恼时，侯赛因同时向“帕夏三雄”开出了比向英国人开出的还要高的价码，要求世袭汉志并结束杰马勒的恐怖统治。谢里夫派出三子费萨尔（Faisal）和杰马勒谈判，但是这个专制统治者却强迫他观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绞刑。
谢里夫和英国人的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19世纪，英国东方专家伪装成考古学家，以开罗为基地开展间谍活动，熟知了巴勒斯坦的概况。基奇纳拍摄了许多耶路撒冷的照片并绘制了地图，他有时甚至会伪装成阿拉伯人。相比大马士革的露天市场，他们当中许多人更了解开罗的各个俱乐部：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友善，却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认为犹太人在背后勾结敌人。当伦敦方面和谢里夫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的印度总督却坚持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谢里夫的敌人沙特人。英国似是而非的专家们发现自己正活在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绿斗篷》的现实版中，漂泊在广阔的奥斯曼海上，卷入了微妙的阿拉伯政治激流。
庆幸的是麦克马洪有一个非常了解叙利亚的军官。二十八岁的T．E．劳伦斯，被其同伴、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描述为“极为聪明的人”。劳伦斯是个古怪的局外人，他是英国保守党模棱两可的精神产物，并且始终苦恼于该效忠哪个主子——大英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他是个私生子：父亲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个世袭男爵，他抛下妻子和女教师萨拉·劳伦斯组建成一个新的家庭，并采用了她的姓氏。
劳伦斯从小就渴望将来既精力充沛又能深思熟虑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在牛津大学撰写关于十字军城堡的毕业论文时，曾训练自己以增强忍耐力。之后，他游遍叙利亚，掌握了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在伊拉克境内的赫梯遗址工作。在那儿，他和年轻的阿拉伯助手达霍姆（Dahoum）成了朋友，或许甚至是一生的情侣。他的性取向和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依然神秘，但是他嘲笑“我们滑稽的生殖过程”，他的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说：“他不是个厌恶女人的人，但是如果突然被告知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女人，他也仍会保持沉着冷静。”居留伊拉克期间，他计划写作一本关于耶路撒冷和其他六个阿拉伯城市的“冒险记”的书，他以《箴言篇》中的诗句将该书命名为“智慧七柱”。该书从未发表，后来他把这个名字挪用给了另一本书。
“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皮肤茶色的男人，典型的英国脸，被沙漠晒成古铜色，还有一双奇特的蓝眼睛”，像美国人后来描述的一样，劳伦斯身高5英尺5英寸（约1.65米）——格特鲁德·贝尔叫他“小淘气”。他写道：“我的头脑如夜猫般敏捷而冷静。”他对每个人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是个词藻华丽的作家和敏锐的观察家，但对不喜欢他的人却格外粗鲁。他承认曾遭受过“渴望成名”之苦，“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恐惧”。他所做的一切都因为“任性的好奇心”。这个具有骑士精神并笃信正义的人，还是个阴险的阴谋家以及自我神化的家伙。洛维尔·托马斯称之为“一个无意中闯入聚光灯下的天才”。他身上虚荣心和受虐心并存：“我喜欢我内心的事物，不断享受我的快乐并一直冒险下去，在堕落中，似乎还能得到一点确定感。”
在开罗，麦克马洪开始向这位下级军官求助：他已成为“主动和谢里夫谈判的人”。正如劳伦斯在他的报告中写到的，他总发现自己“在思考萨拉丁和阿布·乌拜达”，但他和许多阿拉伯学者一样，认为沙漠中的阿拉伯是纯洁的和高尚的——不像巴勒斯坦那些人。他明确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为叙利亚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但他不承认耶路撒冷真的属于阿拉伯人——它是个“肮脏的城市”，他写道，它的人民“像饭店的仆人般毫无个性，依靠穿行的成群游客而生存。众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民族性的问题在此远离了他们，如同复本位制远离得克萨斯生活一样毫无瓜葛”。像耶路撒冷或贝鲁特这样的地方已“陈旧不堪——说它是叙利亚的代表，就好像说伦敦苏豪区可以代表整个英国一样荒谬。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回复侯赛因。他故意含糊其辞，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麦克马洪同意侯赛因要求的帝国，包括劳伦斯列出的叙利亚东部城市，但不包括争议地带以西部分。双方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及耶路撒冷。谢里夫不可能接受将耶路撒冷排除在外，但英国人在那儿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未提及这座城市就是回避问题。另外，麦克马洪坚持应排挤掉法国的所有利益——法国对耶路撒冷的诉求由来已久。事实上，高级专员计划名义上将耶路撒冷放在埃及阿尔巴尼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样圣城还是属于穆斯林，但事实上却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需要阿拉伯人立即起义，所以就许下必要的但尽量含糊的承诺。然而麦克马洪的种种承诺还不够暧昧，就在英法开始正式谈判瓜分奥斯曼帝国之前，阿拉伯人提高了他们对此的期待。
英国谈判者、国会议员和约克郡男爵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个富有创造力和难以驯服的业余人士，曾游历东方并因此成为卓越的专家——尽管劳伦斯称他“满腹偏见、肤浅和伪科学”。他真正的天赋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热情，这种奔放具有很大的魅力，以至于他的上司乐意让他插手任何他感兴趣的东方政策。赛克斯和他的法国搭档——驻贝鲁特领事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同意由法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由英国接收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并在英法监督下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而耶路撒冷则将由法、英、俄实行共管。[2]这些对于过去七十年中一直觊觎控制耶路撒冷的三个帝国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也容许以某种形式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因为英国仍暗中觊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不久协定就失效了。
1916年6月5日，谢里夫侯赛因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秘密，但意识到了奥斯曼人将推翻他，因此在麦加举起红旗，发动阿拉伯起义。他自称“阿拉伯人之王”，这个称号是用来警告英国人的，后者劝他将头衔降为“汉志之王”。这仅仅是开始：历史上极少的家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戴上如此多的王冠。侯赛因国王任命他的儿子们指挥规模很小的军队，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叙利亚的起义从未实现。英国人发现，很难搞清楚谢里夫这伙人究竟能否发挥作用，因此到10月的时候，后来统治耶路撒冷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的下属劳伦斯来到了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劳伦斯细心观察着国王的四个儿子，以便找到理想的阿拉伯统治者，很快，他发现只有次子阿卜杜拉和三子费萨尔堪当重任。但他不愿接受阿卜杜拉，他认为阿卜杜拉“聪明过头了”，阿卜杜拉则觉得劳伦斯是个“怪物”。劳伦斯见到费萨尔王子第一眼就惊为天人：“三十一岁，高大、优雅、强壮，形象近乎帝王；矫捷且精力充沛；面部光洁如同纯正的切尔克斯人；黑色头发、深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欧洲人，而且非常像丰特莱修道院里的理查一世纪念像。一个众人崇拜的偶像。”劳伦斯称赞他是“一个绝对了不起的人”，但又说费萨尔也是“一个鲁莽无畏、懦弱胆怯、愚昧无知的人——我是出于怜悯才服务于他”。
阿拉伯起义失败了，虽然是爆发在谢里夫自己的汉志领地里，劳伦斯见证了费萨尔的几千骆驼骑兵被“一个连的土耳其人”打败。然而如果他们当初袭击哨所、破坏铁路，也许可以钳制住整个奥斯曼军队。当劳伦斯被分派到费萨尔麾下时，他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并创造了现代起义的典范。但正是费萨尔使劳伦斯穿上传奇的外衣，“身着华丽的绣金白丝袍”，正如他在其阿拉伯起义指南——21世纪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军官必读之物——里所写的一样：“如果你穿戴上阿拉伯服饰，就要穿最好的，打扮得要像个谢里夫。”劳伦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且具有苦行诗人的气质，但他明白“处理阿拉伯人问题的全部秘密就是不断地研究他们。通过聆听和间接调查，了解他们的家族、氏族和部落、朋友及敌人”。他学会骑骆驼，并像贝都因人一样生活，但他从未忘记将大量的英国黄金分发给他的部队以确保他们团结一致——“这是这些部落曾经历过的最富得流油的时候”——甚至五十年之后他们仍认为他是“带着黄金的人”。
战争的杀戮与磨练既让他恐惧又让他兴奋。“我希望这听起来是个玩笑，”在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他写道，“正是最业余的行为使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贝都因人是唯一能干好这个的民族。”当他的一个部下被控谋杀时，劳伦斯不得不亲手执行对谋杀者的死刑，以避免血亲复仇。在经历一场土耳其人的屠杀之后，他希望“一旦我苏醒并重新活过来，这些噩梦也就结束了，土耳其人这种不断的杀戮非常可怕。”
得知赛克斯和皮科瓜分中东的秘密时，劳伦斯感到羞耻：“我反对号召他们为我们的谎言而战。”有很多次，他在绝望中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希望一度被扼杀在路途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坚定的亲英者和亲阿拉伯者”，但他鄙视帝国的征服，更愿意阿拉伯成为一块独立的疆域，但需要在英国的保护下。“假如我幸免于难，我不仅能打败战场上的土耳其人，也能打败我自己的国家以及议会中的支持者”。
劳伦斯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他的计划一起透露给费萨尔。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一个法属叙利亚的出现，就必须亲自解放它，还必须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军事气势为阿拉伯人赢得叙利亚：劳伦斯带领着费萨尔的军队，经过300英里（约483千米）的迂回历险，穿过艰难的约旦沙漠，袭击了亚喀巴港口。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杰马勒第三次进攻埃及失败后，英国人穿越西奈进行反攻。1917年春，在奥匈帝国的炮火掩护下，一万六千名德国人在加沙两度击败英国人。杰马勒意识到他们会再次发起进攻。巴勒斯坦此时正情绪高昂地密谋反抗奥斯曼。帕夏的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亲英犹太间谍网，其成员遭到严刑拷打：他们的指甲被拔掉，头颅被老虎钳夹裂，最后被处以绞刑。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的警察正在搜寻另一个犹太间谍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诗人、商人和修理工。他们声称他建立了一个依托妓院的间谍网。莱文躲在他朋友卡里尔·萨卡基尼的家里，萨卡基尼是耶路撒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同意保护莱文。复国主义者的间谍网激怒了杰马勒，他曾于4月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召见外国领事们，并发表了一项险恶的声明：他威胁要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残酷地驱逐亚美尼亚人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面临死亡。
“我们发现自己被迫为耶路撒冷而战。”杰马勒告诉恩维尔。他们邀请了指挥过凡尔登战役的前德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来到耶路撒冷，并向后者请教怎样打败英国。恩维尔越过杰马勒，将最高领导权给予了德国人。“法尔肯海因指挥的凡尔登战役对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杰马勒警告恩维尔，“所以由他来领导巴勒斯坦战争也将会成为我们的灾难。”
1917年6月，垂头丧气的杰马勒在耶路撒冷车站迎接法尔肯海因。他们还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台阶上一起尴尬地拍了合影。法尔肯海因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建立了指挥中心。亚洲军团的德国士兵挤满了城中的咖啡馆，他们的军官则接管了法斯特酒店。“我们身处圣地，”驻扎在城内的一位典型的年轻德国士兵鲁道夫·胡斯[3]写道，“我们周围充斥着那些宗教史上耳熟能详的古老名字和圣徒故事，这和我幼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奥地利的军队在城中列队行进，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则在西墙边祈祷。杰马勒帕夏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大马士革管理属于自己的省份。德国皇帝最终控制了耶路撒冷——但为时已晚。
6月28日，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勋爵以新任英军司令的身份到达开罗。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劳伦斯和谢里夫派就占领了亚喀巴。劳伦斯骑骆驼、乘火车、坐轮船，仅用四天就到达了开罗，向艾伦比报告他的胜利。尽管艾伦比是个率直的传统骑兵，他还是立刻被这位消瘦的身着贝都因长袍的英国人打动了。艾伦比任命劳伦斯和劳伦斯的谢里夫骆驼军团充当他的机动右翼。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法尔肯海因的副官弗朗茨·冯·巴本上校布置了防御工事并计划进行反攻。但德国人低估了艾伦比，他们于1917年10月31日遭到突袭，艾伦比发动攻势占领了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当艾伦比集结了七万五千名步兵、一万七千名骑兵和少量的新坦克时，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正和一个出生于俄国、名叫哈伊姆·魏茨曼的科学家协商一项新政策。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穿梭于白厅、出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高谈古代以色列和《圣经》的俄国移民，在努力设法使一项政策赢得英帝国支持，这项政策像君士坦丁或萨拉丁曾经作出的决定一样，将彻底改变耶路撒冷，并深刻地影响今天的中东。
他们早在十年前就见过，但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红润的脸颊和修长的四肢，贝尔福被人昵称为“颓废派”和“漂亮的范尼”，又因为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时的冷酷，他也被称作“血腥贝尔福”。他是苏格兰商人和英格兰贵族的后裔——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担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的妹妹。他曾陪同他的舅舅和迪斯累利出席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是当他于1902年继承索尔兹伯里爵位后，有人见了他就语带讽刺地说：“鲍伯是你舅舅啊！”既是哲学家、蹩脚诗人又是激情网球手的贝尔福是个从未婚娶的纨绔的浪漫主义者，还是一个轻浮的成天将“无所谓而且根本无关紧要”挂在嘴边的即兴诗人。大卫·劳合·乔治尖刻而谨慎地评价说，历史将像“记住手帕上的芳香一样”铭记贝尔福。事实上，就和魏茨曼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来说，他确实是最值得铭记的人。
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魏茨曼来自平斯克附近的犹太小村庄，父亲是个木材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后来他从俄国先后逃往德国和瑞士学习科学，三十岁时移居曼彻斯特并在大学教授化学。
魏茨曼“既放荡不羁又富有贵族气息，既德高望重又爱冷嘲热讽，充满着俄国知识分子刻薄和自嘲的才智”。他“天生就是个贵族，与国王和首相们打成一片”，还设法赢得了丘吉尔、劳伦斯和杜鲁门总统等人的尊敬。他的妻子维拉是沙皇军队中为数不多的犹太军官的女儿，她把大多数俄国犹太人看作卑贱粗俗的人，喜欢英国贵族气质的社交界，并确保她的“小哈伊姆”穿着得像一个爱德华时代的绅士。魏茨曼，这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痛恨沙皇俄国，也鄙视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很像“养尊处优的列宁”，并时常被误认成后者。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演说家”，他那流利的英语总是夹杂着俄国口音，还有他那“结合着猫科动物致命的攻击、火热的激情和远见卓识的近乎女性的魅力”。
1906年，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和平斯克犹太人毕业生首次见面。他们的谈话短暂但令人难忘。“我记得贝尔福以他通常的姿势坐着，跷着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贝尔福于1903年担任首相，曾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乌干达方案，但此时他已失去权力。魏茨曼担心他的漠不关心只是“一种掩饰”，所以他解释说，如果摩西听到乌干达方案，“他肯定会再次摔碎那两块石板”。[4]贝尔福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贝尔福先生，假如我给你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你愿意要吗？”“魏茨曼博士，可我们已经拥有伦敦啦。”
“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时，我们就有耶路撒冷了。”
“像你这么认为的犹太人多吗？”
“我道出了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的心声。”
贝尔福甚感钦佩，但又补充说：“很有趣，我遇到的犹太人可不都如此。”
魏茨曼知道大多数英国犹太贵族都嘲笑复国主义，他回答道：“贝尔福先生，那是因为您没有遇到真正的犹太人。”
这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过魏茨曼遇到了他第一个帝国政治家。贝尔福已大选败北，随后赋闲数年。其间，与贝尔福见面后不久的魏茨曼首次拜访了耶路撒冷，并发起一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活动。巴勒斯坦充满活力的复国主义农场震撼了他，但耶路撒冷的现实景象却是“一座依靠施舍而生存的城市，一个悲惨的隔都”。在那里，“我们没有一处像样的建筑——除了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在耶路撒冷都有立足之处。耶路撒冷使我情绪沮丧，夜幕降临之前我离开了这座城市”。魏茨曼回到曼彻斯特，成为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并和编辑C．P．斯科特成为朋友，斯科特是《曼彻斯特卫报》的所有者，也是一个类似于《圣经》先知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好吧，魏茨曼博士，”斯科特1914年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大战之初，魏茨曼被“干脆利索、令人着迷、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入海军部。丘吉尔说：“哦，魏茨曼博士，我们需要三万吨丙酮。”此时魏茨曼已经研制了生产丙酮的新配方，这种溶剂用于制造无烟炸药。丘吉尔问道：“你能制造吗？”那时的魏茨曼不仅能够制造，而且已经制造出来了这种溶剂。
数月后的1914年12月，C．P．斯科特邀上魏茨曼和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以及他的同僚赫伯特·塞缪尔共进早餐。魏茨曼注意到，为了掩饰他们的过分严肃，大臣们都用轻浮幽默的方式讨论着战争，不过“我非常羞怯，并忍受着被压抑的兴奋”。魏茨曼吃惊地发现这些政治家们都很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劳合·乔治承认：“当魏茨曼博士讨论巴勒斯坦时，对我来说，他一直提到的地名比西线上的那些还亲切。”并且他愿意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但劳合·乔治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见过面。魏茨曼一直谨防着塞缪尔——他不仅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有关系的英国犹太银行家后裔，还是首位进入英国内阁的虔诚犹太人——直到他透露出他正在拟定一份关于犹太人回归的备忘录。
1915年1月，塞缪尔向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递交了他的备忘录。“已经在分散各地的一千两百万人中引起轰动，”塞缪尔写道，“人们普遍同情这种恢复希伯来人家园的想法。”阿斯奎斯嘲笑犹太人这种“可以集体返回”的想法，并讥笑他们是“一个多么引人瞩目的社团”。至于塞缪尔，阿斯奎斯说他的备忘录“读起来像一本新版的《坦克雷德》，[5]我对他的建议不感兴趣，但有一幅奇怪的插图表述了迪奇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正是这幅奇怪的插图使条理清晰、善于思考的赫伯特·塞缪尔采取了这种非理性的做法”。阿斯奎斯甚至更吃惊地发现：“说来也奇怪，这个提案的唯一反对人正是劳合·乔治，他并未谴责犹太人，却认为这种令人震怒之举将使得‘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占领圣城。”阿斯奎斯认为劳合·乔治关于耶路撒冷应归英国所有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却是错误的。
劳合·乔治，这个蓝眼睛的威尔士浸礼会小学校长的儿子和轻率的好色之徒，一头蓬乱的白色长发使他看起来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他非常关注犹太人，作为一名律师，他早在十年前就代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案件。劳合·乔治是一位激情改革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公爵们的迫害者以及雄辩演说家和天生表演家。他宣称：“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犹太人的历史，比关于我自己家乡的都多。”大战一爆发，他就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战争大臣和浪漫的帝国主义者，深受希腊古典作品和《圣经》的影响。
劳合·乔治再次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贝尔福匆匆写道：“魏茨曼无需介绍。我还记得我们1906年的谈话。”他用“好吧，您还没有改变太多”来问候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接着他又用沉着、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您知道，当枪声匿迹时，您可能就会得到你们的耶路撒冷，这是您正为之奋斗的一项伟大事业。您还需要不断地来找我。”他们开始定期会面，夜里一边绕着白厅散步，一边讨论着一个犹太家园将如何在命运的转折下，在符合历史的正义与英国的权力影响下运行。
现代科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比以前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贝尔福现在担任海军大臣，而劳合·乔治则担任军需大臣，二人最关心魏茨曼研制炸药的工作。魏茨曼发现自己与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头面人物“扯上了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这促使他仔细思考他卑微的身世背景：“我，哈伊姆·魏茨曼，一个来自乡村的犹太人，白手起家，现在也不过是一所地方大学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贵族们来说，魏茨曼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他就像一个《旧约》中的先知。”丘吉尔后来这样评价说，尽管他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声称，他感激魏茨曼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因此才支持犹太人，但事实是犹太人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内阁强有力的支持。
《圣经》，关于耶路撒冷的经书，在其成书两千多年之后再次影响了这座城市。“英国是个《圣经》国家，”魏茨曼写道，“那些毕业于古老学校的英国政治家笃信宗教。他们理解回归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现实，这迎合了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和美国一样，“英格兰也是阅读和思考《圣经》的国度，”劳合·乔治的一位助手注意到，“英国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渴望返回他们古老家园的群体。”他把这种渴望当作一种“不可否认的本能愿望”。
在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中，有些东西隐藏得更深：英国领导人天生同情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情怀在战争期间由于沙皇的压迫得到进一步强化。欧洲的上流社会目眩于犹太富豪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难以置信的财富、异族的权力和富丽堂皇的宅邸。然而这也让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由受迫害的《圣经》英雄组成的高贵的种族，是不是大卫王和马卡比的后裔，抑或是包藏祸心、精于算计、长着鹰钩鼻且拥有超能力的霍比特人。在一个种族优越论泛滥的年代，贝尔福确信犹太人是“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时代之后最有天赋的人类种族”。丘吉尔也认为他们是“最令人惊叹和富有天赋的种族”，但同时又称他们是一个“上帝和恶魔特选的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种族”。劳合·乔治私下批评赫伯特·塞缪尔具有“他的种族最糟糕的典型特征”。但三个人都是真正的亲犹主义者。魏茨曼深知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论和基督教希伯来主义之间只一线之隔：“我们同样痛恨反犹主义和亲犹主义。两者都是可耻的。”
然而在政治活动中，时机决定一切。1916年12月，阿斯奎斯政府倒台。劳合·乔治继任首相，并任命贝尔福为外交大臣。劳合·乔治被描述为“自查塔姆伯爵之后最伟大的战争领袖”，而且他和贝尔福会用尽一切手段赢得战争。在这场持久的、可怕的对德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犹太人的独特态度和1917年特殊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使得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确信：对于英国取胜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必要的。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1917年春，美国参战，俄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明显，女王陛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如何将俄国保留在协约国行列内，”一位重要的英国官员解释说，至于美国，“如果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政策的目的之一，很可能会对美国政府产生正面的影响。”即将访问美国的贝尔福告诉他的同僚：“现在美俄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明显支持复国主义。”如果英国能发表一个支持复国主义者的宣言，“我们应该可以在俄国和美国开展极其有效的宣传”。
英国人知道，德国人正在考虑一个属于自己的复国主义宣言，因此应该加紧向俄国和美国宣传——毕竟，复国主义是德国和奥地利人的主意，1914年以前复国主义者一直以柏林为基地。1917年8月，当杰马勒帕夏这个耶路撒冷的独裁者访问柏林时，他会见了德国的复国主义者，奥斯曼大首相塔拉特帕夏勉强同意促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与此同时，艾伦比将军正在巴勒斯坦边境秘密准备进攻。
这些才是英国支持复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与魏茨曼的个人魅力无关。此时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贝尔福宣称：“我是一个复国主义者。”可能正是复国主义成了他唯一真正充满激情的事业。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此时的军需大臣——也成为了复国主义者。那个兴奋的牛虻马克·赛克斯勋爵，此时也已经进入内阁，他突然相信英国需要“全世界犹太人的友谊”，因为“没有伟大的犹太民族支持我们，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项事业”——也就是赢得这场战争。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之间论争不断。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问道：“怎样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合·乔治辩论说：“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是一位饱受折磨的犹太人、一位银行继承人，还是赫伯特·塞缪尔的表亲，他激烈地争论说复国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反犹主义。许多英国犹太要人同意他的观点：摩西爵士的侄孙克劳德·戈登史密斯·蒙蒂菲奥里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发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魏茨曼抱怨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方面又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只是犹太教的附属物”。
蒙塔古和蒙蒂菲奥里拖延了宣言的发表，但当魏茨曼来到白厅办公时，他回击并说服了休息室和国会里的犹太要人及英国贵族。他赢得了二十岁的多莉·德·罗斯柴尔德的支持，后者把他引见给了阿斯特家族和塞西尔家族。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克鲁侯爵夫人告诉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支持魏茨曼。”在英国犹太人的无冕之王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帮助下，魏茨曼击败了他的犹太对手。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在内阁中随心所欲。“我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魏茨曼教授提交了方案。”贝尔福记录道，他同时安排赛克斯负责谈判。
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表示赞同，这为10月底的决定扫除了障碍：在艾伦比将军占领贝尔谢巴当天，赛克斯找到了正在内阁办公室前厅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赛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贝尔福发表了他的宣言，随后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应明确理解，不能做任何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后来控诉英国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英国曾同时将巴勒斯坦许诺给谢里夫、复国主义者和法国人——英国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大起义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很讽刺，那些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诺都是战时、短期、欠考虑和紧急政治权宜的结果，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许诺。赛克斯愉快地表示：“我们向复国主义、亚美尼亚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独立作出承诺”，然而矛盾重重，叙利亚已被明确许诺给了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写给谢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将这座城市许诺给犹太人。《赛克斯—皮科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并且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6]
《贝尔福宣言》旨在将俄国犹太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但就在宣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要是列宁早几天行动，《贝尔福宣言》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俄国犹太力量——从白厅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和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基督徒所共同推动的复国主义，此时已脱离俄国犹太人独立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事实上，宣言应该以劳合·乔治的名字命名，而不是贝尔福。决定英国必须占有巴勒斯坦的正是劳合·乔治。他说：“哦，我们必须夺取那儿！”这是任何犹太家园建立的先决条件。他不打算和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分享它，而耶路撒冷就是他最终的战利品。当艾伦比成功进入巴勒斯坦时，劳合·乔治明目张胆地要求将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一份圣诞礼物献给英国”。
* * *
注释
[1] 这个命名来自哈希姆，先知的曾祖父。他们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孙子哈桑的后裔，因此被授予“谢里夫”的称号。他们自称是哈希姆王族，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谢里夫派”。
[2] 起初赛克斯考虑将耶路撒冷划给俄国，该国朝圣者在战前已经充满了这座城市。之前俄国已被许诺将获得伊斯坦布尔，《赛克斯—皮科协定》又允诺以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地。
[3] 胡斯是奥斯维辛（大屠杀期间，上百万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毒死并焚烧）未来的党卫军司令，他正考虑谋求天主教牧师的职业。耶路撒冷“在我后来放弃信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厌恶那种见利忘义的态度，那儿的许多牧师以这种态度进行着被他们自称为圣物的交易”。他因膝盖受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回避所有感情表露”的胡斯在耶路撒冷受到一位德国护士的引诱：“我为爱情的魔力而倾倒。”1947年4月，他被处以绞刑。此时，一个“吵闹的”年轻德国男孩利用圣母教堂附近的野战医院帮助了美国侨民，他就是德国副领事的儿子鲁道夫·赫斯，纳粹德国未来的副元首。1941年赫斯带着疯狂的和平使命飞到苏格兰，但却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4] 指摩西得到上帝赐予的两块石板后，下山见到犹太人祭拜异教神明，气得将石块摔碎的故事。——译注[5] 在迪斯累利著名的一部小说《坦克雷德》中，一个公爵的儿子旅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一个犹太人富有远见地说道：“英国人将占有这座城市；他们将管理它。”劳合·乔治的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其他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6] 他还想到了第四种中东方案：他与帕夏三雄间接并非常秘密地谈判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奥斯曼和平协议。该协议通过将耶路撒冷留给苏丹而背叛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几乎同一周，我们还亲自许诺确保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恼怒的寇松写道，“我们要考虑留下土耳其人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吗？”谈判无果而终。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1917年11月7日，艾伦比拿下加沙。16日，他又拿下雅法。耶路撒冷陷入绝望的境地。坐镇大马士革的屠夫杰马勒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他首先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神父，炸毁基督教建筑，包括圣救世主修道院。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天主教徒冯·巴本上校救下了一位拉丁大主教，并把他安置在拿撒勒。杰马勒在大马士革绞死了两个犹太间谍，然后他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届时将没有任何犹太人活下来去欢迎英国人。在匆匆赶往陆军元帅冯·法尔肯海因处并向他抱怨之前，巴略瓦尔伯爵在其日记中提道：“我们正处于反犹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此时就连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国人都感到沮丧。克雷斯将军相信，杰马勒的反犹主义威胁是“不理智的”，他因此利用权位下令保护犹太人。这是杰马勒最后一次插手耶路撒冷事务。[1]
11月25日，艾伦比拿下了圣城外的先知撒母耳墓。德国人无计可施。巴本回忆道：“在我们因蛮攻而备受指责之前，我恳求法尔肯海因撤离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他想象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德国佬因将圣城夷为平地备受指责！”法尔肯海因叫喊着：“我失去了凡尔登，现在你又要我撤出这座世界瞩目的圣城。不可能！”巴本打电话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大使承诺会和恩维尔沟通。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德军司令部。艾伦比的情报长官则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他们神智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难民们涌出城市。法尔肯海因摘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礼拜堂里的凯撒画像，离开这座城市，并将司令部迁到了纳布卢斯。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榴弹炮轰炸着彼此的防线。奥斯曼人在先知撒母耳墓进行了三次反攻，恶战持续了四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教师萨卡基尼写道，“炮弹四处散落，完全失控，士兵们四处逃窜，恐惧笼罩着一切。”[2]12月4日，英国飞机轰炸了设在俄侨区的奥斯曼司令部。德国军官在法斯特酒店痛饮着他们的最后一杯杜松子酒，并开怀大笑，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此时，奥斯曼的将军们争论着是否要投降，侯赛尼家族则在他们的宅邸中秘密集会。成车的伤兵和碎裂的尸体散落街头。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大雨使群山模糊不清。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Izzat Bey）用锤子砸碎他的通讯设备，并将投降书交给市长，随后从美侨区“借”了一辆两驾马车，还发誓说一定会归还，[3]接着直奔耶利哥而去。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军队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9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撤出，巴略瓦尔伯爵称这一天为“非常美好的”一天。上午7时，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圣斯蒂芬门。巧合的是，那天正是犹太哈努卡节——庆祝马卡比解放耶路撒冷的光明节——的首日。抢劫者洗劫了雅法路上的商店。上午8时45分，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了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始终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两个伦敦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也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他们倒是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们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给了一八零旅旅长C．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了指挥一六零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4]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一件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洋洋，几天后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凯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是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他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是“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那天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对我来说，”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在雅法门典礼上对我的任命”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充满酒店招待”的“一个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他的力量、威严和身材，艾伦比被冠以“血腥公牛”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同时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他说他“道德上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字军东征现在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静静地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了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进行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并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欢欣鼓舞，此前也从未如此温和地被接收。”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而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府。”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嘴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5]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复国主义使团在弗拉基米尔·雅布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资助下到达圣城。雅布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久经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那儿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反抗大屠杀。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6]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布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打消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但像之前的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帮助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麦格赫勒比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很可能会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表示。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可以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而且他不得不浪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还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一个指定区域“瓦扎”，这样治安会更容易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一些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的。”
在雅法门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覆盖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的观点，从鄙视亵渎神明的复国主义的极端正统派，到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再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方面的派别，有民族主义以及想要驱逐犹太移民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有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自由人士。阿拉伯知识分子讨论着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自由学会，要求联合叙利亚，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Goneral Borton）。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也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像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7]还把圣殿山看作一个“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能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能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个剑桥古典学者。他“带有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干”。他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名于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仰光银行的一名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和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资助，协会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8]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布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布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布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是一个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的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复国主义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反映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他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布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服的卡基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是这位复国主义者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9]——“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也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又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因此《议事录》接受度很高。
斯托尔斯“心思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这些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维持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拉-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却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由他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10]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了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对于实际占领它的我们来说，又应该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感染所致），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过去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省长，他逐渐掌握了反对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复国主义者们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当地人的恐慌。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了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殖民犹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是天然进口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以后他登上王位的话，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没有想到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内的巴勒斯坦。叙利亚是一件战利品，因此费萨尔乐意作出妥协去保护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达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安立甘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了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观察家们注意到穆夫提内心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复国主义者唱起赞歌《希望》。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那儿读着他的书。不久，那位英国的贝都因人就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了美国记者洛维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米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起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批准费萨尔，这位叙利亚待立的国王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这项决策的真正决定其实来自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一样。”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已经安排好会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却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去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上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着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的东西。”
* * *
注释
[1] 1917年杰马勒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在奥斯曼投降的第二年，他飞到柏林，并在那儿撰写了回忆录。1922年，作为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报复，他在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暗杀，即便他声称：“我承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将造成巨大不幸。”也或许正如其所说，“我可以把将近一万五千人带去贝鲁特和阿勒颇”。塔拉特也被暗杀了；在中亚领导了土耳其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恩维尔则在战斗中阵亡。
[2] 12月3日，奥斯曼的秘密警察突袭了萨卡基尼的家，他正藏匿着犹太冒险家和间谍阿尔特·莱文。这一善举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古老的奥斯曼宽容近乎最后的一例。两人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到大马士革。
[3] 两年后，这些侨民还一直努力索回他们的马车，或争取补偿，他们给军事首长斯托尔斯写信：“1917年12月8日，上任总督借走了我们的马车，还有油、布罩、弹簧椅、鞭子、套马杆和两匹马。”
[4] 那个手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床单的阿拉伯男孩将扫帚柄插入土里，但瑞典摄影师偷走了床单。英国人以此威胁要逮捕他，他就将床单交给了艾伦比。艾伦比将床单送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至今它仍保存在那里。
[5] 努赛贝族人声称，当他们带着艾伦比参观这座教堂时，他索要了钥匙。“现在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他说，“我还给你钥匙，不过这些钥匙不是来自欧麦尔或萨拉丁，而是来自艾伦比。”20世纪60年代的约旦外交部长哈齐姆·努赛贝在其2007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6] 艾伦比的一位军官，时年三十二岁的国会议员威廉姆·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上尉，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侄孙。他常讲起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名漂亮的阿拉伯女人向他示意，并把他带到一个山洞，在那儿，他发现并逮捕了一群奥斯曼军官。
[7] 斯托尔斯在这座教堂里有一项令人激动的发现。令希腊神父极其愤怒的是，他在南门发现了最后一个十字军的坟墓——一名《大宪章》的签署者，亨利三世的导师，人称多布尼·菲利普，费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十字军，后于1236年死于耶路撒冷。时下斯托尔斯派英国士兵守卫着这座坟墓。
[8] 侯赛尼家族正如日中天：他们那时拥有巴勒斯坦大约1.25万英亩（约5059万平方米）的土地。市长侯赛尼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欢迎。斯托尔斯喜欢卡米尔·侯赛尼穆夫提。直到那时，穆夫提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伊斯兰教法学哈乃斐派（受到奥斯曼人的支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加入位于那座城市的费萨尔王子的队伍，斯托尔斯同意了。
[9] 《议事录》的英文版本在英美取得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在《我的奋斗》中，他解释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是名副其实的”。1925年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主教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他的教友们。
[10]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摩苏尔。”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
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完成克里蒙梭最初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阿拉伯人建立国家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
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布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无视了这个警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布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布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
雅布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布廷斯基的住处，雅布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和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国防军。
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布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布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组建了复国主义修正者联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布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布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是“所有英语中最荒谬的词汇。水牛群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布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元首”。
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2]
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了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共计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道“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起初，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布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是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劳伦斯后来说道：“我非常喜欢温斯顿，而且很尊敬他。”因为恃强凌弱的冒险、狂妄傲慢的自我推销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丘吉尔已经闻名于世。这个年近五十的殖民大臣面临着捍卫一个新帝国所需人力和物力的沉重代价：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接连发生反对统治的流血暴乱。丘吉尔于是在开罗召开会议，向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统治者移交了某些权力。劳伦斯则提议将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交给费萨尔。
1920年3月12日，丘吉尔召集阿拉伯专家在塞米勒米斯饭店开会，会议期间，一对索马里幼狮在他们脚下嬉耍。丘吉尔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不用忍受“令人讨厌的沙漠”，但劳伦斯厌恶这样。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布满大理石和青铜的酒店里，非常昂贵和奢侈——令人讨厌的地方，让我觉得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东领域的专家都在这儿。后天，我们将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融洽：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能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丘吉尔已经接受了“谢里夫解决方案”：在英国违约以后，劳伦斯终于看到谢里夫和他的儿子们重新获得了一些荣誉。
老谢里夫，汉志的侯赛因国王，不敌沙特酋长伊本·沙特（Ibn Saud）所率领的瓦哈比武士。[3]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战士试图抵抗沙特人时，却被击溃了：阿卜杜拉不得不身着内衣从帐篷后面逃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本计划由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就任伊拉克国王。现在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阿卜杜拉则一无所有。
此时，丘吉尔的会议正在开罗举行，阿卜杜拉带领三十名军官和两百名贝都因人进入今天的约旦——属于英国托管的一部分——为自己夺取了贫瘠的封地——就连寇松勋爵也认为“这么大的公鸡，恐怕很难在这么一小块污秽之地待下”。这种胆大妄为的消息传到丘吉尔那里时，已是既定的事实。劳伦斯建议丘吉尔支持阿卜杜拉。丘吉尔于是派出劳伦斯邀请王子在耶路撒冷会面。
3月23日午夜，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在加沙受到热情群众的欢迎。人群叫喊着“为部长欢呼”和“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丘吉尔不明就里，一如往常向人群友善地挥手。
在耶路撒冷，丘吉尔和塞缪尔住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他在那儿四次会见了由劳伦斯陪同的“谦虚友好的”阿卜杜拉，后者是有前途的外约旦占领者。希望建立一个哈希姆帝国的阿卜杜拉，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住在他统治的王国内，这个王国将来包括叙利亚。丘吉尔说，假如阿卜杜拉承认法属叙利亚和英属巴勒斯坦，那么他就愿意承认外约旦。阿卜杜拉勉强同意，丘吉尔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还记得：“阿卜杜拉执政外约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劳伦斯最终将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送上王位，完成了使命。[4]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向丘吉尔请愿，他们依据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声称“犹太人就是一个终结世界的民族”，“在很多国家，犹太人都是最积极的毁灭倡导者”，而且复国主义者想“控制全世界”。在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
丘吉尔的父亲[5]早已将一种对犹太人的钦佩之情灌输给他，而且丘吉尔也将复国主义看作犹太人在两千年痛苦遭遇后应得的补偿。在列宁建立苏俄后的红色统治期间，丘吉尔相信主张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一个叫作“国际犹太人”的穷凶极恶的妖怪所领导的“一场犹太运动”。
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上的英军公墓启用典礼上表示：“哈里发和十字军及马卡比都在此归于尘土！”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回英国之前，丘吉尔还在橄榄山上召开了会议。此时，耶路撒冷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尔斯已经解除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因此要是再撤销穆夫提这个职位，似乎就显得太急于推翻这个家族了。此外，英国人对于耶路撒冷大家族颇怀同情，因为英国的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塞缪尔和斯托尔斯因此决定，市长和穆夫提应该分别从两大名门望族中推选。然而，两大家族的世仇却使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6]
* * *
注释
[1] 鲁滕伯格，一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1917年克伦斯基曾任命他为彼得格勒省的副省长。斯托尔斯称他为“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者”。在冬宫被托洛茨基的赤卫军攻下之前，他指挥着冬宫。鲁滕伯格不仅“强壮，有力，总是身着黑衣，顽固不化，说话低沉且险恶，卓越且富有魅力”，而且“多才多艺并充满暴力”。1922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工程师鲁滕伯格开始筹建供应巴勒斯坦大部分电力的水电工程。
[2]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只意味着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那儿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
[3] 年事已高的侯赛因困扰于子女的忘恩负义和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的李尔王。劳伦斯接受他最后的使命，被派去劝说痛苦的国王，让他在向英法霸权妥协和失去英国资金支持之间作出选择。国王哭泣、暴怒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不久之后，侯赛因被伊本·沙特打败并让出王位，支持长子成为阿里国王。但是沙特人征服了麦加，阿里遭到驱逐，伊本·沙特自封汉志国王，接着又自称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家族还统治着两个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哈希姆约旦。
[4] 美国科罗拉多州二十五岁的洛维尔·托马斯因推出《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场讲述“阿拉伯的劳伦斯”传奇冒险的巡回演出而发迹。仅在伦敦就有一百万人观看，在美国，观众甚至更多。劳伦斯对此既厌恶又喜欢，他曾五次观看演出。“我看了你的演出并感谢上帝它总算结束了，”他写道，“它捏造了某些愚蠢的虚构之事，创造出一个身着华丽服饰并深受女性喜欢的男主角”。劳伦斯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使用的是预定的书名“智慧七柱”，一部浓厚的巴洛克风格且充满诗意的作品，混合了历史、忏悔和神话——“我喜欢讲述事实，尤其是关于我的那部分。”他开玩笑说。尽管存在着不少错误，但这本书确实是一部杰作。后来，劳伦斯改名换姓，加入空军而后隐退，1935年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
[5]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家族成了朋友，在那时，这种举动在贵族中还是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在参加一场家庭聚会时，一位贵族向他问候：“怎么，伦道夫勋爵，您没有带您的犹太朋友来？”伦道夫回答道：“没有。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供客人们消遣。”
[6] 指《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译注48　英国的托管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被选为市长的那个人是典型的阿拉伯纨绔子弟拉吉卜·纳沙希比。他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拄着拐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豪车绿色帕卡德的耶路撒冷人，总是让他的亚美尼亚司机载他出行。温文尔雅的纳沙希比是最富有家族的最新继承人，[1]拥有橘园和豪宅，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曾担任奥斯曼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多次雇佣瓦希夫组织聚会，还曾请瓦希夫教授自己和情妇弹奏乌得琴。当上市长的他每年举办两次聚会，一次为他的朋友们，一次为高级专员。作为一名反对复国主义的老手，他一本正经地扮演了耶路撒冷领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角色。
被推举为大穆夫提的那个人是纳沙希比家富有的表弟哈吉·阿明·侯赛尼。斯托尔斯将这位先知穆萨节骚乱上的年轻煽动者引见给了高级专员，这位高级专员对此人印象深刻。侯赛尼“温和，聪明，有教养，衣着考究，带有充满阳光的笑容，金黄头发，蓝眼睛，红胡子，富有诙谐的幽默感”。市长的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Wasserddin Nashashibi）回忆说，“他还能用冷酷的眼睛讲笑话。”侯赛尼问塞缪尔：“您更喜欢哪一个——一个正大光明的对手还是一个不牢靠的朋友？”塞缪尔回答：“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魏茨曼冷冰冰地评论道：“虽然格言这么说，但是指望一个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是永远不现实的。”用黎巴嫩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阿胥喀（Gilbert Aohcar）的话说，侯赛尼确实是“一个自称整个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妄自尊大者”。
令人尴尬的是，侯赛尼未能赢得穆夫提的首轮选举，获胜的是一名贾拉拉家族的成员。侯赛尼能最终胜出，显然是因为以“仁慈和集权主义相济”自居的英国人粗暴否决了选举结果并任命了他，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且未能完成开罗的宗教学业。塞缪尔支持他参选新穆斯林最高议会主席，希望借此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侯赛尼属于伊斯兰传统派，纳沙希比属于奥斯曼人。两者都反对复国主义，但对于英国人的统治，纳沙希比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妥协，而侯赛尼在经历一场坎坷和反复无常的生涯后，成为一个终生不渝反对任何妥协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者。起初，侯赛尼扮演了英国人的消极联盟者的角色，但他最终像许多阿拉伯人一样采取反英的立场，而且变成了一个种族反犹分子，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塞缪尔最为不朽的成就便是提拔了这个复国主义和英国人最有力的敌人。但有人争辩说，侯赛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进复国主义斗争的最大资产。
穆夫提：西墙之争
首任英国总督庆祝自己驯服了耶路撒冷。1925年6月，怀揣着妄想，塞缪尔返回伦敦时，宣称“违法乱纪已经销声匿迹”。一年后，斯托尔斯离开和平且市容已远较过去美观的耶路撒冷，被提升为塞浦路斯总督，接着又担任了北罗德西亚总督。尽管如此，他依然叹息：“耶路撒冷之后，再无晋升。”新任高级专员是普卢默（Plumer）子爵，一个长着海象式胡子的陆军元帅，外号“老普卢姆”或“普卢默老爹”。由于经费削减，老普卢姆不得不用数量远逊于塞缪尔时期的士兵维持秩序。他亲自巡视耶路撒冷，并表现出一种安抚人心的镇定。当他的下属向他汇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时，他采取了鸵鸟政策，回复道：“这里没有政治局势，就不要创造一个！”
老普卢姆因健康不佳而退休，但当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时，新的专员还未上任。1928年悔罪祈祷日，就在犹太人赎罪日前夕，犹太人在西墙按照犹太律法树立了一道屏风以分开男女朝拜者。屏风和供年长礼拜者歇息的椅子是每年都会准备的，但今年穆夫提却提出抗议，认为犹太人违反了规定。
穆斯林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拴战马卜拉格的地方，但在19世纪，奥斯曼人曾将附近的地沟用作驴厩。在法律上，西墙是阿布·玛伊登捐献的建筑物，在时间上可上溯到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时期，因此它是“纯粹的穆斯林财产”。穆斯林担心，一旦犹太人占有西墙，就会促使第三圣殿出现，而圣殿正位于伊斯兰圣地（犹太人的圣殿山）上。但是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且巴勒斯坦犹太人相信，英国的限制条例以及拥挤的朝圣空间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压迫犹太人的结果，它们证明了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英国人甚至禁止犹太人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吹起羊角号。
第二天，斯托尔斯的继任者，喜欢自称“耶路撒冷帕夏”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命令警察在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仪式期间突袭西墙。警察殴打了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从年长的朝拜者那里拉走椅子。这绝不是英国最光荣的时刻。穆夫提欢呼雀跃并发出警告：“犹太人的目的是逐渐占有阿克萨清真寺。”他因此发起了一场抵制犹太朝拜者的运动，用石头袭击他们，用噪音惊扰他们。雅布廷斯基的贝塔青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入西墙。
双方正在改变着奥斯曼人时期的格局，因为所谓的现状已不再反映真实情形。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已引起阿拉伯人的忧虑，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自《贝尔福宣言》以来，已有大约九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仅1925年，犹太人便从几大家族手中购得了4万4千英亩（约17806平方米）土地。不过，其实只有极少数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第三圣殿，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圣地上祈祷。据说，新的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John Chancellor）像“一个英俊的莎士比亚演员”，他要求穆夫提出售西墙，以便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一座庭院。穆夫提拒绝了。对于犹太人而言，圣殿是他们自由祈祷的象征并永存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之中；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卜拉格成了反抗和国家主义的象征。
不祥之兆和恐惧笼罩着这座城市。“这就是沙漠中一座四面围墙的山中城堡的傲慢和荒凉之美，毫无净化的悲剧之美。”阿瑟·库斯勒，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并为雅布廷斯基的报纸撰稿的匈牙利复国主义者观察说。这种“悲剧美”和“冷酷气氛”使他产生了一种“耶路撒冷的悲伤”。库斯勒渴望逃到庸俗的特拉维夫。他在耶路撒冷感觉到“耶和华愤怒的脸，正郁郁沉思着人类强烈的欲望”。
1929年夏，穆夫提命令打开一个缺口，使犹太人的西墙成为驴子和行人通过的一条阿拉伯大道，同时也让宣礼员祈祷的号召声和苏菲派的诵念声压过犹太人的祈祷声。犹太人在附近的小巷里受到攻击。巴勒斯坦全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高喊着“西墙是我们的”进行游行示威。8月15日，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莫司·奥兹的舅舅）和贝塔成员领导下，三百多名复国主义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英国警察保护下，举着复国主义旗帜，唱着歌，静静地向西墙进发。当时钱塞勒已离开。第二天，周五祈祷之后，两千名阿拉伯人自阿克萨清真寺涌来攻击犹太朝拜者，将他们赶出西墙，并殴打那些被抓到的犹太人。17日，一个犹太儿童将足球踢进了一个阿拉伯人家的花园，他跑进去拿，结果遭到杀害。在葬礼上，犹太青年曾试图去攻击穆斯林区。
8月23日，周五聚礼日，受穆夫提鼓动，成千上万穆斯林朝拜者涌出阿克萨清真寺攻击犹太人。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尝试用各种手段去煽动和控制人群，一些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试图抵制这种暴徒行为，但是无济于事。朝拜者攻击犹太区、蒙蒂菲奥里区附近及郊区，造成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耶路撒冷的一户人家中五人被杀；在希伯伦，五十九名犹太人遇害。1920年建立的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哈加纳对此予以还击。整个巴勒斯坦仅有两百九十二名警察，所以要从开罗调集军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有一百三十一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同时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丧生，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是死于英军的射杀。
这场骚乱——阿拉伯人称之为“卜拉格起义”——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钱塞勒告诉他的儿子：“我知道，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胜任高级专员。”贝尔福政策正在瓦解。1930年10月，殖民部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曾经的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费边主义者］提交白皮书提案，建议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令他们放弃犹太民族家园，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绝望。卜拉格起义引燃了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暴力和帕斯菲尔德的白皮书使魏茨曼这一系亲英派威信扫地：复国主义者不再依靠英国人，许多人开始转向雅布廷斯基更为严酷的民族主义。雅布廷斯基在第十七次复国主义大会上攻击了魏茨曼。魏茨曼当时正在游说英国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推翻白皮书。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宣读了写给魏茨曼的一封信，再次确认《贝尔福宣言》及重新开放犹太移民一事。阿拉伯人把这封信称为“黑色信件”，但这封信已经无法挽回魏茨曼的声誉，那时他已被解除复国主义大会主席职务。魏茨曼受到极大伤害，暂时返回了科学界。哈加纳仍在集中力量守卫农业定居点，并已开始进行武装。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移民限制感到沮丧，受到雅布廷斯基的激励，他们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并建立了伊尔贡·萨瓦韦·柳米（民族军事组织），不过规模依然很小。雅布廷斯基因其煽动性的演讲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和东欧的犹太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不过取代魏茨曼的不是雅布廷斯基，而是戴维·本-古里安，他脱颖而出成了犹太社区的铁腕人物，就像穆夫提成为阿拉伯人的铁腕人物一样。
1931年12月，穆夫提作为一个泛伊斯兰和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主持在圣殿山上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标志着他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也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仍激进地反对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复国主义移民活动，但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市长、达贾尼家族和哈立德人却认为，和解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都将是更好的选择。穆夫提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他指责他的对手是支持复国主义的叛徒，还指控纳沙希比家族有犹太血统。纳沙希比试图在最高伊斯兰大会上罢免穆夫提，但未获成功。接着，穆夫提开始从他控制的所有组织中清除反对他的人。虚弱又无自信的英国人倾向于激进派取代温和派：1934年，新任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放弃对纳沙希比的支持，转而支持选举哈立德家族成员担任市长。侯赛尼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之争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
世界正逐渐走向黑暗，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法西斯势力的增长使妥协变得苍白无力，而暴力不仅能被接受且极具吸引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仅两个月后的3月31日，穆夫提就秘密访问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他宣称“巴勒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欢迎新的政权，希望传播法西斯的反民主领导能力”。他又补充道：“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
此时，希特勒已对欧洲犹太人发出了警告，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开始剧增，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不断改变着。1933年，三万七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来到此地。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已有十万犹太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及穆斯林阿拉伯人相加才只有六万。正当纳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威胁欧洲，且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3]阿瑟·沃科普爵士开始着手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这是英国托管期间的一段黄金时期，新耶路撒冷是黄金时期的都城。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镀金指挥棒的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政府议会大厦，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人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大厦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
沃科普的官邸是英国人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创造出的现代耶路撒冷的核心饰品。贝尔福老伯爵亲自参加了位于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附近的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帝国大厦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阴茎般的塔式外形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洛克菲勒家族则在城墙的正北面建成了一座哥特-摩尔风格的博物馆。充满“华丽的店铺、挂着高大吊灯的咖啡馆以及各种奢侈品店”的乔治五世大街，令一名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作家的阿莫司·奥兹想起“我从电影里知道的美丽的伦敦城，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有教养的英国人混居在一起；在那里，梦幻般翘首期盼的女士们身着夜礼服休闲度日”。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乐时代，在这儿，新潮女郎带着千年的福音进行飙车。“闺房宝贝们开着福特车穿行于耶路撒冷。”《波士顿先驱报》如此描述。该报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还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座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带有亚述、“圣经风格”和穆斯林装饰及其“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苏丹服务生”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i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在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的衰落阿拉伯皇族富人们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在大卫王饭店定期逗留——期间，饭店负责照顾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他的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皇宫饭店。
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智者爱德华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文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了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在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足够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会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进行祈祷之时，梅夫妇通常正在大卫王饭店跳着舞。
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迈科内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如果不是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的话，所有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射杀鸭子的。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了城里。
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都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政府大厦的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en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政府大厦，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族长们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阁下，神父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并增加了阿拉伯移民：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4]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并且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俄国犹太暴发户来往”。
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长衫，脚穿系着丝带的锃亮皮鞋。”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
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托管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人区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属于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阴霾的城市，充满着十字架、塔里特（犹太披肩）、众多清真寺和神秘事物”，还充斥了“修士和修女、法官和宣礼吏、显贵、戴面纱的女人和蒙斗篷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和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
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教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女儿。[5]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每一个到场的人都身处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既玩世不恭，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舞乐队的聚会，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对此十分震惊：他会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英国人对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英国人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希德派的米歇雷姆（Mea Shearin）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阿莫司·奥兹回忆说，齐科隆·锡安（Kerem Avraham）兴奋于“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和洋葱以及酸白菜的味道”；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一座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老房子附近，它像极了俄国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的好逸恶劳就不得不收敛了。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6]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努力去主导广大阿拉伯人的看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托管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移民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一种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此时都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
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他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风格上，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历史和哲学相关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的身高，这个笑话的笑点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他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英国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总是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看起了希腊哲学；开始战争时，他读起了克劳塞维茨的书。
魏茨曼是复国主义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过的上流社会家庭沙龙要比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西弗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十分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不像本-古里安，他知道他生来就不是个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战斗性则持半尊敬半蔑视的态度。在他六百页的回忆录中，魏茨曼仅有两次提到本-古里安。魏茨曼与列宁长得很像，而本-古里安则不折不扣效仿了布尔什维克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
本-古里安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崛起于劳工运动中。他一直坚信，通过犹阿工人阶级的合作，一个新的巴勒斯坦一定能够得以建立。本-古里安梦想建立一个犹太国，但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本-古里安对于“与政治复国主义同时出现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颇具好感”，他相信一个阿-犹联邦是那时犹太人可以期待的最好选择。他和穆夫提彼此试探共建国家的可能性：回顾过去，彼此妥协还是可能的。1934年8月，本-古里安开始会见穆夫提的两个稳健派顾问——为英国人工作的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7]和作家乔治·安东尼乌斯。本-古里安提议在一个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之下，建立一个犹阿共享政府，或者一个犹太实体。当然，本-古里安争论道，巴勒斯坦就像一个沙发，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民族。穆夫提对此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诺。阿拉米后来忆起，穆夫提和本-古里安就民族主义曾有过一阵唇枪舌剑，很明显犹太领导人更加灵活老练。他感到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本-古里安。在此期间，穆夫提和他的贵族追随者们正失去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
1935年11月，一个名叫伊扎特尔丁·卡桑（Izzat al-Din al-Qassam）的叙利亚传教士开始反抗英国人，他曾是穆夫提位于海法沙利亚法庭的一名下级官员，一直规劝穆夫提拒绝任何政治妥协。卡桑远比穆夫提激进得多，他是一个相信殉教神圣性的纯粹的基本教义者，也是基地组织和圣战者的先驱。此时，他带领着他的十三个“黑手党”穆斯林游击队员隐藏在群山之中。11月20日，卡桑在山中遭到四百名英国警察围困并被打死。卡桑的殉教[8]震惊了打算起义的穆夫提。1936年4月，卡桑的继任者在纳布卢斯城外实施了一场行动，杀死两个犹太人，但放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这次事件引燃了冲突的火花。作为报复，犹太民族主义者伊尔贡杀死了两个阿拉伯人。当枪声响起时，阿瑟·沃科普爵士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反应。一个年轻的军官注意到，他都“不知道做什么”。
* * *
注释
[1] 纳沙希比家族声称祖上是一名13世纪的马木鲁克当权者纳赛尔·丁·纳卡希比，他一直担任两处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监管人。事实上，他们是18世纪为奥斯曼人制造弓箭的商人的后裔。拉吉卜的父亲赚了一笔大钱，又联姻了侯赛尼家族。
[2] 他受到冯·巴本的帮助，1917年，冯·巴本就曾动念挽回德国在耶路撒冷的声誉。曾担任过总理的巴本建议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他确信他和他的贵族同党能够控制纳粹党：“两个月内，我们会使希特勒陷入困境，他将落荒而逃。”巴本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但不久就辞职，成为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处几年监禁，后于1969年去世。
[3] 当英国人企图限制锡安移民时，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建设他自己的苏维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没有给犹太人土地，我们会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民族的文章中他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只是“神秘、难以确定和超脱尘俗”。掌权之后，他下令禁止他称之为“嗜食同类”的反犹主义；1928年，他又批准建立一个以意第绪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的犹太家园。1934年5月成立的“斯大林的锡安”，即犹太自治区，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比罗比詹，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支持在更迷人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式的加利福尼亚——再建一个犹太家园，这最终引起了斯大林邪恶的反犹主义。到1948年，比罗比詹已容纳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直至今天，还有几千名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并且当地所有的指示牌使用的仍是意第绪语。
[4] 据1938年成立的伍德海德委员会统计，在1919年和1938年之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万九千，犹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万三千。
[5] 安东尼乌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的黎巴嫩棉花商之子，出生在亚历山大，并在维多利亚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和E．M．福斯特是朋友。他曾担任托管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安东尼乌斯在其著作《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创性文本之一——中撰写了阿拉伯大起义和英国人背叛的编年史。安东尼乌斯也曾担任穆夫提和英国高级专员的顾问。他的女儿索拉雅后来以她父母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小说《神灵商议之处》。
[6] 耶路撒冷有许多白俄罗斯人，但有一位大公夫人是死后才回到这里。1918年，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已成为修女的埃拉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布尔什维克谋杀了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他们的孩子，几小时后，她的头颅被打碎了，接着又被拖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个竖井内。当白军占领阿拉帕耶夫斯克时，他们发现了那些尸体：埃拉的尸体几乎没有腐烂。她的尸体和她忠诚的芭芭拉修女姐妹途经北京、孟买和塞得港，到达耶路撒冷。1921年1月，哈里·卢克爵士在那儿接收了她们，他更改了棺材穿过耶路撒冷的路线，以避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移民的抗议。“两个简朴的棺材从火车上卸下来，一小队人马悲伤低调地曲折前行到橄榄山，”和妻子维多利亚帮助运送棺材的米尔福德·海文侯爵路易斯写道，“俄国农妇是无依无靠的朝圣者，她们一直哭泣和呜咽，为了能触摸到棺材她们几乎打起来。”米尔福德·海文夫妇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祖父母。埃拉被封为“新殉道者伊丽莎白”，并被安置在她和她丈夫建造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一座玻璃盖的白色大理石棺内。埃拉的一些圣物已被送返她生前所在的莫斯科玛莎和玛丽女修院。
[7] 他是几大显要家族的一员。阿拉米家族的住宅是耶路撒冷最气派的：17世纪，这个家族买下了一处紧挨着圣墓大教堂的房产。这座房屋和教堂共用部分屋顶，这点令人十分吃惊。经历过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和马木鲁克的兴盛衰落之后，这座建筑仍归该家族后代所有。穆萨·阿拉米的一个堂兄弟现在还担任着隔壁萨拉丁学校的领袖。
[8] 哈马斯——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因受到卡桑的鼓舞，而将武装派别命名为“卡桑旅”，他们的导弹火箭则被称为“卡桑火箭”。
49　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1936年初，耶路撒冷一个寒冷的夜晚，“零星的来复枪声响彻明净的夜空”。哈齐姆·努赛贝意识到“武装反抗已经开始”。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同年4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杀死了十六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各派组成了一个穆夫提领导下的高级阿拉伯委员会，并号召全国罢工。罢工迅速失控。穆夫提宣称，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号召他的圣战军作为志愿军开始攻打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英国人和犹太人。
5月14日，犹太区里的两个犹太人被射杀，穆夫提坚称“犹太人正试图将我们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谋杀我们的孩子，烧毁我们的家园”。两天后，阿拉伯枪手又在爱迪生电影院杀死了三个犹太人。
伊休夫开始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奉行一种自制方针。在此期间，英国的部长们开始质疑托管的全部原则，并委派前内阁部长皮尔（Peel）伯爵前往考察。1936年10月，穆夫提取消罢工，但他拒不承认皮尔。魏茨曼则努力说服这些专员。在阿卜杜拉的坚持下，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废除《贝尔福宣言》和驱逐犹太人的主张。
1937年7月，皮尔提出一个两国分治的解决方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加入阿卜杜拉外约旦的阿拉伯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七十）和一个犹太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另外，他建议迁走犹太区内的三十万阿拉伯居民。耶路撒冷将仍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 特殊实体。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早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个被分割的耶路撒冷。魏茨曼并未对这个小型的犹太实体感到失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王的王国更小。”
和复国主义者相反，皮尔抱怨道：“自191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名阿拉伯领袖愿意与犹太人合作。”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热情支持皮尔的计划。回想起来，皮尔的计划若能实现，以色列就不会以其目前的面貌出现，但那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一个英国伯爵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所激怒：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都拒绝接受皮尔的计划。
起义再次爆发。穆夫提支持并组织了这场暴力。他似乎对于谋杀他的巴勒斯坦对手，而不是英国人或犹太人更感兴趣。最近，研究侯赛尼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穆夫提要为这种以铲除异己来实现控制的手段负责。”穆夫提在享用他喜欢的扁豆汤后，总是由他的苏丹警卫——圣地传统看守后裔——陪同。当他命令实施暗杀行动时，他的举动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持续两年的暗杀行动中，他清除了许多最正直和最稳健的同胞。会见皮尔后的第十天，穆夫提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他声明支持纳粹主义并希望与纳粹党合作。第二天，英国人试图逮捕穆夫提，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找到了避难所。
英国人不敢大肆攻击圣殿。他们转而包围了圣殿山上的侯赛尼，谴责他是起义的组织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帮派都在侯赛尼的控制之下：卡桑的圣战追随者也会狂热地杀死任何被怀疑与当局合作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之间，这不亚于一场野蛮的内战。据说，穆夫提使许多家庭伤心欲绝。
拉吉卜·纳沙希比起初支持起义，之后转而反对穆夫提的恐怖政治和策略。此后不久，他的别墅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正在看足球比赛的小堂弟被杀。当拉吉卜的侄子法赫里·贝·纳沙希比指责穆夫提的行为是自取灭亡时，报纸上刊登了处决他的法令：他后来在巴格达遭到暗杀。纳沙希比把自己的侍从武装成闻名的“纳沙希比部队”或曰“和平部队”，开始打击穆夫提的人。阿拉伯人的头饰成了起义时辨识敌我的标志：侯赛尼的支持者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纳沙希比的人戴着代表和解的塔布什帽。穆夫提组建了叛军法庭审判叛徒，并发行了邮票。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这位三十岁的圣战军司令官指挥了耶路撒冷的起义。他是已故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曾使用化名阿布·穆萨）的儿子，在锡安山上的圣公会主教戈巴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在开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谴责英国的背信弃义和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被埃及驱逐之后，他组织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担任该党报纸的主编，又以训练童子军为幌子建立了其军事派别“绿手民兵”组织。
在家里，侯赛尼是个优雅的贵族，留着笔直的胡须，穿着英式的西服，然而他也擅长拿枪，在战场上与敌人火拼。他经常“羞辱耶路撒冷周围的殖民军队”，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这样认为。1936年，侯赛尼在希伯伦附近的一场抗击英国坦克的战斗中受伤。在德国治好伤后，他马上返回，以受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为基地继续战斗。侯赛尼在城内组织了一次暗杀英国警察局长的行动，随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扫射中他再次受伤。侯赛尼的崇拜者把他看作一个阿拉伯骑士，放弃奢侈生活，同阿拉伯农民一起战斗，反抗异教徒入侵，但他的巴勒斯坦敌人将他视为穆夫提军阀中最坏的一个，其追随者不时恐吓那些不支持侯赛尼家族的村庄。
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的英国地方专员路易斯·安德鲁斯被暗杀。之后的第十二天，穆夫提化装成女人逃出耶路撒冷，这次不体面的退出削弱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实力。在黎巴嫩流亡期间，穆夫提在一场仍在升级的战争中指挥了几次行动。他残酷地强迫别人服从他和他的强硬的不妥协政策。
英国人正努力控制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希伯伦、整个加利利地区经常失去控制，他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老城。英国人从哈加纳中招募犹太援军加入所谓的犹太定居点警察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几乎无力防卫偏远的村庄。复国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厌恶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在阿拉伯起义初期集合了一千五百人，以向耶路撒冷多家咖啡馆扔手榴弹等残暴对待阿拉伯平民的方式来反击阿拉伯人的攻击。1937年11月的黑色星期天，他们发动一起连环爆炸事件，此举震惊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却吸引了众多新成员涌向伊尔贡。就像穆夫提的暴徒消灭了阿拉伯温和派一样，阿拉伯起义也损害了希伯来大学美国籍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的信誉，他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解，以建立一个双民族而不是犹太实体的国家，并采取犹阿两院制议会。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不久后遭到抛弃，英国人此时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镇压阿拉伯人，集体惩罚整个村庄并一度摧毁整个雅法社区。1937年6月，英国人对携带武器的人执行死刑。10月，曾严厉治理加尔各答长达三十年的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到达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五十个“特加特要塞”，在边境周围筑起安全墙，掌管了镇压叛乱和收集情报的部门，还创建了阿拉伯调查中心。特加特在西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审讯者怎样折磨嫌疑犯——包括“灌水”技术，即用咖啡壶强行将水灌入犯人鼻中，这种方法现在以“水刑”而闻名——直到这座城市的长官基思·罗奇（Keith Roach）要求将它迁走为止。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阿瑟·哈里斯——后来以德累斯顿“轰炸机”而出名——监督了对叛乱村庄的空袭。但随着欧洲纳粹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渐渐无力派遣足够多的军队来镇压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犹太人的帮助。
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叛乱镇压专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被派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受邀留在高级专员沃科普身边。温盖特观察到，沃科普“接受每个人的建议并已完全失去对事务的掌控”。他建议训练犹太战士并以乱制乱。温盖特日后将成为复国主义版的劳伦斯——魏茨曼称他为“犹地亚的劳伦斯”。凑巧的是，这两个不守常规的英国阿拉伯学者竟是表兄弟。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温盖特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陆军上校，他还肩负着使犹太人改宗的福音派传教使命。温盖特从小便受到《圣经》的熏陶和帝国的培养，能熟练地讲阿拉伯语，并能像劳伦斯一样成功地指挥阿拉伯的非正规军——驻扎在苏丹的东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在他身上，”魏茨曼写道，“融合着学者和实干家的双重品质，使我想到劳伦斯。”但一到耶路撒冷，他就经历了一场几乎是质的转变。他对复国主义者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对穆夫提牛仔式的伎俩和英国军官的反犹主义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在反对犹太人，”他宣称，“所以我支持他们！”
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部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和一副学者风范的远行苦行僧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这种“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这些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这件事与T．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
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也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哈加纳的人在一名陌生的来访者陪同下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我们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援军，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其他突击队。“你们是马卡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两万五千人的增援部队来到了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还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抢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炸弹和子弹难以置信的爆裂声。”
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过一腿。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一丝不挂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gomery）少将不喜欢他的军事鲁莽行为和支持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上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突击队了。
“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最终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男丁的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总共大约四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可能马上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1]
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的话，”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总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
张伯伦希望说服复国主义者同意停止移民，但被拒绝。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这表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两天后，殖民部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提交了一部白皮书，建议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并且在五年之内将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一万五千人，而五年之后阿拉伯人将取得否决移民的权利，如此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犹太国。这是整个20世纪期间，巴勒斯坦人从英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那儿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但政治上表现极其无能又狂妄顽固的穆夫提从他的黎巴嫩流亡之地拒绝了白皮书。
本-古里安动员哈加纳预备役部队准备发起反抗英国人的战争，此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发动了暴乱。6月2日，伊尔贡炸毁雅法门外的市场，杀死九名阿拉伯人。6月8日，一位正在进行东方游历的年轻美国游客约翰·肯尼迪（美国驻伦敦大使之子）在假期的最后一夜听到伊尔贡引爆的十四响爆炸声，整个圣城随即失去供电。此时有许多人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观点表示认同：“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谋杀犹太人，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五十年。”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机会。法国已沦陷，德国军队正向莫斯科推进，而希特勒已启动他的“最终解决方案”，[2]开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穆夫提转移到伊拉克指挥国外的反英阴谋，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伊朗，接着又遭到英国间谍的追踪。穆夫提开始了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最终到达意大利。1941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斯宫接见了穆夫提，支持他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犹太人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特拉维夫，”领袖说，“我们意大利这儿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欧洲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穆夫提非常满意这次会见，之后他去往了柏林。
1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神色紧张的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穆夫提，此时苏联已将德国人阻截在莫斯科郊外。穆夫提的翻译向希特勒建议，依据阿拉伯人的传统，希特勒应该用咖啡款待穆夫提。希特勒神经质地回应道，他不喝咖啡。穆夫提询问翻译是否有问题，翻译安慰了穆夫提，然后向元首解释，客人还是要求咖啡。希特勒回答，即使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也不允许在他面前喝咖啡。然后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旁边跟着一名端着柠檬水的党卫队员。
侯赛尼请求希特勒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军团和国防军并肩作战。穆夫提向“世界未来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统治的阿拉伯帝国。
希特勒很高兴他和穆夫提有共同的敌人：德国正和两大犹太势力堡垒——英国和苏联进行生死斗争，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实际上，元首暗示了他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决心一步一步要求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自身的犹太问题。”“德国军队到达高加索南出口时，”希特勒说，“德国的唯一目标将是摧毁居住在阿拉伯世界内的犹太成分。”
然而，在俄国和英国被打败之前，穆夫提觊觎整个中东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希特勒说，他“必须像个理智的人一样冷静又谨慎地思考和发言”，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法国维希同盟。“我们都为你的事担心，”希特勒告诉侯赛尼，“我知道你的人生故事。我兴致盎然地看着你从事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很高兴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之后，希特勒称赞侯赛尼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判定他肯定有雅利安血统。
穆夫提不仅赞同希特勒对英国的战略对抗，而且表态支持希特勒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动种族反犹主义。很久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非常喜欢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他泄露，1943年夏天，纳粹“已经灭绝了三百多万犹太人”。穆夫提冷漠地吹嘘他支持纳粹：“因为我当时相信，如果德国人获得胜利，巴勒斯坦复国主义分子的任何踪迹将不复存在，但我却依旧存在。”[3]
穆夫提大老远地从多民族的耶路撒冷来到柏林，不出所料，那儿的犹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沮丧。穆夫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以此认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希特勒式的反犹分子”肯定是错误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同情犹太人处境的阿拉伯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厌恶英国人，因为“他们不公正、撒谎，同时也因为不满《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习惯于坐着收听新闻，等待着德国胜利的头版头条，一旦听到英国的好消息就满脸愁容”。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哈齐姆·努赛贝回忆，战时的“耶路撒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英国人取缔了多个犹太军事组织：摩西·达扬和他的哈加纳战友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阿克要塞监狱。1941年5月，当英属巴勒斯坦遭到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和维希法属叙利亚夹攻时，除了温盖特和萨德赫的战斗人员之外，英国人又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犹太突击部队帕尔马赫，准备抗击纳粹。
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达扬，被派去进行突袭，为英国入侵维希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作准备。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交火中，达扬用双筒望远镜检查法军阵地时，“一颗步枪子弹击碎了望远镜，碎镜片和金属外壳嵌入了我的眼窝”。他不得不戴上眼罩，但当时他十分讨厌戴眼罩，感觉好似“一个残疾人，要是我可以去掉我的黑眼罩多好。它所引起的注意使我无法忍受，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愿意走在街上让人评头论足”。达扬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可以接受治疗。他“喜欢绕着老城四处漫步，特别喜欢走在围墙上的狭窄小道上。某种程度上，我对新城很陌生，但老城却令人心醉”。考虑到德国人可能会占领巴勒斯坦，哈加纳在英国的帮助下准备走向地下。
耶路撒冷是流亡君主们——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喜欢的一个避难地，他们全都住在大卫王饭店。皇帝赤脚穿过街道，并将他的皇冠放到圣墓大教堂内的祭坛脚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重又得到他的王位。[4]
无论日夜，大卫王饭店的走廊和酒吧都挤满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子王孙、名门显贵、骗子、朝臣、无业游民、大亨、皮条客、小白脸、交际花、电影明星以及同盟国、轴心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阿拉伯的间谍们，还有身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制服的众多军官和外交官，以至于游客们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才能穿过走廊到达酒吧，喝到他们渴望的干马提尼。1942年，一位新客人登记入住，她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阿拉伯明星之一，她的一举一动反映出作为黎凡特贸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在走向衰落。这位歌手用艺名阿斯玛罕（Asmahan）进行演唱，所到之处，无人能抗拒她危险的魅力，她是德鲁兹公主、埃及电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级妓女与多面间谍，而她也设法制造了一些她特有的混乱和神秘。
贫苦潦倒的贵族后裔阿莫尔·阿特拉什（Amal al-Altrash）于1918年逃到埃及，她是出生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十四岁时因其歌喉被发掘，十六岁时首次发行唱片，通过广播迅速成名，之后进入电影业。她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下巴上的美人痣。1933年，她嫁给她的表亲，叙利亚德鲁兹山的埃米尔（她和他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坚持要像一个自由的西方女性一样生活，即便是在丈夫的山中宫殿里，然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卫王饭店里度过的。1941年5月，王妃——或曰埃米尔夫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返回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取悦和贿赂叙利亚领导人，以换取他们对同盟国的支持。当盟军重新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时，阿特拉什受到戴高乐将军的亲自感谢。由于她的歌声、难以抗拒的美丽和极其开放的性生活（有双性恋嗜好），阿斯玛罕不久就哄骗了贝鲁特的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她在这些人中挑拨离间，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双面间谍。丘吉尔的特使刘易斯·斯皮尔斯（Louis Spears）将军对她非常着迷。他说：“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如同你穿过天堂到达的大海一样。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据说，如果你是她的情人，在她的闺房里你不可能孤单，在那儿，你很容易发现一位将军躲在床下，一位躺在床上，而斯皮尔斯在吊灯上晃荡。
出于对同盟国违背“立刻同意阿拉伯国家独立”诺言的愤怒，这位王妃从一个英国情人那里偷取了大量的军事秘密，并试图将它们提供给德国人。当她在土耳其边境被拦截时，她咬伤了逮捕她的军官。自由法国突然暂停发薪给她，于是她搬到了耶路撒冷。当时阿斯玛罕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卫王饭店的“会客厅交际花”，整夜地喝着她喜欢的威士忌香槟鸡尾酒，勾引巴勒斯坦的王公贵族、更多的英国军官（及其夫人们）和阿里·汗王子。一位法国朋友回忆道：“她是个蛇蝎美人。”因为她姓阿特拉什（Altrash），英国女人称她为垃圾王妃（Pricess Trash）。阿斯玛罕震惊了自己的德鲁兹同胞，当她的首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时，他们甚至对着屏幕开火了——她太超前于她的时代了。阿斯玛罕可能是她自己最不利的敌人：她曾因试图摆脱埃及王太后纳兹莉而与一位内廷侍卫展开一段私情。为了一个男人，她和一个埃及舞蹈家争风吃醋，事件的高潮是两人争抢撕破对方的衣物。她把复国主义看作一种时尚的选择：“感谢上帝给我这些威尼斯皮货商。这至少意味着，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得到一件得体的毛皮大衣。”在这座城市度过一年之后，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一个埃及花花公子。1944年，她前往埃及拍摄电影《爱与复仇》，但电影尚未完成，她便在一场据说由军情六处、盖世太保、法鲁克国王（曾被她拒绝过）或她的冤家埃及著名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谋划的神秘车祸中溺死尼罗河。如果说她的兄弟法利德是阿拉伯世界的法兰克·辛纳屈，那她就是阿拉伯的玛丽莲·梦露。阿斯玛罕天使般的嗓音，尤其是她那首畅销歌曲《维也纳的迷人夜晚》，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
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检疫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
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推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了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5]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开始哭喊并不顾一切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他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
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
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
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复国主义领导人，“一个矮胖的人，具有先知般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一个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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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温盖特已在巴勒斯坦成名。丘吉尔非常喜欢他，后来一直支持他的事业。1941年，温盖特的“基甸部队”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一名少将，他创建并指挥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这是战时最大的联合特种部队，战斗在缅甸的日本战线后方。1944年，温盖特死于一场空难。
[2] 在希腊有一位和耶路撒冷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妃，她是一名勇敢的非犹太人，曾保护过犹太人。希腊安德鲁王妃，原来的巴滕堡的艾丽丝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在六万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了三个科恩家族的人。1947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亲王，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四年后继承了王位。安德鲁王妃成了一位修女，像她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一样。她住在伦敦，但决定死后葬在耶路撒冷。当她的女儿抱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即便对游客来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时，王妃反驳道：“胡说，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好的巴士交通！”1969年安德鲁王妃去世，但直到1988年，她才被埋葬在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她的姨妈埃拉附近。1994年，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亚德·瓦谢姆——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授予他母亲“国际义人”称号的仪式。
[3] “他跟纳粹罪犯一样说着有关‘犹太人’的呓语，”吉尔伯特·阿卡在他的《阿拉伯人与大屠杀》中写道，“这些精神错乱的说辞演变成了规模最大的反人类罪行。”阿胥喀补充道：“不可否认，穆夫提赞成纳粹的反犹学说，很容易与铸在泛伊斯兰模具中的一种狂热的反犹太思潮相适应。”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关于1943年《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穆夫提讲道：“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各民族当中，吸着他们的血，使他们的道德堕落……德国则非常明确地决定找到一种针对犹太人危险的最终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消灭世上由犹太人所引起的一切灾难。”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提道，他得知“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损失超过他们民族全部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而德国人的损失倒不大”。他又引用《锡安贤达议事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某人“暗箭伤人”的虚构故事为大屠杀辩护，他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改造犹太人。
[4] 20世纪30年代，登基前以塔法里王公之名闻名的这个皇帝，激励塔法里教人建立了牙买加，又帮助雷鬼乐歌手鲍勃·马利一举成名。鲍勃·马利把他赞为“犹太雄狮”和再次降临的耶稣基督。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是新的锡安。1974年，海尔·塞拉西被马克思主义派别“德格组织”谋杀。
[5] 阿拉伯语中“沙子”的发音。——译注50　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梅纳赫姆·贝京说过“我战斗，故我在”。改用笛卡尔的名言。这个出生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犹太村庄的孩子，早年在波兰曾加入雅布廷斯基的贝塔运动，但因为与雅布廷斯基的英雄理念不合，他抛弃了雅布廷斯基的法则，构建了他自己的更为严酷的军事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用感性宗教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打一场“反抗占据我们祖先之地的那些人的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纳粹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贝京遭到斯大林内务部的逮捕，并被作为英国间谍流放到古拉格。“这个英国特务结局怎样？”贝京开玩笑说，“不久之后，英国警察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赏金，保住了他的头。”
1941年，斯大林和波兰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签订协议后，贝京被释放，加入波兰军队，并经由波斯（今伊朗）进入巴勒斯坦。贝京成长在斯大林绞肉机和希特勒屠宰场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的双亲和兄弟就消失在那里——因此他显得比魏茨曼和本-古里安更为冷酷：“希伯来叛乱的象征不是马萨达，”他说，“而是摩丁（马卡比家族起义的地方）。”1940年，雅布廷斯基死于心脏病。1944年，贝京被任命为拥有六百名战士的抵抗组织伊尔贡的司令官。老一辈复国主义者把贝京看作“平民”或“乡巴佬”。贝京戴无框眼镜，有着“柔软不安分的双手，稀松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1]看起来更像一个波兰乡村校长，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指挥家。然而他有着“埋伏中的猎人的耐性”。
尽管伊尔贡已经加入了反抗纳粹的同盟战争，由亚拉伯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领导的一些极端分子还是从中分裂出来。1942年，斯特恩被英国人杀死。但他的小集团莱希（Lehi，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绰号“斯特恩帮”）随后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起义。
随着同盟国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京开始测试英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决心：自1929年以来，赎罪日当天在西墙吹响羊角号这一传统做法已被禁止，但雅布廷斯基每年都会挑战这个禁令。1943年10月，贝京命令吹响羊角号。英国警察立刻攻击了正在祈祷中的犹太人，但在1944年，英国人停止了这种行为，贝京把这种迹象看作英国人的示弱行为。
于是，这个暴力的导演者向英国宣战了。1944年9月，伊尔贡袭击了耶路撒冷多处警察局，接着又暗杀了一名正在巡城的英国刑警。贝京昵称“老头”（本-古里安享有同样的昵称），实际上他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他甘于地下工作，时常变换住址，并伪装成一名长胡子的《塔木德》学者。英国人悬赏一万英镑通缉他，无论死活。
犹太代办处谴责恐怖主义，但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德国占领的欧洲时，[2]莱希两次试图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暗杀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那年11月，在开罗，莱希杀害了常驻埃及代表和丘吉尔的朋友沃尔特·吉尼斯·莫因勋爵。在此之前，他曾不明智地向本-古里安建议，盟军应该在东普鲁士而不是锡安山建立一个犹太国。丘吉尔称复国主义极端分子为“最邪恶的歹徒”。本-古里安谴责了凶手，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帮助英国人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民兵——三百名叛乱分子遭逮捕。复国主义者称这次行动为“狩猎季”。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大卫王饭店门外，新任高级专员陆军元帅戈特子爵接受敬礼，并对犹太和阿拉伯政治犯发布了一项赦令。然而第二天，宗派政治势力再次活跃起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在示威——并且双方已经有效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市长行使职权。
在英国，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采用威廉·布莱克的赞歌作为工党的竞选歌曲，他许诺英国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他连旧的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
英国人急切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思想准备。应该如麦克迈克尔建议的那样，将这座拥有一万名犹太人、三万四千名穆斯林和三万名基督徒的城市变成英国管辖下的一个耶路撒冷国吗？或像戈特建议的那样，英国人管理的圣地都实行分治？不管怎样，英国人决定阻止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尽管许多移民是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船船的犹太难民遭到英军的监控与驱逐，只能如同监禁般地被困在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英国人猛攻“出埃及号”，粗暴地对待船上的难民：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三人在这次袭击中遇害，而后，英国人又以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将他们遣返回德国难民营。就连温和的犹太代办处也认为此举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
因此，本-古里安、贝京和莱希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抵抗指挥部，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协调反英斗争，他们攻击了全国境内的火车、飞机场、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然而两个小派别对更温和的哈加纳仅给予了口头上的帮助。俄国大院是伊尔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那时它宏伟的旅社已变成一个警察据点。12月27日，他们摧毁了刑警总部——老尼古拉朝觐者旅店。贝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来到耶路撒冷观看他的杰作。1946年1月，伊尔贡进攻了俄国大院内的监狱，那里曾是供女性朝觐者居住的玛丽安萨卡娅旅社。[3]
遭到连续打击的英国人希望把美国人也卷入这场困境之中。美国犹太社团变得越来越支持复国主义，但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未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讨论过大屠杀。罗斯福说：“我是一个复国主义者。”斯大林回答：“原则上，我也是。”斯大林吹嘘他曾“试图在比罗比詹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犹太人在那儿待了两三年，而后四散开来”。他补充道，犹太人是“掮客、奸商和寄生虫”——但私下里，他希望把所有犹太国都变成苏联卫星国。
1945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打算把大屠杀幸存者安置在巴勒斯坦，并希望英国人能允许犹太人在此定居。杜鲁门是浸礼派教徒，早年经营过农场，当过银行职员，在堪萨斯城开过杂货店。他担任密苏里参议员时，表现平庸，但他同情犹太人，并且充满使命感。1945年，这位新总统在游览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柏林时，“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蒂斯”。杜鲁门和他从前的杂货店合伙人、犹太人埃迪·雅各布森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他的随员也多半是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之“他有阅读古代史和《圣经》的习惯，这使他成为一个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者”，他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道。然而，面对国务院的抵制，杜鲁门经常对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感到恼怒，他担心这些犹太弱者已经变成恃强凌弱的强者：“当耶稣基督在世时，连他都不能取悦他们，”杜鲁门厉声说道，“你们凭什么希望我碰到这等好运气呢？”但他还是同意组建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住在大卫王饭店，其中一名委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党议员，他发现“那氛围非常可怕，私家侦探、复国主义的间谍、阿拉伯酋长、特殊的通讯记者，全都坐着，小心翼翼地相互偷听”。夜里，阿拉伯王公贵族和英国将军们聚集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别墅里。凯蒂那时已孤身一人。阿拉伯起义的时候，安东尼乌斯夫妇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解体。战争期间，凯蒂与她患病的丈夫离了婚，仅两周后他就意想不到地死去了。他被葬在锡安山，墓碑上刻着“汝等阿拉伯人，起来吧，觉醒吧”。但凯蒂的社交聚会依然光鲜华丽。克罗斯曼享受着“晚礼服、叙利亚饮食和大理石上的舞蹈”，他说，阿拉伯人的聚会是最棒的：“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英国人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不幸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似乎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
艾德礼原本希望杜鲁门能支持他反对犹太移民的政策，但英美调查委员会却建议英国立刻接受十万难民，杜鲁门也公开支持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艾德礼愤怒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干涉。犹太代办处加紧将大屠杀难民秘密移入巴勒斯坦，三年内，移民总人数达到了七万人。与此同时，帕尔马赫不断袭击英国人，斗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场夜袭桥梁的爆炸案中。
英国人已经镇压了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镇压犹太人。1946年6月，阿拉曼战役的司令官、时任陆军元帅和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子爵返回耶路撒冷，抱怨“英国的统治形同虚设；对我来说，真正的统治者好像是犹太人，其无言的口号是‘你们不敢碰我们’”。但无所畏惧的蒙哥马利向巴勒斯坦派遣了增援部队。
6月29日，星期六，蒙哥马利的指挥官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发起了阿加莎行动，这是针对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一场进攻。他逮捕了三千名犹太人——不过没能逮住本-古里安，当时他正巧在巴黎。巴克在耶路撒冷构筑了三个“安全区”，将俄国大院变成了一个堡垒，犹太人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名字给这个堡垒起了个绰号——贝文格勒。对犹太人来说，这次行动逐渐以“黑色安息日”闻名于世，巴克也成为了遭人憎恨的英国式压迫的象征。巴克是凯蒂·安东尼乌斯聚会上的常客，此时女主人成了他的情妇。他的情书热烈激昂、轻率无礼并充满仇恨，大写特写英国军事秘密，还唾液横飞地大声咆哮反对犹太人：“为什么害怕承认我们痛恨他们？”莱希将炸弹装进婴儿车里伪装成婴儿，试图暗杀巴克。在莱希的协助下，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计划对巴克的“黑色安息日”进行回应，以轰动整个世界。在未得到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同意的情况下，哈加纳决定支持这项计划。
大卫王饭店是英国托管耶路撒冷时期的世俗庙宇，饭店侧翼已被英国行政当局和情报机构征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伪装成阿拉伯人和身着努比亚人服饰的饭店工作人员，将装有五百磅炸药的牛奶桶放置在饭店地下室。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伊尔贡向饭店、《巴勒斯坦邮报》和法国领事馆打了匿名电话，警告即将发起的进攻，好让大卫王饭店的人员进行疏散，但是这些电话被忽视了，而且也太晚了。我们不清楚这些错误处理警告的方式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贝京等在附近：“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天一样漫长。12点31分，32分。行动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半小时即将过去。1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颤抖！”炸弹炸碎了大卫王饭店整个侧翼，炸死九十一人，有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4]军情五处的五个特工也在其中，但是密探“伦敦夫人”幸存下来，跌跌撞撞地从废墟中走出来，头发上布满泥灰，“看起来像是上帝的惩罚”。本-古里安谴责了这次爆炸。他将贝京看作犹太社团的一种威胁，犹太代办处由此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
英国人因为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发起了更猛烈的反攻，但这次爆炸事件也加速了伦敦当局从托管地的撤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已经泾渭分明。阿莫司·奥兹意识到“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突然发作了。人人都在预言战争。一张帷幕已开始分隔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于即将发生大屠杀的传闻感到恐惧。英国平民纷纷从耶路撒冷撤离。
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11月，蒙哥马利飞回耶路撒冷。“我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一次聚会上看到过蒙哥马利。”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道。这位陆军元帅计划对伊尔贡的暴行进行严厉回应。新任警察局长尼克尔·格雷上校招募了精明强干之人、前任警员和前特种部队成员，成立了镇压叛乱的特别行动队。爱尔兰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突击队员、杰出服务勋章（DSO）获得者、国会议员（MC）罗伊·法兰（Roy Farran）少校是其中最杰出的新成员，他曾取得赫赫战功。
刚到耶路撒冷，俄国大院就派车把法兰接了过来，通报简单的情况之后，法兰便前往大卫王饭店享用晚餐。此后，法兰和特别行动队便开始驾车巡逻耶路撒冷，寻找可疑之人进行审问，如遇不从，便马上射杀。这些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有任何秘密行动经验，不熟悉当地语言，并且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不出所料，一开始，法兰一无所获。直到1947年5月6日，法兰的小队驾车穿过里哈维亚时，才发现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学生亚历山大·鲁波维兹正在张贴莱希的海报。法兰绑架了这个孩子。在混战中法兰丢失了他的软帽，上面绣着他拼错的姓氏“FARAN”。他试图从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挖出更多关于莱希的消息。法兰将鲁波维兹拉出耶路撒冷，沿着耶利哥路进入山里，把他绑在一颗树上，殴打了一个小时，而后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击打鲁波维兹的脑袋。浑身赤裸的少年遍体鳞伤，最终可能被野狗吃掉了。
此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疯狂地寻找这个丢失的孩子。法兰少校在卡塔蒙的警察食堂向他的上级承认了此事。之后，法兰就突然消失，逃离了耶路撒冷。英国当局先是掩饰，结果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莱希开始滥杀英国士兵，直到法兰返回耶路撒冷，并在艾伦比军营自首。1947年10月1日，塔尔比赫重重戒备下的法庭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但因为缺乏可采信的证据，法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鲁波维兹的尸体一直都未找到。法兰被两个军官匆忙带进一辆装甲车，连夜驶向了加沙。莱希决定除掉他。1948年，莱希寄给法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R·法兰收”，包裹却被法兰的兄弟打开了，他名字的首字母与法兰相同，结果法兰的这个兄弟被当场炸死。[5]
这件案子证实了整个伊休夫都痛恨英国人。当局因恐怖罪行判决一名伊尔贡成员死刑时，贝京炸毁了位于耶路撒冷戈登斯米德之家的英国军官俱乐部，有十四人被炸死。他还成功帮助阿克监狱的囚犯越了狱。只要伊休夫的成员遭到鞭打，贝京就会鞭打英国士兵，而只要伊休夫成员在阿克监狱因恐怖主义罪行被绞死，贝京就以“反希伯来活动”为名随意绞死两名英国士兵。
此时，英国反对党领袖丘吉尔公开抨击了艾德礼这种“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或鬼才知道是谁的人而镇压犹太人的愚蠢肮脏的战争”行为。甚至战争期间，丘吉尔曾一度考虑对巴勒斯坦行政官员中的“反犹分子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实施一次惩罚。如今，伊尔贡和莱希的所作所为、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暴行引起的愤怒合在一起，使英国人坚定地转向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英国逃兵和一些现役部队人员有时还会给予阿拉伯武装力量一些帮助。
新任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将军私下里把复国主义描述成“带有犹太人心理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心理不仅非常反常而且不讲道理”。巴克将军禁止英军进入犹太餐馆，他解释道，“我将以这个民族可能最不喜欢的方式惩罚犹太人，即减少他们口袋里的收入”。巴克遭到首相的训斥，但仇恨的种子现在已经植于他的内心。在写给凯蒂·安东尼乌斯的情书中，巴克说他希望阿拉伯人杀死更多“血淋淋的犹太人……令人憎恶的民族……凯蒂，我非常爱你”。
1947年2月14日，被流血事件弄得筋疲力尽的艾德礼在撤离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与内阁达成了一致。4月2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四个月后，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联合国任命的一名市长进行国际托管。尽管疆界仍未明确划定，但本-古里安接受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心脏”，但为了建国，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则拒绝分治，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11月29日，联合国针对这项议案进行投票。午夜后，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神经紧绷地默默收听着。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以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的三十三个国家投票支持181号决议，十三个国家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弃权。“有几分钟大家都震惊了，双唇不自觉地张开，瞪大了眼睛，”阿莫司·奥兹回忆道，“然后我们位于耶路撒冷北部边缘的街道突然喧闹起来，不是一种喜悦的喊叫，更像是一种恐怖的尖叫，一种震天动地的灾难性的喊叫。”然后是“阵阵喜悦”，“人人都在歌唱”。犹太人甚至亲吻了“受惊吓的英国警察”。
阿拉伯人不承认联合国有权划分这个国家。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四国土的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剑拔弩张。同时，犹阿极端分子早已开始无情地互相残杀。耶路撒冷“自身已处于交战状态”。
阿拉伯暴徒涌向市中心，用私刑处死犹太人，朝他们的社区开火，洗劫他们的商店，尖叫着“宰了犹太人”。“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在局势恶化之前都是各自的座上宾，而此时却彼此交火”。数座橘园和宅邸的继承人、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安瓦尔·努赛贝，难过地看到这一切化为“尘土、嘈杂与混乱”。
12月2日，三个犹太人在老城被射杀，3日，阿拉伯枪手攻击了蒙蒂菲奥里区。接着，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进攻了犹太区，此时，该区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在两万两千名阿拉伯人的包围下紧张得无法入睡。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搬出混居区域。12月13日，伊尔贡向大马士革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投掷炸弹，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多人受伤。安瓦尔·努赛贝的叔叔在伊尔贡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他看到一块“粘在城墙上的撕裂的肢体”。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七十四名犹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和九名英国人丧生。
12月7日，当本-古里安从特拉维夫赶着去会见高级专员时，他的护卫队在路上遭到伏击。哈加纳召集了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役人员，阿拉伯人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来自伊拉克、黎巴嫩、波斯尼亚的非正规军自愿战斗在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中，一些人曾是先前参战过的民族主义老战士，其他人则是吉哈德基要主义者。最大一支民兵部队是阿拉伯解放军，他们吹嘘自己大约有五千名战士。名义上由七个国家的正规军支持的阿拉伯军队势不可挡。巴克将军那时已离开巴勒斯坦，他“像个士兵一样”欢欣鼓舞地向凯蒂·安东尼乌斯预言“犹太人将被根除”。事实上，阿拉伯联盟——1945年成立的新独立阿拉伯国家组织——成员已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和分裂。阿卜杜拉刚加冕为约旦哈希姆国王，他还想把巴勒斯坦并入王国之内；大马士革觊觎一个大叙利亚；埃及法鲁克国王自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合法的领导人，并厌恶哈桑王族控制下的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还仇视将他们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所有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信任返回埃及的穆夫提，穆夫提决定自封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
耶路撒冷置身于如此多的腐败、背叛和无能之中，却仍然为阿拉伯的战争英雄们提供物质供给。对这种“阴谋和溃败的恶性循环”感到厌恶的安瓦尔·努赛贝和其他的家族如哈立德家族和达贾尼家族一起，组建了希律门委员会，他们开始购买武器武装自己。安瓦尔·努赛贝的堂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曾于1941年在伊拉克和英国人作过战，战争期间他定居开罗，深居简出，此时正掌管着被称为耶路撒冷前线的阿拉伯指挥部。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贵族的革命偶像、前任市长的子孙、先知的后裔、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业余诗人、报纸编辑，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勇士。他总是围着头巾，身着卡基尼上衣，交叉挎着子弹带，以阿拉伯英雄的化身示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堂弟赛义德·侯赛尼说，“我记得他曾来过我家的一间密室，他的人格魅力和宽厚性格以及迫切成为英雄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男女老幼都佩服他。”一名来自加沙的青年学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成为阿卜杜·卡迪尔的参谋，他为他的母亲与侯赛尼家族有一定的渊源而感到自豪。
犹太区内的复国主义枪手不断朝圣殿山上开枪，阿拉伯人则向来自卡塔蒙的犹太平民射击。1月5日，哈加纳进攻卡塔蒙，并摧毁塞米勒米斯饭店，杀死了十一名无辜的阿拉伯基督徒，这场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从这座城市的逃亡。本-古里安解除了指挥此次攻击行动的哈加纳军官的职务。两天后，伊尔贡炸毁了位于雅法门的一个拒绝向犹太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阿拉伯据点。2月10日，一百五十名侯赛尼军事武装人员进攻蒙蒂菲奥里区；哈加纳击退了他们，却遭到附近大卫王饭店里多名英国狙击手的攻击，一名年轻的犹太战士阵亡。离英国人结束托管还有四个月，但耶路撒冷已经陷入全面但不对称的战争泥潭。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丧生。每次暴行都必定遭到双倍的复仇式反击。
耶路撒冷城内的复国主义者最易受到攻击：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需要穿过30英里（约48千米）的阿拉伯领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指挥着拥有一千多人的穆夫提圣战军——耶路撒冷旅——不断地在此进行攻击。出生在这座圣城的帕尔马赫军官伊扎克·拉宾回忆道：“阿拉伯人计划杀死九万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使他们屈服。”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月1日，侯赛尼的武装人员在两名英国逃兵的帮助下，炸毁了《巴勒斯坦邮报》的多间办公室；10日，他们再次进攻蒙蒂菲奥里区，但六个小时的枪战后，被哈加纳击退。英国人在雅法门下建立了一个战地指挥所，以保卫蒙蒂菲奥里区。2月13日，英国人逮捕了四名哈加纳战士，将他们解除武装后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暴徒杀死了他们。22日，侯赛尼派遣英国逃兵炸毁本·耶胡达大街，这一暴行导致五十二名犹太平民死亡。作为报复，伊尔贡射杀了十名英国士兵。
努赛贝回忆道，保卫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域的尝试“就像一个破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不料竟会从两个地方或更多地方喷出水来”。哈加纳炸掉了努赛贝家的老城堡。前阿拉伯市长侯赛因·哈立迪抱怨道：“人人都在逃离。我也不能坚持太久。耶路撒冷正在陷落。没有人留在卡塔蒙，谢赫贾拉已空无一人。有支票或有点积蓄的人纷纷逃往埃及、黎巴嫩和大马士革。”难民很快从阿拉伯各个社区涌出。凯蒂·安东尼乌斯去了埃及。她的住宅被哈加纳炸毁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巴克将军写给她的情书。尽管如此，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犹太人从西耶路撒冷撤向海岸的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认为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1948年初，老城内的犹太区仍处在包围之中，没有武装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难以进行防守。“那么，耶路撒冷情况如何？”本-古里安3月28日在特拉维夫的指挥部里问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耶路撒冷的陷落可能对伊休夫构成致命一击。”将军们仅能分出五百人。自从联合国投票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但此时，本-古里安命令展开“纳赫松行动”，以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开始更大规模攻势的D计划——确保保住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区域，并进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历史学家本尼·莫利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个计划明确要求摧毁负隅抵抗的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当地村民。”但“文件中并未提到驱逐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居民’”。在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他们的家中；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全部遭到驱逐。
卡斯特尔村控制着从沿海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4月2日夜，哈加纳夺取这个据点，但侯赛尼随即集合他的武装力量（包括伊拉克的非正规军）重新把它夺了回来。然而他和安瓦尔·努赛贝认识到，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他们两人匆忙赶往大马士革要求炮兵增援，不料阿拉伯联盟将军们的无能和阴谋诡计惹得他们怒火中烧。“卡斯特尔已经失守，”伊拉克总司令说道，“收复它是你的责任，阿卜杜·卡迪尔。”
“给我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收复它。”侯赛尼愤怒地回答。
“这是什么，阿卜杜·卡迪尔？不是大炮吗？”将军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侯赛尼爆发了：“你们这些叛徒！历史将会记下一笔，是你们弄丢了巴勒斯坦。我如果不能夺回卡斯特尔，就和我的圣战者一块儿战死！”那晚他为他七岁的儿子费萨尔——十年后他成为了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写了首诗：这片勇士之地是我们的祖先之地，
犹太人无权得到这片土地。
敌人统治它时，我岂能安睡？
我的心在燃烧，我的家园在召唤。
这位指挥官第二天早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并召集他的人马。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4月7日，阿卜杜·卡迪尔带领三百名战士和三个英国逃兵直奔卡斯特尔。那晚11点他们攻击了这个村庄，但被击退。第二天黎明，侯赛尼亲自上前线接替一位受伤的军官，但因为是在雾中前进，他无法确定谁正实际占领着村庄。一个哈加纳哨兵以为他们是新到的犹太增援部队，便用阿拉伯方言喊着：“到这儿来，孩子们！”
“你们好，孩子们。”侯赛尼用英语回应。犹太人常常用阿拉伯语，但从不用英语回应。这个哈加纳哨兵感到危险，于是开枪扫射，子弹击中了侯赛尼。他的战友逃跑了，留下他躺在地上，呻吟着：“水，水。”尽管犹太军医设法急救，但他还是死了。金表和象牙柄手枪显示他是一位领导人，但他到底是谁呢？
通过广播，疲惫不堪的哈加纳守卫者得知焦急的阿拉伯人正在商讨取回失踪的指挥官尸体一事。侯赛尼的兄弟卡勒德接过了兄长的指挥权。消息传开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乘坐公共汽车、卡车，骑着驴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地区，并收复了这个村庄，帕尔马赫部队全部阵亡。阿拉伯人杀死了五十名犹太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夺回了这个通往耶路撒冷的锁钥之地以及侯赛尼的尸体。
“多么难过的一天！他的牺牲使每个人都神情沮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他是一名爱国主义勇士和阿拉伯贵族！”4月9日周五，瓦希夫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待在自己家中。人人都行进在送葬队伍中。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三万人前来送葬，包括挥舞着枪支的阿拉伯战士，来自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众多农民和几大名门望族，他们看着侯赛尼被安葬在圣殿山上，长眠于他父亲的墓旁，附近就是阿拉伯伟人祠堂里侯赛因国王的陵墓。礼炮响了十一声；枪手鸣枪致哀。一位目击者声称，现场死亡的人数比死在卡斯特尔突袭中的人还多。安瓦尔·努赛贝回忆道：“这里听起来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哭喊着报仇；人人都害怕复国主义分子的进攻。”他“非常沮丧”。但阿拉伯战士们如此急切地前来参加侯赛尼的葬礼，以致卡斯特尔无人留守。帕尔马赫于是摧毁了这个据点。
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这些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了手榴弹，并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和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排着队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才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伊尔贡司令贝京一方面极力否认已发生的暴行，另一方面也吹嘘此事的效果：“传说，震慑力相当于六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恐慌使阿拉伯人不知所措。”本-古里安为此向阿卜杜拉国王道歉，却遭到后者的拒绝。
阿拉伯人的复仇随之而来。4月14日，一支护送救护车和装满食物的卡车的卫队出发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柏莎·斯帕福德看到“有一百五十五名叛乱者，装备着从喇叭枪和老式火枪到现代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机枪的各种不同武器，躲在美侨区一片仙人掌后面。他们的脸因为仇恨和渴望复仇而扭曲”。她写道：“我走出来，面对着他们。我告诉他们：‘从美侨区的掩体里开火和从一座清真寺里开火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不顾她六十年来对慈善事业的奉献，威胁她迅速撤离，不然就杀了她。在英国人干涉之前，七十七名犹太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被杀，二十人受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称：“要不是军队干涉，不会有一个犹太人生还。”枪手们肢解了尸体，并和摆成恐怖姿势的尸体合影。照片在耶路撒冷被大量冲洗，并制作成明信片发售。
代尔亚辛事件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成了阿拉伯媒体放大犹太暴行的最佳题材。这本来是为了增强阿拉伯人的抵抗信心，却在一个已处于战争的国家内激起了神经质般的不祥之兆。3月，在代尔亚辛事件发生之前，七万五千名阿拉伯人已离开他们的家园。两个月后，离开的人数竟达到三十九万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西耶路撒冷，靠近大卫王饭店。他就是在此期间选择逃离的典型代表，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他的所思和所为。这些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可惜迄今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我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这些事件之后的4月中旬，瓦希夫写道，“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以至于他放弃了在托管当局的工作，并“待在家中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最后，这个日记作家记录了“使我决定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我们房子的危险位置”，这里正处于雅法门的阿拉伯人、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人和贝文格勒安全区的英国人三方的火力之下：“白天黑夜不停地遭到射击，所以很难回到这座房子。在我们周围，不断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还有建筑物的爆炸。”英国人向蒙蒂菲奥里区开火，炸掉了摩西爵士的风车房的顶部，但无济于事。瓦希夫写道，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狙击手“向街道上的任何行人射击，能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他要考虑怎样保存他收藏的陶瓷、日记和他心爱的乌得琴。与此同时，他的健康也在不断恶化：“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弱，以至于我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医生已经劝告我离开。”瓦希夫一家争论着：“托管一结束，将发生什么？我们将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还是犹太人统治之下呢？”瓦希夫的邻居——法国总领事——许诺保护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藏品。“即使我们永远不能返回”，瓦希夫仍认为他应该收拾行囊“去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以为我们离开这座房子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将很快进入这个国家，不是占领它，而是解放它，并将它归还给它的人民，而我们就是它的人民！”他在托管的最后几天离开了，从此再未返回。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写照。一些人遭到武力驱逐，一些人离开去躲避战争，他们都希望以后能够返回，最终，有将近一半的人仍安全地留在他们的家中，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复国主义民主下的非犹太公民。然而，还是有总共六十至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并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悲剧就是纳克巴（Nakhba）——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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