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仍然相信完全的心身平行论的论点——主张（3）——是错误的，也许甚至在某些只涉及反射的情况下也是错误的。因而我提出一种形式的心身相互作用论。这包含着（如笛卡儿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论点，物质世界1在因果关系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向世界2开放，向精神状态和事件开放。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也许是有些乏味的论点，但是我认为这个论点被世界3（包括它的自律的领域）通过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事实所证实。（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已在本书的跋中予以讨论。）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每当在世界2中发生任何事情，在世界1中（在大脑中）就会发生与之相关的事情。但是要谈到完全或彻底的平行论，我们就必须能断言“同样的”精神状态或者事件总是伴随着精确对应的生理状态，反之亦然。
如指出的那样，我准备承认这个断言有正确的东西，例如对大脑某些区域的电刺激会有规律地导致某些独特的动作或感觉。但是我要问，作为关于一切精神状态的一般法则，这个断言是否有任何内容——难道它不是空洞的断言吗？因为在世界2成分与大脑过程之间，或者世界2完形和大脑过程之间我们可以有平行论，但是我们几乎不能谈到一个高度复杂、独特和不可分析的世界2过程与某种大脑过程间的平行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世界2事件是独特的。即使我们无视创作上的新奇，两次聆听一曲美妙的音乐并识别出它是同一首乐曲并不是同样的世界2事件的重复，这正是因为第二次聆听这首乐曲是与识别这首乐曲的行为相关的，而在第一次聆听时没有这种行为。世界1客体（在这个例子中也是世界3客体）得到重复，而非世界2事件。只有我们能接受一种世界2理论，这种理论像观念联想论心理学一样，把世界2事件看作由重现的成分组成，我们才能清楚地区分世界2的重复部分－－聆听同一首乐曲——和非重复部分，识别出它是同一首乐曲（在这里识别经验又能在其他场合中重现）。但是我认为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原子论的或者分析的心理学我们不会十分赞同。
世界2是高度复杂的。如果我们只注意诸如感性知觉（即对世界1客体的知觉）之类的领域，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能用原子的或者分子的方法分析世界2，例如完形方法（我认为，与埃贡·不伦瑞克「Egon
Brunswik」的生物学的或者功能的方法相比，这些方法都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我们创造和理解一个世界3客体，例如一个问题或者一种理论的独特尝试，应用这些方法就是不适当的。
我们的思考或者我们的理解与用语言简洁陈述的尝试相互作用并受到它的影响的方式；我们对一个问题或者一种理论起初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当我们试图简洁陈述它时它就变得清楚些，当我们写下它并且批评我们解决它的尝试时它变得更清楚些的方式；一个问题可能改变而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旧的问题的方式；一个思绪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又是分节的方式；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分析的或者原子论的方法，包括完形心理学的有趣的分子方法所不能解释的。（顺便说一下，尽管完形心理学家们教导说假说是完形，我却教导说完形是假说；对接收到的信号的解释。）
除此之外，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大脑的一个区域遭到破坏，常常另一个区域能够“接替”，而很少也许毫不干扰世界2——这是反对平行论的另一个证据，这次是以世界1中的实验而不是以对于更复杂的世界2经历的必然模糊的考虑为基础。
当然，这一切听上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反还原主义的；作为看待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哲学家，我的确对任何最终的还原失去了信心。但是在方法论上，这并未把我引到反还原主义的研究纲领。它只是导致这样的预测，随着我们所尝试的还原的增长，我们的知识会扩大；我们未解决的问题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XV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特定的人的自我意识问题；我的见解是，它通过世界2与世界1和世界3的相互作用（反馈，如果你们喜欢这样说的话）而突现。我对于世界3所起的作用的论据如下。
人的自我意识除其他外还建立在许多高度抽象的理论的基础上。动物甚至植物都无疑具有时间意识和时间期待。但是（对不起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要把自己看作具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看作具有个人的历史，看作意识到在整个这部历史中自己的个人同一性（与身体的同一性相联系），这就需要几乎明确的时间理论。因而它是这样一种理论，即，在睡眠期间，当我们失去意识的连续性时，我们——我们的身体——本质上仍然是同一个；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回忆过去的事件（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期待和反应中受到它们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动物的记忆所采取的更原始的形式）。
一些动物无疑具有个性；它们有某种与傲慢和雄心勃勃非常相似的事物，它们学会了对名字做出反应。但是人的自我意识维系于语言和（既明确又含蓄地）维系于简洁陈述的理论。儿童学会独自地使用他的名字，最终学会像“自我”或者“我”这样的词，他以对于他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连续性的意识学会使用它；他也把它与对于意识并非总是持续不断的认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记得有些情况下人们忘记了他们是谁，他们忘记了他们过去的部分或者全部历史，但是他们却保留了或者也许恢复了至少他们的一部分自我，人类精神或者人的自我的极其复杂性和非实体性就特别清楚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记忆并未丧失，因为他们记得如何走路，吃饭，甚至说话。但是他们不记得他们比如说是布里斯托尔人，或者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是什么。就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径而言（动物通常找得到），他们的自我意识受到的影响甚至超出动物记忆的正常水平。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失去言语能力，某种超出动物记忆的人的意识就被保留下来。
我不十分赞成精神分析，但是它的发现似乎证实了人的自我的复杂性的观点，与笛卡儿求助于思维实体形成对照。我的要点是人的自我意识至少包含对于他的身体的（高度理论性的）时间或者历史连续性的意识：对于他的有意识的记忆和属于自己的单一的、独特的身体之间的联系的意识；对于由睡眠对他的意识的正常的、周期性的打断的意识（这又包含着一种时间和时间周期性的理论）。而且，它包含了对于在位置和社会地位上属于某个地方和集团的意识。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直觉的基础，并为动物所共有。我的论点是，在甚至把它提高到未予表达的人的意识的水平时，人类语言或者世界2和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起着重要作用。
显而易见，人的自我的一致性主要归因于记忆，而不仅可以认为动物有记忆，而且可以认为植物也有记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许可以认为非有机结构，例如磁铁也有记忆）。因此，求助于像这样的记忆不足以解释人的自我的一致性。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的不是（对过去事件的）“普通”记忆，而是对于把拥有身体的意识与关于身体的世界3理论（即与物理学）相联系的理论的记忆；具有“领会”世界3理论的性质的记忆。它包含着这样一些气质，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的话，这些气质会使我们能够求助于明确的世界3理论，而且我们觉得我们拥有这样的气质，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的话，我们能够利用它们以明确表达那些理论。（这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依赖人类语言的人的自我意识和动物的意识的差异。）
XVI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证实了把人的世界2，人的意识的世界，还原为人的世界1，即在实质上还原为脑生理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3至少部分地是自律的，与其他两个世界无关。如果世界3的自律部分能够与世界2相互作用，那么世界2就不能被还原为世界1，或者在我看来如此。
我的世界3的部分自律性的标准例子选自算术。
如在本书的跋中己解释的那样，自然数的无穷序列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它是人类心灵的发明和产物，是发达的人类语言的一部分。似乎有一些原始的语言，人们只能用它数“一，二，许多”，还有一些原始语言，人们只能用它数到五。但是一旦发明了无穷尽的计数方法，便自律地出现了区分与问题；偶数与奇数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自然数序列中发现的，素数和与之相关的许多已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亦然。
这些问题和解决它们的定理（例如欧几里得的关于不存在最大素数的定理）是自律地出现的；它们作为人所创造的自然数序列的内在结构的一部分而出现，与我们所想到的事情和未能想到的事情无关。但是我们能够领会或者理解或者发现这些问题，并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因而属于世界2的我们的思维部分地依赖于自律的问题，依赖于属于世界3的定理的客观真理：世界2不仅创造了世界3，而且它在一种反馈过程中部分地被世界3所创造。
因此我的论点如下：世界3，尤其是其自律的部分，显然不能还原为物质的世界1。由于世界2部分地依赖于世界3，因此世界2也不能还原为世界1。
这样，物理主义者们，或者如我所称呼的那样，哲学还原主义者们，就不得不否定世界2和世界3的存在。因此，大量运用世界3的定理的全部人类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的存在）也随之变得不可理解；这样我们必须假定，诸如机场或者摩天楼的建设者们所引起的世界1中的激烈变化最终是由物质的世界1本身所致，而没有世界3理论的发明，没有依据这些理论做出的世界2设计；它们是预先决定的；它们是最终嵌入氢核的先定和谐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这些结果是荒谬的；哲学行为主义或者物理主义（或者心身同一论的哲学）在我看来陷入了这种荒谬。
XVII
我相信，哲学还原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归因于把一切事物都还原为一种从本质和实体方面的终极解释的愿望，即既不能又无需做任何进一步解释的解释。
一旦我们放弃关于终极解释的理论，我们就认识到我们总是能够继续问“为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从不导致终极的回答。聪明的儿童似乎懂得这一点，却向成年人做出让步，确实，成年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回答原则上是无尽无休的一系列问题。
XVIII
世界1，世界2和世界3尽管是部分自律的，却属于同一个宇宙：它们相互作用。但是不难表明，如果这种知识本身构成宇宙的一部分，如它实际上那样，那么对于宇宙的知识就一定是不完全的。
在跋中，我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画一幅他在工作的房间的详细地图，当他开始把他正在画的地图画入图中时就出了问题。显然他无法完成这件任务。
这个例子和其他一些例子有助于表明为什么一切解释性科学都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成为完全的，它就必须对自身做出解释性的说明。
一个更强有力的结果含蓄在哥德尔关于形式化的算术的不完全性的著名定理（尽管在这个上下文中使用哥德尔的定理和其他元数学不完全性定理是用重武器攻击比较薄弱的阵地）当中。由于一切自然科学都使用算术（并且由于在还原主义者看来只有用物理学符号简洁陈述的科学才具有现实性），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使一切自然科学都成为不完全的；这也向还原主义者表明一切科学都是不完全的。在不相信一切科学都可还原为用物理学简洁陈述的科学的非还原主义者看来，科学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全的。
不仅科学还原主义是错误的，而且关于还原的方法能够取得完全的还原的信念似乎也是错误的。我们生活在突现进化的世界；生活在问题的世界，如果问题被解决，其解决办法又产生新的更深奥的问题。因而我们生活在突现的新奇事物的宇宙；通常不能完全还原为任何先前阶段的新奇事物的宇宙。
然而，尝试进行还原的方法是非常富有成效的，这不仅因为我们通过它的部分的成功，通过部分的还原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因为我们从我们部分的失败中学习，从我们的失败所揭示的新问题中学习。未解决的问题几乎和它们的解决办法一样有趣；的确，几乎每一个解快办法都开辟了未决问题的全新的世界，如果不是这个事实，它们就会同样有趣。
附录3：再论还原，1981年
I
在1972年初撰写前面的附录时，我一心要阐明两件事情。一件是还原的尝试的价值；这种尝试的常常十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和它们会导致的新的理解。另一件是我们却仍然没有真正完全成功的还原，此处“成功的”不仅仅意味着增长我们的见识，增进我们的理解；在此它意味着已经表明一个知识领域，例如化学，完全可以从另一个知识领域，例如原子论导出。
在提出对这种完全的还原是否存在的强烈的怀疑时，由于某种哲学原因，我想反对我所称的“哲学还原主义”对于还原迟早会完全成功的这种有些武断的预见；换言之，它们会成功，因为我们对于世界，或者对于我们自己，或者对于语言，或者对于科学，或者对于哲学，或者对于我不知道什么，有足够的了解，以致知道还原主义是正确的。
对于说这种话的人们我回答说，对这类事情我们一无所知，世界比还原主义哲学所梦想的远为有趣，远为令人兴奋。
II
1922年，由于尼尔斯·玻尔惊人的元素周期系的量子理论而发现了72号元素（锗），使人们兴奋不已，对此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认为它是化学已被还原为原子论的伟大时刻；我现在仍然要说，它是20世纪所有还原主义探险中最伟大的时刻，也许只被由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对DNA结构的发现所代表的突破所取代。我仍然拥有一本1929年的教科书，书中用我在此复制的两幅图表（以心怀感激之情纪念它们的作者阿图尔·哈斯［Arthur
Haas］和我的朋友费朗茨·乌尔巴赫［Franz Urbach］，他帮助作者完成了此书）戏剧性地描绘了这个进步。
玻尔的理论不仅导致对元素的化学性质的预测，从而导致对仍然未知的72号元素的性质的预测并因而导致对它的发现，而且它使人们可以对它们的一些光学性质做出预测；它甚至导致对化合物的一些性质的预测。
它是物质史中的伟大时刻。我们正确地感到情况确实如此玻尔达到了岩底。然而，一种颇为不同的问题己经在背景中隐然出现，由索迪「Soddy」的一个建议（1910年）和J．J汤姆孙的发现（1913年，提出玻尔原子模型的一年），以及F.
W．阿斯顿「F．W．Aston」的质谱学（1999年）所引起。然后是尤里「Urey」的原子弹，重水的发现，这意味着化学的所有基本测量，原子量的测量——化学的和周期系的基本现象——都有轻微的错误，必须予以修正。
这样，岩底突然坍塌了：尼尔斯·玻尔莫明其妙地在沼泽上盖起了建筑。但是他的大厦仍然矗立。
然后是量子力学，和伦敦与海特勒的理论。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把化学还原为物理学只是原则上的还原；任何类似完全的还原的事物此时比伟大突破的一年1922年看上去更加遥远。
这是对历史的匆匆一瞥，概述它是为了使事情不那样抽象，因为我现在要写到有些抽象的一章：谈一谈还原主义的逻辑。
III
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利用下面的表3批评他讨论还原主义：’
（4）生态学／社会学
（3）生物学
（2）化学
（1）物理学
表3 通常的还原表
梅达沃提出，这些学科的较高学科与较低学科的真正关系不仅是逻辑上的可还原性的关系，而且更可与表4所提到的学科间的关系比较。
（4）质量（欧几里得）几何
（3）仿射几何
（2）射影几何
（1）拓朴学
表4 各种不同的几何
表4所列出的较高几何学科与较低几何学科间的基本关系不很容易描述，但是它无疑不是可还原性的关系。例如，度量几何，尤其以欧几里得几何的形式，只是非常不完全地可还原为射影几何，即使射影几何的结果在嵌入了足够丰富以致能使用射影几何概念的语言中的度量几何中都是有效的。因而我们可以把度量几何看做射影几何的丰富。表4的其他水平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关系。丰富，部分地是概念的丰富，但主要是定理的丰富。
梅达沃提出，表3的连续水平间的关系可能与表4的连续水平间的关系相似。因而化学可被看作物理学的丰富；这解释了为什么它尽管不是全部地也是部分地可还原为物理学；表3的较高水平情况与此相似。
因而表4中的学科显然不能还原为较低水平上的学科，即使较低的水平在十分明显的意义上在较高水平之内仍然是有效的，即使它们以某种方式被包含于较高水平中。而且较高水平上的一些命题可还原为较低水平。
我觉得梅达沃的这些话非常有启发性。当然，只有我们放弃这种观念，即，我们的物质宇宙是决定论的——这种物理理论，连同在某一特定瞬间的初始条件，完全地决定着在任何其他瞬间的物质宇宙的状况——它们才是可接受的。假如我们接受这种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就不能把表3看作与表4相似。
实际上，可以把这两个表的较高水平看作包含不能由较低水平的假说（公理）导出的新的基本假说（新的公理），和不能用较低水平的概念界定的新的基本概念。
与此相反，还原主义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它没有任何新颖的东西进入这些较高水平。
因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物理学假说形式化（公理化），那么，根据还原主义，每一个表面上新的概念都应该是可用物理学的概念还原的（可界定的），因此原则上是可避免的；每一个表面上新的假说在这些定义面前应该在逻辑上是可从形式化的或者公理化的物理学体系的基本假说推断的。
IV
现在人们有逻辑上的理由怀疑，可用纯逻辑的术语描述的这个还原主义纲领甚至在原则上是否能够执行。我将提到其中一些原因。
考虑一下一个相似的纲领，把数学还原为逻辑学的纲领；这个纲领在怀特海[Whitehead」和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达到高潮，这是一项辉煌的成就，但是，在最有资格的数学家们看来，也是一个失败，至少就这个纲领的还原主义方面而论。纯粹逻辑在数学中的确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数学比（函数）逻辑更丰富。从哥德尔的发现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数论的每一个公理系统中，都出现在逻辑上不能在那个公理系统中解决而只能在一个更强的系统中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更强的系统中，出现新的但是恰恰相似的问题。）因而我们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的公理系统的无限序列，甚至把数论的这些（不完全的）公理系统之一还原为逻辑学也不会是在还原主义纲领的意义上的完全的还原。
还有定义的问题。在还原主义纲领的意义上的形式定义的要点是它充当了纯粹的缩写。例如W．V．奎因「W．V．Quine」在把一些定义引入他的数理逻辑系统后，对它们做了如下评论：
这种缩写的惯例称作形式定义。……从形式上为符号下定义就是把它当作已在手边的某种形式的记号的速记。……为符号下定义就是表明如何避免它。
这是这位还原主义者心中所想的那种定义；因为他想表明在较高水平上没有出现内在新颖的成分，没有出现不可还原的成分；一切都可还原为最低水平即物理学；尽管由于错综复杂的物理学情境或者星群，缩写的定义成为必要（由于马赫所称的“思维的经济性”的原因。）
让我们把这种纯缩写的定义称作“无创造性定义”。因为还有其他的定义，创造性定义。它们在形式上与无创造性定义无法区分，但是它们充当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公理的或者新的假设的角色；因此在尝试进行的还原中不允许使用它们。
V
创造性定义与无创造性定义可描述如下。
设S为某个形式定义引入的新符号。如果定义是无创造性的，或者仅仅是缩写的，那么所有新定理——即通过定义使人们可以推导出而离开定义就不能推导出的那些定理－－都将包含符号S；定义会允许我们在这些新定理中都去掉符号S。然而，如果定义是“创造性的”，那么有些定理就不包含符号S，但是在没有那个引入S的定义的情况下，它们不能由公理导出。
最初的印象也许表明这种创造性的定义不可能存在。然而，它们能够存在并且确实存在；关于它们的一些事实与还原主义纲领密切相关。
1963年，我发表了一篇专题研究论文，“概率演算中的创造性和无创造性定义”［Creative and Non Creative Definitions
in theCalculus of
Probability］。我把概率演算当作我的专题研究的对象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向我提供了一个我认为我所深知熟稔的公理系统，并且因为我相当熟悉证明一个公理（或者一个定义）能否产生新定理即不能由该公理系统的其余部分导出的定理的方法。
这个专题研究的在此令我们感兴趣的主要结果是下面的两个（那篇论文中已举出它们的例子）：
如果我们在一个公理系统中引入了一个纯缩写的或者无创造性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可以成为创造性定义：
（a）通过略去其中一个公理
（b）通过增加一个新的公理。
因而除非我们的公理系统严格地固定下来，否则我们永远也不能肯定一个定义是创造性的还是无创造性的。
从“物理主义的”观点看，即从关于至少整个化学和生物学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学的论点看，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非我们所使用的物理学的公理系统（我们想把更高级的系统还原为这一系统）被精确地形式化和固定化，否则对于任何表面上纯粹缩写的定义我们不能说它是否真的是缩写的。
但是甚至在那时，某个定义的性质也可能仍难以确定。没有常规方法可以确定一个特定的定义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公理系统是否是创造性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表明从纯逻辑观点看，还原主义纲领的确是非常模糊的。当然，从直觉地理解一门科学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尽管模糊然而十分重要的方面－－甚至部分的还原也可能仍然是令人满意的和重要的。
VI
这一切都与唯物主义的历史有关，与唯物主义的自我超越的故事有关。
唯物主义背后的主要观念，如我所称呼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纲领，是从物质的已知的、熟悉的特性方面解释一切事物——万有［the All］，有序的宇宙［the
ordered Univers］，乾坤［the Cosmos］——的尝试。
大体上有两个唯物主义的研究纲领。一个可追溯到巴门尼德，它认为世界是充满的，充满了物质；它导致了连续统力学。另一个以“原子与虚空”为口号，它认为世界主要是空的。这两个纲领都导致把世界看作一架巨大的机械的机器的观点；或者是旋涡的；或者是原子的。但是对这两个纲领来说，从熟悉的物质特性方面解释世界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必不可少的要求当然是还原主义的要求。在这点上，唯物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纲领完全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富有成效的纲领——它的确成了自然科学。然而它超越了自己；这是由于科学的批评传统，而这个传统比观念形态传统更强有力。
因而，在如最初的纲领所预期的那样本应用来做出解释的那些熟悉的地方，现在却出现了抽象的、不熟悉的定律；熟悉的物质特性被非常不熟悉的抽象的数学公式所解释。例如，从直觉上非常令人满意的物质不灭观念已被非常抽象的能量守恒定律所取代；物质本身被看作仅仅是这种抽象的能量的一种形式。
但是这个超越唯物主义的过程更早就开始了——以牛顿和牛顿的力，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和场的观念开始。并以诸如原子衰变的内在概率（半衰期）之类观念开始。
VII
这些还原主义的尝试都没有解释宇宙的创造性：生命，及其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的事物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实际上，在达尔文之前，还原主义者们对自然中的设计［design」的问题只能闭目不看。1859年《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后，就有了一个论据——自然选择——的确是非常有力的论据可以被还原主义者使用。还原主义者对设计的问题不再必须闭目不看；相反，他们现在能够为了还原主义而利用设计的问题。
达尔文的还原纲领通过沃森和克里克的成功而得到了最大的鼓励。难怪分子生物学不仅成为科学的发展得极其迅速的一部分，同时也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VIII
在此我想谈一谈与生命进化的问题有重大关系的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近发展：决非平衡的开放系统的热力学的发展。
“热力学”是热流和导致热流的力的别称。如大家所知道的，热从较热的物体或者区域流向较冷的物体或者区域，当流动停止时，这个运动就趋向于平衡。作为一门科学的热力学试图描述这一切；相应的分子力学，被称作统计力学，做出了成功的还原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解释。
热力学的前两条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和断言熵只能增加的定律。按照玻耳兹曼把熵解释为分子无序来表达，第二定律说一个封闭系统中的分子的无序只能增加，直至它到达它的最大值——完全无序。
被解释为宇宙原理的这条关于无序增加的定律使生命的进化不可理解，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生命进化表现出一种远离玻耳兹曼的无序的总的趋势。
很久以来人们就怀疑，这个明显的悖论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每个生命系统，甚至整个地球，及其不断发展与成长的植物群和动物群，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当然，第二定律（和玻耳兹曼对它的解释）不适用于开放系统；因此这里似乎有取得一些进步的可能性。
现在已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在此不能讲述这个经历，但是我想提一提最重要的结果，它主要应归因于普里果金［Prigogine」。简言之，它们是远非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没有表现出增加无序的趋势，即使它们产生熵。但是它们能够把这个熵输出给它们的环境，能够增加而非减少它们的内在秩序。它们能够显现结构特性，因此做出与进入任何令人兴奋的事物都不再会对它们发生的平衡态正相反的事情。
也许最简单的例子是煤气灶上正在沸腾的茶水壶。许多能量从壶底流入壶内，在壶盖和侧面流到外面，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开放系统。
在系统内，逐渐显现出强烈的温差，与封闭系统会出现的情况正相反。它们不但产生热流而且产生快速的水流，当水开始沸腾时，甚至产生其大小相当独特的可见物质结构：蒸气泡。这些蒸气泡决非相等，但是有一种平均大小：一种典型的概率或统计结果（这种倾向取决于总的情境：煤气灶的温度，壶的大小与形状，热流……）。而且，水有两种状态的区分－－液态水和水蒸气；在下一个时间单位，一组分子是否会呈现一种或另一种状态显然是一个概率问题；在此（如在全部热力学中一样）我们面临着概率结果，面临着物理学的一个非决定论的部分。
普里果金既在理论上又在实验上发展着物理学的这一部分，现在可清楚地看到，处于绝非平衡态的开放系统能够建立新的结构而非趋向平衡态，趋向熵增加到最大值的结构消失的状态；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宇宙所预测的那种热寂的状态。
IX
可以把普里果金的工作看作一项令人兴奋的物理主义的还原，至少在它向着对于高级结构的进化（它似乎是地球上生命的进化的相当明显的方面）的物理学理解迈出最初几步的意义上是如此。因而它会为理解生命的创造性与物理学定律不相抵触的原因开辟道路。
但是尽管这是朝还原主义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它却决非对生命的创造特性的还原。
无论我们是否把宇宙看作一架物理的机器，我们都应面对这个事实，即，它产生了生命和有创造力的人；它向他们创造性的思想开放，并确实已被这些思想所改变。我们不可闭目不见这些事实或者允许我们对还原主义纲领所取得的成功的意识使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包含着生命的宇宙在最佳的意义上是有创造力的：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音乐家，以及伟大的数学家，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发明家都是有创造力的，在这种意义上，宇宙是有创造力的。
关于作者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918年至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心理学、教育学、音乐史和哲学。同时当一名家具木工的学徒，并当教师。1978年，在他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50年后，维也纳大学举行了庄严的仪式，“更新”了这一学位，并授予他自然科学名誉博士学位。
1934年，他仍在维也纳当中学教师时，发表了《探究的逻辑》，此书在译为英语后成为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出版于1959年。）现在它已被译为多种文字，47年后，它仍被频繁再版。
波普尔生活在英国，却在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讲学，自1950年在哈佛大学发表威廉·詹姆斯哲学讲座以来，又常常在美国讲学。著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因此书而荣获了美国政治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利平科特奖［Lippincott
Award］］，《猜想与反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客观知识》，《无尽的探索》。他与约翰·埃克尔斯爵士合作出版了《自我及其大脑》。
他拥有芝加哥大学［Chicago］，丹佛大学「Denver」，沃里克大学「Warwick」，坎特伯雷大学「Canterbury」（新西兰），索尔福德大学［Salford］，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伦敦），维也纳大学［Vienna］，曼海姆大学［Mannheim］，奎尔夫大学「Guelph」（加拿大），法兰克福大学［Frankfurt］，萨尔茨堡大学「Salzburg」，剑桥大学「Cambridge」和牛津大学「Oxford」的名誉学位。
他是皇家科学院［Royal
Society］（伦敦）会员，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会员；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国外名誉会员：法兰西学院［l’Institut de Francd］会员；国立林琴科学院［AccademiaNazionale
dei Lincei］国外会员；国际科学哲学学会［l’Acad6mie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会员；比利时皇家学院「Academie Royale de Belgique」非正式会员：欧洲科学、艺术、文学学会［l’Academie
Europeene des Sciences，des Arts，et des Lettres］会员；新西兰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NewZealand］会员；国际科学史学会「Academie Internationaled’Histoire des
Sciences」名誉会员；德国语言与文学创作学会［ Deutsche Akademie fur Sprache und Dichtung］名誉会员。
他也是ΦBK联谊会哈佛分会「Harvard
Chapter of Phi Beta Kappa」名誉会员；德国哲学总学会［Allgemeine Gesellschaft fur
Philosophie］名誉会员；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名誉会员；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Darwin
College」名誉会员。他被授予维也纳市道德哲学和精神科学奖「Prize of the City of Vienna for Moral and
Mental Sciences」；哥本哈根大学森宁奖［Sonning Priz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维也纳市卡尔·伦纳博士奖「Dr Karl Renner Prize of the City ot
Vienna」；和蒂宾根大学利奥波德·卢卡斯博士奖［Dr Leopold Lucas Prizeof the University ot
Tubingen］。他荣获过金质荣誉大勋章「Grand Decoration of Honour in
Gold」（奥地利）；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科学杰出贡献金质奖章「GoldMedal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Science of the American Museumof Natural History」；科学与艺术奖章「Ehrenzeichen fur
Wissen－schaft und Kunst」（奥地利）和勋章［ Order Pour Ie Merite］（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他于1965年被封为爵士。
关于编者
威廉·沃伦·巴特利第三，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毕业生，是卡尔·波普尔爵士先前的学生，同事，和长期的助手。在伦敦经济学院逻辑学讲师，瓦尔堡研究院［Warburg
Institute］科学哲学史讲师，和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S．A．库克讲座「S．A．Cook
Bye－Fellow」，以前曾任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哲学教授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1970年以来任海沃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State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79年在海沃德被命名为由19所校园组成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的杰出教授。
致谢
谨向汪曦光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协助翻译本书的王霖先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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