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富商巨贾们可获的丰厚利润，我猜测他们在电脑上是这么干的，其意图跟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中摆弄地球仪的举动差不多：找出威尼斯地图，按Ctrl＋c复制，再找到北京地图，在上面按Ctrl＋v粘贴并覆盖，喀嚓喀嚓20次直到面积够大。
傍水而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原型之一，对此我并无意见。居者有其水，人民之所欲也，亦我所欲也，惟一不足的，只是不能按欲分配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不大理解那些甘愿为了一片绿了吧唧的水面多掏十几万人民币的烧包———用同样的价钱，买套窗下有一弯清澈的游泳池的房子多好，连泳装美女都顺便齐了。幸好，还有些和我一样没情趣的人存在，可以让我心下稍慰。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什刹海边的胡同里，被大家羡慕得不行，她却总想着搬到三环外去。因为每天晚上青年男女流氓们堵着她家门口接吻，数量之多，实在是太惊人了。
如果我的观察不谬，那么什刹海边的人口密度之大，已经超过簋街饭馆门口那些塑料筐里的小龙虾。其摩肩接踵的程度不仅使急于寻找饭馆座位的人类陷入疯狂，就算是狗狗，也多有精神苦闷的征兆，甚至到了把人腿当作电线杆、公然尿其根部的地步。按照最简单的供求原理就可以解释，如此繁华、滑稽又痛苦的状况的根源，恰恰在于这城里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水。早在20多年前北京就开始嚷嚷缺水，近年又起沙尘暴，南水北调乃是国家大事，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不傻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么个结论：让有钱人去凑“买水”的热闹就行了，我们还是别跟着起哄的好。在我看来，那些告诉你应该抢购这个城市的潋滟水光的人，迟早还会向你推销月亮上的长春藤。
窃以为经济学之所以比哲学容易理解，就在于它缩小了研究范围，找到了金钱这个现世中威力无比的第一推动力。现成的证据就是，因为北京急于推出升级版，这点儿水面的功能早就不只是覆舟载舟那么简单了。因为卖上了好价钱，它还能帮助人们忘记骆驼们在老城的土道上扬起灰尘的寒酸记忆，在温榆河畔找回东方帝都的虚幻的好时光呢。
在《爱的荒漠》中，法国作家莫里亚克令人诧异地把大西洋边的湿润的波尔多市描述成了一个炎热干渴之地。作为一种主观叙述，书中景象其实全系那位困于情欲和愤懑的少年雷蒙的个人化体验。类似地，北京各KTV包房里不时传出的田震版的那句“内心的狂热”，亦可用来象征我这类受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毒害的笨蛋，住在“适水而居”的城市里是多么地上火。
@说点什么
@沃伦式新闻
李海鹏/文
每当看到一部国外的获奖新闻作品集，我都会大有兴趣地在里面搜寻粗糙有力的篇目，这大概是由于我自己从来都不粗糙有力的缘故。对于精美的报道，由于了解得多些，我反倒没什么兴趣。我是这么想的：你们再精美， 还能精美得过沃伦式的新闻吗？
罗伯特.潘.沃伦的《春寒》是我大学时读到的最完美的小说之一，讲述一个小男孩在春寒时节路遇一个流浪汉，感到恐惧，并在成年之后仍难忘怀。 全部情节就是这样，他遇到他，害怕了，故事就完了。我觉得这里面体现的理解力真的很棒：童年时代偶然发生、并不严重的恐惧经验，其实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可是，假设这个男孩因此在成年之后裹挟进一个杀人案件当中，哪个记者会采访到这个根源呢？
相对于那些文学天才来说，不得不承认，记者们对事件和人的理解力总是差一些。我相信正是这个差异，而非纪实和虚构的区别，使得传统新闻无论如何也难以具备小说式的深邃价值。实际上，题目中提到的以沃伦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并不存在，我只是相信，本来可以有那么一种新闻，比我们看到的全部新闻都更好。可惜，“好”并不是评价新闻的标准。全球所有的媒体似乎都更在意记者的工作是不是及时、独家、有料。如果有哪家媒体真正地信仰进步的价值观，勇敢地推动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媒体中的MVP了。大学毕业后，我逐渐地醒悟到，这完全是对的。公众确实需要时政动向、报道重大事故和杀人案，以及实用有效的发言，而非它们背后隐藏的更微妙的真实。
以前我曾梦想过报道这样的新闻：本报讯，昨夜北京春雨迷蒙，零时许，平安大街旁灯光灿烂，一棵老槐树静静地死去。本报讯，大连理工学院的一位女生昨日观看海豚表演，突然泫然欲泣，因为海豚跃出水面的那一刻，让她觉得世界真美。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气倒几位新闻学老师，不过至今我仍然相信，无论从哪个标准判断，如此美丽务虚的新闻都无可指摘。可是我大概永远也不会那么写，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真的是除了趣味之外还有职责。就算你像我一样没谱儿吧，可是当你看到曾被国家多次感谢的举重冠军贫病而死；听见对面的沉闷的男人说他妻子某月的收入只有4毛6分；看到那么多的孩子们因为医院的缘故而变得双目失明，你也会放弃那些半吊子遐思。你会琢磨琢磨自己的脚踩在哪里。你会感到自己虽然狗屁，但血也总是热的。
这时候我就会忘记沃伦式的新闻，嫉妒地想，现在同事某某以及某某某，正准备挖人家黑幕，隐姓埋名地在某省的危险地带假装溜达呢。我为他们而感到自豪：在粗糙而非精美的时刻，记者才会接近时代的潮流。
@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结尾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人：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这句话中有一半儿借自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很显然，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同一本书，让许佳同学印象深刻的句子，则是描述两个人分手的，他们如此年轻，以致不会耽于哀愁：“爱情真像一场决斗，让我们再彼此深深地看上一眼。”
徐星同学最喜欢的则是这本书的结尾一段：
“在美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古老的、破败的河边码头上，望着新泽西州辽阔的天空，端详着延伸到西海岸上，形成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的未开发的土地，以及延伸出去的条条道路，和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来来往往的一切和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我知道，现在，在爱荷华州，在人们允许孩子们哭泣的地方，孩子们在大声的哭泣着，今夜，星星就要出来，你可知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这颗黄昏的星星一定正在低下头来，在把它那熠熠的光辉投向原野，不一会，全然的黑夜就要来临了，黑夜将给大地祝福，将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隐没掉最后一片海滩，而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我想念着狄恩，马瑞阿狄，我甚至想念老狄恩，马锐阿狄，我们一直没有能找到的老父亲，我想念狄恩，马瑞阿狄。”
真是年轻无极限，悲凉痛快，酣畅淋漓啊。
废话太多了，其实今天要说的是凯鲁亚克的另一本书，《荒凉天使》。《在路上》里的狄恩到这本书里变成了科迪.珀姆雷。1956年，斯奈德同学向凯鲁亚克同学介绍了荒凉峰，于是凯鲁亚克同学申请了一个火情了望员的工作，独自在饥谨山脉中呆了63天，脚下是荒凉峰，北面是霍佐敏峰，南面是杰克峰，他在那里与世隔绝，孤独、恐惧，漫步、参禅，冥想宇宙与人生的秘密。随便选一段儿平静好看的吧：
“我向上仰望霍佐敏峰，它依然充满力量，红褐色的顶峰高耸入云，我捡起那把铁铲，小心翼翼地择路而上，一边往桶里盛放新鲜洁净的白雪，一边填满某个很深的新雪洞里胡萝卜和卷心菜之间的空隙。我回来了，把桶里的雪倒在锡盆里，在灰土飞扬的地板上泼了点儿水。我拿着那个桶，像日本老女人似的往下走，穿过美丽的石南草地，给壁炉拾点木柴。
这一刻，全世界都是星期六的下午。”
从印象派诗人和画家们开始，到凯鲁亚克那拨人了结，在不到100年的时间，生活曾经可以是伟大的。如今，生活可以是渺小的。将来呢？渺小亦未必可得吧。“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
@在细碎的历史中飞行
只是在最近几年，我们这一代群才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情没有道理。在此之前，尽管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相当流行，其实在心底处，大家却都不愿予以承认。彼时市场经济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但还没有撼动我们的人生观。
我记得1998年5月，上海的绍兴路上的瀚园书店里有一条很狭窄的天窗。中午时分，阳光在那里流淌下来，介乎明媚和灿烂之间，唱机里突然传出《今夜无人入眠》。那是我一生中很多个奇妙的瞬间中的一个。由于阳光和安静的关系，那首歌在那一瞬间突然变得格外不一样。或者说，它呈现出了本来面貌。我继续喝着红茶，观察书店里的那些招待，也观望窗外的市井生活。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停顿了。
可是时间并没有停顿，仍旧把我们冲刷向前。
飞行也可以带来类似但次一等的心旷神怡。作为一个飞行迷，每坐一次飞机我就会真心诚意地高兴一番。刚到机场，我就开始开心了，非要在那些昂贵的机场餐厅里花掉不少钱不可。等到上了飞机，看到浅米色的内舱干净柔和，一排排座位像幼稚园的小板凳一样纯洁无邪，空姐跟女朋友一样亲切可人，还知道将有一份简装的点心或者锡纸包裹的热米饭可吃，我就心情愉快，要吹口哨了。
当飞机浮游在9000米的平流层中，雪白的云层在脚下滚动变换，我们会享受到内心的安静。即便手持打折机票，你仍旧可以不打折地观赏灿烂阳光，它是如此空荡荡，茫茫一片，悬挂到无际可寻之处。
我觉得飞行的乐趣就在于此，你可以远离现实世界，享受举世安息、宇宙悄然的几个小时。若说这是某种逃避，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一再重复。像打《罗马复兴》一样，要是你的国土被敌人占领了，那么领着几个农民跑吧，跑到偏僻处，一面等待敌人的双头马们赶来的可怕时刻，一面听听鸟叫。
当我们还是理想主义者时，因为那时光不停地消逝，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庞大牢房中的囚徒。那时我们还有少年时代的忧郁面容，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可笑的徒劳。可是在经济学作为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有关内心的一切冲突，就忽然之间变得平淡了。
我想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我和我的同代人的故事，甚至不是一个有关年龄的故事。我相信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进程。21世纪，受到时代的价值观的影响，各种年龄的中国人，像夏天的芒果一样，无论大小，一起成熟起来。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第五部分】
@墙角见吧，无尾犬
上大学时，我读过《献给艾斯美——既有爱情又有凄楚》，里面那个叫艾斯美的小姑娘就像冻雨之夜的火苗。我也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讲的是一个永远的正太的故事。毕业后我读了《九故事》，关于形式感，这就叫珠玉在前吧。后来我又读了《弗兰妮和祖伊》，最初觉得我自己挺像祖伊，等弗兰妮的戏份够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更像弗兰妮。塞林格笔下的人物总是聪明的、孤僻的和非常有礼貌的，哪怕满嘴“他妈的”和“混账”的霍尔顿，也是个礼貌的孩子。
我觉得这其实带点儿高能孤独症的趋向。我就想，看来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本这个类型的小说。
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分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的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这种人长大了，就会跟人多有纷争，跟亲近的人相处也有困难。有一回，我只好向女朋友解释说，有一只狗，总跟别的狗打架，因为它没有尾巴，别的狗们见了面都摇尾巴，意思是，我们友好相处吧！它见了别的狗，心里也想着，Nice to meet you！可是它没有尾巴可摇，别的狗就咬它，它也只好咬回去。我就是这只无尾狗，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你知道，女人嘛，听了这个故事就感动得泪水涟涟，要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一番。我自然暗自得意，我小时候固然是一条无尾犬，可如今这么会编瞎话，可见已经有了好大的一条尾巴。
其实对我这样的人，通常的要求都是可以的，但是对塞林格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常理度之。我看过《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有个年轻女孩去找老年的塞林格，跟他上床，然后写书说他如何对她不好。还有个年轻姑娘去找老年毕加索，跟他上床，然后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我就想，你们还想怎么样呢？想得到这样的人的爱真是痴心妄想，他们的爱不敷自己使用。
艾斯美是谁？菲苾是谁？弗兰妮又是谁？我看都是塞林格自己的某个部分。这不是文学考证，但是我很有把握。小时候我深以自己没有锡兵为憾，可是我有塑料兵，我就把它们摆成一排，前进、卧倒、射击，敌人的坦克来了，它们从容赴死，我就潸然泪下。这些塑料兵是谁？每一个都是我自己。我上过战场上吗？没有。塞林格见过他那个级别的美与温柔吗？我看也没有。
也许你会说，你这都是拿你自己来猜测塞林格，你算哪根葱？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有那么一块葱田，上面长了大葱，就是塞林格，也长了小葱，就是我。我没长那么大，不能包饺子，是我的错。可是你说我不是葱，就只能怪自己太不晓事，难道你是茄子，别人就都得是个茄子吗？
J.D.塞林格前几天死了。生的孤独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独却将永恒。《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了3500万册，说了3500万次同样的话：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觉得这都能算是普世价值了。真是无尾狗的心声。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丝，将来在天堂的墙角遇见，也不会找他签名。我们葱不喜欢互相联系。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不仅是搏杀，生活还可以是在战栗中诉说着无望的美梦。
@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干家们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热干面打俩饱嗝儿，看他们转的那叫一个眼晕。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干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淫荡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也说明往日光阴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往事萦怀并无意义，我亦不想美化过去，我只是觉得，今日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向，但是它没有。我在感觉上而非理性上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期许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之后，至少你能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到书店去，看见好多书；我网购，又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繁荣，可是它是一旦抽掉了痴傻的沙砾基础便会崩塌消无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南卫视的节目里有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更重要的是，乏善可陈的状况又何止出现在文化领域而已？当我们在十多年前投身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再早四年考入大学，或更早以前在小学三年级写下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或任何一个曾经怀有苦涩梦幻的瞬间，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是必然的。好吧，没什么好苛责的。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一点，甚至某些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说。可是别忘了，人能谅解历史，但不能让历史谅解自己。今天的一切，进步和衰败，美丽和丑陋，死气沉沉和光怪陆离，都是我们推托自己无力阻止却已经参与造就的。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一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别急嘛，人们常常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耐心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问题是，社会这辆汽车在往哪里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司机，可以说出答案？又有没有任何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坐在这辆在漫天迷雾的道路上的锁死了方向盘又大胆疾驰的汽车里可以说他毫不担心？
一切都没有答案。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它还要长久地“姑且”下去。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长远的抱负。它是过渡性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囧囧地燃烧其间，无论是GDP，还是一首商业情歌，都在此火之中灿烂、繁荣和浮华，却没有真实的温度。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劳碌奔波，可是此心安处在哪里呢，社会的灵魂安在哉？倘若我们宁愿如此，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发展红利亦近穷期，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续新篇，“十年后中国经济将更加萧索。”可是在这冷火烈烈的时代晚上，一句半句呓语尚抵不过栗冽秋声。
@考大学记
高考报志愿那会儿，我对大学这东西一窍不通，也没冲谁打听过，觉得没必要。哪个学校好，哪个学校坏，国内除了清华北大复旦南开，国外除了剑桥牛津哈佛耶鲁，我一概不知。有人要考同济，我悍然问，同济是啥？早些年我妈去杭州旅游，带回来一张地图，我注意到有个大学就在西湖边上，心里想，兴许风景不坏。报志愿之前一琢磨，就这个吧，省级大学，没准儿特烂，万一考上呢。于是志愿表上的第一选择项，径直填上浙大。老师也不拿正眼看我：“心够高的呀。”我恍然明白，操蛋了，准是好学校。于是淡淡地说，填错了，再给我一张表儿。
可是咱不能被这种破恩师的气焰给慑服，是吧？重点栏儿填上北师大，普通栏儿填上L大。填完笔一摔，昂然滚出教室。心里明白，这是“装大个儿”，换成普通话，拿自己开涮呢。可也不怪我呀，国家早规定了，我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填——高中毕业，不能再往初中里考。
可是小弟还真考上大学了。英语，初一我学过，26个字母认识一多半儿，顺序就有点儿懵门儿——你知道英国人做事比较讨厌，元音和辅音不分列，跟拼音不一样——初二没怎么学，初三英语课本，中考不考，老师根本就没教。到了高中就更省事了，我一分钟都没学过。所以我这英语一直是初一水平，可高考考了84分，过了外语专业的录取线。做阅读理解时那感觉可真是莎士比亚附体，一句句一段段明白通透，就好像英语这玩意本来就是我发明的。语文，我记得第一次模拟考试，卷子发下来，我都晕菜了，你绝对想象不到那种情况：这是语文啊，我居然一道题都不会。然后高考满分120，我考了112，再做多几个选择题的话可就爆机了。数学，余弦定理都没记住。政治，下午考试，中饭时间还背最后三章呢，书页全是新的。也都考得还行。这怎么回事呢？莫非真的是天纵英才？可我瞧了瞧自己，也不至于呀。所以说，这是我的人生悬案，除了说我的鸡鸡曾在那个夏天被上帝亲吻过之外别无它解。
那以后好几年，我躺在大学的床上，常做考试的梦，结局无比凄凉。弗洛依德说，梦见考试是焦虑。可我觉得那就是劫后余生的恐惧。要是没考上大学该怎么办呢？按我父母早先的规划，我就在家附近的兽药厂上个班，当工人了，可是你们家的猫猫狗狗病了，恐怕我还帮不上什么忙——1995年到1998年之间的某一天，我大概下岗了，又由于剪径事败，进了监狱了。这事儿真不能推演下去，万一被躲猫猫了呢？那么，保重吧，亲爱的读者们，来生再见！
于是我就成了大学生了，推辆自行车，上学去，瞧瞧好学生都长啥样。后来的大学生活果然跟逛动物园似的。高中时我看俄罗斯小说，里面那些大学生真叫精英，为上帝立心，为农奴立命，为俄罗斯开太平，小女仆们无不为之春心萌动。真是神仙日子，我辈不可比附。可是进了大学，我们混吃等死，他们不可比附。毕业之后，我们马上向社会叛变，他们更不可比附。
如今我住13楼，挨近阳台附近区域就心惊胆战，恐高，避之惟恐不及。几年前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去朝阳公园蹦过一回极，大头儿朝下，直冲水泥地面，死咬住牙，闷声不吭，心里明白，出声必惨绝人寰。当日夜间睡着睡着就醒了，睡着睡着就醒了，整个人都是紧的，不规律心悸，原来是真吓着了。可是上中学时，宿舍楼白天上锁，我不上课，一会儿出去玩，一会儿回房间拿东西，每日攀援数回不止，三楼四楼外头的砖楞子，你说是怎么爬的呢？
时间久了，往日反而看的真切。我也明白了，当年的事儿没那么稀松平常，考上个破大学，对我来说不啻是一次冰海逃生。那些当年跟我差不多的同学，被高考，被各种各样的驯化工具，打到阴沟里去了，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开始感到迟来的恐惧。在豆瓣网，我参加了“学校是狗屁”小组，孩子们在那儿骂骂咧咧，让我又记起了当年的感受，孤独，不被理解，日复一日的绝望。
我永远接受不了，为什么十几岁的少年，不驯服于体制就没有活路。如今，我也算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了吧？可是这生活始终像站在蹦极的那个台子上，幸运的家伙有条绳子，歹运的呢，就只能像甲壳虫乐队唱的那样，“闭上眼睛生活容易一些” ——想象绳子算了。谁吓着了，我们只当自然之事，谁摔死了，大家就鼓盆而歌。这是多么勇敢和潇洒的生活呀。作为一个BUG，我猜我已经在这生活中占了豁大豁大的一个便宜。可是，要是不这样就好了。
@the special one
@宝宝爬行大赛
我所在楼盘的物业公司没事儿就给我发一些乱七八糟的短信，前些天的一则是：尊敬的业主，物业公司即将于x月x日举行宝宝爬行大赛，欢迎您的擅长爬行的宝宝前来参赛。我很想回一条短信：你们这比赛太棒了。我觉得，“宝宝爬行比赛”简直就是对我们生活的最精准描述。有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心志健全的成年人有点少，讨论个把稍微严肃的问题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我又看到到处都有可爱的宝宝在爬行，比方说最近在网上发悍然贴的某某某，或者另一些某某某，说是文化名人，其实都是宝宝。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A类宝宝总与A类宝宝毗邻而居，B类们则臭味相投。《南方周末》做过一期专题叫“新择邻时代”，我由此突然醒悟到，邻居这事儿挺重要。要是我的邻居是余秋雨，那我儿子进入文学界的机会就会大于进入盲流界，没准儿长大之后就可以落笔成章，用词奇峻，成为时代导师。另外邻居是谁也影响到别人对你的看法。2001年在沈阳看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对阿联酋，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北京哥们说：杨璞他父母家跟我们家就在一小区。那会儿出场名单已经公布了，杨璞是替补，那哥们还与有荣焉，说明了北京国安球迷们的生活是多么乏善可陈。
当年我买这个破房的时候，买房的人太多，排了3天号。准业主们自发组织，中午晚上各点一次名，点名不到取消资格。第一天中午，排在10号的一个哥们被剔除了，他站在那高高的喷泉边上，说：“我从前天晚上开始排，才排到这个10号呀！大家别取消我，可以吗？”我坐在树荫下，摇摇头，说：“这哪行呀，太温和了。”果然有一个假装领袖的人也站到了喷泉边上：“这样吧，我们民主决策，各位举手表决，同意他继续排队的人请举手！”我未来的邻居们没一人举手。“同意取消他的人举手！”呼啦啦举起一大片。于是点名继续，那哥们沮丧地站在一边，10分钟后走了，永别此楼盘。我感觉到我将与一帮凶恶无情、随时准备取消别人的某种权利的家伙做邻居。
要我说，这事儿就得这么办：必须让我继续排号，不让我排，你们谁都别排，这事儿你们就别干了。在我们这片古老善良的土地上，没有一种肆无忌惮的自我保护本能，基本等于请求他杀。换句话说，这儿的游戏规则就是宝宝爬行大赛的规则：你得像刚出生时那么来劲，还得不怕在脏地上一个劲儿地爬。
买下破房之后，我开始偶尔到业主论坛去转一圈儿。我发现，前一期住进去的家伙们其实很单纯。他们的装修品位通常是极简主义，关心的问题是家长里短，喜欢串门，还组织了一个单身俱乐部。在这里我发现，成熟与善良时有相关，单纯则可能跟残忍相互关联。我亦发现，生活如果只是社区、停车位、男女关系，那么它可以很轻松惬意。我当然会有点儿不甘心呀，难道我就跟这帮平凡的人住在一起吗？我的美邻何在？李开复呢，张艺谋呢，他们有什么权利不在这里买房，比方说，买个53平方米、朝北、紧挨着电梯间的A1，住在我隔壁，每天不胜烦恼地羡慕我的房?子？
可见，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最离奇的是，这个楼盘里还有一处古迹，是个庵，贵为区级的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各种古代建筑里，我对庵的印象最差，除了馒头庵，都给我一种幽闭恐怖的印象。文物保护部门却很大度地把此庵定性为社区配套文化活动中心。这么说，我要下楼活动活动，还非得在庵里不可了。
你什么时候路过这，看到一个与邻居们不大搭调的怪叔叔，叼着一根烟卷儿，口袋里一把玻璃球，孤独又害怕地在庵里溜达，那就是我在怀念火星。火星上满是铁氧化物，空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夜晚最低温度可达-123℃，显然不是一个宜居之所。容我说一句实话：让一个脑子清楚的成年人呆在一个孤独寒冷的地方，可比让他观看宝宝爬行大赛人道多了。
@反智不如淫邪
@豆子心中凄凉
李海鹏
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来说，出身可比基因重要多了，这就是我一度决定混进黄石俱乐部之后再生小孩的原因。这个俱乐部不在湖北，在美国，据说入会的基础条件是得有好多亿的美金，然后还得比尔?盖茨他们那帮资深会员们开个会，评议一下你的品位是不是太低，加入之后会不会让他们掉价。不过现在我放轻松了，金融危机如狂风骤雨，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俱乐部申请破产了。我因此琢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黄石俱乐部之外，再无什么崇高地位值得追求。那么我办个暂住证，把小孩送进民工子弟小学，就算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了吧？
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回忆起了自己接受的幼年教育。小时候我读过不少国产的童话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印象，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后来看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主角都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了，为什么“白胡子老爷爷”还没有出现？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在这生活中我遭遇过多少烦恼啊，可是那位总是随身携带着巨大的善良、智慧和能量的白胡子老爷爷，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他没帮我瞒住我爸，我讨厌某个领导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给那家伙下个免职令。在童话里他倒是不断幻化，对比我更年轻的人来说，他好像变身为了一只机器猫。可我觉得，在生活里还是大灰狼更多。当年，如是我闻，那些童话“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时我还没有把这个事跟我对柜台后面的一只糖球的无限渴念联系在一起，就很疑惑地想：“向往”是什么呢？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做到了这一点—不再向往什么。我在一本美国小说里学到了一句俗语：上帝不想让一个瀑布变成一棵大树。在一本中国书里则学到了另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正是这种见识帮助我明白，好多美好之事，其实只是吃不到糖球想糖球。它就是电影《英雄》中的侠客们在意念中数次战斗，周围环境像1980年代的风景挂历一样俗丽无比；就是电影《芳香之旅》中一个舍弃了帅哥而嫁给一个劳动模范的姑娘，在度过没有爱也没有性快感的一生之后，晚年回忆往事时感到无比欣慰；就是我上初中时几个同学假装黑社会，后来统统被镇压了；就是他们在网络上说的“YY”；就是当我们面临无数烦恼之时，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屏幕上有个穿西装、戴耳麦的家伙，正在口若悬河地鼓吹你的心灵如何需要成长。他告诉你，芸芸众生之间，你恰好是最特殊的一个，将命中注定地取得成功。年龄的增长让我拥有了一种可以从任何事当中汲取乐趣的态度，因此每次去机场，我都会在这块屏幕面前开心一番—西谚说得对：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有一回在医院，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开心事儿。一个科室主任的女儿，大约13岁，正在走廊上训斥她母亲的下属：“你们对我好点儿，没准我发发善心，就在陈主任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我就想，这姑娘简直就是一个他们说的完美LOLI呀。不过作为一个乏味的人，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我们周遭的这个世界，给了孩子们什么样的教益呢？与这姑娘相应的一个人物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少年霍尔顿，他可真是一个完美正太。小说讲的是其实美国社会也是一个酱缸，霍尔顿置身其间，有一个梦想，就是不变成酱汁，保持被社会酿造之前的本色。因此他像一颗坚持自己是豆子的豆子，凄楚又孤单。对于社会上人们“向往”的一切，以及为此而做出的假模假式的样子，他都毫不向往，毫不欣赏。
这样的人显然在现实中是没有活路的。不过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做一颗好豆子。有些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享有自由而舍弃其它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祛除身上的酱缸习气，但是怎么祛除却甚是繁难。由于再无“向往”，我不免凄凉地想：虽然我是一颗聪明无比的亚洲豆子，可是追寻精神之美而不坠入虚无，还真是不容易呀。
@卢瑟与御姐
卢瑟们与惟一的御姐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们，我也是猫爪子闲不着，见到傻蛋就想指出来。这种事不仅无聊，而且没有尽头—傻蛋这东西，永远像链球菌一般无穷无尽。这些人特别喜欢说别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观察，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傻蛋们的首要特征。我就说，你们也没开宾利呀，干嘛瞧不起别人呢？再说开宾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们竟不谦虚接受，大家就只好吵来吵去。“吵”是个文雅的说法，其实他们跟我吵，我可不跟他们吵，我直接骂过去。你知道，我这个人写文章不大灵光，骂人却是行家里手。我把贝加尔湖的湖水那么多的辱骂向他们脆弱的小心灵倾泻过去，他们就LOSE了，败退去了一个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飘来飘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我本来还想追过去问问，你们的浮名在哪儿呢？后来一想，都把势利鬼逼成诗人了，算了。
这是小事，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太容易轻视失败者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失败者呢？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无权无势，而是过一种恶劣的生活。可是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唐德刚先生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从帝制转向民治的进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这就叫历史的三峡。我的切身体会是，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有实利才令人感觉安稳。地位、金钱，看得见摸得着，就成了人们评判他人的仅存的标准，余者则大半被弃诸荒野。
这没准儿是历史上对失败者来说最为艰难的时代。早前柳永去考试，没考好，闲来写写歌词，勾栏柳巷的姑娘们就都喜欢他。这样的事情在当代太难发生。按理说，有才华的人是无敌的，在哪儿都能混。可是才华是什么呢？历史的三峡里没什么可靠的鉴赏力可言。
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韩寒和范跑跑。韩寒写得好不好？我觉得写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帅，不成功，不出名，不赛车，影响力还有多少呢？我看万分之一。至于范跑跑呢，大家觉得是个丑角，其实他写过不少文章，关于教育等等，写得也不错，可是谁听他的呢？他对社会的说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这个对比做得更极端一些，我们还可以拿余秋雨先生来做参照。余先生不会写文章，语言诘屈聱牙、艰涩做作不说，见识又实在是可怜。可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他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撵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获了奚落，就将收获更多的奚落，所以他们始终是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活得像些符号，而不是一个个生动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们一般人的财产大半维系于股市楼市中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个人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坏的那一种大半依靠着家族、圈子、关系网，好的那一种也大半维系于名利的马太效应，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我就要说，这年头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多半是扯淡。
这样的态度，也许会被指责为愤世嫉俗。如果我如当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辩。
诡异的是，这个时代还有宽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个对失败者给予胡乱的宽容的城市。当年我刚到北京，就发现这个城市有不少作家，写得烂，有不少摇滚歌手，唱得烂，有不少球员，踢得烂，这些人，如果放在一个头脑清亮的社会，只有丢盔弃甲一途。单说摇滚歌手，我在夜里听豆瓣电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着关掉，百分之百是他们唱的。可是这些人都有拥趸，都有饭吃，都有果。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这儿，不走了。北京真是一个深具御姐气质的城市，颠三倒四地冷落又宠溺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奇葩。
@失真的世界
@因循不觉韶光换
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干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强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
@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在《堂·吉诃德》的年代，西班牙人提起粗鄙或不雅之物就会感到抱歉，“这位忠实的侍从猛然一跳—请原谅，我不能冒昧地直呼此物之名—却跳到了犬类的遗留物上。”如此大费周章，说的其实是桑丘踩到了狗屎。同样，在谈起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观感之前，我也要向诸君致歉。我指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集”，一本假装气呼呼的书，它越俎代庖地宣称本国的情绪正处于不甚满意和勃然大怒之间—请原谅，我可不能既提起一个如此不得体、如此做作又如此狗屁倒灶的书名而不感到不雅。
书名就像人脸，什么趣味什么成色差不多一望即知。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可能有点儿意思，叫《百年辉煌》则肯定味同嚼蜡。北宋遗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应该不赖，如果汴梁市政府介入进来，要求改叫《帝都建造之卓越成就》，那就肯定没法看了。
假如后世又有这么几个家伙，无德无才却贪求模仿之便利，攒出了一本书叫《西京梦华录》，我们就会说，无聊人作无聊事，不过随他们便吧。假如他们利用这本仿作略赚了几笔快钱，于是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又搞出了一本《西京梦遗录》，我们的反应就一定不同了—其一，无聊也要有个限度，欺世盗名不能没完没了；其二，请问这几位到底是作家呢，还是痴汉呢？
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大致相当于《西京梦华录》，都是模仿之作，前者的源头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而如今这一本，我看就是《梦遗录》—模仿到这么拙劣，除了需要无知之外，还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其实我一点儿都不为它的影响担忧，更不相信它真能为民族主义的虚火添上几把干柴。为了公正地对待它，我特意在网上读了它的十几个章节—它的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让任何有判断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读者予以重视。
民族主义即便是极端民族主义，若不与国家权力结合，也只是社会思潮的一极而已，完全不必为之忧心忡忡。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渊薮，可是探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只是结果，国家对大众意志的操纵才是罪恶的根源。若能避免这操纵，我们就能避免人间十之八九的恶，这便是提纲挈领之法。
我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本书背后表现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浓郁的惟成功是图的趋向。
有人批评说这本书是一本“左愤”之作，我以为失之简单。我看这本书中既有极端左派的冥顽不灵，也有极端右翼的冥顽不灵，可是它既没有什么左派的理想也没有任何右派的理性。它甚至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讨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艺腔”，且将之与中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对立起来，恕我直言，我的观感就是关公战秦琼—村夫野老饮少则醉，在那儿胡吣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些人写了这么一本在逻辑、事实、结构、语言上都毫无最基本的质量可言却使劲儿嚷嚷的书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它身上寄托任何真正的抱负。《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特稿，讲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说到的这本书，也正是一本单单谋求“成功”却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的“没有形状”之作。
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也就结了。题外话是，这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批评，我看到其中一位作者在博客上说，笔墨官司耽误了他们不少事，一位作者误了“几个活儿”，少赚了10万块钱，而他自己呢，只少赚了6万块。你知道有些人一遇到批评就会又抱怨又炫耀地暗示自己赚钱比较多。看到这个，郭德纲的一句话就闯进了脑海：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我的感慨是：倘若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那么这种腔调还真是天下无敌啊。
@十分钟忆往
前两天，我在百度上Google了一下“叼鱼郎”。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一种水鸟，它们笔直地钻进水面，重新出现时携带着水花，嘴巴里叼着鱼，慢悠悠地掠过天空，鱼挣扎着，银光闪烁。Google的结果是，这是中国常见的水鸟，也就是翠鸟。第二天晚上，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作文里写过翠鸟。可是我怎么会写到它呢，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见过的就是翠鸟？紧接着，我回忆起了妈妈曾告诉过我，叼鱼郎就是翠鸟。这么说，我忘了这个小知识，如今找回来了。
我还一度认为自己见过蜂鸟。它跟书本上描述的蜂鸟完全相同，很小，振翅极快，会稳当地悬停。有一次我看见它在吸吮蝴蝶花的花蜜，比苏-30还厉害，会在空中后退。还有一次，我正走在路上，它飞到我鼻尖前几厘米处，悬停了两秒钟。它的翅膀扇得那么快，就像纹丝不动。
在孩童时代，对我而言，这神奇的小鸟彷佛有着雷诺阿式的富丽颤动的光晕。它是造物主的精致巧思，是一个小小的神话的降临，是神明不仅雄浑辽阔而且富有艺术天赋的证据之一。
直到上了中学，我查阅资料，才得知这只是幻象。我见过的并非蜂鸟。如今你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段话，“蜂鸟在中国全境没有分布，有些大型的天蛾（如蜂鸟鹰蛾）在白天活动取食花蜜时会被误认为是蜂鸟。”蜂鸟，3克重，最高时速100公里，可以升至5000米高空，远在美洲。
蜂鸟倏忽远去了。翠鸟也早已在那片水域消失。有一天，工业废水汩汩而来。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经常疑惑，炖鱼为什么有一股汽油味呢？水污染是从重工业城市开始的，一直蔓延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杀死了银鱼、翠鸟，等等，只有螯虾顽强地扩大了种群。养殖技术也越来越凶悍了。东北人家以前常吃的带鱼，越来越大，鱼肉失去了弹性，嚼起来像面饼，鱼刺末端还有骨瘤。多年以后，我雇了条船，在洞庭湖里来回穿梭，一边冻得要死，一边感慨，好家伙，他们把这湖当成马桶了。才20多年，从外部环境，到人们的心气，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以前人们很急切，心气也高。我模糊地记起人民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
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为什么”的年代。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个更年轻的时代。
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污染，要么贫穷。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
@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如今的美国，连苹果和芦荟都比长得别处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该国还没影儿呢，民众更是一群乡巴佬，跟英王打着仗，心里怕得直打鼓。潘恩在这一年发表了《常识》，一本50页的小册子。潘恩说了很多实诚话，“政府最坏的时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祸害”、“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等等。这本书比郭敬明的还畅销，平均5个乡巴佬买一本。美国与美国宪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诞生，它亦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识虽常，其实珍贵罕有，又惟视之为必有，才会焕发真力。在严肃的场合，美国人言必称“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当回事儿，当个宝，并不容易。在隆重的时节，我们也常说“咱们老百姓”，还要唱一段“今儿个真高兴”，语意上相似，价值意义上却八竿子打不着。我们的常识多是另一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之类，常固然常，识却说不上，无非是世故之谈罢了。我们的常识不是那么超拔，也不是那么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愿意这些专栏文字全部化为灰烬，换得这一句在你心里盘桓片刻：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
我是一个人生层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有颇多感慨要在小说中一吐为快；我还是一个公共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常识所至，民智汹涌，终将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一个级别的民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个级别的民智。两个级别之间路险且阻，我等为此写几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当，否则书就念到狗肚子里去。只是，由于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诸君告退了，相信常识自会薪尽火传。
《兰亭序》结尾有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未来之世的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也要感慨万端。真是优雅又豪气的态度。我无此奢望，惟望将来翻开这些小文章，不至于摇头叹息：都他娘的白写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诚挚地，我愿吾国吾民得享“理当如此”的时光。
@向坏蛋们举杯
我较少地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较多地记得电影《布拉格之恋》，也说不上喜欢，反正有小提琴配乐的电影我的印象都不差。里面有一段儿，苏军开进了布拉格，特蕾莎发表了照片，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还有托马斯的两个同事一起去酒吧庆贺，场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跳舞，有个显眼的地方坐着一桌苏联官僚，都带着趾高气扬、宰决别人命运的神态。
“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坏蛋！”萨宾娜说，“坏蛋们！”
一桌人都认同可以通过脸来判断那些真正坏的坏蛋，他们向那些侵略者举杯，“一点疑问也没有，坏蛋们！”
一个俄国人也向他们举杯致意，面无表情，那意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过了一会儿，俄国人打断了舞曲，指令乐队演奏起了俄罗斯歌曲，也许是苏联国歌，至少是那一类。布拉格的年轻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国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托马斯回过头来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
萨宾娜说：“我有同感，和自己的妈乱伦跟这是同一种罪。”
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要把矿难救援拍成电影，我就又想起了这句话。
上学时我不喜欢昆德拉，次要原因是拿他跟福克纳等人比，觉得他太轻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太流行了，作为一个志气不凡的年轻人，我可瞧不起流行的东西。其实对流行的鄙薄，又往往来自于对热衷于赶时髦的那帮人的瞧不上。
如今，在中国活到了这把年纪，回头一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真是了不起。
我迟到地惊叹，对于性、爱、政治、虚荣、名利、意义，昆德拉有着多么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在中国实在罕见。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厚此薄彼者。我们这儿有太数人是厚此薄彼者，喜欢性的就搞起来没完而且沾沾自喜，贪求爱的就是不仅自恋，而且认为大家都爱着他们，至少应该都爱他们，关心自由民主的就把关心政治当作高尚的行为，不关心政治的就把追求自由民主视为哗众取宠的手段，虚荣的就像疯子一样不顾自己的形象多么难看，不虚荣的就奄奄一息——要我说，我们很少对人持成熟的见解，甚至于，由于不成熟，我们很少坦率地说“我是最好的”，却含蓄地说了太多的“你们都是傻逼”。这叫什么精英，这叫什么知识分子，这都是蜡笔小新，嘬着奶嘴的孩子。
昆德拉的冷幽默笔调和叙述者强势视角，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看上去就像玩偶，如今一想，他们其实都很牛啊。托马斯在性方面非常成功，在爱方面，最后也成功，他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内政部的人要求他签署悔过声明时，他让内政部的人拿着内政部的人的帽子，把声明揉成一团丢进去，然后成了擦窗工，跳进各种窗子搞女人。特蕾莎是托马斯灵魂的牵绊，没有人比她更弱，可是她敢拍摄入侵苏军的照片，交给瑞士人带出去，最后就靠纯真，她抓住了托马斯，控制了他。萨宾娜忠于自己，与托马斯分手后，在瑞士认识了那个结了婚的男人，那男人有一天说，我离婚了！萨宾娜扑上去，泪流满面，心中感激，第二天搬家，跑了。这都是多么牛逼的人物啊。要我说，这都是英雄。要是我们的小说、电影里也有这么牛逼的人物，而不是鼠辈写鼠辈让鼠辈感动，我们再说自己有本事也不迟。复杂一点儿说呢，昆德拉的小说中始终有这么一种认识：人生是复杂的，一切都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头脑；人生又是短暂的，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最终都是可笑的，因此天真的心也许可笑，却更可凭恃。
T.S.艾略特说，成熟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要看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同样，我看天真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要看天真的东西是什么。
在一个有着跟与妈妈乱伦一样的罪的时代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最终为什么先不说，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是难得的礼物，如果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伟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如果个人的实现仰赖天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它，如果追寻人生意义是南柯一梦，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至少我们不能活得像傻逼一样，要像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一样。二十一年了，让我们向坏蛋们举杯，从心所欲，志气不凡，天下事犹未晚也。
【后记】
@用一根针挖井
这些小文章来自我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专栏这东西，要么讲社会，要么谈生活，要么逗个乐子，我是兼而有之。写了这么多，抱负却谈不上。对于社会，我没有研究，卑之无甚高论，所依凭者无非庄子所言之“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不过我想，就我谈及的这些简单又基本的问题而言，这也够了。我只是凭着天性来判断是非。至于“散文”这种文体，我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兴趣，老话儿讲，壮夫不为也。
我想这些小文章的略微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有一种声音，发出声音的家伙还算机灵，幼稚又天真，有着执拗的主心骨，察觉了生活的荒诞，养成了滑稽和嘲讽的态度。他是个嘴巴里含了一颗糖，就敢于嘲笑世界的家伙。除了正义、智识、艺术和灵魂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尊重，倘若有人胆敢冒犯这四样，他却要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绕着圈子说话，吹着口哨骂人。他也并不庄重其事地对待这些文章。有时写得糟糕，他也不在乎。有时写得还行，他就得寸进尺，正谈着严肃的话题，却开始意淫，允许自己孟浪上几百字，然后并不害臊地兜回来。倘若你称之为混账，他又会自得其乐，如获奖章。此人写了这近70篇文章，相信能让你笑上210回，可是说有多么机智，却未必，这幽默感多半来自于“有钱难买我乐意”的态度。
这个人并不等于我，他是这些文章的叙述者，只是我心灵的一隅。可是他的态度，我却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本。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这两个主义都不复杂，在这些小文之中尤其浅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便是我的起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我的终点。
古人写文章讲究药石之论，与之相比，这些文字恐怕轻薄无行。可是我觉得它们也蛮严肃。打个比方说，这些文章就是一条爱嘘嘘的狗的旅途。这条狗就是我，每当见到一块不喜欢的石碑，它就抬起后腿冲它撒尿。这一路上它尿了好多块巍峨岸然的石碑，为首的有4块，第一块是“威胁自由的一切”，第二块是“投机主义”，第三块是“工具理性”，第四块是“没教养”。讨厌的石碑多如牛毛，只是由于秉性，它最厌憎这4块罢了。有趣的是，倘若向历史的深处探一探头，你便会闻到，整个的人类文明史都散发出此类狗尿的逶迤不绝的气味。
这里的多数文章的主题其实就是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公允而言，这句话也“无甚高论”，无非常识罢了。可是在这个国家，自其发表80年来，论清醒、友善、要紧，我看没有第二句可比。我想要美好的个人生活，也想要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实现呢？我不了解别的方法，只懂得写些小文章，令其蕴含类似的真理，那么我就这么做了。它们有用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喜欢计较有用没用。这本来就是用一根针挖井的工作。
在《智族GQ》上发表的几篇不在此列。我在那几篇里写到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像描述某种树木，我想牵绕其上的花叶还算好看。遇到了小小的见识的花火，无足轻重的灵魂的闪亮，我也以本真和不做作的态度写出。我觉得坦率也是一种级别，找到好句子也是一种自由。
谢谢伊险峰、刘荻、姚晨晖、陈明洋、马莉、王锋、赵小萌和困困。我不想写专栏，觉得它不重要，与自我期许不符，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要求和催促，我很可能就茫然四顾，什么都没写了。
冯尼古特讲过一个小故事，1944年，作为战俘，他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盟军的空袭杀死了十三万五千人。他想，“什么是地狱？”多年以后，他再度造访德累斯顿，它坠入历史的迷宫，属于前东德了。他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感慨话当年。他回美国之后，出租车司机写来了信，问候他，结尾还挺俏皮，“愿有一天在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逢。”我喜欢这种苦难中的风度。这也正是我想对各位读者说的话。我相信自由是普世价值，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该以此为目标，而一切美好之事都是自由的变体。那么，我这个出租车司机算是兼职，诸位也是过客，在这时代丕变的下午，有缘载了诸位一程，深以为幸。还请谅解我的爱说笑话和不大遵守交通规则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