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择皇十五子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入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读纲鉴，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博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而竟亦成为和党，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死，使监福长安诣。和死所诡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援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察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语。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日。胸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
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妾弟。谢兴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淮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令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其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和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复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
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当时朝士，皆轻和，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惟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诛荡曳青，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
文囿宏开曙色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
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来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奸慝诸款，即时伏法。
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贷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色。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藉此以儆满洲、蒙古的椒房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日，宣布和罪状，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厚馈，可以想见和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绎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
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谖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场，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铁、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场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木兰秋，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马匹喂养，自为要务。而继善长太仆寺，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侵蚀马干的弊端，勇于任事，殊可称道。
至误以“戴菔塘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乌程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荫杂记》，谈乾嘉京师的人物、时事，极有趣味。内多柏台故事，选记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为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按：所谓“巡察东三省”，实即“查旗”。照会典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每营以御史一人；前锋营护军营，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营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于满洲、蒙古、汉军御史内点派。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查旗亦自必出关；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则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遵。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致资经划，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谋害太子胤，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察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诗之赐，所谓“大政资经划，谟待讨论”，可知其必参与雍正最高的机密。雍正许之为“栋梁材”，而“还期作霖雨”，又许之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苍生，即默许其不久即可入阁。果然，雍正七月“署理大学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书只两年，升腾不可谓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谕，备载实录，各就其职司所在，详细指示如何尽分供职，做一个好官。从来帝皇整饬吏治，未有如此明确具体者。这十一道上谕，我相信即出于张廷玉的手笔，其证据在后面要谈到，此不赘。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统三年辛亥，享祚两百九十五年，汉大臣所受的恩遇，恐无过于张廷玉。世宗大渐，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命他日配享太庙。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庙，雍正十三年中，只怡亲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说过，胤祥曾替雍正顶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见，如特命世袭罔替，清初定制八“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张廷玉以汉大臣，不过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勋，亦未有舍身护主的大功，乃竟与怡亲王胤祥等量齐观，可知当夺位初起时，张廷玉参与最高机密，划策决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劳。
及至乾隆即位，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十一年，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乡”。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纠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罢。《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载其经过极详细，但未能搔着痒处。后世亦无言其事者，我今发两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张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夺位，如何弑兄屠弟，如何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全本《西厢记》都在张廷玉肚子里，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类似红娘的角色。
张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谕以“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从祀元臣，何以不可归田终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风极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请教往事，作成记录，留下一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监视。张廷玉不明此理，哓哓争辩，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张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乡思，容貌消减。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复颁上谕，以为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准他“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又说他在“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并御制诗一章以赐。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是标准的“乾隆体”，所谓“潞国十朝”，指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汾阳廿四考非伦”，用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令的典故，而“非伦”费解。但看“勖兹百尔应知劝”之句，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张廷玉就因为不知劝，以致搞得灰头土脸。
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归心极炽，觉得“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因此，特为派人去看张廷玉，将乾隆的意思告诉他，听他自行抉择。
这是试探，而且乾隆已料到，张廷玉求去的成分较多，所以在上谕中埋伏着机关：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是将张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此为以后贬低张廷玉的贡献的张本；笫二、“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见得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如果张廷玉求去，则是臣子薄情。
张廷玉得遂初衷，计不及此，只觉喜出望外。其时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亦优诏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着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并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诗曰：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一）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其二）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其三）
归田之愿，虽可得遂，但张廷玉另有一大顾虑，即是配享问题。由于乾隆曾说过：“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则归田终老即作从祀元臣。因此，张廷玉进宫面谒，免冠磕头，“请上一辞以为券”。这件事是做得冒昧了一点，乾隆除了勉从所请以外，又赋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过去有人作打油诗，有“等因奉此”字样，白是游戏文章，但“钦此”入诗，则确有其事。“钦此钦遵”为“上谕”中习见之语，“惟钦此”者，惟有谨遵之意，下接“去国余思或过之”，意谓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上半首的语气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对劲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漫愁郑国竟摧碑”，征魏征之典，充分表现了乾隆的不满。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媚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这已经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则此日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最后两句则是负气之语，误会张廷玉有轻视他之意。反正诗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能张廷玉真有倚老卖老的模样，竟不理会此一警告，当时就做错了一件事，谢恩竟不亲诣宫门，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军机处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其时军机承旨者为傅恒及汪由敦，汪为张廷玉门生，自然将乾隆大为不满的情形，禀报师门。张廷玉第二天特为起个大早赶进宫去。不料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诘责的上谕，相当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录如下：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军机处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纳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纳公亲一人承旨，纳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纳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塞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谕：“《大义觉迷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惟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咏，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欲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肉?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惟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欲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迎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改五日，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翦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日，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
储麟趾
附记：朱荃
张廷玉回籍，在乾隆十五年三月。家居未及半年，又出了一件祸事。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赶考”，为御史储磷趾所参。八月间有上谕，兹分段引注如下：
朱荃在四川学政任内，匿丧赶考，贿赏生员，并勒索新生规礼，赃私累累，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
按：“童试”两考，本县为初试，学政“按临”为院试，分两场，一正试、一复试，取中即是生员，俗称秀才。学政按临以府为单位，其间程序甚为繁复。朱荃大概当时已得丁忧的信息，本应立即卸任奔丧。为了贪图新秀才的贽敬，故意隐匿亲丧的噩耗，逐府赶考，并有贿卖情事，厥罪甚重。
伊乃大学士张廷玉儿女亲家，其敢于如此狼藉婪赃，明是倚恃张廷玉为之庇护。且查朱荃为大逆吕留良、严鸿达案内之人，悻邀宽典，后复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本属衣冠败类。
朱荃年辈，后于张廷玉甚多，当为晚一辈的姻亲。所谓“大逆吕留良、严鸿达案内”，即曾静一案，上谕有意讳言。兹检得雍正十年十二月上谕，曾静一案株连各人，最后定谳，有“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达时，年尚幼小”，又“朱霞山、朱芷年着释放”。此朱芷年即朱荃。
所谓“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指朱荃应制科而言。雍正末年诏举博学鸿词，未及举行而世宗崩，乾隆遵遗志于元年丙辰九月举行，取中十五人，分别授职编修、检讨。次年七月，补试后到者，取中四人，授检讨及庶吉士各二，朱荃即为庶吉士。据《清代馆选分韵汇编》，朱荃字子年，号香南，浙江桐乡人，生员，乾隆二年丁巳补试鸿博，取列二等，授庶常，改编修。此朱子年即朱芷年，兰芷芬芳，由其号香南，可为改芷年为子年的确证。
大学士张廷玉以两朝元老，严鸿达之案，缮写谕旨，皆出其手，岂不知其人，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
严鸿达之案，即曾静之案。《大义觉迷录》所收多篇数千言的上谕，我断定为张廷玉承旨所作，今由乾隆此谕中，获得确证。朱芷年之被开脱，或者亦由于张廷玉的缓颊。果然如此，则不独述旨，即曾静一案，株连多人，定罪甚酷，恐亦不无张廷玉的意见在。
在雍正年间，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谨守远祸之道，亦不当出此，而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负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今既经准其回籍，着交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谕旨。
张廷玉深负三朝眷注之恩，即其不得行私而欲归之一念，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尚欲全其晚节。今乃种种败露，岂容冒叨宠赍，所有历来承受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赍赏物件，俱着追缴。
说雍正在日，张廷玉决不敢与朱荃结亲，此确为诛心之论。乾隆对张廷玉的猜疑，至此又一变。最初是怕他回里之后，会泄露他所知道的先朝的秘密；再是疑心他“旋进旋退”，不愿实心辅佐；至此，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睛里。任何英主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乾隆自然要震怒了。
在命黄廷桂派司道大员赴桐城面询张廷玉时，乾隆又特派内务府大臣德保，去追缴赏赍各件，哪知德保到了桐城，竟是抄张廷玉的家。后来上谕中说，是德保弄错了，将张廷玉的家产发还。这是“有意弄错”的，目的是借此抄一抄张廷玉私人收藏的文件，有无关于雍正夺位的任何秘密记录。否则抄家是何等大事，德保何能不弄清楚，贸然行事?就算德保是真的糊涂弄错了，乾隆必加严谴，何能不追究责任?
张廷玉到此地步，除了服罪，更复何说?奏上交议，吏部议奏：“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上谕宽免，但痛斥一顿：
张廷玉身荷三朝厚恩，罕有伦比，且膺配享太庙之旷典，宜何如感激报效，以尽匪懈之谊。即年已衰惫，亦当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复行己私，但思归荣乡里。于君臣大义，遂恝然置之不问。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是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情罪实属重大，即褫其官爵，加以严谴，亦不为过。
至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伊反为其小焉者矣。既经罚锾，且令追缴恩诺物件，已足示惩。若又如该部所议，革职治罪，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乾隆之为君也，英察有余、仁厚不足。对张廷玉的处置，迹近精神虐待。张廷玉想荣归故里，欢度余年，而求荣反辱，里居则不测之祸迭起。乾隆是有意报复，要让张廷玉觉悟，早知如此，不如留在京里，安富尊荣为得计。乾隆一生行事，类此刻薄之处，不一而足。
张廷玉里居五年而卒。乾隆仍遵遗诏，配享太庙，恤典如常，谥文和。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张廷玉于“五阁臣”中。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这首诗中，乾隆将他对张廷玉的看法，以及何以对廷玉不满，说得相当明白，其中最要紧的是：“述旨信无二，寓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四语，其中包含了许多故事。而张廷玉之终能配享太庙，则得力于“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言其始终能保持世宗的秘密之故。
桐城张氏，在清初即为世家，至“廷”字辈而大昌，门第甚盛。张氏后裔今在台者想亦不少，恐不知其先德在有清三百年中，惟一以汉大臣配享太庙的内幕。至于乾隆之与张廷玉，恐尚有一段秘密瓜葛，与乾隆四年的一重疑案有关。这重疑案，治清史者从未有人说道，于今文献难稽，我亦只能一谈疑案之所以为疑而已。
《清史稿》高宗本纪，乾隆四年十月：
己丑，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等，缘事宗人府议，削爵圈禁。上曰：“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升永远圈禁，弘皎王爵，是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
壬寅……封弘为郡王，袭理亲王爵。
戊寅，弘坐问安泰，准噶尔能否找到京?上寿算如何?拟立绞，谕免死，永远圈禁，安泰论绞。
如上摘录，显然又是一桩谋夺皇位的大案。但令人惊异者，除弘升以外，获罪者都是为雍正所善视者。《清史稿》诸王列传：
胤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叙总理劳，加封镇国公，胤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胤子弘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
按：胤禄为圣祖第十六子，密妃王氏所出，精数学，故通乐理，尤谙火器，乾隆的“武艺”大致皆为胤禄所授。雍正即位后，与胤祥同被重用，并以其继承庄亲王为嗣，袭爵并受遗产，当时颇遭非议，谓雍正有私心。岂意竟卷入此一大案中，岂不可怪?
理亲王弘，为废太子胤第二子。雍正夺位后，为修前嫌，封弘为理郡王，六年晋亲王。对雍正自然亦是感恩的。
贝勒弘昌为怡亲王胤祥第一子，弘皎则为胤祥第四子，雍正八年特封宁郡王。弘普则为胤禄第二子。胤祥与雍正的关系，以前谈过，密切异常。其中惟一属于“异己”者是“永远圈禁”的弘升，他是恒亲王胤祺之子。胤祺为人很老实，但他的生母及一弟，是雍正的眼中钉。胤祺的生母为宜妃，宜妃生两子，一个行五即胤祺，一个行九，便是遭遇最惨，为雍正改名塞思黑的胤。
胤禄父子，及胤祥诸子，皆受雍正深恩。废太子胤虽亦为雍正所深嫉，但弘得封为亲王，则在雍正于诸侄中，所遇独厚。乾隆自从做王子时，便得雍正的欢心，即位后几于明示将传位“宝亲王弘历”。这样一个为雍正所珍爱之子，则凡在受雍正深恩者，皆当翊诚拥戴，而居然图谋不轨，问及寿算，惟恐其不远死，岂不可怪?
此为事理所绝不可解者。同时乾隆对此案的处理，务从宽大，仿佛亦不愿多事追究，更知其中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汉大臣中知道雍正骨肉之间隐私最多的张廷玉，是否牵涉在内，致为乾隆所深恶，亦是无从解答的一个谜。世传乾隆本为汉裔，出于“海宁陈家”，孟心史先生曾为文辟其妄。但乾隆为汉裔，大致可信，吾友庄练曾考证乾隆生母为热河避暑山庄一李姓宫女，旁证极多，假设应可成立。或者此即“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为导致乾隆四年十月庄亲王胤禄获罪的由来。
眭朝栋·孟传金
附记：于敏中·柏·陈孚恩·王鼎父子
清朝本不杀言官，有之自眭朝栋始。朝栋字树人，号晓章，江苏山阳人，两榜出身。乾隆二十五年由刑部郎中考选陕西道御史。未充御史以前，已入直军机。凡御史充军机章京者，不得行使建言之权，此为军机处规制。所以管世铭预备劾和时，先要请求免直。但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并无此禁例，其事即由眭朝栋而起。郭则《南屋述闻》记：
枢直御史告不禁言事，其有禁者，惩于眭朝栋之狱也。乾隆辛巳会试期前，朝栋奏请援先朝故事，别试回避卷。上疑其子弟有应会试者，虑已入分校，故预为会奏，乃特点朝栋充同考官，而令试官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及列单进呈。则朝栋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
是时二公皆居枢府，朝栋以御史留直，当上南巡启跸，曾密谕刘于二公主会试，意必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结交侍例，罹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冒嫌，不敢营救，自是枢垣遂为时论指摘之薮，而留直御史，无复抗章者矣。
按：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奉皇太后巡五台，谒世宗泰陵，并将赴山西平阳行围，预计四月初方能回京，因预先点派刘统勋、于敏中为会试总裁。刘、于其时皆为军机大臣，刘统勋序次在傅恒、来保之后，于敏中则甫入军机一年。乾隆因眭朝栋一奏，疑心他有子弟赴会试，而本身又可能点同考官，则子弟应加回避，故有别试之请。及至眭朝栋点了同考，书写应回避的亲族，发觉刘、于两家的子弟甚多，于是大为怀疑。
表面上看来，仿佛眭朝栋讨好刘统勋、于敏中，实际上是疑心刘统勋、于敏中授意眭朝栋作此尝试。杀眭朝栋，正所以警惕刘、于。此亦乾隆驭下的巧妙手段之一。
乾隆自是英主，但帝皇的大毛病，除祠祷外，游观、土木、黩武三事皆犯，以致大损国力，当其极盛，亦即为爱新觉罗皇朝衰落的开始。但道光以后，犹得有短暂的“同光中兴”，则以历朝皆注重培养人才。而乾隆特重科举，寒士而为真才，必能扬眉吐气，此为培养人才最要之着。及至道光年间，曹振镛、穆彰阿先后用事，政风不振，科场风气亦坏。于是乃有咸丰八年戊午的大狱，大学士柏斩于西市。其事发端于监察御史孟传金一疏，亦一有名的柏台故事，撮叙其始末如次：
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派出考官大学士柏，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侍郎程庭桂。发榜以后，流言四起，第七名举人旗人平龄，当入闱之时，竟在某处串戏，可知必有枪替。但闱中有弊，竟由副主考证实，于是案子一发不可收拾。《清朝野史大观》记：
天津焦佑瀛，时以五品京卿充军机领班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于湖广会馆。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是科副主考也，谈次，述闱中正主考柏，有改换试卷取中事。于是载垣、端华、肃顺，均不满于柏，思中伤之。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狎优伶，请推治（平后瘐死狱中）。文宗大怒，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复勘，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与端、肃，乘间耸动，下柏家人靳祥狱，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
焦佑瀛为辛酉政变主角之一，虽为“达拉密”，但以所谓“三凶”的支持，势焰张甚，京中提起“焦大麻子”，几于无人不知。
孟传金字胪卿，号小圃，直隶高阳人，道光三十进士，由礼部郎中转江南道御史。因劾奏此案，兴起大狱，多责其多事，竟至蹭蹬一生。言官闻风言事，实无足责，但因适为肃顺所利用，故为人所恶。
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郎中浦安，与新中式之主事罗鸿绎通关节。罗对浦吐供不讳，居间为罗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并逮李。时罗识颇严，都中人无敢谈是事者。
未几，察出程庭桂子炳采，收受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赂，代谢森墀关说。程氏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诘孚恩曰：“君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君知之乎?”孚恩嗒然。次日急具折自行检举，得旨逮孚恩子，孚恩毋庸回避，孚恩终以儿子事不乐。
潘父为侍郎，孚恩稔知其与程交密，乃以危事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子亦入狱矣。李清凤，告病在籍侍郎也，因子旦华事，忧惧病加剧，竟死。余牵累者，惟彭祖彝查无实据。
按：陈孚恩江西新城人，拔贡出身，为“穆门十子”之一；穆彰阿败，改投肃顺。此人善于逢迎，一向不惮助人为恶。《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琦善丧权辱国，而穆鹤舫相国柄政，与相朋比，阴袒之。王文恪自河工还朝，屡进言不得，愤甚，一日召对，力荐数人，邓筠与焉。上顾而言他，既而曰：“尔疾未愈，盍少休，何亟亟为?”文恪犹有言，上拂衣起。文恪挽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帝。”益干上怒。
次日怀封事诣直庐，欲俟枢臣退直，面致之。是日下直特晏，觅文恪已缢于别院。怀中封事尚在。急令舁归救治，已不及。文恪子小，受人恫吓，竟灭其疏，以疾卒上闻。
相传文恪之薨，陈子鹤尚书时为枢僚，承穆相意，奔问，谓公子小：“遗疏上，圣怒且不测，不若隐之，可全恩礼。”小怵于利害，勉从之。于是文恪饰终得优恤，而子鹤骤贵。杨性农太史彝珍为赋东郭有嗥狗云：“东郭有嗥狗，旦暮啮我缎，欲语不敢吐，坐恐贫无家，青天照明月，罗幕翻重遮，低徊就别室，百忧稠如麻。空床甘独守，但感恩无涯，匣中所赐珠，夜静犹光华，深堂鸣锦瑟，列坐多新娃，不察孤衷苦，笑语纷欢哗。起叹倚庭柱，深厌年华赊，一死明寸心，妾土生铜花。铸作双秦镜，贻君长避邪。”诗旨隐约，哀文恪也。
其事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王文恪即乾隆特点为状元的王鼎。穆鹤舫即穆彰阿；文忠者林则徐。小为王鼎之子王沆，道光二十年庚子进士，点庶吉士，其时犹未散馆。陕甘同乡以其不能成父之志，多加轻视，王沆以编修郁郁而终。
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不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增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待续:沈淮、吴可读、安维峻、刘恩溥、台规、李慈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