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高阳与另一位著名历史小说家南宫搏齐名，但南宫的小说题材多集中于宫闱内部的争斗倾轧，无论在视野的开阔和见识的高卓上都无法与高阳相提并论。与大陆近年走红的二月河相比，后者更多地以现代人的意识诠释古代人的言行，而高阳更侧重揣摩古人的本来意图，二者可以说各有千秋。满清一朝，荒唐几多，那些只留丹心的耿耿言官们，正气凛然，侠气傲骨，读来令人胸中激昂澎湃。...
楔子
柏台之名起于汉朝。御史府中多植柏树，而朝廷禁省，统称台阁，所以御史府别称柏台。至明朝设都察院，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称为“台长”；正途出身授职监察御史，称为“入台”。特设而无专署的，有六科给事中，习惯上通称为“垣”，与“台”相对。如谓“台垣”即包括御史、给事中在内。台垣皆为言官，但两者常成水火，是明朝政治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形成此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不涉本文，就不必去谈它了。
清朝的政治制度，沿袭明朝，但亦有好些变化，柏台的变化较大，与明朝比较，有如下之异：
一、明朝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清朝只设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各一人（仅就汉缺而言，增设满缺是另一事），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定为总督及巡抚的兼衔。督抚另一兼衔为兵部尚书、兵部右侍郎。因为有此两个兼衔，所以督抚能参劾属官，管辖兵马。
二、明朝御史之权特重。巡按御史官止七品，与县令相同。但巡按“代天巡方”，小事处决，大事奏裁，督抚亦不能不买账。其威风只看“三堂会审”的王金龙，便可想像。至清朝则御史几专司言职，初期还有巡漕、巡盐御史等，至雍正后尽罢，只保留了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具有一部分地方官的职掌，以后会谈到，此不赘。
三、六科给事中纳入都察院。御史分道，合称“科道”，与明朝两者合称“台垣”，次序相反。此因给事中品秩较御史稍高，故列在前。四科给事中的主要职掌原为“掌封驳”，可说是专行使于皇帝的监察权，即凡诏谕不合成宪，或者窒碍难行者，以原诏谕封缴，请求改正，故谓之“封驳”，但至明朝已不甚分明，及清更无区别。科道惟一的不同是，各道御史可由翰林及六部司官考授，而六科给事中则必由御史升任。
本篇以谈科道的轶事为主，兼及讲官，并附记有关人物。所谓“讲官”，是“日讲起居注官”的简称。此为翰林的差使，凡兼“日讲起居注官”者，为天子近臣，例得专折言事，等于兼任科道。科道无红黑，翰林有红黑，主要的就因为有此讲官的兼差之故。能兼讲官，必放考差，必派种种与文字有关的差使，如国史馆等。
凡此科道讲官，统称“言路”。开通言路，为政治清明的表征之一。但言路亦须有所节制，过分猖狂，易致动乱，明朝万历以后的情形，可为殷鉴。
目录
李森先1
附记：王紫稼·清初苏州书办·释大汕·潘耒季振宜13
附记：季寓庸·季开生·刘正宗·顾湄
黄六鸿·许三礼·郭19
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彭鹏43
附记：李光地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49
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王望·吴卿怜·毕沅·国泰·于易简·王杰·董诰·福长安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64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储麟趾87
附记：朱荃
眭朝栋·孟传金93
附记：于敏中·柏·陈孚恩·王鼎父子
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彝100
附记：恭亲王·醇亲王·王庆祺
吴可读113
附记：成禄·胜保·王家璧·张之洞·宝廷·宋初君臣·光绪后妃安维峻151
附记：王五
刘恩溥·邓承修155
附记：李鸿章·刘锡鸿
李慈铭·褚成溥163
附记：周氏兄弟·林绍年·王先谦·潘祖荫·赵之谦·戴望·谭献·王运·高心·王懿荣·翁同·周福清·周锡恩·殷如璋·鲁迅·樊增祥·孙毓汶·刘铨福·黄辅辰父子台规240李森先
附记：王紫稼·清初苏州书办·释大汕·潘耒
清初名官—李森先
清初言官，享名最盛者为李森先。他是山东掖县人，明朝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李闯破京，受伪官“祠祭司从事”。入清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其时巡按制度未改，顺治十三年巡按江南，在苏州杀一名伶、一淫僧，乃享大名。名伶者王紫稼。吴梅村有《王郎曲》：
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面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才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经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化枝暖，惯抛斜袖惮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人肠断脸波横。十年芳草长洲绿，主人池馆惟乔木，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顿顿息，移床坐看王郎，都似与郎不相识……梨园子弟爱缠头，请事王郎教弦索。耻向王门作伎儿，博徒酒伴贪欢谑。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悠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观此可知王郎色艺。梅村自跋谓：“王郎名稼，字紫稼，于勿斋徐先生二株园中见之，髻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徐勿斋郎徐，东林健者，明亡殉节。所谓“孝穆园亭”即徐二株园。十五初见，相去十六七年，则王紫稼其时为三十一二。王于顺治八年入京，依龚芝麓，十一年南返，未三年即被祸。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李森先巡按苏州事云：
公为人宽厚长者，而嫉恶特严。当秦公时，大憝元恶，皆已草无余，而踵起者犹蔓衍不绝，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尽拔无蘖矣。其最快者，优人王子，善为新声，人皆爱之。其始不过供宴剧，而其后则诸豪胥奸吏，席间非子不欢，缙绅贵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舆，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为诸豪胥耳目，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矣!
一旦走京师，通辇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其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遗，不可胜记，座间谈子，无不咋舌。
文中“秦公”指泰世祯，为李森先的前任，亦以风骨峻整见称。子即紫稼，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可以想见其无恶不作。
“胥”为捕快差役，往往鱼肉乡民，尽人皆知；“吏”为书办，其恶不易为人所晓。陆陇其有言：“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即例案，公事必合例始得行；而例案惟书办熟谙，故可藉以射利。
郭嵩焘之言，则更为愤激，他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考清朝初年，苏州是书办的天下，恶名昭彰者有施商余、沈继贤、徐掌明、周宗之等，与巡抚、藩臬两司，一府、二县各衙门，俱通声气。其中以施商余最狠毒，倡议“十不降”的金之俊，位至三公，归田后，屡受施商余欺侮，以致患膈症而殁。有一次，施商余下乡遇雨，停舟某处，主人迫之登岸，以盛馔相款；施见他家有兵器，便教人以私藏军器招县拘查，然后他出面解救，得以无事。
施商余表示，以为报答一饭之德。此人再三拜谢，送红包不受；恰好鱼新出，以重价购得一担，送到施家，自以为是很名贵的礼物，哪知施商余命来人挑到厨房，触目皆是鱼。
又一次见一银匠之妻，极美；施商余以为“此妇眼最俏”，银匠听得这话，竟以石灰弄瞎了妻子的眼睛。势焰如此!后来金之俊有个门生来当江苏臬司，为报师仇，罗织罪名，立毙杖下。
沈继贤睚眦必报，与人斗叶子牌，打一张正好为下家配成对，其名曰“捉”。他说：“我的牌哪个敢捉?”下家答说：“捉你不要紧!”沈继贤便招呼跟班，附耳说了几句，不一会来了两名差役捕捉牌之人，此人责问：“我犯什么法要捉我?”沈继贤笑道：“捉你不要紧!”又有一次，有人请客，沈居首座。未几，来一少年，向沈继贤漫然一揖，礼节疏慢，便有人责备少年不懂事。少年答说：“我不认得沈继贤，有什么关系!”这样隔不多时，有个强盗攀害少年，说是同伙，因而下狱。
他的父兄送了沈继贤五百两银子，得以无事。出狱后，父兄带他踵门叩谢，沈继贤把五百两银子还了他，少年感激不已，连连磕头。沈继贤笑道：“如今你是认得我了!”这才省悟，为盗攀害，原是出于沈的教唆。因此，苏州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此人当然亦不得善终，康熙年间为理学名臣汤斌，杖毙于玄妙观三清殿下。
徐掌明是苏州光福镇人，与昆山徐家认作同族。徐家三弟兄，顾亭林的外甥，均为朝贵，倚此势力，所以苏州有“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后与至戚黄某有仇，派人打死一个村农，抬尸至黄家大门外，因而涉讼。黄家缠讼十三年，家破人亡，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得结案，徐掌明充军，从戍所逃回，被捕论死。其子与一孙姓有仇怨，扮成强盗，黑夜入孙家强暴妇女泄忿，一妇遇暴时，摸强盗的手为六指，知道是徐掌明的儿子，控官破案，汤斌请王命立斩，合城称快。
周宗之横暴一时，为秦世祯的前任张慎雷访拿杖毙。周虽武断乡曲，而寓所大门春联居然大书“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有人为之作歌，形容尽致。首言豪奢：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奇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
次言得势：
势能炙手气薰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安从来?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作令皆惊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雠，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温，主人骨肉飞红雨。
末言人亡家破，深致感慨：
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辙，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比屋城南尽可封”，可见猾蠹之吏之多。吴中赋税特重，相传为明太祖报复吴人支持张士诚之故，其实乃裁抑富民，使之不致作乱。如沈万三的故事，用意亦在抑制豪强，以安国本。但三吴膏腴甲天下，赋税特重，天然合乎现代所得税累进的精神。只是成祖北迁，对南方自然而然形成财政加紧、政治放松的政策，因而江南绅权特重。猾吏勾结操纵，以绅御官，以官迫民，乃有如上的大憝出现。
《研堂见闻杂记》接叙李森先杀王紫稼事：
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今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相对枷死。当时子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按：“吃菜事魔”者邪教之一种，不知何方神道，终归汤斌所扫荡的淫祀之一而已。奸僧法名三折，或作三遮，事迹虽不详，但清初类此者甚多。明亡以后，遗民志士，或隐于岩壑，或隐于市，遁入空门者尤表表可征。梅村诗集中与方外酬唱之诗甚多，泰半为旧时相知。因为如此，清初对佛门特致一番尊敬，而奸僧遂得藉以为奸。如石濂事：
东南各省与欧洲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两广总督吴留村兴祚，而吴未督粤前石濂已私与洋舶通贸易，故粤之通商石濂为之魁。
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一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一见大激赏之，遂弃沈而从龚，后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发，不诵经，室中不置钟磐缸钵，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大书榜揭于市，曰出卖风云雪雨，于是募资修长寿院，粤人安南人辇金助之。
院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书大越国建造字，以歆安南人，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娼相征逐，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戏图，寝乃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物于海外，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
大汕善画人物，曾为陈其年画“填词图”，款作“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自署曰“释汕”。字作隶书，颇可观。
但黄秋岳以为大汕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谋与诸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不得者饵以金，无何《离六堂集》刻成，为揄扬者谓为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蜜殊，复见于今。
又自念为僧必富通梵夹禅悦，乃请人著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一时名士乐为代笔，盖酬金较丰于鬻文，当时屈翁山梁药亭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集》多窜入翁山诗，后翁山与石濂相交，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
按：花怪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则可见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军中草，谓其中有违碍，将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不数年石濂卒，为名山所劾治，发难者潘稼堂也。
初潘通籍后，久闻石濂名，晚岁游粤，姑往拜之，瞰其虚实，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见殊落落，不以时答谒，稼堂怫然，以书斥之，石濂倔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播之。
又两致书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礼，后纳人言谓刻书在于索诈，稼堂既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语赠吴，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之，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院中钟表象牙以暨鸦片之属堆积如山，优伎列屋内，以禅房为窟穴，一时皆籍没入官，留村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卒减轻其罪，递解还吴，下狱终其身。
黄秋岳论艺文、谈故事，以精审著称，此记则失考而偏颇，殊有未谛。如谓潘稼堂归途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必无之事。吴留村名兴祚，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负贩辽东，后入礼亲王代善幕府。代善领正红旗，吴执忠因转于正红旗汉军。吴兴祚以贡生授萍乡知县，有治行，晓智略，康熙十七年即任闽抚，二十年擢粤督，二十八年二月去任，从未任广东按察使。大汕被捕，事在康熙四十三年，而吴兴祚已殁于七年前，两者渺不相关。大汕事，邓石如《清诗纪事》中所记，较黄记为详实。邓石如藏有顺治、康熙时人诗文集七百种，较之当时有名藏家，如南浔刘氏、嘉叶堂等所收，自谓“大约绝无仅有者五六十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五倍之”，足征名贵。
邓氏藏书极有用处，可发历史大公案之覆者，如所藏《皇清通志纲要》手钞本，为圣祖第八子胤独子弘旺所撰。透露皇十四子原名胤祯，即雍正接任后，避御名胤之讳，所改之名。而当时诏谕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证明胤祯在康熙时即已封为“恂郡王”。凡此种种惊人的记录，不独可以认定皇十四子确为圣祖所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相传隆科多改圣祖朱谕“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亦信而有征。
原来皇四子名胤，“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祯为胤“”。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为祯，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拦，事在己卯庚辰间。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苏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朝。”
时适朱竹坨、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可是，渔洋离粤北归后，突然对大汕憎恶起来了。他在《香祖笔记》卷九中，再提到大汕时，竟是这样写着：“近吴湖州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道酬应杂之苦，吴笑应之曰：‘何不出了家?’座上客皆大噱。”
“吴湖州园次”者吴绮，字次，顺治年间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杨继盛（椒山）之官官之，由中书擢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人所谓“曲子得官”，为唐宋以来所未有。康熙五年出为湖州府知府，因风雅好事而失官，从此游食四方，殁于康熙三十三年。所著《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由大汕出资刊行。渔洋举吴绮的幽默语相调侃，似稍欠忠厚。大汕不以吴绮相戏为忤，于其身后，为刊遗集，则其人亦自有可爱之处，转觉其人品比潘稼堂犹高一筹。邓石如为大汕辩护云：其诗清丽，大均以为剽窃。借诗乞句自昔有之，眼前景物，遣辞命意，暗与古合者，亦常有之。大汕固亦列举大均诗之同于太白者矣。如以偷论，则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于偷乎?惟集中河泽行、地震行、剿“贼”行诸篇，悲愤乃同于儒生何也?《离六堂近稿》一卷刻于壬午，老髦及之，不事别择，精粗并陈，未免自累其书，耒之起衅。或云致饩不丰，两书二万余言，竟不惮烦，涉及彼教传法之争，可谓多事，皆刻入《遂初堂集》，后乃删之。
王渔洋之轻诋大汕，据前引文的作者考查原因是：“大汕在海外捐募，得款甚多，有人觊觎他的财富，诬他在海外与志士交通，密谋反清。后来大汕下狱，虽然与此事无关，但难保不是地方大吏，想要治他叛逆之罪，却找不到证据，因而以他事罪之。当流言传到王渔洋耳中时，他想起以前与大汕交游，往还密切，就不免畏惧，怎样才能免被牵连。那只有把他痛诋一番，以见自己并非有心和他要好。”
果如所言，则潘稼堂之“毒骂”大汕，动机或亦为此。潘为顾亭林入室弟子，受“牵连”的可能性过于王渔洋，则“畏惧”亦必更甚，无怪要毒骂了。
当时为大汕抱不平者甚多，如方贞观过长寿庵诗：“野性自应招物议，诸奴未免利吾财。”杭世骏诗：“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肖此翁?”但大汕的行径，自亦颇有可议之处。邓石如却为之作恕词云：
大凡红襦蓄发，竟体芗泽，买优伶，作秘戏图，祈而止雨，出招帖曰：“石头陀有些风雨出卖。”役鬼召魂、医卜星相，甚至依附势要，以财货奔走人，交通海国诸轶轨之事，务在惊世动众，皆由才情奔放使然。
大汕虽儇薄，毕竟还未到勾引良家妇女的程度，所以被捕后有人为之鸣不平。至于李森先所杀三折和尚，罪有应得。此外，李森先摧折豪强，尚有数事：
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
金案实为冤狱。褚人获《坚瓠集》载其事云：
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
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松陵徐崧花场即事诗云：“自是云严色界天，绮罗萧鼓日纷然。骚人竞欲题红叶，冶女私曾寄白莲。自欲酒浇歌舞地，何如粉饰太平年?无端一夜西风起，叶落枝头最可怜。”
结句指金又文杖毙。如褚人获所记，金又文本属无辜，徒以严妻自刎，因归罪于金又文。定花案即后世之所谓“花榜”，此风起于明朝嘉靖、隆庆间，至万历末年以后，大见盛行；贤者亦为，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密之，亦曾主持过花案。
丙申为顺治十三年，苏州大劫以后，犹待振兴，金又文定花案，亦是繁荣市面之一助。李森先干预其事，已有不当；小题大作，更可不必。只看金又文戴枷游街，许民申告，而只严五一案，况其曲本不在金，严妻刎于李森先之前，未始非抗议狱中无人道。或者李森先以煌煌告示，惟此一案，则游街放告，近乎无的放矢，因出以酷烈处置，自掩其轻率之迹。凡以清廉明察自矜者，每有此种过当或不近人情的举动。李森先当是赵申乔一流人物，较之汤斌、陆陇其、于成龙等，境界大有高下之别。
北亢南季—季振宜
清初豪富，号为“北亢南季”。“北亢”是山西亢家，致富之由，或言由于获得李自成败逃时所遗辎重，或言以贩米起家，莫衷一是。“南季”成巨富的原因比较清楚：一是做官，二是行盐。南季者江苏泰兴季氏。富只两世：父名寓庸，字因是，明朝天启二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季寓庸是阉党，崇祯二年定“逆案”，自魏忠贤、客氏以下，共分六等，季寓庸名在最后一等，革职闲居，但已发了大财，买了大批书画古籍，在泰兴一面做盐商，一面享清福。
季寓庸有两子，一名开生，字天中，顺治六年翰林，官至礼科给事中。《清诗纪事》初编卷四记：
季开生……（顺治）十五年谏买扬州女子，几置之法，卒戍尚阳堡，居四年，为光棍殴死，声言欲焚其户，官司不问，疑有主使也。年三十三。撰戆臣诗稿二卷，为冠月楼诗，壬辰癸巳间谒假南归所作，出关草作于戍所，题识者甚众。
有恽格一再题语，不知何以得此于高士?其诗亦有规格，善作苦语，尚阳堡即事云：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衡门尽日空车马，冷甑连宵织网丝。顽山入屋霜连枕，断壑当门月上衣，窗中既得林峦对，门外从多虎豹踪。
当季开生死于戍所时，其弟振宜方以劾刘正宗，解官系诏狱待质。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早于其兄两年成进士，授职浙江兰溪知县，行取为部曹。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监察御史。十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土刘正宗，季沧苇亦纠举刘正宗树党纳贿。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前明翰林，弘光朝官至中允。清初贰臣中，有数人恶劣无比，刘正宗是其一。清朝南北之争，起于顺治，亘二百余年国亡不解，此人要负极大责任。邓石如在《清诗纪事》中介绍刘正宗，短短长长，语颇公允，录之如下：
刘正宗，字宪石，安丘人，崇祯元年进士。由推官行取，授编修。入清，授国史馆编修。顺治十年，为弘文馆大学土，翌年改文华殿。十七年以罪革职，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康熙初卒。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社”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社”为“复社”支派，创立于苏州府属吴江县，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宜，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涑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武功（敬士），西陵陆丽京，同邑斗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云），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往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吴汉槎即在丁酉科场案中被祸，戍宁古塔。后由顾贞观言于纳兰性德，设法赎罪，夫妇白首同观，为清初有名的一重佳话，《季子平安否》金缕曲，几于家传户诵。所谓“二陈”者：一为陈名夏，江苏溧阳人；一为陈之遴，浙江海宁人。一死一谪，皆刘正宗受明末阉党冯铨指使所迫成。陈名夏的亲家为方密之，陈之遴的亲家为吴梅村，由姻亲的气谊，可以想见二陈的品类。及至刘正宗罪名鞫实，季沧苇官复原职，持论侃侃，颇见风骨。康熙初，被命为河东巡盐御史。清初御史巡盐，不独综理盐务，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查拿恶棍之责。《十朝诗乘》谓“沧苇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即指此而言，非谓劾盐官。一省盐官，不过三五，无烦数十弹章。
但季沧苇之享名，既不以其官，亦不以其富，是由于他的藏书。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咏“季振宜诜兮”云：
写韵楼高敞绮窗，旋风叶叶卷成双。沧州一卧何时起?善本连舻尽过江。
首句“写韵楼”疑有误，据我所知“写韵楼”为随园女弟子吴琼仙的别署，尚待考。次句指季氏所藏唐朝一钞本。钱遵王《读书敏求记》：
吴彩鸾书“切韵”，余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碾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因悟古人玉躞金题之战，《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也。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余幸遇此韵，得观唐时卷帙旧观。季氏零替，不知归之何人?惜哉!
“沧州”指季氏“吾道在沧州”藏书印。末句则哀季氏之衰之速。按：清朝中叶海内藏书家魁首的黄丕烈，序《季沧苇书目》云：
沧苇书目载宋元版刻，以至钞本，几于无所漏略。余阅述古堂藏书目序有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是季氏书半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 “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 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没，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尘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记》：
毛氏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估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黄六鸿·许三礼·郭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祟，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科、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
黄六鸿 许三礼 郭琇
知县—黄六鸿
黄六鸿复以御试一等擢礼科（非部）给事中，一充会试同考官，调升工科掌印给事笔：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升编管山西。
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
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
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恩）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谢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梁鸿志《爱居阁脞谈》，有《长生殿》一篇，记此一重公案，自诏“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而所记实有未谛。最可笑者，竟误黄六鸿为黄仪。黄仪常熟人，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曾助徐乾学修《一统志》，布衣，与黄六鸿的籍贯、经历完全不符。所引王东淑《柳南随笔》，自亦不足为据。
记此事较详者为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康熙三十二年乞休，翌年成《福惠全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犹召试于江宁，则十二年前精力犹未衰颓，其辞官当以“长生殿”一案，不容于清议，被迫去位，亦可想而知。
至谓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遂罢赵职，此亦不然。此案所以会造成轩然大波，主要的是康熙在感情上的原因。康熙至性过人，对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尤其孝顺。《清史稿》“礼志”叙皇后丧礼，于孝庄之丧，记述特详：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痛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惟令元旦辍哭一日。
礼臣议上尊谧，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谧，心实不忍，论俟奉安寝园，称谧以祭，及梓官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辙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
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孝庄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年底，三年之丧实仅二十七个月，须至二十九年三月，方始服满。帝皇本无三年之服，康熙所持者是所谓“心丧”，虽然丧面服表的迹象不显，但“有触辄痛”；国丧演剧，正触及痛处，乃有严谴。
至于《长生殿》院本，早传宫禁，朱竹曾入直南书房，熟知宫中情形，所谓“禁中乐府柳屯田”，自有确据。事实上，国丧演剧，正因“大内览之称善”而来。王东溆《柳南随笔》前半段所叙，稍得其实：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
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
丁卯为二十六年，内聚班演《长生殿》自在大丧以前，八音遏密，两年之久，内聚班当是看二十七个月之丧将满，可以正式演出，故先以寿洪升为名，先作一次广告性上演。总以为孝庄太后崩逝己久，丧服已降，不至有何麻烦，谁知麻烦极大。
又上演地点非在“生（孙）公园”，在“查楼”，亦即后来大栅栏的广和楼，此为赵执信亲口所述，必无误。
此祸起于要“整”赵执信，事无可疑，但黄六鸿不过发难，推波助澜者另有其人。兹先谈赵执信。此人籍隶山东益都，字仲符，号秋谷。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入翰林。其时方开博学鸿词，四方名士，皆集辇下，赵与朱竹、陈其年、毛西河订为忘年交，过谈欢宴，一座尽倾。但为人峭峻偏狭，与王渔洋由姻亲交好而反目，颇为人所议论。《清史稿》本传云：
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叙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
又《清朝野史大观》记赵、王交谊不终云：赵秋谷宫赞……自遇新城先生，不觉低首贴眼，至有愿作扫除隶之语。由是搁笔不复作诗，历四五年，未尝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颇不安，乃张筵招饮，固请开禁，秋谷始稍事吟咏，然有所作，必就正新城，惟言是听。
交之久，偶以新城赞美某翰林，议论不合，赵大拂意，谗人又从中相构……新城亦谓定远所批《才调集》，卑无高论，“而世乃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是犹嚼粪不知其味耳!”此盖隐骂秋谷。
据邓石如就洪升《稗畦集》、赵执信《饴山诗集》勾稽所得，则谓“此狱明明一党争也”。因《饴山诗集》“上元观演长生殿剧十绝句”自注：“余以此剧被放，事迹颇类苏子美。”苏子美即苏舜卿。《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本传，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记苏舜卿被黜事，确有相类之处。《庆历党议》载：
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罢。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
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怨。衍婿苏舜卿，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祀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卿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国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
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卿名。同席被斥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网打尽矣。”
如真为党争，则其事确甚相类。阅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寄洪升诗：“贝锦谁为织，箝罗忽见侵；考功原有法，给谏本无心。”以及送洪升回杭州诗：“性真与时忤，才高招众忌；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邓石如所言，不为无因。
据邓石如的看法，其时三徐与明珠、余国柱相争，波及赵执信，而赵执信之被祸，“度必与掌院徐元文忤，因亦为乾学所恶”。此为邓石如的猜测，而作此猜测的根据，则以《饴山诗集》中有“感事二首”：
碧山胜赏已全非，谁向西州泪满衣?解识贵官能续命，可怜张傅枉知机!（其一）
戟矜底事各纷纷，万事秋风卷乱云。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其二）
邓石如又作按语云：“二诗感于徐元文之死而作，几于毒詈，知执信被劾罢官，殆为徐氏兄弟所陷也。”
徐氏三兄弟，乾学、秉义、元文，只秉义稍谨饬，乾学、元文皆卷入党争。顺治间的党争，为冯铨、刘正宗斗二陈（名夏、之遴），康熙间的党争，本由索额图、明珠争权而来，邓石如叙其崖略，大致得实：
自顺治中禁社盟，士流遂无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奖风流者尚焉。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同时宋德宜、叶方蔼不能及也，余国柱独与之争，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
二十四年，召试翰詹，乾学首列，入直南书房。翌年由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其事。盖圣祖知其得士，欲倚之为搏击之用。
光芒万丈—许三礼
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枭，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乾学、士奇，嗾郭琇劾罢之。二十七年，乾学主会试，晋刑部尚书，复令劾士奇及王鸿绪，未几乾学亦牵涉张案解任，留京修书。旋遭许三礼严劾，乃遣回籍，犹赐“光芒万丈”匾以宠其行。
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覆，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地，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
康熙朝的党争，初由圣祖操纵，受指使者一为高江村、一为徐乾学。两人贪赂，皆得圣祖默许，所以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拜士奇”之谣。圣祖操纵徐乾学，尤为高明者，是用徐攻李光地，以破其假道学面目，李光地乃死心塌地为圣祖所用。
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起先极深。明珠长子纳兰容若且为徐乾学门生，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其后明珠逐渐失帝眷，徐乾学承帝意动手打击明珠，仍由郭发难。《清史稿》明珠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
几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
明珠广结党羽。满州，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辗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
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则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乃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
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遣。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厚期得人，亦欲合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肤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
此为“国丧演剧”案前一年的事，徐乾学兄弟方力排明珠、余国柱；不意明珠势未全圮，因借国丧演剧一案，对明珠、余国柱一系势力，再作打击。洪升与余国柱交谊亲厚，洪升集中有“寄大冶余相国”诗：“八口羁栖屡授餐”及“身微真愧报恩难”之句。至查慎行则与明珠亦有渊源。
《清诗纪事》查慎行小传云：
查慎行，字悔余，本名嗣琏，字夏重，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人。少学文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秉镫，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挹，声名渐起。屡试不第，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修书。
翌年成进士，寻授编修，祈假归。性不谐俗，有文愎公之目，假满宦者进谗，有毋庸人值之命，遂告归。
雍正五年，弟嗣庭以诽谤成狱，慎行及弟嗣，毕室赴请室。嗣庭瘐死戮尸，嗣戍陕西，慎行得放归。初慎行尝继吴兆骞授明珠之子揆叙读，揆叙附廉亲王胤祺，谋夺嫡甚力。世宗命于其葬所镌石不忠不孝柔奸阴险之墓，乃独宽慎行，或故示不测欤?南归后未一月即病卒，年七十八。
按：吴兆骞居塞上二十三年，白首同归在康熙二十年。南归省母，住吴江约半年，复又北上，感于纳兰的风义，就馆其家，为明珠次子，纳兰之弟揆叙业师，康熙二十三年卒。查慎行即于此时入明珠门下，授揆叙赞，因而卷入党争。
党争的双方，一为徐氏兄弟，一为明珠及余国柱、佛伦等，而出面相争者，则为两言官，助徐者为郭琇，攻徐者为许三礼。此两人亦皆贤者。独立行事，但无形中不免受人利用。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与汤斌为同年，由吴江知县行取为江南道御史，三年之中擢为左都御史，复劾高士奇、王鸿绪等，朝贵侧目，终于被诬落职，至康熙三十八始复起为湖广总督。
许三礼为理学家，《清史稿》本传：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
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辅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学宋赵林故事。且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许三礼是康熙所看重的道学家，但很奇怪地，其学近于程朱，却又极尊敬阳明嫡派的黄宗羲，官京师时，凡有所疑，必驰书黄宗羲请敬。家中建一座“告天楼”，日间所作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这样一个讲究不欺的人，奏劾徐乾学，当是出于良知，但恰好迎合了康熙的意思。
徐乾学之罢官，起先是牵涉在湖广巡抚张的贪污案中。张是明珠的私人，贪污行贿属实,但问到行贿何人，张说是徐乾学。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徐乾学扳倒了明珠，张失去靠山，以致被逮，心恨徐乾学，故意咬他一口。不过，康熙心里很明白，徐乾学之劾明珠，出于他的指使,如果徐为明珠私人张指为受贿，由此获罪，变成两败俱伤，则岂复还有人供他利用?因而降旨，戒勿株连，暂时保全了徐乾学。
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上了一道奏疏说：“前任湖北巡抚张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按：“宪长”指左都御史），拒其币问，是以贿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人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所谓“拒其币问”，则张向徐乾学行贿，确有其事，只是徐乾学自道拒贿而已。这自是片面之词，要求得个水落石出，便须提张到案对质。惟既有“戒勿株连”之诏，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康熙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修书者修明史。
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七年罢左都御史。五月，其弟元文补此缺，十二月调刑尚。二十八年五月调户部，除拜授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即有许三礼严劾徐乾学之事，而暗中实为指责徐元文，《清史稿》徐乾学传：
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谷，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谷应调部属，以遵成例。
所谓“明有所恃”，以及独独称道乾学之弟，元文之兄秉义，弦外之音，即在抨击徐元文。
许三礼的弹章中，所提到与徐乾学有勾结的高士奇，亦是康熙朝党争的要角之一。他是杭州人，字澹人，号江村。不学而有术，为康熙的“文学侍从之臣”，招权纳贿，家私巨万，与明珠家皆至道光年间，方始完全败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珠与高士奇皆以贪出名，而子孙坐食至百年之久，邓石如谓之为“贪运久长”的。
高士奇的发迹，传说甚多。一说他年轻时流落北京，在护国寺测字为生，他的字写得很好，为人荐引至索额图门下，充任书写小吏。高士奇善伺人意，颇得索额图的信任，渐成心腹，并荐引至南书房行走。但索额图赋性横暴无礼，高士奇每每长跪白事，偶有不当，索额图破口大骂，甚或动手殴辱，不为高士奇留丝毫余地，高士奇情不能堪，乃转投明珠以倾索额图。
一说是康熙自己所识拔。有一次驾出正阳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子重英豪”，认为措词得体，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高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高士奇有许多著作，大部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鳖退食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子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道，颇为浅薄。所以用高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高士奇得帝欢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入直，口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高士奇十分渊博。
在他人眼中，高士奇谈不到做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身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好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乱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物，几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道。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朱竹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诏下，五十人齐入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子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入史居，卯入申出，监修总裁交引相助。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几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高者，合内外交，逾年，予遂诖名学士牛钿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子许焉。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入翰林，即励杜讷与高士奇，皆以善书法值南书房，高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据周弃子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孟心史又言：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春秋地名考略，乃清秀水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云云。
盖士奇本不学，又自以文学侍从，为时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见。因而分其苞萱所得，养门客以为捉刀人，得失则又各听其所自为，己并不能加以识别。以此上结主知，特赐博学鸿儒为出身，岂非己未同征之玷？竹辈书生结习，未能因势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语得过矣。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
本传又言“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各语，则颇肖士奇为人。至以修文殿御览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尝盗遍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朱竹获处分，由于私带书手王纶入史馆，抄录四方进呈书籍，为掌院牛钮所劾，得旨降一级，事在康熙二十三年。“三布衣”的潘稼堂，亦以浮躁轻率，为牛钮所劾，夺职而归。这年鸿博中获罪者，尚有秦松龄。《东华录》：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己卯，礼部题：磨勘顺天乡试卷，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正考官左春坊左谕德秦松龄、前考官编修王沛恩、同考官内阁中书王、工部主事张雄，俱应照例革职。候选主事张曾祚，应照例革职，交刑部提问。从之。
按：秦松龄字留仙，顺治十二年翰林，因“奏削案”革职，闲居十余年复以鸿博得翰林。康熙二十三年主顺天乡试，闱中并无关节舞弊事情。而事后忽以磨勘（由御史调取考试墨卷，细加复核，谓之磨勘）革职，且下狱，由徐乾学力救得免，家居三十年，年七十八卒。此狱亦为高士奇一手所布置。
高士奇之不慊于秦松龄，亦以秦轻视其人之故。秦松龄后人小岘著有《词科录》。因为高士奇是“同鸿博”出身，故亦有传，中云：
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扈从东巡录丐序于先宫谕。未应。徐公乃自为之。文恪衔先宫谕甚。甲子顺天科场之狱，皆文恪密为主之，第其事秘不著耳。
文恪即高士奇。秦松龄官至詹事府左谕德，此为东宫官属，故称宫谕。秦家与徐家姻亲，而徐乾学与高士奇又为亲家。辗转姻亲，但卷入党争，只有利害，不讲亲情，此亦为清初党争中的特色之一。
许三礼劾徐乾学时，帝眷未衰，以致劾人者反而获罪。许三礼不甘于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再上弹章，共列七款，言之凿凿，中如：
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试。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刻发卖，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刻版焚化，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
何焯即何义门，苏州人，赋性峭刻，好诋訾前辈。初受知于徐乾学，为人所谗而失欢，改投翁叔元门下。叔元常熟人，康熙十五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此人爱才而性情偏隘，因劾汤斌之故，何焯索还门生帖子，翁叔元大恨，千方百计打击何焯，以致科场失意。至康熙四十一年，始以李光地之荐得直南书房，赐举人，会试下第，而特赐进士，点翰林，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何焯受李光地知遇，列入门墙，但李光地卖友、夺情，皆不为何焯所谅，致书全谢山时，对李颇有微词。
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纤，得赃累万。徐紫贤、徐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
乾学因弟拜相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徐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如此丑语，何不加之他人，而独加之乾学耶?
因徐元文拜相，而徐乾学更加招摇。观夫“乾学似庞涓”之语，可知其为其弟元文的谋主。康熙至此始真正了解徐氏兄弟的真面目。因此，许三礼虽受严斥，而处分反减轻了，免于降调。
彭鹏
康熙操纵党争，使令互攻，藉以获知双方的隐私弱点，握有把柄在手，不即发作，只责令其尽心公事。臣下怀德畏威，无不格外巴结。如李光地道学面目早为彭鹏揭破，而康熙任使如故，李光地何得不尽心尽力。至于彭鹏虽一时斥责，亦终究重用，驭下之妙，无与伦比。康熙六十一年盛世，洵非虚致。
许三礼之留任，对徐乾学自是一个警告，因于这年冬天，上疏乞归，自言：
臣年六十，精神衰耗，只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宪臣许三礼，前因议先贤、先儒坐位，其言不合经典，臣与九卿从对之时，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争，不谓触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
愿以“书局自随”，犹冀复起入朝。康熙此时还未决定对徐氏兄弟应持何态度，因而一贯优遇，降旨褒奖。这是二十八年十一月的话，到了二十九年二月动身南归，陛辞时康熙特赐“光焰万丈”匾额。此用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嘉美异于常情。但亦可能是警告，改“光”为“气”则“气焰万丈”，便足致祸。
果然，徐乾学回到昆山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便有一奏严劾。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隶镶黄旗，笔帖式出身，居官颇有政绩，谥清端，雍正中入祀贤良祠，凡此恤典，决非幸致，是则劾徐乾学可信其非尽为明珠修私怨。其疏兼劾徐氏兄弟子侄，江苏巡抚洪之杰等，原疏胪列多款，引录如下，以见彼时的吏治绅权：
凡为人臣，宜感戴上恩，不负养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职为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如巡抚洪之杰，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谨胪列陈之：
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学士，洪之杰谄媚，制金字大匾一方，旗杆二根，旗上金镌“瑞协金瓯，泰开玉烛”八字，委督粮同知姚应凤，赍至徐元文前树立。复送贺仪一万两，徐元文之子，举人徐树本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赵宁，投拜徐元文门下，馈银一千两，徐元文之侄徐树屏、徐树敏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苏松常三府，采买青蓝布解部，以少价买多，支销银一万四千余两，洪之杰、赵宁、徐树本等分肥。
徐元文之子徐树声，自京到巡抚衙门，称有要紧密信，因开门稍迟，喝打门吏，洪之杰听闻，忙即大开中门，鸣锣击鼓，作乐迎道，衙役路人，皆为耻笑。洪之杰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减等案内，部议革职，蒙皇上宽宥降级留任，而元文、乾学冒恩，以为己力。洪之杰将银二万两，令原任松江知府赵宁，送徐树本收。
康熙二十八年，阊门外居民钦涞、钦鼎丞，彼此争讼，徐树敏见钦鼎丞家裕，嘱托巡抚，令钦涞、钦宸枢控告，许钦鼎丞银一千两，交与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兑收。
徐树声兄弟，前往苏州府承天寺内，瞰琅山房恶僧等富厚，诈银一千两，嘱巡抚止留琅山房之僧，余房僧尽皆驱逐。后被逐之僧，及众百姓为留恶僧，反将好僧逐出，公愤怨憾。
徐树本唆王缉植之母，告同县监生李端匏，久不葬亲，诈得李端匏银四百两。
原疏胪列尚多，凿凿有据，但以彼时官场而论，不算大过。因此，康熙从宽处置，只令徐元文休致。但情势外弛内张，而同时及后世对徐氏兄弟颇多怨词，此亦可怪之事，如《清诗纪事》：
元文原品休致，舟至临清，榷关者发视箱箧瓶无遗，冀验其货贿，竟无所得。乾学非能清白自矢者，特狼藉不如人言之甚，身后藏书斥卖殆尽，诸子困穷，非虚饰也。报复者修怨未已，元文、乾学先后以忧死，党局始稍结。元文撰含经堂集三十卷、别集二卷、附录二卷，与乾学澹园集俱无人为之作序矣，盖忧危中虑为人执持，刻成不敢公然行世。
按：今传《园文集》有宋荦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又《十朝诗乘》载：
健庵以尚书里居被逮，门生故旧相率避匿，独韩慕庐宗伯，以小舟送至淮上。秦小岘过昆山诗有云：“平生师友一长洲，患难周旋共白头。”指此。
姜西溟苦寒行谓立斋身后营葬，亲故无视窆者，其诗云：“君不见，徐相国，一朝抱恨返故乡，经岁得疾归蒿里；卖得遗庄营墓田，葬在虎丘山绿墅，虎丘山寺遍游人，会葬曾无一近亲?就中何物最情殷，朝闻鸱啼暮愁狷。劝君闻此休叹息，是年向尽无气力，哪得青蝇为吊客。”死生贵贱间，世态如此。
韩慕庐即韩，苏州人，康熙十二年会状。陈寅恪谓江浙间以韩科名得意，所以取名为“”著极多。韩，徐乾学门生，敬礼师门，始终不改。曾有“上健庵师诗八章，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为韵。”
但谓徐乾学“里居被逮”，殊有未谛，被逮者为徐乾学子树敏。《清史稿》本传：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淮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舆珏俱坐是夺职，自是者不已。
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徐乾学之死，据邓石如说：“三十三年，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死者来，而不测祸幅，遂卒，盖悸死也。”邓石如的话必有根据。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据石蕴玉所撰徐传：“甲戌卒于家，有旨召回己不及矣!”又郑方坤撰徐传：“逾年诏以原官起用，而宣纶之日，即为撤瑟之辰。”皆为隐笔。
邓石如以为徐乾学死后，“文士多作诗哀思之，鲜有刺讥者，不知其何以得此?”此在韩所撰徐乾学的行状中，或可求得解答：
睢州汤公之抚吴，不名一钱，及为尚书，殁无以殓，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丧，如检讨陈君维崧、倪君灿、吴君任臣、黄征君虞稷、吴孝廉兆骞，皆公一人为之经纪，不以告人。陆御史陇其有直声，殁而公哭之哀，将为之营葬，且志其墓，会公亡，御史至今葬无时也。
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后生之才俊者，延举荐引无虚日……或穷困而来投，愀然同其忧，辄竭所有饮助，不足更继之以质贷亦不倦。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僦别院以居之。
登公之门者甚众……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赖公营救得归者，亦比比而然。
按：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为顺天乡试副主考，拔韩于落卷中，癸丑联捷为会元，复得大魁天下。韩感于知遇，行状中不免溢美，但大致皆为实情。顺康之际，若钱牧斋、龚芝麓等，爱才好客，一时名士受其惠者极多，徐乾学亦复如此。但此亦为康熙所鼓励，假手于徐乾学笼络名流、安抚士人，当时在江南的曹寅亦负有此种任务。明乎此，可知康熙对“四方玉帛归东海”之谣，淡焉置之，其故安在。更可知徐乾学殁后何以四方文士多作诗哀之，而罕讥刺。
徐乾学“哭之哀”的陆陇其与汤斌齐名，为康熙朝理学名臣。他是唐朝陆宣公之后，亦为明朝嘉靖年间有名的“锦衣卫大堂”陆炳之后。《清史稿》本传：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
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景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阙以知县用。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陆陇其入台之时，正当康熙继平三藩以后，策划第二次大征伐，打算亲征噶尔丹。清初用兵，如俗语所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出塞远征，必先遣大员筹办屯积传输之事。户部以军需浩繁，请开捐例，中有一新名目，谓之“捐免保举”。照成例，捐州县保举，须有督抚班子，方得补缺。陆陇其以为保举可以捐免，则捐纳与正途无异，且保举者保举清廉，可由捐而免，则是清廉亦可捐纳而得，因上疏反对，且进一步建议：捐官而三年无保举者，休致。上谕交九卿会议具奏；结果认为三年休致之议太刻，果然如此，求保者奔杂更甚。陆陇其复又上言：
捐纳一途，实系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虽不敢谓督抚之保举尽公，然犹愈于竟不保举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贪污之辈，自有督抚纠劾，而其侥幸获免者，遂与正途一体升转。虽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辈无不先期捐纳，即无不一体升转未可云无碍也。至于到任三年，无保举者令休致，谓恐近于刻，不知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俨然列于缙绅，为荣多矣。若谓将届三年，辄营求保举，此在督抚不贤，则诚有之，若督抚贤，何处营求?且即使督抚不贤，亦必不能尽捐纳之员而保举之，此休致之议亦从吏治民生起见。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庞杂，而吏治能清者。
其时捐免保举者极多，因陆陇其一疏，事在未定，以致多持观望。户部大为不满，策动九卿，作成一项决议，以陆陇其“不计缓急轻重，浮词粉饰”，捐生“犹豫观望，紧要军需，因此延误”，奏请将陆陇其革职，发往奉天安插。
所谓“发往奉天安插”，即是编入汉军，成为旗人。这是当时对有民族意识的汉人，最恶毒的精神侮辱。幸而圣祖之为圣，知道陆陇其极得民心，畿辅百姓，多以陆会充军担心，因而降旨宽免。不久，复命巡视北城。巡城御史犹如地方官，北城又为内务府及太监聚居之处，想来陆陇其必有一番裁抑豪强的举措，可惜史无可征。
陆陇其和平笃厚，涵养功深。《三鱼堂日记》有一条云：
辛未六月十四日在阙右门会议捐纳保举一事，忽起大风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宽免之旨。方颠沛时，最承相爱者，满人则钟申保，汉人则同衙门各道长。外如谭祖豫之计划盘费，张长史之殷勤执贽，崔平山之踌躇前路，皆有古风，而沈乐存之慷慨愿救，尤同衙门之杰出也。
后人就此条日记，评论陆陇其的为人，颇为公允，其言如此：
清献官声学派，冠冕昭代，世无异辞。观此一事，于参劾不公之上司绝无怨言，而于同朝故旧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图维，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圣贤中人，哪得如此和平?如此笃厚?
“三鱼堂”为陆陇其的祖父所筑，得名由来有一段故事，《清朝野史大观》记：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且视之，则水荇裹三鱼塞其罅，人称为圣德之，溥子束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堂，今稼书文集称《三鱼堂》。
他书亦有此记载，所督运者为公款，倘或出事，责任不轻。三鱼塞漏，嘉其不欺。汤、陆之为真理学，即以表里一致，而言行亦自有曲体人情、循枉求直之处。《清人笔记》中记其轶事，可见其人：
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入或咎公失言，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公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迳出，学士知，亟疑留之，而棹已返矣。
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此皆深得孔子拜阳货之教者。汤陆之可敬，即在不腐不迂、不托空言，讲求事功，内心极方正，但手段出以圆通。汤陆讲理学，皆深恶袖手谈心性，但陆遵程陆之微逊于汤者，以某观之在此。
陆陇其殁于康熙三十一年，正徐乾学受佛伦所攻之时。康熙曾欲用陆为江南学政，闻其巳卒，乃用与陆同时行取为御史的邵嗣尧。死后授官，不过陆陇其的哀荣之一，生平定价，犹在数十年以后。《清史列传》本传：
雍正二年，临雍释奠，论九卿议增文庙从祀贤儒，因议曰：“陇其自幼以斯道为己任，精研程朱之学，两任邑令，务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实能发前人所未发，弗诡于正，允称纯儒，宜配享俎豆。”得旨俞允。今上乾隆元年，诏九卿核议，应予追谥诸臣，因议曰：“宋儒胡瑗、吕祖谦诸儒，皆未居显职而有谥。陇其虽官止五品，已从祀文庙，应予追谥。”上特赐谥曰“清献”。
寻礼部以会典未载五品官予谥立碑给价之例，请上裁定。得旨：“陆陇其着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照例给予碑价。”
同时赐谥者有汤斌。汤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官工部尚书，但为降七级留任。殁后虽得旨照尚书例祭葬，却未予谥。乾隆元年，特谥“文正”。清朝得谥文正者共八人，除曾国藩以事功差可企及外，其他视汤斌皆不能不深惭。彭鹏附记：李光地
汤陆皆为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这一榜得人甚盛，但同年之间，恩怨纠纷甚多，充分反映了康熙初期仕途上的复杂。徐乾学以外，李光地的是非亦很多，与陈梦雷的纠纷亘数十年无定论，直至傅增湘印《榕村语录》，方知李光地与陈梦雷合作投机，李光地确有“卖友”之实。
此外“夺情”及“外妇之子”，合而为李光地三惭德，尤以“夺情”一事，将李光地的假道学面孔，剥露无遗。发难者莆田彭鹏为有名的一桩柏台故事。彭鹏其人，我以前亦曾说过，但语焉不详，于此愿作一比较完整的介绍。
《清史稿》本传：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佯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
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自其宽。
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
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按：耿精忠在福建作乱，命官缙绅被迫受伪命者甚多。彭鹏坚卧不出，达三年之久。乱定后，撰有《千日大梦记》。李光地家居上游安溪，本可自免，但竟至福州观望风色。赖陈梦雷力劝，始定合作投机之谋，即由陈梦雷受伪命，而由李光地输诚朝廷。如果耿精忠事成，陈梦雷自不愁富贵；耿精忠失败，则由李光地出面证明陈梦雷“身在曹营心在汉”，即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中所谓“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
后来李光地的“节”倒是“显”了，却未“述”其“功”，甚至有落井下石的行径。此即“安溪卖友”的真相。彭鹏必深知内幕，心薄其人，因借“夺情”一事，褫其假道学面目。
彭鹏初授三河知县。此地旗汉杂处，有名难治，又多盗，平剧中的窦尔墩，实有其人，《清稗类钞》记：
窦开山，乳名尔墩，一曰二东。兄大东，皆献县剧盗，能舞枪。使人对面放镖，十镖齐发，尔墩能枪锋抵镖锋，俱使反射，十不失一。舞双刀，尤压倒侪辈。尝劫一巨室，官捕之急，侦得其所在，往迹之。尔墩持双刀闪舞而前，捕卒未见其人，但若有白练一尺，旋行而过。遥望之，隐隐然犹在目，不知其已远数十里外矣。
捕卒等视所骑马二十五匹，其尾尖俱截去尺许，始恍然叹其艺之精，非所敌也。
彭鹏因“缉盗不获，累被议”，即因缉捕窦尔墩，不能得手。但窦亦为之敛迹，民间仍受彭鹏之惠。相传康熙巡视近畿时，彭鹏有调动的消息，三河县民叩辇陈情，欲留彭鹏。康熙表示：“另外给你们一个好官。”有少女抗声而答：“把那个好官给别处地方好了。”康熙为之冁然。升平盛世，君圣官贤，乃有此佳话，不能不令人向往。
彭鹏于康熙二十九年行取为御史，劾李光地“贪位忌亲”，事在三十三年。《清史稿》本传：
三十三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
按：李光地自康熙十九年八月至京，由编修超擢为二品的内阁学士，即因陈梦雷的讦告，徐乾学等人的杯葛，不安于位。二十一年五月乞假送母归里。至二十五年七月始再赴京，授翰林院掌院。
翌年三月，复又乞假归省，至二十七年四月，奔孝庄太后之丧回京，犹为礼部以“在途迁延”所劾。一官如寄，来去不定，可知处境极苦。及至三十三年正月，放顺天学政，四月即丁忧，得旨：“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着在任守制。”
父母之丧三年，是名教中最看重的事。康熙此旨，实在是要试一试李光地究竟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真道学则必奏请解任，回籍守制，甚至拜折即行，不问允准与否，亦不算忤旨。
哪知李光地因为自复起后，居官之日少，在里之日多。如今再回乡守制三年，与朝廷脱节，将来服阕回京，人事全非，再想如现时之帝眷之隆，将不可得。因而上疏乞假九月，回里治丧。这一来滋人口实，群起而攻，《清史列传》本传：
光地疏言：“苦块余生，重荷圣恩之厚，圣知之深，敢不以残喘自效?顾虫蚁微情，乞给假治丧，住返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岁科两试，可以看阅周详，报竣无误。”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一言光地诚以君命为重，当于三年考毕之后，回籍终制。乃闻其请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驰，将来岁科两试，势必潦草塞责。况九月以后，亲丧未远，遂忍绛帐锦衣谈笑论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暂为行权计。然在皇上不妨行权，在大臣必当守经。为光地者哀吁再三，圣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丧九月为请。方今王道荡平，属在武臣，尚许回籍守制，况敦诗说礼之大臣，岂可颜充位?
当日奉旨，仍如初命。于是彭鹏发难，一开头就说：“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接下来说李光地有“可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可留者无非“报亲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此已讥其功名之念重于报亲之心。不可留者十，前面五条，与沈恺曾、杨敬儒所言，大致相同。后面五条，咄咄逼人，词锋极利：
六、光地疏称荷圣知之深，残喘自效，请假九个月，不误学差。佥谓九月大功服，谈言微刺。
七、定例生童匿丧应试，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起而诘曰：“侍郎何至此?”光地何辞以对?
八、学校所以致天下之为臣思忠，为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伦”。光地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
九、本年正月，皇上面议诸臣于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三申意焉。试问光地今日礼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
十、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谊何敢辞?”臣闻宋臣富弼母丧，王起之固辞，且日：“起复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许之，纲目大书，以垂训后世。又宋孝宗起复刘琪，六疏固辞，发明曰：“纲目书固辞予之也。”我皇上尧舜比隆，教孝教忠，必无有辞之而弗允者矣。
康熙得奏，一面将原疏交九卿会议，一面传旨询问彭鹏。据李光地之子《钟伦家书》，旨问：
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何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
所谓“自有深意”，即言欲借此以试李光地。所谓“包容”，即言不说破已试出李光地为假道学。最后两句话，是以为彭鹏欲为李光地补救，仍旧得以回籍服三年之丧，稍得保全道学面目。彭鹏因而有第二疏。古今诛心之论，未有深刻若此者。兹分段录引如下：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然镜照而无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憨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
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血，谁甘面从?
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家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
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
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
此奏一上，竟如所请，命“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一个多月以后，康熙召试翰林官，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自然是因此事而发。康熙有意试李光地的人品，亦获得证实。而李光地之狼狈，可于其子李钟伦家书中见之：
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楚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
李光地在京守制，服满起复，仍授顺天学政。彭鹏亦外放为贵州臬司，升广西巡抚，调广东，四十三年正月殁于任上。在康熙四十年左右，圣祖以为督抚中最清廉干练的，共得四人：湖广总督郭、河道总督张鹏翮、直隶巡抚李光地、广东巡抚彭鹏，每举以并称。除彭鹏外，另三人皆康熙九年庚戌两榜出身，李光地二甲二名，张鹏翮与郭皆在三甲，名次几相连，一为一百二十二，一为一百二十四。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
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王望·吴卿怜·毕沅·国泰·于易简·王杰·董诰·福长安
康熙中叶，御史中风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传：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郭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
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
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签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编鸡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呵斥之，隶卒自白：“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此与色厉内荏者，适得其反。大致士气发舒，言路宏开，而确为讲求真是非的时代，始有此等人可见。
《清人笔记》中又记其风节云：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
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
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公，公廷发其奸，某矫辩，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
按：“钓台”为任启运，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于经学。“”即“豸”，兽名，似牛而一角，专触不直者。汉有豸冠，御史专用。豸而无角，何能触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雷，讥之为“解角”。
稍后于任宏嘉者，有陈紫芝，传闻以劾张为明珠所害，《清人笔记》载：
康熙间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帖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报称。
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按：此记开头“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云云，“理少”为“常少”之误，实指高层云。前曾叙及，言官称“台”者指御史，称“垣”者指给事中，台垣合称则兼指御史、给事中。高层云字二鲍，江苏松江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层云在谏垣之时不久，但所论一事，关系甚巨。《清史稿》本传：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部二十四史，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惟有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出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洞见其症结，宫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口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惟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宫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入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楼台之利。
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为皇子选奶口，以及织造差使，均出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几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视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虽已伏诛，但和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壳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黎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谕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事。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
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
昆明钱南园副沣，以劾大学士和，直声震天下，其内行尤笃。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妇，惟恐不得。所得俸与诸弟共之，终身无一钱之私。
公督学湖南，每按临各郡县试毕，必进诸生告以经义及诗文佳劣，有字体谬误及音韵失谐者，辄面斥或亲责其掌，然奖励亦至。尝一见武陵赵文恪公，叹为人英，见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兴起者众，士皆畏而爱之。公在湖南，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祷雨得热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将举觞，阍者请馈，公曰：“前巡抚方以死勤事，今遽称庆邪?”今馈烛二梃、藕数斤，代者惧而止。公诗文苍古，书法肖颜鲁公，善画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望而知为严凝之气所特钟云。
钱南园生平多懿行，但为劾和的直声所掩，世多不知。而后世又只知钱南园的颜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余年不少屈，最后竟为和所鸩（见《清史稿》本传）。此犹之乎伊秉绶，只知其书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鹅蛋面名为“伊府面”，不知伊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钱南园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时，恰逢甘肃冒赈事发。甘肃藩司王望，其时已升任浙江巡抚，按治得实，王望抄家处死。王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有治行。望以举人捐知县，走了和的路子，仕途一帆风顺，以贪黩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异》载：
王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取一脔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郡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能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又有一妾，名吴卿怜，苏州人。王望事败，归于和，而和又败，吴卿怜作绝诗八章自伤，诗云：
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王，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
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
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请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乃到吴门。（其六）
村姬欢笑不如贫，长袖轻裙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春深燕子楼。（其八）
所谓“害杀儿家是戟门”者，据说吴卿怜之归和，为蒋戟门所献。戟门名赐，江苏常熟人，文渊阁大学士蒋廷锡之孙。蒋廷锡、蒋溥父子，雍正、乾隆两朝，先后任户部尚书，蒋赐于乾隆五十二年授户部右侍郎，至嘉庆四年始降调，三世官户部，蒋赐复以和的奥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资巨万，起居豪奢，实为和的心腹，但和党羽中，蒋赐之名不显，信乎有术。
此绝句八章，哀婉动人，而吴卿怜实无其人，不过好事者假托而已。据诗，知和之败，卿怜二十九，而王望伏诛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庆四年已十八载，计卿怜之年，不过十一，安得王望的宠妾?
以王望为主的甘肃冒赈案，为乾隆朝大狱之一，陕甘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官吏死者数十人。独陕西巡抚曾两署总督的毕秋帆（沅）无事。钱南园为此不平，上疏举劾，结果降为三品顶戴，仍属陕西巡抚。此是乾隆从宽处置；因为毕秋帆当军机章京应殿试时，书法较劣，本无鼎甲之望，以对策论西北屯田特详，为乾隆亲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门生”，不免卫护。
毕秋帆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屡误戎机，而由陕抚调河南，旋擢鄂督，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始终无严谴。直至仁宗亲政，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学士和、左都御史刘墉，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乾隆晚年，念及身后之名，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故于整饰吏治特严，此案为其一。
国泰，姓富察氏，以纨而早贵，行事荒谬绝伦。《清朝野史大观》记其笑史云：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戏，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亵，关自科诨，草草而已。
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此“藩司于某”即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其兄于敏中，为乾隆早年的宠臣。《清史稿》以于敏中与和卒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坏，即坏于此二人之手，殊为有识。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私底下则长跪白事。监司见督抚，即令是“庭参”亦“扶而免”，三揖就坐，于易简竟至长跪，无耻之极！
当和一行到达济南时，据说抚署正在演戏。国泰闻报，匆匆卸妆，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粉墨之痕，犹存于面。他自恃有和的奥援，了无所惧。和亦很想袒护国泰，无奈既有钱南园，又有刘石庵（墉），结果尽得真相。
原来国泰早得和密函，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所以钦差一到，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抽查了几封银子，又点了总数，和认为没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馆。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库，第二天再盘。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和虽怏怏不快，却不能不勉强同意。
历城县库的毛病，在库银的形式不符。入库之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通称“官宝”。杂色银两，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官宝”，方能入库。
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轻重不一，式样各异，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他的处置办法很绝：第二天到了历城县，立即出一张告示，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即持借据来领回，逾期不领，视作放弃，没入官库。这一下，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钱南园按数发放，等借据全部收回，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
于是国泰下狱赐自裁。刘石庵调工尚。钱南园升通参，转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学政。以荆州大水，钱在邻省竟不上闻，为乾隆所责。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上疏攻钱，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未及补缺，丁忧回籍。五十八年服阕，授户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椎。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
今和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赧然。
王杰对和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