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小说：“我也不会和我爸爸划清界限的，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的。”
“那你是为什么不会的呢？”我问，贺元元姐妹是为了黑白不被颠倒。
“我爸爸是很好的爸爸，不管我爸爸做了什么，我也不可能伤害他。”张小小说。
那么说，除了不像同学贺元元姐妹那样，姚姚也不像好朋友张小小那样。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6）
“你知道姚姚那时候去电影厂贴她妈妈大字报的事吗？”我问仲婉。
“不知道。”仲婉说，“她那是自己去电影厂贴的，要不就是电影厂的人来逼姚姚去的。那时候，要是有人问你去不去贴家里的大字报，总是会去，因为谁都知道，那是考验你的时候。”
可要是那样的话，姚姚应该是做给音乐学院的人看才对。可连仲婉都不知道她有过去贴大字报的革命行为，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了小时候姚姚对妈妈的惧怕，对父亲的想念，青春期时她挨了妈妈耳光后平静的脸，想起了她不快乐的童年，想起张小小的话。
也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件事。那也是在姚姚和妈妈划清界限差不多同样的时候吧。我仍旧是七岁的孩子，把管教自己的人当仇人。在我的爸爸为了什么小事责备我的时候，我开始犟嘴，但我找不出理由来，于是我说：“我也可以和你划清界限，不要你管的。”记得爸爸那时马上停下嘴，过了好一会，他很轻地应了一句：“是可以的。”然后他什么别的都不说，就离开我的房间。我知道我逃过了一次责骂，也知道真的伤了爸爸的心。七岁的那个下午，我知道伤别人心的滋味真的更不好受。
姚姚是不是真的想要伤到她妈妈的心？因为妈妈曾经一次又一次伤了她的心，她在上大学以后，妈妈把她原来搭在餐室里的小床都拆了。那个家，好像只是妈妈和继父的。这些事，是不是也会化为姚姚的力量呢？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妈妈身后继续打扇的女孩子了。
听说，*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报复的机会。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在里面的许多恩怨的小石子，借着洪流的雷霆之力，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击向前方。对姚姚来说，又是什么呢？听说，后来上官云珠问姚姚，她做的那一切，是有人逼她做，还是她出自内心，姚姚掉着眼泪，什么也没有说。
那一年的9月，北京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一百二十六个人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在小小的，由一些散落在草坪和樟树边的洋房组成的校园里住了下来，号召学生起来打倒党委闹革命。燕凯和北京的学生在大门口的大樟树下大声演说，发动群众，他和许多干部子弟一样，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另一个像父辈经历过的革命大时代，自己终于可以像父辈那样做一番大事业，这样的感觉使得他们热血如沸。仲婉看着燕凯，他整天整天站在那里演说，直到声音完全嘶哑。后来他成了“抗大战斗队”的发起者。“抗大战斗队”是上海大学中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它不同于红卫兵组织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参加夺权，最终摧毁了党委控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音乐学院中，有不少像姚姚一样的黑五类子女，不久，革命者把黑五类子女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要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也可以当红卫兵造反派。不久，在音乐学院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中坚决要求革命的人，加入到“抗大战斗队”的外围组织“红战友”中。
姚姚和仲婉跑到教室里，像红卫兵那样，狠狠写了三天三夜的大字报。在这三天三夜里，她们俩商量决定，也参加“红战友”，造走资派的反。
“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困啊？”我问。
“不觉得，真的不觉得，反而觉得过瘾。”仲婉笑着说，“平时看姚姚那种娇弱的样子，可她能熬得很。”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7）
就这样，姚姚认识了“抗大战斗队”的领袖人物燕凯。仲婉熟悉了“抗大”的核心人物桂未殊。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回忆起，那时，姚姚是从什么地方为自己找到一套红卫兵服：一套陆军女兵的草绿色军服，一顶带硬檐的老式军帽，铝制毛主席像章，她还有一条帆布军用皮带，是铜扣子的。那一年许多人曾用它打人，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们用它打过捉进学校来的生活腐化分子，“一皮带上去，一道鲜血紧跟着挥舞的皮带飞出来。”目睹过打人场面的仲婉回忆说，“真的很可怕。”电影厂的红卫兵也用这样的皮带打过上官云珠。她被人一个耳光打得后退好几步，才倒在地上，然后被“红卫兵皮带”打得血肉横飞。参加了红卫兵后，姚姚找来一身衣服换上，她穿着这样的衣服在学校奔忙，是因为她的这身衣服，那张大字报，让家里的保姆记恨姚姚的吗？上官云珠家忠心耿耿的保姆阿妹阿姨一说到姚姚，就说她对妈妈真不好，真没有良心。妈妈天天被打得鲜血淋淋，拖着连路都走不稳的病体回家来，她想念姚姚，可姚姚却不回家。她在外面疯，到处跳忠字舞，开心得不得了。
“姚姚啊，那时候我就记得她跳忠字舞，跳得很起劲的。”贺元元说。
“那时候我已经在牛棚里了。我记得姚姚并不打人，可她一直跟在燕凯一起，戴着红袖章。在学校里，也算是让人害怕的人吧。”周小燕教授说。
“姚姚她有什么光辉事迹值得你写吗？”一个人问，在我四处打听姚姚在学校里的事，想要找到她学生时代的档案，一个不认识姚姚的人有点不解，又有点调侃地问。他问着，忍不住在脸上浮出一个笑，一个打趣的笑。
“她可没什么光辉事迹。”我说。
他看着我，带着一个问题似的。是在问为什么吧。
为什么呢。
我想要写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对，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积极向上生活的徒劳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痛楚的人，一个怕被别人落下，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认真的人。我是想，要是我是姚姚的话，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也许像她一样不知所措，像落水的人那样忙乱地在挣扎中下沉。她面对的考试实在太难了。是谁有权利给普通人出这样难的题目呢？从她一出生开始，就开始面对难题了。“生活用一种最残酷的面目向我扑过来。”姚姚曾经这样描写过自己的生活。而且，有时候我望着桌子上姚姚的照片想，她还是一个按照自己天性生活，并没有用是非观修剪自己的质朴的人，即便是她在照相的时候，在脸上放满了扮得十全十美的假笑，在她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将要进入中年的时候。我是想写一写这样的普通材料制成的人，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的际遇啊。
“我知道她不是英雄。”我说。
我也知道当年的贺晓秋是个有英雄气的刚烈女子。在1966年那个如火如荼的秋天，姚姚和仲婉一起，乘免费火车到北京去等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而她们的校友贺晓秋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出发去北京，她去北京找政府部门，为已经被红卫兵隔离了的父亲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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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后，毛泽东佩带红卫兵标志，领着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狂热的学生红卫兵，表达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所以，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会如火蔓延到全国各地。从夏天的第一次接见以后，全国的学生就开始纷纷涌往北京。国务院对全国铁路系统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铁路局的火车要免费送学生到北京见毛主席，各地政府要为学生提供所有方便。不到十岁的孩子被管着不能去，在大街小巷唱着突然在孩子里流行的儿歌：“我们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不同意？”
月台上人山人海，全是去北京的学生，全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有人不停地用手在胸前摸索，怕别人把自己别在衣服上的毛主席像章挤掉了。从门上不去，于是有人从窗爬进去。身手矫健的，是从体育学院出来的。车厢里坐满了，站满了，行李架上坐满了，长椅子下躺满了，最后连薄薄的椅背上也坐了人。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彼此亲爱，不分男女，也真的没有人想到性别。
和逃难的车不同，车厢里全是年轻人，此起彼伏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气氛热烈。有时候，也会在组织下轮唱。那是一种在那时很流行的唱法，带着要压过对方的火药气味。“下定决心，”第一部分的人先唱，“下定决心，”第二部分的人紧接着，两部分的人要保持自己的速度，不被另一方拉过去。那是铿锵的歌声，让人的心怦怦地跳。
“你是问那时候去北京的火车吗？”一个人在他虽然已经花白可还是像士兵一样修得很短、显得意气犹存的头发下望着我，他是最早一批在上海的高中里出现的红卫兵，那时几次上北京去等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还有一次，是组织了红卫兵长征队步行去的。“很挤，可秩序并不乱，有红旗，旧军装，年轻的脸。那是峥嵘岁月。毛泽东有一句旧体诗，红旗漫卷西风。你能想象那样的情形吗？红卫兵旗从车窗里伸出去，把车厢里染红了，猎猎地响，”他自嘲地笑了一下，“一车的人，都以为自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中国红色的历史就要从自己的肩膀上继续。”
“你千万不要把那时的火车写得太好。我看到过凶极了的人，冲上来就问：你什么出身？要吃人一样。我家是银行职员出身，那个人一听，就说：狗崽子，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在这样的车厢里暴露身份，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批斗的地方。”另一个人告诉我说，“那时候真的，所有的人都虎视眈眈看着你，真的比死还要难受。”隔了三十四年，她说起红卫兵火车上的事，还是把脸屈辱地涨红了，“绝对恐怖。”
这样的火车，一小站一小站地停过去，因为沿途的红卫兵也要去见毛主席。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的水，年轻人肌体的芬芳，酸腐的汗气和排泄物蓬勃的臭气充满了整个车厢。
三天三夜以后，火车到了北京。这时候，她们才知道，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的火车，都是一样的狼藉。
经过红卫兵接待站，姚姚和仲婉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住宿，她们找到一个大教室，里面从各地来北京，等天安门接见的学生已经睡了满地，她们被安排在空出来的一小块地板上。
仲婉一头倒下去，那是三天以来第一次躺下。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9）
姚姚倒下去，又坐了起来，因为她边上睡着一个从北方小城来的人，头发结在一起，散发出气味：“她一定有虱子！”姚姚推着仲婉。
“累死了，就将就一下吧。”仲婉说。
“不行啊。”姚姚推着仲婉，想要另外换一个地方。
到哪里去换呢，到处都挤满了人。而且这是嫌弃一个红卫兵脏。仲婉不愿意。“真娇气。”仲婉说她。
姚姚垂下眼帘，不再坚持了。
陌生的教室里，满是累得要死的年轻孩子，一夜睡得死去活来。肚子里有蛔虫的人磨牙的声音，熟睡的人打酣的声音，路上受了风寒的人咳嗽的声音，浸透了脚汗的回力牌球鞋散发出来的奇臭，北京深夜硬朗而干燥的气味，在每个人的睡梦里游荡。等仲婉早上醒来，看到姚姚还在原地坐着。她实在是睡不下去。“她就是这样的人！”仲婉说。
我笑，这才是姚姚呢。
她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站的敞篷车慢慢开过来，被几十万人挤得满满的广场上，发出闷雷般的欢呼声。所有的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红旗猎猎地在风中响着，一条条手臂像世界上最密集的森林，每只手上都握着一本小小的红塑料封面的书《毛主席语录》，那里面有许多段毛泽东的语录，当时的学生都能背诵，有的人甚至可以从最后一个字开始倒着背，也居然一字不漏。大多数人现在能脱口而出的已经不多，可大多数人还是记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那时候，人们就常背诵这一段，大街小巷的大喇叭里也轰轰烈烈地唱着这一段，在那四处都涂满了红油漆的疯狂的生活中，人们经常要用到的，也是这一段。红书在秋天的阳光下挥舞着，“像一片红色的海洋。”1966年的记者这样形容，在世界上少有的大广场上，三十万条手臂握着红书，向天安门上挥舞着绿色军帽的人波浪般地倒伏过去，所有的孩子都激动得哭了。
“姚姚她，也哭了吗？”我问。
“哭！”仲婉说，“哭得要命。那时候是见到了毛主席啊，还能不高兴得直哭？连喊了什么都不记得，就把嗓子全都喊哑了。真的幸福得可以死掉。”
她们都是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人，那时能把嗓子喊哑了，这是用了什么样的感情和什么样的力气呀。仲婉紧接着就生了猩红热，在北京发高烧，由姚姚照顾着。
姚姚借着去北京各大学看大字报的空，独自去看了灯灯。从贴满了大字报和毛泽东像的育英学校走廊里出来，灯灯已经是一个饱读祖父家藏书而沉默不语的十五岁少年。他在祖父家被客客气气地照顾着长大，暑假时看到妈妈用耳光管教高中时恋爱的姐姐，心里反而有些羡慕。灯灯那时也主动要求住在学校里，画毛主席像，写大标语，参加歌咏队唱《红卫兵之歌》，他也不愿意回家。
“家里太压抑了，我爷爷家也受到一点冲击，因为是旧式家庭嘛，但也抄得很厉害，四合院里撒得满地的箱子和衣服。就是这样，我不愿意在家里住，只要有可能，就想要离开。那就是为了逃避，逃避家里的状况。所以，我能理解姐姐。”他说。
还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吧，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家里。小时候。父母只有在家里用不着扮一张虚心而自尊的笑脸。阳台门的对面，就贴着一幅大标语，爸爸的名字在上面，名字上划着红色的大叉，所以一家人都尽量不去阳台。爸爸是坚韧的，紧张的，竭力想要平衡自己，妈妈是惊慌的，怨怼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是惊弓之鸟。一般他们并不多说话，在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家里的一切声音他们都会烦。要是他们说话，他们就轻轻的，避开孩子，远远的，只能看到他们尽量平静的脸，但不包括他们的眼神。在那样的家里，孩子是一个在刑场上陪绑的人，你站在一边，子弹并没有打到你，可是你的心已经跳不动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0）
可是要是你出门去，就像把一块肉放进动物园的狮虎山上一样。
也许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吧，离开了家门的姚姚参加了“红战友”，灯灯住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专门为*和学校大批判栏画毛泽东画像。
他们俩就站在灯灯的学校门口说了一会话，在高音喇叭铿锵的音乐声里。
他们说到妈妈。
姚姚告诉弟弟，妈妈在上海被斗得很厉害，被打了。因为她是旧明星。还有，因为毛主席曾经单独接见过她。
“这不是光荣的事吗？”灯灯惊奇地问。姚姚他们千里迢迢到北京来，不也是想受到毛主席接见一次吗？
姚姚没有说话。
“她告诉你，她去电影厂贴了与你妈妈划清界限的大字报吗？”过了三十四年，我问灯灯，他已经是一个四十九岁的编辑了。
“没有。”
“她说妈妈被斗的时候表现出什么？担心？难过？”
“没有。”
“她告诉你她到北京干什么吗？”
“说是串联来了。”
“没有说是等毛主席的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没有。”
“她什么样子？”
“挺高兴的。好像很忙，说了一会就走了。”
姚姚没告诉仲婉自己去看过弟弟。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标题为《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从批判姚克的《清宫秘史》开始，拉开了把国家主席刘少奇赶下台的序幕。在这篇的文章中，毛泽东发出了严厉的质问。姚克这个早已在解放前就离开大陆的鲁迅扶棺者，成了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著名反动文人。但是，在那一年，姚姚还挂着红袖章，听说，这是因为音乐学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姚姚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被姚克抛弃了，她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上官云珠在电影厂里为了姚克被打得鲜血淋漓，但姚姚并没有被为难。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斗，被隔离，被关押，被开除出党。国家的大小官员也一并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清除出原来的权力位置。新的一轮抄家和划清界限，游斗和批斗，自杀和隔离又在这一个春天，在另外一些人中展开。
乱了一阵子，到1967年的秋天，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复课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课程表上，一共有五门课：毛泽东思想课，斗批改课，劳动课，每天五十分钟的军事体育课，还有专业课。但并没有人真正上课，大多数老师在牛棚里，身体虚弱的教授在强迫劳动中暴死在路上。大多数学生还在红色狂想之中。
随着干部被夺权和冲击，燕凯的家庭不再是红色的了，他的父亲作为“刘少奇在化工局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官和批斗，他的家在被抄了以后，又被造反派查封。燕凯曾带着弟弟妹妹，从窗子上爬进被造反派贴了封条的家里，去拿家里日常要用的东西出来用。桂未殊的父亲被扣上一个特务嫌疑的罪名，关进监狱。革命的风浪终于也席卷了无数中国的红色家庭。转眼之间，红色的他们，就也成了黑的。那时，舆论特地为他们这样的人在原来的黑五类子女后面加上两类，作为他们的位置。黑五类子女成为黑七类子女。但他们仍旧是“抗大战斗队”的*，只是以更加决绝的姿态掩盖住自己的迷惑。我想大概还有恐惧的心情吧，曾经坚信自己是当然革命者的青年，一定会怕被革命突然当作异己，排除在外面。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1）
贺绿汀仍旧被关着，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自杀，这个倔强、英勇而天真的音乐家正在隔离室里为自己准备申诉材料。“我是不会屈服的。”他对人说。而被学生们定为反革命、叛徒、牛鬼蛇神的于会泳因为江青革命样板戏的需要，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样板戏创作的有功之臣。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于会泳回到学校，向全院师生作报告，听说，他的报告不断被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打断。会后，师生们争着和他握手，因为那是毛主席握过的手。他终于因为自己的专业有利用价值，而成了学校里最风光的人物。这时，再也没有人敢说他是“白专典型”了。
“抗大战斗队”曾经跟着红革会整过张春桥的反革命材料，又在于会泳被江青调到北京搞样板戏的时候，整过于会泳的反革命材料，年轻的学生们怀着对*的责任感和对一切不符合他们心目中革命者标准的人刻骨的仇恨，向北京揭露江青用的人不对。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是毛泽东和*的卫兵。但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打击和清算，包括燕凯他们那些家里开始倒霉的干部子弟。在他们曾经摧枯拉朽的校园里，他们开始感到压力，也许还有惶惑和害怕吧，他们的前途，他们曾经豪迈火热的心情，都像一个一百支光的大电灯泡，耀眼的、粗大的钨丝突然就爆坏了。漆黑突然就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预感到，从前他们对别人的手段，就要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将来里。
于是，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自动离开学校，到东海前哨各岛和苏北沿海的部队去做巡回演出。姚姚也参加了小分队。小分队将要在外面过冬，姚姚回家去取了一些衣服。
这时的家，谩骂上官云珠的大字报仍旧从公寓的大门楼梯上一直贴到29室的门口，那都是些不堪入目的话。整个楼道上散发着纸张、化学糨糊和墨汁的酸气，那是姚姚在学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的气味。她的家已经被抄了无数次，什么人都可以来，有一段时间，连大门都不能关。学校的学生来了以后，工厂的工人来，居委会的人也可以来抄一次，就是社会上的闲人进来抄一抄，也没有人敢挡一挡，要金笔，要钱，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走，临走再把吓得发抖的上官云珠打骂一番，原来一丝不乱的家，现在不再有了。上官云珠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还有更多的，是被人用包着橡皮的铁条打的内伤，皮肤上并看不出什么痕迹。打她的人，不许她说出逼她交代的到底是什么，也不许她告诉别人，她曾在审问时被打过。“那些事，是死也不能说的。”上官云珠告诉姚姚。
姚姚很快就回到学校，准备出发。知道上官云珠身体不好的同学，劝她不要去了，回家照顾妈妈，她说：“她不愿意我留下。”
“我那时是因为贴了妈妈大字报，被我妈妈在自己隔离的前一天从家里赶出来的。我妈是蒙古人，脾气刚烈，她哗地一声拉开门，用她的大嗓门吼，给我滚出去，你这个小白眼狼！”一个人告诉我。那时她是女中的红卫兵头头，叫自己“红奶奶”。现在，她是一个孩子非常慈爱而且耐心的母亲。
“当时我妈妈也希望我们姐妹出去串联的。她怕我们留在家里会被来抄家的人打，会出事情。我们家里是妈妈一个人撑着的。你知道她是怎么过的吗？晚上连灯都不敢开，在家里摸黑。怕一开灯，外面的人知道这家里有人，就来抄家。我妈妈想要看看报纸，都是躲在一间外面看不到窗子的小房间里，开一个很小的灯，凑到那一点点光下看。那时候，在家里不安全。我们姐妹也出去串联，有人问起来，我们都用假名字。”贺元元说。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2）
听说姚姚离开家的时候，把自己的相册带在随身的行李里面，那里是她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所有和妈妈一起拍的照片。她的本意，一定是怕把自己的照片册放在家里不安全，宁可随时带在身边。但是，她还是把那本相册弄丢了。丢失在她一生中也许是最甜蜜的一次演出中。
在一个秋天的早上，小分队从音乐学院出发。他们从绿色的军用卡车的后车厢爬上去，卡车很高，先上去的人得站在卡车边上，把后面的人一个一个往上拉。卡车是敞篷的，摇晃得厉害，风扯直了大家的头发，像宣传画里的红卫兵八面临风的感觉。他们随身带着红卫兵宣传队的一套行头：红旗，红布横幅，毛主席像，也许他们用的也是《毛主席去安源》那一幅，画面上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青年，握着一把雨伞。在刘少奇倒台以后，这幅画曾经非常流行。他们小心地把画像轮流抱在身上保持它的端正。在行头里有一套中国锣鼓，一个小圆桌那么大的鼓身，漆着鲜艳的红漆，用牛皮绷的鼓面上，能看到发黑的小点，那是牛皮上的寒毛孔。随身带着的乐器夹在穿着黄色军裤的两腿之间，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握在手上。那红底子上贴上了金色大字的，是布置舞台用的毛主席语录牌。有人从学校带去了一只非洲鼓，他是表演非洲人民要解放这个节目的。还带着一对沙巴，在早期的爵士乐队里也有人用沙巴，但他们肯定不是用沙巴演奏爵士，他们带沙巴是用在《新疆人民热爱毛主席》的伴奏上，让那曲子更有新疆风格。
听说那一次演出安排得特别紧张，几乎没时间自由活动，只有在行军坐长途汽车到下一个演出点时，大家才有时间在一起说笑。可本来活跃的姚姚这次几乎不参加大家的玩笑，只是独自坐在一边。“她出奇地沉静。”连一起去演出，平时没有什么交道的男同学，正陷在与仲婉的初恋中的桂未殊都注意到了。他望着她，觉得“她突然像一个沉静的未知世界”。
在1967年那个动荡的深秋，她爱上了燕凯。那一年，她二十六岁。听小分队里别的人说，姚姚那时的沉静，是因为她和燕凯那时正在恋爱将明未明的时候，那时，恋爱中的双方都会突然拘谨起来，因为心里有了那种感觉，可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怕自己多说了什么会暴露自己的心事，也怕吓跑了对方。我想，对于姚姚，在一切是是非非全被感情冲开以后，大概还会怕自己又是自作多情。而燕凯，心里那像小虫子一样磨人的爱情，对他这么一个曾理直气壮地惩罚过恋爱中的男女的红卫兵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姚姚特别娇小，燕凯特别高大，姚姚是上海娇小姐的样子，燕凯完全是那种剽悍爽朗的山东大汉。姚姚比燕凯大两岁，比燕凯要成熟许多，姚姚的心思没人能说知道，燕凯却是那种心里的东西完全写在脸上的透明的人。燕凯的父亲是响当当的革命者，从很苦的山东农村出来闹革命的军人，母亲是蒙古人，他是在那种标准的革命家庭里长大的，而姚姚的妈妈是旧上海的电影明星，爸爸是住在海外的反动文人，要是细说起来，他们真的是没有相配的地方。”仲婉说，“可是，突然，他们就爱上了。”
按当时小分队里一起的同学回忆，当时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单独在一起培养爱情，他们几乎是在各自的感觉中进入恋爱的。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3）
“在当时的音乐学院里，有人因为这一点，对姚姚很有看法。”一个人说，“有人说姚姚这是卖身投靠。”
但是，看到过他们恋爱的人，都说那是一个从冬天到春天，让人看着都心醉神迷的爱情。“就像在外国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那时也在恋爱，可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过。”仲婉说，她的脸上又浮现出轻轻的笑容，惊喜的，有点害羞的，犹豫的，有点被吓着似的，那是拘束的中国孩子看到亲热的情人时的笑。“他们真的是很爱，很爱。是那个时候少见的爱。开始他们一下子变得拘谨了，抗大的时候大家已经很熟了，常在一起说笑。可他们俩突然总是在一起，却不怎么开玩笑什么的。”啊，那就是桂未殊所看到的“沉静的”姚姚。“后来回到学校，他们一下子就公开了。燕凯是藏不住一点点事的人，他总是一下子把姚姚抱起来转圈。他们的脸非常的幸福。他们真的很疯狂。”
高大英俊的燕凯，当着同学们的面，把姚姚抱起来转圈。被举起的姚姚，满脸飞起红云，连眼皮和额头都是红的。当她在燕凯的手里转着的时候，她大声地笑了起来。
“我也见到过他们那样亲热。我不是红卫兵，只是一般的逍遥派，可也必须在学校里住着参加*。我的活命哲学就是努力避开别人，什么事都单独行动，不相信任何事，任何人。有一个半夜，或者后半夜，我忘了自己为什么到校园里去，在路上我看到他们俩，好像一起到什么地方去。走着走着，燕凯就把姚姚一下子举了起来。我吓呆了，看着燕凯举着姚姚转圈，燕凯的鞋子踩得地上的叶子沙沙地响。那时候好像全世界都停住了，只有燕凯沙沙的脚步声。那么幸福的脚步声。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掉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你们写小说的人说的感动，还是痛苦，或者是妒忌。”很偶然的一次，我去看一个朋友，在他家，遇到他女儿的钢琴教师来，他是个已经退休了的钢琴教师，也生着一张小心翼翼、时刻准备认罪的脸。我们就在一起聊天。说到我在写姚姚，他突然这样说了起来。
他说：“你知道我想起来什么，我想起来从前有一个苏联电影，后来当资产阶级人性论被批判的。”
“《第四十一》。”屋子里的三个人同时说了出来。在战争时期，一个女红军，一个男白军，被困在没人的荒岛上，当他们成了男人和女人时，就爱上了。当白军的船到荒岛来接男白军时，女红军就把他当敌人打死了。
“我看到的那个情景，大概是1968年的春天吧，我记得，晚上的樟树香得要命。”钢琴教师说。
“是的。”我点头，从部队演出回来，姚姚和燕凯就在校园里公开了他们的爱情，连当时关在牛棚里的周小燕教授都知道了。“不要看姚姚平时总是掩盖自己的心事，她并不是那种文雅克制的人，有时候，她也会很疯狂地表达自己。燕凯为姚姚疯了，姚姚也为燕凯疯了。”仲婉说。
在1968年的春天，中国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孩子，全都穿一样的蓝布制服，凡是被匿名大字报揭露出来的爱情，男人和女人就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经受着耻辱的人，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经受不了耻辱的人，就在黎明将要到来的凌晨自杀了。那个因为和附中的学生谈恋爱，曾被抗大战斗队的学生们痛打的美丽年轻的女孩子，已经被送到新疆去劳改了，从此，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青浦潮湿的田地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了，在人的神经系统最脆弱的时候，有人就疯了。那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铲除柔软人性的残忍的春天，在那个春天长大的孩子，都会有一颗性冷淡的心。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4）
暮春时，姚姚住进了燕凯的琴房，他们日夜都在一起。姚姚常常不回寝室睡觉的事，在学校里很快传开，这并不是寻常的事，大学的校规明确写着，要是在校期间恋爱，会被开除学籍。刚刚经历过血洗“不洁爱情”的学生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对待这样的同居事件，有人就装做不知道。桂未殊和他们是熟朋友，会和他们开开玩笑，他们的脸上就出现了红光。“那就是幸福。姚姚还是一个有过幸福的女人。”他说。
“她一定很高兴的吧，就这样，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怕。”我问。
“当然，不光是高兴，他们真的是幸福。当时小分队里有好几对恋爱的同学，没有人像他们那样。”仲婉说。
被世事一层层地埋到身体最深处的爱情，终于在这个春天，像野地里的荒火一样燃烧起来，烧掉了所有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东西，也许包括了人们在内心由于造反和被造反燃烧起来的怨愤，那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像斑马线一样明显的界限。
我没有想到，像姚姚，像燕凯，他们还能有这样汹涌的真挚的疼痛的爱情，那是让他们的战友们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眼睛都变得温柔起来的爱情。就像他们在战友们滚烫的枪筒里插进了一枝玫瑰，或者也在他们自己血污的命运里挖出了一条清清的小溪。他们在爱情里的沉迷和奔放，在那样一个禁欲与凄苦血腥的春天里，带着一种倔强不甘的气息吧，像隆冬里的花，不论怎样的不合时宜，它就是要开，而且要像春天里所有的花那样开放。
我相信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可是它就这样发生了。像上帝应该住在他的天堂里，小河应该流在它的河床里，小孩子应该在他的摇篮里一样单纯地发生了。
在姚姚和燕凯爱得物我两忘的小琴房外面，音乐学院酷烈的*还在轰轰烈烈地继续。贺绿汀被关进了上海市监狱，贺晓秋姐妹被软禁在学校里，贺晓秋在不断升级的批斗中意识到，造反派将要向她清算她为维护父亲做出的事，包括当年姚文元批判贺绿汀时，她在同学中对姚文元音乐常识缺陷的非议。她趁看守她的人不备，从学校逃回家中。家里没有人，父母全在监狱里。贺晓秋马上在家中的厨房里打开煤气自杀。现在，没有人知道她事先有没有吃安眠药，让自己死得容易一点，像她的老师们曾示范过的那样。当有人发现她的时候，她躺在厨房的桌子上，已经死了。
这时，姚姚和燕凯离开学校，去杭州旅行。春天的时候，白堤上，一棵桃树夹着一棵柳树在绿色的西湖里蜿蜒着。桃树上开着白色和水红色的花朵，长长的金色的花蕊，像美人的刘海一样弯弯地从淡粉色的花瓣里挑出来。柳树青青的枝条一直拂到地上，像西施的裙子。他们在古代人归隐山林的山水间走着，照着相，在现在他们留下来的照片上，不知为什么，竟没有看到一张他们戴红卫兵袖章，穿红卫兵式衣服的照片。姚姚穿着小格子的短袖衬衣，委婉地扣着领子上的第一粒扣子，像与她的妈妈和弟弟的合影里一样，依旧是个教养严格的女子。
姚姚坐在白堤上的粗粗的铁链条上，它像吊床一样舒服地弯着。潋滟的湖水在铁环上和她的牙齿上闪着光，她在笑着。姚姚坐在秀丽的大树下，抱着膝盖笑着。站在一座青苔斑斑的石桥上，姚姚用她的手扣着栏杆，垂着眼睛，阳光照亮了她的面颊，因为她在轻轻地笑着，笑意鼓起了她的面颊。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5）
要是我不知道那是1968年暮春的照片，我不知道那是上官云珠正度日如年，不知道灯灯那个单薄的少年，将只身去极其贫困的山西农村插队当农民，靠一天七分钱的工分养活自己，不知道在那时，贺晓秋刚刚用学校里教授们的方法自杀，不知道那时在音乐学院里有一百三十八个人被列为“清查对象”，九十八个人关在牛棚里，还有不断有教授死在隔离室里，就在那个春天，又有人被关进监狱，有二十六个人被打残废了；不知道贺绿汀在听到他亲自从国外请回来的教授们纷纷自杀时，悲愤得号啕大哭；要是我不知道就在那个暮春，就在离音乐学院仅仅几个街口的地方，熊十力在他的纸上，纸条上，裤子上甚至袜子上，写下了对*的不满和自己的悲愤，他终于意识到，知道中国文化要亡了，自己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愿望，于是，他绝食，精神崩溃，死了。要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以为那是情人在旅行中愉快的照片，绿湖畔的夕阳在照片上拖着长长的影子，后面的柳树一直把枝条拖到了水里，那些阴影都像城堡里的公主在幽会时落到常春藤上深情的长发。
然而，那不是的。
我一直看着灯下姚姚1968年时留在照片上的笑容。我看见，她曾用力笑着扬起的上嘴唇，此时轻轻地弯起，她垂下眼帘的脸上一派温柔，当她在阳光下仰脸笑着时，那神情让人想到了她小时候的照片，只是在乖巧里多了灿烂的欢颜。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真的笑容。要是这就是，那她是用什么力量，能忘记严酷的现实。要是这不是，那她为什么在她的情人的眼睛里这样轻轻的、温柔地笑着，在笑着的时候还轻轻地握着拳。
“你是真的在笑吗？”我问照片里的人。要这还不是，那姚姚你就不再有时间真正地笑一次了啊。我这么想。可，要是现在已经是，你又是一个多么没有心肝的人呐，你就真能把杭州当成荒岛了吗？或者，你从来就知道有心肝的人活不下去，所以，你早早地就把心肝埋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像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亲人的坟墓四周种树和花一样，让它们使得死亡庄严和美丽，你在埋了心肝的地方，种下了满脸的笑容，你又是想让自己的笑容做些什么呢？
1968年11月23日清晨，仲婉听到楼道里有人叫：“韦耀，家里出事了，快回去一趟。”
在这以前，已经有一个叫唐群的同学，也在一个清晨，被学校办公室里的人叫回家，结果是母亲自杀。
仲婉从床上起来，打开自己寝室的门，正看到姚姚从楼上匆匆下来，女生们已经纷纷起床，站在门口看着她。姚姚垂着眼帘，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谁也没看，穿过女生们的注视，跟着学校来叫她的人下楼去了。
“你会写到上官云珠的自杀吗？”有一个在那个街区长大的人问我。他在1968年十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要是你会写到她的自杀，就把我听到的细节写进去。上官云珠跳楼的时候，正好跳到楼下正在歇脚的菜农的菜筐里。那时候是凌晨，小菜场还没有开门，送菜的农民在她家楼下等着。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小菜场用的那种大菜筐吗？用粗铁丝编的，有圆桌那么大。她正好跳在一筐青菜里。11月份，那种一烧就酥的小棠菜，碧绿生青的小棠菜。那筐菜里全都是她的血。跳下来的时候她还能说话，告诉人家她住在哪里。你知道那筐菜后来怎么办？小菜场的人用冲垃圾用的橡皮水龙头，打开水龙，把菜上的血冲掉，卖给了那天来买青菜的人。”
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餐馆里吃饭。饭桌上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她“啊”地一声叫起来：“你们不要说了好不好啦？这是在吃饭的时候呀！”
她的妈妈笑着安抚她，然后对我们说：“她不喜欢和我们大人一起吃饭，她说我们一说，就要说到那种残酷的事情上去。”
“要么，就是黑暗的事情。总是很没劲的。”那孩子加了一句，“像心理不健康的人。”
一桌上的人都笑了。
“听说她还没到医院就死了，死在一张从小菜场借来的真正的黄鱼车上。”那个人等桌上的孩子专心地去夹一块炖得极烂了的虾子大乌参的时候，再次说。
“是的。我也听说了。”我说。
那天，燕凯陪着姚姚，从学校赶到家里，继父说已经把人送到医院去了，他们从家里赶到医院，医院说人死了，已经送到火葬场去了。他们赶到火葬场，火葬场说已经和死掉的反革命分子集体火化了，没有骨灰。就这样整整奔波了一天，姚姚没有再见到妈妈。由于上官云珠无法交代天亮以后必须要向外调人员交代的事，她跳楼自杀了，于是，姚姚在顷刻之间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子女。
“你说姚姚有可能知道那些逼死上官云珠的内幕吗？”一个人问。
“你们又来了！”那个孩子叫起来。
于是大家都住了口，我们知道，我们又忍不住在说那些“黑暗”的事情，我们在破坏一个孩子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度过的、在餐馆吃清秀杭州菜的晚上。他们没想到过自己的身边会有这么黑暗的往事，这让他们太不高兴了，感到太不安全了，他们不想听。这就是孩子。他们总是以为不听的话，就可以觉得什么事情都像是没有发生过。“好了好了，不说了。”桌上的大人都答应着，转向一个轻松的话题，孩子暑假到海边去玩的好处。
我在心里想，姚姚应该是可以猜到的。何况贺路曾告诉过他的同事，姚姚和上官云珠在最后一年的某一个晚上，在外面单独见了一次面。她们选的地点，是在家和学校中间的一个街心花园，有普希金像的那个三角形的小街心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