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笔下的上海女人：上海的红颜遗事>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
“请告诉我一些1944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
这是距1944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这天下着雨，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像是纸烟的烟灰，带着点点斑驳。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着潮湿雨气的柔和里有很轻的感伤。这种绵长的雨，从来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也不知道天气预报里预报的春雷会什么时候来，那将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那是一个合适问到1944年的天气。这个老人有很好的记性，他还记得1932年日本人炸闸北宝山路上上海商务印书馆那天的情形。日本炸弹炸毁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大火在宝山路上熊熊燃烧，被烧毁的纸在二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像黑色的雪片，而那其实是四十万册中国书，包括近六万册的善本书，以及纸库里准备印书的纸。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满了纸灰。他的脸上在说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着一种类似微笑的神情，他抬着白发斑斑的头。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样的神情原来不是微笑，那是对往事无边的忍耐。
他对我想要知道1944年的事有点吃惊。
“是为了写书呀。我要写的那个人出生在这一年。”我说。
“想要多知道一点真实的细节，在历史书，在报纸上，在伟人的传记里和*里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要写一个普通人。”我说。在我的感觉里，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但我想要做的是，让她成为一粒永不会被抹去的灰尘。
“是啊。那是需要的。”他说。
1944年，他是一个二十三岁不到的青年，已经结了婚。他在中一信托公司做职员，虽说是银行职员，但并不需要在上班时穿西装，他大多数时候穿长衫上班。
“是灰色的吗？”我问。
“有时是褐色的。”他想了想说。啊，原来那时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长衫。
“1944年的夏天么，上海是在沦陷中，在沦陷中。南京西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放的全是日本电影，像轰夕起子、高峰秀子和坂东起三郎的电影，也演出中国和日本合拍的《鸦片战争》，因为当时英国是敌对国。你说滑稽吧。”他告诉我说。
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法国租界，已经消失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可按照当年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还在一年年地长高。春夏时，它们绿色的、宽大的树叶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拼命地长着，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冬天，等树叶变黄，发脆，成批成批地落下，连在夜里被街灯烤着、最晚落下的那些树叶也全都掉了以后，能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粘在那里，那是刺毛虫留下的籽，它是翠绿色的爬虫，春天时长大，住在梧桐树上，夏天的时候它把背上的小刺扎到人身上，看不见，可是摸上去，那一块皮肤让人痛痒难耐。夏天，从菲律宾海面上生成的台风会影响上海，台风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把它们从树上扫下来，大人孩子见到了，都恨得用鞋底去碾。它们的体液是黄绿色的，在人行道上小而粘稠的一汪，慢慢干在阳光里，在地上留下了黄绿的、微微泛光的颜色，像打翻的毒药。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2）
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仍旧留着孤岛时期的浮华之气。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街道的下水系统很好，所以不像别处那样，总是湿漉漉的。在那些街区里，白俄经营的面包房、照相馆、西药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皮鞋店和皮草行，还有饭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电影院、教会学校和糖果店，上海人开的舞厅、专营西服的裁缝店、报馆、剧团和电影公司，日本文人开的书店、德国医生开的医院，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
“那年夏天已经有了紫雪糕卖，白雪公主牌紫雪糕，像一般雪糕一样厚薄，里面是冰激凌，外面用巧克力裹着。也有卖棒冰的，赤豆的、绿豆的、奶油的棒冰，有人喜欢在夏天吃棒冰，比较清口。卖棒冰的人把它们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里面用棉被包着，在沿街卖。他们常常用一个小木块在木箱子上啪啪地拍。叫卖的声音和现在一样，棒冰吃哇，雪糕，就是这种。”魏绍昌老人说。
是啊，我小时候还听到这样的声音，在夏天的五原路上，不过那是“*”中的事了。卖棒冰的人把木箱子的盖掀开来，有一种温和而清凉的气味散出来，带着一点点桂花的甜香，因为在绿豆棒冰里常常加了一点点桂花。那种自制的冰箱没有冰箱的腥气。那个人总是很快把箱子盖上，怕凉气跑了，棒冰还没卖完就化了。
“暗杀。”老人说，“街上常常有暗杀的事发生，有时是重庆派来的人暗杀南京政府的汉奸，有时是汪精卫方面的人暗杀共产党或者重庆方面的人。日本宪兵要捉暗杀的人，就随时封锁交通。这时候气氛马上就变了，让人想到那是个乱世。马路上还有可口可乐招牌，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正广和汽水，那时候叫荷兰水。用玻璃瓶子装的。”是那种厚厚的玻璃瓶，发青的颜色。北京人的食品店里卖酸梅汤，装在玻璃杯里。白俄和山东人在从前的霞飞路一起开了一些小小的俄国西菜社，他们供应的色拉和罗宋汤很得上海人的喜欢，色拉是用煮熟以后切成小块的土豆、煮熟的青豆、切成小方块的红肠和苹果做的，拌了蛋黄酱。罗宋汤则是加了番茄、洋葱和土豆块的牛肉汤，很厚。但在俄国生活过许多年的人，却从来没有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吃到过这样的俄国菜。它们更像是从四马路的番菜馆厨房里发明出来的上海西餐。
“晚上有防空警报，汽笛一样的声音。听到警报，大家就要把自己家窗帘拉起来，怕美国飞机来轰炸。”老人说。
这我听说过的。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所学到的上海方言里，就有一句：“奈电灯隐脱（把电灯关掉）。”过了那么多年，早已离开上海，从美国又回到维也纳定居的杜尔纳还记得它。1944年他住在复兴西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里的孩子管他叫大鼻子老伯伯。
张爱玲穿着浅红色的绣花鞋经过静安寺明黄色的围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了。连年的战争，让许多上海市民习惯了在战乱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出生长大的孩子，以为那样的日子，就是日常生活。
7月9日这一天，上海《申报》报道的当日的新闻有：中太平洋敌舰沉毁达五十余艘；*日军继续展开奋战；敌机再袭九州，又被从容击退，日本土防务固若铁壁；东京等都市决疏散学童；缅甸富贡前线正展开激战，日军精锐摧毁敌企图；今日防空日训练，交通音响管制，夜间实施严厉灯火管制。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3）
《申报》上的广告，有高尚人士非咖啡不呷；有惠罗公司出售夏季精美用品的广告，包括了新式电气冰箱，女士游泳衣，美丽内着衣衫，超等西装领带，儿童夏令衣着和优等香水香粉；还有南园咖啡馆夏令乐园的告示，它在南洋桥中华路，电话是70219。那一天，在兰心剧院上演《武则天》，在国际大戏院上演《王昭君》。中国旅行社剧团在美华上演《茶花女》，而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林冲》。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清心中学和德大助产士学校都开始招收新生。
这一天，1944年7月9日，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一家由外国人开的尚负产科医院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医，用一把医用消毒剪刀剪断了女孩子的脐带后，将它结扎起来，再用消毒方纱巾将它包好。
故事就从这个女婴还没有张开眼睛的那个时刻开始。一个战时的炎热夏天，小婴儿已经被洗干净了，用医院专门配置给婴儿用的淡黄色爽身粉在大腿和脖子处扑了一些，保持她身体的干爽。这是个普通的孩子，她到这个世界上，像风吹起的一粒尘，风把这粒尘吹到了一块豆腐上，所以我们碰巧就看到了她。我总是想要了解那时的日常生活，那是因为她就在那样的生活里。她安静地躺在漆成白色的小木床上，眼睛真的像桃子那样肿着，从中间裂开一道长长的小缝，长着婴孩的睫毛。那是因为在母亲的羊水里泡了九个月的缘故。那天正好是上海市政府规定的防空日，有时会有防空汽笛响，凄厉高亢的声音，拖着像青衣那样哭天抢地的长腔，透过用牛皮纸贴了米字格的玻璃窗，响彻了整个房间，但她浑然不觉。
最早照顾小婴儿的，是一个护士。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牙齿有些往外暴，眼睛的表情很温顺，因为分得很开，所以像一只出生在江南的小羊的脸。动物和人一样，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长相。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能说英文，她当了单身职业妇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自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不是件简单的事。可在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里，也不算件希奇的事。她头上戴着产科医院的白色护士帽，那浆硬的白帽子，像是一只精白粉的馄饨。
小女婴是当时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第二个孩子。
上官云珠是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生得非常美，是那种带着江南小巧玲珑风格的美丽。十八岁时，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带着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随战争难民来到上海。像许多后来在上海出人头地的人那样，她当初来上海的原因，只是为了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住进拥挤的弄堂房子，求个太平而已。然后，机会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满欲望而又实在本分的生活里，来到她的面前。为了生活，她和上海当时大多数女子一样要出门工作。她到国泰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店去当开票小姐时，名字叫韦均荦，说了一口长泾话。可何老板一眼看出了她的俏丽，他带她走出弄堂，到霞飞路上去买时髦衣服，他把她当成放在店堂里赏心悦目的花瓶。不知道那一天算不算就是上海给她上的第一课，告诉她在这个城市里衣服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意义。此后，精心打扮就成了她的功课。她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在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上，而用来与衣服搭配的首饰，则大多是假的。但皮鞋又是考究的，1948年上海最有名的蓝棠皮鞋店开张，她的鞋子就在那里定做，在蓝棠鞋店里留了自己的脚样子。而后来小女婴从五岁到十八岁弹的钢琴，则是长年租的，家里也始终没有买电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4）
几年以后，韦均荦成了上海滩上既能演话剧，又能演电影的明星上官云珠，像有时会在这个充满机会的都市里发生的传奇。她演的第一部戏，据说是一部叫《玫瑰飘零》的粉戏。她演戏认真，渴望成功，为能在当时上海滩的粉戏里出头，她对领路人以身体相报。为使自己在镜头里好看一点，她和别的女演员一样，时不时送时兴的领带、外国香烟和巧克力给摄影师，虽然连摄影师都觉得她没有必要送东西，可她还是小心翼翼。收工早了，她笑盈盈地陪着同事一起去跳舞、吃宵夜，连电影公司打灯光的先生都说她没有明星派头。剧团到外地跑码头时，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她是一个真正敬业的演员，为了能演到戏，可以付出一切。演到弱女人的辛酸时，她曾在片场上放声痛哭，失去了控制。这便是上海式的传奇，当一堆沙子变成了金子时，谁都知道它们经过了怎样的烈火。那天，片场的戏因为上官云珠的失态拍不下去了，导演很是奇怪上官云珠的脆弱。还是黄宗英过来劝道：“小心把脸上的妆冲坏了。”那时候，受过教育、思想左倾、活跃在上海左派艺术家圈子里的黄宗英是看轻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上官云珠的，可她还是说出了最体己的话。
许多年后，我遇见过一个非常想要出人头地的女子，独自一人到上海来。自然她是吃了许多苦。有一次她告诉我说，有时她忍不住哭了，就将脸仰平，像点眼药水那样，把眼泪控制在眼眶里：“把脸上的妆冲坏了，更没人要看你！”她说。我不知道那一次在片场，上官云珠是怎样做的。她会像那个女子一样将脸平平地扬起，来控制眼泪吗？她会像点眼药水那样让眼泪倒流回去，保护自己脸上的化妆吗？听说后来，她为自己的失态，专门请导演到家里吃饭，但绝口不谈为什么就这样哭了。
她的眉眼十分俏丽，还有合乎江南人审美的精巧的小嘴。要是把眉毛拔细了，高高挑上去，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滚金丝边的硬领子上，就会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样子，在那里面带着一点点风尘气的冶艳和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所以她常常被导演选去演上海的交际花，商人家庭的少奶奶，暴发户张狂的妻子。在细细画眉下，她机灵的眼睛，会表现出像最锋利的刮胡子刀片一样的刻薄，她嘴边的浅笑，表达了聪明而世故的都市女子没有丝毫粉饰的直率内心，所以她能演张爱玲的《太太万岁》，在上海租界的弄堂女子故事中物我两忘。要是洗掉铅华，把电烫的头发用头油抿直了，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像青草一样的无辜和无告，在她颧骨下的阴影里，有着惨淡和惊惶。那样的阴影，让人猜想一个从沉闷江南小镇上来的美女，没有靠山，也不是洋学生，靠自己，沉浮在上海弱肉强食的名利场，被紧紧埋在心里的那些事。她也演孤苦的女子，演被*的女工，走投无路的丫头，在被碾碎的命运里软弱地挣扎。
1944年，她已经被人称为明星了，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在粗糙的剧本和闪烁跳动的影像里这个女演员表演的光芒？像在寻常木头匣子上草草地嵌了一颗钻石，她总是闪烁着与周遭不甚般配的夺目光彩。她也明白自己真正的才华被当时的上海电影浪费吗？是因为这样，她才常常不顾一切地找能让自己大放光彩的机会吗？这种心愿常常看起来像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想要像胡蝶①那样倾城，想要过大明星奢侈的日子。特别是在上海这样浮华的地方，得意的人生里总是被物质和虚荣点缀着，让人轻易说不明白它们之间的不同。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5）
这时，她已经离开了当初落脚的蒲石路236弄18号，离开那阁楼里住着的结发丈夫和第一个儿子，与在上海演剧界名声响亮的人结婚。他们在法租界的永康别墅里安了家，浴室里的铜龙头上，放出冷水的那一只，在龙头把手中央嵌着的一小块白瓷上，写着一个C。热水龙头的白瓷上，写着一个H。她的大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披肩、短袖开衫、手袋、绣花鞋和玻璃丝袜，还有自制的绷裤。那时候还没有拉链，绷裤上缝着一长排扣子和搭袢，用来收紧腰身，保持苗条。有时候衣服穿了一次两次还没送出去洗，在衣橱里挂着，染得橱子里也有粉饼涩涩的香气。有时候在粉饼的香气里，还浮着白兰花清澈的浓香，也许因为在初夏的时候，她曾在旗袍的盘钮上挂过用细铅丝穿起来、像扇子一样排开的白色小花。卖花女人挽着一个扁竹篮，站在街角，看到穿戴整齐的女人走来，就叫一声：“白兰花来栀子花。”那气味复杂的衣橱里，是一个1944年的上海电影明星一定要用的行头，特别是像上官云珠这样一个逃难来的小镇美女，在名利场中挣扎着发迹的人。
小女孩的父亲，是留洋回来的文人姚克。他是一个倜傥的苏州人，头发用发蜡梳得光光的，一小缕一小缕的，留着梳子的齿痕，穿白色西装和牙签条的薄呢背心，在说话里夹着一些英文字。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美国妻子。法国公园边上的法国总会楼上，有一个雅致的小礼堂，上海大学里左倾的学生们常借那里演英文戏，地下党的人去那里看戏，他也带着太太一起去看戏。他在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英文杂志《天下》做主要作者和编辑。在鲁迅著作的翻译上，他出了许多力，和鲁迅来往密切。到鲁迅病逝，在万国殡仪馆大殓，按照西方挚友和至亲抬棺木的习惯，鲁迅的棺木也由他生前最密切的弟子来抬。而姚克就是那十个抬灵者中的一个。可他的好朋友刘半农，多愁善感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则是鲁迅杂文讥讽的对象，但他的另一个好朋友殷夫，是被国民党在龙华处决了的作家。他就是这样一个在上海很活跃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整天想着折腾自己喜欢的事，不算红色这一边的，也不算白色那一边的，他不想，他们也都不要他。因为他举止的西化，曾经被思想进步的导演和小报记者叫做“洋场恶少”，他听了，委屈地告诉当时在上海演戏的黄宗江，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黄宗江没大没小地拍
他肩膀，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
他没有像大多数留洋回来的人那样，去大学里当教授，而是泡在苦干剧团里当编剧，写古装戏，同时也导戏，听说他当年的名气不在黄佐临之下。在日本人监视下，艺人们不愿意不演戏，又不能演现实生活的真相，也不愿意当汉奸演员，古装戏就成了艺人们的最后一条钢丝，不知有多少人在古装戏里锻炼着自己的艺术，安慰着自己的理想。姚克的《清宫怨》就是那时候写的，那里面委婉的悲情一下子吸引了留在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和导演，上官云珠在里面演一个宫女。他们就是在天风剧社排练场里认识的。1942年，他的美国妻子带着孩子回国，姚克和上官云珠在北京结婚。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6）
这个小女孩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些人中间。像一滴清水落进咸咸的大海。她的乳名叫“宝贝”，可叫她的人，用的是英文里“贝贝”的调子。大家“宝贝，宝贝”地叫着，像是说一句洋泾浜英文。许多年以后，当她四周的亲人像水中的木船被大风吹翻，被大浪打烂，连一块木板都不曾剩下，她独自住的这个到处留着她的伤心事的城市里，那些梧桐树深深的街区，就是她手里的最后一点木屑，它们不能救她，可是，给了她安慰，让她抵死不肯离开。
到宝贝离开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小姐辞去工作，跟孩子一起回到上官的家，成为专门照顾宝贝的保姆，她也照顾上官的起居，上官云珠叫她秘书。
“宝贝，快把鸡蛋吃掉，冷了就腥气，更难吃了。”
“宝贝，该去弹琴了，妈妈回来要听的。”
家里的佣人总是这样招呼她。六岁的时候，她快要上小学了。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姚姚。她仍旧跟着姚克姓，用爸爸给她起的名字。那时，她梳着一对细细的小辫子，有一点默默的，不像一般小姑娘那样活泼。有时候，抱着她的娃娃，在家里走来走去。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小心翼翼地紧挨着，没有一本留在桌子上。红木圆桌的镂空雕花里，也没有一点点灰，保姆总是用抹布穿到那些小洞洞里，拉住抹布的两头，来回蹭上几次，让一点灰也藏不住。那是上官家的规矩。可要是夏天，没有男宾的时候，家里的女人们可以穿得很少，像长泾女人过夏天一样。小女孩的布娃娃有一张赛路路的圆脸，那是五十年代初的新式娃娃，大多数小女孩子都没有玩过这样的娃娃，因为它很贵。姚姚很喜欢那个娃娃，到照相馆去照相，特地要带上它。上官云珠并不常常在家，排戏的时候，常常回来很晚，并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听人说，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常常垂着眼帘，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这个动作，一直跟着她一辈子，帮助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时刻。见到她的人都说她不如她妈妈那么漂亮，眉毛和眼睛有点往下挂，像是埋着心事。等她一垂下眼帘，整张普普通通的孩子脸就一片黯然。可那么小的孩子，花团锦簇的，能有多少心事呢。上官云珠带她一起演电影《三毛流浪记》，她穿着白纱的绣花裙子，头上戴着蝴蝶结，拍完戏，一个人给她和妈妈一起照了相，按照妈妈的教育，姚姚规规矩矩袖着手，像一个洋娃娃。
像上海有钱有教养的人家那样，她也在母亲的安排下开始学钢琴。每个星期由保姆陪着，去老师家上课。上官在家里立下很重的规矩，要让宝贝从小成为教养严格的淑女，她有空在家的时候，就查姚姚的钢琴，如果琴弹得不好，她就用佣人做针线的竹尺打手，到她真正生气了，就会伸手狠狠打姚姚的耳光。
“妈妈脾气不好。要打的。”姚姚对自己的小朋友说过。但她并不在被打的时候哭闹。
“她妈妈打她的时候，宝贝怎么做？”我问从前在上官家工作的佣人。
“她不响。就流眼泪。”她说，“不过她妈妈心里宝贝她的，医生查出来宝贝的肺上有一个小点，那时候算是大毛病了。她妈妈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想想，又哭起来，想想又要哭，那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自己总归肉痛的。后来，宝贝上学了，中午一直是家里送饭去学校，妈妈说要让她吃得好。她妈妈凶，是因为对自己的孩子严格不过。”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7）
上官云珠跟南国剧社去北方演出，而留在上海的姚克爱上另一个富家女子。上官云珠回来发现后，立即与他离了婚。那一年宝贝还不到两岁，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可是在家里没有人可以叫。是不是因为从那时开始，上官云珠又要当妈妈，又要当爸爸，才变得那样严格的呢？
姚姚六岁的时候，上官和兰心剧院的经理程述尧结婚。从小就看到在家里和妈妈一桌吃饭的蓝马叔叔不见了，常常在家里很晚才走的贺路叔叔也不见了。只有一个极和气的狭长脸的叔叔留了下来，他说着一口儒雅客气的北京话。在姚姚四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了他，那时候，妈妈要她叫他程伯伯。那时候，她就喜欢他，他在的时候，姚姚就不要别的人抱自己。现在，他的西装挂进了妈妈房间的衣橱，他的箱子放进了走廊暗处的箱子间，他刮胡子用的白色象牙柄的折刀，放在家里浴间的架子上，门后面还挂着批折刀用的帆布条，他在门口有属于自己的拖鞋，姚姚叫他爸爸，他用北方人爽快的声音回答：“哎。”她从屋子里飞奔过来，他总是张着双手接着她的小身体，让她正好落在一个安全的怀抱里。“爸爸！”姚姚叫。“哎！”他就这样回答。
“他们父女两个人，要好是要好的。”佣人说。
七岁的时候，她有了一个叫灯灯的小弟弟。爸爸妈妈都很欢喜，他们的朋友们都来祝贺，小弟弟的名字是妈妈看到吴茵①送来的一对灯，才想起来的。以后，再有人来贺喜，问起名字，就说叫程灯灯。有一天，她说：“为什么弟弟姓程，我姓姚呢？我也要姓程，我现在开始叫程姚姚。”
听到的人都笑了。到她上小学报名的时候，报的名字，真的就是“程姚姚”。
程述尧特地到孩子的房间里，对灯灯的奶妈说：“以后你不光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
在许多年过去以后，故事里的大部分人都已去世，灯灯的奶妈还能回忆起程述尧吩咐的话，她还努力学着他的北京口音。“程先生是好人，到底是读书人，懂得道理。他对姚姚是真的好，一下班，手里还拿着包，外套也没有脱下来，就宝贝宝贝地叫。他们要好得像亲父女一样。宝贝欢喜撒娇，可不敢对妈妈，就对程先生。”
程先生是从北京消沉闲散、家族关系牵丝盘藤的胡同四合院里宠大的长子，年轻的他，将头发用发蜡抿顺了，穿上燕尾服，打上领带，将黑缎的硬帽夹在肋前，散发着斯文的英气，叫人想到张学良。那时候，在燕京大学里特别出挑而且活跃的男生，会被同学公选出来，称为大活宝，他就是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大活宝，学的是乡村教育专业。当程家坐吃山空，从北京最好的贝满女中毕业的大妹妹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给人做家庭教师补贴家用的时候，程述尧仍过着燕京式的快活日子。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规矩，一年级的学生不得放肆，每年，由全校学生公选出一个最无羁的一年级生，把他和衣扔进未名湖里去。每年主持这个仪式的，就是程述尧。有一年，同学公选出来的是一个一年级女生，于是学生们决定要由一个男生陪她一起下湖，那个男生，也是程述尧。他喜欢演戏，和当时燕京大学的同学孙道临、黄宗江一起在南北剧社演话剧，还是剧社的社长。
他有一张书卷气的长脸，带着孩子气的懵懂与精明，和一颗从基督教学校熏陶出来的悲悯的心，他总是快活而诚恳的，给了姚姚童年时代在一个男人发硬的膝上撒娇的黄昏。检查姚姚功课是燕京大学教育学士的事，姚姚小学里平平的成绩，从来没在他那里挨过骂。他不敢在上官云珠打骂姚姚的时候说话，到那时，他就站得远远的，伤心地，惊慌地，心疼地望着姚姚。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8）
“程先生对宝贝好，上官同志心里开心的。上官同志也对程先生就会更好一点的。”奶妈说。
有一天，家里只有奶妈和姚姚在的时候，姚姚从妈妈房间里找出一张照片给奶妈。她指给奶妈看照片里的一个男人，说：“这就是我的爸爸，我自己的爸爸。他不是真的不要我和妈妈，他自己做错了事，妈妈不要他了。不过，他心里是想着我和妈妈的。他想要回家来，可是妈妈不要他回来。”
等奶妈看完，姚姚把照片拿回去，放回原来的地方。
有一天，姚姚到五原路的漫画家张乐平家，找张小小玩。张家有七个孩子可以玩，张家的楼下住着姚姚家的亲戚，他家有八个孩子，大家常常在一起玩，而小小是她的朋友。邻院有一棵橙子树，深秋的时候挂了一树黄黄的果子。楼上张爸爸伏在很大的桌上画画，他画旧社会的孩子有多么苦，那就是帮助了许多孩子热爱自己的童年生活、憎恨地主的漫画书《二娃子》。那天，姚姚说要告诉张小小一个秘密，所以两个人专门到楼上的房间去，坐在西窗前的小圆桌上，避开别的孩子。在那里，两个小姑娘能看到弄堂对面的大园子。对面的园子里一个木头亭子，柱子是红色的，在用太湖石做的假山上，房子却是外国式样的。姚姚告诉小小说，姚克知道她得了肺结核，特意从香港托人带来了英国的奥丝滴灵钙针，给姚姚治病，还带来一封信。可是被妈妈全原封不动地交到电影厂保卫处去了，她只是每天逼着姚姚吃两个鸡蛋。不知道那些那么贵的钙针最后给了谁，也不知道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对面的大园子，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要是姚姚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瘦男人，在那里沉默地散步，也不会知道那就是张春桥，弄堂对面的那个大园子就是市委宣传部的办公室，这就是管她妈妈的地方。
“不要告诉别人啊。”姚姚说完，没有忘记这样吩咐自己的小朋友。
“晓得了。那时候我总是这样说的。”张小小说，“不过我会告诉我妈妈，因为我的妈妈不是别人。”
当我见到张小小的时候，她已经从上海无线电九厂退休了。在冬天寒冷的室内，她双手把玻璃杯握在胸前，长玻璃杯里茶水白色的热气，像绸缎一样一条一条地飘起来。她瘦瘦的手指放在玻璃杯上暖着，白皙的皮肤上布满了细细的皱纹。
五十年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在美国研究姚克的大学教师，我们相约在1931年咖啡馆见面，我们在一起谈谈姚克她的研究对象，我的姚姚的爸爸。
“他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总是积极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也是一个厚道的人，从来没发现他刻薄别人。”
“姚姚从来不会说别人的坏话。”我想起来，姚姚的朋友们总是这样告诉我。他们父女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血脉相传的吧，我想，虽然姚姚没有被姚克教育过，可他们还是以这样神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让我为姚姚感到安慰。
“现在回想起来，姚姚是一直想她自己的爸爸的。”小小说，“但是没有办法呀，她妈妈是很要强的人，那时候的人，多少要求进步，怎么会把外国带来的东西放在家里。而且她妈妈又是特别地要求进步。所以她只好一直逼着姚姚吃鸡蛋。那时候鸡蛋也算是贵东西呢，对肺结核有好处。姚姚吃得太多了，恨死了鸡蛋，去求奶妈帮她吃。奶妈说，我不能吃的啊，这是给你吃了治病的。要是她妈妈在，姚姚什么也不敢说就吃下去。姚姚很怕她的妈妈，小时候她并不喜欢说话，要是她在说话的时候妈妈来了，她马上就不说了。有一次，她玩的时候摔了一跤，爬起来马上对奶妈说，不要告诉妈妈。什么事，都是不要告诉妈妈。”她仰起头来，带着一点疑惑的神情，好像是一个笑容一样，“我想大概姚姚是很想把她爸爸的东西留下来的吧。”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9）
“她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我问。
“总归是短发吧，更小的时候她梳过小辫子。那时是短发。”张小小说，“可是我不记得了。小孩子不那么注意她脸上的表情。不记得了，真的。”
“她不开心吧。”我问。
“她从小就不是开心的人。”张小小说。
“抱怨吗？”我问。
“也没有听到。她不大说自己家里的事。”她说，“总是放在心里的。我从来不问她，伤心的事何苦再拿来说。”
那一年其实是姚姚生活中愉快的一年，因为生活安定，妈妈的脾气好了许多。爸爸妈妈新婚旅行到北京，去见程述尧的父母，他们也带着姚姚同去。北京的家里把姚姚的小床支在为程述尧夫妇准备的正房的东间。在北京，程述尧和上官云珠正好遇到了他们共同的老朋友金山结婚，于是他们带着姚姚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金山的新娘，是周恩来总理的干女儿、美丽的导演孙维世。听说那是一个盛大的婚礼，由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主持。那天江青带着李讷也来了，李讷是和姚姚差不多大的女孩。在众人面前，江青很照顾李讷，上官云珠也很照顾姚姚，她们看上去都是像在电影里一样慈爱的母亲。照相的时候，上官云珠总是微微侧着身体，给姚姚一个娇气而且正式的位置，那通常是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又精于世故的上海女子，为了表达自己家庭生活的美满，在照片中会做的姿势。她们也乐于看到自己的孩子正式的样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很拿得出手的样子”。这样的照片，需要孩子的配合。而姚姚，在五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了，她已经有过许多次这样的经验，她懂得按照妈妈的心愿，做出一个幸福孩子的样子来。
“妈妈老带姐姐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灯灯说，“所以好多人都在姐姐小时候看到过她，知道她，妈妈喜欢带姐姐一起出去，姐姐自己也高兴去。”
这就是常常能在电影人的聚会照片中看到姚姚的原因吧，她靠着美丽的妈妈站着，抿着嘴唇，像一个端庄的洋娃娃。
“这里面有点孩子的虚荣在里面吧。不光是为了讨妈妈欢心。能与众不同的，比较风光地生活，即使是小孩子，也会本能地追逐这些光彩的。”我说。
“会有的。姐姐一直是为妈妈的名声骄傲的，从来就是这样。有一次她告诉我说，我家住的那条路上，没有人不知道我们的妈妈上官云珠!说的时候，她脸上神采飞扬。”
“神采飞扬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呢？”我问。
“眉毛是扬起来的，头也是扬起来的，声音一下子就提高了。”灯灯说，他抬起头来，把手指扬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学得还不像。”
程述尧有一架拍七十二张照片一卷的小照相机，休息天的早上，遇到心情好，他就和上官云珠带上姚姚出去照相。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僻静小街上，在那个红瓦顶、红砖墙的洋房街区中，有一个三角形的街心花园。沿着矮矮的铸铁黑栅栏走上去，那里有一尊1937年由白俄侨民竖的普希金铜像。“喏，他就是那个写金鱼和渔夫故事的人。”要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会这样对孩子解释普希金。“哦。”小孩会说。常常在那个故事里，让人记住的并不是金鱼和渔夫，而是那个贪心的老太婆。住在附近的人喜欢用这个小街心花园做背景照相，而小孩子喜欢去这里放风筝。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0）
那一次，他们也到这里来照相。大概是1953年夏天的某一个星期天吧，照片上的阳光很好，上官云珠的样子很轻松。即使是五十年代初的黑白照片，也能看出，那一天，天空一定很蓝，一点点树叶，白色石头的纪念塔和深色的青铜像，因为上海难得的蓝天而突然显出了爽朗的美。那是愉快的上午，从阳光照在脸上的方向可以看出来。阳光是从街心花园东面的白先勇家的花园那个方向过来的。那时他家已经离开花园四年了，他家园子里种的桃树和香樟树还在一天天长大，这样的情形就像是租界的梧桐树在1944年的夏天一样。晚上，他家的树散发着森森的树气，水池里的意大利喷泉不再喷水，静静的一汪水在晚上的月光下波光粼粼，池边的那些大理石的雕像开始积上了黑色的灰尘。在太阳照耀的时候，树和水的气味会铺陈在半条街上，也许那天，上官云珠他们一家，都能闻到那清凉的气味，闻着它们渐渐消失在炎热起来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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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穿着泡泡袖的圆领裙子，开始升高的阳光扎得她睁不开眼睛，所以在她用力睁开的时候，连眉毛都一起抬上去了。她的笑里有一点害羞，一点自嘲，一点撒娇，而上官云珠在边上拉着她的胳膊欢笑，我想他们是开了和姚姚有关的什么玩笑，也许上官云珠和程述尧一起逗姚姚了。姚姚看上去有点幽默的样子，她没有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容易恼火。我相信这是上官云珠感到甜蜜的时候，她对姚姚凶，可她真心喜欢看到她后来的丈夫对她的孩子好。她也许也喜欢看到姚姚可以对程述尧撒娇，用长泾话叫他“爸爸”，尾音长长地卷上去。我想姚姚的笑是因为对着程述尧的照相机吧。
另外一张，姚姚站在妈妈前面，没有笑。姚姚的脸，让我想到了一个小小的保险箱。每次，我看到那些放在百货公司家具部出售的小号保险箱，总是想，这样的东西，一个强壮的贼，可以不用劳神先去打开，抱着走就是了。等到了他家，慢慢动手就是，那一箱子的东西全是他的。姚姚平静的脸就和小号的保险箱一样徒劳。
“你原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我对照片上的七岁的姚姚说。为一个真人的故事写书的时候，有时，我觉得自己能跟那个人谈话似的。这是不寻常的经历，你一直看着她的照片，一天又一天，一直看着，就好像能感到，照片上的那个人也看着你，等着你，问你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了爸爸，是你心里最早的一块痛苦的伤口，你从来就和这个伤口一起长大。我想你是怨恨你妈妈的。她在你的生活里那么强大，要你没有爸爸，要你学你不喜欢的东西，要你做规规矩矩的小淑女，从小的皮鞋，都在蓝棠皮鞋店定做，在绝大多数上海女孩子只穿家制布鞋长大的年代里。你连玩的时候摔一跤都不可以。好多同样处境的小孩子都在心里暗暗想过报复的事，你想过吗？要是你在书上读到过沉香的故事，你会想要把故事里面的妈妈换成爸爸吗？但你那幽密的心思里，不会没有为自己有名的妈妈骄傲的一面吧，我想你也是高兴有这样一个妈妈的。你这小小的保险箱。”
1952年，全国开始反贪污、反腐化、反盗窃的“三反”运动，每个单位都清查自己单位的职工。新中国成立了，百乐门舞厅因为生意过于清淡而关门，因为舞客都不愿意去了，舞女也改行了。会乐里的*一批批地被送去改造，连林森中路上咖啡馆的老板都自觉不合乎新社会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准备将咖啡馆改为饮食店。人人都认为，新社会像新生儿一样纯洁，有人贪污公家的东西，有人爱上别人的妻子，有人偷东西，有人像旧社会一样打扮，还戴钻石戒指出来，被人公开出来，那就是臭不可闻。那其实是一次对整个社会风化严厉的肃整，上海日常生活中的讲究自在，也成为污浊隔宿之气。那是上海的第一次全民纯洁化运动。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1）
这时，兰心剧院里有人怀疑，1949年上海影剧界劳军救灾游园会募得的款项，被当时收管钱款的经理程述尧贪污。一经揭发，上面立刻派人到剧院查账。因为游园会义卖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捐款捐物，帮忙的人也是从各处临时来的，每天还有银行职员来帮着把钱带回银行去，头绪的确很乱。可程述尧是个标准燕京大学的宝货，从小不缺钱花的好学生，也就从不用为了钱动下流脑筋，根本就没想过要贪污。他轰轰烈烈的事可做，可一针一线、日后拿出来就可以摘清自己的小事却全不放在心里，所以并没有细账。他也是从来没想到自己还能遇上查账这么一天。于是，不知深浅的程述尧便按照自己的回忆临时凑了一个账目，只以为那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样一个账目，一问就知是假。于是，他马上就被关在剧院里不许回家。
剧院里反映运动的黑板报上，已经把程述尧称为贪污分子。那是上海文艺界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上官云珠家的奶妈隔天去剧院取先生的换洗衣服，再给先生送点吃的。机灵的奶妈装做不识字的样子，每一次，都把黑板上的意思看仔细了，回家告诉上官。遇见有人问她看什么，她就说，看上面的小圆圈怎么能画得那么圆。
那也正是上官云珠不顺心的时候。因为她是旧上海的明星，所以在为演员评定级别的时候，她被定为四级演员。新中国的电影里不再有交际花的角色，也用不着那像刀片一样的眼神。这对苦苦奋斗的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她从没有说过，只是拼命要求进步，事事走在前面。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次次都积极参加，直到劳累过度，犯了肺病。文艺界整风发言时，她主动反省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多次说到自己喜欢演戏里面虚荣的成分，是想要过大明星出人头地的生活。她连续演出革命话剧《红旗歌》，直到一百三十一场。她有空就带着姚姚，到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文工团的排练场去，看他们排练《白毛女》。程述尧出了那样的丑事，她天天在家里哭。奶妈说先生是冤枉的，她马上告诉奶妈说：“共产党不会冤枉人的。”
被关着不能回家的程述尧，在别人一再追问催逼下，不愿意再计较，只求赶快自由。于是他做出毁掉自己一生的事，他承认自己将钱拿回了家。“要是我真的把钱拿回家去，要用麻袋装上两麻袋才够，还要叫一部黄包车才行。世上，有这样贪污钱的吗？”他日后才这么说。他以为大不了花上几百块美金，自己就可以买个太平，可以回家住。上官云珠只得从家里拿出自己的八百块美金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退赔的赃款。在程述尧可以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被定为贪污分子，解除经理职务，留在剧院管制劳动一年。
他几乎就是最早一批被新社会清除出去的人，从此的生活，就像一个假释的犯人。紧接着，上官云珠提出离婚。她是不是已经意识到程述尧成为了社会异类这一点，没有人知道。反正，她实在不能再和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变成贪污分子、而且从家里拿出去钱当赃款、连累她也说不清楚的人生活在一起了。按理说，她应该是那个最知道程述尧受了冤枉的人，因为家里并没有贪污来的那一大笔钱。可软弱的他，就这样把她连累了，她正在那么辛苦坚决地争取着进步，她的钱，都是靠演戏挣来的。或者说是虚荣，或者说是势利，或者说是受到了伤害，当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弄脏，他就是不清白的。在那不清白里面，还有为人的软弱和窝囊。这样的错误，在上官云珠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2）
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婚，上官云珠恨得破口大骂。程述尧撒了那个愚蠢之至的谎，一夜之间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后，剩下的就是自责的心情。所以，他处处委曲求全。他的软弱，让上官云珠更恨他，也蔑视他。
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劝和，连奶妈也是，直劝到上官云珠指着奶妈问：“你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
连程述尧清华大学刚刚毕业、到上海来找工作的弟弟程述铭也想来劝和。借着有人在，程述尧苦苦求上官顾念不到两岁的孩子灯灯，给孩子完整的家庭。一个北方大男人，把小孩子拿出来为自己求情，他终于把上官云珠说烦了，她伸手打了程述尧一个耳光。坐在一边还没说话的程述铭，站起来就走了。
很快，去北京开会的时候，上官云珠与婚前曾是亲密朋友的演员贺路重逢，并成为情人。上官云珠从北京回来以后，她不再和程述尧吵闹要离婚，只是变得十分忧伤和郁闷。家中不再有争吵和责备，可开始变得沉闷和紧张。程述尧不在的时候，贺路就到家里来。佣人和奶妈背着主人骂他，他也找机会呵斥她们。程述尧回家的时候，常看到她们在房间里说着什么，看到他回来，就不说了。贺路原来曾是上官和程述尧家的熟客，现在看到程述尧，倒反而难堪的样子，奶妈恨得骂他长得就像是个猴子。
听说，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事情终于用夫妇之间摊牌的方式结束，听说那一夜，丈夫和妻子，都泪流满面。
像姚姚两岁的时候，妈妈曾离过婚一样，灯灯两岁的时候，妈妈又离了婚。灯灯跟着程述尧，姚姚跟着上官云珠。家就这样散开了。上官云珠与贺路同居。因为与贺路的私情，上官云珠受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五年禁演的惩罚。
这一次失去可以叫爸爸的人，是姚姚九岁的时候。
她跟着不敢撒娇的妈妈，留在原来的房子里。那是一栋精巧的西班牙式的公寓房子，样子十分优美，楼上有两扇哥特式尖尖的小窗并排排着，常常在那里遮着白色的抽纱窗帘，它们在因为多云而飘忽的阳光里，散发着奥斯丁小说恬淡而雅致的气息。房子里一共有四套正式的公寓。她家在三楼，是那里最大的一套，有一个宽大的露台对着花园。姚姚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还在徐家汇的钢琴老师家学钢琴，她弹得不好也不坏。她在小学里的功课，也不好不坏。还得天天吃鸡蛋，穿的衣服裙子，也都是在锦江饭店楼下的高级裁缝铺子里定做的。在照相店里她照过报名照，她在笑，是知道要照相了的那种孩子的假笑。
从楼梯走上来，看到一个玻璃的铸铁门，有太阳的时候，楼梯上一级级，都是门上铸铁细细曲卷的花纹的影子。从小陪她睡觉的奶妈走了，弟弟和弟弟会讲故事的奶妈也走了。放学以后，她一个人上楼梯，回家。
楼梯里通常都是静静的，二楼住着从一个带着大花园的洋房里搬来不久、锦江饭店的女老板董竹君，那时她常常生病在家。她原本是一个上海塌车苦力和粗使姨娘的女儿，被家里卖进妓院做清倌人，在妓院里认识了四川副都督夏之时，逃出妓院与夏之时结婚，旋即，跟着被袁世凯悬赏人头的丈夫流亡日本。这个有着在上海这样势利的城市里的穷苦苏北人倔强和豁达心性的女子，在日本学完了御茶的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在四川乡下封建大家族的灰色屋顶的大院落里，学会了周旋和坚持。与丈夫离婚以后，她独自回到上海，从住在亭子间的掮客做起，做到上海滩当时唯一的川菜馆女老板，像杜月笙那样的大流氓去吃饭，也要等座。她的锦江餐馆扩建，能在新老餐馆之间，架法租界当时唯一的一座天桥。像上官云珠一样，她也是上海滩上的一个传奇。在上官云珠被罚五年不可上银幕的时候，住在楼下的红色老板董竹君，在将锦江饭店奉送给上海政府，成为政府招待重要人物的地方后，她自己则终于成了锦江饭店里已无实权的顾问。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3）
姚姚悄悄地经过了她家的门口。
有时也在楼梯上遇到二楼那个美丽而且雍容的女人，她就让到一边，垂下她的眼帘。她不大和人说话，是为了怕别人问起家里的事，她也不说留给她的伤心。她不知道，对楼下的那个女人来说，女孩子严守着的这点秘密是如此单纯，简直比一只最小号的保险箱都不如。就算她在楼下听到过她家里争吵的声音，就算她知道妈妈在盛怒之下打爸爸嘴巴，在她的眼里，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那时，姚姚也没有哭，她只是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看着，直到奶妈把她带开去。妈妈的事，许多人都知道，可她从不跟人说。
大概她认为是羞耻的事，才不说的吧。她其实知道妈妈做下了丑事，一个家庭里的事故，其实没有人比孩子更能洞察的了，他们像小动物在地震前那样，用自己的弱小最先感到不安的气氛。姚姚在更小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她一定是明白的，只是她对谁也没有说过自己心里的感受，她惊慌吗？她怕吗？她感到失落吗？她恨妈妈吗？她知道程述尧的糊涂和软弱是在那个时代万万要不得的吗？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心情紧紧关闭在心里的孩子。我们应该说这是自尊呢还是虚荣？是沉着呢还是失措？我想上官云珠不会和她的孩子认真地谈谈家里的事，听听她心里的想法。可是要是她想听，姚姚会真的告诉她的妈妈吗？
“程姚姚么，我们是小学的同学。好像总是梳着小辫子的一个人吧，瘦瘦的，不大响的，知道她是上官云珠的女儿，小时候她也演电影的，演过三毛电影里的小姐。小时候的印象是，这个小姑娘不大好去惹的，那种一碰就要哭的小姑娘，那时候淘气的男孩子也都知道离她远一点。”约伯说。
我见到他的那一天，他穿着浅米色的细帆布裤子，上身是织着绿色和紫红色小花饰的薄毛衣，他是一个摩登的人。在上海人的观念里，摩登和时髦是两个不同的词，摩登带着一种信念般的坚持，一种类似先锋的意味。而时髦的人则是用“赶”就可以概括的，只要有一颗不甘寂寞的心就可以做到。因此，摩登的人是看不起时髦的人的。约伯身上的摩登气里，带着因为不一般的生活趣味而被压抑和排挤的人会有的倨傲和自嘲，所以没有时髦的人常不能免的轻浮之气。在五十年前，他是一个出身在基督徒家庭的顽皮孩子，姚姚则是一个身世复杂、动不动就满脸眼泪“娇气”的小姑娘；他的家庭中有人因为南阳路教堂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而被捕，他们全家因此不再去原来的教堂做礼拜，而改在教徒的家里聚会，而姚姚的家庭因为三反运动的影响再次破裂。他们都没有在学校里说过自己的家境，所以他们看上去都是普通的孩子，只是一个很皮，一个爱哭，并没有什么特别。
约伯说，他在家里跟着爸爸妈妈读《圣经》，而姚姚则常常在周末去程述尧家。
姚姚等弟弟灯灯从全托的幼儿园回家的时候，常常向妈妈提出来，要去找弟弟玩。弟弟那里的人，都是她熟悉和喜爱的。奶妈的身上暖暖的，会用无锡官话给姚姚讲故事听，程述尧总是高高兴兴的，扬着一张不以为苦的笑脸，灯灯是和她命运一样的孩子。那边的家里还有一条程述尧养的白色猎犬，它叫白子，和姚姚很亲热，每次要是出去遛狗，都是姚姚牵着它。妈妈虽然是严厉的，但总是同意姚姚去程述尧家，但是她也从来不说透为什么她同意。得到同意以后，姚姚不声不响地离开家，轻轻地下楼，打开楼道里有铸铁栏杆的玻璃门，然后沿着红缸砖的楼梯飞一样地跑下去，露天楼梯边上的墙上，有一个用石头做的西班牙风格的小石头喷泉，它总是潺潺地喷着水，散发着清水森凉的气味，据说这个墙上的喷泉是这栋房子最美的一部分，可姚姚像箭一样掠过它，离开它。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4）
她经过一栋棕红色的大楼，脾气古怪的熊十力就住在那里。这个新儒学大师正在上海写作他的重要著作《原儒》。他曾经寄希望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国学的保护，会像爱护劳动人民的生活一样。不过，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著作会是用做批判旧学的材料，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不会接受他的哲学，不会喜欢他的哲学，他已经知道他的学问无人可传了。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写。他被人遗忘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房子里，就像在抽屉里有一只没用完的圆珠笔被忘记了一样，它自己慢慢地从笔尖渗出了油，没有变成字，就结成了油墨的小坨。他努力写着。要是他看到窗前有个小女孩子在路上飞奔而过，并不会为她多想什么，肺不好的孩子，常常在脸上会有一种鲜艳的潮红，远远地看过去，那脸色鲜丽的孩子，给人幸福的感觉。
她越过那个小三角花园，里面的夹竹桃树上开满了桃色和白色的花，散发出令人头昏的怪异气味，孩子们中传说，那花是有毒的，闻了就会死。所以，大家在经过夹竹桃树下的时候，都屏住气。大概姚姚也会是这样的吧。满树摇摇欲坠的花朵，都是清爽的桃红色和白色，树叶子是深深的绿色，带着清晰的叶脉，像十九世纪的人用细钢笔画出来的那样精美。可是，它却是有毒的。这就是孩子对未知事物最害怕的地方，它让孩子知道了原来看上去美丽的东西里会暗藏着杀机。
她来到一个浅浅的弄堂里，那里只有三个门牌，程述尧在靠里面一幢房子的二楼，租了一间大房间住。他的窗子对着三角花园，暮春的时候，夹竹桃的香气能越过马路传过来。
到了程述尧那里，她扑进门去，一样撒娇地叫“爸爸”，一样和弟弟玩做一堆，她从来没有提起过离婚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我遇到过一个上海女子，她第一次爱上一个人，是逃难到上海来的犹太人，她和他结了婚，这改变了她所有的生活。可她的丈夫不久就死了。第二次，她爱上了一个留在欧洲的美国兵，可巴拿马运河危机，使他们断了联系。她说，她一生不碰政治，可政治改变了她全部的生活。你说，姚姚在这时一定不会体会到，政治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吧。”我说。
“她太小了，不会想到这些。”灯灯说。
再加上当时上官云珠是那样狂热地要求进步，党叫干啥就干啥，她的态度也一定影响到姚姚的成长。我想，她看到的是，要是一个人做错了事，他就会被抛弃，被亲人从家里赶出去，被打耳光。她一直没有看到过同情，也没有看到过共患难的情形。
“她会想，妈妈把她的爸爸又赶走了。她会吗？”我问。
“可能。”灯灯说，“她一直管我爸爸叫爸爸，而管贺路叫叔叔。”
“她不喜欢他。”我说。
“那是很明显的。可他们在家里并不吵架，我也不记得他们在一起说话。”灯灯说。
在这样的情形里，她会同情和爱她的妈妈吗？
过了不久，程述尧要和别人为他介绍的女子吴嫣结婚，他将灯灯送回北京老家去由父母抚养，姚姚就只在灯灯暑假来上海的时候才去程述尧家了。就是上官云珠从不制止姚姚去找程述尧，可姚姚也从来不在妈妈面前表达，自己还想去程家看弟弟以外的人。
过了一些日子，楼下的董竹君和妈妈商量换房子的事，董竹君想把楼上的大套间也换下来，于是，妈妈把家搬到附近的另外一栋小洋房的三层楼上。姚姚跟着妈妈，从小不知搬了多少次家，她并没有留恋这个地方。或者说，她从来没有说过留恋的话。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5）
离开这个精美的小公寓时，上官云珠已经被解禁，她成功地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女游击队员，得到掌管电影的官员和同行们的肯定。她的成功，让上海的旧电影明星们由衷地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也可以努力适应新电影的希望。她重新站稳了脚，成了党看重的演员。1956年1月，上官云珠被接到中苏友好大厦。那是一栋在哈同爱俪园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式建筑，它用一个细长的尖顶将一颗在夜晚可以发光的红色五角星送入云端。在那天顶高大但并不舒适的正厅里，她见到了来上海的毛泽东主席。据说，她在当天的日历纸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啊。”
“离开上海以后，我有五年没有回上海。爸爸和妈妈有空，或者出差，就到北京来看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和爸爸的最后一任妻子吴嫣有关。”灯灯说。
吴嫣在1949年以前是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那时与她来往的，都是上海的要人。她的小姐妹是杜月笙的孟小冬，孙科的蓝妮，梅兰芳的福芝芳。在更年轻的时候，她曾叫玲华阿九，据说那时曾一度做过上海长三堂子中的头牌，还有一个诨名，叫“黑牡丹”。但她却是一个不仅仅在社交圈里混的江湖女子，她也有她的作为。在上海解放前夕，她帮潘汉年一起做地下工作，她用自己的交际花身份掩护那时已经帮共产党做事的警备司令杨虎，动员了一大批工商界的人留下来迎接解放，与共产党合作。所以解放初，上海的经济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很容易就恢复了。一到解放，她就成了国家干部，因为她当长三的时候学过京戏，后来又是张伯驹亲授的余派真传弟子，她就到了文化局的戏改处工作。
“你爸爸总是娶名女人当太太。”我说。
“这是他的爱好。”灯灯笑了。
“他也够胆娶一个长三回家当太太啊。”我说。
“是。”灯灯说。
“吴嫣漂亮吗？”我问，我的这个问题就像所有的局外人一样幼稚，可是这就是个问题，不问不行。要是听说她不像想象的那么漂亮，就会再问“那她凭什么那么红”，连自己都能听出来那里面良家女子的悻然和好奇。
“她十分厉害，是那种阅历深厚的人。”灯灯说。
听说她很高兴能成为国家干部，到文化局上班，她自己买了土布，做了延安式的干部服穿。有一次看戏的时候，潘汉年看到她的革命女子打扮，吓了一跳。在潘汉年之前，夏衍已经被吴嫣的那一身土布衣服吓过了，等潘汉年问起，夏衍说，吴嫣认为这是自己出钱做的衣服，只要喜欢这个式样，就可以穿。
“她和我爸爸结婚才五个月，就因为潘汉年事件的牵连，被抓起来。她在提篮桥监狱关了五年。吴嫣被抓的当天，公安局就来抄了家，她的细软和在虹桥路的房产被没收。因为我爸爸不想让我知道家里出了事，可他也不愿意骗我，所以他不能对我解释为什么在家里看不到吴嫣了，他想出来的主意，就是不让我回上海。这是我爸爸典型的作风。这就是爸爸。”灯灯说。
“像一条手臂竟然想要挡住一条河流啊。”我想。
“这五年里姚姚也就不到你爸爸家来了吧。”我问。
“应该是这样。”灯灯说。
“那你妈妈怎么对姚姚解释呢？她已经是大孩子了，不像你那么好对付。”我问。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6）
“也许就什么也不说吧，妈妈会这样做的。”灯灯想了想说，“但是姐姐会知道，碰巧什么时候听说的吧。妈妈也不会刻意瞒着她，像我爸爸刻意瞒我那样。”
“1961年的春节，吴嫣刑满出狱。上海马上打电报来，叫我回家。那时正是我要期末大考的时候，北京的家里怕我分心，就瞒着我去买火车票。我那个贝满女中毕业后去做家庭教师的大姑姑去买票回来，我奶奶当着我的面只问她，芭蕾舞票买着没有？我大姑姑就说，买着了。”灯灯说着笑了起来，那一刹那他的脸上出现了非常温和的神情，让人想起在阳光里被晒得透熟的广东产的芝麻香蕉，吃一口心里就满满的甜和软。他应该是非常想回家的吧，想要生活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
“我到了上海。在火车站，爸爸就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妈妈，我到了，第二天就会送我去家里。第二天，我就跟着爸爸去高安路建国西路口的家。那是个晴天，街上有人上班，我和爸爸沿着高安路走，我爸爸点给我看，楼顶上有一扇窗子打开了，窗子里站着三个人，她们向我招手。我是一岁多离开妈妈的，再回到妈妈的家，已经十岁了。我那时大叫着妈妈，就往前冲，什么也不知道了，过马路时，大概是差点出车祸吧，我听见有人在马路上骂我，可我也不懂，也没有停下来。窗上的人不见了，她们下来接我了。我见了一个门，就往里面跑。可是跑错了门，我再跑出来的时候，姐姐已经到街上了，她叫了我一声，抱起我就上楼。”
“她抱起你？你已经十岁了，很重了。”我问。
“是啊，她抱起我来。她十七岁。抱了一层楼，她抱不动了，可硬抱着。这时候妈妈下来了，我的姨妈也下来了，妈妈把我接过去抱着，她也抱不动我，就那么拦腰抱着，我们这样回了家。”
“姚姚说了什么？”我问。
“没有说什么，就是叫我，灯灯，灯灯，灯灯。”
“你记得她的样子吗？”我问。
“是短头发，穿了深蓝色的丝绒罩衣。我不记得了。”灯灯说，“我们大家都高兴坏了。晚上我和姐姐都睡在妈妈房间里，我们俩睡在贺路的床上，妈妈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她和贺路的卧室里放的是一对合欢床。我不知道贺路到哪里去了，他反正不在家里。”
“是啊，那时你才十岁，不会留意那么多事的。”我说。
“我记得姐姐每天都弹琴，她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钢琴了，她弹的大多是手指的练习，我记得我那么喜欢听她弹手指练习，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向前。”
“很安定的感觉吧，那是。”我说。
但对姚姚本人来说，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那一年，姚姚十七岁了，长得和她的妈妈一样高了，她也和妈妈一样穿自制的绷裤，保护身材的苗条。按照妈妈的意愿，她在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音乐学院附中的校舍，是由在东平路上的五栋花园别墅组成的，那是蒋介石的别墅，宋子文的别墅，孔祥熙和陈立夫的别墅，还有一家是个财阀，姓徐。都说那是上海的校园里最美最豪华的一个，在漂亮的大房子之间，是大片的草地，树林和竹林，湖石和池塘，也都被安排在合适的地方。
“她和她妈妈一样，长得也很娇小。人家一看她，就知道她是个娇小姐，她衣服很讲究，用的东西都是最贵的，总是穿皮鞋。那时候穿皮鞋的女同学就不算多，大多数人穿的是家制的布鞋。脸那么白，手指白白净净的。虽然她总是想要掩盖自己家的生活条件，可是一不当心就漏出来。”姚姚在附中的同学仲婉说，她说着挑起一边的眉毛，她是学声乐的，直到现在，还有个嘹亮的大嗓门，“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积极向上，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太讲究了，不合潮流的。可是，有家庭背景的同学总还是和人不一样。姚姚的妈妈是有名的电影演员，她生活得比一般同学要优裕，她为这一点得意。但是她也知道这样的思想意识是不行的，所以又常常注意掩盖。所以，事情有一点复杂。”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17）
经过了许多次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些姚姚写的东西。其中有一小叠发黄的红线报告纸，是她在毕业时写的自我鉴定。她用细细的钢笔，将自己的中学时代写在现在已经锈渍斑斑的六十年代出品的纸上，在那些粗糙质朴的纸上，能看到没有完全打碎的黄色的草茎，要是你把那上面的草茎拉出来，纸也就被拉出了一个小洞。她的字规整而大方，态度诚恳而恭谦。她在毕业回顾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做朋友，就表现好一点，要是和思想不要求进步的同学在一起，就消沉下去。在初中的三年中，我甘居中游，安于现状，没有什么意志力。升高中时，也听到别人对我的升学有意见，认为像我这样的成绩不应该能升入高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有些害怕，思想上也受到震动。但后来我就忘记了。开学不久，我就与政治上不求进步，甚至有不正确思想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上不能集中思想，成绩下降，不向老师汇报思想，不关心集体，政治学习不发言，上课答不出问题，主课回不出功课，与同学不谈心，总之成了坏学生，犯了错误。正在情况严重的时刻，老师、组织救了我，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帮助我扭转思想。后来，同学们为我开了小组会，为我批判，分析，我也做了检查，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
“记得那一年妈妈打姐姐。那是夏天的事。那天妈妈一边吃饭一边骂姐姐，姐姐站在妈妈后面给她打扇。妈妈骂到生气的地方，转身就打了姐姐一个耳光。妈妈的声音不大，可是脸一沉下来，很厉害的。妈妈打完姐姐，继续吃饭。姐姐什么也不说，谁也不看，接着给妈妈打扇，一下一下地扇着。”灯灯说，“我很害怕，躲在客厅的高背沙发后面偷偷看。姐姐没有哭，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非常平静。”
“为什么骂她打她？”我问。
“表面上是因为妈妈才给姐姐买的新手表，就被姐姐弄丢了。其实，是因为姐姐在学校里恋爱了，她好像是爱上了他们班上的男生。”灯灯说。
“听说姚姚给那个男孩子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喜欢《复活》，约他一起去看苏联电影。”桂未殊回忆说。那时候，中苏两国非常友好，中国学生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像《白夜》，《白痴》，《复活》，《红帆》，《脖子上的安娜》。《红帆》是个爱情电影，十分抒情。王子的红帆船从蓝色的大海中驶来，来接他曾经邂逅的姑娘。
“那时候能看到的唯一的外国电影，就是苏联电影。我们附中老师鼓励同学多了解姐妹艺术，所以我们常常在不上课的时候，男女同学结伴去看电影，看展览，看演出，听音乐会。我们不像普通的中学，他们那时候男生女生根本不说话，也不来往，很极端。我们这种艺术学校，同学常在一起活动。那时候我也常看到那个男孩子和姚姚在一起说话，他穿着颜色很淡的蓝色夹克，我还记得。我估计他们也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看过电影。那在附中是正常的事。”仲婉说。
不同的是，后来姚姚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一个女孩子喜欢了一个男孩子会写的信，在云淡风清里面，带着热烈和唐突。大多数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都写过这样的信，只是大多数女孩子是等男孩子先写来了信，她们才回信的。信里有差不多的主题，差不多的感觉，谁都能够看出来，在那词不达意的信里，咚咚地跳动着一颗张惶而热切的心，那就是纯洁的心渐渐醒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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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奇的是，姚姚从小目睹着男女之间的恩怨成长，可是，当她长大，她还能够这样热切地勇敢地表达自己，她还能够这样恳切地渴望着感情的安慰，她的心实在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多了。也许姚姚这样的人，是太需要感情，需要知道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可以热烈地爱上一个人。在一个人青春期的时候，想要爱的念头，常常要比什么别的都强烈。想要爱上人的念头，会像开锅的牛奶一样，在一分钟里面升高，“噗”地漫出牛奶锅，不可收拾。
姚姚也曾经有了这样的一天。
“那个男生长得说不上好看，在我记忆里是瘦小的，白白的，但很摩登的，骑着很好的自行车来上学。他的钢琴专业很好，但不要求进步，什么事都是无所谓的样子，也从来不争取入团，好像跟同学也不常常来往的。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个出身不好的小开。你知道小开的意思吧？”仲婉问。
“就是资本家的儿子。”我说，“那种头发梳得光光的，讲究衣着的，懂得享受的，一眼让人看出家庭背景非常不红色的男孩子，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遗少气味。”
仲婉高声地笑了：“你说得有一点像。我的印象里，他很像一个纨绔子弟，干什么都是吊儿郎当的，他跟要求进步的同学不怎么来往，所以我不怎么了解他。”
“但是他的琴好。”我说。
“那时候，专业好在学校有面子，可出身不好光功课好的同学也没什么前途，因为上大学是要看家庭出身的。工农家庭的孩子，专业不好，也可以保送到本科，一般家庭背景的孩子，除非你的专业很过硬。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功课再好也没用。他的前途很有限，大概这也是他吊儿郎当的原因吧。我猜想。”仲婉说。
原来姚姚第一个喜欢上的，是这样一个男孩子。
“当时上海是有这样一小群男生，家庭出身不好，知道自己将来的前途有限，可是拼命读书。我也是那样的男生。”约伯说，“我们这样的人，从来不和团员来往的，连话都不说。其实心里是有点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这种人，功课学不好，所以别的事情上那么起劲，真本事一点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就算是不要求进步的吧，在功课上和进步的人较劲。其实心里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前途，可在功课上还是一定要赢过他们团员。上劳动课，政治课，都不起劲，有时就逃课，大家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那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听捷克来的爵士音乐，打拳击，骑英国自行车，读世界名著。”
这么说，也算是那个时代小小的异类少年吧。
“你们就是那种上海老克拉呀。”我说。
约伯不置可否地笑。
姚姚的专业成绩很一般，可是家庭背景比那个男生要红色一点。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接见，让她的妈妈在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内定好了的右派名单里消失。据说，上官云珠被解脱以后，另一个同事就顶了她的右派名额。在宣布以后，那个同事很快被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去了，就像约伯的姐姐一样。而过了不久，上官云珠跟着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参加电影节，要是有外国同行来访，她也总是被通知参加接待。那在六十年代封锁国门，普通老百姓根本不能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的情形下，这是至高无上的信任和荣誉。那是上官云珠的好时候，她从国外给姚姚带回了一尊象牙雕刻的小象，给灯灯带回的是当时最时兴的彩色塑料旅行杯，那是一个扁扁的圆盒子，里面有五个大小不一的塑料圆环，像中国盒子一样套着，把它们拉出来，就成了杯子。要是盛了热水，杯子就在水里散发出塑料淡淡的刺鼻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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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很容易喜爱一个生活有遗憾但又是出色的人，就像美人会爱上野兽的那种柔情。我不知道姚姚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柔情？混合着怜惜和同情，还有对一个专业很好的同学的佩服。我相信那是有许多东西混杂在一起的甘美感情，它像开放在褐色枝条上的玉兰花一样，那么大，并不很白，而是带着一点点黄色的温柔的白色，它们甚至等不及叶子也长出来，就在春风里突然开了，带着一些怪诞。要是在暗夜里看它们那样不顾一切地盛开，就会让人想到那些在舞台上穿着白色大袍子演希腊悲剧的小人，保持着的悲怆而抒情的样子。我不知道姚姚是对他的趣味着迷呢，还是沉醉在自己内心的柔情里。人的内心是那么幽暗曲折，何况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姚姚。
那个男同学把姚姚的信交给了班长。曾和姚姚一起学过钢琴的桂未殊觉得也许那个男生以为姚姚的感情会要杀死他。而仲婉觉得那个男生是怕触犯学校的规定。学校当时规定，学生恋爱就要受到除名的处分。他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必须小心从事。约伯认为是因为那个男生根本不喜欢姚姚，要是喜欢，他就会有适当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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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女生给我写小条子，抄诗歌。然后，我们也是一起去看电影。约好去看电影的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全班的女生都知道了。我们走在路上，回头一看，班上的女生居然全部跟在我们后面，大家都有兴趣极了。那种年代，在高中里，男生女生连话都不说的，看到了也不打招呼，好像很纯洁。其实，心里觉得男女关系神秘极了，像洪水猛兽。我们知道她们在后面跟着，可照样去看电影。那天我们是在全班女生的护送下走进电影院的。第二天，老师就找我谈话。老师说，陶约伯，你谈恋爱啦？我的头嗡地一声就大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难过极了，感觉比数学考了两分还差。我记得，那时我马上把脚上的破球鞋伸出来给老师看，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穿着破球鞋的人，怎么会想到要谈恋爱呢？谈恋爱的人都会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才对呀。那时候，谈恋爱很丢人，不是轻易可以做的事。他害怕，有他的道理。可姚姚就比较惨了。”
姚姚给男生写信的事，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和开朗直率、父亲是个从解放区过来的电影演员的仲婉不同，姚姚身上隐现着从旧上海的伶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子浮华幽暗的复杂气味，她对自己家庭时而掩盖、时而显露的态度，既想让人家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又想把自己混进大多数天真朴素的同学中去的矛盾心情和做法，在六十年代朴素的乡村式道德观肃整下成长起来的同学心目里，她是一个带着两面性的异己。在带着遗少情怀，用少年意气默默抵抗自己命运的同学心目里，她也是一个带着两面性的异己。其实，大家都是带着疑问和警惕的眼光来看她，都隐隐约约不高兴地感到姚姚有什么瞒着自己的事，所以，并没有人真正同情她的处境。也许这就是同学们要开小组会批判和分析姚姚的原因吧。
“姚姚很白，她的皮肤很白，很透明。遇到一点点事，她马上就会脸红，而且很红，连眼皮都是红的。那样子，好像脸皮要破一样。是娇小姐的样子。但是，”仲婉有一点为难地顿了顿，才决定说下去，“但是，那时候同学们也议论说，姚姚是一个比较轻的女孩子，她对男同学的举动也常常很随便，高兴起来，会从背后抱别人一下啦，她就是这样的作派。那时候没有人这样做的。所以别人会议论，她妈妈在生活上就是比较随便的，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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