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那天，在莫穆斯圣诞之夜，他们假装有好久没有相见。她来时带着一位有钱的老家伙，她像对待一条小狗那样对待他，叫他鲁路，一件叫人作呕的事情。马尔切洛眼睛没有离开盘子，但是可以看到他在咀嚼生气，在慢火炖醋意。其他人在笑。穆塞塔显得十分轻狂，而他则在那里烦恼。咪咪在看着，她在这个团伙中是一位新人，她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来龙去脉。但是，她看着穆塞塔，以她那种使你着迷的天真，慢慢地说道：真可怜，从眼睛里可以看出她在恋爱。她又看看马尔切洛。她一切都明白了。那种该要明白的事情，她都明白了。好好想想吧，她具有事情发生之前就明白那些事情的一种才能，那是一种天才。她是一位天才的女孩。你瞧，那就是：一位天才的女孩。可以打赌：连死亡也不可能突然地抓住她。
后来，那个夜晚辉煌地结束了。穆塞塔耍出了她最妙的花招之一，她找了一个借口把那个老头儿打发到莫穆斯外面去了，她抓着马尔切洛一起飞跑起来，后面大家跟着，在大街上疯去了，留下了要付的账。这些事情只有你在年轻的时候才能做，你什么都不在乎，谁都不在乎。他们是年轻人，他们什么都不在乎，谁都不在乎。他们内心有一种怀疑：一切都像是一场梦，迟早有人会来揭穿的一种吹牛。但是他们喜爱那种游戏，那是他们的游戏。胜或负都是一样的：激情就是玩那种游戏。而其余一切都见鬼去吧。
那个圣诞节穆塞塔和马尔切洛回到了一起。鲁道夫和咪咪开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圣诞节。似乎是某种幸福的开始。后来知道事情如何发展：总是难以察觉地滑走了，没有办法阻止它。走了，简单地就走了，你力图阻止它，但是它还是走了。但愿并非总是如此，但是往往如此。对他们来说，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那一段冰冷的冬季过去了。后来，在2月的一天黎明，巴黎苏醒，浑身寒冷，生命藏在口袋里。
（四）
"地狱门"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不要受那个名字的制约。实际上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特别是黎明，海关人员在打盹儿，农民进城，带着鸡蛋和鲜牛奶。那些奇怪的人类天没亮就醒了，那些人在打扫大街，那些人在打开店铺，那些逃脱黑夜的人们，谁知道为什么。在那个角落的卡巴莱夜总会里，那些根本就没有去睡觉的人发出大笑声，那些娱乐成性的人，那些从事夜间的和破产的职业人员，全都在一起。在那种广场里，每个人都在编织着能够想像出来的那点生活。在世界真的醒来并淹没一切之前，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就是在那里，在2月的一天黎明，到处是白雪，天寒地冻，咪咪来了。她来找画家马尔切洛，他在那个角落的卡巴莱夜总会工作：他在画墙壁，穆塞塔教音乐课。作为交换，主人把他们安排在二层楼住。这一切都是因为贫穷而找到的临时解决办法。咪咪不敢进入卡巴莱夜总会，她叫人去叫马尔切洛，她在寒冷的外面躲了一会儿。她想要对马尔切洛说，她需要帮助。她想对他说，鲁道夫晚上之前就离开了家，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她想对马尔切洛说：鲁道夫爱我，但是他没办法跟我贴近，他嫉妒得要发疯，他看着我并对我说，你找另外一个情人吧，我对你不合适。听着鲁道夫这样说，她感到非常难受。她想对马尔切洛说：我们该分手了，因为在一起不能幸福，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该要分手，但是我们又做不到，我们试过了，但是然后又回到原先那样，我们又不行，结果是我们回到一起，又重新开始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没有能力使我们幸福。她想对马尔切洛说：你帮帮我离开他，因为我自己不能做到，我不想自己不幸福。她想对马尔切洛说这一切。当他出来时，在黎明的寒冷中，周围有地狱门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在那里她对他说了这一切。她心都死了，但是她对他说了这一切。
马尔切洛了解那些事。在所有神圣的日子里，他都经历着那些事。在那种事情中，如果有谁不再有幻想的话，那就是他。他说，他会帮助她。鲁道夫就在那卡巴莱夜总会里，他会跟鲁道夫谈。他会想着这事。只是正好在那时刻，鲁道夫从卡巴莱夜总会出来，咪咪跑到一个角落后面躲了起来，而马尔切洛留在那里，在寒冷中，他感到有点愚蠢。鲁道夫径直向他走过来，对他说：
--马尔切洛，你听着，我想离开咪咪。
这并不会是一场悲剧，而是完全可笑的一件事情。
--马尔切洛，我要离开她。这次我该真的这样做。我该再不是像过去每次那样走了又回来，最后又总是老样子：那种烦恼又回到我们身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感到一种悲伤……再说你知道咪咪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她想，她可以使你难堪，她老是卖弄风骚，并不是她坏，但无论如何，会使任何人都吃醋……而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很抱歉，但是我没有办法。
波希米亚人① （4）
后来，又出来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他说，咪咪病得很重。他说，她咳嗽很厉害，如果跟他留在那冰冷的小阁楼里，她的病就不会好，他又没有钱来治她的那个病，这是荒唐的，但却是如此：她可爱，她漂亮，她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能救她的人。他已经不能再救她。他这样说了。
不管是真是假，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咪咪在那个角落后面哽咽起来。鲁道夫转过身，看见了她。马尔切洛走开了，他俩单独在一起，在一个普通的黎明的寒冷中，寻找要说的话：完了。
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种事情。当事情完了的时候，只需要看着眼睛并说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时刻。你在那里，你知道你该说什么，但找不到词儿。这是很难的。因为以好的方式来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总是困难的。这是只有天使才能做到的一种杂技，我们不行，我们是人类。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俩显然是有点像天使。因为在那里，在那普通的黎明，他们在所有可能的词语中寻找，终于他们找到了要说的、要手拉着手说的一件事情，小而漂亮，而且很荒唐，甚至可以说不合乎道理的而又无疑是漂亮的事情。 在冬天不能单独呆着。我们等待春天再说分手。
要说，这是一种蠢话。一种蠢话。谁知道冬天是什么，可以理解，是灵魂的所有冬天。一种蠢话，但是一种漂亮的蠢话。
后来春天来了，他们说了再见。
漂亮的是，鲁道夫和咪咪在春天真的分手了。他们找到了这样做的方式，该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各奔前程。马尔切洛和穆塞塔也决定了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们俩更单纯，也就是说，他们想得比较少，他们相爱，吵架，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又和好了。然而，没有圣人：总是在分手的钢丝上做杂技，迟早要摔下来。终于他们也摔了下来，阿门。鲁道夫和马尔切洛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单身生活，总是身无分文，一直在谋求成为艺术家，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是否真的有成为艺术家的才能。穆塞塔和咪咪她们安排得很好，她们找到了两个富人，她们不再提出疑问。咪咪屈服于多年来一直在她周围转的一位小子爵，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但是一位子爵，他有因此而获得的一切。穆塞塔选择了一位很有钱的人，当有人问她是否爱他时，她答道：我知道什么，我身上穿着那么多丝绒，我不能感觉到我的心是否在跳。她是爱开玩笑的人。她总是有一些话说得让你无话可说。她可能就是有那种结果。这可能是如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不美不丑的故事，在那种情况下是不能做出评价的。生活就是如此，最好不要太钻牛角尖。只是那次在那种表面对大家的冷漠之下、在逍遥自在并有点儿自杀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下，还有一点儿心在跳。他们还另外有点什么东西，以免使大家陷入一种显而易见是普通的生活。他们秘密地隐藏着一个甜蜜悲剧的角落，当然是要失去的，但要以戏剧性的方式来失去。有一种可以失去少一点的方式。
有一天，那四位--鲁道夫等在他们的阁楼里瞎闹--像往常那样在一起胡说八道：他们有吃的，全部也就只是一些面包和一盘鲱鱼，但是他们假装是在举行一个盛大午餐，像是有十道菜，酒杯没完没了，还有那鱼刀。总而言之，他们在胡闹。应当说，他们有点儿内心忧郁，有点儿不走运的青年那种悲伤，不过实质上他们是在胡闹，高兴地胡闹。当到了某个时候，门开了，穆塞塔出现，她总是那样光彩照人，但是她那一次完全不想那样。她说，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咪咪，咪咪不舒服，她是在街上找到咪咪的。咪咪是从小子爵那里逃出来的，她说咪咪快要死了，她说她想让咪咪同他在一起。他，就是鲁道夫。荒谬的是她说了实话。咪咪就在那里，真的很不舒服，都站不住了。她进来对鲁道夫说出一件非常小又非常大的事情--你要我在这里跟你一起吗？
并非鲁道夫有多少选择。但是他所说的无论如何纯粹是真话--我要你跟我永远在一起。
在那个时刻，这个"永远"具有非常短的整个气氛。但是当你说"永远"的时候，无论如何你说出了一件大事。而他说出来了，那是真话。他让她躺在床上。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她，连一杯葡萄酒、一杯咖啡都没有。真是丢人的事情。穆塞塔摘下自己的耳环，把它放在马尔切洛的手里，叫他去买点东西并叫一个医生来。咪咪不断呻吟，说她感到浑身都冷，也许她还有点说糊话了。那个时候她说，她喜欢有什么东西来至少暖暖手，至少能暖暖手。穆塞塔想，那讨厌的皮手筒，咪咪都要死了，也没有一套皮手筒来暖和暖和。不能，不能。于是她出去买皮手筒去了。如果咪咪想要它，她就要把它送给咪咪。哲学家科林内看到那一切，心都碎了，他作的研究足以明白：可以死，但不能在贫穷中死去，那不行。他除了他的大衣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决定去卖大衣。他是那种有点幽默的人，从来不会放弃开玩笑的人。他告别其大衣，仿佛向其知心朋友说永别了。那是母亲的一幕。在任何其他时刻，这都是让人笑出眼泪来的事儿。然而在那种时刻，可以明白，谁也不想笑。死亡是吓人的，不说别的，它使你不可能笑，或者只是微笑也会使你痛苦，你毫无脱逃之路，就是严重得那么倒霉。但愿你还能忍受，如果在那个时刻，她在你面前，你还有想微笑的一点点可能。然而却丝毫没有。胆小鬼。音乐家绍纳尔德也跟在科林内后面走了。在小阁楼里只剩下了那两位，鲁道夫和咪咪单独两人。生活不时地以一种几何图形准确地运动，像演戏一样。最后的二重唱，像歌剧里那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终于要说那些事，任何人在那种荒唐的情况下都会说的那些事。很难想像他们会感到那是最后一次，真正的最后一次：他们说的最后的话，永远最后的话。也许他们有点知道，但他们不能真的相信，这是不可能相信的，谁也不能想到死，就是在要死的时候也不能想到死。任何人都不能。他们想着生活。咪咪想说许多事情，但最终她只说了一件事，其他一切均在其中--鲁道夫，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整个生命。这样说似乎很俗，但是如果你想想，对她来说，事情确实就是那样的：如果她经历了值得记忆的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她同那位没有钱也没有未来的诗人共同经历的事。其余一切都是不值得记忆的贫困。就像我们大家都会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怎样开始的。那是一个典型，是一种惯例。再一次讲述那次她找不到钥匙，于是在地上找钥匙。你在口袋里有那钥匙，但是你不说，于是你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她，你发现亲吻她该会是多么美好。你完全知道事情如何进展，她也已经知道。然而你又重新开始讲述它，这是永远不败的一种技巧：那个过去使你感到有幸福和激动的某些气味，使你有力量发泄任何悲痛。至于力量，那两人需要祭品。他们找到了这种祭品，那就是讲述那个夜晚，圣诞前夜，正好是在那个房间里的第一个吻。大概是由于其笨拙，鲁道夫的那句要命的话给她留下了印记：多么冰冷的小手，等等。他高声地反复说，似乎是在说出天堂的地址。简直令人不能相信。
当她又开始不舒服时，鲁道夫这次真的吓坏了。其他人回来了，每个人都拿着点什么东西，要让那个死亡不那么死亡的东西。穆塞塔拿着咪咪要的皮手筒来了。她想给咪咪送上那件最后的礼物，她做到了。咪咪已经病危到如此程度，以至已不很明白是谁给她拿来的皮手筒，但是她拿到了皮手筒并把它套进了双手，于是她入睡了，仿佛期待那不足挂齿的东西来使自己终于可以梦想某些漂亮的东西。穆塞塔注视着她并想着伟大的上帝，年轻人真的死了，穆塞塔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人该要死的话，那就是我，而不是她，她是一个天使，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魔鬼。她发誓下一次将会是她死，死于肺结核：就像真正的上帝信守诺言。大家都在那个房间里，靠近天堂，远离人们和世界几个世纪。科林内、绍纳尔德、马尔切洛、穆塞塔、鲁道夫，大家都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结尾。亮牌。吹牛结束。咪咪静悄悄地走了，没有动作，什么也没有。
东京（一）
坐在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剧场的第二十一排，这个剧场是许多混凝土和一点儿木头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一位夫人正在兴头上，唱着那些不可能的音符。我环视周围：在半明半暗中，只有日本人，数百名日本人。一个空位子都没有，全是日本人。这么说似乎是一个噩梦，昨天夜里做的。或者是BladeRunner。然而都是真的。只要你同佛罗伦萨歌剧院的二百名音乐家一起坐上一架喷气式客机就行了，跟着他们一直到东京的一个剧院里，他们在那里带去一点我们的文化和一段我们的历史。这是通常只有在报纸上才有的一件事情，包括安莎社的一条夸大其词的消息也称之为胜利的访问演出，半个小时的鼓掌，意大利万岁。你永远不会知道真实的情况。我想要说，总是有点那种旅游宣传材料的臭味，而只要你有点时间到那里去，看看日本人如何根本不懂我们的音乐剧，而又怎么可能提前一年花大钱买票，以便能在一个夜晚听一位夫人用他们不懂的一种语言发疯，演唱不是他们的音乐，做他们从来不会做的动作，名字也是他们连发音都不会的：《兰梅莫的露齐娅》。有点怀疑。而当你翻开另一页时你想：我想去一次，看看那里究竟情况如何。我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做了。我坐上了喷气式客机，飞过半个世界的上空。打上了领带，票子丢了，又找到了票子，找到了我的座位，第二十一排。露齐娅像上帝一样发疯地唱，以戴维娅的惊人的声音攀登着五线谱，周围，在那半明半暗之中只有日本人。准确数字是两千三百人。他们不是一场噩梦，而是一个谜。相比可能想像的情况不是那么没意思。当我们在西伯利亚上空--下面一望无际--一万一千米高处颠簸的时候，我问祖宾·梅塔，请他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谜。祖宾·梅塔指挥佛罗伦萨歌剧院乐团和其他许多乐团。他有两三个祖国，他已经把他的这两三个祖国看得足够了，因而可以作为健康的实用主义者。他说：很简单，日本人在他们该有他们的音乐传统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大黑洞。什么都没有。他们要以某种方式来填补它。于是，在下面就用音乐剧。简单。也是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当你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有关那个黑洞的简短资料的时候：一位穿着和服的老先生用假嗓子没完没了地唱着那无力的小曲，其简单的伴奏是两位音乐家吃力地用一种小刨子那样的东西，拨弄那忧郁的班卓琴一类的琴弦。实际上，威尔第是另一回事。不过，例如《重归苏莲托》也是个黑洞，那是一种美好的黑洞。于是你可以对你的回答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不是后来，反正你已经在那里，你到了大街上，你可能上了地铁。你在一个叫做石布亚的车站下来，当你出来时，突然你面前是东京。几分钟就足以使你明白，事情应当是复杂得多。
石布亚是一个青年人的城区，在一个没有老年人的城市里，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三十岁就是最老的人。这个城区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那里行人之多使你要排长队过马路。出于无奈，他们在十字路口的对角线上也弄上了白色斑马线。当一个图腾红灯停住了那些汽车的时候，让人通行，柏油马路看不见了，只有那些人。你注意地看看那些人，你在他们所穿的衣服里找到了西方人所发明的那一切的完整标志：大木鞋子和大象腿裤子，球饰和朋克皮革，英国团体式的服装，带有马尔迪尼名字的米兰足球队运动衣，布拉加鞋，迈克·乔丹的耐克鞋，布拉格迷彩服，女裙服和网袜，多德格小帽，两用衫，嬉皮士式淡色小针织衣，约翰·列侬式眼镜，贝纳通西服背心，盖普牌长毛绒休闲服，阿玛尼上衣，托尼亚奇式背心。应有尽有。我没有看见昂贵的老牌爱斯基摩，不过要说一下，这里热得要死。再过一个月也会有那个。不是时髦，不是青年时尚，什么也不是。是一切。有许多欢快的回头客，每个人都有他所喜欢的世界。他们没有个够，他们挤满了商业中心，在那里从洗发水到四季服装，又是应有尽有。而那些回头客还真买。当他们饿了的时候，可以随意地在半个世界的各种饭菜中选择，你只要看一下周围就行了。从汉堡包到烤鸭，又是应有尽有。在那之后，这些回头客就坐在电子游戏机前面消化，在那里他们逐渐地变成了手持大刀的武士，棒球的投球手，复活的F1赛车手艾顿·塞纳，手持机关枪的刽子手，一个足球队的十一名队员。如果他们还想做点什么，那么他们就去找杰克汉斯博士，在那里他们给你穿上一套太空服，把你发射到塞普顿星球上。如果他们有一点时间，他们可以穿过城市，来到一个叫做斯基多梅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是不会相信的。那是修筑的一种大棚子，一座八十米高、五百米宽的山，整个被雪所覆盖。你拿来滑车，上到车里，你就滑起来。摄氏零下十度，有着一个pirla或一个上帝的印象，看是在哪个时刻。如果你不会滑雪，那么总是有另一个供回头客去的地方，就是怀德布鲁。这是一个人造环礁岛，有天堂般的海滩，广告画那样的大海。早晨六时通知，不能游泳。实际上大海变化了，起了马利布那种大浪，于是冲浪运动员在那里正好。还有供外国人用的晒黑皮肤的特大灯泡。晚上，他们还有天空中黄昏的效果。你说：好啊，那些是年轻人。好的。那么我们就看看中年人，在"爱情旅馆"的那种疯狂故事。
那些"爱情旅馆"是日本人去那里做爱的旅馆，不过不是同秘书、秘密情人或搬运工，而是同妻子或正常的未婚妻。正式的说明--你在旅游指南里看到的那种通情达理的说明--是：有很小的房间，带有隔音，少有的舒适。当人们想要舒服的东西时，开上车，去租一间想要的房子，一个小时，一夜，随便你。如果全部就是那样，那就会是一件只是有点悲惨的事情，就完了。但是，如果你上了"仕布亚山"（爱情山），你到那里去看看那些旅馆，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东西。有点粗笨而且往往可怜地假装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之遥。有那种似乎是苏格兰古堡的东西，威尼斯模式的东西，在巴黎的东西。中世纪的小塔。英格兰乡村式的窗户，窗户上有带格子的窗帘，阳台上有花，是塑料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坐在卡萨诺瓦（威尼斯大运河的含糊标志）前面，想起了露齐娅，就是兰梅莫的露齐娅。在那发疯的时刻，一些鬼魂到了她的头上，其中有从未举行的婚礼的那个极为温柔的鬼魂，带着她所爱的男人的那个鬼魂。她开始想像那些细节，她上了仕布亚山，她在其疯狂的小巷中寻找正确的旅馆，在那里关上了现实的无用开关，并戴上了道德现实的头盔。唐尼采蒂飞快地把那个山画了下来，一个陡坡。此时乐队停下了，不行了，一个笛子在正确地坚持伴随露齐娅一直到山顶上，而后一个降E调悬挂在天上。戴维娅在唱着那个降E调，仿佛她的位置永远在那里。而其他所有音符，都是简单的台阶。
事实是，在这里每个人都上他个人自己的山：到了山顶，就向外星人射击，或者在性爱岭上做爱，或者像一位巴黎模特那样展示服装，或者为意大利足球明星斯基拉奇喝彩，或者听歌剧《茶花女》。一件东西同另一件东西一样，都是一个惟一统一战略的组成部分：构筑人为的和想像的一种人格。你产生怀疑，那个著名的黑洞并不仅仅是音乐、悲惨的班卓琴和八十岁的歌唱者的问题。仿佛黑洞到处都是：它就是这种不合乎道理的爆炸的导火索，当它醒来并喷发出人造的青年回头客和成年滑雪者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它；当它睡在淋巴系统中流淌的静静的职员长河中、即在地铁中的时候，你可以窥测到它。绝对聪明地穿衣服的所有人都一丝不挂，真的是什么都没穿，以至还可以辨认出他们：像哨兵们那样没有个性。尽可能难以觉察：几乎不存在。甚至他们做动作也有天才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之后你好奇地做一个游戏，这就是：你钻进那些人流之一中，戴上墨镜，然后闭上眼睛，继续走路：你在数以百计的人体中走动，而没有一个人碰着你，连擦都不会擦着你一点儿。你该重新张开眼睛，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消失。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大黑洞在行走。于是你产生的看法是简单的：这些都是一个黑洞的儿子。他们带着幻想转向上面，或者由于累了而睡在里面。此外，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讲话的时候在句子里不加主语：我不说（俗气）你也不说（太富于挑衅性）。动词不随主语变位，在一个语言黑洞上翻跟斗。似乎囊括了一切。这是从虚无中逃出的一个精神分裂世界。好极了。但是后来我发生了一件事。东京的一位意大利人对我说：这里没有表达"虚无"的一个词，他们要拐着弯说，而只用一个词来说，他们没有。
后来，我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偶然到了阿基哈巴拉：地铁站牌是"电子城"。从保险丝到微波天线，那里什么都有，只要你插上一个插头或放进一个电池就能放出音响或影像的东西，都有。你在那个城区散散步，那么你那个关于黑洞的漂亮理论就破灭了。并不容易，但可以努力说明。不过，要到明天。
东京（二）
东京阿基哈巴拉，叫做电子城：从东京市中心走两站路，你就到了电子中心。货摊上出售两用插头、电路板、电流计，就像干果那样。商业中心一层又一层，出售能产生影像或音响或音像都有的那些东西。对这类东西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天堂。对于想弄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喜爱歌剧《兰梅莫的露齐娅》的一个人来说，这是可以送给你一种想法的地方。
当你感觉到无论何处转过身你就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一切都开始了：到处都有摄像机，为了炫耀产品质量，所有摄像机都开着呢，对着你，把你显示在一个屏幕上：小的，正常的，特别大的。你开始有噩梦。你被数百次放大成各种大小尺寸。如果你试图逃跑的话，你就会落入照相机、复印机、电话、传真机、扫描机中间。所有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复制、重复、倍增。于是你想像在同一时刻让所有、真正的所有这些机器都运作起来，你会感觉到这样一个世界的旋转：这个世界被无限地反复粉碎和爆炸，膨胀成完美复制的一个银河系，发射到数以十亿计的眼睛、耳朵、手和心里。一种令人害怕、甚至还会有所感觉的东西，而且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一个具有某种色欲的游戏，同一种从未有过的、有点隐藏着的娱乐形式有关系。当你明白了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你使劲地想像那种游戏了：突然你感觉到，当你到达成田机场的时候，你就在玩这种游戏了。东京就是那个游戏。你是在一台电子游戏机里面，在那里面一切都已经是经过了爆炸和复制的世界。从头到腿都动过钳子的夫人，从高楼大厦墙上向你投射毒刺或汉堡包的特大屏幕，充斥那些餐馆橱窗的完美的塑料食品，不管你在哪里，都会到达你那里的，全部音乐穿着像埃尔维斯的年轻人和绿头发的那些年轻人，假装在威尼斯的那些旅馆，你进去就给你拍一张照片，而后花七千里拉你就可以修改那张照片，使你变成老人或女人的那种小机器。你在那上面滑雪、用混凝土构筑的那些山，你去那里游泳、用塑料造成的那些小岛，从你面前飞驰而过的意大利维斯帕摩托车，那又不是维斯帕摩托车，而叫做"吉奥尔诺"，即"白天"，是由本田公司制造的，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更漂亮一点。复制。有区别的世界。巨大的心灵快餐。没有意思：如果你想想，那是有魅力的。如果你想想，那并不是充满最好的东西的一个黑洞的恐怖：是一种更加精细的东西，你甚至已经在书本上学习过它：没有中心的世界，上帝死了，海德格尔①的技术，注释学，软弱的思想；本贾明②的气氛；对阿多尔诺③的表演的迷信：如果你在这里读几年这类东西，那么最终你就看到了这些东西。在这里实现了这些东西。在这里人们从来不说"我"并且没有说"乌有"的一个词，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没有中心但完全迁移到它的边缘轨道上运转的世界。如果在中心有一个黑洞的话，那也已经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这里不存在乌有：一切都在旋转，急速地旋转，无需任何支撑点。
①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②瓦尔特·本贾明（1892-1940），德国哲学家--译注。
③特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学家--译注。如果你能新陈代谢所有这一切，那么你终于也会明白其他更加荒唐的事情。例如日本人这样一件可笑的事情：日本人总在那里照相，斗兽场或者红绿灯，总在那里用他们的小照相机：咔嚓。你在欧洲看见他们，简直要使你勃然大怒：有时候他们在还没有看的时候就按下了快门。他们根本就不对一对，似乎他们是马马虎虎照的，他们心里连想都不想要照一张"漂亮的"照片。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而如果你在东京的电子游戏机场所的卫生间里待一会儿，你几乎要冒明白这种事情的危险。当一个日本人按下照相机快门的时候，他不是在制造一个纪念，或是创造该留住的他个人的一个视角。那个日本人是在拿来一小块世界，把它放在血腥的现代体系中循环：复制它，拯救它。本来也可以让它随波逐流，然而却给了它在现代化中通行的驾驶证，使之成为人工的、更轻的、能在这个时间流上漂浮的东西。最后你还看到了喜爱歌剧的那些日本人的荒唐。你几乎能够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古典音乐是必须以复制的实践作为基础的一个世界：原件不存在，那是写的字，不是声音。它只是在重复这种形式中生存。而歌剧院本身是以更激进的方式进行复制、投影：是它那种方式的电子游戏机。把人的激情拿来，从真情的地平线上把它抢过来，在想像的基础上加以重演：法老、国王、公主、十八世纪的小女仆、巴黎妓女。如果你再加上：像普拉达牌的鞋，或者棒球，遥远的一个世界、一种语言和一种文明搬到这里来了，你会有一种愉快的想法：日本人会买，他们在一年前就以高价购买了那个歌剧票。他们就这样，像其他许多方式那样，庆祝这个过分的现代化。他们跨上投影的形象而漫游，以此逃出那个死亡的城市。那城市过去曾是真实的所在，如今已是被遗弃的无用的城区。
这样我看见他们进入混凝土和木头构筑的大剧院里去看歌剧《兰梅莫的露齐娅》，他们穿着朴素，就像去看一场马术晚会一样。有一个声音劝他们不要拍照，如果有人敢拍照，就要遭到谴责。后来大幕升起，我看见他们认真地看着数世纪前一个苏格兰姑娘被迫同她不爱的一个男人结婚，于是新婚之夜在床上杀死他的故事。他们看见她发疯，看见她唱着温柔的音符和惊慌失措的音符。最后他们看见一个男人在她的尸体上自杀，因为如果不能一起生，你总可以想像能一起死。场景是漂亮的（格拉汉姆·韦克所设计），有祖宾·梅塔指挥的佛罗伦萨歌剧院乐队和舞台上无可挑剔的声音（其中有最好的马里埃拉·戴维亚和文琴佐·拉斯科拉）。日本人鼓掌很长时间，没有爆发在类似场合中神话般的狂热欢呼，但是回到家里那脸上的记忆并不容易抖掉。他们很少喊叫，但是无限平静地鼓掌。最后他们用小手互相道别，像在立交桥上的那些人那样，像看见一艘轮船起航的那些人那样。有点令人可笑，然而，如果你真的没有淹没在玩世不恭之中的那种灵魂，那么最终会使你甚至有点儿激动。
外面，门口在下雨。有一个台风正在到来，大家都希望改变主意而到中国去。夜雨，数以百计的灯光招牌，到处都是像小虫子一样的人。充满BladeRunner。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是否能真正喜爱这样一个世界。它具有正在到来的未来气氛，然而是一个噩梦还是一种享受，你不明白。这样你头脑发热时，你会倾向于第一种假设。但是，如果你试一试，你会感到有的东西还很有诱惑力。 有一天，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像流浪汉那样的人坐在一个街角的台阶上。我想说的是，那个人有五十岁左右，没有灰色上衣和耀眼的领带。他连眼镜也没有。他很脏，尤其是他无所事事。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这真是很少见的情况。于是我停下来看他。他脚上穿着耐克一类的鞋，穿着不知叫什么颜色的破裤子。他耳朵里戴着一个随身听的耳机。在他头脑中有音乐。这种事情总是使我感到好奇，我在意大利瓦莱塞省布斯托阿西奇奥市也是如此，我会给钱，以便知道听随身听的人在听什么。于是，这次我也试图想像。我心里想的只有一种情况：那个人可以什么都听。但是并不像伦敦的一位二十岁青年或意大利贝尔加摩的一位职员那样：他们那些人有许多可能性，但并没有所有一切可能性。这是不同的，这里，在这个世界的终端，那里一切都在转，都在过去，仿佛是通用清洗池的排水管。如果一个人在听随身听，那么在那个时刻，全世界所有音乐都可以在那里。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那个流浪汉在头脑中有着某种无限的东西。就像一种无限。于是很清楚，你在那个时候想着它：未来就将是这个。将是一个噩梦，一个非常美丽的噩梦。
《毁灭》：一个世界的目录
你们读一读《毁灭》。你们拿出这吉利的两万里拉，买一本《毁灭》。找到一个既没有音乐，也没有靠近噪音，而只是任何世界深处的地方，读起来。（最好你们的脑细胞没有超过四十岁，否则你们有滑倒在上面的危险。并不漂亮，却是如此。）
《毁灭》的女作者伊莎贝拉·圣科罗切，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她。讲了两句话，到了场，以软弱无力的播放节目的那种没有生气的节奏摆活了某些想法。她慢声慢气地说话，声音有点糊涂（benzodiazepine？酒精？或者简单地就是摄像机对着你而带来的效果？）。充斥发声器的没有任何聪明的东西。
《毁灭》是一本书（110页）。在那里面有着有才能的东西。如果布里奇有才能，那么在那里有着其双倍的才能。如果基阿拉·佐基有才能（这里我已经有所怀疑），那么那里有其十倍之多。这位女士写音乐，撞击声音，断奏交叉而不对称的节奏，组织混乱，她斜视，印刷不和谐。如果你让那本书演奏，你听到的是音乐，真正的而不是随便的音乐（只要在你的头颅里有沃尔托利尼或德尔朱迪切的词汇，那么你就知道多么美妙）。
有一种才能被理解为你工作所需的材料的本能掌握（不能教诲的东西，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而更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才能，今天二十岁的年轻人过分幸福地、筋疲力尽地拥有的那种形式的才能：理解世界的数量的怪异能力。我想说：他们是极为敏感的胶卷，是有一百个声道的录音机，是吸了毒的理解机器（没有吸毒的时候也是）。一位普通的二十岁年轻人，你在地铁碰到的站在那里的那位。十万人中只有一位的那个能写作的人，还原一切：是变成百科全书目录、无止境软件屏蔽的生活片断。是向你身上扑过来的输入银河。你感觉到冲击波，是一件不坏的快事。幸运者应当感觉到了这类东西，此时他们迎面传来罗西尼的音乐。他们在舞台上失去了知觉。
你们不要问我情节，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足以使音乐网站住脚，有点像老施特劳斯做的那样。他用了交响诗这种聪明的东西。在纯粹的音乐色欲还不够的情况下，不让读者跑掉的剧作艺术足以使之有理由翻开另一页而不放弃。这是职业（这是可以学会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用许多色情作为调料，加点暴力，喷洒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属于手工艺人的精明。这是给阅读增光的玩意儿。这种花招轻而易举，但永远不会不起作用。要成为真正能干的人，就应当获得同样的力量：在教堂里讲述一个婚姻故事或菲雷罗巧克力销售商会议。
我读了科特罗奈奥（是一位评论家）的文章，关于《毁灭》。他断然认为："粪块"。终于如此。不再有他那种暧昧的搪塞，不再是横断信息、加了硫酸盐的俏皮话、按照非常奥妙的钱切利手册分配的祝福。直截了当：粪块。终于有一点清新空气。这会是一个好的起点，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想一想，弄明白。遗憾的是他没有这种愿望。（一般地说，评论家们都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在你面前，就像跟一个人下棋，这个人在走一步棋和另一步棋中间打电话，核对银行账，对着镜子检查一下淡红的假发不要滑下来，然后在某一个时候他们站起来就走了：他们从来不下完一盘棋，我担心他们以为这是赢棋的一种优雅方式。）
无论如何，我又想到科特罗奈奥那断然的"粪块"，我不能不明白那是有真的东西。这是在《毁灭》中，如同在最年轻的人所写的其他书中存在的一种东西。有点像是记录世界数量的超凡能力阻碍他们接近世界的本质（不大好理解的词儿，但没有其他词儿）。我要说：一部百科全书的目录包含世界，但不能帮助你认识世界：带来奇妙，但不能传授知识。是精彩的世界形象，但不是世界。《毁灭》是写得非常好的精彩的目录，而生活与它有什么关系呢？"真实的理由"到哪里见鬼去了？亲爱的老"感觉"又是什么呢？
是与往往在现代音乐（那种民间音乐，而不是那种有文化的音乐）和漫画面前具有的一样的感觉：技术越是惊人，世界的表演越是具有杂技特点而变得艰难，你离事物的中心也就越不那么近。一切都具有人为的、不可渗透的特点，使你想起各种娱乐公园的天才区分。迪斯尼乐园。如果白雪公主让你作呕，你喜欢震荡器和鸡奸而不是唐老鸭，那么你买一张票，进入《毁灭》。风格稍有不同，而内容是一样的。地方是分开的。
因此，一天早上你不小心把法规忘记在家里了，然后你也想：是些粪块。因为只要还有那些书存在，你就从一本书里期待更多的东西，本贾明以一个漂亮的说法说道："真理的英雄方面"。从事物的心脏偷来的某种令人激动的形迹。往往有一个回声就够了，但是要来自那里。如果你什么也听不见，那么你最终迅速地想到的东西就是：都是粪块。而你正在想的东西是一种同时既真又假的东西。
文化新闻的虚假聪明把好人主义者同残忍的人对立起来，似乎文学就是一种斗鸡，有那些会写作的蠢鸡，在一种争吵中射出或多或少优雅或胆怯的几枪。这种争吵来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老先生们（最高就是坏先生们）以古老的智慧而行动，以令人赞叹的才干经营其平庸，这里打一棍子，那里又有点儿好色地轻轻抚摸一下，同漂亮女郎挎着胳膊在媒体人行道上散步。反正这漂亮女郎在良好时刻终于同别人上床，当然不是同他们的陈旧的东西。不过人们会转过身来，看着他们，那些过时的令人敬畏的老人，在那媒体的人行道上，对一个又一个的目光，他们那些人在消失之前会给以什么呢？如此显而易见，不能写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而每个人都有只是为了在整个复杂的地图中描绘自己那一块局部而完美的世界。地理不是一场决斗，而是不同的土地靠在一起。只有给每个人的祖国，每个人都有一个祖国，那才是每个人的真正正确的地方，而没有其他人的更加真正正确的一个地方。而各个祖国只是在历史上才打仗，而不是在地理上打仗。文学是地理（至少我相信）。
诚然，写作是一场决斗，但是同读者的决斗。而如果你真的还有时间，同评论家决斗。同其他写作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决斗。
《毁灭》的土地是我所不在的地方。不过有那种地方。明信片、录像带来了，在那下面喊叫。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地也落入其中，即便你并不愿意如此。例如，我在从东京地铁仕布亚站下来时就迎面碰到了。当我听到"联合非洲"的时候，或者当我跟随弗兰克·米来尔一直到哥登姆城去看贝特曼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一些天才的地方，令人激动的地方。难以明白是否只有乔装改扮的迪斯尼乐园，或者由时间的那些地震所重新描绘出来的真正的土地，才是这样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世界全都缩到表面上，而事物的意义都以粉末状态留在所有各地的渣滓上。难以明白。不过仍然有那些土地靠着其他土地，与我的那块土地一起分散在地球表面上。我真的不能看见丑恶或敌人。是地理，不是战争。至少一直到有人决定把我们大家都放进那荒唐的要求--以为那里就是真正正确的地方--之中的时候。那时候的确会是烦人的。这就是说，我将给我的写作装上乳胶、圆锯和越南色情录像，这样正好伪装一下我，并且逃命。
后来，夜里。到下面小酒店里去。读着莫比·迪克的作品。
大家都去斯卡拉歌剧院
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式：鼓、高音喇叭、大幅版面、闪光灯、鞭炮、大字标题。通常的节日。大摆阔气，由裁缝和理发师重新摆弄那些正常配带的小镜子和小珍珠。在人们相当合理地无视存在的一部歌剧--格鲁克的《阿尔米德》--的快速反击下，媒体显而易见地迷失了方向。意大利学家们和各种人都准备好了要扫描这个神秘剧院的舞台，以便给新领导做一个回声图。围绕这一重大事件，数以百计的人云集在一起，大家准备照一个集体照：天真的音乐迷、橱窗式的面孔、正派的知识分子、寄生虫、不强的强者、正在转悠的意大利人、混进来的德国人、高贵的心、死去的灵魂。粗俗与高雅紧抱着跳起一圈华尔兹舞，在那里高贵与贫贱相混。如果不是现实的现实，那就会是非凡的工程师加达所写的一个故事。
冷静地想一想，这是未曾有过的一种文明现象。国家不专注其非常人道的日常事情（美妙与可怕的事情），而停留在管理一个剧院的迷人仪式上。这个剧院熄灭周围的一切而重新点燃过去的片断，低头听着二百一十九年前写的音乐。那个音乐是为一个世界的欢乐而写，而在当时那个世界中，连法国大革命也尚未爆发，广岛的炸弹以及称为电视的那个古怪的伤人地雷都还没有爆炸。如果要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智慧的豪华。人类反抗--已经总是令人钦佩甚至是革命的--的一种杂技般的证明，就是背负过去这种本能，拒绝忘记和抹去过去：用一个动作就能够做到这样，不被时间所夺走，而成为自己的历史，直到能够记住的地方。从那时至现在，一刻也不少地记着。能够做到这样的那种人的力量永远是伟大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星球上，在这里，有的地方正在重新演奏格鲁克：在现在的科学幻想之中，多么美好的命运。
冷静地想一想，这是一种美好的蠢事。这是一种呼喊复仇的东西。以从现在流露的全部想像，装上了现代这个雷管而等待人名和历史以便爆炸的炸弹，我们因擦亮太祖父的漂亮长沙发而耽搁了时间，才给能够唤起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无数次招待会增加光彩。准确地说，虽然招待会上应邀者寥寥无几，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全国都关心这个优雅的晚会，并掏自己的口袋来使这一事件获得成功。连一点怀疑都没有，也就是说一点儿也没有怀疑。整个那水晶的丁当声，或者不合时宜的花花公子们--他们要庆祝禁止他们未来色欲的那种优雅的无耻行为--的恶意卖弄，是同过去的现实而顺利的对话。
冷静地想一想，一个乱结，会使吞下这整个大事变得困难，即便是被消化了而没有大家的鬼脸：仿佛是一种精致的疲劳形式，决定要停留，把歌剧的这种极端荒唐作为不用太多要求即可收到的一种遗产，在暗中怀疑中我们试着想一想，这会是一种没有回路的旅行，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漂亮剧团逍遥自在的快乐。有人反而会说这会是走向从未有过的激情的一种电动加速；但是，哪怕只是不那么遵守纪律的一种导演就已经使他们灰心丧气，如何做出解释呢？另一方面，这只不过是许多这样的情况之一：在这些情况中，回避问题中心的集体倾向在报复，更喜欢合理地管理已经存在的荒唐情况。在那里思想会有其竞赛的理想场地，漫不经心地玩弄明智，上千名会计师在高级园艺师们的目光下高兴地碎步疾走，这些园艺师们关心的只是没有任何人毁坏草地。就是这样转的。这就决定了一种谨慎的平庸，一种没有生气的思想，一种对事物的近视观点。至少会有人要提醒一下：如果格鲁克本来是这样呼吸的，这样思想的，这样看的，那么我们12月7日在斯卡拉歌剧院就会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橡胶人
①朱利亚诺·阿马托（1938-），意大利前总理--译注。他叫Mr.Bean（豆子先生），生活在英国的什么地方。他的脸像年轻时候的朱利亚诺·阿马托①的那种脸，不过眼睛多一点，特别是：橡胶的。实际上您可以随意地重新描绘他，搬动他捐赠得来的所有一切，包括耳朵。实际上他的耳朵是挂上去的，当他什么都不用再听的时候，他常常把那个东西挂在领带上。运动衫、衬衣、领带（在耳朵上，不过也在其位置上）、连在一起的鞋子。头发经过认真梳理，头路在一边。从表面上看，十分正常。实际上是斯坦利奥、欧利奥、唐老鸭、查洛特、罗莎豹以及托托所有这些人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于有需要笑到难受--包括胃痉挛、泪流满面、令人担心的眼神（亲戚们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人来说，大概是今天在流通中的最好的东西。这真是一个奇迹。
豆子先生是一个尚属部分秘密的奇迹，因为他不拍电影（他搞五分钟插科打诨），至少在意大利，几乎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你只有两种方式能见到豆子先生：第一种方式：录像带。直至一年前，是进口的，现在带有意大利文字幕，稍稍没那么贵。有人说有七盘在流通，有人则神奇地称有十三盘、十四盘：已经是神秘之物。第二种办法：非常幸运，上飞机去作一小时以上、两小时以内的一次旅行，等待液晶屏幕上停止说明在碰到你会在地上被压扁的情况时应当如何机警地做什么的时候，然后希望没有时间放整个一部电影，确信最好是比较灵活的东西：豆子先生。我就碰到了（我确认，这是宝瓶星座年），我要说，在那里我明白了那种活的动画片是一个现象。坐在什么也没有的八千米高空，做着《圣经·创世记》一章绝对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情（你想想，飞行），这并非是一种舒适的情况。不管你怎么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人的一个位置。并非你觉得真的放松。还有你旁边的人在睡觉，小孩子在哭（对的，惟一有点明智的人），核对表格的经理（目瞪口呆的），盯着机翼害怕得僵直的那个人大概在祈祷。总而言之，当屏幕开始放出图像时，你在看着那些图像。是的，但是用一半神经元，有一定的脱节，这样带有你在吃锡纸小盆里的蘑菇鸡时所带有的同样的温顺。于是，那次在那里，当屏幕上出现豆子先生的时候，在八千米高空，从第一个可靠的位置起，人们，那些醒着的人或者不哭的人，或者不祈祷的人，或者不列表的人，都用有点像牛眼一样的眼神在看着，用二十分之一的大脑自问在那里的那玩意儿是什么鬼东西。十分钟的时间，非常严肃的飞机变成了一个疯人笼子，在那里航空小姐想办法给那一群乱哄哄的精神病人送上饮料也无济于事，那些人受了过分的震动，笑得倒在座椅上。像尼采①说的那样，在大海和人的上面八千米处。从挂在前面四排那里的你连看都看不很清楚的十二英寸屏幕上出来的一个人，竟能获得这样的效果，这不是一个现象吗？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注。豆子先生是一位名叫罗恩·阿特金森的英国演员创造的。属于你一见到就会发笑的那些人之一。他说话很少，而且带有卡通片那样的声音，似乎是用十二指肠讲话。他怎么走路，简直没法说。转着腿，胳臂也乱划，整个儿有点七歪八扭的，仿佛一种个人的风总是让他有点转向。大概是橡胶做的，能够做出最不合理的表演。比如说，是这么一个人：在海滩上，要穿游泳衣。他把游泳衣穿在裤子上面，然后再脱下裤子（你们也在家里试试，做不成的，他却能做到）。当早上晚了的时候，他穿着睡衣、带着全部东西进到汽车里，一边继续驾车一边就把衣服完全穿上了（还用雨刷子的水来刷牙）。顺便说一下，那汽车是一辆绿色的小型车。为了安全，他用一把锁锁上，就像是练功房里的小柜子似的（实际上也就稍稍大一点儿）。传统的插科打诨，就是总是看到的那些，他都重新编排，使之正常地再流行起来：其余都是纯粹的天才创造。这就是豆子先生。他又傻又聪明，很不幸，但乐观，孤独而幼稚。他从不工作，总是玩耍。天才的一面：他坏透了。是真正的臭屎。他偷小孩的儿童连环画报，在公共汽车上骗盲人的座位，他在街上把l'infartato弄干，然后再用蓄电池的电线把它点燃。他骄横，欺软怕硬，虚伪，以我为中心。他有一个未婚妻，她背信弃义地虐待他，她只有一个朋友：一只可怕的绒布玩具熊。她同他住在一套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墙上挂着卡洛和戴安娜的那些照片。（一天，他决定重新刷房子：他用报纸盖上除了墙之外的所有地方，然后拿来一桶白漆，里面放进一个焰火，点燃引线，向门那边跑去，他发现，没有把手，他想起来曾经把那个把手卸下来了，他开始到处找那个把手，扔掉所有那些有门把手样子的东西。他找到一个苹果，然后又找到圣诞树的一个小球，然后又找到一个苹果，等等。)总而言之，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会恨他，但只要他是在录像带里，就是可爱的。
我们可以打赌，他迟早要到电视上去。也许还会出来小电影。因此，只要还有半秘密状态的味道，就值得利用它。豆子先生迷族特别点出《豆子先生看牙医》和《跳板上的恐怖》，这是两个经典节目，过去一百年之后，在一个查理·卓别林和一个布斯塔·基顿之间，盖奇的孙子将会在夜里三点钟的时候放出这两个节目。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还是《豆子先生在皇家招待会上会见女王》这个节目。大家都排着队，很精神，等待同女王握手，豆子先生也在那里，满脸荣耀和兴奋，只是到了某个时候他的眼睛掉到旁边那个人的鞋子上，那是两个镜子，然后又在他自己的鞋子上，真叫人恶心，于是他急得要死，要知道，女王快到了，要是别人的话也就算了，但豆子先生不同，他要想点办法，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诚然，并不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办法，那就是轻轻地弯下身子，力求看不到眼睛……
当他们为王的时候（1）
他们用了十二年来找到钱，用于拍摄四百个小时的胶片，并从中做成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片。然后又搁置了十一年等待某个疯子把它发行在电影院里放映。只是在最近的孙丹斯（Sundance）电影节中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之后，他们才找到了发行人。如今这部电影以《当我们是王的时候》为题在美国电影院放映。谁知道这部电影会不会到意大利来①。它值得到意大利来，因为它是一部非常漂亮的电影。因为这部电影讲述所有各个时代最重大的拳击比赛之一。1974年10月30日，在扎伊尔金沙萨：穆罕默德·阿里对乔治·福尔曼，为争夺最重量级世界拳王的头衔。何止是一场决赛，简直是一个神话。
①实际上，几个月后在意大利银幕上也出来了。现在可以在影片库里找到--译注。阿里那时三十二岁。在那之前十年他把桑尼·利斯顿及其小胡子打倒在地毯上，从而成为世界冠军。在拳击台上，他跳起了舞。他打着拳，速度特别快。在拳击台之外，他和传媒人士跳舞，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舞蹈者。他傲慢无礼，狂妄自大，富有戏剧性，不可一世。他是曾经说过这种话的一个人：当我不干的时候，拳击就毫无意义了。人们辩解说：当你是最伟大的人物的时候，要谦虚并非易事。"最伟大的人"，他曾到处这样叫喊，他真的成为最伟大的人。在决赛前，他喜欢声明将要用多少时间把轮到的对手打倒在地。在同利斯顿比赛之前，他曾说："一分四十九秒。"他错了三秒钟。记者们打开记事本，电视摄像机也打开了：其余的事都是他来考虑。让他无话可说的惟一一次是在一架飞机上。他们要他系上安全带。他固执地说："超人不需要安全带。"航空小姐微笑着对他说："超人不需要飞机。"这是惟一的一次。
正如人们所知，1967年他们把他打下了拳击台，不是用拳头打的。他扔掉了做奴隶的名字卡修斯·克莱伊，改而信仰伊斯兰教，就变成了穆罕默德·阿里。他们叫他去越南打仗，他不去。他说："没有任何越共叫过我黑人。"也许更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但是全世界都在传那句话，那句话就变成了他的。当人们让你说比你想的更美的话的时候，你就正在变成神话。而他的确变成了神话。在电影中接受采访的斯皮克·李说："他是把体育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第一个人。"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没有关系，意思只是说他不再简单地是一位拳击手，而是一个象征，而且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是一个象征。
四年之后当他回到拳击台上重操旧业时，他碰到了等待着他的乔·弗雷泽，有点粗但是要命的一位斗士：十五个回合才弄明白他，并且发现原先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东西--失败。《体育画报》的标题是《阿里的神话破灭了》。当时似乎真的完了。然而过了三年，又出了那个金沙萨的故事。这是世纪大赛。阿里回来对抗曾使弗雷泽真正跪倒的人--乔治·福尔曼。整个事情并不是在拉斯韦加斯或者在麦迪逊斯奎尔加登。不是在那里，而是在黑非洲的心脏。开始时他像一头水牛似的，如此而已。但是到最后真正发生了：《当我们是王的时候》那部影片讲述了这件事。
是唐·金的一个天才发现。此人头发从头上射出，仿佛遭遇不断的短路。纯粹的商业：他在世界上找到了惟一愿意拿出所需全部美元来支付这个挑战的人--蒙博托，有着吸引全球来注意其王国的强烈愿望的一位暴君，这个王国不久前刚从比利时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变成了自由王国（原文如此）。纯粹的商业：但是唐·金善于把这件事讲得很好。精神的两眼盯着摄像机："我们在数世纪前离开了这块土地，那时是戴着铁链的奴隶。如今我们又回到了这里，我们是冠军，我们是王。"就是这样的黑人人民：他们偷西方的最漂亮的玩具，把它带回家里，因为它一直就是他们的。真正的事情是，阿里从自己身上带来了它。用一点机灵和巨大的、有传染性的善意。当阿里走下飞机时，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对那些人来说，美国意味着白人和战争。而那位男子汉为自己是黑人并且说出了不要战争而感到自豪。他们以不断重复地喊的一句话来欢迎他，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残酷的祈祷："Aliboomayeah,Aliboomayeah"(阿里，打死他)。福尔曼，他永远不会弄明白，他也是一位黑人。虽然如此，你看那差别，在一位拳击手和一个象征之间的差别。
在金沙萨，用了好几个星期来准备这场决赛。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尽管那玉米花乱飞以及周围都是美国，你还是到那下面去了。白色的天空，空无一人的街道，阿里对空打拳，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福尔曼在袋子上练拳，当他停下来时，在那个袋子上--如果是你去打那个袋子，你会难受--留下了一个洞，那个洞同他的拳头一样大。在他们的后面，是扎伊尔的一些背景，现在听到扎伊尔这个名字会令人毛骨悚然。在那里，就是小孩们抓在女人身上，大篮子平衡地顶在头上，就是白色的高楼大厦和掉了底的手足球游戏台子，就是挤得要破的大轿车和非常漂亮的黑色DS车，就是四个小孩子用像根树枝的腿踢球，就是唱呀、跳呀、笑呀的人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蒙博托出现：眼镜、脖子上的围巾、头上戴的猎豹皮船形帽、手拿一种权杖，一切都好优雅。赛前他参观体育馆，容纳十万人的可怕的体育馆。在地下室里关着政治犯。在大赛前几天，他下令杀死了其中的上百人，以免在所有打开的摄像机下可能出现的心血来潮的事。后来是米廉姆·马克巴的眼睛，她是同其他一些黑人歌星一起来到这里的。这是唐·金的又一英明之举，在大赛之前的一场长时间的音乐会，回到其土地中的灵魂之歌。而詹姆斯·布朗，全是牙齿、头发、汗水，他被紧紧束在一套令人目瞪口呆的运动服里。而BB金特别出色，他闭着眼睛，用高超的鬼脸来描写要说的话，他的左手占有整个银幕，在某个时候，四个手指在电吉他的键盘上，四个手指五根弦，无法解释一起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影片中最漂亮的一组镜头，如果不是在某个时候看到阿里训练的一段，摄影机在拳击台底下，他在那上面，单独一人，迅速地从一个角滑向另一个角，张开双手点点头。这一次他不说话，非常轻盈地滑行，不是跑，转过身来，这是一个舞蹈。没的说，是一个舞蹈。在影片中只有背景噪音，那么为什么你所听到的是音乐呢？
当他们为王的时候（2）
10月30日，当他们走上拳击台的时候，稍懂一点拳击的人都知道，那种上帝正在上去是去输的。想这事并不美妙，但事情就是如此。福尔曼更年轻，更强有力，有更好的竞技状态。而且他不傻。他知道期待着什么东西。在全部时间里都在围绕着他跳，避开所有各个方向。他知道这东西。他特意选择了那些机灵的伙伴们在拳击台上来绊人。他训练了耐心地追逐他们，把他们挤到一个角落，一旦到了那里就击倒他们。他在脑子里清楚地装着整个决赛。阿里则让他同另一个人打斗。在头两分钟，他真像拳击大师那样打斗，就像最佳年代中他所能做到的那样。后来他停止舞蹈，并开始用背寻找绳索，并且就钉在那里了。他躲藏在手套后面，两只手套高高地放在面孔前面，让福尔曼打。这是一种计划好的英勇的临危状态。福尔曼猛烈地向他倾泻数以百公斤计的力量：打出去了毁灭性的拳，但是无法找到空隙来打击。阿里就像是一个关闭的保险柜似的。在一方企图撬开那保险柜的时候，另一方还能找到向福尔曼挑衅的力量，阿里向福尔曼大喊着这类荒唐的话："那么，乔治，你决定重拳出击吗？哎，乔治，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福尔曼在杀他，他却在那里自我吹嘘。只有一个疯子，或是一位天才，才能研究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这个疯子一直有七个回合都在靠着绳索告急。到了第八回合一半的时候，这个天才从保险柜里出来了一会儿，击中了目标，两下致命的鞭子，以一种不合逻辑的速度打出左猛击拳和右钩拳。福尔曼的头在大手套上就像电动台球上的一个小球那样弹回。这个世界冠军侧身倒在了地毯上，绕着阿里这座雕像转了半个圈，阿里看着他倒下：几乎是一个斗牛士式的躲闪，终于掉进了失败的黑洞之中。
当裁判给福尔曼读秒结束的时候，阿里张开双臂跳向空中，电影院内热烈鼓掌和呼喊，玉米花在飞。不管是黑人和年轻人，或是满脸皱纹的六十岁的夫人们，大家都在欢呼，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拳击是奇怪的东西，阿里是奇怪的东西，这个影片是奇怪的东西。没办法叫他们到外面来。大家都在那前面，像小孩们在卡通片面前，都陶醉了。毫无办法。此外，大家都倒在那里了。影片以一系列照片结束，全都是阿里的照片，一张比一张更漂亮。在某个时候，看见他同周围一大堆人在一起，在那人群中有一位先生，是一位黑人，穿着优雅，他正在拍一张阿里的照片，用一个小照相机，他甚至有点胆怯。在所有那些人之间，就在那里拍照片作留念，一张最伟大的人物的照片。他的头发很短，是个胆小的黑人，戴着眼镜。
再报道一下，这部影片是由一位名叫利昂·加斯特的导演拍摄的。泰勒·哈克福特帮助了他，泰勒·哈克福特是《绅士军官》的导演。剪辑和音响方面的钱是由戴维·索南伯格出的，此人通常是制作轻音乐的。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看阿里的录像，一群年轻的雷波们（rappers）进来，看着电视就问："那是谁呀？"如今应当明白，只是在十年前阿里才作为世界上最熟悉的人被列入吉尼斯冠军录中（在他后面，依次是林肯、耶稣和拿破仑）。必须明白，雷波们是黑人，是兄弟，比任何人都是黑人和兄弟。索南伯格感到吃惊。那些人不知道阿里是谁。
现在他们知道阿里是谁了。
网上看哈雷-博普彗星
好吧，我们去看看这个吉祥的彗星。太阳下山后一小时，躲开城里的灯光，选择一个山顶，反正可以有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块离天空更近的地皮。你也可以在阳台上看，但是来点儿热闹不会有什么不好。没有一丝云彩，但是明月当空，洒在地上那不可捉摸的影子，黑夜的影子。天气有点寒冷。在山岭上停着一辆越野车，车灯熄灭了。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诗人，或者是正在热恋的恋人。由于那宝贝汽车看上去没有摇摇晃晃，因此是第一种可能性，即诗人。也许他们有一个小孩，被捆在后排小座椅上，而父亲是一位木匠，他们没有找到一个旅馆来住，也没有那里的那些东西。当然会很悲伤。那个四轮驱动的后现代化玩意儿放在那个棚子的位置上，犹如那耶稣诞生的场景。得了，上帝死了，但是没到这个地步。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看彗星。说明写得很清楚。在仙后座下面，在天空的西北角。你不会搞错的。哈雷-博普彗星的古典戏剧即将拉开帷幕。
用那两个人名叫那颗彗星，这样叫是因为在1995年夏天首先看见它的是他们两个人。一个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另一个人在亚利桑那州。艾伦·哈雷和托马斯·博普。这个传奇故事已经讲到，他们是两位业余爱好者，与分布在全球山上注视天空的那些极为昂贵的高级观测站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这个关系。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用简陋的什么望远镜观察天空，突然他们看到了在天象图上没有的某种东西，这东西特别闪亮，并不是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那么，那是一颗彗星。现在这颗彗星用哈雷-博普这个五十年代美国舞蹈的名字来命名，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看的人最多的彗星：因为没有眼镜也可以看见它，因为在离我们只有一点九三亿公里的地方经过，因为它要在那一带停留两年，特别是因为它的出现选择了媒体时代，数以百万计的人像做梦、像得救、像诗歌一样地正在采用这个媒体时代。要知道，就像对他们平凡的现在做出的一种鬼脸，而他们的这种现在正无力地、苍白地、冷冷地走向令人神往的未来，就像已经降级的一支足球队在冠军赛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并不坏的寒冷，停着不动的越野车，太亮的天空。仙后座我始终找不到，但是我可以说出西北在何方。我抬起眼睛。就在那里！好像是小摩托车的车灯，停留在11月底的低地雾气之中。一种亮火，一个喷出一种烟雾的晕圈。结束了。哈雷-博普彗星。如果你不要直接地看它，你就会看得更清楚：本杰明说得对的一件事情。你用眼睛围绕着它转，假装在看别的东西：那样你就看见那彗星了。亮光，喷出的烟雾，以及一切。月亮光太强，但你能看见彗星。你很快地感觉到那彗星在动，是一种流星（令人难堪的误解），相反它是停着不动的。如此清楚的是，它只能是在天上不动的，对你来说它是不动的，至少只有一个白痴才能脱离苍穹去想像那个喷发光芒的东西。在四千两百年不曾出现过的这种天上的亮光面前，使你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你是相当愚蠢的。还不是最愚蠢的。
后来我又看了那颗彗星。我采取了相反的办法。不去山岭上，没有寒冷，没有那耶稣诞生场景似的越野车。两眼朝下，看着一个显示器。按下一些按键，点一下这里和那里，进入著名的网络，到达一个人为的地方，叫做（怪怪的）：它就在那里。用了半个小时进入437，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看见那颗彗星两秒钟，是在运动中的，就像星球大战中的一艘飞船那样。我反复了数十次它那极快的舞步。而它在为我跳舞。你好，哈雷-博普。还是我，在山上的那个蠢人。在那上面一切都好吧？
因特网这种东西，说到底，是最会玩阴谋的东西。彗星这个事在地下网站中尤为火爆。就是在那里开始了像下雨一般的照片、评论、好奇、各种各样的对话。就是在那里的里面变成了一种神话。就是在那里人们开始用它来作为自己的报复。如今那些小家庭在郊区的阳台上窥视那颗彗星，各家报纸在谈论它，大家都开始像在美国杯机帆船比赛期间谈论桅杆那样谈论天文学。而这一切都产生于那里面，那网络的肚子里真让人浮想联翩。为什么有那么奇怪的巧合。并不是学者们对彗星是何物有非常清楚的想法，但是一个设想他们是有的：是在形成星球和太阳系的时代里"剩余的"垃圾材料。是在既定秩序之外的玩意儿，一般是在体系边缘按其轨道运转的玩意儿，在冥王星之外，不会造成太多的麻烦。如今，因特网的大部分漫游者在那里边漫游，就像彗星在苍穹边缘漫游那样。他们在还没有体系的地方。他们为作为地下材料、在建立极为复杂的"秩序"之后留在桌子上的螺钉而在愉快地到处漫游。大概他们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是我确信是这样。于是应当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得到承认：他们和彗星。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勾结。热情迸发出来了。
如今，热情从网络的肚子里走上了表面，像病毒一样使普通人也受到遥远的回潮造反派的传染。这是一个奇怪的进程，注定要迅速地消除对这件事情的无政府主义提法。然而与此同时，大家都在那里，鼻子朝上，在做那耶稣诞生的场景，没有耶稣小孩的场景，无政府主义的场景，带有点气愤又有点诗意，在拙劣艺术品那样的一块土地上，在知道一点美甚至造反的某些东西那样的一块土地上。
最后的女明星
普莱耶尔厅是一个巨大的音乐匣子。在那种大厅里，你坐在第二楼座最后一排，看那些音乐家们就像是西部电影中尚未向你发起攻击的印第安人。就是说否定激情。但是，也要看情况。例如，如果舞台上有杰西·诺曼，那多少米就会变成多少厘米，印第安人是在远处，但是你能看见她的眼睛的颜色。只有她和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一种化妆。应当说，是上帝使她能做到这样。另方面，她是最伟大的活着的歌唱家，我们说她的声音是最伟大的活着的声音（这就够了）。无论如何，她是最后的女明星。对此我深信不疑。普莱耶尔厅是一个能容纳三千人的大匣子，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晚上的二十二点五十分，所有这三千人都在那里听杰西·诺曼演唱，这已经是她的第五场重演。这是美国黑人的圣歌，但不是那节日的圣歌，愉快地向圣人的天堂行进，以及美国黑人的民歌和舞蹈：不，这是低声唱的一种祈祷，一支点燃的蜡烛，一个刚刚提及的舞蹈。诺曼整个儿是闭着眼睛唱的，她的声音恰似静静地流淌的河水（明智、疲乏、传奇、遥远、洪水、奇迹）。她慢慢地唱。在音量方面：慢。最后在一个简单音符上结束，刚刚能听得见，她把头向上一扬，向空中掷出那个音符，接着她就这样停着不动，一座雕像，两手几乎握住，脸部轻轻地向前，两只眼睛这一次是睁开的。安静无声。三千人鸦雀无声，连钢琴的回声也不再有了，一点也没有，只有做出决定的她：现在安静。三千人中，连一个喘气的都没有，我发誓。在这之前，只在一个小时之前，在舒伯特的一个浪漫曲与另一个浪漫曲之间，他们就像在一家大门诊部里一样咯痰，这也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是一个气管和支气管有毛病的集体。而现在那里却是完全安静的。延续了五秒钟或者半小时，这不是可以计时的事情，那种事情总是永恒的。延续了一个永恒。后来她难以让人觉察地松弛了哪个部分的--手指间的或脸部的--四分之一肌肉：那三千人明白了。于是他们骤然而起，掌声雷动，在三秒钟内从零加速到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终于，他们摆脱了那种魔力。也会有些花招，但并非对任何人都能够做到。诺曼在她的节目中有一个说明书，近乎完美。她能使大家都能够做到。必须看见她在舞台上：一个人能想像在一位大明星的滑稽模仿中的所有怪相、手势、毛病、习惯，她都做。她就是她自己本身的活的滑稽模仿。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她是最后的女明星。这个女明星所获得的那些东西过一会儿就将不可挽回地变成拙劣的艺术。她肯定能做到，因为在她的这种成功的最下流方面的旁边，她以毫无争议的尊严不断地培育自己的表演才能、音乐家的才能。她是这么一个人：她可以在一夜之间随意地进入和走出最不相同的音乐祖国，"热衷"于萨蒂的华尔兹舞，建立舒伯特灵魂剧院，陷入布拉姆斯的迷宫中，以某种下流行为嘲笑普朗。打开老施特劳斯的那种不合时代的美。她用她那溪流般的声音描绘出各种各样的风景，每次都是那些正在诞生的世界，而且真的有那些世界：你停下不听她唱时，你就会开始看见他们。明星消失，你在舞台上找到演员。于是你最终也可以原谅她滥用美国黑人的圣歌（大概会是多一丝尊严，像那不勒斯民歌对帕瓦罗蒂来说，就是调动观众激情的轻而易举的捷径）。当她要求观众同她一起唱的时候，就像在哈勒姆做礼拜弥撒中那样，你不会想你应该怎么做，"施瓦茨科夫就永远不会那么做"，而你想"那歌词是怎么样的"。并不是因为你是白痴，而是因为她做到了：她打开了你的批判智慧的锁，现在她在普莱耶尔厅那里狂欢半个小时。
实际上，有三分之一的演唱是重复的：因而这是高超的无赖行为。首先是一首埃尔科尼格的纪念，在那里实际上她演三个不同的人物，一首布拉姆斯自己会喜欢而某些聪明的批评家则不会喜欢的布拉姆斯的作品。一首《万福玛丽亚》（舒伯特的），那里整个是文明（越南、浪漫曲、慈善会），再加上另一个（美国黑人、灵魂、美国黑人的圣歌）：介绍的时间，钢琴弹前奏，然后开始跳起舞来。加在一起，就是奇妙的一场混血儿祈祷混血儿上帝们。
《帕洛马》与帕洛马（1）
①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小说家，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②《愤怒》，斯坦贝克所著小说，1939年发表--译注。
③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作家--译注。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县。通往帕洛马天文台的路穿过柑橘园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那些柑橘园是斯坦贝克①所描写的人物梦想的加利福尼亚，往下行有六十六号州际公路，还有《愤怒》②一书所描绘的画面。印第安人保留地就是印第安人保留地，就得了，甚至比煮蔬菜和马戏更悲惨的一种东西。当你看到到处都是大量的汽车残骸和旧轮胎的时候，那么你就到了印第安人保留地了。房子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碰见的、装在长长的卡车上、以每小时八十公里速度旅行的那些房子：带有门、窗、洗脸池，什么都有，你可以搬家到你想去的地方。那种房子很像旧时的印第安人的圆锥帐篷，为喜欢搬家或者要逃跑的人用的帐篷。那些面孔就是有印第安人的那些影片中的面孔，但是他们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小帽。通常，如果房子附近有一棵大树，那么你会看见在下边有一张沙发：一张客厅里用的沙发，只是放在那外面，在那棵树下。我看见了许多这样的沙发。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坐在那沙发上。印第安人保留地是令人讨厌的一场失业的圣像。通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县帕洛马天文台的公路就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和美国柑橘园中间通过。
帕洛马天文台，早在二十年代就开始考虑修建，是为了观测当时存在的最远的星星。它在1949年夏天一个晴朗的夜晚落成了。《帕洛马》的首批故事，是卡尔维诺③于1975年写的，发表在意大利米兰《晚邮报》上。该文1983年由意大利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作者这样概述这本书："一个人起步走了，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智慧。他还没有到达。"卡尔维诺于1985年去世。《帕洛马》是他的最后一本书。
帕洛马天文台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白色大钢盔，在普普通通的一座山的山脊上闪光。像一座安达卢西亚的房子那样的白色，或者像"达诗"（DASH）洗衣粉广告的一块床单那样的白色。整个周围只有低矮的树木，一些羊肠小道，一条通到那里的公路。没有住房、办公室，完全没有。有他，巨型天文望远镜，这就够了。藏着天文望远镜的圆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半球体，能够转三百六十度。白天从来不打开，而是在夜里那半球体才打开一条缝，就像一个大伤口：天文望远镜就从那个伤口观察。他能看见数百万年前发出的光。
《帕洛马》的第一页是注视着一种波的一个人。他描绘它。他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光学仪器。任何会写作的人--我是要说同写作有着异常的、特别的、自由选择的关系的任何人--迟早都会有那种欲望。放弃文学，而只限于叙述。帕洛马先生想："也许我要给自己提出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这个：依照我所看见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不要描述整个诱人的、下流的方面，而直接瞄准事物的心脏，你力图在出卖描述之前一步而停住，在那里你所做的动作仍然简单地是：命名。如果你对你的写作有着绝对的控制，那么你可以试试那么做。《帕洛马》做到了，因为它是以非凡的方式写出来的。词汇以物体为基础，它们似乎是单一贝壳的两个部分。句子似乎是事物本来面目的准确的呼吸。干净，清澈，几何般精确。有些段落模仿如此使人眼花缭乱的一种客观性，以致使最好的卡夫卡也褪色为感情作家。卡尔维诺得以铸造那些科学报告的碎片，这些碎片只是模模糊糊地被某种文学优雅的遥远记忆所软化。"长方形的无色沙围子三面靠着墙，那些墙上面有瓦，墙外则是一片绿色的树。第四面是一个木头的阶梯，公众可以在那里通过、停留和坐一坐。"必须慢慢地读它。"长方形的无色沙围子三面靠着墙，那些墙上面有瓦，墙外则是一片绿色的树。第四面是一个木头的阶梯，公众可以在那里通过、停留和坐一坐。"
《帕洛马》把会写作的任何人都知道的一种乌托邦僵化了。然而，尽管是一种乌托邦，但它怎么不会被烧毁，而且以某种方式知道死亡呢？
①萨奇，意大利足球教练，曾执教于米兰足球队和意大利国家足球队--译注。在里面，帕洛马天文台整个儿是灰色的，像一艘战舰。似乎是弗里茨·兰的大都市。在圆顶大钟下面，架着巨大的天文望远镜。这是在数不清的机制中浮起的一种大炮，这些机制使它能作各种转动。不要以为这是大型镜片的大型望远镜，其原则是另外一个：一面巨大的镜子搜集星光，把它集中反射到一个小点上：天文眼。这个主意来自1688年的牛顿，在这里他们运用了这个主意，只是放大了。他们要看那些最远的星星：他们制造了直径五米的一面凹面镜子。"两百英寸"，他们友好地这么叫它，仿佛是他们的照相机的一个镜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镜头。用了几个月来制造它。是在帕萨迪纳市制造它，那是萨奇①在那里开始失败的城市，后来他就没有再停止过。想想把它（镜子，而不是萨奇）一直运输到那里的日子，两百公里高速公路，还有一座要爬的山。这是电影里的玩意儿。
夜间，从大圆顶里打开的大伤口渗透进数百万年前发出的光，在巨大的镜子上反射，再射到一个吊在上面的小操纵室里，那里有一个坐在转椅上的人收集这些反射过来的光。为了折射和反射这种牛顿式的事情，发生一件看来非常漂亮的事情，对外行人来说并不觉得那样。因为对智者来说会是显然的，而对外行人来说，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只是觉得非常好看，甚至觉得大概是象征性的--为了看天顶，天文学家看着下面。他趴在一个仪器上，仿佛是一台纯粹的天文望远镜，吊在那上面，通过看地上来看天空。
《帕洛马》与帕洛马（2）
帕洛马先生看东西--他喜欢看东西--是为了捕捉其真相。为了看天空，他看着地上。这也是一种不坏的乌托邦：给事物命名的时候，揭示事物真相就变成可能。而且还可以更加激进：给事物命名是可能的。显然，卡尔维诺本人也感觉到了这点，《帕洛马》的整个最后部分就是用于解剖这个疑问，以无法停息的一种智慧为手术刀，以科学的平凡为止血剂来做的这种解剖。帕洛马先生思考，他懂得了，光看物体还不够，还必须在离开自己的眼睛--具有偶然性的、人的、受许多制约和主观印象影响的眼睛--的情况下能够看见那些物体。帕洛马先生想像得以完全变成"一个窗户，世界通过这个窗户看世界"。帕洛马先生竭力试图看到，如果他不存在了，如果他死了，世界会是怎样。他努力看到一旦"消除了我们的存在这个不安的斑点的时候"，"物体在太阳下面平静地扩张和相继而来"。他在最后一章里写了这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真正的世界是当没有任何人观察它的时候。这是任何一种乌托邦的终点站。《帕洛马》是一个最终驳斥自己的定理。是这样一本书：当你读完了它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
也许是这样：看物体不能是描述物体。需要有一种人为的偏离来补偿在眼睛和世界之间存在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不协调。一种反运动，使之重新协调，人为地恢复应该是同真实性的一种自然的关系。推动那种反运动、那种人为偏离的动作有一个名字：叙述。
就是"两百英寸"也需要有一个反运动来看。当天文学家漫游太空，抓住一个银河系，或者一个星球，并能准确地框住它的时候，他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留在那里不动。由于地球在转动，尽管很缓慢，但是它在转动，这就足以使天文望远镜的眼睛移动那么一点点位置，而在多少光年的距离中，这一点点移动就意味着巨大的空间。于是，巨大的天文望远镜本身带有一种机制来使它转动，从它抓住了它的猎物的那一刻开始，它就以地球转动的同样速度，但是反方向，向西转动。使它运动，是为了能保持不动。这样，要符合事实，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当它同安德罗梅达星(Andromeda)的最后边界对话时，它要从不属于地球的一个地方来做，因而也就可以推断，那是一个想像的地方。
周围会是一种令人难受的寂静。或者那种气氛有点不现实。对着那个白色大钢盔坐着，产生一些奇怪的思想。如果你写作，你又是意大利人，你的著作被翻译，而后外国人问你，谁是你的模型。尽管你在美国人和德国人之间漫游，最终他们想要你说：卡尔维诺。而你也终于说出了他。"好吧，是的，显而易见，是卡尔维诺。"但是你不会明确地知道为什么。你不能举出他的一本真正打动了你的书。《不存在的骑士》，是的，但是带有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轻率，仿佛在对你嘟嘟囔囔地说。《隐形城市》，是很漂亮，但是怎么博尔杰斯①似乎更加漂亮？《帕洛马》，但是《帕洛马》不是书，是一篇绝妙的文学墓志铭。是如此的明显，卡尔维诺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是你无法准确地重新说出他是如何变成伟大人物的。将是一种存在的寂静。但是你会产生奇怪的好奇心，诸如卡尔维诺也曾出售吗？我是要说，他在进入排行榜吗？而其他人让他平静呢，还是排长队来争得名人的五分钟，往他身上倒臭水呢？当他拒绝维阿雷焦奖，认为"文学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的时候，他们让他过去呢，还是对他进行铺天盖地的臭讽刺呢？而两年后当他不拒绝阿斯蒂奖的时候，是谁也没有觉察呢，还是全国都议论纷纷呢？我想要说，他有那种倒霉的集体活动，那他每天要下的棋如何，变成了大人物的一个人的生活如何？而他如何得以赢得--我不说钦佩，这太少了；或者声望，这是一种虚无--尊敬？为了最终得以赢得尊敬，在他的生活的所有日子里，他做了什么呢？
①乔治·路易斯·博尔杰斯（1899-1986），阿根廷作家--译注。这整个儿寂静是显而易见的，白色钢盔，这个美丽的名字就像一种声音。帕洛马。
离大钢盔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张小石板凳。在那张小石板凳上写着：纪念珀尔（PEARL）。然后有一个扩大的名字：多丽丝·珀尔·柯里（DORISPEARLCURRY），还有时间：1936-1982。然后，在头上，在同一行上，中间不加逗号写着：女儿姐姐妻子母亲奶奶。最后，在中间写得很漂亮：大家的朋友。谁知道珀尔。她是何许人也。大家的朋友。人们想像她。完全平凡的一生，没有伤害任何人，身上有一种具有感染力的轻佻。在我看来，她从来就没有不说话的时候。但是，显然，是以令人喜欢的样子。如果他们把她恰好写在那里，在那张石板凳上，会有一个道理。她喜欢帕洛马。她每年都去那里。她迫使大家都到那里去。或者她从来就没有到那里去过。但是她喜欢星星。她从一所普通住房的阳台上看星星，那所住房在一个普通的地区，有一个车库连着住房，在大门上挂着一个篮球筐。她做的肚子里填馅的火鸡真是棒极了。晚上她就看星星。
对《帕洛马》，你所不能饶恕的事情是把任何一个多丽丝·珀尔·柯里都排除在风景之外：取消人类的基本的美。思想和写作越是准确无误，就越是要从简单地是活的东西的轮廓中滑走。在帕洛马先生身上有一些模模糊糊是人道的东西，但几乎是嘲弄的习惯，在那里是为了缓和大定理的冷漠。在一本总体上说是讲述一项失败的书里，你永远找不到一行悲惨的低微文字--这样，反正还要把一切重新带到地球上来。仿佛聪明的代价就是感情的贫血症。接受感情，则是在思想计算机的磨砂表面上一道令人无法接受的裂痕。应当正是因为那样，最终你说："好吧，是的，显而易见是卡尔维诺"，但是并没有他们想要从你那里得到的整个信念。情况是，你无法记得那个地方：在那里，那种准确的，光彩夺目的轻浮给你讲述了地球，而不是地图。简单地就是人道，而不是它的X光照片。
（在二十年代，当他们开始寻找安装他们的"两百英寸"的正确地方时，他们选择了帕洛马山，出于许多理由，因为它是在虚无中间。后来，事情并不像他们原来想像的那样。洛杉矶和圣迭戈发生人口、住房、公路、汽车、特别是光的爆炸。黑暗，对一台天文望远镜来说，就像氧气一样。如今两百英寸窒息在美国最明亮的地区之一。他们称之为"Lightingpollution"：光污染。事实上，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万家灯火使天文望远镜的视力减少了一半多。那是五米宽的巨大镜子，但是，如果它只有一半大，那也会是一样的了。于是他们在帕洛马放置了一块牌子，标题是：你能帮助我们。这是非常美国式的。说必须使当局关注这个问题，说必须说服当局使用某些污染小一些的灯泡。接着说了一件很漂亮的事儿：如果你生活在南加利福尼亚州，晚上当你去睡觉时，劳驾，请关上灯，如果你能，也请关上花园的灯。谢谢。 可能不会有很多人，但会有一些人。晚上他们锁上门，穿上睡衣，关掉花园的灯，这样，在帕洛马山上，某人就将能看到更远几光年。
不是感情用事，蔑视《帕洛马》，而是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想要知道谁真正--是真正--爱你，那么晚上你就看看周围，寻找一位关掉他的花园的灯的人，他是为了让你能看见你能在天上看见的最远的星星。）
某种未来的技术试验
读一读那盒子上写的，使用它的要求条件是一台486电脑，Windows95软件，8兆的随机存取存储器（最好是16兆），quickTime21软件，soundBlaster16声卡，如此等等。但是，所有那玩意儿开动之后，你只要一点儿时间就懂了：真正的必要条件是另外一个头脑，像你的孙子长大了的时候所具有的一种头脑，没有带着那么多过去的东西，而有着纯粹是疯子般的好奇心。如果你有这个头脑，那么就运转了。如果他不转，那就是你不转。他漫游，而你停住了。这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它是一张电脑光盘，叫做《前夜》（EVE）（EVA？夏娃？），稍稍划点道道往往就会变成《眼睛》（EYE）。彼得·加布里埃尔（摇滚乐歌星）设想和制作的，他为此同三位艺术家和一个技术小组一起工作。要让我消化这张电脑光盘的那种人说，这是在流行的他那种电脑光盘中最好的一张。而如果你问他"他那种"是哪种，回答就变得含糊了。事情也就变得有趣了。首先，这并不是一种游戏。但也不是这样一种教育的或音乐的电脑光盘：你到处点点，你就在信息、照片、影片和音响中漫游。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彼得·加布里埃尔在你找到的几行随带说明书中说，是一种旅行。知道的那种人说，是一种空间。一个地方。一些地方。是一个时间。一些时间。尽管有"新时代"音乐那种含糊的气味，但是你也开始变得好奇了。一般地说，当事物还没有确切名字的时候，那么那些事物就是你还不知道的未来。
随带说明书说，在那个毫不起眼的光盘里，有四个世界：泥、花园、利益、天堂。后面还加上了一些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你不要被吓得害怕，要平静地看和想。似乎是一堂武术课。你点一点，便开始了。在屏幕上出现的第一种东西是围绕一个卵子漫游的一个精虫。那种人告诉我，你要让卵子受精。会是这样吗？你试一试。我试一试。你移动鼠标，你就发现那是精虫（伍迪·艾伦式的含糊回忆）。你试一试受精。这恰恰不是你在所有日子里都做的一件事情（至少不是如此直接地做）。一个精虫的逻辑是什么？强暴地冲过去，慢慢地爬到卵子壁上，假装什么事也没有而后突然袭击？这些你都试了，但你毫无所获。知道的那种人说明，你不要着急。我想，你不应当有一种逻辑。你只要让时间和可能性过去。最后，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确切地你做了什么事。而你也别问太多，因为在这同时，你已经处在一片草地、森林、小茅屋和废墟的风景之中--在看着你。而你想：我在这里干什么？
当你在那里面度过你的时光的时候，你一直不停地这样自问。（在那里面？在一台电脑屏幕上的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地方吗？你在那里度过的是真正的时间吗？你在什么鬼地方呢？你什么时候在那里呢？）如果一个人在心里面有一种电脑游戏，那么他知道在那里问题就是发现游戏规则，加强对各种问题做出正确回答的能力。但是《前夜》是不同的。没有一个一贯的逻辑，没有永恒的规律，连一个先与后、某种进展形式也没有。的确，有一种传统的骨架子，贯穿在事物表面的下面。带有游戏的一种提示：你收集各个声音，最后你可以随意创作，多一点或少一点你可以做出无限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作曲。然而，那是一种增添的东西，正好是为了吸引那些同电脑游戏的逻辑联系在一起的人。旅行的实质则仍然是另一个--停留在永恒的一种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又处于这样的风景之中：这种风景有其每次都不同的语言、时间、空间，与你毫无关系。像试验作为外人的经历那样的某种东西。
诚然，意图是愚弄电脑，它清醒地保持着笛卡尔坐标，并进行思考。你只要试一试，就会对它如何玩弄你而感到吃惊。你点击从已经把你关了二十分钟的那个风景退出的出路，你进入一个类似大楼的东西。好。但是，如果你问你在哪里，没有回答：你是在后来，下面，后面？没有回答。那个世界的地图是一种同时是一切的存在。你是先和后：他不是。如果你向后退（你想像的是向后退），从笛卡尔坐标角度上说你珍视经验，你等待重新找到你已认识的一个世界，而你什么也没有找到：你所看见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点击那块石头，什么事也没有，而上一次会破出一个泥海，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有一个人在那一切的中间行走，他手提一个小箱子，你想那就是我。你试着动一动他，但他仍然去他所要去的地方。当你明白他就是他的时候，你突然点击了天晓得是什么地方，就变成了你。现在你动他，没有问我该上哪儿去，那里只有草地和森林，直至你发现你就是门，那不祥之物就是你。你进入里面（我进入我里面？），你想，这次好了，我可以看见灵魂，但是你出来却到了一个海滨，沙子和大海，那现在呢？
坎特会发疯的。至少，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会筋疲力尽。然而同时你明白了，他们叫你正在做的那东西，是按照只有在事后才认识的非规则的存在，也就是用一种非人类的理解系统的存在。还不坏。我好像明白了，知道在那里面旅行，你就到达天堂。不过，我当然先停下了--当我再也无法摆脱那个荒唐的风景的时候，我就彻底地关掉了。那个荒唐的风景是：在那里，一些古怪的小人儿跳着拙劣的舞蹈，同时又响起彼得·加里布埃尔的一首歌曲。我把它拿下来了，又重新装上去了，一直到变得无法辨认，不过也不是太难听。我看了看表，但是马上想到这是一个无用的动作，因为在那钟表指针的运动与在那里面度过的时间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我关机就得了。但是在我头脑中打开并留下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异常的理解练习的那种记忆。每时每刻你同世界建立关系的那种刺人的奇怪感觉。神奇地被钉在任何经历的开始时刻之中。这是某种未来的技术试验。已经存在。
英国杯
在文布利足球场周围的疯狂看台上转一转，那看台就像是由一位勤奋的装饰家做出来的一样：这里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里是一片蓝色人的大草原，中间是混色。所有人都在叫喊。他们在叫喊着，唱着歌，让你坐在屁股底下的椅子都在抖动。离一场足球比赛开始还有一刻钟，在这里，现在是简单的比赛。切尔西（蓝队）对米德尔斯伯勒（红队）。这是英国杯决赛。要明白这场比赛，如果你想到意大利杯，那你就完全错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来自久远的一种挑战。在这个地方他们毫无疑问：这是世界最重要的挑战。他们夸大其词，但有些东西是真的。真实的是，英国杯是足球史上最古老的联赛。
在1871年，七位足球爱好者关在一间屋子里决定现在该结束了，必须找到一种制度来确立谁是最强队。他们发明了一种直接淘汰制，最后剩下两个队在一场纪念性的比赛中进行决赛。现在看这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而在当时却是属于先锋一类的事情。那个时候不存在任何锦标赛，足球是随意玩的，没有边线，球门横梁是一根拴在两根杆上的绳子，每进一球就换场。球衣上的号码不存在，有时候连球衣也没有：这样两个队就是以帽子的颜色来识别的。当时头球不会有多大发展。当时的新闻报道讲述那完全是一种只有微小差别的初级游戏：得球者直接瞄准球门，所有对手都向他扑过去（压上，一系列犯规）。也可以传球的主意是苏格兰人引进的：他们以这种方式在首届英国杯的半决赛中踢球，结果他们输了，但是大家都为之吃惊。第一次决赛在1872年，由叫做"万德瑞斯"（TheWanderers）和"皇家工程师"(RoyalEngineers)的两个队进行。万德瑞斯队以1∶0取胜。由于英国人特别传统，1∶0就成为英国杯决赛最常见的结果。以一句漂亮的射门在门梁（当时没有）下进球的是那位莫顿·皮托·贝茨。还有他的一张照片：他身穿带条纹的漂亮球衣，手拿一个板球棒。这也是为了告诉人们在这个地方什么是真正的国家体育项目。
当我看到迪·马泰奥在开赛的哨声响后还没有过一分钟就同出一辙地进球的时候，我想起了莫顿·皮托·贝茨先生的那个神奇的进球。在从赛场四分之三的地方向前推进，他准备惯用的边路带球过人，他发现前面没有任何人，他不敢相信地往前带球，加速。他想这是一个玩笑，自问米德尔斯伯勒队的防线到哪里去了呢？他甩掉了所有人，果断地用右脚脖子劲射，球在横梁下面飞进了球网。蓝色的大草原爆炸了。那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挑战，然而在球场上往往看到的是教区水平的足球。当他们拿得到球的时候，他们在后场拿球，然后大家都奇怪地看着那球，该怎么办呢，并没有清楚的想法。像省级电动台球似的球从中场回传，守门员直接把球踢出，边线球。就是这样的东西。"博罗队"（大概是米德尔斯伯勒队的别名）有两名巴西球员：埃梅尔森，踢中场，像状态不佳时的索萨；尤尼诺，在四分之三后场转悠，有上帝般的后跟传球，不过也只是抹点奶油，稍稍多点。前面有拉瓦奈利。球总是给他传到门旁边。他要等二十分钟才能有一次该有的传球；他冲过去，倒在那下面。舒展一下身体，就完事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花大钱买下了他，那就是当中场候补队员米克尔·贝克上场的时候。此人是这么一个人：在到区域限度时才开始停步，而当他停下来时，他已正好在半场。他非常注意不要弄乱头发，实际上他在整一场比赛中都越位。由于切尔西队是由古利特派上场的--佐拉在前场无精打采，维阿利坐板凳--会让你看到好玩的，你想想，这场比赛进球了。然而，这是英国杯赛，也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发生了。例如"巨人杀手"的故事。我来解释一下。要知道，这个杯赛是一件大事，有五百多个足球队参加的一场挑战。从第四级以上的队可以随意报名参加：大家都可以梦想。而比赛制度仍然是很原始的，因而也是很有魅力的：直接对抗赛，谁赢谁过，如果打平了，几天之后再赛一场。这种制度的无信义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巨人杀手"现象，这也就是英国人喜欢杯赛比冠军赛多一千倍的道理之一。"巨人杀手们"就是上场对抗强队并荒唐地取胜的那些冒出来的小队。例如，1933年，阿森纳队被沃尔索尔队以2∶0击败。英国广播公司BBC（权威的BBC）以为那是一个玩笑，因此没有发消息。凶狠的记者们算了两笔账，他们说明，买沃尔索尔队--整个队一块儿买--比为阿森纳队的人买鞋的钱花得还少。
如果还记得的话，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赛延续了多年。这是一种悲剧。正如曼城队教练马尔科姆·阿利森在被哈利法克斯镇队（第四级队）以漂亮的1∶0击败之后所作的很好的概括："丢掉这场比赛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肯定是非常相似的。"走完了布满地雷的道路，两个队到达了决赛的神话：只用一个词便可以概括：文布利。
文布利，对英国足球来说，就是六十年代意大利家庭的大厅，神秘的大厅。这种大厅全年都关着，沙发上用塑料布盖着，家具变陈：每年开三次，为了重要的活动。因而，这是一种神话。在文布利只有国家队的比赛（所有各场比赛都是）和英国杯决赛。是一个很丑的体育场，也不好看球，到那里还不方便。但它不是一个球队的体育场，而是整个国家的体育场。他们早就决定了那会是一个传奇。那个体育场于1923年落成，自然是为了英国杯决赛。当时来了二十万人，当国王准时地在开赛前一刻钟在那里出现的时候，连球场也看不见了：完全被人盖住了。骑警们来了，用了四十五分钟才把足球场清理出来。在那许多马之中有一匹是白马。那匹白马名叫比利，十三岁：由于它是白色的，他们就把它作为象征，因而它成了英雄。那场决赛当时就叫做"白马决赛"。你看文布利怎么样：连球都还没有踢一下，就已经产生传奇。博尔顿万德雷斯队2∶0取胜。一直到球场边上都是人，连踢个角球都要用胳膊肘挤出地来。在中间休息时，为了拿一瓶可口可乐，我也要用胳膊肘开路。蓝队或红队球迷，毫无问题地在一起痛饮啤酒，相互拍打着脊背。他们是一群奇怪的观众。他们不断地鼓掌，为最起码的事而鼓掌。有许多胸部停球：肯定博得鼓掌。切尔西队的中锋休斯专于一种完全特别的动作：在四分之三后场得球，回转带球至区域界限，然后很神气地停住，转过身来，把球向后回传三十米：下面是热烈鼓掌，可想而知。
下半场进行到一刻钟时，比赛乱了套，英国足球的美妙之处也出来了。大区域，从这边到那边，一阵又一阵纯粹的竞技，什么队形都见鬼去了。对像佐拉那样的一个人来说，那真是天堂。开始像病毒那样进入博罗队的防区。这里来一个两腿间的传球，那里来一个假动作，其他人就只能在他后面流汗了。当他看到那些人都筋疲力尽时，他来了一个大胆的动作：回转过了四个人，射门：正好守门员紧握拳头没让他得胜。无论如何，在第二个进球的行动中有他的小传，像打冰球的办法那样，他在离球门两步的边上干，牛顿把球装进空门。离结束还有八分钟。第八十八分钟正好是看见维阿利进场的时间：悲伤、孤独的结局。其余就是欢庆场面，穿着红色衣服的孩子们流下热泪，两眼通红，而穿着蓝色衣服的家长父亲唱着，把能唱的全都唱了，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古利特，穿着黑色套服，在球场中漫步。他很平静，似乎在想着，如果在那里种上玫瑰，或者但愿是一个漂亮的菜园子和一个喷泉，将来要看。他也可能是愉快的，不过他穿着闪亮的无跟皮鞋。这样，完全是另一回事①。
①1998年2月17日维阿利接替古利特的位置坐在切尔西队的板凳上。也许现在古利特也要踢一踢球--译注。
伟大的母亲波兰（一）
假如是一本书，那就已经有个书名了：漫长的告别。这很难说，如果有一个发生奇迹的世界，那就是这个：七十七岁的教皇，决定到其祖国作一次宗教旅行，他心里想的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人道的事情：告别自己的国土，再去看看她，带回最后的一些记忆。在布置豪华并有电视转播的许多正式仪式中间，谁知道在他的眼中和在他的心里有多少小仪式。这些小仪式是他周围的任何人都看不见的，而他则将在其记忆中看见多年。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克拉科夫。这并非偶然，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比任何其他城市都曾经更是他的城市。他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在这个地方成为牧师，后来成为主教。这是他的根。这是一座优雅而安静的城市，靠着大河维斯瓦河，仿佛是安静的灵魂跳出两道弯。这是皇城，圣人之城，大学之城，衰落了的大型钢铁企业之城。纳粹分子因为没有时间或不想摧毁它，因而放弃了它；俄国人进入该城时连开枪都不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留下伤疤的极少数城市之一。这是一个瑰宝。根据新闻报道，就是在这里，哥白尼，第一个提出世界如何转动的人，曾经学习过。根据新闻报道，就是在这里，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一片的大部分。根据新闻报道，就是在这里，卡罗尔·沃依蒂瓦十八岁时从省里的一个小地方来到这里：那时他到这里还是学生，四十年后他再去那里时，他是教皇。
你今天正在回到这里来，那你就明白你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他们期待着他，把城市布置成白色和黄色的旗帜，在白色和红色的波兰国旗旁边随风飘扬。歪歪斜斜的或宽大的轿车到处停靠着，信徒们从车上下来。在飞速跃向西方并整个儿歪歪斜斜地竭力爬上福利上坡路的这个世界的地面上，到处都张贴着他的面孔。在利瓦尔商店的橱窗和哈特比萨饼店都有他的照片。在卖水龙头和床单的小铺子里有他的照片，这些小铺子的橱窗好像是从来不再打开的抽屉。在现实社会主义式的住房的数以千计的窗户上有他的照片，这些房子的窗户没有百叶窗，有许多双层玻璃，门面是灰色的，所有窗户都一个样，大门是黑色的小门。人们用透明胶纸把他的照片贴在玻璃上，也有人再加上一些圣母像或者一块刺绣小垫布--谁知道为什么--以及圣波得广场的明信片。也许他根本就不从那里经过。但是，这没有关系，仿佛他们关心的是让人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他正在到这里来，他们知道这个事儿。用得最多的照片是身着白色衣服的沃依蒂瓦，一张微笑的坚强面孔，伸出一只手来招手致意，另一只手靠在像是一辆汽车的顶棚的东西上，一种喷了蓝色漆的东西。衣服袖子有点往上了，这样，在靠着蓝色钢板的那只手上露出一只手表，这手表一点也不豪华，而是一块真的手表，人们所有的那样的手表，工作的人戴的手表。那块手表，我还记得它。我记得开始看到戴着手表的一个教皇而产生的那种奇怪感觉。我想要说，并不是你期待一位关心几点钟的教皇，可能你想像他忙于永恒，而不是忙于时间。但是他有手表。然后，还有教皇滑雪，在游泳池、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那些照片。但是在开始时，正好是在开始时，你看到了那张戴手表的照片，事情就会是这样的。
我偶然地在一台开着的电视机前走过时突然看到的那个教皇，并不是同样的教皇。这是在这里周围山上那个寺庙做弥撒的实况转播。没有手表，没有微笑。是一位疲倦的教皇。总是在说他，到处都可以读到他。然而看见他，是不同的。修女们在唱歌，在云彩低飞的一天人们拥挤在那个教堂外面，各类高级教士在祭坛的周围，在中间就是他。总是有点驼着背，面孔发红。声音开始时有力，后来就滑进只有老人的声音才有的那种漂亮的脆弱。他的动作缓慢，让你着迷，你无法使之同他到处从各个窗户向你致意的那种自信的致意合拍。没有手表的动作。在做弥撒举扬圣体中，当他拿起圣餐面饼时，仿佛举起一块巨石。他把那面饼举得高高的，在头上，同时闭着眼睛，而且有更多的东西。他尽可能用全部力量抓紧那些东西，仿佛他想消失在那黑暗之中，或者仿佛那个动作让他付出巨大的辛劳。谁知道为什么，会让你想到，如果有做那个动作的一种正确方式，那就是那个方式。没有任何其他方式。
他年轻的时候有着好莱坞明星那样的一张脸、出色的演员天才（他们说）和办什么事都认真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1946年11月1日他被任命为牧师，两天后他举行了作为他的第一次弥撒的那个弥撒：他是在维斯瓦河畔他的那个区的教堂里举行的，那是一个鲍斯高慈幼会教堂。如果你要去找那个教堂，你不会找错的：球场，辅助圣母玛丽亚，令人目瞪口呆的建筑--那只能是那个教堂。里面挤满了人。离弥撒开始还有十分钟，我又看到了在意大利我看见消失的那种场面。大家都在那些忏悔室前面排队，十个人的长队，有小孩、老人、穿工作服的、带着儿子的爸爸，大家都在排队忏悔罪过。牧师有着漂亮的声音，他们几乎不断地唱着来自农民土地的曲调。以这种奇怪的语言读出来的上帝的话是可怕和甜蜜的混合物，你一点儿也听不懂，但是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也可以相信这样一个上帝。不那么使人相信的是：这样一个教堂能拥有那样的灯和那样轰动人的镶嵌，我连想都没想去弄明白它。
在周围，城市里熙熙攘攘，有越来越多的童子军或类似的东西，警察，栅栏，旗帜，兴高采烈的等待。在河边，成群的老年人回想着过去，在胶布棋盘上下着棋。他们几乎都头戴一顶草帽，就是农民戴的那种草帽，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戴着Lakers小帽：就是这样，各种世界消失，没有让人看见就从最没有意义的枪眼溜出去了。
我到大主教府去了，想看一看沃依蒂瓦度过其主教年代的那些房子，但是他们把那个地方弄成了一种博物馆，我就跑了。于是我乘坐一辆出租车，穿过城市去看一个坟墓。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漂亮的故事。我想要说，在诸如封圣、周年纪念、心脏外科医院落成等许多隆重活动中间，教皇还插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确是漫长告别的美好姿态：在某个时候他到城市公墓去向其双亲致意。在照片中，父亲身着制服，有着一副穿着制服的男人的脸孔。母亲有着本地女孩的那种眼睛，散落在让你感到沮丧的那种美丽的白净面孔上。他们的墓是灰色大理石的，光亮，摆着红玫瑰，数十支彩色小蜡烛。周围，他们正在那里搭些小台子，是为当局或者摄影师或谁知道为谁的。无论如何，有点悲伤。他们本来可以让他安静点，至少在那里，不是吗？在那边过去一点儿，如果你找对了，你可以找到塔德乌斯·坎特的墓。那里有一座坐在学校课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一个小孩的塑像。这正好是新闻报道的东西。
天空中，不时地有一架直升机在啪哒啪哒地转着它的桨板。这总是一种假警报，但是人们仍然抬起头仰望着，喃喃地说着：教皇。实际上，教皇于十九时准时到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飞机场降落，并开始进行令人难忘的一系列会见。这使人要问，如果不是一位疲倦的教皇，他会做些什么事呢？明天，一个大草坪等着他，那个大草坪离市中心不远。这是他召集的最后一次一百多万人的集会。这将是他同他的人民的最后一次大拥抱。如果你现在到那里去，你会碰到小孩们在玩小滑车，狗在跑，一家一家人在散步，修女们在抚摸土地，像一场足球赛之前的运动员们那样。在变成传奇地方的数小时之前，这些地方还能是平常的地方，这总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伟大的母亲波兰（二）
你看到这样一种东西和那可爱的老术语"大弥撒"（十一时的那个弥撒，有本堂神甫的那个弥撒），那就会让你永远成为粉末。祭坛上的教皇，数十名高级教士，特别是一百万人。这就是说，如果你早晨五时醒来，从窗户上看，你便看见人们行进中的队伍，而离弥撒开始还有五个半小时。这就是说，在你住的房子里，那天大家都出去了，真的是所有人都去，包括在第三层的正忙着那些偷来的汽车零件的那位，从来不出门的坐着轮椅的那位奶奶，在窗户上没有贴上教皇照片的那位会计，晚上晚回来、脚上圣特鲁佩兹式的大木筏子还弄出噪音来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一百万人，就是说所有人，看见他们在那里大草坪上，似乎是一头平静的巨兽。它会有力量连根拔起任何东西，而它在那里却是在参加某种和平的仪式。这是一场奇怪的戏。他们穿上了他们的制服，这是他们本地区的服装，或者是院士式的貂皮。他们挥舞旗帜和横幅，没有任何东西的人至少有一条白手帕在空中飘扬，或者是高举张开的一只手在致意。教皇非常熟悉他们，他让他们激动不已。他坐在他的教皇车上，穿行在正好是那巨兽的肚皮上，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仿佛是一场电击那样。从远处你看不见他，但是你看得见那升起的热情浪潮就像白色和黄色的人浪。舞台也是白色和黄色的，不漂亮但显得庄严，就在那上面做弥撒和为六百年前的波兰女王贝阿塔·埃得维戈封圣的仪式。在那上面，疲倦的教皇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弯着腰，要做加冕礼那样的极为繁琐的仪式，但是他能够发出有力的声音。在那种时刻并不害怕掌握着一百万人，要对他们说：祝你幸福，母亲波兰。他几乎被其宝座所吞食。在他周围，像展示在橱窗里的神职人员显示出一个胜利教会的图景，这并非总是容易消化的。你看那《福音书》，用大块黄金装帧，像偶像一样，以高举过头的手抬着，作为一面神圣的旗帜向人民展示。用不着是完全世俗者来感觉到一种害怕的余味，当最后他们把它放下并简单地就是宣读它的时候，才让人松了一口气。
不叫人害怕的是那平静的巨兽--一百万人。它使你感到吃惊，这是真的。这有点儿是一个谜。谁要是想那些人是老太太、怀旧者、牧师和修女，那他就没有明白：在那里有数十万年轻人，就是喜欢耐克、迈克尔·杰克逊、电子游戏机和口袋里装着避孕套的那些年轻人。而你在那里看到，在举扬圣体时，他们全都跪下，在疲倦的教皇面前低着头。教皇说了非常漂亮的事情（必须学会和保护自由的快乐），并要求似乎不尊重时间和对人的温柔的一种正教。他们拿着他们的白黄色小旗，怀着纯朴而简单的信仰，他们心里想着怎样的未来呢？天堂，他们怎样想像它呢？我看到了一百万人在歌唱，在祈祷，就像那咆哮的大海的回头浪。我看到了他们交换和平的标记，他们从数以百计分散在人群中带来圣体的牧师的手中拿圣餐。当圣餐面饼分完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那圣餐面饼掰成小块，最后就是小块和粉末，而人们找到一块草地跪着。但是，真正让你感到吃惊的是另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喧闹声。我想要说：一百万人安安静静。这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安静。这是与想像相反的一种情况。到某个时刻，圣餐仪式的程序正好就是那个：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做祷告。在那摇滚乐音乐会用的大音箱里，你听到教皇的疲劳气息。而整个周围鸦雀无声，他们一动也不动，没有一个小旗在挥舞，所有人都静静地停在那里。人，这是何种音乐。在最后的祝福仪式时，连摄像师们都划十字，这说明了一切。高级教士们开始同各类名人和政界人士一起退场。只有保安人员留在那里不动，他们戴着他们的墨镜，在某个地方别着手枪，他们永远要奔向发生故事的地方。
这样，在那上面几乎只剩下了教皇。那巨兽唱着一些宗教歌曲，模模糊糊地像西部电影，因而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他靠着祭坛，停在那里听着。也许他早就停止了激动的习惯。当然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正好是时候。接着他注视着那巨兽，并向大家致意。长时间地、慢慢地。他转过身，走了，迈着筋疲力尽的步子，就像爷爷从桌子走到电视机前面的沙发时走的那种步子。只是他以在那里的那种步子走遍世界。到了离他本来要消失在那里的后面的幕布几米远处，他停下来了。这可以打赌，在那个时刻，数以千计的人会想到，现在他转过身来，现在他再一次看着我们，他在头脑中永远带走那样一张照片。
那是害了我们的电影。在电影片中总是在那里发生那样的事情的。如果人们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在门前不先停下来，转过身，说点什么漂亮的东西，那就是胆小鬼。教皇不是一部电影。他没有转过身来就消失了。
悲伤的拳击手
你走错路往右去，就到了意大利弗留利大区波尔德诺内省的瓦让特镇，走错路往左去就到了弗留利大区乌迪内省的杰莫纳镇。这些地方并不是特别幸运的。这里的山岭离奇古怪，走势无定，使风景和生活都复杂化了，对厚脸皮的人来说则是一个磨练的场所。在波尔德诺内省的塞夸尔斯，种植着优质苹果，并使人们记起流行的马赛克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们。有两千居民，其中一千人是不时地回来的移民。他们把马赛克带到了世界的所有各个地方，但是苹果他们不带走。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点名望。其余的事情就与他们中的一个人有联系，此人在所有各种意义上都是最伟大的人。他身高二点零四米，状态好的时候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穿五十二号的鞋。他没有苹果或马赛克带给世界。他带着他的拳头（三十七厘米多）和他的悲伤的微笑。他叫普里莫·卡尔内拉，在这里出生，到处都生活过，三十年前也是在这里去世的。那是在地震改变了一切之前，但是在他变成现在在他的坟墓上普普通通地、非常简单地写着的那样之后：世界拳击冠军。
他的故事很奇怪。而真实情况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经纪人对所做过的事情开玩笑地说：卡尔内拉几乎一半的胜利都是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夸耀。卡尔内拉知道什么事情，这是神秘的。但是，大概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偶然地进入那个世界的，他来自马戏团，在那里他做巨人的角色，从他们把他安排在拳击台上的时候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着这样一个人的面孔：这个人没有彻底弄清楚，那些人在他周围是在开玩笑呢还是严肃认真的。那是因为墨索里尼把他作为制度的胜利象征出卖了，那是因为拳击史是由最强者即美国人创造的。但是，如果你不开上汽车，到塞夸尔斯这里来转一转，那么你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就会是像悲伤的滑稽角色、受屈辱的意大利人那样的东西。他们总是让你看那个下流的电影片，在那个电影片里，他同一只袋鼠优秀拳击手一起作表演。卡尔内拉还打着领带，尴尬地微笑着。袋鼠这个时候开始打，以自己的方式，不过有点打的意思。后来是在电影（折磨人的影片）中当演员的卡尔内拉，理发师用斧子给他刮胡子，还有那些可能同尽可能小的那些人一起拍的照片。怪人卡尔内拉，他们给他一点小钱，剩下的则富了他们自己。当你问卡尔内拉对洛杉矶有何想法时，他用在电影中学会的英语回答说：在第三个回合我就把它打倒。整个儿就是一系列这类悲伤的事情。然而，在塞夸尔斯，是不同的。在这里，人们相信。最后他们也说服了你，至少他们说服了你几个小时。
每年他们都举办以其名字命名的一次杯赛，业余的最重量级的比赛。正如人们所说，这是拳击运动的健康部分。今年是三十周年，因此更加隆重一些。晚上有音乐会，上午有弥撒，然后有一个展览。卡尔内拉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很激动并且也让人激动，恩佐·比阿吉讲述那个人是好人，首先是一个好人，而其余一切都是运气（他并没有完全说这些话，但意思就是那个）。如果你找遗物，那么你找到他的一双鞋--实际上相当令人吃惊--放在玻璃下面；他最后买的别墅，适度的豪华；还有许多照片。地震把老酒吧带走了，生前他总是到那里去，那个神秘的杯子也没有了，他一直是用那同一个杯子喝酒的。然而，那些记忆，是不可能被带走的。无论谁在那里停留，都留下一个记忆。这是那些成为名人的美好的东西：他们过的生活送给人们难忘的时刻。有时候在某个姿态的过程中是算不了什么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一生的马赛克中，就是燃起激情的东西，就是不可磨灭的美妙之物。那是一些小孩子，卡尔内拉用一只手把他们举起。或者他把上衣借给小孩一会儿，小孩穿在身上一直垂到地上。去对他说，他的对手们使人感到吃惊，在一个回合与另一个回合之间，在那个角落里，他们把吸满脏水的一块泡沫塑料给了他。这要倒霉了。最多使你觉得他不是很漂亮，在那张照片里。是的，他像好莱坞的一个明星，但是他们应当把照片修一修，他根本不漂亮。但是，他们说，他的眼睛善良而温柔。对一位职业拳击手来说，这是奇怪的命运：他的温柔得到了纪念。是的，他还发生过可怕的事故：在拳击台上打死一个人。此人叫厄尼·沙夫，别名"海虎"。他最后看见的东西是那有着温柔的双眼的巨人；他最后没有看见的东西是他永远告别的那致命的拳头。
这是塞夸尔斯的空气。但是在展览会上安装的监控器前面，你看见在放卡尔内拉在拳击台上的形象，你忘记那袋鼠和在那里的所有那类东西。他防守得不好，笨拙，但是他攻击得好，他很好地利用了他所具有的力量。他在跟前，就他那种体格在那里，真不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也可能是他们送给他胜利，但是可以想像的是，他们正是乐意这样做：倒在地上总是比冒那样一个人的认真的拳打危险要好。正好能躲避他的打击。那么，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一天变成了历史性的日子：1933年6月29日。夏基当时是世界冠军。他不是拳击运动的大人物，他有点疯狂，但他是一位真正的拳击手。他不是很想同卡尔内拉比赛，这有点是因为他并不觉得那是一件认真的事情，有点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件太认真的事情。在那一天，他曾经在"海虎"的那个角落里。他并没有忘记他在那里所看见的情况。他走上了拳击台，他应当清楚他完全是要输的。事实上他输了。比赛进行到第六个回合的第一百四十七秒钟时，卡尔内拉突然打出一记致命的上钩拳。人们随即喊出这是个丑闻，把那记拳称为魔鬼拳。夏基，当他醒过来记起家里的地址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从来没有挨过这么有力的一拳。"他的经纪人由此认为，在卡尔内拉的手套里放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而在这里，呼吸着塞夸尔斯的空气来写作，你想到的惟一东西就是：全都是谎言。
世界桂冠，卡尔内拉后来在同贝尔--一个会干的人，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女人--的一场比赛中失去了，那场比赛给他的形象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他当时勇敢，很用心。他十一次倒在地毯上，如果你看到那拍下的片子，你会站起来叫喊让他们停止。但是他仍然在那里，让人宰杀，在眼睛里没有温柔，只有非常的尊严。其余的年月就消耗在赚面包方面了，尽其所能。在西部电影中，或作滑稽表演。在全世界转，走到哪里算哪里。后来，为了死，他选择了这里，这个他的故乡。他是从这里出去的，又回到了这里。在某些人中有这样一种坚定志向：为生存而可以过任何一种生活。他应当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应当是有点这样。在他的墓碑上还有他的兄弟的名字。他叫什么呢？那要看看。这是没有大的幻想、但是有条理的人，从不动摇，而且有条不紊。例如，卡尔内拉在1967年去世，并不是随便的哪一天，而是6月29日。这是他成为世界冠军的同一个日子。该是生来就如此。这些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玛丽亚·卡拉斯，在逃的美丽
她有着一种嘲弄人的美丽。从一张照片到另外一张照片，出现又消失的那种美丽，使你好奇地要知道她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她曾有这样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标志了歌剧史上永远没有治愈的一个创伤。读一读关于她的那些书，你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特别命运的幸运使她没有普通幸福的快乐。她尽可能以最无声无息的方式去世，世界上所有各报吃惊地宣布，二十年前的9月16日，卡拉斯在巴黎的一所豪华住宅去世。现在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又适逢那个悲痛日子的二十周年隆重纪念，需要向人们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无法医治的思念和这种后爱的广泛表演。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必须让大家都安静几分钟，把她唱的《爱我吧，阿尔弗莱多》放到空气中，然后全部关掉并走人。但愿还在那里停留一会儿，而只让一句话掉落在那里，正好是作为一种征兆--她并没有漂亮的声音。就这样走了。
有一次，我把一个坏磁带放进录音机里，那里面有她和泰巴尔迪女士，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唱。"那么好吧，我将走得远远的"，卡塔拉尼所作歌剧《沃利》（Wally）选段。并不是为了疯子般地回到早先使歌剧的人民分裂的那种竞争上去，而是有助于弄明白。那么泰巴尔迪先唱。真妙，卡塔拉尼作的歌剧她唱得好，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一页她正好拿手，但是也必须善于这样唱。那声音进入空中，犹如一幅完美景色的轮廓，这个景色在亮光的照耀下。描绘这个景色是为了表明完美无缺是可能的，而且是温柔的。这是让人出神的一种东西。接着有一阵短暂的黑暗，后来就是卡拉斯。开头的那些音符向你扑面而来，你猛然感觉到的是，魅力突然中断了，那个风景好像暗下来了，那种完美无缺的想法破灭了。在那个声音里，有一个小灾难：你看到那种美--奥林匹克的、平衡的、有序的美--的某种概念崩溃了，在那废墟中你处在你不认识的某种东西面前。仿佛是受生命驱赶而在逃的一种美丽的某种东西。而眼前，你曾经看到的那种迷人的风景在那里已经不再有。因为它已经在你身上。
①盖尔尼卡，西班牙北部小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7年4月，同佛朗哥勾结在一起的德国飞机将这座小城炸毁。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他的一幅名画--译注。你是风景，她用那声音唱卡塔拉尼的好歌，这就是一切。前面没有任何东西，每件东西都在身上。为此，现在是很难忘记她的：她的声音曾经是声学的盖尔尼卡①：她撕破了某种东西，而又没有能使人忘记那美妙惊奇的缝合。她走上舞台，撕开那美丽的外壳，以便释放音乐的那种爆炸。是的，但是还在如此之前：生活逃出那种使人安心的优雅的禁锢，历史从遥远的地方跑到你身上来，仿佛多年来它就在找你。她从来就不是唱，而是讲。她有这种神秘的能力--把一个故事的噼啪响声聚集在每一个音符中。她能够把整个的命运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她的维奥莱塔·瓦莱里没有唱一个不是写着她的死的音符，而当她死的时候，又有在音符里到处逃出的生命。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当爆发出她的"我永远自由"的时候，能闻到临终的气味--在她死的那张床的周围香槟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但是我知道，如果那是一种技巧，谁也不能再做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她大概是歌剧表演实践从未达到的现代化顶点。这是一种超出习惯和传统的先驱者的旅行。它把所有人带到外面一个地方，在那里，歌剧唱法的有点庸俗的规矩被抛弃了，而有助于可以说是对故事的直接拿来。她用其特殊的声音质量不是为了组成一种秩序，而是为了主宰一种爆炸。她解放戏剧，并不把它局限在自己的能力或一种美的抽象概念之中。于是她摧毁了博物馆，歌剧变成了发射出去打伤人时的活的历史碎片。她唱，并不是后来的仪式，而是发生的现在。也许就是因此，我们无法忘记她--这是我们没有进行的革命。
废墟中的圣方济各
你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你所看不见的东西：不再有色彩。当你终于进入不能进去的那个大教堂的里面的时候，你到处碰到的灰色首先向你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①。悲惨的半明半暗，一切都熄灭了。在厚厚的白色灰尘下面，乔托②壁画的颜色--有时候是非洲地毯、加利福尼亚机织割绒地毯式的令人羞耻的颜色--在低声呼喊。在那高处的蓝色的签名还有点在闪亮：其余便是中断了的、不再做声的节日。
①1997年9月间，地震开始打击意大利中部一些地区，至今尚未停止。阿西西是受灾地区之一--译注。
②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译注。
③乔万尼·契马部埃（1240-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相传为乔托的老师，其作品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前奏意义--译注。灰色而没有色彩，是那个在大祭坛的位置上的瓦砾山。抬起眼睛，你看见拱顶上的一条裂缝，后面，房顶，安安静静地入睡了。在那座灰色的山里，有留下的契马部埃③后期作品之一。看上去这样，可能会是任何东西的废墟：邻居的车库，旧的明星电影院。现在他们在那里做了超市。任何东西。而恰恰相反。灰尘、瓦砾、石块、油灰、垃圾以及齐马布埃，这一切都被一个十米跳搅拌在一起，被震动的地球不合逻辑的愤怒变成了致命的武器，飞行中扔下的炸弹。如果你想一想，那是一种凶残的美。也许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座灰色的山我会原原原本本地拿来，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它。这是现代艺术。
另一个裂缝正好在正门的上面。跨进大门，你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砖头就在那上面悬着，毫无道理，那会是在开玩笑。地上，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他们把瓦砾去掉了，在那个地方已经铺上了床垫子，不过是那种破旧的床垫子，像兵营里用的那种，带白色和褐色条条，一个挨一个地放着。你觉得有一会儿思想糊涂了，因为在那里，你觉得是一个难民营。我知道那一类东西。忽然你又想像某些绝望的人的漂亮故事，那教堂给他们住下，也算有了个房子。在幻想中，两个灾难相互交织。总而言之，是一个奇怪的效应。相反，这只是意大利式的机灵，是工作中的一种聪明才智--如果从上面掉下点别的什么东西来，那就会掉到软的东西上。整个儿就是这么回事。
在一个角落--被遗忘的哨兵--里，还有一个牌子通告：肃静。说真的，在那里面有那样一种安静，似乎该在上面写上：劳驾，请谁说点什么。大概你只会害怕窗户呼呼作响和教堂的那一块嘎吱作响。一切都是那样的超现实，在床垫子上走着走着，我一直走到了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幸存东西：一个导游电话。我想要说，一个像电话那样的圆筒子东西，但是，如果你往上拉，就会有一个声音向你解说，把你的任何激情都一扫而光，把任何魅力都化为灰烬，使得对那个地方的哪怕是最小可能产生的热情也化为乌有。但是它解说。好吧，在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个导游电话，那上面全是白色的灰尘。而我想到，在那个吊着的、中断了的、没有人在的世界里听到了那个声音，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像是在掉到湖底的一辆汽车里的收音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会把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放进去，以便让它说话，那是值得的。什么呀，显而易见，那是关掉了的。整个周围就是黑暗、乔托和肃静。是一直在那里的、受伤了但是还活着的大教堂，给了你一种奇怪的感觉。而如果你想要描绘这种感觉，那么你只会想到：病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乱七八糟的头发，最白的手，他们的眼睛有点看着你，对你微笑着，但是从窗户进来的光使他们觉得不舒服，而那个收音机，劳驾，你把它放低点声音？就是这样一类东西。
最后，我又往后回来了，还是走在那些床垫子上，我一直走到我去那里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地方：我走到了一幅向鸟儿们布道的壁画下面。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消防警察客气地通知我，向我说明正是在那上面砖头就像花边一样。而我在那里正是为了这个。检查一下待在那里是不是好。那个壁画。因为那不是一幅壁画，而是一个象征。
我多年来不曾有过一点最小的怀疑：有一天圣方济各向鸟儿们布道，那些鸟儿在那里听他讲，只有当他结束了讲话并向鸟儿们祝福的时候，鸟儿们才飞走。我觉得对于能够写出《创造物的赞美歌》的一个人来说，这是绝对合理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基阿拉·弗鲁戈尼所著《一个人的生活：阿西西的方济各》），我发现大概事情并非确实如此。那本书说，在那个时候，严禁世俗人员布道。方济各那时是世俗人员，他遵守规则。他一直到罗马去找教皇，要求获得让他及其他修士们布道的特别许可。请注意，正是在那次旅行中发生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而如果读一读当时的新闻纪事，那么那些鸟儿都有确切的名字：鸽子、乌鸦、灰雀……而如果你研究一下中世纪的肖像学，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些鸟中的每一种在字面上都是某种社会形象的象征。于是，通情达理地想到的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是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具有破坏性而更少具有诗意的一种奇迹：一个人，不是一位牧师，在路上停下来，开始向穷人（鸽子、乌鸦、灰雀）布道。人们也停下来。到某个时候甚至开始来了一些先生（新闻纪事说，当时还有秃鹫和一些猛禽），大家都被那个人和他的话所打动。虽然这一切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发生了：他们要讲述这件事，为此他们要找到一种方式--使用属于他们的文明的暗语。
那么，有人要问：怎么回事，像我们的文明那样的一种受过启蒙而明智的文明，后面还带着像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那样的一种故事，而没有揭穿它，不记得需要讨论它呢？回答：乔托。那本书说，在方济各死后，曾流行着关于他的生活的数以百计的新闻纪事。由于这个神话在发展，异端的危险就在那个角落后面。于是方济各总会决定，最好还是把故事固定在一个正式的、权威的、勿庸争议的版本上。1266年决定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圣方济各的故事，就是由博纳文图拉在《最大的传奇》中所写的那个故事。其他所有故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不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发现，我们就会对其一无所知。现在，那个故事就是乔托在那个大教堂里讲述的故事。说穿了，那个大教堂是一个明智的中间选择，以大家都能读懂的一种语言和一本书不可能具有的戏剧性，加之以一个特殊的故事，并消灭所有其他故事。他们选得好，乔托似乎就是为了做那种事情的人。他使用天才的透视画法，突破了他的想像，给世界看到某些东西--在当时应当看来是潜在真理一类的勇敢行为。如果你产生一些怀疑，那么惊奇就会使你消除那些怀疑。
因此，那个大教堂，就是对一位世俗者来说，也是一种象征。而那幅带有方济各向那些无名的小鸟们弯腰的壁画，就是那种象征的概括。你看见一件东西，这件东西重复了数千次，给了所有叙事文学作家的职业一种意义：当他们有力量做这种职业的时候，那些故事传下去能够抓往事物真相的虚假东西。他从来没有做那事那没有关系，但是方济各是向鸟儿们布道的一个人。如果你注视那幅壁画，那么其异常的核心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了。而如果写叙事文学作品的人能够通过美丽和戏剧性来使你忘记通情达理的小心谨慎，那么你只能感谢他。他确确实实地尽了其职。
我正好就是这样到了那里去感谢的。也就是说，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一切都正常。那里在继续低声地讲述着那个故事。那里有地上铺的床垫、那种黑暗、埋掉一切的白色灰尘、头顶上使人害怕的那些裂缝、从来不停的地震，正是在那里面燃起失去生命的记忆。然而那个故事继续在讲述。声音软弱，但是你听得见那声音。
外面，大家都在护理这个大病号。数吨的吊车在空中旋转，普通的人们头戴安全帽，戴着太空焊工式的奇怪眼镜，做着相当奇迹般的事情。在修道院内，每一堵墙都有裂缝，损失的清单没有完。饭厅以其方式显得很热闹。一切都准备得很好，所有餐巾都叠成一个样，每三个位子就有一瓶矿泉水。在每个位置上杯子都翻过来扣在盘子上，一张很长的桌子，虽然贫穷但是完美，带有其正常年代所安排的那种协调。里面爆炸了，到处射出墙皮和灰沙。谁也没有再碰任何东西。就像一张唱片不转了那样。
外面，大教堂门前空地前面，有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在修建。他们是修复者。他们仔细翻查瓦砾，像淘金者那样，他们找到一些带颜色的小块，然后，慢慢地他们拼出了图案。许多塑料筐排在一起，像鱼市那样。只是在里面装的不是沙丁鱼和鱿鱼，而是由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块重新拼起来的圣鲁菲诺的面孔，或者是装在玻璃纸小袋中的圣安东尼奥的手。在一个筐子里还有圣方济各，他的面孔。还差一点，正好差一些碎块。其中差一块，大小如同一只眼睛，而且正好就是圣方济各的左眼。它在正面大门上面数米高处。数世纪以来它就一直在那上面。而现在，在那里注视着你。好像你没法待在那里，你转过身就走吗？
用吉他射击的人
如此开始。数十名流浪者，挤在一节火车厢里。这里充满臭气、酒精味，漂亮的故事，乱打乱闹。这是一节货车厢。闭上眼睛就可以闻出味儿来。火车开向芝加哥，要通过四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人，老年人，什么都有。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说话。即便是说他们，他们也说话。他们说：我们，从哪里来吗？在生活中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呢？然而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唱一首歌，歌词说：thistrainisboundforglory,这列火车走向光荣，thistrain,这列火车。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有这样一股热情。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人爬到外面，一半在外面，吊在车厢边上，两只脚吊着，离地面一点，真像叫人害怕的一面旗子。当火车减速慢行时，他往下跳，跑着，飞跑中接过旁边递给他的小梯子，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到了车厢顶上。风在吹，风景在走。那个人随身带着一把吉他。他弹拨了几个音符。在那上面，车厢顶上，有另外三个人。他们靠近他。他们看看天空，他们想：要下雨。这是新闻报道中所称的"明尼苏达天空"。云彩，然后是密布的云彩，然后是一阵大雨，洗刷了下面的一切。于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拿上他的毛衣，把它递给拿着吉他的那个人。他说：下雨会把它淋坏的。那个人把吉他套在那件毛衣里，仿佛是一个小孩子。于是，另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衬衣递给他。还有那第三个人也脱下他的衬衣，虽然他的衬衣脏了，那也没有关系。火车在倾盆大雨下奔驰，车顶上有那四位光着脊梁的人，还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厚厚的衣服焐热了的一把吉他。如此开始。
带吉他的那个人是伍迪·格思里。他的自传体小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如此开始。该小说多年前已在意大利由萨维利出版社出版了，现在"马科斯Y马科斯出版社"重新出版克里斯蒂娜·贝尔泰阿的译本，并有阿列桑德罗·波尔泰利作的有益的前言。这是一本奇怪的书，奇妙得不完美的书。这是属于这样一本书：出版者会用许多合乎道理而又是破坏性的手术把它弄成碎块。像一位醉汉骑车人那样到处摇摇晃晃，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刹车，同时又像一列没有站的火车的铿锵声使你进入催眠状态。最后你是在旅行，并不舒服，然而是在旅行。在那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种无法抗拒的真诚--使一切都变得可以饶恕。当你看完三百页之后碰到"他的嘴唇在我的脸上犹如蝴蝶翅膀一般"这样一类句子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好像那种句子多美，但是这类句子结束了使你厌烦的前两百页。
伍迪把他的故事放进了那本书，或者至少是他多么喜欢讲述他的故事。他来自一个叫做奥基马的城市，然后用了几十年才认出他那个流浪儿子的伟大，也就是他为了忘记他是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全部时间。他的家庭的兴衰似乎是由最优秀的斯坦贝克创造出来的，而那却是无情地准确讲述某种美国的一种典型而真实的雕刻文字。先是富裕人家，后来倒霉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从零开始重来，然后永远消失了。母亲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要死了，父亲逃难到了得克萨斯的一个角落里，要做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维持其简单的生活。这是野蛮自由主义的美国，没有网子，在那里，富裕和贫穷像沙尘暴那样毫无道理地迅速通过。命运在住房起火、城市产生与灭亡、战争爆发这些强烈震动中前行。这是这样一种准确而疯狂的机制：这种机制产生金钱并无情地排除人类的破烂，使他们变成寻找生存可能的流浪族。伍迪曾是那些破烂中的一个。他有一把吉他和创编歌谣式故事的惊人才能。他就这样讲述他自己的和那些人的流浪生活，他做的好像别的任何人、包括斯坦贝克都做不到。他用汽油桶那样的声音唱，总是在时间上搞点名堂，甚至仿佛那节奏对他来说似乎是开玩笑的东西。随着年代推移，他获得了声誉，这本来也会使他能够东山再起，坐在美国某个可以饱食的座椅里。但是他应该是在里面有某种并不那么有利的爱好，某种必不可少的不稳定。于是他从不停息，可以这样说：他整个一生都是光着脊梁在奔驰的火车顶上。
他在书中说，他的父亲曾教他不要被任何人吓倒，他的母亲则教他要以不久未来的观点来看现实。好好地想一想，这正好是这样的两头：他使其生活、其政治努力、其作为见证人和艺术家的活动，都在那两头之间来回折腾。造反与对弱点的维护。勇敢与同情。再更好地想一想，就会明白，《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的所有各页也正是坚持停留在那种过时的剪刀之中。应当是这个原因，使那本书尽管不是一部杰作，但最终还是使你同那里连在一起，去呼吸那种空气，在那种热情、天真、真诚的氧气中再待一会儿。这是你几乎不再记得的一种空气。造反与同情是废而不用的灵魂之两个边缘，对一击两球的愤怒撞击来说是好的，而在这些时间里，你不再看得到这样做了。不再有善于想像这种一击两球的游戏者了。在历史的绿色台布上，玩的是没有生气的、由所谓通情达理的来回球所主宰的小比赛，连球袋都如此厌烦以至失去了它们的色彩，要明白哪个是你的球袋。伍迪知道哪个是他的球袋。在吉他上他写下了：这个机器杀死法西斯分子。然后射出歌曲，而不是子弹，而同时给敌人一种明确且有名字的权利，让他一直带到崩溃，从不动摇。这样也是作为看到反面事物的享受--不仅是义务。不是赞赏赢得胜利的无可非议的逻辑，而是他本能地在眼睛里看到会有人失败这种事实的绝对不合乎逻辑性。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不是一位哲学家。有一次在一场音乐会上用很平常的语言说到他："伍迪进到你的里面，把你想谁与你接近的那个部分拉出外面来了。"这像教区新闻的公报里的玩意儿，因为那种玩世不恭的机灵已经荡然无存，那种大选前的并不是透彻的分析或论战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含含糊糊的拙劣的天真之中。我们已经醒悟，像愤怒或同情这样的东西是已经过时的货色。然而，应当相信，在某些地方，有人还是如此天真，以至停下来再看看那些残骸，并且给它回来意味某种东西的时间。《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是三百五十页的时间。如果有耐心消费它，一行又一行地，然后一个人抬起头来，慢条斯理地说着诸如"愤怒"，或者"造反"，甚至"同情"这类词语，而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就像是最后一次在加油站停下来时忘记了什么东西的那种印象。他能够往后走，进入那家酒吧，说道：对不起，我该是在这里忘记了东西，只是愤怒和同情，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纪念，我珍惜它。你可以相信，他们没有把那东西拿走。那并不是抢手货。他能够在那里找到那东西，就放在厕所的洗手池上。他把那东西装进口袋里，又重新上路了。可能走的还是同一条路。然而这将完全是另外一次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