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在于罗马的贵族与平民的特殊关系上。
第十一节 罗马的贵族
罗马的贵族（Patriot）不像希腊的贵族那样，很快地被新兴阶层所吞没，成为时代的遗物。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维持着自己的势力。如果罗马的贵族也像希腊贵族那样只依靠土地的占有而生存的话，恐怕其下场与希腊贵族不会有两样。但是，罗马的贵族除了拥有土地之外，还有别的势力，那就是前面讲过的被保护自由平民或叫做克利恩（client）。
这个克利恩与贵族的关系据说在罗马建城之初便已经存在了。当时罗莫路做了罗马的第一个王后设置了元老院，任命了一百人为元老院议员。这一百人便是罗马贵族的开始。
这一百人并非因为与罗莫路沾亲带故或是长的青面獠牙才做了元老院议员的，他们都是一些统领许多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旺族大户的家长。也就是说罗莫路招集了一百个有权势的人做了元老院议员。
共和制初期，克劳迪斯（Claudius）家族的一家之主移居到罗马时，竟然有五千人的克利恩跟随他搬到罗马来。前面讲到的对平民强硬派的阿匹乌斯（Appius Claudius）便是克劳迪斯家族的后代，他之所以能一直采用对平民的强硬路线，正是因为他拥有全罗马最大的克利恩集团。另外前面讲的发彪斯一族在战争中全族共有四千几百口人战死沙场的事，其中与发彪斯家有血缘关系的306人，此外有四千人是发彪斯家的被保护自由平民。
罗马的税制与兵役制相关，一般以不动产的多少来决定出多少兵。对于有大片庄园的贵族来讲要负担相当数量的兵源，如果没有克利恩的存在，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罗马没有出钱雇人做佣兵的习惯。
不过，贵族与他们的克利恩的关系并不能简单明了地一句话讲明白，因为这不像“被保护自由平民”的字义所显示的贵族是保护人克利恩是被保护人那样简单。
当贵族发生财政恶化时，克利恩们会共同帮助贵族渡过难关；反之，如果自己的克利恩有困难，贵族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如果哪个克利恩想做个买卖什么的，贵族会鼎力相助，甚至会去求别的贵族帮忙；要是贵族被海盗绑了票，克利恩们便会四下奔走筹集资金将贵族赎回；对克利恩的子弟的婚姻、教育、就职甚至打官司的问题贵族都有责任和义务出谋划策、出钱、出力。
假如贵族要参加公职的竞选，手下的克利恩们便会全体出动，到罗马选举会场的玛尔斯广场去帮贵族拉票投票。克利恩如果是罗马的市民的话，也有投票权。
实际上，克利恩对贵族的义务责任是写在了＜十二铜表法＞里的。
作为罗马的惯例，贵族每天早上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立刻就要与等候着的克利恩们会谈以了解他们的需要。处理完克利恩的问题后，才去和其他贵族见见面，或是到元老院等机构处理公事。
罗马的贵族与他们的克利恩的关系显然比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更加紧密，双方在来往中最注重的则是信义，因此背信弃义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行为。所以当这两方有一方被控告而上了法庭时，绝不会传另一方上庭作证。在罗马作伪证是有罪的，因此罗马人明智地回避了因关系亲密而不得不作伪证的尴尬。
最后，贵族与他们的克利恩关系是世袭的。
说个几百年以后的故事。公元前48年，当凯萨与庞培为争夺罗马的控制权而各自调动大军准备决战时，跟随凯萨南征北战深受凯萨信赖的副官拉比安投奔了庞培的阵营。庞培阵营为此狂喜不已。但是拉比安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投奔庞培的，而是因为拉比安一家几代人都是庞培家的克利恩。
作为凯萨的左膀右臂的拉比安跟随凯萨八年之久，远征高卢（现在法国一带），亲眼目睹凯萨的政治军事才华，对于将要暴发的两雄之争，拉比安无疑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战争的结果。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遵守了克利恩应当有的信义。而凯萨对他的离去也没有任何怨言，并将拉比安的行李派人送了过去。拉比安依罗马人的准则而行动，凯萨也以罗马人的气量报答他的副官的“叛逃”。
这种气量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春秋战国乃至三国好象都有类似的故事。但现在难得一见了。就连出国的留学生也要交押金了，或是扣住他们的配偶不让出国探亲了什么的，生怕你“叛逃”了似的，令人感叹今时不古。
言归正传，这罗马贵族的势力基础显然不像希腊贵族那样只是建立在土地所有之上，而是建立在人力上，所谓人是决定性因素嘛。正因为有了人，数量占少数的贵族便敢于向平民正面挑战。那阿匹乌斯甚至敢招集手下试图以武力镇压平民的原因也在这里。贵族的力量有时甚至大到可以对外作战。前面讲的发彪斯家族便是以一家之力与强敌魏国（Veii）较劲，结果全家阵亡的。
这样的复杂关系是无法用马列主义的压迫被压迫阶级来分类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也绝不是什么新兴阶级对腐朽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贵族与一部分平民的联合势力与另一部分平民之间的抗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抗争不能很快得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这种贵族－克利恩间的特殊关系一般只有在封闭的社会中才比较常见，也比较能够发挥其效力。但罗马的这种关系却完全不是封闭式的。罗马的贵族非常热心地发展自己的克利恩人数。
比如说奴隶，当他们获得人身自由时便成为解放奴隶，理所当然地立刻就成为旧主人的克利恩。到了解放奴隶儿子一代便可获得罗马市民权，于是贵族便又多一个有参政权的克利恩。
要是只是这样话，好像是有参政野心的贵族为增加自己的票数才发展克利恩的。但罗马的贵族对完全没有投票权的人也一样热心地拉入自己的克利恩网中来，用增加票数来解释的话，不完全正确。到了罗马的海外扩张时代，贵族们甚至积极地吸收既非罗马市民也不是意大利人－既没有市民权－的人加进自己的克利恩行列。
有趣的是构成罗马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开放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竟是貌似封闭的克利恩制度。或许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归属意识，作为国家方能够全面地开放吧。
贵族与平民抗争的持久化的另一个原因恐怕要归结到罗马是一个陆地领土型的国家了。
与海洋国雅典不同，罗马是一个陆地国家，因此不可避免的与邻国经常发生冲突。对罗马人来讲，战争是家常便饭，而罗马市民更是全民皆兵。
没有比士兵对指挥官的能力更加敏感的人了。在无能者手下作战则是意味着无谓的死亡。而没有指挥官的军队更是不勘一击，这些都是罗马市民在从成年起到60 岁的漫长的战争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一个有能力的指导者对于罗马的重要性，对此罗马人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深刻的理解。
有一段时期，平民们要求在两人的执政官中要给平民一个名额。贵族对此颇为恐慌，因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官席位如果分给平民一个名额的话，贵族与平民就得平起平座了，于是贵族提出以后选三个执政官，平民占一个席位，贵族占两个，这样可保证自己的优势。但贵族过虑了。投票结果竟然三人都是贵族。平民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阶层的人材之不足。
不过平民阶层的人材不足的倾向也在慢慢改变。＜十二铜表法＞公布后不过四年就通过了贵族与平民通婚许可法。这个法律对平民阶层的人材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这样，罗马在公元前449年到公元前367年的八十多年里都是在摸着石头探路的。他们曾经废止过执政官制，摹仿雅典的“十人内阁”制改用六人将军集体执政。不过结果不佳，每到需要统一指挥时便要任命独裁官，弄得像卡米勒斯（Camillus）那样连续当了五次独裁官的现象都出现了。
可是不久罗马便不能这样悠闲地摸着石头慢慢试验了。
在希腊，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长年的混战，雅典败给了斯巴达。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进国的罗马是在慢慢探索，但先进国的雅典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已经迷失了方向。
第十二节 高卢的入侵
当南欧的平原上一派农耕放牧的田原风光，地中海上商船来往穿梭的时侯，北欧的大片地方仍然覆盖在黑色的森林之下。那密林里住的是高卢人。现在只有爱尔兰还有少量的高卢人，但当时高卢人却生活在欧洲最广大的地域上。
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前，高卢人开始了他们的移动。不过他们不是一起齐大迁移，而是从最北的部落开始向南、东、西，一个赶走另一个地慢慢移动，最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了现在的米兰和波河之间。
这些高卢人最初并没有给罗马造成任何威胁，因为在罗马与高卢人之间不但有亚平宁山脉（appenino）相隔，更有伊托鲁里亚人的势力圈。当时的伊托鲁里亚人不但有经济技术的实力也有军事的实力。
罗马在废除了伊托鲁里亚人的王制进入共和制后，便与伊托鲁里亚成了仇敌，共和制最初的几乎一个世纪一直与伊托鲁里亚发生着断断续续的战争。罗马的势力一天天上升，伊托鲁里亚的势力一天天衰落。同时，立足在意大利南方的希腊植民市也失去了进取的势头，处于守势。
罗马人以其特有的坚韧性格与伊托鲁里亚的势力一点点地争夺。建在山顶易守难攻的伊托鲁里亚的城市之间几乎毫无协作精神，他们被罗马以各个击破的形式蚕食。伊托鲁里亚的城市之间的同盟关系几乎是没有什么军事来往的，军队不是没有，只是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而罗马人却深知指挥系统的重要性，什么都可以牺牲，但统一的指挥系统是最为致关重要的。
罗马的拉丁同盟在作战时，每个同盟国都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协同参战。罗马从来都是以罗马军为中军主力，同盟军则分守左右两翼，战利品则与同盟国平分。但是最高指挥官绝对是出自罗马。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比罗马优秀的伊托鲁里亚，不如罗马的正是同盟国间的不协调，指挥系统的不统一。而伊托鲁里亚至死都没明白这一致命伤。
罗马的平民在两次上圣山之后，获得了一定的权力，这使罗马又可以专心对外了。这时的罗马主要是对居住在亚平宁山脉罗马东部的沃斯基（volsci）人和亚平宁山脉罗马南部的埃奎（aequi）人进行长达六十年的作战。这些蛮族不时从重山峻岭之中哇呀呀地冲出来，跟罗马作对。战事打打停停，一进一退。中间甚至有过保守派贵族武将柯理奥因不满罗马的对平民救济政策，愤然投敌，带着蛮族攻到罗马城下的事。不过面对城上妻子和年迈老母的哭求，柯理奥不忍攻城，反被蛮族砍了头。罗马也因敌人没了大将而躲过一难；也有在公元前 396年，埃奎人兵迫罗马，情况紧急时，罗马任命奎茵提斯（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注1）为独裁官，仅用15天便大破敌军的快举。
在罗马与外族作战时，位于罗马市北二十公里左右的魏（Veii）总是乘人之危，与罗马为敌，罗马则咬住牙关忍辱负重，专心对付沃斯基人和埃奎人。在对沃斯基人和埃奎人的战争平静后，罗马开始准备对这个伊托鲁里亚最强的都市的战争，要一举摧毁这个眼前的对头。
但对魏的战斗十分艰难，罗马不得不几次任命独裁官来摆脱困境。公元前396年，经过十年的苦战，在独裁官卡米勒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的指挥下，罗马终于攻克了魏城。独裁官卡米勒斯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名将，他看着手下的因长年作战而不断贫困下去的平民士兵，终于作出了一项重大变革，他决定发给士兵军饷。在罗马，服役是税制，所以士兵们是无尝的。但连年的战争使平民难以负担，士气也年年低下。这独裁官卡米勒斯的军饷制使罗马军士气大盛，终于取得了克魏大捷。魏的全市住民沦为罗马的奴隶。
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利。罗马的势力范围因此陡然增加两千平方公里，比以前扩大了四倍。卡米勒斯乘胜挥军深入伊托鲁里亚，各城听到大国魏的失陷早已破胆，罗马军势如破竹。
这时罗马人开始轻飘飘了，嫉妒的流言也出笼了，有人说好象大概卡米勒斯可能是个野心家，或许似乎卡米勒斯可能私吞了一些战利品。
卡米勒斯听到这流言，懒得为自己辩护，悄然离去，到外国流亡去了。本来在罗马对自动流放国外的人是不再追究罪行的，但这时的罗马却以缺席裁判的方式，判了卡米勒斯一万五千阿司的罚款。要不是那密林里的高卢人突然来犯，卡米勒斯也许会带着一颗被罗马人伤害的心，孤独地诅咒着罗马的忘恩负义而客死异地它乡。
不过，打破了伊托鲁里亚势力圈的罗马人，却正是用自己的手将那阻止高卢人南下的堤防破坏了。而平民们也不顾贵族的反对，开始大批移居魏市，大有建立第二首都的势头。罗马为之空巷，卡米勒斯的出走又使罗马军群龙无首，半数左右的士兵觉得无聊而纷纷散去。罗马的悲剧便在这混乱中上演了。
公元前390年，高卢人从现在法国一带出发，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沿途各伊托鲁里亚都市尽数落入高卢人的手中，转眼间他们就占据了波河平原的大片沃土。
高卢战士的勇猛善战也传到了罗马人的耳中。高卢人的武器主要是长枪和剑，木制的盾牌上包着铜皮。军队分战车兵骑兵和步兵。作战时先以战车冲乱对方战阵，然后骑兵和步兵一拥而上。高卢人极为好斗，每当开战，总有那杀的兴起的，像三国里的许褚那样甩去衣服，赤膊上前撕杀。
另外高卢人还有一令人恐惧的习俗，他们杀敌之后总要斩取敌人的头颅，串挂在马头之下。战后回去，将头颅用油浸泡，当有贵客来访时便拿出来给人看。
当这个骁勇的民族攻克了罗马北一百二十公里处的城市后，已经没有能够阻挡他们进攻的障碍了，原来是罗马屏障的魏已经被罗马人自己所破坏。于是罗马陷入了恐慌之中，慌乱间紧急招来的军队因平民的大量移居魏市而显得严重数量不足。
这支队伍匆匆向北迎敌，但还没到预定战场便与蜂拥南下的高卢人在台伯河上游突然遭遇。罗马军毫无准备溃不成军，转眼间便四散逃命去了。
高卢人大概知道兵贵神速，乘胜奔袭罗马。罗马市简直就像空城，甚至连城门都没来的及关闭便落到了高卢人手中，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被占领的日子。
罗马人有些丧胆地认识到举国一致的抵抗是不可能了，于是决定将青壮年男子都撤退到易守难攻的卡匹托尔山上死守。卡匹托尔山上建有朱比特神殿等几个罗马的主要神殿，山顶面积较小，但一面邻水三面为峭壁，极适于防守。同时这里也是罗马人的圣地，若是这里也丢失的话，罗马人便会从精神上失去依靠。
能够守山的人数受山上面积所限不能太多，所以非精干强壮者便不得上山，另外守山者的妻子和儿子也被允许上山。而其他老弱病残，既便是元老院议员也不得上山，只有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高卢人在毫无抵抗的罗马市区肆意横行，烧杀抢掠。罗马元老院、市场、房屋都被破坏焚烧。而在卡匹托尔山上的壮汉们只有咬牙忍辱观看的份。
耻辱！奇耻大辱！罗马建国以来第一次受到异族的蹂躏。而下一次的异族入城要等到八百年后的公元410年了。
高卢人却是不会去理会罗马人的痛苦的，他们团团围住卡匹托尔山，反复试图占领这最后的孤岛。罗马人拚死抵抗，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的进攻击退。但这也没能使罗马人的耻辱感稍有和缓，后来的罗马史学家又不得不写出许多传说来冲淡耻辱的感觉。其中之一是说有一次，高卢人乘月黑风高夜想悄悄偷袭卡匹托尔山，而山顶神殿里的鹅却深更半夜地一起乱叫起来，被吵醒的罗马人这才发现了偷袭的高卢人，当然高卢人的计谋未能得逞，而罗马人则认识定是鹅挽救了罗马。不过，真实的史实好像不是这样有诗意，那些鹅叫不叫，都没能阻止高卢人进入罗马的每个角落。
尽管传说中罗马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高卢人保住了卡匹托尔山，但对以名誉为最高美德的罗马人来说，这点安慰性质的东西是无法抚平心里的创伤的。而有能力重组军队的只有流亡在外的卡米勒斯。就这样，七个月过去了。死守卡匹托尔山的罗马人开始缺粮。
幸运的是，高卢人虽然都是优势的战士，却不是都市人。他们占领了罗马，却不知如何使用罗马市。
他们将屠杀的尸体投入上水道，使得他们要另寻水源；过度热衷于焚烧仓库，使得食粮很快就消耗殆尽；不理会满街的死尸，使得瘟疫流行，每天都有高卢人丧命。最重要的是在原野上驰骋惯了的高卢人渐渐厌倦了都市的生活。
高卢人于是向罗马人要求撤退费黄金三百公斤作为退出罗马的条件。罗马人并无选择的余地，不过对黄金称量时高卢人的不公表示了抗议。高卢将军大怒，踢掉称砣，一脚跺到天平上怒吼：无名败将，给我住口！
得到了黄金的高卢人终于呼啸着离开了占领了七个月的罗马。
高卢人一走，罗马人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招回了流亡在外的卡米勒斯。被判定有罪的卡米勒斯在外面也知道罗马的苦难，但他是个没有罗马的正式公文不得归国的罪人。他接到可以回罗马的通知的同时也接到了任命他为独裁官的任命书。于是卡米勒斯第二次担任了独裁官。
抛弃旧怨重归罗马的卡米勒斯火速招集移居到魏市的平民组成了军团，沿高卢人的退路追袭。大概只是收拾了个别高卢人后队的散兵游勇，算是出了口恶气，这点小胜还是远不够报仇雪恨挽回面子的。
重建罗马的工作立刻就着手进行了。平民们也不再坚持移居魏市去建立什么第二首都了。他们都深信罗马所遭受的这次劫难是因为罗马的守护神对罗马人试图抛弃罗马而发怒，故意遣高卢人来惩罚罗马人的。谁抛弃罗马谁就不是罗马人！卡米勒斯的话深深地刻入了每个人的心。以前曾中伤过卡米勒斯的人，现在也称他是“罗马的第二创建者”。
难题如果只是罗马市的重建和罗马人的团结的话，医治高卢人所带来的创伤并不困难。但是罗马竟然用了四十年才从这次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看到罗马在外敌面前屈服，邻近各族也纷纷离心，拉丁同盟竟然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昨日的盟国一变成为想乘机吃掉罗马的敌人。这真是‘辛辛苦苦数百年，一下回到建国前’了。罗马建城三百六十年，进入共和制一百多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但是，公元前390年的罗马城失陷却是使罗马开始强大－比雅典、斯巴达、伽太基更强大－的第一步。虽然掉入深渊的更想爬上来，但再也没能爬出来的民族国家却占绝大多数。而落入灾难深渊的罗马，以罗马人特有的缓慢但坚实的脚步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第十三节 希腊的衰退
在罗马人忙于平定中部意大利的这近百年间，希腊世界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三十年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暴发了将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是以一个城邦的内乱引起的。内乱的一方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的哥林多求援，而另一方则投靠了雅典。于是雅典攻占了位于爱琴海北岸的哥林多的领地，并对支持哥林多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实行经济封锁－禁止他们的商人在提洛同盟成员国进行经济活动和利用提洛同盟成员国的港口、市场。经济封锁总是给人以一种和平的印象，但实际上总是伴随着战争和流血。雅典这次又做的过火了。对于经商国家来讲，经济封锁意味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哥林多的使节团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强烈抗议雅典的霸权主义行为，极力主张伯罗奔尼撒同盟立即对雅典发动报复性战争。于是一个城邦的内乱终于演变为两大同盟间的全面战争，不仅如此，这也是民主体制的海军国家对独裁体制的陆军国家的激烈冲突。
伯里克利知道斯巴达陆军的厉害，因此避免与斯巴达在陆地上正面冲突，而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同时以自己优势的海军力量对斯巴达沿岸实行攻击和封锁，希望以持久战的方式拖垮国库储备远不及雅典的斯巴达。就这样战争的第一年雅典占了上风。
但第二年夏雅典流行瘟疫，伯里克利也死与此疫。这场瘟疫使雅典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却完全没有影响到斯巴达。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民主派和独裁派展开了炽热的权力斗争，后人称这段历史为群愚政治时代。
虽然是群愚政治时代，但并不是说雅典没有人材。当时的雅典可以说是人材济济。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伯里克利那样可以长期在雅典推行自己的方针，同时不会被政敌用陶片放逐法驱逐，而且还使雅典的民众都相信是民众自己在执掌国政当家作主。或许雅典的群愚政治的原因根本就不在于人材多少，而在于雅典的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
公元前430年，雅典对爱琴海北部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为此消耗了大量的军费而陷入财政危机。同时斯巴达对雅典盟国的围城战历时两年不能得手，双方陷入了相持状态。
雅典的政治斗争间接地影响到了盟国的情绪，有些发生内乱（民主派和独裁派内讧）有的甚至公然背叛了雅典，雅典不得不四下安抚讨伐。不出三年，财政枯竭，不得不加重税收。而雅典的市民依旧上下一片主战之声，极像如今大陆人要求攻打台湾的劲头那样，雅典的市民根本就没有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斯巴达放在眼里，而且还有捍卫民主制度的大义名分。
公元前424、422年，雅典与斯巴达连续进行了两场激战，雅典皆因其内部的不协调而败北，斯巴达也损失惨重。双方无力再战，于次年签订和约，交换俘虏退出所占土地，相约50年和平不变。
但这50年不变的誓言转眼就被雅典主战派阿西比德所推翻。公元前415年，在阿西比德的鼓动下，雅典罄国库之所有组成大舰队远征西西里岛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国。阿西比德前脚离开雅典，他的政敌们立刻告发他亵渎神灵，要招他回雅典接受审判。
阿西比德趁压解他回国的差人不注意时逃脱，投奔了斯巴达。雅典民会立刻宣布判处卖国贼阿西比德死刑并没收其财产。而阿西比德一怒之下将雅典的情况尽数透露给了斯巴达。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听从阿西比德的计策，在西西里岛大破雅典军，雅典军7000以上阵亡。
阿西比德此後一边游说提洛同盟背叛雅典，一边暗中策划雅典的独裁派掌握国政。当独裁派掌握了雅典后，阿西比德又以民主派的面目支持市民反抗独裁派。公元前407年，阿西比德与民主派执政的提洛同盟盟国在黑海大破斯巴达海军，铺平了重回雅典的道路。雅典市民疯狂地欢迎这位民主派代表、抗击斯巴达海军的英雄重回雅典，并将雅典的最高指挥权交给阿西比德。
斯巴达知道雅典海军之强，于是“挟洋自重”，向希腊的宿敌波斯求援。在波斯的支援下斯巴达重建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向雅典发动挑衅性攻击。阿西比德所率的雅典海军首战失利。雅典市民“咯噔”一下就翻脸，群情激奋地要追求阿西比德的责任。阿西比德恐于被处死刑，又一次逃亡。后来阿西比德在小亚细亚的隐居地被刺杀，杀手不明，不知是来自雅典还是斯巴达或是波斯。
雅典为打开局面，号召市民捐献，用所得资金建造了150艘三层战船。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不过雅典因遇暴风雨也损失了25艘战船。柯农的政敌以在暴风雨中未能挽救士兵生命为由，将六名海军将军处死。在雅典全城市民的一片喊杀声中，对这种不当的判决表示反对意见的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当民意处于兴奋时是这样地无情和短视，于是雅典海军又蒙受了不可弥补的一次打击。
公元前405年夏，斯巴达海军得到雅典海军停泊地点的情报，出动战船200艘突然袭击纪律松弛的雅典舰队。180艘雅典战船与斯巴达海军发生激战，其中120艘被斯巴达海军虏获，四千雅典士兵被俘。雅典因此失去了海军。
斯巴达以陆军围城，海军封锁港口。而雅典在既无战舰又无士兵，加上同盟国纷纷投降的状态下宣布无条件投降。
公元前404年，由雅典引发的、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令雅典人羞辱不堪的是，经过长年的内讧，以海军著称的雅典不但在陆地上而且在海上也输给了斯巴达。雅典与斯巴达订了城下之盟：拆除一切防御工事；解散提洛同盟；交出舰队；放弃民主政，服从斯巴达的统治。
雅典市民竟然奏着音乐、欢天喜地地、载歌载舞地去拆除城墙，好象从此获得了自由一样。但那实际上那只是他们失去自由的开始，而且这也是全希腊的城邦失去自由的开始。
但是，除了武力一无所有的斯巴达与所有只靠武力征服他人的国家一样，虽可以在短期内打下一片江山，却无法长久统治下去。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式的暴政无法被希腊人所接受，各城邦间争斗不断，最后希腊的底比斯国击败斯巴达而成为希腊霸主，其统治也只有十几年，便被雅典和斯巴达连手击败。
长年的混战严重的削弱的希腊实力，最后希腊被新兴的北方王国马其顿所征服，希腊的城邦世界便从此日薄西山了。
罗马通过商旅人的情报交流无疑是会知道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的，雅典也好斯巴达也好，他们的兴衰告诉罗马人城邦制度的短命，使罗马终没有走上城邦制的道路，而是开始着手创立一代大帝国。
第二章完
第三章 征服意大利
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可能单纯依靠其武力，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合适国情和现状的制度，有一个能使他人赞同的理念，好象当今的民主理念那样。
第一节 罗马的复兴
经历了高卢人七个月的占领和破坏，支付了大笔黄金后，罗马又回到了罗马人的手中。面对几乎成为废墟的罗马城，罗马人没有丧失作为一个罗马人的骨气和意志。他们没有遗弃断壁残恒的罗马城，而去条件更好的魏城另立新都。他们放弃了早已有的另立新都的想法，回到废墟的罗马城，立即就开始了重建罗马城的事业。
罗马能够一统地中海世界，称雄千年，绝非偶然，这民族意志早在这时就已经体现无遗了。
包含七个山丘的罗马城墙全部翻修重建，往日旧墙的影子几乎毫无存留。全长八公里的城墙，用从魏的采石场运来的边长一米左右的巨石筑成，城墙四周遍设了望塔，塔上常住士兵警戒。蛮族的高卢人出没无常，行踪不定，常时的警戒对防备不知何时会突然出现的敌人是非常有效的。
重建城墙的同时，市内的下水道的整备和新建工程也在全面展开。下水道上用长条石板加盖，自然形成了铺装道路。当然神殿的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一种向心力，就像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那样。
不过，罗马将国家的财力全部投入了公共设施的重建，对于私用设施的重建便只好依靠市民个人的能力和意欲了。不过，市民们重建罗马的意欲之高，超过了最初的想象，结果在短期内，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修建了大量的街区，公共设施区域和住宅区完全混在一起，使得罗马市街显得杂乱无章。这时罗马市的重建只是一种安居式的。要到公元前四世纪后半，罗马市才开始进行了不仅从行政角度，而且从战略角度出发的各种建设。
现在，罗马市完成了坚固的城墙，不过，罗马人深知最好的防御是进攻。罗马人又在这个恰当的时候合适的地点采用了最适当的人－卡米勒斯。
卡米勒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在公元前396年攻打魏城时立下了显赫的战功。面对高卢人占领破坏后的困难局面，这个卡米勒斯承担了罗马的防卫重任。
罗马史至此还没有像卡米勒斯这样长期担任军队首脑、而且还立下无数辉煌战功的人。他先后五次被指名出任独裁官、四次凯旋式、被罗马人称为继罗马城创始人罗莫路之后的第二建国者。但他却从未担任过执政官。
这个事实反映了罗马当时的情况。与罗马元老院一直处于争执状态的罗马平民，这期间反对每年选两个执政官的制度，而支持每年选六人将军集体执政。六人将军也好执政官也好，他们的职责都是一样的，只是人数增多了会给人以更加民主的印像。
结果，卡米勒斯一次都没能出任执政官。当罗马再次恢复执政官制度时，已是卡米勒斯死前一年的事了。
卡米勒斯出身于一普通的贵族。待人接物公正而又有信义，有敏锐的认识现实的能力和先见之明，有出类拔粹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同时，对屈服于罗马武力的败将宽宏大量，毫无狂热倾向。这种性格对于促使叛离罗马的前同盟部族重新回到罗马阵营十分有效。他对待这些吃了败仗的前同盟部族，就像他们从没有叛变过一样。当然这不是靠对话而得来的结果，而是用无法抗拒的罗马军队将之击败，向他们展示出罗马的实力之后才开始的，和平地对待败者的态度。
卡米勒斯的缺点是充满自信，豪爽直言而全不顾及周围人的情绪和反映。这种堂堂直言地将自己的想法公布于众的人，从古至今多不为众人所喜。卡米勒斯也不例外，他肯定不是那种在市民集会上轻易当选的人物。
不过，对于无论罗马还是卡米勒斯来讲都十分幸运的是，公元前410年到公元前360年卡米勒斯的活跃期间，正是罗马采用六人将军集体执政期间。三个和尚还会没水喝，六人掌权，哪会那样简单的统一意见？结果是常常争执不休，谁都不让步。和平时也就算了，要是有外敌入侵，Ａ说要集中全力正面反击；Ｂ讲侧面迂回断敌后路；Ｃ要设十面八面的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再来一个不战而屈敌之策；或主张晚上到敌军营地唱敌国流行歌曲来个四面楚歌，乱敌军心而无劳抵抗之类，是人都会给急死。每到这时罗马就只好任命独裁官来打开局面。而且这独裁官每每都是由卡米勒斯来承担。
说起卡米勒斯的功绩，当首推他的战功，因为他几乎没有吃过败仗。卡米勒斯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得罗马人渐渐恢复了因高卢人入侵而几乎失尽的自信，同时罗马周围各族也渐渐失去了想吞没罗马的野心。
为了取得胜利，卡米勒斯吸收了高卢人的战术。以前的罗马军以大长方形密集阵形对敌军实行突击战，而卡米勒斯则将这种机动性极差的阵形改为小型方阵，各自出击，使罗马军具有了与高卢人相当的机动性。作为一个出色的将领，卡米勒斯从不拘泥战法，总是依对手和战况不断变化对策。同时他也从未忘记对武器装备的改良。
就这样，卡米勒斯取得了举行四次凯旋式的殊荣。在罗马，打几个小胜仗是没有资格举行凯旋式的，对罗马人来讲，能够举行一次凯旋式就已经是终身的荣幸了，能举行四次凯旋式意味着显赫的战绩。被称为罗马的第二建国者的卡米勒斯，这时用四匹白马来牵引战车凯旋入城，已不再会有人表示不满了。
如果只讲军事的话，卡米勒斯的战功已经使罗马恢复到了高卢人入侵之前的水准。但是对于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超越传统的洞察力才能解决，这个任务便落到了卡米勒斯的下一世代人的肩头。
彻底的改革，往往需要世代更新后才能有更完美的结果，当时的罗马是这样，现在台湾的民主化也是这样，大陆的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二节 政治改革
将罗马所实施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罗马强大的首要原因的希腊历史家Polybius这样写到：
「我们已经知道的政体有三种，那就是王政、贵族政和民主政。如果有人问罗马人，你们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恐怕没有罗马人能够回答吧。只看执政官的话，有点像王政；要是看看元老院的机能，那就一个撤头撤尾的贵族制。如果你重视市民集会的作用的话，你大概会说罗马是民主政。……不过，罗马的制度正是这三种制度的混合体。」
不少人认为这样的混合体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罗马在公元前390年遭受高卢人的劫掠后，大约过了20年才渐渐恢复了常态。废墟般的罗马又像人可以居住的样子了，乘人之危的外敌也被一次次的击败，国境也基本上平静了。有卡米勒斯这样的能人率领仍然用了20年，可见高卢人给罗马人带来的损害有多大。不过罗马又终于回到了20年前的水准了。
但是，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而暂时停止的贵族与平民的纷争，现在危机过去，一切又重新燃起。这样的循环状态，已经是罗马进入共和后的常态了，看来，罗马是真的摆脱了危机了。
可是，经过了这场高卢入侵之难的罗马人知道，面对敌人的入侵而无法抵抗的原因正是罗马人的不团结不统一。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求同存异啦留给下一代人去办啦之类的说辞是绝对不会被这时的罗马人所接受的了，对此，罗马人比谁都清楚。
同时，相比起80年前罗马颁布<十二铜表法>的时代，这时的罗马已经有了进行全面改革的条件。
首先，希腊的城邦社会的衰落。这个事件对于那些要与平民正面对抗的保守贵族来讲，无法不正视斯巴达式的封闭社会的危害，醒悟到了开放的重要性，老是和平民对着干总有垮台的时候。同时对于一味只强调自己的权力的急进平民势力来说，雅典的过度的民主所带来的混乱也是一个警钟，他们意识到了民主与秩序的协调的重要，整天上街游行也不会使国家和自己好起来。双方都认识到，一味的对抗终会使大家同归于尽。
其次，平民阶层的实力的增强。这里指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公元前445年罗马废除了禁止平民与贵族的通婚的法律，这个决定的成果到这时开始显示出来，平民阶层中不断有出色的人材涌现。这里当然还有卡米勒斯的功劳。做为独裁官，卡米勒斯有权任命自己的副官，通常被称为骑兵队长。卡米勒斯提拔了许多平民出身的武将，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出类拔萃。当时统兵打仗和治理国政被看成同等的事情，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会很自然地转向在治国上的能力。所以罗马每逢烽火一起，国家的首脑执政官便要统兵出战，战略就是政略。
公元前367年，平民保民官李锡尼（C. Licinius Stolo）和绥克斯图（L. Sextius Lateranus）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罗马通过了一项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Licino-Sextian Law）。这个法律的通过揭开了结束罗马贵族平民纷争的序幕。
这个法律首先废除了六人将军集体执政制，恢复两人执政官制度。这实际上是表明了此後的罗马将采取寡头政体，就是说废除了集体领导而采用少数人执政的体制。
然后这个法律将罗马政府的所有官职向全体市民开放，就是说无论平民贵族都可以出任罗马的任何官职，同时规定两人执政官中要有一人是平民。在此之前的公元前444年到公元前367年的尽80年间，罗马试用过两人执政官、三人执政官还有或4人或6人，最多9人的集体领导制，但在当选的三百多人次当中，只有 21人是平民出身。
除执政官之外向全体市民开放所有官职这一法律实际上创造了贵族与平民的公平竟争的环境，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奠定了消除贵族与平民的差别的基础。
数年后，另一项法律的通过更加完善了李锡尼法，这个法律规定凡出任过重要公职的人，无论贵族平民一律有权在元老院取得议席。
罗马贵族的最后阵地在这时敞开了门户，虽然还是很狭窄。以后进入元老院的人渐渐地与本人的出身关系越来越淡，而只取决于经验和才能。元老院也渐渐变成一个有丰富经验和出色能力的人的集团。
当然，这并不是说罗马比以往更民主了，此时罗马的所有官职都是没有报酬的，这对于那些生活不富裕的中下层平民来讲，远远谈不上公平二字。实际上，能够出任重要官职的平民都是家境富有，与贵族阶层的关系相当亲密的少数上层人物。不过李锡尼法的确打开了融合的大门。
为消除贵族平民的纷争，李锡尼法还做了一些救贫抑富的规定：免除负债人的利息，已交的利息抵作本金；任何人不得占有500犹格以上的土地（相当于125 公顷）。在罗马，有一定财产的平民提供罗马军的相当部分的重装步兵，这些救贫抑富的措施无疑对罗马维持一定的兵力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李锡尼法的提出和通过的动机，还有争议，但它的实际效果立刻就展示出来了：
公元前367年---通过李锡尼法 公元前366年---第一位平民执政官诞生 公元前356年---第一位平民独裁官诞生 公元前351年---第一位平民财务官上任 公元前332年---第一位平民法务官当选 公元前322年---通过禁止剥夺无力还债的债务人的人身自由 平民渐渐进入政界，同时这也是既存势力将新生力量吸收融合的过程。罗马的政权与雅典的一样，是两极构造的。但在雅典，民主派和寡头派这两极是交替掌权的，每次交换都伴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既使没有动用陶片放逐法将政敌驱逐出境，往往也使许多人才随着政权的交替而被赶出权力的中枢。这无疑是人才的浪费。
而罗马的包容方式就不会有这样的缺点，优秀的人才无论是哪一派的都会渐渐被吸收到中心，就是说，罗马的体制有利于充分有效地使用人才资源。这一点很是值得我们这些看惯了权力斗争的中国人深思的。
当然，罗马的制度也有缺点。首先，由贵族和一部分的上层平民掌权的罗马体制仍然是寡头政治，平民在重要官职的任期后有可能进入元老院，使得平民官员的平民色彩大为降低，其监督的机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消弱。
其次，由贵族和一部分的上层平民掌权的罗马体制仍然是寡头政治，这样被统治的大多数中又会有新的反对势力诞生。对此罗马需要时刻注意，丝毫不能放松对新势力的吸收包容。不过，至少此后??00年间，这种吸收包容的方式一直有效的发挥着作用。
做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会否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都愿意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过，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意见可就从来没有一致过。历史不就是一部记载了为了同样的目的却总是无法在方法上取得一致的人类活动的记录吗！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因为相同目的实现手段而年复一年的产生对立呢？手段，粗分一下大概有两种吧。
第一种不妨称之为「民意优先」派。这一派的人强调主权在民，主张应该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追求国家利益。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虽然还没有主权在民这种讲法，但都具有一般市民是共同体的主要支柱的特性，所以，如何看待尊重民意，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另一种可称之为「公益致上」派。这一派的人认为国家利益应该是第一优先事项，而尊重民意不一定会导致国家利益的向上。
有人说如果说前者的人属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话，那后者的人则是相信性恶的了。
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继承了这两种传统，民主党可以叫做「民意优先党」，而共和党则可叫做「公益致上党」。罗马的共和制的共和二字，其实拉丁文原意便是重视公益的意思。这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共和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
在当时的罗马，「民意优先」派被称为民众派，「公益致上」派被称为贵族派。贵族一词在最初指的是血缘上的，后来渐渐的演变成优秀的人，也就是精英的意思了。因此，民众派认为民主政是进步的优秀的体制，而贵族派则认为寡头政更适合国家的发展。
话是这样简单的讲了，但现实却远没有这样简单明快。
人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他们准确地预见未来，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不过仅仅可以预见未来，最多也只是有远见的学者。想要将自己所预见的所理解的付诸行动，那得有权。不是好象有谁讲过「没有武器的预言者自灭」吗。以前，特洛伊的一位公主卡桑德拉就曾预言特洛伊会被希腊灭亡，并劝特洛伊人采取预防对策，但没人将她的话当回事。现在在欧洲，对于那些相信只要耐心劝说便会使别人接受的人，便称之为卡桑德拉。
既然取得权力成了先决条件，如何取得权力便要求当事人有敏锐的洞察时代潮流的能力。时代的潮流向着民众派，便去成为民众派的领袖；若是在民众派四下碰壁的时代，那就去做寡头派的领袖。对于那些目光短浅的政客来讲，权力是追求的目的。对于有先见之明的人来讲，权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元前四世纪中页以后，随着希腊民主制的崩溃，历史潮流渐渐远离民主，转向了由少数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执政的寡头体制，或是像马其顿那样的王制。不过，罗马人不喜欢王制。这就决定了罗马体制的内涵了。
第三节 罗马的体制
罗马的共和之初，将王制时代的王换成了两人执政官，而元老院和市民集会则完全没有改变。随着罗马的发展，罗马按需要渐渐增设了一些官职。无论是法律还是官职，罗马人比较喜欢到需要时便增设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制定，这样，会更有灵活性。实际上，罗马从公元前509年进入共和制以后，直到公元前367年的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在摸索之中。
希腊的史学家认为罗马的共和制到了高卢人入侵后的公元前390年前后，其机能才渐渐发挥出来。
比起重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希腊人，罗马人相当现实。他们只是现实地判断每个事物的优劣，而不会先将之分类，分成贵族制定的或是平民制定的，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这种分类法我们见的着实不少，左派右派，造反派保皇派，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
作为政治制度的根本的选举制度，共和制罗马全面继承了王制时期的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决定了罗马的性质不会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因为第一等级所拥有的票数已经超过了半数。（参见＜罗马的故事＞第一章1-5）
作为罗马人的仕途，大概是以当选会计官为进入政界的龙门的吧：
会计官（Quaester）
共和制初期的定员是两人，到了共和制末期增加到四十人。任期一年，产生方式不明，有的说是选举产生，有人讲是由执政官指名，年龄的下限是三十岁。
会计官的任务是监视军事财政，制止浪费军事开支的情况发生。按常理来说，这是要让一个没有军权的人去对统兵作战的人进行财政的限制，非德高望重的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不过罗马有点不合常理地将年龄的下限定在三十岁，这对希望从政的罗马青年来说，无疑是进入政界的门坎。另外，让人年轻时就去批评别人、去学习如何批评别人也是件有趣的事。
能够圆满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便可以向上爬了，下个目标是营造官：
营造官（aedile）
任期一年，定员四人，贵族两人，平民两人。
负责粮食供给、道路和上下水道的修建和维修、公安警察，同时负责招开各种竞技比赛大会、庆祝式典。
看上去这是一个权威不高，琐碎事不少，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不过，因为所管辖的都是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所以很容易争取民众的支持。有些有从政志向的人有时甚至会自己掏腰包来举行一些可以博得市民欢心的活动。
如果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工作的话，便可以去竞选国务官：
国务官（Praetor）
任期一年，最初只设一人，年龄下限为40岁。后来，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增加到16人。这种增员的现象不仅是国务官，其他官职也一样。
国务官最初是当执政官都去了战场时，留在罗马代理执政官的其他日常事务的，后来成为司法的负责人。当然执政官不在时仍要代理国家事务和防守任务的。
仕途如能顺利到此，可以考虑坐坐监察官的交椅了：
监察官（censor）
这原来是负责人口调查的官职，所以在共和制初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因为人口调查是五年进行一次的。任期为五年，定员两人。
罗马的人口调查不是调查人口总数，而是调查户主的财政状态，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来决定各市民今后五年的纳税额和兵役期限。
监察官的实际权力相当大，有权起诉任何没有如实申报自己财政状态的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同时对国家的财政运作起监察作用，街道、上下水道的建设也由监察官决定。等于是执掌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人，就像财政部长一样，有钱就有权，什么时代都一样。所以当监察官由本来就德高望众的人来担当时，其权威有时甚至不差于执政官，因为监察官除了监察国家财政以外，还有权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人身调查，还有女人的贞操、子弟的教育等等，都有权调查，隐私权对监察官来讲几乎是废话。监察官甚至有权将不合适的元老院议员除名。
共和罗马权力的顶峰当然是执政官了：
执政官（Consul）
共和制罗马的最高官职，定员两人，由市民集会（全体市民参加）选举产生，经元老院批准后上任。这点与王制时代的王的产生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不像王那样是终身制，不过，可以连选连任。年龄上的限制是大于四十岁。
执政官通常都是贵族当选的多，因为，执政官要面对复杂困难的政局和战争，没有相当的教养和历经长期的锻炼无法胜任，一般的平民因自身环境和生活的原因，很难有很多人能达到出任执政官的要求。另外，选举的过程也有利于贵族，除了上面讲的，罗马的第一等级拥有过半数的票数之外，在选举的前夜通常还要算上一卦，看看有没有“神不喜爱的”候选人。而算卦的是常常是元老院的议员，对那些实在无法忍受的候选人，便以神的意志为由取消其候选资格。
当一切都准备停当后，候选人身着的纯白的衣袍出现在选举会场。纯白的衣袍象征候选人的生活朴素严谨。有时会有候选人撸起衣袖，露出战争中留下的疤痕，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当选的两人将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开始行使正式的职权。
两人执政官的地位相同，如果对于同僚的想法和做法有不同意见，可以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不经两人的同时认可，任何政策都无法得以实施。
执政官的主要任务有三：像王制时的王一样要主持各种宗教仪式，相当于国家大主教；二是招集市民集会和元老院会议并担任议长，并依会议的结果签发执行各种法令；这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委员长兼国家主席；有战事时要负起全面指挥和统兵作战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可见执政官的职责之重。
执政官像王一样有十二人的先导卫队，这个卫队也像王的卫队一样手持象征权威的法西斯。看见这阵势的人难免会恍惚地以为见到了罗马王了，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历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BC200－BC118）会讲罗马有王制的特点的原因之了。
两人执政官通常各统罗马军的一半，如果对手不厉害，就只有一人的执政官带兵出战，另一位则带另一半的兵力防守罗马兼理内政。如果敌人人多势众，两人便分统全军迎敌。这时罗马的内政和防守任务便由国务官（Praetor）来代行。
战争总有伤亡，当一个执政官阵亡或被俘时，另一个便接管全军。两人全部阵亡或被俘时元老院宣布五天的空位期，并任命“临时王”来收拾残局，准备选举。临时王的制度也是全面继承了王制罗马时代的制度。“临时王”原文是interrex，意思是“两王之间”，原来是在旧王死后新王继位前临时代理执掌国政的人。从这点上看，执政官与王也是同性质的官职。
战争也是不定期开始不定期结束的，战争不保证绝对会在罗马的执政官任期内结束。但作战中临时更换指挥官也是十分不聪明的办法。每当这时，罗马人便会临时任命旧执政官为「前执政官」，并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同时新的选举也会毫无阻碍地进行，选出新执政官接替旧执政官的其他权力。到了共和制后期，罗马的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之外，「前执政官」渐渐变成专指派往海外各省做总督的人了。
罗马共和时代说起执政官，那是指这样很有权力和权威的人，不过，这个词现在变成了住外使馆的领事的词源，真是沧海桑田了。
当两人执政官无法共同解决难题时，罗马便会任命独裁官：
独裁官（dictactor）
比起变成领事的执政官一词，独裁官一词的下场可不太公平，如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贬意词，变成大家都厌恶的“独裁者”了。不过在当时的罗马，独裁官是指国家处于危急情况下临时就任的全权执政官，而普通的执政官因有两人分担，每人实际上只有半权。罗马的其他官职都是选举产生的，只有这独裁官是有两人执政官的一人指名，由元老院认可产生。这是罗马解决危机和难题的法宝。任期六个月，独裁嘛，定员当然是一人。
独裁官有权随意任命自己的副官－骑兵队长。另外，两位执政官在指名独裁官的瞬间开始便归于独裁官的命令之下。指名独裁官通常是在战事危急之时，但也有例外。
罗马虽然是寡头政，不像民主政那样众说纷云，难以达成共识，但也是管家婆婆多，你看单是执政官就有两人，现在的多民主的国家也没有俩大总统俩国家主席什么的。这样的体制的最大缺点便是，当紧急情况发生时，难于迅速果断地做出适当的决定。而独裁官制度便是罗马的危机管理系统。要想维护一个体制，就要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与这个体制的理念完全相反的行动。如果怠慢了这个问题，那只会招来这个体制的崩溃。
既然是危机管理系统，罗马是不轻易指任独裁官的。元老院也从未利用这个手段来滥用权力。事实上，从罗马建立共和制的公元前509年到高卢人入侵时的公元前390年的119年间，虽然或有缺漏，后人只知道罗马仅有过七个独裁官。连续五次当选独裁官的卡米勒斯是高卢人入侵后，罗马陷入深刻的危机和迷混状态时的事，这也说明当时罗马的状况是何等之恶劣，可以说是到了亡国的边缘了。
独裁官与执政官一样有卫队跟随，不过人数为两个执政官卫队之和，二十四人。
到了共和制末期，独裁官的内容渐渐发生了变化，凯撒就曾担任终身独裁官，这样的独裁官便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了。
以上的官职基本上都是贵族当选的多，特别是共初期。后来在平民们的不断争取下，罗马又设立了只能由平民担任的保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