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兵书》TXT下载（全本）作者：王兆春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介绍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编：任继愈
副主编：汤一介，焦树安，张明华
编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戴念祖，郭齐家，葛剑雄，焦树安，金宜久，卢海燕，欧阳中石，庞朴，戚志芬，任继愈，沈心天，汤一介，王世民，王兆春，吴良镛，严汝娴，张国风，张明华，赵靖，赵匡华，郑殿华，周强，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焦树安，张明华，张国风，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第一节、甲骨文和金文的军事记载
《合集》6812：“令多子族从犬侯扑周。”其意是商王令王族以下的子姓宗族组成军队，协同犬侯去进攻周族。
《合集》33006：“丁酉，贞王作三□〔dui 堆〕右、中、左。”其意是商王武丁于丁酉建立右、中、左三师。文中的□与师同意，是商朝对军队的通称。
《合集》5504、5512：“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其意是商王武丁率领右、中、左三个师，到南土去布阵打仗。
《合集》6134：“贞□方出惟王飨”、“贞告□方于上甲”、“贞沚□称册告于上甲”。这三条卜辞刻于同一版甲骨上，其意是商王听说□方来侵，便飨宴群臣并告知祖先上甲，求其保佑，同时在甲庙中举行册命，任沚□为将。这三条卜辞连在一起，完整地记载了商王听到敌情后命将出征的经过。
《合集》39902：“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方]。”其意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率其部三千人和王室民众一万人，远征一个方国。
《合集》5825：“贞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其意是商王武丁拥有战车三百辆，射手三百人，分编为左中右三个战车队。每辆战车编射手一人。
《过百簋〔gui鬼〕铭文》：“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其意是过伯随从周昭王攻伐反叛的荆(见图1)。
《明公簋铭文》：“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其意是西周初年，天子令明公派三族讨伐反叛的东夷。
《善鼎铭文》：“佐胥豳侯监□师戍。”其意是周王命善为豳侯的助手，监督□师的戍守活动。
《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的过程：“珷(武)征商，隹(惟)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其意是说武王征商，甲子这天的清晨，岁星当前，战胜了昏乱的商纣王。
上述前六条是甲骨文，后四条是刻于青铜器簋和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军队的编制，战车的数量，闻警出征，征讨对象、地点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商、周军事的某些概况，但还不是兵书。随着战争和军
事活动的增多，人们对其认识也逐渐加深，于是便在记录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其经验，阐发自己的看法，提炼出有条理的认识，终于形成能够传布四方、流存后世的兵书。
图1 过白从王伐反荆
第二节、最早的兵书《军志》和《军政》
人们迄今尚未发现著述年代最早的完整兵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难以保存而散佚的缘故。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能从古文献的记载，看到一些曾经出现过的早期兵书，其中最常见的是《军志》和《军政》。史家和兵书著述家对《军志》和《军政》的引用，虽非长篇大段，但也是一些精辟的章句，它们实为研究早期兵书的珍品，不妨转录于下。
(1)《军志》佚文
现已发现早期兵书的佚文有九处。
《左传》提到《军志》的佚文有三处。
《军志》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这三条引文载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其意是说：“军事行动要适可而止”、“要知难而退”、“有德的国家不可抗拒”。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引文载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其意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此引文载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其意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的衰竭。”
《十一家注孙子》中保存《军志》的佚文有两处。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其意是说：军队“停止行进时要扎营，行进时要随时能转换为战阵”。见《军争篇》杜牧注。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为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具救。”其意是说：军队布列“阵中要有阵，以便保持充足的战斗力；队中要有队，以便同敌人对抗。前锋防御敌人的前锋，后卫抵挡敌人的后卫，左队防左边，右队防右边。动作起来要鱼贯而行，停立下来要成为雁行，长兵器要与短兵器相搭配，短兵器要与长兵器相搭配。军队撤退，阵地转移，要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前进时不要慌忙奔跑，退却时要迅速撤走，队形有四头八尾，与敌人接触处就是头，敌人冲击中间时，两头要一起相救”。
《太平御览》转引《吴子》佚文中的《军志》一处。《军志》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其意是说：“将帅谋划时要保守机密，士卒行动时要整齐一致，进攻敌军时要迅速快疾。”见《太平御览·兵部四·将帅》引《吴子》佚文。
唐杜佑辑录李靖著作时引用《军志》佚文一处。《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理为宝。”其意是说：军队“一旦失去地利，士兵就会迷惑，全军就会困难重重，以至失败。或饥或饱，或劳或逸，地利是最可宝贵的。”见杜佑《通典》引《军志》。
唐李筌《阃〔kun 捆〕外春秋》中保存的《军志》佚文有两处。
《军志》有言：“攻不足而守有余。”其意是说：以同样的兵力，“用于进攻则力量不足，用于防守则力量有余”。
《军志》有言：“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其意是说：“对陷于绝境的敌军不要过于逼迫，对正在撤回其本国的敌军不要急于追击”，以便瓦解敌军作困兽犹斗的意志。
(2)《军政》佚文
《孙子兵法》中保留了《军政》的两条佚文。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其意是说：“因相互间距离较远而听不见讲话，所以设置锣鼓；因相互间距离较远而看不见动作，所以设置旌旗”。见《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引文。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其意是说：“见到条件可以就进攻敌人，知道条件困难就退却。”又说“敌人强大就避开他。”见《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引张预注。
由于缺乏记载，所以《军志》和《军政》的成书年代已不可确考。但从《左传》多次提及，可推测它们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问世。又从它们的内容和当时的习惯分析，所引各条似非出自一人一时之作，而是西周晚期以前兵家和政治家言论的汇集。依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它们是迄今所提到的最早兵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我国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已经有2300多年了，其间进行了神农伐斧燧(一说补燧)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舜禹伐三苗之战等原始部落战争，以及阶级社会中商汤灭夏桀之战、周灭商纣的牧野之战、周宣王对外族之战等数十次战争。其次，战争中不但使用石兵器，而且使用了精致的青铜兵器和相当牢固的战车，木板船已经用于运兵，城郭建筑已经初步完固，金鼓旗帜已经代替声音和动作而能在较远的距离上，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军事技术的进步，甲骨文和金文对军事活动的记载等，都为战争经验的总结创造了条件，最早的兵书《军志》和《军政》便应时而生了。
“有德不可敌。”这是《军志》在总结战争起因和胜败的基础上得出的一条结论。夏桀昏庸无道，民怨沸腾，危机四伏。有德的商汤，德政修举，人民拥护，他先统一邻国，翦除夏的羽翼，尔后又率领敢死之士6000—7000人，战车70辆，打败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末年，纣王无道，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徽子出奔，民众积怨。有德的周武王，收揽人心，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统率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战车300辆，一举占领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了周朝。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都是由于国君桀、纣的无道而引起，因汤、武的有德而取胜的战争，所以《军志》便根据这类有德伐无道而必胜的战争经验，得出了“有德不可敌”的结论。
“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论述，是要求战争指导者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有取胜的可能便进攻，有失利的危险便退却，遇到强敌就避开，使自己始终掌握主动权而立于不败之地。
《军志》和《军政》的其他条文，也都是关于兵法和战法的论述。它们为数虽少，但已是春秋战国兵书著述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
第三节、兵书著述的第一次高潮——春秋战国时期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幽王在骊山下被犬戎所杀，西周王朝覆灭。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周王朝。其时王室衰微，井田制开始瓦解，诸侯国纷争，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变为“自诸侯出”。各诸侯国纷纷拥兵自重，挟天子以令诸侯，互争雄长，先后形成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五霸(齐、晋、楚、吴、越；一说齐、宋、晋、秦、楚)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七雄(魏、赵、韩、齐、秦、楚、燕)的局面。它们为了扩充实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自春秋中期开始，逐渐改革田制、赋制和军制，扩大兵源和军赋，废除世袭领兵制，集军权于国君，凭虎符、印玺调兵遣将，实行将相分职和按军功晋爵行赏的军功制。
春秋时期，青铜兵器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战国晚期，由于钢铁冶炼技术的提高，铜铁兵器已经大量制造并成建制地装备军队。改进了的强弓劲弩，严重威胁高大而笨重战车的安全，步兵、骑兵和步战、骑战，开始代替车兵和车战。吴、越、齐、楚等国战船建造业的发展，为编练水军和发展舟师创造了条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已高城矗立，汤池环绕；攻守城器械的发展，改善了攻守城战的手段。军事改革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使战争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多达438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76次。战国时期，兵戈不可一日或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其数已不可详计。
以战争称雄的时代，冲破了既往“闻丧不伐”、“不鼓不成列”等陈腐说教，一批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诸如伍子胥、孙武、吴起、范蠡等，便著书立说，研究兵法，游说诸侯，鼓动采用新说。各诸侯国君，为了进行争霸战争，也思贤若渴，广揽兵法人才，鼓励创立新学，求得讲武用兵之良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者如榫扣卯，一拍即合。于是著述兵书的兵学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中，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争霸称雄的诸侯国君，有了虎视天下、称雄四海的兵法利剑。我国兵书著述的第一次高潮，正是在此时代中形成的。
图2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尉缭子》
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兵书著述家畅抒兵学观点，著述各有所长的兵书，它们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据说汉初的张良和韩信在整理兵书典籍时，就得春秋战国时期182位著述家的论著。仅流传至今的兵学经典，就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吴起的《吴子》、司马穰〔rang 瓤〕苴〔ju 居〕的《司马法》、孙膑的《孙膑兵法》、尉缭的《尉缭子》(见图2)、托名姜望的《六韬》等六种，还有经常被提到和引用的《范蠡兵法》、《伍子胥兵法》等失传兵书。它们以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为目的，以战争和军事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诸多方面，阐述详尽严密，议论气势宏伟，脉络清晰，条理分明，既在理论上总结了以往战争和军事的经验，又在实践上指导了当时的战争和军事建设，有的则成为兵律，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成为我国军事学的奠基之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止儒生复辟和民众造反，采取焚毁图书和销熔兵器的措施，不但使原有的兵书遭受厄运，而且使兵书的著述高潮顿时消失，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人敢冒谋反杀头之罪去著述兵书了。
自汉至唐，所著兵书不多，比较著名的仅见《黄石公三略》、司马彪的《战略》(见图3)、《握奇经》、《李卫公兵法》、《李卫公问对》(见图4)、李筌的《太白阴经》和《阃外春秋》等。与此同时，兵书的注释之风盛行，有许慎的《六韬注》、沈友的《孙子兵法注》、曹操的《注孙子》等。此时著述的兵书，虽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兵书那样具有奠基的作用，但也有不少创新之处。李筌所著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在攻防战具篇中，论述了以往较少提及的军事技术发展的诸方面，并被北宋的《武经总要》所吸收。在注释的古兵书中，曹操(见图5)的《注孙子》可谓珍品。他在大约300多条的注释中，既阐述了《孙子兵法》的精粹，又以他的实战经验加以补充和发挥，是现存《孙子兵法》注释中最早、最好、最有特色的一种。
图3 《黄氏逸书考》影印本《司马彪战略》
图4 《武经七书》本《李卫公问对》
第四节、兵书著述的创新
由春秋战国时期兵书著述家著述的一大批兵书，经过自汉至唐的整理和校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兵学体系。宋代的兵书著述家，除了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总结、提高的工作外，又著述了一批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创新的兵书，这是与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分不开的。
图5 汉魏之际的军事家曹操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发动兵变，建立了宋朝。在300多年中，两宋统治区内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文化教育也很兴旺。奖励政策的推行，更促进了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应运而生，火药被用于军事。
为了巩固统治，赵匡胤于建宋伊始，便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夺禁军高级将领和藩镇的兵权；设立枢密院掌管军政；设立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等三衙分掌禁军，同枢密院互相制约；把厢军中的精锐选入禁军；实行兵将分离和军队定期换防制度，使军中“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借以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钢铁兵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精致；火药与火球、火箭、火枪(见图6)的使用，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新时代；开封城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古代以城墙、城池为核心的军事筑城体系已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以造船坞为核心的全国战船建造场，建造了大量新型战船。这些都说明宋代的军事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300多年中，战争连绵不断。两宋朝廷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和蒙古兵戎相见，意欲扩大和维护其统治地域。各少数民族政权，或互相兼并而雄据一方，或南下而问鼎中原。
图6 宋代的火器
中央军事集权制的加强，军事技术划时代的发展，错综复杂而又频繁的战争，为新型兵书的著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两宋编印的兵书有559部，3865卷，它们具有下列特点。
首先，开了官修和校定兵书的先例。宋仁宗鉴于将帅“鲜古今之学”，便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和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等组织人员，编修一部综合性的兵书。宋仁宗在《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中，既要求收录历代的“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的经验教训，又要求增加“本朝勘乱，边防御侮”的计谋方略，还要把“营阵法制，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绘成图形，附以说明，供文武官员研讨。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终于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刊印问世。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朝廷为适应武学、武举试士的需要，由宋神宗赵顼〔xu 需〕颁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雕版刊行，并定名为《武经七书》，官定武学经书自此开始。此书经校定之后，不但在宋朝开始使用，而且成为以后武学的基本教材和武举考试的内容，对宋朝以后的军事学(即兵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创造了兵书编纂的两种新体例。第一种是把军事学的基本内容，划分为若干个互有逻辑联系的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论述。在论述每一个学科时，又在征引以前军事学名著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增加当时的新鲜内容。《武经总要》就是采用这种编纂方法的成功之作，它对后世综合性兵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种是对军事学的某一方面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编纂成一部专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武学博士何去非评论军事人物得失的《何博士备论》，张预辑著的历代名将传略《百将传》，陈规的城防专著《守城录》，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吉天保编辑的《十一家注孙子》等。
其三，反映了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军事技术的特点。《武经总要前集》第10至第13卷，首次刊载了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以及火球、火箭等燃烧性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同时，还系统地记载了各种冷兵器、军事筑城和攻守城器械、各型战船的形制构造、作战用途和使用方法等军事技术内容。《守城录》记载了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杆火枪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同时，还详细论述了城池的改建，以及各种城防兵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其丰富与完备的程度，都超过了既往的兵书。
其四，增加了军事地理内容。《武经总要前集》第15至第20卷，记载了边防各州的方位和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守备设施、历代驻兵和战事得失等军事地理内容。它同既往兵书所概述的地形地貌相比，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两宋兵书的上述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较好地解决了当时战争和军事斗争实践提出的问题，为明代后期(嘉靖至崇祯，公元1522—1644年)兵书的著述，树立了典范。
第五节、兵书著述的第二次高潮——明代后期
两宋以后，兵学论坛曾沉寂了200多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没有给后人留下他的用兵经验之作。明朝前期的朱元璋和朱棣两个武功彪炳史册的军事统帅，也只有在《明实录》等明代史籍中能找到他们的军事论述。出于兵家之手的兵书则寥寥无几。到了明代后期，兵书的著述却又进入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三春季节。其时，兵书著述异彩纷呈，百花齐放。各种专题性兵书有争奇斗艳之态，综合性兵书有包罗万象之势。可以说，两宋以后的兵书精粹，集群式地开放于这100多年之间，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明朝自嘉靖年以后，朝廷各派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危机四伏。东南沿海和北部沿边战争连绵不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武装挑衅、抗倭战争、中朝联军抗击日军侵朝之战、防御蒙古族内扰的反击战、后金军攻明的萨尔浒之战、明军保卫宁远之战等。其中明朝与后金的军事斗争，从万历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兴师攻明，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始终没有停止过。
明朝的爱国将领、文武官员和爱国人士，为了保国守土和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一方面积极发展军事技术，引进和仿制火绳枪、佛郎机铳和西洋大炮，改进各种传统火器的形制构造，建造各种适合近海作战的战船，改建沿海卫所的墩台城堡，在长城沿线创建空心敌台和各种城防设施，创编以装备火绳枪炮为主的合成军，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努力著书立说，编纂兵书，总结和推广对敌作战的新鲜经验，以提高明军官兵的军事理论素质。一批用铁与火熔炼凝聚而成的兵书精品纷纷问世。其中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俞大猷的《韬钤续编》，唐顺之的《武编》，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何良臣的《阵纪》，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赵士桢的《神器谱》，何汝宾的《兵录》，茅元仪的《武备志》，孙元化的《西法神机》，焦勖〔xu 续〕的《火攻挈要》，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等。这些兵书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它们论述的重点已从一般的兵法、谋略、战法和阵法，转向火绳枪炮和新型战车、战船大量使用条件下的军事建设和作战理论，其作战对象明确，应敌之策可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其次，兵书编纂的体例已经明显地区分为大型综合性和专题性两大类。大型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在基本沿袭《武经总要》的编纂体例上，又拓展了新的学科而使之更加完备。专题性兵书《纪效新书》、《火攻挈要》等，对所论专题的内容广采博收，囊括无遗，专题的特色极为明显。
其三，孙元化与焦勖等人，已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火炮的制造与使用，基本上脱出了阴阳五行化生、君臣伦理学说和经验描述的旧轨，奇门遁甲、风云杂占和方术迷信之雾已为之一扫。
其四，明朝后期的兵书都十分重视军事技术的研究，《武备志》以33卷的篇幅专论军事技术，《神器谱》、《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则是以火绳枪炮的制造与使用为基础，论述兵法和战法的兵书，并认为智谋良将、精练士兵与精良利器是缺一不可的制胜三要素。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兵书第一次著述高潮，具有为我国古代军事学奠基的意义，那么明朝后期形成的兵书第二次著述高潮，则使我国古代军事学发展为一个包容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在内的完备体系。
入清之初，兵书著述第二次高潮的余波尚在，佳作仍能问世。生于明末、成长于清初的顾祖禹，呕心沥血30年，辑成军事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至今仍是一部闪烁着耀眼光辉的佳作。由于阶级和民族心理的局限，爱新觉罗氏为了大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需要，推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下令查禁《武备志》等既往的兵书佳作，篡改兵书中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内容。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兵书，只有五种55卷，仅占明代兵书1023部10716卷的5‰。与此同时，国人不得擅自著述兵书，西方新兴的军事著作无法传入，兵书著述和兵学研究进入低谷时期，纵然有几部著作问世，也不过是沉闷夜空中星星点点的辑录式萤光，难以寻觅其创新之处。由于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经过将近200年的窒息，使中国这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成为一个严重休克的病者，终于在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被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和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打得遍体鳞伤，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不堪忍受这种奇耻大辱，于是他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旗帜，在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西方坚船利炮技术的同时，引进和翻译西方的军事书籍，从而引发了中国兵书著述的第三次高潮——翻译西方的军事书籍和著述新型兵书。
第六节、兵书著述(含译)的第三次高潮——清代后期
在时变势异的新时代中，魏源和林则徐二人慧眼独具。他们看到，中华民族既往堪称辉煌的传统兵学理论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军事技术，若不摄取新的营养和注入新鲜血液，进行应有的改造和更新，便会在强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成为过时无用之物。他们振臂高呼，倡导人们放眼世界，采集新鲜资料，编写适合时用的新兵书，使国人从中获得知夷、师夷、御夷、制夷的知识和手段。他们身体力行，首开编译和撰写新书之风。
(1) 新书编译的倡导
林则徐是清代编译新书的第一人，也是坚持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者。他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受命为钦差大臣后，即在广东与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办海防。为了解欧美情况，他设立译书馆，翻译外文书报，以英国人慕瑞(Murray)的《地理大全》为蓝本，编译成《四洲志》。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员翻译外国律例和军事书籍，供将弁阅读。
魏源继林则徐之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辑成《道光洋艘征抚记》。书中反映了林则徐的军民结合、水陆结合，在近海或陆上歼敌的战略防御思想，第一次把西方列强视为作战对象的中国军事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次年(公元1843年)五月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经过10年的努力和三易其稿后，编成100卷本《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卷首”中，明确提出了“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主旨，为清朝后期的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为翻译西方军事书籍和编著新型兵书制造了舆论。
(2)对西方军事书籍的翻译
19世纪60年代，晚清朝廷为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推行以购买和设厂仿制西方枪炮舰船、创建新型海军、建设海军基地为重点的军事自强政策。曾国藩趁机指出：“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若不攻读其书，“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制器之所以然”(《洋务运动》四)，并组织中外翻译人员翻译西方军事书籍，让官兵从理论上熟悉和掌握西方军事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在此思想影响下，江南制造总局、北京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金陵机器局等十几个比较著名的单位，均参加了翻译工作。
对军事书籍的翻译，以江南制造总局为多。该局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设立翻译馆，除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李凤苞等十几名华人著名翻译人员外，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orome Macgowan)、金楷理(Carl T.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Allen)等。他们除翻译军事论著外，还翻译了数理化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矿冶、机械制造等科技应用书籍。据该局总办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的不完全统计，从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868-1905年)，该馆共译书178种之多，而译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的有103种，军事书籍有60多种，200多卷。它们可分为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工程、陆海军技术和战术训练、军事制度考察等五大类。
武器装备制造类书籍是翻译的重点，数量最多，除专著外，其他书籍也有不少涉及。如《炮法求新》、《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药弹造法》、《新译淡(氮)气爆药新书》、《爆药纪要》、《制火药法》、《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说》、《兵船汽机》等。它们以文字、图表和数据，阐述西方火药、枪炮、蒸汽舰船的制造方法，供江南制造总局等军工厂的军事技术人员作参考。
武器装备使用类书籍有《克虏伯炮操法》、《水雷秘要》、《海军调度要言》、《兵船炮法》等。它们以介绍各种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为主，是陆海军进行作战训练的重要参考教材。
军事工程类书籍有《防海新论》、《营垒图说》、《营工要览》、《营城揭要》等。它们主要介绍陆上炮台、海口要塞、野战工事、军事交通、军事通讯等各类工程设计、构筑和使用时要注意的问题等。其中《防海新论》和《临阵管见》，论述了海口要塞在战争中使用的得失，反映了西方军界对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沿海炮台、海军基地的建设有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声称《防海新论》是确立其海防思想的重要参考著作。
陆海军技术和战术训练书籍有《前敌须知》、《行军指要》、《水师操练》、《船政图说》等。它们以使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为基础，论述新的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军事制度考察类书籍有《西国陆军制考略》、《德国陆军考》、《英国水师考》等。它们对欧美各国陆海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指挥系统、军事训练、军事教育、后勤保障等制度，都有详细的记载，对晚清进行军事变革、创建海军、采用新的编制、创办各类军事学堂，都有借鉴和仿效作用。聂士成在芦台编练的淮军武毅军，便是仿照德国陆军进行编制和训练的典范。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清廷海军衙门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便是在“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宗庙军规为依归”的思想指导下编成的。
上述翻译的各类军事书籍，大多完成于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重点集中于制器用器方面，还缺少当时西方军事格局和战略理论、战略动向等深层次的内容。然而就其总体而言，这些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清军“师夷之长技”的需要。正如王韬所说：“有利器而无善用利器之法，与无利器同。有善法而无能引善法之人，与无善法同。”(《火器说略·前序》)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军事学堂和武备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对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教训的总结，人们对西方军事书籍翻译的重点也随之转移，一些理论层次较高的军事著作，便逐渐被引进到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奉献于军界人士之案前。其中主要有应雄图编、任衣洲译，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版的《战略学》；清末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由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人编译，陆军教育研究社刊印，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春发行的《大战学理》。其中《大战学理》是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公元1780—1831年)所著《战争论》在我国最早的版本。这些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对我国军界研究当时深层次的军事理论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清军学习西方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书籍的翻译和流传，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放眼看世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林则徐和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得以落实的部分体现。这些军事书籍的翻译和流传，仿佛在军事文化领域中流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冲击了老大而陈腐的大清帝国守旧和排外的保守思想，使传统的军事学因呼吸新鲜空气而增加新的活力，并逐渐萌生出中国新的军事学。也正是在翻译和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方式，著述新型军事著作。
(3) 新型兵书的编著
新型兵书著述家，与一味想从先代武圣的思想武库中，寻找济世良方的泥古排外者不同，他们既不停留于对兵学经典章句的反复吟诵，也不满足于对外国现成军事理论的依样画葫芦，而是力求在吸收其新鲜内容的基础上，融合成适合当时国情的军事理论。他们的著作实践，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侧重于军事技术的某些方面，延伸到军事学的主要方面乃至深层次的过程。
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是新型兵书著述者的入门时期，他们还基本上处于边学习边编著的阶段，大多是在阐述西方军事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编写的《火器真诀》刊行，他在书中以新的方法探讨了枪炮发射的命中精度问题，成为我国第一部从数学角度研究弹道学的著作，对此后军事技术人员研究枪炮射击的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就是对当时清军官兵进行枪炮射击训练和教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印的《火器略说》(后改名为《操胜要览》)，则是作者王韬向中国军界介绍西洋枪炮制造方法的著作。沈竹礽〔reng仍〕编写的《泰西操法》，是当时介绍西方军事训练和战术方法的第一部著作。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作者徐稚荪在雕版印刷的《洋防说略》中，明确提出了重点防御和反对处处设防的主张，这在当时尚属少见。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数额割地赔款的灾难，横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野上下对清政府推行军事自强政策30年的效果，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要想改变国家武备虚弱，不被西方国家欺侮，单靠学习西方的枪炮舰船技术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练兵》中所说：中国仿西法练兵已经10多年了，但是军队并没有强大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将帅并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唯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余绪也。”此番议论，颇有见地地指出了过去舍本逐末，仅从次要方面学习西方军事的弊端。于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大臣和统兵大员，纷纷上奏朝廷，陈述仿效西法军事制度，编练新军的意见。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日军在战争中“专以西法取胜”，便采纳众议按西法编练军队。
最早采用德军营制操法编练新式陆军的，有张之洞在江南编练的自强军13营，聂士成在直隶选练的武毅军32营，胡燏〔yu预〕棻〔fen芬〕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10营(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这些军队的名称虽有不同，但编制的方式和训练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以德军的编制装备为模式，吸取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经验，以及清军几次抗击外军入侵战争失败的教训，全部改用新式武器，编练马、步、炮、工、辎重合为一体的合成军，采用德军操典进行训练，让官兵学习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和理论，以适应抵御外侮的需要。这些主张和措施，反映了晚清军事要员和统兵将领，在建军和作战思想上，放弃湘军营制和战法而改习西法的重大转变。
淮军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率先组织部下，编写了晚清第一部军事训练条令式的兵书《淮军武毅各军课程》。在其影响下，张之洞组织编写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和《湖北武学》，袁世凯组织编写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刘坤一组织编写的《江南陆军学堂武备课程》等官方军事训练条令式兵书，纷纷应时并放。其中《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还有幸得以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式出版。这些兵书虽然也不乏为清王朝卖命献身之训词，以功名富贵引诱将校建功立业之说教，但是其中要求把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实现练为战的目的，并模拟作战对象进行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等做法，却反映了晚清兵学新的发展动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晚清军事改革又有重大的调整，从仿效德国转化为学习日本，开始聘请大批日本教官和顾问，训练清军官兵，其军事著作、兵法操典、军事教科书也随之传入。军事学研究者也就在综合学习欧美和日本军事著作的基础上，编著了一批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包含多种学科的新型军事著作。其中北洋将弁学堂(后名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从总体上探讨了军事学体系内的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原则和宗旨，初步论述了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等内容，成为中国军事学研究者编著的第一部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著作。此外，一些军事学堂、军事研究机构、普通高等学堂也编著了一些军事著作。其中有北洋武备研究所编印的《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等。这些军事著作和军事教科书的编著和出版，反映了晚清军事学向多学科、多层次发展的状况和趋势。
如果从西学中用的角度来衡量，那么军事技术家徐建寅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成书并刊印的《兵学新书》，堪称上乘之作。该书集当时“兵学之大成”；“上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军事者，无不绘图系说”(《兵学新书·凡例》)。它是包括当时兵学的精义、军制、营规、操法、战法运用、军事技术、军事工程、军事交通在内的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促进晚清军事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翻译和编著的军事著作外，晚清还出版了一些采用新法注疏古代经典兵书的军事著作，诸如黄石如的注《阴符经》、朱墉〔yong雍〕的《五经七书汇解》、张权时的《武闱三子全书析疑大全》、侯崇的《兵法百言释义》等。当时尤以蒋方震的《孙子新释》最具新意，他在评述《孙子兵法》名言时，既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又征引毛奇、伯卢麦、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家的有关言论作说明。这种注释方法，在中国尚属首创。
为了适应晚清军界学习军事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编纂出版了不少汇编和丛书式的军事著作，其中有古代经典兵书的汇集，也有当时比较适用而流传较广的西方军事著作的丛书。诸如胡林翼的《兵法七种》(内收《阴符经注》、《黄石公素书注》、《太公六韬注》、《黄石公三略注》、《武侯火器图说》、《孙子兵法》等，其中《武侯火器图说》系不确之书)，南洋公学的《南洋公学兵书五种》，张之洞的《西洋兵书十种》，沈敦和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廖寿丰的《武备新书十种》，日新社的《西洋兵书二十二种》，两湖译书堂的《中西武备新书》，以及以44种兵书为主体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等。这些书良莠不齐，有的是陈说翻版，有的参考价值较大。而《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中的44种兵书，在数量和内容上，可堪称当时各兵学丛书之冠。
清代后期出版的兵书，主要有翻译、编著和对古代经典兵书的辑注三大类。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实为清代以来所罕见。它们的出版和流传，使徘徊于低谷达200年之久的中国兵学，又获得了上升的活力，形成中国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成为传统兵学向近代军事学过渡的重要标志。它们适应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倡导了注重实际、切合时用、尊重科学、探寻规律的研究风尚，对当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和新军事学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们终究没有能脱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把外国军事著作中的民主思想拒之门外。在翻译和编著的军事著作中，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比例严重失调，前者过轻而又缺少深层次的作品，后者畸重而又零乱重复。个别书籍仍存在着照搬照套而不敢越洋人著作一步之嫌，致使日本军事教科书中所宣扬的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能使“国家致富强”的谬论，也传入中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重新研读中，加以认真清理和剔除的，如同我们在研读古代兵书时，要认真清理和剔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一样。
第一节、“兵圣”孙武及其“兵经”《孙子兵法》
孙武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被后人奉为“兵圣”和“兵学鼻祖”。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军功贵族的世家和30年的戎马生涯
孙武是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他的祖先是陈国的公子完，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因避祸乱而逃亡到齐国，改名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是孙武的祖父，在齐景公时身居大夫之职，在一次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了战功，赐姓孙氏，孙武的姓由此而来。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夏，齐国发生了田氏和鲍氏联合打败栾氏和高氏的“四姓之乱”。事后，孙武离开了齐国，到南方新兴的吴国，隐居于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潜心整理和研究随祖父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并同受楚王迫害而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即伍员)结成好友。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派人刺杀吴王僚并自立为王，即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前496年)。阖闾奋发有为，立志改革图强，决心要使落后的吴国赶上中原各国，摆脱楚国的欺凌。为此，他广求人才，以成就其富国强兵之大业。伍子胥深知阖闾的抱负和思贤若渴之心，又了解孙武非凡的军事才能，便在一天内，七次向阖闾推荐了才华横溢的孙武。孙武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吴王召见时，孙武将事先写好的《孙子兵法》13篇献上。吴王便从后宫挑选180名嫔妃，让孙武演习阵法，要亲自看一看演习的效果。孙武把嫔妃分成两队，叫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姬分别担任队长，每人各拿一把戟。孙武向她们说明左、右、前、后的方位，并要求她们按命令向指定的方向看，不得违背军法。嫔妃们都说“行！”布置完毕后，孙武便击鼓发令向右。嫔妃们却嘻嘻哈哈，不听命令。孙武说：“规定不明，号令不清，这是主将的责任。”于是又重申号令，然后击鼓发令向左。嫔妃们嘻笑如前。孙武说：“既然号令已经重申过了，你们仍不执行，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就下令要把左、右队长推出斩首。站在高台上观看演习的吴王吓出一身冷汗，急忙传令向孙武讲情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个爱妃，连吃饭也不知什么味道，希望不要杀掉她们。”孙武说：“臣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履行职责，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说完，就杀了这两个妃子，让下两名宫女担任队长，重新击鼓发令。宫女们个个规规矩矩，一举一动完全听从号令，队伍整整齐齐，没有一人敢发出声音。孙武便派人报告吴王：“兵阵已经操练好了，大王想让她们干什么，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能做到。”吴王深知孙武善于用兵，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任命他为将军。
孙武为将之后，不但为励精图治的吴王治军讲武，勾画富国强兵的蓝图，而且在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为吴国西向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入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城南)。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又协助吴王在齐国的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中重创齐军。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王约晋定公等诸侯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吴王代晋而成为盟主，吴王从此名显诸侯。这就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所说的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之事。之后，吴王夫差当政，国事紊乱。孙武的事迹已不见史书记载。据《越绝书》称，江苏吴县东门外，建有孙武的坟墓。看来孙武很可能是隐退山林，终老其身了。
(2) 不朽的兵学巨著
孙武之享有盛名，不仅在于他的军功，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共13篇，5900余字。《孙子兵法》问世以来，中外版本多达数百种。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兵书，惜为残简，难窥全貌。现存最重要的有南宋《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刻与宋抄《武经七书》本，以及西夏文和满文本(见图7、图8)。国外有日、英、俄、德、捷等20余种文字译本。
图7 西夏文《孙子兵法》
图8 满文《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内容完备，结构完整严密。全书把战争和军事问题，分作13篇加以论述，各篇既能独立成章，又有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以战争、战略和作战指导为核心，并旁及其他问题，逐一展开论述。该书认为，战争(孙武以“兵”字来表述)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必须慎重对待，其明确表达了孙武备战慎战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作战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也是全书的精华之所在。它要求当权者在进行战争时，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把握不行，必须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完全的胜利，即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
“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所谓“先胜”，就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就要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以及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计，做全面的分析比较，准确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夺取战争胜利的指导方略。这就是孙武所说的“知彼知己”的思想。要做到“知彼知己”，除了要善于观察分析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孙武称作“相敌”)外，还要通过“用间”(即派遣间谍)的手段获取敌情，他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地位。在观察、分析、比较敌情的基础上，战争指导者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取胜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消除自己的弱点，不存任何的侥幸心理，切实做好一切准备，挫败敌人的进攻。这样敌人就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了。与此同时，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计划，考虑多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这就是孙武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先要做到不会被敌人战胜，以等待机会战胜敌人的思想。
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孙武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就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把战斗力蓄积和蕴育起来，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好像拉满的弓弩待敌而发。尔后捕捉战机，让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形式爆发出来，如同激水漂石，雄鹰搏鸟一样，出奇制胜，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缚。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即：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有利击敌态势，稳操取胜的主动权。
战争指导者还要善于运用“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来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以歼灭的敌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它调到野外消灭之；对于急功冒进的骄纵之敌，要“避其锐气”，待其疲惫之时消灭之；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诱使其选择错误的进攻方向消灭之。要能“动敌”，就要采取“示形”，即制造假象的战法，迷惑敌人，使之发生错觉和采取错误的行动，将真相暴露无遗，最后为我所歼。在暴露敌人真相的同时，还要做到“我无形”，即把自己的意图隐蔽起来，做到隐形匿迹，保持己方的行动自由和击敌的突然性。“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子兵法》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指挥员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开敌人防御坚实之处，攻击敌人守备薄弱之点，造成“以石击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手段。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正确使用兵力是要指挥员“识众寡之用”，就是根据兵力对比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作战手段。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等。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须灵活变化，计谋须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敌人不能猜测我之意图；对不同的天候、地区、地形，以及对水战、火战、山地战，也要采取不同的战法。
良将精兵是夺取“全胜”的根本条件。《孙子兵法》在开宗明义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大的精兵，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夺取“全胜”的根本条件，这也是孙武治军思想的核心。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居次。作为一个贤明的良将，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洞察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通晓战争发展的进程，熟谙战争的指导艺术，明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善于因时、因地、因敌之变而制胜。委任这样的将帅，去统率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大的精兵，才能夺取战争的“全胜”。
孙武认为，战争指导者运用武力的手段，取得百战百胜的结果，还不是最佳状态的“全胜”。最高明的军事家是善于运用高超的谋略，打破敌人的谋略，破坏敌人的战略企图，使之不攻自破；或者运用外交手段，瓦解敌人的外交联盟，扩大自己的外交影响，争取更多的盟国，使敌人孤立无援，从外交上战胜敌人。这样才能算是最佳状态的“全胜”。也就是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在《韩非子·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指引人们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之真谛。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承先启后的作用。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第二节、战绩煌煌的吴起及《吴子》
吴起是战国前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著有兵经之一的《吴子》。后人把孙武与吴起并称“孙吴”。
(1) 战绩煌煌的吴起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一说山东曹县西北)人。约生于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卒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他立志要做一番事业，但因卫国弱小，无法施展，便到鲁国曾子之孙曾申的门下求学，攻读儒家经典。后曾申因吴起母死不奔丧而与其断绝师生关系。由此，吴起便弃文习武，钻研兵法。三年后，经鲁穆公的相国公仪休的推荐，当了大夫。周威烈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10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杀掉娶于齐国的妻子，以解除鲁国君臣的疑心，遂被任命为将。他以老弱疲卒列于阵中，佯装怯战求和以麻痹齐军，尔后以隐蔽于两翼的精兵，突然发起猛攻，大败齐军。穆公听说吴起有母死不奔丧和杀妻求将之事，便解除了他的兵权，吴起遂投奔魏国能礼贤下士的魏文侯。
魏国是战国初期七雄之强者，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人，进行变法革新，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周威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吴起奉命攻取秦国河西之地，后担任河西郡守，直到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离开为止，共27年，先后统兵与各诸侯国军队作战76次，其中获胜64次，12次打个平手，没有失败过，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同时，他致力于军事、政治、经济改革，创建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武卒”。后遭大夫王错诬陷，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被迫投奔楚国。
楚悼王十分器重吴起，重用为令尹(相当于相国之职)。吴起此时虽已年迈，但全力“明法审令”，推行变法革新和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废除世袭分封，取消贵族特权，奖励耕战之士，严格整军备战。仅一年多的时间，楚国国力增强，南平百越(当时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总称)，北灭陈(今河南东南)、蔡(今安徽西北)，击退魏、赵、韩三国的进犯，西北败秦军，威震四方。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反对改革的旧贵族乘机杀害吴起。吴起作为政治改革家与商鞅并称。吴起能征惯战，与士卒共甘苦，深得部众之心。所著《吴子》，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吴子》
《吴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汉书·艺文志》著录为48篇。现存《续古逸丛书》影宋本(见图9)及明、清刊本，有六篇，分上、下两卷。国外有英、法、日、俄等文种译本。
图9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吴子》
吴起对军事问题的论述，是围绕着治国的恨本目的展开的。他在《图国》篇中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就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所说的“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即政治所涵盖的基本内容；“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即：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军事。如果国家的文德好，用仁、义教育百姓，用仁、德熏陶民众，用贤、能的人治国，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民众就会敬重官吏和拥护国君，就能战胜强敌。所谓武备好，就是要选募有才能的人，建设强大的军队，以防突然事变。吴起认为，文德和武备不可偏废，诸如承桑氏部落的首领，只讲文德而废弛武备，结果遭致灭亡；有扈氏部落的首领，光凭兵众而失德好战，终于丧失社稷。可见文德失而战乱起，武备废而社稷亡。吴起把政治和军事视为巩固国家、安定民心的两大根本条件，这是《吴子》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战略思想的立足点。
吴起在《图国》篇中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一是为了争名位，二是为了争利益，三是互相间冤仇的长期积累，四是内部发生变乱，五是灾荒、饥饿的逼迫。它们的性质各有不同：禁暴除虐、挽救危亡的称“义兵”；恃强凌弱、侵犯别人利益的称“强兵”；因激忿泄怨而动用干戈的称“刚兵”；背礼忘义、贪图私利的称“暴兵”；因受灾荒而饥寒交加起事的称“逆兵”。对不同起因和性质的战乱，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和不同的方法对待，切不可穷兵黩武。吴起对战争不同起因的分析，是古代兵学的一大进步，而他对国君不要穷兵黩武的告诫，则是他洞察战争之弊端的精辟见解。
吴起“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反映在他的军事思想上主要有三：其一是严明治军，其二是料敌用兵，其三是因敌而战。
《吴子》中关于严明治军的论述，集中在《论将》和《治兵》篇中。吴起认为，治军的关键在治将。所以他在《论将》篇中指出，要选拔文武相济、刚柔兼备的人担任统兵的将领，才能受命不辞，率领大军，统一号令，严明军纪，恩结士卒，分明赏罚，料敌如神，谋划全面，部署周密，决策果断，战法多变，出奇制胜。有了良将，还必须要有一支治理良好、训练有素(即《吴子》所说的“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精兵。这支精兵，驻营时遵守纪律，行军时威武雄壮，进攻时敌不能挡，退却时敌不能追，可以无敌于天下。《吴子》还特别注重加强士兵对兵器使用的训练。这是因为吴起的军事生涯主要是战国前期。其时，由于铁兵器的使用和强弩威力的增大，机动不便的战车往往成为强弩之的，车战的作用逐渐下降，步骑战的作用日益上升，水战亦已兴起。种类不断增加的兵器，战马的装具，战船的桨橹，也都需要根据士兵的特长，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训练。为此，《吴子》提出辗转教学训练法，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由良将统领训练有素的精兵，便可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吴起治军思想要达到的目的。
《吴子》关于料敌用兵的论述，并不停留在一般的理论上，而是在《料敌》篇中，针对齐、秦、楚、燕、韩、赵等六国的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对刚愎而富饶，君臣骄奢，政令松弛，军心不一的齐国，可分兵三路，“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国势强盛、地据险要、政令严厉、赏罚有信、人皆好斗的秦国，要先以利引诱，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乘机袭击之；对于国势衰弱、国土广阔、政令紊乱、人民疲困的楚国，可以采取先袭扰其驻地，挫伤其士气，再以轻骑突击，速进速退，不断消耗和疲劳它，便可以取胜。此外，还分别针对燕、韩、赵国的国情，提出了取胜之法。
吴起还提出了因敌而战的多种战法，其要旨是“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他在《料敌》篇中指出，当敌人处于严寒酷暑行军而极度困难、粮食告罄、物资耗尽、兵力不足、救兵不至等八种危境时，可无需卜问吉凶而立即进击；当敌人处于远来新至、行列未定、既食未备、来往奔走、未得地利、旌旗乱动等13种情况时，可乘隙蹈瑕，不失战机，“急击勿疑”；对于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能任贤使能等六种情况的国家，决不可与之交战。此外，吴起还在《应变》篇中，提出了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各种具体战法。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争经验和特点，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第三节、执法如山的司马穰苴及其宏大深远的《司马法》
司马穰苴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所著的《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执法如山的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本是陈国田完的后裔。田完原姓陈，后因陈国的一次内乱而投奔齐国，被齐桓公收留并封为齐卿，改姓田氏。田穰苴因治军有方而被尊为大司马，遂又称司马穰苴。其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初叶春秋末期的齐国，与齐景公执政时的相国晏婴为同时代人。
齐景公时，齐国国力衰微，晋国乘机从西面进攻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两地；燕国从北面侵入河上地区(今德州、沧州北界)。齐军连战连败，齐景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计可施。相国晏婴向景公推荐田穰苴，说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于是景公召见了穰苴并同他讨论退敌之策。景公听了穰苴的一番议论后非常高兴，便任命他担任将军，去抵抗晋军和燕军的进攻。穰苴认为自己出身卑微，虽官居大夫之上，但难以服众，请景公再派一名位尊而权重的大臣作监军才好。景公同意这一请求，派庄贾充任此职。穰苴辞别景公，并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军营门口会面。”第二天，穰苴先到军营，等待庄贾。庄贾一向骄横自大，不把穰苴放在眼里，竟然去会见为他送行的亲戚朋友，饮酒作乐，延误了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未到军营报到。穰苴便走进军营，整顿队伍，宣布纪律。时已近夕，庄贾才到。穰苴责问庄贾为何迟到？庄贾则满不在乎地推辞说因亲戚朋友为自己设宴送行而来晚。穰苴厉言曰：“将军受命出征，就要忘掉家中一切；到了军营，就要忘掉亲戚朋友；击鼓进战时，就要把生命置之度外。”于是决定按军法规定斩杀庄贾，即使景公派人讲情也无济于事。庄贾被斩后，军威大振。大军出征时，穰苴部署周密，一路上关怀爱护士卒，士卒无不感激。三天后，穰苴率部同晋军交战，士卒个个奋勇当先，连伤病员也请求上阵。晋军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撤军。燕军听到消息后，也北渡黄河，撤军回国。穰苴率军追击，收复全部国土，凯旋回师。景公与各位大夫到郊外迎接。不久，景公尊奉穰苴为大司马。然而，代表旧贵族势力的大夫国氏和高氏对田氏忌恨在心，寻机向景公暗进谗言，致使齐景公革除了穰苴的大司马职务。穰苴因长期郁闷，最后发病而死。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其后裔田常杀了齐简公，拥立齐平王，任相国，尽杀公族中的强者，为田穰苴报了仇。后田常的孙子田和自立为齐威王，推广运用穰苴兵法，齐国便一度成为战国群雄的盟主。
(2) 宏大深远的《司马法》
《司马法》约成于战国中期，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古司马法》等，曾出现过多种版本。今本只存一卷五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系统诸本。国外有日、法等文本流传。
《司马法》的突出之处，在于司马穰苴第一次对战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即“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他认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第一》)。这些论述，既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又不盲目地鼓吹战争。如果用正义战争去制止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非正义战争，则正义战争是应该进行的；如果强国和大国，一味依仗兵强势众而穷兵黩武，欺凌弱国和小国，发动非正义战争，其国必定灭亡；如果以为天下已经安定，或害怕伤亡而松懈乃至忘掉战备，这样的国家必定面临危险。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它的生命力。
《司马法》中“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在其经国治军方面的反映，便是“以仁为本”、“以仁为胜”的思想。它认为，对民施仁，就要吊民伐罪，兴师举兵要考虑时机，不要耽误农时。对部下施仁，就要在危难时不忘掉他们，胜利果实要与其分享，失败的责任由己承担。对攻取之国，勿烧杀抢掠，不毁坏田园、庄稼和林木，不要伤害老幼和无辜，对敌方的伤病员，也要治愈后送其回家。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消减对方军民的敌对情绪，使之心悦诚服。这是《司马法》的高明之处。
图10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司马法》
《司马法》对作战指导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即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需从多方面进行谋划，创造取胜的条件。书中指出：打仗一要把握有利的天时和时机，二要有充分的物质准备，三要有高涨的士气，四要选择有利的地形，五要有精良的兵器和对各种兵器的搭配使用。这些也就是《司马法》在其《定爵第三》中所讲的“顺天、阜财、怿〔yi 艺〕众、利地、右兵”之“五虑”的要义。在作战中，它要求将帅既要事先考虑周密，制定正确方案，又要注意随时应变，因情而措置，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同时还要注意掌握敌情，对远处之敌要派出谍报人员，对临近之敌要注意观察敌军动静，了解其变化，打击其薄弱之处。
《司马法》还把兵力众寡、强弱、军队治乱、行动快慢、进退、难易、固危、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因素，抽象为“轻、重”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进行分析考察。指出轻、重是不断变化的，不能墨守陈规，呆板运用。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去探讨战争和军事问题，这在古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节、身残志坚的孙膑与竹简《孙膑兵法》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随着竹简《孙膑兵法》的出土，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又大放异彩。
(1)身残志坚的孙膑
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一带人，孙武的后裔。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体在吴起之后，与商鞅、孟轲同期。他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姓名也没能留下。据《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膑在早年曾与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学成之后，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自知才能不如孙膑，深怕孙膑在齐国得到重用，便生妒贤害能之心，密遣特使把孙膑从齐国骗到魏国，然后暗施毒计，借故陷害，施以膑刑(去掉膝盖骨)，并在脸上刺字涂墨，使孙膑成为受人贱视的“刑徒”。孙膑之名故由此而来。一天，当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时，孙膑用巧计瞒过众人耳目，向使臣陈述了自己的遭遇和主张。使者大受感动，偷偷用车把孙膑带回齐国。
齐国的将军田忌对孙膑很友好，并以礼相待。田忌常和齐国威王赛马，下重金赌胜负。孙膑看到双方的马力差不多，且都分上、中、下三等，但田忌输给了齐威王。于是，孙膑建议田忌在赛马时，用下等马对公子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和二等马分别对公子的二等马和三等马，结果田忌以二比一获胜，得了千金。田忌因此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同孙膑讨论兵法，并任命其为军师。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魏军八万围攻赵都邯郸。次年，赵国请齐国救援。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兵八万救赵。孙膑建议：兵法上说用兵要避实击虚，魏军长期攻赵，主力消耗于外，老弱疲惫于内，魏都大梁没有精锐部队，必然空虚，不如出兵直接进攻大梁。田忌采纳了孙膑的计策，魏军果然撤军回救大梁。孙膑判断魏军回师时必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即率主力先期到达桂陵，当庞涓率部经桂陵时，突遭齐军截击而大败，活捉庞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魏桂陵之战，亦称“围魏救赵”战役。
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魏军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次年，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又运用“围魏救赵”战法，率部直逼大梁，迫使魏军回救。魏惠王令太子申为上将，庞涓为将军，率兵10万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轻视齐军和庞涓急切求胜的心理，故意避战示弱，退兵减灶，第一天退兵时，驻地留下做10万人饭的灶；第二天退兵时，驻地留下做五万人饭的灶；第三天退兵时，驻地留下做三万人饭的灶。庞涓尾追齐军三天，见其灶数日减，便高兴地说：“我知道齐军怯弱，进入我国三天就逃亡过半。”于是他脱离大军主力，自率轻骑追击。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军速度，估计在天黑以后会走到树木茂密、道狭地险的马陵(今河南花县西南)，便在此设伏，并在一棵大树上刻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当庞涓所部追到设伏地域时，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涓愤愧，拔剑自刎。齐军乘胜猛攻，俘太子申，全歼魏军，取得了马陵之战的胜利。从此，魏国一蹶不振，孙膑则因此而名扬天下。
孙膑晚年不知所终。他一生不但善于用兵，而且在遭受迫害时忍辱不屈，发愤著书，后又不断增补，留下了千古生辉的兵法。
(2) 竹简《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史书对《孙膑兵法》早有记载。《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传其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于是疑问丛生，或说孙膑即孙武，或说《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属西汉早期)发现了几百枚竹简，即《孙子兵法》竹简、《孙膑兵法》竹简和其他先秦兵书竹简。这一发现使千年疑窦顿开，不解之谜忽释。原来孙武是孙膑的祖先，《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自成系统的兵书。这一发现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发现的《孙膑兵法》竹简共364枚，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记述孙膑的言论和有关的事迹。下编内容疑点颇多，各篇文体不同，不似孙膑一人一时所作，可能由其弟子增编而成。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重新编定《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时，为慎重起见，将下编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并且增补了《五教法》一篇。重定竹简《孙膑兵法》为16篇，222简，4891字。竹简虽然残缺，释义有待深入，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孙膑论兵的要义。
同《司马法》一样，竹简《孙膑兵法》对战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即“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它根据当时七雄纷争的形势，列举了“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战事，说明人类社会自传说时代以来就是采用战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统治目的，企图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办法消除战争，保存自己，那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在七雄纷争中使“天下服”，只有“举兵绳之”，达到“战胜而强立”，即天下归一的目的。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民众遭难，国家不得安宁。这种战争观适应了当时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形势要求，比前人的论述更具有切合时代需要的积极意义。孙膑在提出“战胜而强立”主张的同时，又极力反对乐兵(好战)的黩武者，认为“乐兵者亡”，这同《司马法》“好战必亡”的观点是前后相承的。
《孙膑兵法》治军思想的核心是“强兵”。而强兵的基础是“国富”。要在群雄纷争中“战胜而强立”，就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国家要富裕，只有“国富”，才是“强兵之急者也”。而强兵须有由经过选拔的良将和士卒组成的军队为前提。良将不但要具备德、忠、信、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势”、“变”、“权”，即善于部署战阵，造成有利态势，灵活变换战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士卒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要编制严密、赏罚分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卒组成的强兵，就可以所向无敌。
《孙膑兵法》在战争指导问题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唯知道”，才能“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它所说的“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也就是要通晓天文、地理、人情、敌情和阵法等有关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战法上，它要求战争指导者能创造有利的态势，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尽量避开自身的短处。诸如避开敌军的精锐，批亢捣虚；示弱以麻痹敌人，诱其出战；先“让威”(后退)，尔后制敌；用计谋分散敌人，尔后集中兵力歼灭之；对于凭坚固守的敌人，要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歼灭它；对于敌人防守薄弱之处，则全力攻取之；对于不同的地形和车、骑、步的特点，要有侧重地用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即在平旷之地可多用战车兵，在险要之地可多用骑兵，在山隘和谷地可多用强弓劲弩的步兵(如马陵之战)。可见《孙膑兵法》主张因情用兵，反对用一种固定的战法去对付各种不同的敌人。
竹简《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等前人兵法的基础上多有发展和创见，它的重新面世，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现已有10多种文字的《孙膑兵法》的译本问世。日本及东南亚、欧美等地还有诸多关于《孙膑兵法》的介绍和评述文章，说明当今世界上对其内容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
第五节、兴周灭纣的姜子牙及《六韬》
姜子牙是商周之际的军事家、政治家，历来受到人们的尊崇，秦汉以前的一些著述，常托用(即借用，假托)其名以提高威望，就连《六韬》这样一部著名的兵书也不例外。
(1) 兴周灭纣的姜子牙
姜子牙，生卒年月不详，原名吕望，又名吕尚，姜姓，吕氏，子牙是他的字，齐国始祖，称太公望，人们又尊称他为姜太公。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淫宠妲己，百姓遭殃，诛杀大臣，残害忠良。隐居深山、钻研兵法的姜子牙，应思贤若渴的周文王之邀请，助其兴周灭纣。周文王采纳子牙的谋略，屈事商纣，暗中积蓄实力，积极争取与国，乘隙翦除商纣的羽翼，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奠定了灭纣的基础。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尊子牙为“师尚父”。为了做好伐纣的准备，姜子牙潜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打探情况，制定了乘虚进军、奔袭朝歌的作战方略。周武王即位的第四年(公元前1057年，一说公元前1027年)十二月下旬，子牙协助武王率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拥战车300乘，进至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反商纣王的八个诸侯国军队会合，尔后进军牧野(今河南淇水以北、卫河以南地区)，与商军激战。商军大败，纣王登鹿台自焚而亡。周军占领朝歌。姜子牙助周灭纣之大业告成，其军事业绩被后人称颂和神化。周成王亲政后，姜子牙以周朝开国重臣而受封于齐(今山东北部)。史传《六韬》为其所著，但经学者考证，实难凭信。
(2)托名吕望的《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隋书·经籍志》注称“周文王师姜尚撰。”后经历代学者考查并断定其成书年代，大多认为它不会早于战国晚期。其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见图11)，以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全书六卷，60篇，内容丰富，对战争和军事的许多问题都有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后，开始译成外文，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有流传。
《六韬》虽为兵书，但却能从政治胜敌的高度，阐发胜敌的思想。它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只有德行高尚、治国有道的人才能君临天下，施政唯有“爱民而已”。用兵不过是“伐乱禁暴”，“除民之害”，使“百姓欢悦”才是目的。它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战争观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提出了“上战无与战”的主张，要求战争指导者能够掌握兵不血刃而能获得“全胜”的战争指导艺术。在指导作战时，需因敌情、友情、我情、地形、作战样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战法。它对战车兵和车战，骑兵和骑战，步兵和步战的不同特点和战法，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作战的战法，都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对林战、山地战、渡水作战、火战(攻)等不同样式作战的战法，都有述前人之未述或前人述之未尽的精辟论述。
在治军方面，《六韬》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和《吴子》的基本思想，主张任用勇、智、仁、信、忠兼备的将帅，统领军纪严明、赏罚公平、号令一致、训练有素的军队，并提出了寓兵于农的主张。
图11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六韬》
除此，《六韬》还有不少首创的内容：其一是《龙韬·王翼》中记载的“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事，组成军队的指挥机构。其二是《虎韬·军用》中记载的各种武器装备及其用途，反映了战国后期钢铁兵器大量成建制地装备军队的概况。其三是《龙韬·阴符》和《龙韬·阴书》中记载的各种保密符牌和军情文书，反映了当时已经采用秘密手段传递军情的情况。
第六节、圯上奇翁黄石公及《三略》
黄石公何许人也？后人“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无从寻觅。然而托用其名的《三略》，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
(1)黄石公授书张良的故事
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讲述了圯上奇翁黄石公授书张良的故事。据说秦朝末年，韩国贵族中一位很有作为的青年张良，曾试图刺杀秦始皇，结果未能成功，便更改姓名避难至下邳(今江苏邳县)。 一天，张良闲游路过一座桥时，看到一位老翁故意将鞋甩到桥下，并让张良去捡。张良虽愕然，但面对长者，还是把鞋捡了回来。然而，老翁又让张良给自己穿鞋，张良恭恭敬敬地照办。老翁笑曰：“你这个年轻人是可以传授玄机的！”并约张良于五日后的清晨到桥头相会。头两次张良都迟到了，被老翁申斥一番。第三次张良于半夜时分就来到桥头恭候，老翁亦至，非常高兴，并赠书一本给张良，说：“你读这本书就可做帝王之师了。再过10年，天下将要打仗。过13年，你将在济北谷城山下见到我的化身——一块黄石。”说完，飘然而去。张良在下邳住了将近10年，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他跟随刘邦西上，成为刘邦的军师。 又过了三年，张良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便派人把黄石取回家供奉起来。张良死后，与黄石合葬一处。后人称圯上授书与张良的老人为“黄石公”。
图12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黄石公三略》
(2)托名黄石公的《三略》
《三略》又名《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经多方考证，它既非黄石公所著，也不是张良所受之书，很可能是秦汉之际熟悉张良事迹的隐士所作。三国时期已见其名，《隋书·经籍志》开始著录。今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见图12)，以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3800余字。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上论述战胜攻取的著名兵书。
《三略》认为，贤明的君主首先要以道、德、仁、义、礼治国，要选用贤才管理国事，要“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才能得人心。其作者很重视民众的作用，指出“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进而强调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以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
《三略》在治军思想上的突出之处是，既重视将帅的指挥作用，又重视士兵的战斗作用。即将帅是统率全军、创造有利态势、战胜敌人的指挥者，士卒则是奋勇战斗、消灭敌人的主力。为此，将帅既要有优良的品德和广博的知识，做到清廉、镇静、公平、严整，能接受下级的意见，能决断是非曲折，能容纳人才，能采纳众人的建议，能知国家风俗，能研究山川形势，能了解地形险阻，能掌握军队的权柄。将帅要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水井尚未凿成，将帅不可谓口渴；军灶尚未成炊，将帅不可言饥饿；帐篷尚未搭好，将帅不可言疲倦；冬季不着皮衣，夏季不用摇扇；雨天不撑伞；战时与士卒同赴危难。在此前的兵书中，还没有一部能像《三略》这样论述将帅和士卒关系的。
《三略》问世之后，受到世人的广泛重视。唐朝贤相魏征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中。宋朝将其定为《武经七书》之一。西夏国将其译成西夏文。《三略》于唐朝传到日本、朝鲜。足见《三略》影响之大。
第七节、少室书生李筌及《太白阴经》
李筌自谓少室书生，所著《太白阴经》，是晚唐一部著名的综合性兵书。
(1)少室书生李筌
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里籍不详，生卒年月不见记载。大约生活于唐肃宗至代宗年间(公元756—779年)，自称少室书生。他在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进太白阴经表》的落款是：“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在永泰四年(公元768年)所作的《太白阴经·序》中，署名为“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集仙传》称李筌“仕至荆南节度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阴经》。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似为“经”字之误)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后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记载，李筌还著有《孙子注二卷》、《青囊括一卷》、《阃外春秋十卷》、《通幽鬼诀二卷》、《军旅指归三卷》、《彭门玉帐三卷》等兵书。从这些记载中可知，李筌是精通文墨，任过军政要职，有政治和军事经验，著有多种兵书的官员，老年入嵩山隐居，不知所终。但后人却以李筌入山隐居，编造出“李筌常游名山探奇术，于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黄帝阴符经》，遇骊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为兵书，名曰《太白阴经》”(《进太白阴经表》注)的神话，使李筌其人其书，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若拨开虚无飘渺的神幻迷雾，《太白阴经》便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晚唐以前军事状况的综合性兵书。
(2)晚唐综合性兵书《太白阴经》
全名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由李筌献给朝廷。明以前只有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的是明汲古阁抄本，清嘉庆年(公元1796—1820年)以后，被《墨海金壶丛书》、《守山阁丛书》(见图13)、《半亩园丛书》等多种丛书收录，刊印成10卷本，近九万字，流传较广。另有《四库全书》收录的八卷本传世。
《太白阴经》的精辟之处在于对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论述。它认为，阴阳之术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只有依靠人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人有勇有怯，但勇、怯不是天生的，与生长之地无关，关键在于培养、锻炼和使用的得当与否。“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人无勇怯》)。人谋的最佳效果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的。它指出，高明的将帅不一定要亲自部署战阵，而是能运用谋略屈服敌人；善于布阵的将帅不一定要亲自交战，而是能运用巧妙的阵法战胜敌人；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则是能运用灵活的战法使己立于不败之地；能够主动消除导致失败隐患的将帅才能避免败亡(《善师》)。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但善于延揽国内具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而且能设法使敌国之人才也为己所用。使用人才时要赏罚公平，做到“赏无私功，罚无私罪”(《刑赏》)。仁智的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卒，与士卒共安危、同患难，使士卒听从命令，拼死作战。在指挥作战时，将帅能善于筹划，做出周密的部署，乘敌之隙，攻其无备，扬己所长，避己所短，见利而进，无利而退，这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图13 《守山阁丛书》影印本《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还对军典礼仪、各种攻防战具、宿营行军、战阵队形、公文程式、屯田、人马医护等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论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各种兵器、攻守城器械、城防设施、水军战船的论述，其内容占全书篇幅的10%左右。反映了唐代以前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被宋代《武经总要》所转录。从兵书的编纂体例上说，《太白阴经》已经具有分类论述军事各科目的某些特点，是古代兵书从单一的兵法理论论述向兵法理论和军事技术理论论述相结合的过渡，为以后的百科性兵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
第八节、知文通武的曾公亮及其《武经总要》
曾公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兵书著述家，他与丁度等人合作编著的《武经总要》，开创了兵书编著的新体例，成为现存最早由官方编修的第一部综合性兵书，或者称百科性兵书，对此后兵书的编纂和兵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1)知文通武的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生，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中进士。初知会稽县，因治理镜湖水患有方而深得民心。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公元1040—1044年)，他奉命采集古兵法和本朝计谋方略，编成《武经总要》。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曾公亮升任天章阁待制，知郑州，知开封府事，政绩甚佳，民有夜不闭户之安。之后，又担任过参知政事、吏部大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等职。仁宗末年，即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契丹人入扰河界，曾公亮力主禁除，消除边害。后又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等职，晋封鲁国公。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公亮因年迈退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九月，又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等职，治军有功。不久，以太傅致仕。致仕前曾荐王安石为相。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去世，神宗赠以太师、中书令，谥号“宣靖”，配享英宗庙庭，并御篆“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他为北宋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曾公亮共同组织编纂《武经总要》的丁度，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生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曾任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等职。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去世，谥号“文简”。除《武经总要》外，还有《备边要览》、《庆历兵录》、《赡边录》、《迩英圣览》10卷、《龟鉴精义》三卷、《编年总录》八卷等论著。
(2) 我国官修的第一部综合性兵书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20卷。前集有各种军事制度15卷、边防五卷。后集有历史故事15卷、阴阳占候五卷。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首刊本和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重刻本至今未见。现存较早的是明弘治至正德年间(公元1488—1521年)据绍定本重刻本，中华书局于1959年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李赞刻本、嘉靖刻本、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庄重抄本均属善本。《四库全书》本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错、漏、删改、失真、妄说之处颇多，难以为据。
《武经总要》的编纂和刊行，明显地反映了北宋初统治者对兵学研究的重视。为了能在对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取胜，朝廷命文武百官总结研究历代的军事理论、战争经验和军事技术等内容，并集中人力、物力，编纂综合性兵书，以合时用。宋仁宗还在御制《武经总要·序》中，对编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遵照仁宗的要求而编成的《武经总要》，具有两大历史性进步。
其一，在论述军事问题时，不再片面追求新原则的创立，以及从各种角度对既往原则的反复阐发，而是把历代兵学经典中对同类问题的论述，加以逻辑整理和编排，再注入本朝的新创见，为统兵将领提供系统的兵学理论。按照这种方法，《武经总要》所论及的军事问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兵法理论、选将练兵、行军宿营、战略战术、战法战例、历代阵法、水攻火攻、兵器制造与使用、军事筑城与城战兵器、战船的形制构造与水军器械、军事制度、军队编制体制、军事组织、军事地理、兵要地志、军事后勤、阴阳星占等。这些内容分载在全书的40卷中，或一类一卷，或一类数卷，或类卷交错。这种编纂方法，既提高了全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便于查阅，对此后兵书的编纂，具有借鉴作用。
其二，调整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二者的比例，其中军事技术内容大幅度上升，克服了既往兵书在这两方面畸重畸轻的倾向，改变了过去兵书对军事技术只是点到为止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倾向，使统兵将领在熟谙军事理论的同时，也能掌握军事技术的要领。尤有特色的是在军事技术各卷中，还配有虽系古朴但又具有形象示意的大量图绘，把北宋以前及当时的军事技术，如同历史的缩影画卷，展现于读者的案前，使人们对文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有全面的了解。《武经总要》还及时地收集了当时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性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指南鱼和三个火药配方。
指南鱼是一种磁性的指南仪，西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已经提到，但没有详细介绍。《武经总要》则首次叙述了它的制法、构造和指南的原理。制作时，先将薄铁片剪成二寸长、五分宽的鱼形模样，然后把它放在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住鱼头，移至火外，使鱼尾正对子位，并放入水盆中，让鱼尾没水数分，装入密封的容器中。使用时，将一个水碗放在无风处，让指南鱼浮在水面上，其头便自动指向南面。指南鱼的研制促进了指南针的创造。大约在11世纪末，我国已将指南针用于舟师导航上。
火药发明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08年)，但到北宋初才用于战争，而《武经总要》则是把制作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三个火药配方公布于世的最早文献。
《武经总要》编纂体例的两大进步，提高了兵书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所以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称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亦有足资考证者”。此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第九节、城防专家陈规及《守城录》
陈规是宋朝力主抗金的文臣，在抗金斗争中战绩卓著。他与汤〔shu 赎〕合著的《守城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论述了城防理论和守城战的各个方面，是我国古代一部影响最大、价值较高的城防专著。
(1) 文韬武略兼备的陈规
陈规，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生，早年熟读兵书。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陆县事。到任后，即全力加强城防，改造城池，创制长竹杆火枪，改进抛石机，率领部卒坚守德安城。从靖康元年到绍兴二年(公元1126—1132年)，有一股被金军战败转而为盗的乱军九犯德安，陈规率军“九攻九拒，应敌无穷”。当时中原州郡全部陷于金军之手，唯有德安城仍固守在宋军之手而巍然不动。陈规因功升德安知府及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史。后又改任顺昌(今安徽阜阳)知府。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陈规协助东京(今开封市)副留守刘錡坚守顺昌，击退了金兀术数十万军队的围攻，因功升为枢密直学士。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后，移任庐州(今合肥市)知府兼淮西安抚使。次年，病死。
汤，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生卒年月不详。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进士，历任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教授、太学录、大理寺少卿等职。
(2)城守专著《守城录》
《守城录》由三部分组成，共四卷，约17800字，分别写作于三个时期。第一部分为《后序》一卷，由陈规撰写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守顺昌之时。第二部分为《守城机要》一卷，由陈规撰写于守德安之时。第三部分为《建炎德安守御录》上、下卷，由汤撰写于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后任德安教授之时。这三部分内容原本各自成帙，大约在宋宁宗(公元1195—1224年)后才合编为一书。后被《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丛书》、《瓶花书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收录。《明辨斋丛书》选收了《守城机要》与《建炎德安守御录》。另有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本，以及嘉庆、道光时刻本。
《后序》系为夏少曾《靖康朝野佥言》所写的序言。夏氏在《佥言》中记述了靖康年间金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始末之事，陈规读后写序，后被徐梦莘收录于《三朝北盟汇编》中。陈规在此序中总结了汴京失陷的教训，阐述了城防之策。《守城机要》详细论述了城郭、楼橹的制度和备御之方，对守城军民的组织编制、力量运用和各种守御实施也做了记载。《建炎德安守御录》详细记载了陈规守城的事迹。《守城录》全面反映了陈规的城守思想，概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改革旧城制。陈规把德安城原来的一墙一壕改建为三墙两壕，增加了城郭的防御层次和纵深面，以便有效地防御攻城抛石机的击砸。
其二是增开城门。陈规主张守中有攻的守城战法，反对既往闭门固守的思想。为此，他在每面城墙中多开偏门，平时作简易封砌并加上伪装，使敌不易觉察。战时可将其推开，让守城部队从偏门出击。在击退攻城的乱军时，这种城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其三是改造和创制新型守城兵器。陈规选用坚实大木，聘请高明木匠，制成各种适用的抛石机，备足30—60斤重的各种规格的泥弹、石弹，对士兵进行抛石机机械使用的训练。把原来安于城上的抛石机，改置于城内的有利阵位处，由城上士兵导引抛射，准确命中攻城敌军，使抛石机在守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亲自组织军事技术人员，利用火炮药制成长竹杆火枪20余支，由60人组成长竹杆火枪队，同捆绑干竹、柴草的300头火牛相配合，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击退了李横所部乱军用大型攻城掩体“天桥”对德安城的进攻。陈规创制的长杆火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陈规本人也被史家誉为管形火器的发明家。
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宋孝宗下诏将陈规的《守城机要》改刻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全国，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守城录》中的许多内容，被明清时期一些兵书所引用和转录。
第十节、首倡兵制研究的陈傅良与《历代兵制》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永嘉派的著名学者。他为学重“经世致用”，为官“抗疏忠恳”。所著《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兵制专著，也是研究古代兵制的重要参考书。
(1)首倡兵制研究的陈傅良
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今属浙江温州)人。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生，自幼聪慧敏锐，好学深思，加之家学熏陶，为文自成一家。后拜著名学者郑伯熊、薛季宣为师，共开永嘉学派之先声。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陈傅良登进士甲科。光宗时(公元1190—1194年)为起居舍人，因进谏未被采纳而辞官。宁宗即位(公元1195年)后，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官制宝谟阁待制。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去世。死后谥“文节公”，学者们称他为止斋先生。著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止斋论祖》、《止斋文集》、《历代兵制》等。
(2) 兵制专著《历代兵制》
《历代兵制》在陈傅良去世时尚未脱稿，题名为《周汉以来兵制》，到后来刊刻时才定为现名。现存有《墨海金壶丛书》、《守山阁丛书》、《长恩书室丛书》、《瓶花书屋丛书》、《学海类编》、《兵法汇编》、《四库全书》等刊本。全书八卷，约3.5万字。
《历代兵制》以年代为经，先后记述了西周、春秋、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的兵制及其沿革。对西周的乡遂合一制，汉代的京师兵(南北军)、郡兵(轻车、材官、骑士)，南北朝、隋、唐的府兵，唐代的彍骑、禁军，北宋的禁军、厢兵、藩兵，都做了详细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出后代兵制对前代兵制的继承关系和发展概况。其内容包括军队的编制、指挥、调发和宿卫番上，武官的选任和将帅的职权、兵员的征募和训练，兵种的区分和组织管理，纪律号令和赏功罚过、武器装备和供给军需等。
陈傅良在书中采用古代兵制与宋代兵制对比的方法，反映自己的观点，指出宋代兵制的流弊，希望当权者能够采纳他的建议，进行兵制改革。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陈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通观全书，可以看出陈傅良在评论历代兵制的得失中，对兵制问题的主要看法。
其一，在军队的统御关系上，他主张“强干弱枝”，反对“诸王擅权”。他推崇西汉“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的做法，使“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
其二，在兵农关系上，他主张寓兵于农，兵农合一，耕战兼资，有事出战，无事归农。他称道唐朝的“府兵之制，居无事则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劳均佚”，“民有常兵而无长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
其三，在治军问题上，他主张重训练、严纪律、一号令、明赏罚。即对士兵须加强训练，让其熟习武器的使用技能，才能练成精锐之师。治军要纪律严明，号令统一，赏罚公平，才能士气旺盛，人不敢怠慢，做到“兵虽少而至精”。
《历代兵制》首开兵制研究之风，至今仍不失其借鉴价值。但有些看法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十一节、抗倭名将戚继光及其练兵论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戚继光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他所著述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受到高度的重视，对明朝以后的兵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字敬元，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定远(今属安徽)。生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闰十月初一，山东济宁的鲁桥镇。戚继光17岁时，其父戚景通病逝，他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后，勤于职守，忙于练兵，刻苦攻读兵书。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升任为主管山东防务的署都指挥佥事，统辖三营24卫。其时，日本封建主竭力支持倭寇掳掠中国沿海州县，不法豪绅和奸商也与倭寇勾结，浙、闽沿海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赴任后，即全力整顿部队，严肃军纪，严格训练，整治海防，踏勘地形，熟悉风候、潮汐，探清倭寇活动规律，山东海防形势大振。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戚继光奉调至浙江都司，次年升任参将(位在副总兵之下)，镇守宁波、绍兴、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三府，全力备倭。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为了扭转守军将骄兵惰，战斗力低下的局面，戚继光亲去金华、义乌，招募4000名精壮农民和矿工，以“岳家军”为榜样组建成军，以新创的“鸳鸯阵”(见图14)进行训练，军威大振，被人们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戚继光率军在台州地区抗倭时，九战九捷。次年，又捣毁倭寇在横屿(今宁德城外海域)的老巢。戚继光被任命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又与俞大猷合攻福建平海卫的倭寇，升任为福建总兵。次年二月，他率部数千，与仙游城(今福建仙游县)守军夹击倭寇，解了仙游之围。此后他转战闽、粤，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定，海疆得以廓清。戚继光平倭之功卓著。
图14 鸳鸯阵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大学士张居正奏请朝廷，调戚继光到北方，总理蓟镇、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之事。在镇16年，整饬边防，改建扩建长城，创建空心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练车、步、骑、辎合一的合成军，成建制地装备当时最先进的佛郎机、鸟枪和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边防大治，蓟门宴然。戚继光被晋升为太子太保(辅导太子的官)、左都督。后来又加封少保(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少，一般为大官的加衔)。后受排挤，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调广东。不久被诬陷夺职，回登州。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初八(公元1588年1月5日)病故。戚继光治军严明，战绩卓著，“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诗句，是他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努力奋斗的写照。更为重要的是，他留下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著名兵书。
(2)练兵教战的著名兵书《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作战时所著，从《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的记载中可知，该书成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是年“春正月，创鸳鸯阵，著《纪效新书》”。全书原本18卷，卷首一卷。现有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徐梦麟刻本和书林江殿卿明雅堂刻本、明傅少山刻本，以及清代以来的多种抄本和刻本，《墨海金壶》等丛书亦有收录。14卷本有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承勋刻本、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刻本、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刻本，与18卷本内容有所不同。《纪效新书》问世后，受到当时的朝鲜和日本两国的重视。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朝鲜在设立训练都监时，曾用它作教科书。日本有宽政九年(公元1798年)等刻本。
《纪效新书》全面地反映了戚继光练兵和教战的思想，并具体规定了各项练兵的要求，如同近世的条例条令一样。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是重视选兵。《纪效新书·束伍篇》中说，士兵要精选，对“城市游滑之人”、“奸巧之人”不可选用，须选“乡野老实之人”；所选士兵要体魄丰伟、武艺高强、干活耐劳而力大、办事能干而伶利，这四条缺一不可；要根据所选士兵的特点，发给相应的兵器。其二是从严治军。明确各级武官和士兵的职责名分，上下号令一致；惩治贪官、刁官、刁军；谕以忠义，厚恤战亡；做到恩威兼著，情法相融。其三是严格训练。训练要从实战出发，坚决反对搞虚套和花架子；要求官兵按号令训练，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号令篇》)；要重视平时养成。其四是严明军纪。凡“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人屋房，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称贼级……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禁令篇》)。其五是赏罚公平。“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禁令篇》)；戚继光说到做到，带头执法，曾斩杀了他临阵回归的长子。其六是将帅须精通武艺。将帅不但要有文韬武略，还要精通技艺，“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纪效或问》)只有将帅自己的技艺精通，才能作士卒的表率，战胜敌人。
《纪效新书》全面反映了戚继光敢于改革和创制新型兵器的思想。“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也；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乎吾士也。”(《长兵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积极组织部下研制新型兵器，取得了重要成果，仅见于书中记载的就有下列几种。一是最早转载“制合鸟铳药方”(此方系在抗倭战争中得自于倭寇)。用硝1两、磺1.4分、柳炭1.8分配制而成，三者分别占75.75%、10.6%、13.65%，与当时世界上火绳枪炮所用的发射火药基本接轨，是中国传统火药向新型火药过渡的标志，此后各种兵书在谈到火药时，无不转载此方。二是书中对当时新创制的佛郎机和鸟枪等火绳枪炮的结构和制造方法，作了详细的记述。三是书中还记载了新创制的连子铳、子母炮、满天烟喷筒、飞天喷筒、火砖、火妖、火蜂窝等火器，以及狼筅〔xian 显〕等冷兵器的制造方法。四是书中记载了大型福船、中型海沧船、小型苍山船的构造、性能、装备，以及编制训练等新鲜内容。其详细完备之程度，实为同时期其他兵书所不及。
《纪效新书》还全面反映了戚继光注重使用兵器，以及编练能发挥各种武器长处的布阵思想。它认为，士兵有精良的兵器后，还必须训练其使用方法，有了利器不会使用，等于没有利器。训练兵器的使用时，须统一号令。如果士兵能熟悉号令，精通使用兵器的技艺，那么其战斗力便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书中对刀、枪、棍棒、狼筅等冷兵器，以及佛郎机、鸟枪等各种火器的使用方法，都有详细的叙述。在叙述鸟枪的使用方法时，还提出了用眼睛看后照星，用后照星对前照星，用前照星对所打之人的“三点一线”的射击方法，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戚继光要求士卒不但能使用各种火器与长柄、短柄冷兵器，而且要根据战斗情况的需要，变换使用方法，使长兵器也能作护身的短兵器使用，短兵器标枪也能作长兵器击敌。除此，还强调各种兵器的搭配使用，使其能长以护短，短以卫长，发挥综合的杀敌效果。戚继光所创编的鸳鸯阵及其分解的二伍阵、三才阵，以及由鸳鸯阵合成的菱形哨阵，便是各种兵器搭配使用的最佳陆上作战阵形。与此同时，他所编练的水兵营，也是大中小各型战船、轻重型火炮与火绳枪、各种燃烧与爆炸火器、长柄格斗兵器、短柄卫体兵器、射远兵器与防护装具搭配使用的最佳水上作战阵形。同期的其他各种兵书，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没有达到《纪效新书》的程度。
(3) 《纪效新书》的姊妹篇《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到北方主持练兵后所作，其中正文九卷成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杂集六卷成于万历初年。现存有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邢阶刻本、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许乃钊刻本，以及其他多种活字本、抄本、铅印本，不少丛书也有收录。《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虽然都是出自戚继光之手的并蒂双莲，但其所依据的敌情、天候、地理、守备设施和民风等客观条件各不相同，故其论述的重点也多有差异，两者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练兵实纪》全面反映了戚继光练兵重在练将的思想。主要论点有二。其一是要选择品德优良者任将帅。因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他们的举动会影响全军，必须选拔“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能够“以舍生为本的人”作为将帅(《练将第九》)。其二是要对将帅进行兵法教育。“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练将第九》)为了让将帅能系统地学习兵法，戚继光主张兴办“武庠”(即兵法学堂)，学习文化，攻读兵书，练习“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在“精通一二技”的基础上，再掌握其余技艺的概要(《储练通论》)。
《练兵实纪》全面反映了戚继光重视单兵和营阵训练的思想。认为单兵的训练是军队训练的基础，训练的内容为伍法、胆气、耳目和手足。车兵、骑兵、步兵、辎重兵的业务虽不相同，但训练的基本内容不可不反复进行。练伍法就是对精选的士卒，进行部伍的操练和兵器装备的技术、战术使用方法；练胆气就是要让士兵通过操场的训练，能蓄养锐气，胆壮心齐，一心以杀贼为计；练耳目就是要训练士兵“耳只听金鼓之声，目只看旗帜方色”，按各种规定号令动作；练手足就是要让士卒操练所用的武器装备，提高武艺，能在战斗中搏击敌兵，置其于死地。在单兵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行队、哨、营和各营协同作战的训练。通过这些训练，最后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万人一心”，“万身一力”，以取得“防身杀贼立功”的实效。
《练兵实纪》进一步发展了戚继光更新武器装备、改进长城守备设施、创编车步骑辎重合成军的思想。戚继光到蓟镇主持练兵事宜后，进一步利用火器制造的最新成果，除改进鸟枪、佛郎机、虎蹲炮、镋〔tang 淌〕钯等各种兵器外，又改制了无敌大军炮，创制了快枪和引爆地雷的机械式装置“钢轮发火”，发展了火箭技术，因地制宜地创制了石炮，改建了长城沿线的烽堠，创建了空心敌台，创编了以装备鸟枪和佛郎机为主的车营、步营、骑营和辎重营协同作战的合成军(详见本丛书中由笔者所著之《中国古代兵器》)。这种合成军用之塞上，可摧强敌，使蓟门宴然。像戚继光这样叱咤风云，既有煌煌战绩，又有两部洋洋数十万字军事著作传世的军事家，不但在中国军事史上所罕见，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第十二节、首倡海防研究的郑若曾及《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
郑若曾是我国海防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海防专著《筹海图编》、《海防新论》、《江南经略》，对明朝后期的抗倭战争和对此后海防的筹划，具有借鉴作用。
(1)首倡海防研究的郑若曾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郑若曾生于昆山县(今属江苏)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少时好学，长大后又受到魏校、王守仁、湛若水等名师的教诲，常与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学者共同探讨学问，对天文、地理、地图、军事和政治等问题都有所研究。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贡生，曾两次科举不中。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倭患猖獗，唐顺之劝郑若曾著述海防图籍。郑若曾将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编写成我国第一部海防专著《筹海图编》，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成书。胡宗宪为之写“序”，次年付印。郑若曾因参加抗倭作战有功，朝廷曾晋封其官爵，但被他辞谢。晚年仍潜心著书，除《筹海图编》外，还有《郑开阳杂著》、《江南经略》、《四隩图论》、《尚书集义》等。郑若曾一生，但求学问精深，不图仕途进取。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郑若曾去世，终年68岁。
(2) 我国第一部海防专著《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是郑若曾为防海备倭而作的专著，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之后又有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重刻本、万历年间胡灯将嘉靖本挖改后的重印本、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本、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本和《四库全书》本等。上述版本中以嘉靖、隆庆本为优，万历本和天启本多有删削，康熙本则劣在妄增。
《筹海图编》全书13卷，约26万字，附图172幅。书中对我国沿海海岸、海域的地形地貌、关隘要塞等地理形势，沿海驻军、水寨、烽堠、了望哨、海岸、海港、海中设施等防务，朝臣和将帅所提出的防海御倭方略，兵器和战船，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倭寇劫掠中国的时间、地点、头目等情况，倭寇至闽广总路、至直浙山东总路、至朝鲜辽东总路等三条进犯路线，永乐年以来的平倭战绩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筹海图编》首次提出了比较全面的防倭剿倭的战略，反映了郑若曾和明朝一部分朝臣的海防思想。它认为，防倭备倭的根本方略是安民和备战。安民就是要委派良吏推行善政，使沿海居民安居乐业，民安才是巩固海防的根本保证。备战就是要加强海防建设，全歼来犯的倭寇。郑若曾主张陆海应相互策应，从水、陆两路夹击来犯倭寇；各守备部队要互相协力，会同捕剿；军民须相互为援，实行联防；城防内外应遥相呼应，攻守结合；应建立海中岛屿、海岸要塞、岸内城镇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海防体系。这样才能达到“御寇远洋”，“击贼近洋”，歼敌于将登而未登岸之时的防海目的。
《筹海图编》认为，要巩固海防就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海防守备部队。统领这支部队的将帅，需从“行武惯历战阵者”中选拔，在民间豪杰中选拔，在练兵中选拔；士兵要经过选练，练兵首先要练心，使人心齐一；其次要训练御敌保国的真本领，反对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另外，训练正规军应与训练乡勇同时进行，并做到寓兵于农。
《筹海图编》针对御倭作战的特点，要求将士重视沿海地形和气象、天候对作战的影响，注意研究季风、春汛、秋汛与倭寇活动的关系，让将士懂得“不抉图籍不可以知扼〔e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方略”(《凡例》)的道理。为此，书中比较详细地列出了沿海的重要岛屿、港湾、要塞、军事要地，并绘图示意，多达110幅，不仅可供当时人们查考，而且也是研究明代地图的重要图籍。在中国地图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筹海图编》十分重视改善海防的武器装备，极其敏锐地注意入犯之敌使用的新型武器装备。它记述了进犯广东的葡萄牙舰船所使用的发射火药与佛郎机舰炮，对佛郎机舰炮的形制构造与优越性，记述十分详细。对鸟铳的传入和仿制的情况，记述比较完备。对大型铜发贡(即铜火炮)的威力，有比较细微的描述。《筹海图编》对西方新型火绳枪炮制造和使用信息的搜集，为明朝军工部门对它们的仿制和改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综观同时期的兵书，可知它所搜集的新型火器的信息量最大。与此同时，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为备倭而建造的各型战船，详细分析了它们的构造特点和战斗性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战船建造的概况。
(3)《筹海图编》的姊妹篇《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或《海防论》。书中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等14篇，系辑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原载《郑开阳杂著》)。《辽东军饷论》虽为明万世德补辑，但其资料亦取自《万里海防图论》。《日本考略》虽由明殷都补辑，但亦取材于《万里海防图论》。故全书仍系郑若曾所著。嘉靖年间虽曾刊印，但其本至今未见。万历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之后，《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都将其收录，并题名为《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及其战略地位，提出了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海，各省联防会剿，内外夹击，水陆兼备的海防战略。采取除内奸以塞倭寇之耳目，占岛屿以扼倭寇必经之海道，分哨与会哨相结合以堵倭寇可乘之隙，在沿岸港口增驻水陆守备部队以剿倭寇，训练乡勇以使处处有御倭之兵等措施。
(4 江防专著《江南经略》
《江南经略》是郑若曾专为防御倭寇侵入长江而作的江防专著。首刻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重刻，康熙年间又有刻印本，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
《江南经略)虽为江防而作，但其指导思想与备倭措施仍似海防。“御寇之法，海战为上，故先之以海防图，海防失守，而后滋蔓及江，故江防图次之”(《江南经略凡例》)。全书从长江口的华亭、上海开始，上溯至常州、镇江，依次绘图论列，有些绘图，尚属首制，虽为一时权宜之计而作，却有长期备考之价值。
郑若曾一生潜心于海防、江防之研究，积数十年之心智，留三部专著于后世，人们至今仍铭记他首开海防研究之风的历史功绩。
第十三节、自发从戎的何良臣和《阵纪》
何良臣是实战经验丰富的战将，其所著《阵纪》是一部以练兵教战为特色的著名兵书。
(1)自发从戎的何良臣
何良臣，字际明，号唯圣，余姚(今属浙江)人，生卒年月不详。据《阵纪》中的“序”、“跋”和主要内容可以推知，何良臣大约活动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公元1506—1620年)，早年擅辞赋，以诗文知名乡里。青年时代，热爱军事，喜读兵书，“自发从戎海上”(《阵纪·后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由于明廷军政腐败，何良臣长期怀才不遇而仗剑发出“知阵无所事阵”的慨叹。他的咏叹诗具有浓郁的军人气势，所以张应登说：“诵其诗，纪律严明，有正正堂堂之气，登坛对垒，旗鼓相当者，不数也”(《阵记·跋》)。在他有幸当上幕僚，参与练兵后，军事才能方被人知。后因在长安立过战功，被升为偏裨将，最后升至蓟镇游击将军。著有《阵纪》、《军权》、《利器图考》、《制胜便宜》等兵书。其中《阵纪》最受世人的重视。
(2)以练兵教战见长的《阵纪》
《阵记》成书的年代不可确考，从书中引用戚继光所编练的鸳鸯阵和在闽浙抗倭的方略，可知其成于《纪效新书》问世的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之后；又从张应登作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五月的“跋”，可知其成于此“跋”之前。全书四卷，66篇，约4.8万余字。现存有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刊本、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墨海金壶丛书》本、道光年间《珠尘别录丛书》本、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惜阴轩丛书》本、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瓶花书屋丛书》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
《阵纪》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主张“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认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赏罚》)。他主张用兵要奇正多变、奇正互变，认为正兵、奇兵、伏兵如人之头、手、足，三者不可缺一，若“三者具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奇正》)。用兵要因众寡而不同，识众寡之用者胜，“用众，宜整、宜治、宜分”，“用寡，宜固、宜轻、宜锐”(《众寡》)。
《阵纪》的治军思想重在选练。主张建军时要“募贵多，选贵少”，油滑之人不可用，乡野老实之人必选。对所选士兵要任其长而用。并强调教战之法，鼓励将士以战死为荣，以退逃求生为耻。对将士要赏罚公平，做到虽为权贵，有过必罚；虽为卑微，有功必赏。
《阵纪》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车战、骑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等不同样式的作战及其战法的专门论述。对明朝及其各代所使用的各种兵器、攻守城器械、水军战船的形制构造及其制造、使用方法，都有具体的叙述，是除《武备志》外记述军事技术使用内容最多的兵书，有些内容连《武备志》也不见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十四节、博学知兵的唐顺之及《武编》
唐顺之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书著述家，他纂辑的兵书《武编》，集纳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博学知兵的唐顺之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生。后会试第一，曾以郎中身分督兵浙江，与胡宗宪共同抗倭，因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对天文、地理、音乐、数学颇多爱好，尤精散文，人称荆川先生。有《荆川先生文集》、《广右战功录》等10多种著作传世。逝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
(2)集纳广泛的《武编》
《武编》在作者生前未能刊行，只有抄本传世。秣陵(今属南京)焦澹园将原本珍藏，虽常有人索稿刊印，均被焦氏婉言谢绝。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起兵攻明，焦氏才应允武林徐象枟〔yun 云〕曼山馆首次刊行。清朝有木活字本和抄本传世。《武编》体例略如《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六卷，187门。前集辑录历代兵书和其他典籍中的基本兵法理论，分54门，涉及将帅选拔、士伍训练、计谋方略、阵法阵图、行军作战、攻防守备、营制营规、武器装备、人马医护等。后集分133门，大多为辑录古代用兵实例，以备借鉴。
《武编》的突出之处，在于它辑录其他兵书不载或少载的内容，主要有下述四种。其一是水底雷。据《武编·火器》载，水底雷以“大将军为之，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即藏有火种)，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从记载中可知，水底雷实际上是一支密封于木箱内，悬浮于水中，借助于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的火铳，属于击穿式水雷。其二是破船舸。这是一种安有六个水轮的车轮船，船首为平形，安有三支火铳，铳管头部伸出船首外，对准前方，火门留在舱内；若与敌船相近，舱内士兵即点火发射，三支火铳的弹丸一起射向敌船(《武编·舟》)。其三是手把铳的发射口诀。一装枪，二捻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槌(压实火药与铳箭或铳弹)，七插箭，八行枪，九听号头哵哵响、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响，十收队。其四是制造兵器所用钢材的冶炼方法。此法为兵器史与冶金史学者所重视。
图15 飞空神沙火
从刊印年代的先后看，《武备志》转载了《武编·火》的不少重要资料，现举四例如下。一是“火药赋”。二是用硝、硫、炭不同组配方式所制成的火药。三是用君、臣、佐使的理论，阐述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和作用。四是明代后期创制的二级返回式火箭“飞空神沙火”(《武备志》转载后改称“飞空沙筒”，见图15)。从《武编》的记载可知，我国至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二级返回式火箭的制造与发射技术了。由于《武备志》比《武编》流传得广泛，所以往往把上述几种资料首次披露的年代，误认为《武备志》成书的年代，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
第十五节、火绳枪专家赵士桢与《神器谱》
赵士桢是明朝后期专门从事火绳枪研究的专家，他所著的《神器谱》，对明清时期火绳枪的研制和使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火绳枪专家赵士桢
赵士桢，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副，博学多才，曾参加《明会典》的编纂，工诗词，精书法。赵士桢自幼受其熏陶，亦擅长书法。他的生卒年代虽不可确考，但从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所上《防虏车铳议》中“行年五十”之句中，可知他约生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赵士桢“以善书征，授鸿胪寺主簿”，任职18年后受召入直文华殿，至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晋中书舍人，又十余年，不进秩以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华二名士》)。由此可以推知，他大约在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前后去世。赵士桢从小生长在海滨，家乡常受倭寇的袭扰，备受其苦。故而，他关心国家前途，注意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书籍，从戚继光和胡宗宪的部下了解倭寇所用火器的情况，从因进贡而留居北京的噜密国(一作鲁迷国)掌管火器的官员朵思麻处，见到了噜密铳，并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向朝廷进献了自己仿制的噜密铳。之后，他又历经艰难困苦，多方筹集钱财，先后制成10多种火绳枪及其他火器、战车。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多种文体，撰写成《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研制火器的论著。
(2)火绳枪专著《神器谱》
现存最早的《神器谱》有明万历刊本、《玄览堂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千顷堂书目》本等。1974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在《和刻本明清资料集》第六集中，刊印了五卷本的《神器谱》，比较集中而全面地搜集了赵士桢的主要著作。万历刊本《神器谱》五卷，约六万余字，附图200余幅，集中反映了赵士桢在各种火器，尤其是在各种火绳枪的研制与使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有噜密铳、西洋铳、掣电铳、鹰铳、旋机翼虎铳、三长铳、镢铳、锨铳、轩辕铳、九头鸟铳、连铳等单管火绳枪，以及迅雷铳、震叠铳等多管火绳枪。同时，书中还绘制了噜密铳、西洋铳和迅雷铳的各种射击姿势，便于士兵进行射击训练。此外还有火器战车的研制及其使用方法的图形。
《神器谱》反映了赵士桢发展火器制造的思想。他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制造火器，把发展火器制造提到战略的高度。他指出，海中之国日本，祸胎已萌，在蚕食朝鲜之后，必“尽朝鲜之势窥我内地”；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仅有长城一墙之隔，内犯之势必不可免，只有大力发展火器制造，才能“挫凶锋”，“张国威”。制造火器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对国家有万世之利的大计。他主张研制火器“必须因时而创新”，出奇而制胜。要求火器制造部门选用技精艺熟的工匠，制造精利的枪炮，不可有丝毫差错。他极力反对浪造浪用火器，指责市井庸碌之徒粗制滥造、从中牟取暴利的丑恶行径。
《神器谱》还反映了赵士桢使用火器的思想。他认为火器要因时而用，应选择适当的战机，不可因浪战浪用而失去应有的作战效果。在使用火器时要因敌而变化，需快速突击，使敌猝不及防；要虚虚实实，使敌人不知其奥妙；要注意奇正变换，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密集的敌人来至二三里以内时，先以佛郎机炮、噜密铳、迅雷铳逐次射敌，挫其凶锋；待敌溃退时，持单兵火器与冷兵器的士兵要在近战中歼敌。赵士桢主张使用火器应与战车相结合，使“车凭神器以彰威，神器倚车而更准，或鼓行而前，或严阵待敌，或趋利远道，或露宿旷野，坚壁连营，治力治气，无不宜之”(《神器谱·神器杂说》)；如果车铳结合的战术运用得当，则“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恣其驰骋，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如果造车者知运用之法，使所造之车轻重得宜；用车者知造作之法，使用裕如(《防虏车铳仪》)；再加上将帅善于指挥，士兵技巧熟练，就能充分发挥其自卫坚守和进攻破敌的作用。赵士桢建议编练车营，使之“守则布为壁垒，战则藉以前拒，遇江河凭为舟梁，逢山林分负翼卫……昼夜阴晴，险易适用”(《车图》)。像赵士桢这样身无疆场之寄，肩无三军之任的火器专家，能如此精通火器使用的战术是绝无仅有的。
第十六节、威严廉洁的何汝宾及创论火器战法的《兵录》
何汝宾是明朝后期著名的兵书著述家，他所编著的《兵录》，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既往的兵法理论，同火绳枪炮的使用技术及战术结合起来，受到世人的重视。
(1) 威严廉洁的何汝宾
何汝宾，字寅之，一作仲升，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明史》无传，生卒年月不详。据《吴县志》记载：何汝宾是苏州卫的世袭指挥。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调任为昌国将军，先后在石浦等近海地方，打了多次胜仗。他擅长文墨，曾编辑过《舟山志》，后升任为广东都司都督佥事。据魏浣初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为《兵录》写的“序”中称：何汝宾是将门之后，少年时代就受到河南按察佥事刘凤的器重。他通经史，辑著《兵录》。其品质砥砺廉洁，治军严而有恩，不谋取一毫私利，不争功请赏。自少年时即爱习武，喜读兵书，钻研兵法，尔后“总括群书，钩其玄要，而间附以己意，采辑成帙，题曰：《兵录》”(《兵录·自序》)。
(2) 创论火器战法的《兵录》
从何汝宾在《兵录·自序》的落款“万历丙午年”看，该书应成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现存较早的有两种刊本：第一种刊本有刘凤、俞琬纶、陈元素、陈子壮、魏浣初五人书写的“序”与何汝宾的“自序”，魏浣初的“序”作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第二种刊本又增加了杨述程作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序”。此外还有明清时期的抄本。从第一种刊本卷十一的结尾关于“近日‘宁远大捷’止用西洋大炮”取胜的记载，以及卷十三关于“西洋火攻神器说”至“西洋炼造大小铳火药法”几节的内容可知，《兵录》在万历三十四年成书后至崇祯五年之间，增加了西洋大炮的内容。因为西洋大炮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才开始传入，而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指挥守军利用西洋大炮取得的“宁远大捷”，是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至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发生的事。因此，崇祯五年的刊本是由何汝宾本人或其他人，在增加上述内容之后的刊本，全书至此才有14卷，约25万字，附图484幅的规模。此后还有明、清各种抄本传世，其内容与崇祯五年本基本一致。
《兵录》是一部辑录体的综合性兵书，对将帅修养、士卒选拔、部队编成、训练、技艺、阵法、兵器与军械的制造使用、行军宿营、攻战追退、军队医疗、天时地利、火药与火器的制造，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具体的介绍，而对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尤有独到之处，这在中国古代尚属首创。
《兵录》认为：“火攻之法在于顺天时，审地理，制器用。”所谓“顺天时”，就是要乘风纵火，风猛则火烈，火炽则风生，风火相助，就能取胜。所谓“审地理”，就是在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火器。即旷野平原，用射程远的火器；丛林隘道，用喷火器夹击；居高临下，用重型火炮压制；仰攻高地，用火铳、喷筒；与敌突然遭遇而不及布阵时，应以火器先发制人；敌我双方都已安营扎寨时，便可乘风高月黑之夜，在敌营四周埋伏火器，尔后按约定的号声，火发而伏兵四起，火烧营寨，劫敌辎重；城内击外，应轰敌之密集部位；城外攻内，宜轰击敌城防薄弱之处；以火器攻敌，要先占据上风；若不知地利而用火器，不但不能取胜，而且火器会被敌人所夺。所谓“制器用”，就是要制造各种用途的火器。即随军机动的火器要轻巧便携，士兵才不会疲劳而精力旺盛；攻击型火器要机巧灵便，才宜于发射；地雷须容易引爆而迸裂，才能收到击敌的效果；守御型火器要利于远击、齐飞，才能有效地击敌。陆战的火器要远射、近射兼备，宜轮番射击为妙；火炮、火箭、火铳、火弹系远射火器，要与长枪、大刀等近战冷兵器交相配置；火枪(指竹、木筒火枪)、火牌、火棍系近战火器，要与强弓、劲弩等远射程的冷兵器交相配置；水战火器要分别使用，两军船阵相对时要用船首炮大发熕〔gong贡〕、佛郎机迎面轰击，侧击、夹击敌船时要用神枪、火铳，焚烧敌船篷帆时要用火箭、火球，殿后的战船要多用矢石。下列情况则要戒用或慎用火器。即古迹和城邑街巷；前有茂林，进无所据；后背水泽，退无去路，防自伤；敌欲降而尚未找到时机，或敌已降而疑其复叛者，不可击杀。将帅若能熟知火器而用其利避其害者，必胜无疑。茅元仪在《武备志·用火器法》中，就吸取了何汝宾的成果。
第十七节、兵学巨匠茅元仪及其编纂的《武备志》
茅元仪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编纂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多、门类最齐全的军事百科全书，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1)兵学巨匠茅元仪
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等，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朝著名学者茅坤之孙，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生，自幼好学，尤喜兵农之书。成年后，对长城沿线的隘道了如指掌。面对后金的崛起，明廷的腐败，他立志发奋著书，探讨历代兵法韬略，搜集器械战具资料，积15年心血，辑成了《武备志》，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刻印(见图16)。 自此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命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并到江南募集战船舟师，提高明军战斗力。与孙承宗、袁崇焕、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同为御敌保国之中坚。孙承宗遭排挤后，茅元仪亦被削除官职，告病南归。崇祯帝继位后不久，他进呈《武备志》，因被权臣王在晋等中伤，以傲上之罪被放逐至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冬，后金骑兵直逼北京，孙承宗再度奉命督师。茅元仪和24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击退后金军，解了北京之危。茅元仪因功升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不久被权臣所忌而解职，又受辽东兵哗之累，遣戍漳浦(今属福建)。辽东军情危急时，他又请求效死勤王，遭权臣阻挠，约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一说公元1640年)前后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时人称道“年少出西吴，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他一生曾著有60多种、数百万言的著作，但因屡遭禁毁，散佚较多，而《武备志》得传后世。
图16 天启元年本《武备志》
(2) 明代大型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
《武备志》共240卷，200多万字，附图近738幅。现存有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茅元仪辑本、清道光中木活字本、日本宽文四年(公元1664年)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其中以天启刊本最佳。
《武备志》按军事学分编为《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门类。《兵诀评》18卷，选录了明以前《孙子兵法》、《吴子》等著名兵书，加以评点，论述其要义。《战略考》33卷，选录了自春秋至元代16个朝代中600多个战争和战例，从战略高度评述得失。《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部分组成，“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详细记载了明以前的各种阵法、阵图，以及士卒的选拔、淘汰、训练、赏罚等内容。《军资乘》55卷，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方面内容，其中军事技术的内容最多，收录了各类武器装备、战车、战船、军事筑城等资料六七百种。《占度载》93卷，其中既有古人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也杂有荒诞迷信之说，还有关于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
《武备志》规模宏大，所用军事资料翔实，不仅有茅元仪祖父茅坤所珍藏的家传图书作基础，而且广收各家的秘图珍本2000多种，包容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治学严谨的茅元仪，以沙里淘金之功，对各种资料严选精取，去伪存真，收良剔莠。《武备志》全面仿效了《武经总要》的编纂体例，在几乎转录《武经总要》大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把各门类及其内容的宽度、深度大加扩展和延伸，囊括了自宋代以来所创造的最新成果，又融汇了当时的新鲜内容，吸收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筹海图编》、《阵纪》、《武编》、《神器谱》、《兵录》等兵书的创造性成果，辑为巨著，著成大作，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全书体系完备统一，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按兵学内涵分类编排资料，每类之前冠以小序，考证源流，说明史料之藏存，概括要义，阐述内容之主旨。门类下有分类，分类之下视需要设立要目和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和典故。文上有眉批，写出编者的评论意见，褒贬得宜，生动形象。
茅元仪在论述门类内涵时，采取由大要至细端，按事物发展顺序，次第落笔，逐层深入。以《军资乘》为例，作者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分类次序，逐一展开：军队集结出征至战地，首先要建立营寨，尔后才可部署战事，出兵攻敌，在进攻敌人时也要注意防守，进攻的方式有水攻、火攻，将士作战须以饷粮为炊，以军马为性命，故最后论述战马，战事的全过程毫无遗漏地写在书中。
《军资乘》在阐述这八个方面的要义时，详细记载了战争所赖以进行的全部军事技术条件。在全书所搜集的六七百种军事技术资料中，有罕见的“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兵器、战船、吕公车、神火飞鸦、火龙出水等，有文有图，可资参考。书中从卷一○二到卷一三四，把古代军事技术按野战、攻城战、守城战、水战、火攻等五类进行论述，对各种武器装备制造和使用概况作了全面的反映，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堪称集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之大成的兵书。
《武备志》虽为辑纂性军事百科全书，但是在对各门类所作的“序”和点评中，也反映了茅元仪主要的军事思想。他针对明朝国势衰微，国库空虚，国防罅〔xia吓〕漏，明军战斗力低下的状况，呼吁当局应实行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的政策。他认为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战胜强敌，消除边患，当务之急是要“足饷”和练兵。进而提出奖励开荒，发展屯田的主张，把“强兵”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他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同时认为要保障国家安宁，就须加强边防、海防和江防。北方游牧民族常内犯劫掠，人自为战，就要以坚壁清野，建立堡寨，人自为守的策略对付之(《军资乘·堡约·序》)。在东南沿海则采取“拒之于海”的策略对付之(《占度载·海防·序》)。为防止敌人突破海口，闯入内江，“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江防·序》)。茅元仪认为要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就要具器械，精器用，大力发展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他在《武备志·用火器法》中，要求将士善于因时、因地、因敌、因器、因战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种类与数量的火器打击敌人。为此，将士应善于利用风候、气象条件，乘顺风使用火器，就能万战而万胜。当敌军以密集坚实之众前来攻城时，就用火炮猛击。进攻敌人的坚城时，就要用火炮轰开缺口，尔后突入城中。如果要夺取已经安营扎寨之敌的粮草辎重，就要在敌营四周设伏，尔后乘夜暗突然袭击。在水战中，要善于在远、中、近各种不同的距离上，分别用船首炮、鸟枪、火箭等进攻敌船，最后再跳上敌船，将敌全歼。在布阵作战时，要在营地四周，以不同威力的火器，部署多梯次的进攻，逐次杀伤和减杀敌人的兵力，直到最后全歼敌人为止。
《武备志》问世后，不但在国内受到明、清以来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在世界上也受到推崇。日本除在宽文四年(公元1664年)翻刻成日文版外，又在18世纪获得了原刻本。公元1782年，旅居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阿米奥(J.J.M.Amiot)在法文《中国兵法论》中征引了《武备志》中火药及火器技术资料。之后，《武备志》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火药与火器技术的必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