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威震蓟辽的孙承宗和《车营扣答合编》
孙承宗是明末著名的军事家，他与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合著的《车营扣答合编》，是论述在西洋大炮大量使用情况下，车、步、骑、辎重相结合战法的专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 威震蓟辽的孙承宗
孙承宗，字稚绳，别号恺阳，祖籍河南，世居高阳(今河北高阳城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进士，有智善谋，畅晓边事。任职后官阶屡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升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蓟、辽、登、莱、天津军务。在职四年，调整边关指挥系统，额定兵制，筑城堡54座，练兵11万，开屯5000顷，派将戍锦州、松山及大小凌河，拓地200余里，声威大振。后遭魏忠贤阉党排挤而削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10万大军突破喜峰口，直逼京师，崇祯皇帝命孙承宗驻守通州，拱卫京师，收复遵化等四城，重振蓟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孙承宗再次被罢官，退居故里高阳七年，“门无宾客，室无媵侍，居无玩好，出无舆从。危椽老屋，饭事酒，丛书散逸，篝灯讲诵，夏扇冬炉，孙子夹侍，整襟危坐，俨如图刻”(《牧斋初学集·孙公行状》)。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清军围高阳，76岁的孙承宗带领全家登北城死守。城破后，清军以官禄诱降，以死相威逼，当着孙承宗的面杀死其宁死不降的孙子。孙承宗不为所动，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其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仅有六儿媳怀抱其孙，隐蔽草垛而幸免于难，可谓满门忠烈。他著述甚丰，有《督师全书》100卷、《督师事宜》18卷、《文集》100卷等传世，而《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则是其代表作。
鹿善继(公元1575—1636年)，字伯顺，号乾岳，定兴(今属河北)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随孙承宗督师蓟辽，又随孙承宗罢职，二人交谊深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清军攻定兴，鹿善继入城助守。城破，不屈而死。著有《车营图制》，并参与《车营百八答》、《前督师纪略》、《后督师纪略》等著述。
杜应芳，生卒年月不详，忻州(今属山西)人。初任顺天府(今北京)通判。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随孙承宗督师蓟辽，任武库主事，与兵部主事孙元化共同管理和督造火器，成绩显著。他善制炮、造车和多种兵器。参与《车营百八答》、《后督师纪略》的著述。
(2) 时代特色鲜明的《车营叩答合编》
《车营扣答合编》(简称《合编》)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车营百八答》汇成。第一部分为鹿善继所撰，第二、三部分为孙承宗著，后一部分出自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之手。由于保密，当时未全部刊印。现存有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汇刻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铅印本，全书四卷，约17万余字。
全书以叩问、解说和应答形式，论述了装备枪炮等火器的车、步、骑、辎重各营，以及由它们合编的合成车营和水师营的编制、兵器配置、战阵布列、车步骑辎水各营协同、各种天候、地形、敌情条件下的作战要领、后勤保障等问题。这些营具有较强的火力与较好的机动性，各营既可独立作战，又能以合成车营协同作战(孙承宗称此为“叠阵”)，是对戚继光所编练的车步骑辎重合成军和水兵营的继承和发展。各营的编制方式、序列和人数大同小异。以车营为例，每营编四冲，每冲编二衡，每衡编四乘，每乘编四车，每车编25人，全营3200人，配战车128辆。由车步骑辎重编成的合成车营共6627人，装备火炮344门，火器的总量已超过戚继光所编练的各营。布阵时，战车在前，步、骑和机动部队“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是鸟枪、佛郎机在前，火箭、三眼铳在后，便于发挥火力的综合优势。
《合编》认为，车营的使用须因敌、因人、因天、因地而变，不可拘泥一法。若所遇之敌小，“则一冲领一面之兵出战，而一面之中自为两翼；步战则骑为奇伏，骑战则步为奇伏；敌大则四冲领四面之兵出战，步战亦骑为奇伏，骑战亦步为奇伏，而以中权督之；枪用连环，炮用叠阵，循环无端，故一营之马步矢炮无一不可为用，而守战具得其宜”(《车营百八答·第百六答》)。车营的优越性虽大，其关键还在于人，车兵要熟练战法，“授以方略，使熟而习之，临时通用，其妙无穷”(《车营百八答·第九十四答》)。车营受地形的限制很大，所以官兵要因地制宜，或据险设伏，或旁出袭敌，或长驱拒敌，这样才能每战必胜。车营布阵须灵活机动，其阵形虽有方、圆、曲、直、锐，但其变化无穷，当圆而圆，当曲而曲，当直锐而直锐，随机应变，才能取胜。
孙承宗在《车营百八叩·序》中，对运用合成车营作战的要旨，做了详细的阐发：运用合成车营作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扬火器(主要是火炮)的威力，发扬火器的威力又在于发扬各营协同作战的优势，不论是水战、陆战，或是陆上车步骑辎重协同作战，或是水上与陆上协同作战，或是众寡、奇正的变化，都在于此；火器要用战车运载，才能提高其快速机动力；战车因装备了火炮，才有更强的威力。这就是孙承宗所说车营叠阵战法的真谛。这种战法，只有在西洋大炮(明朝称红夷炮，清朝改称红衣炮)和灭虏炮等各型火炮大量使用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比戚继光以使用佛郎机炮为主而形成的合成军战法，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十九节、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与《西法神机》
孙元化是明末研制西洋火炮的专家，他撰写的《西法神机》是明末关于西洋火炮的专著，对明末和清代的火炮研制和使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研制西洋火炮的专家孙元化
孙元化，字初阳，号火东，嘉定(今属上海)人。出生年月不详。《明史·徐从治传》后附其小传，称他“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清乾隆《嘉定县志》说他“天资异敏，好奇略，师事上海徐光启，受西学，精火器”。因条陈备京、防边二策，得赞画经略军前。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九月，孙元化任兵部司务，在山海关协助辽东经略孙承宗修筑城防。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随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坚守宁远城，负责调运、管理山海关的11门西洋火炮和主持造炮事宜，全力支持徐光启用西洋火炮抗击后金的主张，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大捷”中立了战功。至崇祯初年起任兵部员外郎，不久升迁郎中。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经老师徐光启的荐举，调任登莱巡抚。他按徐光启的意图，聘请葡萄牙炮师到登莱制造西洋火炮，并对士兵进行使用西洋火炮的训练。他把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oeus Ricci，公元1552—1610年，1582年来华)处学到的西洋火器技术，写入《西法神机》中。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叛明降清，攻陷登莱，将其俘虏。孙元化自杀未遂，被叛军放归。次年九月，被明廷处死。著有《经武全书》、《西法神机》等。
(2) 西洋火炮专著《西法神机》
《西法神机》成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前，原稿在战火中流失，现存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据其副本刊印的古香草堂本(见图17)，分上、下两卷，约三万余字，图19幅。书中记载了30多种发射火药的配方；阐述了以火炮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一定比倍数设计其他各部分的方法；提出了弹重、装药量与火炮口径成一定比例的要求；创制了一种新型的攻城炮车；设计了多种便于发挥火力优势的凸面炮台。
《西法神机》全面反映了孙元化关于火器设计的思想。他认为，研制火器必须明理识性，“推物理之妙”，合乎事物之特性，才能制成合用的成品。后经过对火炮射程与射角关系的一系列试射后指出，火炮的射击，若从平射位置直射即零度算起，射程随仰角的增加而渐远，超过45度角后，射程又逐渐变近。此外，孙元化通过研究后认为，炮弹射出炮膛后并非沿直线飞行，而是“全用其直势，亦用其曲势；曲势过半，不能杀人矣”。其意是说炮弹在空中飞行时，既沿直线前飞，又受地球引力下坠，合成曲线轨迹，过曲线顶点后，速度减慢，动能减小，杀伤力削弱，最后速度为零，杀伤力消失。他的论述虽不如伽利略(Galieo Galilei，公元1564—1642年)对抛物线的论述透彻，但已相去不远，是中国古代关于弹道理论的一大突破。他在《铳台图说》中，对大型火炮发射后产生强烈震动的原因做了初步的阐述：发射火炮时，“铳气出口，空气相激，气之动也最捷，故山谷皆答(即回声)，其近而裂者，则能排墙，能撼石”。这是对大型炮弹射出后所生冲击波现象的一种朴素解释，也是一大进步。
图17 《西法神机》
第二十节、火器理论家焦勖及其专著《火攻挈要》
焦勖是明末著名的火器理论家，他所编著的《火攻挈要》，对明末及清代的火器制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火器理论家焦勖
焦勖，宁国(今安徽贵池)人。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他主要活动于明末动乱之时，目睹朝政腐败，武备松弛，人民遭受的战乱之祸，于是“日究心于将略，博访奇人，就教于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事机之利弊，时势之变更”(《火攻挈要·自序》)，反复研究西方先进的火炮制造技术，以为救时之用。他在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公元1591-1666年，1622年初来华，在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1630年回京参加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后又受聘主持制造西洋火炮)口授制炮技术的基础上，采“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简，删浮采实，释奥注明”，编著成《火攻挈要》。
(2) 研制西洋火炮的专著《火攻挈要》
《火攻挈要》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原书分上、下两卷，附《火攻秘要》一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刊本的清抄本。清道光年间，军事技术家丁拱辰对书中疏漏之处，曾加以修正。之后不久，军事技术家潘仕成在编辑《海山仙馆丛书》时，收录两书于其中，合称《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分上、中、下三卷，共约四万字，附图27幅。此外还有清汪于泗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全书以介绍火药、西洋火炮及各种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为主，涉及到金属冶炼、机械制造与数理化知识，反映了西方先进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火器技术开始从阴阳五行学说的旧窠〔ke 棵〕，转向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轨道的概况，是中国古代火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火攻挈要》反映了焦勖制器、用器的思想。首先，焦勖认为火器虽为破敌之利器，但必须制造得法，使用有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若制造无法，不能胜敌，则百器不能获一器之用”(《审量敌情斟酌制器》)。 为此，他要求制器、用器要胜敌一筹，或以大胜小，或以长胜短，或以多胜寡，或以精胜粗，或以善用胜不善用。其次，焦勖认为军队仅仅拥有先进的火炮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贤良的将帅，胸怀取胜的韬略，治军有方，指挥得法，对部下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使将士胆壮心齐、技精艺熟，才能使用火炮战胜敌人。其三，焦勖认为使用火器必须掌握时机和敌我双方的距离，如敌人远在火炮射程之外就发弹射击，则会发生空射甚至当敌人接近而炮弹已射完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火炮不能轻放，须在有效射程内发射，即能远射三四百步的火炮，要在敌接近至五六十步时再放；能射百步的火器，待敌接近至二三十步时再放，这样才能充分杀敌。其四，焦勖认为火器威力虽大，但不能专恃，而要与各种兵器搭配使用，做到“长短兵器远近相救，彼此相卫”，“击法与卫法兼资以用”(《救卫之备》)，这样才能克敌制胜。 由此可见，《火攻挈要》关于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比《兵录》又前进了一步。
第二十一节、博学多思的黄道周及其评注的《广名将传》
黄道周生活在内忧外患频繁、国运衰微的明末时期。他所注释的《广名将传》，被誉为“营伍中必不可少之书”。
(1) 博学多思的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平(平一作玄)，一字螭〔chi痴〕若，号石斋，漳浦(今属福建)人。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士。崇祯时任右中允，因上疏指斥杨嗣昌等大臣，触帝怒，被贬戍广西。后又复官，以病辞归故里。南明弘光帝时期，授任礼部尚书。南京被清军攻陷后，黄道周、郑芝龙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在福州拥立明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自请前往江西征集兵员，至婺源与清军遭遇，兵败被俘。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在南京被杀。后谥号“忠烈”。黄道周一生勇于任事，著述丰富，有《洪范明义》、《易象正义》、《孝经集传》等10余种著作传世。
(2)黄道周评注的《广名将传》
《广名将传》又名《广名将谱》或《广百将传》，是在北宋张预所辑《百将传》，以及明陈元素据张本增补而成的《名将传》旧本的基础上，经过详细校阅，删其繁文，取其精要，增旁批夹注，加韵文赞语后编辑而成。现存有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首刻本《新镌旁批评注总断广名将谱》、本立堂刊本《新镌绣像旁批详注总断广百将传》、清道光耆英刻本等版本。首刻本收录历代名将168人。本立堂刻本收录历代名将185人，比首刻本增收明代将帅17人，因其中的汤和、胡大海、郭英、康茂才、胡宗宪等10人只附略传于书后而无注断，可能是后人所增，故一般只说它收录历代名将175人，共20卷，约18万余字，20幅图。
全书在记述西周至明代175位名将事迹的基础上，采用旁批、夹注和加韵文评赞的方式，论其功过，研究其作战得失，指明其智勇之所在，藉以反映编注者的军事思想，使读者能够掌握建军、作战和作战指导的基本理论，领悟和理解兵家在作战中运用奇正、众寡、虚实、劳逸、久速之奥妙。其主要之点如下。
其一，推崇以德经国治军的主张。作者在吴起对魏武侯所说“在德不在险”一语的旁批中称道，这是“兵家最贵之言，起能言之，则起之抱负不浅”。
其二，赞扬将帅的品德战功。作者在“田穰苴传”之后，以韵语称赞田穰苴虽出身卑微，但在燕晋压境，齐国危急时，能执法如山，“法斩贵族，一军皆惊。再加恩驭，莫不奋兴。未经血战，势已雷轰。敌人潜遁，追奔扫清。尊为司马，兵法垂名”。
其三，主张治军要以“法令为先”。作者赞扬周亚夫治军“既严且锐”，批贬王僧辩“驭下无法，军无纪律”，指出霍去病“不惜士饥，是其一病”。
其四，重视作战中谋略战法的灵活运用。作者在评论名将的战绩时，常以画龙点睛之笔，突出其谋略战法之妙。诸如：范蠡攻吴，乘隙捣虚；白起败赵，长平围歼；王翦击楚，反客为主；田单乘懈，“火牛夜袭”；檀道济“唱筹量沙”，以虚惑敌；长孙晟“离强合弱”，智破突厥；李靖围江陵，“散舟阻援”；李愬袭蔡州，出奇制胜；岳飞破“拐子马”，以步制骑；俞大猷“事必先周”，以长制短等。
《广名将传》的最大特点是寓兵法理论于名将之传略中，增强了兵书的可读性，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兵书的社会效应。黄道周的断赞，又采用韵文的笔法，把名将一生的军事生涯，进行高度概括，言简而意赅，便于习读和传诵。后来曾有人把他的韵文断赞单独辑出，列入民国时期的《武学丛抄》中，更加扩大了该书的影响。书中也杂有天命观和迷信色彩，这是需要加以剔除的糟粕。
第二十二节、宛溪先生顾祖禹及其千古绝作《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他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既是一部内容详备的历史地理巨著，又具有明显的军事特色，故被认为是一部军事地理巨著，可堪称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1) 隐居不仕的宛溪先生顾祖禹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生于常熟(今属江苏)，自署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故学者文人送其“宛溪先生”之雅号。顾祖禹继承家学，熟读经史，是一位饱学之人。明朝灭亡后，他隐居而不为官，抱着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其先辈研究边防和军事地理的基础上，博采历代正史和地县方志，广征博引野史材料，并经常跋山涉水，考察各处的山川、河流与地形，从29岁起，一直到临终之前的30多年中，全身心地投入了历代地理学之研究，终于撰写成《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顾祖禹辞世。
(2) 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著成后，“藏之家塾，以俟来者”(《总序》三)，最初以稿本传世，此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此稿本才刊印流行。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广雅书局重刊。清刊本改变了顾祖禹在书中反清复明的口气，对清朝的不恭之辞均做删改。民国时期又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排印本发行。现存刊本全书134卷，280多万字，附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种。顾祖禹著述此书时，采用史地结合的方法，以古今地理沿革记述历史的演变，又以古今历史的演变说明地理的沿革，即历史是理解地理沿革的向导，地理是注释历史演变的图籍。书中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了明朝以前各代州郡的位置、形势，以及与用兵得失和兴亡成败的关系。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记述了15省府、州、县的区划、形势与历史沿革，以及各处在历代所发生的战争。川渎部分，记述了山川原委，江河形势，漕河海运等内容。分野部分，记述了天文星野，使之与地理相匹配。舆图要览部分，实为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说、图、表三部分组成，既总论了天下之大势，又分论了各省形势和山川险要、物产户口、军事设防、兵员粮饷等情况；所列地图有舆地总图、京师舆图、各省分图、九边图说、河海漕运图、沙漠图等；所列表格有府州县、山川险要，卫所、关城的沿革、方位、区划、财赋、丁差、民情等。全书体例完备，重点突出。以第一、第二部分形成的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为主干，与战史浑然一体，构成全书的重点。
全书阐述的核心内容是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价值。在阐述山川险易时，必论述古今用兵、战守、攻取、兴亡、成败之得失，把4000多年的军事形势展示于读者面前。书中内容，从头至尾反映了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他认为，地理因素对战争的胜败有重要的作用，利用地利是行军作战之本，只有懂得地利，才能“动无不胜”；孙膑识地利，才能在马陵之战中因险设伏，置庞涓于死地；韩信善于利用地利，因而能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之战中，大败赵军(《纪要·总叙三》)。他要求将帅在平时须研究地理，了解地利，这样就能做到胸有成竹，尔后再请向导辅助，就能取得作战的胜利。但又告诫领兵将帅，对地理“形胜未可全恃”，即单纯地依赖地利并不能获胜，只有充分利用地理形胜设险攻防的将帅才能成功。他举例说，涵谷关和剑阁都是天下著名的险要之地，秦始皇“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到秦灭亡之时连守也守不住了；诸葛武侯出剑阁，威震秦陇(即陕甘)，“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纪要·总叙二》)。可见，没有强将精兵，坚固的关隘也会像小土包一样没有用处；有了强将精兵，即便是枯木朽株，敌人也难以攻破。同时指出，利用地理条件的方法要随时变化，做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纪要·总叙二》)，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顾祖禹的这些论述，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中是独树一帜的。
第二十三节、师夷制夷的倡导者魏源及其《海国图志》
魏源是清代后期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的倡导者，他所编著的《海国图志》全面反映了其军事地理思想和海防思想，可谓清代后期推行军事自强国策的思想武器。
(1)“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导者魏源
魏源，原名魏远达，字默深，又字汉士，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生。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进士。曾署理东台、兴化各县，实授高邮知州。他与龚自珍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悉心了解世界各国情况。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斗争，全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抗英行动。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魏源忧愤无比，为国家和民族谋划御夷之方，潜心研究和探索抵御外侮的良策，撰写《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书，并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则是他的代表作。
(2)“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代表作《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前后有三版，初版刊印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二月，共50卷，57万字，附地图23幅，西方火炮图式八页，是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经过增补而成的。该书刊印后，国内争相传诵，魏源为满足社会需求，又增补至60卷，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在扬州刊印第二版，书中增加了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制造和使用方法。之后，他又亲赴香港、澳门考察，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复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在高邮刊印第三版，全书100卷，约88万字，附图75幅，西方船炮图75页。现存有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50卷本，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古微堂重刊60卷本，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高邮版100卷辑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郴州重刊本，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魏光焘平泾固道署重刊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邵阳本等10多种版本。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海国图志》的主旨。魏源在书中从介绍夷情入手，以师夷为手段，最后达到制夷的目的。他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练兵养兵之法。要振兴国家的武备，就要了解和学习西方建战舰，造火器，以及选兵、练兵的方法。为此，魏源提出了如下几点主张。
首先，在虎门要塞区的大角和沙角，建造船厂与火器局，请美、法工匠来广东制造枪炮舰船。同时派精明工匠和精壮士兵，向美、法工匠学习制造和使用欧美的船炮之法。这样经过几年之后，西方的长技就会成为我之长技了。魏源的这一设想，是要通过船厂与火器局设置，把大角和沙角建设起来，并与香港、澳门互为犄角，以美、法制约英国，打破英军对我国南海的控制(《筹海篇三·议战》)。可见，他对船厂与火器局址的选择，是从制夷的战略出发，统筹军工和海防基地的建设，这是魏源高人一筹之处。
其次，裁撤部分旧式水师，购置一些中小型战舰，组建一支能在外海抗敌的新舰队。他要求把能建战舰和造飞炮、水雷的人，视为科甲出身；对善于驾御飓涛、熟悉风云沙线和射击技术的人，视为行伍出身；如果严选合格，就送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须从船厂与火器局中选拔，或者由舵工、水手、炮手充任。国家如果能提高这些人的地位，就会造就成一支熟知建舰造炮的新式军事人才队伍(《筹海篇三·议战》)。
其三，船厂和炮厂的建设，应同兴办民用工业相结合。原因是造船厂不仅可以造战舰，而且还可以建造商船，供运输货物之用；火器局在制造枪炮之余，可以造量天尺、千里镜、火轮机、千斤秤等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东西。与此同时，如果沿海商民自愿设立厂局，制造枪炮舰船，可听其自便(《筹海篇三·议战》)。提出军事技术与工业技术、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并发展思想的，在清朝后期，魏源可谓第一个。
其四，“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筹海篇一·议守上》)。这一“以守为战”海防思想的提出，是出于避开夷人坚船利炮和海上作战的优势。魏源主张选择有利地形扼守内河，坚壁清野，选练兵壮，埋伏奇兵，备好火攻，诱敌深入，尔后用“兵炮地雷，水陆埋伏”打击夷兵。采用这种战法，可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如同“设阱以待虎，设罾〔zeng增〕以待鱼”(《筹海篇一·议守》)一样，置敌于死地。
其五，设立翻译机构。翻译和传播欧美书籍，使国人了解欧美国家的情况，收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为此，魏源在《海国图志》卷八四至卷九三中，集纳了当时国内著名军事技术人员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西方枪炮舰船和水雷、地雷进行初步研究的情况。
《海国图志》问世后，在当时爱国官兵和文人学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他们着手于造坚船，制利炮，练精兵，以求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海国图志》东渡日本后，受到日本维新派的欢迎，成为发动明治维新的思想武器之一。
第二十四节、军事技术家华蘅芳及其译著《防海新论》
华蘅芳是晚清著名的军事技术家和数学家，他同英国人傅兰雅合译的《防海新论》，对当时海防的筹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军事技术家华蘅芳
华蘅芳，字若汀，无锡(今属江苏)人。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出生。青少年时，他不习时文，摒弃科举，而是钻研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努力探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4岁时便与27岁的同乡学者徐寿结为学术上的忘年之交，互相切磋学问。咸丰初年，二人一起在上海学习数理化知识，咸丰十一年底(公元1862年初)，又共赴安庆曾国藩军营。华蘅芳在安庆内军械所任职时，与徐寿通力合作，建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四五月间，李鸿章委派江海关道丁日昌等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华蘅芳便协助建造厂房和安置机器等事宜。该局设立翻译馆后，便与徐寿一起，同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玛高温合作，翻译了欧美的多种科技和军事书籍，《防海新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在局从业期间，他亲自试制硝酸，供配造火药之用，并不顾危险地亲临现场指导试制工作，所花费用，仅为进口硝酸价格的1/3。后来，他又到天津武备学堂任数学教习，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为学生试制了一个直径为五尺的小汽球，并从硝酸中提取氢气充入球中，制成中国第一个氢气球，为中国官兵争了气。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华蘅芳去世。他一生潜心科研事业，处事崇尚谦抑，著述丰富，蜚声遐迩，学生布于四海，终生不求仕途进取，但求学问精深，以布衣素食为足，“身殁之日，家无余财”。
(2)对晚清海防建设影响颇深的《防海新论》
《防海新论》原为德意志人布里哈所著，由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由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刊印发行，全书18卷，是西方关于近代海防要塞防御工程建筑的一部专著。主要论述了近代海防的重要性，海岸炮和水中障碍器材配合拦阻敌舰的基本内容，同时还详细介绍了各种水雷的构造、性能、布设、使用和排除方法，用沉物和浮物拦阻敌舰的工程技术等问题。在第二至第四卷中，以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为例，论述了要塞建筑的得失。
其一，要塞的堡垒与炮台，以三合土构筑为佳，这种炮台最耐敌舰炮火的轰击，守军可据其长期坚守。
其二，守备要塞的火炮如果都是裸露式的，即使在数量上多于敌舰的舰炮，进攻者仍然可以将其轰毁，并夺取进攻要塞的胜利。
其三，守备炮台的火炮与炮手，均应建筑铁甲炮房作掩护。铁甲炮房需建筑在隐蔽之处，免遭敌舰舰炮的轰击。建筑在裸露处的铁甲炮房，其铁甲厚度应在20英寸以上，这样才能经受住敌舰从任何方向射来的炮弹，即使中弹上百次，也不致于被轰毁。
其四，炮房前的地面应筑成斜坡式，使之与敌舰舰炮轰击线路成一定的斜角而不是直角，这样才能使敌舰射来的炮弹偏斜下滑，减少对地面的破坏力。
其五，炮架上的磨盘式轴心应在炮孔之间，炮孔的直径与海岸炮口径相比，不宜过大。
其六，在单座孤立炮台的附近，须用三合土建筑一道坚厚的壁垒，使之与炮台相连，以加强炮台的守备能力。
其七，堡垒与炮台要交错配置，既能抵挡敌舰的正面进攻，又能从侧后轰击逃窜之敌舰。
其八，堡垒与炮台内的火炮，要疏开配置，使火炮能从多角度轰击敌舰，以便充分发挥火力优势，同时还能防止被敌舰舰炮集中轰毁。
其九，堡垒和炮台既要在同一平面上做多角度的疏开配置，还要在不同的层面上做多层次的配置，以便扩大火炮的俯仰角，减少死角，使要塞火炮能在上、下、左、右不同的角度上轰击敌舰。
其十，堡垒和炮台的建筑，要依据舰船和舰炮的变化而更新，切不可固守陈法，否则要塞就会在新型舰载火器的轰击下失去守备能力。
这些论点，反映了西方军事人员研究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后，被李鸿章等军政要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所采纳，对当时旅顺和威海等北洋海军要塞的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十五节、兵工专家徐建寅及其《兵学新书》
徐建寅是晚清军事技术家、科学家，他为发展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奋斗一生，最后以身殉职。他所编著的《兵学新书》，是一部集当时兵学之大成，开创新兵学之风的新型军事著作。对戊戌维新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晚清军事改革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1)兵工专家徐建寅
徐建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晚清军事技术家、化学家徐寿之子，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生，自幼受家学熏陶，好学善思，自然科学知识的功底甚厚。咸丰十一年(公元1862年)底，随其父入安庆市内军械所工作，协助其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建成中国第一艘蒸汽舰船“黄鹄”号。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随其父调至江南制造总局。在局七年，先后参与建成“恬吉”号、“驭远”号等六艘蒸汽舰船，研制枪炮弹药，同外籍人员合作，翻译了《炮与铁甲论》、《格林炮操法》等军事与科技书籍。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3—1878年)间，曾先后赴援天津和山东两机器局，对两局的建设和军工产品的制造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五年至十年(公元1879—1884年)任清政府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参观了英、法、德等国的许多军事基地、军工厂、造船厂和学术机构，详细记录了参观的内容。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督办金陵机器局，以新法治局，受到好评。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任福建船政局提调。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辑成《兵学新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调往汉阳兵工厂，主持制造黑色火药。次年春(1901年3月21日)，在亲率工匠试制无烟火药时，因车间发生爆炸而殉职。一生共译书27部，著书四部，另有论文10篇。《兵学新书》是其代表作。
(2)独具特色的《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是徐建寅在任福建船政局提调总办时，利用公暇发奋编著而成，既是他在兵工厂勤奋工作30多年的经验总结，又是他吸收西方军事成就的结果。全书16卷，约20多万字，附图200多幅。现存有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刊本。
《兵学新书》第一至第十卷以军事训练为主，兼及军事给养等内容，第13卷为军队驻营后的食宿事项。第11、12、14、15、16各卷，论述了兵器、野战工事、了望哨所、军事铁路工程等军事技术问题。
《兵学新书》著述于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后，其时，国家和民族蒙受着巨额的赔款和割让大片领土的耻辱，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势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徐建寅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焦虑万分，忧心忡忡，以自己科学家特有的敏感和责任心，研究军事，挥笔著书。《兵学新书》就是他从军事上探讨救亡图存的全部主张和措施的结晶。
首先，他把强兵作为救世之先策。在当时的中国什么是挽救危亡的急务？徐建寅认为，“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兵学新书·凡例》)。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变法维新之政端在富强，富强之基始以学问，设学堂以培材，讲工商以致富。但是，唯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列强觊觎之心日亟，如果等待人才学成以后再致富，致富以后才自强，那就好像是从容拯溺，揖让拒寇，于时无救了。为此，他提出了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以御外侮的主张。而练兵御侮，必须上下一心，“君臣上下，通国民人，心志相孚，声息相通，一德一心，虽欲不强不可得矣”。要这样做，就须“详订章程，设立议堂，讲求兵学，选练民兵，难臻御侮之功，而期自立自效也”(《凡例》)。以上所讲即是徐建寅编写《兵学新书》，讲求兵学，练兵备战的要义。
其次，他认为处有事多变之世，论兵不可泥古，言战切戒虚词。必须力求通理明义，懂得阵式和战法要随着枪炮性能的改进而变化，作战要改易古法，操练也要随之而变，这样才能固兵心以操胜机，握成算以挫敌焰，使兵学适应新时期实战的需要。
其三，讲究新兵学不能只限于购买新式军火与聘请外国将弁教练官兵，追求表面上的枪炮更新和操练整齐，只学其皮毛而遗其精艺。只有集中国有志之士，尽智竭能，自行讲求新兵学之精义，得其要领，窥其全豹，才能把官兵练成劲旅，使列强不敢欺凌我中华。
其四，注重诸兵种协同训练，以求战时协同作战。即步、炮、马兵使用新式枪炮进行协同作战时，须求各尽其长，密切协同。要选择有利地形，使各自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在三者协同作战时，又要始终注意以步兵为主，以马、炮二兵为辅的原则(卷八《步马炮合用》)。
其五，训练须考虑实战的需要。即阵法训练成熟后，需习临战之用，士兵不但要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和战术，通晓它们的构造原理和性能，避免拘泥于操场上的练习和纸上谈兵，而且还要能灵活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在战场上勇猛搏战，克敌制胜。如果练习要隘攻防作战，就必须到要隘之地，练习驻守和进攻，只有反复训练，才能守必固，攻必克。
其六，领兵者应熟谙方略，把握制胜之机，审机应变，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切不可拘泥古法，招致失败。平时训练士兵要注重纪律，不可扰民。同时要熟悉村镇地形地物，以免战时造成民众重大伤亡。
其七，在全国实行抽丁法兵役制。即在每200名壮丁中抽一名为兵，其余壮丁每人每日出一文钱以供养服役士兵。三年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家，重操旧业。遇有战事，仍可按籍召回。按此法计算，当时全国22个省，可招兵40多万人。只有这样做，才可节省国家养兵之费，也不会加重民众负担(卷九《筹兵》)。
其八，实行兵制与武备学堂合一的制度。他认为，兵制与学堂要相辅而行，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者相辅而不能分离，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学问深则武备精，武备精则官兵能各尽其职。士兵在役三年，每日致力于学问，三年期满，学业成而品行端正，在营为精兵，回家为君子。士农工商在军队优良作风的影响下，也都能奋勉自励，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教，国家必然富强(卷九《教训》)。
此外，《兵学新书》还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问题。诸如后装枪炮的构造与使用、野战沟垒的建筑、了望哨所的构筑，以及新出现的军事铁路工程技术问题等。
《兵学新书》系出自科学家徐建寅之手，故对全部军事问题的论述，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其定性论述比较合乎事理，其定量分析亦较为精确无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张罗澄《兵学新书·序》)。
《兵学新书》是徐建寅在吸收西方军事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军情编写的第一部新型兵书，对改革清军的作战训练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的兵学体系，均有其重要作用。然而对于积弱已久、行将崩溃的清王朝来说，有些主张，是难以实现的。
第一节、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
笔者虽然以本书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我国25位名家撰写的28部名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和主要朝代在军事学的主要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在数量上也仅仅占有百分之一或数百分之一。那么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呢？史家们虽曾经过多方努力，但大致也只能求得一个精选后的近似数字。汉初的张良和韩信曾奉命整理兵书，得182家之作。其后各代著录的兵书之数约为：《汉书·艺文志》53家、790篇、43卷，《隋书·经籍志》133部、512卷，《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60部、319卷，《宋史·艺文志》347部、1956卷，《明史·艺文志》58部、1122卷，《清史稿·艺文志》59部、238卷，加上《补编》53部、359卷，共112部，597卷(明、清时只著录本朝的著书数)。1933年4月，陆达节所著《历代兵书目录》问世，其中著录历代兵书1304部、6831卷(内有203部的卷数不明)，得以流传者仅288部、2106卷。199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申宁所写的《中国古代兵书总目》，共收录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兵书(包括清代后期翻译的兵书)4221种。这是迄今所收兵书目录最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现在所能看到的大约有500种左右。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把内容重复、内容相近而书名不同、名为兵书而并无论兵价值、同一名著而只是校注释解稍有不同(如《武经七书》的七种名著)的兵书进行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取本删衍，那么所存兵书的精粹之作，大致在二三百种左右。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开始联合出版《中国兵书集成》，收录历代兵书近200种，既注意了精选，又注意了代表性，基本上包容了历代兵书之精粹。
除上述兵书专著外，中国古代讨论军事问题，研究兴亡得失，记述战争和军事的典籍，还有经、史、子、集，历代的典、鉴、志、考、实录、会要、汇编，帝王的诏令、文武大臣的军事奏疏，以及丛书、类书等。如《周易》的师、同人、离、晋，《尚书》的汤誓、牧誓、费誓、甘誓，《周礼》的夏官；《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的“兵志”；《墨子》的非攻、公输、备城门等11篇；《老子》的第三十、三十一、三十六、四十六、六十八、六十九各章；《管子》的七法、地数、制分、九变；《荀子》的议兵篇；《淮南子》的兵略训；《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境内；《吕氏春秋》的荡兵、论威、决胜、爱士；《明会典》的兵部，《通典》的兵典，《通考》的兵考；《太平御览》的兵部；《册府元龟》的将帅部；《古今图书集成》的戎政典等。它们所记载的军事学内容十分广博，其数量之多，远在兵书专著之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兵书专著和论兵典籍，是难以用确切的数字记其多少的，人们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来形容它们之多，是不为过分的。
第二节、历代兵书的分类
随着兵书的不断增多和人们对其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便试图根据兵书中主要内容的属性，进行适当的分类。首创其例者是汉代刘歆所著《七略》中的《兵书略》。《兵书略》系汉代步兵校尉任宏所辑，书中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兵书略·小序》对这四类兵书的含义做了解释：“兵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从任宏的解释可知，兵权谋类是以论述战略为主，兼有其他三类内容的兵书，是古代兵学的基础理论著作，其代表作是《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兵形势类是论述战术的兵书，存世的代表作是《尉缭子》。兵阴阳类是论述天候、地理、阴阳占卜的兵书，其中既有古代朴素的军事天文和军事气象知识，也杂有荒诞迷信的糟粕。兵技巧类是论述军事技术及其运用的兵书。从上述的解释来看，虽然任宏对各类兵书的定义并不十分严格，每一类兵书的涵盖面过宽，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清晰，况且有些兵书多种内容并存，难以确定其类别，因而互相之间出现了一定的交错和重叠，但是就总体而言，他对兵书分类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后历代学者虽也提出过不同的分类方法，但都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现在学术界和一些图书馆，一般从军事学各学科的内涵和兵书的主要内容，将兵书分为兵家、兵法、兵略、阵法、训练、城守、兵制、兵器、兵垒、军事后勤、军事地理、军事历史、名将传略、综合性兵书、军事丛书等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分类方法。
第三节、历代兵书论述了哪些军事问题
中国历代兵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宏阔，它既包括战争、军事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诸方面关系的内容，又包括战争、军事领域内诸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 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历代军事家在探讨战争和军事问题时，都无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面临的形势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战争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等基本观点是始终不变的。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各诸侯国纷纷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孙武把“道”(即政治)和“主孰有道”，看成是称雄争霸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阖闾纳其言，取得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的霸主地位。吴起建议魏文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改革政治，加强军事。文侯用其计，开创了“辟地四面，拓地千里”的强盛局面。吴起到楚国后，楚悼王用其计，遂威震四方。《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只有“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才能使诸侯顺服。可见该书是把实行仁政，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条件的。
明朝后期，海警与边患并起，为适应守土保国的政治需要，赵士桢便上奏朝廷，提出了防海备边、御倭拒虏的战略，建议朝廷大力发展火器，以“张国威”，以“挫凶锋”。同样，清朝后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清军屡战屡败，为适应抵御外侮的政治需要，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方针，建议造坚船，制利炮，练精兵，以为制夷之用。晚清朝廷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下，推行军事自强政策，企图借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人类对战争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深的，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虽然直到19世纪初，才被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科学地揭示出来，但是中国军事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令后人钦佩不已。
(2)战争和经济的关系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经济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础。战争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没有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有败亡的危险，孙武就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告诫，所以历代军事家都主张要把强兵建立在富国的基础上。孙膑在与齐威王探讨强兵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富国”是“强兵之急”的主张。管仲在《管子·治国》篇中指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即只有国家富裕，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战胜敌人；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守土保民，拓地开疆。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通常所说的富国也就是指五谷丰登，仓廪充实的富足景象。所以李筌说，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国家要“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其成其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效法西汉大将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使边地有“储积之饶”，军士“无乏粮之虞”，保证了建明战争和统一战争的胜利。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论后勤军需的《辽东军饷论》、《军需则例》等专著。
(3) 战争观
指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对此，历代军事家都有明确的看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孙武在开宗明义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当政者“不可不察”，鲜明地反映了其“备战”、“慎战”的战争观。吴起则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要求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司马穰苴则提出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等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司马穰苴主张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谴责穷兵黩武，告诫忘战者必危的战争观。竹简《孙膑兵法》则阐发了孙膑“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辩证观点。徐建寅针对列强论兵不论理，挟势称兵，恃强凌弱的侵略本性，强烈呼吁“全国上下一心讲求兵学，练兵备战”，以打退列强的侵略。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人志士，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不畏惧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美德。
(4)建军治军
通观历代兵书著述家的论著，在论述建军治军问题时，几乎都一致主张国家须建立一支由良将统率的精兵。他们所称道的良将既要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又应具有智、信、仁、勇、严、忠、理、备、果、戒、约等优良品德和修养。他们所赞赏的军队则是由精选的士兵组成，具备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赏罚公平，服从命令，人心齐一，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拼死效力，舍生忘家，敢冒锋刃等精神。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兵所组成的军队，便能无敌于天下。“岳家军”和“戚家军”便是这种军队的典范。
(5) 作战指导原则
从《孙子兵法》到《兵学新书》，均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既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归纳起来大致有战前的谋划和部署，作战中的应变措施，战争结束时的善后处理等方面。战前的谋划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须在充分估量和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即“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做出周密的部署和应变的措施，掌握夺取战争胜利的主动权；其最高的要求便是争取获得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结果。在战争进行中，战争指导者要善于通观战争的全局，照顾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要善于因天(时)、因地(地理、地利)、因敌、因我、因战(不同的作战样式)、因器(敌我双方所用的兵器)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战法，切不可拘泥死板，套用陈法，食古不化。在战争结束时，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即胜利要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之处，以利再战，并教育部众对民秋毫无犯，善待战俘，败则要吸取教训，整军补瑕，力求再战时转败为胜。
(6)训练和布阵
所有的兵书都几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方面的内容。通过政治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德，士兵具有守土保国、为国献身的精神；通过军事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能，士兵具有熟练的技术和战术；通过阵法训练，使将帅具有布阵的才能，士兵具有熟悉各种作战队形的本领。
(7)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
军事制度包括军队的编制体制、各级武官的设置、兵员的征集等。除一般兵书的论述外，还有不少专著，如《历代兵制》、《补汉兵志》、清朝的《皇朝兵志考略》，以及专题兵制《古代兵符考略》等。军事法规包括历代的各种条例、律令，如《尉缭子》的“重刑令”、“伍制令”，《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清朝的《八旗则例》、《工部军器则例》等法规性条例。
(8) 边海(江)防
这一类论述，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各种专著中。如明朝的《九边考》、《九边图说》、《九边图论》、《九边图考》、《山海关志》、《三关志》、《四镇三关志》、《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清朝的《洋防说略》、《防海新论》(中译本)、《江防图考》、《江防考》、《江南经略》、《江防总论》等。这些专著既阐发了边海(江)防思想，又列举了边海(江)防的沿革和图表。
(9) 军事技术
军事技术包括兵器、战车、战船、军事筑城、军事通讯、军事交通、军事航海等内容。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在通论性的兵书中只是点到为止，未做详论。在综合性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武备志》、《兵学新书》中，则列有专题门类。在军事技术专著中则论列详尽而系统，从设计制造到战场使用，几乎无所不包。冷兵器专著有《耕余剩技》、《古今刀剑录》；火器专著有《神器谱》、《火龙经》、《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炮法求新》(中译本)；涉及战车的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战船专著有《龙江船厂志》、《清江船厂记》、《南船记》、《兵船汽机》(中译本)；军事工程专著有《守城录》、《营城揭要》和《营垒图说》(中译本)。在上述兵书中，既论述了制器和用器、造车和用车、造船和用船、筑城和攻守城的指导思想，以及坚持创新、力求精益求精、熟练技巧和灵活运用的观点，又详尽阐述了兵器、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以及军事筑城和其他军事工程的规制、构筑方法、各种样式作战中的技术和战术，还有不少附图示意，供制造和使用者参考。
(10)其他问题
除上述阐述的问题外，历代兵书还论述了间谍侦察、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军事天文、军事气象、军事占候、军医、军马、军屯戍边及乡约民防等问题。其论著有《孙子兵法·用间篇》，《二十一史战略考》、《读史兵略》、《十七史百将传》、《广百将传》、《读史方舆纪要》、《灰画集》，《纪效新书》、《兵录》和《武备志》、《医方备要》和《神器谱·倭情屯田议》等。
第四节、历代兵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中国历代兵书论述的问题，不仅包容了军事领域内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旁及其他诸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指导战争实践
每一种兵书，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指导其后的战争。孙武得益于《军志》、《军政》而成功。韩信(见图18)因活用《孙子》“形人而我无形的”原则，在临晋渡口调集战船，佯示必渡的假象，而隐蔽其在临晋上游百余里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以简易渡河器材木罂偷渡的企图，结果取得大破魏军，俘虏魏王豹，尽得魏地的胜利。纵观历代功成名就的军事家，他们除在战争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外，绝大多数都是熟读兵书，钻研兵法，得益于兵法理论的提高。孙武钻研兵法，成就13篇巨著，终成“兵圣”。吴起弃儒习兵而与孙武齐名。孙膑膑足而修兵法，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而名垂史册。诸葛亮(见图19)自幼熟读兵书，辅佐刘备，用兵如神，成为后世最崇敬的大军事家之一。所以明代的唐万龄在其所著的《闲暇清论》中说：“读书而不能成为名将者有矣，未有名将而不读书者也。”此说是符合历史事实而颠扑不破的。
图18 汉初军事家韩信
图19 三国时期军事家诸葛亮
(2)哺育将帅成长
中国历代凡是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教育其臣、子攻读兵书，钻研兵法。三国时吴主孙权，见吕蒙不读兵书，便命其挤出时间攻读《孙子兵法》、《六韬》；吕蒙受教不违，刻苦攻读，遂成为智勇双全的名将。宋朝政治家范仲淹，以“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劝导只凭血气之勇而缺少智谋的狄青攻读兵书。狄青遵从其教诲，通读历代兵书，成为宋代通晓兵阵战法的名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贫寒中苦读《孙子兵法》和《吴子》，为将后，长于谋略，善于治军，用兵虚虚实实、奇奇正正，不拘一法，临机制胜，一生经过120多次战役，未尝一败。他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名言，则是其熟读兵书与活用兵法理论的总结。三国蜀主刘备，在临终前曾遗诏其子刘禅，要研读《六韬》、《商君书》。可叹扶不起的阿斗，既置父训于不顾，又违孔明之师教，整日嬉戏游浪，导致国亡地失，丢掉了乃父艰难创立的基业，为后人所耻笑。宋仁宗恐将帅“鲜古今之学”，故特组织曾公亮等人编纂《武经总要》，让将帅钻研，使他们能“识为将之体”。
(3)规范官兵训练
自宋朝始，兵书已成为规范官兵训练和进行武学教育的教材。宋仁宗时期，朝廷先后设立武举和武学，并下诏校定《武经七书》，作为武学教学和举士的教材，直到明清时期仍相沿不变。明朝后期，戚继光为规范“戚家军”的训练，除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兵书外，还亲自编写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使“戚家军”的战斗力远在其他部队之上。清朝后期的曾国藩，在基本沿用这两部教材的基础上，编练湘军。中日甲午战争后，聂士成、张之洞、袁世凯等统兵大员，都纷纷编写新型兵书，作为清军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教材。徐建寅编著的《兵学新书》，就是适应当时教育训练需要的教材。清代后期创立的各类陆军和海军学堂，也相应编写了新的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兵书，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军事技术内容，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向新型兵学过渡的重要标志。
(4)记载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图20 三飞箭
图21 火龙出水
中国历代兵书因记载了丰富、罕见的史料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如《六韬》中军队指挥机构的组成人员及其分工和职责、作战使用的战车和其他各种武器装备、阴符和阴书。唐朝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记载的测定风向和风力的“相风铜鸟”、用鸡毛编制的风向器。《武经总要》中的指南鱼和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守城录》中的喷射式长竹杆火枪。《练兵实纪》中的飞枪箭、飞刀箭、飞剑箭等“三飞箭”(见图20)。《武编》中的水底雷。《神器谱》中的火绳枪。《兵录》中的钉篷火箭与各种火药配方。《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火龙出水与神火飞鸦(见图21、图22)等各种火箭。这些创造性的成果，其他典籍都没有记载。
图22 神火飞鸦
(5)对其他领域的影响
中国历代兵书所论述的决策、谋略、任将、治军等思想和指挥艺术，常被其他领域所借用，这种做法近年来日益增多。 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写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倡导人们用《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去进行商贸竞争。古都美在《怎样当企业领导》中，把《孙子兵法》中的“道”视为企业的基本方针，“天”是经济气候，“地”是企业的位置、市场、资源、劳动力等因素，“将”是管理人才，“法”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等，以此管理企业，必然成功。在体育界，已经有人把用兵之道变为切实可行的训练之法。在医学等其他领域，也有借用兵法原则而获得成效的事例。
第五节、历代兵书的特点
中国历代兵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自的特点，概括说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源远流长
中国兵书起源较早，自《军志》、《军政》算起，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孙子兵法》问世也有2500多年，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所著的《历史》(又译作《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军事历史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但远晚于《军志》和《军政》，而且也晚于《孙子兵法》。之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所著的《长征记》，古罗马的恺撒(G.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年)所著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相继问世，它们的成书年代明显地晚于《孙子兵法》。在亚洲，印度孔雀王朝开国皇帝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约于公元前4世纪著成一部带有军事内容的《政事论》，其成书年代也远在《孙子兵法》之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7世纪初，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其间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军事著作甚少。中国则不同，从公元前6世纪到17世纪初，其间出现了两次兵书著述高潮，有数百部乃至上千部各有特色的兵书问世，即使是在两次高潮之间的低谷时期，也有一些著名兵书流传至今。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兵书著述虽然受挫，但是也有著名的兵书传世。至19世纪后期，在西方军事科学、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又出现了从传统的著述方法，转向以翻译和著述新兵书并重的方法，出现了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兵书的发展，源远流长而持续不断。它既不像古希腊、罗马和印度那样，在瞬息闪烁之后便光消焰灭；也不像有些国家那样，于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在兵学论坛上还一无所闻。
(2)理论体系完备
上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事著作，并不是按照军事理论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的，而是以时间先后与地区国别为经纬，在叙述历史事实和神怪传说中，夹杂着对战争与军队建设问题的认识，大致是属于军事历史性的著作。古印度的《政事论》是一部治国安邦策略的著作，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国防建设的方法和军事斗争的艺术，军事理论色彩则失之于淡薄。中国历代兵书则不然，自诞生伊始，便带着浓郁的军事理论色彩，即或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军志》和《军政》的片断论述也是如此，几乎每一条言论，都是高度浓缩了的军事理论结晶。自《孙子兵法》以后的兵法著作，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同，但都是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设置篇章，逐层依次展开论述的。在进行论述时，则注重把握战争全局，注重谋略运用，注重抽象思维和对普遍规律的概括，为后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因此，中国历代著名兵书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融汇于军事理论之大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
(3)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中国历代兵书虽然不是哲学或军事哲学专著，但是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却闪烁在字里行间。
首先是关于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唯物论思想。绝大多数兵书都认为，国家拥有的人力、土地、物产、粮食、辎重等资源、物力和财力，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政治、天时、地利、人和、将帅的素质、兵员的数量和训练程度、法令的顺利贯彻、赏罚的公平实行等因素，则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客观条件具备，战争就能进行和取胜。
其次是关于进行战争的唯物论认识论的思想。它们认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还须对双方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对比，以全面掌握敌我双方优劣之所在。只知己而不知彼，或只知彼而不知己都不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知彼知己，就不可祈求于鬼神，不可只凭信于类比和推测，不可用日月运行的度数去验证吉凶，办法是只能从本部的官兵中了解己情，从知道敌人内幕的人中去了解敌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对战争指导者而言，还要通晓战争的全局和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掌握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势，才能驾驭战争而稳操胜券。
其三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们注重对战争中各种矛盾和对立事物的分析，如敌我、彼己、主客、治乱、离合、锐惰、赏罚、贫富、动静、进退、攻守、速久、疾缓、胜败、虚实、坚瑕、奇正、轻重、避就、围阙、专分、利害、优劣、勇怯、刚柔、智愚、安危、存亡、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强弱、劳逸、饱饥等，并能通过这种分析，充分认识并巧妙运用这些矛盾双方的消长和转化，把握战机，夺取胜利。
其四是强调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自己转劣为优，趋利而避害，扬长而避短；消减敌人的优势而加重其劣势，扩大敌人的不利而缩小其有利，削弱敌人的长处而暴露其短处。《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计篇》中的“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都是关于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促使战争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之转化的精彩论述。所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92页中说：《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像《孙子兵法》这样的精彩论述，在其他的兵书中也有很多。
通观历代兵书，可知在中国军事领域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已得到较早和较快的发展，并以其特有的形态和方式，影响和充实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第六节、中外兵书的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种历史的、普遍的现象，它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而增加，军事文化交流也是如此，它的载体有多种，但最多的则是兵书。中国向外国流传的兵书固然不少，外国传入中国的军事著作也很可观。1994年10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于汝波、皮明勇、高殿芳等人合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书中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主的中国兵书向国外流传的情况，并收录了外国学者对其注释和研究的主要文献的提要，是迄今收录这类文献提要最多的一部著作。
(1)中国兵书在亚洲邻国的流传
据考察，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日本留唐学生吉真备真就把中国兵书带回日本，并在他担任太宰少贰和大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了《孙子兵法》、《吴子》和诸葛亮八阵图。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的中国兵书有59部，比《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还多14部。之后，日本又翻刻了从《孙子兵法》、《武经七书》到《武备志》等多种兵书。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便开始注释、评点和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有110多种。现在，日本学者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之风，仍然很盛。
在中国兵书流传到日本国的同时，也传到了朝鲜和越南等国。朝鲜在我国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刊印了李淳所撰的《校定孙子文三卷》朝文本，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朝文本，《历代将鉴博议》朝文本，以及其他10多种研究中国兵书的朝文本。此外，越南则有《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书的越文本。泰国、马来西亚、缅甸、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也分别有《孙子兵法》的泰文、马来文、缅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等文本。
(2)中国兵书在西方的流传
西方最早翻译中国兵书的是旅居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阿米奥(J.J.M.Amiot，公元1718—1793年，又译作钱德明，中文名字叫王若瑟)。此人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1750年抵澳门，1772年用法文撰写的《中国军事艺术》(ArtMilitaire des Chinois，有的译作《中国兵法论》或《中国兵法考》)在巴黎出版。书中共收《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兵法选二篇》等六部兵书(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该书的法文本)。该书问世后影响很大，流传很广，在欧洲供不应求，1882年又刊印第二版。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曾读到《中国军事艺术》一书，他慨叹自己如若早读此书，就不会惨遭失败了。
继法国之后，俄国于1860年出版了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1955年，苏联国防部出版了西道连科翻译的《孙子兵法》俄文本，在苏联及东欧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5年，英国第一部英文译本《孙子兵法》出版。之后，又有多种更为完善的英文译本《孙子兵法》问世，受到英国军界的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论》中，引用了15条《孙子兵法》语录，占其所引21条语录的2/3还多。他认为，最完备的战略就是《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1910年，德文译本《中国古典兵家论战争之书》在柏林出版，书中有德文译本《孙子兵法》和《吴子》。被废黜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公元1859—1941年)说：“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决不致于遭受痛苦之厄运了！”1988年，冯·尤根·兰克斯基依据英文译本转译的德文译本《孙子兵法》，又在德国的慕尼黑问世，受到德国军界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军界开始研究《孙子兵法》，本世纪80年代后更为普遍和深入，不少部队和高等军事院校，都将《孙子兵法》列为必读之书和必修之课。美国战略家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中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此外，《孙子兵法》还被译成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荷兰、希腊等众多的西文译本。其中以美国学者、海军准将格里菲斯的英文译本最佳。它以孙星衍、吴人骥的校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译出，不仅译文字斟句酌，而且注释也独具特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编的《中国代表丛书》所集纳。除专著外，还有用各种文字撰写的有关中国兵书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和文集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在国外的流传，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文化的贡献。
(3)西方军事著作在我国的流传
中华民族在2700多年中，不但创造了优秀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吸收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文化，使之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军事文化。中华民族对西方军事文化的吸收，始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末时期。其时，以大学士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兵部主事孙元化、登莱副总兵张焘和焦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因明朝抗击后金军的需要，先后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毕方济，葡萄牙的阳玛诺，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为桥梁，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火炮制造与使用技术，并由孙元化著成《西法神机》，由焦勖著成《火攻挈要》。这两部著作以西洋火炮(明朝称“红夷炮”，清朝称“红衣炮”)的制造与使用为重点，且兼论了火炮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技术和战术，至此，新的兵书著述方法开始为我国所采用。19世纪后期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时期，以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为重点而兼有军事理论的书籍，在我国大量流传。中国军事学家在吸收新鲜营养的基础上，开始努力著述融合中西之长的新型兵书，以徐建寅为代表的《兵学新书》，便是这种努力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中外军事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通过互相吸收和融合，又各自形成了本国和本民族新的军事文化。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如此，美国战略家福斯特和日本东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根据《孙子兵法·谋攻篇》的思想，且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上的战略理论，称之为“孙子核战略”亦是如此。由此证明古代的兵学，只有吸收时代发展的新鲜内容，才能保持其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新的军事学也必须包容人类在数千年战争实践中所取得的，并经过检验而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内容，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至今仍被各国明智的军事家所推崇的原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兵书，或者是吸收西方成果的兵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而无瑕疵的，我们在吸取其有益的养分之时，也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资产阶级鼓吹扩张、侵略的内容。本书在介绍历代兵书时，虽未加以一一列举，但希望读者在阅读原著时，要吸取其精华而扬弃其秕稗〔bi bai笔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历代兵书的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版了许多著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去涉猎一番，一定会得到有关中国历代兵书的广博知识。
附：辅文
记录商“王作三□(师)”的甲骨卜辞
利簋及其铭文
兵圣孙武及兵经《孙子兵法》
齐魏桂陵之战示意图
明正德刊本《武经总要》
抗倭名将戚继光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孙子兵法》的各种外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