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建造比较长的桥梁，往往采用多孔形式。每孔的跨度小，坡度平缓，又便于施工。缺点是桥墩多，不利于舟船航行和洪水宣泄。桥墩长期受水流冲击侵蚀，天长日久也易坍毁。李春没有采用这种办法，而是采取单孔长跨石拱的形式，在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多。采用这样的大跨度，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在拱的样式上，李春采用了扁弧形。我国古代的拱形建筑多采用半圆形。如果在37米宽的河面上也采用半圆拱的话，拱顶将高达近20米，桥高坡陡，车马行人过桥十分不便。李春创造性地改用平拱样式，把桥造成扁弧形，使石拱高度降到7.23米，拱高和跨度的比例大约是1∶5。这样，桥面坡度平缓，便于车马行人往来，而且还具有用料省、施工快，以及增加桥身强度和稳定性等优点。
古代洨河每逢夏秋汛季，水势很大。为增加泄洪能力，李春还独具匠心，在大拱两肩上各设两个小拱。这种大拱上加小拱的形式，叫作“敞肩型”，或“空腹型”。它可以节省石料，减轻桥身自重，利于宣泄洪水，增加过水面积，还达到了建筑和艺术的完美统一。均衡对称，造型优美，完全符合结构力学的理论。赵州桥不仅是我国桥梁工程技术上的一项伟大成就，而且也是世界敞肩拱桥的先驱。它比欧洲19世纪中叶兴建的同类拱桥早了1200多年。
赵州桥不仅设计精巧，而且建造技术也很高明。首先，桥址选择合理，桥基稳固牢靠。尽管亚粘土地基很浅，构造也很简单，整座桥基仍然能够承受住大桥的载荷。据测量，它经历了1300多年来所发生的地震、洪水等自然力的侵害，以及交通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两边桥基下沉水平差仅五厘米左右。
其次，赵州桥砌置方法新颖，施工、维修方便。李春就地取材，采用了纵向(顺桥方向)并列砌置法，把整个大桥沿宽度方向用28道独拱券并列组合起来。各道拱券单独砌置，每券砌完合龙后自成一道独立拱券，然后在拱石两头开糟，嵌入两块起连接作用的“腰铁”，并用铸铁拉杆横贯拱背，把拱石连锁起来，使28道拱券的拱石铆合成为统一的整体。这样，既方便了施工和维护，又节省了材料。
第三，赵州桥结构紧凑，措施周密。为了加强各道拱券之间的横向联系，防止两侧拱石向外倾倒，李春除采取了“嵌入腰铁”、“铸铁拉杆加固”等措施外，还使用了下列办法：在外侧的拱石上和两端的小拱上，盖上一层护拱石；在护拱石之间放置勾石，勾住主拱石；从桥的两端向桥顶逐渐收缩宽度，由9.6米收缩到九米，增加了大桥的稳定性。这些措施充分表现了古代桥工的无穷智慧。
这座古桥也是一件完美的艺术精品。桥的望柱、栏板上都雕刻有花卉和兽头图案。形象逼真，非常精美，堪称隋唐时期雕刻艺术的佳作。整个大桥形式协调，雄伟壮丽，奇巧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我国历史上，赵州桥在交通、建筑以及艺术等方面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在赵州桥这种敞肩型大跨度石拱桥新风格的影响下，以后历代为了发展陆路交通，又建造了许多类似的大型拱桥。仅现在已经发现的就有十几座。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河南临颍县新发现了一座石拱桥——小商桥。据考证，它虽然较小，但岁数似乎比赵州桥还要大些。小商桥是青石结构，长20.87米，宽8.7米，高6.67米。主孔净跨2.83米，桥身由20个主孔和小孔组成。各孔外沿均雕刻有各种纹饰图案，虽然历经风雨洪水的冲蚀，依然清晰可辨。桥面上原来刻有花纹和十八罗汉的青石栏板，以及雕有石狮的青石栏杆，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桥身保存尚较完好。1982年9月，政府有关部门曾派人对该桥进行了实地考察。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得出的结论是：“据考察后初步推算，小商桥始建年代，早于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年—616年)的赵州桥。”
第五节 索桥起源于中国
索桥，即吊桥、悬索桥，首创于我国。在我国云贵川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在雅砻江、大渡河、乌江、北盘江以及秦岭山区、台湾山区，常常可以看到各类索桥。其中，贵州的盘江桥、四川的泸定桥、云南的霁虹桥在国际桥梁史上都负有盛名。这些地方谷深水急，根本无法筑墩建桥，古代劳动人民就发明了以竹、藤和铁绳等作索为桥的办法。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大约在3000年以前已开始建造索桥”。目前已考证出最早的索桥是四川益州(今成都)的笮〔zuo昨〕桥，建于秦朝李冰任蜀守时(公元前251年)，距今已2200多年。杨衒〔xuan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公元519年北魏时期新疆的铁索桥，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索桥。西方到16世纪才出现这类桥梁。
古书把索桥称为絙桥、笮桥和绳桥，并分为独索和多索两大类。独索桥又叫溜索桥。古书记载，溜索桥两岸立柱，以竹绳横索，索上穿有木筒，筒下有绳。人们过河时将绳捆在身上，扶住木筒，溜索而渡。多索桥则有并列的几根缆索，上铺木板桥面，有的两边悬索作栏杆，有的不设栏杆。索桥悬在空中，随风摇晃，初过索桥时不免心惊胆战。唐朝智猛的《笮桥赞》写道：“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絙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宋朝著名诗人陆游曾用“度索临千仞，梯山蹑半空”的诗句来勾画索桥的雄姿。在众多的古代索桥中，四川都江堰的珠浦桥，是竹索桥的杰出代表，而凌驾于大渡河的泸定桥，则是铁索桥中的佼佼者。珠浦桥长320米，上有粗如碗口的10根竹缆为桥面，下有木排架八座及石墩一座，有九个桥孔，最大的跨度达61米。至于这座桥的始建年代，现在尚不知道。而史籍告诉我们，泸定桥建成于清朝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长为103.7米，宽三米，由13根大铁链组成，它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铁索桥。200多年来，它为便利西南地区的交通做出了贡献。“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句，更为这座在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铁索桥增添了光彩。
古代最大的铁索桥当属元朝末年建成的横跨长江瞿塘峡的大型铁索桥。根据《奉节县志》(光绪十九年版)等史料记载：公元1369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廖永忠、康茂才攻打瞿塘关，元朝皇帝派莫仁寿率军在瞿塘峡口江面上架起铁索桥，桥面铺上木板，放上大炮，严守关口。瞿塘关本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汤和等也只好望桥兴叹，畏炮而退了。今天虽然铁索桥荡然无存，但在大溪口还立着一块“康茂才进兵处”的石碑。当年这座“飞桥”桥长277.5丈(合925米)，上下分三层，下层铁链锁江，中层架炮，上层天桥来往交通。我们可以想象这座古代长江铁索桥，是多么雄伟壮观！
除了以上三种基本类型的桥梁外，还有一种浮桥。在桥梁史上，浮桥属于从船只到正式桥梁的过渡形式，多为临时性结构物，时过即拆。宋朝初年修建的长江大浮桥，可算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浮桥了。宋初开元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统一全国，派大将曹彬、潘美等率兵攻打南唐时，就在南唐国都金陵(今南京市)之西的长江江面上，用数千艘大船，接连两岸，修建成一座大浮桥。这座浮桥比前面介绍的925米的瞿塘峡铁索飞桥长得多，建造时间比它早395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桥梁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一般来讲，我国古桥先有梁桥，后有索桥，拱桥最晚出现。但不管哪一种形式的桥梁，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由低级演进到比较高级，由简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第四章 车辆的来龙去脉
在远古时候，人类最早的运输工具是木棒。后来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了畜牧时代，某些野兽经过驯化成为家畜，供人役使。驮运物品的驮兽便成了人类的重要运输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橇”诞生了。人们在橇的木板底下安放圆木，以滚动代替滑动，相传“车”就是从橇这种原始运输工具逐渐演变来的。
第一节 古代车辆的简史
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中国人大约在4600年前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大约4000年前当时的薛部落以造车闻名于世。《左传》说薛部落的奚仲担任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的“车正”官职。《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都记述了奚仲造车。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河东与河南地区，即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典型的夏文化遗存，其上限恰当夏代建国之初，距今4000多年。这里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中大量的刀、锥、凿、铲等生产生活用具，说明当时青铜冶炼已有较高水平。这些工具，在制造车辆和开辟道路等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朝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其奴隶主政权机器中，牧正主管马牛的牧养驯育与使用，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可以认为，这车正和牧正，便是我国早期的主管交通的专职行政人员。夏启登位后不久，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在假借天神意志去攻伐有扈氏时，就使用了大批的驮畜和战车、运输车。夏朝末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同样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作战中使用了更多的牲畜和战车、运输车，讨灭暴虐无道的昏君夏桀，建立了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契，是夏禹的同时代人，到其孙相土的时候，商人已能用四匹马驾车了。传至相土的曾孙王亥，商人又学会了用牛来驾车。王亥本人曾赶着牛车，到有易氏的地界(今河北中部)去贸易。武丁时期，商朝国力增强，军队驾驭大批战车向南方拓展，一直插入楚国纵深地区。商的末代君主纣王，也曾频繁出动大量战车，把疆土向江淮地区拓展。商代战车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车辆制造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能够造相当精美的两轮车了。在河南安阳，曾发掘出那个时代的马车坑，有一车四马二人的，有一车二马三人的，还有一车二马一人的。根据发掘的甲骨文中的许多“车”字分析，表明商朝的两轮车已有一辕、一衡、两轭〔e厄〕和一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商朝车模型是一辆精致的两轮车，显示出当时造车技术的高水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调集战车300乘，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作为主力东征。同时，又征调各附庸国大量兵力来参战。据《史记·周本纪》讲，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多。等到兵抵牧野(今河南淇县)时，已有兵车4000乘了。商纣王闻讯，赶忙从攻伐夷方的前线调兵回来，结果70万奴隶兵反戈一击，商纣王走投无路，自焚而死。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又接受周公的建议，修建洛邑，开凿道路，制造车辆，发展交通。西周的车辆有了重大改革。《说文》上说，商代有三匹马拉的车，谓之骖；周人增加了一匹，谓之驷。河南浚县辛村周墓出土车12辆，马骨竟为72架，说明已有六匹马拉的车。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业有了更快的发展。我们仅举几个史书记载的事例加以说明。《左传·定公十三年》载：齐卫两国伐晋，齐侯想夸耀自己车马的豪华与精良，事先驾上专车“广乘”去约卫侯赴宴。席间，齐人谎称“晋军来袭”，齐侯便赶忙邀卫侯乘上“广乘”。于是两君合乘一车，车上甲士环列……奔驰了一阵子，齐人又报告：“没有晋师到来”。这才止住车马，卫侯松了口气，齐侯则为他的“广乘”耐用快捷而得意洋洋。“广乘”的出现，确实标志着齐人造车技术的高超。古书还记载：晋人的驿传车牢固耐用，还善于驯马，并总结了“养马经”。秦国的“千乘八返”一事，更是其运输能力的最好展示。据说秦桓公之子名鍼，担心哥哥上台后加害于自己，把他的财产装上千辆车乘，10里一舍，接力运输，每车八次往返，才全部运到晋国，可见其车辆多且性能好。古书上大书特书的孔子周游列国，子贡出使吴越和晋国，都说明了当时交通便利和车辆的进步。《墨子·鲁河》说，春秋各国造的大车，能装50石谷子而运转灵活，即便长途运输也不折车轴。到战国时期，车更有了大的改进，特别是车辕开始由单辕改为双辕，这就更加牢固，载重量也更大了。几个大国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交通也迅速发展起来，万户之邑纷纷建成，车辆往来十分频繁，大街上“车毂〔gu股〕击，人肩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商周时车的象形字(取自《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小车”、“大车”两大类。驾马、车箱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箱大的叫“大车”。小车除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用于战争。战国时，由于车战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小车的制作很讲究，上面装饰有各类金属配件。那时大车被看作“平地任载之具”，只用来拉点笨重东西而已。商周时期的贵族有的把生前所用的车马连同驾车的奴隶一起殉葬，多的达几十辆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秦始皇五次大规模巡游，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秦代人对马车似乎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秦朝留下的兵马俑中，看到当时的战车、辇车等实物，看到与真人真物几乎等高的人物与马匹形象。从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已出土武士俑800多个，木质战车18辆，陶马100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共计9000余件。如按兵马排列形式复原，三个坑的武士俑可能有7000个，驷马战车100多辆，战马1000多匹。兵马俑庞大的阵容，形象地展现出秦军的兵种编列和武器车辆等情况。1980年出土了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大小为真车真马的1/2。一号车为立车，即立乘之前导车。长为2.25米，高为1.52米。单辕双轭，套驾四马，即两骖两服。车舆呈长方形，车上置一圆形铜伞，伞下立一御马官俑，双手执辔〔pei沛〕。舆内有铜方壶、弓、驽、镞、盾等。四匹铜马均饰金银络头。鞍具上有编号文字29处，共49字，均小篆体。二号车为安车，即坐乘之轿形车。车身全长为3.28米，高1.04米。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内有一跽〔ji计〕坐的御马官俑，腰际佩剑，执辔前视。后室为乘主坐席。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亦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这些珍贵文物，完全模拟实物制成，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我国2000多年前马车制造的精湛技艺。
到了汉朝，车子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有了大发展，车的种类增多，且主要用于载人装货，而不是战场了。汉朝最高级的马车是皇帝乘坐的“辂〔lu路〕车”和“金根车”。据《续汉书·舆服志》描写，金根车上有“鸾鸟立衡”、“羽盖华蚤”。高级官吏乘“轩车”，这是两侧有障蔽的车。一般官吏乘“轺〔yao尧〕车”(古代一匹马驾驶的轻便小车)。贵族妇女乘坐“辎车”，车箱像一间小屋子似的。此外，还有许多供某一特定目的而制作的专用车辆类型。汉朝的大车的样子和现在的大车相似，车体长，有的带棚盖。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了一件木制牛车的模型，车舆前有门窗，门窗上下有栏板。舆后栏有门两扇，可以开闭。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根据历史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蒲元创造“木牛”为军队运送粮草。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木牛”，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汉朝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记里鼓车，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示方向的指南车。张衡的科技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发明的记里鼓车是一种利用减速齿轮系统带动车上小木人而报告车行里程的机械。每当车行一里或10里时，小木人就会自动击鼓一下，由击鼓的次数就可以了解已行走了多少路程。马钧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指南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两个部落，一个姓姜，首领是炎帝；一个姓姬，首领是黄帝。另又有一个九黎部落，首领叫蚩尤，常侵袭姜姓和姬姓部落。后者联合起来抵御蚩尤，因有黄帝造的指南车指示方向，终于大败九黎部落，生擒了蚩尤。还有一个传说，说西周时，居住在东南亚的越裳氏派使者晋见周成王，归国时周公为了使使者不致迷路，便造了一辆指南车送给他们。但这些毕竟是传说，指南车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最先发明，现还无法确切了解。一次马钧听到有人议论指南车只是神话的虚构，根本就不存在，他很不以为然。马钧认为古时曾有过指南车，只是现在失传了，只要肯下功夫研究，把指南车重新造出来并不难。于是他不怕讥笑，排除困难，经过长期摸索，终于研制成新的指南车。这种车是一种由车子和一个小木人构成的指示方向的机械，车中装有可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装置，并与木人相连，木人有一只手指向前方。不管车辆朝什么方向行走，在自动离合齿轮装置的作用下，木人的手都指向南方。它与记里鼓车都是我国古代车辆机械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唐宋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也有所进步。南北朝时出现了12头牛驾驶的大型车辆。当时还出现了磨车。磨车上装有石磨，车行磨动，行10里磨10斛。至于三轮车，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但没有得到推广。到了宋朝，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这时高级车辆的制作和改进得不到重视，制车技术的重点也逐渐由乘人的车转到载货的车。宋朝的大车叫“太平车”，用五至七头牛拖拉。这时的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旁边两人扶拐，前用驴拉，叫作“串车”。明朝将前用驴拉、后以人推的独轮车叫“双缱独轮车”。明清时期除了陆续出现许多新型车辆和异型车辆外，还出现了帆车，即在车上加帆，利用风力助车行进。到清朝时又出现了铁甲车和轿车。铁甲车有四轮，轮的直径约一尺，车厢包以铁叶，以保安全。轿车是马车与轿子结合的产物，外形如轿，用马和骡拉挽。徐扬的《乾隆南巡图》中就画有这类轿车。
第二节 造车驾车的学问
我们简略地回顾历代车辆演变过程之后，再对车的有关部件加以介绍。
古车作为载车部分的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的栏杆和木板，叫輢〔yi以〕，可以凭倚远望。前面手扶的横木，叫轼。人在行车途中对他人表示敬意的动作，也叫轼，即扶轼低头。舆后面的横板或栏杆，叫轸〔zhen枕〕。轸上留有缺口，以便乘车人上下。古时人们一般都是从车的后边上下车的。车身上拴有一根绳子，供上下车时使用。这根绳子，叫绥。《论语·乡党》曰：“升车必正立执绥。”
车的运转部分主要包括轮和轴。轮的中心是一个有孔的圆木，叫毂，用以贯轴。车轮的边框，叫辋〔wang网〕。连接辋和毂的是辐。车轮的辐条有多有少，一般为30根。《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这叫辐辏〔cou凑〕。车轴是一根横梁，上承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出毂外，末端套有青铜或铁制的轴头，叫軎〔wei卫〕。轴头上有孔，用来纳“辖”，以防车轮脱落。辖一般用青铜或铁制成，呈扁平长方形，长约三四寸，俗称销子。车轴横在舆下，固定的方法是在舆的底部安上两块木头，用绳索把轴绑在上面。它的形状像个爬伏着的兔子，所以叫伏兔。也叫輹〔fu复〕。
旧式车轮(取自《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关于制作车轮的技术要求，早在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中就有了明确规定，具体要求有下列10条：一是对车轮要用工具规尺进行认真的校准，使其外形为正圆形；否则轮子与地的接触面就不可能尽量小，因而也就转不快。二是轮子平面必须平正，可将轮子平放在同轮子同样大的平整的圆盘上进行检验，看两者彼此之间是否密合。三是要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四是要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轮子的各部分是否均衡。五是要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尺寸和重量都要一样。六是要求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非常坚固。七是要求车毂的粗细、长短要适宜。要依据有利于转动和稳定的原则，对不同用途的车辆可选用不同尺寸的毂。八是要求轮子的直径要适中。太大，则人上下不方便；太小，则马拉起来很吃力。九是对轴的要求有三条：选材精良，坚固耐磨，转动灵便。十是对整个车轮都必须选用坚实的木料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技术要求是很严格的，其考虑是十分周全细密而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考工记》还对车舆材料的选择及其连接方法，对车辆其他部分的制作，对不同用途车辆的要求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叙述。
车辆的构造和组成，除了上面介绍的有关载车和运转部分的构件外，还要包括驾车的构件。驾车部分的构件主要有辕、轭、□〔ni泥〕。辕又叫辀〔zhou舟〕，为一根直木或稍弯曲的木杠。辕的后端连着车轴，前端拴着一根弯曲的横木叫轭，又叫衡或横。辕和轭相连靠的是销子，叫□，小车的叫軏〔yue月〕。轭要卡在牛马的颈上。另外还有“轫”〔ren刃〕，它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行车时必须先将轫木拿开，车子方能转动。所以启程又叫发轫。以后用“发轫”泛称事情的开端。
古代车舆上可以有盖子，用一根木棍支撑，形似大伞。盖为车所专用，舆中可以铺蓆，车蓆叫茵，后来也泛指一般的席垫。据说古时妇人之车，往往在舆的四周加上帷。后来车盖被取消，在帷上加了顶(类似现代的车篷)，叫作幔，又叫幰〔xian显〕。
此外，古代车马还常常有许多装饰性的附件，如装在衡和轭上的响铃，叫做“銮”。在西周时期，最高级的马车上要装八个銮，走起来声音很好听。古车上的许多部件制作精美，如有的铜车軎，甚至用金银丝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异常华丽。
造车是一门学问，驾车也是一门学问。在远古时期，原始的车是由人推挽的，后来改用畜力牵引。同其他车相比，马车具有更为快速、灵活的特点，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驾驭马车，就变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
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教学体系中就有“御”这一科。车行进时，驾驶马车的车工把马缰绳汇总握在手中。《诗经》中就有“执辔如组”的诗句，“如组”就是把八根缰绳握在两手中，就像一组绳似的。这样，用力才能均匀，“两骖”〔can参，一车三马或四马中的两旁之马〕跑起来才能“如舞”，极为协调。赶马的鞭子也有两类，竹条制成的鞭子叫策，皮条制成的叫鞭。今天我们常说“鞭策”一词，就是由抽打马的意义引伸而来的。在我国古代，人们十分重视驾驭术的提高，古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驾车高手的记载。《左传》记述战争情况时，总要交待双方主将的御手。古代封建统治者甚至还因此悟出许多对人民的统治术。“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卷二)
古人乘车的方式一般是崇尚左侧。一车三人，尊者在左，骖乘(即陪乘者)居右，御者居中。兵车则不同，如是将帅之车，则主帅居中，便于指挥，御者在左，护卫居右；如是一般兵车，则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一人持弓，右边甲士一人持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第三节 车辆动力的变化
我国古代陆路交通运输的动力，说到底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两大类，还谈不上什么机械动力。然而，同样是人力和畜力，其使用的方式、规模、手段、效益等，各个时期却大有不同。
车的出现是我国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人力车则是人们最先使用的一种车辆。用人力推挽的车辆之载重能力比人肩挑、背负大得多，而且它可以免除人体直接承受重压。但人的体力有限，因此人力车多是轻便的两轮车或独轮车。据古书记载，我国商朝(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已经能够制造有辐车轮的轻便两轮车。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把人力两轮车称为“辇”〔nian碾〕，一般为皇帝和王公贵族所乘用。汉魏时期，曾盛行一种用人力推挽的独轮车，货架安设在车轮的两侧，用以载货，也可乘人。独轮车只有一个轮子着地，便于通过田埂、小道。19世纪末期，我国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种载客人力车。它的主要构件是弹性车轮、钢片弹簧的悬挂装置和木制的车厢。车厢前伸出两根辕杆，是车夫挽车的手把。提起辕杆，乘车人身躯后仰，可减轻挽车力。由于这种载客人力车是从日本传入的，故又叫“东洋车”。
畜力车的出现，使古人从繁重的推挽车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车的驾驭者。畜力车比人力车载运能力大，而且速度快，行驶里程远，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古人使用畜力作为车辆的动力，是以人类对野兽的长期驯化为先决条件的。以马为例，它那魁梧的身躯，奔驰千里的英姿，一直为人们所赞颂。可是马并不是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据说世界上最早的马，只有一尺左右高，相貌和现代的狐狸差不多。以后经过上千万年的自然进化，特别是通过上百万年的人类培育，它才变成供人骑乘和作为车辆动力使用的家马。我国古代一直习惯用马来驾车，马车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尚书》中有“服牛乘马”的说法，夏朝时期的驯马驾车技术就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到了商朝，已经有装设有辐车轮和车厢的马车。春秋战国时期，用马拉的战车多少成了国力强弱的标志，马作为骑乘之畜也开始为我国古人所普遍使用。豢养马、鉴别马的知识技能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西汉时，为了得到马，国家专门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不许10岁以下的马出关出界。有时为了要马，不惜发动战争，派大将去西域索取骠悍雄健的汗血马。东汉著名将军马援，深刻认识到“马者甲兵大本，国之大用”，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相马经验，并铸成铜马一尊。他说：相马的知识光靠口耳传授不行，“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然而，任何一匹具体的马，又不可能兼具各种优点，“今欲形之与生马，则有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于是铸成一尊铜马，高三尺五寸，胸围四尺四寸，将良马的□〔ji积〕中、口齿、身中、唇鬐等各部位的长处集于一身，使人一目了然，而且可以长久存在。马援铸的铜马模型被称作“名马式”，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利用模型进行相马术的直观教育，说明马援是很有点科学头脑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用马方面又有了新的改革，这就是六朝人发明了马镫。古代人骑马不用镫，甚至到了三国时期还不知道用镫，所以体力消耗很大。这时发明了马镫，骑马就很方便了。这是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发明。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说：马镫传到欧洲，促进了欧洲人的骑兵建设。可惜我们无从知道这马镫的发明者与最初的使用情况了。马车具有快速、灵活的特点，因此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汉朝以后，马车主要不是作为战车使用，但作为载客运货的运输车辆，却一直得到普遍使用，并延续至今。现在我国广大的北方农村，马车仍然是重要的运输力量。
牛，也是重要的畜力。在我国，用牛驾车的历史并不短于用马，最早使用牛车也在4000多年以前。牛车不如马车快捷，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马匹缺乏时，牛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初缺马，“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但汉人更愿意把牛用于耕地。不过，到了汉武帝后期，王侯们又开始驾乘牛车了。那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战争，国家少马。到了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驾乘牛车竟成了富豪贵族以至皇家的一种时髦讲究。据说牛性稳实，而只要驾驭得法，其速度也相当可观，所以受到欢迎。《二十二史考异》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以为常乘。”晋代皇帝出行，有五时车、五牛旗的要求。晋人如此重视牛，据说是由于“负重致远安而稳也”(《晋志·舆服制》)。因此，皇帝的御轺车、御四望车、御衣车、御药车、御书车等，都由牛驾着，在御道中央行走。另有画轮车，“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也是驾牛而行。又有云母车，也驾牛，专门用来赐予王公；有皂轮车，驾驷牛；还有油幢车、通幔车，都用牛驾车，用以赏赐功勋贵戚。由此可见晋代牛的“身价”之高。据说北魏官员普遍乘牛车。《魏书·晁崇传》载：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jie介〕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之八九”。看来，北方贵族与皇家乘牛，较为普遍，牛已成为极重要的运输动力。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也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驾牛技巧。《南史·刘瑀〔yu禹〕传》说：刘瑀和何偃一起去参加郊祀，何偃乘牛车跑在前，刘瑀打马追上，问何：“你的车子怎么这么快？”何偃回答说：“牛骏驭精，所以疾尔。”《宋书·刘德愿传》中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情节：刘德愿特别擅长驾牛车。他曾在道上立两根柱子，距离仅仅能通过车辆，在百步之外，他振策长驱，将近数尺时，打牛飞奔，从柱间直过而不触及柱子。时人都惊叹他的能耐。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古代交通运输事业中，牛的作用是很大的。
古代的畜力车还用驴、骡作动力。远古时代，我国内地没有驴，当然更没有骡。最初的驴、骡来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学者们研究，它们从边疆引入内地，大约始于3000多年以前的商汤时代。那时，西北少数民族以骡子为“贡品”，献给帝王将相当作珍贵异兽来玩赏。到了战国末年，骡子比以前多了一些，但仍属皇族玩物。汉代陆贾的《新语》里说：“驴、骡、驼、珊瑚、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由此可知，在汉代初年，驴、骡的身价，可和珊瑚之类的珍品相媲美。虽然，到东汉时驴、骡开始用于运输，但只有到了南北朝，西北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驴、骡，并且内地人民逐渐掌握了马配驴或驴配马繁殖骡子的方法和饲养知识后，驴、骡的生产能力才被挖掘出来，越来越广泛的用于运输、骑乘和耕地。《魏书·萧宝寅传》载：萧宝寅从南朝逃亡北方时，曾藏匿于山洞，向居民“赁驴乘之”。北魏的拓跋焘北攻柔然，“发民骡以运粮”。后来北周武帝进攻突厥，征发关中公私驴马全部充军。可见这时驴、骡的使用，已经不亚于牛马了。南朝作家袁淑，还把驴子的运输功劳写进他的文学作品《驴山公九钖文》，称赞说：“若乃三军陆迈，运粮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邗，峡岖千里，荷囊致餐，用集大勋，历世不刊”(《艺文类聚》卷九四)。到了唐朝，在陕西一带又设立了大规模繁殖驴、骡的牧场，驴、骡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其中的骡大于驴而健于马，更受到人们的青睐。
此外，用骆驼作为车辆的动力，在西北地区比较多见，无须多说。较为特殊的是，晋代还有用羊拉车的记载。晋武帝时，领军将军羊琇私乘羊车，受到司隶校尉刘毅的弹劾。另外还有象车。晋武帝平吴之后，南越献驯象一头，于是造作大车驾之。在皇帝车驾出行时，以象车领头，车载黄门鼓吹手数十人，使越人骑象而行。可见到了这个时期，马、牛、驴、骡、骆驼以及羊、象等，都在运输行列之中了。畜力车位居陆上交通运输的主要地位，正是我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标志。
第四节 轿是特殊的车辆
轿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有人说，轿子是一种不用车轮的车，这话不是毫无道理的。《隋书·礼仪制》载：“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没有轮的“车”，用人抬着走，这便是轿子了。因此我们把轿子放在这里加以简要介绍。据史书记载，轿子的雏形远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尚书·益稷》中，记述大禹治水时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四载”当中，就包括原始的轿子。对此，《史记·夏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978年，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开掘的春秋战国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肩舆(轿子的古名)。它们制作颇为精巧，包括屋顶式和伞顶式两种类型，说明在此之前，肩舆已有了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
从先秦到两晋时期，统治阶级主要是乘车外出。虽说当时轿子还不流行，但是在皇室贵族的一小部分人中还是越来越喜欢用轿子的。晋朝顾恺之在他所画的《女史箴图》中，就生动地描绘了西汉成帝与班婕妤同乘一驾肩舆的情景。如果从地区来看，则在南方交通不便的山区中，轿子的普及较北方平原为快。但是直到唐朝，肩舆除了帝王乘坐之外，一般还仅仅为妇女和老弱有病的官员所享用。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有一幅《步辇图》，就是画的唐太宗乘轿的情形。图中的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有宫女扶持。《旧唐书·玄宗纪》载：唐玄宗一次欢宴百官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一时乘肩舆者很多，然而乘轿毕竟是皇上的恩赐，轿子还不是社会通用的交通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肩舆在山区用得比较多。当年武则天到万安的玉泉寺时，就因为山径危悬，要用准备好的肩舆上下，却被王方庆谏阻了。这证明当时确是有人用过肩舆上山。《旧唐书·卢程传》说，卢程到晋阳宫去册封皇太后时，“山路险阻，安坐肩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老退休后，与香山僧名如满者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旧唐书·白居易传》)。这说明轿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轿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得到较大普及的是在宋朝。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北宋京城汴梁大街上有许多轿子出游。这些轿子虽然同汉唐时期的轿子大同小异，仍两人抬杠，但选材精良，以硬木为主，上雕花纹飞龙，造形美观。样子和近代见到的大致相同。南宋时，轿子的使用进一步推广。《宋史·舆服志》中说：“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到明朝中后期，连中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明清时期，轿子发展为四人抬或八人抬。王公贵族之所以越来越宠爱轿子，是因为坐在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上，无车马劳顿之苦，安稳舒适。清朝文人王渔洋有诗道：“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这时，轿子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重要代步工具。
古代的轿子，大致有两种形制或类型，一种是不上帷子的凉轿，也叫亮轿或显轿，一种是上帷子的暖轿，又称暗轿。不同的官品，在轿子的形制类型、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如明清时期的一般官吏，得用蓝呢或绿呢作轿帷，所以有“蓝呢官轿”、“绿呢官轿”之称。另外，轿子按其用途的不同，也有种种不同的名字：皇室王公所用的，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叫作官轿；人们娶亲所用的那种装饰华丽的轿子，则称为花轿。抬轿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二至八人，民间多为二人抬便轿，官员所乘的轿子，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之分。如清朝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至于皇室贵戚所乘的轿子，则有多到10多人乃至30多人抬的。此外，乘轿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处处显示着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
乘轿者安稳舒适，可是抬轿的人却苦不堪言。在封建社会，轿夫同其他被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轿夫的劳动又苦又累，挨打受骂，还经常出交通事故。抬轿子讲究抬得稳，走得快，所以好轿夫都是经过专门训练和长期锻炼的。尤其是四人抬、八人抬官轿的轿夫，是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充足的体力的。
现在，人们一般已不用这种使用人力代步的交通工具了。随着封建社会的被推翻，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除了在特殊场合，如某些传统婚礼场合，尚能看到一些罕见的花轿外，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已经为时代所淘汰。
第五章 古代舟船的发展
陆上交通靠车马，水上交通靠舟船。历尽沧桑的我国古代造船业当年曾雄踞于世界前列，把欧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国古代造船起步于遥远的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这就是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朝时期。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造船
从“伏羲始乘桴〔fu浮〕”(《物原》)和“伏羲氏刳〔ku枯〕木为舟”(《周易·系辞》)等远古传说来看，最早的船只——筏和独木舟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问世。大自然各种常见现象的反复出现，启迪着我们祖先的思想。早期的人类以捕鱼、打猎为生。捕鱼需要下水，打猎也常常过河。我们的祖先发现，木头和树叶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于是，有人走进水中，抱着一块大木头试了试。结果，不但没有沉下去，而且木头还把人托出水面。这样，人们就学会抱着木头渡水了。但是，人的双手抱着木头怎能捕鱼呢？后来，人们把砍下来的树干，用石斧和火，将一面削平、挖空，造成了第一只独木舟。我们的祖先在造出独木舟的同时，还发现把几根树木捆扎在一起，也可以产生更大的浮力，载着人行驶在水面上。这样，就有人制成了木筏。比起独木舟来，木筏的使用面积大，制作起来更容易一些。有了木筏，人们往返河流的两岸，在水中运行，再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受到木筏的启发，人们想到了自己身边其他能够做成筏的东西。只要能浮在水面上，并且能结扎在一起的东西，他们都要拿来试一试。于是，人们又制成了竹筏、草筏和羊皮筏等。特别是其中的竹筏，更受到人们的欢迎。竹子这种材料，质地坚韧，重量轻，中间空，浮力大，容易捆扎，并且不怕水长时间浸泡，用它制作成竹筏，又方便又耐用。把几只竹筏串成一排能运大量的东西。独木舟和筏是远古祖先最简陋的也是最重要的渡水工具。有了这样的渡水工具，我们的远古祖先就能进行水上捕捞和迁徙航行了。
关于远古祖先制作独木舟和筏的故事，古书上曾有记载。其中大禹制作独木舟的神话就非常有趣。传说在远古的尧、舜时期，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洪水滔天，淹没了大片土地，先民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为此，禹的父亲鲧〔gun滚〕接受帝尧的命令，治水九年，处处堵截，处处围挡，很是辛苦，但是没有成功。后来禹又接受舜的命令负责治水，他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以疏导为主，辅之以拦蓄的综合治理方法。禹严格要求自己，“三过其门而不入”，处处以身作则。禹为了指挥治水工程，需要造一只大型的独木舟。他听说四川有一棵特大的梓树，直径达一丈多宽，就带着木匠去伐。树神知道后化成一个童子阻止砍伐。禹非常生气，严厉地谴责树神，砍下大树，并把它中间挖空，造了一条既宽大又灵巧的独木舟。禹乘坐这艘独木舟指挥治水工程，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治服了洪水。
当然，传说和神话不等于现实，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事实，就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发明了船。今天，不少考古新发现也在不断证实着以上的事实。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有木桨出土，说明至迟在大约7000年前就已经有独木舟。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都有木桨出土，说明当时独木舟已成为浙江地区的水上重要交通工具。目前，在我国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条古老的独木舟，身长11米，宽0.9米，据测定制成于6000年前。它是1958年江苏武进县民工挖河发掘出来的。在我国各地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的独木舟已达20多只。从这些古代遗物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独木舟的形体，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头尾方形，没有起翘，接近平底；一种是头尖尾方，舟头起翘，尾部平底；一种是尖头尖尾，都有起翘。后来的船型有方头方尾、尖头尖尾和尖头方尾之分，船底有平底和尖底之分，可能即是从它们演化而来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在努力寻求着变革水上交通工具的办法。我们的祖先在实践过程中对独木舟和筏不断加以改进，开始在独木舟的四周加上木板以增大容量，原来的独木舟就变成船底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圆底独木舟逐步变成了船底的中间部分，通连首尾的主要纵向的木材就变成“龙骨”了。这样就变成尖底或圆底的木板船，而原来平底的独木舟也就逐渐演变成平底木板船底中心线上的一块板了。在这过程中，人们对筏也进行了改造，在筏的四周安上木板，逐步演变成另一种木板船。这时事物起了质变，完全不同于独木舟和筏的新船——木板船就出现了。据考证，木板船的发明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至少不能晚于夏朝。从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夏朝的铸铜和冶炼作坊，以及铜锛、凿等金属工具来看，夏代的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再加上当时已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生产工具，建造木板船的各种条件已经充分具备。到了商朝，生产力又有了提高，人们开始较普遍的使用金属工具建造木板船，并进行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了。应该说，由独木舟和筏发展到木板船，这是造船史上的飞跃。它开辟了航海及河运史上的新时期。
船舶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早出现的木板船叫舢板，原名“三板”。顾名思义，可以推测它最初是用三块木板构成的，就是一块底板和两块舷板组合而成。几千年来，人们在实用中不断对三板船加以改进，逐步使它完善，并且不断有所创新，导致了千姿百态、性能优良的各种船舶的产生。除了舢板这种单体木板船外，当时人们还受木筏制造原理的启发，造出了舫(〔fang访〕，《说文》：“舫，并舟也。”)，把两艘以上的船体并列连接起来，增加了船的宽度，提高了船的稳定性和装载量。“舫”也称“方”、“枋”、“方舟”、“方船”、“枋船”，有时也写作“航”。它的制作方法，起初是用绳索把两只船捆在一起。后来，又演进用木板或木梁放置在两只船上，用木钉、竹钉或铁钉钉在一起，两船之间也保留一定间隔，而不一定要船舷跟船舷紧靠在一起了。除了由两只船体构成的舫外，在历史上还出现过由多只船体构成的船只。这种船行驶平稳，上面可以建造庐舍，成为统治阶级出游时候的专用船。周代对乘船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乘坐“造舟”，诸侯乘坐“维舟”，高级官员乘坐“方舟”，一般官吏乘坐“特舟”，普通百姓只能乘用“桴”。“造舟”由多只船体构成，“维舟”由四条船构成，“方舟”由两条船并成，“特舟”是单体船，“桴”就是木筏和竹筏。
木板船航行时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它的抗风能力较差。只有当抗风浪能力较强并能借助大自然风力进行远距离航行的木帆船出现后，人类的航海活动才能更为主动。关于帆的发明，传说是大禹受到一种叫鲎〔hou后〕鱼的启发。鲎鱼的形状很奇特，身体扁而宽，眼睛长在背上，嘴长在肚腹之下，而背上生有高七八尺的鳍〔qi齐〕。每当有风吹来的时候，它的鳍就收拢起来了。不论自然界是否有这种鲎鱼，但是帆的发明，很有可能是人们受到自然界某种东西的启发。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已有专设的造船工场——船宫。诸侯国之间经常使用船只往来，并有了战船的记载。战船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是战船既要配备进攻手段，又要防御敌方进攻，因此它在结构和性能上的要求都比民用船只高。可以说，战船代表着各个时期最高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力量和生产技术水平。吴国水军的战船是当时最有名的，它包括“艅艎〔yuhuang余皇〕”、“三翼”、“突冒”、“楼船”、“桥舡〔chuan船〕”等多种舰艇。艅艎又写作“余皇”，是王侯乘坐的大型战船，战时作为指挥旗舰。据古书记载，艅艎船首绘有鹢〔yi益〕鸟的图案，有优良的航行性能。水军的主要战舰是三翼，即大翼、中翼和小翼。其中大翼长10丈，阔1.5丈，可以载士卒90多人，有较高的航行速度。吴国就是凭借这些战船先后在汉水和太湖大败楚、越两国的。后来勾践卧薪尝胆，越国灭吴时的战船已经发展到300艘之多。
第二节 秦汉的造船高峰
秦汉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据古书记载，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舰队攻打楚国。统一中国后，他又几次大规模巡行，乘船在内河游弋或到海上航行。
到了汉朝，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已经十分强大。据说打一次战役，汉朝中央政府就能出动楼船2000多艘，水军20万人。舰队中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槛”。当然，楼船是最重要的船舰，是水师的主力。楼船是汉朝有名的船型，它的建造和发展也是造船技术高超的标志。楼船，顾名思义，就是有楼的船，高10余丈，甲板上建楼数层。每层都有防御敌方射来的弓箭矢石的女墙(即矮墙)，女墙上开有用作发射弓弩攻击敌方的窗孔。为了防御敌方火攻，船上蒙上皮革。楼船这个庞然大物上还遍插旗幡，刀枪林立，以壮声势。1975年，在广州发掘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的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以同时建造数艘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今陕西、四川、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也都有秦汉的造船工场。如长安城西的汉朝昆明池造船基地，周长达40里，有时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橹、帆、楫等。
秦汉造船业的发展，为后世造船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时期孙吴所据之江东，历史上就是造船业发达的吴越之地。吴国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3000名战士。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更为雄伟壮观。孙吴曾多次派出大船队远航辽东及南海海域。孙吴的民船业也很发达。如位于今江西省南昌市西南的“□□〔goulu沟路〕洲”，就是由于建造过大型船舶“□□大扁”而得名。这些大船选材考究，多用“豫章楠□〔xian显〕”上好硬木制成，极为坚固。晋朝在灭了蜀汉之后，为了进而灭亡吴国，曾派王濬在四川建造楼船，组成庞大的水军舰队。王濬所组织建造的楼船，最大者方120步(一步是六尺)，可以载2000多人，舱面上建有瞭望台，船上可以驰马往来，被称为“舟楫之盛，自古未有”。而以造船业见长的吴国在灭亡时，被晋朝俘获的官船就有5000多艘，可见造船业之盛。到南朝时，江南已发展到能建造1000吨的大船。为了提高航行速度，南齐大科学家祖冲之(公元429年—500年)“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南齐书》卷五二)。它是装有桨轮的船舶，称为“车船”。这种船利用人力以脚踏车轮的方式推动船的前进。虽然没有风帆利用自然力那样经济，但是这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为后来船舶动力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造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 唐宋的造船高峰
唐宋时期为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成熟时期。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的有效利用等等，到了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隋朝是这一时期的开端，虽然时间不长，但造船业很发达，甚至建造了特大型龙舟。提起龙舟，民间早就有端午节赛龙舟之风。据说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兴起的。他忧国忧民，于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自投汨罗江，人民恐怕水中的龙吞掉他的遗体，就把船造成龙形，行驶于江上，敲锣打鼓以驱散水中的龙。这就是五月五日端午节赛龙舟的来由。古代人认为龙是极为神圣的庞然大物，如能乘龙过海上九天就成神仙了。要过海，就得乘龙舟，我国封建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他们要借助龙威来加强自己对老百姓的控制和统治。他们在地上有巍峨华丽的宫殿，他们在水上就要住凤阁龙舟了。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所乘的龙舟，体势非常高大，计有四层，高4.5丈，长20丈，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杜宝《大业杂记》)。下层是内侍居住之所。皇后乘坐的龙舟叫“翔螭〔chi痴〕”，比皇帝的龙舟稍小一些，装饰也极尽奢华。隋朝的大龙舟采用的是榫接结合铁钉钉联的方法。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联结要坚固牢靠得多。隋朝已广泛采用了这种先进方法。
到了唐宋时期，无论从船舶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体现出我国造船事业的高度发展。具体来说，这一时期造船业的特点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船体不断增大，结构也更加合理。船只越大，制造工艺也就越加复杂。唐朝内河船中，长20余丈，载人六七百者已屡见不鲜。有的船上居然能开圃种花种菜，仅水手就达数百人之多，舟船之大可以想见。宋朝为出使朝鲜建造了“神舟”，它的载重量竟达1500吨以上。有的大海船载重数万石，舵长达三一五丈。唐宋时期建造的船体两侧下削，由龙骨贯串首尾，船面和船底的比例约为10∶1，船底呈V字形，也便于行驶。
二是造船数量不断增多。唐宋时期造船工场明显增加。唐朝的造船基地主要在宣(宣城)、润(镇江)、常(常州)、苏(苏州)、湖(湖州)、扬(扬州)、杭(杭州)、越(绍兴)、台(临海)、婺(金华)、江(九江)、洪(南昌)以及东方沿海的登州(烟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等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场，能造各种大小河船、海船、战舰。唐太宗曾以高丽不听勿攻新罗谕告，决意兴兵击高丽。命洪、饶(江西波阳)、江三州造船400艘以运军粮。又命张亮率兵四万，乘战舰500艘，自莱州(山东掖县)泛海取平壤。可见唐朝有极强的造船能力。到了宋朝，东南各省都建立了大批官方和民间的造船工场。每年建造的船只越来越多，仅明州(浙江宁波)、温州两地就年造各类船只600艘。吉州(江西吉安)船场还曾创下年产1300多艘的记录。
三是造船工艺越来越先进。唐朝舟船已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的联接工艺，使船的强度大大提高。1960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1973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这两条木船都采用了榫接钉合技术，而扬州出土的船更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比如皋县出土的木船采用的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更先进。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国家的造船业，连接船板还仍使用原始的皮条绳索绑扎的办法。唐代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如皋县出土的唐代木船有九个水密隔舱。1974年福建省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木船也有水密隔舱。使用这种工艺和技术就大大增强了船的抗沉能力，特别是加大了船体的横向强度。它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面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一层水密舱壁。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装方法可以防止舱壁移动，使船舷与舱壁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牢固的支撑着两舷，这就增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由于船的坚固性和抗沉力增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宋朝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这比欧洲早了500年。宋代工匠还能根据船的性能和用途的不同要求，先制造出船的模型，并进而能依据画出来的船图，再进行施工。欧洲在16世纪才出现简单的船图，落后于中国三四百年。宋朝还继承并发展了南朝的车船制造工艺。车船是一种战船，船体两侧装有木叶轮，一轮叫做一车，人力踏动，船行如飞。南宋杨幺起义军使用的车船，高二三层，可载千余人，最大的有32车。在与官军作战时，杨幺起义军的车船大显了威风。古代船舶多是帆船，遇到顶风和逆水时行驶就很艰难，车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是原始形态的轮船。
泉州湾后渚海船的水密隔舱(取自《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唐宋时期建造的舟船不仅种类多、体积大，而且还有工艺先进、结构坚固、载量大、航运快、安全可靠等许多优点，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从7世纪以后，中国远洋船队就日益频繁地出现在万顷波涛的大洋上。外国商人往来于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都乐于乘坐中国大海船，并且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匠”的语言来称赞中国船工。
第四节 明朝的造船高峰
明朝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高峰。由于元朝经办以运粮为主的海运，又继承和发展了唐宋的先进造船工艺和技术，大量建造了各类船只，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元朝初期仅水师战舰就已有17900艘。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下令造战船5000艘，操练水军七万人。过了三年，又下令增练水师五六万人，再造战船3000艘，仅这两次就造了战船8000艘。元军往往为一个战役就能一举建造几千艘战船。此外还有大量民船分散在全国各地。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原黄河入海口处(今江苏宿迁县以南70公里处)见到“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15000艘，盖于必要时运输军队赴印度诸岛者也，缘此地距海仅有一日程”。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为在济州河运粮，一次建造粮船达3000艘。元朝还在江海水陆要地设水驿站424处，共有邮递专用船5921艘。这些都充分说明元朝造船能力之强。元朝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南洋、印度洋一带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中国在航海船舶方面居于世界首位，它的性能远远优越于阿拉伯船。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
据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郑和船队的宝船，大者长达44丈，宽18丈。明朝用的尺比我们今天的市尺短些，但即使按一丈合二米半计算的话，这种宝船的长度也超过100米。船队中，即使是中等船，也有37丈长，15丈宽。难怪有位目击者形容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还有的说，船上风帆有12张之多。当时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包括水密隔舱、罗盘、计程法、测探器、牵星板以及线路的记载和海图的绘制等，应有尽有。郑和的第一次远航船队，据说就有62艘这样的船。
郑和的宝船属于沙船类型。中国历代专家，根据不同水域的地理特点，以及船的不同用途，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建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船只。经过春秋战国以来二三千年的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到了明朝，各种古代船只已经完全定型。中国古代的船型种类和名目繁多，但是大体上说，从船首形状来分，可以分成尖首和方首两大类；从船底式样来分，可以分成尖底和平底两大类。在历史的演变中，福船是最著名的尖首、尖底船型的代表，沙船是最著名的方头、平底船的代表。沙船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年代，在出土的独木舟及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它的平底、方头、方艄的特征。在山东日照等地有许多沙船，相传是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琅邪时遗留下来的船型。这都可说是沙船的前身了。据康熙《崇明县志》载：“崇明县乃唐(高祖李渊)武德间(公元618年—626年)涌沙而成”。又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见沙船是产生于唐代的。沙船的特点是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所以又称“防沙平底船”。沙船的甲板面宽敞，干舷低，具有宽、大、扁、浅的优点，适宜在浅水航道航行，稳定性比较好。船上采用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船舱也采用水密隔舱结构。船舷采用大□〔lie列〕，大中型沙船每侧有四到六根大？从船首直压到船尾，以增加结构的强度。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即是沙船中的佼佼者。一般来说，这种沙船较多见于杭州湾以北的港口和内河沿海航线上。福船，还有广船，则是以产地而得名，是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福船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封结构呈马蹄形，两舷边向外拱有护板。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船舱是水密隔舱结构，船体底尖上宽，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吃水深，稳定性好，并且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的航道和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有些船首尾的舱是活水舱，也叫浮力舱或防摇舱。随着船首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出或流入，减少船的摇摆，保持船的平衡。福船的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等优良木材，它们在杭州湾以南的港口和沿海航线上多见。广船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背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强度依靠龙骨和大？广船的用材多采用广东的荔枝木、樟木，还有乌婪木，主要航行于我国南方港口和南海航线。同沙船和福船一样，广船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优良船型。
总之，在经过秦汉时期和唐宋时期两个发展高峰以后，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有了很大的进步，登上了我国古代造船史的顶峰。明朝造船业的伟大成就，久为世界各国所称道，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只是到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机动轮船出现以后，我国在造船业上享有的长久优势，才逐渐失去。
作为我国古代舟船史的尾声，是我国自己第一艘轮船的诞生。19世纪中叶，我国一些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曾先后试制过轮船。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jian减〕人，就曾作过种种尝试。1862年，江苏无锡人士徐寿、徐建寅父子和华蘅芳等人到了安庆，一面学习，一面动手制造发动机。三个月后，一台蒸汽机造成了，试车结果，“甚为得法”。第二年，他们又试制一艘螺旋桨推进的小轮船，但没有成功。1864年，徐寿等人在南京“金陵军械所”继续努力，终于造出了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hu胡〕”号。这艘船由华蘅芳负责设计和绘图，徐寿负责发动机和船体的制造，“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当时年仅19岁的徐建寅，也“屡出奇思以佐之”，积极协助父叔辈工作。据上海《士林西报》记载：“黄鹄”号“船重25吨，长55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缸”，“逆水时速16里，顺水时速约28里”。这艘轮船的制造成功，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
第六章 河运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这块古老的神州大地，地势西高东低，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主要大河都是由西向东流，东西的水上交通比较方便，但是南北的水运却困难很大，所以有必要在南北之间开凿人工河道。再加上上述西东走向的主要河流的支流多是南北走向，而且各条大河的支流之间往往相距很近，这些大河的中下游又地势平坦，湖泊星罗棋布，也就非常便于开凿人工河道。因此，聪慧而勤劳的我国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天然的内河、湖泊和海洋航运的同时，很早就设计并开挖人工运河，接通天然河道，扩大了航运范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凿运河的国家，春秋时期即挖通了一批比较重要的运河，到战国和秦汉时期，一个全国性的运河网便初步形成了。
第一节 秦汉以前的河运
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大都聚集在有水的地方，依靠渔猎为生。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有时它也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危害。在同水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了水的某些特性。如“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易经》)，意思是骑着木头有利于过大河，懂得了“水能浮起木头”的道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也在不断改进，人们已有可能“编木为筏”，与此同时还能利用火烧和石刀、石斧的砍凿，把大原木挖空，做成独木舟，这样人们就能方便地在水上活动了。至于古代传说中提到黄帝的大臣共鼓、货狄发明舟，部落首领颛顼〔zhuanxu专虚〕发明浆、篙，帝喾发明舵和橹，尧发明纤绳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商朝的甲骨文上有“舟”字，当时已经有木板船了。据甲骨卜辞记载，在商代后期，航运往往被奴隶主用作镇压奴隶反抗的工具。商王武丁时期，王室的奴隶曾大批逃跑，武丁下令乘船追击。这些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后用了15天，终于把奴隶捕捉回来。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航行技术的状况。到了周朝，水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水路交通不仅利用自然河道，而且还开凿运河。春秋时期，最先开凿运河的是陈、蔡、楚等国。当时，为了改善陈、蔡两国间的交通，它们凿了一条不长的运河，将淮河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连贯起来。楚国也凿了一条从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到汉水的水道。不过，其中比较重要的和著名的运河有吴国沟通太湖和长江的胥河、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han含〕沟和沟通淮河和黄河的荷水，以及稍后的魏国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鸿沟。
春秋末年，阖闾、夫差父子相继为吴王时，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帮助下，逐渐强盛起来。吴国为了攻打楚国，于公元前506年开挖了胥河，船舶可以从苏州通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注入长江，大大缩短了从苏州到安徽巢湖一带的路程。吴大败楚国后，继而又攻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臣服于吴。取得两次重大的胜利后，夫差认为吴国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决定进一步用兵北方，迫使北方诸侯也听从他的号令，于是在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又修通了邗沟。古邗城在今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一带，其遗址经发掘，周约六公里。构筑邗城的目的，是在江北建立起进军北方的基地。凿邗沟是便于向北运送军队和粮食。邗沟后人又称山阳渎，据《水经注·淮水注》的记载，它从邗城西南引长江水，绕过城东，折向北流，从陆阳、武广两湖(分别位于今高邮县东西)间穿过，北注樊梁湖(今高邮县北境)，又折向东北，穿过博芝、射阳两湖(位于兴化、宝应间)，再折向西北，到末口(今淮安市东北)入淮河。邗沟渠线所以比较曲折，主要原因是要利用湖泊，以便减少工程量。从此，吴国军队通过这条运河从长江直接进入淮河，可以从水路上攻打齐国，进兵中原大地。这条运河全长约150公里，它开通后大大便利了南北航运，为后来江淮运河的发展奠立了初步基础。据史书记载，邗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凿邗沟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4年，吴军与齐军大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市南)，齐军几乎全军覆灭。吴国打败齐国后，决定再开一条运河，进军中原，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迫使原来北方诸侯首领晋国就范。那时，黄淮之间的东部，有两条较大的自然河道，一条是济水，原黄河的岔道；一条是泗水，最终流入淮河。泗水与济水很近，只要在两河间开一条运河，吴国的军队就可以从淮河进入泗水，通过运河转入济水，上溯济水，可达中原腹地。于是在公元前482年，吴国夫差就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和定陶县东北之间凿开一条新水道，因其水源来自荷泽，故称荷水。荷水同胥河、邗沟一样，都是吴国为了政治、军事需要而开凿的，但在后来长时间中，对加强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最先进行变法的魏国成为这一时期七国中最先强盛起来的国家。魏惠王在位时(公元前369年—前319年)，为了与列国角逐，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迁都后，魏国多次动工开凿以大梁为中心的运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鸿沟先在河南荥阳把黄河带有较多泥沙的水引入圃田泽(在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已湮)，使水中的大部分泥沙沉积在圃田泽中，既减轻下游渠道的堵塞，又使圃田泽起到水柜的作用，调节鸿沟的水量。然后引水向东，绕过大梁城的北面和东面，向南与淮河支流丹水、睢水、涡水、颖水等连接起来，许多自然河道连结成网，船只可以畅通无阻。鸿沟的开凿，不仅在黄河、淮河、济水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水上交通网，而且由于它所联系的地区都是当时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第二节 跨越山岭的灵渠
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的灵渠，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那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前后花了10年时间，统一了中原地区，接着又向岭南进军。但是战争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五岭的险峻地形，使行军极度困难。粮草的运输主要靠人背牲口驮。运粮队伍要翻山越岭，走上好些日子，除去自己的消耗，到达营地时已经所剩无几了。更麻烦的是，行进在崇山峻岭的运粮队伍，往往要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粮草问题，更直接地说是运输问题，要是不能得到解决，作战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就这样，常常空着肚子打仗的秦军进行了三年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明显进展。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湘江上游，为了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决定派水利专家史禄领导“凿渠运粮”，在五岭之上开一条运河。运河的路线，选在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上。这里两江相近，最近处不到1.5公里，山又不太高，相对高度20—30米。只需沟通两江，中原地区用船运来的粮草，就可以从水路一直越过五岭，进入岭南地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数十万秦军和民工，开石劈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
他们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排除了许多困难和干扰。到公元前214年，这条长33公里的灵渠终于挖成了，运输问题解决了，秦始皇下令向岭南增派援军。这一次，秦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控制了岭南，并在今桂林、广州和雷州半岛等地方设置了三个郡。这样，秦朝就有了40个郡。中国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也可以直接通航了。
开凿灵渠的劳动人民，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许多山区河道行船的好办法。
灵渠位置图(取自《航运史话》，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在这些山区河道行船的好办法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船“爬”上山的办法。我们勤劳而聪明的祖先懂得，船要“爬”山，对水面“坡度”就要有一定的要求。水面的“坡度”在航行术语上叫做“比降”。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适合于航行的比降应在小于1/3000以下的范围，即在长3000米的水路上水位升高或下降不得超过一米。比降越大，水流越急，对航行越不利。而湘江水面和漓江水面的水位差很大，即使用筑堤的办法来提高水位，比降还是太大，离要求还是差得很远。怎么办呢？劳动人民想了好几种办法来解决这些困难。
首先，他们想方设法让船多走几个“之”字形。在开挖灵渠时，他们让河道迂回曲折，多拐几个弯。这样，有限的河道被延长了，当然比降——也就是水面的“坡度”就相应变得小了。船“爬”山也就容易得多了。
尽管这样做了，有的地方比降仍然太大，最高达1/160，也就是说，船每走160米，水位就要上升或下降一米。如果继续把河道延长，再多走几个“之”字形，让比降减小到1/3000，那河道就要延长20倍。我们暂且不谈在山上作这种延长从地理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从工程上来讲也是不经济的。
于是，民间又发明了“斗门”，也叫做“陡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船闸。在灵渠水位比降大而又不适于延长河道的地方，分别用巨石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斗门。最多时设36座斗门，最少时也有10座斗门。每个斗门都有专用的工具，如斗杠、斗脚、斗编等。
船进入一个斗门后，随即把身后的斗门用专用的工具堵严，使其不能漏水，然后徐徐开启前进方向上的另一个斗门。随着斗门打开，水从前方的斗门涌进来，不一会，两个斗门间的水位就平了。于是船就可以前进到前一个斗门内，随后又堵住船后斗门，再打开前面斗门。如此周而复始，船就一级一级向山上“爬”去。同样道理，船也可以从山上一级一级“爬”下来，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除了使船“爬”上山的好办法外，劳动人民还创造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好办法，就是实施了引湘江水入灵渠的“分水工程”。湘江上游的海洋河水量比较丰富，他们在海洋河上建立分水工程，以使灵渠保持充足的水量，便于船只从海洋河通过分水工程进入运河。分水工程位于兴安县城东南约两公里远的分水村。这里不是距离运河最近的地方，但是此处海洋河河床较高，大体与灵渠海拔高度相当，便于把水引入运河。所以也就舍近就远，把分水工程选择在此。分水工程包括人字形的拦河坝和铧嘴两部分。平时，坝下一段海洋河旧道不再通水，但来洪水时，大水可以翻越大坝流入旧道。铧嘴位于人字拦河坝顶端的河心，其作用与都江堰的角嘴一样，把海洋河水分成两部分，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进入北渠的水，从人字坝向北，经过约3.5公里的渠道，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进入南渠的水，经过人工开凿的4.5公里的渠道，引入灵渠，作为运河的主要水源。
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建造并使用船闸的运河，也是最早的跨越山岭的运河。在国外，最早的船闸直到1375年才在欧洲的荷兰出现，而这时我国已经是明朝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这种利用船闸的行船技术，一直沿用到现代。在19世纪末开建、20世纪初建成的巴拿马运河，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第三节 最长的运河航运
除灵渠外，我国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一条著名的运河，就是世界上最长的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北与海河相连，南与钱塘江相接，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了统一的水运网。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的一项奇迹。
我国的大江大河大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在现代陆路交通工具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开辟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隋朝实现了全国统一之后，更显得十分必要了。当时，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方，而南方江淮地区的经济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北方城市所需要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怎样把这些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地区，这是摆在统治阶级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大量的物资要从江淮运到长安，甚至运到北方边疆的军事重镇，采取什么运输方式好呢？当时陆上运输只有骡马大车和肩扛人挑，运输速度缓慢，运输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只有利用水道运输，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所以，当时开凿运河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不能把隋炀帝杨广这个暴君穷奢极欲，爱好游玩，当成主要原因。
但是，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劳动人民却是一场灾难。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晚唐文人韩偓〔wo卧〕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了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
在我国历史上，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程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东周春秋时期。位于东南吴国的国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向北扩张势力，在公元前486年引长江水经瓜洲(今江苏省邗江县南部)北入淮河。这条联系江、淮的运河，从瓜洲到末口(今淮安附近)，当时称为邗沟，长约150公里。这条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起源，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又相继延伸了河道。
第二个时期是隋朝时期。公元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形成大运河的中段，取名曰山阳渎。在长江以南，完成了江南运河，这是大运河的南段。实际上，江南运河的雏形已经存在，并且早就用于漕运。“漕”是利用水路运送漕米到集中地点的意思。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水道(河道或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我国的封建王朝，向农户征收地租和田赋，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征收实物的办法。这些王朝又大都建都在西北和北方的城市，而附近地区所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因此，把其他地区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在我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许多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远在秦汉时代，我国史书就已经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到了隋朝，漕运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时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黄河南岸的通济渠工程，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的水，行向东南，进入汴水(今已湮塞)，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通济渠又叫御河，是黄河、汴水和淮河三条河流水路沟通的开始。隋朝的都城是长安，所以当时的主要漕运路线是：沿江南运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入通济渠，逆黄河、渭河向上，最后抵达长安。黄河以北开凿的永济渠，是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河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芦沟(永定河)，直达涿郡(今北京)的运河。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隋朝修筑大运河的几项重要工程：一是开凿东通黄河的广通渠。隋朝开始修建的一条重要的运河是从长安东通黄河的广通渠。隋初以长安为都。从长安东到黄河，西汉时有两条水道，一条是自然河道渭水，另一条是汉朝修建的人工河道漕渠。渭水流浅沙深，河道弯曲，不便航行。由于东汉迁都洛阳，漕渠失修，早已湮废。隋朝只有从头开凿新渠。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即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负责改善长安、黄河间的水运。但建成的富民渠仍难满足东粮西运的需要，三年后又不得不再一次动工改建。这次改建，要求将渠道凿得又深又宽，可以通航“方舟巨舫”。改建工作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在水工们的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竣工。新渠仍以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今西安市)至潼关长达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新渠的运输量大大超过旧渠，除能满足关中用粮外，还有很大富余。
二是整治南通江淮的御河。隋炀帝即位后，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很需要改善黄河、淮河、长江间的水上交通，以便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命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洛阳，每月役丁200万人。同时，又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鉴·隋纪四》)。此外，还征调淮南民工10多万，扩建山阳渎。工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通济渠可分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zhu煮〕，以黄河水为水源，经今开封市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再东南，穿过今安徽宿县、灵壁、泗县，以及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xuyi虚移〕县注入淮水。两段全长近2000里。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两渠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凿的，并且两旁种植柳树，修筑御道，沿途还建离宫40多座。由于龙舟船体庞大，御河必须凿得很深，否则就无法通航。通济渠与山阳渎的修建与整治是齐头并进的，施工时虽然也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为它们有统一的宽度和深度，因此，主要还要依靠人工开凿，工程浩大而艰巨。可是历时很短，从三月动工，到八月就全部完成了。隋炀帝立刻从洛阳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zhulu竹炉〕，南巡江都。这是中外工程史上的奇迹。当然，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
三是修建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之后，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永济渠也可分为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以上属河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以上属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属山东)、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以上属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南北两段都是当年完成。永济渠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据载全长1900多里。深度多少，虽不见文字，但大体上说，与通济渠相当，因为它也是一条可通龙舟的运河。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全程4000多里，仅用了50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
四是疏浚纵贯太湖平原的江南河。太湖平原修建运河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时的吴国，即以都城吴(苏州市)为中心，凿了许多条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这条河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进行过多次整治，到了隋炀帝时又下令作进一步疏浚。《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相传夏禹曾大会诸侯于会稽，秦始皇也曾登此山以望东海。隋炀帝好大喜功，大概也要到会稽山，效仿夏禹、秦皇的故事。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隋炀帝把后两者合称御河)、永济渠和江南河等渠道，虽然不是同时开凿而成，可以算作各自独立的运输渠道。但是由于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它们的规格又基本一致，都要求可以通航方舟或龙舟，而且互相连接，所以又是一条大运河。这条从长安、洛阳向东南通到余杭、向东北通到涿郡的大运河，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由于它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对加强国家的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是很有价值的。
在以上这些渠道中，通济渠和永济渠是这条南北大运河中最长最重要的两段，它们以洛阳为起点，成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洛阳位于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于船只顺利通过。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黄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证。这两条如此之长的渠道，能这样好地利用自然条件，证明当时水利科学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开凿这两条最长的渠道，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这样就完成了大运河的全部工程。隋朝的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27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第三个时期是元朝时期。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明、清两代，又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改造。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一是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从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到东南产粮区，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市)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长150里。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250里。它同济州河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
二是开凿坝河和通惠河。由于旧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与通州之间修建一条运输能力较大的运河，以便把由海运、河运集中到通州的粮食，转运到大都。于是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首先兴建的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这条水道长约20多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于保存河水，利于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因而这条运河被称为坝河。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开凿了通惠河。负责水利的工程技术专家郭守敬，先千方百计开辟水源，并引水到积水潭集蓄起来，然后从积水潭向东开凿通航河段，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这条新的人工河道，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后，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常。
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目前国外著名的大运河有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前苏联土库曼运河等。这些运河的长度不但都比我国的大运河短得多，而且也都比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时间晚1000多年。
第四节 隋唐以后的河运
隋唐时期，我国内河航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南北大运河在公元610年开凿完工后，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加强了京都和河北、江南地区的水上运输。当年，航行在运河里的船队，南来北往，舳舻千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不过，隋朝是一个短促的朝代，开河不久就灭亡了。所以大运河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后各个朝代。
隋朝灭亡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两个朝代。唐朝建都长安，每年要从江淮地区输入大量物资和粮食。唐朝初年，大运河每年运送的粮食不过20万石，但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粮食的运输量迅速增加，最高达到一年700万石。当时唐朝长安水运事业的发达，可从唐玄宗举办“水上运输展览会”上得到反映。《旧唐书·韦坚传》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在长安望春楼下运河西段的广运潭上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水上运输展览会，有二三百条船，都按牌号标明，什么船装的什么货写得一清二楚。船上除了装运粮食外，还装有各地的土特产。如：广陵郡的船，装的是广陵所产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船，装的是京口的绫衫缎；晋陵郡的船，装的是绫绣；会稽郡的船，装的是铜器、吴绫、绛纱；南海郡的船，装的是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船，装的是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船，装的是空青石、纸、笔、黄莲；始安郡的船，装的是蕉葛、蟒蛇胆、翡翠。共有数十个郡的船。驾船的船工都戴着大大的斗笠，穿着宽袖的衣服和草鞋，用鼓笛箶笙伴奏，边歌边舞。第一条船上的人带头领唱，其他船上的人随着和唱。100多穿着鲜艳服装的妇女，随着歌声表演优美的舞蹈。一船领航，其余的船只徐徐跟上。到了望春楼下，船樯延绵数里，盛况空前。参观的人群，欢声笑语，热闹非常。这里要注意的是：几百条船所展览的都是各地所出产的物资，不仅有粮食，而且其他物品应有尽有。它们主要是通过大运河送到长安这个交通中心来的。中唐以后，以大运河为主干的内河航运作用越来越大，这条大运河确实像大动脉之于身体那样重要。那时，江淮地区差不多负担封建王朝赋税来源的9/10，那么多盘剥来的赋税几乎全靠大运河转运。
到了宋朝，京城迁到了黄河南岸的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这里离江南鱼米之乡比较近，大运河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当时人们说，食以漕运为主，漕运以大运河为主。他们认为运河废，“则大众不可聚”。北宋时，统治阶级每年通过大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一般都在五六百万石左右，多时还曾达到800万石，超过了唐朝的漕运量。至于金银、布帛、香药、茶叶和其他土特产品所运送的数量就不好统计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中，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汴河里交通运输繁忙的景象。水运不仅对京城有重要作用，而且还保证了北方边疆军事上的需要。
元朝的疆域最大，超过了历代王朝。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需要从江南运送大批粮食，所以这一时期的内河航运，主要仍是漕运。元朝先后开凿了“会通一济州河”和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这样，漕粮船从杭州出发，经江南运河进入扬州运河，再北入黄河、泗水，通过“会通—济州河”，再由卫河入通惠河，直达大都。
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虽然长江、珠江和黑龙江等大河及其支流的航运有所发展，但是在大约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大运河仍然是我国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大批的粮食和货物主要是通过大运河运往京城。当时，运河里船只往来如梭，运输粮食的船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12000多只，船工最多时超过12万人。除了粮船以外，航行在运河上的还有许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麦、梨、枣等土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流。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30多座新兴的商业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布在大运河沿线。山东的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江苏的淮安、扬州等都成为一时繁华之商埠。从明朝中后期起，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酝酿也首先出现在这里，这些都与运河有一定的关系。
在此期间，作为东西水运主干道的长江——我们伟大祖国的第一大河以及珠江、黑龙江、淮河等河流的航运，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 古代的海运大国
我国不但有着源远流长的内河航运史，而且有着悠久的海洋航运史。海运史包括近海航运史和远洋航运史两个部分。一般说来，先有近海航运，以后才逐步发展到远洋航运。而内河航运和近海航运，却不是航运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是同时向前发展的。下面我们介绍包含近海航运和远洋航运两个部分的海运史的简况。
第一节 近海航运的进步
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同海发生了关系。近年来，我国大陆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创造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的器物，纷纷在台湾岛等地发现。这说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经有了航海活动。周朝成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王充：《论衡》)。越裳是古南海国名，倭人是指古代的日本人。这也反映了西周时海上航行已是经常事了。从我国最早的古籍《诗经》、《书经》、《左传》、《山海经》和《论语》中，已显现出我国先秦时期劳动人民与海的接触相当频繁。春秋战国正是我国社会大动荡时期，激烈的战争对航海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我国航海活动最发达的主要是从山东到江浙一带沿海地区，一些沿海地方发展成了优良的海港。其中，吴国、越国和齐国是主要的航海诸侯国。公元前7世纪中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齐国以靠近大海的地理之便，大兴渔盐之利，进行海洋资源开发，使它有了很大的经济优势，终于先后灭掉了30多个诸侯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众多诸侯在蔡丘(河南兰考县境内)会盟，周王也派代表参加，齐国的霸主地位得到承认。齐国成为能直接控制环绕山东半岛及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甚至还能控制远达东海和钱塘江口的航线。吴国的地理环境也非常优越，海上运输有悠久历史，被人们称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乘机攻越，吴军败，阖闾受伤，回师途中身亡。其子夫差继位后，不忘前耻，公元前494年拜伍子胥等为将，亲率水师从太湖出发攻打越国。勾践未采纳大夫范蠡、文种劝告，在实力远逊于吴国的情况下，与吴交战大败于夫椒(今太湖中的西洞庭山)，越都失陷，勾践不得不向吴国臣服。此后，吴王夫差积极北进，力争霸主地位。越国人自古擅长航海，对造船航海技术较为娴熟。他们造的船有适于海战的戈船，也有民用的扁舟、轻舟、舲〔ling灵〕等。勾践被吴国战败后卧薪尝胆，在他的率领下艰苦奋斗十几年，越国终于强盛起来。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王夫差率精兵北上到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会盟之机，一举攻下了空虚的吴都姑苏(今江苏省苏州)，杀死太子友，并派一支军队泛海北上进入淮河，切断了吴王夫差的退路。可见这时的航海活动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春秋战国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我国与朝鲜、日本等近邻国家的来往。西周时，曾封商代的贵族箕子于朝鲜，战国时，燕、齐两地人民为了反抗封建统治，成批地从陆地或海上迁徙到朝鲜去。朝鲜半岛曾出土铜铎、铜剑等物，据考证有一些是战国时代中国的文物。这些说明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在黄海进行远航。此外还有不少中国人为躲避战祸渡海到了日本。他们带去青铜器和铁器等生产工具和水稻种植技术。在日本发现过战国时期的中国铜剑和货币刀钱等文物。我国东南沿海的越人也经常在南海进行航海活动，并通过番禺港(今广州市)开展海上贸易。航海实践使人们的地理、天文知识扩展了。沿海居民把大海分为东海、北海等几个海域，他们已深知海洋气象特别是风向对航海安全的重要性。天文学的发展为航海的定向定位提供了条件。
秦朝结束了战国时期分裂的局面，使航海事业得以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非常重视航海。统一全国后曾五次巡视各地，其中有四次巡游海上。如第一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航海。他先上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境内)，立石颂功德，然后封(筑坛祭天叫封)泰山，禅(辟基祭地叫禅)梁父(泰山下的小山)，再东游海上，到渤海湾的黄(今山东黄县)、腄〔you邮〕(今山东福山县)两港，又东到成山(今山东半岛成山头)、芝罘(今属山东烟台市)。由此南行到琅邪港(今山东胶南县境内)留住三月，建琅邪台，下令自内地迁徙百姓三万户于琅邪台下，免征12年赋税。后又渡淮河、浮长江，至洞庭湖，返回咸阳。秦始皇以后又三次巡游海上，最后一次病死在途中。他的巡游海上，有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目的，也加快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秦朝除了秦始皇巡游海上外，还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徐福东渡日本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徐福是战国末年齐国的一个方士，为求得资助，对秦始皇谎称自己到蓬莱找长生不老药，可是仙人嫌礼品太薄，自己已见到仙药，但不能取到。还说他曾向神仙探问求药需要多少代价？神仙说：必须带大量五谷及百工男女数千人才行。“秦始皇大悦，遣振(儿童)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结果徐福第二次出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考证，徐福可能是从琅邪港出发北上，经成山角向西至芝罘港和蓬莱头，沿庙岛群岛继续北上，经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向东南至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再向东至朝鲜半岛东南角釜山，往东南经对马岛，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北九州海岸，向东进入濑户内海，东至大阪湾，最后到达和山歌新宫町熊野津。据日本《和山歌县史迹名所志》中记载：徐福之墓在新宫町，墓前有石碑，上面刻着“秦徐福之墓”。还记着：“相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籽及耕作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津登岸，从事耕作，养育男女，子孙遂为熊野之长，安稳渡日。”徐福率童男女东渡日本，表明我国在秦代时的航海能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海外开拓精神对后人是极大的激励。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日本，使日本迅速地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并且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海上的友好往来。总之，秦朝开创了我国航海业的新时代。如果说，夏、商、周是我国航海事业的初创时期，那么，到了秦统一中国后，我国航海事业就步入了它的新的发展时期。
汉朝和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两个繁荣强盛的时代，在此期间，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汉武帝时期，汉朝出动强大的水师征服了东瓯(今浙江东南部)、闽越(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两广部分地区)等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了海疆，为沿海航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并开辟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的南北沿海航线、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和日本的航线，以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他自己就亲自巡海七次，有时一年一次，甚至直到他临死前两年，已达68岁高龄时，他还在巡海。三国时期，东吴地处我国历史上航海最发达的地区。东吴组织的几次大规模航海，人数都在一万人以上，最多达三万多人。船队先后到达了辽东、海南、台湾以及朝鲜和东南亚诸国。最值得一提的是东抵夷州的航海活动。夷州就是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岛。东吴还三次大规模出动船队开辟了自长江口直达朝鲜的航线。虽未到日本，却为南朝时开辟中日南道航线打下了基础。中日南道航线是从建康出发，过长江口和山东成山，然后横渡黄海，经朝鲜南部和对马岛，到日本福冈，过关门海峡和濑户内海，最后到大阪。这条航线要比中日北道航线近得多，当然航海技术也要求更高。南朝刘宋时期，日本曾先后八次遣使者经南道航线来中国，“献方物”，求诏封。来往中除了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大量传入日本外，梁武帝时汉人司马达还把印度的佛教带到日本，从此日本文化又受到佛教的影响。
汉唐时期的沿海航行，已经比较安全可靠了。船工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根据山形水势来进行正确的引航。特别是到唐朝，航海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水手以航海技术高超而闻名于世。他们不仅掌握了亚洲东南信风和季风的规律，而且也有一定的航海天文知识了。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还写出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潮汐专著《海涛志》。潮汐理论的研究也反映了唐代航海业的繁荣。唐人除利用秦汉开辟的我国沿海航线外，还历经艰辛，打通了去堪察加半岛的航线，并使往来于日本与我国的海上航线增加到八九条之多。
宋元是我国历史上海上交通最繁盛的时期之一，造船和航海业非常发达，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都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在沿海航运上，宋朝主要是使用了汉唐两代所开辟的航道，在沿海航线方面没有什么扩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元朝的沿海航运事业。元朝以前虽有海运漕粮，但次数较少。大规模海运漕粮，则开始于元朝。为了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补充河运的不足，元朝统治者对另一条漕运干线——海运，给予了更大的重视。他们派朱清和张瑄等人监造海船60艘，招募漕丁漕夫，开辟海道运输。最盛时年运量达360万石。当时海运漕粮由南向北沿海岸航行，航道上有许多浅滩、暗礁，往往发生船沉人亡的惨剧。海道府根据船户的建议，在长江口设置了航标船，船上树立标旗，指引粮船进出。后来又在一些港口设置标旗，并高筑土堆，在土堆上白天高悬布幡，夜间悬灯点火，以指挥粮船行驶。这些航标的设置，是我国航运史上的又一个创造。它对保障航行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朝前期，我国国势富强，造船业与航海业都达到中国古代航运史的顶峰。坚固耐用、性能优良的大型战船在戚继光抗倭和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斗中，都大显了神威。元末明初，日本九州一带的诸侯纠集失意的武士及商人、海盗等，骚扰我东南沿海，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成为大患。人们称他们为“倭寇”。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让福船、广船和沙船在抗倭斗争中大立奇功，终于在公元1565年，彻底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胜利保卫了海疆。另一位民族英雄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大练水师，于公元1661年亲率战船350艘，将士25000人，横渡海峡，与侵占台湾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展开激战，终于到1662年把荷兰总督揆一及其残兵败将逐出台湾，被侵占了38年之久的宝岛回到了祖国怀抱。但是，清政府为阻挠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切断大陆人民与郑成功的接触，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颁布了海禁令，禁止民间的海外通商活动。从此，我国沿海的航运事业就一蹶不振了。
元代海运航线图(取自《航运史话》，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第二节 远洋航运的兴盛
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期。到了汉朝和唐朝，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航运有了较大的发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和应募商民，从广东出发行船约五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再行船四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经二个多月到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此往南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最后由黄支国返航，约八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八个月返回中国。这是我国航海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真实记录。当时，已不程国是交通中转站，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等则由这里转运到罗马等地。东汉桓帝在位时，大秦(罗马帝国)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把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连结起来，构成了一条贯通欧、非、亚洲的海上航线。这是继陆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后，又开辟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晋朝，有一个重要事件在我国远洋航运史上有特殊意义，这就是公元409年至412年东晋的著名僧人法显从印度洋远航归来。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佛教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一些外国僧人来到中国，如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印度僧人佛图澄来到中国，中国的僧人也到印度去求法，最有名的是东晋后期的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约得同伴九人西行，历经艰难坎坷，达到印度寻求戒律。同行僧人有的丧身异域，有的不再返回，但法显“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弘扬佛法。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从海路远航归国，这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回国后，他除了翻译带回来的大量佛经外，又撰写了记述这次求经见闻的《佛国记》一书。它是我国详细记述古代中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南海诸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有关1500年前中印远洋航行的纪实之作，史料价值极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与各国的海上交往达到了全面繁荣时期。唐都长安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城市。海外各国的使者、留学生、留学僧、商人不断地到中国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政治典章制度，进行贸易。这是唐代国家强盛、物产丰饶、科技发达、文化领先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在海外被称为“唐人”。“唐人”也常常乘海船前往海外。唐代开辟了多条海上航线，加强了对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与盛唐同时，8世纪中期西方崛起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我国史书称之为“大食”帝国。其边境东部的北段与唐朝边境相接。阿拉伯人擅长航海，长期同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据不完全统计，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国家首次派人入唐，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8年间，阿拉伯对中国正式派遣使者39次之多，平均三年多就有一次。阿拉伯商人、伊斯兰教士也多次从海道到唐朝经商、传教。到唐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贸易来往进入新的高峰。这条海路的起点我国南方的广州，港口桅樯林立，旌旗飘扬，巨舶进进出出，从广州开出的远洋船只每天就有10余艘。在这里中外各国商贾云集，市场熙熙攘攘。唐德宗贞元时(公元785年—805年)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公元730年—805年)所著《广州通海夷道》一文纪录了这条海上航线的所经之处。这条航线从中国广州开始，过海南岛东南，沿南海的印度支那半岛东岸而行，过暹罗湾，顺马来半岛南下，至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航抵爪哇岛。再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印度半岛西岸行，过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抵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再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到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如果继续西行，除陆上通往地中海外，还可由波斯湾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的曼德海峡，南下至东非沿海各港口。贾耽所记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至巴士拉用90余天。从巴士拉向西航行至东非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用48天。唐代远洋海船能航行于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水域，可知唐代远洋航行能力之强。唐人将航船泊岸之处盛产之象牙、犀角、珍珠、宝石、珊瑚、琉璃和乳香、龙涎香等各种香料，以及玳瑁等物大量收购后输往中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物产也远销亚非各国。唐代的海外贸易盛况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诸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公元1225年)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除高丽与日本外，还有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e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据《岭外代答》说，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国家，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然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大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这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是我国航海技术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世界上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文献是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年—1125年)朱彧〔yu玉〕所著《萍洲可谈》。作者追记随其父朱服于公元1094年至1102年任广州高级官吏的见闻。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识地理”是说当时舟师已掌握了在海上确定海船位置的方法。除了采用观日航海、观星航海的导向方法外，在天气阴晦即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还可利用指南针导航。这种方法是我国首创的仪器导航方法，也是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指南针的应用与天文导航二者配合使用，更能促进航海天文科学的发展。中国使用指南针导航不久，就被阿拉伯海船采用，并经阿拉伯人把这一伟大发明传到欧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磁针从阿拉伯人传至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公元1180年是我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中国人首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比欧洲人至少早80年。指南针经过改进，加上方位刻度盘，更便于使用，这就是罗盘。中国海船开始使用罗盘进行导航约在公元1225年。在这一年赵汝适写的《诸蕃志》中明确记载：“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这里所说的已不是一般的指南针，而是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刻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视惟谨”，分辨“毫厘之差”了。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它的西传，为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创造了前提条件。应用罗盘以后，人类就可以真正摆脱了海岸的束缚，而能够驰骋在更加广阔的大洋上了。
第三节 七下西洋的壮举
在我国古代海运史上，有一桩规模空前的远洋航行之盛举，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明朝太监郑和船队下西洋。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着巨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途经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现今非洲东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我国勇敢的船工历尽千难万险，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的远程航线，在中国和亚非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友谊“桥梁”。
郑和下西洋(取自《龙的传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郑和生长在元末明初的动荡年代里，他原来姓马，是个回族人。祖籍云南。他祖父和父亲都称“哈只”，在伊斯兰教中这是一个尊贵的称号，只有那些历尽千难万苦到红海之滨的伊斯兰圣地麦加去朝过圣的人，才能够取得这个称号。郑和幼年就听到他的祖父和父亲讲述跋山涉水的历险经过，知道一些国外的风土人情和航海知识，并且立志长大后要航海到麦加去朝圣。
他11岁进宫，成了一名太监。后来在朱棣发动的兵变中，他的机敏和才干为朱棣所赏识，亲自赐其姓“郑”。
公元1405年，郑和第一次远航西洋的船队组成了。这是个大得惊人的船队，有62艘巨大的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合计有200多艘。船队有27000多人参加。我国古代所说的东洋和西洋，实际是以南海为界。南海以东为东洋，南海以西则为西洋。西洋还包括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
在启航那天，适逢秋高气爽，海面上刮起了东北风，这正是下西洋的极好时机。
经过10多天的昼行夜驶，船队的前方隐现出一片陆地，占城(今越南南部)国到了。这是出国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啊！占城的国王听说中国派来了大船队和使者，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他骑着大象，头戴金花冠，身着节日的服装，由500多名威武的士兵簇拥着。士兵们一手拿刀，一手拿皮盾牌，随着行列中的袅袅椰笛声，翩翩起舞。这是占城国迎接尊贵客人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仪式后，郑和把中国的礼物送给了国王，国王也把占城的礼物送给使者郑和。商人都纷纷前来做生意。驰名世界的中国瓷器、绸缎博得了很高的声誉。中国船队则收购占城商人送来的象牙、香料和药材。
告别了友好的占城，他们又继续向南前进。一路上经过爪哇国、旧港国(这两国均在今印度尼西亚)，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先后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在今印度西南沿海阿勒皮一带)等地。
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这七次远航，可以分为前三次和后四次两个历史时期。前期三次的航海，船队航程主要以古里为限，活动范围不出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是为了同上述地区诸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远航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期四次航海，船队每次均驶往忽鲁谟斯(今伊朗一带)以远，开辟新的航线，同一些从来不通中国的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打开中国到亚非各国的海上之路。
在后期航海中，郑和出海航程最远的是第五次。公元1417年，经过四次下西洋实践的郑和，这一次又顺利地到了马来亚半岛西岸的满剌加(马六甲)。从这里出发，船队分头活动。其中一部分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忽鲁谟斯和阿丹(今亚丁)；另一部分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后，先到了锡兰国。他们又继续西行，经过20多天的昼夜行驶，到了非洲大陆。船队又继续沿岸南驶，一直驶到非洲东海岸的麻林(今肯尼亚)。这是郑和船队最远的一次航行。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爪哇、占城、锡兰、麻林等十几个国家都遣使随船到中国朝贡。他们辞还时，明成祖命郑和与其偕往，并赐各国国王锦绮沙罗彩绢等物。应柯枝国王可亦里之请，成祖还赐其印诰并封其国之山为镇国山，亲制碑文赐之，以志友好。
郑和病故于第七次远航途中。此时明成祖及仁宗已逝去，郑和也60岁了，但他仍率27000多人的船队远航。沿途，他一一拜访前六次访问过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会见当地的政界领袖和友好人士，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他又增访了一些过去没有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郑和一行足迹遍及南洋和西洋各国，出色完成了出访任务。在归途中，操劳过度的郑和又染病在身，没赶到中华故土就逝世了。他的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隆重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现此墓尚存。
伟大的明代航海家郑和及其船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惊涛骇浪中与海洋搏斗。他们勇于战胜困难和不惜生命代价的开拓进取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与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谱写了中外人民友好的新篇章。他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总结的航海经验和开拓的远洋航路都是留给后人的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人们看到，至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直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和古迹，如在爪哇有三宝(保)垅、三宝(保)洞、三宝(保)公庙等；在泰国也有三宝(保)寺。在非洲索马里把当地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中索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明代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以其卓越的才能、英勇无畏的精神所领导的七下西洋的壮举，实为15至16世纪世界大规模航海时代之开端，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
第八章 古代邮政的演变
作为交通重要组成部分的邮电部门，一般来说包括邮政和电信两个方面的内容。电信事业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的时间比较晚。因此，这里将用主要篇幅介绍我国古代邮政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包括古代官方邮驿的演变和民间通信组织的发展。最后也讲述一下近代电信事业在我国的兴起。
第一节 古代官方的邮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