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雄与士林
枭雄与士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目录
　　代序
　　上篇 百年逐鹿 流氓比赛
　　一 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二.国共相残蒋汪有别，民国人文先秦风貌
　　三.抗日赌局斯大林坐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四.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
　　五.邓小平重建党天下，以六四血祭
　　下篇 人文图景 精神光谱
　　一 作为历史标记的五四和作为五四的历史.
　　二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
　　三 周氏兄弟：迥然相异的新文化运动景致
　　1、鲁迅：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
　　2、周作人：横遭历史掩埋的悲悯情怀
　　四 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
　　2 史学创举和文化标高
　　五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上）
　　1马克思主义和伟人政治
　　2 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派
　　3 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
　　4 章太炎和梁启超
　　5 革命愤青的鲁迅批判和鲁迅的左转
　　6 梁济、辜鸿铭和林琴南
　　7 熊十力和梁漱溟
　　8 平实的钱穆和台湾新儒家宣言
　　9 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上）
　　9 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下）
　　10 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
　　11 林昭的昭示和顾准的求索
　　12 美学审视下的高尔泰、朱光潜、李泽厚
　　六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下）
　　附录1 ：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地图
　　1 主义之争不能概括思想之景
　　2 自由主义和国家利益及其儒教传统
　　3 儒术复辟和文艺复兴
　　附录2.主要参考书目
　　代序
　　本乡本土上海本地人
　　记得夜半三更在地铁站候车，一个黑人过来问时刻，高叫一声：CHINA!神情是友好的，但被叫得很不受用。从人家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叫错。倘若翻译成中文，意译为中国，直译叫做支那。当然，人家就算叫声支那人，也没有侮辱的意思。那样的不舒服在于，根本无法跟人家解释，应该叫上海人，更加准确的称呼是，上海本地人。
　　向英语世界的人们作自我介绍，最多只能说到自己是上海人为止。这已经算是从笼统的中国人，或者支那人当中，区分出来了。要外国人弄清楚上海人和上海本地人，那是徒劳的。并且也找不到与上海本地人相应的英文单词。反过来，国人之于外国人的区分，更加粗疏。以前一律称作蛮夷。后来叫做洋人。如今由于英语日益普及，国人开始从人家的发音上，可以大致区分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欧洲人。至于对方是美国什么地方、英国什么地方，欧洲什么地方人氏，恐怕难以深入。
　　借助卫星的功能，人类已经可以从太空分辨出地球上的细微末节；但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却无法在种族间作出如何精确的辨认。肤色、语言和国籍，似乎成了定位族群的主要标记。最多再加上口音和神态。就此而言，要从千百万个中国人当中辨认出一个上海人，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听到一句上海话就可以了。但若要从上海人当中辨认出一个上海本地人，那就相当困难。即便在上海人之间，也不易做到。上海本地人的口音，可以不露痕迹地融化在上海话之中。但任何一个上海人，只要一听到本地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认出对方的本地人来历。由此可见，《庵堂相会》中那一句“本乡本土本地人”，是如何的意味深长。
　　儿时，从来不曾为自己是个上海本地人感到过自豪，并且还为爷娘乡音不改的浑朴，暗自羞惭。大半生的风风雨雨过后，蓦然回首，方才发现伲本地人的雍容大度。更不用说，在纽约居住十多年之后，回味乡音，美妙无比。尽管很难让英语人群从他们印象里的支那人当中，区分出一个上海人，更遑论辨认出一个上海本地人，但这样的自我定位，却已然成竹在胸。是人之常情意义上的血缘认同，也是一种形而上的认祖归宗。
　　记得《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在网上流传的时候，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上海人跟了一贴，大意是，上海人里头，哪来什么贵族气。从此君的自我陈述可知，在工厂里做过工人，以后考上大学，也在上海高校任教。经历倒是大同小异，见识却大相径庭。上海人的世故和精明，区区充分领教。就连区区读硕士时的导师、一位心气颇高的江南才子，都未能免俗，更不要说其他人众。但也正是这样的世俗之雾，遍被申城，才使高尚，显得弥足珍贵。区区所言贵族气，既非权势气，亦非钱财气，而是于尊严的看重，于品性的讲求，于境界的有无。
　　若要将高尚与上海本地人联到一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杜月笙。上海学府里的教授学者也罢，上海滩上的文化白相人也罢，说到杜月笙，恐怕都会摆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标劲。与提及钱钟书时的眉飞色舞，对照鲜明。谈论钱钟书好比品香茗；话说杜月笙，有如咬青果。就算不怎么个非议，也得先把雅俗界限，划划清爽。装模作样之际，也不想想当年章太炎那样的学界泰斗，章士钊和杨度一类的社会名流，如何激赏杜先生。更为世人不知的是，杜月笙的政治生涯，其实是葬送在蒋介石的嫉妒里。可惜与蒋介石、杜月笙、毛泽东三者全都私交甚笃的章士钊，早已作古。要不然，让这位三朝元老说说交友体味，恐怕会有些启发，至少可以让红朝墨客听了，不再乱摆标劲。
　　红朝墨客的下贱，通常在于势利透顶的奴性，或者说奴性十足的势利。他们服贴成功的枭雄，不认仗义的侠士。民国时代的文化名流，倒是迥异其趣。骈文大家饶汉祥给杜月笙写的那付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其格调之雅，意境之高，足以让红朝墨客望洋兴叹。章士钊在杜氏六十大寿之际写的寿序里，盛赞如斯：“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一些红朝墨客以为，章士钊斯言，颇有过誉之嫌，根本不知事实上是如何的恰如其分。他们之中又有人觉得，章士钊将杜月笙赞誉得胜过了蒋介石；殊不知，杜氏手中的权柄固然不及蒋氏，然其政治智慧，却远在蒋氏之上。倘若当年是杜氏而不是蒋氏执掌天下，那么中国后来的历史，有可能截然不同。从境界上说，蒋杜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抗日，小算盘多多，虽然最后算不过毛泽东。而杜月笙的抗日，却是不顾一切的毁家纾难。章士钊在寿序里的赞誉，可能会引起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嫉妒，但其赞誉之词本身，非但没有一句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是实事求是地说了良心话。章士钊不管怎么说，是个有底线的名士。即便活在毛泽东的关照底下，也不曾昧着良心，将类似赠送给杜月笙的美誉，献上龙庭。由此反观，足以想见，章氏之于杜氏的称赞，是多么的实实在在。
　　章士钊对杜月笙的上述评价，与杨度十分相契。杨度在《杜氏家祠落成颂》里，将杜氏誉为“今世大侠”：“赋性豪侠，急公尚义，有求必应，有诺必践，有德不矝，有功不伐，谦怀自抑，有君子之风。”杜月笙这两“必”两“不”，蒋介石哪里及得上，更不用说动辄便以小人心肠度君子之腹的毛泽东。仅从杨度这番评说，便可得知，被世人视作流氓的杜月笙，其实是个什么样的侠士；相反，也可以同样得知，被国人拜为领袖的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流氓。遗憾的只是，国人喜欢以谁能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作为认领英雄好汉或者伟大领袖的标准。这与其说是毛泽东不够仗义，杜月笙不够流氓，不如说是国人尤其是红朝墨客，养成了受虐的嗜好。
　　比民国名士章士钊、杨度更为性情的，是集革命元勋、学界泰斗和文化宗师于一身的章太炎。要说心高气傲，章太炎在民国精英当中，可谓首屈一指。当年曾指着袁世凯的鼻梁骨厉声痛斥，又曾因政见不合与孙文分道扬镳。蒋介石托人包起五万大洋送上门去，拒不接纳。然而，如此一位谁也无法左右的独立特行豪士，与杜月笙天然惺惺相惜。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比之于司马迁《侠客列传》，不仅更为古雅，而且妙趣横生。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杜氏在汉世有御史大夫周，自是至唐世为九望，其八祖皆祖御史大夫，唯宋世有祁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氏自是始著也。末孙镛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袄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
　　仿佛是预料到后世会有标劲十足的红朝墨客狗眼看人，太炎先生特意将杜家的渊源上溯到帝尧，再列入伯爵行列，并且及至汉唐依然显贵。而所有这些铺垫，都是为了突出杜月笙今生今世的功德。其遣字造句比当年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要考究：寒微起，为任侠，讨袄寇，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最后归结于“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
　　一篇古色古香的《高桥杜氏祠堂记》，与其说是显示了学问，不如说是展露了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婴儿般的童心。这样的文字，不要说红朝墨客写不出来，即便是五四当年的北大教授如胡适、陈独秀，都写不出来；就连章太炎的诸多弟子，如鲁迅、周作人和钱玄同那样的《新青年》主笔，或者如黄季刚、沈尹默、马幼渔、沈兼士等诸多北大教授，也一个都写不出来。后人只知当年的北大如何辉煌，但鲜知那些个响当当的教授，亦即让梁漱溟当年望而生畏的一个个牛人，大都是章太炎的浙籍弟子。倘若说，当年是那样的教授班底造就了北大的辉煌，那么必须补充一句，章太炎乃是那个班底的业师，可谓是当年北大的祖师爷。而章太炎与诸多弟子的高下立判之处，便是章太炎写得出《高桥杜氏祠堂记》，其弟子们一个都写不出。若要问天底下还有哪个泰斗宗师级别的人物写得出来，答案是，陈寅恪。证据是，《柳如是别传》。
　　章太炎为杜月笙写祠堂记，与陈寅恪为柳如是写传，可谓异曲同工。都是非常之人写就非常之文。民国时代的文化宗师，其人文境界能够抵达到如此深湛的地步而又能羚羊挂角、踏雪无痕的，也就是章太炎和陈寅恪。倘若再要数出一个，那就是先前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人文的高度，有时候不是经由高深的学问、而是通过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甚至可以被无知无畏者当作笑谈的细节，体现出来的。能识别出杜月笙的不同寻常，就像发现柳如是的意味深长一样，前提都在于，慧眼独具。读明史要读出柳如是的非同一般才算得上透彻，读民国时代，能否读懂杜月笙这样的人物，乃是衡量一个学人是否达到了一定深度和高度的标准。
　　行文至此，人们应该明白，区区为何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里那么的不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为然。因为李欧梵根本读不懂海上孟尝邵洵美那样的人物。写民国时代，不懂海上春申杜月笙等于不懂民国历史；写民国时代的上海文化，倘若不懂海上孟尝邵洵美、当时上海滩上最见性情的文人，怎么可能写出当年的摩登上海？读懂海上孟尝与读懂海上春申，乃是一币两面。能读懂杜月笙，自然就能读懂邵洵美，反之亦然。李欧梵虽然有幸逃脱了长于红朝一劫，但其致命的俗气又恰好在于，喜欢混迹于红朝墨客群里。那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群。以那样的平庸，既读不懂章太炎的《高桥杜氏祠堂记》，也读不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哈佛当过教授，不等于肯定不会患有文化弱智之疾。
　　仅从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就足以想见，倘若活到红朝，章太炎绝不会像梁漱溟或熊十力那样，向新主顶礼朝拜。可以说，陈寅恪能做到如何决绝，章太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宗师的难以企及，并不全然在于学问如何高深，通常更在于处世如何出俗。不认枭雄不拜朝廷，是出俗；为义气相投的朋友写祠堂记，也同样是出俗。宗师之笔，向来只为挚友一吐相知衷肠，不管对方出自豪门还是寒门；从来不会向朝廷投石问路，不管处境如何艰难和落魄。跟在主子，不管是旧主还是新主后面，屁颠屁颠的学人，不可能是宗师级别的大家。这也是遗世独立之人与浑浑噩噩之庸众的区别所在。要道破国人的可怜，其实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分析什么国民性，因为其可怜就在于：宁可相信《东方红》，也不愿相信杜月笙。
　　要说到《东方红》和杜月笙的区别，应该在于，一者是独霸天下，一者是协商分享。杜月笙能够在那个英雄豪杰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享有如日中天的威望，全然在于行事为人的独具一格。民国政治，风云变幻，然你死我活的因袭心理却依然如故。杜月笙的脱颖而出，不在于比别人更流氓，而在于给对手留余地。在一部晚近中国历史上，杜月笙是极少数懂得互利双赢的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有如此心胸的人物，便是曾国藩。中国的政治，倘若要获得什么进步，不需要旁征博引，只消一句话，便可说清楚：从你死我活，到谋求双赢。中国政治的痼疾，就是陷在你死我活的烂泥坑里。哪一天，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给对方留有余地上达成共识，那么其政治格局就会全然改观。给对方留余地的政治方式，其历史先驱，晚清有曾国藩，民国有杜月笙。
　　博学过人、目光如炬的章太炎，不是不知道拉祖宗做大旗的无聊，但他就是要给杜月笙那样的荣耀。因为章太炎深知杜月笙的价值。章太炎痛恨独霸天下的枭雄，无论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孙文的非常大总统，骨子里都是想独吞；美其名曰：一统天下。章太炎一概不予认同。更不用说素有独夫品性的蒋介石，当年以欠光复会的一笔血债出道，暗杀了章太炎的战友陶成章。在枭雄横行的年代，章太炎蓦然回首，发现了具有另一种政治品性的杜月笙。其内心深处的感慨，可想而知。章太炎从来不曾公开撰文抨击革命成功后的诸多枭雄，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自己的异议。千言万语，不动声色地化作一篇古奥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悲凉欣喜，尽在其中。此记于时局时政，不着一字，却尽抒胸臆。盛赞杜氏，反过来一读，却是痛诋独夫，睥睨所有视天下为己物之枭雄。其奥妙与陈寅恪礼赞柳如是，如出一辙。世人读懂了，也就领略了什么叫做羚羊挂角，踏雪无痕；倘若读不懂，那也不能归咎于章太炎太过古奥。顺便说一句，也许蒋介石读懂了，要不然，抗战胜利后不会那么刻意冷落杜月笙。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过河拆桥乃小人品性。
　　倘若说，杜月笙的精彩在于行事留余地，那么另一个上海人的有口皆碑则在于，为人不设防。想当年，此人叱咤风云之际，上海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上海诸多的地名和命名，却大都是沐浴了他的遗泽。春申君，黄歇。申城申江申报，江阴的黄山和分隔浦东浦西的黄浦江，仅就这些个命名而言，春申君黄歇几乎成了上海的标记性祖宗。出自楚地的黄歇，行事做人，毫无后来湖南人的斗狠刁蛮；相反，充满后来上海人的通情达理，并且极具伲本地人临危不惧、处惊不变的气度。因此，将春申君黄歇称作最古老的上海人，不算夸张。至于杜月笙当年被誉为海上春申，也并非偶然。这不是见诸文字的联接，是一种生命品质和文化气脉上的承继和相通。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当年的辉煌，毋须赘言。再说，春申君不像杜月笙那样，因为起自草根底层，又没能做成皇帝国相，而备受争议。贵族后裔，一国之相；门客三千，权倾朝野；所有这些，都足以让势利的国人，趋之如骛，谀词如潮。据说，二00二年申博成功庆祝，沪上人众欢天喜地的唱起了《告慰春申君》，似乎多少有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思在其中了。更无须说，各类学者纷纷考证，春申君到底属于何方人氏，弄得那些个学究也因此得以追踪黄歇足迹，荣耀得不行。
　　世人有关春申君的微词，恐怕在于不够老谋深算，不够心狠手辣。这倒不是红朝墨客的见地，而是汉唐文人的共识。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里，讲完黄歇的故事之后，发表如此一番议论：
　　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唐朝诗人杜牧在《春申君》一诗中感叹：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快冤魂。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
　　另一位唐朝诗人张祜也有诗《感春申君》如次：薄俗何心议感恩，陷容卑迹赖君门。春申还道三千客，寂寞无人杀李园。
　　又是当断不当，又是何人杀李园，无人杀李园，仿佛黄歇杀了李园就更像黄歇似的。殊不知，春申君要是真杀了李园，就不是春申君，而是毛泽东了。在毛泽东手里，不要说一个李园，哪怕一百个、一千个李园，都会被杀得干干净净，并且还滴血不沾。司马迁写《史记》的文笔是一流的，但史识却是三、三流的。至于那两位诗人，更不消说了。杜牧竟然有本事把亡国归咎于烟花女子，有道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连鲁迅都知道，把亡国归咎于文人和女子，乃是一种怯懦者的偏见。
　　战国时代，人心虽然被战乱和没完没了的宫廷权谋弄得相当阴暗，但还不曾阴暗到《三国演义》那样的程度。嬴政的一统天下，虽然是个强横胜出的例子，但毕竟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角逐。及至刘邦战胜项羽，才真正开始了流氓打败英雄的历史；这与李园暗算黄歇，大同小异。世人的荒唐在于，不去责怪项羽为何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而纠缠于黄歇为何不杀李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刘邦做了皇帝，所以就不再是个小人，而是摇身一变，成了高祖。但李园阴谋得逞之后，并没有因此做成开国皇帝，结果只好继续排在小人的队伍里。后人谴责小人的勇气是有的，但少有把皇帝说成小人的胆识。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杜牧、张祜，都只看到小人得逞，没有看到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是因为使不出小人的伎俩。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黄歇确实像后来的项羽一样傻气；但就为人的品性而言，黄歇之所以是君子，就因为不会杀掉李园，一如项羽之所以是英雄，乃是因为不会在鸿门宴上击毙刘邦。政治的霸业要用成败作论，人文的品性正好相反，非但不以成败相论，而且越是光明磊落，越显出君子本色，越具有英雄气慨。在为人上设防与不设防之间，小人永远设防，时刻设防；君子，或者说，英雄，永远不设防，时时刻刻不设防。否则，还有什么友谊可言，还有什么朋友可交？就算是利益的需求，还有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春申君黄歇到底属于湖南，还是属于上海，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上海本地人，区区所认领的，是春申君在为人上的不设防气度，而不是那种宁可我负天下、也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湖南痞子心理。被世人誉为海上春申的杜月笙，也是认领了这样的为人气度。就像从牢房里放出来的陈独秀，让盘踞在延安的毛泽东有些吃不消，不得不找出各种借口，甚至不惜造谣，阻止陈独秀到延安，回党内；蒋介石也同样吃不消杜月笙的人缘人气和人脉，暗中使绊子，不让杜氏出任上海市长。然而，假如历史再退回去重演一遍，杜月笙照样会为蒋介石两肋插刀。本性使然也。君子和小人，就是相差在这一层。至于读懂了其中道理的世人国人，愿意认领哪一种人品，只能青菜萝卜，各有喜好了。
　　海上春申君杜月笙，是典型的上海本地人。虽然本地人当中也同样不乏势利之徒，但区区却愿意将上海本地人看作是黄歇的传人，是那个就算知道李园图谋不轨、也不会挥刀杀之的春申君的传人。杜月笙的行事留余地，春申君的为人不设防，应该成为上海本地人行事为人的圭臬。倘若说，高贵通常要付出代价，那么只能说，正因为有了代价，才能叫做高贵。没有代价，何为高贵？平日里读读钱钟书，说说《管锥编》，能算作高贵么？而没有高贵的人文品质，就算勤奋出点学问，也只是附庸风雅；说到底，乡愿而已。
　　当然了，高贵的代价，也确实让人望而生畏。王国维是投湖自尽，陈寅恪是壁立千仞，杜月笙客死香江。一代英豪临终之际，手头拮据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物换星移，人文环境和国人心理，却依然如故。区区的同窗胡河清，跳楼身亡。区区至今有家难回，有国难归。就算有朝一日能够回去探视，也早已人事昨非，沧海桑田。浦东老家南陆家桥，早就变成了一片硕大的新村小区。昔日的田野、村庄，河流，消失殆尽，仿佛从来不曾有过。
　　有时想想，能够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幸存，或许是因为区区生性愚钝。婴儿弃地，虎狼不食；当然，鸡狗就难说了。由此想起，印度禅师奥修在《金色的童年》里的自述，说是离去时有觉知者，回来时有选择。奥修选择了一个平民的家庭，因为那对成为他父母的伉俪，相当和睦，从来不吵架。区区年长之际，家严一再抱怨，侬应该生勒拉教授屋里厢。殊不知，正是因为长于草民之家，所以有个庇荫。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了遇罗克。有人因此作诗：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那个黎明究竟有没有流出来，区区不清楚。但那个诗人，据说已然洗尽铅华。高贵，真的很不容易。
　　天色将晚，四下无人。也让区区到廊檐底下打个瞌睡。休息片刻，再继续敲更。
　　二0一0年二月二十八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上篇 百年逐鹿 流氓比赛
　　一 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候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民初之际，虽然学者林立，但对于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性，却不甚了了。力劝袁世凯称帝的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虽然杨度人品还算端方，但不要说有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都不曾弄明白过，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共产党的笑话。
　　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梁启超扮演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角色。这位在政治上以善变著称，以与时俱进闻名的大学者大军师，其时刚好受到袁世凯不经意的冷落。梁启超当初饱受青睐，乃是因为袁世凯需要梁氏的进步党，与宋教仁和国民党作议会角逐。及至宋氏被刺，议会政治夭折，进步党随之黯然失色，梁启超自然也在袁世凯面前悄然失势。不知是出自私心报复，还是基于政治抱负，梁启超审时度势，看出称帝乃是让袁世凯身败名裂之举。梁氏于此玩了一手可以说非常漂亮也可以说十分阴毒的权谋：一面暗中唆使弟子蔡锷劝进，怂恿袁世凯称帝；一面悄悄撰写反对称帝的著名雄文《異哉所谓国体问题》，伺袁氏一称帝，马上发难。用梁启超本人致藉亮侪密函中的话来说则是：“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梁氏的进步党同仁起先还不知道梁任公有此用心，竟然找杨度抗议：如此大事，为何不告知梁任公？同样被蒙在鼓里的杨度回答：任公若肯参加，一定欢迎。及至进步党另外两位同仁赴天津面询梁启超，方知任公早有打算。梁启超此举，在将袁世凯推入陷井的同时，也让中国历史掉进了一个大劫难。
　　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后，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的摸来摸去，摸出了六四开枪。
　　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后，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候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后，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后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后来共产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产党当政之后，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初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候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
　　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
　　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
　　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
　　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
　　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
　　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
　　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
　　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
　　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共产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二_国共相残蒋汪有别，民国人文先秦风貌
　　就其隐喻意味而言，孙文死在谋求大总统的半路上。不知是撒手得过于仓促，还是太过专注于大总统之位，孙文逝世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国民党的后事。就连遗嘱都是由汪精卫代写之后，签字了事的。当然，也幸亏汪精卫动笔，否则，以孙文的草莽根底，恐怕还写不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那么漂亮的文言。就像毛泽东根本不把他的共产党放在眼里，随便发动一个文革便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孙文也同样只把国民党当作自己成为真命天子的工具，至于这个党在他身后的命运如何，只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这可能是这类领袖和其政党基于彼此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冷漠。相比之下，过去的帝王驾崩之际，最为关切的就是后事，于是有了众多的托孤故事，比如刘备之于诸葛亮的托付之类。对于政党领袖而言，手下的组织与骨肉之孤，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被孙文扔在半路上的国民党，一时间六神无主。幸好有个万众景仰的英雄偶像汪精卫，被众人推举为领袖，国民党才不致于分崩离析。继孙文之后执掌大权的汪精卫，虽然一时众望所归，但对国民党来说，毕竟缺乏孙文那样的凝聚力。汪精卫是一介颇有诗人气质的书生，还具有孙文其实并不具备的英雄人格。从精卫的自我命名中，可以看出此君之于古风的倾心。但这样的人物既缺少帮会大佬式的威严，没有老谋深算的运筹帷幄本事，又没有对历史的洞若观火，对政治格局的宏观把握。这些能力，倒是后来登上政治舞台的毛泽东，恰好全都具备的。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汪精卫个人生活的清廉，可谓极为鲜见。即便是后来的周恩来，都难以望其项背。两者早年都从理想主义革命家起步，并且都以革命的美男子著称，早年的汪精卫，确实对权力有过为一般政治人物所少有的淡泊之心。辛亥革命成功时，革命党人纷纷弹冠相庆，唯独汪精卫超然物外，兑现自己革命成功不为官的诺言。汪精卫不仅一表人材，风度翩翩，而且英气勃勃，文采飞扬：“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四句行将就义的铁窗诗，清末民初，传诵一时。正是这样的超凡出俗气度，打动了清廷重臣肃亲王，说服摄政王免其死刑。开明的肃亲王，最后竟与这位朝廷死囚成了知心朋友。汪精卫的人格魅力，于此亦可见一斑。至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生死恋，更是有口皆碑的革命传奇，世人闻之，无不动容。
　　然而，政治毕竟不是审美，传奇只能与神话共存。一朝权力在手，汪精卫不得不按照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处世。相比后来崛起的蒋介石，汪精卫缺乏应有的清醒。彼此同样承继孙文从苏联习得的列宁主义政治衣钵，蒋介石侧重其江湖本性，汪精卫执着于孙文的既定方针。蒋介石打着国父的旗号，暗中学习的却是曾国藩；而汪精卫却有类于七十年代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凡是派，因循守旧，一切都按照先总理遗志行事。早年的理想主义，此刻变成了思维方式的僵化。这种僵化又以忠诚自许，凡是先总理制订的，全都照办。尽管汪精卫跟其他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一样，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未必惬意；但联俄联共，不可动摇。倘若说共产党在孙文手里，还只是初生牛犊，那么经由汪精卫的关照，得以飞速成长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对于共产党，颇有哺育之恩。
　　孙文身后的国民党，鱼目混珠，错综复杂。而汪精卫又偏偏以最为凡是派的方式，重整了国民党。其中不仅偏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左翼占有很大比重，就连共产党人也占据了相当的席位。汪精卫如此突出国共合作，把孙文的国民党，几乎变成了向共产主义革命倾斜的同盟。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时间都因此产生过经由国共合作、抵达革命成功的幻想。即便是毛泽东，在汪主席手下当了部长之后，也不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无可否认，当时许多共产党人，都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抱负。其中不仅有陈独秀的《新青年》唤醒的理想主义气质，更有苏联的十月革命，还不曾显露出革命的残酷和肮脏，尚充满诗情画意而令人憧憬。憧憬是朦胧的，理想也是朦胧的。汪精卫及其国民党左翼领袖，就此与早期共产党人，朦胧到一起。一时间，彼此形成一团扑朔迷离的气氛，仿佛有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只需要磅礴的革命激情就可以抵达。这可能是国共之间真正有过的蜜月期，源自年轻一代知识男女之于未来的美好向往，也缘自两党的最高领袖，汪精卫和陈独秀，全都有些书生意气。只是如此一派朝气蓬勃，让一批老于世故的国民党右翼人物，时称西山会议派，极为反感。
　　在蒋介石登台之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可说是凡是派意义上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与不赞同联俄联共的右翼利益集团的冲突。前者体现了孙文革命联俄联共的不切实际一面，后者看重的是革命本身的利益指向。西山会议派的那些人物，几乎个个都像帮会大佬。他们后来大都成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主要支持力量。其中的吴稚辉，更是蒋氏的终生挚友。花里胡哨的中国政治，实际上通常捏在这类人物手里。任何理想主义的革命家，想要在中国获得成功，或者说想要击败这类人物，非得比这类人物更江湖、更流氓不可。可以说，这是蒋介石最后在党内胜出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从一介书生演变成史上最大流氓的奥秘所在。
　　不过，汪精卫的恪守孙文遗志，在得罪国民党右翼的同时，也为他自己确立了一个在党内难以动摇的政治地位：正宗的衣钵传人。再加上他在政治操作能力上，还远没有达到长袖善舞的炉火纯青，无意间避免了身处险境。汪精卫的不擅拉帮结派，不懂培植自己实力，不知道掌握枪杆子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不成熟的特点，都会让对手在不以为然之余，感觉没有太大威胁。相反，脚踏实地、颇有政治操作能力的廖仲凯，自然而然就成了党内右翼的行刺目标。可以说，国共之间的蜜月期，最早是从廖仲凯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刻，开始出现裂痕的。只是双方的领袖如汪精卫、陈独秀，当时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凶险。因为国民党右翼真正形成气候，始自于蒋介石的登上政治舞台。
　　由上海滩江湖革命家陈英士一手提拔起来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右翼的天然领袖。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与汪精卫恰好相反。仅以两人的革命起点为例，彼此间的对照，便可见一斑。同样是行刺，汪精卫刺杀的是清室权臣摄政王，蒋介石暗杀的却是革命同仁陶成章。汪氏此举之悲情之壮烈，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蒋氏作为之阴暗之卑劣，国民党内，人人讳莫如深。一者乃理想主义博浪一击，一者是功利之徒悍然一赌。一个充满了洋溢在《山海经》里的阳刚之气，一个全然是《三国演义》所津津乐道的狡诈阴狠。一个过于天真，一个过于无赖。一个是比林冲、鲁智深更豪迈更为光明磊落的替天行道，一个是泼皮牛二讨好宋江似的鸡鸣狗盗。倘若在混沌的远古时代，彼此高下立判，云泥分明。可是在一个污浊的政治泥潭里，在一场场诡计多端的党内角逐中，日后谁是输家，谁是赢家，却一目了然。
　　为了骗取汪精卫的信任，蒋介石最初以装出一付同情革命、支持联俄联共的左翼模样，得到了汪氏的大力提携。及至羽翼丰满，蒋介石马上真相毕露，脱下理想主义的伪装，露出一付青红帮的泼皮嘴脸。蒋介石是个样样都跟汪精卫截然相反的人物，就连人生履历都相反。汪精卫从日本办革命党人的报刊开始革命生涯，而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铺垫，却是在上海滩拜老头子，混迹于青红帮。就审美而言，蒋介石的政治起点是不堪入目的；但在实际的政治历练上，蒋介石却获得了连孙文都不具备的务实。须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争于力气”（韩非子语），比赛权谋，从来不具审美价值，也不以审美为然。以一种帮会式的务实头脑，蒋介石从来没有被眼花瞭乱的革命辞藻所迷惑，而是凭着争权夺利的常识行事。
　　正是凭着这样的常识，蒋介石一眼看出了联共联俄的荒唐。天底下哪有免费午餐？苏联人如此慷慨，难道会没有所图？在苏联人的指使底下，共产党籍北伐之机，一面铺天盖地搞农运工运，一面渗透军队渗透国民党，脑子再糊涂的人也看得出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精于盘算的蒋介石。说他胸有大志，似乎是过于抬举；但说志大才疏，却只适用于孙中山。蒋介石是个有多少本事冒多大风险的政治赌徒。他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不能让共产党吞并，中国不能变成第二个苏联，马上就借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及其后台苏联人发难。虽然发难的方式不无泼皮，但传递的信号却十分明确：蒋某人不是孙逸仙，你们援助的欠债向先总理讨去，将来北伐成功的果实只能归我蒋某人。与孙文把个江湖革命搞得一团浆糊截然不同，蒋介石把利害得失算得清清楚楚。
　　平心而论，蒋介石很奇特地具有其他国民党人，包括孙文在内，都没有的头脑：知道学习曾国藩。这个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投机者，天性不喜造反有理，而崇拜枭雄人物；曾经有一度对希特勒五体投地，差点将《我的奋斗》与曾文正公的书文相媲美。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品性，蒋氏当年甫登政坛，便断然扮演了对共产党毫不留情的狠兄；倘若可以把孙文看作是共产党诞生之际的教母，把列宁看作是其教父的话。蒋介石唯有在投汪精卫所好时扮演过一段时间伪君子，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个面目清晰的真小人，并且有着一付不容异见的小肚鸡肠。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复杂的抗日局面里以坐观虎斗、消极抗战的方式壮大了共产党，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以断然分共的方式拯救了国民党。既然中国的政局早已经由孙文革命回到了《三国演义》的格局里，或者说回到了春秋战国式的逐鹿天下，那么利益的权衡就会自然取代理想的标高。
　　蒋介石的分共，不仅扫除了当初孙文笼罩在国民党头上的理想主义迷雾，同时也迫使共产党变得实际起来，渐渐学会遵循利害关系的准则，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方式，从事他们的所谓革命。孙文的国共合作好比一场包办婚姻，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虚情假意。倘若是两帮强盗合伙抢劫，只要说清楚如何分赃，或许还不至于火并。可是将两个利益集团以假装拥有共同理想的方式撮合到一起，早晚要反目成仇。不啻蒋介石洞若观火，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也同样心知肚明。也许只有汪精卫和陈独秀书生气十足，竟然会在国共誓不两立的当口，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苦口婆心地劝阻双方，不要兵戎相见；这就好比在两群准备你死我活的豺狼之间，彼此并肩做了一对牧羊人。结果，自然是双双遭到自己阵营的痛骂。汪精卫辞职去国，陈独秀则被罢免总书记。倘若这两位国共领袖联袂写一篇文情并茂的什么辞章，也许会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是发表如此善良如此糊涂的宣言，却只能成为一个苦涩的笑柄。
　　一旦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首要动力，理想主义马上云消雾散。即便恪守总理遗志的汪精卫，后来也从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看出共产革命的真相，断然与之分道扬镳。其时，国民党内也许只有宋庆龄那样的烂漫人物，才会继续戴着理想主义的有色眼镜，坚信共产党革命如何崇高。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形容，宋庆龄乃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历史上的革命睡美人。遥想当年，宋家花季少女在与有妇之夫孙文私奔的那一刻，就已被革命迷雾熏倒，开始一场漫长的昏睡。一直睡到五十年代，才被毛氏共产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疯狂残害各类政治贱民，赫然惊醒。惊醒之后，再也没有昏迷。及至八十年代的临终之前，宋庆龄已经获得了旁观者通常具有的清醒。劝她加入共产党，回答说，不必了。问她是否与孙文合葬一处，回答说，配不上。历史的沧桑，于此倒也可见一斑。
　　在彼此先后分共的时刻，谁书生，谁流氓；谁有君子风度，谁是小人嘴脸，对照鲜明。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汪精卫却在武汉网开一面。蒋介石是血洗共产党，汪精卫是客客气气地请走共产党。蒋介石可以翻脸不认人，但汪精卫却始终把共产党当作先总理请来的客人，即便分手，也分得彬彬有礼。就此而言，汪氏作派，确实颇有古风。换句话说，有点贵族气。当年的肃亲王，还真没错认他做朋友。但反过来说，肃亲王也罢，汪精卫也罢，最终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这是一片比赛谁更流氓谁更小人的土地。
　　正如追逐实利的蒋氏国民党绝对不提宋教仁，受到蒋介石清共重创的共产党也不再以陈独秀为领袖。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候们如何征战，此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如何厮杀。不同的只是，春秋战国时代是权贵和权贵间的战争，而国共两党则是草莽和草莽间的你死我活。先秦贵族的斯文，尤其是宋襄公式的恻隐之心，在这样的草莽厮杀中，是绝对不能指望的。赤裸裸的凶残，成为国共厮杀的特征。彼此全都毫无尊严可言，彼此全都变成列宁主义的豺狼。倘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双方如此残忍，相信谁也弄不明白。无论是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红军的什么政委，没有一个能够说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实现共产主义，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更为可笑的是，在后来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场战争又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武斗的方式，重新演习了一遍。也是一样的凶残，一样的盲目，一样的说不清楚究竟仇恨对方什么。在这样的厮杀中，除了看到一个民族的愚昧和野蛮，实在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崇高的意味。过去说是春秋无义战，其实，民国以后的中国，又有过什么义战了。只是苦了许多热血青年，莫名其妙地抛了头颅，洒了鲜血。更有不计其数的无辜生灵，惨遭涂炭。
　　蒋介石可能未必明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但蒋介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在扮演曾国藩，从而顺理成章地把共产党看作是曾国藩不齿的太平天国。蒋介石对曾文正公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一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之于曾氏的五体投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文化根底可谓半斤八两。毛泽东的后来居上，是因为五四新文化的神助。彼此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毛泽东最初是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之类的经典中读出来的，蒋介石则在上海滩上混迹时自学成材。同样使用下三滥的政治手段，蒋介石的做法带有明显的青红帮特色，毛泽东的作派有时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时像《史记》中的刘邦，有时像历史上的朱元璋。这两个人的学习曾国藩，其实全都不无搞笑。曾国藩不好美色、不以江山为意，但这两人却是江山美人，一样都不能少。曾国藩的事功，源自内心修为。这两人的从政，出自权力饥渴。彼此的区别在于：蒋介石是从流氓到书生，毛泽东是从书生到流氓。毛泽东的晚年，可以参照蒋介石年轻时在上海滩混迹时的德性。而蒋介石的晚年，却具有青年毛泽东的英气；就连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脸相，都圆润祥和了许多。
　　蒋介石学曾国藩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后人的仿效应该从曾国藩做了什么着眼，而不是死读曾国藩说了什么。从曾国藩的文集和家书里，读不出曾国藩的功业所在。唯有从曾国藩所做的三件大事当中，才能领悟曾国藩的经世境界。一则是戡定太平天国，一则是开办洋务运动，一则是平息天津教案。这三件大事里头，蒋介石只读懂半件，戡定太平天国。因为蒋介石面对的共产党，与太平天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别。蒋介石只读懂共产党和太平天国的相同之处，读不懂共产党和太平天国的相异之别。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恩公孙中山一样，对于五四新文化是完全茫然的。虽然蒋介石可以拜胡适为师补课，但胡适的民主政治理念，又为蒋介石的专横天性所不容。胡适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交道，却始终不知就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以曾国藩事功来衡量，蒋介石一生最像样的政绩，也许当数他退守台湾以后的土地改革。比较毛泽东在大陆的野蛮土改，蒋介石在台湾的文明土改，颇有一番曾国藩的风范。
　　其实，倘若蒋介石真的有心研习现代政治，不必那么附庸风雅，非要师从他一知半解的曾国藩，只消看看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如何行事处世，就已足够他安身立命。
　　享有朱家、郭解美誉，并且被人比作当世春申君的杜月笙，可谓突现于江湖帮会的一个奇迹，古今鲜见的一位奇人。此公胸无点墨，却与现代政治天然相通。除了1927年替蒋介石摆平上海的共产党暴动之际，杜月笙曾经违心地依人所求做过暗杀勾当；杜氏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并且全都给他人留足余地，从来不把对手逼入死角。杜月笙遇事总能够站到对方立场上设身处地，谋求双赢，避免你死我活。杜月笙既是谈判高手，又是和解的专家，并且知道对什么人施展什么方式。倘若跟日本人周旋，得让对方明白自己不好欺负。因为日本人的习性是，对手越示弱，就越看不起，越想要欺负。相反，跟英国人过招，杜月笙知道最好的方式是诉诸法律。为此，杜月笙曾经打赢过一场跟英租界工部局的官司，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杜月笙的这种行事方式，不仅暗合于现代的民主政治，而且颇有一番古风在其中。要不然，不会得到章太炎和杨度们的盛赞。章太炎一生心高气傲，连蒋介石奉送数万银元都嗤之以鼻，却会躬身为杜月笙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黎元洪的秘书长、骈文大家饶汉祥更是在那副被誉为民国经典的绝对中，径直将杜月笙比作战国春申君和唐朝望族杜氏：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倘若不是杜氏气度勾起文化宗师和文人墨客有关古风的些许记忆，杜月笙人缘再好，也断断乎得不到如此的赞誉。
　　自90年代以降，民国人物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文化话题。民国时代，确实出了一大批精彩纷呈的人物，可谓繁星满天。杜月笙精彩，为杜家祠堂作记的章太炎更精彩，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也一样精彩。章太炎的另一门生，庄子研究大家刘文典，跟蒋委员长说话的口气，比章太炎还要居高临下。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后来成了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一景。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为人行事颇有古风，享有海上孟尝君的美誉；邵氏诗风又近似法国现代派，被徐志摩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中国魏尔伦。更有才艺超群的李叔同，超凡出俗，遁入空门，成为弘一法师那样的传奇人生。诸如此类民国人物，不胜枚举。清室逊位，远不啻只是王朝政治的终结，还意味着压在人们心头的无形重荷被解除。即便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个性解放，自由也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人们心中。五四与其说是标新立异，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个性从来没有如此解放，性情从来没有如此舒展，思想从来没有如此无拘无束，生命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活力。民国精英在被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激活的同时，又被中国自远古以来绵绵不断的自由传统所唤醒。研究庄子的学者，有着庄子的风骨。醉心于明末小品的周作人，将性灵注入五四新文学及其自己的写作。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时代，无疑非常需要曾国藩那样的政治领袖，开创出一个与之相应的民主社会，与之相谐的自由环境。
　　然而，民国的政治，除了古色古香的汪精卫，整体上不及民国的文化精彩。与精彩纷呈的民国精英相比，孙文过于草莽；蒋介石倒是确实在努力学习曾国藩，无奈差距实在太远，好比举着竹杆捞星星。蒋介石能够做到的，只是偶尔向文化泰斗们表示一下敬意。倘若说，他向晚年在苏州讲学的章太炎送钱，可能含有当年行刺章太炎革命战友陶成章的愧疚，那么他对做了阶下囚的政敌陈独秀一再表示友好，则是对一个文化领袖的由衷钦佩。至于陈独秀下台后的共产党，其红色革命之于五四的科学民主宗旨，早已离题万里。毛泽东所谓农村包围城市，转换为针对如此一派人文景观的潜台词乃是，以草莽扑灭精英。毛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文化暴动表述得淋漓尽致。由此再反观鲁迅晚年投枪匕首般的杂文，颇有为虎作伥嫌疑。
　　民国文化人的自由度远胜于有清，尤其远胜于满清文字狱时期。但由于民国那种你死我活的政党政治太过黑暗，自由依然有个多少的问题（储安平语）。但即便如此，及至民国消失，毛氏暴政剥夺了人文世界应有的全部自由之后，不啻民国时代的自由为人心驰神往，就连晚清的宽松氛围，也变成了美好的历史记忆。
　　民国的人文风貌，颇有一番先秦气象。中国的人文景观，应作如是观：文化首先不是通过文字承传，而是经由生命本身延续。因此，文化的繁荣与否，首先不在于著书立说的丰贫，而在于人物的精不精彩。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也在于能不能出现千姿百态的人文精英。比起先秦的百家争鸣，民国的思想和学术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先秦是个极其悠长的历史年代的终结。那个年代的文化以无言为至境，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及至有言，乃至百家争鸣，这样的年代便告结束，亦即混沌开窍混沌死。就此而言，先秦诸子的特征在于相当成熟。与此相反，民国时代是一个不无遥远的未来的开端，形形色色的思想，色彩缤纷的人物，全都处在刚刚苏醒之际，根本来不及自成一家。就此而言，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个隐喻，很难深究其中的实在意蕴。比如说李叔同，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但五四新文化的成就里，就有李叔同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创，音乐绘画上的贡献。如此等等。
　　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是不尽相同的概念。不少新文化的先驱或者创造者，与运动并无关系。相反，与运动有关的人物，大都走向政治舞台，于新文化的创造无关。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创造本质在于独孤的个人。文化一旦变成运动，就有流于粗鄙的危险。至于在运动中形成的社团，通常成了帮派的先声。运动最难避免的，乃是急功近利的过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激，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不仅陈独秀过激，就连温和持重的周作人，也曾在否定传统文化时有失偏颇。倘若说，这些文化领袖人物的偏激只是差之毫厘，那么后来把白话文学变成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或者说大众文学的左翼运动，便是失之千里了。这样的偏激起初还只是一种荷尔蒙的作祟，比如创造社、太阳社某些革命文艺青年，到了后来，便越来越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郭沫若在其早年诗歌里向工农大众的磕头作揖，不过是十分夸张的作秀；及至写作《屈原》，已经有了配合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意图在内了。
　　三_抗日赌局斯大林坐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二十世纪初叶的日本，已然一个东方强国。源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在不断的向外扩张过程中发酵成日益失控的侵略性。1931年强占东北之后，日本军队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当年清兵入关的历史。而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入侵，发生了戏剧性十足的变化。
　　在日本军队入侵之前，中国正在逐渐走向由蒋介石一统天下的新型王朝。蒋氏王朝不会比袁世凯更开明，但也不会比袁世凯更专制。而且，蒋介石也跟袁世凯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了无优势可言。因此，蒋介石气量再狭隘，品性再专横，其专制程度也达不到毛泽东的严酷。孙文当年设计的一统天下，倘若真被蒋介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确实有点走向立宪的意味。清末民初的自由空间，依然会有所保留。中央和地方的之间，可能会是大局认同，磨擦不断。而各方认同的大局，首先在于清除共产党。经年不断的围剿，共产党很可能会成为太平天国第二。至于国民党内的冲突，倘若蒋介石聪明的话，应该始终保留汪精卫，作为其首席对立面。因为与其让更厉害的江湖角色崛起，不如让一介书生填空。
　　但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政局一下子退回到了明末清初，并且还在一个对共产党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底下。清兵变成了日军，李自成转换为毛泽东，而蒋介石被抛到了崇祯的位置上。至于那个叫做吴三桂的武夫，竟然变成了书生型的汪精卫。政局有如赌桌，赌徒的赌技再高，也高不过赌运的有无。倘若撇开任何意识形态来观察所谓抗日的话，那么乃是各方政客的一场豪赌。要弄清这场赌局，必须厘清当时的整个国际政局。
　　民国时代的这场中日战争，与满清王朝的中日甲午战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国际背景。甲午战争仅仅是彼此强弱的交锋，胜者获利，输者割地赔款。但这次交战，却是在一盘国际大局里的博弈。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战局，也影响到是采用战还是选择和的谋略运用。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珍珠港袭击爆发时，日本人为他们的偷袭成功而欢呼，中国人也暗自庆幸：战火终于烧到美国人头上，小日本得罪了一个最不该得罪的强国。其时，就日本而言，也与入关的满清截然不同。满清的目标就是要入主中原，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却远不止于中国。吃着嘴里，看着锅里。打着中国，看着太平洋，还窥视着苏联。错综复杂的国际利益，使中国的抗日迥异于宋朝时岳飞的抗金，绝非一个简单的“战”字可以摆平。战，是手段；和，也是手段。有时需要强硬，有时需要妥协。当时，英国人跟德国人打交道，首先出场的并不是强硬的邱吉尔，恰恰是善于妥协的张伯伦。张伯伦以英国商人的精明，不动声色地把希特勒推向东方，诸如波兰、捷克等等东欧诸国。从国际格局来说，张伯伦的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私的，只为英国谋利的。但问题是，张伯伦是英国的首相，理所当然是英国利益至上。虽然战争英雄由后来的邱吉尔扮演，但张伯伦之于英国也同样的功不可没。不管英国人后来与希特勒打得如何难解难分，但从没听说他们把张伯伦判成英奸，或者送进监狱，或者派人暗杀。
　　中国的面对日本侵略，也同样有一个把战火引向何处的问题。日本对于东北确实一向垂涎，但他们是否想一口吞并整个中国，却是极大的疑问。不啻实际操作困难重重。据说，后来日本战时档案解密时发现，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全盘侵华的计划。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不是日本政府下令，而是关东军擅自作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跟当年满清的最大区别所在：并没有像满清那样入主中国的意图。日本人把东北划入自己的版图是可能的，但并吞不下整个中国。一则，中国太大。二则，有个在文化上最后究竟谁同化谁的问题。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政治家，其政治水平不过愤青而已。这批战争狂人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此刻的中国，倘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者说，有个像罗斯福那么冷静的总统，即便像斯大林那么老谋深算的人主也行，那么，最高明的做法乃是耐心等待，等待对方犯错误。再强的强敌，也有致命的弱点。因此，面临强敌，寻找其致命弱点，是最恰当的应对。事实上，东西方两大强国，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德国的进攻苏联，日本的袭击美国。希特勒重蹈了当年拿破仑在俄国的覆辙，日本的战争狂人则给自己招惹了根本不该招惹的强敌。从整个二战全局来看，罗斯福无疑是最睿智的，斯大林是最精明的，而英国人的先张伯伦、后邱吉尔的应对方式，则是最划算的。
　　倘若将日本的入侵放到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中，那么再笨的人都会看出来：抵抗固然必不可少，但和谈也未必不是高招。既然张伯伦可以把希特勒推向东欧，中国为何不能把日本军队请向苏联？百万关东军陈兵苏联边境，难道只是吓唬斯大林么？就当时的国际格局而言，最担心最痛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采用和谈策略的，不应该是被煽动起来的爱国同胞，而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向苏联的进犯。倘若苏联遭受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那么世界历史可能真会重写。至于日本进攻苏联的理由，既有利益上的考量，又有历史上与沙俄的宿怨。斯大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中国虽然版图比日本辽阔，人口比日本众多，但在军事实力上与日本相比，却绝对是一个弱国。军事上的强弱，不是靠英勇奋战可以弥补的。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并不是中国士兵不勇敢，而是军事实力及不上。这样的事实，本当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耐心解释向民众说清楚，要不是有人故意把抗日爱国的情绪，煽动到不可理喻的狂热的话。
　　还有一个可以说清楚的事实是：当一个军事弱国遭到一个军事强国入侵的时候，战与和，乃是与敌周旋必不可少的矛与盾。尤其在长矛不够锋利的当口，盾牌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有宋面对金兵入侵，岳飞是矛，秦桧是盾。岳飞的抗击固然不可或缺，但没有秦桧的和谈，又哪来南宋的半壁江山？当时国民政府的两大巨头亦即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一个演抵抗的岳飞，一个演和谈的秦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做矛，一个做盾。彼此配合默契，与日本侵略者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攻守皆宜，进退自如。不仅能有效地对付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同盟和协约两方，无论哪一方最后胜出，中国都可以站在胜利的一方。
　　但这样的假设，是在中国背后没有站着斯大林的前提之下，是在共产党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旨意煽动民众制造了汹涌到恐怖程度的爱国狂潮的前提之下，是在蒋介石能够和汪精卫彼此精诚团结从而配合默契的前提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强敌的入侵，远没有内部的相残那么可怕，那么无法解脱。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再强的强敌都不可怕。但对于一个互相间没完没了地勾心斗角的民族，哪怕草芥之癣，都可能变成不治之症。
　　中国在军事上是个弱国的事实，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的事实，在当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中国军队了解无多的汪精卫，是后来视察了前线之后，才明白的。因此，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协议，并非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国民政府承认自己是军事弱国的事实。但民众在共产党的煽动之下，将此夸大到了仿佛整个民族因为这个协议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更有一个愤青军官当众行刺国府两位最高领袖，将汪精卫击倒在血泊中，从而把爱国情绪推向白热化。
　　大敌当前，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是自然而然的。抵御强敌，同仇敌忾的气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有宋以降，中国人的抵御外敌，常常含有不无诡异的心计和不无卑怯的谋算。由于汉唐阳刚之气的式微，中国人变得十分怯懦。诗人写诗，文人作文，通常是在鼓励他人出征，勉励他人牺牲。强寇入侵，老于世故的国人首先不是思考如何应敌，而是如何鼓励他人上前线。久而久之，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话语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消灭。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国府领袖们在话语上也确实太过贫乏。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的方式，努力说服美国保守主义国民，承担抗击法西斯的国际义务。最后在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事实面前，罗斯福不容置疑地说服了美国人。可叹当时国府的蒋汪诸君，实在不善言辞，在共产党汹涌澎湃的爱国话语攻势面前，不要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摆不出来。
　　与此相反，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却比日本军队还要长驱直入，竟然振振有词地喊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有跑到他国引兵回师痛雪本国昏君制造的冤案如伍子胥者，也有跑到他国恳求出兵帮助抵御外敌如申包胥者，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本国民众的血肉，为他国筑成抵御之长城的荒唐事。然而，当时却没有人指斥喊出如此荒唐口号者为汉奸，反而将阻止日本军队进一步入侵的和谈，说成卖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民族，都不会在把抗击者奉为英雄的同时，把和谈者当作粪土。倘若没有朱熹之流腐儒所制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道德恐怖主义之于中国人的毒害，秦桧理当与岳飞并肩而坐，比肩而立，根本没有理由被愚民做成跪像，还要油炸。倘若国民真要为岳飞被害抱不平，也该把皇帝赵构拉出来才是。国人是不敢让赵宋皇帝跪在岳飞坟前，才找了秦桧替罪。这就好比文革劫难结束后，国人不敢归罪于毛泽东，只好把气出到江青头上。过去是刑不上大夫，如今变成罪不及君王。国民的卑怯同时又在于，柿子挑软的捏。国人不敢非议要拿中国人的性命去保卫苏联保卫斯大林的共产党，因为人家是胜利者，是大赢家，是最后坐了江山的一伙，有枪有权有专政，于是只好拿和议者出气。国人先是跟着蒋委员长指斥汪精卫如何汉奸，然后又跟着毛泽东一起诬指抗战领袖蒋介石摘桃子。
　　毋庸置疑，抗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军队的义务，要不，民众养着政府养着军队干什么？但抗战并不只是一味的拼命，和谈也是应战的手段。蒋介石虽然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有小人作为，但面对外敌或者外国政府，倒从来都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先前的面对苏联顾问，还是后来的直面美国将军，蒋介石都不曾买过账，更何况面对日本军队的大举进犯？但蒋介石深知，国军和日军之间的实力，太过悬殊，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把这样的苦衷向民众说清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蒋介石苦于文化根底太差，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口才。而一旦耍流氓起来，又流氓不到斯大林那样的国际级别。最后，只好受制于斯大林，把日本军队硬生生地拖进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实现了斯大林用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来保卫苏联的战略意图。同时，蒋介石又下意识地流露了他不计民生的冷酷，竟然使用所谓的焦土政策，让本来已经惨不忍睹的中国民众，更加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并非是个伟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重江山轻民生的政治赌徒。蒋介石也许以为这种做法很媚爱国之俗，殊不知，军队撤退并不非要民众自毁不可。那么大的国土，日军不要说打仗，即便行军都很费劲。
　　就军事战略而言，实力不如日军其实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瀛小国真要侵占老大中国，并非一年半载可以得手。这道理不仅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明白，民国军事家蒋百里也曾透彻论说。中国具备如此优势，再加上日本并没有满清那样的入主意图，理当利用各种间隙，寻求机会，以逸待劳。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之间，在战与非战、对中国之战是没完没了打下去还是适可而止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日本当局既有狂热的好战者，也有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理性领袖，和平主义者。日本首相犬养毅还因此被军国主义分子杀害。面对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战与和之间，中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大，足够做出有利国民的漂亮文章。
　　但蒋介石实在是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那股爱国浪潮给吓怕了。先是亲眼目睹同僚汪精卫倒在血泊中，然后是在西安被结拜兄弟张学良绑架，差点丧命。最后幸亏斯大林从莫斯科给延安下令，才免于一死。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用说免费救命。在来自克林姆林宫和国内民众爱国浪潮的双重威逼之下，蒋介石只好全面抗战。蒋介石的岳飞担当，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的。虽然史家有说，那场在上海爆发的对日之战，系共产党潜伏在国府中的间谍所为；史家又有说，芦沟桥的七七事变，也跟共产党潜伏在国军中的间谍故意挑衅日军有关；但这些史实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确凿指证。在此只能从逻辑上说，最乐于看到把日军拖入广阔的中国战场的，理当是斯大林。而这也是斯大林不许延安杀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斯大林用蒋介石一条性命，换取了中国民众千百万条性命，替他抵挡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本军队。日军从此大举南犯，从而丧失了向北进攻苏联的可能。可见，中国人的全面抗战，在蒋介石却并非赢家，而是输家。赢家乃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在延安的共产党小兄弟。
　　中国人后来把毛泽东说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确切的。但毛泽东确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毛泽东在共产党里之所以能够众望所归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降，一直匍伏在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权威底下，直到毛泽东执掌，才有了点自己的个性。但仅此一点，毛泽东还不足于服众。不说其他人，刚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在抗战问题上、在要不要服从蒋氏国府问题上，和王明站在一起，与毛泽东分庭抗礼过。但经过领教了毛泽东的文抗策略，经过看懂了毛泽东玩弄三国演义式权谋的高明，经过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遵照毛泽东所谓“独立自主原则”而获得的壮大，不仅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伏首称臣，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也全都五体投地。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后来走向独裁的关键资本。
　　比起蒋介石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者却开心得手舞足蹈。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关延安认定的真正敌人，只消举一个例子便可了然。
　　起自东北铁血军的抗日英雄赵侗兄妹，1939年底40年初，率部二百人，在河北陈庄，遭到贺龙一二0师的伏击，全体遇难。起因是，赵侗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和器重。赵氏一家抗日，三十余人为抗日捐躯。赵母赵洪文国，因此与共产党誓不两立，成了后来与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双枪老太婆，一时名动川蜀；最后，被共产党捕获，枪毙。非常有趣的是，49年以后的大陆小说戏剧，反过来把她写成共产党游击队领袖。
　　更为有趣的是，赵氏兄妹遇害之后，蒋介石一声不吭。不知是他所表彰的抗日英雄不属于嫡系的缘故，还是害怕跟共产党闹出磨擦，抑或当时的嘉奖不过是随手利用一下人家而已。与蒋介石的无动于衷相反，一年以后，皖南事变爆发，共产党不依不饶，闹得举世皆知。周恩来还亲自上街卖报，在报纸上亲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刻，毛泽东正在延安窑洞里窃笑不已；因为一箭双雕，既除去了党内政敌，新四军首领项英，又让重庆的蒋介石极其难堪。
　　毛泽东诗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倘若人们读不懂那长缨是什么，只消把长缨改成白话文便可。过去是两军交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是两党交恶，有理无理，文宣先行。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五四资源之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可谓神助之器。共产党铺天盖地的话语抗日，或者说文宣抗日，既给蒋介石造成巨大的压力，又树立起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先锋的光辉形象。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宣优势，毛泽东才敢指鹿为马，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于白话文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在毛泽东共产党面前只好灰头土脸。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相信蒋介石翻遍曾国藩的书文，也找不到如何使用话语、如何进行文宣的教诲。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所以蒋介石只好在舆论上一败涂地。这是蒋介石学曾国藩的又一搞笑之处。
　　当蒋介石的国军与日军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延安窑洞里袖手旁观，把个小日子过得不亦乐乎。跳跳舞，调调情，换换老婆；再搞搞抢救运动，把那些个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折腾得胆战心惊，个性完全泯灭，只剩服从领袖的党性。共产党的文臣武将，开始还弄不懂为什么如此消极抗日。等到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壮大了实力，扩大了地盘，方才恍然大悟，什么叫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不要说在抗战期间，就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像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那样，成为如此硕大的赢家。同盟国的三个大国，美国和英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苏联，更不用说，整个国家几乎都打烂了。即便对照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被人家炸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丧失了多少精锐嫡系。唯独宝塔山下的延安，安然无羔，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共产党的不少领袖们，还籍此机会，将身边的女人们，一个个悄悄地旧貌换新颜。这个红色小朝廷如此的优哉优哉，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奇观。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最后是在延安真正长大的。这，无疑应该归功于毛泽东的文抗之功。
　　民国的那场抗日，有文抗和武抗之分。蒋氏国民党因为执政在朝的缘故，不得不承担武抗的责任。而在野的毛氏共产党，除了林彪和彭德怀与日本人动过手，较过真，基本上以文抗为主。所谓文抗，说白了就是用话语煽动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那些滚烫滚烫的抗日话语，有如无形的爱国鸦片，又如抗日兴奋剂，持续不断地把民众置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对付不识字的老百姓，有《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对付文人雅士，则有《屈原》之类的历史剧。正如有宋每每面临外侮，便有爱国诗歌泛滥成灾。此刻共产党的话语抗日，更是将鼓励他人御敌的花样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汹涌澎湃的抗日诗歌，连鲁迅都看了害怕，居然写得比战场上还要血淋淋。头颅挂起来了，鲜血喷出来了，诸如此类。最著名的当推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公然号召民众“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作如此号召的诗人，显然是不把自己计算在内的。要不然，想到用自己的身体筑长城，怎么说也得浑身颤抖一下。好在中国许多当兵的人不怎么认字，否则很可能会问一声，诗人自己怎么不来打仗呢？其实，就算诗人本身像辛弃疾一样身先士卒，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的血肉之躯如何如何。但是蛊惑人心的抗日文宣，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叫中国军队中国民众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长城，把日军吸引过来，让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安心。
　　至于毛氏共产党为什么1949年以后将此曲选作国歌，实在是被搔到了痒处。这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奥秘，不在于真的要不要用血肉筑长城，而在于用谁的血肉去筑长城。个中奥秘，毛泽东早就弄得清清楚楚。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当中，起先有不少不清楚的，后来也跟着明白了。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煽动大众高唱血肉筑长城，一直唱到国民党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拉出去筑长城。毛泽东当年高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之类的调调，其潜台词就在于，请蒋委员长率领军民去用血肉筑长城。秦始皇喜欢筑长城，毛泽东也喜欢筑长城，因为都是用他人的血肉为自己的江山筑长城，何乐而不为？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理所当然地被选作国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大赌局中，赌家的冷静与否，乃是胜出的关键之一。滚烫的爱国话语，制造出疯狂的爱国民众，目的不言而喻，让对手失控，让对手出局。就国际格局而言，斯大林要让中国拖住日本。就国内的党争而言，共产党要让蒋介石消耗掉手中的实力。民众是被愚弄的，爱国高调是被乱唱的。
　　由于怯懦，由于企望他人牺牲，国人的爱国话语动不动就会流于夸张，经不起推敲。特征在于，其道德诉求完全是非理性的，毫无逻辑可言，也不考虑前后是否连贯，左右是否一致，从而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质和随心所欲。比如，国人一提到吴三桂，义愤填膺，痛斥汉奸。但一转眼，国人又会眉开眼笑地讴歌康熙如何伟大，乾隆如何英明，从来就不想一想，既然满清皇帝远比明朝皇帝治国有方，那么吴三桂把清兵引入关内，又有什么过错了？倘若吴三桂叛明降清是汉奸，那么张口康熙闭口乾隆的，算什么？还有，一说起蒙古兵马灭宋的历史，国人马上抬出文天祥如何爱国，甚至抱着小孩子皇帝投江的陆秀夫，也有个忠臣烈士的名节。可是，国人说起成吉思汗又照样充满民族自豪，仿佛人家当年灭的不是大宋，而是一个乌有之邦。毛泽东还干脆把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以示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既然如此，零丁洋里还叹什么零丁，惶恐滩头又说什么惶恐呢？按照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标准，似乎强奸一次是强奸，而强奸一辈子就成了夫妻。假设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假设没有美国人参战打败日本法西斯，从而让日本人也像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建成了第三个异族皇朝达近百年（如元朝）或者数百年（如清室），那么以后的中国人，是否也该把伊藤博文叫做我们的改革家，把日本天皇叫做咱们的陛下呢？
　　倘若将这样的爱国话语比作一张无形的大网，殊不知，还真有自投罗网的傻瓜。作为抗日赌局中的最大输家，汪精卫不仅出局，而且身败名裂。蒋介石赌英美胜出，蒋介石赢了。毛泽东随斯大林跟进，毛泽东也赢了。唯独汪精卫看不清山水，轧不出苗头，竟然押宝押在中国会再次亡国的幻觉上。
　　在当时的爱国话语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乃是亡国论，中国人会沦为亡国奴。这种论调除了煽动他人御敌，无非是吓唬不知就里的老百姓，让他们赶快扛起枪打仗去；或者欺骗傻头傻脑的书呆子，让他们跟着一起把爱国话语炒热做大。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有成为第二个满清的意思。已经相当现代化了的日本人，不是背着弓箭从东北密林中杀出来的叶赫那拉氏，他们要掠夺中国的资源，但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王朝。这不是他们野心不大，而是管理成本太高，不划算。再说王朝式的体制，与日本已经实现的议会政治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试想，日本军方想在战时建立一个类似希特勒那样的独裁体制，尚且难以实现，更何况跑到中国来建立一个满清式的专制王朝？日本侵略者宁可让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哪怕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也行。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让傅仪建立满州国，又在华北华南两地占领区分别建立王克敏、梁鸿志傀儡政府的原因所在。再退一步说，就算日本人按照中国人的担心和想像，如同满清那样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异族王朝，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被灭亡。历史上，无论是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结果都是非但没有亡掉中国，反而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周作人当时从文化的角度论说过，即便中国沦陷了也不会亡的道理。毛泽东则基于对政治格局的洞察指出，亡国论是多余的担心。偏偏汪精卫会相信这样的亡国论，从“低调俱乐部”走向南京伪政府。
　　就赌局的角度而言，汪精卫赌的是日本人像满清一样灭掉中国，赌的是战争最后由德、意、日协约国获胜，赌的是国联亦即英、法、美永远袖手旁观，赌的是两大强国苏联、尤其是美国永远不会卷入战争。要而言之，赌的是国际国内的政治格局永远停留在国军一败涂地、日本攻占南京攻占南中国直逼重庆而中国又全然孤立无援的困境里。汪精卫的政治智商与其古典诗歌才华，正好是个强烈的反比。汪氏的诗才，民国屈指可数，甚至说他是民国第一诗人，也不为过。但汪精卫的政治头脑之愚蠢，也可谓民国之最。
　　政局就像赌局，千变万化。明明占了上风，突然转为劣势。刚才尚处绝境，转眼柳暗花明。毛泽东深谙其道，所以会说出“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道理。但汪精卫不懂。孙文也不懂。汪精卫虽然具有孙文没有的牺牲精神，但汪精卫和孙文一样，遇事急躁，缺乏耐心。在挫折面前，孙文通常甩手而去；不是假装去建铁路，就是跑到日本重建革命党。汪精卫也有样学样，一场又一场的党内斗争，动不动就一走了之，很少有沉着冷静的应对。孙文曾经以国土跟日本人做过交易，汪精卫也以江山与日本人谈判。作为一个凡是派，汪精卫的继承孙文是相当彻底的。就国土而言，孙文当年是准备拱手相送，汪精卫此时是异想天开地企图从人家手里要回来。就政治理念而言，孙文乃是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的发明者，因此汪精卫自持无论与日本政府如何和谈，都不算有违先总理遗志。然而，政局是活的，汪精卫的头脑却是死的。其刻板，其认死理，远在孙文之上。包括当初刺杀摄政王，虽然英勇一时，但真要深究起来，也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莽夫作为。
　　事实上，汪精卫只要跟蒋介石一起再坚持一下，时局就会起变化。日本人一打珍珠港，德国人一攻苏联，局面全然改观。倘若中国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向日本侵略者全面开战，该是多么的有利。虽然很难未卜先知，但耐心和等待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也未必能看出将来的时局如何变化，但蒋介石至少知道等待。汪精卫就算要扮演一个和议者，也得等到对方求上门来。虽然日本军队在南中国长驱直入，但他们并不想长年累月地陷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急着要想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乃至对付苏联。这应该是近卫内阁为什么会放风有意求和的原因所在。但汪精卫却将此误读成了日本政府的求和善意。
　　由于完全陷在亡国的幻觉里，汪精卫将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议和条件，当作救命稻草，以为籍此可以救国救民。当然，比起当亡国奴，近卫内阁的声明，对中国来说似乎可以一谈。除了承认满州国，没有其它领土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不要求战争赔款，还将在两年内撤军。可是，汪精卫没有将这样的条件倒过来想一想：人家正是冲着亡国的威胁和中国人由此产生的亡国奴恐惧，制订出这样的议和法码。倘若中国人自己的抗日宣传中没有渲染当亡国奴如何可怕，犯得着自己吓唬自己么？倘若中国人抱着反正元朝有过、清朝也经历过、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的坦然，日本政府开出这样的条件岂不是自欺欺人？说汪精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对汪精卫的夸奖。因为汪精卫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聪明过。
　　汪精卫作为政治领袖的另一个致命伤乃是，一不小心，就会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汪精卫与民国时代任何一个政客的区别在于，会有唯美冲动。当初博浪一击是唯美冲动，此刻的舍身饲虎也是唯美冲动，还不无好笑地怀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悲壮。法国沦陷，贝当元帅出马建立维希政府，是迫不得已。而汪精卫的组建南京政府，却是心甘情愿的飞蛾扑火。其时，日本的内阁已由军方掌控，致使对方的条件苛刻到了不仅撤军免谈，而且还把中国分成五个地区，听凭日本侵略者作不同程度的占领。汪精卫竟然流着眼泪答应。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衡量，汪氏无疑是愚蠢的。从人格审美的角度来讲，很难否认汪氏确有悲悯情怀。综合这两个角度来看，汪氏从悬崖上如此纵身一跃，有走火入魔之嫌。汪氏这种失常，早在出走重庆之前那番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已经显露无疑。汪精卫竟然要求蒋介石和他一起联袂辞职，以此承担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的责任。这种疯话让《红楼梦》里的贾宝说出来，尚可理解。但一个在政坛上蹉跎了二十多年的执政党领袖糊涂到这种地步，实属罕见。当年胡适跟陈独秀争论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争到后来，胡适忍不住叫道：仲甫呀，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倘若此刻蒋介石有胡适这样的学者头脑，没准也会叫嚷：兆铭呀，哪来的亡国，哪来的亡国之责？！
　　被亡国之忧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汪精卫，有类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自重庆出走之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完全被他的唯美冲动所左右。史家有说，汪精卫出走，系被近卫内阁所欺骗。此说属实，但却无力。因为谈判的价码跟战争的进程一样，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战争瞬息万变，谈判价码同样朝三暮四。准确地讲，沉浸在亡国忧虑中的汪精卫，是被他的亡国幻觉所欺骗。当初为了证明革命党人并非懦夫，汪精卫赴汤蹈火。此刻为了担当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亡国危难，汪精卫舍身饲虎。
　　假如汪精卫以为此举能够像当初的刺王一般，获得民众的掌声如雷，那么他完全搞错了。滚烫滚烫的爱国话语烧了如许年，就像一颗即将出膛的子弹，正愁找不到猎物发射；终于，汪精卫出现了。其情形很像后来的阶级斗争年代，年年讲，月月讲，假如讲不出阶级敌人，那让憋足了劲的革命群众怎么办？那么汹涌的仇恨，朝谁身上倾泻？同样道理，没有一个大汉奸，爱国话语炒得那么火爆，岂不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汪精卫的艳电在媒体上一公布，中国民众马上沸腾起来。激动啊，张了那么久的爱国渔网，终于等到了一条大鱼！如此激奋，只有抗战胜利的情形可相比拟。此后，汪精卫再如何努力，哪怕把自己的心当众掏出，扔到大家面前，也无济于事了。
　　汪精卫少时读书，可能只对诗词有感觉，没有好好琢磨过中国历史。虽说六经皆史，但汪氏读经，恐怕只读其文采，不解其深意。在战场上搏命的武将，打败了最好自杀，活着都是罪孽，更不用说投降。文官谈判，哪怕谈得了国土谈得了江山，也照样犯了卖国罪。李鸿章挨了一枪换回一个亿，国人眼睛里看见的却是，还有两个亿，没了。国民从来不在乎舍身饲虎之类，也不在乎为他们担当什么的人物。他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成为岳飞，替他们打败入侵者。或者你有没有成为秦始皇，李世民，哪怕成为刘邦，朱元璋，也行。只要你赢得了江山，你说什么都是真理。你说谁汉奸谁就是汉奸，你说谁烈士谁就是烈士。你没赢得江山，你建什么政府？你没有江山，你凭什么为人民谋幸福？
　　道理是简单的，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汪精卫不明白。据说，当时日本的和平主义者，是看懂汪精卫在做什么的，甚至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这跟中国人民有什么关系？中国人民最看不惯的，就是屈膝投降。中国人民喜欢服从，比如服从党的领导，服从思想改造。倘若汪精卫能够服从国民的爱国话语爱国热情，像苏武一样，到日本去放羊，中国人民一定会喜欢。但汪精卫非但没有放羊，还要到南京建政府，这非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中国人民情愿让日本人统治，也不愿让汉奸管理。汪精卫的舍身饲虎，确实有点自作多情，至少是一厢情愿的忍辱负重。
　　面对侵略者的中国百姓是可怜的，无论是被清兵屠杀，还是被日军践踏。诸如数百男女被几个兵卒吓得魂飞魄散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扑向汉奸的中国民众却是无比生猛的，从来没有迟疑过，从来没有手软过。中国人只怕外国人，从来不怕中国人。他们从来就崇拜看重江山的枭雄，看不起热爱百姓生命的领袖。把家园变成焦土，他们觉得这是种气魄。忍辱负重地带给黎民百姓平安，他们觉得很无耻，让他们很愤怒。他们愤怒起来，总会寻找他人出气，从来不会自惭形秽。爱国爱到自杀的程度，好像也只有过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陈天华。一般说来，国人爱国爱得再死去活来，内心深处从来不糊涂，知道把牺牲机会让给别人。
　　国民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已是几千年的传统了。让人看不懂的是蒋介石派人行刺，实在莫名其妙。汪精卫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蒋介石：君行其易，我任其难，还有什么不能释然的呢？汪氏已经把美誉让给了蒋氏，把骂名留给了自己，从心理学上说，颇有自虐嫌疑，蒋介石还有什么不依不饶的呢？说实在的，在和谈等于卖国、求和就是汉奸的道德传统底下，有人去顶这个骂名，真是求之不得，有什么可以气不过的？当年蒋介石杀陶成章是取悦孙文，后来杀共产党是跟英美暗通了款曲，此刻刺杀汪精卫又是做给谁看呢？英国人美国人是肯定不要看的。共产党也不会要看。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最恨的是谁。唯一想看的，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汪精卫与日本人议和，表面上触怒的是爱国民众，实际上真正刺激的却是人家苏联人。
　　倘若说，那年的行刺，是有人想看；那么汪精卫死后的棺柩，蒋介石非要炸掉不可，就更让人弄不懂了。就算是媚民众的爱国之俗，也没必要媚到这种地步。人家已经身败名裂了，还用得着炸棺鞭尸么？蒋介石把个汉奸审判台搭得太高，太夸张，结果一转眼就被毛泽东说成摘桃子。这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的政治舞台，除非游戏规则有所改变，否则，无非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氓比赛。起先总是流氓战胜书生，接着大流氓战胜小流氓，然后又被更大的流氓打败，最后总是最大的流氓胜出，把江山打包回家，将天下改换姓氏。几千年的政治，就是这么过来的。汪精卫蹉跎一生，始终没有弄懂个中三昧。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只能倒下他人猎枪下。被日本人捕获，被蒋介石捕获，被爱国民众捕获，被斯大林捕获。共产党就算感激当年汪精卫的恩重如山，也不敢分辨。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是爱国话语和道德恐怖的制造者。
　　平心而论，蒋介石做伟人的机会，比曾国藩不知要丰厚多少倍。倘若蒋介石有一半曾国藩的修为，那就可能成为远比曾国藩伟大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对毛泽东是机会，对蒋介石更是机会。当汪精卫被淹没在爱国民众的唾沫里时，蒋介石乐得显示大度。哪怕不屑一顾，也比派人刺杀要有风度。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中，对蒋介石却鲜有伤害惟有成全。从最初的提携，到最后的择难奉易，可谓无微不至。相反，花花公子张学良却事事背叛蒋介石，从东北的不抵抗，到派去剿共却反过来与共携手、甚至还想暗中加入共产党，最后来个西安事变，差点要了蒋介石的性命。可以说，蒋介石的江山，有一半是张学良断送的。倘若蒋介石秉公办事，张学良被枪毙都死有余辜。可是蒋介石非但不杀，反而优待有加。只是碍于这个花花公子实在不懂事，动辄惹事生非，只好像宠物一般养护起来。不知这是不是慑于斯大林的脸色。
　　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蒋介石应该最清楚。且不说其他，仅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为例，就可以想见，其实并没有抗日小说里描写的什么汉奸。汪氏要员们有的与重庆暗通款曲，有的与延安过从甚密。上海的那场特工战，与其说是抗日志士与汉奸特务之间的搏杀，不如说是忠于蒋介石的戴笠和依然在悄悄替共产党效劳的李士群之间的恶斗。再说，中日双方的政局，同样错综复杂，各自全都既有主战派，又有主和派。和谈，是利用对方内部矛盾的策略，也是寻求有利机会的手段。战，是保家卫国；和，是不让生灵涂炭。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江山的得失，而是民众的生命财产。历史上，古代战败的君王情愿挺身而出，被对方处死，也要恳求对方让他的臣民安然无羔。蒋介石并非不懂此理。
　　蒋氏不仅一开始主和，即便在战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的情境之下，也时时萌生议和之意。但是，比起糊涂的汪精卫，精明的蒋介石不仅多了点心眼，还多了不少顾忌：顾忌民众的抗日情绪，顾忌斯大林的脸色，顾忌党内同仁或者哪个军阀乘机落井下石，顾忌共产党找到倒蒋的借口，如此等等。也是这样的顾忌，蒋介石不得不跟人家比赛唱爱国高调，哪怕真的把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全部变成焦土，把四万万同胞的血肉之躯全部筑为血肉长城，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倒是跟毛泽东很相通，眼里只有江山，没有草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当然，毛泽东要比蒋介石气魄多了，坐了江山后竟然声称美国人的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六亿人口，准备牺牲一半，以战胜那只纸老虎。这样的伟大领袖，不知多少年才能出一个，让亿万国民爱戴得热泪盈眶。
　　八年抗战，应该是蒋介石团结同仁、收揽人心、网罗人材的大好时机。倘若蒋介石有容人肚量，那么其时就能打造出一个远比曾国藩气派的幕府。汪精卫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同伴，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伙伴。同伴可以有无数个，但伙伴却可遇而不可求。君子和而不同，不是意指同伴的不可或缺，而是意指伙伴的千载难逢。同伴是意见相同的追随者，伙伴是意见不同的互相依存者。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伙伴关系。彼此意见经常相左，但毛泽东不能没有周恩来。周恩来一去，毛泽东也到头了。甚至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有某种伙伴关系。这可能也是毛泽东不愿打下台湾的原因所在。同样道理，汪精卫再愚蠢，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那么恶狠狠地把汪精卫置于死地，死了还让人家不得安宁，其实是在给自己掘坟墓。试想，倘若蒋介石在成功地扮演了抗战领袖的同时，再拉一把汪精卫作为舍身饲虎的英雄，彼此一文一武，如同当年宁汉合流一般，在南京胜利会师，携手重建民国，毛泽东的机会是不是减少了许多？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汪精卫是一道无可替代的中间色。毛泽东可以用周恩来四处周旋，蒋介石为何不能让汪精卫做他的萧和，或者鲁肃？倘若事情反过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配合默契，而毛泽东却利用整风运动搞掉了周恩来，那么双方的政治博弈，可能会另有一番结果。虽然鹿死谁手的原因众多，但关键人物的搭配和协调，人气的旺盛与和睦，至关重要。
　　就算汪精卫已然无可救药，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依然有机会成为伟人；或者说，依然有个学习曾国藩的天赐良机。当时，国际上的英美同盟大获全胜。有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训，欧美强国特意提高中国地位，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二战使中国跃升为世界五巨之一，亚洲唯一常务理事大国。同时，国内的政局也一扫先前的混乱，只剩下国共两个大党。此时此刻，历史主动权完全掌握于蒋介石之手。试想，这可是当年的宋教仁做梦也想不到的绝好时机：完成从专制独裁政体到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转型。
　　此时此刻，长年战乱过后，人心思定；和平民主，可谓人心所向。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坐大，但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到足以有把握打败国民党的自信。蒋介石由于领导了抗战，威望如日中天。倘若蒋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两党请到谈判桌上，实施民主政治，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响应。不仅响应，而且在党的高层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推举毛泽东做领袖无疑是人材难得。但要是共产党走向议会政治，那么具有民主政治人格品性的领袖，诸如周恩来、刘少奇之辈，就可能越来越显出他们的优势。更为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倘若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英美巨头定当鼎力相助。至于苏联那一方，就算斯大林对此忧心仲仲，也不能公开阻拦。再说，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心目当中，远比毛泽东有份量。其情形一如民初时日本当局看重袁世凯而不以孙中山为然。
　　遥想当年，曾国藩或许很想有这样的机遇，却终其一生都没能获得。可叹此刻，蒋介石得到了这个足以成为比曾国藩还要曾国藩的大好时机，却很不经意地丧失殆尽。历史有时不过在于一念之差。然而，蒋介石可能连想都不曾想过，自己到手一个着手民主政治的天赐良机。青红帮的根底，比之于花花公子张学良是绰绰有余，可是想要成为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政治家，却实在是无从说起。由此可见，心胸不是想要开阔就能开阔的，曾国藩也不是想要学就能学成的。就蒋介石的那点小鸡肚肠而言，只能在一个小岛上称王称霸。即便到了小岛上，蒋氏也没想过要搞民主政治，而是弄了个蒋家的世袭小朝廷。要不是后来的蒋经国识时务，中国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民主政治是什么滋味。
　　当然，以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专制人格，即便真的开启了议会政治制度，也还可能翻脸破裂。但要点在于，只要把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有什么反复，也不会倒退到专制体制。就像清室逊位之后，无论谁想要退回帝制，都不会得逞。同样道理，两党制的议会制度一旦确立，不管是英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谁也推翻不了。即便国共开战，战争结果，无论谁得胜，都得遵守两党制的政治体制。就像日本的议会政治，无论疯狂的军方如何想要希特勒式的独裁制度，也退不回去。政治游戏的规则，确立之后就很难被人否定。再以90年代的指定接班人为例。就因为邓小平开了个头，以后竟然会被后继者再度效仿，仿佛可以一代一代永远指定下去一般。一个权宜之计尚且如此，更何况蒋介石当年假如真的能够确立两党议会制度。遗憾的是，蒋介石根本就跨不出这一步。
　　蒋介石那种宁波小商人式的狭隘，可能是其为政的致命伤。蒋介石不仅不能忍受唯美政治对手汪精卫，就连对他情深义重的杜月笙，都容纳不了。杜月笙为蒋介石几度两肋插刀。四一二事变违心暗算朋友，抗战期间毅然沉船破财，配合蒋介石的炸沉日舰计划；然后毁家纾难，与蒋氏并肩抗日；之后又安排高、陶出逃，转道香港，飞抵重庆，替蒋介石削弱汪精卫人马。日本投降之后，人们纷纷传说抗日英雄杜月笙众望所归，将出任上海市长。蒋介石却慑于杜月笙威望过高，人气过旺，硬是把人家晾到一边，郁郁而终。如此薄情寡义之人，岂有不败之理？那么想学曾国藩的人，怎么就不知道曾国藩为何拥有一个人材济济的幕府之道理呢？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转折关头，由于蒋介石不懂何为民主政治，不知道当年遇害的宋教仁究竟做过什么样的努力，结果国共双方重新回到一九二七年破裂的起点上。一场中原逐鹿，生灵再遭涂炭。当年蒋介石经由北伐而称委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此刻毛泽东的军队，先在东北得手，然后逐渐壮大。仅三、四年功夫，毛泽东便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而成帝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完全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找到。秦末的刘邦项羽，元末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早知如此，何苦非要炸毁汪精卫的棺柩不可？如此难题，留给共产党做，岂不更好？
　　49年以后，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受命前往提蓝桥监狱探望当年的密友陈璧君，告知说，上面有意释放出狱，条件是承认汪精卫有罪。陈璧君的回答是一口拒绝，宁可把牢底坐穿。1959年，陈璧君在狱中溘然长逝。这位民国的传奇人物，消失得无声无息。
　　四_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
　　一伙强盗抢劫了银行之后，有个分赃问题。同样，江山易手，天下易帜之后，也有个权力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历代的王朝重建，都会经历如此三个阶段：先是肃清旧朝余党，或者说余孽；再是权力分配，尤其是解决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最后王朝稳定，进入皇权－官僚集团－庶民的三角结构。这个结构在历史的三维空间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约的。共产党49年建政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其主线却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而其主要内容，则是发展国民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正如满清王朝曾经出过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治国栋梁，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也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治国人材。清室的开明在于，允许曾国藩及其后继者们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专制在于，绝对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为先，不搞阶级斗争。
　　镇压反革命无疑是红色王朝的开场锣鼓。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农村里的乡绅阶层，城市里的帮会异教，几乎一网打尽。究竟杀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弄清楚。仅就官方的统计和毛泽东本人的坦承，就有几百万之巨。经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帜，血洗清算是顺理成章的残酷。由此再反观袁世凯的和平请退清室，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手笔。清室贵族真该感谢这位被他们恨之入骨的逆臣，让他们没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蒋介石的审判汉奸虽然不无夸张，杀了不该杀的，判了不该判的，从而把自己那份该负的国土沦丧之责，推得干干净净；但比起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可谓小巫见大巫，有如和风细雨比之于暴风骤雨。
　　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为残暴的。这种残暴既是对旧朝的报复，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追溯革命的历史，有法国大革命之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又有十月革命之于沙皇的枪杀。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则需要血祭。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新兴的专政方式。就王朝历史而言，这是古老的更替仪式。当年被人称作周公的姬旦，就这么屠杀过殷商遗民。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不过是把这两者同时推到了极致。对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凯的改朝换代方式实在令人怀念；至于商周之交之际，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是一派为后世草莽所难以企及的君子风度。要说中国人只有血腥的传统，是不确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远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吓懵掉，不必讳莫如深。
　　倘若说，共产党建政时的这场屠杀有什么特色，那么也许当数毛泽东在这过程中突发奇想似地发明并尝试的思想改造。日本战犯，前清皇帝，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不杀；统统关起来，让毛泽东做思想改造的实验。多年以后，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义先后释放。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网开一面，不如说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这可能是毛泽东与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处，不仅热衷于武力征服，还喜欢让阶下囚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战无不胜。这叫做在占有江山的同时，占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作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苏联为模型的推理和演绎。毛泽东的帝国，其专制程度，远远超出乔治.奥维尔的想像。乔治.奥维尔仅仅看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把人民变成了奴隶。乔治.奥维尔不知道毛泽东如何用中国式的户口制度外加档案制度，做成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把工人锁在工厂里，把全体中国人锁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这个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人民变成了奴隶，让公仆成为主人，而且还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千百万政治贱民，作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损害的社会最底层。这群贱民的存在，既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发泄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又可以恫嚇民众：谁要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思想改造，谁就会变成这样的贱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蛮族入主的屠杀，还是有清的文字狱，其专制其野蛮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泽东的红色帝国。苏联的专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蒋介石的没文化，还真是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幸运。
　　通过土改剥夺地主，再通过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缴农民分得的土地；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剥夺城市里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的一切有产者。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剥夺完毕，开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自由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甚至娱乐的权利和自由，也在剥夺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不仅精神被桎棝，就连欲望的合理性，诸如美食、跳舞、休闲、社交、性爱等等，也被取缔。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还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饰一律，言语一律，走路的姿势一律，脸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这是一个被言词描述的天堂，实际生活的人间地狱。这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自称公仆的主人和被说成主人的奴隶构成；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
　　从造反起家的革命团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剥夺他人造反的权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将革命认定的敌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按理说，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但革命却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就好比抢劫成功之后，有个分赃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也存在权力的分配问题，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于是，革命不知不觉地从党外转向党内。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党内斗争，成为一个又一个折磨共产党的恶梦。在革命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残杀。十月革命处决沙皇，随之而来的报应则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残酷更恐怖的党内大清洗。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的是几乎同样的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劫难通常发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内部。最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摄政，弑兄逐弟；还有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兄弟相残，最后秦王李世民胜出。这种王室家族里的手足相残，传染到执政前后的革命政党，便是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打倒旧朝叫做阶级斗争，清洗党内异己叫做路线斗争。
　　在清除旧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工商业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举国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敌忾，比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士气高昂。不仅党内非常一致，而且党外所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高度认同。然而，斗争的锋芒一旦转向党内的高层内讧，党内党外全都噤若寒蝉。因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头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有关高岗一案，也许唯有当时的当事人，最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说，高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泽东的家天下欲念和共产党的党天下认同之间的交锋，适才起于青萍之末。所谓五马进京，按照官方史书的说法，乃刘少奇建议，毛泽东采纳。但从权力斗争的情势上说，未尝没有分刘少奇、周恩来之权的意图在内。按照高岗对饶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让他高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权之意昭然。而毛泽东的权谋又经常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别人、尤其是让矛头所指对象自己说出。只是高岗的权术水平太低劣，把云遮雾障的太极拳打成了虎虎生风的少林拳，不仅惊着了对手，而且吓着了圣上。
　　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泽东继承的是刘邦和朱元璋的传统，并且诉诸更为高明的路线斗争手法。虽说事实上并不见得每次内讧都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内容，但清洗他人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过去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质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愿忍受身边的功臣，无论在资历上能力上名声上尤其在权力上，与自己并驾齐驱。开国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愿让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诛杀功臣方式是一锅端，李自成龙庭还没坐热就拿李岩开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后，更是高层内讧不断。一介草莽披上龙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将是儿孙辈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后期，替醉生梦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轻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文革后期，毛泽东的麾下只剩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许世友一类文武。这在旁人看来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里恰好是权力稳固的标记。这样的情形，与当年斯大林清洗过后，平辈革命家消失殆尽，倒是十分相像。不过，毛泽东的帝王情结相比于斯大林独裁，有其迥异之处。
　　斯大林的专制有类于希特勒，完全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施展，并不含有建立血缘意义上的家族王朝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样具有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并且不惜选择远比希特勒残暴的野蛮方式，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强国。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曲同工：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都没有家族王朝意识，子承父传意识，家天下意识。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情结。就此而言，毛泽东乃是跟蒋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类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传家天下情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相比之下，蒋介石跟李光耀相类，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泽东则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而更加欣赏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同时又是蒋介石激赏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为蒋介石倾心于希特勒是个国家主义者，而斯大林则欣赏蒋介石有国家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非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应该是毛泽东把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思，出自《战国策》的那个著名段落，《触詟说赵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下长安君。至于毛岸英的丧命，只能说是毛泽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高岗一案的实质，乃是最高权力如何归属的问题。或者说，是毛泽东走向家天下的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说的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天下到底姓毛还是姓党的较量。被“东方红、太阳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泽东这算什么意思，只消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所罗列的帝王名单，就应该知道毛泽东要大家看的是个什么样的“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且不说其它，过去的一统天下，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不止于国土，还有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有数亿人口只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
　　高岗不过是毛泽东最先操起的一把刀。这把刀的锋芒所向，是毛泽东最忌惮的党内官僚集团实力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使用这把刀的意图，是要粉碎党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与当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高岗这把刀不够锋利，根本不具备灭杀刘、周的本事。作为对高岗挑战的反弹，权力最高层迅速集结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邓小平陈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一看事情起了变化，马上弃高自保，反手将高岗打成反党罪魁祸首。既然韦昌辉灭不掉杨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杨秀清一边，反过来灭掉韦昌辉。这可能是毛泽东远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岗以为自己看见了龙首，一转眼，变成了龙尾。龙尾一甩，高岗见弃。至于高岗的自杀，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后的忠诚。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谁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泽东恰好使用洪杨内讧的招数，整肃党内同僚。毛泽东这一招弃车保帅式的反败为胜，让胜出的刘周诸人看在眼里，却不寒而栗。他们不会看不出毛泽东的野心和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但他们自忖在权变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说变就变，灵动得让他们连想都想不过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紧跟与附和，仿佛高岗反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也乐得顺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让高岗做了冤大头。
　　毛泽东接下去马上转身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又是批判胡适唯心论，又是狠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种从思想意识上继续对前朝的清算里，掺杂着拿他人出气的愤懑。54年高岗自杀，55年猛批胡适，狠打胡风。倘若高岗是冤大头，胡适胡风难道不是冤大头？假如没有党内整肃的失手，毛泽东何来对胡适、胡风那么大的火气？尤其是那篇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汇编的按语，写得杀气腾腾，连明火执仗之类的狠话都用上了。不过文弱书生，犯得着么？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也没落到胡风那样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党外大打出手，是为了掩饰在党内见首见尾的尴尬。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收拾了胡风之后，不动声色地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集团。
　　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7年二月），指责共产党诸如压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但高等学府里的一些聪明学生，却有点听明白了。大学生们怀着后来红卫兵之于毛泽东的那种忠诚，以向党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昼夜不息。毛泽东更是推波助澜，将此变成共产党开门整风。于是，各级党组织鼓励大家踊跃提意见。全国上下，向党提意见，竟成政治时尚。仿佛不向党提意见显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谁也没想到，56年的双百方针，到了57年会发展出一个鸣放时代。这是毛泽东发现洪秀全方式失灵之后，找到的打击党内官僚集团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却出自旧的历史框架。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组成的一个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约。皇帝打击权臣官僚，有时会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与官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权很容易被驾空，实权又通常在各级官僚手里。虽然这个三角竖立起来，顶尖的位置属于皇帝。但把这个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团才是角尖的实际占有者，皇帝经常会落到与庶民同样的底角上。孟子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生发出来，以此劝告帝王体民恤民。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也是基于这个结构，由君王给民众生路、让民众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孙中山的民生，骨子里都不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只是基于皇、官、民三角结构的皇恩浩荡理念。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同时导致了平民百姓的圣上情结，产生了清官神话。所谓清官，无非是将庶民和皇帝连成一线的一个中介环节。
　　清官通常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结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楷模，伦理榜样；有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有时维护朝廷的纲纪。由于与百姓直接发生冲突的，通常是各级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执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远圣明。庶民与官吏间的龃龉，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构成庶民的圣上情结。再加上中国的皇帝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号称天子，更让民众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于清官完全缺如、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走投无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说到农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里出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戮一伙奸臣。毛泽东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圣上情结，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仇视传统，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变成了坐了江山之后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动民众，大造官僚集团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仅止于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不会翻脸，党内官僚也找不出劝止毛泽东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识分子也罢，大学生也罢，都不是宋江卢俊义之辈，都不是毛泽东下意识假设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说来说去，自然而然要归咎一党专制的弊病。再说，当年共产党也曾经如此这般地批评过在朝的国民党。虽然共产党未必有改弦易辙选择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复一遍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语，并不如何离经叛道。党内党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党外民主人士，即便是党内知识分子，也一样的挚爱德先生赛先生；其热忱程度，绝对不下于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言论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党内官僚惊慌不已，也让毛泽东大吃一惊。
　　毛泽东于是故伎重演，神龙首尾翻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反右阳谋，全然一付小人嘴脸，并且说得振振有词。秦始皇只知道焚书坑儒，还不至于先欲利用书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狱。毛泽东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时代难以想像的流氓腔调，一种比蒋介石还无赖的泼皮习性。古代的帝王，专制的不少，但耍赖的不多。因为耍赖有损帝王的威严。殊不知，毛泽东的威严恰好通过耍赖而成。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太堕落，不如说是时代太沦丧，中国民众太愚昧，共产党的官僚太怯懦。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因此与毛泽东一起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邓小平充当了反右的头号打手，但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高层官僚，全都难辞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称的朱德，竟然也对右派义愤填膺。谋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坚持党天下的官僚，此刻枪口一致对外，将五十多万书生打入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
　　反右让毛泽东完全改变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官僚的初衷。从彼此的较量上说，毛泽东又输了一场。但毛泽东由于赶紧让五十多万书生做了他的垫背，看上去却反败为胜，成为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主帅。领袖，依然伟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要与党言归于好。毛泽东惊魂甫定，马上给了周恩来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发难，推向高潮。不仅会上大张旗鼓，还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谈话中，借助柯庆施的冒进文章，向周恩来当面进逼；措辞严厉，摆出一付准备与周恩来决一死战的架势，把周恩来吓得赶紧检讨，以求自保。
　　冒进反冒进，其实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说无关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来起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如此严重。把此事提到威胁周恩来辞职的高度，其实是毛泽东绝地反攻，拼死一战。经过高岗事件和鸣放转为反右的连续两次失利，毛泽东虽然领袖的威望犹在，但实权地位却岌岌可危。早在高岗一役之后，党内官僚集团就已对毛泽东高度警惕。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十分及时地敲响了提防个人崇拜的警钟。在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特意在政治报告中强调集体领导。全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句句共产党官话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任何个人的天下。八大对毛泽东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议由彭德怀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和通过。八大，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最有力的反击，也是毛泽东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之争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泽东的落败告终。毛泽东接下去借助党外力量所做的大鸣大放还击，又被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倘若毛泽东再不有所突破，那么很可能成为被架空的晁盖。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权力斗争的天秤上，周恩来具有举足重轻的份量。可以说，周恩来的倒向哪一边决定了将由谁最后胜出。作为总理，周恩来未必合格。一如当年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很不称职。周恩来既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赋，又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周恩来的特长在于：人际间的周旋本事，各种场合的演戏天才。周恩来是个天生的公关好手，形象大使；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周恩来又是个天生的一流戏子，无论什么样的剧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军装，看上去像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置身文人墨客，俨然一介儒雅书生。社交场合，众星捧月。钗粉堆里，白马王子。面对民众，慈眉善目。与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会见各国首脑，雍容大度，领袖风范十足。演什么像什么。哪怕阿谀奉承，也能让人感觉吹气如兰。你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不会打仗，不会吟诗，不会写作，不懂经济，不明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是。因为他什么人物都扮演过，包括间谍头领。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他可以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如鱼得水。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又让他对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设的刘、邓等等。至于他对毛泽东的敬畏，更是心悦诚服。周恩来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个帝王又少不了这么一个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让主席永远不会怀疑其野心会大到足与匹敌；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圣上惊讶于此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来，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争取到周恩来，则意味着笼络一大群。古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而毛泽东的灵活应用在于：必先与之，不如击之。毛泽东的打击周恩来，并非真要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击为取，以痛击而收到对方最终臣服的效果。毛泽东成功了。不管周恩来是否看出毛泽东的欲擒故纵，周恩来选择了臣服，并且是毫无抵抗的顺从。于是，周恩来的检讨通过，总理，还是总理。
　　毛泽东的冒险出击，另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各个击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周恩来遭批，刘少奇一声不吭，只图自保。毛泽东由此看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没有胆量联手对抗。因此，刘少奇官僚集团在八大上痛批个人崇拜，其实是风声大，雨点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但毛泽东的出击，也给自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不许批冒进，那么应该如何个冒进，得做给大家看看。官僚集团不敢公开对抗，可是他们可以冷眼旁观，观看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毛泽东出丑，期待毛泽东犯错。批反冒进等于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驷马难追。毛泽东此丑不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过这一关，才能继续后面的较量。于是，就有了那场大跃进的疯狂。
　　倘若说，五七年的鸣放，毛泽东的赌注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接蹱而止的大跃进，毛泽东的赌注则是几亿人口的死活。
　　毛泽东输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无论按照哪朝哪代哪国哪家的法律，毛泽东都死有余辜。但这个卑怯的政党，对毛泽东做出的处罚，不过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线而已。毛泽东顺水推舟，让出国家主席一职，以退为进，伺机反扑。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痛击彭德怀，乃是杀鸡儆猴。
　　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向党大耍流氓，出言几近泼妇。一会儿拿儿子死了说事，嚷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儿子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一会儿又恶语相向，口口声声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威胁对手：谁要是跟我较真，我就跟他拼命。最后，重拳出击，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敢言批评者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沦为党内贱民。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其实十分心虚，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找人谈话摸底。毛泽东完全知道，他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外行冒充内行的不懂装懂，一味蛮干。毛泽东此举闯下大祸，出了巨丑，从而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成为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最大笑话。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为毛泽东闹出的这个笑话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党内员众对他的不满到底有多深，从而寻找如何过关的法子。毛泽东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怀竟然会那么天真地送上门来，成为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绝妙靶子。这次会议本当清算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结果反过来，成了毛泽东击退又一个反党集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彭德怀确实像个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气凛然，鲁莽有加。抗战时，不顾毛泽东坐观虎斗的心计权谋，毅然率众向日军开战。韩战爆发，党内高层大都反对出兵，林彪不愿出征，彭德怀却傻乎乎地自告奋勇，担当赴朝总司令，替毛泽东排忧解难。毛泽东步洪秀全后尘大享艳福，把文工团当作流动后宫，彭德怀喝令解散。毛泽东热衷人个崇拜，属意于家天下，彭德怀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劳民伤财，把民众尤其是农民折腾得惨不忍睹，党内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怀拍案而起，“我为人民鼓与呼”，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
　　按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衮衮诸公，也算是历经风浪之辈。倘若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们完全有可能让毛泽东不得不低头。他们本来就在等着毛泽东犯错，此刻不击，更待何时？当初彭德怀提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全都同意，一致通过的。就利害关系而言，彼此也该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至少是唇亡齿寒。更不用说，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几亿人口的生生死死，岂可儿戏？他们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泽东蛮横无理，但他们竟然宁可为虎作伥，助毛为虐，也不愿意凭着良心良知，与彭德怀生死与共，不愿将毛泽东断然扔到被告席上。
　　从纯粹的权争角度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先前制服周恩来的高明。倘若周恩来此刻挺身而出，刘少奇也许不会退让。六个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两位是相当务实的邓小平（当时不在庐山上）陈云，毋庸置疑不满毛泽东的大跃进，会选择站在刘少奇一边。毛泽东在权力最高层里，全然一个孤家寡人。59年的庐山会议，可说是体现集体领导、体现党内民主的最佳时机，但被这些党内官僚很不负责地错过了，从而使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原来只是纸上谈兵！
　　官僚集团错失良机。毛泽东也赶紧收回拳头。倒彭之后，毛泽东装作认真退居二线。仿佛是酬谢刘少奇们放他一马，又像是一招潜龙勿用，把自己藏到别人打不到的地方。不过，此后那场文革浩劫，却已经开始在毛泽东心里悄悄酝酿。作为这种酝酿最微妙的佐证，便是私底下请前妻贺子珍上山。在权贵集团里已然孤寡的毛泽东，准备起用自己的女人。无奈贺氏神志不清，已然废人一个，根本无法成为毛泽东的马前卒。毛泽东于是让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贺氏健步如飞，精神抖搂，也许比江青更具杀伤力。毛泽东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对他年轻时激烈倡言妇女解放所作的别一种注解，并且在文革当中运用到翻云覆雨的地步。这跟洪秀全把女人纯粹当作泄欲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耍泼，确实把党内各级官僚吓得不轻。也许张闻天那样的书生型共产党人，内心深处不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如此蛮横；但许多草莽人物却会认定，龙颜大怒，理当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上耍狠过后，党内党外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饥民成群，哀鸿遍野。毛泽东却轻松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刘少奇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坐着专列，毛泽东四处游走。这可能是毛泽东有别于史上帝王坐龙庭的君临天下方式，以免对手把自己关在深宫内。不同于最高层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泽东不乏逢迎之徒。毛时代的方面大员，不要说找不出可以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吴佩孚、阎锡山、唐继尧之辈，也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滥竽充数，阿谀奉承，上揣圣意，下欺草民；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的高产田，可以收缴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扔进小高炉炼出铁疙瘩。历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们全都干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因此龙颜大悦，自我感觉带领六亿民众，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三年大饥荒，饿殍三千万。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终于愤起直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更是感慨：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此言已经有了请毛泽东下台的意思。但这恰好是当做不当说的事情。比起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几近幼稚。
　　由于刘少奇说出了众人许多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威望鹊起。事实上，此刻最该说话的，也就是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不过为时晚矣。庐山会议是让毛泽东低头的最好时机。三年过后发难，虽然灾祸事实更具说服力，但政治斗争之水早已被毛泽东搅浑。各级官僚心有余悸的，并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祸，而是彭德怀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贱民。再加上刘少奇自己都怯于公开直面毛泽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承认，那场灾祸，党内高层，人人有责；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浑身解数以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很难对照出毛泽东如何无能，理当下台。
　　刘少奇是个颇有儒商气质的共产党领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其说是在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不如说是在重复孔儒伦理。刘少奇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是因为很早就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一直拥护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指挥不当、要求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在抗战期间支持毛泽东消极抗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毛泽东一起，与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对峙，到在党的七大上与毛泽东结盟，成为党内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代表苏区武装斗争，刘少奇代表白区地下斗争。也是在七大上，刘少奇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且写进党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倘若说，毛泽东是个打江山的枭雄，那么刘少奇则是个治国天才。在治国方略上，刘少奇颇有自由经济思想的头脑，并且掺带着犹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成为共产党之于商业文明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建政之际，刘少奇曾以剥削有理的诙谐，安抚城市里的资本家。建政之后，刘少奇施展出相当出众的治国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脉和人气。不仅周恩来向他靠拢，就连五马进京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邓小平，也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是没有毛泽东捣乱，刘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样的治国大业。当初的反冒进，乃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乱干预时提出的一种说法。毛泽东自知理亏，无法与刘少奇正面交锋，才极其阴暗地选择了周恩来做权争的突破口。
　　且不说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共产党只消有点良心，也应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中国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请毛泽东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泽东高高挂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有过让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的设想。但他们理当知道，毛泽东岂能答应只担虚名，了无实权？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带领众人痛定思痛之际，林彪再度出场护驾，从而获得毛泽东的大声喝彩。林彪护驾尚可圈点，圣上急不可待为之喝彩，实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泼皮牛二。林彪就此彻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闲，趟入权争的浑水。
　　林彪是共产党的战神，好比荷马诗史所述希腊联军中的阿喀琉斯；虽然为人处世低调，却与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气傲。最受毛泽东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对毛泽东说不的也是林彪。林彪虽然年轻时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及至亲历过逐鹿天下的残酷，转向信奉孔儒。战功赫赫的林彪，骨子里并不好战。当初出兵朝鲜，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授命，还对毛泽东的穷兵赎武颇有微词。林彪长征时曾经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打仗。坐了江山之后，林彪又公开提醒过毛泽东不要成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共产党三位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中，刘伯承退入学院做教头，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称病，远离权力中心，由于拒绝领兵赴朝还一度退役赋闲。林彪的复出，既有毛泽东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过皇恩浩荡，躲不过忠义二字；拔刀相助是义，报效今上是忠。毛泽东在最高权力层中的孤寡情形，让林彪看在眼里，恰好成为挺身护驾的理由。林彪的护驾带有浓厚的孔儒伦理色彩，一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这样的护驾，同时又带有武将之于文臣的轻蔑，或者说，不无打江山的功臣之于坐江山的重臣的优越感。
　　倘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指责彭德怀，还仅仅是替毛泽东解围，那么及至七千人大会，林彪的护驾却变得极其夸张，竟然颠倒黑白：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帮忙打架的口气：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林彪就此断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此时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车之鉴，提醒过毛泽东。
　　林彪的出场，再加上周恩来的臣服，使毛泽东在高层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观。林彪甫趟权争浑水，旋即被毛泽东拉进权力最高层，并且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战神林彪，卷入权争，几近兵痞。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还算客气，毕竟是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不过是警告彭德怀，不要逞英雄。并且，毛泽东提及旧事、冤枉彭德怀长征路上指使林彪写信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林彪还当场澄清，此信与彭无关。及至七千人大会护驾，林彪强词夺理，言语蛮横。不知是不是由于林彪曾经如此护驾，邓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于怀，坚决不让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枰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七千人大会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竞赛。一方面是刘少奇的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大讲阶级斗争，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一者是要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亿人民赶进阶级斗争的斗兽场。
　　中国民众在大饥荒以后，确实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刘少奇以“三自一包”给农村里农奴般的农民们松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同时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买卖土地，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扭转整个经济低迷局面。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刘少奇籍此走向曾国藩式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泽东死后的邓小平改革，其实就是当初刘少奇所走的治国道路。在刘、邓主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作委婉的赔礼道歉，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人民”加以保护。文化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双翼之一。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臣服是被迫的，违心的，有如当红妓女遭遇强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为虐起来，周恩来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抛弃跟随他二十年的卫士，在爱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字，向江青献媚，甚至在毛泽东的侍妾面前低声下气。如此等等。
　　中国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泽东倍感失落之时。在刘少奇复苏国民经济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躲进专列，一会儿钻入行宫，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题词；一面御女无数，像洪秀全那样没完没了地满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词，把现状描绘得一团漆黑。毛泽东以最阴暗的心理，发出最蛊惑人心的噪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于民，毛泽东却轻轻松松地大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只有资本主义（致富的别名）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说成只有社会主义（贫穷的祸根）才能救中国的歪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刘少奇也苦于没有治国话语，缺乏改革理论，为自己的“三自一包”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驾护航，只好听凭毛泽东胡说八道。
　　此刻，助毛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经过对毛泽东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个人崇拜话语，诸如“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下令《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又亲自给军队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阿喀琉斯从头到脚变成了戈培尔。如此一片氛围下，一个叫雷锋的大头兵，被渲染成比颜回还颜回的学习圣上思想标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让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泽东崇拜推向顶峰的所有言论，只消换一个角度观察，几乎全都可以听作反话，有如不动声色的讽刺，一本正经的黑色幽默。从后来林彪死后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当中，可以看出，林彪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林彪如此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权斗手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从林彪九大以后的不愿再搞阶级斗争可以得知，林彪并非像毛泽东那样醉心权争，漠视国计民生。林彪当时的疯狂捧毛，只是意在打击毛的对手刘少奇。等到刘少奇被打倒，林彪认为共产党应该替这个国家做的，其实还是刘少奇所做的事情，发展国民经济。林彪误以为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殊不知，毛泽东的真意并不在于要不要给人民活路，而在于这天下到底姓党还是姓毛。这是林彪没能把毛泽东琢磨透的地方，毛泽东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没有了儿子，也要让侄子，甚至让老婆做接班人。这与其说是个性强横，不如说是小农的偏执。
　　毛泽东文革作祟，可谓精心策划。让林彪拿着枪杆子替他压阵，让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替他开路。一会儿评《海瑞罢官》，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紧跟刘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还嫌不够火爆，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充分利用他在党内的话语优势，从意识形态入手，把共产党所有主政部门，说得一团漆黑。不是阎王殿，就是独立王国，并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经过一番指鹿为马的抹黑，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令，向全国贴出他那张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倘若共产党内有个把头脑清醒点的领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最猖狂最嚣张的反党运动。
　　然而，不要说党的各级官僚，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被毛泽东的气势汹汹给弄懵了。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确实在马列经典中找不到什么出处。就像马克思在跟女佣偷情时根本没想到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添上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领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个革命女性睡觉的权利。列宁在染上梅毒的时候，也不曾想到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上一条：任何跟领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应有的革命觉悟，还必须身体健康。马列经典的杜撰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剥夺别人的财产。至于如何让人民致富，他们通常留给修正主义者去思考，或者留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去研究。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虽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这种主义却从来不把如何让民众丰衣足食当回事。马列主义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贫穷就是真理，真理永远在穷人手里；穷人总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说，在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
　　就像刘少奇主政的那几年，自由市场上的鸡蛋都是偷偷摸摸买卖的；刘少奇的恢复国民经济，也是在失语状态下不声不响推行的。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鸡蛋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马克思只是说过，剥夺者被剥夺。于是，剥夺毛泽东国家主席权力的刘少奇，理当被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剥夺权力。这在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便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比如费正清，或者乔姆斯基，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刘少奇应该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剥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胜劵在握的毛泽东，牛皮到了连会议都不屑出席。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恰恰就是即将被这个通知打倒的刘少奇本人。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袭作怪，更在于与毛泽东对抗的治国话语，完全缺如。话语在这场权争中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刘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实，并且还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会议。因为没有话语，邓小平于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刘少奇未竞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得不声称，凡是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不讨论，不争论。当年，跟随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时，邓小平只说过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起毛泽东振振有词的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家在话语上贫乏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
　　过去有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刻方知，系铃本是解铃人。当初原是毛泽东从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产党，此刻让毛泽东把共产党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初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刻让毛泽东思想打倒在地，颇有冥冥之中的报应。其实，毛泽东那套争夺江山的阴谋权术，能算作什么思想？《矛盾论》是一锅把马列教条和申韩权谋煮在一起的夹生饭，与其说是哲学论说，不如说是心计自白。《实践论》是小农的自作聪明在感官层面上的粗陋表达，在极其唯物的论说里，充满着欲望的嚣张。诸多战略论说抵不上《孙子兵法》的片言只语，中国历史在他笔下只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还不如李逵来得直截了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相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虽然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相当发达，虽然刘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刘少奇倘若好好总结一下他的这些想法，加以理论表述，不失为中国式的自由经济初探。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论著，远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有价值得多。很可惜，刘少奇是个中国式的共产党人，其头脑不是被马列教条所桎棝，就是下意识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缚；还没跟毛泽东如何交锋，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毛泽东先在思想上话语上把刘少奇打倒在地，然后在组织上剥夺刘少奇的全部职务，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相比之下，蒋介石行刺汪精卫，炸碎汪精卫棺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指使几个特务，偷偷摸摸，纯属牛二水平。毛泽东的气派应该让蒋介石望尘莫及：发动了六亿五千万人口，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光是不停喊口号的汹涌澎湃，都足以把人给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别，于此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最不及毛泽东的地方在于：蒋介石不懂中国人民，而毛泽东简直是太知道了。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够用武力夺得江山的人物，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的人物，可以牺牲几亿人口打核战争的人物。中国人民最讨厌的是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物，让他们丰衣足食的人物，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有仇恨汉奸的传统，有痛骂卖国贼的传统，有抓捕反革命的传统，有虐杀地主富农的传统，有批斗资本家的传统，有围攻右派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让中国人民多了一个传统，打倒走资派的传统。就此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跟着这个领袖，做了许多让他们扬眉吐气的事情，让他们报仇雪恨的事情，让他们手舞足蹈的事情。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使劲地扭秧歌，喊万岁，绝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诚的。他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候，感觉像无限崇拜圣上的宫妃，在月光下期待着圣上的临幸。倘若说，领袖是个十足的流氓，那么这个山呼万岁的民族，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可言。
　　一场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伤无算。经济停滞，文化凋敝；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一代学业荒废，国家几近废墟。中国人由此见识了，什么叫做地狱。华夏民族从此被笼罩于互相怀疑、互相仇恨的历史阴影，不知何时方能解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残。扭曲的人性，使中国人丧失了正常的平和。一会儿极度自卑，一会儿极其夸张。欲望的过度压抑，导致无数种的饥渴：对吃的饥渴，对性的饥渴，对关爱的饥渴，对学问的饥渴，对名声的饥渴，对地位的饥渴，对获奖的饥渴，对财富的饥渴，对权力的饥渴，对一呼百应的饥渴，对耀武扬威的饥渴，对领袖群伦的饥渴，对君临天下的饥渴，对扮演帝王的饥渴，对成为明星的饥渴，对成为又一个毛泽东的饥渴。一个毛泽东刚刚倒下，千万个毛泽东已经遍地成长。如此等等，没完没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激发出了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刑事犯罪本能。从犯罪心理学上说，人的动物性，尤其是兽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有伤害他人的冲动，抢劫财物的冲动，破坏的冲动，发泄被压抑的恶念邪念的冲动。要是在平时，打砸抢是要受到制约的。但这种行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义，马上风行天下。欲望有时是非常邪恶的，只要被找到一种不会受到惩罚的庇护，马上可以变成滔滔洪水，泛滥成灾。因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其潜台词无非在于：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杀人有理，抢劫有理，破坏有理。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表达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谓文革话语，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词。诸如砸烂狗头，火烧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当年五四白话的开创者看见这样的话语，会作何感想。但白话文的反对者林纾，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说过了，不过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言语。不堪入目的文革话语，岂止引车卖浆？！
　　文革中最蔚为奇观的是，所有的压抑，尤其是性压抑，全都在热乎乎的颂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诸如“雨露滋润禾苗壮”，“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热爱你呀热爱你。你是那一轮红日，升起在我们的心窝里呀心窝里。”“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倘若让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看了，没准会产生如此疑问：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嗲，这么骚？像一头发情的母牛，并且是一头非常听话非常顺从的母牛。唱着这样的颂歌，全体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泽东脚下的奴婢。这可是历代帝王从没享受过的乐趣。精神上的强奸，竟然被诉诸情感上的依赖，被表达成热泪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剧，足以使中国人世世代代羞愧难当。
　　文革的转折在于林彪的反叛。毛泽东头顶上的光环，随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诸于世黯然失色。不管这份纪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党的手笔，抑或根据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编造的罪证，中国民众却是在读了这份纪要后，才开始恍然大悟的。原来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秦始皇，原来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红卫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变相剥削，干部敢怒不敢言。所有这些，句句是真话，一句顶一万句，至少比毛泽东语录要精彩。
　　九大以后，林彪渐渐地从戈培尔变回到了阿喀琉斯，从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和护驾者，转变成毛泽东独裁的反抗者，异议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冲突内容：林彪认为应该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忧国忧民之心，当初何苦站在毛泽东一边打击刘少奇？这场党内权争，争到这个时候，方才露出最为朴实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罢，革命无罪也罢，最终大家都还是要活命的，要吃饭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儿育女的。毛泽东可以说：八亿人口，不斗行么？那么别人也可以说：八亿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觉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刘少奇更缺乏话语能力，但就面对毛泽东时的坦荡而言，林彪却颇有勇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第一次护驾。70年的庐山会议，成了林彪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当众抗争。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看了脸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这可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彭德怀都不曾有过的无畏和不屈。林彪不愧为共产党战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量扮演刺秦的荆轲；虽然立果未果，也已经让毛姓秦始皇胆战心惊。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鲜见的一页。毛泽东纵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击杀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没想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不肯罢休。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其实跟刘少奇存有同样的心思，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以为林彪是像汪东兴、许世友一样的家奴，只有对他的愚忠，没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至于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让毛泽东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让毛泽东忧心仲仲：他死后，江青或者毛远新能否压得住。更让毛泽东担忧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想法，从而跟林彪不谋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为毛泽东家天下的最大威胁，也成为毛泽东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实际理由。再从毛泽东后来让周恩来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术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焦点何在。连始终退居边缘、白发苍苍的朱德都不肯放过，岂能让大权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气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泽东面前得势坐大，再在他毛泽东身后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打倒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已经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让把邓小平置于死地。毛泽东留着邓小平，当然不是让邓小平有机会日后继续刘少奇的事业，而是用邓小平掣肘一般人无以掣肘的人物，诸如林彪，或者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不过是个花架子，没有做实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来哪天跟林彪联手，那么不要说请邓小平出山，就是毛泽东本人，都未必压得住。再说，毛泽东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枪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笔杆子。毛泽东既利用他们又暗中让双方互相制约。一旦面临取此舍彼，还是取彼舍此，毛泽东考虑的就不是枪杆子重要还是笔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辈之尊，哪一方没有平辈之尊。开国皇帝向来只用儿孙辈的文臣武将，一如斯大林最后把平辈革命家全部消灭殆尽。
　　不管林彪有没有看出毛泽东这种开国皇帝惯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并不想让他分享权争的成果。此刻，涌上林彪心头的，应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这样的故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林彪，全都并不新鲜。可能只有研究这段历史的某些学究们，觉得很难弄清彼此究竟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向周恩来发难，由于通过直升飞机式提拔上来的王洪文不过是个刘盆子，毛泽东只好请出邓小平(当初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储毛远新；其手法与纵容叶群跃上政治舞台，以掩饰江青的赫然登场，如出一辙)。出乎毛泽东意料的只是，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骨子里却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刘少奇治国思路，而周恩来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邓小平也心有戚戚焉。于是，毛泽东索性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再把周恩来置于死地。毛泽东对邓小平并不放心，但毛泽东料定邓小平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死前最后圏定的权力最高层班底，以江青和毛远新为核心。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是知道此君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至于权力能否最终过渡到江青或者毛远新手里，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从家天下的打造来说，毛泽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场文革，既是毛泽东推翻党天下、复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泽东家天下的终结。当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虽然比秦王朝更专制，更严酷，更是网罩天下，但结果却比秦王朝还短命。毛泽东死后不出一个月，毛氏王朝便寿终正寝。由此可见，毛泽东临死之前，为何把叶剑英叫到床前。他确实想托孤，但是想托哪个孤，毛泽东没能讲出口。叶剑英是当时唯一可握军权之人，毛泽东想让他扮演一下汉初的周勃。至于毛泽东想让叶周勃护华国锋之驾，还是护毛远新之驾，或者护两者之驾，毛泽东没有讲出来。但毛泽东肯定没有让叶周勃灭掉江青的意思。毛泽东相信江青的忠诚。毛泽东应该是想让叶剑英护毛氏家天下之驾，但又没有把握：一向拍马奉迎的叶剑英，在他身后能否忠于毛氏集团？不管毛泽东如何的机关算尽，总有意想不到之处。毛泽东看出汪东兴有魏延嫌疑，但毛泽东绝对不会想到，汪东兴会反得那么快。
　　毛泽东没有错看邓小平。邓小平上台之后，马上恢复刘少奇路线。邓氏想到过枪毙江青，但绝对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一面恢复刘少奇的治国路线，一面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邓小平学的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统上继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时年轻就是优势，健康就是胜利。毛泽东早走一日，中国人民就早一日获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也已陪着这个超级痞子，被折腾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祯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内，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处以凌迟，“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再开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而吞。”“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产党建政的第二十个年头，“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刘少奇在被批斗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刘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因为看到饿殍三千万，良心发现，才犯下如此大罪。为了几亿人不再饿死，刘少奇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崇祯皇帝可恶，毛泽东更可恶。但是，光是这两个皇帝作孽，这两大冤案能成立么？就个人而言，袁崇焕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是完人。他们只是做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众的事情，却得到如此报答。皇帝是没有反省能力的，但民众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愿这样的冤案，不要再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五_邓小平重建党天下，以六四血祭
　　倘若说，文革是一场几乎亡党亡国的悲喜剧，那么文革的终结，则有如一场闹剧。一个弱智领袖，伙同一个长有魏延脑后骨的大内总管，与一个以擅长阴谋诡计而成为元帅、并且以喜欢写诗著称的半吊子军头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毛泽东的内侄，毛泽东的追随者，被一网打尽。毛泽东生前随口编造的“四人帮”一词，成为失败者的罪名。顷刻间，毛泽东的家天下灰飞烟灭，举国上下一片欢庆；极其好笑的是，毛泽东却依然伟大。
　　由此再反观毛泽东除掉林彪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是多么巨大。由此也可见毛泽东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要处心积虑地暗害周恩来和朱德。由此更可见，毛泽东为什么独独不对邓小平斩草除根。因为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十届三中全会，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又证实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心。毛泽东担心他死后有人反攻倒算，果然，三中全会上陈云拍案而起。虽然胡耀邦率先发难，但没有陈云振臂一呼，很难有与会者们的群起响应。肯定“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非议毛泽东；四人帮倒台之后，这些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质性大事，终于被揭开。这不仅出乎华国锋的意料，也不在邓小平的预设之中。邓小平确实不愿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非但没有准备什么秘密报告，甚至在党内外汹涌澎湃的反毛倒毛批毛浪潮跟前，硬是以所谓三七开之类的含糊措辞，死保毛泽东的地位，让毛泽东的画像得以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历史的进程而言，邓小平确实顽固透顶。但就权力斗争的谋术而言，应该承认，邓小平行事老到。尤其比起华国锋，邓小平无疑棋高一着。
　　在要不要倒掉毛泽东的重大选择面前，邓小平的精明盘算，恰好是华国锋的愚蠢之处。这就好比蒋介石在政治路线上再不认同孙中山，也不能不打孙中山的旗号，捧住孙中山的灵牌；邓小平再不想继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也不得不维护毛泽东的九五至尊，不得不保住毛泽东的灵位。这除了党性的忠诚，还有利害关系的考量。倘若蒋介石当年一脚踢开孙中山，还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什么党。但邓小平要是否定了毛泽东，怎么可能另外建立一个执政党？不管毛泽东如何无情地把共产党踩在脚底下肆意作践，不管党内官僚对毛泽东有多么痛恨，共产党一旦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还得继续高举毛泽东的大旗。邓小平深知个中奥妙，只是苦于跟蒋介石一样，既缺乏理论素养，又没有文化根底，只好推说不争论。
　　华国锋不懂其中的道理。华国锋不明白毛泽东把至高无上的权杖交到他手里的良苦用心：不是要把天下交还给共产党，而是要华国锋替毛家把江山给坐稳当。老实巴交的华国锋，显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权力斗争的宫廷秘笈，看不懂先帝的遗志；非但没有替毛家坐稳江山，还一转身把江青和毛远新送进大牢。可怜的华国锋，或许连唇亡齿寒、螳螂捕蝉那样的成语，都没读懂过，竟然都不明白前脚把江青一伙除掉、后脚自然会轮到他下台的权争常识。不知华国锋在和邓小平一起筹划十届三中全会之际，是否曾为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捏过一把汗。可能没有。要不然，不会在难犯的众怒面前，那么的麻木，那么的束手无策。反倒是邓小平，出访五天归来，一看会议形势，马上随机应变，一把抓住历史的机会，摇身一变，从右倾翻案的主角，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权位的高低来说，这样的角色理当由最高权力者来扮演。华国锋假如有点头脑的话，完全可以在群情激愤的情势下，抢在邓小平前面发表一个顺应众议的讲话，并且把不愿平反冤假错案的责任顺手推到正在国外访问的邓小平头上；一箭双雕，既坐稳了英明领袖的位置，又除去了心腹大患。由此可见，历史根本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由历史人物决定的。就历史人物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关键只是在于，谁比谁更有本事，成为人物，而不是被历史淘汰。
　　或曰：那样的责任套得到邓小平头上么？须知，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都由赢家说了算。谁占领制高点，谁就成为真理的化身。不要说坐在九五之尊位置上的华国锋是否具有李世民的本事，即便有点韦小宝的聪明，也足以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要放出笼的，就是一大群被毛泽东关进笼子的党内官僚。谁最忌讳群僚出山？当然就是与他们平辈的邓小平。华国锋完全有机会以邓小平嫉妒他人复出为理由，一面放出刘少奇、周恩来的旧班底，一面把邓小平重新推倒在地。然而再顺应潮流，迎合民心民意，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国民经济。当时，整个权力转换的重心无非在于，其一，发展国民经济；其二，重新回到党天下。前者是需要大张旗鼓宣传的，后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谁能抓住这两条，谁就得了民心党心，谁就可以坐拥天下。权争有时好比赛跑，谁能够抢得跑道，谁就最终胜出。中国式的政治游戏，其实就这么简单。
　　仅就对手的不堪一击而言，邓小平相当幸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邓小平玩弄权术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对付华国锋这样的低能弱主，却绰绰有余。三中全会上把文革定性为浩劫，既满足了党内群僚否定文革的强烈要求，又回避了对毛泽东的直接否定。邓小平后来坦承，如此决议其实是搞了中庸，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又表示，要将如何评价毛泽东，留给后人担当。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当然，这些功过罪孽，都是相对于共产党而言的，并非基于民众的利益，更非发自民众的心声。可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也不愿正面回应。邓小平的主政风格直率明了，从不云遮雾障，不玩痞子游戏。比起出尔反而、变幻莫测的毛泽东，邓小平的面目显然要清晰得多。但邓小平顽固起来，绝对无法通情达理。
　　撇开意识形态的包装，邓小平的政治形象与蒋介石十分相像。拙于言辞，敏于行事；天生的生意人头脑，外加一付小肚鸡肠。蒋介石讨厌痞子运动，邓小平厌恶红卫兵和造反派。蒋介石站在富人一边，邓小平不好穷人立场。彼此的根本区别也许在于，蒋介石有志家天下，邓小平要的是党天下。两人的最大共同点乃是，都是倾向于国家主义的独裁者。具有这种特性的独裁者，在外交上必定亲美亲西方。就像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是做给英美政府看的一场政治秀；邓小平的向越南开战，一下子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邓小平的访美，邓小平的头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公然向美国亲近的姿态，无声地宣告了毛泽东向第三世界乱撒银子的外交时代已然终结。但不要以为这是邓小平在向英美国家献媚，撒切尔首相误读了邓小平的这种姿态，结果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上，领教了邓小平的国家主义立场。邓小平向英美国家要的是伙伴关系，不愿再像毛泽东那样，在国际上扮演丐帮领袖。
　　邓小平在治国和邦交上相当务实，绝没有毛泽东的小农意识和乡下人的虚荣，倒是有点接近李鸿章或者袁世凯。邓小平深知，国家要富强，行事要低调。由此定下不出头、不扛大旗的外事方针。用一句上海话形容：闷声不响大发财。商业文明是实在的事业，市场经济是人类生存竞争本然意义上的营作。这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根本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没有理论头脑的邓小平，倒是有着本能的直觉。可见，邓小平当年追随刘少奇，并非是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而是一种务实的本性使然。但邓小平在平反了刘少奇的冤案之后，对刘少奇的自由经济思想却始终讳莫如深。也许是说多了刘少奇，有个把毛泽东怎么办的问题。或者是，既然已经有他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不需要再另外请出一尊亡灵。
　　对比毛泽东的治国无能和整人无情，邓小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确实给社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开拓，不如说是稍许缓和一下国民悲惨境遇的松绑，借用共产党的术语叫做，宽松。毛泽东的极权统治，其专制程度远甚于历代封建王朝。当年毛泽东历数封建社会的罪恶，不过是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及至毛泽东坐了天下，绑在国民身上的，岂止四条绳索？从中央党政衙门到省、市、地、区到乡村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三级制，到城市的街道党委乃至居民委员会；加上人事档案制度，户口制度，公检法一条龙式的立法司法执法一体化，层层叠叠，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把几亿民众死死罩入其中。所谓公仆一律享有特权，所谓人民，亦即工农兵学商外加知识分子臭老九，则必须老老实实服从公仆的管教。这叫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数亿人口，等级森严。人民之外，尚有被称之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贱民，随时随地让人欺凌作践。更有以思想改造为名的各式各样洗脑方式，剥夺所有个人的思考权利。这叫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精神上的白痴化运动之外，还有基本生存上的种种禁忌。且不说其它，就连到自由市场上买几个鸡蛋，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假如马克思见了这种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没准会目瞪口呆：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普鲁士帝国，比起毛泽东帝国，其专制程度乃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的极权社会，且不说比之于民主国家，即便比之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社会形态，都更野蛮更专制。毛式专制统治，有违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见识过如此穷凶极恶的专制，方才明白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究竟是什么意思。任何有智慧有人情味的治国方式，不以给民众套上多少绳索为荣，而以减少对民众的束缚见长。专制统治，通常诉诸没完没了的层层加码；无为而治，则是尽可能不对民众有所强加。农民自然会种地，工人自然会做工，商人自然会做买卖，根本不需要统治者以任何主义的名义横加干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穿了，无非就是让农民自己去种地，让工人自己去做工，让市场自行运作。亦即是说；不过是给捆绑得像只棕子一样的社会，做了几下减法而已。非常简单。当然，邓小平的减法仅限于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倘若有人要求除去束缚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条条框框，邓小平马上面孔一板：这怎么可以？
　　邓小平最为致命的软肋，同样也是蒋介石的致命伤：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政见。面对人权，邓小平跟所有的独裁者一样，是个天生的恶棍。早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这种恶棍秉性已经展露无遗。或许正是这样的秉性，才使毛泽东认定，邓小平不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曾经追随过刘少奇的邓小平，骨子里却具有与毛泽东一样的冷酷和残忍。借用一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叫做，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冷血打手。邓小平上台后的立威方式乃是：先跟越南人打仗，横尸遍野；然后镇压民主墙运动，万众噤声。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又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所谓的严打，其狂捕和滥杀的规模，堪比当年毛泽东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种铁腕，正是对毛泽东的亦步亦趋。区别在于：毛泽东一面杀人，一面演说；邓小平只嗜杀，不言语。就此而言，邓小平以向越南开战讨好美国，也许只能讨得某些美国政客的欢心，并不能赢得美国民众的掌声。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的断然撤军，才真正让美国人刮目相看。
　　不管邓小平如何死保毛泽东，依然挡不住民间对毛泽东的愤恨。七九年底八0年初的那场民主墙运动，首先想要冲破的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禁忌。既然毛泽东的班底已经一网打尽，为何毛泽东的罪孽不能论说？江青及其文革同伙，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何以得掌大权？这是一个在阳光底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迟钝的人也弄得明白。邓小平再不想做赫鲁晓夫，中国民众也无法像文革时期那么容易被愚弄。再说，邓小平本人对毛泽东也并非毫无怨气可言。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墙初起之际，邓小平曾经表示支持的原因所在。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是，民主墙逐渐走向要求民主，从而相对于共产党发展国民经济的四个现代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
　　就政治的策略而言，在中国社会刚刚从毛泽东的家天下回归到共产党的党天下之际，马上提出政治民主化，显然激进得不无鲁莽。但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衡量，这又恰好测试出甫坐天下的邓小平，在政治上到底能够走多远。邓小平的回应是，一下子从七八年复出回到了五七年反右。真相毕露，本性难改。面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邓小平就连一笑了之的幽默感都没有。就算邓小平不善言辞，难道说一句慢慢来都不会么？须知，当时在民主墙上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提出这个诉求的，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电工，并非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物。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母，突然面临一个小丫环的挑战。这在贾母可以于谈笑风生之际，轻轻挥去；但在邓小平却以小题大做的方式把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竟然判了人家十五年徒刑，弄得魏京生名扬天下，让当年的章伯钧罗隆基们黯然失色，几十年的右派好像白当了一样。比起毛泽东喜欢玩弄在精神上把对手击垮的思想改造，没有思想的邓小平总是粗制滥造地制作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明星。能够跟毛泽东在精神上对抗的，唯有林昭那样的圣女。但在邓小平没头没脑的专制底下，哪怕资质再平常的人物，只要抓住一个被邓小平点名的机会，就会被夸张成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那样的领袖。邓小平制作的政治异见明星，很少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原因与其说在于被造就者太平常，不如说邓小平每每面对异见时，实在太紧张，没有一次不失控。
　　更让邓小平紧张的，是面对党内的不同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被推着走的。这是邓小平与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最大不同之处之一。曾李一代，开创现代化进程，胸有成竹，从容大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瞻前顾后，鬼鬼祟祟。前要顾忌到毛泽东的灵牌和地位，后要防范党天下一不小心被民主政治所颠覆。倘若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推动，邓小平也许就在他七五年复出时的整顿范围内，重整一下国民经济，并没有多少宏图大略可言。
　　推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党内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一股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商业文明派。
　　胡耀邦可能是共产党内一个饶有意味的人物。这个红小鬼出身的革命者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学养，却与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科学民主精神天然相通。在胡耀邦身后站着的，当然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新文化开拓者，而是在历次党内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统称为党内改革派，或者党内民主派。这些人至少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有的早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胡风一案的牵累。他们有关被党剥夺个人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最早记忆，来自延安整风的红色恐怖。他们大都是当年受了五四新文化感召，一腔热忱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对毛泽东的专制，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成为毛式专制最坚定的批判者。他们同时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人格，兼济天下，忧国忧民，为人正直，为政清廉。他们不以权高位重自得，而以两袖清风为荣。这批人对党内民主的渴求，基于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基于毛泽东专制带给他们的切肤之痛。也正因为经历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所以胡耀邦才会不遗余力地平反冤假错案。这可能是胡耀邦最突出的政治成绩：给受难者应有的公正。
　　倘若说，胡耀邦的威信来自坚决彻底地平反文革冤案，那么赵紫阳的政绩在于断然回到刘少奇的自由经济。赵紫阳是个与商业文明天然相通的人物。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赵紫阳，很可能带着一个商人的头脑走进某个大城市，开创一番经商或者办企业的奇迹。套用一下共产党的术语，赵紫阳可说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介商贾。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赵紫阳也做过血淋淋的革命事业，诸如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之类。而且，基于自己的地主成份，赵紫阳还必须做得比别人更残酷，才能表示出对党的忠诚。但这并不是赵紫阳的本性。赵紫阳的本性，应该是做个出色的生意人。正是这种生意人的本性和生意人的头脑，使赵紫阳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之际，便展现出他的治国才能。
　　众所周知，当时在地方上不动声色地回归刘少奇路线的，并非在四川主政的赵紫阳一人。与赵紫阳齐名的，还有安徽的万里。赵紫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形成一整套自由经济的思路。别人只是简单地回到刘少奇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却能够别出心裁地想出联产到户，从而形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模式。务实的赵紫阳，同时又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一眼看出沿海城市之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当赵紫阳向邓小平递上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蓝图时，邓小平应该是喜出望外。邓小平虽然和赵紫阳同样务实，但毕竟是个外行。想要扮演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不可或缺。赵紫阳之于邓小平，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缺。正是这样的补缺，使邓小平对赵紫阳另眼相看。
　　邓小平此后搭出的班底，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组合：胡耀邦出任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一个掌虚，一个务实；邓小平只消居中做个协调者，打打桥牌，抽抽香烟，喷云吐雾之间，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国家搞定。事实上，胡赵当政的那段时间，也确实是中国自49年以来最美好的时光。经济在复苏，生活在改善，人文空间在渐渐地扩大起来；人们的眼界变得开阔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毋庸置疑，这是中国人花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可是，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便告结束。
　　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他们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既在于结束阶级斗争、致力国民经济，又在于共同维护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突破共产党人的局限，更不消说，还带有毛时代留下的历史阴影。党内民主派的致命弱点在于：其一，他们要的只是党内民主，并非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其二，他们头脑中的民主只是抽象的理念，或者说类似于平等、博爱那样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可以诉诸操作的政治程序；其三，他们对于商业文明虽然并不反对，却又茫然无知，就像他们对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只认同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还有更加广阔的人文世界和更加深邃的人文传统。非常有意思的是，党内民主派的这种弱点，同样是党外知识精英所短。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拔了头筹的郭罗基，还是声称民主不能指望恩赐、只能靠自己争取的方励之，其人文根底几乎都没有超过青年马克思的人文框架，就像周扬、王若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里谈论人道主义。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精英对于民主这种极其粗浅的共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发生的六四学生运动，致使整个学潮只把民主只当作口号，茫然于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程序，茫然于民主的操作程序理当如何实现。
　　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操作的程序。就民主政治的历史而言，民主大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实现，很少经由暴力革命达成。因此，说民主是要争取的，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一，民主不是像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是一个通过奋斗去获得的什么成果，而是一个经由各方政治势力折冲协商、自然而然妥协成的政治运作程序。其二，争取民主的说法，由于把民主当作一种理念，很容易流于毫无操作性可言的空洞无物，还不如为自己争取一张选票来得切实。当所有的民众都要求一张属于自己的选票时，那么即便不提民主一词，民主也已经在其中了。要求一张选票的诉求，不是把民主当作理念，而是让民主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政治游戏的奥妙，不在于理念的如何美好，而在于游戏规则的切实改变。倘若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人知道民主其实是政治操作的程序、而不只是一种理念，知道民主的程序在历史上通常是经由改革而“恩赐”的，而不是通过造反有理争取到的，那么那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很不一样。
　　假设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高权力构架没有跟邓小平发生冲突，更没有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号称中顾委的元老权贵集团给灭掉，演进到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党内民主派和商业文明派的互相冲突和彼此制衡。党内民主派的优势在于道德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标高有成为商业文明批判者的趋势；在诸如平等、博爱、如何关注弱势群体、如何关注失业人群之类的问题上，与商业文明派分道扬镳。党内民主派的这种政治走向，既有类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又跟同治中兴时的清廷清流势力相近。同样可以对照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商业文明派，会越来越接近同治中兴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们。务实者治国也同时致富，务虚者忧国忧民之际，以两袖清风的道德优势，成为指手划脚的批评者。彼此互相制约，形成一种实做和言说的平衡。倘若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赵紫阳和胡耀邦、商业文明派和党内民主派，很可能会发展出如此一派有类于同治中兴式的政治局势。可叹的是，中国人连这样的中兴气象都没能享受到。其中的戏剧性，又可归结为：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应该承认的是，邓小平虽然具有独裁品性，但并非毛泽东专制百分之百的继承者。邓小平至少从三个方面，试图走出毛式专制的历史阴影。其一，不让子女和家人染指政治权力；其二，倡导退休制度，废除终身制；其三，强调集体领导，终止家长制从而杜绝家天下的可能。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尤其胡耀邦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从来不从理念上思考问题，而是擅长于从程序上着手操作。当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所设想的退休计划时，绝对不是在像毛泽东那样演戏，而是坦诚，而是信任。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只是忘了同时告诉胡耀邦，这样的政治设想只能诉诸只做不说。比起深谙政治操作之道的邓小平，胡耀邦天真得几近孩童。
　　渴望党内民主、并且行事也有民主作风的胡耀邦，由于缺乏民主乃是程序自然生成的政治常识，由于不懂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通常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手舞足蹈地把邓小平的退休设想四处传播。同时，在接受一个跟他一样天真的境外记者的采访当口，又稀里糊涂地透露自己和元老集团某公的南辕北辙。倘若是两个性情中人私底下的谈天说地，这场采访无疑相当生动，并且童趣横生。无奈这番无心快语传到元老集团诸权贵的耳朵里，却成了听者有意，不仅成为胡耀帮犯上的把柄，而且给胡耀邦的政治生涯连同邓小平的退休计划，双双造成致命的后果。仅就新闻而言，无疑极具爆炸性；但政治人物的任何不慎，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意外事故。邓小平退休计划首先要触犯的就是元老集团的权势，胡耀邦只消有点政治斗争常识，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在媒体跟前的如此口无遮拦，与其说是泄露了不该泄露的机密，不如说是暴露了自己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在中国这么个具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任何动静，全都敏感得有如政治地震，并且还会造成牵一发动全身的不测后果。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一旦诉诸言说，那么设计得再周到，也不得不放弃从而不得不流产。仅就个人的人格而言，胡耀邦无疑是个人情味十足的政治领袖。但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人格创造的。
　　邓小平设想的退休计划，用民主政治的标准衡量可以说平淡无奇；但置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置于毛泽东帝王式终身专制的前车之鉴，置于如何启动党内民主的操作程序，无疑是个举足重轻的政治举措。再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考量，这个退休计划显然会触动一大群党内官僚尤其是元老集团的切身利益。基于观念的争执，最后都可以找出理由存疑；但来自利益的纷争，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调和的。民主，倘若仅仅是一个理念，人人都可以高歌入云。但民主一旦触动当权者利益，谁也不肯相让。即便是很高兴邓小平退休的胡耀邦，一旦面对共产党要不要退休的尖锐课题，也很难像接受邓小平退休那样乐意。毛泽东的家天下被否定之后，共产党的党天下已然成为党内各派、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识：无论请谁退休，也不能请共产党退休。
　　赵紫阳也同样不愿让共产党退休。八十年代后期，知识界和半官方的智囊们曾大力宣扬新权威主义。不管这个主义是否把最后的目标定为实现民主，也不管这个主义的现实针对性是否在于请老权威邓小平退休、让新权威赵紫阳登基，其用意也在于，继续维护党天下。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前夕出版的赵紫阳秘密谈话录音中，赵紫阳为自己、为六四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分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
　　虽说邓小平的政治人格接近蒋介石，其政治能力却有如袁世凯。邓小平与毛泽东、孙中山等造反有理之徒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喜欢依靠群众运动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的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可以说是害怕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充满信心。邓小平理解的党内民主无非是：退休制度，集体领导，轮流上台。这可能是邓小平重建党天下的基本构想。邓小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步。这一步无论就党内民主而言，还是就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而言，都应该算是稳妥的，踏实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因为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自以为最精英的知识分子，都还不曾弄明白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民众和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到了二00一年，中国人依然茫然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美国乘客面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时投票表决是否反抗，大为惊讶：民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平心而论，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低劣的人文基础，邓小平以党天下为前提所跨出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算太小。
　　问题在于，历史的脉膊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且不说太多的偶然因素，就以汹涌不已的人文思潮而言，党天下的历史合理性也正默默地遭受着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因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依然算是开创，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早已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共产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被这股潮流推向民主政体。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国庆游行队伍里，学生向站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邓小平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遗憾的是，邓小平只看到对他赞许的民意，没看到这声招呼背后的潜台词：赶快管管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的领导，改改陈腐的教育体制吧！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是社会的天之骄子，一方面是校园里的低等贱民；一方面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冲击，一方面忍受着从衣食住行到知识习得再到思想自由的重重压抑。其时的大学党委书记，基本上沿袭毛时代的人事方针和治校模式，清一色的大老粗，党委领导一切。难得轮到个把知识分子当权，只消稍有改进，便成为改革开放的明星；匡亚明方励之等名流，就是这样斩露头角的。至于学校机构，更是臃肿不堪。不要说学生怨声载道，就连八十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都被校园里的生存环境（比如筒子楼）和陈腐制度（比如职称评定）压迫得怒气冲天。八十年代的莘莘学子，因此成了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族群；致使八十年代的中国高等学府，不知不觉地变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火药桶。
　　及至学生运动爆发，高高在上的邓小平却只知道使劲压下去，根本不明白，根子并不在于学生要跟他邓小平过不去，而是被学校压得受不了。解压的关键，与其说在于权力最高层是否实施政治改革，不如说在于学校当局能否平息学生的怨恨和怒气。受了沉重压抑的学生，没头没脑地把怨气撒向街头，撒到广场上，不管找到什么借口，都会兴冲冲地拉起游行队伍。因为只有走向社会，才能恢复他们天之骄子的尊严；被堵在学校里，只能永远感受没完没了的屈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运，起因于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失败。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却是缘自学生在学校里过于压抑，哪怕没有借口，也要找出借口上街游行。一九八六年的上海学运，起因不过是学生和纠察在公众场合发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校园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冲突，引发出学生在校园里遭受种种屈辱的记忆。学生运动的这种起因，邓小平不知道，学生也不会说。学生需要在政治上文化上提升自己游行动机的品位，不愿降低到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校园里受气。邓小平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把历次学生运动，全都等同于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从而动辄站到学生的对立面，成为凶神恶煞。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和学生运动的过节，其实是一场无焦点冲突。学生和邓小平在要不要民主问题上发生冲突的说法，乃是事后的追加。事实上，彼此谁都说不清楚什么才是民主。一个只做不说，一个只说不做。邓小平永远也说不清楚，他的努力其实就是在迈向民主，只是以他的方式，以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式。学生只知道民主是个叫起来十分响亮的口号，并不懂得民主程序应当如何操作。学生更不知道，民主不啻是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生活方式。上街争取民主，远不如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民主更加意味深长：哪怕一起反抗歹徒，也需要投票表决通过。
　　倘若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纯粹是彼此间的误解和误读，那么并非是个无解的历史死结。问题在于在两者之间尚有各种冲突，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地搅作一团。其中，尤以元老权贵集团与邓小平、与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的你死我活，最为醒目。
　　以中顾委名义凌驾于最高权力形式之上的元老权贵集团，既代表各自的家族利益，又代表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既得利益官僚。这类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每次都代表了最腐败最反动最凶残的一方。邓小平在放手让儿女致富之际，还得考虑考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这些元老权贵基于纵容自己家人谋取权力、掠夺财富的考量，在权争中全然聚焦于自身的利益得失，根本不在乎有无道德操守，有无党纪国法。他们本能地痛恨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民主派。因为这些人物过于清廉，从而对照出元老权贵们的形象太不堪。他们可以容忍赵紫阳的致富经济，但前提是首先让他们的子女富起来。他们施压邓小平，不让他以退休名义，把整个元老权贵集团一古脑地拖下政治舞台。就此而言，胡耀邦的失言，实在是既大意又轻率。胡耀邦或许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并且全都受过毛泽东专制的迫害，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胡耀邦倘若抱有如此天真的善意，那么真是大错特错。且不说他人，即便是当初被他从囚笼里平反出来的山西革命老醋，一旦事关切身利益，根本不念旧恩旧情，照样落井下石，无情打击。
　　权贵集团的重拳出击胡耀邦，在邓小平应该是挥泪斩马谡。不管怎么说，被泄露的退休计划触犯了全体权贵的利益，那也是一种众怒难犯。邓小平不得不做一下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政治体操。这在毛泽东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可以做得天衣无缝，诸如打高岗、反右派，但在邓小平却做得笨手笨脚，竟然找了个纵容学生运动的借口，罢免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对学生运动的温和姿态，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北洋政府善待五四学运的方式，并且同样诉诸爱国的名义，邓小平却硬是将胡耀邦与学生运动捆绑到一起。让胡耀邦与学生运动共进退，邓小平由此埋下了八九年学生运动的伏笔。
　　不管事后如何申辩，赵紫阳面对胡耀邦的下台，心情复杂微妙。赵紫阳的经世之道，有类于晚清的洋务大臣李鸿章：报效国家的同时，并不拒绝香车宝马，那根高尔夫球杆挥得比谁都来劲。因此赵家公子随着邓家儿女有样学样地步入官商行列，对于赵紫阳来说，并不突兀。只是与胡耀邦的自甘清贫对照起来，有些难堪而已。再说，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天真，正好又是赵紫阳的有所不为。其实，不要说在朝的当权者和肉食者，即便是按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天真的胡耀邦在共产党这个诡异透顶的官场是否胜任也确实成问题。但这对赵紫阳来说，却无法如此旁观。道理非常简单：唇亡齿寒。而且殷鉴不远：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接着又被他人驱逐出局。长于以商业文明头脑治国的赵紫阳，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显然不像是个行家。当年曾国藩面对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挑战，远甚于赵紫阳捉襟于胡耀邦的对照，却能够如如不动，始终不与左氏计较。倘若曾国藩处在赵紫阳面临胡耀邦被罢免的境地，很可能会在邓小平面前长跪不起：您老人家把我也一起拿下吧。这在政治上叫做同进共退，在攻略上叫做以柔克刚。遗憾的是，赵紫阳于此所作所为，正好相反。早在一九八四年，赵紫阳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以及元老集团写信，对胡耀邦不指名地有所微词。更不用说及至胡耀邦落难之际，赵紫阳跟着落井下石。当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倒胡的生活会上，解释他一九八四年那封信的微言大义之信时，竟然指责胡耀邦有野心。并且借题发挥，说什么老一辈健在时，他赵紫阳已经难以与胡耀邦相处；将来老一辈不在了，他赵紫阳只能辞职，云云。赵紫阳如此落井下石之际，可能忘了当初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命运。赵紫阳不仅不懂得什么叫做唇亡齿寒，而且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以柔克刚。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一向以至刚著称，偏偏朝中没有一个至柔可加克之。赵紫阳做不到，胡耀邦就更不用说了。
　　元老集团的还击，不止在于除去胡耀邦，同时又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李鹏，顶入赵紫阳转任总书记之后留下的总理空缺。去胡入李，不止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对赵紫阳构成极大威胁，更是邓小平权力布局的滑铁卢。李鹏者，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也。这厮继承了周恩来什么都不是的品性，却丝毫没有周恩来什么都是的本事。李鹏入阁，重启共产党白痴治国的祸患。而赵紫阳的转任总书记，则有如狗逮耗子、猫看门一般的错位。赵紫阳是个长于治国的重臣，并非是个具有力挽狂澜气魄和雄才大略心胸的政治伟人。在八九学运所激起的权力角逐中，赵紫阳的作为仅仅是守住了道德底线，无论之于改变政治格局，还是之于创造划时代的历史篇章，全都乏善可陈。至于赵紫阳手下的幕僚，可谓鱼龙混杂。既有六四后身陷囹圄、矢志不移的铁骨铮铮之士，又有在海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鸡鸣狗盗之徒。手下跟班的良莠不齐，多多少少折射出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
　　胡耀邦猝死引起汹涌的学潮，没有人感到意外。邓小平早在两年前就把胡耀邦的名字和学生运动拴到一起，学生闻讯无动于衷才是天大的怪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权力高层人人如临深渊，没有一个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变局提心吊胆。这场权争的关键，在于开明派和保守派双方，谁能占领邓小平这个制高点。倘若说，邓小平象征着权力顶峰，那么赵紫阳和李鹏的拼搏则在于抢占邓小平。这本当是场一目了然的龟兔赛跑。也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紫阳都应该是兔子，而李鹏应该是乌龟。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李鹏胜出；不仅争取到了邓小平，还先发制人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兔子的赵紫阳在干什么？在金日成的宫殿里睡大觉。
　　赵紫阳在当初设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确实胸怀大志。赵紫阳在八九年面对着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学潮时，却耍了官场小聪明。作为一国之主，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一旦面临天灾人变，断断乎没有按照日程表出访的道理。有牛崽之称的小布什，在历届美国总统行列中并不算是个高智商人物，但他也懂得，国中一发生飓风之灾，马上取消既定的出访。发生在八九年中国的那场学潮，举世瞩目，哪怕是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场政治飓风，赵紫阳竟然有空如期出访朝鲜；从而因为这场无关紧要的出访，丧失了不该丧失的先机。
　　身处权争中心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元老集团除去胡耀邦之后，马上着手下一步的倒赵步骤。赵紫阳非常清楚，就算没有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他的政治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元老权贵先是籍口电视片《河殇》发难，接着又由李鹏伙同姚依林出面挑衅。面对元老权贵的步步进逼，邓小平顶住压力，一再表示：总书记不能换，非但不能换，还要继续做下去。按照赵紫阳本人的回忆，邓小平始终坚持要让赵紫阳至少担任两届总书记的职位。鉴于这样的局面，赵紫阳的政治方针理当十分明确地始终与邓小平站在一起，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尤其在学运甫起之际，赵紫阳的全部精力，理当聚焦于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赵紫阳却玩弄了一下官场上的雕虫小技，竟然在关键时刻出访朝鲜，从而把学生运动推给李鹏。赵紫阳在回忆录有关此举的解释，是相当无力的。就算赵紫阳以此想让那个低能儿出洋相，也应该考虑到人家会不会乘机利用这个空档，争取到邓小平发话。
　　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不管事后如何解释，从客观上说，确实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位置上。这年的赵紫阳，有两个选择，或者化解冲突，或者出奇制胜。前者是以柔克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邓家儿女，在邓小平和学生之间做足沟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邓小平本人始终不愿意听凭元老权贵将赵紫阳排除出局。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确实是有偏见的，但对赵紫阳却是相当信任的。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坦承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其次，即便邓小平发话，形成了四.二六社论，并不等于完全无可挽回。邓小平的心态是矛盾的，既发了话，又对李鹏把他推到前面十分恼怒。赵紫阳倘若利用邓小平对李鹏的这种不满，将李鹏置于死地，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再说，邓小平的儿女在赵紫阳回来后发表五四讲话之际，还特意打电话希望赵紫阳在讲话中添加邓小平关怀青年人的意思。赵紫阳本当抓住这个时机，疏通邓家儿女，给邓小平一个转弯子的机会。因为邓小平再不喜学运，但毕竟是个务实之人。倘若赵紫阳能够平息学运，邓小平乐得顺水推舟。但赵紫阳却没有这么做。
　　赵紫阳的另一个选择乃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前一个选择是以继续维护党天下为前提，哪怕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找出和平解决的途径。古代的贤明君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向对方自首：请拿我一人治罪，放过所有的臣民。就算赵紫阳没有这种气度，还可以继续争取邓小平。不管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有多深的偏见，不管邓小平是否听信谗言、对他赵紫阳已然不满，也要把身段放到最柔软的程度。这不仅为国家的前途，也为千百万学生和百姓的安危，忍辱负重。至于后一个选择，当然是抱定玉石俱焚的决心，扮演后来叶里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举虽然风险巨大，但无论胜负如何，全都功德无量。倘若赵紫阳的目光不是聚焦于官场上的纷争，而是能够投向风起云涌的民心民意，再审视一下可以争取到的各种力量，放手一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遗憾的只是，赵紫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
　　八九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无意间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盛况空前。这场全然自发的运动本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历数五四以来的所有学生运动，也是前所未见。当年只是一群北大学生闹事，就又是烧楼，又是打人。如今全国各地学生通通上街，都不见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如此组织良好、温文尔雅的学生运动，赢得了空前的响应。举国上下，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由学生仔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学府里备受欺压的大学生，一下子成了全社会的宠儿，成了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人。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尽心计，使尽花招，也没有得到如此真心实意的拥戴。赵紫阳只消一个转身，振臂一呼，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拥有火山喷发一般的群众资源。过去是毛泽东费尽心计地想要得到如此一场运动，此刻是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民众，热切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袖，带领他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此炽热的民意，同时也影响到党政军各级实权人物。从后来的军队抗命，可以看出军队并非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御林军。至于当时各个省市的地方大员，更是只作壁观，不行压制。江泽民在上海不过是给《世界经济导报》施加了一点压力，马上转身连连自嘲，说自己弄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期待赵紫阳有所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千呼万唤，赵紫阳偏偏不肯站出来。遥想当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尚且敢作敢为。可叹今朝，堂堂一国之主赵紫阳，半世人生，历经风浪，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赵紫阳被官场权争所困的头脑里，可能连一秒种都不曾闪现过：登高一呼，背水一战。在党性和民意之间，赵紫阳本能地选择党性，或者说，奴性。由此顺理成章地，在苟全和担当之间，赵紫阳又本能地选择了苟全。以柔克刚，需要忍辱负重。苟全却只消把责任轻轻推开，便可全身而退。纵观赵紫阳在八九学运期间的全部作为，一以贯之：不愿负责。赵紫阳比邓小平害怕学生运动还要害怕有所承担。赵紫阳先是把责任悄悄地推给李鹏，等到李鹏及其元老集团伙同邓小平把学运定性为动乱之后，赵紫阳又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卸责。赵紫阳甩动高尔夫球杆的手臂很有力量，可是担当历史命运的肩膀，却十分脆弱。
　　当赵紫阳把责任推给李鹏时，李鹏以白痴式的无知无畏，成为学生运动的凶恶死敌。当赵紫阳把责任卸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当仁不让地决定戒严。从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说，赵紫阳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成功了。他在回忆录音里谈及五月十七日到邓家开会，被告知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决定戒严云云，不过是在指证罪责，并非因此有所愧疚。以赵紫阳的智商，竟然还斗不过白痴般的李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赵紫阳只消稍许有一点勇气，有一点责任感，就能找到许多办法，让整个事变至少不朝最坏的结局发展。但赵紫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撤出，从而让全家安然无恙。赵紫阳最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告别，可说是如释重负。在一个非常需要领袖的历史关头，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却开了小差，而且开得非常漂亮，开得中国人民根本看不懂。对赵紫阳来说，他想要全身而退的目的，完全达到了：罪责由邓小平来负，鲜血由学生和平民百姓来流。就赵紫阳和李鹏的权争来说，赵紫阳失败了；但就由谁承担责任而言，赵紫阳成功了。邓小平一身污血，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这可真是叫做：进一步，风险重重；退一步，海阔天空，外加高风亮节。生意人的头脑，果然盘算精明。
　　赵紫阳的成功卸责生动地表明了：什么都没做的人，才是最道德的人。赵紫阳此后只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道德优势，便可成为继胡耀邦之后的又一个良心标高。赵紫阳确实做到了，致使中国人民只看见赵紫阳的道德操守，根本不管一个最应该负责的人有没有履行职责。中国人民有时候对领袖的要求很高，比如面对以挨枪子的代价拿回一个亿的李鸿章；有时候又对领袖的要求很低，只消人家在道义上表示一下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显然，赵紫阳本人深谙其中奥妙，在事后的跟人谈话和回忆录音里，没有一句谈及自己为何不肯有所担当，没有一个字流露因为自己不肯承担而导致六四血案的内疚。赵紫阳想要向世人说明的只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强加给他的罪名，如何的不成立。其实，这样的罪名成立不成立，跟承担了六四血案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了？被杀害的学生和平民根本不知道这种罪名，活着的承担者又根本不把由屠夫强加的罪名当回事。赵紫阳唠叨的学生运动如何不想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在向党表示清白；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将来的民众，都不会有兴趣聆听。赵紫阳根本就没有反省过，他曾让举国上下的学生以及数亿民众对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他曾错失一次把中国带入现代民主政治空间的历史机会。赵紫阳甚至都没想过，假如他当时抛开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一下的话，本来至少是可以避免流血的。赵紫阳却只为自己抱不平，只为自己怨声载道。这也许是生意人头脑天然具有的局限性。
　　在赵紫阳与李鹏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决中，争取邓小平是关键。在学生运动及其站在学生后面的千百万民众与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峙中，赵紫阳能否有所担当是关键。赵紫阳一旦隐身退避，那么学运和民众的命运，也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一九八九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委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一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戏剧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就算见识过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平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发生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象，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喜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一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痴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进了一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朝政方针，在权力布局上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八九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一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一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当政者持着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一旦警醒，又会像八九年那阵子一样的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一会儿说不，一会儿含泪；一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一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伏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候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进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候联盟一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
　　（上篇完）
　　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完稿于纽约寓所
　　下篇 人文图景 精神光谱
　　下篇 人文图景 精神光谱
　　一 作为历史标记的五四和作为五四的历史
　　五四显然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特定的历史标记。因为假如仅仅就五四本身的含义来说，只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将五四作为文化运动来谈论，是其衍生的象征意义。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会衍生出如此一种象征意义，是因为共产党故意把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为一淡，以突出他们给五四下的反帝反封建定义。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突出的是反帝内容，新文化运动突出的是反封建内容，把两者并到一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定义。事实上，五四学运并没有反封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反帝意味。混淆者故意为之，而史家也不加区分，于是就成了所谓的约定俗成。其情形一如中国那句著名的成语：助纣为虐。纣王并非是虐，助纣也未必为虐。这个成语缘自有人刻意抹黑纣王，而史家不加分辨地随声附和，结果也成了约定俗成。由此可见，许多约定俗成说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由此也可见，史书和史家都是有必要质疑的。
　　倘若细加区别，五四理当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最原始的含义，即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二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倡言白话文开始、后来以由陈独秀在北大主编《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文化运动。三层是五四新文化。这是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义的历史概念，不仅包括上述新文化运动，而且包括所有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比如，二十年代清华国学院的思想学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林纾的翻译小说，李叔同的文艺活动，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当时的生活方式、婚姻恋爱观念的改变。
　　作为一场学生运动的五四，虽然后来经常被共产党引为自己的文化资源，但事实上，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运动，跟任何一个政党都无关。而且，这场运动的性质，也不是共产党所定义的反帝反封建，而仅仅是出自爱国、归之爱国、结束于爱国的学生运动。仅从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罗家伦为这场学生运动写的《五四宣言》中便可得知，其源起在于当时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失败，让日本占了青岛。当时的学生爱国情绪虽然强烈，但表达方式既幼稚，又火爆。那篇《五四宣言》中有如此煽情的文字：“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样的文字仅止于煽动游行，经不起仔细推敲。原意可能是：你们有本事来侵略好了，中国人宁死不屈。但不可断送的土地，凭什么就可以征服？不可低的头又凭什么可以杀戮？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灭亡。
　　最有趣的是，游行的学生先是到东交民巷的英美使馆递交说帖，亦即声明书；被人家一番漂亮的外交辞令给打发之后，一时无处发泄怒火，便放火烧了民国政府官员的房子，史称火烧赵家楼。仔细想想，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只是热情而已，与其宣言一样的经不起推敲。既然跟外国使馆可以递交说帖，理性交涉，为何面对自己的政府就非要火烧不可呢？每每面临强寇，怯弱的国民总喜欢寻找汉奸，拿所谓的卖国贼出气，而不是将目光正气凛然地直视欺负自己国家的强敌。学生的爱国也一样，喜欢将怒火倒过来烧，同时还要暴打民国的外交官员。在当时的一派爱国热潮里，时人还一片叫好。后来的共产党宣传更是将此视作他们搞学生运动从事造反有理、最终夺取政权的楷模。且不论这种暴力方式是否应该提倡，即便要发泄怒火，也该发泄到占了青岛的日本使馆或者日本人头上去，为什么要拿自己国家的政府官员出气？幸亏那时的政府虽然在国际上还没有强国的地位，但比起后来的共产党政府，面对学生面对民众时，毕竟温和了不知多少倍。倘若放在后来共产党当政的年代，学生哪怕一再温和理性，也逃不过镇压的坦克和子弹。
　　从学生运动的这种爱国怒火回烧方式，足以解读为什么李鸿章替中国人拿回一个亿、依然被骂作卖国贼的原因。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胡适在晚年的自述中，特别强调他所置身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跟五四学生运动是有所区别的。即便是五四学生运动当事人罗家伦，后来对此也有所反思。事实上，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不论是以爱国的名义还是以其它名义，都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不管对方是一介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学生的这种冲动，唯有毛泽东这样的崇尚嗜血暴力者会很欣赏，从而将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封建。但毛泽东的盛赞也仅限于造反有理的前提，一旦自己坐了江山，就未必如此定义了。文革当中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周恩来赶紧出面制止不说，毛泽东本人也不肯承担责任。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此归咎于外交部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可见，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定义为反帝反封建是故意夸张的，就连毛泽东自己都未必相信这样的夸张，否则，他怎么不夸奖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伟大的反帝运动呢？
　　五四学生运动，对被称作帝国主义的列强国家，还算温和，言行也相当理性，用反字形容很不恰当。五四学生运动的反帝，其实是反在自家政府的官员头上。而且，火烧赵家楼一举，既血腥又蛮横；既谈不上反帝，也谈不上反封建。因为人家是民国政府的官员，不是哪个王朝的臣子。就此而言，五四学生运动承继的乃是义和团式的盲目。区别在于义和团杀的是洋人，烧的是教堂；五四学生殴打的是国民政府的官员，烧的是国民政府的官邸。这样的盲目性，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红卫兵运动，便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动和狂热。相比于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五四学运显然只是青萍之末，但其中的暴力因素和盲目特征，却一应俱全。
　　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可以用反封建来形容；但也仅止于形容，不足以涵盖。因为反封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词语，什么叫做封建？什么叫做反封建？这些都不过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翻译过来的用语，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中国的历史，与马克思所研究的西方社会发展不尽相同。仅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很难解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始于周室。这样的王朝，有时以分封的形式，如有周和汉朝；有时以郡县制的形式，如秦朝，唐朝，宋朝，明朝等等。封建一词用于分封制王朝，似乎还差强人意。但用于郡县制，就有些不伦不类。更不用说，除此之外，尚有南北朝，五代十国之类的社会状态和历史形态，更难用封建的概念加以笼而统之。再者，倘若是以意识形态来定义封建内涵，那么孔儒伦理，也并非有周分封制的产物。至于用封建的概念涵盖儒、道、释三家学说，更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传统，还远不啻于这三家学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诠释中国历史，难免牵强附会。同样道理，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定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颇为生涩僵硬。
　　又有一种说法，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类比于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且不说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场法国人文浪潮翻译成启蒙运动，是否确切。即便可以成立，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运动，也并不恰当。当时的《新青年》诸君，其书其文，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一股强劲的活力，但他们是否能够以启蒙者自居，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至少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他们，是不在被启蒙之列的。还有学界泰斗章太炎及其弟子，也不是《新青年》诸君可以启蒙的。须知，《新青年》的主干人物周氏兄弟，当年曾是章氏的学生，听过章氏讲课。谁启谁的蒙呀？即便是二十年代末被清华大学破格入取的钱钟书，都不可能算在被《新青年》的启蒙之列。钱钟书幼时非常喜欢的翻译小说，出自林纾的译笔。与白话文终身为敌的林纾，当然更不在被启蒙之列。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说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同事还差不多。倘若辜氏知道有人把他算在被启蒙之列，一定勃然大怒。总之，无论就《新青年》诸同仁的学术根底还是思想水平而论，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作诸子当中的一子或者一群人，根本不可能扮演整个时代的启蒙者。
　　再以清末民初的时代氛围而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也无从说起。史无前例的改朝换代，又恰值西学东渐之际，报刊杂志，层出不穷。传媒与交通的同时走向现代化，使传统的闭塞越来越成为往事。人的个性获得解放，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无论身居深宫幽室，还是地处穷乡僻壤，都不乏对世事的洞明，对天下大事的了如指掌。皇室有皇室的开明重臣，乡野有乡野的有识之士。清室新政，并非全然迫于形势压力，同样也是权臣的眼界和头脑，早已今非昔比。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再只是出产团练湘军。青年毛泽东雄心勃勃，又是组织新民学会，又是主办《湘江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或者说，是从一派生机盎然的人文思潮中，脱颖而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形是：先有思想解放的局面，然后再有思想解放的运动。
　　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乃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种偏颇。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下子涌现了许多译介西方文化的群体和丛书。由于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饱受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青年学子也罢，成年知识分子也罢，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思潮，有如刚刚走出黑暗的山洞置身阳光底下，一时间头晕眼花。于是，北京有些接触西方论著较早、思想解放较先的知识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莫名的优越感。以半桶水淌得很的自我夸张，以为自己一下子成了思想解放意义上的先知先觉人物。仅以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一部译著、一套编译丛书成名的知识人，昨天还是莘莘学子，转眼就成了文化领袖。他们一面比赛谁把西方的论著看在头里，一面以先知先觉般的启蒙者竞相标榜。这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刚好相反：不是从本来就已经十分活跃的气氛中脱颖而出，而是从空前的封关锁国状态里猛然现身。朝前看一片光明，朝后看一团漆黑。启蒙的错觉由此产生：误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在如此这般明暗交替情形底下发生的。启蒙的共识也由此达成，不仅认为从毛泽东时代里走出来的中国人需要被启蒙，而且误以为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当年也是如此启迪中国民众的。由此可以想见，钱钟书的存在，让这些自诩启蒙的知识人，有多么的尴尬。这可能是李泽厚那样的八十年代文化明星，至今对钱钟书难以释然的根本原因所在。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不仅与一些知识人以启蒙自诩的心理有关，骨子里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阴影所致。虽然中国知识分子痛恨毛泽东扮演的大救星角色，但有些知识分子却又下意识地喜欢以救世者自居。当时曾经风行过一本书，叫做《拯救与逍遥》。此书既误读了基督，又曲解了庄子。基督降世，是替人类承担苦难，并没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至于庄子逍遥说，也不是文革期间游离于造反派、保皇派之外的逍遥派的逍遥涵义，而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式的存在论的一种表述方式。从毛泽东愚民时代过来的人，在文化知识上的茫然无知，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无畏，也即是说，不能什么话都敢说，不能什么样的角色都敢扮演。过去的挟天子以令天下，八十年代的知识人，学作了挟基督以令天下。
　　知识人不可能以武力征服世界，但可以持话语君临天下。汉朝的儒生，就把孔子称作素王。把五四定义为启蒙之说，就近而言，是对毛泽东扮演大救星的下意识羡慕(或者说嫉妒)；就远而言，也是以言语称王天下的传统习性在作祟。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几乎没有一个以启蒙者自居。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鲁迅声称自己的写作是“听将令”。周作人更加低调，以《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著称。最激进的陈独秀，也不过是马列主义的学生，十月革命的憧憬者。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虽然反映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恨毛泽东造成的知识荒芜和思想禁锢，而向往和崇敬五四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些知识人对五四的误读。这种误读折射出的心理不无夸张和病态。
　　比起挟基督以令天下者的无知无畏，李泽厚通常以显示自以为是的聪明见长。与别人说五四是启蒙不同，李泽厚把五四运动定义为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奏。五四学生运动确有救亡性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救亡内容；一如以救亡为宗旨的学生运动，根本不存在启蒙意味。五四学运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街头政治运动，开启了后来的现代学运。上溯中国历史，汉末党锢时期，陈蕃李膺们曾经得到过太学生的支持，其规模在当时也不算小。及至近代，又有过“公车上书”的著名事例。但相比之下，以前的学生运动，仅限于朝野间的互动；虽然也名扬天下，但其社会效应，远不如五四时期。五四学运，直接采用了街头运动的形式，不只是诉诸朝廷，而是在指向政府指向西方列强的同时，诉诸整个社会。虽然在手段上过于暴力，但其规模之大，其影响之深远，绝非以往的朝野互动可相比拟。再加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使之更具现代政治意味。但是，如此现代的学生街头运动，也很容易被纳入造反有理的传统，成为共产党革命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工具。因此，将五四学运归于现代政治范畴是成立的，但要说什么启蒙意味，却是子虚乌有的。倘若说明五四学运是救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也许更加明晰。但李泽厚从这样的双重奏继续引申出，以后的历史进程乃是救亡压倒启蒙，则是离题万里的臆断。
　　在任何一个历史关头，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激发启蒙。倘若说，五四学生运动是出自救亡的焦虑，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两次复辟的背景，抗日宣传又何尝不是在亡国的前提下深入人心的？同样道理，八十年代的启蒙说，则基于毛泽东时代的黑暗，基于浩劫过后的痛定思痛。历史上的历次入侵，从蒙古人建立元朝，到满族人入主中原，再到日本军队占领大半个中国，都没有使中华民族灭亡。反倒是毛泽东的文革，把这个民族灭亡了一次。八十年代的启蒙诉求，是被这样的灭亡刺激出来的。需要反思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人，不知不觉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企图扮演拯救者。但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把思想文化的重心从毛式专制的长期制约下，由维护官方意识形态悄悄转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启蒙一说，是介于思想自由和思想禁锢之间的含糊诉求。因为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思想自由，只好将这样的自由说成是启蒙的需要。这种说法所暗含的挑战性在于，过去是由官方的意识形态主宰民众的头脑，如今应该过渡到由知识分子来引导民众思考和言说。挑战无疑是尖锐的，只是说法本身过于含混，其潜在的心态也未必健康；尤其对五四作出启蒙的定义，似是而非。
　　相比之下，胡适晚年的说法，似更为接近。他在自述中如此说道：“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胡适斩钉截铁地以“决不是”一语将五四学生运动从新文化运动中区分出去，从而把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文艺复兴。倘若说，以启蒙定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侧重于社会效应，那么胡适的文艺复兴定义，显然侧重于运动本身的文化含金量。因为启蒙之类的社会运动，并非文学大家或者思想大家所为，只要有点社会活动能量，都可为之。当年宣传抗日的爱国启蒙，小学不曾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可担当。但问题在于，胡适把《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提到文艺复兴的高度，却又有失自夸。须知，当时的《新青年》诸君，都算不上文化大家。比较准确的定位，应该是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先锋。他们当中，也许只有胡适正儿八经到美国留学。陈独秀和周氏兄弟，只是在日本读过点书。他们热情有余，建树不足。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成绩平平，并非出类拔萃之辈，其西学根底远不如幼时的私塾基础。胡适把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比作文艺复兴时，无疑忽略了一极其重要的事实：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划时代人物，都不是以运动蜚声天下，而是以各自的辉煌成就标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诸如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莫里哀，等等。在中国的汉语文学史上，能够跻身如此一个文艺复兴行列的，唯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而已。不说胡适及其《新青年》诸君望尘莫及，至少是难望项背。
　　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合乎事实的定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于，其历史的承继何在。由于共产党之于五四文化资源的独占，总是把这场新文化运动与造反有理的共产党革命相联接，致使这场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被人为地扭曲到了造反有理的谱系上，仿佛跟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一般。当年的太平天国有砸碎孔子牌位一举，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是打倒孔家店；乍一看，似乎成立。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者，不乏憧憬十月革命之人，却并没有人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看作是对太平天国的呼应。相反，这场新文化运动恰好是勘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们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结果。倘若说，当年的洋务运动是从国防建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开始现代化，那么及至清末民初，进一步走向了政治的现代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逻辑伸展，即文化现代化。这也即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一次汉语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性努力。其特征是狂飚突进的标新立异。
　　笔者曾经在《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一文中，指出过北大《新青年》之于清华国学院的区别所在。无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想向整个社会推出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而无论是《新青年》的倡言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恋爱自由，也都旨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新。相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胡适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虽然胡适后来对此有所修正，改为充分世界化，但其主旨则是强调向西方学习。也即是说，西学并非只是为用而已，还可以作为立身立国之本。
　　文化的现代化，必然触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于是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对孔孟之道的这种愤怒同时也是对民初时期两次复辟的鄙视。因为发生在京城的先后两次复辟，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抬出孔子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驾护航。更不用说孔子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文化资源，早在曾国藩时代就已枯竭。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经世致用之际，不得不越出孔儒伦理之雷池。有人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说成是掺和了黄老之学的杂揉。不管是否确切，至少证明了，孔孟之道面对一个现代化时代，已然背时。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于，个性的解放，亦即个人从集体主义桎梏中的解放和独立。这与孔孟以群体秩序为基本构架的伦理观念，截然相反。倘若说张之洞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之中学，乃是意指孔儒之学，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摧毁的，恰好就是这样的中学之体。
　　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新青年》诸君在思想和学养上的欠缺，只是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停留在表层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范畴上，并没有深入到其历史根源和人文核心里。用鲁迅的说法表达，是将历史的陈年流水薄子踢了一脚。这一脚当然踢得很凶猛，以致人们后来谈及这场新文化运动，不管有多大分歧，都不得不承认，是对孔儒传统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的特征，仅在于打破偶像，并不在于对孔孟之道有如何深刻的批判。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倒是十分相像：都是致力于打破偶像。只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的是孔子偶像，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打破的是毛泽东的偶像。毛泽东一生反孔，最终经由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同样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变成一个新的偶像。中国人在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通常从打破偶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五四到六四的中国历史，乃是从打破孔子偶像到打破毛泽东偶像的历史。这两个不同的偶像，来自同样的专制。而五四打破孔子偶像的实质意义正是在于，挑战传统的专制。
　　孔孟之道乃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产物，既是专制的话语，亦即专制的意识形态；又是专制的道德，亦即专制的伦理纲常。最早的儒生，不过是众多士大夫群中的一小部分。及至汉儒，开始壮大。从东汉开始，正式进入庙堂。汉光武帝刘秀，开了以儒治国的先河。汉末党锢之祸，起自于以儒治国的失败。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乃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谎言。同情党锢英雄的曹操，一旦坐了江山，断然摒弃以儒治国。后来的唐朝，转信了释家。儒家正式成为专制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始自有宋。宋明理学当中的朱熹一流，将儒学变成了理学，确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如此一段绵绵不断的儒学演变和礼教历史，仅仅像鲁迅那样踹上一脚，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即便是摧毁封建的纲常伦理，也要落实到实际的生存境遇才可以成立。诸如拒绝父母包办婚姻，走出旧式大家庭，尊重妇女，关爱儿童，如此等等。《新青年》诸君，鲁迅也罢，胡适也罢，虽然激烈抨击传统伦理，却都不敢有违家严在婚姻上的包办。心态平和些的如胡适者，尚可找到平衡自己的方式。心态难以平衡如鲁迅者，最后失态乃至变态。反抗总是容易的，拒绝却是鲜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位英雄背后，大都拖着一道长长的历史阴影。
　　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诸君难以摆脱专制文化的因袭，一方面是他们在打破传统偶像时，又难免产生过激。尽管胡适晚年很想撇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联性，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恰好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有着非常极端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既有在否定传统文化时的打倒一切，又有面向社会时之于暴力之于革命的呼唤。这种倾向最典型地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最令人瞩目的首席领袖人物陈独秀身上。在《文学革命论》里，陈独秀如此大气磅礴地宣称：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面对五四学生运动，陈独秀又直言不讳地告诉世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随即大声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如此激奋之言，在当时毋庸置疑极具号召力，极富煽动性。难怪当时的毛泽东将陈独秀引为导师，高呼“陈君万岁!”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领袖角色，正是半个世纪之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模仿的。只是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的说法，在毛泽东换成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独秀的推倒什么、建设什么，到了毛泽东变成更加直截了当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关键环节，其实就在于陈独秀之于五四学生运动的全力支持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偏激。倘若没有陈独秀，五四学生运动和《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很难联接起来。比如胡适，就不愿意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混为一谈。但由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同时又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五四的色彩，最终约定俗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陈独秀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与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叱咤风云，十分相近。只是陈独秀旨在建设一个新文化，毛泽东则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连同五四新文化，统统打倒在地，致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只剩下一种文化，即单调刻板、牛皮哄哄、大言不惭的毛语文化。
　　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偏激，最后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到极端。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这种偏激，与后来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有着微妙却具实质性的区别。陈独秀的偏激，并非是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承继，而是辛亥革命的遗风所致。开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陈独秀，有过与蔡元培一起从事革命的经历。也是因为有过这样的共事，蔡元培一上任北大校长，马上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曾经担任过光复会之会长的蔡元培，其革命的背景乃是江浙义士，诸如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章太炎诸君。这批革命家并非起自草莽，而是有类于汉末党锢人物；古风犹存，侠气凛然，视死如归。他们个性独具，几乎每一个都极具人格魅力，每一个都成为一部民国的人物传奇。仅就革命家而言，蔡元培还不算他们当中最精彩的一个。顺便说一句，同样的江浙文人，鲁迅比之于他的这些同乡，无论在胆魄上还是人格魅力上，都显得苍白。
　　蔡元培的这种革命背景，决定了他的革命绝对不与草莽为伍。是的，蔡元培也曾偏激过，甚至为了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不惜制造假学历。但这并不等于蔡元培办学有滥竽充数之嫌。恰恰相反，蔡元培如此不拘小节地草创北大，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材，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使北大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蔡元培不以学历为然、而以真才实学取人的办学气度，即便是欧美各大名牌高等学府，也未必及得上。蔡元培的办学手笔，乃是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骄傲。
　　蔡元培的革命背景，也使之在政治上再偏激，也不会偏激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蔡元培不会认同太平天国，不会认同义和团，不会认同湖南农民运动。此乃于蒋介石清共之际，蔡元培为何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根本原因。陈独秀也同样如此，再偏激，也不会偏激到像毛泽东那样，为痞子运动拍手叫好。陈独秀也罢，蔡元培也罢，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有过的偏激，是不可忽略的。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他们一旦面对暴虐无度的痞子运动，选择的立场都是不予认同。这可能是他们的共同底线，也是他们共同恪守的革命家道德。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道德底线，蔡元培特意建立了进德会，陈独秀欣然加入。殊不知，有人正好藉此掀起一场嫖妓风波，最终把陈独秀逼出北大。事后，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严厉谴责了这场风波的造谣生事者，指出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此举，使北大少了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使中国多了一个共产党(胡适的原话为：此夜（1919年3月26日――作者注）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胡适把这场风波斥为私德公诉，以“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中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造孽不浅”。事实上，文人狎妓，古已有之。尤其有宋一代，许多著名的词人，都在风月场上获得灵感。及至清末民初，狎妓遗风演变成了革命和青楼间的浪漫。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蔡鄂和小凤仙的风流传说。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通常在妓院里秘密聚会。即便大名鼎鼎如孙文者，也有青楼逸事，更不用说蒋介石之辈。新文化运动诸君，彼此心照不宣。胡适之曾经藉此调节自己被包办婚姻弄得灰头土脸的心态。周作人虽然不屑为伍，但晚年在《北大感旧录》也公正指出过文人的青楼狎妓：“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
　　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痛诋陈独秀，不免小题大作。至于举证不堪入目的细节，更是造谣中伤。后来汤尔和承认那些细节纯属子虚乌有。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胡适谴责汤和尔或许言重，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也确实成为他走向极端的一个人生前提。先是不分青红皀白地发表为学生运动过激行为大声叫好的火爆言论，再是亲自上街撒传单，转而与苏联人一起组建共产党，出任总书记。就像毛泽东，假如能在北大谋得一个教职，也许就不会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鼓吹者、落草井冈山的山大王。陈独秀不离开北大，人生道路是否会如此极端，确实可以存疑。一个高等学府通常因为留不住一个应该留住的人物，不仅改变了此人的一生，也改变了相关的历史，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偶然性，往往就是如此呈现的。
　　当然，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被一场国共联手的大革命所淹没，并非陈独秀之过，而是孙中山的作孽。孙中山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使新文化运动来不及从开始的激进过渡到应有的从容，便夭折在似是而非的半途中，借用胡适的意思来形容，自由主义急遽式微。陈独秀从文化运动转向共产革命之后，其文化上的激进，被后起的一些文学社团推向越来越极端的革命文学，大众文学。革命的教条取代旧时代的孔教伦理，成为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的桎梏。与此相应，黄埔军校取代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成为新的社会时尚。借用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替代。批判旧世界的话语暴力，被诉诸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从这场革命中产生的湖南农民运动，标记着太平天国那样的造反有理，重新回到历史的河床里。以学生运动为标记、以北大及其《新青年》为主导的整个五四时代，就是这样被革命被战争所终结的。
　　二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
　　一场新文化运动，人物精彩纷呈，然真正具有领袖素质并且成为领袖人物的，惟陈独秀、胡适之而已。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这两位挚友，既是《新青年》的中流砥柱，又是北大人文传统的奠基者，彼此共同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现代汉语文化，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
　　陈独秀和胡适之虽为安徽同乡，但彼此个性迥异，学历有别，出身不同，观点也时常相左；彼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并且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究其原因，有胡适之致陈独秀的信为证：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
　　年长胡适之十二岁的陈独秀，一生数度入狱，最早是作为反袁义士，然后作为激进的文化领袖，接着又因为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最后成为共产党的首席被告。胡适虽然不认同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不认同共产革命，但于挚友危难之际，照样能够抛却前嫌，竭尽全力施援相救。他们在政治上曾经分道扬镳，一个创立了共产党，一个成为国民政府的议员，出任过驻美大使，还差点参与总统竞选；他们的人生结局截然不同：陈独秀晚年默默无闻，在巴蜀小镇了却余生；胡适之即便随国民党去台湾落脚，也依然声名显赫；但彼此最终却殊途同归，骨子里全都是不为党派立场所囿的自由思想者。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说：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创建了共产党的陈独秀，结果成为共产革命、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批判者。胡适也没少批评过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及其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他们的思想历程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坎坷曲折，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是专制的天敌。他们卷入国共两党竞相比赛暴虐比赛专制的历史，虽非偶然，但并不为两党的政治沉浮所左右。他们最不愧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处在于：没有让他们当年高举起的科学民主那两面大旗，最后在污浊不堪的国共两党政治角逐中颓然倒下。正是由于如此的独立不羁，陈独秀的名字，被他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历史教科书上，像做外科手术一般地摘除得干干净净。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义无反顾地跟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雷震，站到一起。他们的思想无疑超然于党派党争之上，致使共产党对陈独秀讳莫如深，国民党难以直面胡适之。而陈独秀和胡适之卓然不群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在一部被国共两党竞相流氓化的历史上，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先后回归于我行我素的书生本色。
　　2001年，共产党当局在北京城内紧挨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X8.2米、重达4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其中，当年不过一介湖南师范生的青年毛泽东，竟然堂而皇之地位居雕塑中心。而这座浮雕极其显眼地缺失的，恰好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专制当局如此罔顾历史事实，如此弄虚作假，恰好证明了为什么惟有陈独秀和胡适之，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为新文化的拓荒者，相比之下，陈独秀敏锐于思想，胡适之擅长于学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写得文质彬彬，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把白话文之于文言文的改良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大气磅礴的革命，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当然，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家品质并非在《文学革命论》里初露锋芒，早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就已经赫然彰显。倘若说，1899年编辑《安徽俗话报》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915年的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已然是一位相当成熟的思想领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精神时代，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即便时隔将近一个世纪，《敬告青年》之于依然挣扎在专制底下的中国民众，照样有如电闪雷鸣。此文所及的六大人文理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还没能成为现实。自由依然缺如，专制当局数十年如一日的奴化教育，致使国民的奴性依然如故；许多普世价值依然被专制当局拒之门外，与此相反，民族的虚荣心倒是很容易被专制当局煽动起来，一会儿奥运，一会儿崛起；哪怕是飞船载人，也会变成全民的狂欢时刻；所谓科学，始终裹足于技术上如何追求先进，并没有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也许正是《敬告青年》这样的警世之言，可以原封不动地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历史门槛上，才导致了专制当局的不敢提及陈独秀。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的专制，还是共产党的专制，全都无法直面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倘若再留意一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及其《新青年》创刊号，乃是在北洋政府的民国时代问世的；那么，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也就于此可见一斑。王国维的预言和自杀，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解。
　　历史的进步和倒退，一个首要的衡量指标，便是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民初时代，不管社会如何动荡，不管外患如何深重，整个人文空间却生气勃勃。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先秦年代。动荡是因为有生机，而所谓的外患，又含有历史的选择和机遇。西方各国到中国谋利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视野。民初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那样的蛮族入侵，而是与西方文明世界利弊相间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此刻的中国，于未来有着诸多的历史选择；其中最坏的选择，就是追随苏俄革命。引进苏俄革命，孙中山固然是首恶，但陈独秀也难辞其咎。
　　《新青年》前期的陈独秀，乃是一个与胡适之并肩而立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大都是介绍欧洲的思想文化，并且聚焦于自由理念、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相比胡适之的推崇英美民主政体，陈独秀更加倾心于法国革命。在德国哲学家当中，陈独秀醉心于尼采。陈独秀的自由主义立场虽然激进，但并不极端，致使在论及十月革命时，会作出极富正义感的批评：“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这与他后来写的《贫民的哭声》、《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其人文立场截然相反。
　　陈独秀的转向，原因诸多。除了自身的激进品性，尚有李大钊的影响，十月革命被浪漫化产生的诱惑，社会思潮趋于左倾的时尚，诸如此类。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则是被汤尔和沈尹默以攻讦个人隐私的阴招逼离北大而导致的心理创伤。以陈独秀的阳刚和豪气，官府迫害、身陷囹圄之类的祸患，全都刀枪不入，毫发无损。唯独私德遭受攻击，是其软肋。受到如此重创的陈独秀，把一腔无名怒火，全部发泄在越来越左倾的文章里。当初相当保留的十月革命，在他此后的文章中转变成无比憧憬。同时，五四学生运动，又使他找到机会向官府发泄怒火。不仅写文章指名道姓喝斥卖国贼，而且还像一个热血青年似地亲自上街散发传单，根本不顾自己的教授身份和文科学长之尊。可能正是亲眼目睹了陈独秀的如此失态，胡适之悲伤之余，对汤尔和沈尹默的作为，一再表示难以释怀。
　　陈独秀的这一转折，使他与胡适之渐行渐远，转而成为李大钊的亲密战友。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对十月革命的欢呼，变成了陈独秀的心声。差不多在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同时，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刊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有意识地把新文化运动导向共产主义。《新青年》另一位激进人物鲁迅，则以赞美苏俄的文章加以呼应，将十月革命说成是“新世纪的曙光”。《新青年》同仁原先的自由思想，由此遭遇了十月革命的狂风暴雨。胡适之可能从中闻出了革命的血腥味，后来连续写了好几篇委婉以对的文章，极力倡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阳刚气十足的陈独秀，虽然在文化上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敏锐，但在政治上就像其处世一样，极其天真。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怪圈里，阳刚与天真同义，阴柔乃深刻的别名。同样是激进，陈独秀如同阳光一般炽烈，鲁迅则以阴柔见长。非常有趣的是，他们全都有着留日的学历背景，不是直接从欧美，而是从日本间接地接触欧美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倘若参照一下陈独秀介绍欧洲文化的系列文章，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之类，可以发现，他们对欧洲人文世界的认知，相当的浮光掠影。比如德国哲学，彼此全都仅止于尼采。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尼采式的诗化哲学，远比思辨性极强的德国古典哲学容易阅读和理解。从尼采哲学中读出个性解放，与从马克思主义中理解社会解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在当时，想要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浅薄，非得具备相当于康德哲学那样的功力不可。尤其借助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可以洞见马克思自以为是的唯物论哲学及其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美学上是如何的粗陋。陈独秀也罢，鲁迅也罢，当然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思辨能力和思想根底。即便一百年之后的中国文化人，也没有抵达从康德哲学的高度，蔑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一百年之后的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叩问存在的海德格尔，有了质疑逻辑乃至蔑视哲学的维特根斯坦，致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转手的哲学和主义更显苍白。
　　留日的陈独秀和鲁迅之于西方的人文世界如同隔雾看花，同样留日的李大钊，更是肤浅得始终停留在爱国愤青的革命热情里；并且还带有通常为河北人氏特有的不以智力为意、而以忠厚见长的人文色彩。李大钊的担任北大图书馆长，与二十世纪下半叶阿根廷那位担任图书馆长的博尔赫斯，正好构成两个相反的极端。博尔赫斯馆长完全迷失于书本里的交叉小径花园，李大钊馆长却志在书本之外，有如少女恋上白马王子一般地迷上苏俄革命，根本不把凝聚在书本里的普世知识和人类智慧当回事。胡适之对于陈独秀的迷失还感到痛心疾首，对于李大钊的左倾只能冷眼相看：道不同不相与谋。胡适之为此作出最为激烈的表示，不再为李大钊的《每周评论》写稿。胡适之唯独对陈独秀的转向始终难以释怀，及至晚年，还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科学和民主），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胡适对此不无痛心地说：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胡适最后引用其美国老师杜威的名言说：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胡适之能够保持清醒，在十月革命刮来的马克思主义飓风中如如不动，虽然跟他到美国留学，并且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有关，但又并非在于他具有如何深湛的西学功底，而在于心态健康和常识常在。十月革命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如一种思想病毒。当马克思把宗教比作精神鸦片的时候，殊不知，他所制作的乌托邦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这种精神鸦片，通常以无知、或者心理遭受过创伤作为吸食前提；因此，很容易在青年知识男女或者具有某种心理创伤的成年人当中，互相传染。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原先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会突然对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那么着迷。胡适之的责怪汤尔和，不是没有道理的。胡适之虽然没能从心理创伤的角度，解析陈独秀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共产党，但胡适之看出陈独秀的这一转折，与陈氏被逼离北大有因果关系。
　　陈独秀染上马克思主义病毒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传统，不甚了了。这当然跟陈独秀的国学根底有关，但更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倘若以后来毛泽东肆意愚民所制造的知识贫困时代的标准衡量，陈独秀晚年潜心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堪称大家手笔。但比起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不要说章太炎那样的泰斗人物，即便章氏门下的弟子如黄季刚者，都不以陈独秀的学问为然。且不说其它，仅以《文学革命论》为例，便可发现其见识的粗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论词，注重于文学的精神品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贵族和平民的划分，论说文学，从而有意无意地将社会等级引入了文学批评。由此提出推倒什么和建设什么的三大主义，更是激进有余，审美贫乏。精神在文学中的标高，因为被套上了贵族的罪名，统统归入被推翻之列。须知，陈独秀痛诋的有唐骈体，首推王勃的《滕王阁序》。另外两个罪名则是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陈独秀杜撰出这两个罪名，更有无知无畏之嫌疑。欧洲的文艺复兴，恰好是经由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以反者道之动的方式达成的。而所谓山林文学的始祖，则是逍遥于江湖的庄子，中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开创者。难怪毛泽东后来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时，会把陈独秀称作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因为陈独秀诸如《文学革命论》那样的新文化经典，确实含有造反有理的意思在内。至于总司令一说的粗鄙则在于，让人联想到文革时代的王洪文。
　　事实上，以陈独秀的精神追求，根本没必要纠缠于贵族和平民的区分。就其个人的秉赋而言，陈独秀的阳刚气质接近于汉末党锢领袖陈蕃，其独立不羁的品格又有类于竹林七贤之首嵇康。坦荡如砥，刚直不阿，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在一个民主政治的环境里，扮演自由话语的角色。或者在危难之际，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可是一旦卷入政治纷争，尤其置身中国式的阴暗角逐，这类人物必定成为悲剧的主角。普罗米修斯盗火，意在造福人类。而陈独秀的创建共产党，则无意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场灾难。从性格品质上说，陈独秀应该是荷马诗史中的人物，诸如赫克托耳，或者阿喀琉斯。但就人文底蕴而言，陈独秀完全茫然于古希腊文化。
　　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撒传单的第二年，经由李大钊牵线，与来自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搭上关系，有如浮士德会见梅菲斯特，从此走上不归路。
　　陈独秀创建共产党及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就近看无疑是一位文化领袖误入政治歧途的历史悲剧；拉开距离观察，却有如一介书生辗转挣扎于争夺天下之流氓游戏的喜剧故事。其中，既有拒绝刊登毛泽东有关如何拉帮结派的江湖革命经典《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正义在胸，又有与汪精卫比肩发表牧羊人向狼群喊话的那个共同宣言的苦口婆心；更有坐镇上海，模仿列宁，指挥武装起义的煞有介事。比起陈蕃当年与宦官集团挺剑相向，陈独秀在上海那幕抄袭十月革命，形象更为滑稽，结局更为惨烈。若说这是中国式的唐吉诃德作为，陈独秀又根本不认为他是在跟风车作战。及至做了革命失败的头号替罪羊，还不明白个中奥妙何在。刚想表白自己并非右倾机会主义，旋即被人家开除出党。过于阳刚的气质，一旦成为政治领袖，有时难免专横独断，从而流露出旧式家长的作风和做派。直到被人家解除了总书记职务，才想到党内应该有民主。为了争取在党内依然拥有发言权，一不小心趟入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的混水。出党后在党外立党，结果又重复先前在共产党内党争旧事，又遭托派党开除。等到被人家开除到什么都不是的地步，一转身，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头目的罪名，抓进大牢。塞万提斯要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充满喜剧性的故事，没准会放弃《唐吉诃德》的写作。
　　站在国民党政府法庭上的陈独秀，充分展示出一位文化领袖的雄辩风采。此刻，既是一无所有的囚徒，又是富可敌国的精神斗士。强烈的反差，把陈独秀铁骨铮铮的形象，衬托得光彩夺目。就生命修炼而言，这正是了悟人生的绝佳时机。无奈陈氏仅止于人格的伟岸，很难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之于一个自由思想者的桎梏。陈独秀可以拒绝来自国民党官府的种种诱惑，也能够认清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和残忍本相，但无法从马列主义的精神监禁中成功逃脱。重床叠架的概念、主义和教条，置身事外观看，有如一所监狱；投身其中，又很像一个思想的游乐场所；乐趣无穷，快感迭起。以陈独秀在文化上的敏锐，足以蔑视同时代的所有思想对手，却走不出马克思编织的乌托邦幻觉。这也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共同悲惨：一旦精神吸毒上瘾，就可能终身囚禁于马列主义框框。好在陈独秀毕竟是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起步的新文化领袖，依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里，铿锵有力地写出反思和批判共产革命的文字：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
　　无产阶级民主……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陈独秀晚年之于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专制的批判，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就人类精神财富而言，其价值并不高于陈氏在凄风苦雨人生中写下的那些古体诗和书法墨迹。
　　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天真，贯穿整个人生。即便晚年出狱之后，依然像当初刚刚迷上马列主义一般烂漫：什么样的诱惑都能拒绝，偏偏放不下亲手创建的共产党，居然想去延安！真有一股子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劲头。至于这份对党的思恋所得到的回应，可说是流氓得不能再流氓。毛泽东先是让人向陈氏提出三个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然后毛泽东又让其政治打手康生出面，在报纸上造谣诬蔑陈独秀是拿了日本津贴的汉奸。把陈独秀彻底搞臭之后，毛泽东才假惺惺地在纪念五四时说了句，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而陈独秀却一点都看不懂自己被人玩弄于什么样的政治把戏，傻乎乎地对逃出延安后向他建议组建第三党的张国焘说：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同样的意思，假如陈独秀能够如此表达：难道你我能比毛泽东更流氓？说明他真正开悟了。可惜陈独秀根本悟不出。倘若要说悲剧，此乃陈氏最为悲剧之处。
　　比起陈独秀矢志改造社会的胡天胡帝，胡适之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糊涂过。最理想主义的也不过是提出过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而最清醒的则是，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更为清醒的是，面对西安事变，义正词严地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胡适之确实比陈独秀更明白，什么叫做民主政治。陈独秀转向后一度遗弃的自由主义立场，在胡适之则是始终坚持到底。相对于中国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胡适之开创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不再以逍遥见长，而是诉诸人权、诉诸言论自由、诉诸舆论监督、诉诸人生而平等的价值理念。作为一个留学生，胡适并不如何出色，更谈不上对欧美世界产生过什么影响。但作为一个把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如同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引入中国的始作俑者，胡适之于华夏民族的贡献，不下于杰斐逊之于创建美国的业绩。
　　在上海出生的徽州人氏胡适之，在美国的纽约写出《文学改良刍议》，然后在北京的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上开辟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地域上的转换，意味着文化背景的丰富多彩。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现代文明城市；徽州的徽商传统里，既有商业文明的因素，又有儒家原教旨意义上的人文涵养；纽约，又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城市，哥伦比亚大学跻身美国的顶尖学府。在安徽读过私塾，在上海进过学堂，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最后在北京开花结果。得天独厚，水到渠成。上苍对胡适之不薄，胡适之也没有辜负冥冥之中的期望。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