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使陈立夫刚刚平静的生活又起波澜。
蒋介石在致陈立夫的信中，关怀地询问他在美国的生活近况，并邀请他回台湾定居。
信中还透露，1967年是蒋的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下，希望陈立夫返台。
关于回不回台湾的问题，陈立夫又踌躇起来：虽然上次返台，见蒋介石对自己不冷不热，只关心生活不关心政治，但自己多年来对蒋介石毕竟是忠诚的。既然蒋介石已经盛情邀请，还是去为好。
虽然在美国过隐居生活，也有乐趣，且已适应，但这里毕竟是异国他乡，台湾是自己的国土，那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亲切无比，还有那些同仁亲友们，常常在梦中相见。离开故土10余年了，落叶归根啊，如果台湾能容，如果蒋介石是出于真心真情，回台湾定居也是自己的宿愿。
陈立夫权衡利弊，觉得自己应该回去。
上次回台蒋介石未能执意挽留，因为蒋经国的根基还没有扎牢，CC的势力还很顽固，陈立夫留在台湾，无形之中又加大了CC派的势力，蒋经国又多了一个障碍。况且，那时候，陈立夫还年富力强，尚能担当重任；如今满头银发，老气横秋，即使放在位置上，也不中用了。
再说，年龄大了，锐气也减了，重返政坛的愿望自然熄灭了许多。所以，这时候，蒋介石召陈立夫回台湾，是没有一点政治目的的。
这一点，陈立夫心里十分清楚。
就在此时，陈立夫想起了蒋介石有一次过生日的情景。
1946年，蒋介石60大寿，国民党的头头脑脑们互相争宠，都想借此时机，献给蒋介石一件最心爱的礼物，以讨得蒋介石的欢心。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别出心裁，发动各大学特别党部铸了九个鼎，准备在蒋介石寿辰之日，献鼎祝寿。
朱家骅知道蒋介石的脾气，拍好了，皆大欢喜；拍不好，会惹一身臊。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朱家骅在铸鼎前给蒋介石打了一个报告。
蒋介石看了看报告，顺手签了一个“阅”字，表示同意。
朱家骅非常高兴，赶紧筹备铸鼎事宜，准备在祝寿大会上献给蒋。
这事很快被CC派的人知道了，马上报告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感到若蒋介石接纳了这九个金鼎，今后必会更加恩宠朱家骅，而对CC派不利，所以，他要想办法，不让朱家骅的“阴谋”得逞。
陈立夫找到蒋介石，直截了当地问道：“朱家骅想在你60寿辰时献上九个金鼎，可有此事？”
蒋介石点点头，表示默认。
陈立夫说：“我认为总裁万万不能接纳，朱家骅此举居心叵测，不可琢磨啊。”
蒋介石不以为然道：“不就是献给我的一件生日礼物吗？有什么居心叵测，不可捉摸的？”
陈立夫说：“总裁寿辰，作为部属出于对您的尊崇，献上礼物，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但朱家骅要送的礼物，就已经超过了为您祝寿的范畴，所以，我说他居心叵测，不可琢磨。”
蒋介石认真起来：“你又言重了，怎么就超出祝寿的范畴了？”
陈立夫说：“为总裁铸金鼎，造价过高，礼物太重，对您影响不好。另外，为什么朱家骅不铸10鼎，8鼎呢？这里边是有奥妙的，也是有政治目的的？
蒋介石说：“你言重了吧？”
陈立夫接着说：“朱家骅这样做，等于把你比作皇上，说你一言九鼎。其实，这等于讽刺你在党内实行专制，压制民主……还有……”
蒋介石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他一扬手打断了陈立夫的话。
陈立夫却并没住口：“另外，总裁，这样会使反你的人抓住借口，大做文章，将来会后患无穷啊。”
蒋介石把手一扬，站了起来：“别说啦！本来我们党内就派系复杂……唉！立夫这一提醒我，我脑子才开窍，老啦，老啦。”蒋介石说着敲了敲自己的脑门。
陈立夫心中一阵得意。
蒋介石感到没法下台，只好把怒气都撒在朱家骅身上，在大会上蒋介石把朱家骅臭骂了一顿，弄得朱家骅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苦难言。
弹指一挥间，这件事已过去20年了，现在想起来，陈立夫感到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感到当时的争夺倾轧，既有些天真，又有些无奈。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第二次返回台北。
为了怕引起别人的猜疑，陈立夫在机场告诉记者，他这次返台的目的只是为蒋介石祝寿，别无他意。
他还说，他献给蒋介石的寿礼是集数年精力完成的《四书道贯》一书。
陈立夫这次在台期间，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陈立夫感到，这次蒋介石真诚坦率多了，跟他上次回来态度大不一样，几乎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蒋介石寒暄了一阵以后说：“立夫，我这次让你回来为我祝寿是假，请你回台湾定居才是真啊！”
陈立夫忙说：“为总裁祝寿，也是立夫的幸事，中国有句古话‘人活七十古来稀’，总裁已满80高龄，仍然红光满面，腰板挺直，乃是我辈的一大福气呵！”
蒋介石拍拍陈立夫的肩膀：“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啊，立夫曾为我党做过杰出贡献，如今流浪他乡，中正乃心中不安啊，你能回台北来，我们常在一起叙叙旧，聊聊天，我这心里就会踏实一些。”
陈立夫道：“多谢总裁关照。”
宋美龄在一边插话道：“立夫在美生活多年，城府更深了。在报纸上看到过你在美国养鸡的报道，说你颇精通养鸡之道，并且乐此不疲，十分逍遥自在。”
陈立夫道：“夫人过奖，立夫只是随遇而安，平日里也有思乡之苦啊。”
宋美龄又说：“听说你除了养鸡之外，还著了不少书，什么时间拿出来让我也拜读拜读。”
陈立夫道：“我的《四书道贯》就是献给总裁的寿辰礼物。”
宋美龄抢过来说：“中正归中正，我归我呀。”
陈立夫道：“我这一本给夫人就是了。”
陈立夫说到这里，想起了离台前，宋美龄曾送一本《圣经》给他，让他在那里得到心灵的安慰，他还十分不礼貌地回绝了宋美龄。
现在想起来感到好笑，好笑的不在于自己当时的冲动，倒是宋美龄关心自己的方式，实际上，他不需要别人的安慰，真正能安慰他的是自己。
2．二十载流落一朝归根
过了蒋介石的寿辰之后，陈立夫即刻返回美国，他在台湾比在美国多了一份亲切感。处理完各种事务，便于1969年正式回台定居，结束了他长达20年流浪他乡的生活。
蒋介石读了陈立夫的《四书贯要》后不免感慨颇多，多次召陈立夫来长谈，并主动为其书题写了“四书一贯之道”六个
字，印于首页。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题字视为珍宝。
陈立夫除了感谢蒋介石以外，还特别感谢蒋经国，因为蒋经国在陈立夫迁台前给他选了依山傍水的住宅，供他安度晚年。
陈立夫感到喜不自禁，精神。冶爽。
回到台北以后，他很快又成了新闻人物，到处邀他去演讲和出席各种集会，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70天内便做了75次演讲，有时最多一天讲3场，场场掌声不绝，他感到很欣慰。
紧接着，慕名而来的记者也是应接不暇，门庭若市。
有记者问他：‘请问陈立夫先生这次回台定居有什么政治目的？”
陈立夫答道：“坦率地说，无任何政治目的，我是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土，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希望平平静静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度晚年。”
有记者问：“如果党和政府要你出来担任要职，重返政坛，你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陈立夫答道：“经过20年的田园生活，我对政治已完全失去了兴趣，回到台湾以后，宁愿专心做一些研究性工作，绝对不过问政治，况且我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也无法继续从政。”
有记者问：“你对养鸡业颇有研究，如果有哪家实业单位以高薪聘你去当董事长，你是否出任？”
陈立夫答道：“我在美国养鸡，纯粹是为消遣和生活，并无心做此类研究工作。我对金钱不感兴趣，何况，我已这般年纪，儿女们都有自己较丰厚的收入，更不需要钱。”
有记者问：“你对台湾政局的现状有何高见？”
陈立夫答道：“无可奉告。不谈政治。”
1969年9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全文如下：
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800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著，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1948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见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1959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鸡冠花，作于1935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画了一株庭院里的鸡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大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已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鸡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丰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3．老蒋临终抚立夫
步入暮年的蒋介石，把在美国漂流的陈立夫召回台湾定居，此举对无论已故的陈果夫也好，还是被他逼走的陈立夫也罢，包括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都是一种安慰。
蒋介石的手腕高明就在这里，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元老，对蒋介石是忠贞不二的，治党也是有功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再重用他们，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基础大雄厚，更何况他们又挡住了蒋经国的升官之道。
蒋介石用冷处理的办法，使二陈对政坛自动降温。国民党退到台湾后，陈氏兄弟一亡一走，等于给蒋介石去了一大块心病。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大搞“整顿”，使十分顽固的CC派逐渐瓦解，对“太子”继位已构不成什么威胁，既然障碍已经清除了，何不再安慰安慰陈氏兄弟？
陈果夫去世，蒋介石又是吊唁，又是赠挽额，又是声嘶力竭地褒奖，让其死后情享哀荣，曾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响，如今又盛情邀请陈立夫返台定居，可谓打一巴掌揉三揉，蒋介石等于“仁至义尽”都做到了。
蒋介石在政治上耍手腕可谓高明到家了。
1966年3月，台湾又开场演出每六年一次的政治老戏--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
3月7日，国民党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说：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
他“恳切”期望国民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但了解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老蒋向来以退为进，“总统”非他莫属。
3月21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全体“国民代表”，即席讲话中复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那感到很慌恐。我至今已经80岁，再过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蒋介石的这番话，把自己“专心党务和军事”的掩盖揭了。
“总统”已定，“副总统”是谁？
人们不言自明，非严家淦不可！
蒋介石早就为蒋经国水道渠成地继位安排好了步骤：严家淦任“副总统”，是蒋经国接班的关键一步，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派系，没有班底和党羽，更不具备较强的政治才干，正好做蒋经国理想的替身。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选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这些大多是蒋经国的人马，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70年代，台湾风云突变，阴雾漫天。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共同发表《上海公报》，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之后数月内，有20多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
于是，“中华民国”的“驻外使节”，纷纷卷旗归台。
1972年2月，台湾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
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务。”
但是，最后蒋介石只好迁就“民意”，再次当选第五届“总统”。
严家淦连任“副总统”，并遵循蒋介石心意当即辞去“行政院长”，并提议由“副院长”蒋经国接任。
这次，蒋介石也不再谦虚：“行政院长请求辞职，以勉循所请，予以照谁。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接着说：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国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宪法第55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馆，以便任命…
立法院”岂敢怠慢，马上召集会议。
当时出席院会的委员，仅维持半数（200人左右），而这次会议慑于蒋介石威力，到了408人。就连身体不太好的及年事已高的委员，都一早来到“立法院”。
结果，“立法院”以381票行使同意权。
6月1日，蒋经国荣登“行政院长”宝座。实现了他“合理”接班的第二步。
从此，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
蒋介石终于又松了一口气，他缔造的“蒋家天下”终于后继有人，指日可待。
蒋介石放心是放心了，可自己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健康从此一蹶不振。
有趣的是，当年5月20日，蒋介石到阳台上接受20万人群的欢呼。台湾电视公司担任实况转播，该公司副控室的职员，不知为什么鬼迷心窍似的，在“总统”接受欢呼的画面转到“副总统”的特写时，居然荧屏下端出现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
好像是严家淦在诅咒蒋介石的话。
对于这样一个大喜日子来说，真是大煞风景。
国民党的元老们有人认为是新闻界故意制造政治“巧合”，这兆头比宣统皇帝登基时，摄政王载沣的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咒语还要严重。
事后，台湾当局即派人调查。
也许是“天意”，就在当年，蒋介石的卧车行至士林外双溪官邸路上，突然在交叉道口被一辆某少将驾驶的飞驰汽车撞上。
蒋介石吓了一大跳，本来虚弱的身体等于雪上加霜，遂住进了“荣民总医院”。
这一住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23日，蒋才从“荣民总医院”返士林宫邸休养。
蒋介石毕竟年过吕旬，年龄不饶人，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1974年12月台湾地区发生流感，蒋介石再度因流感而染肺炎，而且因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使用抗菌素药剂，以致病菌抗药性能力增强，治疗十分困难。
1975年1月，蒋介石高烧不退，病情越来越严重。
半昏迷状态的蒋介石突然睁开眼睛，对身边的蒋经国和宋美龄说：“我要见一个人，让他……让他快点来看我。”
来美龄赶紧上前问道：“见谁你说就是了。”
蒋介石喘着粗气，少气无力地说：“把陈立夫叫来。”
其实，自蒋介石人院以后，陈立夫曾经前来探望，只是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病成这个样子。尽管陈立夫心里很明白蒋介石一生对自己的态度，尽管他从内心也怨恨过蒋介石，但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却是一直没有改变的，何况，蒋现在已是弥留之际，还顾得上计较过去的思恩怨怨吗？
陈立夫赶紧来到蒋介石宫邸。
蒋介石眼睛突然一亮，挪动了一下身子，吃力地如陈立夫抬抬手：“立夫，朝这边坐，朝我这边坐。我有话跟你说。”
陈立夫坐在蒋介石身边，把手伸过去，抓住蒋介石那只枯瘦如柴而又颤颤微微的手说：“总裁，立夫听着呢，你说吧。”
蒋介石又喘了几口粗气，眼睛微闭了一下，又慢慢睁开，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颤微微地说：“你和果夫都是总理的好学生仔，也是余的左膀右臂，忠诚部属。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你们对党对国忠贞不二，殚精竭虑，功不可没。”
陈立夫听到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夸奖，内心十分激动，他紧紧抓住蒋介石的手说：“总裁不必多讲了，立夫追随您多年，深得总裁恩宠，所做之事，全凭总裁提携与关照。实际上亦不值得提起。”
蒋介石干咳几声，摆摆手，打断陈立夫的话：“我党有许多久经考验的元老，你和果夫应当其首。多少年来，我们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从政治信仰的一致到性格嗜好的相投，使我们相互鼓励，相濡以沫，真乃知我者果夫立夫也啊。”蒋介石说着眼睛里涌动出混浊的老泪，点点滴滴洒在他和陈立夫紧握在一起的手上。
陈立夫掏出手帕为蒋介石试干眼泪，自己却也抑制不住流出眼泪：“总裁，不要讲这些了，您现在身体很虚弱，安心静养才是。”
宋美龄拿来一条消过毒的热毛巾把蒋介石的脸擦了一下，极为柔情地说：“立夫来看你了，应该高兴才是，大家都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蒋经国也凑过来说：“是啊，父亲，母亲说的对，你的身体重要，千万要爱惜。”
蒋介石又闭了一下眼睛，然后又慢慢睁开，对陈立夫说：“过去臣民百姓喊皇帝万岁，……我党同志也希望我多活几年。立夫，你在医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你认为能活一万岁吗？”
陈立夫说：“人活一万岁，的确不现实，臣民百姓喊皇帝万岁万万岁，也是一种愿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是总裁您德高望重，为党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造福多年，党国之兴盛、国民之乐业，无不念总裁之恩德啊。所以虽万岁皇帝未曾有过，但为民造福者多长寿，这在人间却不乏其例。总裁，您会长寿的。”
蒋介石笑了一声，脸上的肉皮抽搐了几下，用低沉的声音说：“常人说的好，盖棺而定论，孰是孰非，让后人去评说吧
陈立夫安慰蒋介石道：“历史沧桑，弹指挥间，人生未满百，总裁何必要怀千岁优呢。眼下总裁要紧的是珍重身体，党国离不开你，国民需要你呀。”
这时，蒋介石干咳两声，又陷入昏迷状态，他把眼睛闭上，再也不说话了。
医生赶紧实施抢救，3小时后，蒋介石才清醒过来。
陈立夫还要跟蒋介石说起什么，医生示意不让他说话。
蒋介石半睁着眼睛看着陈立夫，似乎还有话跟他说，但他张了几次嘴，却说不出一个字，他的嘴唇干裂出几道竖纹，周围起了一层泡。
陈立夫知道再跟蒋介石说话已经不容易了，望着垂危之中的蒋介石，他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感情，他想起几十年来跟蒋介石的微妙关系，想起蒋介石让他放弃专业来开采“革命之矿”，想起蒋介石对他的思宠信任，也想起对他在感情上的若即若离，想起在历次党内派系斗争中成与败，也想起离开大陆前蒋在众人面前对他的指责谩骂，更想起被逼漂流美国的田园生活，也想起蒋介石邀请他回台定居的情景……
陈立夫的脸上也堆满复杂的情绪，他慢慢站起身来，轻声对蒋介石说：“总裁安歇吧，立夫先回了，改日再来看您。”
蒋介石朝陈立夫点了点头，然后又闭上眼睛。
4．“恩怨俱随哀乐去，泪眼婆娑念旧人”
陈立夫与蒋介石的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
1975年3月26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经奋力抢救才脱离危险。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阳寿不多，便于3月29日口授了遗嘱。
在遗嘱中称自己“自京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酥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其余内容都是训示党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等陈词滥调。
4月5日晨，进入弥留之际的蒋介石竟回光返照，他竟起身坐在椅子上，面带笑容，与儿子交谈。
当天下午，蒋介石感到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
晚11点1刻，蒋介石病情恶化，脉搏转缓，血压下降，经奋力抢救无效，当晚11时50分死去。时年89岁。
当日子夜，台湾党政军要员皆赶到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在别墅中举行了蒋介石遗嘱签字仪式。
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等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把死亡改为“驾殂”。
不折不扣的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
台湾当局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个月为所谓的“国丧”期。
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根据“宪法”第19条规定，由严家淦“副总统”继任“总统”。
当日，严家淦宣誓正式继任第五届“总统”未届满的3年又20天的任期。
在蒋介石治丧委员会一系列人员的名单中，陈立夫的名字列在其中。
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吊唁活动，面对蒋介石僵硬的躯体和黄青瘦的脸，陈立夫掉下了几滴真诚的泪。
此时，蒋经国正处于父丧的悲痛之中。
蒋介石死时，他“随侍在侧，悲痛跪哭，昏迷不省”，痛不欲生之中，以至于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时，手都抖得拿不住笔，好容易把名字签上。
第二天，蒋经国以从政党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致总裁心疾猝发，达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念此孤臣率子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
然而，国民党中常会未批准蒋经国的辞职，勉以“至望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反之孝恩。”“衔哀受命，墨经从事。”
致使蒋经国“不得不强抑悲痛，决定接受中常会之命，以孤臣孽子之心，上报党国。”
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法，与9年前蒋介石“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再提名我为候选人”，“最后大家仍推举我”如出一辙。
依法而论，蒋经国的辞职与国民党中常会的慰留，都是与法相悖的。台湾有人批评为“十分荒唐”。
蒋经国作为“行政院长”，应向“总统”辞职，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要慰留“行政院长”的也应是“总统”，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
既然蒋经国决定接受国民党中常委会的慰留之命，在他“头昏不支倒地跪哭”之后，便站起身来，安定局势，收拾父亲留给他的孤岛残局。
蒋介石统治台湾岛20余年，他这一死，台湾局势引起混乱。
面对时局，当时的蒋经国头脑清醒，悲而不慌，哀而不乱，很快稳住了局面。
蒋经国要求宣传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全面散布哀悼气氛。指示情治人员密切注视社会各界的动态，若有变异，立即采取措施。
蒋经国毕竟也算行武出身，他懂得非常时期掌握军权的重要，只要军队不乱，什么样的局势都好收拾。
他知道，以高魁为“国防部长”、宋长志为“参谋总长”的三军将领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忠贞不二，但为防不测，他还是把一些高级将领作了局部调整。
其中，“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罗友伦调到“联勤总司令”部任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第一副主任王升荣任主任。台湾“警卫总司令部”司令尹俊被免职，遗缺由汪敬煦接任。
在整肃了军队之后，蒋经国又转向国民党内，先解除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的职。
秦孝仪有两个罪名：一是由他所写的蒋介石遗嘱，最后竟带上一句“秦孝仪受命承记”，一并发到军队、学校、电视、电台去宣读，使人感到十分别扭。秦孝仪的名字怎么能和“总统”的遗嘱连在一起呢？似乎也成了遗嘱的一部分？
二是秦孝仪大肆卖弄学问，指定各宣传媒体把蒋介石的遗体一律写成“遗蜕”。
“遗蜕”一词起于道家，道士在他们成仙之时，灵魂出窍，到天上成为仙人，留下的躯壳，就像蝉、蛇脱下的皮。而蒋介石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竟拿道家的典故来比喻，已经是不伦不类，更何况“蜕”是一种空壳废弃物，拿“蜕”来比喻总统的遗体，更是有不恭之嫌。
两个莫大的罪名，使这位曾任蒋介石中文秘书，多年掌管文化宣传的最高领导人物，在“总统”治丧期间，成了蒋经国稳定局势的牺牲品。
蒋介石在遗书中有“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的四句话，这就是今日台湾当局的坚持的准则。
蒋介石生前希望葬在南京中山陵侧，因此台湾当局将其灵枢暂居桃园县大溪镇慈湖，以待将来运回大陆实现蒋之遗愿。
陈立夫作为国民党元老，并以“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蒋介石的丧葬仪式。在整个台湾岛陷入一片哀痛心如潮的气氛中，陈立夫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悲痛与哀伤。他走到蒋介石遗体前，默默地肃立，泪如雨注，心如刀割，欲说无话，欲罢不能。他向蒋介石遗体鞠躬时，背弯到不能弯的程度，而且动作极为缓慢，仿佛怕惊了“沉睡”中的“总裁”。
陈立夫握住宋美龄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夫人，你要保重啊。千万要节哀。”
宋美龄泪雨婆娑，双唇蠕动，半晌只说了一句：“谢谢！谢谢。”
陈立夫又握住蒋经国的手：“总裁谢世，我党就仰仗你了，你也要节哀啊。”
蒋经国此时表现得十分冷静，他说：“您放心吧。”
陈立夫参加完蒋介石的丧葬之后，一连几天都在哀痛中不能自拔，虽然对蒋介石他也曾怨过恨过，但在此时此刻，他念得更多的却是蒋多年来对自己的栽培，没有蒋介石让他来“开采革命之矿”，他也不会活跃政坛若干年，更不会建立辉煌的业绩。
陈立夫感到，自己的这种无限悲哀，也有条件反射之感，即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与此同时，他想起了自己过世的哥哥和父亲，这样，使他陷入哀痛之中不能自拔，直到数日后才作罢。
蒋介石的丧葬之后，国民党的权力之争仍在激烈的进行之中，陈立夫知道自己的官衔都是虚设的，所以有些高级机密也未曾掌握，即便是轮到自己发表意见时，也只是举举手，走走过场，无任何实际意义。
但作为一个国民党的老政治家，他却以政治家的敏锐冷静地观察着时局的动态。
4月6日，严家淦依“宪法”的规定，宣誓继任“总统”。当时，曾有人担心民国五、六年间的“府院之争”会重演，严家淦将扮演70年代的黎元洪。
但事实证明，蒋介石确有“知人之明”，他生前选定为儿子当“滑轮”的严家淦严守本分，甘心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对蒋经国惟有提供帮助而没有制造一点麻烦。
4月28日，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修改《中央组织条例》，保留党员中“总裁”一章。把“总裁’，称号永远留给蒋介石；另在“中央委员会”中设主席一人，并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总揽“全党党务”。
在“中常会”上，由严家淦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而且以起立方式表决。
此时，特务环立会场，气氛十分压抑，“中常委们”谁敢不起立。
于是，蒋经国以满票当选为国民党主席。
这时，对于蒋经国而言，惟一碍手碍脚的只有“母后”之尊的宋美龄了。
虽然，国民党元老重臣们都一致拥戴蒋经国，但“夫人”若有不同意见，这些人更乐意听从，因为宋美龄毕竟是蒋介石的遗霜，且在国民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谁也不敢等闲视之。
蒋经国虽然贵为“主席”，但每有重大决策出台，如果不同宋美龄商量，在情面上总显得说不过去，而先与宋美龄商量，她同意倒好办，若不同意便使蒋经国为难。
这段时间使蒋经国感到很尴尬，好在这种尴尬局面拖得时间并不长。
9月17日，即蒋介石死后的第165天，宋美龄以治病为由，离台赴美。
宋美龄离台的内幕，外人不得而知。
亲蒋的刊物认为这是“夫人深明大义”，有意回避，以便“经儿”放手大干；或认为这是宋美龄悼亡心切，悲不自抑，不愿在老地方触景伤情，换个环境以便保养身体。
但有人猜测，这是蒋经国的亲信向宋美龄施加压力，有些国民党元老向宋美龄提建议，请她离台。
尽管说法不一，宋美龄毕竟是走了。
临行前，宋美龄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
“近数年来，余选遭家人丧故，先是姊夫庸之见去世，子安弟、子文只相继谢逝，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驾，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不行，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
“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病，但不逞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总统一身系国家安危，三民主义之瘠替，中华民国之前途，全担在其一人肩上，余日夜侍疾，祷望总统恢复健康，掌理大事，能多一年领导国家，国家即多一年扎实根基，如是已近3年，不意终于合我而去，而余时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乃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明已罹落，亟需医理。
“莫偕无道行，耻于群小立，避彼轻慢徒，不屑与同席。”
由上宋美龄所言，尤其是最后的一首“圣咏”诗，透露出她是受到蒋经国的排挤之后含恨而走，治病只是借口而已。
宋美龄赴美时，蒋经国及其他要员前往机场送行。
宋美龄离台后，除1976年回台参加了蒋介石的周年祭以外，一直住在美国，不肯回台。
像蒋经国就任“总统”，国民党“双十节”的70大庆，国民党的“十一大”、“十二大”等重大活动。蒋经国都曾请宋美龄回台捧场，均被她婉拒。
宋美龄在美国的侍从，都是由蒋纬国挑选的。
蒋纬国在哥哥“继位”之后，仍倍受冷落。
蒋经国撰写《守父灵一月记》，提及他的夫人、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孙男、孙女等处甚多，却只字不提蒋纬国。似乎蒋纬国根本就没在场守灵，或者蒋纬国根本就不是蒋家的人。
只有宋美龄在场的时候，人们在看到了“经儿”、“纬儿”一左一右，共同搀扶“母后”的“全家福”镜头。
对于宋美龄离台赴美，陈立夫也是颇有感触的。
陈立夫听到宋美龄决定赴美的消息后，曾前往蒋介石宫邸去看望夫人，然而，他在客厅里等候了许久，却不见夫人的面，当时他不知夫人是有要事在身无暇接待，还是故意回避，抑或有别的原因。
陈立夫还在等，无聊之中，他起身走到书架旁，信手翻翻上边的书，无意之中又发现了那本《圣经》，他取下来翻看了几眼，心中涌起一种别样滋味。
受蒋介石排挤，25年前他远走美国，去过隐居生活，其压抑的心态可想而知，当时夫人曾安慰他读读圣经，从耶酥那里得到安慰。
宋美龄当时的确是在安慰他，但那种安慰比挖苦讽刺好受不了多少，所以斗胆上来，他就回敬了夫人：“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耶酥的信任吗？”
当时宋美龄很尴尬，这一点，陈立夫感觉到了。
怨恨之中，陈立夫在美国一呆就近20年。然而，事有凑巧，物有偶合，25年后，堂堂总裁夫人却受“经儿”之排挤，无奈之中，也要远走美国，去过漂流的日子。
历史就这么捉弄人，政治就这么捉弄人，人就这样捉弄人。
此时此刻的宋氏该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陈立夫摇摇头，偷偷笑了一声，然后，把《圣经》放在书架上。
陈立夫回到座位上，还不见宋美龄的面，他只好打道回府。
5．密室彻谈--为后主接班壮胆
1978年，严家淦的“总统”任期届满，坚决要让蒋经国接任。
此时此刻，蒋经国却有些犹豫，因为这个“总统”的名义，他要不要都无损于“最高领袖”的地位，而何应铁、张群等父执辈的元老都在，让他们其中的一位来当这个“虚位元首”，更能显出蒋经国的“敬老尊贤”。
想到这里，蒋经国打算把“总统”的位置先让给元老们干。
这时，谷正纲、张宝树等人都来劝蒋经国继任“总统”。
这些元老们一劝，蒋经国又拿不定主意了，犹豫之中，他想起了陈立夫，他想征求一下陈立夫的意见，在国民党元老中，只有陈立夫没来相劝。
蒋经国是个聪明人，在众多的国民党元老中，他却执意征求陈立夫的意见，是有原因的。他认为，陈立夫在国民党元老中威信最高，这是其一，陈立夫追随蒋介石几十载，虽也有恩恩怨怨，磕磕碰碰，但对蒋家始终忠贞不二，在此时此刻，能够说真话，这是其二；陈立夫在美国隐居多年，虽远离政治，却发愤读书，研究学问，凡事颇有见地。俗话说，旁观者清，关于自己继任不继任“总统”的事，陈立夫必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这是其三。
除此之外，蒋经国与陈立夫之见陈果夫还有一段手足之情，他少年读书时，从衣食住行上都得到过陈果夫的照顾，彼此感情笃深。这一点，蒋经国常当着陈立夫的面提起，并流露出感恩不尽之情。
陈果夫病逝前，蒋经国几次探望；病逝后，他亲自为陈果夫选择墓地，悉心做好家属子女的安抚工作，以表对兄长之情的报答。
陈立夫由美返台，蒋经国亲自到机场迎接，陈国台定居后，又亲自为陈选择住宅，使陈立夫能够安度晚年。
这一切，蒋经国竭尽全力高度负责，然也是实现父亲的旨意。这一切，陈立夫也自然铭记在心。
蒋经国亲自到陈立夫府邱探望。
陈立夫出门远迎，并吩咐家人烟茶侍候，格外热情、亲切，而又自然。
蒋经国落座以后，先问陈立夫身体如何，生活中有没有实际困难，个人有什么要求等等，简直是关怀备至，体贴人微。
陈立夫感谢蒋经国的关心和慰问，同时也觉得蒋经国此时登门，必有要事，正是“总统”竞选期间，蒋经国日理万机，怎么能有闲心专门来看望自己呢。
果然，蒋经国纳人正题了：“我这次来，是专门向您请教的。严家淦的总统已任期满，他极力推荐我继任。连日来，我一直为此事食寝不安。”
陈立夫接过来说：“自回台定居以后，我就说过不问政治了，而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不过，我倒想知道，既然严家涂任职期满，你由副总统接任总统，既合乎宪法，又合乎民意，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
蒋经国：“陈兄，这就是小弟要向您请教的。虽然我接任总统合乎宪法也合乎民意，但我在党内毕竟算不上元老，像您、谷正纲、何应钦、张群等元老，出来一位担任总统要职，给我们掌掌舵，经国会觉得心里踏实，同时，也免得党政军权过于集中而引起别人心里不快，你说是不是啊，陈兄？”
陈立夫呷了一口茶，说：“总裁在世的时候，一直是党政军权集一身，何况，你现在正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以党魁任总统，方能体现党政合一的领导原则，再说，你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均有卓越之成就。你继任总统乃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蒋经国听陈立夫这么一说，心里暗暗高兴，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党务专家，能够这样赏识自己，真有些受宠若惊。这样一来，他心里也就有底了，自己心中的顾虑也自然应该打消。
蒋经国嘴上仍谦虚地说：“陈兄过奖了，在您面前，经国算得了什么。我不愿意出任总统，就是想在元老们中间产生
陈立夫打断蒋经国的话说：“目前，就局势和现状来看，应该是你出任总统的好时机。如果你不当总统，自然也就不便当副总统，如此则总统和副总统都只能在元老们中间产生，这样，却不利于开拓新局和培养下一代。再说，按照宪政体制，总统地位毕竟高于行政院长，以总统身份发号施令毕竟比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掌权更名正言顺，还可以省去很多繁文。”
蒋经国点点头，十分钦佩地说：“陈兄的肺腑之言高明之见，使经国茅塞顿开，既然于党于国于民有利，经国也就担起总统之责。”
陈立夫高兴地把手一挥：“这也是众望所归嘛！”
蒋经国说：“陈兄，在我们党内，我最敬佩的就是您，经国还希望你今后的扶持与栽培。”
陈立夫笑笑说：“立夫年事已高，朽木不可雕也，你们年轻人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党还是大有希望的。”
蒋经国又客套了几句，然后起身告辞。陈立夫一直把他送到门外。
蒋经国这次拜访陈立夫感到很满意，作为未来的“总统”，他深知“元老派”们的位置和分量。
在台湾，元老派不单是指年龄超过75岁以上的权力派，而且主要是指当年随侍蒋介石的党政军高层人物。
蒋经国时代的“元老派”，并无严格界线，习惯上，可指严家淦黄少谷、谷正纲、张群、何应钦、顾祝同、倪文亚。陈立夫、沈昌焕、汪道渊、袁守谦、黄杰、李国鼎等人。
元老派与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有恩有怨，有亲有疏，有分有离。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提携儿子，排斥老臣，老臣们敢怒不敢言。当老臣与蒋经国发生矛盾时，老蒋总是偏向自己的儿子，顺蒋者昌，逆蒋者亡，老臣们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自然也对蒋经国敬畏三分，更何况有了吴国桢、孙立人等人的前车之鉴，老臣们也就更有了自知之明。
严家淦是个极端聪明的人，蒋介石去世以后，他继任“总统”，等届满以后他死活不连任，并极力推举蒋经国继任，这样，既体现了自己的姿态，也说明自己识时务。他心里明白，蒋经国统揽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是蒋介石的安排，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蒋经国当“总统”，只是时间的问题，何必不早日让出去呢？
按道理说，少主对“老臣”必须敬重三分，这一点，蒋经国在上任“总统”之前是十分注意的，更何况他在台湾漫长的政治岁月中，早已与这些“元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所以，元老派的实力和影响还相当大。
有些元老是政治上的常青树，官场上的不倒翁，仍继续留在权力核心；有些元老退而复出，东山再起，重掌大权；有些元老退居幕后，但影响力还在。
正因为这些原因，蒋经国对这些元老们不敢等闲视之，包括对陈立夫这种有职无权的人。
可在1977年底，台湾下任“总统”人选就成了讨论的焦点。
按惯例，“总统”由“副总统”转正，蒋经国在先任6年“副总统”之后，升任“总统”名正言顺。但更多人认为，蒋经国已69岁，再当一任“副总统”。就75岁了，他显然等不得。
果不出人们所料，1977年12月20日，“行政院”通过“卸任总统待遇条例”，到“立法院”为严家淦退休和蒋经国出任“总统”作了最后的准备。
在“总统”选举前的微妙时刻，蒋经国还是请国民党高级人士劝请严氏连任，被严家淦婉拒。
1978年元月初，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致“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并转致“中央常委”的一封信，大意是：
“蒋经国追随蒋公力行国父遗教40年，志节坚贞，勋绩昭著。
“蒋经国无论主持国家大计，实践国民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肆应国际变局，莫不操虑忠诚，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
“蒋经国为国民党提名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有了严家淦的积极卸任和极力推举，又有陈立夫等元老的支持，蒋经国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他的犹豫不决很快变成了坚定不移。
1978年1月7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何应钦在会上发言说：“蒋主席实为本党和国家最有魂力，最有经验，最有创意的领导人。”其他人连声附和。
2月19日，台湾召开“国大一届六次会议”，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总统”，谢东闽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经国正式就任“总统”，一直到1988年去世。
第二十章 期盼统一
1．送嫂夫人朱明
陈立夫在美国过了多年的田园生活，已经养成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他不愿再套上官僚的枷锁。
他要平静地生活，贻养天年。
过了不久，蒋介石让陈立夫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
陈立夫推辞说：“谢谢总裁好意，我早已说过，回台湾定居是为了安度晚年，根本不想再参政议政。再说我现在已年老力衰，力不从心，不宜担此重任。”
陈立夫心里明白，蒋介石给他的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根本没什么实权。蒋介石纯粹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这样做。
蒋介石却极为认真地说：“立夫是我党的元老，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况且现在身体尚佳，再加上在美国这些年的养精蓄锐，理应再为党做些工作，说实话，我党离不开你这样有胆有识有才有德的干将啊。”
陈立夫说：“立夫追随总裁近30年，虽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错误。在美国这些年，我一边养鸡，一边读书，一边面壁思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蒋介石咳了一下，鼻子底下发白的胡子颤了几下，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立夫不要总为过去的失误感到内疚，要说有过，我也有过。”
陈立夫心想，现在你总算能够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了。离开大陆时，还骂打败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CC派呢！
蒋介石接着说：“我看立夫就不要推辞了，择个时间上任吧。”
陈立夫谦恭地说：“那立夫就再次谢总裁栽培了。争取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党国再做些事情吧。”
过了一段时间，陈立夫果然上任了。
就像他想象的一样，都是空有虚名的官衔，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事情。在美国这些年，他生活的很充实，也很有规律，养鸡、读书、写作、练书法，每天忙忙碌碌，却不感到累，而且很乐观。
台北的阳光和人情味都带给陈立夫在美国时没有的欢笑。
他住在天母大街，逐渐有了小规模的私交生活。每星期抽出两天的时间去外边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会客。
陈立夫的客厅里养了很多花。夫人孙禄卿是个十分爱清洁的女士，每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窗明几净，物见本色，花也养得鲜活美丽，生机盎然，一进客厅就给人一种春光似锦，无限温馨的感觉。
陈立夫的书房也非常讲究。
20多平米的大书房，靠近墙也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几千本藏书分文学、历史、医学、科学、书法等几大类。其中有一个书柜完全是他自己的著作，有许多是付本，若有文友和部下求书，他便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恭敬地送给他们。
书房里除了书以外，就是文物和工艺品，一大部分是从大陆带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美国带来的，这些东西，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也有父亲传下来的，他很珍惜这些东西，一直视若珍宝，百倍爱惜。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品一品，觉得是一种享受。
由于平时没多少事可做，他就苦练书法，真、草、立。篆、行，不管什么字体都练，不管什么帖都临，然后，他又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说是临帖，实际上，陈立夫早已养成了读帖的习惯，他把每个字的间架结构认真细读，反复揣摸，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便运用自如。
回到台湾不久，登门求学的便门庭若市，没办法，他还是有求必应。
除了练书法、读书以外，陈立夫的另外一大兴趣，是喜欢和知己者在一起谈天说地。
他的书房里常常是热闹非凡，有时能聚起十几个人，有同龄人，也有忘年交，有文人墨客，也有政府官员，或其他人士。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格外有兴致。
陈立夫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感到非常开心，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时候，当年政坛上的失意，还是他乡的凄苦，便云消雾散。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比在美国时健康了许多，原来患有的肝病已经痊愈，肠胃病虽然没有全好，但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说起身体好的原因，陈立夫说一是环境变了，心情也舒畅了，思想上负担轻了，身体自然也会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夫人照顾得好。他常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夫人，不仅相貌出众，才华出众，而且贤淑达理，对自己关怀备至，体贴人微。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在大起大落中垮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夫人，做自己的坚强后盾。
陈立夫对陈果夫的遗孀朱明也倍加关照，他常和夫人孙禄卿一起去嫂夫人家，一起谈天说地，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困难，清明节，他们一起为果夫扫墓。叔嫂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和睦，被人交口称赞。
后来，朱明女士也得了肺病，刚开始，她自己还不相信，但后来不断咳嗽，甚至痰里带血，才去医院作检查，经X光透视，确诊为肺结核，跟陈果夫是同样的病。
朱明跟陈果夫一起生活多年，深知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想起来，很后怕，曾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陈立夫夫妇知道此事后，赶紧过来劝慰朱明，让她想开些，病情会好的。
朱明住院，陈立夫夫妇轮流陪床，并四处给她打听偏方，亲手煎药服侍，使朱明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次，朱明偶然说起陈果夫去世的事，她很动情地说：“当时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人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临死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想他肯定想说些什么，可是当我把耳朵俯在他嘴上时，好长时间，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直到死……”
陈立夫被朱明说得也动感情了：“嫂子快别说了，我对不起果夫兄，也对不起嫂子你，在他弥留之际，多么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啊，可是，作为同胞兄弟，我却远在他乡，未曾回来看兄长一眼。唉广
朱明知道自己太动感情了，赶紧说：“你也是没办法的，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和你出走的原因，果夫也理解你。你走后，他经常提起你，直到他死，也没怪罪过你，反而很同情你。”
陈立夫掉下了眼泪：“从感情上，我是欠果夫兄的债啊。从小的时候，他就拉扯我，送我出国留学，从经济上资助我，生活上关心我，我毕业后，又带领我从事政治事业，果夫见对我功德无量，可我却没最后见他一面，我有愧啊……”陈立夫这么一说，朱明也哭起来，孙禄卿也哭了起来。
朱明擦干眼泪说：“立夫弟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起这些。”
陈立夫仍抽噎不止。
孙禄卿为丈夫揩干眼泪。
陈立夫抽噎着说：“果夫兄离开人世之际，我们没在身边照顾过他，想起来的确心中不安，然这种债务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照顾好嫂子您的身体，这样，在瞑瞑地府的果夫见就会原谅我们的。”
朱明说：“立夫切莫这么说。生死别离，是别无选择的，再说，事过境迁，立夫不用总挂在心上，你们史弟的手足之情，我是知道的。”
这天，3人在一起整整说了一个上午。
后来，朱明的病情不断恶化。由吐血到肺里化脓，跟陈果夫的病情晚期十分相似。她的身体一天天渐瘦，脸色变得蜡黄，四肢无力，呼吸微弱，已经病人膏盲。
陈立夫夫妇昼夜守护，精心照料。
朱明用颤抖的声音说：“立夫，禄卿，看来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用多少也无济于事，就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吧。”
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一日，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张宝树邀请他到“中央党部”与有关负责人公开谈谈。
陈立夫听后感到有些激动，曾想去，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虽然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绝对不是在“中央党部”这种场合。
陈立夫却又后悔自己没有去。在某一天，他突然一个人跑到“中央党部”拜会，而且当着各位党部要员的面，发了一通颇具政治色彩的言论。
陈立夫发表这番言论，讲得可谓痛快淋漓，一发不可收拾，各位党部要员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精彩演讲，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